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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经济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1 22:35:17

自然经济

自然经济范文篇1

什么是自然经济？我们可以分几个或几层含义来探讨。

一自给自足的农民

自然经济的概念来自古希腊。古希腊哲学认为，凡是自然的，就是合理的，应予肯定。而经济，希腊语是“家庭管理”，是为了获取自然供给的东西，因而是合理的。所谓自然，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是指合乎人类和事物的本性。而分工是由于人的天赋本性不同（如男与女），所以家庭管理（即经济）肯定分工（当然是指自然分工）。①

这样，一个家庭的自给自足，就成为自然经济的第一个内容光。——“当亚当耕地、夏娃织布的时候，谁是贵族呢？”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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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亚里士多德：《政治论》，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5页。

②系1831年泰勒起义中约翰•博尔的口号，但他是引自英国歌谣。

马克思在论述希腊人公社时，说这种公社存在的前提“是组成共同体的那些自由而给自足的农民之间保持平等”；“公社的继续存在，便是那作为自给自足的农民的全体公社成员的再生产”。日耳曼人是住在森林里，彼此距离很远，“每个单位的家庭就是一个经济整体”；所以日耳曼人的公社中，“劳动的个人，即自给自足的公社成员”。①

但是，一个家庭的自给自足是有局限性的。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人们是集体劳动，共同分配，当然不是家庭自给。在上述希腊人、日耳曼人的公社成员的自由平等的关系破坏，出现阶级后，有新的情况。剥削阶级，无论是奴隶主、封建领主或出租地主，他们的家庭都是靠别人养活，不是自给的。劳动者方面，奴隶的家庭，因为没有自己的经济，也不能自给自足了。在欧洲，农奴多是自有生产工具，如果他有足够的份地，可以成为“自给自足的农奴”②，但是他同时还要供给别人。我国封建社会，农民家庭自给的情况更差些。

我国封建社会，直到明代，还常见“课僮仆以耕”、“僮奴千指”等记载，这些僮仆，和后来的雇农，都是衣食主人、不能自给的。当然，占人数最多的是佃农，但他们在生产以至生活上也不是完全独立的。乾隆时有人说：“盖北方佃户，居业主庄屋，其牛、犁、谷种间亦资养于业主”③。在南方，也常是地主供种子，最独立的江南佃户，大工具（水车，船）也是地主供给。安徽南部的那些“种主田，葬主山，住主屋”的佃仆更不用说了。

自耕农，尤其是较富裕户，可能是家庭自给的。但有些不过是假象。清人张英说：“居乡则可以课耕数亩，其租倍入，可以供八口。鸡豚蓄之于栅，蔬菜蓄之于圃，鱼虾蓄之于泽，薪炭取之于山。可以经旬累月，不用数钱。”④这好象是家庭自给。但细究之，“数亩”不能食八口，他主要是靠“租倍入”，按对半分成计，至少是四个“数亩”，即至少有四户佃农圃来供给。还有养猪、种圃、捕鱼、打柴、恐怕也要依赖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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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6、477、481页。

②《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会1975年版（下同），第890页。

③清档，朱批奏折，财政类，乾隆四年八月初六日两江总督那苏图奏。

④见《垣产琐言》，《皇明经巨文编》卷三十六。

二为自已和为剥削者的直接消费而生产

在阶级社会，自然经济作为一个社会经济范畴，不能从单个家庭来解释，必须包括剥削者和劳动者两个方面。

恩格斯说：“生产或者是为了生产者本身的直接消费，或者是为了他的封建领主的直接消费，只有在生产的东西除了满足这些消费以外还有剩余的时候，这种剩余才拿去出卖和进行交换。”①指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已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已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②

这可作为自然经济的第二个含义，即劳动者为自己和为剥削者的直接消费而生产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劳动者是直接生产者，他们的劳动也是直接的社会劳动，或自然形式的社会劳动（即不需通过交换即为社会所承认的劳动）。为剥削者而生产的部分，或者是劳动的自然形式，即劳身地租；或者是产品的自然经济为前提的。到货币地和租发起来，“虽然直接生产者仍然要继续亲自生产至少是他的生活资料的绝大部分，但是现在他的一部分产品必须转化为商品，当作商品来生产。”③同时，剥削阶级的生活，已全部是商品经济了。自然经济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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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勤务员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

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第586－587页。

③《资本论》第3卷，第898页。

自然经济的这个含义，是从生产的性质上说的，但主要是指生活资料的生产，还不是全部生产活动。因而，又有第三个含义。三自我完成再生产的经济单位

马克思指出：“……自然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此外，它还要以农村家庭工业和农业相结合为前提”。①这段话可称为自然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因为，商品生产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这正是它区别于自然经济的地方。自然经济是自我完成再生产，所需生产资料基本上是由本经济中提供。这个“本经济单位”又是什么呢？

列宁说：“在自然经济上，社会是由许多单一的经济单位（家长制的农民家庭、原始村社、封建领地）组成的，每个这样的单位从事各种经济工作，从采掘各种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把这些原料制造成消费品。”②列宁的话补充了马克思的论点。这里的“家长制的农民家庭”（《全集》本译作“宗法制的农民家庭”）是指从氏族公社向奴隶制过渡中的父权制大家庭。按照我国独龙族、基诺族遗存的情况，一个这样的大家庭包括几十个以至百多个夫妻家庭和为数不多的奴隶，那是可以成为一个自我再生产的经济单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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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本论》第3卷，第896页。

②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选集》第1卷，第161页。

西欧的封建领地，确是典型的自然经济。它除了农田外，还都有大量的公用牧场、草地、森林以至渔场。牧畜业比较发达，木材自给，有的领地甚至向农奴征收盐或铁。农民的代役租，除布、家具、蜂蜜、酒、禽蛋、蔬果外，还有农具、工具、建筑材料等。领地内部的劳动交换和协作也比较发达。法国Cobie寺院庄园有6个铁匠、3个铸工、1个旋工，以及武器匠、首饰匠、漂泥匠、羊皮纸匠。至于木匠、泥瓦匠、马车匠、皮匠、鞋匠、面包师、酿酒人等更是每个庄园都有的。真是从采掘原料到制成消费品，都在本经济单位完成。不仅如此，象庄园里的医生、兽医、占卜星相家和牧师，也应算入自然经济，因为他们也是再生产过程中不可少的。

在中国地主制经济中，这种“单一的经济单位”是什么呢？我以为，应当是大体相当于过去采邑的一个乡里或邑县，包括这一地区的地主、农民、各种工匠、手艺人，还有小商人。否则很难做到从生产资料到消费资料的基本自给。一家一户，包括手艺人户，是一个生产单位，但不是一个经济单位；他们还联合起来，才成为一个经济单位。每户生产的农产品不尽相同，例如有的粗粮多，有的细粮多，有的不种烟叶，有的缺棉花或豆子。副业差异更大，“西乡女工，大概织棉细素绢，绩苎麻黄草以成布匹；东乡女工，或杂农桑，或治纺织；若吾乡妇工，则以纺织木棉与养蚕作绵为主。”①他们是靠在地方小市场上进行品种调剂、余缺调剂，互相取得原料或成品完成再生产的。这是和西欧庄园经济不同之处。这种调剂往往也经过商人，但它是使用价值的交换，乃至劳动的直接交换，应当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

这样，我们可以把自然经济的概念再引申一层，出现它第四个含义，或广义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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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五十，补农书下，所论是浙江桐乡县。

四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交换

自然经济，本来是与商品经济相对立而言。因此，广义地说，凡是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或者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目的的交换，也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

从这个含义说，不仅包括农民家庭手工业，还包括独立的工场手工业。“家庭手工业劳动和工场手工业劳动，作为农业（它是基础）的副业，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就是这种自然经济赖以建立的生产方式的条件。”①

引申这个含义，我想，不仅是作为副业的工场手工业，还可把某些城市手工业包括在内。我们说，欧洲中世纪是自然经济，这话包括当时的城市。因为“城市手工业在实质上虽然是以交换和创造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但在这里生产的直接的主要的目的，是保证手工业者、手工业师傅的生存，因而是使用价值，不是发财致富，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交换价值”。②

