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文学研究传媒问题

海外华文文学作为学科命名至今存在争议，但作为流散在中国之外的汉语文学的总称，其有效性的论证与呈现过程也正是其成为一种引发关注的文学现象乃至一门新兴学科的过程。从1970年代末期至今，中国内地有关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79至1988年间为作家作品评介期，以作品鉴赏和文本批评为主，整体意识和理论意识都较为缺乏;1989到1997年间为整体研究和诗学建构初期，出现不少文学史著述及有关命名合法性的论证文章，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突破，但不少论述仍失之粗糙平面;1998年后至今为方法更新和理论突围期，研究者一面深入反思以往的研究局限，一面努力吸纳新的话语资源与理论方法，以求建立稳固的学术研究根基，扩大学术影响力度，进入文学研究前沿。正是在这一动向之下，世纪之交，受到国内日益兴盛的“传媒研究”的影响，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也相应地出现了“媒介转向”(在这里媒介特指文学传媒，而非广义上的包括语言本身的媒介概念)。那么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传媒”研究究竟获得了怎样的新经验?从这一问题出发，我们能否以此为起点建立起一种有关海外华文文学的诗学话语与研究范式?能否找到解决当前研究与创作困境的可能途径?

一重写文学史的可能性

正如陈平原在《现代文学与大众传媒》中指出的那样，中国学界业有的学术传统非常重视考据与材料的工夫，而熟读细寻文学传媒上承载的文学作品与文学事件，应该说是一条最基本与最重要的获取材料和考据考证的途径。通过整理、挖掘、阐释，一系列曾被遗忘或疏漏的传媒事实与文学文本被还原聚焦，最终完成建构或重写文学历史的宏大任务。因此，这种本着还原历史真实、重建文学现场的史料性研究试图将充满矛盾与断裂的传媒文本转叙成更为连贯清晰的历史事实。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1980年代以前的学术研究者，就是凭着这种实录精神，以文学史家的毅力和使命感，将深埋在地底下，面临毁绝的大批史料整理出来，呈现出可观可感的文学历史概貌。在这个意义上，方修所编著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及《马华新文学大系》功过千秋。这位深谙传媒之道的南洋报界老前辈，用最原始的和最辛苦的抄录方式在早期的华文报刊上成功地抢救出了新马地区的大批作家作品资料，新马地区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得以立此存照。同样，国内学者陈贤茂等在写作《海外华文文学史》这本作为学科确立标志的文学史著述时，也非常重视文学传媒的作用。在此书中，文学传媒不仅是作品的来源与平台，更是文学史重点梳理与研究的对象。同时，在写作文学史的过程中，为了获取足够充实的史料，陈先生等还创办了《华文文学》这一刊物，把传媒运作与文学史写作融为一体，刊物也成为海外华文文学史的潜文本。方修和陈贤茂等的研究实践，无疑正是有关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著述高度依赖传媒的鲜活例证。