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评级监管依赖法律分析

摘要：信用评级是发行人、投资者和金融机构评估信用风险和遵守监管要求的第一站，是进入资本市场的先决条件，信用评级机构在金融市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权力。通过对美国信用评级产业发展状况进行考察，从信用评级的市场价值、认证功能和公共部门形成监管依赖等方面分析监管依赖的成因，分析由此导致的消极后果，梳理美国各联邦机构对《多德-弗兰克法案》中针对消除信用评级监管依赖的第939A节的实施情况，分析其改革进程中面临的困境，建议正确认识信用评级的市场价值，弱化对信用评级的监管依赖，进一步完善信用评级的法律制度。

关键词：信用评级；监管依赖；监管困境；法律

一、美国信用评级产业发展状况

信用评级机构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业务包括对企业、市政和主权政府等借款人的信用风险进行评估。信用评级服务可以追溯至19世纪初期，评级机构标准普尔（Standard&Poor's）出版了《普尔手册》，对关于铁路债券的商业信息进行了汇编和分析，被视为信用评级的起源。至20世纪初，华尔街金融分析师约翰•穆迪（JohnMoody）注意到商业机构出售的报告中所包含的信息和数据过于复杂，投资者难以理解，因此他在1909年了《铁路投资分析》，通过提供易于理解的简单字母符号来表达综合的信用质量信息，为信用评级行业带来革命性变革。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成立于1914年，并于1922年创建了第一个评级部门。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已成为全球评级市场中市场份额最大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进行了司法改革，重新制定了进入评级市场的具体注册要求，试图以此加强竞争，这使信用评级机构的数量有所增加。例如，在欧盟，根据2009年公布的《欧盟信用评级机构监管法规》的登记和认证制度，在欧洲注册的信用评级机构有30多家。在美国，符合国家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CreditRatingAgenciesandNationallyRecognizedStatisticalRatingOrganizations，简称NRSROs）资质的信用评级机构有10家。尽管如此，目前信用评级市场仍然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市场，维持着其固有的寡头垄断结构，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评级机构是市场的领导者。尽管三大评级机构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但这三家公司的总部都设在美国，被视为美国公司。它们提供各类型的信用评级服务，服务主体包括企业、主权政府和各类型的结构性融资产品。其他信用评级机构的业务规模和业务量相对较小，业务主要集中于本土特定部门。

