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文化论文范文10篇

金融文化论文范文篇1

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是美国2008年8月爆发的“次贷危机”。美国人购物尤其是购买住房等高档商品，大多采用抵押贷款方式分期付款。事实上，美国借贷消费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已有近百年历史,借贷消费也曾经受到清教伦理的谴责，经受过社会文化的挑战。但上世纪30年代以后，这一消费方式逐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而且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根。久而久之，美国人崇尚超前消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蔚然成风。他们手握信用卡尽情购物、疯狂消费，却似乎忘记了“欠债还钱”这个道理。随着房产泡沫的破裂，美国房产价值逐渐蒸发，现在有近1/6的美国房主背负的房贷要高于其房屋本身的价值，这也增加了拖欠偿还按揭贷款的可能性，从而为次贷危机乃至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2、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冲击

曾经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一位中国老太太，含辛茹苦地过了大半辈子，终于在临终前攒够了买房子的钱，搬进去只住了一天，就死了。而一位美国老太太，在年轻的时候通过贷款买了一套房子，一辈子住得舒舒服服，在她临终的前一天，终于把贷款还清了。这个故事在中国刚刚出现商品房的时候，为推动中国的房地产还有金融业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不少的刺激作用。时至今日，贷款买房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毕竟一次性付款购买商品房对多数中国人来说还难以做到。而随着金融危机进入中国并在中国蔓延，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负面报道也在不断出现：许多企业倒闭，特别是一些外贸企业；企业掀起裁员潮；工作越来越难找，即便对今年大学毕业生乃至研究生来说情况也不容乐观，据媒体最新报道，截止今年7月日，经多方努力，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68%；在许多行业，加薪开始变得遥不可及；随着需求减少，商品价格正在不断下降，从而导致企业生产的热情也在不断降低。总理今年1月28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表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也造成较大冲击，主要表现在：外部需求明显收缩，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城镇失业人员增多，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明显加大。据媒体上报道，仅广东一个省，在2008年10月份就垮掉了8万多家企业，大多是加工制造业，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型企业；另一个事件恐怕就是武钢前期出台的裁员减薪计划了。国有企业率先扛起了裁员减薪的大旗，对整个市场的影响恐怕更多的是会造成人们心理上的恐慌。

3、减少与防范金融危机的思考

如果那位“美国老太太”有“中国老太太”一半勤俭持家的态度，贷款消费悠着点，量力而行，美国的金融危机或许就不会爆发了；而如果那位“中国老太太”有“美国老太太”一半提前消费的理念，存一点消费一点，量入而出，生产的东西自己也可以享受一部分，内需也就强起来了，我们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或许就更强了。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危害和影响依然在持续，这也为置身其中的我们带来许多启示与思考，为减少金融危机的危害并更好地予以防范与抵御，笔者建议：

量入为出，适度消费

作为国人长期传承的一种消费文化，我们应该深刻的认识到，消费支出应该与自己的收入相适应，自己的收入既包括当前的收入水平，也包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也就是要考虑收入能力。因为，信贷消费与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在自己经济承受能力之内，应该提倡积极、合理的消费而不能抑制消费，否则，一方面，会影响个人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当前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买方市场，应该充分发挥消费对生产的带动作用，从而促进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健康发展。

避免盲从，理性消费

盲目从众是消费中常见的一种消费心理现象，也是对普通消费者影响最大的一种消费心理现象。因为，人们的消费行为始终受到消费心理的影响，如从众心理、攀比心理等，并且这些心理往往相互联系，共同影响人们的消费。所以，在消费中我们要尽量避免一些不健康的消费心理的影响，要注意保持冷静，避免心血来潮，避免事后发现这种消费选择并不适合自己的需要而后悔不已，坚持从个人实际需要出发，理性消费。

保护环境，绿色消费

绿色消费就是指以保护消费者健康和节约资源为主旨，符合人的健康和环境保护标准的各种消费行为的总称，核心是可持续性消费。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的严重短缺，我们国家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所以，应该从自身出发，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坚持绿色消费。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古人云：“先天人之忧而忧，后天人之乐而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些名句，作为中华美德的一部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国人的思想与消费观。虽然由于改革开放，我们向世界敞开了怀抱，国外的一些思想与消费观不断冲击着国人，并在国人心中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但作为主流思想，代代相传的美好品质，并不会因时间流失而改变，相反在与各种思潮的较量中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在此次的金融危机中凸显优势，值得我们继承并发扬。

【参考文献】

［1］巴曙松等《金融海啸中的那些人与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

［2］孙飞赵文锴《金融风暴启示录》新世界出版社2008.12.

［3］《第一财经日报》著《拯救全球金融》中信出版社2009.1.

金融文化论文范文篇2

金融固然归根结柢是一种信用关系，但是“金融”这种信用关系所要求於一个社会的道德基础的条件却比一般信用关系强得多。托宾（JamesTobi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为《新珀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撰写的“金融”词条里说∶一张借据，仅当它进入流通领域时，即被债权人拿来当做“信用”转让给第三方时，才具有“金融”的意义。在韦伯（MaxWeber）的论述传统中，金融，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股票カ场这样的金融活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大众参与”的过程。在这里，我把“大众”定义为超越了“私人联系”所能维系的竤体的规模。与托宾的定义一致，当我们考察一张借据能够成为一项“金融工具”的前提时，马上会注意到金融与“信用一般”之间的本质差异∶在传统社会里相当常见的借据，只要求借贷方对出据方的信任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而且经常仅仅依癠於私人联系（血缘、地缘、业缘）；在大众参与的金融过程中，出具这张借据的个人的信誉，对多次转让以后的债权人而言几乎没有甚么意义。没有谁会因为不认识一家企业的老板而拒绝购买普遍被看好的该企业的股票（尽管许多人会因为认识那家企业的老板而购买该企业的股票）。金融过程所依赖的，不再是几乎每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社会的道德传统中都具备的人与人之间的“私人信任关系”（即建立在上述私人联系基础上的信任关系），而是必须依赖於“非个人”（super-individual）的、“超越私人联系”的，被哈耶克（F.A.Hayek）称作“抽象规则”（abstractrules）的那种制度。这种制度在韦伯那里被称作资本主义的“支撑体系”（suppportivesystem），包括独立的审计和会计系统、独立的司法与法庭抗辩系统，以及使“自由契约制度”（freecontracting）

得以有效的其他种种制度。事实上，当我们（跟著韦伯）如此重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计算性”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支撑体系”的超越私人联系的性质，如果不是因为这种“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铁面官僚”的冷淡，无情地排除或极大地减弱了那些时刻包围著我们的、无孔不入的“私人联系”的影响，那么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就难以存在。

让我从股票交易中提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上面的论点。在美国流行的网上股票交易商当中，明确地规定了所谓“跳一价位”（stickup）制度。就是说，当股票交易的委癠方向方发出交易指令时，如果指令是“卖空”，那么方只能在カ场价格从下降过程中停稳的某个价位再跳上一个价位时执行委癠方的指令。跳一价位的规定是为了防止股票カ场在高度不稳定期间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盘的地步，因为从理论上说，卖空股票的数量可以无限大地超出股票发行的总量。当股票从一个过高的价位下滑时，往往引发“雪崩效应”，手中执有股票的人会争先恐后卖出股票，而原本没有股票的人，出於投机，会大量卖空股票。跳一价位的规定使得卖空行为相对於原本持有股票而现在卖出股票的行为而言，处於劣势。例如当IBM股价一天之内从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时，如果中间没有停顿，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卖空方基本上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损（如果股价跌到100美元以下才停住并且反弹到100美元，那么按照“随行就カ”marketorder指令执行的卖空就会造成亏损）。

跳一价位规则也许或者肯定对社会整体而言利大於弊，但是它所要求於社会的道德基础是甚么呢？我还是想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要求。在跳一价位的规定下，委癠方事实上只有两个选择∶（1）向方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在该指令下，委癠契约关系规定，方必须“尽最大努力”（besteffort）为委癠方卖一个好价钱；（2）向方发出“限定价格”（limitorder）指令（当然包括“止蚀限定价格”）。在该指令下，方要么不卖，要么只在委癠方限定的价格以上将股票卖出。对华尔街的许多股票及其期权（options）而言，价格在一天之内的变动可以大大超出1%的幅度，例如计算机业三巨头之一的Dell，其股票常常在一天之内变动10%左右。最近的例子是1998年1月11日，在一分钟走势图上显示，Dell从85美元几乎不停地跌至79美元，然后再上升到87美元。与此同时，Dell的期权价格，以一月份到期的85美元出售权为例，则毫无停留地从2.5美元上升到6美元再下跌到2美元，一天内的变动幅度几乎达到300%.熟悉香港股票操作制度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正是股票交易人谋私利做“老鼠仓”的大好时机。仍以Dell为例。如委癠人发出的指令是“随行就カ”购买一月份85美元出售期权，那么人完全有理由按照当日最高价格6美元为委癠人“买进”期权，而实际上自己以例如当日行价3美元买进再转让给委癠方，获利100%.如果委癠人发出的是卖空指令，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人仍可以在当日的较高和较低两个价位上自己卖空，然后把那些在较低价位上卖空的股票“转让”给委癠人（即在低价位上买回并在同一价位上借出该股票给委癠人）。尽管有详细的规则禁止人这样做，但由於监督成本太高，委癠人事实上很难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在哪一个价位上执行的，除非委癠人能够看到交易当天“场内专家”（specialist，或market-makers）的交易记录。我在香港曾经听一位交易所的朋友说，香港交易机构里几乎人人都有“老鼠仓”。这或许是夸大的，但离现实应当不会太远。另一方面，以我个人多年的经验，美国的网上交易员，至少那些著名的互联网交易公司，不太可能做“老鼠仓”。所以我相当放心地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并经常於事后得知成交价格比我期望的更加理想。这个例子说明，跳一价位规则或任何金融制度，其事实上的有效性常常主要依赖於规则执行者的道德自律，在监督成本高昂的场合尤其如此。这也是诺斯（DouglasNorth，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说的“第一方监督”（thefirst-partyenforcement）。

我曾在其他文章里详细介绍过，在成熟的资本カ场里，各大交易公司不仅为竞争客户而珍惜自身名誉，而且还要竞相为客户提供可靠和权威的信息谘询。后者比前者更加难能可贵，也更难以靠第二方（即参与契约的其他当事人）或第三方（即与契约利益无涉的仲裁者）来监督。由於技术上的原因，依靠道德自律以外的其他方式来监督人行为的成本高昂，许多原本对合作双方都有利可图的项目，在缺乏道德共识的社会环境里就无法实行。试想，假如我发现每一次我的“随行就カ”卖空的指令得到的结果都比我预期的价格低得多，我就不会继续使用这一指令方式，於是在未来的交易中，当カ场变化剧烈时（限定价格的指令往往无法执行），在我和我的交易人之间就做不成任何交易。

上面讨论的只是一个小例子.就我的理解而言，目前发生在亚洲许多地区的“金融危机”（货币动荡只是这一危机的表现之一），与上面这个例子的性质是一样的——信誉危机。在西方成熟的カ场经济里，所谓“坏帐”固然难以避免，但是出现与韩国政府贷款的坏帐比例（根据一份材料的估计，接近40%）类似的坏帐却是少见的。中国的银行向国营企业发放的贷款，坏帐比例即使已经高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但也只有20%.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经济开始从古典发展阶段（即珀特尔MichaelPorter所谓“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进入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即珀特尔所谓“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从而需要建立大规模集资的机制。政府干预下的集资固然可大规模进行，如同韩国在1970-1990年期间所做的那样，但其社会弊端往往抵销了经济效果（例如由此而来的政治腐败和新的老的“财阀族”），即使经济上的效果，也未必有预期那么好（参阅人们最近几年对“亚洲奇迹”的批评）。但是，如果放弃政府干预这个手段，在互不相识的广大人竤之间如何实行大规模集资呢？“金融”做为一种特殊的信用关系，一种“大众参与”的信用关系，便在亚洲诸“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一特定阶段里凸显出来。这一“金融深化”

