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文化差别解决策略

翻译不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且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文学翻译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要求译者学贯中西，具备深厚的学识修养。在对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要表达出字面意义，还要尽量保持原作的美感。同时还要熟知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历史习俗、思维习惯、宗教文化等，才能相对真实地再现译语文化，最大限度地传递不同文化间的文化差异。

1东西方文化间的差异

1.1文化负载词汇

文学语言用词极为考究，被认为是诗性的语言，比喻的语言。而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文化差异，尤其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往往导致人们对同一事物或同一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相处交流变得困难。因此，在理解翻译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东西方文化附着在词汇上所体现出来的差异。例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红”是快乐、幸福和喜庆的象征，红日（redsun）、红星（redstar）有光明、进步和向上的寓意。但是在西方文化中，红色除了象征喜庆幸福之外，还象征着“流血、危险和暴力”。汉语中的“红人”指得宠显贵或事业顺风顺水的人，英语可译为“afair-hairedperson”，若直接译为“redperson”，恐怕英美读者会摸不着头脑。同样，汉民族似乎很喜欢“蓝色”，“蔚蓝的天空”、“蔚蓝的大海”都给人以无限的遐想。而英美文化中表示蓝色的“blue”却有“沮丧、忧郁”之意，星期一被很多英美人称为“blueMonday”，因为新的一周开始，又要忙碌了，想起来让人感到有点沮丧。歌曲“LoveIsBlue”被很多中国人理解为“爱情是蓝色的”，就是因为忽视了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

1.2生存环境或地域不同

春秋时齐国人晏婴说过：“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果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地异也。”不同民族由于地理位置不同或生存环境不同，对自然的认识和比喻也不尽相同。比如：中国地处东半球，位于北温带和亚热带，属季风气候。中国人特别喜欢东风，因为“东风”即“春天的风”，它给中华大地送来温暖、使万物复苏，是希望与力量的象征。“西风”在汉语中则表示秋风，让人联想到凄凉、萧条，我国元曲作家马致远在《天净沙》中所写的“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就展现了秋之凄凉的景象。英国地处西半球，位于北温带，属海洋性气候。英国人喜欢西风，因为报告春天消息的是西风，他们常用西风来描写美好的事物，比如诗人雪莱写的著名的《西风颂》。这一差异正是生存环境或地域不同造成的。

1.3传统文化观念不同

不同的文化观念会给不同语言词汇赋予褒贬、好恶等感情色彩。同一事物在东西方文化中的象征意义不同，语用意义也不同。在西方神话传说中，dragon(龙)是一只巨大的晰蜴，长着翅膀，身上有鳞，拖着一条长长的蛇尾，能够从嘴中喷火。《圣经》故事中，dragon是魔鬼的化身，罪恶的象征，通常用作贬义。而在中国，龙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意义，通常用作褒义，龙是吉祥的象征，表示神圣、至尊、吉祥、非凡，等等。龙可以呼风唤雨，龙是帝王的象征，中国人把自己称作“龙的传人”。在文学翻译中，如果把“望子成龙”译成“tohopeone’ssonwillbecomeadragon”,则会让西方读者误解为“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邪恶的人”。因此，在翻译时要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背景，译成“tohopethatone’ssonwillbecomesomebody”便容易被西方读者接受。

1.4宗教信仰不同

宗教信仰是民族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受佛教和道教影响很深，而西方文化深受古希腊、古罗马以及《圣经》文化影响。在文学翻译中，要充分考虑不同宗教文化造成的目的语读者理解上的差异。上帝在西方人的精神世界里起着重要作用，中国的成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天”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若译为“Manproposes,Goddisposes”，用God来表示天，比译为“Manpro-poses,Heavendisposes”更易于让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人接受。当然，把“天”译作中国人信仰的“Heav-en”，则有利于保留原来的文化氛围，各有所长。当然，除了上述的文化差异外，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生活习性等文化差异在文学翻译过程中都应该引起重视。

2文学翻译中处理文化差异的策略

2.1采取异化和归化相结合的策略

异化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一种翻译理论，在英语中可称作alienation或foreignization。美国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Venuti)是异化理论的代表，他提出了“反翻译”的原则，即强调译作在形式和风格上应完全保留源语特点。异化理论指导下的翻译，其翻译目的是推崇文化交流，让目的语读者理解和接受源语文化。因此，译者无需为使目的语读者看懂译文而改变原文的文化意象，相反，译者应将源语文化“移植”于目的语文化中，以让译文读者直接理解和接受源语的文化。归化则与异化理论相反，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理论，在英语中称作adaptation或domesti-cation。尤金•A•奈达是归化理论的代表。奈达认为：“翻译作品应是动态对等的，不仅表达形式而且文化都应符合目的语规范。”[1]归化理论指导下的翻译，应消除语言和文化两方面的障碍，让目的语读者接受译作。因此，只追求词汇上的对等是不够的，翻译最终的目的还应是通过将深层结构转换成表层结构或翻译“文章内涵”来获得“文化”对等[2]。在翻译过程中，异化和归化是互为补充的二元对立，不能将二者截然分开。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会给读者造成理解上的障碍。一味趋同译入语文化，会造成源语文化的丧失；如果以源语文化为归宿，进行文化移植，有时会影响交流，翻译时可能顾此失彼。因此，译者应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和读者群体来衡量，结合使用异化和归化策略来处理文化间的差异，尽量忠实、传神地再现原文。如果不能使用异化和归化的策略，可以借助文化调解，其缺陷为容易造成文化丧失。如：“休妻”在英语里的对应词是“divorce”(离婚)，表层意思表达出来了，但是“divorce”体现了男女平等的概念，因而丧失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的文化内涵。

2.2采用创造性叛逆手法

在文学翻译中，对于究竟是按照源语规范直接翻译源语文本，还是依照目的语规范再创源语文本使其更能为目的语读者接受，译者往往很难选择。事实上，“翻译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3]”，翻译文学作品的过程本身蕴含了创造性这一本质。翻译作品不仅仅是源语文本的再现，而且与源语文本相比较是一种再创造。创造性叛逆广泛存在于文学翻译中，是处理翻译过程中不同语言间文化差异的一种有效策略，对语言文化知识的传递起着重要作用。例如：在翻译T．S．艾略特的《J•阿尔弗雷得•普鲁弗洛克的爱情歌》中的：“ShouldI，afterteaandcakesandicesHavethestrengthtoforcethemomenttoitscrisis!”译者为了向中国读者介绍源语的句型，译成了：“是否我，在用过茶、糕点和冰食以后，有魄力把这一刻推到紧要关头。”[4]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这个译文无论是意义还是结构都是难以接受的，与汉语的表达习惯相差甚远。但译者使用创造性叛逆手法再现了原语的风格和内涵。创造性叛逆手法为解决文学翻译中许多文化差异上的矛盾和问题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向。但是在使用过程中仍然要遵循一定的翻译标准或原则，不能滥用。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文化是文学翻译中极为重要的因素。除了扎实的语言功底外，译者还必须具备双语文化的背景知识和文化意识。只有充分意识到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合理地处理那些差异，把源语作品生动全面地展现到目的语读者面前，才能真正做好文学翻译，为文化传递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