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向认识论嬗变

哲学被认为是研究世界和人类社会最根本的，最重要问题的学科。哲学对其它科学的发展和人类思想、思维、认识和行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哲学会对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想法提出质疑，并在对思想的拷问中得到升华。在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中哲学思想的具有统摄其他科学的地位。而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从一个特殊角度研究人的行为(不管是作为个体还是集体表现出来)的科学。经济学的这种研究领域的扩展一方面使人们认识到经济学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有人认为这是经济学帝国主义。无论关于经济学逐渐在国内成为显学有如何的评价，经济学的方法都可以是，但不是唯一的，研究人的行为，研究社会现象的手段。哲学和经济学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早期的经济理论本身就是关于经济的哲学思想，很多经济学家同时是哲学家。即使经济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发展起来后，哲学关于经济起源的研究，经济制度的建立，经济学研究的起点以及经济研究的方法论都具有指导意义。国内关于哲学和经济学关系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有的学术机构专门设立了经济哲学研究中心，①近年以这一主题研究著述大量涌现。②2008年和2009年在中国社科院的科研机构的组织下，连续举行了两次以经济学和哲学对话的全国学术研讨会，③可见学者没对这一研究主题的重视。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何用哲学观点来指导经济学的发展，尤其马克思主要哲学观点，反过来很少有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哲学相关问题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如前述的关于哲学和其它科学关系的普遍认识，另一方面是因为哲学本身是一种思想不是具体的人类活动。虽然如此，但是哲学研究，哲学思想影响下的人的行为则是人类活动，这些活动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加以分析。本文试图要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简略探讨一下西方近代哲学研究向认识论转变的相关问题。

基本假设及哲学研究的经济性为了方便论述，这里首先假设哲学是一种产品。哲学是一种极为特殊的人类社会在一定阶段不可或缺的产品。它通常情况下并不直接的影响人的行为而是通过影响研究、传播、学习它的人而影响人们的思想、世界观和人生观，最后才反映在对人的行为方式的影响上来。于是本文将把近代西方哲学看作一种隐性的“思想制度产品”。又假设哲学是一种公共产品，一个人消费这种产品不会对其它人对该产品的消费造成影响，人们获得这些产品的成本忽略不记(哲学公共产品是由哲学家和其他传播者，比如国家，提供的，但如果在中世纪相信反经院哲学的思想并不是无成本的)。哲学之所以具有公正产品的性质是因为哲学观点、哲学思想也是属于人类的知识或者认识系统的内容，人类的各种知识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单就哲学观点和哲学思想的具体而言，其表现形式是各种哲学论述及其论著，由于哲学论著论述的问题和特殊的哲学语言系统等原因使得能够直接阅读哲学论著，理解哲学思想的人群相对来说很狭小。这导致哲学这种思想制度产品的提供过程中存在比较严重的信息不完全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哲学对更广泛人群的影响，因为解决这种信息不完全的方法是寻找沟通信息的人，哲学人就是受哲学直接影响的人。他们会根据个人或者社会的需要对哲学的某些内容进行较通俗的解读，用更多人能够理解的语言体系“翻译”哲学论著。虽然这种翻译和解读不可避免的会存在偏差，④但其对更多人(包括又人组成的各种团体组织)的思想意识，进而使行为方式产生了影响。哲学的影响扩散到了更广泛的人群，表现出来公共产品的特点。最后是关于哲学家的假设。哲学家是哲学思想和哲学观点的生产者。他们在哲学问题的研究过程中经常会面临物质需求无法满足，研究成果不被认同，甚至是宗教迫害等情况，哲学家的个人行为也和多数人有很大差别，但这并不能说哲学家不满足经济人的假设。大部分哲学家无论其和普通人所关注的满足需求的方面有多大的差异，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哲学思想，哲学观点能为世人接受，能够影响后世，甚至能够影响整个人类。这部分哲学家会主动著述，并成为了哲学观点的生产者。无论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哲学家，均是经济理性的，只不过其需求、效用评价和偏好与普通人有差异而已。因此本文假设对于对西方近代哲学做出过贡献的哲学家都符合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

