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理论与策略的新改变

始于2007年中期的次贷危机沉重地打击了全球经济，世界各国，特别是众多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深陷金融市场崩溃和投资欲望消退所带来的经济衰退之中。为了消除危机对于本国经济的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各国政府纷纷摒弃长期奉行的经济自由主义，转而采取各种强有力的经济政策刺激本国经济，以求脱离危机的泥潭。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作为各国政策决策者的思想基础的西方经济理论，以及与之对应的经济政策也都在危机的影响下，出现了很多剧烈的新变化:在研究方法上逐渐摆脱了对于经济数学的迷信，转向更为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在政策选择中，通过对于行业和企业实施更加严密的监管，取代以往放任自由的传统;在对外关系上，各国通过在WTO框架内各种规则许可的保护性手段，强化对于本国市场、本国经济的保护，这些现象的出现也许将代表着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选择的又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的到来。

一、从经济数学化转向研究方法多样化

在危机爆发之前，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数学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国际上主要的经济期刊都大量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数学模型与数学推理，运用数学方法解释经济现象，预测经济趋势，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研究的主流。然而本次危机却暴露出纯粹的数学研究的机械性等缺陷，这也促使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转向更为多样化。事实上，在西方经济理论诞生之初，历史研究法与比较研究法往往是这一时期学者进行理论研究的主要方法，在斯密、李嘉图，以及李斯特等西方经济学说的先驱者的理论体系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特征。在这一时期，学者们更多的是针对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特别是经济发展的概况与政府的政策选择的政策效果，进行深入的研究，细致比较不同经济条件下的产业演进规律与政策选择的差异，从中抽象出具体的经济理论。美国的老制度学派和德国的历史学派更是这种注重历史研究与比较研究的传统在早期西方经济理论体系中的地位的客观反映。［1］

只是到20世纪初期，伴随着边际革命与凯恩斯革命，数学工具开始在西方经济理论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并成为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主流研究方法。经济学家发现利用数学语言进行经济研究，相较于广泛运用文字和图表的传统研究方法，在表述上更为简洁、准确，在逻辑上更为严密、精确，同时通过构建数学模型，可以更为容易地得出单纯依赖文字和直觉难以发现的结论，通过比较不同数学模型的假设前提或论证过程，可以更为直观地把握不同经济理论学派的内在区别。［2］由于数学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这些内在的优势，当20世纪中后期，经济研究数理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潮流，在西方主要经济院校，以及经济期刊中，经济数学化已经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随之带来计量经济学、经济统计学、数理经济学等与数学密切相关的经济学科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一大批数学家摇身一变成为知名的经济学家，而赢得极高的声誉，而与之相对，运用非数学方法进行经济理论研究则被视为异端学派，而广受排斥。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中，具有重要历史影响的演化经济理论与制度经济理论的产生之初，往往强调制度分析、隐喻、回溯等研究方法，一度成为强烈反对经济数学化的斗士，然而，随着这些经济理论被主流经济思想所接纳，特别是以上学派的学者为了减少主流经济理论对它们的攻击，以求能够赢得学界的认可，他们往往选择在研究方法上向主流经济理论妥协，把主流的数理研究法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尝试把数学方法应用到自己的研究过程中，用经济计量方法替代以往的文字研究与逻辑过程，因此，到次贷危机发生之前，即便是在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现代意义上的异端经济理论体系中，经济数学化也已经成为共同的趋势。尽管在危机之前，在西方国家的一些经济院校已经产生了对于经济数学方法过多的应用于经济理论研究的争议，［3］数学计量方法与传统经济研究方法之间的优劣比较也屡见于文献之中，［4］但是经济数学真正受到最为广泛的质疑，仍然始于本次危机。如果经济学数学化真的如同众多主流经济学者们所说的那样是一门严谨、精确的科学的话，那么既然全球有如此众多的经济学者运用经济数学方法研究经济发展状况，并以此来预测未来经济发展趋势，那么就应该有人能够通过精确的构建数学模型的方式，预测到次贷危机。然而次贷危机的发生，却完全超越了众多经济模型的预测，全球没有一个学者可以通过数学方法提前预测到这场浩劫，而唯一相对准确预测到本次危机的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却是运用传统的历史研究与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对比美国经济形势与以往危机的发生条件，而预测到这次危机的发生。这也促使众多西方经济学者反思过于依赖于经济计量方法与经济统计方法的主流经济研究方法的不足，开始探求更为多样化的经济研究方法。

