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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6 21:01:44

庄子范文篇1

庄子与惠施是战国中期的两位卓越哲等家。他们的生卒年在史书上皆无明确的记载，按现在学术界一般接受的观点，庄子约生于公元前369年，卒于公元前286年，惠施约生于公元前370年，卒于公元前310年。《庄子·徐无鬼》篇云：“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据此，惠施比庄子早卒是可以肯定的。如按他们的生年说，庄子与惠施大致可说是同时代的同龄人。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云：“庄子者，蒙人也……”刘向《别录》云：“宋之蒙人。”《吕氏春秋·淫辞》篇高诱注云：“惠子，惠施，宋人也……”据此可知，庄子与惠施同为宋人；说得亲近点儿，他们是一对同乡（中国历有“尸骨还乡”之俗，观“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以及《庄子·至乐》篇所云“庄子妻死，惠子吊之”，二人相居可能不会太远）。这一对同乡早年是否有过交往，史书上无记载。侯外庐等在《中国思想通史》中所作“惠施年行略表”云：公元前334年，惠施“三十六岁，为魏相……”公元前322年，惠施“四十八岁，被张仪逐至楚，转入宋。与庄子相晤论学。”[1]钱穆著《惠施公孙龙》亦云：“（魏惠）王果听张仪，施见逐之楚。……楚王……乃奉施而纳之宋。时梁惠王之后元十三年也。遂与庄子交游。”[2]如果这里所谓“与庄子相晤论学”、“遂与庄子交游”是说惠施与庄子初次相见，那么二人的交往是比较晚的。但我们还不能这样认定。可作为参考的是《庄子·秋水》篇云：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

如果这段话不是全出于杜撰，那么庄子与惠施至少在“惠子相梁”时即惠施被逐至楚的十多年前就已有过交往。如果再考虑到惠施身为魏相，庄子以一介隐士欲往见之，恐不是素昧平生而突兀造访，两人在此之前曾有过一些接触，庄子要去见一见以前的老朋友，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秋水》篇说，惠施对于庄子的到来很不理解，轻信了别人说“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搜于国中三日三夜”。惠施恐不至于真的这样器量狭小，这段话可能是要说明惠施当时不知庄子之清高，于是引出庄子“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一段话。如果说在此之前惠施与庄子已有过交往，而惠施不知庄子如此之清高，那么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惠施对庄子知之不深；二是庄子本人的思想有很大变化。我倾向于后一种可能性。

庄子思想的清高、冷峻、深刻、洒脱，决不是一个少年或青年所能企及的。他的思想饱含了对社会黑暗、生活酸楚、世态炎凉的人生体验，说他的思想形成于中年时期是比较合理的。

庄子早年曾在蒙做过漆园吏，也就是说，他并非一开始就超然物外，而是也曾被世所“用”。这一段被世所“用”的经历可能对庄子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庄子·人间世》篇中有几则关于被世所“用”和不被世所“用”的寓言，作为一篇之总结的一段话说：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

照些话是说，被世所“用”而致伤。其中“漆可用，故割之”当是庄子从做漆园吏的社会实践中体验得来。“漆”被世所“用”而致伤，这不仅是指“漆”而言，而且是指庄子曾做漆园吏被世所用而受到世俗的伤害而言。文中有“栎树”所云：

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

这段话凝聚着庄子从被世所“用”到“无所可用”而“为予大用”这样一段人生转折的艰难困苦的经历，这段经历也是庄子思想逐渐形成并愈发坚定的过程。

庄子在世上求“无用之用”，这样一条人生道路虽使他陶然于精神之逍遥，但也窘迫于物质之贫困。《庄子·山木》篇云：“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说明了庄子当时的社会身份——他是一个穷苦的布衣之士、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庄子·外物》篇载“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云云，也正是庄子生活贫困，受到权势阶层的怠慢，而庄子奋力作精神抗争的写照。

庄子做漆园吏之前的身世如何，今人无从确考；他辞去或被罢去漆园吏之后的家境，肯定是很贫穷的。这种贫穷不是由于仕途受阻，而是由于庄子看破了仕途的险恶，不甘为世所“用”。庄子把通过仕途而得富贵比喻为在“骊龙颔下”得珠，他对谄媚于君王而侥幸于富贵者更有“舔痔”之讥（见《庄子·列御寇》）。《秋水》篇和《列御寇》篇有两段庄子拒绝受聘的叙述，司马迁把这两段话作了综合，写入了庄子的传记（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庄子是否真的曾被楚威王“许以为相”，今人也无从确考，但那两段话确实表明了庄子不为世“用”、不与当时的统治者合作的态度。

与庄子相比，惠施在政治上走着不同的道路。据侯外庐等所作“惠施年行略表”：公元前338年，惠施“初至魏，见魏相白圭。应魏王召，论齐、魏战马陵事”；公元前334年，惠施“为魏相，主谋齐、魏相王”。如果说楚威王聘庄子“许以为相”确有其事的话，那么楚威王于公元前339年至公元前330年在位，这段时间也正是惠施初至魏、然后任魏相的时候。庄子对相位避之唯恐不及，而惠施则被视为“新娶妇”加入了魏国卿相的行列。《吕氏春秋·不屈》篇载惠施初至魏，向当时的魏相白圭诉说使魏国强盛之策，白圭竟以“新娶妇”不该指责夫家的弊端陋习而责怪之，可见惠施在魏国旧卿眼中的地位是很低微的，而这正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惠施在任魏相前的社会身份。《吕氏春秋·不屈》篇又载，魏惠王欲让贤传国于惠施，惠施说：“……今施，布衣也，可以有万乘之国而辞之，此其止贪争之心愈甚也。”这段话说明了惠施为什么被魏国旧卿视为“新娶妇”——惠施原本属“布衣”之士，同庄子一样是平民知识分子。

惠施的社会政治主张除“止贪争”外，还有“泛爱万物”（见《庄子·天下》）、“去尊”（见《吕氏春秋·爱类》）、“偃兵”（见《韩非子·内储说上》），这些与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爱无差等”、“非攻”等思想很相近。墨学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惠施之学虽不是小生产者的利益所能范围，但它反映了一般平民阶层的愿望还是应该肯定的。《吕氏春秋·淫辞》篇云：

惠子为魏惠王为法。为法已成，以示诸民人，民人皆善之。献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翦……

翟翦先说“善也”，但又说“不可行”，并将其喻为“郑卫之音”。翟翦是翟璜之后，翟璜又是魏文侯欲举为相的私友（见《吕氏春秋·举难》）。翟翦反对惠施所立之法，与“民人”异，很可能是出于旧臣权贵的偏见。而“民人皆善之”，这说明惠施所立之法照颇到一般民众的利益。荀子说惠施之学“不法先王，不是礼义……不可以为治纲纪……”（《荀子·非十二子》）这也说明惠施这位“布衣”卿相确有一套与上层统治阶级不同的社会政治学说。

今人或因匡章喻惠施为“蝗螟”，惠施自称是“治农夫者”（见《吕氏春秋·不屈》），而说惠施此论与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之说甚为近似，而与墨家的社会学说极端相反。其实，惠施此论只是强调社会分工的必要，而不带有“大人”与“小人”阶级对立的色彩。观匡章之意，主要是责难惠施及其随行没有“与农夫并耕而食”，这是农家许行派的观点（见《孟子·滕文公上》）。惠施的回答与孟子论“劳力”、“劳心”之分确有些相似，但惠施并没有像孟子那样作“大人之事”与“小人之事”的区别，他自比于“筑城”活动中的“操表掇者”，很有些出身于“布衣”的学者兼政治家的色彩。

庄子与惠施同为布衣之士，前者“求无所可用”而“为予大用”，“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后者则怀抱“去尊”、“偃兵”、“泛爱”、“止贪争”的社会理想，被视为“新娶妇”加入到卿相阶层的行列。前者的道路是退隐逍遥，后者的道路是进取致用。以前者观后者，则后者不免因“用”而致伤；以后者观前者，则前者虽“大”而“无用”。《庄子·逍遥游》的篇末有庄子与惠施关于“大瓠”、“大树”之“用”与“无用”的两段对话，最能显出二人在人生道路选择上的对立，读者可参见之。

二、一对诤友两种学说

庄子与惠施所选择的人生道路虽然不同，但这并没有妨碍二人成为一对诤友。《庄子·至乐》篇云：“庄子妻死，惠子吊之。”且不论庄子借此机会对惠施作了一番人之生死“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的开导，仅从惠施亲往吊丧而言，两人之间是确有情谊的。《徐无鬼》篇云：

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斲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斲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斲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这段话最足以说明庄子与惠施在学术思想上的关联。庄子之所以能够“运斤成风”、“洸洋自恣”，其实是以惠施的思想为“质”的（今人或谓“惠施为庄子的思想作逻辑论证”，恰好颠倒了二人孰为“质”的关系）。观庄子所言，庄子本人的著作起码可以说大部分作于惠施去世之前，而且大部分是以惠施为辩论的对象，或者说是在与惠施争辩讨论的基础上形成、展开的。

惠施的思想为庄子提供了何种材质？由于惠施学富“五车”的著述全部佚失，我们现在只能从散见于《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关于惠施的记述和评论中观其端倪。当然，保存惠施思想最集中的就是《庄子》书中的《天下》篇。

《天下》篇云：“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以此知惠施学问广博，著述宏富，而其思想与庄子不合。接下来，《天下》篇列举了惠施“历物之意”的十大命题。何为“历物之意”？成玄英《疏》云：“心游万物，历览辩之”；马叙伦《庄子天下篇述义》引章炳麟云：“陈数万物之大凡也”；用我们今人的哲学术语说，这是一种自然哲学或素朴的自然辩证法思想。《天下》篇又云：惠施“徧为万物说……弱于德，强于物……散于万物而不厌……逐万物而不反……”这些都说明惠施是以“物”或“万物”为研究对象的。今人或以概念的思辨或逻辑的诡辩来解惠施之学，其实是有违惠施“历物之意”的本意的。

我在拙著《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试解惠施的几个命题”一节中，曾尝试从气论哲学的角度对惠施的“历物之意”作了诠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之。本文为探讨庄、惠思想的异同，对有些命题再作些重点的分析。

惠施的十大命题之首为：“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大一”与“小一”的概念是惠施从宇宙构成论的角度立论，简言之，宇宙的全体谓之“大一”，构成万物乃至整个宇窗的谓之“小一”。《庄子·秋水》篇云：

世之议者皆曰：“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围”……无形者，数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围者，数之所不能穷也。

这段话可视为对“至大无外”和“至小无内”的正确解释。用今天的术语说，“不可围”、“数之所不能穷”就是无限大；“无形”、“数之所不能分”就是无限小。惠施认为，宇宙的全体是无限大的“大一”，而构成宇宙中的万物乃至整个宇宙的，则是无限小的“小一”。惠施为什么要提出“大一”和“小一”的概念？这从《庄子·知北游》篇中可得到解释：

今彼神明至精，与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圆，莫知其根也，扁（遍）然而万物，自古以固存。六合为巨，未离其内；秋毫为小，待之成体。……此之谓本根，可以观于天矣。

惠施提出“至大知外，谓之大一”，就是要解决“六合为巨，未离其内”的问题；提出“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就是要解决“秋毫为小，待之成体”的问题。这里的后一个问题也就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所说：“最基本的元素物质应该是由它们的并合来组成最初的事物的。这种质性是属于实体中（最）精细的微粒。”[3]在惠施看来，这种“最精细的微粒”就是“至小知内”、“至精无形”的“小一”。但这里立即出现了逻辑矛盾：“至小无内”、“至精无形”的东西还能称为“微粒”吗？如果一个东西小到了“无内”、“无形”，那么它不就等于零、等于不存在吗？古希腊的埃利亚学派在批评伊奥尼亚哲学揭示了这一矛盾，并将其作为存在只能是“一”（“大一”）而不能是“多”（“小一”）的证据。这里的另一个逻辑矛盾是：如果说“最初的事物”由“至小无内”、“至精无形”的东西“并合”而成，那么“无内”加“无内”、“无形”加“无形”，不是仍然等于“无内”、“无形”吗？它们又怎能“并合”成“最初的事物”呢？古希腊的埃利亚学派也将这一矛盾作为存在不能是“多”的证据，而原子论者则认为存在是“多”，但这种“多”不是“无内”、“无形”，而是有形、“不可分”的“原子”。“原子”概念的出现首先是因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要避开以上矛盾（“虚空”概念的设置则是要避开“充实与运动”之间的矛盾，为“原子”提供运动的空间）。惠施的哲学接触到以上矛盾，但他不是要避开它们，而是承认它们，因此才有惠施的第二个命题：“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无厚”即“无内”、“无形”，是指“小一”。所谓“无厚不可积也”，是说“无厚”、“无内”、“无形”的东西相加，仍然等于“无厚”、“无内”、“无形”，此为避辑上的“不可积”；所谓“其大千里”，是说“无厚”、“无内”、“无形”的“小一”事实上积成了“其大千里”，然而又不止千里，宇宙万物乃至整个宇宙（“大一”）都是“小一”积成的（《经典释文》引司马彪云：“苟其可积，何但千里乎”）。

如果明白了“大一”“小一”的道理，那么另外的几个命题便可以迎刃而解。如“天与地卑，山与泽平”，以“小一”的概念解之，则天与地、山与泽皆由“小一”积聚而成；既然它们的本质构成相同，那么它们之间可谓没有尊卑的差别了。如果用“大一”的概念解之，则天与地、山与泽皆处是在“至大无外”的“大一”之中；如果将天与地、山与泽之间的有限差别比起无限大的“大一”来，那么这种差别也就近似于零了。

与“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意思相近的命题有“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以及《荀子·不苟》篇提到的“齐秦袭”。燕在北，越在南，齐在东，秦在西，它们之间的距离比起无限大的“大一”来，也是近似于零的。因为宇宙是无限大的，所以燕之北、越之南、齐之东、秦之西皆可谓之为“天下之中央”。

惠施之学被概括为“合同异”，此处之“合”不是相对主义的混同或概念的诡辩，而是以“物”为根据的；惠施的有些命题看似带有相对主义的色彩，但其潜在的条件却是“大一”与“小一”概念必然存在的矛盾。古希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正视并且要避开这些矛盾，因而走向了原子论。与惠施同时的庄子则借用惠施提供的自然哲学的思想资料，以其为“质”，走向了另一条道路。

《庄子·秋水》篇在解释“世之议者”所云“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围”之后说：

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知是非之不可为分，细大之不可为倪。

在这里，“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围”只是为庄子的思想作了铺垫。惠施所言论、所意致者只是物之精粗，而庄子从中引申出的则是“是非之不可为分，细大之不可为倪”的相对主义结论，他所追求的是不能言论、不能意致、“不期精粗”的“道”。

