循环经济伦理责任担当研究

摘要：循环经济的发展，关乎政府、企业和公民的责任。但目前各方主体担当的责任侧重于法律明确规约的责任，而忽视主体内在约束的伦理责任，缺失为大自然担当的生态责任，由此导致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不足，也掣肘其全面发展。约纳斯的责任伦理学说为循环经济发展主体承担的伦理责任提供理论上的合法性辩护，要求主体正确对待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考量自然生态利益和子孙后代利益，遵从政策的引导，伦理的约束，全面发展循环经济。

关键词：循环经济；责任伦理；约纳斯；生态；台州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要求我国经济的发展必须是生态的、绿色的。作为生态经济发展典型形式的循环经济，既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需要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又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需要全方位推进，从“点”和“线”的小循环、中循环，发展到“面”上的大循环，即构建从企业内部的小循环、生态循环型产业和产业集聚区的中循环，到家庭的垃圾分类以及整个社会的“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体系。循环经济的发展，既需要政策的引导、制度的保障，也需要伦理道德的规制。但目前政府的主导责任、企业的主体责任、公民的参与责任还没有得到有效地担当。约纳斯的责任伦理学说——对未来后代和整个自然界担负实质责任，归根结底又是对嵌入到自然和社会之中的我负责任——可以为发展循环经济的各方主体担当的责任提供理论上的合法性辩护。

一、循环经济与责任伦理

我国于2009年施行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对循环经济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循环经济是指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进行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活动的总称。”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在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能够最有效的利用资源，能够最低程度的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和伤害，追求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统一的目标。但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在资本逻辑的助推下，理性经济主体的决策与行动更多的是围绕利润而展开，往往置自然生态系统平衡于不顾，结果是个体的理性导致集体的无理性。再者，由于环境是公共物品，经济主体行为对环境造成的伤害难以被发现和核算，该主体往往会忽略此外部成本。尽管《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了赔偿责任、法律责任和刑事责任，2015年中国更是实施了史上最严的环保法，对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污染环境和损害生态的行为进行了严密监督和严厉惩罚，如按日计罚、行政拘留、侵权责任和连带责任，但并没有杜绝企业污染环境、破坏环境的行为。有法可依，有外在的强制和规约，这是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之幸，但主体承担的生态责任更需要出自伦理道德自觉自律的内在约束。“责任”是伦理学非常重要的基本范畴。在传统伦理学的视域中，道德责任往往被理解为事后承担的责任，有因有果，这是因果性的责任,是“人们对自己行为的过失及其不良后果在道义上所承担的责任”［1］，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功利主义的责任观。但强调行为者对已造成的错误或后果承担责任的伦理学在当下存在不足之处，如对未来（包括人类的未来和自然的未来）缺乏关切，对预测性后果缺乏恐惧，相应地也就缺乏对自然和子孙后代的关怀、保护的责任担当。康德反对功利主义责任观，提出自己义务论的责任观，认为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而责任，是尊重规律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即尊重具有普遍必然性的、不计较功利得失的“绝对命令”：“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2］在技术出现异化、生态出现危机的当下，康德义务论的责任观也有局限性，即为之负责任的对象仅限于有理性的存在者——人，而人毋须对自然讲道德，人却可以为自然立法。德国哲学家约纳斯的责任伦理观，则避免了事后负责的责任观和仅仅对人负责的责任观存在的缺陷。他的责任概念从康德出发，但又超越康德，超越传统责任，认为伦理关系源于人的存在的基本事实，即人存在，而且是被嵌入到自然和社会之中存在着，这一基本事实对主体的人发出“人类应该存在”的道德吁求，同时对作为大自然最高目的的人发出了“大自然应该存在”、“未来后代应该存在”的道德吁求。约纳斯的责任伦理不是功利性的，也不是交互性的，而是要求如同父母对孩子施予不求回报的关怀、教养与奉献那样，去守护子孙后代和大自然，要求如政治家们那样谋求民众的长远幸福。约纳斯的责任伦理是面向未来的，是对预测的未来后果的忧惧而尽的自然责任。他认为，自己对后代的关切和责任，对整个自然界负责，归根结底是对嵌入到自然和社会之中的我负责任，“‘首先要保证孩子的纯粹存在，然后才有他的最佳存在’，……‘首先要有人类存在，然后人类的好生活才有可能’。”［3］约纳斯的责任伦理可以为人类承担的伦理责任提供理论依据：既然人的普遍生活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那么人就必须对自己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负责，必须对经济生活造成的对他人、自然、未来后代的影响负责。