2008年11月，英国女王到伦敦经济学院视察，向经济学家们提问:“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信贷紧缩的到来?”英国皇家社会科学院针对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并于2009年7月22日，由蒂姆•贝斯勒与彼得•罕尼诗向女王上书回答女王的提问。他们认为是由于没有从国内外诸多智者处集思广益，从整体上理解系统风险，才导致了这场危机，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提出强化不同部门之间的协作，以管辖相互关联的不平衡等建议。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回答更多地强调危机发生原因的复杂性，却并没有正面回答女王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他们所广泛采用的经济数学方法没能提前通过构建模式的方式预测到这场危机。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雪拉•唐、彼得•厄尔斯蒂、约翰•福斯特等10名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于2009年8月10日向女王上书，提出是由于只关注数学技术工具和构建无约束的正式实证模式的狭隘的研究方法造成了经济预测的失败，而这种缺陷在很多前沿经济学学术期刊和部门中为寻求数学工具而寻找数学工具，从而进一步加剧。这些经济学家进而倡导一种更为注重事实，关注历史、机构、心理学和其他高度相关因素的经济研究方法。［5］

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危机以后，经济学界开始怀疑以往的经济数学化的科学性，经济数学化在现代经济研究方法中的主导地位开始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数学工具只是一种纯粹的研究工具，在马歇尔等早期经济学大师看来，数学工具甚至只是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较为次要的辅助工具。然而20世纪中后期，经济数学化却成为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发展的重要趋势，有没有运用数学工具，是否构建了复杂的数学模型，成为评判经济研究科学性的根本标志，从而陷入了严重的数学依赖症。然而过于迷信数学手段却使得现代西方经济研究反而脱离了经济事实，而陷入空洞化、虚拟化。［6］尽管众多经济学家在危机爆发前，运用各种数学方法，构建了众多复杂的数学模型，针对世界经济进行了深入的预测，然而却没有一个学者、没有一个经济理论能够成功地预测到这场严重的危机，这恰恰反映了经济数学研究方法的不足，在这一历史事实面前，我们甚至可以说经济数学化恰恰将现代西方经济学引向了歧途。［7］正是由于危机的爆发，更多西方学者开始认识经济数学化的不足，从而开始寻求运用更为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传统的历史研究、比较研究，以及一度被忽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开始在西方经济研究中重新崛起，现代西方经济研究方法，也从经济数学化的一枝独秀，走向了更为多样化的百花争鸣。

二、从经济自由化走向更为严密的监管

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经济自由主义与经济干预主义的斗争。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最早为经济自由主义确定了基本原则。这些经济自由主义学者推崇市场机制的功能，相信市场机制的自发运行能够保证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政府干预往往会扭曲价格信号的运行机制，甚至会由于造成普遍的寻租行为，影响利益的重新分配，从而损害社会福利，因此，从斯密开始，自由主义者往往宣扬政府的功能就在于通过制定规则，来保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从而充当国民经济的“守夜人”，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好的政策就是根本没有政策”(Bartett，Krauss，1985)。然而大萧条的出现打破了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等经济自由主义者对于市场机制的迷信，间歇出现的经济危机和普遍的失业的存在，表明他们所信奉的市场机制并没有能力如他们在经济理论中所论证的那样保证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行，更没有能力保证充分就业的长期实现，这才引发了“凯恩斯革命”，从而催生了由政府通过强有力的财政、货币政策，对于国民经济实行干预，弥补市场机制在熨平经济波动和刺激创新投资方面的不足，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正是得益于“凯恩斯革命”，即使在自由主义思想流行时期也没有完全消失的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的合理性才第一次在经济理论上得到确定，从而催生了现代宏观经济管理理论。尽管凯恩斯主义并没有根本消除经济自由主义在西方经济理论界的影响，但是随之而来的战争所引发的西方主要国家之间的政府军事管制与军事采购，以及严密的政府管制，特别是战后依靠强有力政府作用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日本的兴起，使得管制主义取代自由主义，成为战后初期主导西方经济理论的重要思想。在凯恩斯主义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经济自由主义者并没有甘认失败，而是对其理论进行了很多剧烈的变革，甚至将凯恩斯主义的部分政策观点吸纳进自己的理论框架。当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在滞胀面前手足无措之际，供给学派、货币主义很快向凯恩斯主义吹响了总攻的号角，在他们的领导下，里根政府、撒切尔政府都采取了很多自由主义改革方案，这些经济理论尽管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然而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经济自由主义重新在西方经济理论学界赢得主动，并在20世纪80～90年代在理论与实践领域重新确定了自己的主导地位。

