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环境范文10篇

资源环境范文篇1

我国幅员辽阔，国土面积也非常大，这就使得林业具有地域性的特点，但由于对资源的浪费越来越严重，许多森林沙漠化程度越来越高。林业资源面临的主要现状：我国的林业资源面积不够大，分布也不够均匀，且林业的质量较低，森林结构不够完善，使得森林资源出现极度匮乏的问题，基于此，要想更好地发挥森林资源的应用价值，就要解决这些问题，但森林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问题，必定会对林业的市场竞争造成一定的制约。政府不断倡导，群众相互配合，全国在修复退耕还草工作以及修复退耕还林工作上投入了较多的精力，使得我国现阶段的林业总面积由原先的负增长变为现在的正增长趋势。

2对现有的林业资源进行培育的方法

就现阶段的形势而言，为了加快林业资源的培育，较为理想的培育方式为封山育林培育更新法，一般采用的是实生苗造林技术对资源进行培育，成效明显。而在造林过程中，比较重要的工序有三个：第一，要选择合理的造林季节；第二，确定正确的造林程序；第三，整理造林地。其中，对造林地进行整地，能够使林地的立地条件得以改善，并将采伐的剩余物、灌木、杂草及时清除。在造林前后，要使地面能够接受到阳光的照射，透光度要强；适当对那些小地形进行改变，增加其透光度。对土地进行整理还能够对水土起到一定的保持作用，避免土壤遭到水的侵蚀，不但利于造林施工，还能够使得造林的质量有所提高。

3植树造林的有效措施

3.1播种造林

在植树造林中最常用的一种方式就是播种造林，其只要将种子直接洒在需要种植的土壤上，这种造林方式的优点很多，主要是：直接洒种，操作步骤少，操作方式简单，省去复杂的培育树苗的过程。操作简单，不需要投入太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一定程度上节省了经济成本。尽管这种造林技术有很多的优点，但同时也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是：种子的质量要特别好，利于生根发芽；造林地的土壤含水量不但高，土质也要足够的疏松，且耐干旱性极强。跟大面积的造林工程比起来，播种造林这种造林方式还是很适用的。

3.2分殖造林

分殖造林是以树干、根叶这些能够为树木提供养分的部位当做造林的原材料进行造林。其优点是：节省育苗的时间和成本；技术简单，操作方便；播种后有较高的成活率；树木的幼苗能够继承树苗母本的优点。当然其也存在一定的缺点：对于土质的要求特别高，母本树木的数量和质量都会影响造林的整体质量。

3.3植苗造林

为了使得树木幼苗的成活率有所提高，避免后期出现二次种植的问题，就可以使用植苗造林的方式进行造林。此方法是将培育好的树木幼苗直接栽植到土壤里，成活率较高，但需要投入较多的资金，培育的程序也比较复杂。

4对林业进行培育需要注意的问题

4.1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树种

因为我国的国土面积十分广阔，所以分布在不同地域的森林资源也有着较大的差异，且树种的种类也多，因此，要因地制宜选择适合的树种，保证树种能够将其价值发挥到最优，从而保证造林的质量。而要做到因地制宜，一般要使用扩大阔叶林的种植面积这种方法，此方法有三个优点：一是适当的扩大种植阔叶林的面积，这主要是由于阔叶树的落叶能够对土壤的水分起到一定的保持作用，且落叶落在土壤上还能够使得土壤的肥力有所增加，从而为树木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二是提高生态的观赏性，使得林业的景观价值有所增加；三是阔叶树木具有十分强大的抗病虫害的能力，能够更好地巩固土壤，避免水土流失，还能够对环境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4.2合理选择最佳造林时间

由于春季雨水较为充沛，土壤比较疏松，太阳光照的温度较为适中，所以通常来说，传统造林的时间一般集中在春季，这时，种植的树种就会有很高的成活率。但是，近几年，对于培育树种的技术不断得到了革新，从某种程度上提升了树种的性能，所以，我国造林的时间也有所改变，普遍向前提前了，通常在冬季末春季初进行造林，由于这个时间段大风天气不多，所以水分挥发得也较少，培育树木或者移植树木时不会损失太多的水分，因而树木的成活率也会相应的提高。

4.3加强对混交林的营造

使用混交林种植方式能够获得双向的丰收，首先，经济不断增加，土地也得到了更合理的利用；其次，增加的绿化植被的面积，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环境。这项技术的难度相对比较大，因此，要设计好空间的距离以及光照的情况，确保其科学合理且与自然规律相符合，以便能够更好地发挥出混交林的作用。

5结语

资源环境范文篇2

1．1煤矿环境中遥感调查技术开发的原则

1依据我国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中有关调查的内容规定，并且依据实地情况，进而选择一种科学的合理的遥感技术。2依据占有优势的遥感技术，选择适合的项目进行遥感调查等等。

1．2煤矿环境中遥感调查技术的结构

依据煤矿中的一些影响环境因素的系统，同遥感探测机理相结合，从而设计相应的技术结构，确定需要实施的程序，如图1。

1．3煤矿环境遥感调查技术的实施程序

煤矿环境遥感调查技术的实施程序包含获取遥感数据、处理图像、提取环境信息、验证以及制图总结等几个部分，如图2。

2分类应用

煤矿矿区的环境遥感调查，主要是应用在综合调查、分类调查以及专项调查。

2．1综合调查

环境影响评价调查在煤矿矿区中主要是指，自然、社会以及经济这三方面的调查。这之中的“自然”是通过遥感技术来实施综合调查，利用中分辨率的卫星图像数据，从而完成对于区域资源承载力的调查，它主要是区域内水资源承载力、区域内土地资源承载力以及区域内生态承载力；利用高分辨率的卫星图像数据，从而完成对于生态保护以及恢复指标的调查，它主要是水土流失的控制率、土地复垦、排矸（土场恢复生态、植被覆盖率、矿区污染以及矿区内重大的地质灾害等等。

2．2分类调查

1污染调查。按照煤矿中采取的物煤、矸石以及矿井水等对于环境系统的影响，查明煤矿矿区中的污染范围、大气污染、地面污染、植被污染、水污染、热污染等各种污染的污染源以及污染强度。2地质环境调查。按照煤矿中采空区对于煤矿矿区内的环境系统的影响，通过高分辨率的卫星及航空遥感光谱中的相关数据以及图像，从而更好的调查滑坡、地裂缝、崩塌、塌陷以及泥石流等等；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热场中的相关数据以及图像，从而更好的调查矿区内的地面煤火、热异常以及热污染等这些地质灾害。3生态环境调查。通过高分辨率卫星中的光场数据以及图像或者是航空摄影图像，从而更好的调查煤矿区域内的植被类型、植被覆盖度、生态景观分布、生态系统分类以及地形地貌，还有水土流失、荒漠化以及沙漠化等这些生态破坏。

2．3专项调查

1专项调查露天煤矿中的土地复垦，通过高分辨率卫星中的可见光进行遥感调查。2专项调查煤矿地面沉陷，通过中等分辨率或者是高等分辨率的雷达卫星所获取的数据进行相关的动态调查。3专项调查煤矿区域的地面热环境，通过航空红外摄影图像或者是地面热红外摄影所取得的图像进行调查。4专项调查煤矿区域内的植被类型，通过中等分辨率或者是高等分辨率的卫星可见光进行遥感调查。5专项调查煤矿区域内的水系分布，通过中等分辨率或者是高等分辨率的遥感图像进行调查。6专项调查煤矿区域内的土地利用，通过高分辨率的卫星可见光进行遥感调查。7专题调查煤矿区域内的地裂缝，通过高分辨率的卫星可见光或者是航空遥感等所摄影的图像调查。8专题调查煤矿区域内煤矸石的自燃，通过航空遥感所取得的图像进行调查煤矸石所分布的范围、储存量以及储存状态等等；并且通过航空热红外遥感技术对矿区内的煤矸石自燃进行相应的遥感调查等等。

3结语

资源环境范文篇3

导入新课：

一则法国儿童谜语说，池塘里有一朵百合花，它两天按两倍速度生长，如果不受限制，30天内会覆盖整个池塘，闷死水中的其他生命。人们直到百合花已经覆盖了半个池塘时，才意识到这个危险，这时，你还有几天时间回来挽救你的池塘呢?

提问：

①这则谜语的答案是什么?

②这则谜语说明了什么道理?

③这则谜语引喻了人与自然之间是什么关系?

(学生回答，教师归纳。)

上则谜语的答案是，人只有一天的时间来挽救池塘。说明任何事物都不能无限地发展，否则就要起到反作用，甚至危害人类自身。

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如此，人类把大自然看作是慈祥的，她那博大胸怀蕴藏着的无穷宝藏，似乎永远是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乳汁"。于是，我们的祖先一代又一代顽强地向大自然索取。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近代大工业的崛起，人类愈益深刻地改变着地球的面貌，以至于今天已经很难找到完全没有受到人类影响的环境了。但是，人类突然发现，随着"母亲"的付出的急剧增长，她突然变得不那么慷慨了……

资源、环境，作为两个重要的现代概念，终于被人类所认识，被人类提出来了。

中国，同样面临着资源和环境问题。

我国的资源和环境问题(板书)

一、"资源大国"与"资源小国"(板书)

(学生分析如下图片和材料)：

资源环境范文篇4

我国尚未建立环境资源基本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日趋增多和复杂的环境生态问题，其处理方式和解决手段也需要是多方位、多层次的对策措施，在需要建立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时，“实践中各国认识到必须先确定一个统一的综合性政策目标，这种综合性的政策目标在整体上转变为国家意志时就是现在的所谓基本法。”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苏联、日本、美国、瑞士、罗马尼亚、凶牙利等国都制订了综合性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我国还没有完全意义上的环境资源基本法，法学界多将与此类似的内容称为“综合性环境基本法”，相关表述有：“我国1979年试行并于1989年修订重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是我国目前环境保护的一部综合性的基本法，该法对环境保护的所有新问题作出全面的规定。”“综合性环境保护基本法中的环境保护规范，环境保护法律系中这一层次的法律规范，是适应环境要素的相关性、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环境保护对策的综合性而出现的，是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原则、制度和措施所作的基本规定，其特点是原则性和综合性的法律规范。”故在我国一般将《环境保护法》视为基本法范畴，但实际上作为基本法其一般只对该部门法的基本和重大问题作些原则性的规定，不是也不应该是具体的实施法，综观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不难发现，由于历史的原因《环境保护法》在规定综合性目标的同时，还规定了相当多的具体法律措施，远远超出了作为基本法的内容界限，实际上基于此法制定的背景而更突显了污染防治法之浓厚色彩。

为此，作为一部完整的环境资源基本法，应将其中具体的操作性规范删去，保留原有的原则性规定，并相应地增加立法宗旨，相关概念界定，环境资源法主体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政府及有关机关对环境资源的管理体制；有关环境保护的基本政策等等，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及国际上有关国家的环境基本法的内容，我国《环境资源基本法》的体系应包括：1、立法宗旨：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2、环境与资源法的保护范围。包括环境要素、资源要素、生态要素、地区要素中的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植物，自然和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农村的环境和自然生态的保护；3、环境资源保护的基本原则。包括可持续发展原则；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原则；资源开发和环境综合治理相结合原则；开发者保护、污染者治理、获利者付费原则；群众参与原则等；4、环境资源保护的基本制度。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环境保护许可制度、环境标准制度、排污收费制度、举报、监督制度、环境保护奖励与处罚制度等5、自然资源开发者开发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权利和义务。环境污染者治理污染的义务；6、环境资源保护的管理体制。包括中央和地方环境资源管理机构的设置，环境资源管理的权限划分，环境资源管理机构的权责，环境资源管理的监督；6、生态保护的特别规定；7、环境资源主体对环境资源保护的权利和义务。8、涉外环境资源保护的特别规定。包括参加国际环境资源保护的公约、条约和协定、与国际上环境资源保护国家和组织的合作，组织和参与国际环境资源保护活动和交流；9、违反环境资源法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经济责任和刑事责任等。

