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以真为本生存论思索

在中国古典哲学、美学和艺术理论中，“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对于“真”问题的学术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的庄子。庄子哲学中的“真”观念，以其独特的生存论的理论品质，深深影响了中华民族的世界观、认识观、艺术观和审美观。

一、“本真”的生存论意义

庄子哲学中的“真”，主要指的是人的一种理想生存状态，可以理解为“本真”，正所谓“极物之真，能守其本”(《庄子•天道》)。《庄子•大宗师》中有一则“子桑户死而反其真”的寓言，它在描绘一个“返本归真”的逍遥境界的同时，也形象地道出了“真”或“本真”概念的内涵：“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语日：孰能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孰能登天游雾，挠挑无极；相忘以生，无所终穷?三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莫然有间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闻之，使子贡往侍事焉。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日：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从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庄子哲学中的“真”，已经构成一个高度抽象的哲学概念，具体地说它是一个生存论的范畴。生存论的理论指出：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生存也总是人的生存。(1]庄子所向往的这种“本真生存”亦是如此，它作为人理想的生存状态，实际上正是一种人与天地万物相互交通交融的“天人合一”的浑融境域，即所谓“登天游雾，挠挑无极”，“游乎天地之一气”。“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庄子•齐物论》)庄子敏锐地发现，“真”概念所指向的“天人合一”的浑融境域是无法用语言来把握的，因而他采用了间接的言说方式，即通过对“本真生存”下理想的存在者“真人”的考察，来进一步阐释生存之“本真”的具体表现特征。这与海德格尔凭借对“此在”即“在世之人”的拷问来通达“存在”意义的思路异曲同工。[2]正如《庄子•秋水》中所提出的，“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庄子主要是立足于天人关系的视角，对“真人”作了极为详细的描述，其要点在于指出“真人”所守持的“天人合一”的生存状态：正所谓“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庄子•大宗师》)；“不以心损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庄子•大宗师》)；“古之真人，以天待人，不以人人天”(《庄子•徐无鬼》)。出于对道家学派总体思想的理解，我们认为庄子哲学中的“真”范畴所呈现出的这种“天人”境界，至少可以从三方面来规定：它既是指人与世界万物相互联系、相互交通的浑融境域；又是指主客体水乳交融、浑然不分的精神境界；还可以理解为顺天任性、自然无为的行为态度。[3]

二、以“真”为美的生存论视角

庄子哲学中的“真”所体现出来的超越物我、主客的“天人合一”的浑融境域，与审美活动具有某种同构关系。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就须首先引入一个概念：“生存论美学”。这是从人类生存角度研究生存与美的关系，研究美的生存状态根据，即什么样的生存状态才是美的，这便涉及美的生存本质问题。从生存沦美学的角度说，人应该如此的生存便称为美的生存，这样的生存状态便是美。[4]对于庄子来说，人应该如此的生存状态便是“本真”存在。这种“天人合一：’的理想生存状态，正符合了生存本身的内在规定。因为按．R《{生存论理论，“天人合一”就是指人生存于世界中，与世界共在。生存总是与周围世界相联系，只能是在世界中展开的生存。【5]根据生存论美学的观点，庄子这种“天人合一”的“本真生存”，就是美的生存状态或美的境界。虽然庄子并没有直接用“美”来对其解说和评价，但他却问接地对这种“本真生存”以及生存于其中的“真人”作了一番审美的描述：“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庄子•大宗师》)这里所谓的“逍遥游”，主要指的是精神的自由和超越，它是在人与自然相互融通的“天地之一气”的浑融境域中实现的，这就与审美的自由相通。“审美经验的自由愉快，从哲学来看是自然与三昌人的对应合一，人与自然不断走向对应、渗透、交融而取得的和谐统一。”(6]从这个意义上讲，庄子正三是用审美的眼光来观照这种“本真生存”，并将其羞苫看做美的最高旨趣。庄子“真”或“本真”的哲学理念，不仅指出了三美的生存本质，而且为美学提供了一种值得借鉴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我们称之为“生存论”的视角和方法。既然生存是在与周围世界相联系中展开的整体境域，那么我们就必须以相互联系的整体性思维来考察人的生存要素。生存论不同于一般的主客二分的认识论视角，将审美对象独立于审美主体之外孤立地对待，它始终立足人的整体生存状态来研究作为生存要素之一的审美活动，因为审美归根到底是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相交融的体验形态。从生存论整体性思维的视野出发，重点研究包含主客于一体的整体性的审美关系，将会为美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