20世纪90年代，当拉美经济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与经济危机而不能自拔，当苏东国家面临苏联解体后的振荡之中，当经济一度高速增长的东亚经济在1997年金融风暴的打击下危机四伏之时，在一些经济自由主义者的倡导下，并在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①［8］的支持下，在这些国家兴起一场以“自由化，私有化，稳定性”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改革，这也就是著名的“华盛顿共识”，它也代表着经济自由主义在经济理论学界与实践中的全面夺权的实现。然而次贷危机的爆发，却又一次将经济自由主义推向了争论的风口浪尖。尽管学术界对于次贷危机的产生根源众说纷纭，但是公认的结论是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对华尔街的自由放任直接为本次危机埋下了祸根。即使一贯坚持自由放任思想的格林斯潘也承认自由市场理论存在缺陷，无拘无束的自由市场并不一定是良好的经济的根基。为了消除危机对于本国经济的伤害，更是为了挽救处于危机中的本国企业与本国经济，即使是在公认的自由主义的大本营美国，政府也纷纷采取了各种强有力的政策，向深受危机打击的领导企业提供直接经济支持，通用汽车、克莱斯勒、花旗银行等知名企业都曾经获得美国政府的巨额注资，像AIG等面临生存危机的知名企业更是一度被政府所接管，政府希望帮助这些曾经辉煌无限的跨国公司重铸辉煌。①而这些救市政策明显与经济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市场机制所对立，在危机面前，曾经成功克服大萧条的经济干预主义思想又重新在理论与实践中赢得了与经济自由主义的对决。在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个人与企业等市场主体是具体的决策者，它们通过自由市场竞争来保证经济运行的效率，通过市场中众多的市场主体的决策行为共同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在这样的运行机制下，政府只需要通过立法，保证市场的运行秩序，并不需要真正的干预各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然而次贷危机以来，我们看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纷纷通过一系列的立法活动，建立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监管机制，2010年7月21日，奥巴马签署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政府不再默认金融企业在金融市场中自发的竞争行为，而是通过更为严密的法律框架或政策引导机制，限制或者引导微观市场主体的决策行为，从而克服自由市场机制所造成的市场失灵与经济动荡，这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在危机的打击之下，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又一次失去了在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界的领导地位，从而引导西方经济政策的又一次剧烈变革。

三、从自由贸易转向更为隐蔽的贸易保护

尽管在西方经济理论产生之前的14～15世纪，重商主义推行的保护贸易理论在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之初的西欧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也正是重商主义的保护贸易理论限制了新兴的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大，从而制约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空间，这也直接催生了亚当•斯密的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产生的目的就在于宣传自由贸易，从思想上彻底清除重商主义的保护贸易理论对西欧国家政策制定者的影响，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从而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寻找更为广阔的原料产地与产品销售市场。在斯密及其继承者的理论框架中，每一个经济个体，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国家，都在生产某些产品中拥有绝对的或者相对的成本优势，如果它们能够扬长避短，力行分工，将能够有效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资源，增加社会生产，提高经济效率。在国际贸易方面，这一思想就表现为，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应该取消以往对于国际贸易的限制，根据自己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绝对成本优势，或者比较优势，科学合理地选择自己的产业布局，通过国际贸易，利用出口自己所生产的优势产品所创造的收益，进口自己不具有生产优势的产品，这必将加快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经济史上，英法等早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被认为是自由贸易理论的倡导者与实践者，然而，事实上，即使在斯密与李嘉图的祖国———英国，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也从来没有实现过，英国政府对于本国商品市场的贸易保护始终存在，在很大意义上，他们更多的是要求经济上落后于他们的其他国家，“做我所说的，而非学我所做的”(Chang，2002)。

就在斯密出版他的宏篇巨著《国富论》的当年，在大洋彼岸刚刚赢得民族独立的美国也在探寻着发展本国经济的道路。尽管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赢得了包括后来担任美国第三任总统的杰斐逊等美国政府高官的支持，受这一时髦理论影响所产生的“农业立国”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美国得到了更多的拥护，也在新兴的美国经济发展中得到了真实的推行。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的美国，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保护贸易理论。时任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就任后连续向国会提交四份报告，其中在他的第四份报告，也就是《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他提出了“工商立国”的重要思想，他指出“一旦制造业建立起来，并在我国中间生根，就会给美国伟大、光荣的未来开辟道路，并能对付任何暴君的干涉”。［9］然而当时的美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着人手缺乏、劳动力昂贵和资金短缺等困难，如果美国政府不对这些新兴的制造业产业提供支持的话，国外竞争和“习惯势力”将会使美国无法建立起本来可以很快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产业。［10～11］

