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家网络生存问题

数字媒介带来了文学领域的变化，批评家可以从纸质媒介转战网络媒介，获取新的言说空间。显然，批评家进入网络，更愿意选择实名而不是匿名，选择博客而不是论坛，因为实名可让他延续现实社会中的文化资本与学术权威，受到更多点击与关注，而博客主的中心地位与权力掌控(删帖、禁言)，则契合了批评家“立法者”的身份想象与心理体验。进入网络，意味着言说情境的新变化，批评家会接触到更广泛的人群，这是让学术走出书斋的机遇;而联系到几年前出现的“韩白之争”、“玄幻之争”，这一越界行为可能也预示着某些未知的危险。

一、“凝视”的转换与权力的衰微

批评家既言“批评”，他就有对作品“观看”的资格，这意味着一种权力。目光的凝视内蕴着权力的争夺，福柯以医学为例说明了这一点。现代医学赋予医生“看”的特权。在医患关系中，医生“看”，病人“被看”，前者是“我思”的主体，后者被简化为供审视的客体。医生用目光扫视病人的身体，分析其病症，给出真理的认知，确立了自我的权威位置。“凝视的王权逐渐确立了自己———眼睛认识和决定一切，眼睛统治一切。”[1](P89)这种凝视与权力运作机制同样存在于文学批评实践，批评家是“凝视”的主体，他选择、甄别、“观看”文本，实行价值判断，在把文本、作者对象化的过程中建构了“立法者”的身份想象与言说权力，并通过大学教学与文学史排座次把它们转化为教诲性、真理性的语言。对那些名作家来说，他们可适度摆脱这种凝视压力，因为他们已然经过多次“凝视”而“经典化”，成为批评家目光注视下的合格或优秀选民;而初涉文坛的新人，或“层次不高”的通俗文学，则会充分感受到批评家的眼光压力。对前者来说，他必须在目光凝视下，在这种评鉴与询唤机制中把观者的价值判断加以内化，按照其要求检视、调整自己的写作，完成自我的成人礼，从而获准加入作家队伍的合法性谱系，在此意义上，批评家如同“保姆”(正如“韩白之争”中解玺璋称批评家白桦为“80后”文学的保姆);对后者来说，则因其一贯被判定为情趣不够高雅、“文学性”不够纯粹而遭到驱逐(正如“韩白之争”中，白桦认为“80后”文学“进入了市场，尚未进入文坛”的判断)，在此意义上，批评家又变成了文坛的清道夫。这种“看—被看”的模式是一个历史性的建构过程。在古典医学时代，医学凝视居于配角地位，医生主要靠想象来推测身体内部的神秘运作，身体的黑暗与不可见性抵制了医生刺探性的目光，然而，现代医学却借用各种先进仪器将不可见性变为彻底的可见性，探视的目光能够扫遍身体的每个私密角落，从而将其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文学的传播同样经历了由“不可见”到“可见”的过程。在出版机制与现代批评体系尚未建立的前工业社会，作品与读者直接见面，在读者之间自由传播，这是一种荒野文化，它不需要有意识的照看、管理与监督，只是原始的自我繁衍、自我播撒，从而保存了文本的民间性、原生性、异质性与丰富性。现代批评体制与发表渠道在作品与读者之间设置了挑选、甄别与价值估定的中介环节，强调了作品的可见性以及专家“凝视”的必要。作品想要在正规的纸质文学期刊上面世，必须经过编辑的筛选或批评家的阐释。那些不合主流意识形态与美学规范的文本或者在对读者发生“污染”之前被有效地清除、隔绝，或者作为一种反抗形式，绕开凝视机制，以手抄本的形式在读者之间秘密流传。作品的评鉴与发表机制的建立是一次意味深长的文化改造与训化运动，它消灭、瓦解或调整写作的自主性与自生自灭的原始状态，确保文本与作者的身份、属性及数量都变得清晰、确定与有序可循。总之，居于“看”的位所并确保对象处于“可见性”之中，成为批评家获得“立法”权力的真正根源。然而，网络媒介的兴起似乎重新恢复了写作的前现代荒野文化，并改变了文学场中的权力格局与力量对比。作品不再充分“可见”了，而是模糊与晦暗不明。“不可见性”首先表现在发表的便利与快捷，这规避了传统批评机制中繁复的凝视目光，形色各异的作品都可以与读者直接见面。传统文学是田园，批评家是园丁，所有的花都要经过浇灌、施肥、捉虫、打药，现在则是荒野，各种不请自到的鲜花与杂草一起疯长。急剧增长的溢于体制之外的不稳定、不可控的风险，让惯于从立法者逻辑出发的批评家忧心忡忡，他们担心田园被野草侵吞，担心高雅文学被庸俗文化取代，意欲介入、干涉，有所行动，却惊讶地发现他们的言说资格已然边缘化，他们的裁决与立法根本触动不了靠读者、市场运行的网络文学的发展与走向。