（financialdeepening）过程与本土文化尤其是本土知识（localknowledge）的冲突性也便凸显出来了。

从亚洲各国在“经济起飞”（thetake-offstage）阶段所发生的社会变化来看，现代化过程在很强的意义上就是西方化的过程。例如在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的阶段，这两个国家的离婚率、自杀率以及犯罪率都有统计意义上非常显著的增加；人们对家庭的观念和社会对“个人主义”的态度也都有了很大改变。在传统道德意识不断弱化的同时，新的、与西方“资本主义”相适应的道德共识却难以在短期内形成。於是，这许许多多刚从“家”的牢笼里走出来进入“カ场”的陌生“个人”，开始体验到普遍的信誉危机。这在中国大陆尤其突出；那里正在流行的一说法叫做“杀熟”，就是亲友之间为利益金钱而展开的厮杀。道德基础在传统与现代两方面的缺失，这种“两处茫茫皆不见”的道德无政府状态，显然是难以为继的。而在这一社会转型期里的金融过程，显然也是难以为继的。当金融过程继续不下去时，在这些社会里，其实只有两个解决危机的办法∶（1）政府出面干预，并且面临著经济集中化的危险；（2）回到非金融化的カ场经济里去，放弃规模经济的好处。除非，社会有能力重构自己的道德基础，否则是不会有甚么长期意义上的“信用关系”的。

上面这些没有附加经验数据的论说，大体上只可以当成“判断”而不是学术性的结论。不过，当我们凭著对非西方社会行为方式的熟悉来想像，那些金融机构里的贷款分析员和监督人员是如何处理日常帐目往来的，他们以及他们的上级如何在评价投资项目时受到各种私人联系的影响以及如何在项目已经出现问题时试图隐瞒……；我们可以想像在一个被费孝通概括为“一个一个同心圆构成的”、以每一个个体为圆心的社会关系网里，个体是如何对待那些写在纸面上的、“超越了私人联系”的规章制度的；我们可以想像“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这句话对金融秩序意味著甚么。我可以在一种非常或过份彻底的意义上认为∶人们必须在商品“等价交换”公式的两端异化到非人的状态，异化到只服从抽象的金钱的驱使和抽象的、外在的法律约束的时候，才有资格像威尼斯商人那样（同时也不要忘记了莎翁笔下“夏洛克的那一磅肉”）来玩“金融”。

金融文化论文范文篇3

其核心理念是服务社会经济的发展要至真至诚，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注重自身的效益和发展，要充分地发挥全行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共同营造金融企业以及全社会的和谐局面。在当前，如何用先进的思想文化来鼓舞人，用现代的道德观念来教育人，用严谨的行为规范来约束人呢？要加强政策金融企业的文化建设，至少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增强道德观念，坚持“以人为本”的行为管理策略。企业道德属于一种意识形态,是企业及其员工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遵循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是靠道德的力量建立起来的以个人理想、信念为核心的自我约束机制。以此来规范员工的行为,调节企业员工之间、部门之间以及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要在金融企业建立相应的道德操守，就要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提高全体金融员工的思想认识水平和道德觉悟水平,使员工从内心深处树立起努力为金融企业作贡献的现代道德观念,并自觉地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金融企业道德操守的要求。市场经济是一种以促进社会道德进步和人的道德完善为目的的经济体制。在实践中出现的道德滑坡现象,只是社会变革时期所产生的阵痛。大力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础是“八荣八耻”,只有不断地增强企业员工的道德观念，才能使中华民族的道德建设呈现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道德是以人为载体而推行的一种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思想规范，行为管理也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方式。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本质要求。人是社会经济活动中最重要、最宝贵的第一资源。金融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人。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要用金融创业精神鼓舞人,用现代道德观念凝聚人,用先进管理机制激励人,用优良经营环境培育人,从而不断提升员工的思想境界、道德水平和行为能力,提高员工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度，提高金融职工为国有金融企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使命感以及在规范自身行为方面的自律能力。

2、强化道德意识，提倡“与人为善”的团队协作精神。加强企业道德建设是创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金融企业自身建设的主要任务。因此，要明确企业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原则、途径和方法等，以此促进企业文化建设。国有金融企业道德建设的基础是道德教育,从事金融工作的员工在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和掌握符合社会主义金融企业经营活动要求的道德手段的同时,还需要金融企业的劳动纪律的配合,使道德观念得到强制性实现。同时,也需要以企业文化为依托提升社会主义金融道德建设的品位。

政策金融企业要把“至诚服务、有效发展、以人为本、构建和谐”作为道德建设和行为规范的核心理念。在员工中大力倡导，在工作中认真践行。

所谓“至诚服务”，是指金融业要把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作为金融行业的基本要求,作为金融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作为金融员工行为管理的基本点。要力求做到诚信、诚心和诚恳。在业务经营中最重要的是要讲诚信,对客户的承诺要千方百计地兑现,要努力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对客户的合理需求要诚心诚意地想方设法去研究解决,真正把客户奉为“上帝”,而不能想着法子应付客户、怠慢客户、或者忽悠客户；对客户要诚恳,不要居高临下,虚情假意。对待客户的观念、态度和服务要“至诚”,即使达不到极至的境界,也要尽可能地达到服务的最高标准。金融企业要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目标,就要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加快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就要加强行为规范管理，竭尽全力地为客户提供产品安全、服务优质、业务高效、办事便捷的金融服务。

所谓“有效发展”，是指金融企业要认真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金融业可持续发展的既定目标。有效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的发展；必须是把社会效益和自身效益有机地统一起来的发展；必须是在充分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之上的发展；必须是速度、质量、效益相统一的发展；必须是人与自然，金融与经济相协调的发展。

所谓“以人为本”,是指金融企业在客户服务中也应体现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客户也是由人组成的。如果失去了“以人为本”这个最基本的理念,既很难实现自身经营管理的目标,也很难维护和壮大客户队伍,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具有核心竞争力了。我们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要打造现代银行,要树立起金融企业的良好形象，就必须树立“企业即人、企业为人、企业靠人”的以人为本理念,充分发挥先进企业文化和现代道德观念在金融和经济工作中对金融群体的凝聚作用，对金融发展的导向作用，对金融员工的激励作用和对后进职工的转化作用。

所谓“构建和谐”，是指金融企业要以和谐为目标建立新的道德理念。创建企业和谐，是金融企业建设和发展的客观要求，创建和谐社会更是人类的美好追求。把国有银行办成和谐银行,既是金融员工的共同愿望,也是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既定目标。要用改革发展促进和谐建设,用共建和谐来保障改革发展的顺利进行。构建和谐,既要强调金融行业内部的和谐,也要着力营造金融行业与外部环境的和谐。在内部,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行业风气端正，企业气和人顺，员工心齐劲足，经营业绩优异的良好局面;在外部,则要进一步加强与客户及相关部门的沟通、交流、理解和协调,加强客户营销，维护客户利益,服务客户经营。用严于律己的态度去规范自身的行为，用与人为善的经营理念去拓展客户，用相互协作的精神去发展金融事业。公务员之家

要增强金融企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发挥团队精神，一方面，领导要关心职工，各级领导要时刻把职工的困难和冷暧挂在心头，了解他们的处境，倾听他们的呼声，关心他们的生活，体会他们的心情。诚心诚意帮助他们解决工作、生活、学习等方面的实际困难，要在职工中倡导团结友爱的道德风尚，倡导相互帮助的良好风气，倡导协作共事的友好精神，使广大员工真切感受到银行大家庭的温暖，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真情，从而增强全体员工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另一方面，要颠倒“金字塔”。在金融企业，历来是上层机构臃肿，下层手忙脚乱；上层机构里人才济济，基层单位则人才馈乏；基层为上层服务多，上层为基层解难少。要将这些不合理的现象颠倒过来，就要下决心精简上层机构，尽可能地充实第一线的力量；就要改变机关各自为政，互不交流，几个处室向下级行索要同一数据，几个领导从不同的角度指定下级单位报告同一业务的资料等问题。发挥金融企业的团队协作精神，首先要从机关做起，要从机关领导与领导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科员与科员之间的协作做起，要从规范上层机关的道德操守和操作行为做起。上面有了榜样，下面就能效仿。上级如果能及时给下级提供思想教育、业务培训、技能指导、政策引导等方面的服务，则下级就有望在思想上与上层保持一致，在业务上不断提高，在技能上经常提升，在政策上不偏不倚。与人为善，是人的本能，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又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地积累；发挥金融企业的团队精神，必须上下齐心协力才能实现预期的目标。

3、提高道德水准，挖掘“人定胜天”的个人行为潜力。市场经济是强势经济，同时也是法制经济,更是道德经济。在经济体制转型,道德出现某些失范的情况下,必须加强道德建设,构建同和谐社会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充分挖掘职工的个人行为潜力，一是对拔尖人才要恩威并济。对金融企业的业务技术骨干，一方面要委以重任，给予他们业务技术职务方面晋升的机会，并给予相应的报酬和待遇；另一方面，对他们也要严格要求，对其不规范的操作和不检点的行为要及时指出并加以纠正，不能姑息迁就，更不能纵容其成为特殊“公民”。要让他们既能看到自己的前途和希望，能自觉自愿地为国有金融事业的发展释放自己的能量；又感到有必要珍惜自己的这一份事业，能自觉遵守企业的行为规范。“恩”是留住人才的策略；“威”也是留住人才的手段。只有恰到好处地施行恩与威，才能为各类人才提供广阔的天地；只有不拘一格地选拔和运用人才，才能使更多的人才脱颖而出；只有在重用的同时施以重“锤”，才能锻出适应现代金融事业快速发展的好钢来。二是要给予职工释放个性的空间，要以各种积极向上的健康活动为载体，把道德教育和技能培训融于浓厚的企业文化之中，把职工的思想工作和行为规范纳入金融管理之中，并将精神成果转化成现实的推动力。从思想上武装员工，从精神上解放员工，从管理中激励银行员工，从而将银行打造成有着明确的目标、共同的理想和统一的行动的钢铁团队。三是要注重培植典型。在金融职工的道德操守和行为规范方面，要注重培植个人典型和试点单位。在培植个人典型方面，要对个人的一言一行，都有明确的规定，有评价的标准，有预期的目标，有责任人负责阶段验收。还要有意识地培养典型在某些方面的专长，使之成为道德操守的榜样和业务技术的尖子。在培养典型单位方面，要体现道德操守和行为规范的特点。要对每个岗位，每个环节，每一阶段的工作认真设计，并提出具体的要求。既要显现出不同岗位，不同工种的个性风格，又要体现其发展共性和整体效果。要让这种典型成为新时期金融工作的新看点，成为职工行为管理的最亮点，成为政策金融业由自我封闭型向开放竞争型转轨过程中的新起点。

金融文化论文范文篇4

一、金融企业文化的内涵及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一)金融企业文化的内涵

金融企业文化是金融企业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通过自身经营管理实践所形成的并为全体员工共同创造和遵循的金融精神、价值观念、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准则、创新能力的总和,是金融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价值为核心的独特的文化管理模式,是一种以凝聚人心实现自我价值、提升金融企业竞争力的无形力量和资本。

(二)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金融企业文化是表现为“以人为本”的现代金融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又是现代金融企业的管理模式,还是金融企业素质水平和竞争能力的综合体现,对金融企业发展具有导向作用。金融企业文化是提高金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必要保证。金融企业核心竞争力是能够充分体现金融行业的固有特征和本企业的价值观念,对本企业职工具有极高亲和力和凝聚力,内化于经营活动过程之中,为竞争对手难以学习和模仿,进而使本企业能够长期处于竞争优势地位的能力。

二、金融危机前提下金融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缺乏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总体思路及执行力

一直以来多数金融企业较为重视思想道德建设,很多金融企业视思想道德建设为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金融系统思想政治工作是金融文化深层次的一种表现,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有的从金融产品创新角度出发,有的从诚信文化角度出发等,这些固然都非常重要,但是缺乏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总体思路,而且贯彻执行很不到位,流于形式。重视金融企业经营,轻视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甚至于认为搞一些员工培训和文体活动就是金融企业文化。对塑造金融企业形象、强化职业道德建设等深层次的领域重视不够;也没有把金融企业文化建设与自身经营融为一体。