下面，我谈一下中国的情况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国较早地废除了领主制割据，建立大统一的国家，商业一向比较发达，明清两代更有显著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据我估计，鸦片战争前夕，国内商品的流通额约为3.88亿两，其中粮食占百分之四十二，棉布占百分之二十四点四，盐占百分之十五，以下依次为茶、丝和丝织品、棉花等。③

粮食是最重要的商品，差不多所有其他商品都是直接或间接（通过租赋）和粮食相交换。粮食商品化的情况是观察自然经济的重要标志。④当时，在城乡、地区间流通的粮食约有245亿斤，占产量的百分之十点五，除运河没有交换的漕粮丁赋，商品率不过百分之九。粮食从来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无论农民或地主出卖余粮，都是为买而卖。直到解放前，基本上还是这样。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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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本论》第3卷，第886页。

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16页。

③拙作《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④1820年美国农业的商品率约为25％，1890年日本农业的商品率为20－30％，都是属于自给性生产。1870年美国农业的商品率超过50％，开始商品性生产。

⑤据三十年代一些调查，我国农业的商品率达50％左右，这是把农民之间的调剂和农村返销粮都计算在内，并有假象。我估计，粮食的商品率世纪初不超过20％，三十年代在30％左右。解放后，情况差不多。受十年动乱影响，商品率降低，1976－1977年均为25％，扣除返销粮只有15％左右。

布是第二位重要商品，商品量约3.15亿匹（每匹3.633平方码计）。这时已有几个商品土布集中产区，所产不过4,500万匹。因此，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商品布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而是农家自用有余的布。不论这种布还是集中产区的布，都是为买而卖，为了使用价值。这时是农村织布户最多的时期，但在作全国总农户中也只占一半弱（明代就更少了）。就是说，有一半的农户是用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向织布户换布穿的。这正是我国“男耕女织”或耕织结合的一种形式。明代以前，麻以及丝与耕的结合也是这样。这也可以看出“家庭自给自足”这一概念的狭隘性。在我国地主制经济中，没有领地或庄园这种共同体的形式，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很大部分是通过在市场（主要是地方小市场）上的余缺调剂、即使用价值的交换完成的。

占第三位的商品是盐。盐、铁①从来就是自然经济不可少的补充，盐铁贸易是自然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盐民是小商品生产者，但他们是“只缘海角不生物，无可奈何来收卤”②，才变成可怜的小商品生产者的。挖铁的坑户、渔民、猎户等也是这样。我宁愿称之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自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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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鸦片战争前铁的商品量约20万吨，在市场上占第十位左右。

②林正清：《小海盐场新志》。

占第四位的商品是茶。茶农也是小商品生产者。不过茶农是多半兼种粮食，即使不种粮食，也可归之于靠山吃山一类，通过使用价值的交换，聊以谋生。

商品经济是自然经济的对立物。但是，单纯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交换——尽管也会造成市场繁荣——却又常成为自然经济的补充。而其结果是：地主制的封建经济利用它巩固了自己。我想，这也是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之一。

五余论

我提出自然经济的“广义的”含义并“引伸”这个含义，也许会变得无边无际。不过，我主要是从思想意识上说的。一方面，是鉴于在对我国经济史、尤其是近代史的研究中，有一种夸大商品经济的倾向，以至忽视其封建性。另方面，是鉴于在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讨论中，有一种“自然经济论”的思想。这种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价值而生产，价值规律不起什么作用。

社会主义经济是要生产更多更好的使用价值。但它是高度社会分工的、最社会化的生产，这样，它就不能不生产价值（当然是以使用价值为物质承担者）。

首先批判自然经济论的是孙冶方同志。他在《社会主义经济论•提纲》中说，社会主义生产中，“即有商品价值，也有产品价值。理由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或共产主义）不是自然经济而是交换经济。”他们指出，在具体生产过程中，“价值反映社会生产关系，使用价值只反映技术定额”。社会主义生产的c、v和m都必须表现为价值，才能通过交换和核算，节约物化劳动c和活劳动v，增加剩余产品m，价值规律发生作用。

自然经济范文篇2

一

首先从自然经济说起。

什么是自然经济，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人们对它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表述。马克思主义是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所反映的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出发，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出发，来考察自然经济的。凡生产是直接用于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换的经济，不论它在人类历史上以何种形式存在，都可以认为它是自然经济。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就是这种经济的本质特征。我国学术界通行的这种理解和表述，体现着自然经济一般。

自然经济是一个历史范畴。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曾经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存在。在这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自然经济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质变。探讨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讨这个经济范畴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

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封建地主、个体农民以至个体手工业者，都经营有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如在中国，封建国家经营有满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业，封建地主经营有“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以赡衣食”的自给性生产等等。然而个体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农民家庭是社会基本生产单位，小农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都集中通过小农经济的发展变化而表现出来。

当时的社会经济中，自然经济已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而存在。从农民来看，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足以把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结合于家庭内部。农民为了直接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特别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就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他们既从事农业，又从事手工业，并形成通常所说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日益多样化。由家庭经营和个体劳动所局限，任何一个农民家庭都不可能满足自己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小农的这种特点，就迫使他们卷入市场交换，从事商品性生产，与其他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产品，取得自己不能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持续自己的生产，维持一家的温饱。生产使用价值的自给性生产，与生产交换价值的商品性生产，就相辅相成地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也就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

当时，自然经济又与封建剥削制度相联系。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通过缴纳封建赋税或封建地租，养活封建主阶级。缴纳封建租赋，是农民获得小块土地进行生产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必须把封建租赋同自己直接消费的产品一样，摆在自给性生产范围之内，当作使用价值生产出来。自然经济成为农民既为自己消费需要，又为封建地主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就体现着自然经济与封建经济的本质联系。

尽管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内涵和外延都不等同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但是，由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极大的广泛性，整个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封建国家、封建地主和手工业者所经营的自给性生产所不可比拟的巨大规模，自然经济就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存在于封建社会之中。

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存在的条件下，自然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仍然会同其他任何经济形式一样，具有体现自己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我曾经在《论清代前期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1]一文中提出，在封建社会中，由于自然条件和农民自身生产条件的差异，农民启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程度，是会各不相同的。在整个小农经济中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商品生产结构。这个结构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也就是自给性生产的多层次结构，即农民自然经济保持程度的多层次结构，其具体构成如下。

第一，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绝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只把自用有余的小部分产品投入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这里所说的总产品，是指农民所生产的包括农产品、手工业品和其他副业产品在内的全部产品。自用有余的产品，可能是属于其中的这种或那种产品。

这种农民的生产，不但自给性生产占有显然的优势，而且其出售的产品，本来是为了自用而生产的，即不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只是由于投入交换，才具有商品的性质。这是一种具有自然经济痕迹的、在流通领域里形成的商品，还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

这种农民少量产品的出售，只能补偿少量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不可能更新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还是自己生产的，即经济条件的“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2]。尽管已经有了商品交换，但生产循环仍然是一种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马克思把这种农民直接消费其产品的绝大部分，只有少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的生产，叫做“真正的自然经济”[3]。

第二，半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同时又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用以交换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在封建社会中，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前期，这部分商品还会包括一些是自然生产物的土特产品和奢侈品。尽管它们的再生产过程主要是在自然界实现的，但一经由“任土作贡”的方物，转化为商人贩运贸易的商品，农民的狩猎，采集、捕捞等活动，也就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这种农民出售的产品，都是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这是他们与上广种农民的区别所在。

这种农民已经有了部分商品性生产，他们的生产也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生产分工的体系之中。但是，由于自给性生产比重大，商品性生产比重小，其生产要素通过市场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的部分，并没有超过自己生产的部分。因此，从整体来看，这种农民的生产，还基本上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而仍然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恩格斯说，这是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4]。

