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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犯罪主观罪过探析

摘要:污染环境类犯罪由于犯罪的危害后果并非即时产生,且行为人主观上往往不具有污染环境的直接故意,由此导致当危害结果逾期产生后再去查明行为人的主观罪过难度加大。为了规避环境犯罪主观罪过的证明责任,英美刑法普遍采用无过失责任。本文通过对引入相对严格责任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分析后认为,我国环境刑法应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引下引入相对严格责任制度,但对其司法适用应作必要限制。

关键词:环境犯罪;主观罪过;无过失责任;相对严格责任;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传统刑法理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要求在主观方面具有一定的罪过,这种罪过的形式包括故意与过失两种。但就环境犯罪特别是污染环境类犯罪而言,由于大多数此类犯罪的危害后果并非即时产生,并且行为人主观上往往不具有污染环境的直接故意,因此,当危害结果逾期产生后再去查明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则难度极大。为了尽可能减少污染环境犯罪主观方面罪过的相关证明责任,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刑法在规制环境犯罪主观罪过形式的具体认定上采取了相应地变通规定。[1]如日本《公害罪法》第5条规定的推定过失以及英美法系国家普遍采用的严格责任,等等。这些规定或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刑法理论的基本模式,也部分缓解了刑事司法实务认定上的窘境,但这些规定或方法却受到了来自刑法理论界的普遍质疑。[2]笔者认为,我国环境刑法应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引下引入相对严格责任制度,并以此解决我国环境犯罪主观方面的司法认定问题。

一、相对严格责任理论的发展演进

从相对严格责任概念的理论溯源来看,其是从严格责任(亦称绝对责任)的概念中推演而来的。一般而言,按照严格责任来认定犯罪,只要有危害结果的发生,行为人就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显然,严格责任(绝对责任)理论规定过于严苛,在传统社会证成犯罪尚且难以自恰诠释,而在当前风险社会中适用严格责任理论认定犯罪更是捉襟见肘。于是,相对严格责任作为严格责任理论之替代便应运而生。追本以溯源,严格责任最早作为无过失责任的三种类别之一而存在,并且在英美刑法中普遍存在着“无过失责任即严格责任”的理论共识。因此,相对严格责任与严格责任(绝对责任)、无过失责任三者概念及其辩证关系需做进一步阐释。(一)无过失责任、严格责任及相对严格责任的关系辩证。无过失责任不仅是相对严格责任的上位概念,而且也是近代英美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中的刑事责任归责方式之一。英美法系等国家的刑法中一般都有规定,无过失责任是指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某种行为构成犯罪并对其追究刑事责任不以具有罪过为必要条件,只要具备一定的危害行为并造成一定的危害结果,就要承担刑事责任。无过失责任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现实依据。由于风险社会的到来,一些环境公害违法犯罪事件日益增多,致使犯罪率急剧提高,无过失责任应运而生。在英美刑法中,无过失责任在普通法和制定法各领域均有所体现,只是在制定法中规定的内容更加全面和详细。[3]无过失责任在英美等国家的刑法中大致包括以下三种:严格责任、代理责任、法人责任。严格责任,亦称绝对责任或结果责任。在此种情形下被告人虽然不具有任何过错,但却要根据具体的危害结果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这种责任也被称为是一种严格责任。[4]而法人责任是严格责任和代理责任的复合,就其不要求罪过要件而言,其是一种特殊的严格责任。在这三种无过失责任中,严格责任是最主要的。一般而言,无过失责任主要指的是严格责任,有些学者也因此将严格责任与无过失责任的概念相等同甚至混用。我国的刑法学界对于严格责任的认知,主要存在绝对的严格责任与相对的严格责任这两种不同理解。绝对严格责任是指在特定的情形下,危害行为构成犯罪并追究刑事责任不以行为人是否具有罪过为必要条件,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某种危害行为并造成刑法意义上的危害结果,行为人对此就要承担刑事责任。[5]而相对严格责任则是指只要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实施了刑法所规定的某项禁止行为,而不再严格的要求证明犯罪过错的存在,就可认定为犯罪。