二、环境污染及公害防治法

环境污染是指人类在生产和生活中，向环境排放了超过环境自净能力的物质或能量，使得环境化学、物理、生物等性质发生变异，从而导致环境质量下降，破坏了生态平衡或者危害了人类正常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公害主要指由于环境污染，而造成的对人类生活环境的一种社会性危害。可以说环境法的产生主要归因于污染现象的出现，早在本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工厂与城市的公害事件就不断涌现，而突出的“八大公害事件”更是震惊了世界。1962年，美国科学家卡逊女士发表的《寂静的春天》则深深地提醒世人警惕过度使用农药的恶果。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而环境法的研究也正于此而愈发繁荣。

我国的环境污染状况更是严峻，考察我国97到99年的《环境状况公报》，同样可以发现我国环境污染的状况愈发严重。据《1999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环境形势仍然相当严峻，多项污染物排放总量很大，污染程度仍处于相当高的水平，一些地区的环境质量仍在恶化，相当多的城市水、气、声、土壤环境污染仍较严重；中国主要河流有机污染普遍，面源污染日益突出，辽河、海河污染严重，准河水质较差，黄河水质不容乐观。1999年，全国工业和城市生活废水排放总量为401亿吨，比上年增加6亿吨，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197亿吨，比上年减少4亿吨，生活污水排放量204亿吨，比上年增加10亿吨，生活污水排放量首次超过工业废水排放量；1999年我国近岸海域海水污染严重，近海环境状况总体较差，海洋环境污染恶化的趋势仍未得到有效控制，而大气环境污染仍然以煤烟型为主，主要污染物为总悬浮颗粒物和二氧化硫，少数特大城市属煤烟与汽车尾气污染并重类型；酸雨污染范围大体未变，污染程度居高不下，工业固体废物的堆存占用大量土地，并对空气、地表水和地下水产生二次污染。故污染及其他公害防治法将是我国环境治理的首要任务，而与此相关的污染及其他公害防治法将是环境法的重要内容。

环境污染及公害防治法是指调整在预防、治理环境污染及其他公害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传统环境法的基本内容。当前，根据我国污染物存在的形态，我国污染可分为如下三个类型：（1）以液态形式存在的污染，包括湖泊、河流等淡水污染和海洋污染；（2）以固体形式存在的污染，包括固体废物污染、放射性物质污染、农药污染及有毒化学物品污染；（3）以气态形式或依气体为媒介的污染，包括大气污染、环境噪声污染和光污染。（4）其它公害污染。相应地，调整这些污染及公害防治法的体系可以分为：液态污染防治法、固体污染防治法、气态污染防治法及公害防治法四个部分。

1、液态污染防治法

液态污染防治法包括水污染防治法和海洋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包括基本的水污染防治法、江、河流域、湖泊的水污染防治法、生产过程的水污染防治法、以及有水污染及防治的标准规定等。主要涉及的法律、法规有：《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海洋倾废管理条例》、《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暂行条例》；《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制订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原则和方法》等。

2、固体污染防治法

固体污染防治法涉及固体污染物防治法，包括固体污染物防治管理体制，固体污染物监督管理，固体污染综合利用制度；工业固体污染物的防治法；城市生活垃圾污染的防治法；危险污染物防治法；固体污染物的污染控制标准法；禁止境外固体废物入境管理法等例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污染源治理专项基金有偿使用暂行办法》；《粉煤灰综合利用管理办法》，《关于处理城市垃圾改善环境卫生面貌的报告的通知》、《生产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城镇垃圾农用控制标准》、《工业固体废物十一种污染成分污染控制标准》、《有色金属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含氰污染物控制标准》、《关于废物进口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等。

3、气态污染防治法

气态污染防治法包括大气污染防治法和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涉及对大气污染法的管理体制和监督管理，生产过程大气污染的防治，废气、粉尘、和恶臭污染的防治法、废气排放标准法等。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包括：噪声防治的管理体制，防止噪声污染的监督管理，环境噪声的标准、工业噪声污染防治、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交通运输噪声污染防治、以及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等，例如：《大气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噪声污染防治法》、《工业企业噪声卫生标准（试行）》、《机动车辆允许噪声标准（试行）》、《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等。

4、公害防治法

公害污染是指对有毒、有害物质造成的环境污染。有毒有害物质主要有三大类：化学物质、农药、放射性物质等。许多国家都对这三类物质的控制和防治进行立法。我国公害防治法包括：有毒有害化学物品管理法、农药管理法、放射性物质管理法、电磁辐射管理法等。例如：《化学危险品安全管理条例》、《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防止含多录联苯电力装置加强废物污染环境的规定》、《化学品首次进口及有毒化学品进出口管理规定》；《农药安全使用规定》、《农药登记规定》、《农药登记审批办法》、《农药安全使用标准（试行）》；《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城市放射性废物管理办法》、《放射环境管理办法》、《放射性同位素及射线事故管理规定》、《核电站放射卫生防护标准》、《放射卫生防护基本标准》；《电磁辐射环境办法管理办法》、《电磁辐射防护规定》等。

三、自然资源法

自然资源是指一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自然界中对人类有用的一切自然要素。为土壤、水、矿物、森林、草原、野生动植物、阳光、空气等等。也有学者认为“自然资源，从法律上来说，是指能够供人们生产或生活中利用并作为所有权、使用权客体的自然物质，目前一般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和其他生物资源（野生动植物）、海洋资源、草原资源、风景名胜资源等。”不管如何，都突出了自然资源的价值所在，但从定义中我们可以窥探出人们更多地是从经济利益角度来认识自然资源。我国是一个自然资源大国，资源总量居世界前列，但我国又是一个人口泱泱大国，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我国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正基于前期人们从经济利益考虑而造成自然资源状况恶化，主要表现为土地资源水土流失，沙漠化威胁严重，耕地锐减，农业分摊水量降低，城市严重缺水，森林覆盖率萎缩，草地退化，物种濒危面扩大，矿产、能源资源供需矛盾突出。明显，如何保护、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已成了刻不容缓的大事。目前，已有学者就自然资源（基本）法立法的可行性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自然资源角度、法律角度提出了自然资源（基本）法立法的必要性，认为制定自然资源（基本）法势在必行，并提出了自然资源（基本）法立法的现实条件、立法方案及框架方案等，自然资源（基本）法的制定迫切性也正反映了自然资源法在环境法中的重要位置。

自然资源法是调整人们在自然资源的开用、利用、保护和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由各种资源法组成，主要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草原资源、渔业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等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构成。自然资源法保护对象即自然资源，其调整的是公民、法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管理和改善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针对的是现有的资源环境，贯穿于开发、利用、保护、管理、改善的全过程之中。这些社会关系，则包括资源权属关系、资源流转关系、资源管理关系和其他经济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自然资源均为自然环境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内在有机联系便使其构成统一的整体，首先，在存在形态上是相连的，森林、草原、矿藏、水都依附于土地之上或蕴藏于土地之下；其次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有着连锁性、结构性的变化效应，并形成各种资源的多种功能。自然资源的整体性，要求人们利用自然资源的活动不仅从个别资源的效益出发，还必须把自然资源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种自然资源的整体性要求，必须要求一部自然资源母法来规范，协调相关的子法，使立法、执行、守法和司法各个环节达成一致，实现整体自然资源系统的高效运作，该母法正是目前学界探讨的轰轰列列的自然资源基本法。自然资源法的体系包括自然资源基本法和自然资源部门法两部分组成。

自然资源基本法应将宪法的基本原则贯穿其中，将自然资源法中共性的规定进行规范。其中包括：自然资源法的立法宗旨：确保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保护自然资源及珍贵的动物和植物，加强对自然资源的管理，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法的原则：对自然资合理、适度开发的原则，源综合勘探、开发和利用原则，自然资源利用与营造相结合原则，自然资源保护原则；自然资源的保护范围；自然资源利用和开发主体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中的权利和义务；自然资源的管理体制；自然资源管理机构的职责；自然资源的公众保护；自然资源的国际保护和合作开发；违反自然资源法的法律责任等。

我国自然资源部门法的体系主要有：《土地管理法》、《水法》、《水土保持法》、《矿产资源法》、《煤炭法》、《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生物资源法》（包括《野生动物保护法》、《野生植物保护法》）、《旅游资源法》及相应的实施细则、实施条例和规章等。

四、生态环境保护法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保护和建设好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方针。我国目前生态环境状况恶化的趋势远没遏制住，主要表现为：水土流失严重，荒漠化土地面积不断扩大，大面积的森林被砍伐，天然植被遭到破坏，大大降低其防风固沙、蓄水保土、涵养水源、净化空气、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毁林开垦、陡坡种植、围湖造田等加重了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草地退化、沙化和碱化面积逐年增加，而生物多样性也受到了严重破坏。这些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给我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极大危害，严重影响了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的保护更是迫在眉睫，而生态环境保护法的体系完善已成为时代的任务。

生态环境法是环境资源法体系的重要内容，目的在于强调对整个生态环境的全局保护，保持生态（包括物种）的多样性，达到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法的发展和兴起源自人们对生态学的认识之发展，生态学“为研究生物生存条件、生物及其群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其目的是指导人与生物圈（即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随着二战后国际生态科学蓬勃发展，至60年代，生态系统生态学成为生态学研究的前沿，（生态系统生态学是研究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动态与演替，以及人为影响与调控机理的生态学科），它的出现使生态学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发生了改观，生态系统生态学所强调的“整体性”是人类认识自然生态的系统的具有革命性的进步，对该学科的深入了解和学习，满足了社会在资源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客观要求下，保持生态系统平衡，改善生态环境的迫切要求。该学科与法学的结合，在时代的蕴育下，使得生态环境保护法应运而生。生态环境保护法的出现充实了现代环境法的内容，“现代环境法是在环境科学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注重对生态系统全过程的整体保护，强调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建设并重。这些都是传统的生态学和环境科学所不能企及的。”

生态环境保护法之所以必须得以提出和构建，盖系本世纪以来，人类生活的地球上，生态破坏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尽管科学和技术在过去的100年里获得了突发猛进的发展，却正是20世纪新技术的发展成为导致生态衰败的祸首，实际上，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生态的衰败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他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业已失去平衡。究其原因，唯“技术只重视处理分离部分的方法，即分解论方法，生态系统恰恰与技术不同，生态系统是不能也不应该被划分成可随意处置的几个部分的，生态系统的特性就在于它是一个整体，在于其各个部分之间都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处理方式之不同使得人们忽略了生态环境的正确处理方法，使生态环境保破坏愈演愈烈，而生态环境保护法更加受到人们的关注。

关于生态环境保护法的概念及内容，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生态环境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为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目的，调整有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称谓上，生态环境法与环境法并不对立，所谓生态环境法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环境法，因而生态环境法亦可简称为环境法。”这是对生态环境保护法最大化的解释，也即实际上为环境法，这个概念实际上跟俄罗斯法学界对“生态法”的界定相类似.