针对这一现状，汉密尔顿提出了包括保护关税、出口限制、对于目标产业的直接的政府补贴、对于制造业投入的税收减免、提供公共设施等11个基本政策原则，而这也为以后的产业政策的发展设计出主要的政策框架。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坚持农业立国思想的杰斐逊当选美国总统，汉密尔顿的保护本国新兴产业的思想在当时的美国经济发展中并没有得到应用。只是伴随着英美关系的恶化，直到1807年的《禁运法案》和1812年的美英战争，美国与西欧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被战争所打断，其传统的外向型经济无法维系，一种被迫的闭关锁国的选择却促进了美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从此汉密尔顿所倡导的对新兴经济实施保护的思想才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中得以应用。尽管当时的美国经济理论学界，古典经济理论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完全市场机制理论和汉密尔顿的扶持新兴制造业思想①之间维持了长时期的争斗，这也最终引发了美国内战(1861～1865)，战后，这一思想也主导了此后100多年的美国政府的政策选择，即使在新自由主义占据上风的里根政府中，政府对于汽车、航空等新兴产业的保护也并没有消失。［12］在“美国体系”扶持新兴制造业的思想指导下的美国经济焕发出了无比的活力，这也深深地触动了当时流亡美国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李斯特是19世纪上半期德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在早期，由于受古典经济思想的影响，他其实是一名经济自由主义者，一直致力于在德国消除封建割据，废除国内关卡，统一关税，组建统一的国内市场，他的这些主张受到当时的德国封建统治者的强烈反对，为此不得不被迫流亡海外。

1825年，他流亡到美国，亲眼见证了在汉密尔顿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指导下生机勃勃的美国经济，同时受到汉密尔顿的一个重要继承者、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雷蒙德的影响，开始逐渐转化为一个幼稚产业保护主义者。1832年，当李斯特以美国驻莱比锡领事的身份重新返回德国后，他开始在继续宣传建立统一的关税联盟的同时，大力呼吁对于弱小的德国工业采取统一的关税保护，支持德国工业的发展。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系统地梳理了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深入揭示了古典经济理论背后的国家利益的本质，他认为英国正是通过产业政策所实施的经济保护才获得了早期的发展，而现在他们又通过宣传自由贸易，阻止其他国家再推行产业政策，沿着自己的发展道路，对自己实现赶超。在像德国这样的落后国家中，如果实行自由贸易，只能永远落后于英法等国，而无法实现自身的工业化，只有采取关税保护制度，首先使德国实现工业化，才可能最终在国际贸易之中实现自由贸易。因此，李斯特论证了在煤铁等资本主义新兴产业中推行关税保护，来保护仍然相对弱小的德国的工业免受发达国家的制成品进口的冲击，从而扶持德国的工业发展的可行性。他的思想后来得到著名的“铁血首相”俾斯麦的肯定，德国也正是凭借其提出的保护幼稚产业理论的指导，才得以逐渐壮大，甚至超越了当时最为发达的英法等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必须指出的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主导西方经济学界的是脱胎于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的新古典经济学，而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思想则被视为一种异端思想，而饱受攻击。然而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不期而遇改变了自由贸易思想与保护贸易思想的地位。当时危机的中心美国首先通过了极具保护主义色彩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和《买美国货法案》，从而引发了全球性的贸易保护风潮，国际贸易市场基本陷入停顿，直到二战以后关贸总协定，以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国际贸易秩序才逐渐恢复。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世贸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推动下，新的全球分工体系已经基本成形，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市场展现在世界各国面前。［13］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每当经济危机到来之际，保护贸易思想就会抬头，次贷危机以来的事实也完全验证了历史的经验。随着危机影响的不断扩张，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西方众多发达国家纷纷感受到经济衰退的寒意，各国政府为了减少进口贸易对于本国企业的冲击，将更多的国内消费需求留给国内企业，从而支持本国企业渡过难关，他们同样选择了各种保护性更强的经济政策，从而导致现代国际贸易新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然而与以往危机时政府选择通过关税、配额等传统贸易工具限制外国进口商品的规模，或者通过颁布一些直接管制的法令限制市场主体对于进口商品的购买行为与消费行为不同，在本次次贷危机之中，更多的国家是选择通过反倾销、反补贴申诉的形式，利用WTO赋予每一个成员国的合法权利，在WTO的制度框架下，用一种貌似合理的方法，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入。比如美国就针对中国生产的轮胎、紧固件等多种产品提出双反申诉，次贷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中所遭受的反倾销与反补贴的申诉有了一个明显的增长。更为重要的是，根据WTO相关规定，当一个成员国对某国的某类产品所提出了双反申诉获得WTO通过的时候，其他成员国也可以根据申诉国的做法选择对该国的同类产品加征同样的反倾销、反补贴税收，从而进一步影响该国相关产品在世界其他市场的占有，这也使得贸易保护主义之风在现代全球贸易中得到明显的抬头。与此同时，次贷危机发生以来，绿色贸易壁垒与技术贸易壁垒等WTO框架内的保护性措施也出现了明显的增长。当20世纪末、21世纪初，自由化改革之风遍及全球之际，很多自由主义者曾经设想构建一个完整的全球价值体系与国际分工链，欧盟的成立与欧元的出现，一度被这些经济自由主义者视为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然而当次贷危机到来之际，人们发现，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花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所构建的自由贸易格局在危机面前表现得如此脆弱，世贸组织旨在维护公平贸易与自由贸易的制度框架，在危机中，却成为每个成员国推动贸易保护主义的合法理由，每个国家都在WTO的框架范围内，合法地运用着WTO所赋予的权利，却掩盖了他们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本质。