[6]对此有学者认为,“具备某种行为可以推断行为人具有某种罪过,其合理根据是统计学上的高概率的因果关系。推定罪过的重点不在于事实上有没有罪过,而在于不需要在一般意义上再去证明罪过的存在。”[7]笔者认为,这实质上讲的就是相对严格责任,暗含着刑事程序法上的“举证责任倒置”以及刑事实体法上的“推定过错”两层含义。相对严格责任本身则是根据统计学上高概率的因果关系,先是推定行为人的某种行为存在刑法学意义上的过错,然后再通过“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据证明模式,让行为人证明该行为符合刑法上规定的辩护事由或自己不具有过错。[8]行为人如果能够证明,则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反之,行为人则要负刑事责任。(二)无过失责任两种不同观点之评析。自无过失责任(主要是指严格责任)概念产生以来,其本身的合理性与正当性问题,在英美法系国家刑事法学者中一直存在着“否定说”和“肯定说”的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否定说”认为,不考虑行为人的心理状态而对其进行处罚,既无效力也不公正。无效力,就是由于行为不伴有行为人犯罪的自我意识,所以难以说明其需要受到刑罚的制裁。不公正,就是行为人在没有罪过和道义上的被谴责的情况下,被烙上犯罪的印记,其结果不论根据刑罚的预防理论还是报应理论,都是不合理的。由此可见,严格责任违背过错责任原则,有客观归罪之嫌。[9]持“肯定说”的学者则认为,刑事法中的严格责任或许会比其他原则更具有威吓力,因为行为人知晓此类行为是受刑事法律中的严格责任所制约的。并且由于严格责任本身的存在,还会具有阻止其他行为主体实施同类行为的附加作用。[10]也有学者认为,“环境污染犯罪移植严格责任将有利于保护公民环境权从而提高我国的人权保护水平;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从而保障我国的生态安全;有利于降低控方的举证责任从而提高我国刑事司法效率;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从而有效地防控环境犯罪,从而最终对修正我国的环境刑法具有重要意义。”[11]我国刑法学界多数学者不赞同适用无过失责任。如有学者认为,“一些企业在开发环境、利用环境的过程中所实施的某些行为,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的危险性,如果在企业无过错的情况下,去追究其刑事责任,必然会让众多从事带有危险性行为的企业将其注意力转到采取过多的预防性措施上来,缩手缩脚,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12]也有少数学者赞成将严格责任引入环境犯罪中。[13]笔者认为,可以尝试将相对严格责任制度引入到我国环境刑法中。主要理由如下:第一,针对有学者提出的“严格责任制度与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不符,有客观归罪之嫌”的反对理由,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没有将绝对严格责任与相对严格责任区分开来,而将严格责任仅仅理解为绝对严格制度。也就是说,在实行相对严格责任的情形下,只要被告人能证明自己主观上不存在过错,则可以免予刑事追究。[14]所以,本文讨论的严格责任仅指引入相对严格责任。第二,针对“企业不能预见共同排污后果及单纯追究企业的刑事责任有失公平”的反对理由,笔者认为,污染环境犯罪的出现,大多数情况下正是由于企业没有按照合理的标准正常排污。每一排污企业即使是正常排污,都应当知道排放的污染物成分以及这些污染物有可能和别的污染物发生反应而产生的危害(或者危险)后果,是有可能预见到共同排污后果的。何况在每个企业正常排污情况下,即使出现了共同排污后果,根据相对严格责任制度,是不会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有关部门对于正常排污的标准是经过科学测算的,基本不会出现失误,故不能将责任强加给有关部门。第三,针对“在企业无过失的情况下,追究代表企业的自然人的刑事责任显得过于苛刻”的反对理由,笔者认为,根据《刑法》第346条规定,若企业负刑事责任,则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也要进行处罚。也就是说,在单位环境犯罪中,根本不存在只追究企业法定代表人刑事责任的情形。第四,针对“严格责任制度的引入将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反对理由,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一种明显的人本主义价值观的表现。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需要的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相对严格责任制度就是要让某些带有危险性行为的企业提高社会责任感,将预防措施做到位,从长远来看,是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此外,有学者认为,严格责任也有其既定的适用范围。主要适用于严重侵害公共法益的、具有高度危险性的、且犯意证明比较困难的工业化新型犯罪,意在使行为者加强社会责任心。[15]