与此同时，网络作品的数量庞大也构成了另一种“不可见性”。写作与发表的门槛大为降低，无数网民在写作的集体狂欢中每日生产着海量的作品。批评家的立法是“去芜存精”，挑选经典，按照立法者的逻辑，他至少应该阅读并深入理解相同类型的绝大部分作品，才能保证其价值判断具有说服力与立法效果，然而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网络作品不仅多，每日还在以几何指数递增，每部网文又往往非常长，动辄上千章，几百万字，而作品发表的网站、论坛又非常之多，网文既聚集在大型的读书网站，也散布在互联网的各个角落，既要费时阅读，也要费力寻找。在这庞大的迷宫面前，批评家晕头转向，无所适从，产生了詹姆逊所说的“示意链的崩溃”。批评家既然力不从心，就会有不计其数的漏网之鱼逃脱他的凝视。这让其“立法”功能遭遇两难困境:一方面，由于作品数量如此庞大，批评家如果坚持立法者言说的传统权威性、学理性，他就必须谨慎行事，不能轻易发言，这就在客观上减弱了其立法者权力;另一方面，如果试图走捷径，不读完主要作品就下判断，他的判断与裁决的理论概括性与说服力就变得十分可疑，从而在事实上毁灭了自我的立法者形象，比如，在“玄幻之争”中，陶东风认为中国文学进入了“装神弄鬼”的时代，但这种“宏大叙事”式的价值判断却只是建立在阅读了三部玄幻文学作品(《诛仙》、《小兵传奇》、《坏蛋是怎么炼成的》)的基础之上，故一些学者，如“玄幻文学”的研究者郑保纯认为陶的说法丧失了应有的学理性，如同“泼妇骂街”[2]。在笔者看来，这一事件作为一个突出的个案，与其说显示了批评家对网络文学的深层歧视与傲慢无礼，不如说正折射了———如前所述———传统文学批评在面对网络文学时试图立法的艰难与窘境。与此同时，“看—被看”的单向模式被打破了。数字媒介带来了强大的互动性。在呆板、互动性差的印刷媒介中，批评家的独白是常态，反批评也有，却是偶尔为之，数字媒介却能让批评与反批评可以公开、便捷地进行。“从单向交往向双向交往转变的运动，总体上反映了相对地位和信息控制的变化。”[3](P55)这是批评与创作之间关系的一次重要调整，这再次造成了批评家权力的衰减。在传统批评模式中，批评家感到世界向他的目光聚拢，而现在则第一次体会到了自己“被看”的命运，在他的视野中真正出现了“他人”，诸种对象不再向他“聚合”，而是纷纷逃离，如萨特所说的:“他人在世界中的显现相当于整个宇宙的被凝固的潜移，相当于世界在我造成的集中下面同时暗中进行的中心偏移。”[4](P322)主体理解的自我天地分解了，他被凝视，批评成了一次冒险旅行。批评家不仅被批评对象凝视，而且也被大群访客、看客、哄客(朱大可语)凝视，更重要的是这些躁动的、陌生的目光都来自匿名的、在暗潮下涌动的人群，由此，这让“凝视”的光源转向了:在网络中，批评家是实名，大量围观的普通网民是匿名，光源从普通网民发出，这构成了福柯所说的“离心的可见性”，批评家“能被观看，但他不能观看”;普通网民之间不再隔绝，他们串联起来，构成了对批评家的共同观看，这是“横向的可见性”[5](P227)。如此一来，批评家感到自己如同置身于一座逆反的“全景敞视”监狱，陷身于无物之阵，这成为他在网络中深感不自由的根源。更重要的是，这些匿名人群的凝视目光可能并不存在，也许只是一个空缺的位置，然而，在批评家的想象中，他仍然会觉得有许多陌生的眼光在观看，在可能存在或不存在的目光面前，他不由自主地把这种凝视自我内化了，为了维系自我的专家身份与名号，他的言行逐渐成为一种“表演”。