第三，交换型生产。这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些农民，其总产品除了缴纳封建租赋之外，少部分供自己消费，大部分用于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用品。他们从事商品生产，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以维持一家的温饱。这是一种在交换价值形式下的使用价值生产，还没有脱离自给的内核，因此，其商品流通是“为买而卖”。由于商品性生产已居于主要地位，自给性生产已退居次要地位。这类农民已成为或基本上成为小商品生产者。

交换型生产的另一类是，农民商品性生产的比重更大，自给性生产比重更小，甚至已无足轻重。他们从事商品生产，已不仅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而主要是追求利润，即交换价值增值，以发财致富。其商品流通是“为卖而买”。这种农民已属于从小商品生产者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过渡形态。

上述这四种类型的生产，以具有部分质的差异相区别，存在于整个封建社会阶段。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任何事物不仅有质的规定性，而且有量的规定性。事物又常常是包含着多种运动形态和多种矛盾的统一体，使它具有多方面的质。在这种情况下，事物的性质就是由其主要的质所规定的。当其次要的质的量变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界限，它仍然会保持自己的原有性质，而不会转化为另一事物。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的自给性生产，超过或大大超过其商品性生产，自然经济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质，商品经济仅是其次要的质。因此，它们就应当属于或基本属于自然经济范畴，成为封建社会中体现自然经济关系，即自给自足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是自然经济单位在封建社会中存在的具体形式。

自给自足是对自然经济本质的一种通俗概括。现象总是以丰富多变的形式表现本质，特别是在事物具有多种质的条件下，现象与本质之间更会出现差别和矛盾。所以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只是存在于原始社会的初期，此后它只是相对地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在事物质变和量变错综复杂的运动过程中，如果不区分主要的质和次要的质，如果不把握住决定事物性质的数量界限，而是机械地把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作为衡量小农家庭是否是自然经济的绝对尺度，必将导致对自然经济过多过早的否定，这无疑是不适当的。

封建社会的农民，已是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并具有自有经济和一定独立性的生产者，他们比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生产者，具有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具有更优越的生产条件，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封建社会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相比较，生产者产品自给的品种、数量和质量，都是大不相同的。

综上所述，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以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为主要存在形式，以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的小生产方式为生产条件，这就是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它体现着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二

在封建社会中，自然经济具有强大的地位。但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会逐渐削弱，并随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会最终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代替。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和封建主都经营有使用徭役劳动、奴婢劳动或雇佣劳动的商品生产，还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品生产，但是，最普遍大量的是农业和手工业中，以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商品生产。因此，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可以说主要是小商品经济。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有两个重要关键：（1）直接生产者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2）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5]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主要是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过程。这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封建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作为一切生产首要条件的粮食生产，还不能在农民满足自己消费之后，有更多的剩余，从而为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手工业的人，为从事食物生产的农民和从事原料生产的农民，提供实行较大分工的可能，因而，自给型农户这时就必然占有大多数，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还只是居于少数。

这时在市场上，特别是在农村市场上交换的产品，既有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和手工业者商品性生产的产品，又有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这时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已不是偶然的、间或存在的剩余品，而已是普遍的、不断反复出现的剩余品。广大自给型农户把这种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使它在整个市场交易量中占有巨大的比重。前面已经说过，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不是基于社会分工而生产的。生产的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因此，这时的商品经济还不具有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欧洲的封建社会就有过这样的阶段，马克思说过，“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例如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6]，（马克思所说的中世纪，一般是指欧洲的9-14世纪）在中国，《孟子》所说的，农民“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纷纷然与百工交易”的阶段，是否属于这样的时期，有待于经济史学者的考证。

尽管剩余品的生产还不是交换价值的生产，但是，农民出售剩余品，就已“具有一种以流通、以设定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趋势”[7]，经常有大量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且促使它们朝着交换价值生产的方向发展，推动自给型农户逐渐转化为半自给型农户和交换型农户，从而使整个市场逐步从以使用价值生产为基础，转向以交换价值生产为基础。这是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趋势。

半自给型农户由于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它们的生产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分工体系之中。在封建社会的某一个阶段中，如果半自给型农户在整个农户中占有多数，它们投入交换的商品，在整个市场交易中占很大的比重，这时商品经济的社会分工的基础，也就是交换价值生产的基础，就会进一步完备。

在封建社会中，各种生产力因素经过长期积累，会出现一系列发展变化。劳动人口和耕地面积的不断增加，扩大了农业的生产规模；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系列化，提高了农业劳动的效率；水利设施、陆路和水路交通的发展，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劳动条件；自然资源的开发，丰富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对象；耕作技术和生产经验的积累，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到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会加快自己的发展步伐，为商品生产的发展，提供比较充分的农业基础。

在上述条件之下，商品生产就会得到较快的发展。通过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逐渐向交换型农户转化，会出现大量主要生产粮食和其他食物的农民，主要生产原料作物的农民，和“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8]的农民。通过农民家庭手工业以一定规模与农业分离，会使许多农民转化为手工业者，并逐渐形成从事各种原料加工的独立手工业部门。

这种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不同，他们要出售自己的大部分以至全部产品，必须在市场上补偿他们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生产要素，甚至包括种子和口粮。他们的生产已经是完全或基本上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之上，成为“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也就是，以产品的出售，以产品转化为货币和再由货币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要素为媒介的再生产。”[9]他们的这种商品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就具有质的差异。

封建社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都有可能在封建租赋之外，还能“生产出一个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余额”[10]，也就是在封建租赋以外的剩余产品。这是一个变量，在封建租赋既定的条件下，就决定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成果的大小。交换型农户和独立手工业者是最有能力生产这种剩余产品的个体生产者。这种剩余产品都是要投入交换的，因此，这种农民和手工业者又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个体生产者。

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如果不从事自给性生产，“生产专业化即社会分工的完成”[11]，他们就已经成为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列宁在讨论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时候，就是以这种小商品生产者为准绳的。他说，“单独的个别的生产者专门从事一种生产部门的生产”，“是商品经济的必备条件”[12]。这种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确实是存在的，如城市独立手工业者。列宁在此加以强调，是理论彻底性的需要。但是，“概念和现象的统一是一个本质上无止境的过程”[13]，在封建社会的实际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刚在发展的时候，大量出现的不是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而是不完全脱离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即具有一定程度专业分工的小商品生产者。

出现这种情况，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在封建社会中，最大量的是生产粮食的农民。他们的商品性生产不论如何发展，也不会脱离粮食的自给性生产，这是毫无疑义的。

农民的商品性生产从一开始出现，就“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萌芽”[14]。在交换型农户中，商品性生产已占主要地位，如果市场条件发生变动，它的产品的价值不能实现，其生产和生活就会出现危机。保留一定的自给性生产，特别是粮食的自给性生产，就可以缓解危机，就可以多一分生存保障。所以不论是生产原料的交换型农户，还是生产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都可能保持一部分粮食或其他食物的自给性生产。

特别值得提出的农村手工业者。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农业生产和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广大农民的需求增多，会引起农村手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西方学者把西欧各国出现的这种发展叫做前工业化阶段。这种农村手工业产品的销售对象，主要不是封建剥削者，而主要是广大劳动群众，就必然要求成本低，价格廉，生产就必须接近原料产地。这种大众化的产品，质量不必精细，生产技术容易掌握，因之这种手工业必然首先从农村中发展起来。农民从农业转向手工业只能是逐步进行的，在这个转轨过程中，必然有许多农民保持着一定的粮食和原料作物的生产。就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基于上述应付市场变动的原因，农村手工业者也会自然地保有一定粮食或者原料的自给性生产。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农业生产力的不够发展，没有充足的稳定的粮食供应，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也无法切断自己的自然经济脐带。

这种保留有一定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户，同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一样，都已属于商品经济范畴，都同样是封建社会中体现商品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与属于自然经济范畴的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是不相同的。所以马克思把“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的农民，叫做“新的小农阶级”[15]。根据这一原则，那些生产粮食、原料和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也同样可以视为新的小农阶级。