三、“真”、“美”合一的天人意境

庄子哲学中的“真”或“本真”，作为天人合一、物我融一的生存境域，在精神实质上与中国古代艺术的最高审美理想相通，那就是各种传统艺术门类所共同追求的“意境”。“意境”作为中国古代艺术的最高审美理想，在诗歌、绘画和音乐艺术中体现得最为突出，其具体的表现形式之一便是“情景交融”或“情境合一”。“情景交融为有意境”已经成为美学研究界的共识，它在一定程度上正符合了占人对于意境的物我合一一、形神兼备的基本要求。然而，意境的“情”“景”关系绝不是在相互分离和对立基础上的凑合，而是情中有景、景中有情的自然妙合。正如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中指出的：“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唯意所适”；相反，“截分两橛，则情不足兴，而景非其景”。也就是说，“意境”的生成无论是创造还是接受，都在于打破物我界限，使我中有物、物中有我，进行物我融一的体验。若从其哲学根据上讲，“情景交融”正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意境”就是这种“天人合一”思维模式在审美和艺术中的具体表现。“天人合一”思想正是道家哲学的核心，因而可以说庄子生存论之“真”概念所呈现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自由精神境界具有真正的美学性质，正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艺术意境的“情境交融”，正是对人与整个宇宙的最“本真”关系的哲理领悟。张世英提出，“天人合一”还可以表述为“万物一体”。“万物一体”既是美，又是真，也是善：就一事物之真实面貌只有在“万物一体”之中，在无穷的普遍联系之中才能认识到(知)而言，它是真；就当前在场的事物通过想象而显现未出场的东西从而使人玩味无穷(情)而言，它是美。[7]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庄子哲学中的生存论之“真”所显现的“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实际上是一种“真”与“美”合一的境界。所谓“真知”不过是对于“本真”的生存体验，而通过这种“本真”体验在精神中所展开的天人之境，也正是艺术所能表达出的美的最高真谛。

四、主客浑融的体验之“真”

在传统的见解中，“真”被认为是一个认识论范畴，表示“知”对物的符合。然而这种符合论之“真”已经逐渐暴露出它的理论缺陷：“知”亦即意识和观念，是与物完全不同的东西，两者如何可能相符合呢?即使认识要去符合现实，它又如何知道现实的样子呢?如果不知道就无法符合，如果知道就不必再符合，如果曾知道，那就成了两种认识的符合。[8]对此，庄子就曾提出这样的质疑：“道恶乎隐而有真伪?”(《庄子•齐物论》)在庄子的哲学体系中，认识论之“真伪”是被当做一个假问题而遭到拒斥的。

其实，符合论之“真”的这种矛盾，根源就在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即作为认识者的主体与作为认识对象的客体是彼此分离和对立的。然而，以庄子“本真”观念为集中代表的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世界观中，并没有形成突出的主客二分式的认识论框架，这样中国古代的认识论之“真”就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二元对立模式，而表现出主客融一的浑融思维特点。正如《庄子•大宗师》所指出的“有真人而后有真知”，生存论之“真”正是认识之“真”的理论基础。这种主客浑融的认识之“真”不再是对客观事实单纯的反映，而是融主体心意于其中的体验，这就与审美经验的特征相通。审美经验虽然包含着认知因素，但它却超越了一般的认知活动，更多依赖于主体全身心地融人对象中去体验、玩味，在主客体相融为一的浑融境域中实现审美的精神自由和愉悦。中国古代认识论的这种主客浑融的体验之“真”，也充分表现在中国传统艺术中，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真实性理论。我们考察绘画艺术，就会发现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不同，对“真”有着不同的要求。中国古代画家并不刻意追求对事物外形的逼真描摹，而是更强调将全部身心投入审美对象中去体验其精神内容，正如清代郑燮在《黄慎》一诗中所说的：“画到情神飘没处，更无真相有真魂。”这里所谓的“真相”是指客观事物的形态，而“真魂”则是指画家将想象和情感融入客观对象而生成的审美意象。这体验之“真魂”的艺术价值远远超过仅基于感官知觉的“真相”，它正是主体在生存体验中有感于人和宇宙自然的和谐融一并在“本真生存”基础上流露于艺术中的心灵投影。

五、“质朴纯真”的超然意趣

前面提到，庄子哲学中的生存论之“真”所呈现出的“天人合一”境界，具有三个层面的涵义。除了已经分析过的人与世界万物相互联系、相互交通的浑融境域，以及主客体水乳交融、浑然不分的精神体验，还可以将其理解为顺天任性、自然无为的行为态度。这是由于庄子哲学中“天”的基本意义有二：其一是指包括世界万物在内的自然界；其二则是形容词义的“天然”、“自然”和“自然而然”，与“人为”即“伪”相对立。正是在这后者的意义上，我们才将“真人”的“本真生存”状态理解为顺天任性、自然无为的行为态度。《庄子》中最能体现这一思想的是《秋水》篇的一段话：“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这里的“反其真”指的就是回归自然无为的天然状态，同时也是对人为和巧智的一种自觉扬弃。同样，《庄子•徐无鬼》也对“真人”顺任自然、绝圣弃智的处世风格做了精彩的描述：“抱德炀和以顺天下，此谓真人。于蚁弃智，于鱼得计，于羊弃意。”也就是说，“真人”摒弃或超越了一切狭隘的功利意图，把主体心灵升华到与自然同一的精神自由的高度。

这种顺天任性、自然无为的“本真生存”状态，充分体现了《庄子•刻意》所讲的“纯素之道”：“能体纯素，谓之真人。”同样，纯素之道也是道家美学的最高旨趣，正所谓“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朴素之美并非纯粹的单一，而是诸多因素的调和统一，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正如《庄子•田子方》中讲到的：“其为人也真，人貌而天虚，缘而葆真，清而容物。”因而，这种纯素之美具有真正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它超越一切有限的功利欲求，直接指向了作为人最高生存理想的“本真”境界。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美学崇尚质朴纯真的超然意趣，这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然而人们大多只是将其用于分析受道家思想影响的艺术作品的审美风格，却很少注意其与道家尤其是庄子哲学本体论的内在联系。实际上，庄子所崇尚的“朴素”或“纯素”之美，正是其生存论思想在审美领域的自然反映，也只有在生存论视角下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它的美学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