二、前台与后台:自我的幻象

如前所述，为了延续已有的文化资本，批评家会选择实名，以“专家”身份进入赛博空间。这就涉及拉康所说的“理想自我”。“理想自我”是个体假想出的形象。在镜像阶段，“尚处于婴儿阶段的孩子”，尽管“举步趔趄，仰倚母怀”，但他兴奋地将镜中的完美形象“归属于己”[6](P90－91)，获得自身完满性的幻觉。批评家进入网络，他想象着自己异于普通人的“专家”形象，在博客写作中，他会小心经营、维护自己的理想形象。而批评家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他想象着他被众人凝视，这就涉及“自我理想”的问题。自我理想源自个体假想的他者的凝视，它是一个自我观察的位置。换句话说，批评家之所以要尽力维护自我的理想形象，是为了迎合网络中的他者、人群的目光，他想象着自己被凝视，他在网上的言行举止必须表现出符合专家身份的程式与特征，这就让他的言行具有“表演”性质。戈夫曼曾把人在日常生活的呈现称为“表演”:“我一直用‘表演’一词来指代个体持续面对一组特定观察者时所表现的、并对那些观察者产生了某些影响的全部行为。”[7](P19)这种表演不是指夸张的戏剧化呈现，而是指个体对自我形象有意或无意的控制。个体依据事先筹划好的方式来行动，以某种既定的方式呈现自我，给想象的网络中凝视的他者造成良好印象，以维系自我形象的统一性。这就决定了批评家“前台”与“后台”行为的差异。戈夫曼把人的自我呈现分为“前台”与“后台”。“前台”就是用来在人群、他者面前表演的场所，“后台”则指个体暂时脱离表演而回归本我的场所。前台与后台彰显了个体的人格二重性，表现了“人性化自我”与“社会化自我”之间至关重要的差异。网络媒介兴起后，个体前台与后台的区分就变成了网下与网上的区分。人们出现了人格分裂，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循规蹈矩，而在网上则放浪形骸。对一般人来说，网络世界由于摆脱了现实束缚而成为自由的“后台”，然而，这种情况在批评家那里可能恰好相反。对批评家来说，他是实名的专家身份，这意味着他现实社会中的前台表演延续到了网络世界，而不是如普通人那样因匿名而获得暂时的悬置与断裂;不仅如此，由于如前所述的批评家遭受的众多匿名凝视，他不仅需要在网络前台中“表演”，而且要尽力表演。在此意义上，对一般人来说更为自由的网络世界，对批评家可能恰好是不自由的。“当一个人的活动呈现在他人面前时，他会努力表现性地强调活动的某些方面，而活动的另外一些方面，即可能有损于他所要造成的印象的那些行动，则会被竭力抑制。”而“被强调的事实”往往“出现在前台”;而“那些被掩盖的事实”则往往呈现在“后台”。