自然经济既是历史范畴，又是地域范畴。在封建社会的一定历史阶段，自然经济不会在全国各个地区以同一水平存在，商品经济也不会在各地以相同水平同步发展。它们的发展变化，同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一样，总是在不平衡的运动中实现的。各个地区由于气候、交通、土壤和资源等自然条件的差异，经过人们长期开发，又会出现社会分工发展程度的差异，即出现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从而自然地形成自然经济强大、比较强大和比较薄弱的各类地区，也就是商品经济不发达、比较发达和发达的各类地区。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中，还会形成具有不同专业分工的地区，有的是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自给性生产，成为粮食作物或原料作物的专业性生产地区；或者是手工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成为手工业品专业生产地区。因此，在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由于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的大量出现，由于各种专业分工地区的形成，商品经济就会具有更为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总之，任何封建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都会通过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通过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形式，保持着不同的自然经济水平，也就是具有不同的商品经济水平。在任何一个封建国家中，我们都不可能获得各种类型农户比例配置的数据，也不可能获得自给性生产产值和商品性生产产值的精确数据，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推断，在封建社会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自给性生产具有强大的地位，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商品性生产的产值则可能大于自给性生产的产值。但是，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以至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无论多么发展，也不会导致自然经济的消失。这种历史连续性甚至可以延至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的时代。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德国的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许多雇佣工人或者是自己拥有土地和菜园，或者是通过租佃拥有土地和菜园，以从事自给性生产。他们的这种“园艺业和耕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曾经是保证工人阶级物质状况可以过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过得相当不错的基础”[16]。

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终封建社会之世，自然经济还会始终存在，商品经济也不能得到充分地普遍化发展。这都有待于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7]。因为“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18]这是马克思总结西欧历史发展所得到的结论。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相对纯粹的自然经济，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在对立统一中消长，然后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纯粹的商品经济，这正是历史辩证法的生动体现。三

商品经济同自然经济一样，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以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其性质都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也会出现阶断性的部分质变。

在封建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由各种类型农户不同比例配置所形成的商品经济，既会具有不同的社会分工发展水平，又会保留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经济痕迹，因而呈现出部分质的差异。试以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作点粗略比较。

首先，从农村市场看。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农民生产的自给性水平还很高，农民和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商品交易量一般不是很大。那种生产者自用有余产品余缺调剂的交换，那种生产者必要产品同特殊需要发生关系时品种调剂的交换，会占有一定的以至很大的比重。这两种交换都具有使用价值生产的自然经济痕迹。因之，农村市场主要是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直接交换，假手于商人的情况不是很多。加以有限的市场交易量要分散在广大农村，市场因之是狭小的，一般不能摆脱小范围的地域局限，只能在广大农村形成以墟集贸易为主体，以市镇贸易为补充的“地方小市场的网”。[19]这种农村市场一般只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对于农民来说，就是能满足他们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销售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的需要。

通过商品交换，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不但是个体农民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一定地区，如一县一州，必需有自己的产品，能与其他地区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才能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这就会形成一定的地区间的贩运贸易。因此，某些农村市镇，特别是商品生产比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市镇，除了具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之外，又会具有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使它成为农村外销商品贩运贸易的起点，农村输入商品贩运贸易的终点。在这种农村市场上，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互通有无的直接交换就会缩小，而以商人为媒介的商品流通就会扩大。

到封建社会后期，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大体还会保持封建社会前期农村市场的那种状况。但在其他地区，由于粮食作物、原料作物和手工业品的商品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农村市场就会发生变化。如果说在封建社会前期，商业资本主要是以自己的运动，使农民的产品发展为商品；在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却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农民和手工业者已无法自己在当地销售全部产品，也无法互相提供足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只能要求商业资本为他们的产品实现价值，并为他们的再生产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补偿。因之，这里的农村市场已由主要是生产者之间的直接交换，转变为主要以商人为媒介的交换。并且会突破地方小市场的格局，形成一系列商业市镇和手工业市镇，建立起长途运转的商品流通渠道，形成跨越地区以至跨越国界的市场网络。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还会在生活资料市场之外，形成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在生产分工发展的基础上，形成雇工市场；在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借贷增多的基础上，从传统的高利贷资本中出现金融市场，从而构成以商品市场为主体的农村市场体系[20]。这种具有多功能（包括保证供求和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的、以市镇贸易为主体、以墟集贸易为补充的农村市场，就为农民扩大再生产、发展商品生产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但是，生产者之间余缺调剂、品种调剂的交换仍然会存在，甚至会有一个较大的绝对值。只是在商品成交总量中，其比重已大大缩小了。

其次，从贩运贸易看。在封建社会中，通常存在着从农村流向城市，供封建剥削阶级和其他城市人口消费的，以农副土特产品和奢侈品为主要内容的贩运贸易。同时，由于农民和手工业者需求的多样性，他们也必需与外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互通有无，也会形成一定规模的贩运贸易。因此，贩运贸易就成为当时的重要商业活动。

在封建社会前期，贩运贸易的商品，除了手工业者的产品之外，主要是由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所提供的。它们每家每户投入交换的商品固然有限，但千家万户的投入，也会成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可以形成繁荣的贩运贸易。它们出售一些农产品或者家庭手工业品，虽然标志着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分解，但它们还主要从事农业，它们的手工业和其他副业还从属于农业，基本上没有专业分工。没有生产的专业分工，也就不能有充分的地区分工。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和由它所带来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是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这种地区的贩运贸易，更多地是建立在这种具有自然分工性质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比如粮食这种重要的贩运贸易的商品，它所形成的主要是“以年之丰歉，或籴之使来，或粜之使去”的地区间丰歉调剂市场。这种地区间籴来粜出的市场，就不是由地区分工所引起的。自然经济正是这样的贩运贸易中保留着自己的痕迹。

在封建社会后期，农产品和农村手工业品流向城市的贩运贸易，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地区间特别是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与手工业品产区之间的贩运贸易，会有明显的发展。如果说，前者是地区间的一种纵向联系，后者则是地区间的一种横向联系。前者主要是体现农民、手工业者和封建剥削阶级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主要是生活资料，后者则主要体现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既有生活资料，又有生产资料，说明它已大体是建立在一定的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和手工业品产区之间出现大规模、长距离的贩运贸易，正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重要发展。

再次，从城市市场看，在封建社会中，城市市场主要是封建官吏、封建地主及其仆从、军队等以自己的收入，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他们的收入都是封建租赋的转化形态，即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剩余产品。数量巨大的剩余产品集中在数量有限的城市中投入交换，就会出现繁荣的城市市场。封建赋税和封建地租主要是采取实物形式。它们是由农民和手工业者作为使用价值生产出来的，只是因为投入交换才成为商品。这种商品可以说只有商品的流通方式，而没有商品的生产方式。这就使城市市场既建立在交换价值生产之上，又建立在使用价值生产之上。因之城市市场并不具备完全的商品生产的基础，也就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经济。尽管实物租赋会逐渐向货币租赋转化，使城市市场的商品生产的基础有所发展，但这种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商品生产基础的不够完全，是封建社会城市市场的共同特征。

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城乡商品生产不够发展，城乡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就不够发达。尽管城市中有比较发达的手工业，但其产品主要供城市人口消费，并不流向农村，与农民的产品相交换。因此，城市市场规模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投入市场的封建租赋价值量的大小。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就使城市市场保有较多的自然经济痕迹。

到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地区间贩运贸易的发展，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具有贩运贸易的中转市场，或者形成新的中转贸易城市。由于有些手工业在发展中逐渐向城市转移，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手工业基地，或者形成新的手工业城市。有的城市甚至可以三者兼而有之。随着城市经济功能的发展，在这些城市市场的商品成交总量中，封建剥削者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所形成的交易量，其比重必然会缩小。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商品交换所形成交易量（包括体现在贩运贸易中中转的部分），其比重必然会扩大，后者甚至可以超过前者。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无疑已大大下降。当然，封建租赋投入这种城市市场还会有一定的数量，加以还会有许多消费性城市存在，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总之，在城市市场，以至在整个国内市场上，封建租赋所形成的市场交易量，在封建社会前期和后期，是会各不相同的。它在整个市场交易中所占比重较大，市场促进生产和分解自然经济的作用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各个时期的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许多经济现象总是交错地存在，难以划一。上述分析只是一种很粗略的概括。但大致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相比较，已具有不同的生产基础，不同的流通方式（包括不同的市场结构），不同的流通规模（包括不同的商品结构），不同的社会作用。特别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形成，不但会为本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而且会通过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扩大和深化社会分工，推动其他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生发展提供历史前提。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正是通过这种不同层次的发展，即部分质的变化，逐步排除自然经济的制约和痕迹，逐步趋向完善。