二、监管依赖的成因

（一）信用评级的市场价值。1.信息服务和监控服务的价值信用评级机构占据了金融市场的中心位置，可以帮助投资者和市场参与者衡量各种债务工具的信用质量。从本质上讲，信用评级机构的主要角色是信息中介，有助于协调投资者和发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通过信用评级中体现的信用风险分析，缓解逆向选择问题。发行人和投资者均受益于信息提供服务：投资者可以获得更多交易对手的信用质量信息，并降低自己获取信息所需的成本；发行人如果获得较高评级，可以更容易进入资本市场获得融资。信用评级机构作为中立的第三方，拥有足够的资源进行信用风险分析，提供信息服务，有助于避免投资者可能面临的高风险溢价以及交易成本。信用评级机构的信息服务功能奠定了其在金融市场中的中心地位，被称为金融市场的“看门人”。此外，作为“看门人”，信用评级机构还提供事后监控服务，这有助于控制借款人在获得融资后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如果借款人将获得的融资投资于风险较高的项目，一旦项目失败，就可能会危及债务偿还。贷款人可以在合同中对资金使用施加限制并在违约情况下强制执行，但成本太高。通过信用评级的更新，以及评级展望和观察清单提供的监测服务，可以监控发行人的财务业绩以控制他们的信誉水平与其初期获得的良好评级保持一致。同样，发行人和投资者均受益于这种监管服务：为避免被降级，发行人面临维持信用质量水平的压力；投资者节省追踪成本，无需承担监控压力。更为重要的，由于降级是发行人信用质量下降的信号，可以帮助投资者评估引发债务重组的可能性，负面展望和信用观察公告也可以激励发行人提高其信誉度。2.私营部门对信用评级的价值肯定信用评级机构提供的信息和监测服务被视为金融市场中有价值的信用风险评估方式在私营部门中被广泛使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andExchangeCommission，简称SEC）统计了信用评级的主要用户，主要包括共同基金、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等买方公司。它们根据特定信用评级阈值确定投资政策，或按照各种监管要求使用信用评级。卖方公司也是信用评级的用户，它们主动征求信用评级以便发行短期或长期金融产品，使用信用评级进行风险管理，通过评级咨询小组提供的服务协助客户选择合适的产品。此外，在民事合同中使用信用评级的情况也较为普遍，许多金融合约中都包括评级触发条款，贷款人或投资者可以在降级的情况下加速清偿。私营部门对信用评级的广泛使用提升了信用评级在金融市场中的重要性。（二）认证功能和公共部门的监管依赖。根据“监管执照”理论，评级机构的认证功能使信用评级成为公共部门监管金融市场的工具，投资级信用评级成为进入资本市场的“许可证”①。公共部门和信用评级之间形成了一种隐性的委托关系，监管机构缺乏相应的能力和必要的资源分析信用风险信息，因此，在法律中规定以信用评级为参考，将监管任务下放或转移给评级机构［1］。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美国银行监管机构开始对银行持有的债券进行评级，以评级为投资决策基础。1936年，信用评级被纳入金融审慎监管，银行监管机构决定，银行只能持有“投资级”债券，但投资等级的划分和标准是由评级机构提出和设立的，而非监管机构。因此，由于监管依赖评级，评级机构不再仅仅是债券市场中的信息提供者，而是银行审慎监管体系的组成部分。在20世纪40至50年代期间，信用评级被监管机构纳入对保险公司的审慎监管。70年代，美国劳工部在对养老基金的审慎监管中，同样将评级的使用纳入其监管制度。SEC在1975年创建了NRSROs，设立了市场准入门槛，指定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为国家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这一状态维持至2000年，使三大评级机构在美国债券市场以及新兴的欧洲债券市场中获得了明显优势，也造就了其后信用评级市场的寡头垄断结构的局面。显然，监管机构对信用评级的依赖意味着监管机构将信用评级视为可帮助其实现金融监管目标、限制风险和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工具。鉴于以上分析，在金融立法中对信用评级的大量参考是过度依赖外部信用评级产生的主要原因，评级机构的准监管机构身份使人们对信用评级在立法和监管框架中的作用产生了误解，这种误解导致市场参与者在进行尽职调查和信用风险评估时过度依赖信用评级。

三、监管依赖导致的消极后果