应该说，资料的拓展和视野的开阔，对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来说仍是首要的和基础的，海外各国已成历史或正在运作的华文传媒正等待我们潜心整理与关注，史料性研究仍有不可取代的地位。然而，上述学者固然重视传媒，也非常清楚传媒与文学历史之间的密切联系，但对传媒的看法并没有超越媒介工具论。对于这一代学者而言，传媒始终是研究者接近文学事实的平台和桥梁，他们所关注的焦点仍然是作家作品，并非传媒本身。但是，“传播不是中介”的现代传播学理念已经粉碎了这种美好的工具论。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传播媒介与传播过程影响的不止是文学功能的纬度，也建构出不同的文学存在。媒介性是文学的内在因素之一，传媒本身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目标与对象，研究传媒就是研究文学的存在方式与特性。因此，自1990年代以来，一种新的传媒研究思维出现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场域。借鉴从传播学与社会学角度业已获取的海外华文报刊研究成果，一些文学研究者对境外华文传媒的研究初见成效。如陈嵩杰的《独立前马来西亚报章对文化与文学本土化建设的贡献》、李志的《海外华文报刊对滥觞期海外华文文学建设的贡献》［2］和《境外的新文学园地———五四时期南洋地区文艺副刊〈新国民杂志〉研究》。［3］其中，李志对《新国民杂志》的研究是颇有启迪意义的研究范例，他通过这一传媒文本把摸到了新马地区新文学生长的特点以及现代文学在东南亚的影响方式，可谓以大观小、深入浅出之举。因此，带着问题意识进入文学传媒的整理与重读之中，作为有关海外华文文学传媒研究的新路径，确实具有诱人的前景。如果说李志的研究不过隐现海外华文文学与传媒这一命题的话，那么王列耀等人则在研究之始就非常自觉地确立了“传媒制造”的理论制高点。他重视传媒现场所呈现的历史细节的意义，但更关注的是传媒的具体运作，即传媒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到海外华文文学生产与历史之中。如新近的网络传媒与传统的纸质传媒、影视传媒有着怎样的功能差异，具体的传媒事件怎样进入文学历史之中等都进入了其研究视野。王所在的暨大“汉语传媒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自2007年成立以来，已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或可将“海外华文文学与传媒”的命题系统化、理论化。①上述研究都可谓著述文学史的冲动与实践。在这里，文学传媒作为充满了暗流与偶然性的文学现场，成为文学史家自我言说的资源库。研究者们不但精心挑选也重新阐释，使文学历史和文学史观的重建成为可能。当前已有的各种有关海外华文文学的区域或总体文学史所引发的彼此轻视与责难，不止出现在大陆学者和海外华裔学者之间，也出现在新马等地的代际话语中，除了各自把握的文学史料有所差异之外，更在于各自坚持的史料阐释原则的差异。因此，如果将来重写一部海外华文文学史或者世界华文文学史的话，应该以文学传媒作为文学历史的第一现场，考察不同地区国家华文传媒所形成的传媒场之复杂性，着力于呈现“传播与交流”的过程及结果，如分析特定作家作品跨文化传播时的意义迁移与文化影响、分析某种文学思潮在汉语文学界的旅行经历等。这可谓海外华文文学中的“媒介”研究的第一种走向，也是当前成效最大的一种研究方向。