《庄子·德充符》篇云：

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于德之和……

这段话的前一句与惠施“万物毕同毕异”的思想可谓相近或相同，“夫若然者”则是铺垫之辞，庄子从中引申出的结输是：万物并非耳目的适宜对象，只有“德之和”——“道”才是游心之所。

惠施在提出万物之差别具有相对性、同一性时，其潜在的条件是与“无穷”的“大一”相比。依此客观的条件，只能说“天与地卑，山与泽平”，而不能说“天比地卑，山比泽低”。庄子则取消了客观的条件，把万物之差别看作主观上可以任意颠倒的，因此他提出：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庄子·齐物论》）庄子在强调万物之差别可以任意颠倒时，实际上否认了人们对物质世界进行客观认识和理性分析的必要和可能，万物之差别也就只能在主观上达到最终的冥同合一：“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

惠施提出的“万物毕同”、“天地一体”，是从对宇宙之构成的概念分析中所得。庄子认为，这种从概念分析中得出的万物统一性并非“以道观之”的冥同，它仍在作理性的计较，作“朝三”与“暮四”的区别，因此他说：“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庄子·齐物论》，郭象《注》云：“夫达者之于一，岂劳神哉？若劳神明于为一，不足赖也，与彼不一者无以异矣。”）观此可以明确，庄子与惠施所同者是他们都提出了天地一体、万物为一的命题，但惠施的命题是“劳神明”从对物质世界的概念分析中所得，而庄子则是摈除理性，弃绝对物质世界的分析计较，达到“以道观之”的冥同。惠施在通过“心智谋度”而提出“万物毕同”时并没有否认“万物毕异”，而庄子则把“万物毕同毕异”作为否定理性认识的可靠性的铺垫，最终得出“道通为一”的结论。

庄子在说“劳神明为一……谓之朝三”时，提出与之相对的概念：“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庄子·齐物揄》）此“道”在认识论上就是停止对物质世界的分析计较，停止对万物之所然和所以然的认知，“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同上）。惠施的“合同异”在本质上是自然哲学的命题，是自然辩证法的思想；而庄子的“齐物论”则是把自然辩证法转换成相对主义，最终提出了“弃智”“休心”的认识论。惠施与庄子在认知内容上的不同在于：惠施以“物”为认识对象，“散于万物而不厌……逐离物而不反”，庄子则以“道”为认识之终的，认为“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同上）；在认知形式上的不同表现为“辩”与“不辩”：“惠施日以其知与人之辩……卒以善辩为名”（《庄子·天下》），庄子则提出“辩也者有不见也，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庄子·齐物论》）。

惠施与庄子在认识领域的分歧开启了他们对人是否“有情”的争论（见《庄子·德充符》）。惠施的“历物之意”是主客对置的思维方式，当他提出“万物毕同”、“天地一体”时，并没有泯灭物我、天人的区别。因此，他才有发自“人之情”的爱心，提出“泛爱万物”的命题。也因此，他才有“以石代爱子头”，“击其所轻以免其所重”之喻（见《吕氏春秋·爱类》）。庄子的“齐物论”与惠施的“历物之意”不同，他采取了“丧其耦”、“吾丧我”（《庄子·齐物论》）的思维方式，他的“道通为一”不仅齐万物、和是非，而且同天人、均物我，进入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同上）的境界。这样，庄子就“视丧其足犹遗土也”（《庄子·德充符》）“形固可使如稿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庄子·齐物论》），他的“人之情”便泯灭了。在惠施看来，人如果“无情”就不可以叫作“人”，人如果“不益生”也就算不上“有其身”。庄子则以“无情”而求“不伤其身”，以“无用”而“为予大用”，以“无己”而用诸己，在这近乎悖论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昏上乱相”、“仅免刑焉”的社会的折射，可以听到对“递相为君臣”、“相刃相靡”而“损乎其真”的世道的抗议！庄子以“弃智”“休心”的认识论菲薄惠施的自然辩证法，而其“弃智”“休心”的认识论在更深层的本质上又是一种向往自由、反抗异化的社会批判学说——尽管它在当时不能取得积极的现实成果，而只能为庄子这样的布衣隐士提供一种在“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的精神的“逍遥”。

三、一种感慨两般命运

庄子与惠施虽然持不同的学说，走着不同的人生道路，但这两个布衣处在同一种社会情势下，因此他们也不免发出同一种感慨。

惠施是被视为“新娶妇”而步入魏国卿相阶层的行列的，这位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初见魏相白圭便“说之以强”，白圭“无以应”，而且不得不承认“新娶妇”所言“非不便之家氏也”。然而，惠施的强国宏略在当时的情势下很难施行，尤其是很难得到魏国旧臣权贵的支持。观白圭把“惠施之言”比作“无所可用”的“市丘之鼎”（见《吕氏春秋·应言》），翟翦把惠施所立之法比作“郑卫之音”，匡章把惠施及其随行比作“蝗螟”，最后魏惠王听信张仪之言而逐惠施至楚，可以看出他在当时受到了各方面政敌的反对。《韩非子·说林上》载惠施对陈轸说：“子虽工自树于王，而欲去子者众，子必危矣。”这段对政界官场相互倾轧、争宠的揭露，可谓是惠施遭受各方面排挤和攻击的经验之谈。《韩非子·说林下》又云：

伯乐教二人相踶马，相与之简子厩观马。一人举踶马，其一人从后而循之，三抚其尻而马不踶，此自以为失相。……惠子曰：“置猿于柙中，则与豚同。故势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后面这段话可能不仅是惠施对其强国之策因有各方面的掣肘而不能顺利施行的感慨，而且是他对“泛爱”、“去尊”、“偃兵”、“止贪争”的社会理想在当时不可能实现的感慨！

庄子不像惠施那样用于世，但观其所言“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当今之世，仅免刑焉”，他的不用于世恐怕不是不想用于世，而是当时的世道不能用于世。惠施在用于世的过程中对于世道情势之“不便”有所感慨，庄子在不用于世的道路上对于世道情势之“不便”更有所感慨。《庄子·山木》篇载“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絜系履而过魏王”，魏王问：“何先生之惫邪？”庄子答曰：

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见剖心徵也夫！

魏惠王见到庄子“衣弊履穿”便谓之“惫”，庄子借题发挥说，“衣弊履穿”只是“贫”，“士有道德不能行”才是“惫”。“贫”只是庄子的外表，“惫”才是他的内心感受。庄子“怀道抱德”，而当时却是“天下无道”；身处“昏上乱相之间”，欲“无惫”而不得，庄子不能不发出“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的感慨！

庄子与惠施有同样的感慨，但二人走的却是不同的道路。庄子由此感慨而“外天下”、“外物”、“外生”（见《庄子·大宗师》），惠施则仍然以“天下”为事，“逐万物而不反”，执“有情”而“泛爱万物”。惠施之所以能够如此，这与他在“处势不便”时仍有一种“利民”的淑世主义精神和“当其时而已矣”的现实主义态度有很大关系。请看他在回答匡章“公之学去尊，今又王齐王，何其到（倒）也”的驳难时说的话：

今有人于此，欲必击其爱子之头。……子头，所重也；石，所轻也。击其所轻以免其所重，岂不可哉？……今可以王齐王而寿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爱子头也，何为不为！……利民岂一道哉？当其时而已矣。（《吕氏春秋·爱类》）

惠施之学本为“泛爱万物”但当“欲必击其爱子之头”时，他便衡别轻重，以“石”（物）代“爱子头”（人），这是惠施之学“爱类”（爱人）更重于“爱物”的一种表现。惠施之学本为“去尊”，但在战国时期王权主义盛行的形势下，“去尊”之说不能行于世，为“寿黔首之命，免民之死”，他采取“王齐王”而“偃兵”的政策，这是惠施顺应历史潮流，持“当其时而已矣”的现实主义态度的一种表现。

庄子不同于惠施，他认为当时是“仅免刑焉”的世道，任何有为的政治措施不但于世无补，而且会被人所“窃”，流于虚伪，加重世情的苦难。在庄子看来，“爱民，害民之始也；为义偃兵，造兵之本也”（《庄子·徐知鬼》）。因此，他不是像惠施那样“当其时”而有所作为，而是“安时而处顺”（《庄子·养生主》），“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子·人间世》）。

尽管惠施在政坛上屡遭排挤，历经沉浮，但他毕竟为魏国的政治和外交奔波了一生。其功过得失有待于史家作公允的评价（《吕氏春秋·不屈》篇将“惠王之时，五十战而二十败，所杀者不可胜数，大将、爱子有禽者”等等，作为惠施“大术之愚”的治魏败绩。但据《史记》，这些都是惠施“初至魏”以前的事）。钱穆谓：惠施“忧魏者深矣，要为异于三晋权诈之士也”（《惠施公孙龙》）。这是对作为政治家的惠施仍不失其布衣学者之正直本色的正确评价。

庄子比惠施晚死20余年。惠施死，庄子失其“质”，“无与言之矣”，其学术思想上的寂寞可想而知。但观庄子“过惠子之墓”以及“庄子将死”时，他身边已有一些“从者”、“弟子”服侍，其晚年的生活可能不是很凄凉。从《庄子·列御寇》篇所载“庄子将死”时与弟子关于是否“厚葬”的一段精彩对话，可知这位哲学家真的实践了他所谓“大块载我以形……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庄子·大宗师》），可谓生得逍遥，死得潇洒！

哲学家的命运不足以用其穷达生死来说明，最重要的还要看他的著作和思想对后世发生了何种影响以及受到后世何种的评价。从这个角度说，惠施的命运远不如庄子。

在惠、庄在世时，惠施的影响可能要大于庄子。《庄子·徐知鬼》篇载：

庄子曰：“然则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果孰是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杨、秉，且方与我以辩，相拂以辞，相镇以声，而未始吾非也，则奚若矣！”

观此可以说，惠施之学是战国中期的显学之一。当时，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杨朱，所以孟子排杨、墨而未论及庄子。宋儒朱熹曾说：“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他只是在僻处自说，然亦止是杨朱之学。但杨朱说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朱子语类》卷一二五）从《孟子》书也没有论及惠施来看，孟子有可能是把惠施视为墨家一类的。然而到了战国后期，思想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荀子开始重点攻击惠施“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急，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荀子·非十二子》），还说“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荀子对庄子的批评可能仅此一句，而他对惠施却屡番攻击，而且十分严厉。荀子批评惠施“蔽于辞而不知实”，此处之“实”不是指万物及其规律（荀子是主张“不求知天”的，见《荀子·天论》），而是指儒家的“君道”、“人道”。惠施“弱于德，强于物”，儒、道两家对“德”的理解不同，但用这句话批评惠施却是两家都可以接受的。惠施“卒以善辩为名”，而荀子对何为“辩”之善作了严格的划分，他说：

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也。言而非仁之中也，则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辩不若其呐也。（《荀子·非相》）

荀子是只许“君子辩言仁”，而不许“小人辩言险”的！因此，他又说：

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磋而不舍也。（《荀子·天论》）

除了这种对“辩”的二分法之外，荀子还有三分法，即“有小人之辩者，有士君子之辩者，有圣人之辩者”（《荀子·非相》）。惠施之辩当然不属于后两者。就在这种对“辩”的三分法中，荀子更透露了对“小人之辩”的杀机：“圣王起，所以先诛也，然后盗贼次之。”（同上）荀子是把惠施等辩者视为头号敌人的！荀子之仁学的核心是礼论，在荀子看来，与其“礼之理”相违背的也首先是辩者之辩。因此，他说：“礼之理诚深矣，‘坚白’‘同异’之察入焉而溺。”（《荀子·礼论》）

在先秦哲事中，最先提出停止“辩物”的是庄子。他批评惠施“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在停止“辩物”这一点上，荀子与庄子是相同的，其区别只是庄子主张知止于“至道”，而荀子则主张知止于“圣王”（见《荀子·解蔽》）。

在庄子之“至道”、荀子之“圣王”面前，先秦名辩思潮受到了重大挫折，然而给先秦名辩思潮以最致命打击的可能是战国末期异峰崛起的法家。韩非子在“以功用为之的彀”、弃“无用不辩，不急之察”这一点上是与荀子的思想相同的。但荀子主张“君子辩言仁”，韩非子则将言行标准完全诉诸“法令”，提出“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韩非子·问辩》）。依此，则“辩”全无必要。“上之不明，因生辩也”，“‘坚白’‘无厚’之词章而宪令之法息”（同上）。只要君主颁明“法令”，则“辩”在“必禁”之列。

韩非子在禁“辩”的同时，对主张“大道不称，大辩不言”、持“恬淡”“恍惚”之说的道家思想也露出了杀机。他说：

恬淡，无用之教也；恍惚，无法之言也。……恍惚之言，恬淡之学，天下之惑术也。（《韩非子·忠孝》）

在韩非子的政治王国里，是不允许庄子那样的“逍遥”隐士存在的：“赏之誉之不劝，罚之毁之不畏”，这在韩非子看来，是在“首诛”之列（见《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庄子似乎早已预料到这种结局，并预设了对付的办法。所以，在《庄子·山木》篇中，其弟子问：“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吾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在严酷的君主专制下，庄子一类隐士欲得到完全的“无累”是不可能的；为了“保身”“全生”，他们只能“处乎材与不材之间”，而这与儒家的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实有某种程度的默契。在历史上，庄子的“逍遥游”不知为多少宦海失意的儒生提供了精神的避风港！魏晋时期，郭象注《庄子》，提出“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这更化解了“材”与“不材”之间的矛盾：“材”即“不材”，用于世即不用于世，“应帝王”即“逍遥游”。

法家思想的独尊随着秦二世灭亡而成为过去，汉初崇尚黄老，“恬淡之学，恍惚之言”有了发展的转机。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阴阳五行家的思想被儒学大量吸收，“阳儒阴法”、“儒道互补”渐成为中国政治、学术的基本格局。在先秦的“六家”显学中，实际上只有墨家和名家中道断绝，而其中最带有悲剧性的就是惠施之学了。惠施的著作全部失传，以致惠施的思想除了被人遗忘之外，就是遭人讥贬了。但从客观上分析，惠施的有些思想仍然融入了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大潮之中。例如，他的“大一”和“小一”概念就成为中国传统哲学自然观中不可或缺的概念（尽管名词表述可有不同，参见《管子》之《心术上》、《内业》、《宙合》，《楚辞·远游》，《吕氏春秋·下贤》，《淮南子·俶真训》，以及刘禹锡《天论》，张载《正蒙·太和》，王夫之《正蒙注·太和》等）[4]，这是惠施之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重大贡献！然而，后世哲学家在沿用“大一”“小一”的思想时，对其中深刻的自然辩证法内涵已经漠然不解了。古希腊的哲学家正是从对类似于“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以及“充虚之相施（移）易”这样的命题的矛盾解析中，建构了原子论哲学[5]。惠施之学为中国传统哲学埋下的原子论的种子，被“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的思想扼杀了！此外，惠施的“去尊”思想、把王权视为“当其时而已矣”的权宜之计的思想，也被“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思想掩埋了。这些不仅是惠施之学的悲剧，而且是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悲剧。