二、台州市循环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台州市以台州湾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为引领，构建了医药化工、再生资源、海洋经济等循环产业链和产业体系，形成台州化学原料药产业园区、金属资源再生产业基地等一批循环经济产业基地。生态循环农业体系建设顺利推进，已在全市范围内推广了以沼气为纽带的生态循环模式和以秸秆为纽带的食用菌生产循环模式，创建了椒江东部省级生态循环农业等11个省级生态循环示范区，创建了仙居和天台两个省级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县。根据《2016年台州市政府工作报告》、《台州市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文件披露的数据显示，台州已建成临海括苍山风力发电场等4个，在建的有4个；2015年，全市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95%，秸秆综合利用率87%，主要再生资源回收率86%，再生资源利用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已建设污水管网349.5公里，完成了860个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项目村建设，城镇的生活污水进行了集中处理，处理率达92.51%，城镇的生活垃圾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处理率达100.0%；2016年台州市区PM2.5年均浓度为36微克/立方米，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全年中达到二级标准以上的天数有328天，占到89.9%。由于成效显著，台州市2015年被评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同年成功入选2015年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县）建设地区。台州市的循环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高级要素短缺。美国经济学家麦克尔•波特认为，决定一个国家某种产业的竞争力，主要有四个双向互动作用的要素，如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企业的战略、结构、竞争对手的表现。其中生产要素可划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高级生产要素包括现代通讯、信息、交通等基础设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研究机构等等。一般情况下，高级生产要素需要花大额资金才能拥有，如高价从外部获取，或者由自己大量投资创造。近年来，台州高级生产要素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如建立了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浙大台州研究院、北大台州科技园、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台州创新中心科技园、浙江加州国际纳米技术研究院台州分院等科研创新平台；拥有台州学院和台州职业技术学院等本地高校科研机构；实施了“500精英计划”，大力引进“国家千人”专家，“省”专家。但是相对于循环经济发展的需求而言，台州高级生产要素仍相对短缺，而且处于启动运行阶段的科研创新平台的活力和成果的产出仍需要假以时日，研究机构等高级要素之间的合作和互利共赢的规模效应仍有待激发。由于本土高校科研机构和研发部门因人才和资金等方面的原因，科研能力、服务能力和创新能力仍相对较弱。目前台州全社会R&D（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仍处于较低水平，2%左右，这就制约了生态科技的自主研发和运用（根据国际经验，只有达4.5%以上，才能达到发达国家具备的自主创新水平。）。此外，港口、机场、轨道交通建设也存在滞后现象，重大基础设施和高端开放合作平台建设有待加快，港湾等优质资源潜力尚未充分转变为现实生产力。二是循环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末端资源循环利用和处置能力有待提升。台州市2016年9月相继出台了《台州市循环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台州市创建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行动计划2016-2019》，规定了循环经济法发展的总体布局和行动纲领。但也指出了存在企业循环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末端资源循环利用和处置能力滞后、监测评估体系不健全等问题。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外在的约束和惩罚机制的不健全或不完善，另一方面在于技术限制，如生态技术或监测技术不够成熟从而难以破解“外部不经济”的难题。此外，因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方面的原因，政府、企业和个人主体致力于循环经济发展的积极性未能充分调动起来，缺失道义的内在约束，企业和公民个人的伦理责任未能有效担当。三是政府的引导作用和支持力度有待加强。麦克尔•波特在“钻石理论”中提出，产业的竞争力除了得益于以上提到的四个要素之外，政府的影响因素也不容小觑。虽然经济的发展活力更多地是依赖市场的调节，而不是由政府来决定如何配置资源以达到最适当的竞争优势，但政府能够宏观调控，为产业发展创造所需要的环境：通过政府采购影响需求，通过政策和规范的制定，维护市场的秩序和公平公正，必要的时候政府会直接投资到企业不愿或无力投资的领域，如需要巨额资金又有巨大外部成本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台州虽然形成了核电为主，火电、水电为辅，抽水蓄能发电配套，风电、潮汐电互补的能源格局，但由于风力发电“看天吃饭”和较高成本，台州市风力发电发展仍然面临困境。四是公众参与循环经济建设的意识有待提高。循环经济建设需要社会各界的积极关注和参与，并落实到具体的个人。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看到公众对自身的环境权知之甚少，也较少主动关注资源环境和生态信息，更不用说主动参与循环经济建设了。台州市尽管做了很多宣传，但仍有不少市民对于循环经济的具体措施就不是很了解，对台州湾产业集聚区的地理位置和具体运作也不太清楚，对于垃圾分类的详细规定和操作也知之甚少。更遗憾的是，台州高校的大学生群体中，大部分缺乏对当地循环经济建设的关注和有效的参与。可喜的是，台州市已在搞试点，利用高科技和利益激励等措施鼓励市民参与到循环经济建设中，如黄岩区凤洋村垃圾分类就是运用RFID（无线感应）系统，通过射频匹配，读取倾倒垃圾行为，进行积分奖扣，和福利挂钩起来。此类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还局限于小范围，有待普及和推广。