因此，在日常生活的呈现中，个体会尽可能维持前台形象，而不暴露他的后台行为。在表演中，前台与后台之间往往进行隔断，“后台是表演者可以确信观众不会突然闯入的地方”[7](P98)。然而，随着网络媒介的崛起，前台与后台的隔断就没有那么容易了。网络媒介强大的曝光、搜索能力，让一切隐秘的后台行为与幕后操作都有可能被置于众人眼光之下。专家权威身份的瓦解表明批评家刻意维护的理想自我只不过是一种幻象。戈夫曼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发现，表演出来的自我通常被看做可信的形象，但实际上，“这种自我本身并不是来自其占有者，而是来自其他行动的整个场景，是由当场所发生的事件的象征所促成的”，换句话说，自我是“场景的产物，而不是它的原因”。[7](P215)拉康对此的理解显然更加深刻。在他看来，理想自我本就是一个空无。孩子从虚幻的镜像中获得了自身完美性，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幻觉，现实中的他步履蹒跚，并不自由，他却把镜中形象居为自我，因此，这是一种根本意义上的误认。与此同时，孩子在镜前观察时，他忘记了他正置身于父母的眼光凝视之下，这正是自我理想的凝视，这注定了主体异化的悲剧性命运。在成长过程中，个体就是在父母、亲戚的关注与期待中，在象征域的询唤下，一步步建构主体形象以迎合这种期望与询唤。批评家自以为是的身份与头衔，他精心营构的理想自我，同样是这种期望与询唤的结果，然而，这在根本上只不过是他者意识的“侵凌”，所谓的主体不过是一种幻象。侵凌性是一种甜蜜的暴力，换句话说，批评家并不觉得他的行为是在迎合社会与网络中匿名人群的凝视目光，相反，他认为这是自我意志(我思)的结果。他不由自主地拥抱这种侵凌，并把这种非我的强制自居为本真的意愿。既然批评家“立法者”的理想自我已然瓦解，最好的办法就是自觉消除这种幻象，调整姿态，反而能更自如地投身到网络世界中去。

三、从立法者到阐释者

凝视机制的转换造成了批评家权力的衰微，而批评家在网络中营构的“理想自我”也只是一种幻象，这成为批评家“立法者”的身份设计在网络媒介中遭遇困境的一个缩影，这既反映了当下知识分子自恋式人格想象与相对脆弱的思想感召力之间的裂痕;也凸显了强调对人类社会进行宏大设计与理性规划的现代性理念与网络媒介所带来的话语权的释放、价值观的多元、消解等级与中心的后现代氛围之间的深刻悖论。知识分子的立法者身份与现代性的展开有根本性的内在关联。从历史源头来看，原始居民生活中充满各种未知的风险。需要把模糊变为确定，把未知变为预知，这就需要知识及知识持有者。知识与权力从此纽结、共生，人群出现了分化:一类人是为数众多的“行动者”，“沉默的大多数”;另一类人则是“思想者”，他们成为牧师、教师与园丁。前者必须从后者那里获取生活的法则与意义。这逐渐产生了对理性/知识的崇拜，人们的短期生活、长远目标与社会蓝图都应该按照知识分子的理性设计按部就班地进行。这正是现代性思想的源头。知识分子由此成为立法者:“‘立法者’角色这一隐喻，是对典型的现代型知识分子策略的最佳描述。”[8](P5)然而，按照知识分子的理性设计，以知识、科学为基础的世界观与普遍化的社会结构模式组织起来的现代文明固然带来了物质财富的极大繁荣，却也造成了环境的破坏与人性的异化，社会日渐沦为充满物欲的消费社会。知识分子尴尬地发现他们的理性之梦不仅未能实现，而且文化领域这块属于他们的飞地也日渐被侵蚀，消费文化借助市场的力量大规模盛行，这产生了新的“实践判断标准”与“权威性位所”，这些权威性位所“是混杂的、非哲学的、非美学的，如:美术馆、艺术收藏家、媒体舆论、消费者自身”[8](P185)。现代性的危机与新的权威位所的出现冲击了知识分子话语权力的根基，表明“知识分子已经不再适合作为立法者存在于当今社会”[8](P163)。对批评家来说，互联网消解中心与平等的后现代氛围的确与他们的“立法者”姿态构成了根本性的歧义，正如崔红楠所说的:“互联网的世界其实就是一个虚拟的巨大活动场所……以前的批评家仿佛是在走街串巷的货郎，告诉生活在村子里的我们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他们又像牧师，在传教布道，我们仰望着，他们神圣的光辉代表着来自天国的上帝的意志。”然而，“现在，神死了”。[9](P48)这种合法性危机客观上要求批评家调整写作姿态，由“立法者”走向“阐释者”———“与他人对话而不是斗争;理解他人而不是驱赶或把他们当异己分子消灭”。用鲍曼不无夸张的话来说就是:“交谈，或者，毁灭。”在普遍主义的太阳陨落之后，可以转而“被家里桌上的烛光所吸引”。