二研究范式更新的可能性

如果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媒介转向只止于文学史重写这一目标的话，它还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因为它尚未引发海外华文文学自身及其研究特殊矛盾的显现与解决，而是停留在中国现当代乃至古代文学研究所持媒介视角的同一层面。那么，“传媒”问题如何将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引入新的场域呢?在我看来，它首先让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意识到了自己所面临的理论绝境，开始重审自身的研究前提与研究基础。传媒制造意味着我们所命名和圈定的所谓“海外华文文学”也可能是一种想象与建构，我们的研究有可能不过在传播意识形态设置的篱笆之内徘徊。如果海外华文文学这一研究对象本身就是内地传播媒介及其传播意识形态的产物，是我们和文学传媒共谋制造了它，那么我们怎样面对这样一种动荡不安的幻觉呢?如何理性评价我们已有的研究思路与成果呢?我们还有没有必要反复强调海外华文文学的本质特征与独特诗学话语这样的命题呢?由此，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提出媒介问题，其实是提供了一种自我批判和反思的可能性。它将引发的是一种研究思维的突破与创新，我们不再执著于它的诗学本质，而开始思考它的建构过程、方式及意义，即从是什么到怎么样和为什么?化文学文本诗学建构为文化语境和文学生态研究。海外学界对大陆学者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早有质疑之声:但来自外部围追的功效远远不如自我怀疑的威力。事实上，上述自海德格尔以来认识论的转向，已经深深影响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或者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自我怀疑与批判之声本身就是这一转向的体现与产物。当解构与自我否定的精神成为新一代学者的主要学术思维方式时，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自省就开始了。早在本世纪之初，吴奕锜等青年学者借助《文学报》的威力，树起了反思的大旗，尽管他们的口号也有不当之感，但“文化的华文文学，独立自足的华文文学”［4］的提出却说明他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内地被建构的程度。显然，任何时空都不可能存在“独立自足的华文文学”，它总是被语境化，也就是被文化塑造的华文文学。而“文化的华文文学”这一命题本身尽管颇受争议，但从文化角度来理解海外华文文学的独特性却深入人心。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刘登翰先生从方法论的高度提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理论突围”问题时，就非常重视对业已辉煌的华人学知识与方法的借鉴，呼吁建立起有关海外华人的文化诗学。①然而纯粹的文化转向是否可能改变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困境呢?事实上，鉴于一种海外华文文学缺乏审美性的潜在偏见，从文化角度去解读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不是少了而是太多。如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诗学话语与理论资源便高度依赖华人学，王庚武对华族整体性神话的解构可谓最时尚的理论话语，由此文学文本也往往变成演绎华族身份理论与事实的佐证材料。但是，如果文学文本仅仅作为同类问题的有效例证，这种研究的意义又在哪里?也就是说，如果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仅仅反刍已经形成有关海外华人文化的历史社会结论，这种研究就是重复无效的。此外，在汹涌而来的文化研究潮流中，海外华文文学的文化转向也可能是迷失自我的表征与选择。传媒时代信息传播的广度与速度，使一向惟我独尊的学术空间也变成了一场时尚秀，不断变化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话语使业有的研究范式不断被质疑与刷新，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与当下学术走向的一致性虽在情理之中，但令人担忧的是，我们往往忙于追随也止于追随，从离散、空间诗学到传媒研究，直接挪用并未产生新的智慧，我们的研究瓶颈并未得以突破。或许，饶芃子先生对跨文化与海外华文诗学的建构与探索以及朱崇科近来提出的华文比较文学之概念，［5］应是解决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困境的有益构想。饶先生早在1990年代中期便倡导将“跨文化和比较方法”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②这是符合海外华文文学生产的实际情况的，但如何落实和具体运作却仍需要更多成功的研究实践。朱的华语比较文学概念无疑是王德威的整体观，王润华的跨界整合等理论资源的具体化，但他在强调新马华文文学本土性前提之下对汉语文学内部差异性与权力关系的解剖，可谓另类的研究思路。上述理论尝试不妨将之定位为走向比较文化诗学(跨文化诗学)范式的探索之路。尽管各自的理论设想与研究尝试并不完美，却是新研究范式出现的强有力的前奏。因为其理论基点都已从理论预想回到文学现场，强调海外华文文学彼时彼刻、此时此刻的具体性和复杂性。这一研究思路应意味着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真正启始。正是在这一思路之下，传媒问题的意义显现出来。首先，文学传媒作为文学与社会交汇的一个动态场所，它本身就构成了复杂流变的文学现场，保留了更多富有阐释意义的历史细节，为我们把握文学的内部肌理提供了可能。其次，在全球文化交流中，传媒空间作为呈现精神冲突和文化对话的接触地带，可以呈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华文文学的差异性及其根源，为比较搭建了平台。由此，传媒研究的意义不但可以在重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范式的认识高度上得以确认，也可以在如何将研究范式具体化的操作性、可行性层面来确认。具体做法如不仅在文学文本研究中建立起行之可素的诗学话语，更着重考察诗学话语在不同语境下建构与传播的原因、变异及影响。如此，诸如中国性与世界性、华文后殖民文学，离散叙事，边缘与中心、父子冲突与家园主题等诗学话语就有了重新探究的可能性。