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表明，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以怎样的广度和深度相结合，会反映出自然经济历史地位变化的阶段性，会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也会反映出封建经济的成熟和发展。生产对于任何社会经济都具有基础的作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都是基于其生产基础的具体变动而来，考察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及其历史地位，考察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及其发展水平，首先应当对它们生产基础的发展变化，作出正确的估量。不论在什么生产基础上生产出来的商品，一经在市场上出现，都不会改变它作为商品的性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忽视对它们不同的生产基础作具体的分析。否则，就容易夸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把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同等起来，把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与不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等同起来，从而模糊对自然经济历史地位的认识。这就不能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研究中，更好地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四

商品经济所以能适应生产力的不同发展水平，在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中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产生的基础是社会分工。一切分工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分工的发展又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在封建社会中，社会生产力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商品经济既是封建经济（包括领主制经济和地主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封建经济又可以容纳小商品经济有较高程度的发展，甚至可以容纳以工场手工业为代表的商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因之，在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在封建地主制下比在封建领主制下，在统一的封建国家中比在分裂的封建国家中，还会得到更多的发展。

广大农民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把市场机制引入千家万户的生产领域，扩大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推动他们改善工具，提高技术，较好地发挥人力、物力和土地资源的经济效益，这对于发挥各个地区自然条件的优势，扩大农业基础，调整农业结构，增加社会积累，都会起良好的作用。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不但农民商品经济的个体比自然经济的个体，具有较高的发展生产的活力和能量，也会使整个社会经济含有市场机制，可以较灵活地较有效率地进行，从而有利于满足消费，促进生产，加强地区间、民族间的经济联系，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封建大国说来，也会为封建国家处理集中的政治与分散的经济的矛盾，为征收赋税、加强国民经济管理，提供有利的条件。在封建社会中，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有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有社会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总之，封建生产方式如果能允许商品经济发展，就说明它还具有生命力，还没有达到它的历史终点。这是判断封建生产方式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封建社会中，对立统一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互相制约、互相排斥的。自然经济天然地排斥社会分工，排斥商品经济，从而限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不管自然经济多么强大，商品经济却具有导向性，具有主导作用，它总是通过不断分解自然经济，引导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这都是人所共知的道理，无庸赘述。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它们又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对立物相互补充的这种深刻的辩证关系，充分地体现在社会经济过程之中。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既与商品经济相联系，又与自然经济相联系。他们总是通过二者的相互补充，使自己的生产得以完全。在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中，是商品交换对于自给性生产起补充作用；在交换型农户中，是自给性生产对于商品性生产起补充作用。二者相互补充，就使小农家庭的再生产得以顺利地运行，使小农家庭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得以顺利地实现。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既都是互相分离、互相独立的，各自通过自身的循环持续自己的生产。但是，他们又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因为他们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供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又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购买他们的产品。地主家庭有的是生产单位，而更多的是消费单位。作为生产单位，它必须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就是作为消费单位，也必须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消费品。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就必须以商品交换为纽带，把农民、手工业者和地主家庭联系起来，才能形成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使整个封建经济成为一种一定程度的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

要使这种复杂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得以顺利实现，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和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就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在封建社会，社会生产的技术构成低，不论是进行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主要是靠投入劳动力，而不是主要靠追加生产资料。而且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不经过交换无偿地养活封建剥削者，因此，第二部类生活资料的生产必然要大于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而扩大再生产更需要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优先增长。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这种比例关系，主要是由农民的自然经济来保证的。

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如前所述，是农民既要为自己的消费需要，又要为封建地主的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因而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必然要把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摆在优先的地位，以安排好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的关系；以至要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种植各种食物，以便在一些作物遭受自然灾害时，好指靠另一些作物，即所谓“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在粮食总供给不足与总需求发生矛盾时，农民就会去开垦荒地，开发山区，以至围湖围海造田，以解决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封建社会中，粮食尽管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商品，却又总是商品率最低的重要农作物。

农民的这种遵循自给自足目标运行的经济活动，就会使全社会劳动力与土地这两种最重要的资源的分配，首先保证了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保证了封建经济顺利运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比例关系。如果说，封建经济因为有了商品经济，可以更灵活地运转，更具有生命力；而又因为有了自然经济，才能保证它顺利进行，保证它可以稳定地发展。

自然经济这种基于人类生存本能需要的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保证了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繁衍，保证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分工，从而促进了封建国家、法律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尽管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封建租赋之外，还可以生产出另外的剩余产品，扩大了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艺术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从整个封建社会来看，强大的封建国家和繁荣的文化艺术，始终主要是建立在作为使用价值生产的封建租赋基础之上的。

但是，自然经济的这种基本历史作用，又必须依靠商品经济才能得以充分实现。在封建社会中，封建皇室和封建地主在获取大量实物封建租赋之后，除了直接消费一部分之外，他们的生活和享受也依赖于出售这种剩余产品。同时，他们又必须把大量的封建租赋，通过商业渠道转化为商品，转化为各级官吏，文人学士、仆役和军队的收入，并且进一步转化为多种多样的消费品和奢侈品，通过市场以实现社会总产品的最终分配，从而保证封建政治和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

总之，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补充。如果我们只强调其中的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自然经济，就是一种片面性；如果只强调其中的另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商品经济，就会是另一种片面性。这都是不可取的。

[1]《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资本论》第3卷，第896页。

[3]《资本论》第3卷，第88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3页。

[5]《列宁全集》第1卷，第7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9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0页。

[8]《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9]《资本论》第2卷，第226页。

[10]《资本论》第3卷，第893页。

[11]《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2]《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

[15]《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4页。

[17]《资本论》第2卷，第43-44页。

[18]《资本论》第1卷，第644页。

自然经济范文篇3

本文给出了自然经济系统的广义概念，对其中部分特征、分析工具的难点，进行了重点论述；分析了市场经济体系、计划经济体系与自然经济系统的关系；总结出了当代自然经济系统的四种基本自然经济系统形式，并分析了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了当代联合国改革、欧盟体系、WTO框架内自由贸易、自由汇率、各国货币自由兑换、知识产权保护、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等经济、社会现象，在自然经济系统中的准确位置；也许对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具有划时代的指导意义；也许经济学新的构架体系已经建立；也许最高层面的自然经济系统，正在由自发、启蒙阶段，不断向必然阶段过渡，是人类的自然行为。

关键词：

自然经济系统、动态均衡规律、显隐性表观规律、界面思维分析工具、梯度分析工具、增加值分析工具。

正文：

如果认为家庭（居民）是经济学系统分析的细胞、则企业就是经济学系统分析的组织、政府（国家）就是经济学系统分析的器官、地球村就是经济学系统分析的整体，目前经济学系统的分析，大多集中在组织、器官层次。

自然经济系统是这样一种有界但无限的人择系统；他是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国古代就有天人合一的朴素思想）、经济可持续发展，来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为目标；以适应供给和需求规律、消费规律、价值规律、动态均衡规律、公平和效率协调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协调规律、显隐性表观规律、道德水平规范等为特征；通过哲学分析工具、系统控制分析工具、界面思维分析工具（四维分析工具，又称时空分析工具）、管理分析工具、建立数学模型分析工具、数量计量分析工具、周期分析工具、循环分析工具、边际分析工具、梯度分析工具、极限分析工具、财务核算分析工具、增加值分析工具等一系列分析工具；依据系统内的各种传导机制，在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的过程中，不断向目标迈进的动态系统。