当批评家尝试从“立法者”转型为“阐释者”，由权威裁决走向对话、交谈，他们就明智地放弃了对虚幻的理想自我的迷恋，不仅与强调平等、互动的网络文化精神走向了契合，而且可借助网络缓解当下知识分子专业性与公共性之间的悖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公共关怀。审视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其公共性的日渐式微，20世纪80年代那种讲究才情与思想的文学批评已演变为20世纪90年代后注重学理、专业与规范的学术研究，即所谓“学术登场”、“思想退位”。文学批评之所以呈现这种转型，原因之一就在于批评家们逐渐认识到20世纪80年代的批评文风显得浮躁与空疏，出现了陈平原所说的“无论谈什么”都如同在“发宣言”、“做政论”[10](P139)的弊病，故他们开始强调知识分子的“志业感”，开始追求批评的专业化、学院化，但是，批评家们也无奈地发现，文学批评在这种学院化、专业化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公共关怀意识，曾经保持人文情怀的知识分子日渐成为身陷专业体制束缚的学者、专家。显然，问题的症结在于文学批评的公共性与专业性之间深刻而难解的悖论: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化资本与专业知识，批评的发言就不免谵妄;而拘囿于狭隘的专业领域，就可能难以摆脱体制的宰制而丧失社会意识。实际上，这种悖论也正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知识分子所遭遇的普遍困惑。布迪厄曾经分析过这种“两难”困境，他认为知识分子是二维的存在者，存在着命定的“出世”与“入世”这两种独特而又相互对立的行为方式之间刁诡的“综合”，而这种矛盾，既非突然而至，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与完成。[11]如何走出这种困境?萨义德强调用“业余性”来对抗。所谓“业余性”，就是强调兴趣的重要性，强调拥有宽广的视野，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而拒绝专业化，拒绝被某种专长、某个领域的狭隘视野所限制。

总之，知识分子的公共身份应该是“局外人”、“业余者”，是“搅扰现状的人”[12](P2)。萨义德主张“业余”而非束缚于专长的想法或许可借助互联网成为现实。学者陈平原表示赞同萨义德“业余性”的说法，认为这可能会部分地消解“工具理性”、“专家崇拜”与“知识分子情怀”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他看来，“业余性”正好与数字文化的观念、功能与特征相契合。[13](P162)不难发现，数字媒介的兴起对知识分子的人格建构产生了深刻影响。随着网络的兴起，不少当代知识分子一面在学术期刊中从事体制内的理论探讨，一面站在业余者的立场通过博客、论坛议论世相、臧否人物。审视知识分子的历史，可以发现知识分子在纸质媒介与网络媒介的不同表现正与其一贯的“人格分裂”相契合。古代文人往往在诗中表现社会、政治等公共性话题，在词中表达私人性的情感，现代作家则习惯于小说散文中进行社会性的知识生产，在旧体诗词中感志抒怀，而当代知识分子则在纸质媒介与网络媒介中继续着这种分裂。这也表明，知识分子表达什么，如何表达，都受到载体及其背后社会因素的强力制约，换句话说，知识分子并不缺乏公共意识，而学院体制与思维规训是造成其丧失公共性的重要原因。在此意义上，一个可能的想法是:既然当代知识分子在学院与网络中呈现出人格的“分裂”，呈现出“专业”与“业余”的分野，那么数字媒介也许能够较有效地解决知识分子专业性与公共性之间“二律背反”式的悖论。在学院内部，他们可以一本正经地从事专业学术生产;在网络中，他们随意挥洒，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出发关切公共事务，从而克服“纯文化和入世之间的对立”。这显然接近了布迪厄所期盼的理想知识分子的两个条件:一方面，保持专业的自律，必顺归属于某个在知识上能够独立、自主的场域，有效地摆脱了政治、经济、宗教等其他场域内各种力量的压迫与制约，同时务必遵守该场域的“特定法则”;另一方面，从专业出发介入社会生活，在超出知识领域的公共讨论中，展示足够的这个领域的“专门知识和权威”。[11]然而，这种设想显然也会招来严重质疑:批评家既然在现实社会中身陷体制之内，他的网络发言必然难以摆脱潜在体制利益的支配，作为一定的既得利益者，他可能不会或不愿利用自身的文化影响力干预公共事务。这里有几个问题必须深入思考。首先，如何看待知识分子自身的合法利益。在布尔迪厄看来，必须摆脱葛兰西很珍视的具有利益超越性的有机知识分子的神话，因为知识分子客观上从来不是无功利的，“在知识分子场域这样的空间，对普遍事业的捍卫(如请愿)从来都会得到报偿”，由此，知识分子必须承认并捍卫自己的合法利益，因为这是他们进行文化自主生产所必须的经济与社会条件，“捍卫普遍性首先就要捍卫普遍性的捍卫者”。其次，知识分子必须采取某种迂回策略，“利用国家把自己从国家中解放出来”，借助国家给学者提供的职位、报酬，让自己能够摆脱经济的束缚，从而“坚持自己面对国家的独立”。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必须学会与体制展开巧妙周旋，既要利用体制提供的经济支持获得自身的独立性，也要对体制保持警觉与反思意识，因为“国家庇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让知识分子避免遭受“直接的市场压力”，但它也会通过“各种委员会”制定章程，干扰、左右学术研究，并施加“规范化的压力”，这提醒我们要警惕来自庇护关系的礼物可能会有毒。第三，身在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作出抵抗，这与他们位置的暧昧性有关，他们是权力场域中“被支配的支配者”，所以，尽管他们隶属于“支配秩序的一员”，拥有文化资本这种主要的支配手段，但他们仍能够与“一切被支配者站在一起”[11]。