本文此处所指生态环境保护法系指调整在维持生态平衡，保护整体生态环境和生态功能以及特殊自然环过程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因为生态环境保护法注重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生态学密切相关，因此，生态环境保护法里必然要体现和遵守相关的生态规律，如物物相关规律、环境承载能力有限规律、多样稳定规律、物质能量输入、输出动态平衡规律等等。它通常是在各个自然资源法规范和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个综合性法律部门，有时往往要通过土地法、水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等自然资源法部门来实现，这些法律部门相互联系、有机配合成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为生态环境法的重要内容，但生态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仍各不失其独立性，二者有质的区别。

生态环境建设要求防止土地资源的被破坏（因为生态环境的恶化多基于此）、水土得以保持，防治沙化、水资源污染的防治以及发展生态农业，在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优势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更要考虑资源的承受能力，遵循自然生态规律，确保有限资源能够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更要坚决杜绝掠夺性、破坏性经济营，严格控制环境污染，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必须防止资源开发正在造成的生态破坏；建立自然保护区和生态示范区，有效保护珍稀濒危动植物和生态环境，以遏制生态环境破坏趋势。我国环境法学者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研究，已经引起国家的重视。我国开始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国务院在2000年12月21日发出通知，印发了国家环保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结合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制订本地区、本部门的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积极采取措施，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结合前述我国学者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研究，我国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国务院印发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法的体系主要由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和生态环境保护部门法组成。

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的内容包括：生态环境保护的立法宗旨。为全面实施可持续合作战略，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科学利用，实现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保护生态环境，遏制生态环境破坏，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确保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是：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环境建设并举原则，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坚持污染防治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原则，坚持统筹兼顾综合决策、合理开发原则等。

生态环境保护法的具体内容：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的管理体制。地方各级政府对本辖区的生态环境质量负责，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制度，各部门对本行业和本系统生态环境保护负责。明确资源开发单位、法人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实行严格的考核、奖罚制度；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管体制，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各级环保部门做好综合协调与监管工作；计划、农业、林业、水利、国土资源和建设等部门，要加强自然资源考核和规划和管理，做好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作。地方各级政府要建立生态环境保护与监管体系；建立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审计制度。

建立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包括：重要生态功能区（包括江河源头区、重要水源涵养区、水土保持的重点预防保护区和重点监督区、江河洪水调蓄区、防风固沙区、重要渔业水域等）的生态环境保护，建立部级生态功能保护区、省级及地（市）级的生态功能区，跨省域和重点流域、重点区域的重要生态功能区、跨地（市）和县（市）的重要生态功能区。对生态功能保护区采取的保护措施，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加强对生态功能保护区的保护、建设、管理和监督。

对重点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保护。包括水资源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森林、草原资源开发利用、生物物种资源开发利用、海洋和渔业资源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环境保护；

对生态良好地区特别是物种丰富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建立一批新的自然保护区。重视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保护公共绿地和生态用地，开展公共绿化和家庭绿化，开展城镇环境综合治理。加大生态示范区和生态农业县的建设。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科技支持能力，鼓励科技创新，加强生态科技经费的投入，推动生态科研成果的转化。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全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完善生态破坏的举报和听证制度，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处罚制度。对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行政处分、经济赔偿和刑事处罚。

生态环境保护法的部门法包括：国土防治法、土地荒漠化防治法、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自然遗迹保护法、人文遗迹保护法和国家公园保护法、风景名胜区保护法、防洪减灾法，与自然资源相关的有森林生态环境保护法、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法、江河湖泊生态环境保护法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法，另外还有全局性的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法及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等。

五、涉外环境资源法

环境资源法的体系还应包括涉外环境资源法。因为目前环境问题已经超越国界，发展成为区域性的、全球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即国际环境问题。所谓国际环境问题，又称全球环境问题、地球环境问题或人类环境问题，是指超越一国国界的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是生态环境问题国际化的产物。

当前国际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耗损）、酸雨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淡水短缺、森林破坏、荒漠化、海洋污染和破坏、有毒化学品和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等。国际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1972年6月5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并导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设立，大大推动了国际环境保护的发展。在1992年6月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重要文件，发出了建立起一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口号，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原则，成为国际环境保护的新开端。

我国作为国际社会中重要的一员，必然是参与解决国际环境资源问题的主要力量，我国积极参与有关国际环境保护活动和有关公约的制订。1972年我国派代表团出席了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我国发起并召开了“发展中国家发展与环境部长会议”，通过了《北京宣言》等。我国在与他国共同处理国际环境资源问题、遵守国际条约、履行国际环境义务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即属我国涉外环境法调整的内容。因此，涉外环境资源法是指调整我国与他国因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遵守国际环境条约、履行国际环境义务的国际合作与交往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国涉外环境资源法的体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我国制定的有关涉外环境资源的法律、法规；二是我国与其它国家签订的保护环境的双边协定。三是我国参与的国际条约、国际公约及有关国际性会议的协定等。

关于我国制定的有关涉外环境资源的法律、法规。这方面我国目前较薄弱，我国法律对这方面的规定仅在《宪法》中涉及涉外环境保护的内容，《环境保护法》中涉及的有关条款，《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涉及的涉外环境保护条款，还没有系统的法律规定涉外环境资源法，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立法。在制订涉外环境资源法中，须贯彻我国对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原则立场，包括经济全球化必须与环境资源保护相协调的原则，尊重国家对自然资源拥有永久主权的原则；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离不开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原则，处理环境问题应兼顾各国现实的实际利益和世界的长远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加强国际间合作保护全球环境资源的原则等。

涉外环境法要充实的内容还需制定和实施与ISO14000环境体系相配套的国内法律法规，以及适应我国国情的绿色关税制度、绿色技术标准制度、生态标志认证制度、绿色包装制度、绿色检疫制度等环保市场准入制度。此外还需对我国一些陈旧环保制度和措施进行改革，取而代之国际先进的环境保护措施，如污染权交易制度、总量排污收费制度。这些都为涉外环境法制建设的“重头戏”。再者，入世后，随着我国经济、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会导致更多的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另一方面又会面临发达国家要求我们多承担保护全球环境之责的更大压力，从而使我国履行国际环境公约的难度不断增加，加大了我国涉外环境法的执行难度。这些都需要涉外环境资源法加以研究解决。

二是我国与其它国家签订的保护环境的双边协定。据有关资料，至1999年5月，我国与美国、日本、朝鲜及各周边国家签订了保护环境的双边协定25项，包括环境保护的合作议定书、环境合作谅解备忘录、环境保护合作协定等。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美利坚合众国环境保护局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环保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环境保护合作协定》等。

三是我国参与的国际条约、国际公约及有关国际性会议的协定。据统计至1999年5月，我国已经参加了一系列有关国际环境资源保护的条约、公约约50多项。其中涉及臭氧层保护公约例如《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关于消耗臭氧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等；气候变化公约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生物多样性变化公约例如《生物多样性公约》等；湿地保护、荒漠化防治公约例如《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海洋环境保护公约例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海洋渔业资源保护公约例如《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等；核污染防治公约例如《核安全公约》等；南极保护条约例如《南极条约》等；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例如：《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危险废物控制公约例如《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等；化学品的安全使用和环境管理公约例如《化学品在工作中的使用安全公约》等；环境权的国际法规定公约例如《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等；其它国际条约中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关于例如《外空物体所造成损害之国际责任公约》等。这些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和公约，构成了我国涉外环境资源法体系的主要内容。

资源环境范文篇5

我国刑法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即属于典型的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罪。

德国于1980年3月28日公布修正了《环境犯罪防制法》。在此之前，附属环境刑法犯罪繁多，如联邦污染防制法、水务管理法、化学物品法及营业法、空运法、植物保护法、DDT葡虫防治法、动物保育法、药剂法等均有刑事制裁的法律规定。该法公布后，在刑法典中增订第28章“破坏环境之犯罪行为”有关环境刑法条文。90年代初，德国又开始了“环境刑法的基本改革”。1994年11月1日生效的第二部反环境犯罪法，即第31部刑法修改法，进一步加强了刑法对环境的有效保护。1998年11月13日公布、1999年1月1日生效的德国刑法典第29章为针对环境的犯罪行为，其中水域污染罪等条款都有过失犯的规定。现行《俄罗斯刑法典》第26章规定了“生态犯罪”，其中包括了相当于中国刑法分则第7章第5节的一些条文，比如第248条违反微生物或其他生物制剂或毒素的安全处理规则罪、第249条违反兽医规则和植物病虫害防止规则罪。该法典其他的罪名则属于环境犯罪的范畴，其中，违反危害生态的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规则罪、污染水体罪、污染大气罪、污染海洋环境罪、毁坏土地罪规定，因实施这些行为而过失致人死亡的，应当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但这些规定基本上属于加重责任要件，并非典型的过失犯罪条款。

日本1970年《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第3条(过失犯)规定：“工厂或事业所，因其事业活动殆于为业务上必要之注意，排出有害国民健康之物质，致生公众之生命或健康以危险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二百万元以下罚金。犯前项之罪因而致人于死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三百万元以下罚金”。该法还规定了法人犯罪的两罚制以及推定的因果关系。

我国台湾现行环境刑法的立法模式主要以美国、日本为参照，基本上采用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将惩治环境犯罪的法则定位于行政管制法之内的附属刑法中。对于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一直到1991年5月6日水污染防治法、1992年1月16日空气污染防制法修正后，才建立环境刑法的核心。然而早在1972年，因为过失污染水体的案件，在法庭上曾以公共危险罪，首度被刑事不法加以制裁。台湾环境刑事立法尚未进入成熟阶段，缺乏固定模式，在行为人罪过形态方面很难找到可供评释的规定，但多数学者认为环境犯罪应包括故意和过失。(注：参见赵秉志、王秀梅：《海峡两岸环境犯罪之比较研究》，载《刑事法杂志》第43卷第2期，台湾刑事法杂志社编印，第22～23页。)

香港的污染管理条例，包括《水污染管制条例》、《噪声管制条例》、《保护臭氧层条例》，以及《环境影响评估条例》，都是环境刑事法律。(注：参见卢永鸿博士论文：《环境犯罪的立法与司法——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版，第137、142页。)香港环境刑事责任主要建基于严格责任，即犯罪者无论是否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触犯污染管制条例导致环境污染，都要负刑事责任。除对少部分的违法行为以明文采取犯意原则外，规定故意犯罪方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如果有关条款没有此规定的，则属于严格责任犯罪，因过失违反污染管制条例而导致污染也须承担刑事责任。(注：参见卢永鸿博士论文：《环境犯罪的立法与司法——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版，第137、142页。)

二、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主体

在英美法国家，处罚法人犯罪在判例中已成为今日之主流，其理由是基于社会需要及公共政策之目的论。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大多遵守罗马法“法人不能犯罪”(Societasdelinquerenonpotest)之原则，欧洲近代虽有愈来愈多理论采赞同法人有犯罪能力之倾向，但在实务上而言，仍以持否定见解为主流。各国立法趋向，仍仅在行政刑法上承认法人之刑事责任，传统刑法上仍不设处罚法人之规定。(注：参见黄家烈：《法人犯罪与组织体责任论——以公害犯罪为中心》，载《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授祝寿文集，台湾刑事法杂志发行1997年版，第337、343页。)与此相应，环境犯罪中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从各国立法例上也分为三种情形(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一是，肯定法人应负环境刑事责任。通常为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纳。其理论根据有两种：(1)间接说。其并不认为法人应为责任主体，但认为法人在一些情形下，为了规避责任，会利用第三人的行为或事实为掩盖或转移其责任。因此认为，“因间接承认受雇人之行为之犯罪侵害环境，即应视为法人应负违反之责任”，除非该企业

