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与经济发展刍议

本文作者：白玉工作单位：广东省物价局

社会信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信任有益于经济活动是因为它可增强交易者间的信息流动，交易者无须花费时间与精力去获取交易者的信用信息，在理想的条件下，信息是透明的。心理学告诉我们，人们一般是厌恶不确定性，更倾向于选择确定的交易。因而，信任就提高了交易的确定性，这无疑会促进合作，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成本。不过，信任的形成是通过多次的交易所产生的共同规范、准则和习俗所稳定下来。它们给予投资者进行投资的信心，相互认可的习俗保证他们不会违规，否则将遭到惩罚。我们知道，人类的生产活动离不开资源的交换，有效率的社会生产是分工式的，因而人们要想过得更好，就必须进行更细化的分工，就更加离不开交换，也就是交易。在信任还没发展起来前，人们主要在熟人间进行交易，如家庭成员间的交易。尽管这种交易是不对等的，中国古代的男耕女织虽说是一种分工，但却是一种基于信任的最低范围的交易。如果缺乏信任，他们就不会组成家庭，也就不会进行分工，更不会将他们的劳动成果在家庭内进行以共享为方式的交易。应该说这种交易的交易成本是最低的，不过这种优势依赖于稳定的婚姻关系，为了确保这种稳定的低交易成本的交易模式，古代的中国就建立起约束妇女的传统伦理道德规则，如从一而终，视贞洁为性命，对于破坏这些规则的人则要进行惩罚。这些规则得到了人们的遵守，因而，传统社会的家庭是比较稳定的，其内部交易也因此得到巩固，也就形成了中国的长期以来赖以发展的自给自足经济模式。当家庭觉得内部的交易无法满足其需求，人们开始和家庭成员以外的人交流，通过交流，周围的人逐渐熟悉，这种熟悉也是信任产生的条件。但是，人们依旧担心交易的不安全。如欺诈，为了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人们让渡了部分权力，如接受某些作为维护交易安全的人的管理，管理者按照大家的意见制定了交易规则，如果谁违反了这些规则，那么管理者以及其他众人就可以处罚他。这些规则大部分是互惠规范，是重复博弈基础上确定的规范和标准，是人们获得相互信任的基础。这些规范包括了法律、制度以及道德等，不过这些规范必须是预期互惠的，责任和义务必须对称，否则难以支撑参与者之间的相互期待，不能维系相互信任关系。随着需求与生产力的发展，有些人掌握了更先进的技术与管理技能，有些人拥有了更多的生产资料但不知道如何使用，有些人在某些时候缺乏资金，有些人却有闲余资金。这时候社会开始出现专业人士，他们需要施展才华的机会，而拥有资源的所有者就需要这些人来管理与生产，因而雇佣出现了；借贷市场与证券市场就逐渐形成。但是，雇主怕雇员欺诈，而雇员怕雇主不给报酬；贷款人怕收不回贷款以及利息，借款人担心提前被催还贷款；投资者担心投资收益得不到保障，被投资人担心投资被提前收回。此时就需要制度消除这种不信任，国家通过制定有关法律，如公司法、证券法、劳动法、银行法、合同法、刑法等，对有关各方的权利义务做了详细规定。如果谁违反了这些规定，也就是破坏信任关系，那么就会受到惩罚，不过这种惩罚程度依据该行为的破坏程度而定。如果法律对于破坏信任关系的行为不能起到威慑作用的话，那么，经济发展将会受到严重影响，人们就会相互不信任，同时也就对制度产生了不信任感，这不仅会影响经济发展，而且也会影响政权的稳定。此时，社会赖以运行的规则将是潜规则，人们依赖这种规则来建立相互间的信任，这对于掌握明规则的制定权与执行权的管理者来讲无疑是非常危险的。同时由于潜规则并不得到管理者的认可，对强势的违反者，弱势一方将无可奈何。因而人们依旧会付出大量的交易成本去获得交易对手的信用状况，甚至放弃交易转而进行自给自足的生产，这样的话，社会生产力将倒退，经济发展将成为空谈。另外，当背信者从违反共同约定中获得了收益，如果管理者不能进行有效的惩罚的话，那么将有更多的背信者，同时受骗者不能从管理者那里获得公正的对待，那么，受骗者会对管理者及其制度产生不信任，结果是受骗者将寻找能够给其带来交易安全的管理者。因而，信任不单单对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同时也对政治的稳定产生间接影响。莱克和基费也从宏观层面实证考察了社会资本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考察的指标是信任，合作准则与协会，他们运用29个市场经济国家的调查资料进行分析，从中得出了几个重要结论：第一，信任与民间合作对经济绩效具有正相关关系；第二，信任与民间合作较强的国家拥有正式制度，有效保护产权和契约权力，并发现信任对贫穷的国家来说更为重要，因为在这些国家法制和金融部门更加脆弱。但是对于认为信任与法制不相关的观点本人不赞同。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法律有维护信任关系的任务，如果法律脆弱到不能维持最低程度的信任关系的话，那么该法律就应该废除，如果法律在某个国家不能公正对待有关的交易者的话，那么，交易者就会对这个管理者产生不满，在不能选择管理者的情况下，交易者会退出交易，结果好不容易形成的市场就崩溃了。因此，除了有健全的法律之外，还应使其成为日常生活必要的构成部分。