二、环境犯罪主观罪过中相对严格责任制度的引入

(一)引入相对严格责任制度的必要性。相对严格责任制度本身就是对责任制度的一种严格,而环境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的新型犯罪在其中引入相对严格责任制度,就属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该严则严。当前,在环境犯罪中引入相对严格责任制度具有现实的必要性,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污染型环境犯罪的罪过形式认定存在困境。根据行为方式不同,环境犯罪可分为破坏型环境犯罪与污染型环境犯罪两类。污染型环境犯罪危害结果的发生常常并非行为人主观上积极追求之结果,而是缘自于行为人对各种可能涉及商业秘密的企业内部规范以及高度专业化的行为标准之违反或疏忽,使得此类犯罪主观罪过之认定很可能取决于控诉机关对那些精细而专业的企业、行为标准的准确把握。[16]而这样严苛的查证标准,对于控诉机关而言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苛求或者负担。第二,传统过错责任原则在具体司法适用上存在障碍。由于污染型环境犯罪主观罪过认定之困难,而传统刑法理论要追求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其主观上必须有罪过,导致一些比较严重的污染型环境犯罪并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在此情形下,迫切要求一种更为严格的归责原则来弥补传统过错责任的不足。综合比较而言,相对严格责任制度最为适宜充当这个角色,并且其完全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该严则严”的要求和“公平正义”的宗旨。第三,环境污染日益恶化的现实,迫切需要引入相对严格责任制度。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大量的污染型环境犯罪最终并未被作为环境犯罪来处理,而行政法的规制效力本身又有很大的局限性,行政措施处罚力度也并非无所不能。加之地方各级政府经常以经济利益和劳动力就业为优先考虑,无法及时传达环境污染行为严重性这一信息,致使我国的环境污染状况急剧恶化。就当前情形而言,改变这一现实窘境已刻不容缓,而引入相对严格责任制度可以看作是治疗此种顽疾的一剂良药。第四,被害人权益保障的理念深入人心。环境污染行为不仅给自然环境带来了严重灾难,也给受害人的人身和财产带来危害。如果不将严重污染行为作为环境犯罪加以制裁,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的默许,因行政制裁方式的效力微乎其微。由上述分析可见,由于环境犯罪不同于传统犯罪,加之污染型环境犯罪的主观过错难以认定,从而导致了传统刑法过错责任的无奈,使得许多严重污染行为得不到刑事制裁,进而环境污染状况加剧恶化,被害人权益无法保障,这一切都迫切要求将相对严格责任制度引入到环境刑法中。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下,环境犯罪是“该严”的,而将相对严格责任制度引入环境刑法无疑就属于“该严”而“应严”了,这也是引入相对严格责任制度的必要性之所在。(二)引入相对严格责任制度的可行性。⒈引入相对严格责任制度充分体现了环境犯罪预防为主的司法理念。有学者认为,“预防为主原则是指在环境资源保护工作中的采取各种预防措施,同时对已经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要积极地进行治理,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控制在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社会物质财富和人体健康允许的范围内。”[17]环境问题的产生是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伴随的。相对严格的责任制度的引入,严密了刑事法网,严格了刑事责任,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的“该严则严”的要求,同时亦增加了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风险,促使其采取更加严密的措施防止污染的发生,并尽可能将污染消灭在萌芽状态。由此可见,相对严格责任制度的引入有助于帮助潜在的犯罪人抑制犯罪。[18]这也与预防为主原则所要达到的目的相一致,而预防为主本身就体现了环境污染犯罪从严控制的策略。故此,相对严格责任制度的引入充分体现了“从严”的刑事政策。⒉被告人的优势地位决定了相对严格责任制度引入的可行性。被告人的优势地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证据资源优势。污染环境犯罪的主体大多是掌握高科技和先进技术的企业,熟知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和全部流程,包括污染物的成分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这就使其在诉讼中通常掌握着比诉讼机关更充分的技术资料、经济信息等证据材料。