与惠施的命运相比，庄子要幸运得多。他的思想影响的广泛深入已无庸赘谈，仅以其著作而言，《庄子》一书不但一直流传，而且为之作注者古今相续。魏晋时期，《庄子》倍受玄学家和佛学家的青睐，此时难得的是竟也有人想起惠施：

司马太傅问谢车骑：“惠子其书五车，何以无一言入玄？”谢曰：“故当是其妙处不传。”（《世说新语·文学》）

庄子思想之“妙处”可以通过《庄子》书和《庄子注》不断地领会，惠施思想之“妙处”则需于“不传”中艰苦地挖掘。

注释：

[1]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22页。

[2]转引自王蘧常主编《中国历代思想家传记汇诠》先秦两汉分册，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7页。

[3]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0页。

庄子范文篇2

节俭消费的要求及标准首先，庄子号召世人保持一颗寡欲之心，《大宗师》篇庄子对于欲望过大的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庄子认为那些嗜好和欲望太深的人，他们天生的智慧也就很浅，所以以他们这种智慧想要理解那种身心真正自由逍遥的妙处自然是不可能的，也因为这一点，那些欲望过大之人经常会做出一些与“真人”做法大相径庭的举动并因此给自己的身心带来严重的危害。庄子对于寡欲的肯定也在他对于“耆欲深者”的批判当中表露无疑了。其次，庄子也正式提出了“知止”的观点。《齐物论》篇庄子在阐述了“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圆而几向方矣”这一物极必反的道理之后，正式提出了“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的观点。按照庄子之物极必反的逻辑来看，在消费领域盲目追求奢侈消费必然也会导致事物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前文所述之对耳目口鼻及心性之伤害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庄子倡导人们能以一颗“知止”之心自觉遏制其消费欲望，并自觉做到节俭消费。最后，庄子通过肯定远古时期“至人”的消费水平而悄然提出了自己的节俭消费标准。《天运》篇中他这样论述：“食于苟简之田，立于不贷之圃。逍遥，无为也；苟简，易养也；不贷，无出也。古者谓是采真之游”，古代道德修养极高的至人在物质生活方面马虎简单、无奢无华，但是他们在精神生活方面却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这样一来他就可轻易而逍遥地立足于这个世界，庄子特别肯定这样的理想境界，将之称之为“采真之游”。从庄子的这一立场不难看出，他所肯定的消费标准应当类似“至人”，简单素朴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是他所推崇的。

节俭消费的社会效益庄子从节俭消费所能带来的正面效应出发来规劝人们节俭消费。庄子认为以清心寡欲为前提的节俭消费会使人的身心在最大程度上得到解放，而这种解放所换来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理想生活境界当是这种消费所带来的正面效应之一了。庄子在《大宗师》一篇对于“古之真人”所拥有的那种“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的生活极为羡慕，“真人”的与世无争、节俭素朴、优游自在的生活方式深深吸引了庄子，他认为只有这种生活方式才能完全摆脱外物对于身心的束缚，并使人能够轻易与周遭同样无欲无求的自然万物融为一体，从而使人之身心真正处于一种逍遥无待的完美境界之中，这当是节俭消费所带来的正面效应之一了。对于统治者而言，节俭消费所带来的最大的正面效应当是政局稳定、国泰民安了。庄子从这一角度出发阐述了节俭消费所带来的又一正面效应：“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天地》），古代那些养育天下的统治者，因为自身的清心寡欲无所追求而使得天下百姓富足，因为自身无所作为而使得万物自行变化发展，因为自身的深沉宁静而使得天下百姓民心安定。所以庄子号召当代统治者效仿先人，在消费模式上首先从自身做起，统治者的节俭消费和对于物质生活的淡漠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人，从而使得天下百姓人心安定，满足于现状并以最为自然的方式生存，这样一来，国家的安定与和谐自然是意料当中的事情了。而这一点对于统治者来说又是至为重要的，以这一正面效应来说服统治者节俭消费自然也会产生更大的说服力。

庄子节俭消费思想的根基

庄子的节俭消费思想何以产生？仔细研读《庄子》不难发现答案：庄子的节俭消费思想来自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由外而内由表及里的逻辑思路、崇尚自然的宗教文化以及无私无欲的人性理论。

1.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天人合一几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作为中华文明两大源头的儒家与道家文明自然不能例外，但与儒家天人合一之“天”带有明显的伦理色彩且更偏重于德性层面相比，道家却显然更倾向于自然层面。庄子的《齐物论》通篇都是站在生态中心论的立场上阐述万物平等、无所差别的道理。是非、长短、高矮、贵贱、有无等范畴随着时空视角的转变而转变，所以“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类似的言论在《庄子》一书中不胜枚举。正因为有了这种齐物的思想，庄子才能够从形而上的高度洞悉芸芸世间万物一体、共生共存的道理，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天下》）、“故其好之一也，其弗好之一也”（《大宗师》）等言论在其书中俯首可拾，显然，庄子认为自然界是一个统一的和谐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人和自然界的其它物种一样只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之一罢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庄子又提出了“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秋水》）的主张，即从道的角度出发，人和万物都是自然界的产物，都有着共同的本源，并且都有着存在于宇宙与自然的独特的它物无法替代的内在价值，可以说都是同等尊贵与同等重要的。能够深刻反映庄子之“物无贵贱”、“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思想的文字集中在庄子对于理想社会与理想境界的描述中：“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马蹄》），这一段描述将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互不侵犯的共处局面描写得非常温馨：当时文明未生，一切都处于原始而未开发的状态，交通设施尚且没有，所以山野里没有现成的路径和隧道，水面上也没有船只和桥梁，各种物类共同生活，人类的生存空间相通相连而没有什么乡、县差别，禽兽成群结队游弋，草木自由地生长。人们甚至可以用绳子牵引着禽兽游玩，也可以攀登到鸟鹊的巢穴上面窥视里面的情况。在那个时代，人类保留着最完善的天性，跟禽兽以及其它各种物类和谐共处，哪里知道什么君子、小人呢！庄子的这个理想社会很明显是指文明程度非常低下的原始社会时期，庄子出自于对现实社会的失望而希望回归到人类文明的懵懂未开化时期，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庄子的消极思想，但正是通过这一长段描述，我们却很清晰地窥视到庄子骨子里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及由此反映的“物无贵贱”思想。在如何与自然界万物相处的问题上，庄子选择了“泛爱万物”（《天下》）“、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应帝王》）以及“万物不伤”（《缮性》）的生态伦理准则。庄子的“爱”是泛爱、平等的无差别的爱，和儒家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有差等的爱有着明显的区别，体现的是一种大宇宙观和生态伦理观。庄子的“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强调的是应该尊重万物生长演变的客观规律，不将个人感情强加到万物的发展中，不人为干涉万物的发展，而任万物依其本性自由发展演变，这体现的也是对万物的尊重与爱护。而“万物不伤”所强调的是万物平等的生存权，虽说这是庄子在追述混沌鸿蒙、淳风未散的远古时代的那种完满的浑一状态时所提出的，但却深刻反映了他的“物我同一”立场。这一立场在《知北游》之“圣人处物不伤物。不伤物者，物亦不能伤也。唯无所伤者，为能与人相将迎”的论述中也得到了体现，圣人与外物相处却不损伤外物。不伤害外物的人，外物也不会伤害他。正因为无所伤害，因而能够与他人和谐相处。换句话说，人与万物的和谐共处是建立在彼此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的，但这里庄子显然给予人以更大的责任与义务。庄子的“万物不伤”思想深刻到他的消费思想。

2.由外而内、由表及里的逻辑思路庄子对新兴的封建贵族及文化充满了仇恨和鄙视，胡寄窗先生很明确地点出了这一点：“在战国社会经济巨大变革的过程中存在着一股对这种变革不满因而否定一切的逆流。道家者流的经济观点，正是这一逆流的表现，而庄周却把这股逆流推到了它的最高峰。”[2]尽管持否定鄙视的态度，但他却没有能力对现状加以改变，所以他将寻求精神家园的希望寄托于人类文明之外的纯粹的自然，也正是通过对自然界的观察和在此基础上的思索，他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思想体系。《庄子》一书虽“寓言十九，籍外论之”（《寓言》），即往往假托他人之言而寄寓己意，但其“寓言”仍是经过对自然界的观察而提升的产物。如庄子就从大木因“不材得终其天年”而故人之鹅“以不材死”（《山木》）的对比中，悟出了人应处于“材与不材之间”“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山木》）的道理，在庄子看来，只有处于“材与不材之间”方能免受拘束与牵累，方能没有赞誉没有诋毁，时而像龙一样腾飞时而像蛇一样蜇伏，跟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而不愿偏滞于某一方面；时而进取时而退缩，一切以顺和作为度量，优游自得地生活在万物的初始状态，役使外物，却不被外物所役使。这种境界特别契合庄子一直所追求的绝对精神自由和逍遥“无待”之境。显然，庄子将他在自然界中的观察升华到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之中。由此可见，道家学者都倾向于从外界的自然现象或自然秩序中体认领悟到人类社会现象或社会秩序，其逻辑思路显然是由外及内、由表及里的，这恰与儒家推己及人由内而外的逻辑思路相反。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是因为两家思维方式的不同。儒家学者是以积极入世的处世哲学来直面世界的，其文化现实应用色彩强烈，他们希望以“礼”和“德”拯救分崩离析的社会秩序，所以他们是以肯定的思维方式由人类的礼制文化推出“仁”“、诚”等哲学范畴，并加以推广开去。而道家学者是以消极出世的处世哲学来应对世界的，他们对现实世界与礼乐文明已失望透顶，在无奈之中选择了避世自保的立场和态度，所以他们是以否定的思维方式实现肯定的目的，从本然世界推论现实世界，体现了一种高度自觉的体验式思维。

3.崇尚自然的宗教文化庄子追求的是绝对的逍遥无待的自由，齐死生，忘物我，尚原始混沌之境，所以他崇尚的“本根”即是“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蓄而不知”（《知北游》）的纯粹自然，他所认定的“道”存在于自然界包括蝼蚁、稊稗、瓦甓、屎溺在内的一切事物上，同时却又超然其外，是一种超越的绝对存在。除此之外，庄子还深刻意识到自然界的一切东西都有着自己的运动规律，人为因素在这种规律面前毫无用处。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客观运动规律体现在一切物质之中，庄子举了其中的几个例子：“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天道》），天地有自己的运动规律，日月存在光亮，星辰有各自的序列，禽兽有各自的群体，树木直立于地面，这些都是这些事物所固有的东西，是一种客观存在，任何外力无法改变其发展规律。因此，洞悉此点的庄子号召人们在这种规律面前俯首称臣，怀着敬畏之心去因顺自然的这种规律：“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大宗师》）；“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天运》）；“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应帝王》），显然，庄子认为就个人养生来说，最大的自由和舒适惬意来自于对自然的因顺，因为一切合乎自然规律的举动都会使人与周遭万物的变化融于一体，这一点类似于孔子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为政》）的境界，是天人合一的最高理想境界。同时，就治理天下来说，帝王同样应遵循因顺自然界的这种规律，否则肯定会给国家带来特别凶险的灾难。为了说明以敬畏之心因顺自然的必要性，庄子还假托孔子之口说出了这样一番话：“饥渴寒暑，穷桎不行，天地之行也，运物之泄也，言与之偕逝之谓也。为人臣者，不敢去之。执臣之道犹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山木》），即类似饥饿、干渴、严寒、酷暑以及穷困的束缚使人事事不能通达这样的事情是天地运行、万物变迁的结果，人应当随着天地、万物一块儿变化流逝。做臣子的，理当不敢违拗国君的旨意，做臣子的道理尚且如此，何况是用这样的办法来对待自然呢！由这一段话不难看出庄子强调敬畏自然与因顺自然的立场。可见，庄子是在更彻底的否定中寻找肯定，在更彻底的混沌之境中寻找一种长久理性的存在。庄子这种崇尚自然的自觉行为缘于其真诚的信念，他在遁世、消极无助的困境之中从自然界悟到了足以抚慰其精神家园的处世哲学，这种直觉性思维足以解释其整个哲学体系。

4.无私无欲的人性理论庄子坚信无私无欲才是人性之道，《山木》篇他这样表明自己的立场：“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吾愿君去国捐俗，与道相辅而行”，庄子对“建德之国”百姓之纯厚而又质朴、少私而寡欲的人性大加赞赏，从其鼓励国君放弃国政捐弃世俗而追随大道的言论来看，他显然认为这样的人性方符合大道，换句话说，少私而寡欲的人性才是人性的“本根”。《马蹄》篇中，庄子更是直接点明无欲才是民性之本：“至德之世……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庄子对“至德之世”时期人们无知无欲、于禽兽同游、与万物并存的生活状态极为迷恋，在庄子看来，那样的生活状态才最理想，人们因为无知才不会以所谓的智慧与技巧迷乱心志，因为无欲才不会妨害人本来的素朴本性，两者结合就能力保人民生活在一个身体与精神都宽松无比的理想环境之中，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庄子才会由衷地感叹道“：素朴而民性得矣”。既如此，与人性相悖的那些言行又该如何解释呢？从庄子“凡事亦然：始乎谅，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人间世》）和“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胠箧》）的论述来看，他显然认为那些与人性相悖的行为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因为人类所谓的智慧与文明会使人盲目追求感官享受，从而使人的心性迷乱以致于沉溺于其中而不能自拔。既然素朴无欲是人之本性，那么固守这种本性，人类当然会在消费领域自觉降低消费标准，没有过多的奢求，这样节俭消费自然不成问题。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庄子的节俭消费观的可操作性是相当强的。可见，天人合一思想为庄子节俭消费思想提供了理解与追求自然之“道”这种自觉行为的哲学平台，由外而内、由表及里的逻辑思路又为之提供了推动其高度自觉行为的思想动力，崇尚自然的宗教文化信仰提供的是保证这种自觉行为永久运行的理论基石，无私无欲的人性理论提供了这种思想存在的必然性论据。这些共同构建了庄子节俭消费思想体系的稳固基础。