信用评级的正面价值是市场参与者和监管机构对信用评级形成依赖的原因，但信用评级本身并非不存在缺陷。历史上数次发生的评级失败事件表明，信用评级的准确性、透明度和公正性均存在一定问题。因此，如果对其依赖程度过高，形成机械性或盲目依赖时，就是一种过度依赖，会产生消极后果。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安然公司的破产事件等都与评级失败相关，信用评级的顺周期性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评级机构先是没有及时下调主权评级，后来又过度下调评级，使危机进一步加剧。在美国能源公司安然破产事件中，信用评级公司甚至在破产前一天仍然维持着该公司良好的信用评级。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中，信用评级机构低估了复杂的结构性融资产品的信用风险，尤其是住房抵押贷款支持的债务抵押债券（mortgage-backedcollateralizeddebtobligations,简称CDOs）的风险。世界各地的投资者都盲目依赖这些打包证券的3A评级，在并不了解其中隐含的信用风险的情况下进行购买。信用评级机构同样未能及时下调此类证券的评级，也未能正确识别这些复杂产品的风险程度。对于次级贷款的巨额增长，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强度和地理范围的扩大，信用评级机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外，与安然事件类似，评级机构在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前的一个月仍然将其评为A级。美国次贷危机迅速蔓延至全球，并引发了2008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其中，主权评级使得信用评级机构成为欧洲政治争论的焦点。欧洲政客指责美国的评级机构未能预测危机，其后又过快下调欧元区国家的主权评级，使危机进一步加深［2］。顺周期的加剧和“羊群效应”使评级机构备受谴责，在危机时期引发信贷紧缩，并使已经陷入困境的欧洲国家产生严重的流动性问题。评级下调的时间是关注的焦点之一，例如在希腊救援计划之前下调评级使谈判者面临更大的压力。此外，对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的评级下调导致政府债券的利率大幅上升，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欧洲债务危机。评级机构近年来频发的评级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导致目前金融市场诸多问题的重要源头，这些机构明显低估了某些复杂金融工具的发行人无法偿还债务的风险。评级机构在历次评级失败中暴露出了信用评级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对结构性融资产品的虚高评级、评级方法和模型的缺陷以及顺周期性和滞后性等，这些缺陷使评级部门受到严格审查。金融危机之后，对信用评级的监管依赖开始广受质疑，监管当局开始重新审视信用评级和立法之间的关系。危机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监管机构对信用评级的态度，评级的监管使用被重新定性为信用评级在立法和监管框架中的“硬件化”。信用评级下调本身传递的就是负面信息，会对投资者的决策产生影响，特别是在按照法定要求参考信用评级的背景下，评级下调可能会产生“悬崖效应”，引发大量金融产品抛售，并可能产生“羊群效应”，引发其他市场参与者做出同样的非理性行为。市场参与者必须按照法规和监管要求，使用信用评级确定投资是否符合条件，在评级下调时，投资者行为同质化的程度越高，影响金融稳定的风险就越大。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由于溢出效应，流动性问题进一步加剧，并最终影响全球层面的金融稳定。因此，过度依赖信用评级会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信用评级在立法和监管框架中的法定使用使风险被进一步放大。然而，由于金融市场与公共部门对信用评级长期以来形成的监管依赖，大型信用评级机构已经成为该领域的认知权威，这种在公众间形成的专业性形象和政府对其赋权的结合，推动了监管依赖的进一步加深。对信用评级机构分析资源的持续依赖导致监管机构和市场参与者在信用风险评估方面与专业评级机构的差距逐渐增大，演化成为一种结构性依赖。因为监管机构和投资者对维持或建立自身风险评估能力的忽视，致使市场迄今为止没有发展出任何可完美替代信用评级的分析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监管依赖开始产生黏性，退出监管依赖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