能够证明受雇人的行为为企业所全然无知，并非其同意，且对其行为已尽预防责任。(2)直接说。认为法人(企业)本身即应视为犯罪主体。采取法人应负责任的国家为英美国家，但是如荷兰、丹麦、委内瑞拉、南斯拉夫及以色列等国法也采取这一观点。我国刑法第338条和第346条也规定，单位可以成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犯罪主体。二是，否定法人应负刑事责任的立法例。为大陆法系国家所采取。理由如上，即法人具独立人格，不为他人之行为结果负担责任，且刑事责任为专属，不得由他人代替。三是折衷说。即认为法人不具有负担刑事责任的能力，但是却

以罚金或罚锾方式制裁处分法人。如比利时，即不认为法人负担刑事责任能力，也因此不能令其受罚金，但认为其组织、受雇人或委托人应负担民事罚金。其它如德国、挪威、我国台湾地区、日本也基本属于此种类型。比如日本，在刑法中对法人犯罪持否定态度，但是其行政法规上设有处罚法人的规定。比如前引的《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即采取两罚规定，将法人作为犯罪主体之一，该法第4条规定：“法人之代表或本人之人、使用人或其它从业人员，关于该法人或本人之业务，犯前二条之罪者，除处罚该行为人外，并科法人或本人以各该本条之罚金刑。”(注：德国在外汇、租税法规设有处罚法人的规定，或在经济法规中设有对法人或其它团体科处罚金之明文规定。瑞士在警察法、行政法、经济法、保险法设有对团体处罚金之规定。参见黄家烈：《法人犯罪与组织体责任论——以公害犯罪为中心》，载《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授祝寿文集，台湾刑事法杂志发行1997年版，第337页。)

现代公害的发生，大多源于事业活动，而事业活动则大部分采取法人组织形态，所以可以说环境污染的发生乃法人之行为所致。将法人(单位)作为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主体，从刑事政策上讲，会比较有效地规制企业行为，使其尽责地履行从事生产、经营时应秉持的注意义务；对法人企业(单位)的不法行为采用民事制裁、行政制裁的效果不高，而对个人进行刑事制裁又因有法人企业(单位)的成员众多，难以具体确定该负责的具体责任人；法人作为社会的成员，对社会造成巨大危害之不法行为，应当予以相应的非难，以防止因法人活动所造成的有害结果(注：参见黄家烈：《法人犯罪与组织体责任论——以公害犯罪为中心》，载《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授祝寿文集，台湾刑事法杂志发行1997年版，第337、343页。)。因而，从立法上承认法人(单位)在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上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是必要的，而且也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

承认法人负刑事责任，其还应对两个问题予以关注(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1)何种法人应负刑事责任。在英国及荷兰，私法人或公法人均有负刑事责任的能力。在中国大陆，并没有严格区分公法人和私法人，从刑法典第30条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看，实际上认为这两类法人都能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2)如果法人应负刑事责任，那么以法人名义为行为的自然人代表是否得免其责任?对此有两种制度：一是，法律如果规定法人应直接负刑事责任，其高级干部得免受刑罚，如美国1899年河川及港口法。二是，刑事责任仍同时落在法人代表人身上。如我国刑法典的规定，荷兰法1969年11月13日水污染防治法第29条，对公司负责人的刑事责任规定也属于这一类型。

三、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之法益

传统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依大陆法系理论可以分为三大类即个人、社会、国家，即以“人”为保护重心，此为刑法法益的中心。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究竟属于独立之环境法益，还是为双重之法益保护?所谓独立之环境保护法益，是指以“环境”本身为保护重心，公害行为如对环境造成侵害，则为已对法益造成破坏，不必探究是否对“人”之生存环境造成具体或抽象的危险；双重之法益，则与这一概念相对应，即法益侵害还包括对人的生活环境形成侵害。前者完全以环境本身为考量重心，对环境保护而言，无疑最为直接，也最能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但是环境刑法的目的并不是在于消灭合法之事业活动与发展，所以应当以“人”之健康与安全为保护作为环境刑法的基本目的。

德国环境保护刑法，承认所谓独立之环境法益(EigenstaendigeUmwelt-Rechtsgueter)、双重之法益保护(DoppeiterRechtsgueterschutz)即超个人法益(UeberindividuellenRechtsgueter)或生态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eineKombinationvonoekologischenundanthropozentrischeInteressen)的保护。德国刑法典第29章所规定的构成要件的保护法益就是环境，不过这一法益不是在一个宽泛的、非实体意义上，而在其不同的介质(水、空气、土壤)及其他表现形式(植物和动物的生存环境)上来理解。(注：参见Karl.Lackner、KristianKuehl：《德国刑法典注释》,C.H.BECK''''SCHEVERLAGSBUCHHANDLUNG,MUECHEN1995。)对环境的保护，最终还是要保护人类当前和未来的生存条件。在环境犯罪中，除了侵犯个人的法益外，还侵犯生态学的法益，从作用上说，生态学的法益是为了社会公众的，因此是一种应当加以保护的超个人的法益(注：根据德日刑法理论，以法益主体为标准分为个人法益与超个人法益。这一分类也为我国刑法学者所主张。参见张明楷著：《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页。)。(注：参见王世洲著：《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348页。)

日本在其不同的有关环境的法规中分别规定了不同的保护客体：《公害对策基本法》中列举了国民健康的保护，加上生活环境的保全。在其所谓“生活环境”中认为“包含了对于人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动植物及其成长环境的保全”。《空气污染防止法》和《水质污浊防止法》也是以生活环境保全为目的，但以其对于违反排出基准的处罚为中心，环境保护视为间接的(注：参见王秀梅、杜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9～10、9～10、10页。)。日本刑法修正草案，对环境犯罪刑法化，采修正刑法之方式，从刑法公共危险罪章中之相关条款入手，因而可以认为日本仍以人为保护法益为中心，间接的对环境加以保护，从其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即可以看出其为双重之法益保护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认为：“生活环境本身即为刑法所应加以保护之法益，污染或破坏环境之重大行为，在刑法上评价，即直认定为‘刑事不法’，而非‘行政不法’。因此，环境刑法所保护之法益，并不只是生命法益、身体法益或财产法益，而且亦包括所谓之‘环境法益’，由于生态环境之破坏，将足以导致生命、健康或财物之危险或实害，故以刑法保护环境法益，亦属间接地保护个人之生命、身体或财产法益。”(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台湾公害法学者邱瑞智亦持相同观点。(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因此台湾环境犯罪的法益保护上，即兼顾公害防治与自然保育。

中国刑法学界关于环境犯罪的客体大致有四种学说(注：参见王秀梅、杜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9～10、9～10、10页。)即环境保护制度说、环境权说、公共安全说、复杂客体说。这里涉及到“环境权”概念问题。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上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明确指出：“人类有权在一

种能够过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从而提出“环境权”的概念，并视为基本人权(注：参见同利平：《试析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2期，第20页。)。在此之前，美国于1969年颁布的《国家环境政策法》也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环境权的概念，其第3条规定“国会认为，每个人都应当享受健康的环境，同时每个人也都有责任对维护和改善环境做出贡献。”中国刑法学界有观点认为，环境权是指“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的环境，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环境权的主体是公民、单位及其它组织和国家，环境权的客体是包括具有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的环境自然资源。”(注：参见王秀梅、杜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9～10、9～10、10页。)

关于环境犯罪法益(保护客体)的明晰，也就清楚了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法益。中国也和大陆法系国家理论界的争鸣一样，提出了独立的环境法益即环境权，但非“环境”。依照德日的理论，环境权也属于超个人的法益，但是从终极意义上讲这一权利却又是同时属于每个人以及个人的集合——国家和社会。因此，可以说环境权实际上是个人法益、国家法益、社会法益的重叠体现，进言之，以环境权作为环境犯罪的客体是恰当的。因此，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法益即应为环境权。

四、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因果关系

环境法上关于证明民事责任上因果关系的困扰问题，在刑事犯罪责任的因果关系上也同样存在，即在于必须证明犯罪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外，还往往涉及到证明长期潜伏性污染(比如辐射污染)或扩散性的污染损害(如有害化学物质)，这些均须予以注意(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对于这个问题，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

美国及法国法对于这一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及企业结构之变动，逐渐从一般受害人与工厂污染加害人间而移转为一般受害人与工厂加害人、环保团体、居民集体与多国籍企业及国营事业间的原、被告关系。但是由于原被告双方经济地位之悬殊，以及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经济与工业的大发展，举证责任一直偏向于工业界。1970年以后，由于法院实务改革以及立法变动，而趋向于受害人原告的保护，而举证责任也开始向原告倾斜。

加拿大法上，刑事法异于民事法上的因果关系证明法则。在民事立法上，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推定责任原则，除非被告能证明行政管制法上的污染标准规定为不法，或其所采取的标准在性质上不当，或取样分析或鉴定之结果有瑕疵，否则推定被告对其行为结果应负民事责任。在刑事法上，至少在若干法规，对污染犯罪采取单纯的推定责任，只要于法庭上能就采样分析之结果提出证明的，就构成犯罪(推定因果关系)。如1970年6月26日的加拿大水防治法规定。又如，北极地区水防治法及安大略湖水资源法的规定，被告如果不能举出反证，就分析证明书或报告书上陈述的事实，推定其具有因果关系。

澳大利亚法与加拿大法不同，1972年澳大利亚清洁水法，将举证责任置于原告。该法要求水污染事实经行政机关证明确实违法超过法规上之标准界限而赋予原告权利时，原告(受害人)仍应提出“决定性之推定”事实，以证明是被告之行为导致水污染。

德国法自1972年以后，法院实务上曾有就因果关系之举证责任由被告负担之判决，如果被告无法证明时，则推定污染所生受害事实，即为被告行为所致。

日本《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第5条明定因果关系推定，即只要证明工厂或事业营运中所排放的有害物质，已达足以使公众的生命或身体遭受危险程度，而于其危险物质所排放的地区内，因同种物质所生公众之生命或健康发生危险的，在法律上即推定危险是其排放的物质所造成。日本法上规定此一推定之效果为：因果关系应由法院推定，由被告反证，被告只有在提出的反证成立时，才能免除刑事责任。

我国台湾学者邱瑞智认为，公害现象严重到对生命、身体或健康产生具体危险时，常经长久期间即广大空间之积聚，且有毒物质之检验及其危害程度之确定，常涉及极高深之科学技术，因此，在因果关系的追踪上，既相当复杂，而且极端困难。如欲严守传统之相当因果关系，则公害犯罪之适用，必绝无仅有。故疫学的因果关系说和推定原则的出现也属当然。(注：参见邱瑞智著：《公害与刑事责任》，载台湾《刑事法杂志》第16卷第5期。)何为“疫学的因果关系”，日本学者大zhǒng@①仁指出：“与公害犯罪等相关联，提出了疫学的因果关系的问题。即，在存在疫学的因果关系时，是否可以在刑法上认定为存在因果关系呢?所谓疫学的因果关系，是疫学上所采用的因果的认识方法，某因子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即使、234、235、178、178～179、180页。)但是即便如此，对于已经发生实害的环境事故，仍要考虑危害行为与这一实害的因果关系，显然是无法回避的；同时如果着重行为无价值来评价环境危害行为的不法，从而扩大环境犯罪的成立范围，是否有违刑法的谦抑，也值得考虑。