庄子节俭消费思想的生态因子及其当代意义

当前解决环境问题无非三种途径：法律、技术和道德，而后者最为关键，人类要想真正解决困扰我们的生态问题，必须从信仰、生态意识的高度，理性地为人类设定一种可被普遍接受的行为法则，这种法则必须源于我们内心的自觉意识，这样我们才能自觉行动起来，困扰我们的生态问题也才能有望得以彻底解决，而支撑着庄子节俭消费思想的正是其高度自觉的生态伦理和对自然由衷的敬畏之情，这种自然自觉的生态伦理给身处生态危机的当代人类以深刻的启迪。与儒家相比，庄子更注重以一种反朴归真的形式追求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共处，所关注的是整个大的自然系统和生态系统，其“天人合一”的“天”更倾向于自然之“天”，其“合一”更倾向于人与自然之间物我两忘式的融合与交流。这种特点决定了他对于自然万物的态度，庄子的“物无贵贱”、“泛爱万物”、“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等生态中心论观点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R•纳什在《大自然的权利》一书中就对艾普、雷阿利等西方学者的观点加以附和，认为道教所主张的“万物与我为一”，实则是要求人们把自我融进自然界这个更大的有机整体中，这就消弭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隔膜关系与思想障碍，这也是卡利科特将道家的思想定性为“东亚的深层生态学”的原因之所在。庄子这种整体思维模式和大环境意识也是致力于解决环境问题的当代人类所应当继承与发扬的。庄子由外而内、由表及里的逻辑思路使其擅长于从自然界中体悟人生的哲理，他自觉地将自然秩序和人类社会秩序、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现象对应起来，并将从自然秩序中所体悟出的哲学思想融会于人类社会秩序之中，这一特色与道家崇尚自然的宗教文化信仰也大有关联。正是出于对自然的自觉崇尚和敬畏，庄子对不符合自然之道，向自然过度索取的消费行为非常反感。在人性理论方面，他坚持“无欲”“无私”方是人之真性，过度消费与这种真性自然严重不契合。基于以上思想，庄子坚定地选择了“知止”的消费理念。庄子遵循自然之道的自觉意识要比今天我们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所换来的后知后觉要更高深一层。因为前者是庄子在迫于自身窘境（仇恨现实却又无力改变现实），为其寻找精神家园的过程中通过深沉思索而得到的丰硕智慧成果，这种成果一旦形成，就成为其真诚的信仰。而后者是当代人类为解决环境问题而推出的权宜之策，是为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是形而下的“器”，无法上升到类似前者的那种形而上的“道”的水平。当前我们面临的生态环境相当脆弱，而这与人类无知与狂妄不无关系。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类两三百年所创造的产值甚至超过了以往的总和。随着人类对自然所谓的“驾驭”“认知”能力的加强，人类中心主义甚嚣尘上。

庄子范文篇3

一、“本真”的生存论意义

庄子哲学中的“真”，主要指的是人的一种理想生存状态，可以理解为“本真”，正所谓“极物之真，能守其本”(《庄子•天道》)。《庄子•大宗师》中有一则“子桑户死而反其真”的寓言，它在描绘一个“返本归真”的逍遥境界的同时，也形象地道出了“真”或“本真”概念的内涵：“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语日：孰能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孰能登天游雾，挠挑无极；相忘以生，无所终穷?三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莫然有间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闻之，使子贡往侍事焉。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日：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从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庄子哲学中的“真”，已经构成一个高度抽象的哲学概念，具体地说它是一个生存论的范畴。生存论的理论指出：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生存也总是人的生存。(1]庄子所向往的这种“本真生存”亦是如此，它作为人理想的生存状态，实际上正是一种人与天地万物相互交通交融的“天人合一”的浑融境域，即所谓“登天游雾，挠挑无极”，“游乎天地之一气”。“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庄子•齐物论》)庄子敏锐地发现，“真”概念所指向的“天人合一”的浑融境域是无法用语言来把握的，因而他采用了间接的言说方式，即通过对“本真生存”下理想的存在者“真人”的考察，来进一步阐释生存之“本真”的具体表现特征。这与海德格尔凭借对“此在”即“在世之人”的拷问来通达“存在”意义的思路异曲同工。[2]正如《庄子•秋水》中所提出的，“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庄子主要是立足于天人关系的视角，对“真人”作了极为详细的描述，其要点在于指出“真人”所守持的“天人合一”的生存状态：正所谓“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庄子•大宗师》)；“不以心损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庄子•大宗师》)；“古之真人，以天待人，不以人人天”(《庄子•徐无鬼》)。出于对道家学派总体思想的理解，我们认为庄子哲学中的“真”范畴所呈现出的这种“天人”境界，至少可以从三方面来规定：它既是指人与世界万物相互联系、相互交通的浑融境域；又是指主客体水乳交融、浑然不分的精神境界；还可以理解为顺天任性、自然无为的行为态度。[3]

二、以“真”为美的生存论视角

庄子哲学中的“真”所体现出来的超越物我、主客的“天人合一”的浑融境域，与审美活动具有某种同构关系。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就须首先引入一个概念：“生存论美学”。这是从人类生存角度研究生存与美的关系，研究美的生存状态根据，即什么样的生存状态才是美的，这便涉及美的生存本质问题。从生存沦美学的角度说，人应该如此的生存便称为美的生存，这样的生存状态便是美。[4]对于庄子来说，人应该如此的生存状态便是“本真”存在。这种“天人合一：’的理想生存状态，正符合了生存本身的内在规定。因为按．R《{生存论理论，“天人合一”就是指人生存于世界中，与世界共在。生存总是与周围世界相联系，只能是在世界中展开的生存。【5]根据生存论美学的观点，庄子这种“天人合一”的“本真生存”，就是美的生存状态或美的境界。虽然庄子并没有直接用“美”来对其解说和评价，但他却问接地对这种“本真生存”以及生存于其中的“真人”作了一番审美的描述：“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庄子•大宗师》)这里所谓的“逍遥游”，主要指的是精神的自由和超越，它是在人与自然相互融通的“天地之一气”的浑融境域中实现的，这就与审美的自由相通。“审美经验的自由愉快，从哲学来看是自然与三昌人的对应合一，人与自然不断走向对应、渗透、交融而取得的和谐统一。”(6]从这个意义上讲，庄子正三是用审美的眼光来观照这种“本真生存”，并将其羞苫看做美的最高旨趣。庄子“真”或“本真”的哲学理念，不仅指出了三美的生存本质，而且为美学提供了一种值得借鉴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我们称之为“生存论”的视角和方法。既然生存是在与周围世界相联系中展开的整体境域，那么我们就必须以相互联系的整体性思维来考察人的生存要素。生存论不同于一般的主客二分的认识论视角，将审美对象独立于审美主体之外孤立地对待，它始终立足人的整体生存状态来研究作为生存要素之一的审美活动，因为审美归根到底是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相交融的体验形态。从生存论整体性思维的视野出发，重点研究包含主客于一体的整体性的审美关系，将会为美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

三、“真”、“美”合一的天人意境

庄子哲学中的“真”或“本真”，作为天人合一、物我融一的生存境域，在精神实质上与中国古代艺术的最高审美理想相通，那就是各种传统艺术门类所共同追求的“意境”。“意境”作为中国古代艺术的最高审美理想，在诗歌、绘画和音乐艺术中体现得最为突出，其具体的表现形式之一便是“情景交融”或“情境合一”。“情景交融为有意境”已经成为美学研究界的共识，它在一定程度上正符合了占人对于意境的物我合一一、形神兼备的基本要求。然而，意境的“情”“景”关系绝不是在相互分离和对立基础上的凑合，而是情中有景、景中有情的自然妙合。正如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中指出的：“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唯意所适”；相反，“截分两橛，则情不足兴，而景非其景”。也就是说，“意境”的生成无论是创造还是接受，都在于打破物我界限，使我中有物、物中有我，进行物我融一的体验。若从其哲学根据上讲，“情景交融”正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意境”就是这种“天人合一”思维模式在审美和艺术中的具体表现。“天人合一”思想正是道家哲学的核心，因而可以说庄子生存论之“真”概念所呈现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自由精神境界具有真正的美学性质，正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艺术意境的“情境交融”，正是对人与整个宇宙的最“本真”关系的哲理领悟。张世英提出，“天人合一”还可以表述为“万物一体”。“万物一体”既是美，又是真，也是善：就一事物之真实面貌只有在“万物一体”之中，在无穷的普遍联系之中才能认识到(知)而言，它是真；就当前在场的事物通过想象而显现未出场的东西从而使人玩味无穷(情)而言，它是美。[7]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庄子哲学中的生存论之“真”所显现的“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实际上是一种“真”与“美”合一的境界。所谓“真知”不过是对于“本真”的生存体验，而通过这种“本真”体验在精神中所展开的天人之境，也正是艺术所能表达出的美的最高真谛。

四、主客浑融的体验之“真”

在传统的见解中，“真”被认为是一个认识论范畴，表示“知”对物的符合。然而这种符合论之“真”已经逐渐暴露出它的理论缺陷：“知”亦即意识和观念，是与物完全不同的东西，两者如何可能相符合呢?即使认识要去符合现实，它又如何知道现实的样子呢?如果不知道就无法符合，如果知道就不必再符合，如果曾知道，那就成了两种认识的符合。[8]对此，庄子就曾提出这样的质疑：“道恶乎隐而有真伪?”(《庄子•齐物论》)在庄子的哲学体系中，认识论之“真伪”是被当做一个假问题而遭到拒斥的。

其实，符合论之“真”的这种矛盾，根源就在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即作为认识者的主体与作为认识对象的客体是彼此分离和对立的。然而，以庄子“本真”观念为集中代表的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世界观中，并没有形成突出的主客二分式的认识论框架，这样中国古代的认识论之“真”就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二元对立模式，而表现出主客融一的浑融思维特点。正如《庄子•大宗师》所指出的“有真人而后有真知”，生存论之“真”正是认识之“真”的理论基础。这种主客浑融的认识之“真”不再是对客观事实单纯的反映，而是融主体心意于其中的体验，这就与审美经验的特征相通。审美经验虽然包含着认知因素，但它却超越了一般的认知活动，更多依赖于主体全身心地融人对象中去体验、玩味，在主客体相融为一的浑融境域中实现审美的精神自由和愉悦。中国古代认识论的这种主客浑融的体验之“真”，也充分表现在中国传统艺术中，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真实性理论。我们考察绘画艺术，就会发现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不同，对“真”有着不同的要求。中国古代画家并不刻意追求对事物外形的逼真描摹，而是更强调将全部身心投入审美对象中去体验其精神内容，正如清代郑燮在《黄慎》一诗中所说的：“画到情神飘没处，更无真相有真魂。”这里所谓的“真相”是指客观事物的形态，而“真魂”则是指画家将想象和情感融入客观对象而生成的审美意象。这体验之“真魂”的艺术价值远远超过仅基于感官知觉的“真相”，它正是主体在生存体验中有感于人和宇宙自然的和谐融一并在“本真生存”基础上流露于艺术中的心灵投影。

五、“质朴纯真”的超然意趣

庄子范文篇4

一、追求生命自由的最基本的范畴

“道”是《庄子》中的基本概念，是追求生命自由的最基本的范畴。《庄子》基本继承了《老子》中“道”的思想，庄子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①老子的道重客观的意义，庄子的道从主体上升为一种宇宙的精神。庄子把道和人紧密结合，使道成为人生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庄子认为，道是世界万物的本源，宇宙万物运动的法则，“道”是无形相的，在时空上是无生灭的。“道”的特点，具有绝对性，创造性，永存性，普遍性，无为性。“道”的存在是无条件的，“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无为”形容道的幽隐寂静，“无形”形容道的超乎名相。道虽然幽隐寂静，却在作用上可取得信验（“有信”）所以具有绝对性；道具有创造性，“神鬼神地，生天生地”，在品位上与时秩上都先于天地鬼神，是产生万物的最后根源，也是一切存在的始源；道“自古以固存”，“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出上古而不为老”，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无限的，故具有永存性；“道”遍及六合四方，“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又具有普遍性；“道”还具有无为性，道无为而万物自化，“杀生者不死，彼为本末非本末，彼为积散非积散。生生者不生”②，万物常因特殊的际遇而兴起而消失，道运作万物而自身却永不消失。庄子详细地阐述“道”，向世人宣告自已体悟的宇宙观，这也正是他追求生命自由的逍游境界的思想基础，要达到生命的绝对自由，就必须深刻体悟“道”这个基本的范畴。

二、追求生命自由的理想手段

在庄子看来，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道的境界。如何扩大人的内在生命，便是庄子所关注的问题。人被生存的环境所蔽，为知见所囿，形成锁闭的心灵。庄子所关心的，不在于生理我的满足，不在于家庭我的实现，也不在于社会我的完成，而在于体现宇宙我的理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便是宇宙我的体现。宇宙我的体现，有赖于超越精神的展现。超越的意义，在于扬弃与提升，扬弃俗世的价值，而提升到更高更辽阔的精神领域中。“不从事于务”，即扬弃利禄、名位，权势，毁誉之俗世活动。“游乎尘垢之外”、“游乎四海之外”、“出六极之外”，心灵活动超出于物质世界形相之拘限，冲破现实的藩篱而精神上达。真正的自由是“无待”的，它不依赖于任何条件。那么怎样才能做无待呢?那就是“心斋”与“坐忘”。“心斋”，庄子解释为“若一志，无听之于耳而听之于心，无听之于心而听之于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③。“虚”即虚无，指无执无为的心境而言。“心斋”作为方法，是一个“致虚”、“守静”的过程，亦即去执去为过程，其要旨是“一志”和“唯道集虚”。“一志”者，义为专一心灵，神不外驰，不为外物所动。这一过程同时是“唯道集虚”的过程。道之性为虚，冲虚自然。人要“体道”，心灵也要冲虚自然。这一虚静之心是需要不断地化欲，反复提升的。在《人世间》篇中，庄子认为心不断地集虚，则可以“虚实生白”，使之呈现为一种虚灵空白、无执无著、自然无为的状态，即与道合一之境。“忘”是对外物的超越，“坐忘”是对自我的超越，《大宗师》曰：“堕肢体，黔聪明，离形去知”，即忘掉形体，消除欲心。世人往往寄情于外物，驰心外求，故需返归自观。庄子所说的这两种“执”如同佛学所说的“法执”和“我执”，“忘”的过程就是去掉“二执”的过程。外忘于物，内忘于我。内外俱忘，即为至境。庄子在谈论“心斋”时说：“闻以有翼者飞，未闻以无翼者飞”。谈论“忘”时，把“坐忘”称为“同于大通”。庄子反对“以有翼者飞”，赞成“以无翼者飞”。有翼之飞受肉体的局限和外部条件的束缚，因而是有待的。“无翼”是对外物和自我之执的化解，唯其如此，才能“游无穷”，实现自由。“同于大通”亦即“同于大道”。道是大通的，意即通达无阻、所在皆顺之意思。主体与道为一，则无往不通，来去无滞，自由自在。

