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基本道德规范分析

[摘要]法治社会语境中教师基本道德规范，是指教师应普遍遵循的最为基础性的道德义务，奉行、捍卫当今的社会法治与教育法治。法律不仅是基本道德规范的制度表达，而且是法治社会的核心要素。我国教育法律法规对教师所规定的职责、义务，应成为教师基本道德规范的主要内容。改革发展时期学校道德基础环境较为复杂且不稳定，师德现状与依法治教并不完全耦合，某种程度上干扰了法治社会的整体推进，这与基本道德规范的失守密切相关。基本道德规范凸显法治意蕴，这对分析总结当前师德困境态势及师德危机影响因素，以培养更多提出的“四有”好老师，加快法治社会进程都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

[关键词]法治社会；基本道德规范；教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16年12月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1](P379)教师不仅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承担着教书育人、科学研究的神圣使命，也是明道、信道、守道的传播者、践行者。在当今法治社会进程中，人们对于社会主体道德的要求往往以法治为重要视角，对于教师也不例外。强调：“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1](P133)“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1](P133)在德法并举理念下，师德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备受社会关注，而教师基本道德规范是教师的基本遵循与最后守护，是弘扬高尚师德、推进依法治教、加快法治社会进程的最有力抓手。

一、教师基本道德规范的内涵及其法治意蕴

伦理学界通常认为，基本道德规范是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社会主体在调整利益关系中符合“善”的最基本要求，而都应遵守的最起码的道德义务。这里的“基本”突出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社会规定性，突破此基本就意味着失去作为“社会人”的主体资格。道德具有层次性，基本道德规范侧重于作为社会化的人在生活实践中遵守反映社会共同意志的道德规范的最低限度，具有社会行为的普遍制约性、社会意志的广泛渗透性、社会利益的互惠互利性等基本特征，承载着行为所应有的认知、调节、评价、教育等社会功能。道德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决定了基本道德规范的时代感。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2](P471)今天，我们对于教师基本道德规范的认识，只有把它置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下才更为理性。基本道德规范的生成与实现，不仅依靠人的自觉能动性与广泛的社会舆论，而且有赖于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法律。“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也是道德的屏障”。[3](P204)道德蕴含法律的精神内涵，法律体现的是法治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二者共同指向道德的底线。基本道德规范与法律一道奉行自我义务、他人权利、公平正义等原则，使道德法律化、法律支撑道德成为可能。在法治社会进程中，法律是法治的核心与外现，基本道德规范通常不断地被法律所采纳，道德法律化成为有效发挥基本道德规范制约功能的重要形式。因而，将教师基本道德规范的理论与实践置于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加以研究，才具有更好的现实意义。基本道德规范可以分为行业基本道德规范与个体基本道德规范两个最为重要的类型。基于职业的特殊性，教师基本道德规范从社会公共属性而言是从属于行业基本道德规范，从社会个体属性而言则从属于个体基本道德规范。教师基本道德规范除了有着与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一般意义上相同的内涵与法治意蕴以外，还有其立德树人、安于教学、学术创新、团结协作、名利得失、公正仁爱、遵纪守法等方面的内在规定性。这种内在规定性主要体现于《教师法》及教育部等部门颁行的《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关于建立健全中小学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幼儿园工作规程》等教育法律法规，对教师所规定的职责、义务条款。