二是风险承担优势。鉴于污染环境犯罪的被告人大多数是生产企业,污染后果的风险是由整个企业来承担的,而这些企业拥有雄厚的资金和资产,这要比单个自然人的风险承担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由此可见,既然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拥有如此大的优势地位,那么相对严格责任制度的引入尤其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就是对这种优势的严格限制,使控辩双方重新达到一种平衡。环境刑法如此规定是对企业的严格要求,也正符合从严的刑事政策。⒊相对严格责任制度与刑法谦抑原则并不矛盾。既然相对严格责任制度的引入是严密了刑法法网,严格了刑事责任,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环境犯罪从严防控的要求,那么这是否会因为扩大了打击面,进而可能违反刑法谦抑性原则。笔者认为,相对严格责任制度与刑法谦抑原则并不矛盾。有学者认为,刑法谦抑性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法替代措施),夺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刑法的谦抑性可分为三个方面:刑法的紧缩性、刑法的补充性、刑法的经济性。[19]其中,刑法的紧缩性是通过对法的历史考察而得出的结论,意在强调刑法在整个法律中所占比重逐渐降低,其作用仅限于维持社会必要的生存条件。众所周知,环境犯罪威胁到整个人类生存条件,仅此一点,作为“该严而严”的相对严格控制责任制度引入到环境刑法中也是符合刑法紧缩性的价值要求的。刑法的补充性意在强调刑法是防范社会的最后手段,只有在其他法律措施不能奏效时才动用刑法,使之成为其他法律的补充性措施。就目前我国的环境司法现状而言,动用民事法律措施和行政法律措施已不能应付日益恶化的环境状况,动用环境刑法也属不得已而为之。而相对严格责任制度更是在被告人的主观过错难以认定,并且传统过错责任原则在污染型环境的认定上不能奏效的情况下才对其引入。故此,相对严格的责任制度也是环境刑法的一个重要补充。至于刑法的经济性主要是从刑罚的角度去认识的。总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所要求的“该严则严”,完全适用于环境刑法中相对严格责任制度的引入。[20]因为环境犯罪的特殊性要求该严,不存在刑法扩张的问题,况且对于相对严格责任制度的适用也存在许多限制方面,符合刑法的补充性的要求,进而与刑法的谦抑性在价值目标上也是一致的。⒋相对严格责任制度的引入符合新时期对环境犯罪价值评价的要求。在实体刑法角度,社会转型势必引发由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由客观存在到主观观念的全面变化,进而带来犯罪态势以及对犯罪行为价值评价的相对变化。就某一类犯罪而言,对社会危害性的价值评价既可能基本保持不变,也可能是向上的增加或向下的减低。在评价变化的程度上,则只有质变与量变两种形式。[21]当对某一犯罪社会危害性的价值评价呈质变式减低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将因应刑事法治的谦抑人道潮流将这一行为逐出犯罪圈以外。这一转变过程的背后潜隐着经济体制转轨所带来的观念认知与价值辨识的变化。此外,当某一犯罪的社会危害价值评价呈量变式增减时,刑事立法者就应当敏锐感知客观形式所导致的价值评价变化,通过宽严刑事责任、轻重刑种和刑度的使用体现出相应的变化。当前,环境犯罪日益受到广大人民的关注,而在环境刑法中引入相对严格责任制度,就是通过严格刑事责任的方式将这一价值评价变化体现出来。然而,严格责任作为刑事责任归责方式之一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对此,不能一味恪守传统刑法理论的束缚,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展和引入新的理论,以期实现最大的社会效益。而在污染型环境犯罪中引入相对严格责任制度符合时代发展需求,宽严相济则为其引入提供了刑事政策根据。

三、引入相对严格责任制度的必要限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将相对严格责任制度引入到我国环境刑法中来,且仅限于适用污染型环境犯罪。而相对严格责任制度的引入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价值标准,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对于被告方而言,它所引起的刑事责任是相对严苛的。在某种意义上,环境刑法为了达成惩罚环境犯罪的目的而采取的各种制裁手段,客观上造成了不得与追求环境保护的需要程度不成比例。[22]因此,针对相对严格责任制度,需要进一步构建相应地运行机制才能将正义与功利、保障与保护的内在价值合理性转化为现实。(一)推定存在过错的基本事实应当客观真实和基本可靠。根据刑事法中推定的一般原理,对于推定事实上不得再进行二次推定。