四、美国去监管依赖的改革与困境

2008年金融危机和其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凸显了信用评级下调的系统性相关性，与降级相关的“悬崖效应”和群体行为可能会威胁到全球层面的金融稳定。当投资者和市场参与者将外部信用评级认定为评估信用的唯一基准时，金融危机因这种过度依赖现象而进一步恶化。危机后，在关于评级机构是非的辩论中，过度依赖的风险受到了各国监管机构的关注。在危机驱动下，美国于2010年颁布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Dodd-FrankWallStreetReformandConsumerProtectionAct，以下简称《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几乎涉及美国金融体系的每一个方面，其中也包括对评级行业进行监管的相关规定。适用于评级机构的条款（Sec.931-Sec.939）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要求联邦金融监管机构审查监管机构对评级的依赖程度，并在可行的情况下撤回对评级的引用，并制定实现审慎监管目标的替代方法。第二部分扩大了SEC对评级机构的监管权力，要求SEC加强审查NRSROs潜在的利益冲突问题，提高信用评级的透明度。SEC制定了相应的执行程序，包括对NRSROs进行年度检查，要求每个NRSROs提交年度报告；设立信用评级办公室，关于NRSROs活动及其年度考核的年度报告；如果在检查中发现严重问题，该机构可以征收罚款并禁止NRSROs特定的评级类别，直到问题解决。从本质上讲，新监管规则是结果导向性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没有任何直接影响评级过程的监管规定，其中解决过度依赖问题的条款是第939A节。（一）《多德-弗兰克法案》第939A节及实施情况。第939A节标题为“对评级依赖的审查”，规定美国联邦机构需要审查其法规中对信用评级的引用，然后删除这些参考，并使用其他信誉标准予以替代［3］。这条规定的内容非常具有革命性，似乎直接终结了美国监管机构与信用评级之间的关系。第939A节规定必须删除目前的评级参考，这意味着公共部门与信用评级之间的联系被打破了，目的是在未来的法规中排除信用评级。显然，美国监管机构希望通过消除信用评级参考来解决过度依赖问题。关于《多德-弗兰克法案》第939A节在美国实施的进展情况，可以通过分析以下机构对其自身规则的修订逐一进行考察：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ommodityFutureTradingCommission，简称CFTC）、货币监理署（OfficeoftheComptrolleroftheCurrency，简称OCC）、国家信用联盟管理局（NationalCreditUnionAdministration，简称NCUA）、联邦住房金融局（FederalHousingFinanceAgency，简称FHFA）和SEC。1.CFTC的法规适用于期货佣金商、衍生品清算组织和商品基金经理，其中有两组法规与第939A节相关：一是使用信用评级限制委员会注册人投资或客户资金存款的法规；二是要求披露信用评级以描述投资特征的法规，相关规定均可视为以评级为基础的监管规则。按照第939A节的要求，CFTC删除了对信用评级参考，使用“信誉”替代NRSROs评级，但并未提出替代方案，信用评级仍然可以作为投资决策时考虑的因素之一［4］。2.OCC于2012年6月了新规则，自2013年1月起生效。在法规修订之前，NRSROs给出的投资等级是购买证券的条件。OCC在新规则中重新定义了投资级债券，即发行人有足够的能力在资产有效期内履行担保项下的财务承诺。由于不再以NRSROs的评级作为参考，认定发行人是否有足够资金履行其财务承诺的任务移交给了国家银行和联邦储蓄协会，由其进行适当的尽职调查。取消信用评级参考的目的是加强内部风险评估能力，从而减少过度依赖外部信用评级的可能性。CFTC只是简单删除信用评级引用，与之相比，OCC的方法更具体，用新的投资等级定义取代信用评级，并让国家银行和联邦储蓄部门负责实施。但OCC也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指导意见，仅指出了可能的替代方案，确定特定证券是否应被视为适当的投资，可以进行公司内部系统分析或第三方尽职调查［5］。3.NCUA针对信用联盟过度依赖NRSROs评级的指导意见，建议信用联盟考虑信用评级的几种替代方案：信用利差、证券相关研究、内部或外部信用评估、违约统计以及各种市场数据。信用评级可用于补充NCUA的分析，但不应作为确定投资是否合规的唯一依据。尽管没有明确提及信用评级，但间接提及可以将其作为外部信用风险评估。与OCC类似，NCUA也建立了新的基于还款能力和违约风险的定义，但该标准旨在促进相关金融机构在信用分析方面拥有更多的自主权［6］。4.遵守第939A节的规定，OCC和NCUA所做的工作起到了示范性作用，成为了其他联邦机构制定标准的参考。2011年1月，FHFA根据SEC的要求公布：删除信用评级参考，并用新标准“投资质量”替代NRSROs认证的“投资级”的提案［7］。FHFA还建议修改相关投资法规，由银行确定投资质量状况，要求银行评估本金和利息的偿还风险。与NCUA的方法类似，这种评估要考虑各种因素和相关市场数据。值得注意的是，信用评级不再是唯一基准，但仍然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新标准将加强银行的内部信用风险评估和管理实践。5.SEC对消除监管规则对评级的依赖的改革集中体现在修订《证券交易法》下的净资本规则等内容，不再将信用评级应用于经纪交易商的净资本计算，经纪商需要自行制定评估信用风险的政策和程序。评估中要考虑的因素和NCUA确立的标准基本相同，包括信用利差、债券相关研究、内部或外部信用风险、违约统计、内部指数及不同资产类别的市场数据等。