三、逍遥游，追求生命自由的最高境界

“逍遥游”才是“无所待”的自由即绝对的自由。“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逍遥”一词始见于《诗经》，“羔裘逍遥，狐裘以朝。岂不尔思，劳心忉忉。”（《桧风•羔裘》）“絷之维之，以永今朝。所谓伊人，于焉逍遥。”（《小雅•白驹》）意即“到处游逛”。但庄子首次作为哲学概念使用。对于“逍遥游”支道林这样解释：“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遥然靡不适。”④“可见庄子的”逍遥游“，是一种人道合一后实现了对人生各种困境的超越的忘物忘我、无功无名无己、无待无累无患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超越了一切，无时空之限，无是非之辩，解决了人生一切苦难，内心充溢的是一种妙不可言的喜悦和快感。这是人生最佳的境界。在庄子看来，只有无己的至人（真人）、无功的神人、无名的圣人才能达到这种境界。“于无何有之，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⑤到达这种境界便能和天地万物同体而无偏私，和天地万物融化而不偏执，“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便是大通境界的写照。

四、“道通为一”的齐物观

庄子认为，人生问题的产生，源于人的“成见”，世人站在自我的立场对万物加以分别与追逐，不但引起内心欲望的膨胀而劳神伤体，还引起无休止的纷争乃至战争。要想在纷繁的现实面前不动心，使心灵在无限中遨翔，就要从自我的局限性中解脱出来，以开放的心灵观察事物，认识问题，做到和是非，齐万物，泯生死。万物始于“无”，自然而不知所以然，故应顺应自然。既因自然而生，便无是非真假之争、死生物我之辨。一切源于道，故“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万物的种种差别不过是世人的一已成见，它们其实各禀自然之形、之性，并无大小寿夭之别。“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⑥世间本无是非，“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土，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⑦如果“以非指喻指之非指”，则一切是非之辨都不攻自破了。至于死生之辨，庄子认为：“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⑧这是说人不必畏惧死亡。庄子进一步又说明了死不但不可怕，而且和生一样，是自然的安排与规律，人要安然顺处。“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⑨所以要“不知说生，不知恶死，”“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庄子承认万物齐一，社会中的贵贱、富贫、荣辱、是非、名利、得失、生死都成为了可以退忘、遗弃的东西，这样，就可以在动荡之中不动心，永远保持虚静、逍遥的境界。

五、有无合一与理想境界

庄子范文篇5

庄子博大的哲学思想中包含了及其深刻的美学思想，在整个美学思想里，庄子从对立的角度同时探讨了美和丑。庄子对于丑的审视在中国古典美学、中国文学艺术中可谓打开历史之先河，具有开创性价值,对研究庄子审丑美学意义深远。我们发现美学思想的光辉在庄子哲学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虽然《庄子》全书没有专门提及庄子的审美思想。庄子以道家之法尤其关注审丑的表达方式，且审丑内涵极为大胆丰富。在庄子审丑美学中使人们体会到了如何使“丑”转向“美”的思考方式，庄子强调人们不应矫揉造作，而应“法天贵真”，应该以“德”来内充外在的丑陋，通过“心斋”“坐忘”“虚静”而步入“道”的精神境界弥补，影响和净化内在的鄙陋。庄子美学更多的关注个体生命逍遥的豁达与畅通。那些庄子笔下“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圣人，都是不受外物的浸染，有着冰雪般肌肤和充满“无己”“无功”“无名”，精神上的绝对自由的圣人。庄子笔下的人物除了这些内外兼修的神人、圣人外，可我们也会发现，在庄子的思想里也有不少外美内丑、外丑内美的人物存在，他们或逍遥自适，或在精神上超越自我，及其自由和闲适。这些人物的出现绝非偶然，他是美学研究的重要体现。万物所展现给审美主体的美感，有些是自然本真状态的呈现，而另一些则是以“巧夺天工”般精湛技术的加工。自然本真的存在也好，人为的雕琢也罢。在庄子那里，他追求的是万物的自自然然。在他看来，自自然然的东西总是散发着美的光辉。庄子尤其追求审美之自然。

“自然”一词并非始于庄子。老子《二十五章》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在老子那里是“道”的本性，“自然”与“道”同一，离开“自然”，“道”将不能存在，而离开“道”，“自然”也将无法存在。可见，“自然”一词在老子那里就已经不仅仅指自然界了，而是指事物本身以其本真状态存在的方式，是本然、天然，是自然而然、自自然然之意。陈望衡先生曾说：“……鸟按其本性飞翔在天空，鱼按其本性遨游于水里。只要人不以自己的意志去改变它，它的存在就是合理性的存在。”[1]《庄子》一书中，“自然”一词出现了8次，与老子所讲的“自然”含义基本相同，是与“人为”相对的。庄子所提及的“自然”包括客观世界，非人为的天然，自然而然的不受外界干扰的事物内部发展规律。而庄子的“自然”更多的是强调保持事物的天然属性和自然而然的本真状态,反对人为和人工穿凿。庄子继承了老子“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不过庄子把老子的“道”及“法自然”重点放在人生论上。在庄子哲学中，“道”贯穿于庄子哲学的至高境界。“自然”生于“道”，又是宇宙精神的象征，从自然的本真状态到宇宙赋予生命个体的精神使得人与自然得以和谐友好沟通。就“自然”一词来说，庄子书中并不是很多，“道家尚自然，此义尽人知之。然道家书莫先于《庄子》，而《庄子》内篇言及自然者实不多。《德充符》：‘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应帝王》：‘顺物自然而不益私焉。’仅两见。似庄子心中，自然尚未成一特定之概念。庄子之所谓自然，不过曰顺物之自然变化，不复加以外力，不复施以作为而已。”[2]而从宏观上去理解《庄子》，它无处谈及的不是关于自然的问题，同时钱穆先生在这里把“自然”在庄子那里的本意讲得再确切不过了。庄子所说的“自然”，是从大自然中提升出来的本性，而大自然的本性理所应当也是人的本性，因而庄子所说的“自然”有更深层次的含义：“自然”也即人之本性。庄子没有明确告诉我们什么是他所追求的自然之美，只是提到了“天地有大美”，而这种天地之大美也就是自然美。何为“大美”，“大美”也即是天地的自然性，也即是说是自然之道，就是内在于天地之中的自然的灵魂所在。庄子间接地从“庖丁解牛”的故事告诉我们，人不但要顺应自然，更应当合理地通过自身对事物的反复实践，从而去更好地适应自然，使那些不完善的具有缺陷的对象变得更加符合审美的客观规律，这是庄子提倡的自然之美的精髓所在，也是庄子能在这个层面超越老子的最大法宝。二庄子规避违背天道之丑，追求事物自然本真的存在，对于违背自然之美的矫揉造作痛恨至极点。《秋水》曰：“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余子之学行于邯郸与？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邯郸学步”这一故事不考虑自己的特点，盲目因袭，不但学不到别人走步的绝技，反而连自己以往自然的习惯步伐都忘得一干二净。“丑女效颦”这一故事中，丑女见西施皱眉很美，于是极力效仿，以为自己也和西施有一样的效果，殊不知，不见其美，反见其丑，违背了自己自然的模样，只知道西施捧腹皱眉很美，而不知道美的原因何在？仅以为只有捧腹皱眉就是美的表现。为什么西施捧腹皱眉很美，而自己这样做则丑呢？原因在于丑女不分时间、地点、场合、趋赶时髦的恶劣作风，而就是这种作风淹没了自己的个性特征，使自己的自由生命受到极大限度的约束。庄子审美观重自然，其核心是在处理天与人的关系上。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由宇宙论到人生论，第一步便是天人关系论。”庄子反对任何违背自然的人事活动，主张“与天为徒”、“天人合一”。这里的“天”即自然天性，也即人自由的本性。

“人”即“人为”，人为必有损天性，因而人只有摒弃对自然的一切违背行为，才能获得自由的天性，而追求人的自由天性是庄子美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在《庄子》一书，‘天’字共出现655次，其中单音词174次，双音词或词组481次。‘天地’93次，‘天下’286次。”庄子之所以反复强调“天”字，其实也就是为了阐述其重自然美的审美理想。“天”是外在于人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本真状态，不能因为主体的力量而使之与“道”相脱离。“天”即自然，是万事万物自然而然的状态或人自由的自然天性所在。天是宇宙万物的本质，更是人存在的价值所在。在庄子看来，仁义礼智、道德规范以及个体的贪欲杂念，摧残着人的自然天性，而导致了个体的不自由乃至人性的失落。因此，庄子大力反对一切人为的违背自然天成的规章制度的束缚，将“自然”看作仁义道德的对立面，力求恢复到人性自自然然的本真状态。而作为个体，不应当违背自然，而应冲破名缰利锁的束缚，勇于顺应自然，只有超脱了现实的束缚，与自然天道相亲相和，才能拥有自由充实的精神生活，使人的自然天性自由地无拘无束地发展，一切自自然然的原始天成状态就是最美的状态，而破坏天然状态的人为方式就是丑的不自由的恶行。通过《秋水》中北海若所说的内容可见，如果说美是个体所获得的生命的一种自由，那么丑则要反自由。“从人类审美意识的发展进程看，对于美学观念中“丑”的研究都标志着审美意识的进步。正是由于不和谐和不稳定因素的加入，促进了从古典美学向近代美学的发展，古典美学的否定和近代美学的产生也以丑的因素为契机。”因而研究“审丑”对美学来说仍然是重要的课题，具有极大的意义和价值。

作者:汪静单位:贵州省安顺市安顺学院

庄子范文篇6

古语曾有云：“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但庄子对此不以为然，他宁愿做自由自在的鱼，也不愿沾染名利，尽管其毕生贫困，在穷闾陋巷中以编草鞋为生，但仍不堕其志，致力于道学的发展，并以乐观的心态追求至道，以求自身的逍遥。《庄子·山木》对庄子的洒脱有过这样的记载：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逢系履而过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惫邪？”庄子曰：“贫也，非惫也。上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王独不见夫腾猿乎？其得楠梓豫章也，揽蔓其枝而王长其间，虽羿、蓬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间也，危行侧视，振动悼栗，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足见其人生的豁达和对名利的淡薄。

关于庄子的人生态度，《大宗师》还有一段这样的描述，庄子将死，弟子们欲厚葬，他立刻予以否定：“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赉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如此！”当弟子们又担心乌鸦老鹰会啄食时，庄子宽慰他们道：“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可见庄子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在一个相对落后的时代，不仅在人生态度上有着极其超然物外的洒脱，对人的生死也抱有非常达观的态度，看淡生死，把生和死当作一个必然要发生的过程，一笑而过。

二、对绝对自由的向往

在庄子看来，人生在世之所以不自由和痛苦，就在于不是一种真正自然而然的生存状态，用他的话说就是因为“有待”和“有己”。庄子认为人要活得真正自由，就要超越各种条件的限制，达到“无待”；同时又要摒弃自己的主体意识，达到“无己”。然而，要真正实现“无己”，则必须要从根本上否定人的“自我意识”，而这显然又是不可能的；同时人也不可能超越一切条件的限制达到“无待”。

很显然，庄子所追求的自由，不是现实生活中的自由。现实中的自由在他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他所追求的，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的自由。于是，他对自己的人生做了这样的定义：“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天下》）。道通万物，当我们回到物之初即道时会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分别，没有物只有“无”，“万”已消失只剩下“一”。于是庄子说：“与物相刃相靡，其行进如此，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归，可不哀邪？”

可见，现实世界的人们不能得到的东西，只有在另一个世界里才成为抽象的现实。在这个抽象的世界里，个人不得不用抽象的方式，在自己内心寻找现实中找不到的满足。大概，庄子对自由的追求，也正是如此。

三、庄子的情感世界

作为隐士，庄子一生中交友不多，而惠施则是其最好的一个。惠施学识渊博，是战国名家“合同异”派代表，庄子对他十分尊敬。但两人人生态度又有很大分歧，《至乐》中这段描述就可以看出端倪：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人且俨然侵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命乎，故止也。”与自己相濡以沫的结发妻子去世，庄子不但不哭反而鼓盆而歌，从人伦的角度看，这是违背情理的，丧失了一个在社会生活中的人应有的基本情感，故而惠子对此极为不满。然而在庄子眼里，人之生源于自然，人之死又返于自然，相送就要嗷嗷哭泣，岂不是欠通达明理？妻子睡在天地这个大屋子里即将成为永恒，不再有痛苦和贫穷，所以得要为她庆贺。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说过：“当人想到稍纵即逝的瞬间，他就把现实事物当作是渐趋死亡的，像所有生命的朝生暮死一样，成为生长、腐朽和再生这一周期的一部分。他承认自己是属于自然的，和自然相认同。”[1]当庄子面对触目惊心的死亡惨状想到生命的脆弱和短暂，像白驹过隙般不可逆转奔向生命的尽头时，他以“自然之道”的价值尺度否定了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价值。然而在世人眼里庄子太过冷漠，以至于后来荀子批评他“不知人”。[2]他真是如此无情吗，《德充符》为我们提供了答案。面对惠施的质疑，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庄子认为人之形是“天”或“道”赋予的，人之情是由人自生的。一个人应该因任自然，保持心境或精神上恬静（“无情”），才是真正的生活。他于《大宗师》写到：“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这几句话是中国几千年来文学上常用到的,“相濡以沫”更是成了美好爱情的代名词。但在庄子眼里，“相濡以沫”固然令人感动；而“相忘于江湖”却是一种更高的境界，更需要淡泊的心境。

清人胡文英在《庄子独见》中指出：“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感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3]他，可说是庄子的知音。

四、总结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写到：“盖唯物之倾向，固以现实为权舆，浸润人心，久而不止。其弊果益昭，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4]或许，这与庄子对社会的认识有着本质的相同。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世衰道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降而为“自诸候出”，再降则“政在大夫”，三降则“陪臣执国命”，在那个时代，庄子是孤独的，庄子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他的出众，他的高度，他不愿沦为芸芸众生，没有人能理解他的烛热与博大。这如同屈原感慨“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一样[5]“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那时当权者与政客所追求的只是王霸之道，庄子很难在芸芸众生之中找到一个与之一样看透世情得窥天道的知己。或许，正因为如此，他宁可甘于孤独，超然物外，于是才有了震古烁今的庄子的超脱人生。

【注释】

[1]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2]《荀子·解蔽》：“蔽于天而不知人”。

[3]胡文英[清]《庄子独见·庄子论略》。

[4]鲁迅《文化偏至论》，《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5]屈原著，萧兵译《楚辞·渔父》，《楚辞全译注》，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参考文献】