因为在第一次的推定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某种或然性或者盖然性,如果在第一次或然性的基础上再进行第二次的推定,则第一次基于或然性得出的不确定性的结论将会被数倍的增大。这就要求第一次推定所依赖的基本事实本身应当客观真实和可靠,不能是司法者主观上的推断。因为推定的牢固性首先要取决于基础事实的客观真实和可靠。[23]根据相对严格责任制度运用的基本原理,行为人只要实施某种特定的危害行为,并且危害行为与产生的危害结果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就可以据此推定行为在主观方面存在一定的过错。也就是说,认定过错推定的基本事实是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与产生的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具体到环境刑法中是行为人的污染行为及其与污染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有这一基础事实真实可靠,才能确保依据这一基础事实所得的推断的可靠性。因此,在具体的刑事司法实践中,针对具体个案,司法人员在对污染型环境犯罪中的被告人适用相对严格责任时,应当首先对被告人的环境污染行为事实及其造成的污染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予以查证属实,否则就不能再进行犯罪的主观方面上存在过错的推定。(二)在举证责任倒置的同时,确保被告人反证权的对等实现。法律推定本身具有一定的或然性,这也意味着可能会隐含一些背离客观事实的情形,造成司法中适用推定本身就存在侵犯人权的嫌疑。因此,在司法个案中适用推定之后,司法者应当给予推定人一定程度的、带有救济性质的反驳权利,这是刑事司法公平与正义的基本要求。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英美法系国家刑事司法中的相对严格责任制度在明确规定审查起诉部门有权行使过错推定权利的同时,为了对等的保障被告人的基本人权,应当进一步给予被告人进行反证的权利。因此,针对我国污染型环境犯罪所设立的相对严格责任之“举证责任倒置”的被告人的反证权应得到刑事立法的充分保障,以此避免用“相对严格责任”之名行“绝对严格责任”之实。此外,针对被告人反证(反驳推定)的证明标准问题,笔者认为,控诉机关应当适当放宽证明标准,这主要是考虑到被告人所处的相对弱势的诉讼地位以及举证的现实能力。如果双方坚持同样的证明标准,就会有失公平。从大量的刑事司法现实来看,对于刑事法中推定的司法适用,被告人一方只要反证到证据的优势程度即可,即被告方的反驳证据从客观真实与可靠上检验,已经达到了优于控告方指控证据的程度即可,而不能要求被告方证明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24]在污染型环境犯罪的刑事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只要能够举证证明自己并不存在污染环境的主观罪过就可以完成反证。如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第三人过错”“不可抗力”“不可预知事件”等都可以成为污染型环境犯罪中被告人一方进行反证的基本事由。(三)限缩相对严格责任制度的适用范围。我国现行刑法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环境犯罪主观罪过适用相对严格责任进行限制:第一,相对严格责任制度的适用范围应当仅限于污染型环境犯罪。结合当前我国环境犯罪的犯罪治理及其刑事政策,相对严格责任的司法适用范围应当仅限于污染型环境犯罪,至少在目前还不宜将相对严格责任制度的司法适用扩大到其他类型的环境犯罪。第二,相对严格责任的适用主体应当仅限于法人犯罪主体。考察英美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相关司法适用案例,一般而言,其在环境犯罪中采用严格责任认定主观罪过仅限于法人犯罪主体。在英美一些刑事法学者看来,惟有法人实施的破坏或者污染环境犯罪的危害行为,其法益侵害性才可能严重到必须适用严格责任的程度。[25]此外,在国外有些刑事法学者看来,与自然人犯罪主体相比,法人(犯罪单位)本身的经济实力雄厚,具有一定承担风险的能力和优势。从这一层面进行分析,将相对严格责任制度适用于法人犯罪主体具有合理性和可承受性。第三,环境犯罪适用相对严格责任认定主观罪过后,其刑罚的严厉程度应当受到限制。由于相对严格责任制度容许对行为人的主观罪过进行刑事法意义上的推定,这在某种意义上被认定是相当严苛的。因此,通过相对严格责任追究污染型环境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时,应当进一步限制其刑罚的严厉程度,以此来调和该项制度司法适用本身具有的严苛性。目前来看,这不仅是英美法系一些国家在环境犯罪中适用相对严格责任制度形成的司法惯例,也是国内主张可以在环境犯罪中适用相对严格责任的刑事法学者达成的基本学术共识。

作者:于阳 王彦博 单位:1.天津大学 2.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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