就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而言，判断危险状态或结果状态与环境危害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归责的基础。但是如何界定或者判断这一因果关系的成立，必须对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进行突破。从实务上讲，显然适用推定原则比较有利。当然这一原则的适用是否有违无罪推定原则以及在刑事诉讼中贯彻的有关举证责任的基本制度也值得研究。不过，对于从事生产、经营的人或单位，强化其对社会承担的责任无疑是正当的，而在诉讼中予以较为严格的义务负担也有必要，这有利于环境的保护，预防和惩治环境危害行为。

五、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客观特征比较

由于资料所限，这里仅大致比较我国、德国、俄罗斯(注：如前所述，俄罗斯的立法例并非典型过失犯罪的立法模式，但是这里将加重条款单独提出来作为一种特殊的过失犯罪的规定并与其他立法例比较。)的立法例的基本差异。中国刑法典直接以一个独立的条文来规定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的行为；俄罗斯的立法例则在数个条文中将过失行为(尤其是造成人员伤亡的结果)作为加重构成，并没有规定独立的基本犯罪构成；德国立法例则是在多个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构成中先行规定了故意犯的犯罪构成，而后又通过引证罪状的形式规定过失犯的条款。这里首先有一个立法技术的问题，但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更主要地在于立法者对环境犯罪的规制范围以及程度。中国刑法典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根据其犯罪对象可以分为过失污染土地、过失污染水体、过失污染大气、过失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过失倾倒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过失倾倒有毒物质以及倾倒其他危险废物等更为细化的具体构成，这样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中国立法例与俄罗斯、德国的立法例的一致性。但是，中国刑法典并没有规定以这些物质作为对象的故意犯罪(注：当然，如果行为人故意倾倒含放射性物质的废物、有毒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则可能根据中国刑法典第114、115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第1、2条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只规定了一个单独条款的过失犯罪。从立法的差异上，可以看出，实际上这表达了不同立法者对环境危害行为的不同态度：(1)在俄罗斯的立法例中其犯罪面扩大了，例如污染水体罪和毁坏土地罪，其基本构成的罪过形式为间接故意；违反生态危险物质和废料的处理规则罪的基本构成则是一个危险犯；污染大气罪、污染海洋环境罪，则只要危害环境的行为引起了犯罪对象物理性质、化学性质的改变，即便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环境资源的具体损害，也都构成犯罪。(2)在德国立法例中，这种犯罪面扩大的情况也是存在的。空气污染罪、与危险废物的不许可的交往罪(第326条)、不许可的设施运转罪、与放射性物质和其他的危险性物质和物品的不许可的交往罪(第328条)(注：但第328条第3款则属于具体的危险犯。)、危害需要保护的区域罪都属于抽象危险犯；造成噪音、震动和非离子辐射罪不许可的设施运转罪(第325条a)、通过释放毒药造成的严重危险罪(第330条a)则属于具体危险犯；而根据水域污染罪的规定，只要改变水域的性质就构成犯罪既遂，从表面上是一个结果犯，但是如果从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害、资源破坏这一后果看，则其也属于一个潜在的危险犯构成。土壤污染罪(第324a条)的规定也就有危险犯的特征。与中国的立法例相比，其惩罚面大大提前了。从中可以看出，尽管三个国家的立法者对环境危害行为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在刑法立法中进行了必要的体现，但是俄罗斯和德国的立法例在惩罚范围和惩罚力度上显然更为有力。

六、对我国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现行立法完善之建议

我国现行刑法典分则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6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共计9个条文14个罪名，但是对诸如污染大气、污染海洋、污染土地、噪音污染的危害行为却没有规定独立的条款予以规制，有观点提出应当规定独立的罪刑规范(注：参见付立忠著：《环境刑法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页。)。从上文的外国立法例举示中可以看出，我国

现行刑法典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规定得比较简约，除此之外，是否有必要对这类犯罪规定特殊的程序性条款以及其他规定也值得研究。笔者认为这里要解决二个认识上的问题：

(一)是否规定危险犯条款

我国现行刑法典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从罪状表述分析，属于过失实害犯的范畴，过失实害犯相对于过失危险犯而言。该条的罪状结构可以概括为：故意危害行为+对结果存有过失。进言之，“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不仅是犯罪的罪过认识要素，而且是犯罪成立的必备条件。而单就故意危害行为(即“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本身却是不可罚的。这一点俄罗斯和德国的立法例有很大不同，如前文所述，其在刑法典中规定了一定数量的故意的危险犯条款，甚至是抽象危险犯的条款。如果将我国刑法典第338条中的“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的行为孤立出来，或者加以分解的规定，并规定独立的法定刑，那么就属于所谓抽象的危险犯类型了。设若如此规定，其在立法上和司法适用上的效果就会有变化：(1)不要求有具体的犯罪后果，即舍弃了造成公私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的具体犯罪后果这一犯罪成立要件。因此，在犯罪成立范围上，行为人破坏环境资源保护行为成立犯罪的时间即大大提前了，其成立犯罪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2)控诉机关举证责任的减轻，就是说，控诉机关只要证明行为人有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等物质的行为，而该行为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危险，那么就完成了举证责任，法院则可以在认定此项举证事实的情况下认定行为人有罪。换言之，控诉机关没有必要特别证明犯罪后果的发生，尤其是犯罪后果尚没有显现出来或者很难取证的情况，同时相关的因果关系举证责任也可以免除。所以，要不要在环境刑法规范体系中规定故意的危险犯乃至规定故意的抽象危险犯，确实牵涉到立法价值的选择问题。

(二)是否采用间接故意犯的规定模式

俄罗斯刑法典中的违反危害生态的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规则罪、污染水体罪、污染大气罪、污染海洋环境罪、毁坏土地罪都属于间接故意犯，即法律要求行为人对构成实害结果或者危险的发生持放任的态度，既非积极追求，也非不情愿。根据我国刑法典的规定，如果行为人明知向水体、土壤、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废物等物质的行为可能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而放任这一结果发生的，则不应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论处，比较恰当的适用条款是刑法典第115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第2条的规定或者第275条故意毁坏财物罪来定罪处罚。设若行为人明知向水体、土壤、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废物等物质的行为会造成水质、土壤、大气质量发生恶化而仍有意为之，并且形成相当程度的污染却没有造成具体的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的，则在刑法上是不可罚的。根据俄罗斯刑法典的有关条款规定，则类似行为可能构成犯罪。比如，违反危害生态的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规则罪，属于具体危险犯，只要“构成严重损害人的健康或环境的威胁的”即构成犯罪；污染大气罪属于结果犯，但是只要具备“造成空气的污染或自然性质的其他改变”即构成犯罪；污染海洋环境罪属于结果犯，但是只有具备“污染海洋环境”的结果即构成犯罪，而所谓“污染海洋环境”具体是指向海洋中投放可能使海洋环境质量恶化、限制其利用、导致海洋生物资源毁灭、减少、枯竭或患病的物质和材料(注：参见黄道秀译：《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释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95页。)；毁坏土地罪属于结果犯，而其构成结果为“人的健康或周围环境受到损害”。在这种立法例的情况下，行为人所预见的犯罪后果与事实上发生的犯罪后果相比“重大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这一后果而言，是比较轻的，因而其犯罪成立的要求也相对于以“重大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作为犯罪结果”的立法例低，可以说，对犯罪评价的重点也就从犯罪的具体结果上转移到危害行为本身。在这种立法例下，规定间接故意犯也就顺理成章了。是否采取间接故意犯的立法模式问题，在实质上是如何规定犯罪的构成结果或者危险的问题，这也需要立法者进行选择。

就我国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完善问题，应当置于整个环境刑法规范体系中进行探讨，也就是说，要将环境刑法规范的总体完善的问题首先提出来，而后在这一体系中解决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完善问题。笔者认为有四个方面可以作为改进的方向。

1.应当根据环境资源的具体构成要素作为犯罪对象

这里隐含的前提是：规定以这些要素为对象的故意犯罪。对此可以考虑德国的立法例。现行刑法典第338条将土地、水体、大气的破坏规定在一个条款中，尽管比较简约，但是由于这三种环境要素具有不同的特点，因而在具体犯罪中表现形式也就不同(注：严格从语法上讲，第338条也是存在问题的。由于该条中犯罪对象和行为方式为选择关系，如果进行词语组合就会发生不搭配的现象，如“向空气中倾倒”、“向空气中处置”这样的语法错误。)。如果规定了以这些环境构成要素为对象的故意犯罪，那么也应当将相应的过失犯条款规定在一个法条之内，以不同条款出现。

2.应当周延各种严重的破坏环境危害行为

现行刑法典中对于破坏环境资源的危害行为的广度是认识不足的，诸如噪声污染、违反防治污染义务、破坏草原、破坏植被等危害行为并没有予以犯罪化，而这些行为的危害性也具有相当的刑事可罚性。因而在规定这些形式的故意犯罪的同时，有必要在相应的条款规定过失犯罪。

3.有必要规定过失危险犯

为了有效惩治环境业务过失犯罪，有必要规定过失危险犯条款，当然由于过失危险犯将犯罪的成立标准大大提前，因而在立法选择上应比较慎重。同时，笔者认为，规定过失的具体危险犯是可行的，而不应当规定过失的抽象危险犯，否则可能导致犯罪面的过度膨胀，同时也会在司法适用上造成被滥用的弊端。

4.立法技术上的完善

除了考虑罪状表述更加明确以外，在刑罚规定上要有所改变。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罚金刑规定缺少明确性，有必要在法条规定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标准。如何确定罚金刑的

量刑标准，是法定刑配置科学化的一个重要课题。关键是如何确定一个合理的罚金刑量刑指标，笔者认为，在数额确定上可以将犯罪地居民最低生活水平所达数额作为基本的量刑指标，理由在于任何犯罪是对刑法所保护现有社会关系整体的侵犯，作为社会成员的居民即便没有遭受到具体犯罪的侵犯，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秩序却因此而遭到威胁，因而也构成对其权利的潜在的侵犯；以犯罪地的居民最低生活水平为标准，则考虑到犯罪毕竟存在于一定的时空关系而具有个别性，因而将之置于具体的时空环境中考察是适当的。在确定量刑指标后，则规定一定的倍数幅度作为适用的选择范围。这种规定方式优势在于，既考虑到量刑标准的统一和合理化，又注意到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注：参见拙文：《贷款诈骗犯罪之比较研究》，载高铭暄、赵秉志主编：《21世纪刑法学新问题研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9页。)