(二)价值观念定位不适应经济形势

有的地方金融机构价值观念定位比较准确,比如湖南省武冈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企业核心价值观为:服务“三农”,注重效益,以人为本,诚实自信,争创一流。但是作为中国金融业的业务主体的商业银行尤其是四大国有控股为主的商业银行的价值观念明显不适应经济形势发展的要求。比如业务服务对象的重心始终放在大中城市的大中企业上,反而忽略了经济改革以来不断发展壮大的民营及中小企业,使得中小企业融资难,影响经济危机后的经济复苏进程。大量金融机构设在城市,在广大农村设置较少的金融机构网点,而且像抽水泵一样源源不断地从农村金融市场抽取资金流往城市,使农村客户面临着非常大的融资难题,使非正规民间金融大行其道。

(三)道德规范问题较多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但是很多金融企业的内部人员存在利益驱动和官僚主义,一些内部人员违背职业道德,如国内曾经有一些银行擅自挪用资金进入股票二级市场,一些基金公司经理自建“老鼠仓”,一些员工不遵守业务操作规范等。此外,信息披露不充分,例如商业银行对外信息披露的数据多以财务信息为主,缺少对自身经营状况、经营质量、经营效率和经营风险程度等的披露,尤其是表外业务风险等非财务信息的披露更是少之又少。

(四)金融创新环境不理想

我国金融企业金融创新的主动性不够,创新意识不足,战略意图不明显,缺乏金融创新的系统性设计。这一方面是由于缺乏金融工程方面的高端人才,另一方面没有认识到金融创新对金融企业的重要意义。创新是一个企业的灵魂,在各行各业均是如此。但是美国存在着与过度金融创新不相适应的金融监管,这就埋下了金融危机的隐患。中国的情况又是金融创新不够,创新的进程太慢,这就使得金融业务开展受到影响,大量资金云集到银行,给宏观经济调控带来巨大压力。

三、金融危机前提下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措施

(一)金融企业要全方位开展企业文化建设

面对金融危机对各国众多商业银行造成的冲击,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全方位构建金融企业文化,对金融企业发展和国家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必须改变过去单纯重视员工思想道德建设甚至把它当做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全部这样的观点。要培育“以人为本”的企业精神,及时根据宏观经济形势进行金融企业价值的重新准确定位,不断凝练自己的文化特色。要进行形象塑造,企业形象由多种因素构成,要从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两大方面进行。要从物质、精神、制度三个层面全方位开展金融企业文化建设。

(二)重新定位作为金融服务型企业的价值观念

金融企业要始终坚持继承与创新并重,以诚信立行,以服务取胜,因此,金融企业在品牌建设中,最重要的是要引导员工在价值观上与市场接轨,树立“诚信为本,服务至上”的营销理念,自觉为客户服务,树立起符合市场要求的质量价值观和职业道德标准。目前融资支持的重心应该适当向民营以及中小企业转移,给效益好的民营及中小企业注入急需的资金,支持它们发展,解决更多人就业,以便使中国经济更快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

(三)端正金融企业道德规范

金融企业道德规范建设要围绕职业道德、职业纪律、职业规范、行风作风等内容进行,弘扬新的金融队伍风尚。重心是围绕“至诚服务”和“以人为本”进行。对客户开展“至诚服务”,要把为客户提供优质金融服务作为金融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作为金融员工行为管理的基本点,竭尽全力地为客户提供产品安全、业务高效、服务优质、办事便捷的金融服务。“以人为本”,是指金融企业在客户服务中应体现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否则很难实现自身经营管理的目标,也很难维护和壮大客户队伍,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具有核心竞争力了。

(四)营造良好的适合发展创新业务的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环境

金融文化论文范文篇5

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元，人们从家中得到的东西是无法用价值来衡量的。单位，即人们以自己的能力贡献社会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载体，及大程度地影响着人们的人生和家庭，是更大层次的载体，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特别是企业，如工业、商业、银行业，为亿万人们提供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松下幸之助认为（广义上的）商业是“神圣的事业”。他曾说过，“我们产业界从事着维持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物质生产，因而是必不可缺的神圣事业。我们的工作是从无到有，是一项消除贫困创造财富的工作。俗话说，贫困比疾病更使人痛苦。摆脱贫困就是人生至高无上的神圣事业。”

当前，建行提出家园文化这个命题，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意义和充分的人本关怀。通过家园文化使企业的从业人员树立进行神圣事业的使命感和自豪感，使人们认识到通过事业不仅可以满足自我，更重要是的通过事业可以服务社会、消除贫困，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人生追求。仅仅局限于自我满足的事业心是远远不够的，它无法产生足够的动力引领企业成功向前，只有具备社会使命和神圣事业的理想才能更好地经营企业和做好个人的事业，这是百年以来，一切成功的源动力和出发点。松下的让产品象自来水一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想，比尔·盖茨的让每一张办公桌上都有一台个人电脑的理想，加上他们艰苦不懈的努力，最终成就了他们伟大的事业。他们承担了巨大的社会责任，社会也给了他们巨大的回报。松下的口头蝉是：企业是社会义务的承担者，而利益是对社会贡献的回赐。反之，作为企业如果没有好的赢利，则说明了企业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是对社会资财的浪费，按松下的说法，是应该被送进监狱的。

银行作为金融企业，承担着为社会经济供应资金的职能，得益于天下之人，使用天下之钱，所具责任更大，资金的来源都是天下百姓的辛苦钱、养命钱，如果我们经营不好，就是践蹋了天下百姓的血汗，是对人民的犯罪，所以要加倍小心谨慎。一餐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没有这种文化底蕴，花钱大手大脚，经营不计成本，扩张不惜代价，势必造成巨大的经营包袱。

在当前形势下，塑造银行的企业文化，显得特别重要。这是一项重塑企业灵魂的行动，规定着企业的最终发展方向。家园文化，实际上是一种特定的企业文化，是企业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企业文化，就是企业的经营观念、价值体系、历史传统、工作作风。表现为企业成员的整体精神，共同的价值标准，统一行为准则，习惯的沉淀，职业习惯，一定的道德规范和文化素质。它作为企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是企业的基本哲学，是企业经营管理的灵魂，是一种无形的管理方式。

企业文化是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并随着企业的发展而演变。同时，它又在观念上，从非计划，非理性的感情因素出发来调控企业成员的行为，是对企业中标准管理和制度管理的补充和强化，潜移默化地贯注于企业成员的行为之中，使企业成员按所形成的价值标准组成某种形式的非正式组织，因此，企业文化是对企业发展有决定作用的主要因素。

不同的企业文化有不同的特征，但在总体上都具有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企业文化和社会文化是个别和一般的关系，是社会文化影响、渗透之产物，是社会文化融于企业活动之中而生成的企业经营管理与社会文化的结合物。所以它具有民族性、社会性，又具有企业组织的个性色彩，是企业的精神支柱，规范着企业成员的行为，是经营管理的最高层次。

美国IBM公司董事长小托马斯曾言：“一个企业的基本哲学对成就所起的作用是远远超过其技术或经济资源、组织结构和发明创造和时机选择等因素所能起的作用的。”

在我国，企业文化的建设一直以来限于口头、流于形式，实际上并没有几个企业建立起成熟的企业文化，行政命令、经济手段一直作为调控人们行为、思维的主要手段；一直以来，企业经营不断地陷入管理和发展的怪圈。开支日渐扩大，费用日渐紧张，而绩效却不断下降，其深层次的矛盾不仅包括现行体制下的种种弊端，如产权问题，法人治理结构问题、竞争问题、激励约束问题，而且包括企业的经营的基本哲学问题，即没有一个成熟象样的企业文化。我行率先提出创建家园文化是非常令人欣喜的事情，说明了领导层开始认识到企业文化的重要意义及其对生产力和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重大作用，有了这种认识就是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了关键性的一大步。

优秀的企业文化是统领银行一切资源的灵魂，一个人的行为、工作、成绩、价值都要靠他的精神力量来引领，而一个企业的所有资源的调动及高效配置要靠企业文化来引领，两者是同一个道理。企业文化的境界决定着企业经营的境界，企业文化的层次决定着企业目标的层次，企业文化的竞争力水平决定着企业的竞争力水平。

二、企业文化的价值和企业目标

企业文化的价值是通过企业对企业价值、其成员对个人价值的认识，通过企业对社会、企业成员对企业的行为过程，以及通过企业和企业成员的社会意义即企业的社会贡献及企业成员个体的幸福程度来衡量的。就企业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来讲，是对企业个体作为社会单元所具社会意义的哲学评判。

企业文化规定着企业目标，企业目标作为企业的发展方向，在理论界存有分歧，但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一是利润最大化，一是企业价值最大化。另外，也有观点认为是股东利益最大化。可以看出，企业目标不是单一目标而是多重目标。多重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在不同的企业中、不同的体制中、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例如，有些个体私营企业，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利润最大化，利润最大化，往往要交很多的税，所以他们会把个人的日常开支列入企业的费用成本，以达到少交税的目的；也不是企业价值最大化，个体私营企业给员工的工资很低，缺乏劳动和生产的安全保障。前一时期的煤矿安全事故，多是矿主为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削减安全设施的开支而酿成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公有企业，企业成员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亏损也不怕，没有利润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激励约束，没有成本收益的预算约束，最终无人对企业的经济行为负责，导致亏损连连，使企业走向破产，失去了存在的社会意义。

国外的企业，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在背后与其企业文化都有着根本的关系。通用、沃尔玛的企业文化与世通、安然的企业文化就截然不同。

通用电气的CEO伊梅尔特说过，我对员工的想法是，你对他们的头脑，他们的心和他们的钱包做工作，你必须尽力听取他们的心声，让他们更加卓越，让他们各个负责，给他们挑战，这样你才能打动他们的头脑。但是还需要打动他们的心，他们的梦想是什么？他们对成功的看法是什么？他们的挑战是什么？他们想将怎样的文化带到工作中去？这是很重要的。这些还不够，你还需要满足他们的钱包，你还要跟他说，如果你努力，也就是说你属于公司个人业绩最佳的10%，就让你来分享这个公司的成功。长期以来，我们用股票、股票期权这样的方式进行酬劳，我想这是非常成功，好象在全世界各地都是非常成功的方式。他的话也许能够很好地诠释企业对员工应有的文化态度。

沃尔玛是全球最大商业零售企业，2001年其销售收入达2160万美圆，一个乡村杂货店经过仅40年的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企业，其非凡的成就与其特有的企业文化是分不开的。简单讲就是以人为本，勤俭治业的精神。员工不是被称为“雇员（EMPLYEE）”而是被称为“合作者（PARTENR）”，不仅有形式，更注重实质，与雇员利润共享，雇员拥有企业的股份，对企业有管理权和决定权。把供应商看作是“家庭成员”，公平交易，诚信为本，与沃尔玛有资源和信息的共享。节俭在企业蔚然成风，上行下效，创始人山姆·沃尔顿曾说过，“每当沃尔玛浪费一个美圆，都要明白这实际是我们顾客口袋里的钱啊！”几十年来，节俭已经成为企业的传统，如总部一直设在阿肯色州一个偏僻小镇的平房中，现任董事长的办公室只有12平方米，陈设十分简单，总裁办公室也不到20平方米等，使沃尔玛特有的企业文化，洋溢着发展中的团队精神和包容，蕴藏着成功后的冷静和成熟，充满了竞争中的活力和创新。正是这种文化和沃尔玛融为一体才创造出如此伟大的奇迹。

无论中外公司，大凡坚持好的企业目标和建立先进的企业文化的都健康发展下去，大凡执行错误的企业目标、没有好的企业文化的大都陷入困境。企业文化好与不好，企业能否持续健康发展是评判的根本标准，好的企业文化能不断化解发展中的各种矛盾，不好的企业文化在发展中不断制造各种矛盾。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的破产，与其经营者只顾股东和经理层利益，背弃社会责任，欺骗世人，弄虚造价的经营思想不无关系。我国上市企业中有许多公司，上市就是为了圈钱，放弃了企业的根本职责——创造物质财富，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消除贫困——沦落为为少数人谋利益的工具，委托理财、炒股票等，引发股市泡沫，造成股市震荡，导致财富的无序分配，最终纷纷走上ST、PT之路就是鲜明的例证。