二、教师基本道德规范于法治社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产生于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并为之服务的道德，与法治一起同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两者相辅相成，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要素。在我国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攻坚克难时期，面对日新月异的经济转型，法治社会所依托的教育道德环境与教师道德观念随之改变，作为调和教师利益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对法治社会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1．营造法治社会内需的良好道德环境。基本道德规范可以大力促进教师依法执教的高度自觉性。学校是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法治是法治社会进程的重要影响因素。我国教育法律法规赋予了教师拥有教学、科研、管理、培训、工作条件等权力，但如果没有基本道德规范的有力支撑，师权寻租、专业不专、学术腐败、管理不实等很容易成为权力的代名词，使本应肩负的立德树人、潜心施教等义务、使命突破师德底线。《高等教育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了对教师的“思想政治表现、职业道德、业务水平和工作实绩进行考核”，把考核结果作为“聘任、晋升、奖励的依据”，这条规定实际上是对高校教师基本道德规范的设置。《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也就爱国守法、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等方面对教师做了基本规定。从法律体现基本道德规范这个角度而言，严格依法执教就是恪守教师基本道德规范，而在此基础上谈及全心全意为师生、为社会更好地服务，则需要不断提高基本道德规范标准，使依法执教归依于高标准的职业道德，从而实现师德践行、依法执政的高度自觉。基本道德规范是教师利益关系的有效调和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开放性、竞争性、利益化等基本属性，在拓展经济自由发展空间的同时，由于市场法治仍在完善，一定程度上也留给了社会主体突破基本道德规范的缝隙。在功利主义的驱使下，恶性竞争、私欲膨胀等不良师风污染教育环境，学生的受教育权不时受到侵害，教育法治的成本也由此加大。在法治社会视角下，教师的利益关系同其他社会主体一样本质上也是法治关系，而这种法治关系是与特定的教师基本道德规范体系互为一体的。正如黑格尔意义上的“需要的体系”所言“需要的目的是满足主观特殊性，但普遍性就在这种满足跟别人的需要和自由任性的关系中，肯定了自己”。[4](P204)主体利益的最大化是建立在抽象的道德普遍性即基本道德规范体系基础之上，尽管教师由于职称评定、项目研究、绩效考核等形成了某种特殊的利益关系并被制度制约，但就现实而言，具有普遍制约性、互惠互利性特征的基本道德规范仍然是潜在的重要影响因素，推动着教师利益关系逐步走向法治轨道。教师基本道德规范成为大数据时代改进和加强青少年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着力点。大数据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影响着所有的社会组织与个人。在大数据时代，随着自媒体与网络力量的广泛渗透，因监管无序导致的虚假宣传、恶意诽谤、低俗文化泛滥等突破基本道德规范现象，给学生的思想带来了难以摆脱的困扰。由于可操作性的网络监管法治体系尚未健全，作为公共属性的教师基本道德规范就成为学生自觉抵制异端邪说、倡导正确价值观的有力缰绳。《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第六条把“模范遵守社会公德，维护社会正义，引领社会风尚”作为“为人师表”的道德义务。教师在尊重学生网络空间交互自由与私密性的同时，应把好基本道德规范关口，充分利用课堂、社会实践、网络平台等多种渠道，教育、引导学生坚守公序良俗与网民道德操守。2．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最具中国特色、时代特征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评价体系，不仅富有文明、和谐、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思想道德内涵，而且蕴含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法治理念，彰显了思想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的一体性、互动感。无论是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还是从个人层面观之，思想道德内涵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折射民族文化传承基因，是对基本道德规范的肯定与升华；而法治理念是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诉求，是基本道德规范的制度化、稳定性共识。指出：“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5](P163)因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在道德和法治两个层面加以整合，以达到社会秩序、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需要。教师的立德树人使命，使得其在自我践行的基础上，要在广大学生群体中力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道德认知趋同、道德践履合规做向导，为法治社会培养更多合格的人力资源。法治社会进程中，社会主义道德观与法治观兼容激荡，有着独特的“发展自觉”规律，这与“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5](P164)“要用法律推动核心价值观建设”[5](P165)要求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系的是社会主体之间合乎伦理、法律制度的社会基本关系，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与利益格局的悄然变化，与之相适应的基本道德规范就会表现出动态性。基于此，教师要重在不断“培育”并“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刻领悟“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5](P146)的要义，不断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与坚定的法治信仰。3．整合教师的道德意识与法治意识基本道德规范植根于、外显为社会主体道德意识，社会主体的多样性决定了道德意识具有个体性和社会化两个基本特征。基本道德规范的广泛渗透性会对置身于社会场域中的个体道德意识缓慢转化，从而实现个体性到社会化的道德意识趋同。所以，教师会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与教育实践中，将个体性的基本道德规范潜移默化到社会化的教师基本道德规范当中，完成“个体人”到“教育人”的道德意识角色转变。既然基本道德规范的制度化体现为法律，道德意识共识就成为孕育法治意识的精神条件，而法治意识反过来又能够固守基本道德规范。这样，基本道德规范作用下的道德意识与法治意识就能有效整合，道德与法律的社会功能就可以交互作用。从一般意义上看，法治是基本道德规范之原则，二者都告诉教师“应该做什么”“禁止做什么”。如教育部颁行的行政法规《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规制的就是高校教师学术方面的基本道德规范，这就需要在道德意识与法治意识相统一的条件下内心遵从、积极践行，“创造值得自己崇拜之创造理论和创造技术”。[6](P7)