资源环境范文篇6

一、环境资源犯罪刑罚设置的弊端

1.自由刑与环境资源犯罪特征和量度的对应性不足康德认为,应当以道德罪过为基准对犯罪人发动刑罚。犯罪应受的刑罚形式取决于犯罪人实施的犯罪的形式,而且刑罚应当与犯罪在量和形式上相均衡。“惩罚的方式和尺度是什么?公共的正义可以把它作为原则和标准,这就是平等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在公正公平上的指针就不会偏向一边。”[1]这意味着,刑罚在惩治犯罪时应与犯罪在特征和量度上相统一、相均衡。环境资源罪往往是以转嫁经济成本的方式,采取破坏性的开发、利用和排放的措施,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环境资源犯罪体现了追求非法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犯罪特征,其量度是所实现的犯罪收益的数额。道德报应主义认为,刑罚的设置理应从抑制犯罪人追求经济利益和实施经济压力、痛苦等方面来惩治犯罪。而我国刑法并没有针对环境资源犯罪的特征和量度设置与之相对应的刑罚措施,而是普遍借用适用于其他犯罪的传统刑罚措施。例如《刑法》分则第六章第六节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都只规定了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和罚金4种刑罚种类。这种规定虽然可以对环境资源犯罪起到一定程度的威胁作用,但在预防环境资源犯罪方面,尤其是对破坏环境资源的补偿方面及有效利用环境资源方面的作用不大。因为,经济活动并不完全依靠经济主体自身行为来实现,所以破坏环境的经济行为与犯罪行为人是否享有人身自由的关联性不大。2.犯罪成本偏低环境资源犯罪往往是非法营利性犯罪,刑罚设置一般都包括了罚金刑。笔者认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犯罪人缴纳罚金可能如同缴纳资源税、环境税(如排污费)一样,视同于获取经济效益应当支付的成本之一。因此,在犯罪人那里,罚金极有可能被视为犯罪收益理所当然的成本支出,此时罚金刑的刑罚功能丧失殆尽,无刑罚价值和意义可谈。而且实施环境资源犯罪人承担罚金刑事责任以后,只要犯罪的基础利用、开发环境资源的资格仍然存在,犯罪行为人就极有可能将缴纳的罚金视为经营成本,依靠再次实施环境资源犯罪来分摊,致使再次实施犯罪的可能性和危害性变大,不利于预防环境资源犯罪的发生。罚金刑作为附加刑,可以单独或者附加适用。目前我国刑法规定,一般情节的环境资源犯罪,都规定罚金刑与短期自由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选择适用。如果法院选择单处罚金,犯罪分子仅需要以支付财产的方式来承担刑事责任,这样就掩饰了犯罪的反社会性、反伦理性实质,淡化了环境资源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如果法院在判处犯罪分子短期自由刑的同时并处罚金刑,也往往会考虑自由刑与罚金刑之间的折算关系,尽量控制罚金的数额。这样一来,对犯罪分子来说,犯罪成本低于犯罪收益,可能再次刺激行为人实施环境资源犯罪,不利于此类犯罪的预防。3.处罚力度偏轻环境资源犯罪往往是采取破坏性的开采或排放,转嫁生产成本等方式来获取利益。如前所述,我国现行刑法规定对自然人实施环境资源犯罪的刑罚主要是自由刑和财产刑。其中,自由刑往往在10年以下,个别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大多数一般情节的环境资源犯罪的刑罚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而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宣告缓刑。这使得环境资源犯罪的犯罪成本从立法到司法的跨越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低,而环境资源犯罪给犯罪者带来的收益却是巨大的。尤其是单位犯罪时,单处的罚金刑的违法成本过低,与单位实施环境资源犯罪的收益相比,不足以遏制犯罪动机。

二、环境资源犯罪配置资格刑的必要性

1.有效遏制环境资源犯罪资格刑不可或缺从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环境资源犯罪其实是犯罪主体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性体现。经济外部性是指一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对其他人的福利产生经济成本以外的积极(有利)或消极(不利)影响。“这种有利影响带来的利益或不利影响带来的损失,都不是生产者或消费者本人所获得或承担的,是一种经济力量对另一种经济力量‘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2]经济外部性又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前者是指某个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导致他人享受额外利益,但自己却不能因此得到补偿;后者是指某个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导致他人遭受额外损失,却不用去补偿损失。无论是经济的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都可能导致无法通过市场手段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经济的正外部性给社会带来收益却无法从社会获取补偿。经济的负外部性给社会带来损害却不需要承担赔偿成本。两者都会导致经济效益与经济成本在经济主体和社会之间的配置不够优化。由于经济正外部性的出现并不完全改变市场竞争的公平原则,所以一般不需要用制度的方式对其进行规制。尤其在强调公共福利的社会里,国家往往鼓励而不限制经济活动的正外部性行为。然而,经济负外部性的出现,使得应该由经济主体支付的经济成本转嫁给社会,而自己却享受低成本换取的高利润,严重违背了市场竞争的公平原则。环境资源犯罪在本质上是严重的侵权行为。根据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当客观伤害所产生的决定赔偿权利有效时,它是能够得到赔偿的。”[3]从目的性来看,经济学分析确定侵权责任的宗旨在于使侵权造成的社会损害成本最小化。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科斯提出的“成本交易理论”认为:只有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法律的规定才无关紧要,因为交易者之间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条件下可以就如何分配各自权利和赔偿问题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所以,根据科斯定律,只有把经济外部效应作为一种产权明确下来,才有可能通过当事人之间的自愿交易实现外部成本内部消耗。因此,“明晰产权”是抑制经济负外部性的有效措施之一。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负外部性的产生是由于被侵害财产的产权不明确所致。例如,在环境污染犯罪方面,行为人之所以毫无顾忌地将未经处理的污染气体排于大气,主要是因为被侵害的大气产权不明,没有人向经营者提出损失补偿,经营者也不知道应该向什么人支付损害补偿。而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对大气环境作产权确认仍然有困难,因此污染环境犯罪也不太可能在短时期得到较好的控制。破坏矿产资源的犯罪也一样。在我国,尽管法律法规明确了矿产资源的产权属于国家所有,凡是侵害矿产资源或者破坏性开采矿产资源的行为都是侵害国家产权的行为;但从产权理论来看,国有产权往往具有实际的模糊性,容易出现权力寻租,再加上对矿产资源监督链条过长、监管成本过高,导致监管失效。因此,在行为人追求高额利润的动机驱使下,任何强制性的制裁对制止和消除破坏矿产资源的行为都显得软弱无力。因此,当环境资源产权不明或产权结构效率较低时,运用传统自由刑和财产刑就难以有效控制环境资源犯罪,寻求可替代性刑罚是必然选择。资格刑理所当然地可以充当这种替代性刑罚。因为,资格刑以剥夺犯罪人某种资格为刑罚内容。对于破坏资源和环境的犯罪人适用自由刑和罚金刑,难以保证犯罪行为人不会再实施犯罪行为。而一旦剥夺或限制犯罪行为人从事经营活动的资格时,就彻底铲除了犯罪行为人实施环境资源犯罪的基础,从根本上消除了其再次从事环境资源犯罪的可能性。例如,《刑法》第343条规定的破坏性采矿罪,是指“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采取破坏性的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的”行为。我国《矿产资源法》规定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批准取得采矿权并办理登记,无论是自然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只要剥夺其有偿获得的开采矿产资源的资格,就可以完全防止其破坏性采矿犯罪行为的再次发生。又如,《刑法》第338条规定的污染环境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当刑罚为之配置的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刑不能完全消除其再次发生污染环境的犯罪时,剥夺或限制其从事可能污染环境的经济活动,就可以彻底预防再次实施污染环境的犯罪发生。2.提高环境资源法律的制度效益资格刑优势明显环境资源法律的制度效益,是指国家为了实现保护和改善环境而设计的各种环境资源保护和开发的法律制度在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等各个环节中产生的全部物质和非物质效益。国家通过设立环境资源保护法律制度实现对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社会成员对环境资源,以及与环境有关的生产资料不断改进和改善,适度利用环境资源创造出更高的社会效益。环境资源法律制度可以控制和调整资本市场、原料和产品分配市场,维持快捷有序的市场秩序;还可以通过对产权的重新确认,使产权回归到最能优化产权和保护产权的经营者手中。这一切都会因为环境资源法律制度的适用而带来社会效益。制度效益不仅包括经济收益,还包括政治收益、社会收益、伦理收益等。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既表现为健康和安全的保障,也表现为收入、福利和就业的改善;既表现为经营自主权的落实、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利润的提高,也表现为社会经济秩序的好转,社会供需矛盾的解决;还表现为环境污染的减少及补偿的增加。刑法作为重要的制度保障,在调整和规范社会秩序的过程中也需要追求其法律收益。这就要求刑法在运用刑罚方法保护某种利益或者满足某种需要时,不仅以现实刑罚本身的价值为目的,还应当兼顾可能带来的社会、经济利益和人类的需求,并在刑法可能涉及的不同价值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4]。在笔者看来,刑罚适用于环境资源犯罪时,其制度效益体现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方面。①从宏观层面来看,不同刑罚制度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相同,产生的社会效益的差异不大。资格刑如同其他传统刑罚一样,在实现民主、文明和法治方面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我国,要求从事与环境资源有关的经营性活动的主体要具有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资格或资质。虽然国家推行的是环境资源有偿开发和利用制度,但有偿开发和利用的前提仍然是以民主和法治为基础的,即以民主的方式向每一个社会成员开放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资格和资质,以法律规定的程序申请和许可开发、利用环境资源。当拥有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社会主体实施了环境资源犯罪时,剥夺或限制其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资格或资质,正是对民主的保障和对法治的维护。②由于不同的刑罚方法对经济效益指标的优化利用和配置的保障作用不同,致使制度经济效益大小有别。我国刑罚对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只规定了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等自由刑和罚金刑。其中,自由刑是针对自然人人身自由而设置的刑罚措施,除了以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实现刑罚报应功能之外,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自然人再次实施环境资源犯罪,但自由刑却难以实现环境资源的最优化利益。因为,一般情况下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都是有偿取得的,例如采矿权,属于犯罪人财产权的一部分。如果行为人实施了环境资源犯罪,法律不能剥夺其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仅限制犯罪人的人身自由,那么其所拥有的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被暂时“搁置”起来,就影响了其他社会成员从事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致使环境和资源应有的经济效益得不到充分发挥。尽管罚金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环境资源犯罪带来的经济损失,但罚金刑只能在国家与犯罪人之间实现经济利益的平衡,无法使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许可权在社会成员(犯罪人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进行重新优化配置,从而阻碍了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其经济效益的持续发挥。可见,在遏制环境资源犯罪方面,自由刑和罚金刑明显增加了刑罚的机会成本。如果对环境资源犯罪配置资格刑的话,上述问题就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因为资格刑对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分子适用以后,就可以将剥夺犯罪人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资格或资质再次分配给其他社会成员,使得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经营行为得以延续,从而实现资格或资质持续性的经济效益。可见,与其他刑罚相比,资格刑可以降低刑罚的机会成本,增加经济效益,从而提高环境资源法律的制度效益。3.防范环境资源风险犯罪资格刑措施适当预防犯罪的方法有直接方法和间接方法两种形式。其中直接预防方法是指对已经出现犯罪预兆或者即将发生危害结果的犯罪行为所采取的预防方法;间接预防方法是指根据犯罪发生前表现的各种预兆和迹象,运用各种社会对策手段,提高人们的守法意识和知识,实现自我约束,达到服从法律、防止犯罪发生的目的。在两种预防形式当中,直接预防需要依靠外部强制力与犯罪进行对抗,其中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动用刑罚来预防犯罪,是“事后预防”的做法。间接预防则是刑罚提前介入的“防恶于前”的犯罪预防方式。边沁指出:“几乎没有什么刑罚手段更甚于饥饿;没有什么手段能显示出发放救济那么大的效果。制止贫困所引起的犯罪的唯一有效方法,在于向需要生存条件的人提供必需品。”[5]基于边沁“防恶于前”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风险刑法”正是突破了传统刑法的归责模式,改变了传统刑法对犯罪规制滞后的做法。所谓“风险刑法”,是指规制某些因违反规范而可能导致社会风险的行为,用刑罚方法提前对潜在的犯罪行为进行处罚,以避免影响人们生活安全的社会风险行为发生,进而为实现刑罚的积极的一般性防止目的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刑法制度。现代社会,人们对风险的规避及对安全保障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因此,针对一些影响人类生存安全的风险性行为,刑法制度不应该只是被动地评价和否定,而应当提前介入防范。刑罚的目的应当从事后的惩罚、矫正转向事前的预防和控制。为了应对风险、保障社会的安全与秩序,刑法理论和立法实践开始改变传统刑法的规制方式,即在类似于环境犯罪、计算机犯罪、食品药品犯罪、基因医学犯罪等特定领域,“刑法已经从传统的后卫地带走向了前沿地带,通过惩治行为人行为所带来的风险来实现对法益更为前置的保护”[6]。随着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安全诉求意识的不断提高,运用刑法规范对类似于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等影响到人类生活和健康的风险行为的防范理念也有所改变。刑法以保护法益为目的,随着人们价值观的变迁,刑法法益的内涵由个人法益向国家法益和社会法益蔓延,法益的范畴也由生活物质利益领域向精神利益领域扩张。因此,在笔者看来,当人们面临环境资源犯罪引发的难以防范的巨大安全风险,根据以往的认知和经验而形成的风险防范模式无法应对时,对环境法益保护的需求就不只局限于对被侵害法益的恢复和补救,而更加注重环境法益可能被潜在行为侵害的防卫对策。也就是说,对环境资源犯罪还应当运用刑罚方法来处罚“危险犯”,从而避免环境遭受破坏的社会风险发生。这在国外环境刑法立法中处处可见。例如,韩国1991年颁布的《关于环境犯罪处罚的特别处置法》第3条规定:“如果一个企业或单位造成严重污染,实际上发生的是威胁公众生命和人体危害的行为,但排放污染物质的行为与其后果之间存在相当的盖然性,法院应当推定其后果是由排放污染物质的企业造成,应该处理该案件。”《日本矿产资源法》第193条规定:“对于不携带或不出示有关书面证明者、不提交有关报告或提交假报告者以及拒绝、回避有关检查者,处3万元以下罚金。”美国《资源保护和回收法》也规定:任何人故意运输或导致运输该法列举的危险废物到没有许可证的设施的行为,则构成环境犯罪行为。也就是说,行为人只要实施了违反保护环境法律的犯罪行为,不管是否造成实际损害,都可以认定为环境犯罪行为。可见,为预防犯罪的需要,国外立法突破了传统实害犯的理论束缚,肯定了环境资源犯罪的行为犯和危险犯。传统刑罚虽然也有预防犯罪的功能,但须严格遵循“罪责原则”,只有当犯罪行为造成了严重环境污染以后,才能运用刑罚手段进行制裁。因为,在“罪责原则”要求下,传统刑罚(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等)是不可能适用于没有发生现实社会危害性的侵害行为的,即使这种侵害行为是引发社会风险的推动力之一。只有当某种法益现实受到了侵害,才可以对此行为进行刑法评价并适用刑罚。例如,“雾霾”给人们的健康安全带来极其巨大的风险,但刑法只能对此置之不理。原因在于“雾霾”的危害并不是某一个特定社会成员引发的,而是人们社会经济行为和自然气象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7]。特定环境侵害人(企业或个人)对“雾霾”这种群体风险“贡献”作用并不大,其侵害行为对环境污染的严重性不足,刑法当然就不能要求特定主体(企业或个人)承担传统的刑罚责任,即不能因为“雾霾”的环境风险而判处特定主体某种刑罚。然而,风险刑法对环境资源犯罪的刑罚规制是提前对潜在犯罪进行处罚,而不是等到犯罪行为对环境安全造成现实危害以后才适用刑罚措施。显然,运用“风险刑法”理论来防范环境资源犯罪,也是对“罪责原则”的突破。为解决对犯罪“事前预防”的刑事责任问题,边沁在他的“防恶于前”的犯罪直接预防理论中设定了不同于传统刑罚的预防方法,主要有:告诫;训诫;强制离开某地;要求提供保证人或保证金;部分放逐;给处于危险境地的人或物设置警戒或对守卫人员予以保护;查获用于犯罪预备的武器。在这里,虽然边沁没有明确提出剥夺资格的预防方法,但根据他的思路,完全可以推断以适用剥夺资格为内容的资格刑也能起到直接预防犯罪的作用。尤其针对侵害环境资源可能引发环境风险的行为,当无法适用传统刑罚方法要求侵害行为承担刑事责任时,资格刑可以很好地迎合“风险刑法”理论,从而解决破坏环境的风险危害行为的刑事责任问题。因为,资格刑是以剥夺某种法定资格或权利为内容的刑罚,而环境资源犯罪的主体一般是通过法律程序获得从事资源开采和排污资质的,而这些资质又与犯罪行为有一定的关联性;因此,为防范可能引发侵害环境的风险侵害,完全可以通过法定的程序剥夺这种资质,从而对实施了可能引发环境风险且没有造成严重危害的环境侵害行为进行刑罚规制,以避免更大环境风险的发生。例如,《刑法》第343条第2款规定了“破坏性采矿罪”的处理方法:“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采取破坏性的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根据该条规定,只有行为人实施了破坏性采矿行为且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时,才可以对其适用自由刑和罚金刑等传统刑罚。如果实施了破坏性采矿行为,但没有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时,传统刑法理论不认为成立破坏性采矿罪,也就不会对侵害资源的行为适用自由刑或财产刑。但为了避免自然资源破坏性开采的风险,完全可以对实施了破坏性采矿且没有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的行为适用资格刑进行处罚,限制或剥夺矿产开采权,从而最大可能地避免自然资源破坏风险的产生。