三创作的意义清理与突围

提出海外华文文学中的传媒问题，其意义归根到底应该与创作有关。海外华文文学的存在意义，应该在于其所表现的与主流汉语文学抗衡的异质性，而不是共通的汉语美学。就算它只是小写的汉语文学与美学传统，若可不断流淌出清新另类的文学乳汁，其价值就是不可替代的。这样，海外华文文学的存在将不仅有利于汉语文学多样性的保持，更将对世界文学作出重要贡献。这种异质性自然是由作家创造和保持的。无疑，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的海外华文文学具有独特性，在有关故乡情结、异国情调、文化冲突以及财富幻象的书写中，海外华文文学构筑了一种与主流汉语文学迥异的美学风景。然而1990年代之后，海外华文文学独特性神话已遭遇挑战，随着地球村的时代来临，本土与离散、文化冲突与异国风情难以引发美学震撼，若作家仍执著于书写旧的题材与主题，则必定被快速刷新的传媒时代所遗忘。因而，海外华文作家如何保持独创性的个人问题正是海外华文文学存在合法性的普遍问题。在此，传媒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出来，因为作家独创性的保持实际上是作家在个性书写与社会要求之间如何取得平衡的问题。作为一个读者与作者交流接触沟通的公共领域，作为作家作品最终自我实现和物质转化的重要链条，传媒的重要性正在于协调作家的个性书写与社会要求之间的矛盾，实现文学生产的运转。由于传媒意志对创作走向有着重要的规范与引导作用，作家与传媒的博弈过程与方式也将决定文学的意义走向及生产方式。对于海外华文文学创作而言，市场与读者问题从来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东南亚地区，华文创作由于得不到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其生存空间极为狭窄，“出口”往往是其拓展影响的重要途径。

欧美等地的汉语写作更是清晰流向汉语阅读密集的中国内地。鉴此，本节主要以海外华文创作与中国内地传媒的关系为例来探讨“媒介问题与创作”的关系。纵向来看，从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传媒主要代表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形态实现对创作的引导规范，其中隐含统战思路的专业性刊物发挥着重要作用。海外华文文学进入内地经受了定位为“桥梁或窗口”的刊物之过滤;如《海峡》、《台港文学选刊》到《四海———世界华文文学》①等正是通过删选稿件、栏目设置到征文评奖等一系列编辑手段，建构出意识形态所能认同的海外华文文学。以《四海》的征文评奖活动为例可见一斑。该刊处在中国文联管辖之下，资源丰富，自1986年以丛刊形式面世以来，曾参与或举办过数次全球性的征文评奖活动，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有力地促进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但其征文评奖活动有鲜明和雷同的主题倾向，那就是“中国意识”。如1989年丛刊参与的“龙年征文比赛”主题为“我心目中的中国”;1996年举办的“四海华文笔汇”征文明确要求“以文学笔法反映当代华人的事业、追求和思想感情、眷念故土情怀和民族传统精神以及中国大陆的山光水色、民俗民情和建设开发”;［5］1998年承办了由中国文联举办的面向世界华人的“爱我中华”征文比赛;2000年主办的盘房杯世界华文小说奖以“宏扬中华文化”为出发点;②此外，期刊参与的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部与有关单位合办的第一至九届“海峡情”有奖征文也强调“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文化亲缘”的主题。显然，《四海———世界华文文学》中的海外华文文学除具有地域分布上的世界性之外，还具有作为文化凝聚力的“中国性”特征。如果说以往传媒代表国家意志使得海外华文文学的意识形态意义得以凸现，作家个体往往表现出拒绝或合作两种态度的话;那么到了1990年代中期后，由于市场与利润的介入，作家与传媒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有意与无意难辨，顺从与合谋兼有;从虹影、张翎与严歌苓等著名海外华文作家的个案中，我们不难看出传媒力量对创作影响的深广度。虹影具有自我炒作意识与技法。她喜欢在镜头前“说话”:从报刊出版社到网络传媒;①从积极参与文学官司、②接受专访并发表惊人言论③到戏剧化自我;④她毫不避讳地迎合读者和媒体口味，以非常主动的方式与媒体形成了“共谋”与互动。而虹影文本逐渐凸显的故事性与可读性也使其大受传媒青睐。