替代外部信用评级的信誉标准主要评估流动性是否充裕，以及发行人是否具备相应财务能力以履行证券抵押回购协议中的义务。同时规定董事会在分析信用质量和流动性时，可以考虑第三方的评估结果，包括NRSROs评级。如果使用NRSROs评级，也不能盲目依赖，必须评估每个NRSROs评级的质量。可见，外部信用评级虽然不再是排他性的信用风险评估工具，但并没有消失，仍然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参考使用。此外，根据《多德-弗兰克法案》第939A节的规定，一些监管机构不仅取消了对NRSROs评级的参考，还承诺帮助受监管机构平稳过渡，最终不再依赖评级。例如，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DepositInsuranceCorporation,简称FDIC）可以为受监管的银行提供指导，帮助银行进行尽职调查，摆脱对NRSROs评级的依赖。FDIC建议，银行应通过尽职调查确定债务人违约风险，关注“证券信用质量、结构的复杂性和投资的规模”。银行在尽职调查中可以使用信用评级，但也必须使用并记录其他因素，银行可以将数据和分析外包，但必须作出最终决定。FDIC引用基于市场的信用风险方法作为数据来源。通过对美国去除信用评级监管依赖的改革进程进行考察，发现美国各机构制定的提案或最终规则反映了一种折中的解决方案，既遵守第939A节的要求，试图找到其他信用评估工具，又要满足市场中习惯使用信用评级的用户需求。试图消除信用评级在立法中的排他性，但无法完全禁止使用信用评级。（二）难以消除的监管依赖黏性。按照《多德-弗兰克法案》第939A节的要求，信用评级不再是唯一的标准，而是各机构制定的确定信誉标准的因素之一。在法律中规定删除信用评级参考之后，需要建立更强大的内部风险评估体系来减少市场参与者对外部信用评级的依赖。这种方法要求市场参与者具有进行本身的信用风险分析能力，也等同于只有拥有适当的内部资源和足够的专业知识，才能正确评估面临的信用风险，这显然增加了政府监管机构、评级机构和市场参与者的合规成本。事实上，目前尚未找到既适当又同时能被市场普遍接受的信用评级替代方案。虽然按照新法规的要求，美国各监管机构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监管依赖仍然存在，这说明监管依赖具有黏性。迄今为止，第939A节的目标仍未达成，原因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信用评级难以替代。第939A节应该为一种能被普遍接受的新信用标准铺平道路，以取代原来的信用评级标准。作为信用评级的替代方案，这一标准应该具有可靠的风险敏感性，可以有效地衡量不同类型债务工具的信用风险，也能够以透明的方式统一应用于不同类型的金融产品。此外，这样的标准应该能够根据产品信用风险状况的变化及时自动调整。该标准应易于理解且易于实施，以避免金融机构特别是小型银行和公司承担过度的监管负担。然而，以上列举的替代品应该具备的基本要素和信用评级的特征几乎相同。所以，监管机构是否考虑过所谓的替代方案有可能只是“换汤不换药”？这样的标准似乎是一个“乌托邦”的愿景，由于其主观性而备受争议。第二，尽管《多德-弗兰克法案》强制要求取消监管许可，但它没有扩及整个司法体系。部分美国联邦法律仍然包括对“投资级别”信用评级划分的参考引用［8］。实际上，大量的美国法典中仍然存在“投资级别”信用评级的要求。信用评级继续在美国金融监管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许多领域，监管机构继续采用依赖评级的新法规。例如，2016年的美联储银行法规对于定期资产抵押证券贷款工具（TermAsset-BackedSecuritiesLoanFacility,简称TALF），信贷抵押品必须由在SEC注册为NRSROs的资产抵押证券发行人发行。2016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新规则中，信用要求是根据相关实体是否“保持标准普尔（或等同于NRSROs）的BBB-或更好的信用等级”。联邦运输法规中关于财务援助申请的部分规定要求申请人从一个或多个国家认可的评级机构获得最近的信用评级，该评级将被用于评估信用风险。可见，《多德-弗兰克法案》并未成功删除美国各州法律法规中对信用评级的引用，继续引用NRSROs的评级情况仍然存在。第三，《多德-弗兰克法案》仅限于美国联邦法律，信用评级的参考仍然包含在大部分国际监管体制中，包括巴塞尔银行资本要求，美国以外的监管机构继续以各种方式依赖信用评级。美国银行家协会（简称ABA）强调，信用评级在国际市场被广泛使用并接受，在美国监管机构采用的资本规则中完全放弃使用信用评级可能会对国际公认的巴塞尔协议III标准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并导致整个国际银行业的扭曲竞争。因此，ABA将第939A节的规定评价为不明智和反应过度［9］。同样，美国证券化论坛（简称ASF）认为，过度依赖可以通过改善对信用评级使用的监管和对评级机构的监管来解决，而不是“禁止”使用信用评级。AFS警告说，从基于风险的资本规则中删除信用评级，可能会对资产支持证券（ABS）市场的流动性产生重大影响，这些流动性依赖于投资者在初始发行或随后的二级市场购买时做出实时决策的能力。因此，从这些规则中删除信用评级可能会危及大量银行组织参与ABS市场的能力，从而大幅降低市场流动性［10］。第四，最为重要的是投资者对信用评级的过度依赖仍然难以消除。美国近40年的监管依赖形成了一种惯性，尽管监管机构为此做出了努力，但许多市场领域依然对NRSROs评级存在机械性依赖，银行和信用联盟虽然在减少监管依赖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市政组织、养老基金等其他机构投资者继续依赖NRSROs评级。金融稳定理事会（简称FSB）在2013年的一份中期报告中提出，在没有进行充分的影响评估的情况下，通过新的替代方案，会增大过度依赖的风险［11］。