三、环境资源犯罪资格刑之完善

资源环境范文篇7

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我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总结了2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概括了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全党同志都要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精神的战略高度，从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坚定不移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地完成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肩负的历史任务。

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注意把握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了发展这个主题就没有意义了。发展首先要抓好经济发展。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国际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和切实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加快实现现代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才能为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为全面协调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才能更好地解决前进道路上的矛盾和问题，胜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因此，全党全国都要增强促进发展的紧迫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充分调动和切实保护广大干部群众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第二，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没有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不断推进，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不仅经济发展难以持续，而且最终经济发展也难以搞上去。要坚持抓好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时又要切实防止片面性和单打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防止出现因发展不平衡而制约发展的局面。

第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努力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不断保护和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需要数量的增长，但不能把经济发展简单地等同于数量的增长。要充分运用我国的体制资源、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资源、技术资源以及国外资源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和有利因素，推动经济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同时，发展又必须是可持续的，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实现我国发展的长期奋斗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发展中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既积极实现当前发展的目标，又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为子孙后代留下充足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空间。

第四，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贯穿于各方面的工作。科学发展观揭示的是发展的普遍规律，对全国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各地区各部门都要认真贯彻落实。同时，又要充分考虑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发展差异和不同情况，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条件和发展需要有重点、有步骤地采取措施，不能强求一律，搞齐步走、一刀切。关键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落实科学发展观，注重解决自身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更快更好地推动各项事业发展。

资源环境范文篇8

论文摘要：分析了传统给水排水工程规划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目前我国城市水资源环境的影响，指出为了实现水资源环境的良性循环，应采取统一的、综合的和优化的给水排水规划。通过合理选择各类水资源及供水模式、优化配置给水排水工程设施，能够达到满足用水、减少污染、提高效益、降低费用的目的。

论文关键词：给水排水工程区域规划优化

目前，我国城市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恶化严重，除了自然因素以及人口增长，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快，建设资金严重不足，一些中心城市规模过大等原因外，还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给水排水工程的规划观念落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规划研究方法有待改进。

1传统给水排水系统规划存在的问题

目前，给水排水系统规划已从早期的以单一费用指标为目标，对单一设施或者个别河段进行中、短期的被动单一工程开发对策，发展到了多部门参与的以“净效益”为代表的以单指标为目标，对区(流)域进行长期、中期、短期一体化的多工程开发对策，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给水排水这2个领域规划的某些观念和方法仍然存在不足之处。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城市建设注重给水、偏废排水，忽略生态用水，对有限的水资源一味开采、利用，却缺乏有效保护的现状，造成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质量的不断恶化。而且由于缺乏区域统筹规划，各城市仅关注本城市可获取的水量、水质及水系的上下游问题，结果常常出现城市之间污染转嫁、上游城市过度开发形成断流，从而导致整个流域或区域用水日趋紧张的局面。由此可见，违背自然规律，不仅造成自然界水资源的恶性循环，同时也使人类对于水的开发利用陷于困境。

2树立区域(或流域)给水排水工程综合规划的观念

2．1提高对水资源的认知水平进人21世纪，我国的资源、环境问题中，水问题尤为突出。长期以来对水资源过度无序地开采，对水体循环任意的干扰和破坏，已造成很多地方在水量和水质两方面失去动态平衡，出现了水少与水浪费并存、水多与生态失衡并存、水脏与水管理不善并存的严峻局面，严重地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为了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呼吁全社会提高对水资源的认知水平，改变长期以来人们关于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观念。水作为人类及一切生物不可代替的生存要素，既应有足够的数量，也要有可用的质量，有“量”无“质”，或有“质”无“量”，都将制约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改变城市建设偏废排水，城市规划中给水，排水各行其是、互不约束的现象，将给水排水视为水体循环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2个过程。一个城市给水排水工程的规划、建设，应充分体现出给水排水内在的统一性，通过协调开采与补给，破坏与恢复之间的动态平衡，确保水体始终处于良性循环，长久地供给人类利用。

2．2树立区域、流域观念。形成区域、流域给水排水工程建设的整体协调发展纵观世界各国发展历程，当工业化和社会城市化急剧发展，使原有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生活环境迅速改变，工业、人口、资源等各类矛盾日益尖锐时，各国便纷纷步人了区域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工业结构的调整和合理布局，规划、开发新区，控制疏散大城市人口以及自然资源的开发与环境保护等，在此期间，区域规划被广泛地推行采用，成为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区域规划中有一项很重要的专业规划即水资源综合利用规划，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给水排水工程规划。

区域性的给水排水工程规划，应根据区域水资源时空分布特点或河流水体上、下游的水文水利关系，进行水资源开发和水污染控制，在区域范围内通过水资源的合理调配，平衡供需矛盾，通过协调污水处理程度、排污口及水体自净容量之间的关系，维系河流水资源的供给能力，保证下游城市的生存和发展，维护区(流)域生态平衡。除此之外，区域给水排水规划还应根据区域内水资源可供量及分布特点、水环境承载力，对区域内各城市用地布局、产业结构、发展需求进行分析评价，限制大耗水工业与重污染工艺的发展，提倡建设节水工业和采用清洁工艺，从而促进区域经济一水资源一环境的共同协调发展。