[1]崔大华《庄学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5。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张运华《先秦两汉道家思想研究》[M]，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

[4]安继民，高秀昌，王守国《道家双峰——老庄思想合论》[M]，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

[5]陈鼓应《道家文化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06。

庄子范文篇7

二、对绝对自由的向往

三、庄子的情感世界

四、总结

【论文关键词】超脱；豁达；绝对自由；情感

【论文摘要】庄子的超脱人生是其对人生的理想境界和实践方法的思考，是对精神本然状态的自我认识，从而达到一种超脱世俗、无任何约束的精神自由境界。其豁达超脱的人生观，对历代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1]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2]《荀子·解蔽》：“蔽于天而不知人”。

[3]胡文英[清]《庄子独见·庄子论略》。

[4]鲁迅《文化偏至论》，《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5]屈原著，萧兵译《楚辞·渔父》，《楚辞全译注》，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参考文献】

[1]崔大华《庄学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5。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张运华《先秦两汉道家思想研究》[M]，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

庄子范文篇8

庄子哲学的“道”与禅宗的“心”具有相近之处，在庄子哲学中，“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一个无限的概念。由“道”而产生了天地万物，“道”本身是万物之源，是终极，在时间上无始无终，在空间上无边无际。“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而且，这个“道”是“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何芒乎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子·天下》）。“道”虽如此恢宏博大，神秘莫测，但又不是主宰和统治人的东西，而是一种能赋予人以幸福和力量的东西。人如果获得了“道”，即获得了无限和自由。

同样，禅宗的“心”也是一种神秘而“芴漠”的东西，“心”不是指肉体的心，而是一种哲学理念。禅宗的“心”所包容的也是一种自由和无限，也就是说，从“本心”出发，欲达到超越经验的内心自悟，最终达到存在的本源，获取对宇宙与人生的总体性根本认识，这种境界，即禅宗的“梵我合一”。所谓“梵我合一”，亦即“我心就是一切”的世界观。以此而论，在追求无限与自由这种境界的意义上，庄禅有共同的旨趣。

一、“自然无为”“与任运随缘”

庄子的“自然无为”

在庄子哲学中，“自然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是“道”的根本特性。在他的言谈著述中，对“自然无为”的溢美之辞随处可见。“吾师乎！吾师乎！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所游已。”（《庄子·大宗师》）,庄子进而认为一切人为有意的东西都会导致伤损“自然”的后果，他以马为喻，说道：

“马，蹄可以踏霜雪，毛可以御寒；食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夫马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而蹄子，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齐之以月题，….诡衔窃辔。则马之知而态至盗者，伯乐之罪也。”（《庄子·马蹄》）

马本自然之物，自由驰骋于沃野，本性法天。可人（伯乐）却以自己的意愿约束破坏它的“自然”之性，驱之以役，束之以羁鞍，使马的自由天性遭到毁坏。因此，庄子主张一切任其自然，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天下有常然”。他进而又解释说：“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故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庄子·骈拇》）庄子把“自然”当作人生最高的境界，认为“虚静恬淡，寂寞无为”是“万物之本”，人们如果能以此“自然无为”当作准则，就会达到最大的自由。庄子一生所赞美的“真人”、“圣人”、“神人”等等皆是因追循自然无为之道而达到绝对自由的典范。

庄子哲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体现在自然的“无为”方面。无为既是天地万物的生成方式，也是作为万物其一的人的存在方式和行为方式。在《知北游》中，他这样解释：“天地有大而不言，四时而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柿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进一步讲，人在“无为”状态才真正保持住人的本性：“性者，生之质也。性之动，谓之为；为之伪，谓之矢。”（《庚桑捷》）由此可以推动，只要产生“有为”的欲念，人的自然状态肯定就会丧失掉，虚静无为才能保持人的本真。

“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齐物论》）。庄子的理想人格正是这种超越人生的“无为”精神状态，虽稍显理想化、幻想化，但作为一种独特而又积极的精神修养追求，不能不让人顿起“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之感。“其寝不禁，其觉不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这种看似无情无欲的表征，蕴含了“主人”、“神人”、“圣人”高度的精神自由感，构成了庄子思想所追求的最高人格境界。庄子看似卓异不凡的对于理想人格的描述，背后所隐含的是人类征服自然、超载世俗的热切情感，也是他所追求的无待、无累、无患的臻于“无为”的绝对精神自由世界。在他脑海中，他深知这样的道理：“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天地》）。

庄子的“无为”论，实际上也带有强烈的批判意义，并非“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而是强调“无以人灭天。”针对当时统治者以“仁义”为幌子巧取豪夺的现象，庄子明确指出正是做作的“仁义”蒙弊了人的自然本性，“仁义”的追求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对“利”的追求，所谓“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马蹄》）。这种对政治制度尖锐的批判，虽然会最终趋向对人类社会行为的否定，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有他揭露当时各路诸候崇尚智巧的合理成份，矫枉往往过正，庄子思想中对所谓“文明”的批评确实有他与众不同的独特眼光。

因此，人自身的“自然”是存在和发展的最高目的，人如果牺牲这一目的，追求功名利禄，那么，“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茕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俱然，可不谓大哀乎！”（《庄子·齐物论》）。可见，庄子深刻提示了古代社会人的异化，显示出他对作为“人生之大美”的“自然无为”境界的深切热爱与执着追求，而这些也是后来古代诗词和绘画等文学艺术作品所求的境界。

在“既雕既琢”的纷乱时世，庄子号召人们以“无为”的心态“复归于朴”。而且，他给在自然主义的立场之上，已经十分清晰地预言道后世的衰败乱离之象：“民之于利甚勤，子有杀父，臣有杀君，正昼为盗，日中穴环……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庚桑楚》）。庄子也真是本性良善的哲学家，哪还用得了千年，在他死后不数年，人食人的怵目惊心场景已不断上演，对“欲”与“利”的追求会使人性飞速腐坏，直至沦丧殆尽！

禅宗的任运随缘

禅宗的“任运随缘”同庄子的“自然无为”名殊而意类。对于枉然的做作追逐，惟政禅师曾加以嘲笑说：“佛乎佛乎，仪相云乎哉？僧乎僧乎，盛服云乎哉？”禅宗太师们把世上的一切均视为“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达磨偈）。

禅宗向来强调一切修行不能脱离现世。“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坛经•般若品》），因此，众生身上都有佛性，而且众生都可成佛，不必外求。真正的大解脱，就是对“本心”产生真正的认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禅宗是禅教合一的“生论禅”，它强调正确地看待人生，主张“看得破”，“放得下”，融经义于日常的生活之中。

为了“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禅宗大师们也常常用“棒喝”、“非经毁教”、“逢佛骂祖”等类机锋峻烈的手法使人“顿悟”，以体现事物万象的纯粹本质。同时，禅宗大师们又善借“平常心是道”的理念引导世人。所谓“触类是道”，一切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皆可参出深实的禅意，“……扬眉动晴，笑欠磬咳，或动摇等，皆是佛事”，所以，“但任心，即为修也。”（《圆觉经大疏》）。江西大寂道一禅师说得更平白：“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所谓平常心，即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之所存……”（《大正藏》）

无门慧开和尚更有一首禅诗把这种“任运随缘”发挥得淋漓尽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永嘉禅师曾言：“忘缘之后寂寂，灵知之性历历，无记昏昧昭昭，契真本空皎皎，惺惺寂寂是，无记寂寂非；寂寂惺惺是，乱想惺惺非。……今言知者，不须知知，但知而已，则前不接灭，后不引起，前后继续，中间自孤，当体不顾，应时消灭。”这些玄而又玄的言语，其中真旨，便是道法自然而“无为无不为”的禅悟。而禅宗徒众参禅的方法，更是“自然无为”这种原则的具体表现，即所谓“著衣吃饭，屙屎送尿”的自然。如果违反自然，违反“任运随缘”的原则，刻意苦心去修什么“正果”，不仅无成，反而虚妄有害。《古尊宿语录》中记载：

“马祖（道一）居南岳传法院，独处一庵，惟习坐禅，凡有来访者都不顾……（师）一日将砖于庵前磨。马祖亦不顾，时既久，乃问曰：‘干什么？’师云：‘磨作镜。’马祖云：‘磨砖岂能成镜？’师云：‘磨砖不能成镜，坐禅岂能成佛！’”。

经此点化，马祖顿然而悟。这个故事，正体现了禅宗“任随自然”的世界马。如果违背自然，强心成佛，就会象“磨砖作镜”一样痴呆无成。

在禅宗里，与“无为”相对的“有为”称作“有修之修”，是生灭法，即有生有灭的，因此修成还废。如果想与万物为侣，与天地同道，就要进行“无修之修”。这种“无修之修”其实和庄子哲学的“自然无为”同出一辙。云门和尚说：“终日说事，未曾道着一字；终日着衣吃饭，未曾触着一粒米，挂着一缕丝。”（《古尊宿语录》卷十五）这也是讲禅家以无为之法而达到“随缘而不变”的道理。只要“任运随缘”，虽处于俗世，最终不为世相所染。

总之，只要深谙“任运无为”的法理，“了此天真自然，不断不修，任运自在，为名解脱。”（马祖语）。当然，比起庄子的“自然无为”，禅宗的“任运随缘”更加放任不拘，最富有怪诞意味的要数德山宣监和临济义玄这两位禅师。

德山宣监曾公然对弟子说：

“诸子，莫向别处求觅，及至达磨小碧眼胡僧到此来，也只是教你无事去，教你莫造作。著衣吃饭，屙屎送尿，更无生死可怖，亦无磐涅可得，无菩提可证，只是寻常一个无事人。”

接着，这位和尚又放言，“这里佛也无，祖也无；达磨是老臊胡，十地菩萨是担粪汉；等妙二觉是破戒凡夫；菩提涅磐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鬼神薄；四果，三贤，初心，十地，是守墓鬼，自救得了么？”其实，这些渎神亵圣之语的核心之处，也就是诱导弟子们不要被陈规陋矩所扰，而要任其自然，以获得心悟。

临济义玄更是直口快心，无忌无惧，他言道：“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始得解脱；不与物拘，始得自在。”禅宗大师的这种“逢着便杀”也正是要打破一切反自然的桎梏，而“不与物拘，始得自在”之语同庄子的“淡然无极”、“虚静恬淡”几乎是同出一辙。经过分析可见，禅宗的“任运随缘”在艺术哲学的角度上讲要比庄子的“自然无为”更有着深刻的内涵。

寒山和尚一首偈诗最具言简意赅，意象明洁：我心似明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

二、“道之无限”与“心能作佛”

庄子的“无限之道”

庄子哲学与禅宗均追求无限，即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纵观《庄子》一书。对无限的赞美不胜枚举。他所赞扬的“大鹏”，能“水击三千里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逍遥游》）他所赞叹的“神人”，能够“乘云气，御飞龙，神游乎四海之外”，而且，神人“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级。”（《逍遥游》）就是在庄子著作的字里行间里，也可见出其文气势恢宏，如光电狂风，上击九霄，下抨六级，姿肆，字里行间无不透出“道之无限”的庞宏。

在庄子眼里，“道”是宇宙最后的根源，是一种远远超越人类感性认知和理性逻辑的关于世界本体的思想观念。“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广广乎其无不容也，渊渊乎其不可测也！”（《天道》）“道者，万物之所也。”（《渔父》）“夫道，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大宗师》）所有上述种种皆说明了“道”的超越时空限制的性质，人类时空的形式是不能容纳、解释“道”的，“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知北游》）——这种对世界整体和共同根源的深刻探索，反而最终显现了庄子哲学立足于平地的自然、实在，显现出“生活美”的真实形态，并非该于崇拜超自然幻境的宗教类虚无。

虽然“道”是一种“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的东西（《大宗师》），但是人还可以通过直觉和体验感觉到，也就是说，以一种难以言表的超理性直觉“发现”它，似乎神秘，但并非虚妄，最终能得到一种逍遥任游、自由超越的精神感受。

禅宗的“反照之心”

禅宗的“心”也是包容一切的无限理念。《宗镜录》上讲，“心能作佛，心作众生，心作天堂，心作地狱。”如此十六字，就几乎完全言及了“心”的博伟与无限。与此相类的，还有“三界之中，以心为主，能观心者，究竟解脱，不能观者，永处缠缚。”（《心地观经》）：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亦无方圆大小，也非青黄赤白，亦无上下长短，亦无嗔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有头尾。“（《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般若品》）这些都从不同角度言及了“心”的广大与无限。

禅宗有关“心”的理念庞杂包罗，有“真心”和“无心”的概念。随着历史发展，禅宗的心性论逐渐向“道本虚空”、“无心合道”等方向发展，也就是“即心是佛”、“心净成佛”、“见性成佛”，并一直强调“空寂灵知之心”，认为每个人的“心”都是自己的，认识自己的关键在于“反照”，而不是求助于从外界中觅寻。“一切众生，不拣愚智善恶，乃至禽兽，所有心性皆自然，了了常知，异于木石者，且不是缘境分别之识，亦非证悟之智，直是真如自性，不同顽虚，性自常知”。因此，不怕念起，只恐觉迟，能做到“心不起念”，泯歇妄心，便能做到“存境存心”。

禅宗的“心”还表现在初入禅境的喜悦之中。所谓“三禅之乐，世间第一，乐中之上。”《杂阿含经》中这样描述“心”愉悦的状态：“从内心而发，心乐美妙，不可为喻。乐遍身时，身诸毛孔，悉皆欣悦。尔时五情虽无外尘发识，而乐法内出，充满诸根，五根之中，皆悉悦乐。譬如石中之泉，从内涌出，盈流于外，遍满沟渠。三禅之乐，亦复如！”由此，“心”能益知，“心”能开慧，“心”能使人大彻大悟。

禅宗一直认为“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坛经》上讲：“故知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淮摩经》也讲：“即时豁然，还得本心。”禅本身就是一种大智慧的心法，是一种超越日常知识的明心见性的感知。希运禅师说得最恰当：“诸佛与一切众生，惟是一心，更无别法。此心无始以来，不曾生不曾灭，不青不黄，无形无相，不属有无，不计新旧，非常非短，非大非小……犹如虚空无有边际，不可测度。惟此一心即是佛。佛与众生更无别异，但是众生诸相外求，求之转失。使佛爱佛，将心捉心，穷劫尽形，终不能得……此心即是佛，佛即是众生。”

“道”与“心”在哲学上大概都属于唯心主义的范畴，但是，它想所追求的“无限”，在扬弃其中看似不可捉摸的虚幻之后，我们可见出许多积极闪光的东西。这是因为，二者都充分肯定了人在无限的宇宙方面是自由的，肯定了人可以有等同于无限宇宙的力量。庄与禅对无限的追求为后世的人格超越提供了积极的范例。