次贷危机以来，特别是欧洲债务危机发生以来，即使在自由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欧洲，危机对于不同经济体的影响程度的差异，不同国家的经济实力与财政实力的差异，却导致了原本处于一个相互协调、相互协作的政策体系内的不同利益差异，这也直接导致了经济自由主义所设想的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不同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机制并没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欧盟国家在救助深陷债务危机之中的希腊时的阳奉阴违，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证明了经济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区域经济协作与区域政策协调思想的局限性。这也成为经济自由主义思想遭遇失败的又一个事实的证明。

四、结论

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往往与现代全球经济的发展紧密相关，正是出于摆脱重商主义对于处于发展初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这才催生了18世纪斯密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产生。西方经济理论之所以产生在英国，也正是由于英国是当时世界经济中发展水平最高、产业竞争力最强、产业布局最为科学的国家。也同样由于这个原因，才使得英国又出现了李嘉图、马歇尔等一大批早期知名经济学家，英国也成为早期西方经济理论的中心。然而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当美国从英国手中夺走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之后，西方经济理论的中心逐渐转向美国。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与经济理论中心的转移基本同步，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与现实的经济发展的紧密关系。

早期经济理论的主导新古典主义倡导自由放任的政府机制和自由贸易的贸易格局，然而伴随着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出现，凯恩斯主义从新古典学派手中夺走了西方经济理论的主导地位，他所倡导的政府宏观调控的干预思想从此深入人心，而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也取代了自由贸易思想，主导了此后20多年的全球贸易格局。伴随着二战后关贸总协定的成立，以及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出现使得凯恩斯主义受到普遍的质疑，经济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思想又重新在西方经济思想中赢得主导地位。20世纪80～90年代的自由化改革，标志着这两种思想在现代西方经济思想中的地位达到了顶峰。次贷危机发生以来，在见证了空洞的数学模型并没有能力预测到本次危机之后，曾经极端迷信经济数学论的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开始摆脱了经济数学化对于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限制，开始寻求更为多样化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为了应对危机，各国政府纷纷摒弃放任自流的经济传统，开始制定各种战略性的经济政策，扶持深受危机打击的本国企业，刺激本国的生产与消费，引导本国的产业演进，从而最大限度地克服危机对于本国经济的打击;为了减少进口贸易对于本国民族产业的冲击，最大限度地解决本国的就业与生产压力，各国政府在维护公平合理的贸易秩序的旗帜下，运用WTO所赋予的各种政策手段，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每一次现代经济的急剧变化，都会导致传统经济理论对于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的消退，从而呼唤着经济理论的剧烈变形，正如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催生了古典经济理论，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主义一样，次贷危机的爆发，也引起了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产生很多重要变化。反思危机前后，我们会发现无论经济研究方法、经济政策，还是贸易理论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深入研究危机对于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影响，将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进而把握未来经济理论发展的趋势，促进中国经济理论的持续深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