五、完善我国信用评级监管制度的几点建议

当前，我国债券市场正在快速发展，但我国的信用评级行业仍处于初级阶段，评级行业发展的规范性有待加强。借鉴美国信用评级行业监管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信用评级监管提出以下建议：（一）正确定位信用评级。首先应该认识评级机构的市场价值，对其信息中介功能、监测功能传递的信息价值予以肯定，不能矫枉过正、完全摒弃外部信用评级。但也应该认识到信用评级的局限性，对其前瞻性、主观性和预测性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不能放大它对受评对象风险水平的判断价值，只能将其作为风险评判的参考和借鉴。结合美国监管改革的经验，信用评级机构仍将继续作为债券市场的组成部分长期存在，外部信用评级应该作为内部评级的有益补充，对债券市场的发展发挥作用。（二）完善评级行业监管立法。相对于金融市场较为发达的国家，我国信用评级行业监管立法较为滞后，建立并完善我国信用评级的法律制度将有利于我国金融市场和评级行业的规范化。目前，我国缺乏专门规范信用评级行业的基础法规，相关法律有《证券法》《公司法》等，其他部门性法规有《企业债券管理条例》《信用评级管理指导意见》《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信业管理条例》等。此外，我国监管评级行业的主体也并不统一，债券市场信用评级对应的监管部门有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不同监管机构，其所授权的信用评级公司各不相同。监管规范和监管主体的多元化导致监管的法律依据和标准存在差异，容易形成监管真空和监管冲突，不利于我国评级行业的健康发展。我国应借鉴美国监管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尽快出台评级行业基础法规，并设立专职机构对评级行业进行统一监管。（三）弱化对信用评级的监管依赖。我国评级行业的产业结构和监管环境与美国截然不同。评级行业发源于美国，最初是为满足债券投资者的信息需求而建立，但中国的信用评级机构起步较晚，是随着债券市场发展因监管要求而诞生的产物。凭借监管授权而产生的信用评级最大的负面效应是容易发展为监管导向型产业。因此，就目前中国评级行业整体而言，提供高质量产品的动力和压力较小。绝大多数中国债券被评为AA级或更高级别的事实使部分投资者对中国评级的准确性表示怀疑，对“以评级换市场”的评级选购现象表示担忧。在防止过度依赖评级的同时，应该提升评级质量，让评级发挥正常的市场功能。在减少外部评级的依赖方面，中国保监会从2007年起了《保险机构债券投资信用评级指引（试行）》《保险机构信用风险管理能力标准》等规则，要求保险机构加快建立内部信用评级体系，弥补外部信用评级不足，减少对外部信用评级的依赖。2011年，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商业银行使用外部信用评级的通知》，要求商业银行审慎使用外部信用评级，外部信用评级结果不应直接作为商业银行的授信依据，只能作为内部判断的补充参考。说明在金融危机后，我国监管层在弱化评级监管依赖这一问题上已经形成共识。我国目前对信用评级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监管依赖，存在监管规则中直接引用外部信用评级的情况。一是在发行环节，信用评级是债券发行的必要条件，也是限制债券发行的条件；二是在交易环节，依据信用等级限定债券的投资门槛，例如保险机构和货币基金市场的投资均需符合特定的信用等级要求，债券交易方式也根据信用等级进行限定，例如债券交易所中普遍限定竞价交易方式必须符合一定的信用等级；三是在资本监管方面，在金融监管法规中直接引入评级结果，如2013生效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2012年《关于调整证券公司净资本计算标准的规定》。此外，市场主体对信用评级的依赖在逐步增加，主要体现在金融产品的合同方面，例如银行理财产品合同中对投资债券信用等级的约定。借鉴美国的监管改革经验，我国应在保留信用评级核心价值的同时，弱化其认证功能。结合债券市场不同时期的发展情况，逐步取消在监管规定中的评级参考，让市场参与者自主评价评级质量，引导评级机构重视产品质量，通过市场力量提升评级产品的透明度、准确性和公正性，使评级行业真正体现其信息价值并实现其监测功能。

作者:周嘉 单位:海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