三、“齐死生”的洒脱与“离境无生灭”的放达

庄子的“生死观”

在我国古代哲学家中，对生死问题做过最细致详尽探究的，就是庄子。他认为，死生皆为变化之自然，“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庄子·大宗师》）因此，生不必悦，死也不必恶。同时，庄子在生死问题上还表现出极其潇洒安然的风神：“彼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生乃气聚，如赘疣，并无可乐；死为气散，恰似决溃，亦不必哀。这种对于生死的达观，是庄子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在《庄子》一书的外篇中，还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天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庄子·至乐》）上述故事真伪何如，不得而知，但它确实反应出庄子及其后学的生死观，他们把生死与春夏秋冬四时行作等同相待。当然，这种看法也含有否定生命价值的因素，剔除这一消极成分，我们可见出这种思想包含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几千年前庄子就已把生死视为自然的变化。这确实令人赞叹不已。

在“向死而生”的世界中，死亡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跨越、无法避免的鸿沟。“人生天地之间，若自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潦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生，生物哀之，人类悲之……乃身从之，乃大归乎！”（《知北游》）庄子这种豪洒不拘的生死态度，同原始佛教那种把生命本身看作是苦难负累的认识完全不同，虽然有感慨、有叹息，但庄子更多的是“逍遥”的洒脱，是藐视自然困境的豪迈不羁。“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署，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德充符》）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大宗师》）死亡的这种外在必然性，在庄子的哲学思想中，并不是人类生活中的巨大障碍和不可逾越的无底深沟，它恰恰是人类走向精神自由、磨砺意志的一种命运安排。如果对生死认识得当，保持逍遥、无为之心，在克服生死迷茫的过程中人们反而“足以逞其能”，战胜凝于内心深处的心魔，摒弃利害之欲和哀乐之情，在广袤的精神世界里更加无拘无束地、自由地飞翔。

禅宗的“本来无一物”的生死观

在生死方面，禅宗比庄子更远走一步，慧能大师最有名的一首偈句“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坛经·行由品》）既是生死泯界的另一种陈述。既然“本来无一物”，生死又何异哉！这种思想，在后代礼禅的诗人伤口中也屡有透露，例如苏轼和其弟子由在渑池怀旧之诗：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诗中寓理成趣，显示了生死聚散无由无根之理。这些都表明，禅宗不仅象庄子那样对生死问题抱达观态度，而且进一步地声称已“悟透”生死。

要做到“离境无生灭”，也就是要做到“无念”。《坛经》讲：“于一切境上不染，名为无念。于自念上离境，不于法上念生……何名无念？无念法者，见一切法，不著一切法；遍一切处，不著一切处，常净自性，使六贼从六门走出，于六尘中不离不染，来去自由，自在解脱，名无念行。”做到这一地步，在禅宗大师们看来，生死是那么的简单、随缘。

洞山良竹神师临死前对弟子说：“出家人，心不附物，是真修行，劳生惜死，哀悲何益！”法常禅师更是豁然：“来莫可抑，往莫可追。”简直就是素朴的真理性睿语：“人出生不可抗拒，人死亡不能追回，事事随缘，弃却形骸”。道楷禅师死前也很坦然，平静，他甚至还随意写下诗偈：“吾年七十六，世缘今已足。生不爱天堂，死不怕地狱。撒手横身三界外，腾腾任运何拘束！”如此潇洒，连来世如何都无一丝牵挂于心，真个是“本来无挂碍，随处任方圆。”在世界无依、山河无限的禅意里，一切都是无始无终，非生死可拘。

亦禅亦道的东坡居士参禅最有心得，在他的《百步洪》一诗中，洞悟了人生瞬息之短，展现了“此心无住”的生死超然：

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离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山眩转风掠耳，但见流沫生千涡。险中得乐虽一快，何异水伯夸秋河。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觉一念逾新罗。纷纷争夺醉梦里，岂信荆棘埋铜驼。觉来俯仰失千劫，回视此水殊委蛇。君看岸边苍石上，古来篙眼如蜂窠。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使如吾何！日船上马各归去，多言晓晓师所呵！

四、“恍恍惚惚”与“以手点空”——庄禅的神秘主义

庄子迷蝶的神秘

庄子哲学中深厚的神秘主义色彩是显而易见的。《齐物论》中，有这样的记述：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之蝴蝶与？蝴蝶之梦周也？周与蝴蝶则必有分也。此之谓物化。”

这种身与物化，物我一体的境界，正是庄子神秘主义的一个形象体现，它显示出庄子哲学不仅仅单从物的属性上去寻找人生真谛，而是从我与物的精神联系上去探索，视人生为一种极其高奥深远的境界。这种“庄生晓梦为蝴蝶”的“恍恍惚惚”为后世文学的“意境”范畴奠定了根本。

庄子思想中蕴含的神秘主义并非出神异鬼的故弄玄虚，它是由人类认知相对性而带来的困惑和不解。从最浅显而又最深刻的一点入手，人的存在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而随时会产生神和、虚玄的认知局限。“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墟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由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秋水》）而且，“吾生也有涯，而知也天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如此实实在在地破解自家的“神秘”所在，不能不说是一种大智慧的显现。

魏晋玄学理论主题的“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超言意以冥合”等等，主要论题皆是庄子思想中神秘主义的发挥和阐释。正是对“无”与“有”、“名教”与“自然”等等理念的探索和思辩，才使“魏晋风度”形成了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庄子的神秘主义哲学恰似一种诱媒，在魏晋时代杀戮如同生活的黑暗年代，名士们正是借助老庄哲学聊以摆脱其内心的苦懑和无比深刻的精神危机，“任其性命之情”，自由高蹈地“放”、“达”，冲破礼俗轾梏，追求看似颓放实则自由的精神境界：“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恍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不知利欲之感情……”（刘伶《酒德颂》）——这些与庄子思想“外天地，遗万物”的神秘自由精神世界正可谓不谋而合，殊途同归！

另外，庄子哲学中的本根——“道”，也是没有“形色声名”、“不可言传”的神秘之物。“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知之哉！”（《庄子·天道》）在《知北游》中，庄子又说：“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总之，庄子哲学有关“道”的神秘主义阐释，是和他们从大自然的生命中所体验到的一种自由无拘的精神境界有紧密关连。这种“道”的神秘同“心斋”、“坐忘”等等神秘的感知同为庄子哲学的深幽奥奇之境

禅宗“拈花微笑”的神秘

无独有偶，禅宗也以其神秘主义而闻名于世。

元和年间，当有人向江西信州鹅湖大义禅师问及“如何是禅”时，大师仅“以手点空”，以示犹然。至于禅的立宗基础和体验方法，更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而禅宗源起的传说，本身就带有极其浓烈的神秘主义色彩。据传，佛祖在一次灵山大会上，手拈一枝金婆罗花以示徒众。当时，众人皆默然不知所为，惟大迦叶尊者点首微笑。佛祖曰：“吾有正法眼藏，涅磐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并向迦叶付之一偈，“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天。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见《传灯录》、《传法正宗记》）。这就是禅宗“拈花微笑”公案的由来。在这拈花微笑，心心相悟的神秘气氛中，迦叶尊者就成为禅宗之祖。

如欲参禅，顿悟之前肯定是要借助语言文字，而彻悟之后，从“不离文字”走向“不立文字”，恰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方是最高的境界，把“可说”与“不可说”不露痕迹地消隐于无形之中，最终完全使“体知与认知”、“无语与有语”、“可说与不可说”，融会贯通，达到“以心传心”的绝佳禅韵。因此，达摩面壁、德山棒喝、天龙一指、打地示棒等等借助机锋、玄言等神秘主义的禅意形式，正是让人理解“道由心悟”的玄旨。

临济宗的“四宾主”，“四照用”等宣教方式，也体现了禅宗在认识论方面的神秘主义。其中，达到“主看主”——即问答双方都已达悟的神秘境界，为参禅之最高妙处。至于禅宗各派在“参话头”中的神秘玄理，则不胜枚举。

曹洞宗的宏智正觉禅师在《坐禅箴》中，也把禅意说得神秘玄妙：

“佛佛要机，祖祖机要，不触事而知，不对缘而照，不触事而知，其知自微，不对缘而照，其照自妙。其知自微，曾无分别之思，其知无偶而奇，曾无毫忽之兆，其照无取而了。水清彻底兮，鱼行迟迟；空阔莫涯兮，鸟飞杳杳。”

由此，可见禅意的神而又妙之处。从艺术哲学的视点观察，禅宗的神秘主义也正体现了艺术心理玄奥的特质，这对于艺术探索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在对庄禅的相同之处作了一番比较分析之后，接下来，再谈谈二者之间相通之处间微妙的相异。

在讨论庄禅的相同点时，我们确实已经看到二者在生死问题上的洒脱与达观。但是，它们在生死观方面也存有非常明显的歧异。

庄子认为“万物一序，死生同状。”（《天地》）。“生也，死之徙；死也，生之死。”（《知北游》）。他同时大言：“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表面上看，庄子把生死等一，并有飘然出世之姿。实际上，庄子仍执着于生死，并从内心深处发出“死生亦大矣”的狂野呼声。他的“游心”、“坐忘”、“心斋”等等，都不是真的把此世当作虚幻的蜃景而锐意追求出世“逍遥”，他的目的是要超越此世，把个体精神提高到与宇宙并生的人格高度，以求“物物而不为物所物。”庄子对生命充满了深沉的热爱与无比的眷恋，只是其心灵之上笼罩着一层感伤而神秘的纱帘。

庄子范文篇9

关键词：《逍遥游》；庄子散文；艺术风格；影响

《逍遥游》堪称庄子散文的扛鼎之作，也称得上是先秦散文的代表著作。可以说，庄子散文，乃至先秦道家学派散文的艺术风格在《逍遥游》之中得到了集中的表现。本文结合先秦散文的艺术风格，试以《逍遥游》为例进行分析探究，力求洞悉庄子散文独特的艺术风格，继而阐述庄子散文积极思想和消极思想共存、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互交织的创作风格对后世文学创作的深远影响和推动作用。

一、庄子散文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的地位

要洞悉庄子散文的艺术风格,就必须要对先秦诸子散文有一个宏观了解。可以说，先秦诸子的散文多是哲理著作，多用散文表达自己的学派思想和政治主张，其内容大多博大精深，内涵着深刻哲理，同时，也包含了丰富的文学性和文学因素。先秦的诸位思想家大多是写文章的行家里手，除了《庄子》，还有《荀子》、《韩非子》等等，几千年过去了，这些典籍至今都还值得我们当做文学作品来品读。先秦诸子百家的散文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我国散文这种文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其中，又尤以庄子的散文为代表，其创作的散文大多想象丰富,多用寓言,善用比喻,辞藻雄浑壮阔,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先秦文学散文的典范,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并间接影响着后世散文及其他文体的发展。

二、以《逍遥游》为例分析庄子散文的艺术风格

(一)想象丰富，夸张奇特

庄子创作散文最显著的艺术风格就是想象丰富和夸张奇特。庄子的散文中，想象的场面、虚构的情景、夸张手法的运用随处可见，纵横捭阖，恣意发挥，体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逍遥游》从文章的一开始,就酣畅淋漓地展现了这种十分独特的艺术风格：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几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在文中，庄子用其丰富、大胆的想象力和奇特、诡异的夸张手法，给读者展现了一幅动人心魄、怪异奇特的画面：在漫无边际的北海中，一条不知有几千里长的大鱼在随处游动着，突然之间，这条鱼就像变戏法一样，变成了一只背不知有几千里宽的大鹏。当这只大鹏在空中展翅高飞的时候，它的两只翅膀就像从空中垂下来的云彩一样遮天蔽日。这只鹏有着超强的能力，在南海中可以激起三千里的浪花，其宽大的两翼借着大风可以直接飞上九万里的高空。在庄子的神来之笔下,鱼能够转化成鸟，展翅高飞；鹏能够水击三千里，借助风力直插云霄。奇特诡异的想象在庄子的文中信马由缰，任意奔驰，从而绘制成了庄子心目中一个理想化的境界。

(二)比喻形象，以喻托志

首先，从比喻的数量来看，可以说随处可见。《逍遥游》全文800余字，小大比喻有20多个。其中大的比喻就是一个寓言或者虚构的故事，小的比喻也就是一句或几句话。全文主旨就是为表现庄子“有所待不算逍遥游，无所待才算逍遥游”的主旨思想。为了达到这个表述目的，文章一开篇，庄子先从自然界写起，而后循序渐进写到人类社会。整个过程精心虚构了“鱼化大鹏乘风迁徙南海”以及“小鸟飞行与蓬蒿”之间的故事以及“野马”、“尘埃”、“杯水芥舟”等众多比喻，这些形象的比喻将深邃的思想和深奥的道理变得浅显易懂，从而使读者能容易理解读懂文章。其次，从比喻的风格来分析，文中的比喻想象诡异，构思新奇，别致巧妙，扑朔迷离，使人觉得奇幻莫测，不知深浅的感觉，而后经过思考，在看似胡言乱语之中理解其深邃意义。如庄子用诡异的想象和拟人化的手法虚构了蜩和学鸠的寓言故事,一方面突出自己的思想志向。同时，读者在深思之下不难理解，庄子虚构自然界的鹏和蝉大小两方面的鸟，其实就是恰恰喻射了在人类社会中不同道德层次和人生追求的两种人。在庄子散文中，比喻本体大多是隐藏在背后的，给广大读者留下想象、体味的空间，只要读者用心地去体会、去想象,文章的深刻寓意就愈发的丰富多彩、引人入胜。通读《逍遥游》,可以发现庄子行文比较喜欢用比喻，也十分善于用比喻，这也成为庄子散文的显著特色之一，他通过这些生动形象和诡异奇特的比喻将自己的哲学思想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来。

(三)运用寓言，独特怪诞

寓言故事也是文学体裁的一种，多指含有讽喻或明显教育意义的故事。作为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庄子的文中哲理意味深厚，但他通常不坐而论道，不形而上地、抽象地阐述自己思想和观点，而是经常运用寓言来传达自己的观点。纵观《逍遥游》，可以说就是一篇由寓言组合起来的文章。但庄子运用寓言的手法，与先秦其他诸子有很大的不同之处。比如韩非较多运用一些耳熟能详的历史传说与典故辅证自己的观点和意图，继而进行说理；孟子则较多采用民间故事作为自己的辩论依据。但而庄子的寓言很少引用现成的寓言故事，而是充分发挥自己的丰富想象力进行虚构和演绎。从这个意义上说，庄子也算是中国文学史上较早自觉运用虚构手法的文学创作者。例如《逍遥游》开篇写鱼化鹏，继而高飞几万里的故事就全部是虚构的。再如后面用拟人的手法虚构了蝉和学鸠的话语也是虚构的。纵观全文，庄子虚构的这些独特怪诞的寓言故事，环环相扣，引人深思，既达到了自己想要讽刺某些行为、某个人群的行文目的，又大大地提高了文章的吸引力，引人入胜，思想性和可读性面面俱到，着实值得后世文学创作者学习和借鉴。