三、导致法治社会进程中教师基本道德规范滞后的两个重要因素

1．法律的滞后性特征影响了基本道德规范的认知即时性。法律的创制相对于社会现实而言，是一个较为缓慢、不同步的过程，法律从其产生时起就具有滞后性特征。尽管我国加快了教育法律法规的创制进程，但相较于经济社会与教育规模的快速发展，仍然囿于法律的滞后性特征，使本应由教育法律法规调整的社会关系而得不到及时调整。如现在反映强烈的轻教学、重名利，侵害学生受教育权；科研数量多、质量差，浪费大量科研资金；学风不端、学术腐败，急功近利歪风盛行；工作倦怠、不求上进，职业幸福感低下；等等。这些不该发生的突出问题，应该有教育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制，但只是更多见于行政法规与高校自身制定的规章制度，且监督、考核、惩处条款笼统、抽象，不易于操作，而狭义上的法律则不多见，这给少数教师敢于冒犯师德留下了余地。实际上，履行好教书育人、规范学风学术等职责是教师的基本义务、应有担当，由于法律的滞后性导致了现有教育法律法规对此规定模糊或缺漏，影响到教师对其基本道德规范的认知即时性及其严重法律后果，基本道德规范危机也就客观存在。2．处于法治社会进程中的法治治理能力波及基本道德规范信念。基本道德规范的失守往往意味着违法行为的产生，翻越基本道德规范的行为需要具备国家强制效力的法治治理参与，虽然基本道德规范是一种比较温和的义务论。这时，法律能否成为基本道德规范屏障、惩罚违法失德以引领道德风尚，“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1](P117)就要看法治治理能力的表现。为了实现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提高党和国家的法治治理能力，“必须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备的党内法规体系”。[1](P119)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方式方法仍在探索，这也意味着法治治理能力处于不断提升过程当中。教育法治治理能力产生于上述所及的立法、法治实施、法治监督、法治保障、党内法规等构成的法治生态系统，当这一法治生态系统还处于生长期，仍不尽善尽美的时候，教育法治不实、“关键少数”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等现象难免时有发生。在法治社会进程中，教育法治是教师基本道德规范的最有力守护，并引领师德风尚，如公权力拥有者法律知识肤浅、法治理念不强、法治能力有限，就会动摇教师的基本道德规范信念，使师风衰微、教育伦理旁落。

四、在法治社会进程中努力守护好教师基本道德规范

指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就要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为全面依法治国创造良好人文环境。”[1](P134)德法并举，是当今道德建设的重要手段，也是法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作为教师最起码“良心”的基本道德规范，不仅是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有力维护，而且是推进法治社会的有效驱动力，必须守护好、建设好。1．筑牢基本道德规范并不断追求高尚道德。道德的层次性与多样性、多变性的合法利益诉求，决定了师德应是基本道德规范与高尚道德的有机统一。一方面，基本道德规范处于道德体系的基础层面，能够被广大教师普遍遵从，契合法治社会的行为规范立足点。基本道德规范的评价标准，应满足大多数教师的道德基本现状，才具有可行性意义，可以解读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获得个人合理、合法利益。另一方面，法治社会着眼于教师基本道德规范的基础性作用，并非忽视其高尚道德的引领价值。教师拥有较高的学历和学识，立德树人职责使其应该成为追求较高道德风尚的社会群体，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神与人格魅力向社会焕发出道德正能量。这种道德正能量反过来又可以提升教师基本道德规范的“高度”，养成置身于法治社会的主观能动性。2．把成熟的基本道德规范及时上升为法律规范。指出：“要把实践中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及时上升为法律规范，引导全社会崇德向善。”[1](P134)从法律体现基本道德规范与师德建设而言，这里的“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说的也是教师基本道德规范并把其上升为法律规范。所以，前文列举的导致教师基本道德规范危机的多种表现形式，既然社会反映强烈，广大教师也热切期盼改变这些极不正常现象，就应该把其及时、合理地上升为法律规范。应加快教师基本道德规范法律化速度，树立法律规范鲜明的道德价值导向，进一步提高教育立法质量和立法技术，科学立法、规范立法。只有形成完备的教育法律体系、健全的民主监督制度、公正严谨的执法程序和廉洁自律的执法队伍，才能实现全社会师德“良法善治”。3．大力加强师德建设和法治宣传教育。指出：“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使人们发自内心信仰和崇敬宪法法律；同时要加强道德建设，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提升全社会思想道德素质。”[1](P135)教师基本道德规范的困境，意味着职业自律松懈、依法治教旁置与立德树人共识难以凝聚，这与“引导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提升全社会思想道德素质”的时代要求格格不入。现代法治社会呼唤教师“道德人”“法治人”双重属性的存在，大力加强师德建设与法治宣传教育有其必要性、紧迫性。中华民族传统师德“得于心而见于行事者也”，[7](P263)是教师基本道德规范的集大成者、教育文化自信的本源，师德建设必须以此为立足点。而正处于教育改革中的教师群体，激烈的生存与发展竞争很容易导致其基本道德规范的规制被解禁，法治的严谨、透明与稳定性能很好解决这一问题。普法行动应切实深入教师群体，法治宣传教育可以赋予教师“教人以伦”、渗透法治理念、普及法治常识，实现立德树人与依法治教和谐共通。

参考文献：

[1]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4][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阳，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5]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6]陶行知全集，第4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

[7][宋]朱熹.四书集注[M].陈戎国标点.长沙：岳麓书社，2004.

作者:李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