思科系统公司总裁钱伯斯说过，企业失败的原因有二，一是远离员工，一是远离客户。真是很有道理。企业的使命就是为员工和客户服务，不断提高员工的生活，实现员工的人生价值；不断提高企业产品和服务对客户的使用价值，增进客户的利益，远离了员工和客户就是背离了企业的根本使命，所以必然失败。

创建先进的企业文化符合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时代要求。先进的企业文化是先进的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对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充实，是先进的社会文化的中坚力量，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创造空间。企业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不仅是物质文明的创造者，更是精神文明的创造者，不仅承担着物质生产的重大责任，更是承担着精神和文化生产的重大责任，不仅承担着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使命，更是承担者改造生产关系，增进现代文明的历史责任。

三、先进企业文化的内涵

企业文化的内涵是什么，我认为有以下几点，一是很高的企业标准和企业目标；二是信息的开放共享、自由流动；三是培养人才；四是激励创新；五是文化的自我更新，与时俱进；六是不断学习。

当我们研究经济的时候，我们言必称西方；研究企业经营的时候，言必成GE，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尽管我们的国情与他们不同。但是他们的企业文化确实是值得学习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先进的管理经验本身就是一种企业文化。

韦尔奇认为，任何企业都有两类问题：硬性问题和软性问题。硬性问题包括财务、营销、技术和生产等，而软性问题是关于价值观、士气和沟通等。硬性问题决定着企业的底线——利润线，而软性问题决定着企业的上线——收入总额。实际上软性问题就是企业的文化问题。

优秀的企业文化执行很高的企业标准和拥有很高的企业目标。企业文化决定于企业领导和员工对企业标准和企业目标的把握。如通用电气的最佳企业标准：第一，在行业内数一数二；第二，具有远高于一般水准的投资报酬率；第三，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第四，能充分利用GE的杠杆优势。韦尔奇从来不放松对企业标准的要求，凡个中企业达不到以上标准的，都要被关闭、出售或重组。并且经营者和员工对企业的内心思维高度集中，对待管理、机遇、市场、客户聚精会神。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这样的企业标准和企业目标就没有GE的今天。反观国内的银行业，往往为有些减亏，存款有些上升，不良资产有些核销或剥离而沾沾自喜，广大地区的从业人员对紧迫的形势还没有足够的和清醒的认识，企业标准和企业目标更无从谈起，嘴上讲着企业价值最大化，利润最大化，而实际工作中的每一件事都和它们背道而驰，对业务的发展和日常工作的具体细节缺少深刻的检讨，缺少内心思维的高度集中和聚精会神。

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够使企业信息实现开放共享，自由流动。信息的重要作用在于减少交易活动中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市场经济中最核心的信息是价格信息，一切资源的有效配置都依赖交易主体对市场价格信息的把握和处理。企业内部信息的快速和广泛传播，可以有效减少企业人员行为的盲目性，降低企业内部资源交易成本，提高内部资源配置效率。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已经深刻地揭示了这一规律。信息和相应的资源是联系在一起的，是资源由潜在走向表现即实现资源价值的必由路径。

能否实现信息的共享和自由流动是衡量企业文化优秀与否的重要标准。现代企业经营经常提到对市场的响应速度问题。响应速度对于企业在信息经济时代的生存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而响应速度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有无畅通的沟通机制，没有畅通的沟通就谈不上敏锐的应变。

比尔·盖茨在《未来时速》一书中反复强调信息快速流动的重大意义。他说：“我有一个简单而又强烈的信念。将您的公司和您的竞争对手区别开来的最有意义的方法，使您的公司领先于众多公司的最好方法，就是利用信息来干出色的工作。您怎样收集、管理和使用信息决定您的输赢。”他提出信息流是企业的生命线，坏消息必须尽快传递，把坏消息转化为好消息，使员工转移到思考性工作上来，提高公司的智商等基于信息的许多商务新思维。

通用电气的韦尔奇通过著名的群策群力活动铲除了所有阻碍沟通的障蔽，他形象的比喻：一栋建筑物有墙壁和地板，墙壁分开了职务，地板则区分了层级，而我要将所有人全都聚集在一个打通的大房间里。从而引入了无边界行为，无边界企业的理念。反对盲目的服从，使每位员工都有表达反对意见的自由和自信，尊重不同意见，开放坦诚，开展建设性的冲突，使企业经营集合众人的智慧得以实现。

而我们的信息流状况，目前还有很大的差距，达不到开放共享、自由流动的要求。首先决策和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缺少科学的调查研究，缺少基本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指导，往往领导换了，企业的方向和战略就变了；其次没有建立信息自由流动的机制，文件的传达仅限于领导层，普通员工无法了解企业精神、领导意图；部门经理的意见不经讨论，关门做决定，缺少必要的沟通和对决定的修正，决策神秘化，下级对上级盲目服从。第三是坏消息不能尽快传递，缺少员工对领导、基层对上层的信息反馈。报喜不报忧，对问题遮遮掩掩。

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够不断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造就高水平的领导人才。麦当劳有自己的汉堡包大学，店长和优秀员工在学校培训后授予汉堡包大学学士学位。通用电气成立经营开发研究所，作为一所商业学校，位于克罗顿维尔。公司每年拨款约10亿美圆，每年受培训人数达1万人，从高级干部到新任经理。韦尔奇直接听取研究所的汇报，并同研究所一起制订研修计划。在过去18年中，韦尔奇曾250多次出现在克罗顿维尔学校的教室里，向公司大约18000名经理和管理人员授课。韦尔奇自认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培养人才。他曾说：“有想法的人就是英雄。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去发掘一些很棒的想法，扩张它们，并且以光速般的迅捷将它们扩展到企业的每个角落，我坚信自己的工作是一手拿着水罐，一手拿着化肥，让所有的地方都枝繁叶茂。”现在许多企业在招聘员工的时候，学历越高越好，进来之后，没有及时的培训和培养，由于知识的不断贬值导致人才的浪费，人力资本抬高了，人力资本效用却没有提高。

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够激励创新而不是限制创新。使企业成员的每一个人，不论是经理层还是员工，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创新意见，并得到充分的尊重。建立这样一种管理评价和奖励制度：注重发现那些每天都在不懈地寻找新创意，寻找更好的方法，并具表现这种能力的人。创新活动遭受挫败时也会得到正面的酬赏和鼓励，而不会受到惩罚，否则，大家就不敢尝试和行动了，必然阻塞创新的涌现。

优秀的企业文化是不断更新的，能够实现不断的文化革命，能够不断淘汰旧理念，形成新理念，能够自我更新，与时俱进。有时企业的改革进行了很久又回到老样子，根本的原因是企业文化没有随着而改变，企业文化一日未改，改革转型便一日未成。当企业的技术进步、组织结构的改变被人遗忘时，企业文化可能还在指导组织的行为。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中最模糊的领域，也是最具挑战的一环，我们常讲改变一个人要使这个人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同样的道理，要改变一个企业，也要使这个企业从灵魂既即企业文化的深处爆发革命。

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够汲取一切先进社会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如孔子所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优秀的企业文化，注意汲取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象通用电气那样优秀的公司仍然要向丰田学习资产管理，向沃尔玛学习对市场的快速反映。企业组织不仅是生产单位，更是一个企业成员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学习单位，现在许多企业提出建立学习型组织就是典型体现。

四、家园文化建设

金融文化论文范文篇6

金融危机又被称为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自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标志金融危机开始以来，这场危机迅速蔓延至全球，造成股市暴跌，房价下挫，出口放缓，消费滞涨，失业率增加。危机现在依然在持续，其破坏力及影响力是巨大的。在此情况下，国人的消费观念是否发生了一些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金融危机对我们的消费观念带来了什么启示？

2、美国金融危机透视

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是美国2008年8月爆发的“次贷危机”。美国人购物尤其是购买住房等高档商品，大多采用抵押贷款方式分期付款。事实上，美国借贷消费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已有近百年历史,借贷消费也曾经受到清教伦理的谴责，经受过社会文化的挑战。但上世纪30年代以后，这一消费方式逐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而且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根。久而久之，美国人崇尚超前消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蔚然成风。他们手握信用卡尽情购物、疯狂消费，却似乎忘记了“欠债还钱”这个道理。随着房产泡沫的破裂，美国房产价值逐渐蒸发，现在有近1/6的美国房主背负的房贷要高于其房屋本身的价值，这也增加了拖欠偿还按揭贷款的可能性，从而为次贷危机乃至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3、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冲击

曾经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一位中国老太太，含辛茹苦地过了大半辈子，终于在临终前攒够了买房子的钱，搬进去只住了一天，就死了。而一位美国老太太，在年轻的时候通过贷款买了一套房子，一辈子住得舒舒服服，在她临终的前一天，终于把贷款还清了。这个故事在中国刚刚出现商品房的时候，为推动中国的房地产还有金融业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不少的刺激作用。时至今日，贷款买房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毕竟一次性付款购买商品房对多数中国人来说还难以做到。而随着金融危机进入中国并在中国蔓延，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负面报道也在不断出现：许多企业倒闭，特别是一些外贸企业；企业掀起裁员潮；工作越来越难找，即便对今年大学毕业生乃至研究生来说情况也不容乐观，据媒体最新报道，截止今年7月日，经多方努力，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68%；在许多行业，加薪开始变得遥不可及；随着需求减少，商品价格正在不断下降，从而导致企业生产的热情也在不断降低。总理今年1月28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表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也造成较大冲击，主要表现在：外部需求明显收缩，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城镇失业人员增多，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明显加大。据媒体上报道，仅广东一个省，在2008年10月份就垮掉了8万多家企业，大多是加工制造业，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型企业；另一个事件恐怕就是武钢前期出台的裁员减薪计划了。国有企业率先扛起了裁员减薪的大旗，对整个市场的影响恐怕更多的是会造成人们心理上的恐慌。

4、减少与防范金融危机的思考

如果那位“美国老太太”有“中国老太太”一半勤俭持家的态度，贷款消费悠着点，量力而行，美国的金融危机或许就不会爆发了；而如果那位“中国老太太”有“美国老太太”一半提前消费的理念，存一点消费一点，量入而出，生产的东西自己也可以享受一部分，内需也就强起来了，我们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或许就更强了。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危害和影响依然在持续，这也为置身其中的我们带来许多启示与思考，为减少金融危机的危害并更好地予以防范与抵御，笔者建议：

量入为出，适度消费

作为国人长期传承的一种消费文化，我们应该深刻的认识到，消费支出应该与自己的收入相适应，自己的收入既包括当前的收入水平，也包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也就是要考虑收入能力。因为，信贷消费与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在自己经济承受能力之内，应该提倡积极、合理的消费而不能抑制消费，否则，一方面，会影响个人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当前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买方市场，应该充分发挥消费对生产的带动作用，从而促进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健康发展。

避免盲从，理性消费

盲目从众是消费中常见的一种消费心理现象，也是对普通消费者影响最大的一种消费心理现象。因为，人们的消费行为始终受到消费心理的影响，如从众心理、攀比心理等，并且这些心理往往相互联系，共同影响人们的消费。所以，在消费中我们要尽量避免一些不健康的消费心理的影响，要注意保持冷静，避免心血来潮，避免事后发现这种消费选择并不适合自己的需要而后悔不已，坚持从个人实际需要出发，理性消费。

保护环境，绿色消费

绿色消费就是指以保护消费者健康和节约资源为主旨，符合人的健康和环境保护标准的各种消费行为的总称，核心是可持续性消费。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的严重短缺，我们国家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所以，应该从自身出发，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坚持绿色消费。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古人云：“先天人之忧而忧，后天人之乐而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些名句，作为中华美德的一部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国人的思想与消费观。虽然由于改革开放，我们向世界敞开了怀抱，国外的一些思想与消费观不断冲击着国人，并在国人心中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但作为主流思想，代代相传的美好品质，并不会因时间流失而改变，相反在与各种思潮的较量中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在此次的金融危机中凸显优势，值得我们继承并发扬。

【参考文献】

［1］巴曙松等《金融海啸中的那些人与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

［2］孙飞赵文锴《金融风暴启示录》新世界出版社2008.12.