2．3保障区(流)域生态环境需水。提倡水资源综合利用忽视水资源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关系是20世纪水资源管理的失误，直接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引发出河道断流、地下水位下降、森林退化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等诸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重新审视水资源管理策略，强调水资源、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的相互协调，重视生态环境和水资源的内在关系，遵循“必须首先满足基本生态需水”的原则，对供水、用水、节水、排水、污水处理及其回用等的统一管理方式进行重点改革。此外，还需充分考虑水资源的合理永续利用。提倡一水多用，提高生活用水的重复使用率，工矿企业实行循环用水、分质用水、回收利用污水，将以往对水污染的消极治理变为积极预防，这样才能促进水环境质量向着有利于人类当今和长远利益的方向发展。

3以系统分析方法进行给水排水工程规划

系统分析方法是解决社会用水供需矛盾以及水体环境恶化与恢复的平衡矛盾的比较科学的、有效的方法之一。其主要特点是研究问题时重点把握问题的整体性、相关性以及对周围环境的适应性。区域性给水排水工程规划不仅涉及的问题庞大而复杂，而且工程耗资大、周期长，常常需要对众多可行方案的优劣进行评价和判断。在区域或流域范围内，采用系统分析方法对规划方案进行深层次论证，可以保证各类水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各类给水排水设施的合理布局，为日后区域给水排水设施的统一调度、优化运行奠定良好的基础。

采用系统分析方法建立的给水排水综合规划优化的概念模型如下：目标为水资源量使用最少、水处理设施费用最少、COD排放量最少，约束条件为水资源可供给量约束、用水与排水系统内水量平衡约束、再生水利用约束、环境最大承载力约束。

式中：为生活用水；W，为生产用水；W为生态用水；W为排水量；W为再生水量；W为水资源可利用总量；为污水排放系数；为再生水利用系数；or为再生水占水资源总量的比例；MaxCOD为环境COD最大允许排放量。

该模型将给水、排水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考虑了生态、生产、生活3方面的水资源用量，并且对污水排放、污水再生回用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考虑，研究了其统一规划、协调发展与综合利用等有关问题，从而提高了给水排水工程投资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满足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环境良性循环要求。

资源环境范文篇9

一是要充分认识重要性。目前，县域经济不论基础条件如何，都处于加快发展的态势，以增强各自的经济实力。在这种大趋势下，不乏有的地方看重地区GDP，追求经济增速，忽视资源环境保护。因此，竭尽全力争取公共财政资金、多形式招商引资开发资源上项目，推动经济快速成长，有的已超出了能源、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甚至导致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有的正体现出经济发展方式尚未根本转变，产业结构仍未优化，验证着县域经济发展在快上有余而好上不足。在这个大环境中开展资源环境审计，促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维护资源环境安全，其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在认识其重要性上，应从三个角度或环节主动切入。首先，要充分认识资源环境审计的政治重要性。资源环境是经济社会的有效载体，是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审计作为经济卫士，承载着维护经济安全的责任和义务，应勇于面对资源环境审计的挑战，从认识层面理解其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不应停留在原有理念上，要有一种善于探索和实践的勇气和锐气。其次，要在实践中认清项目审计的资源环境重要性。要运用传统的重要性评估手段，认清审计项目中的资源环境的重要性，以此为基础,才能从认识上有个科学判断和客观评估。再次，要推动审计客体对资源环境审计的认识和理解。在地方经济发展仍然依靠项目投资拉动、资源环境越来越受到重视、资源环境审计日益摆上日程的背景下，基层一定要通过审计手段，帮助审计客体提高对此项审计的认识，加大双方的沟通和理解，主动进行配合，达到审计的预期目标。

二是要提前预见风险性。审计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从开始实践起，就伴随着一定风险。不仅判断审计项目的重要性水平与审计风险存在反向关系，而且审计技能与审计风险也存在反比关系；不仅存在固有风险，而且潜在检查与控制风险；不仅具有共性风险，而且还有特性风险。相对来看，资源环境审计的风险要明显高于财政财务收支审计与绩效审计的风险。主要由两个层次产生风险因素，其一是技能产生的检查风险。目前，基层审计人员普遍素质偏低，大多偏重于单一的财会业务，缺少法律、工程、经济学、计算机等专业人员，已明显不能满足资源环境审计的需求。就目前现状，如不加大专业培训，缺乏充分准备而实施审计，就会在控制和检查环节潜存着较大的风险因素，而且不易避免。其二是项目本身产生的固有风险因。资源环境审计不同于单纯地账项审计，需要做大量细致地审计调查、科学计算、多方印证、专业评估，加之审计主客体信息不对称，新上项目有关资源环境记录资料不多，班子决策涉及也有限，其项目本身导入了一定的固有风险，给评估判断增加了难度。在这种情况下，要有效开展资源环境审计，就必须提高综合素质能力，超前预见项目审计风险，把风险控制或降低到可接受程度。

三是要注意侧重时效性。财政财务收支审计和绩效审计主要是以年度划分审计范围的，而资源环境审计是难以用年度去体现。有的项目可当年完成，而有的却要跨年度甚至多年度才能完成；有的当时对资源环境没有影响或影响不大，而有的在几年后产生影响或有着长期影响。因此，在资源环境审计实施中，应把着力点侧重放在审计项目的时效性上。既要看项目建设当前对资源保护与开发、节约与浪费、生态保护与污染、节能减排措施与落实的情况，更应从长远的角度去验证资源环境的时效性，从当前着眼长远，认真进行分析，从深层进行揭示，以科学发展加以评价。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审计维护资源环境安全的目标，发挥审计在促进资源管理与环境保护中的积极作用。

资源环境范文篇10

关键词：生态环境用水；计算方法

1研究生态环境用水的目的和意义

水是生命之源，万物之本。陆地水文过程与生态环境变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直接关系到区域水文状况与水文环境的好坏，而区域水文情势则对生态平衡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长期以来，在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往往没有考虑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的水资源分配问题，致使一些地区的生态环境出现退化，表现出类似上述的各类自然生态问题。为根治这些生态环境问题，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国务院制定并了《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随着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开展，生态环境用水问题将越来越突出，研究我国生态环境用水，对于实现我国水资源区域间、部门间的合理配置和可持续发展利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生态环境用水的计算方法

计算时需考虑的几个指标：①河流流量指标：一般情况下，河道内应保证60％的水质达标水量，流量减少会直接影响其生态功能。人类为维持生活、生产和生态的河道外用水，一般不应超过河流径流量的40％；②湖泊的面积与水量：城市水体面积的比率直接关系到城市空气的湿度和温度，是城市生态的重要指标。采用河湖占城区面积比来反映城市水生态状况；③湿地指标：湿地面积比率反映了湿地影响的大小。以湿地面积、湿地水体面积和湿地比率作为衡量湿地状况的指标；④地下水指标：地下水位直接反映了地下水储量，如果地下水位很低，不仅不能补给地表水，而且湿地和河流就很难蓄住水，地表植被也难以生长。抽取地下水后，地下水位应不低于保持原植被的水平，更不能造成地面沉降；⑤水质指标：水质状况决定了水体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和发挥功能的大小，污水危害生物的生存，降低水的生态功能。水体水质是反映水体好坏的定量体现；COD是水污染的主要污染物，是实现“总量控制”的重要指标；污水处理率反映了污水治理的程度，决定着进入水体污染物的总量。流域排污总量，应在河流径流量的1/40以内，以达到自然稀释，超标的一定要达标排放。

3湿地生态环境用水

湿地与人类的生存、繁衍、发展息息相关，但关于湿地生态环境用水的核算，还没有具体可行的方法。目前关于湿地生态环境用水量的核算，大多参照河流生态环境用水进行核算。如湿地基本生态环境用水量，可采用湿地的陆面和水域蒸发量代替。

4回补超采区地下水生态环境用水量

在地下水超采区，用于保护与恢复地下水位所用水量即为回补超采地下水生态环境用水量。1993年世界银行的水资源政策文件明确了地下水可再生性维持的标准，即水资源开发利用总量决不能超过地下水补给量，但缺乏有关生态环境用水量的确定标准，因此计算比较困难。

（1）全局出发，实现水资源的优化、合理配置：水资源优化、合理配置的主要目标就是协调资源、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动态关系，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配置，使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保证经济社会、资源、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其实质就是提高水资源的配置效率和水的分配效率，在一个特定流域或区域内，工程与非工程措施并举，对有限的不同形式的水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分配，合理解决各部门和各行业（包括生态环境用水）之间的竞争用水问题。

（2）建立健全水权管理体制，加强生态环境用水的权属管理：在过去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管理体制下，水资源使用成本近乎为零，挤占生态环境用水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水资源任意开发利用，很难避免无序侵占和浪费。当水资源已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时，其使用价值相应提高，这就更加剧了资源的无序侵占与过度利用。而这种无序侵占与过度利用所造成的外部不经济更加明显，如河道断流、生态环境恶化等。

水权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有利于明晰用水者的权益界定。特别是生态环境水权的确立及其水权主体的明确，则将有利于保障生态环境用水，从而保障公共利益。从国外经验看，生态环境水权通常由政府机构监管或由专门成立的非政府公共机构享有。南水北调水资源的分配为调整界定初始水权、确立生态环境用水权提供了最好的契机。而这一水权，在初期可以暂时由流域机构等各级水权管理机构分级监管，待时机成熟后再转入特定的公共机构。

此外，水权制度的引入，可以改变过去取水许可以一次性授权水量分级标准而不控制总量的弊端，真正实现由流域机构统一管理水权，并通过省（自治区、直辖市）际水权管理权限的划分等法定程序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分级管理相应的水权，必要时省也可以通过市（地区）际水权管理权限的划分等法定程序授权市（地区）分级管理各自的水权：从而，在总量上控制、限制和避免超量用水，真正保障生态环境水权名实相符。

（3）实施水资源分类分级优化配置管理：目前，在流域内的水资源管理体制下，水资源的管理方式较为粗放。首先，从水资源的特性上看，尚未将可更新的水资源（如地表水和浅层地下水）与难以更新的水资源（如更新时间达千年以上的深层地下水）加以区别对待，也未将可以导致地面沉降、含水层破坏的承压水超采与一般潜水超采相区别。这实际上模糊了生态环境破坏成本，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在今后的水资源管理中，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深层地下水的开采以及承压水超采的限制，一方面在取水（水权）许可中严加限制，另一方面可通过提高水资源费等手段提高取水成本。

其次，在流域水管理中还有必要建立鼓励水资源优质优用，污水监管的管理模式。如，一般生活污水经过处理后达到农业用水标准的，可以再利用；农业回归水经过必要的处理后，还可以进一步用作湿地、河口冲淤等生态环境用水。而水资源优质优用的目的，则是通过对不同水质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增加可利用水量。其关键在于，污染的控制方式。一方面，需要通过清洁生产降低污染物总量，促进水资源保护，严格控制生态环境污染，提高水资源质量；另一方面，需要合理利用导污、治污、天然降解等治污手段，最大限度地合理提供生态环境用水。

此外，还应注意到，由于流域生态环境破坏积重难返，生态环境的恢复必定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因此，选取合适的治理恢复目标极其重要。从用水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分析，上游生态环境用水是最容易获得和保障的；河流的排盐、排沙及鱼类泅游等功能的恢复、河口冲淤平衡的实现以及河口生态恢复则可能需要数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

5结语

生态环境用水还是一个新近提出来的新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开展生态环境建设的必然需要。但对于“生态环境用水”的内涵仍需进一步研究探讨，这是实现水资源合理配置和可持续利用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内容。目前，生态环境用水量分析和计算方法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今后需要加大其研究力度，提高生态环境用水量分析的合理性和计算的准确性，为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维护生态平衡、合理配置和利用水资源、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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