西方近代哲学研究向认识论转变的原因从历史角度来看，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产品完全是为神学服务的。经院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至高无上的完美的主体———上帝，人不被重视。在这种背景下，经院哲学成为了一种神学工具，教会垄了的哲学产品的提供，同时是解读哲学的垄断人，人们被迫消费这种公共思想制度产品。这种哲学公共产品的消费使得人们思想被禁锢，人性被抹杀，而消费这种产品的主要收益便是避免教会的迫害。教会以上帝的代表自居享受着垄断这种产品带来的巨大收益:经济上集中了大量的土地，获取了大量的物质资源和贵金属，政治上凌驾于传统政治体系之上，因为经济和政治上的收益，进而社会地位空前提高。然而资本主义的萌芽，生产关系的变更的背景下，人们开始对私有财产热烈追求。人们对私有产权重视的行为，对一种新的哲学思想制度产品的消费提出了要求，这种哲学思想应该迎合和指导私有产权的发展。教会在哲学产品提供上的垄断生产者的地位将受到新的哲学产品的挑战。“文艺复兴”无疑是恰到好处的一场人的解放运动。正是这种思想制度产品的变更影响了西方近代哲学的研究方向向认识论转变。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自然科学的进步，人们开始注重人类自身的问题。人们对哲学思想的生产者提出了新的需求，哲学家如果还在研究本体论的问题，那么他的最大成本便是花了毕生的精力而成果不再受到重视，其哲学思想不会受到认同，不会对后世产生影响，因为人们需要新的思想制度安排去指导活动。虽然这不一定与直接的经济利益相连———哲学本身不一定会因形势的变化而认为某种问题不再重要，但是大部分哲学家的研究行为和研究主题会因为对哲学思想的需求变化而产生变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行而上学的观点已经没有了市场，哲学家们不得不开始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分工、雇佣劳动的推行使社会矛盾尖锐突出，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紧迫感受到矛盾的普遍存在与不可避免———把矛盾的渗入到哲学中。哲学家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使其哲学研究迎合了当时人们对思想制度产品的需求，他们的哲学思想因受到了广泛认同和接受而实现了自身效用的最到化。培根、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认识论的问题而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哲学家，不仅满足了个人对哲学研究的需求，还产生了长期的外部效应。一方面社会形势和历史背景发生了变化，需要新的思想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在这种形势下思想制度产品的提供者致力与新的哲学公共产品的生产。有新产品的需求和供给，认识论的哲学制度产品开始大量生产和更新，经院哲学垄断地位受到挑战，于是出现了西方近代哲学研究向认识论转变。

西方近代哲学研究向认识论转变的影响西方近代哲学的这种向认识论转变的影响又是什么呢?首先，根据本文的假设，这些哲学制度产品是公共产品，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的选择其所需要的哲学公共产品来指导自己的思维和行动。这种选择行为不会减少其它人的选择机会，不具有排它性。在当时，从单个人来讲其选择成本来自于消费这种产品带来的与选择并消费其它不同思想制度产品的人或组织(教会、封建政府)在思维、行为方式上的对抗和冲突。而其收益便是实现与代表新生产力阶级的认同感，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强调人的因数中不断积极进取，创造私人财富而获得的间接效用。从资产阶级整体上而言，这种新的思想制度安排，促进了思想解放并增强了其认识和征服世界的能力，这种改变影响了社会总的偏好倾向，对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本文基本假设所论述的，西方近代的哲学家即使主观上没有想将其哲学思想作为哲学公共产品提供给世人(后人)，或者更看重个人追求真理所获得的满足，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哲学家们的思想也都不同程度的产生了积极影响。无论如何这些哲学家在这次研究向认识论转变的过程中所产生出来的哲学思想对于正在追求解放，崇尚自由的资产阶级产生了正的外部效应。

西方近代的哲学家的研究主题由本体论转向了研究理性、研究感性、研究认识等哲学问题。在研究的过程中，哲学家的哲学论著作为记录、表达和传播其哲学思想哲学观点的手段。这些论著的内容不是浅显易懂的，导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此其对社会大众的影响不是直接的。但是，正是在资本主义萌芽并不断发展的历史条件，对于新的哲学制度产品的需求催生了西方近代哲学。西方近代哲学(虽然各哲学家各流派的影响不同)如果看作一种思想制度产品正好迎合和满足了这种需求，它打破了教会垄断生产哲学产品的格局，给需求他的人们和后世带来了正的外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