金融文化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万载；花炮文化；金融危机；传播策略

美国“次贷危机”是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2007年8月开始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金融危机给我国花炮出口企业带来重大影响，湖南、上栗不少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据了解，上栗某花炮厂2008年底因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来自欧美地区的订单减少70％。万载也不例外，花炮产业是万载经济支柱产业，出口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订单减少，在突然而来的金融危机影响下，万载花炮产区当前是如何传播其花炮文化的?在花炮文化传播过程中又遇到了哪些困难?万载该如何解决花炮文化传播过程中的问题?本文将就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看法和建议。

1金融危机背景下万载花炮文化传播状况

自2007年8月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万载并没有放松其花炮文化传播活动，近两年来，宜春中秋时节的月亮文化节上都可以看到万载花炮的精彩表演，特别是2008年中秋万载更是成功举办了声势浩大的首届花炮文化节，向外界极大地宣传了万载的花炮文化。当前万载花炮文化传播状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1成功举办彩天情2008中国·万载首届花炮文化节，向国内外展示万载花炮文化。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2008年9月16——18日举办的部级、国际性、专业化的花炮文化节，县内150余家花炮企业积极参与，和相关部门一起共接待国内外宾客1600余人，花炮企业和客商广泛签订业务合作合同，并进行各种形式的花炮燃放表演活动，例如万载彩天燃放制作有限公司创造的“龙腾盛世彩烟彩龙”吉尼斯记录获得成功，并当场授牌。另外，在宜春新城区举行的闭幕式晚会“万载之夜——火树银花不夜天”国际音乐烟花展演，邀请美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中国熊猫集团等5支燃放队伍参加，气势恢弘、精彩无限，吸引了中外客商和6万多宜春市民现场观看。并举办各种花炮文化论坛，通过相关活动和媒介报道，最大限度地宣传了万载的花炮文化。

1．2将万载其它传统文化与万载花炮文化相结合，力求丰富花炮文化内涵。

万载有着深厚的花炮文化历史底蕴，还有源远流长的与花炮相互呼应，而且万载本县及周边还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可以起到辅助作用。万载利用花炮文化节的契机，很好的结合了万载当地的傩舞文化、有机农业和特产文化、以及红色和绿色旅游文化。

1．3出台相关政策，支持花炮企业做大做强，大力发展万载花炮产业。

一个产业的发展关键在于政策的支持和市场的开辟。近年来，万载县政府积极协调，为花炮企业提供财政支持，重点培植大企业和大品牌。在市场开辟方面，简化花炮企业出口通关手续，开辟多个出境通道。内销方面则抓住奥运年国家大事多，喜事多的有利时机，大力开辟花炮市场，实现产销两旺，组团参加各种订货会、展览会，如中国(长沙)烟花爆竹博览会和上海庆典烟花国际博览会，宜春市月亮文化节暨经贸活动周，通过产品展示，经贸洽谈，焰火晚会，高峰论坛等方式，大力宣传万载花炮，让更多的客商了解万载花炮。

1．4利用广告媒体积极宣传万载花炮文化。

2008年，万载开办“国际烟花网万载专栏”和“国际烟花爆竹供应商网站”，通过互联网，大力宣传万载花炮企业，宣传万载花炮文化和产业政策，及时将万载花炮的经营、发展、管理和亮点、信息输送到全世界所有花炮供销商和消费者。另外，花炮文化节期间，万载云集全国各路媒体记者，对万载花炮节的各项活动进行全面报道。

2当前万载花炮文化传播的困境

近年来，万载县利用各种方式和渠道，在宣传万载花炮文化方面可谓硕果累累。但前进的道路总是曲折的，面对将来的发展，万载花炮文化传播依旧面临着巨大挑战。

2．1国际金融危机对万载花炮行业发展的影响。

自2007年以来，随着国家对花炮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加上烟花原材料价格涨价、运输受阻、海运成本大幅度升，当前，烟花爆竹产业面临严峻的形势与新的挑战。金融危机的到来，使得原本花炮平均外向度偏低的万载外贸市场进一步萎缩。由于受众多规模以下企业外向度低的影响，万载烟花爆竹整体外向度依然较低，据统计，2008年上半年万载花炮外向度为22．3％，而浏阳鞭炮整体外向度为65％。

2．2浏阳、上栗、醴陵等其它花炮主产区的激烈竞争。

浏阳早在8年前就通过“文化搭台，工业唱戏”，大力举办“浏阳国际花炮节”向世界推介浏阳市、推介浏阳的烟花。通过政府企业上下联动宣传和积极争取，“全国烟花质监站”、“国际烟花协会”和“烟花爆竹原产地”均落户或确定在浏阳，浏阳地域保护品牌也申报成功，拥有一批全国乃至世界知名商标，烟花爆竹产业的开放度和品牌知名度得到稳步提升。

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的影响，万载的花炮行业在进入2002年后放慢了发展的脚步，甚至停滞不前。据万载花炮局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炯花爆竹产值为11O亿元，作为主产区的万载只有18亿元，而上栗达到30亿，浏阳则是51亿元。醴陵号称“花炮祖师李畋故里，花炮之乡”，株洲统计信息网数据显示，醴陵目前共有花炮企业六百余家。2005年全市花炮行业产值过四十亿元，品种多达数千种，产品远销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2．3万载花炮企业发展滞后，未形成特色优势和规模优势。

万载花炮企业多以中小企业为主，呈现一种“小而全、散而乱”的局面。据当地政府部门统计，80％的企业的主要产品都是一些生产成本相对较高、利润率低的低附加值产品，像海外市场走俏并且高附加值的大型地面礼花、高空和芳香型爆竹等产品生产规模小，生产厂家寥寥无几。但潜力还是巨大的，例如，在一个全新的、极具发展潜力的烟花领域——日景烟花和白天庆典产业上，万载华泰烟花厂和彩天燃放公司在国内已经占有了较高的知名度，无论在技术积累还是市场占有率方面都远远领先浏阳等竞争对手。

3金融危机背景下万载花炮文化传播策略

花炮行业是一个极具发展潜力的行业，据万载花炮局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世界烟花爆竹产量中国约占90％。印度、南美、西欧约占10％。2008年中国烟花爆竹国内总产值190个亿左右，其中出口约50个亿，国内市场约140个亿。中国出口烟花概况。按出厂价算，人民币升值之前约5亿多美元，人民币升值后约6亿多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额：约50多亿美元。出口地区分布：欧洲约45％；美国约40％；南美、中东、东南亚、非洲等地约15％。中国主要出口地区：湖南浏阳、醴陵、江西的万载、上栗四个主产区约占80％，北海、巢湖、河北等地约占20％。

介于如此朝阳的产业，万载凭借现有基础，通过上下一致努力，一定可以在花炮行业占据更重要的地位。为此，系统地进行万载花炮文化传播，研究新策略、新途径、新手段，显得尤为重要。万载花炮文化传播，不能依靠零散的活动，如花炮文化节的期间强势宣传，更要把万载花炮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工程来加以研究和思考，在不断丰富其时代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切实措施避免受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影响，让万载花炮在全世界拥有良好的品牌形象。具体不妨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3．1结合当地传统特色文化，举办丰富多彩的花炮文化活动，加大力度丰富花炮文化内涵，打造万载花炮“时尚、安全、美丽、响亮”的新形象，走复合文化传播之路。

万载的传统文化和特色产业较多，一方面想方设法把万载的传统文化，如傩舞面具造型，融合进花炮产品设计中，形成特色文化烟花产品，研究开发多项传统文化花炮产品；另一方面，万载不同领域的强势产业和企业集团间密切合作，形成异业广告联盟，互相宣传，如百合粉生产企业，可与花炮集团进行广告合作，在包装上相互宣传。第三，继续举办诸如花炮文化节等花炮文化活动，举行各种大型花炮高峰论坛，让万载始终处于花炮行业发展前沿。第四，在利用传统文化和特色产业与花炮文化融合外，还应加强花炮文化前沿研究，不断丰富花炮文化内涵，让万载花炮在全世界树立“时尚、安全、美丽、响亮”的全新形象。第五，与宜春本地高校宜春学院合作，成立花炮文化研究和调研机构，收集分析竞争对手发展现状，对万载花炮文化进行科学研究，在全国学术界创造广泛深远影响。

3．2采取必要措施，发挥万载日景烟花领先优势，传播万载花炮文化特色，进一步引导花炮企业朝规范化、规模化、品牌化和国际化发展。

对万载花炮优势企业，聘请外脑进行全面导人CIS(企业形象识别系统)，打造强势企业新形象，积极培植一批强势品牌企业。对于日景烟花这一极具广泛发展前景的领域，万载要保持当前优势，积极创新，积极宣传，发挥在该领域的领头羊作用。采取切实措施，减小万载花炮出口企业损失，避免国际金融危机给企业带来的严重影响。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鼓励企业创新和良性竞争，互相促进，例如可进行万载花炮文化节指定产品选拔活动，对人选企业和产品，可利用该称号进行广告宣传和产品营销。

3．3整合优势媒介资源，研究科学的整合广告传播策略和媒介组合策略，长期不问断传播推广“万载花炮”这一证明商标。

首先，利用大众媒体在重大花炮文化活动期间，展开密集广告投放；其次，在无重大活动时，也要不间断的传播万载花炮之都的形象，可选择省级卫视投放电视广告；另外，要特别注重新媒体传播和线下广告传播，这对万载花炮文化进行长期不问断的品牌传播尤为有效，在当前多元化媒介格局下，花炮文化常态传播多可采用多种媒体共融的新传播模式，整合internet、IPTV、博客、播客、移动电视、手机电视、楼宇电视等多种新媒介形式，树立花炮文化传播的数字媒体观。

3．4搭上宜春旅游和万载旅游发展的快车道，打造花炮文化常态持续传播氛围，建设花炮文化展览馆，有效提高万载花炮文化的内涵深度、知名度和美誉度。

建设万载花炮文化展览馆，集中展示花炮传统工艺和现代工艺，吸引游人和客商参观。在专用场地定期举行烟花燃放活动，开发花炮文化工艺品、旅游纪念品等，力图建设一个舒适安全的万载花炮文化旅游市场，让游人来参观万载花炮传统工艺展示和企业新技术新成果展示，有条件的企业可开展企业花炮文化旅游项目，向游客展示企业发展成果，游客参观企业也迫使该企业更加重视安全生产和形象传播。

3．5积极和浏阳、醴陵、上栗等花炮主产区交流合作，传播万载花炮主产区良好形象。

金融文化论文范文篇8

创新金融产品

着力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提升金融服务文化产业发展的能力。一是量身定做适应文化产业特点的信贷政策，将文化产业作为朝阳产业列入支持类，在担保条件、利率等方面给予优惠，对文化企业设置有别于工商企业的信用评级模块，制定版权质押贷款指引和并购贷款指引等等，为文化企业提供优质服务。二是通过创新信贷模式实现担保形式多样化。商业银行应结合文化企业运营方式和特点，弱化财务指标考核，转变以机器设备、厂房有形资产为抵押品的传统担保思路，积极试办知识产权、专利权、商标权、电影制作权、著作权、版权等无形资产抵押贷款、企业联保互保贷款等，并合理确定贷款期限，为文化企业尤其是中小文化企业融资扩大抵（质）押范围，丰富融资品种，解决文化产业普遍缺失抵（质）押物的问题。三是制定针对文化企业的授信制度，简化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时间，为企业提供方便快捷的优质服务。四是加强与产权交易、信托、证券等相关机构合作，为文化创意企业提供资金结算、机构理财、供应链融资、并购贷款、国际业务等综合性金融服务。特别是针对目前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步伐加快、部分文化企业正在进行市场化运作的现实，建立相应的一揽子金融服务措施，支持重点文化企业做大做强。来源于/

完善文化产业直接融资支持机制

以完善文化产业直接融资支持机制为切入点，拓宽文化企业融资渠道。对符合条件的重点文化企业，应做好进入主板、创业板上市融资的培训、辅导和推介工作，推动更多优质企业上市融资。积极支持文化企业通过债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和中小企业集合债等方式融资，支持文化企业借助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迅速成长。推动文化企业引进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积极鼓励、支持和引导境内外资本以BOT等形式参与文化项目建设；积极探索信托计划、融资租赁以及文化产业项目未来收益证券化等融资方式。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拓宽利用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的方式和空间，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多样化的融资渠道。