一般地说自然经济系统特征中的这些规律，是对这一有界但无限的人择系统不同侧面的真实反映，有如盲人摸象成语中，盲人摸到的大象各个部分时，感觉到的一样，只有了解了大象的整体，才能更好的看清不同盲人之感觉的实质。系统中这些规律也是这样，一般这些规律都存在，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有的规律呈显性，有的规律呈隐性，是这些规律在显、隐性动态均衡中发挥作用，只看到一种或几种规律来分析现象、指导实践可能会引起很大麻烦：如最近的某些股票市场单边的财富泡沫（或紧缩）现象、石油期货巨幅波动的财富泡沫现象、房地产价格虚高的财富泡沫现象等，尽管人类可能会将泡沫掌握在可控的范围内，但泡沫积累到一定程度终会破灭的。下面简单论述一下动态均衡规律、公平和效率协调规律、显隐性表观规律，其他规律相应文献中已有详尽的描述。

动态均衡规律，对系统而言，一般的讲，均衡是系统稳定的要求、创新是系统发展的动力，这是系统螺旋式发展的必然要求，有如光的波、粒二象性同时存在一样，均衡、创新，就是自然经济系统中同时存在的二象性问题，这就是动态均衡规律的核心内容。

公平和效率协调规律，主要指分配领域的规律，是指自然经济系统内，分配主体：家庭（居民）、企业、国家、地球村之间一种共赢程度的规律，共赢程度是有一定的合理范围的，是公平和效率的动态均衡的一种表现形式。中国在国际交往、双边、多边贸易谈判、国际争端解决谈判中，坚持的双赢和多赢战略，正在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难怪有美国媒体评论：“双赢---中国和平外交的新武器”，其实中国和平外交的双赢战略，是适应自然经济系统要求的，是持续的一贯的原则立场。

显隐性表观规律：随着人类经济、社会向前发展、进步，也许当代还有处于隐性且未被人类发现的新规律，若真有的话，在一定条件下，这一规律必然会呈现出显性，为人类所认识、掌握；人类所认识的规律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呈显性，只是在该情况下处于隐性的规律，对系统影响而言，达到了可以忽略的程度，这与遗传学上的显、隐性遗传规律类似。

自然经济系统分析工具中主要介绍一下界面思维分析工具、梯度分析工具、增加值分析工具（其他分析工具可查阅相应文献）。

界面思维分析工具（四维分析工具，又称时空分析工具）：跨越系统的界面，由于系统的目的不同、条件的时空维度不同，适应系统的规律可能有差异。现实界面很多：如人生死界面、水空气界面、时间跨度界面、大尺度空间（宇宙）与小尺度空间（量子级）界面（若真有此界面，人类正在进行的大统一理论的探索：试图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与量子论统一起来的科学探索，可能会成为人类美好的空想；或也许，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与量子论就是自然界的二象性问题）、企业界面、企业政府界面、人员货物进出国门的海关界面、金融领域中不同货币进出国家的金融海关界面、飞机轮船等行动机械进出国家的陆海空天国界界面、人类赖以生存的生物圈界面等。为了系统的目标，不但要认识到界面的存在，更要知道怎样对界面更好地进行管理。同一因素在不同时间、不同国家对国家影响程度，可能存在巨大差异，各国采取适合国情的发展模式，是必然的事情。数学上的黎曼切口，可能是对界面很好的数学描述①(①参见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书号ISBN7-80696-015-5，王德奎著《解读时间简史》)

梯度分析工具是指在明确了系统的方向和目标后，系统现实和系统目标之间存在较大跨度，在系统承受能力的范围内，为使系统稳定地向目标迈进，需要在这一跨度间，设定序列分目标，相邻分目标间的差异就为一个梯度，梯度是用来描述向系统目标迈进步伐大小的指标，梯度的合适程度以系统稳定，且向目标不断迈进为标准。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的事实，已经充分说明：中国的决策者，对中国改革开放梯度的掌握，主流是适中的，前进中仍需不断调整梯度，未来会说明一切！当前，中国政府的金融体制改革，相信中国政府有能力找到一个合理的金融改革梯度。最近，美联储连续几次小幅调整短期利率（利率上调0.25%）,就是掌握一个利率合适调整梯度问题；当前，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样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中的汇率制度改革的梯度问题；中国政府进行的机构改革：县、乡体制改革的探索，也是一个梯度问题，是一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协调规律的梯度问题；中国医疗系统、教育系统、铁路系统、邮政系统、电力系统改革在稳步推进，也存在一个改革梯度问题，前提是方向、目标应明确；……。

增加值分析工具：增加值是指系统内增加的价值。在国民经济帐目核算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对于企业层面而言：企业增加值等于企业销售产品（服务）价值减去从其它企业买来并用于已销售产品（服务）价值，或企业增加值等于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企事业单位收费价值②。（②详见《企业恒等式分析》一文）

当代一些国家所倡导的完全市场经济体系的目标，若与自然经济系统目标一致，也许完全市场经济体系在当代，就是自然经济系统的同质拓扑形式，即当代认为，完全市场经济体系与自然经济系统是等价的，只是当代完全市场经济体系对跨界面的认识有点混乱、完全市场经济体系在当代的实践中，都是有政府管理的市场经济体系而已；完全计划经济体系也是自然经济系统的一种拓扑表现形式，当代实践中，它有时偏离自然经济系统方向，暂时认为不可行。也许市场经济体系、计划经济体系是自然经济系统同时起作用的二象性问题，有时一种体系占主导呈显性，另一种体系可忽略呈隐性，有时两个体系均呈显性，只是显性程度不同，这有待于未来实践的验证，但有政府管理的市场经济体系可能就是自然经济系统这种二象性的突出表现形式。

依据当代人类经济、社会现状，一般地说自然经济系统存在四种基本相对独立的自然经济系统：家庭层面自然经济系统、企业层面自然经济系统、政府（国家）层面自然经济系统和地球村（联合国）层面自然经济系统。当然现实中，有各国内部向政府（国家）层面自然经济系统过渡的、以行政区域划分或国内区域经济发展层面的自然经济系统，本质上，它是隶属于政府（国家）层面自然经济系统管理的，本文不做展开论述；当代还有联合国、欧盟体系、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WTO自由贸易体系、正在建立中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他们为向地球村层面自然经济系统过渡，提供了一个自发、现实的梯度分析平台，本文不做展开论述。

家庭层面自然经济系统简单又不可缺少，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就是强调家庭层面的重要性的，它游离于企业层面、政府（国家）层面、地球村层面自然经济系统之间，系统很完整，容易理解，暂不展开论述；企业层面自然经济系统已相对完善；政府（国家）层面自然经济系统正在不断完善过程中，是当代经济学核心研究对象之一，在西方经济学构架体系内居于核心位置；地球村层面自然经济系统的有效管理体系，还处在自发、启蒙阶段，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地球村层面自然经济系统的有效管理运行，将是人类自然的选择。

我们清楚，不同层面自然经济系统目标不同、边界各异、时空特性不同，各层面系统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管理，是自然的事情。一般讲，家庭→企业→政府→地球村，这一由低级简单向高级复杂传递过程中，低级行为方式服从、服务于高级行为方式（但不要跨越时空界面：历史现实条件），高级行为方式对低级行为方式有巨大引导作用，这是由自然经济系统总目标决定的。下面重点介绍一下，各层面自然经济系统的目标和边界。

家庭层面自然经济系统，目标：一是孝敬老人、二是教育孩子（通过言传身教、社会洗礼、正规系统教育等）、三是个人生存发展。家庭层面基本需求，是衣、食、住、行，在中国短缺经济告别后，衣、食问题基本解决，当代中国政府成功在住、行（房地产业、汽车产业）领域有效拉动内需，尽管房地产业当前存在泡沫，相信中国政府会将房地产泡沫抑制在可控的范围内。家庭层面的现实界面是家的住所界面和家庭金融账户界面，人员、商品或金钱在家庭成员选择后自由通过界面，科学文化知识、文学、艺术、空气、水等是自由通过界面的。