总之，一方面需要仰仗体制的经济庇护;一方面又要起而抵抗它。数字媒介所带来的网下与网上的分离正可以成为知识分子与体制巧妙周旋的工具。进一步看，批评家们还可以借助网络媒介形成布迪厄所说的普遍的法团主义与“知识分子国际”。当前文学批评的学院化、专业化不仅造成了知识分子向外的公共关怀的丧失，同时也造成其内部的割裂，原本综合的、统一的知识场域被切割为无数的“蜂窝状”的专业领域，不同专业、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分子再难形成共同的视野与“共同的论域”[14](P38)，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知识分子可能再也无法对抗整体性的权力。面对知识分子因专业化而造成的内部割裂，布迪厄呼吁知识分子的“总动员”，主张建立一种“普遍的法团主义”[15](P400)，以拒绝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地方主义，抵制知识分子领域中日趋严重的、各自为政的分离倾向。普遍的法团主义就是主张斗争的“集体性”，要求知识分子联合起来成为批评、监督乃至建议的“国际权力”。[15](P403)那么，知识分子应该如何联合起来集体斗争呢?布迪厄强调不必纠结于萨特发明并身体力行的总体知识分子与福柯意义上的特殊知识分子之间的两难困境，认为当下重要的是必须发明“一种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既能从宏观上“产生一种代表知识分子大集体的声音”，也能在微观上“把特殊知识分子全体的聪明才智都结合进去”。在他看来，18世纪的“百科全书学派”就曾是这种组织形式的“卓越典范”。而在现代社会，则可以采用“现代通讯手段的一切方面”，“比如微型计算机”，让全体有责任的、能干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对公共介入、干预提供有效的“符号支援”。也就是说，借助互联网，把各个领域、各个国家的专业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形成“知识分子国际”。由此，“集中”与“自发”的两难困境，就通过这种“真正的国际网络”得到有效解决。在布迪厄看来，通过网络建立的“知识分子国际”，将采取“一个圆心无所不在又无处存在的圆”的形式，每个成员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方案，而其他人则自由地根据其合理性或接受或拒绝。[11]“知识分子国际”不仅避免了特殊知识分子各自为战的弊病，以集体力量有效地对抗整体性的权力网络，同时创造了一种真正的文化国际主义，为各民族传统中最富有民族性、最特殊的事物走向世界性、普遍性提供了有效途径。总之，只要批评家顺应网络媒介的特点，调整写作姿态，从“立法”走向“阐释”，摆脱“专家”名号的询唤，走向真实的袒露，走进人群而不是排斥人群，交谈而不是征服，就能让批评、学术真正走出书斋，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