大力发展中介组织

金融文化论文范文篇9

如今，文化软实力在提升国家整体实力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显著，通过文化走出去，让世界更深刻地了解中国，从而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已成为中国转型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战略抉择。然而，一场发端于美国金融业的危机正逐步扩散到全球各行业，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也难免受到影响。因此，本次金融危机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危还是机？中国文化产品及服务如何在本次危机中面对挑战，抓住机遇，持续有效地推进“走出去”战略？等等，是目前中国文化相关业界亟需思考的问题。

一、现状：本次金融危机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影响概述

文化“走出去”有两层含义，其一是通过文化交流活动向世界各国传播文化理念，展示具体的文化形态，其二是指国际贸易中文化产品及服务的出口，包括广播影视、信息服务、演艺剧目、文化用品等方面。而文化理念的传播，往往要通过一定的文化载体，并且最有效的实现方式是受者自觉的文化消费，因此，文化出口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最重要部分。

自2006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这场始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波及范围越来越广，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从金融业到各行业，正逐步蔓延。文化贸易方面，文化出口一直是国际贸易中的重要部分，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各国文化市场均受到不同程度冲击，从而对文化产品及服务的出口造成一定影响。

由于文化产业多侧重于创意型经济，介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而中国文化出口总量较小，因此金融危机初始，产业链上尚未显现出大规模的受影响状况。目前波动较大的出口部分在文化相关类，如文化产品制造业。由于欧美市场萎缩，江浙一带的工艺品制造商均表示今年圣诞礼品的欧美订单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原本抱了较大希望的广交会也未能如预期带来大量订单。这对国内部分资本储备不足、产品单一的中小型企业是严重的打击。其次是中国当代艺术品在海外拍卖会上表现均不如从前。在11月初结束的伦敦苏富比秋拍会中，中国当代艺术品共成交203件，平均每件成交价107万港元，较春拍的每件158万港元降低了32%，成交总额已萎缩至最近三季最低。[1]海外演出方面，杨丽萍领衔主演的《云南映象》，原计划年底赴日本进行的巡演临时取消；天创国际演艺制作交流有限公司出品的舞台剧《功夫传奇》，原计划明年4月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进行的几十场演出，如今也生出许多不确定因素。[2]而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扩散，我国社会经济各方面必然受到波及，中国文化走出去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文化消费作为柔性需求，消费随意性较强，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海外文化市场有可能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一方面，人们缩紧开支，对文化消费可能更为谨慎，从而导致市场需求减少；另一方面，人们也可能更频繁地选择以休闲娱乐方式缓解经济带来的心理压力，导致产生新的文化需求空间。更重要的是，由于欧美市场衰退，出于本土贸易保护，未来一段时间西方国家极有可能出现对华反倾销、技术性、标准性等贸易壁垒的手段。因此，国内部分出口型产品主导的企业，或许会借国家拉动内需政策之机，调整产品销路，转向国内市场，这将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二、时机：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出去”机遇分析

尽管国际文化格局在短期内并未发生显著变化，但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今后一段时间内，抓住文化产业发展机遇的国家和地区很有可能在本次危机中趁势而上，占据世界文化版图的有利地位。如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日韩均抓住机遇调整国内产业结构，促使其文化产业崛起从而提升国家整体实力。因此，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出去除了面临风险与挑战，更是有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首先，从国内文化发展环境看，本次金融危机对我国文化产业出口导向型调整，甚至加速我国文化产业结构优化是难得的机遇。

长期以来，我国文化出口的产业结构偏重于制造业，消费的随意性、可替代性较强，原发性不足。中国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文化产品占出口总额的近七成；外资企业文化产品出口额占七成以上；真正体现中国文化内容的出口产品出口占比不足15%。[3]近期文化产品海外订单的减少，恰好反映出我国文化产业出口结构的不科学性，这种反馈对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十分有利。从各文化产业大国发展经验可以看出，文化走出去不仅要输出单纯的文化产品，更要输出本国文化，才能以原创性、创意性的绝对优势占领国际市场。而本次金融危机极有可能带来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变动，因此，在调整机遇中，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应更注重开发产业链上游，全面加入国际文化产业分工体系，囊括文化生产、输出各环节。此外，来自国际市场的压力迫使我国出口型文化企业优胜劣汰，这对国内出口型企业着眼长远发展、打造核心竞争力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其次，在打造国际影响力方面存在较大机遇。

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卓别林、米老鼠系列作品，97亚洲金融风暴中韩国“星际争霸”游戏碟、日本“疗伤系”卡通形象趴趴熊，本次金融危机中日本卡通形象“快乐小鸡”等，都是特殊时期文化形象创新推广、文化产品服务借机开发的优秀案例。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使得中国市场在本次危机中表现突出，较为稳定的中国市场使得全球各国刮目相看，这正是推广中国文化的大好机会，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创新出口的最佳时机。同时，稳定的市场是吸引海外资本注入，拓展境内文化产业国际影响力的最大保证。以影视制作业为例，近年来，好莱坞六大片厂的制作费保持在六千至七千万美元的范围内居高不下，为节约制作成本，各大片厂纷纷将拍摄地转移至海外，包括加拿大、东欧、澳洲等地。同时，在海外进行后期制作的影片数量也不断上升，据预测，以泰国、台湾、香港、中国大陆等地为主的亚洲地区有成为世界电影后期制作中心的趋势。金融危机当前，欧美影视制作业投资锐减，因此削减开支转移拍摄地、外包制作业务极有可能成为欧美影视市场得以持续发展的最优出路。

再次，从外部环境看，在拓展海外市场，鼓励中国文化企业走出去方面也是最好时机。

本次危机中，美国影视业由于资方退出导致部分公司发展停滞，博物馆、歌剧院等由于赞助、拨款减少而陷入经营困境；德国出版行业初显低迷；英国上半年广告市场营业额大幅下降、艺术演出行业遭遇寒流；日韩动漫产业、影视产业也受市场低迷影响不得不缩减开支……国际文化市场动荡，而中国国内市场稳定，这对有理想有实力走出国门寻找机遇的部分企业来讲，可谓恰逢其时。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更是突飞猛进，综合来看，中国资本有实力、也是时候走出去了。目前，金融危机导致美国金融市场紧张，部分企业由于资金困难而急欲出售，降低了其估值。特殊形势下，外资在政治层面的风险性也有可能降低，加之近年来人民币总体上对美元升值，这些外部条件给我国企业提供了很好的并购机会。把握当前形势，依托国家近年来针对“走出去”战略制定的一系列优惠鼓励政策，选择暂时陷入困境但有实力有潜力的海外企业合作，是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大好机遇。

三、思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出去”对策初探

“走出去”战略，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党中央在深刻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基础上做出的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97亚洲金融风暴后，在在十五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谈到做好经济工作、增强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时强调了六点，其中一点就是实施“走出去”的战略。[4]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特别提到：整合资源，突出重点，实施“走出去”重大工程项目，加快“走出去”步伐，扩大我国文化的覆盖面和国际影响力。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工作，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这是在新形势下党和政府对于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新要求，也是关系到新时期新阶段，如何在国际上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关键问题。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除了通过外交、对外宣传、对外文化交流等活动，还要从扩大对外文化贸易的思路来做。当前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影响巨大，而文化出口对于拉动其它制造业、服务业产值、附加值，创造就业岗位等间接效果显著。因此国家鼓励扩大内需的同时，仍然倡导出口市场多元化，这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推进十分有利。

（一）宏观导向上的政策重视

2006年1月，时任韩国国务总理的李海瓒主持国务会议，专门讨论“韩流”的世界化问题，提出扶植“韩流”以中日为中心世界化。由国务总理亲自主持、专门讨论本国文化产品世界化问题的，这在世界各国中还不多见。尽管近年来为培育涉外文化企业，国务院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文化产品服务出口的意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指导目录》等。然而与欧美、日韩等文化产业大国相比，目前我国政府部门对文化“走出去”的支持力度尚显不足。我国目前尚未制定明确的关于中国“大文化走出去”的具体方案，也未建立起完善的对外文化贸易的政策扶持体系，在资金补助、税收减免、出口奖励等方面力度也还不够。

在金融危机还未对我国市场造成大幅影响之际，国家出台了十项措施以扩大内需，稳定经济。其中，“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等几项对中国文化事业与产业在国际上争取新的发展机遇有着政策上的保障，也给我国文化产品服务“走出去”战略的推进带来了契机。中共中央政治局11月29日上午进行的第九次集体学习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强调，要着眼于全球经济发展新态势，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加紧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12月3日文化部部长蔡武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文化的发展”的形势报告中总结我国文化建设基本经验时也提到，必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因此，在“文化兴国”战略前提下，以国家政策层面支持文化出口，并将其最终指向中国整体国际影响力，是中国文化产业着眼长远发展的必然考虑。

（二）为“走出去”做足准备

目前，国家对文化出口贸易尚未有较为明确的统计标准，对我国可出口文化资源、文化产业各门类出口优势、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国际竞争力等也欠缺系统梳理，因此，为“走出去”作好准备，可考虑对出口文化资源及其价值做系统调研，分析其输出的可行性、出口结构搭配的合理性、出口渠道的有效性等。其次，深入研究各国文化体制机制，探寻中外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差异，以利于制定适合我国国情及特殊资源优势的文化方略。再次，调研国际文化消费市场空间及文化产品的国际化需求，致力将我国现阶段欠开发的传统文化、文化遗产类产品服务与国际需求相结合，推向全球市场。

（三）抓住时机采取具体措施

1、及时搭建国际文化交流平台

目前金融危机尚未对全球文化产业造成大规模破坏性打击，可利用时机，以探讨全球性文化议题，如“文化产业与金融危机”等为契机，搭建国际文化对话平台，携手各国共同应对困难。而国际文化论坛本身，也是促进国际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的有利平台。中国若是把握机遇，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以相对稳定的国内市场为支撑，邀请全球文化产业界共赴盛宴，对推动全球文化贸易将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若是更进一步借机形成国际文化论坛的长效机制，打造高规格的文化对话平台，也可助于中国扩大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话语权。中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一些做法。以全球文化论坛为例，2004年，由教科文组织及主办地政府为主导，非政府组织及赞助公司相配合成立的首届全球性文化论坛于巴塞罗那正式揭幕，以艺术、文化和对话作为主要活动。来自全球若干国家的文化艺术从业者，通过演讲、研讨、表演、展出等形式，平等对话并宣传各自文化，展现出丰富且令人惊艳的各地文化意涵，对所在国文化“走出去”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次中国若能举办类似活动，并将议题的时效性与论坛的长效性相结合，会有利于吸引国际文化界对中国的聚焦。

2、广泛吸纳国际文化产业高端人才

如今，公司倒闭、重组的信息屡见不鲜，海内外各大企业也陆续出台裁员计划，这些无论对在职者还是求职者都是沉重的打击。例如《洛杉矶时报》、时代华纳旗下时代公司、甘尼特公司等重量级传媒集团均传出了裁员计划。然而，这也恰好成为国内许多文化机构难得的招贤机遇。这次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是一次资源重新分配、制度优化的时机。经过一次洗牌式的调整，对加速国内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发展结构优化、拓展人才储备，都是难得的机遇。若能把握时机，通过如“文化产业人才储备计划”等策略，吸纳国际上有经验有实力的文化高端人才，从他们身上获得国际先进的文化产业运作经验，同时吸取本次危机中其失败教训，将有助于推动今后中国文化产业健康、良好、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文化企业可利用这类熟悉国际化企业操作的海外人才，与熟悉中国文化特性的本土人才结合，打造精英团队，拓展海外市场。