企业层面自然经济系统，目标：提高经济效益（利润目标）和承担社会责任（提高社会效益），这是企业层面自然经济系统目标的二象性问题。有的企业以利润目标为中心兼顾社会效益，目前多数企业是这样；有的企业社会效益目标偏重如公务员系统、公检法系统、军队系统、教育系统等；有少部分企业在两大目标均等附近波动。企业层面的现实界面是企业的地理界面和企业金融账户界面，人员、商品和金钱在双向选择中自由通过界面，科学文化知识、文学、艺术、空气、水等是自由通过界面的。

政府（国家）层面自然经济系统，目标：一是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二是经济可持续发展，以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国家界面，以陆海空天国界线为界面和货币进出国门的金融界面。现实中，人员、货物贸易通过海关界面来管理，金融进出国界，应通过“金融海关”进行界面管理，中国外汇管理局就是承担中国金融海关的职责的。在中国金融改革的今天，建立起满足国内、兼顾国际的有效金融海关体系，也许是中国政府在金融改革领域，向地球村层面自然经济系统方向迈进中，选择的自然梯度；科学文化知识、文学、艺术、空气、水等是自由通过界面的，当代限制科学技术流通、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已引起各国广泛的关注，对这些如何管理，还有待形成统一的标准。

地球村层面自然经济系统，目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可持续发展，来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其界面应该是地球表面附近与人类强相关的生物圈领域。

在地球村层面自然经济系统中，当道德水平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且可供人类利用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除以人类欲望取极限，趋向于无穷大时的情景，也许就是先知们（如柏拉图用哲学统治的理想国、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等）在用各自的语言、文字和行动，来表述的这一理想中的景象吧！不考虑时空维度，硬要在条件不具备时，梦想达到理想中的目标，是可笑的，然而现实中总会有可笑的事情发生，在国家的相互影响中也不例外。选择合适的梯度，向理想中目标不断迈进，不失为自然的选择。

在已有的经济学分析领域中，微观经济学分析和宏观经济学分析可谓汗牛充栋，微观经济学分析研究大多集中在家庭、企业层面的自然经济系统，宏观经济学分析研究大多集中在政府（国家）层面的自然经济系统，下面侧重对地球村层面自然经济系统进行分析。

大家清楚，宇宙中物质和能量是守恒的，但对于一个有界但无限的系统，在系统界面附近，对界面内的观察者而言，有可能发现物质和能量不守恒的现象。穿过地球村层面自然经济系统界面，不断向系统内传递的物质和能量，目前已经知道的有：其他天体行星等的综合引力、太空陨石、太阳光辐射、其他微波辐射、人类的外太空探索等，当代可供人类有效利用的，一般认为是太阳能和人类的外太空探索。当代，太阳能电池、太阳能发电、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房和人类的外太空探索等新兴产业领域不断发展壮大，这是在地球村层面自然经济系统中，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利用太阳光，能将二氧化碳、水、其他矿物质等无机物，经光合作用生产出有机物(食物、纤维)、氧气等，植物的这种光合作用机理越来越引起了人类的重视。二十一世纪可能没有引起中国的足够重视，也许是一件憾事：2001年1月，由中国科学院、新华通讯社联合组织的联合小组预测出的“新世纪将对人类产生重大影响的十大科技趋势”中，没有提及植物光合作用机理，这一重大研究方向，也许该机理的破解，是更遥远的事情。该十大科技趋势，在“三、地球科学领域”中，只是抽象地提出：“全球变化中最活跃的物质---碳和水（原文中没有氧气）与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生物圈紧紧联系在一起，围绕全球碳循环、全球水资源与水循环（原文中没有全球氧气循环）、食物与纤维三大主题，在更高层次上开展综合集成研究，必将极大地推动地球科学及其新生长点---地球系统科学的发展”。而将碳循环、水循环、氧气循环、食物与纤维几大主题连成一体，目前已知的，可能植物的光合作用和人类的生存发展是最直接的、现实的，一旦人类成功破解植物的光合作用机理并成功产业化，那时，人类的生活方式将是难以想象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也就不是问题了。

影响地球村层面自然经济系统的内在因素主要是指人为因素，外在冲击主要是指自然因素。自然因素：风调雨顺、洪水、旱灾、台风、冰雹、海啸、地震、火山喷发、太空陨石冲击、流行病爆发、各类天体运行周期、太阳辐射等；人为因素：航空航天的太空探索、战争、二氧化碳过度排放、过度贸易保护措施、过度的高科技限制措施、资本过度投机行为（石油价格的非理性波动、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某行业的过度投资等）、不合理的经济秩序、环境污染、精神污染等。目前，自然因素只有合理预测、有效利用或采取减灾措施；人为因素方面，大多通过政府间或政府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引导，以促使向系统目标不断迈进。政府（国家）层面自然经济系统，向地球村层面自然经济系统过渡过程中，人类已自发形成了各类中间组织和各种中间过渡问题。中间组织形式：当代联合国、欧盟体系、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WTO自由贸易体系、正在建立中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中间过渡问题：自由汇率（包括人民币升值预期）问题、自由兑换问题、自由贸易问题、专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人权问题、京都议定协议问题、恐怖主义问题、和平太空探索问题等。这些组织和问题，应在地球村（联合国）层面自然经济系统内形成共识，统一标准。现阶段，限于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现状，各国选择合理的改革梯度，优先满足本国层面自然经济系统发展要求，兼顾地球村层面自然经济系统发展方向，也许是各国必然经历的阶段。中国政府最近实行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也许是中国政府，慎重分析国情，在金融领域向地球村层面自然经济系统过渡中的一个重大梯度创新，也许时间会给出最好的说明。下面主要分析自由汇率（包括人民币升值预期）问题、自由兑换问题。

自由浮动汇率（包括人民币升值预期）问题，应该是一个跨国的货币广义动态均衡问题。人民币动态均衡主要是建立在国内经济发展之上，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增加，国际上对人民币的需求亦在增加，当前中国外汇管理体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民币在国际上的有效供给，导致了国际上有对人民币大幅升值的预期，表面上看是因为，中国对外贸易量增大和中国外汇储备增多决定的，其实人民汇率（包括人民币升值与否）本质上是人民币币值问题，而人民币币值主要是中国国内购买力问题，中国国内购买力是由中国国内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决定的。不主要依据中国国内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目前中国国内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刚接近1000美元，与发达国家8000美元相比，有近8倍的差距，且中国7亿多农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会更少），而主要依据国际贸易和外汇储备情况，推出的人民币升值幅度，可能至多是三维思维分析工具的产物，在界面思维（四维、时空思维）分析工具的分析框架内：对短期内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的本质认识，清晰可见。当然，主要依据中国国内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兼顾国际贸易、外汇储备，在新的人民币广义动态均衡附近，确定的人民币升值幅度，也许是现实的，可行的。

自由兑换问题，在人员、货物等还不能自由跨越国家界面的当代，海关制度还非常有效。金钱在跨越国家界面，向自由浮动汇率、各国货币自由兑换的地球村层面自然经济系统发展方向转变过程中，中国以适当的金融改革梯度，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海关制度，也许，当前是中国在金融改革方面，迫切、自然的选择。这一中国特色的金融海关制度，其目标可能是：保证中国国内金融体系稳定发展，兼顾国际贸易、外汇储备增加和国际上对人民币有效需求的增加，以达到人民币币值，在人民币广义动态均衡附近波动。

当前一些国家倡导的自由汇率、自由兑换制度，由于各国金融业发展不均衡，可能会给全球财富泡沫转移，提供了可乘之机，尤其向广大金融业不发达的国家转移，对此应有清醒地认识。尽管自由汇率、自由兑换制度是地球村层面自然经济系统发展方向，但在界面思维分析工具中，条件不具备时，选择合理的改革梯度，向着必然方向过渡，不失为英明的权宜之策。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石油期货非理性上涨的财富泡沫、股票市场上带来的巨大财富泡沫、房地产价格虚高引起的财富泡沫等，还在国际市场上游荡，这些不确定因素，还时刻提醒着我们、警告着我们。