三、台州市循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伦理责任担当

台州要实现经济方面的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和绿色发展，除了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条文、奖惩分明的规章制度进行外在的规约外，还需要弱化功利性的色彩，从伦理道德方面呼吁各方主体自觉承担生态责任。（一）正确对待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经济学家李嘉图、穆勒等人认为自然资源是无限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为没有稀缺性，所以没有价值。然而，认为自然资源使用无限，就像空气一样，可以任意呼吸，不用出钱购买，人们就不会去珍惜；认为自然空间无限，人们就会把自然空间当成可以任意接受废弃物的垃圾桶；出于理性经济人的思维模式，若无监督，经济主体一般会忽视其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把环境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和周围其他主体。正是由于环境污染的滞后性，造成风险的外溢和外部成本难以测算，以及地区环境边界的无法分界造成部门和地域环境资产价值的破坏，造成环境资产的贬值，并进一步降低各地治理环境的积极性。为了保护自然环境，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5年9月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了树立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理念。只有承认自然生态是有价值的，如所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们才会有更大动力去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在促进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增值的过程中，也得到合理回报和经济补偿。我们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需要合理配置自然资源，同样也需要利用市场机制来保护自然环境，这首先就要求政府、企业、公众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看成稀缺的、有价值的，是社会大众共有的福利资本，如说的，“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从而要有限制性地使用，将生态环境纳入经济循环过程中参与定价和利益分配，同时加以保护和修复，这才是会算长远账、整体账和综合账。要明确的是，自然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整体，不可能被完全地拆卸分割，因而在进行自然资产评估、生态补偿时要有长远的眼光和大视野，警惕给自然定价这种经济行为导致对资源和环境重要性的贬低,仅仅看到自然的经济价值，而忽视其重要的非经济价值，如罗尔斯顿所说的生命支撑价值、消遣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使基因多样化价值、文化象征价值、塑造性格的价值、多样性与统一性的价值、稳定性和自发性的价值等［4］。（二）加强政策引导，完善制度保障约纳斯认为，政治家的使命既为民众的当下谋福利，也要为未来谋福利。在当代，就是要求政府能够关注到自然的经济价值和非经济价值，高瞻远瞩地制定方针政策，引导和推动循环经济全面发展。台州要发展循环经济，同样需要创新科技，使用生态技术，确保在改造自然界的活动过程中既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又能最大限度的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能够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和修复自然。然而，生态科技的研发、试验、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以及高端人才的引进都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实力不够雄厚的中小企业一般不会冒短期利润受损、长期利益不确定的风险。这就需要政府加强政策引导，出台完善专项资金补助、贷款贴息、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加大对生态科技基础研发的扶持力度，支持科研院所和企业引进培育高层次人才，促进高级要素的集聚；完善技术入股、技术人员持股经营、生态技术成果奖励、政府对当地循环经济企业的产品绿色采购等政策，激发技术人员和企业投入到循环经济的建设中；加大对清洁新能源技术（如风能、核电、生物质能、潮汐能）、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等海洋高新技术、节能环保技术、新材料技术（如电子信息材料、先进高分子材料、绿色建材）等开发和应用的支持力度。此外，充分发挥台州湾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的示范效应，带动、辐射其他全市循环经济的发展，加快港口、机场和轨道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使港湾等优质资源潜力充分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伟大的政治家潘恩说过，只有制度才能弥补人们德行方面的天生缺陷。对于有个体利益诉求的政府官员，对于追求利润的理性经济主体，如果没有外在的制度规约和监督，很难促使其考量他人利益、社会利益、自然利益和后代人的利益。对此，需要改革政府绩效评价机制，领导干部的升迁或离任都要考核在任期间和离任之后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使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和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得到切实有效地执行。