3、加速中国海外文化交流机构建设

目前，中国文化中心和海外孔子学院是我国较具代表性的驻外文化交流机构。中国海外文化中心作为文化部外派的常设机构，可以长期、稳定、自主、灵活地开展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工作。全球已设有巴黎文化中心、开罗文化中心、马耳他文化中心、贝宁文化中心、毛里求斯文化中心、汉城文化中心、柏林文化中心等，这些海外文化中心以全面准确地介绍当代中国发展为主要任务，是驻在国人民了解中国文化的一扇窗户。而孔子学院是公益性的非营利性的汉语推广机构，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由中国和海外教育机构、社会组织合作举办。截至2008年3月，我国已经启动建设了238所孔子学院（课堂），分布在69个国家和地区，已成为各国学习汉语言文化、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场所。孔子学院总部计划，到2010年在世界各地建设500所孔子学院，使孔子学院年在学人数达到10万人，参加汉语言文化活动的人数达到50万人，国外学习汉语的人数预计将达到1亿。[5]

然而，国家间外交因素带来的政治障碍、海外干部派遣人事制度不健全等，使得类似机构在海外布局时存在重重困难。因此，在扩建此类文化交流机构时，可适当考虑淡化其官方色彩，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建设，完善管理机制，在保证传播中国文化本职不变质的情况下，尽量产业化运作，通过融入海外市场从而输出中国文化。

此外，还可拓展民间交流合作领域，鼓励人民团体、民间组织、民营企业和个人从事对外文化交流，以“文化周”、“文化行”等活动，或借助相对平等的产业资本，带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对外文化产业发展。

4、以广电媒体境外落地、新媒体合作等多种形式输出核心文化

金融危机中，民众对于财经信息的报道和商业新闻的关注日益高涨的同时，不少国外媒体却陷入广告锐减、融资困难的境地。以美国新闻集团为例，在雷曼兄弟的帮助下，福克斯互动媒体分别于2005年和2007年收购了IGN娱乐和图片分享网站Photobucket。如今雷曼兄弟宣告破产，新闻集团网络业务陷入不知何去何从的局面。[6]默多克近期表示，新闻集团不再依赖某个单一市场或某种单一媒体。此外，美国一些报业公司还将印前、印中和印后业务分别外包，以节约成本；国外电视台寻求与网络互动以摆脱单纯的电视广告减少的局面，获得更大的收益空间……这些都是国内媒体，尤其是新媒体产业拓展海外业务的机遇所在。广电传媒的海外落地向来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部分，其传播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自建渠道，即通过中国电视频道在海外的落地或影视节目自办发行，直接掌控平台和收益。二是“借船出海”，包括向境外媒体出售节目的海外播映权，以及与境外媒体合办公司和频道进行本土化传播两种方式。我国对外传播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国家唱主角，以政府为主导，民间传播、民营企业的比重还很薄弱。因此，支持我国民间资本进入海外媒体，对拓展我国对外传播渠道、输出我国核心文化产品，都是非常现实且有力的途径。

但是，各国对外资准入审批制度存在差异，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国家的开放程度不同，例如意大利法律明确限制外资进入广播影视业；俄罗斯也限制外资进入覆盖俄领土一半区域的广播媒体、发行量较大的报纸和出版公司等。因此，在拓展海外传媒业务时，要注意选择合适的投资地，以有效的审批渠道和企业形式，配合恰当的品牌经营策略，努力争取中国传媒在国际上的声音。

早在2004年广电总局就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影视“走出去工程”管理工作的通知》：全国广电系统要严格执行总局2002年2月10日的《赴国外租买频道和设台管理暂行规定》，以“中央为主，地方为辅”、“以我为主、对外有利”为原则在海外拓展广电业务，并有针对性地播出外宣节目。国家十一五文化纲要及此后一系列鼓励对外文化交流的政策中提出，鼓励文化企业在境外设立出版社、广播电视网、出版物营销机构等，商务主管部门在境外投资促进、扶持、保障、服务、核准等方面提供便利。上述文件对我国传媒行业拓展全球市场、争取国际话语权既有政策层面的鼓励，对媒体也有着导向性的规范，避免在“走出去”过程中出现危及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行为。公务员之家

5、加大国内文化企业“走出去”力度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目前很多境外公司市值已经较低，跨国并购对于中国希望走出去的企业而言将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然而文化产业投资见效周期较长，具有较高的风险性，同时，由于中外企业运作方式的差异，易导致投资境外文化企业的国有资产监管失位，以致资产流失，甚至进一步危及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有资料显示，1993年至2005年大中型国有企业在海外上市过程中，涉及国有资产流失至少600亿美元。因此，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在规范资产转让权、探索国企改制等方面，还有许多工作需要考虑。对购入海外濒临破产的文化企业，亦需将风险防范意识放在第一位。

在打造竞争主体方面，国际文化市场竞争要求国家文化产业有较高的集中度，从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现状来看，一个国家文化产业竞争力主要表现为该国若干家文化企业集团以雄厚的资本、技术和人才实力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能力。[7]因此，中国文化走出去首先需重点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大型文化企业集团，比如以中国对外文化集团为代表的大型国有文化企业。近年来，该集团在建立金融和资本平台、形成较强融资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扩大文化出口基地建设、运营大型常年演出系列剧目、建设文化产业园区和在境外设立国际文化市场前沿营销阵地等战略性举措，正逐步从传统的文化中介商转变为文化集成商、制作商以及文化产业规划者[8]，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上，作出了很大努力。公司一直在探索如何通过金融和资本运作渠道，解决中长期文化产业投资的资金问题，以利于打造更具实力的国际性企业。在特殊背景下，国家可考虑以产业基金方式，引导鼓励一批大型文化企业发展，带动更多的文化企业走出去。其次，还可引导目前市场稳定且发展潜力巨大的非文化类大型企业进行业务拓展，例如通过投资文化地产、注资海外文化产业园区、建立文化产品分销机构等，以多元化发展进入国际文化市场。再次，由于直接投资海外文化项目的风险较大，对国内中小型民营文化企业来讲，投资收益不确定性高，因此，中小文化企业应在稳定其国内市场的同时，立足国内根据地，适当寻求国际合作，找准时机拓展海外业务。

对于出口资金短缺的问题，商务部早在2000年便设立了“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给予走出国门的中小企业以支持，2008年中央财政也出台了一系列财税扶持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比如连续5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安排资金12亿元支持中小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等。除中央、地方的专项资金，还要充分发挥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的业务支持作用。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在接受17大集体访问时曾提到，近年来，在出口方面中国进出口银行更加强调支持中小企业和农产品走出去，将来会对服务贸易、旅游、信息产业的进出口给予更大支持。[9]国家目前已经将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纳入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的业务范围，国家发改委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共同建立了境外投资信贷支持机制，对推动有比较优势的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但从目前文化企业“走出去”的进程来看，对上述银行资金扶持的利用是不够的。在当前机遇下，我国各大中小型文化企业应充分认识、利用以上政策，积极走出国门，以中国产品的质优价廉拉动海外消费。

产品市场方面，目前世界主流的文化市场仍然具有很大的开拓空间，出口定位也可根据形势作出调整。有资料显示，中国对美国、欧盟和中国香港的文化产品出口额合计占出口总额的85%以上，近期欧美市场的波动对国内文化产品制作业出口造成一定影响，但也让我国文化出口企业看到了全球其它很多地区尚有待开拓。比如，目前与中国文化贸易量较小的日韩、东南亚等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这些国家的消费者较容易理解中国的文化产品,文化折扣相对较小；此外，我国与亚非拉地区的文化交流、贸易往来日益密切，文化出口方面存在较大空间。

如何有效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一直是中国文化界、贸易界讨论的热点。尽管就目前而言，本次金融危机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影响还未完全显现，但不可否认，风险与机遇并存的2009年极有可能带来世界文化格局的重大转变，对中国文化产业本身而言，也是难得的发展机遇。从全球各文化出口大国的发展经验来看，把握时机、跟进研究、调整政策，是制胜的关键。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百年难遇的世界经济动荡中，如何化危为机，建构强势的国家文化软实力，打造具有竞争力的国际影响力，值得更多的文化“官、产、学”相关人士进一步思考。

（三）抓住时机采取具体措施

1、及时搭建国际文化交流平台

目前金融危机尚未对全球文化产业造成大规模破坏性打击，可利用时机，以探讨全球性文化议题，如“文化产业与金融危机”等为契机，搭建国际文化对话平台，携手各国共同应对困难。而国际文化论坛本身，也是促进国际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的有利平台。中国若是把握机遇，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以相对稳定的国内市场为支撑，邀请全球文化产业界共赴盛宴，对推动全球文化贸易将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若是更进一步借机形成国际文化论坛的长效机制，打造高规格的文化对话平台，也可助于中国扩大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话语权。中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一些做法。以全球文化论坛为例，2004年，由教科文组织及主办地政府为主导，非政府组织及赞助公司相配合成立的首届全球性文化论坛于巴塞罗那正式揭幕，以艺术、文化和对话作为主要活动。来自全球若干国家的文化艺术从业者，通过演讲、研讨、表演、展出等形式，平等对话并宣传各自文化，展现出丰富且令人惊艳的各地文化意涵，对所在国文化“走出去”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次中国若能举办类似活动，并将议题的时效性与论坛的长效性相结合，会有利于吸引国际文化界对中国的聚焦。

2、广泛吸纳国际文化产业高端人才

如今，公司倒闭、重组的信息屡见不鲜，海内外各大企业也陆续出台裁员计划，这些无论对在职者还是求职者都是沉重的打击。例如《洛杉矶时报》、时代华纳旗下时代公司、甘尼特公司等重量级传媒集团均传出了裁员计划。然而，这也恰好成为国内许多文化机构难得的招贤机遇。这次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是一次资源重新分配、制度优化的时机。经过一次洗牌式的调整，对加速国内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发展结构优化、拓展人才储备，都是难得的机遇。若能把握时机，通过如“文化产业人才储备计划”等策略，吸纳国际上有经验有实力的文化高端人才，从他们身上获得国际先进的文化产业运作经验，同时吸取本次危机中其失败教训，将有助于推动今后中国文化产业健康、良好、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文化企业可利用这类熟悉国际化企业操作的海外人才，与熟悉中国文化特性的本土人才结合，打造精英团队，拓展海外市场。

3、加速中国海外文化交流机构建设

目前，中国文化中心和海外孔子学院是我国较具代表性的驻外文化交流机构。中国海外文化中心作为文化部外派的常设机构，可以长期、稳定、自主、灵活地开展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工作。全球已设有巴黎文化中心、开罗文化中心、马耳他文化中心、贝宁文化中心、毛里求斯文化中心、汉城文化中心、柏林文化中心等，这些海外文化中心以全面准确地介绍当代中国发展为主要任务，是驻在国人民了解中国文化的一扇窗户。而孔子学院是公益性的非营利性的汉语推广机构，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由中国和海外教育机构、社会组织合作举办。截至2008年3月，我国已经启动建设了238所孔子学院（课堂），分布在69个国家和地区，已成为各国学习汉语言文化、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场所。孔子学院总部计划，到2010年在世界各地建设500所孔子学院，使孔子学院年在学人数达到10万人，参加汉语言文化活动的人数达到50万人，国外学习汉语的人数预计将达到1亿。[5]

然而，国家间外交因素带来的政治障碍、海外干部派遣人事制度不健全等，使得类似机构在海外布局时存在重重困难。因此，在扩建此类文化交流机构时，可适当考虑淡化其官方色彩，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建设，完善管理机制，在保证传播中国文化本职不变质的情况下，尽量产业化运作，通过融入海外市场从而输出中国文化。

此外，还可拓展民间交流合作领域，鼓励人民团体、民间组织、民营企业和个人从事对外文化交流，以“文化周”、“文化行”等活动，或借助相对平等的产业资本，带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对外文化产业发展。

4、以广电媒体境外落地、新媒体合作等多种形式输出核心文化

金融危机中，民众对于财经信息的报道和商业新闻的关注日益高涨的同时，不少国外媒体却陷入广告锐减、融资困难的境地。以美国新闻集团为例，在雷曼兄弟的帮助下，福克斯互动媒体分别于2005年和2007年收购了IGN娱乐和图片分享网站Photobucket。如今雷曼兄弟宣告破产，新闻集团网络业务陷入不知何去何从的局面。[6]默多克近期表示，新闻集团不再依赖某个单一市场或某种单一媒体。此外，美国一些报业公司还将印前、印中和印后业务分别外包，以节约成本；国外电视台寻求与网络互动以摆脱单纯的电视广告减少的局面，获得更大的收益空间……这些都是国内媒体，尤其是新媒体产业拓展海外业务的机遇所在。广电传媒的海外落地向来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部分，其传播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自建渠道，即通过中国电视频道在海外的落地或影视节目自办发行，直接掌控平台和收益。二是“借船出海”，包括向境外媒体出售节目的海外播映权，以及与境外媒体合办公司和频道进行本土化传播两种方式。我国对外传播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国家唱主角，以政府为主导，民间传播、民营企业的比重还很薄弱。因此，支持我国民间资本进入海外媒体，对拓展我国对外传播渠道、输出我国核心文化产品，都是非常现实且有力的途径。