多方共建社会信任关系

中国的传统文化由于历史原因而不能发挥作用，市场的规则还不尽完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受到了挑战。食品安全问题、证券市场的欺诈问题、房价节节攀升问题等，政府也努力干预打击，但是由于其本身的资源以及信息不对称的原因使其只能疲于“灭火”，私权的维权方式却由于成本利益配置不当，如个人投入资源起诉违法商人，有可能出现的情形是个人承担所有的成本，所获得收益只能是少部分，而其他人却可以搭便车，因而，最终的情形是所有的人都不起诉，转而选择其熟悉的商人进行交易。如果整个市场都是欺诈横行的话，那么，人们或许会退回到自给自足的生产阶段去，社会肯定是在倒退。因此，如何发挥法律对违反者的威慑作用，是构建良好社会信任关系、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在构建维护社会信任的制度时，尤其要注意权利与义务对称的问题。社会信任的规范对于交易双方来讲都应该是公平的，如果权利义务不对称的话，就会破坏信任关系。目前证券市场的内幕交易、虚假陈述以及食品、药品等领域的欺诈行为屡禁不止，其关键原因就在于公司的控制者、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权利义务不对称所造成的。原本公司的控制者、产品生产者、销售者等应该承担维护投资者、消费者利益的义务，事实上由于投资者、消费者维权不易，政府监管有限等原因，使控制者、生产者等能够从背信中获益，结果控制者、生产者等在不承担相应义务的情况下，依然还可以享受其权利。可见，解决权利与义务对称的问题离不开惩罚机制的建立。以美国为例，为了解决控制者的欺诈问题，维护信任关系，美国的SarbanesOxleyAct就要求高管承担沉重的义务。该法的第404条要求首席执行官（CEO）和首席财务官（CFO）对主体财务呈报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评价和报告。如果违反的话，CEO和CFO要承担这样的刑事责任：明知财务报告不符前项要求而提供证明者，将会被处以最高100万美元的罚金或10年监禁，或者并罚；如果明知财务报告不符前项要求而蓄意提供证明者，处以最高500万美元的罚金或20年监禁，或者并罚。这是有利于社会信任关系的维持与发展，必然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作用。除此之外，美国还在证券、食品等领域引入集团诉讼制度，让每个普通的投资者或消费者均有能力让欺诈者倾家荡产。所以，笔者认为，要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诸如欺诈这样的问题，还应从法律上完善公民维护自身权益的制度安排，尤其是让公民在现行的体制下有足够的能力从民事责任的维度，惩罚社会信任的破坏者，比如在食品、药品等涉及民生的领域，引入公益诉讼，让个人行为通过法律制度上升为社会集体行为，重罚欺诈者，建立健全企业信用警示、惩戒以及信用预警机制，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提高民众的社会信任度。换句话讲，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要依靠物质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信任关系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