三、庄子散文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

文学创作的本质就是创造性想象的感性显现。而庄子散文在“创造性想象”方面独树一帜，具有一定典型意义。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庄子散文所形成的艺术风格对后世文学的创作与发展,有着深远的重大而又影响。从先秦文学一直延续到到近现代文学，在每个朝代、每个时期都有着都有体现和反映。其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从具体实践情况看,就是积极思想和消极思想并存，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互交织。庄子的散文通过隐喻、夸张和拟人的手法表达了对黑暗现实各种弊端的犀利讽刺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近现代,后世的汉朝司马迁、宋代苏轼等文人身上都有体现。同时，庄子的散文在讽刺和批判黑暗现实的背后，也更多地流露着一种消极思想和悲观厌世的虚无主义情绪。庄子的散文在批判揭露黑暗社会和现实又无力改变现实的情况下，只有采用“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的生活态度。这种文风和生活态度对后世的文人及其创作造成了很大消极影响。历代生活境遇不好又不满黑暗现实的文人们，几乎都向庄子看齐和学习，他们思想上愤世嫉俗、放荡不羁，他们有的纵情于酒色、有的寄情于山水、有的归隐于山林、有的修道求仙。但“无心插柳柳成荫”，他们的作品往往大多具有强烈的追求自由的思想，内容大多能摆脱世俗思想的羁绊和束缚，充分张开想象的翅膀在浩瀚的天地间自由飞翔，在唯我独尊的个人天地里抒发个人的最真实的情感。如“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嵇康，唐代的李白、现代的鲁迅，他们的作品大都随兴所至，肆意抒发，其作品往往具有十分强力的思想感情，往往更容易引起广大读者的思想共鸣，从而造就了许多非常高的艺术作品，形成了我国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艺术风格。总之，庄子的散文想象丰富、奇特夸张，比喻形象、以喻托志，善用寓言、独特怪诞，在表现手法、语言特色、艺术风格等方面都开创了中国文学创作的先河，其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他任意驰骋的丰富想象力、向往飞翔的自由精神和颇具浪漫主义的文风为中国的文学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子，对后世历代文学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而又积极的影响。

作者:杨彦科单位: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庄子范文篇10

关键词：庄子；理想人格；科学精神

庄子关于理想人格的设计思路直接承自于老子。老子将完美的人性比喻成“婴儿”、“赤子”，“含德之厚比于赤子”[1]，由此，老子导出理想人格应是绝仁弃义、绝学弃智的返朴归真。在这一基础上，庄子高扬人的自由本性，设计并确立了既不同于儒家积极入世，也有别于佛教出世的“逍遥”型理想人格。对庄子“逍遥”型理想人格进行一番披沙拣金的工作，我们不难发现，其理想人格中包含着敢于怀疑、理性的批判、遵循自然规律以及思想自由、尊重个人尊严等在科学活动中所必须具备的科学精神。

一、敢于问天的求索精神

庄子在《秋水》中说：“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已，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是庄子“逍遥”型理想人格的经典表述。在庄子看来，“至人”、“神人”、“圣人”是与“道”同体、具有与“道”一样的绝对创造性的品格。“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2]他所遗弃的尘垢秕糠也能陶铸出尧舜那样的圣人，之所以不肯“以物为事”，是由于他有着自己更高的价值追求。“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明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是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问何故？”[3]其“无为”乃是无为于人世间的仁义礼法、功名利禄，而对人生意义的形而上思考、对自然奥秘的探索、对“道”的体悟之“为”却一刻也未曾停息。庄子超越了先秦以来对上天盲目顶礼膜拜的愚昧迷信，继承了楚文化中以屈原为代表的敢于问天的求索精神。将天地自然视为认识的客观对象，向曾经笼罩着神秘外衣的自然现象发出了种种疑问。鲜明地凸显出庄子试图认识、理解客观世界，追问世界终极存在的求索精神。庄子的“自然者本无故而然”，扫尽一切天命妄言，蕴藏着强大的理性批判力量。这种敢于问天的求索精神，对于人类面对客观世界努力探寻其底蕴和奥秘的科学活动而言是何等的重要。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曾说：“宇宙由秩序所制约，我们能部分地、而且在不太远的将来能完全地理解这种秩序。也许这种希望只不过是海市蜃楼；也许根本就没有终极理论，而且即便有我们也找不到。但是努力寻求完整的理解总比对人类精神的绝望要好得多。”[4]正是这种精神鼓舞着科学家们不倦地努力，并由此而产生了真正伟大的成就。

庄子这种敢于问天的求索精神并不是出于诗人般的狂热，而是基于对人类认识能力局限性的理性认识。他在《养生主》中有一句名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句话虽然带有几分不可知论的悲观色彩，但却道出了知识的相对性和人类理性认识的局限性。“知识之球愈大，则其与未知界接触之面也愈大。”[5]人类虽然可以不断地打破认识界限，然而却永远不能完全认识这无限的自然界和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人类理性的悲剧，同时也是人类理性的不朽”[6]，更是庄子思想的深刻所在。科学探索作为人类认识、改造世界活动的一部分是极为艰辛而又永无止境的。

二、遵循规律的理性意识

庄子以“自然”作为其人生哲学的价值原则，并看到了“自然”的“无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厚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7]因而，庄子的理想人格还包含了另一层含义：顺应自然规律，不强作妄为。庄子在《骈姆》中通过“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之比喻，强调所谓至理正道，必须不违反事物各得其所而顺应自然。庄子这一“依乎天理”、“因其固然”的思想真实地告诉人们：在人类之外的这样一个自然界是先于人类而独立存在的，任何关于自然界的探索活动都必须以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为前提。人的意志虽然有为，但人在探究自然而展开实践活动时却不能反自然而恣意妄为。自然规律虽然带有偶然性，但更具有客观性。对于科学家而言只有承认了自然规律的客观性，才会力求去发现自然规律。同时科学的任何创造都必须因循自然规律而不是自由而随意的制作。彭加勒在批判唯名论、反理性主义哲学家勒卢阿时就曾说：他“最荒谬的就是主张科学家创造事实。”[8]

三、不为物累的超然品格

庄子在《天下》中对“逍遥”型理想人格之精神不受任何约束而超然于万物之上作了诗意的描述：“至人神矣！……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已，而况利害之端乎！”在庄子的理想人格中，固然含有其对昏乱无道的社会“知其不可奈何而安知若命”[9]的顺世思想，然而其理想人格的实质却是超脱世俗羁绊、不为外物所累的独立人格和自主精神。庄子在《秋水》一篇中描述了他在濮水边钓鱼对楚使来请他为相而不为之所动的故事。他托喻神龟表明自己“宁其生而曳尾涂中”而不“宁其死为留骨而贵”的安于贫贱不与权贵为伍的生活态度。

庄子之所以不为外物所动，不问利害，是由于他有着对于“道”这一最高真理的向往和追求。“常道”或“大道”是世界本质或自然万物的根本规律或至善至美境界。因此，追求“体道”、“悟道”实质上是力图超越现有或表象世界，认识世界的本质或万事万物的根本规律，用庄子的话来说，也就是“极物之真”。他认识到，超然物外的品格对于这种探寻“真知”的过程是十分重要的。《天道》中说：“天下奋棅而不与之偕，审乎无假而不与利迁，极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遗万物，而神未尝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仪，宾礼乐，至人之心有所定矣。”要“极物之真，能守其本”必然要“外天地，遗万物”。庄子所推崇的这种超然物外的精神就是科学精神。它要求科学家应该具备不畏权势、坚持真理的独立人格和自主精神，以及不为功名利禄动心的恬淡心态。这样才能做到在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不受常规和习俗的束缚，心无旁骛地潜心于科学，探寻真理。正因如此，爱因斯坦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孤独的旅客”，他说“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亲近的人，……他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够不受诱惑要去把他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10]

庄子对“大道”的探索只是出于自己的喜好和兴趣，对科学真理的追求胜于对科学真理的占有，探索之外，别无他求。这种探索“大道”的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又在另一层面上体现了庄子的超然品格。当今社会，人们关注更多的是科学技术的成就以及它的实际应用，为求知而求知的纯粹科学却被人们忽略了。整个人类在认识、实践领域中所表现出来的急功近利倾向无疑阻碍了科学的长足发展。如丹皮尔所说：“科学主要是追求纯粹知识的自由研究活动，如果实际的利益随之而来，那么是副产品，纵然它们是由于政府的资助而获得的发现。如果自由的、纯粹的科学遭到忽略，应用科学迟早也会枯萎而死的。”[11]人类文明进程不仅需要应用科学、技术成果的创新，更需要作为应用科学理论铺垫的基础科学的突破和真正的科学主义精神。“如果说，科学主义是培育具有深远理论意义的基础科学成果的精神摇篮，那么，道家‘不为物累’‘物各有宜’等主张则是蕴育科学主义精神的沃土。”[12]由此我们不得不感激庄子超越物外、不为物累的思想为今天科学精神的弘扬提供了思想渊源。

四、物我为一的高超视域

庄子“逍遥”型理想人格以“自然”为价值原则，顺应自然、不强作妄为的“无为”思想化解了天、人对立的矛盾，而导出了其“天人合一”的思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13]、“旁日月、挟宇宙、合万物”[14]天地万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是这个整体中的一员。这一立足宇宙、融入自然的视角，无疑使人的视域变得高超、心胸变得豁达。面对广袤的宇宙，人不会妄自尊大自诩为宇宙万象的主宰和中心，而学会尊重自然，以自然的方式对待自然，开发利用自然懂得适可而止。在科学技术发展到不仅把人类与自然界完全分割开来，而且已经泱及人类自身并足以摧毁自然界与人类文明的今天，人们重新认识到了人与大自然和睦相处的重要和东方哲人“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价值。美国著名物理学家卡普拉称赞道家为人类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善的生态智慧”[15]，李约瑟教授认为：老庄的有机论哲学虽然阻碍了近代实验科学在中国的产生，但到了现代，“中国人的冷静头脑可能是很需要的，并可用于把西方世界从它陷入的机械唯物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深渊中挽救出来。”[16]庄子“天人合一”的思想为当今科学探索、技术创新提供了指导，成为科技伦理思想中世界共享的珍贵资源。

立足于“天地与我并生”的高超视域，庄子的理想人格不仅超然物外，甚至还从肉体和精神两方面彻底地忘记自己。“道人不闻，至得不得，大人无己。”[17]只有“无己”才能做到“无功”，“无名”；“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18]只有“无己”才能与天地融为一体。庄子“忘己而自适”的境界启示着今天的人们以一种平衡而宁静的心态对待个人的利害、荣辱、生死，在逆境中超脱、奋起。科学技术的进步催促着人类文明的进程，科学的价值和意义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为全人类谋福祉、促使全人类的解放和自由理应是科学家从事科学探索的最高目标。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使科学的真正目的变得含糊的今天，在“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仍不泛市场的现实社会中，科学家树立正直、无私、对人类社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崇高精神，不随波逐流，不去追求庸俗的目标就显得尤为重要。如同爱因斯坦所说：“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19]

五、身重于物的价值观念

处于战国时期争夺不已、纷乱无道的黑暗现实之中，庄子深受到环境的险恶和生存的巨大压力。为了保全自我，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不得不入世随俗、削减锋芒，然而他却始终以不失“真我”、“本我”为前提，“顺人而不失己”[20]。在庄子看来，儒家人为的道德规范、封建纲常是对个体生命的伤害、对自然本性的曲扭和对个性伸张的压制。“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21]这些话语虽然不无偏颇，因为儒家道德具有促进个人心性修养、增强个人社会责任感、增强民族凝聚力等积极的一面。但从本质上说，它是以体现群体价值的仁义礼法为道德本体，因而在较大程度上忽视了个人价值的存在。“吾所谓臧者，非仁义之谓也，藏于其德而已矣。吾所谓臧者，非所谓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22]庄子认为世界最完美的并非仁义，而是完整的个体生命和独立的人格。在群己关系中，虽然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性是人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的根本，然而就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社会的进步是以个人的进步为前提的。试想，要是没有能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有创造力的个人，社会的发展何以可能。科学探索是极具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其强调继承、协作，但更不能没有独立、创新。只有承认了个体的价值，尊重个体独立的人格才能激起个体创造的热情，从而为社会创造新价值。

不仅如此，庄子还看到了人的生命远比那些附属于自己的东西珍贵。他鄙视那些“朝廷之士”终日“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23]人们要“弃隶者若弃泥涂、知身贵于隶也，贵在于我而不失于变”[24]。在科技和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生存竞争不仅严重损害了个人的自由发展，也使整个人类为其外在的物所主宰。人类逐渐地在物质的诱惑以及无止境地向大自然掠夺、索取物质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今天，生命物化已成为人类不可回避的问题，由此而衍生出来的生态问题、一系列社会问题已直接危及到人类的生存、科技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庄子这一“身重于物”的思想，冷静而理智地告诉人们，要抵制无限膨胀的物欲操纵，发现人自身生命的价值。科学技术不是满足人们无限欲望的工具，而是为人类造福，使全人类迈向进步、自由的阶梯。如爱因斯坦所说：“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我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25]

庄子的思想诞生于二千多年前中国由奴隶社会迈向封建社会的大动乱时代，在其“逍遥”型理想人格中不可避免地会存有厌世避世、偏重个体生命价值而忽视社会群体价值等消极面。然而，透过这些消极面，我们发现贯穿其理想人格中的科学精神，不仅陶铸了中国古代科学家崇高的品性，为中国古代科学文明添上了极为重要的一笔。而且，在科学、民主、文明的今天，其仍透射出理性的光辉，以深刻的思想开启着人们的智慧，成为现代社会人们树立理想人格，从事科学探索活动中一笔难得的思想文化资源。

参考文献：

[1]《老子》五十五章。

[2]《庄子·逍遥游》。

[3]《庄子·天运》。

[4][英]史蒂芬·霍金著，杜欣欣等译，《霍金讲演录》，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

[5][11][英]W.C.丹皮尔著，李衍译，《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43、634页。

[6][16]董光壁：《静悄悄的革命——科学的今天和明天》，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页。

[7]《庄子·知北游》。

[8][法]彭伽勒著，李醒民译，《科学的价值》，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313页。

[9]《庄子·人间世》。

[10][25]赵中立、许良英译：《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版，第48、55页。

[12]吕锡琛著：《道家与民族性格》，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