但是，各国对外资准入审批制度存在差异，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国家的开放程度不同，例如意大利法律明确限制外资进入广播影视业；俄罗斯也限制外资进入覆盖俄领土一半区域的广播媒体、发行量较大的报纸和出版公司等。因此，在拓展海外传媒业务时，要注意选择合适的投资地，以有效的审批渠道和企业形式，配合恰当的品牌经营策略，努力争取中国传媒在国际上的声音。

早在2004年广电总局就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影视“走出去工程”管理工作的通知》：全国广电系统要严格执行总局2002年2月10日的《赴国外租买频道和设台管理暂行规定》，以“中央为主，地方为辅”、“以我为主、对外有利”为原则在海外拓展广电业务，并有针对性地播出外宣节目。国家十一五文化纲要及此后一系列鼓励对外文化交流的政策中提出，鼓励文化企业在境外设立出版社、广播电视网、出版物营销机构等，商务主管部门在境外投资促进、扶持、保障、服务、核准等方面提供便利。上述文件对我国传媒行业拓展全球市场、争取国际话语权既有政策层面的鼓励，对媒体也有着导向性的规范，避免在“走出去”过程中出现危及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行为。

[参考文献]

1.蔡尚伟等：《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人民网，2008年10月27日

2．蔡尚伟、王倩茹：《论金融危机与文化产业》，人民网，2008年10月17日

3．蔡尚伟、江南：《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与发展》，人民网，2008年11月19日

4．蔡尚伟、张玥：《金融风暴对传媒产业的影响及对策初探》，人民网，2008年10月22日

5.蔡尚伟、唐丕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文化产业对策：“文化十条”》，中国文化管理传播网，2008年11月28日

6.蔡尚伟、崔嘉艺：《刍论“中国——南亚——东盟文化贸易体系”的构建》，人民网，2008年6月10日

金融文化论文范文篇10

金融固然归根结柢是一种信用关系，但是“金融”这种信用关系所要求於一个社会的道德基础的条件却比一般信用关系强得多。托宾（JamesTobi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为《新珀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撰写的“金融”词条里说∶一张借据，仅当它进入流通领域时，即被债权人拿来当做“信用”转让给第三方时，才具有“金融”的意义。在韦伯（MaxWeber）的论述传统中，金融，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股票カ场这样的金融活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大众参与”的过程。在这里，我把“大众”定义为超越了“私人联系”所能维系的竤体的规模。与托宾的定义一致，当我们考察一张借据能够成为一项“金融工具”的前提时，马上会注意到金融与“信用一般”之间的本质差异∶在传统社会里相当常见的借据，只要求借贷方对出据方的信任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而且经常仅仅依癠於私人联系（血缘、地缘、业缘）；在大众参与的金融过程中，出具这张借据的个人的信誉，对多次转让以后的债权人而言几乎没有甚么意义。没有谁会因为不认识一家企业的老板而拒绝购买普遍被看好的该企业的股票（尽管许多人会因为认识那家企业的老板而购买该企业的股票）。金融过程所依赖的，不再是几乎每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社会的道德传统中都具备的人与人之间的“私人信任关系”（即建立在上述私人联系基础上的信任关系），而是必须依赖於“非个人”（super-individual）的、“超越私人联系”的，被哈耶克（F.A.Hayek）称作“抽象规则”（abstractrules）的那种制度。这种制度在韦伯那里被称作资本主义的“支撑体系”（suppportivesystem），包括独立的审计和会计系统、独立的司法与法庭抗辩系统，以及使“自由契约制度”（freecontracting）

得以有效的其他种种制度。事实上，当我们（跟著韦伯）如此重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计算性”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支撑体系”的超越私人联系的性质，如果不是因为这种“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铁面官僚”的冷淡，无情地排除或极大地减弱了那些时刻包围著我们的、无孔不入的“私人联系”的影响，那么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就难以存在。

让我从股票交易中提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上面的论点。在美国流行的网上股票交易商当中，明确地规定了所谓“跳一价位”（stickup）制度。就是说，当股票交易的委癠方向方发出交易指令时，如果指令是“卖空”，那么方只能在カ场价格从下降过程中停稳的某个价位再跳上一个价位时执行委癠方的指令。跳一价位的规定是为了防止股票カ场在高度不稳定期间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盘的地步，因为从理论上说，卖空股票的数量可以无限大地超出股票发行的总量。当股票从一个过高的价位下滑时，往往引发“雪崩效应”，手中执有股票的人会争先恐后卖出股票，而原本没有股票的人，出於投机，会大量卖空股票。跳一价位的规定使得卖空行为相对於原本持有股票而现在卖出股票的行为而言，处於劣势。例如当IBM股价一天之内从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时，如果中间没有停顿，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卖空方基本上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损（如果股价跌到100美元以下才停住并且反弹到100美元，那么按照“随行就カ”marketorder指令执行的卖空就会造成亏损）。

跳一价位规则也许或者肯定对社会整体而言利大於弊，但是它所要求於社会的道德基础是甚么呢？我还是想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要求。在跳一价位的规定下，委癠方事实上只有两个选择∶（1）向方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在该指令下，委癠契约关系规定，方必须“尽最大努力”（besteffort）为委癠方卖一个好价钱；（2）向方发出“限定价格”（limitorder）指令（当然包括“止蚀限定价格”）。在该指令下，方要么不卖，要么只在委癠方限定的价格以上将股票卖出。对华尔街的许多股票及其期权（options）而言，价格在一天之内的变动可以大大超出1%的幅度，例如计算机业三巨头之一的Dell，其股票常常在一天之内变动10%左右。最近的例子是1998年1月11日，在一分钟走势图上显示，Dell从85美元几乎不停地跌至79美元，然后再上升到87美元。与此同时，Dell的期权价格，以一月份到期的85美元出售权为例，则毫无停留地从2.5美元上升到6美元再下跌到2美元，一天内的变动幅度几乎达到300%.熟悉香港股票操作制度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正是股票交易人谋私利做“老鼠仓”的大好时机。仍以Dell为例。如委癠人发出的指令是“随行就カ”购买一月份85美元出售期权，那么人完全有理由按照当日最高价格6美元为委癠人“买进”期权，而实际上自己以例如当日行价3美元买进再转让给委癠方，获利100%.如果委癠人发出的是卖空指令，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人仍可以在当日的较高和较低两个价位上自己卖空，然后把那些在较低价位上卖空的股票“转让”给委癠人（即在低价位上买回并在同一价位上借出该股票给委癠人）。尽管有详细的规则禁止人这样做，但由於监督成本太高，委癠人事实上很难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在哪一个价位上执行的，除非委癠人能够看到交易当天“场内专家”（specialist，或market-makers）的交易记录。我在香港曾经听一位交易所的朋友说，香港交易机构里几乎人人都有“老鼠仓”。这或许是夸大的，但离现实应当不会太远。另一方面，以我个人多年的经验，美国的网上交易员，至少那些著名的互联网交易公司，不太可能做“老鼠仓”。所以我相当放心地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并经常於事后得知成交价格比我期望的更加理想。这个例子说明，跳一价位规则或任何金融制度，其事实上的有效性常常主要依赖於规则执行者的道德自律，在监督成本高昂的场合尤其如此。这也是诺斯（DouglasNorth，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说的“第一方监督”（thefirst-partyenforcement）。

我曾在其他文章里详细介绍过，在成熟的资本カ场里，各大交易公司不仅为竞争客户而珍惜自身名誉，而且还要竞相为客户提供可靠和权威的信息谘询。后者比前者更加难能可贵，也更难以靠第二方（即参与契约的其他当事人）或第三方（即与契约利益无涉的仲裁者）来监督。由於技术上的原因，依靠道德自律以外的其他方式来监督人行为的成本高昂，许多原本对合作双方都有利可图的项目，在缺乏道德共识的社会环境里就无法实行。试想，假如我发现每一次我的“随行就カ”卖空的指令得到的结果都比我预期的价格低得多，我就不会继续使用这一指令方式，於是在未来的交易中，当カ场变化剧烈时（限定价格的指令往往无法执行），在我和我的交易人之间就做不成任何交易。

上面讨论的只是一个小例子.就我的理解而言，目前发生在亚洲许多地区的“金融危机”（货币动荡只是这一危机的表现之一），与上面这个例子的性质是一样的——信誉危机。在西方成熟的カ场经济里，所谓“坏帐”固然难以避免，但是出现与韩国政府贷款的坏帐比例（根据一份材料的估计，接近40%）类似的坏帐却是少见的。中国的银行向国营企业发放的贷款，坏帐比例即使已经高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但也只有20%.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经济开始从古典发展阶段（即珀特尔MichaelPorter所谓“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进入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即珀特尔所谓“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从而需要建立大规模集资的机制。政府干预下的集资固然可大规模进行，如同韩国在1970-1990年期间所做的那样，但其社会弊端往往抵销了经济效果（例如由此而来的政治腐败和新的老的“财阀族”），即使经济上的效果，也未必有预期那么好（参阅人们最近几年对“亚洲奇迹”的批评）。但是，如果放弃政府干预这个手段，在互不相识的广大人竤之间如何实行大规模集资呢？“金融”做为一种特殊的信用关系，一种“大众参与”的信用关系，便在亚洲诸“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一特定阶段里凸显出来。这一“金融深化”公务员之家

（financialdeepening）过程与本土文化尤其是本土知识（localknowledge）的冲突性也便凸显出来了。

从亚洲各国在“经济起飞”（thetake-offstage）阶段所发生的社会变化来看，现代化过程在很强的意义上就是西方化的过程。例如在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的阶段，这两个国家的离婚率、自杀率以及犯罪率都有统计意义上非常显著的增加；人们对家庭的观念和社会对“个人主义”的态度也都有了很大改变。在传统道德意识不断弱化的同时，新的、与西方“资本主义”相适应的道德共识却难以在短期内形成。於是，这许许多多刚从“家”的牢笼里走出来进入“カ场”的陌生“个人”，开始体验到普遍的信誉危机。这在中国大陆尤其突出；那里正在流行的一说法叫做“杀熟”，就是亲友之间为利益金钱而展开的厮杀。道德基础在传统与现代两方面的缺失，这种“两处茫茫皆不见”的道德无政府状态，显然是难以为继的。而在这一社会转型期里的金融过程，显然也是难以为继的。当金融过程继续不下去时，在这些社会里，其实只有两个解决危机的办法∶（1）政府出面干预，并且面临著经济集中化的危险；（2）回到非金融化的カ场经济里去，放弃规模经济的好处。除非，社会有能力重构自己的道德基础，否则是不会有甚么长期意义上的“信用关系”的。

上面这些没有附加经验数据的论说，大体上只可以当成“判断”而不是学术性的结论。不过，当我们凭著对非西方社会行为方式的熟悉来想像，那些金融机构里的贷款分析员和监督人员是如何处理日常帐目往来的，他们以及他们的上级如何在评价投资项目时受到各种私人联系的影响以及如何在项目已经出现问题时试图隐瞒……；我们可以想像在一个被费孝通概括为“一个一个同心圆构成的”、以每一个个体为圆心的社会关系网里，个体是如何对待那些写在纸面上的、“超越了私人联系”的规章制度的；我们可以想像“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这句话对金融秩序意味著甚么。我可以在一种非常或过份彻底的意义上认为∶人们必须在商品“等价交换”公式的两端异化到非人的状态，异化到只服从抽象的金钱的驱使和抽象的、外在的法律约束的时候，才有资格像威尼斯商人那样（同时也不要忘记了莎翁笔下“夏洛克的那一磅肉”）来玩“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