企业作为循环经济发展的主体，同时也是追求经济效益的理性经济主体，是不会主动担当环境外部成本的，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循环经济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经济发展方式，市场对这种外部性是失灵的”［5］，故而需要政策的引导和法律制度外在力量的规约，如引导传统产业进行结构调整，引进环保设备，生产节约型、智能型、生态型产品；强制淘汰落后的技术、工艺、设备、材料，停业或关闭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企业；对污染环境和排放超标的企业予以重罚、严判；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绿色产品统一标识制度；建立健全排污权、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等。（三）强化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的一致性，激发企业主体自觉担当生态伦理责任基于利益的考量，企业理性经济主体必然在循环经济建设中追逐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不管是研发或使用生态技术，还是清洁生产、减少污染，最终都是因为有利可图或避免利益受损。因而在外在的引导和惩罚机制的规约下，企业会停止其高排污、高能耗行为，投入到清洁生产、生产生态产品的循环经济发展中。但法律政策总有滞后之处，监督总有不到位的情况，因而还需要采取其他方式，使法律政策得到企业的认同，使内在的自觉监督和自我激励在企业中成为常态。如政府尊重企业的主体地位，听取企业的利益诉求，以“店小二”的热情服务企业，让企业派代表参与政府对环境治理的调查论证、意见收集、政策制定或修改等决策或制定环节，使这些法律法规、政策和措施得到经济主体的普遍认可和接受，确信人类共同体及生态共同体的利益与自己特殊的利益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只有这样，企业才会懂法守法，才会积极发挥主体性和主人翁意识，自觉遵守由自己参与制定或完善的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遵循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使环境污染成本内部化，自愿担当保护环境、善待环境的生态责任。同时积极加强与所在地高校、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利用高校的资源和人才，共同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把知识转变成现实的生产力。为了基业常青，为了共同生存家园的可持续性存在，企业还应该适度让利，比如无偿举办环保活动，捐资发展环保事业等，目的既是呵护人类后代的利益和大自然的利益，也是实现自己的长远利益和未来利益。约纳斯认为，对子孙后代和大自然的未来责任要求我们如同父母对子女的关心、爱护那样，认识到个体与自然、社会生活的整体性，从而在普遍性生活中积极主动去保护自然环境，为后代及大自然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而尽不求回报的责任。反过来，对后代的关切和责任，对整个自然界负责，归根结底是对嵌入到自然和社会之中的我负责任，看似为未来，其实也为当下，看似为他人，其实也为自己。（四）宣传教育，促进公众参与循环经济的日常化、常态化宣传教育需要政府、企业、学校和家庭全方位合力、联动，如此才能更好地普及循环经济发展的相关知识和垃圾分类常识。政府采取的形式是通过政府各部门、各基层组织的官网，广播电视报纸宣传，政府各部门、各基层组织的公众号推送，通过文件传达，宣传资料手册发放，开展宣传活动等；企业采取的形式是公司网站宣传，公众号推送，产品宣传册宣传，产品做赠品发放宣传，举办促销与宣传合一的活动等；学校采取的形式是开设相关课程，把循环经济发展的相关知识和垃圾分类常识渗透于其他课程中讲授，学生开展社团实践活动（如参观工业园区、台州湾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等），举办相关的知识竞赛或辩论赛活动，请专家讲座等形式。家庭采取的形式是直接的，即通过以上各种方式接受相关知识，然后直接付诸行动，对厨余等垃圾进行分类、定点投放。如前面提到的凤洋村，这些成功的试点就需要宣传、推广和普及。循环经济的发展，既是为了保护大自然的利益、子孙后代的利益，也是为了维护人类自身当下和长远的利益。作为其中一员，每一个人都应该积极参与到循环经济建设当中，并使之成为日常化和常态化的要求，如在日常生活中对每一滴水的珍惜，对垃圾的分类，不使用一次性产品，以坐公交车、骑自行车或步行作为绿色出行方式；在购买环节尽量购买节能节水产品、绿色照明产品、再生产品、绿色建材、再制造产品；在工作中和生活中尽量减少废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积极植树造林，修复自然生态环境等等。此外，还需要个体融入到组织和集体中，如加入政府或非政府的环保志愿组织，凝聚成1+1＞2的合力，积极宣传环境保护和循环经济方面的知识，定期或不定期地参与环境保护的志愿活动和公益活动。

参考文献：

［1］朱贻庭.伦理学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78.

［2］［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8-39.

［3］方秋明.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汉斯•约纳斯责任伦理学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78.

［4］［美］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M］.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4-35.

［5］段学慧.经济利益驱动机制：循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基于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分析［J］.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2（9）.

作者:黄翠新 单位:台州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