她早期的《玄机之桥》、《脏手指•瓶盖子》、《女子有行》等表现出晦涩、非常规、陌生化、玄秘性等先锋特质，不利于大众阅读，近几年《绿袖子》、《上海王》、《上海之死》、《上海魔术师》等颇受欢迎的小说则手法比较老实，文字简练澄净、结构紧凑自然，故事模式从单一到多重、从情节淡化到传奇加爱情，可读性大大增强。这无疑可看作是她靠拢、迎合市场和读者口味之举。总之，作家本人的戏剧化表演加之富含极强故事性与宗教、政治、情爱等刺激性元素的文学文本，使虹影及其文学作品被传媒打造成为具备娱乐性与炒作性的文学商品，最终作家和传媒都获得了丰厚回报，此类海外华文作品的娱乐与商业价值也超越了其审美价值。虹影代表着深谙传媒之道主动出击的作家类型，但另一类作家是不自觉地进入了传媒意志的笼罩之中，其文学创作受到某种文学潮流的无形影响与规范。近几年间，加拿大华裔作家张翎在内地文学评奖和主流刊物的认可中崛起，被称为闯入当代中国文坛上的一匹黑马。其小说常出现在《收获》、《十月》、《钟山》、《清明》、《上海文学》等主流文学刊物之上，又多次被《小说月报》、《作家文摘》、《中篇小说选刊》等重要选刊文摘转载、并连续获得内地多项文学奖项与荣誉。⑤但某种意义上来说，张翎的成功与荣誉正是内地传媒所要求与塑造的。她的小说细腻深情，以女性和个人化叙事代替了男性、大我的宏大叙事，显现出了肉质鲜活的人生与人性的深度，可谓雅俗共赏之作。作品的这种美学特质与自1980年代以来渐成主流的海派文学风格颇为一致，正是通过日常生活的、情感的、个人的、新历史主义话语的认可与建构，海派文学引领了汉语文学的时尚与方向。张翎小说的主要市场与读者均在内地，她崛起之时(19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又正是海派风格由先锋、小众走向主流、大众之时，故作家可能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潮流之中。但传媒对张翎的无意识牵引，还是与其对创作的自我定位有关。她曾强调自己的作品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小说”，甚至有意避免了海外华人固有的叙事基调。⑥这种内在向心力是海外华文作家与内地传媒不自觉合谋的危险所在，若作品意义只能在中国文学之内得以确认，又怎能奢谈海外华文文学?严歌苓已被称为是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擎天大树，她的创作总是树立起一个个路标，让人惊喜和追随。这样的光芒不可能离开传媒的聚焦，她实际上也不是与传媒隔绝的人，频频接受各种报刊影视的专访，与出版社影视制作等传媒持续合作等恐怕也是其创作生活的一部分。但相对虹影的热和张翎的无意识，严歌苓显得冷静和理性，她明了传媒的威力，但又似乎与传媒保持适当的心理距离，给人的印象是安静的、甚至是有些孤寂的。她说:“我不是一个当众有话说的人。我的长处就是写作。”［8］这种内在的沉静其实在于对艺术信念的执著坚守。严歌苓评价自己说，“我所处的这种位置使我不大容易随着一种潮流去走。中国和美国的文学里都有写一些东西时兴、好卖，也有时髦的思潮。而我会保持一种很冷静的、侧目而视的姿态和眼光，不大可能去追逐文学的‘时尚’。”［9］“写小说要有一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动笔之前要想好是不是在每天出版的那么多书中，自己的书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不是，那无非就是一纸垃圾。”

正因为不是有意无意迎合文学潮流，而是着力创造独特的文学叙事与风格，凸显文本的艺术性，此类作家作品反而有可能成为文学的立法者，传媒的追宠也随之而来。作家与传媒的博弈过程与方式的多样化正显现了海外华文文学产生意义的过程与方式的复杂性。但要警惕的是，传媒有着无情多变的脸孔，从来都是作家作品被传媒遗忘，而不是相反。因此，创作的突围与海外华文文学独特性的保持，需要作家与传媒保持一种相对疏离的状态与心态。结语在这个信息获取日益成为第一需要的时代，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传媒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不仅因为展现了通过梳理某些文学传媒而重写海外华文文学史的可能性，而是提醒研究者和创作者正视信息壁垒的存在，以更为理性的态度实现创作和研究的双重突围。对于研究者而言，应重视传播与流通环节中文学意义的增删过程，尽可能地拓展信息来源，加强与作者、编者等的多元对话，突破研究误区和研究瓶颈。对于创作者而言，应该充分注意到“评奖、征文、专栏开设”等传媒运作形式对创作的直接影响，警惕人缘、地缘和亲缘等传播语境因素对创作的潜在引导，力求在传媒意志与个人独创性之间保持张力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