自然经济范文篇4

内容上的自然经济观点,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传统经济思想始终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看成是最理想的经济生活模式。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经济思想的基本观点产生和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地主阶级内部当时存在着各种不相同的学派,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作为他们理想社会的经济基础。儒家思想后来发展为封建正统思想的主体。儒家创始人之一———孟轲曾这样描绘儒家的社会经济主张:“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孟子•尽心上》)这是一个典型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的图画。西汉后期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以封建正统思想标榜的文学贤良则认为社会经济生活的模式应该是“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畦亩,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斩伐而足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无事焉”。(《盐铁论•水旱》)这里虽然有手工业者,也有商人,但仅限于百乘之家,千室之邑的范围内,而绝不同外界交换:“远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盐铁论•通有》),“道路罕行,市朝生草”。(《盐铁论•力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是其基本主张。东晋时期的陶渊明甚至把世外桃源看成是最理想的社会:“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耕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髻,并怡然自乐。”(陶渊明:《桃花源记》)。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称道的太平盛世,无非是“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史记•平准书》)以及“频致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通典•食货七》)这种农业自然经济的繁荣景象。直至到了近代的许多思想家,包括一些进步思想家,也仍然主张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如龚自珍的“农宗”思想,就主张一宗百亩之田,其中十亩之地为住宅,十亩之田出租税,十亩之田养佃户,十亩之田种经济作物,三十亩自家人口食用,余三十亩所产用来交换手工业品。要求人们“皆不得以澹泉货,百家之城,有货百两;十家之市,有泉十绳,裁取流通而已,则衣食之权重,则泉货之权不重。”(《农宗》)虽然不主张彻底取消货币,但仍然主张“衣食之权重”的农村自然经济。甚至革命农民,并且是近代革命农民,也把自给自足的小生产经济看成自己的理想国。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就主张:“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家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完全是一幅古老的自然经济图景。第二,传统经济思想的自然经济观点的表现,是它的轻商、贱商和抑商原则。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康有为曾指出中国封建经济思想的这一特点。他说:“吾国古者首去渔猎,则以农立国,是故分田制禄之经,重农贵粟之论,布满经史。”(《请励工艺奖创新折》)这里说的确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实际情况。早在战国,封建制度产生时起,地主阶级思想家就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农业是富国富民的本业,而工商业则是末业。要富国强兵必须重本抑末。国家必须在政治上、经济上、财政上大力推行重农政策,而打击或限制工商业的发展。比如,商鞅变法就规定:百姓“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商君书•外内》)通过这种办法,使“民不得无去其商贾技巧而事地利”(同上)。西汉时期,国家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商人子弟,“不得仕宦为吏”(《史记•平准书》),在政治上压抑商人的地位。西晋王朝规定:“侩卖者,皆当着巾,白帖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太平御览》卷八二八),对商人公然进行人身侮辱。直到近代,这种仇视商品货币经济,贱视工商业者的传统观念,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直到19世纪70-8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已有相当发展的条件下,地主阶级顽固派还在鼓吹只有“重农抑商”、“务本知俭”才能使中国富强的观点,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的“振工商以求富”的主张,仍然认为“自来天下之大计,未有舍本而可以图富者。”(曾廉:《纺砖楼记》)。在中国历史上,既使那些重视工商业的思想家,也都难于摆脱传统的农本工商末观点。重农抑商思想和政策在中国封建社会统治了2000年之久,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一条基本原则。封建传统经济思想维护自然经济的特点是不奇怪的,形成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是:(1)农业是封建经济最主要的部门,封建农业本来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自然经济观点实际上是封建自然经济基础在经济思想上的反映。(2)商品货币经济对自然经济有瓦解作用,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和封建剥削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地主阶级思想家自然要竭力赞美、维护农业自然经济,而敌视、打击商品货币经济。

也就是说,地主阶级的阶级利益决定了封建经济思想必然维护自然经济,而敌视商品货币经济。

二、观察问题的国家本位主义立场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对各种经济问题的看法,总是以国家为本位,从国家的角度,从国家的立场,从国家的利益出发。有的学者在比较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和西方经济思想时,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为国家经济学观点,就反映了传统经济思想的这一特点。中国历代思想家经济思想的中心点都是密切联系如何治理国家问题的,如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以个人为本位,从个人角度谈论经济问题的,不是没有,但为数很少。古希腊色诺芬的《经济论》专门论述私人奴隶主怎样管理好自己的家庭经济,而同时期中国的商鞅、孟轲以及其他许多思想家的经济思想著作,研究的则都是如何富国富民问题。由于观察问题主要持国家本位主义立场,因而形成了传统经济思想如下两个重要特征:第一,在政治与经济关系问题上,总是强调政治的首要地位。国家政权是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从国家立场观察问题,自然也就是从政治上观察问题,它要求处理一切经济问题,都从地主阶级的政治利益出发,认为政治上的安危比经济上的贫富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认为“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传统思想的这一特点,集中表现在贵义贱利思想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长期统治上。中国古代所谓义,不仅是个道德规范,它实质上是一个表示封建政治原则和思想道德原则的范畴。利,则主要指物质经济利益。中国经济思想史上长期存在的义利之辩,实质是封建政治、思想、道德原则和物质经济利益的关系问题,简言之,也可以说是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地主阶级传统经济思想一直坚持贵义贱利原则,即要求把义放在首位,谋利、求利必须符合义的原则,服从地主阶级的政治利益和道德原则,要求统治者“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所以,“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四书•大学》)必须“见利思义”,当义和利发生矛盾时,不能见利忘义,而必须毫不犹豫地舍利取义。由于这种传统观念的束缚,封建士大夫都以安贫乐道为荣,而以置身经济事务为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四书•大学》)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封建的义,是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在,贵义贱利原则,实质是维护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原则,它只关心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至于社会经济、社会生产是否能得到发展,则是次要问题。正是这种贵义贱利思想,造成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轻视生产,鄙薄经济事务的坏风气。第二,关于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理论,成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由于观察问题的国家本位立场,所以历代思想家总是从国家角度出发,从封建经济的全局出发来谈论经济问题。他们谈论最多的,主要是义利关系即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农工商关系即国民经济各部门关系问题,以及国家财政问题、土地问题等,至于个人、家庭、单个生产单位如何处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方面的问题,则很少有人论及。所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可以说是宏观经济学思想,而不是微观经济学思想,它主要是关于封建经济全局、或国民经济总图景的理论,这是传统经济思想国家本位主义立场的必然结果。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国家本位主义立场产生的原因,首先与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统治有关。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为了镇压农民的反抗,地主阶级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机器。“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和西欧封建制度很不相同,西欧国家是封建领主制,一块土地经济上的所有者,同时也是政治上的统治者。中国则不然。封建地主对农民可以进行经济上的榨取,而政治上的统治,则主要是通过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来实行。在地主和农民的关系中,封建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不通过封建国家,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经济关系就不允许有大的变动,任何一个关系封建经济全局的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中国封建专制国家在封建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这种决定性的作用表现得十分突出,十分明显。历代地主阶级思想家都十分清楚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封建思想家考虑经济问题往往从国家立场出发的重要原因。中国封建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与传统经济思想的国家本位主义立场这一特点也有关系。由于封建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要干一番事业,要改造社会,实现自己的抱负,必须做官,然后才有可能。中国封建知识分子走的是一条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追求的目标是读书做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他们平时学习,研究的是治国平天下之道,游说诸侯王公也好,参加科举考试也好,靠的也是治国平天下之道,做官执政以后,用的也是治国平天下之道。所以,封建知识分子一生学的、说的、做的都是天下国家的大事,否则他们就没有出路。所以,他们不谈问题则已,一谈问题就必然从国家立场出发,政治问题如此,经济问题也如此,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观察问题的国家本位主义特点形成的主观社会原因。

三、理论发展上的停滞与僵化

封建传统经济思想的这一特点,首先是指封建传统经济思想自从成为统治思想以后,它的基本观点2000年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2000年前的封建思想家提出的观点,甚至在2000年后的地主阶级思想家嘴里,说的几乎完全一样,论点论据都很少区别。如,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的贵义贱利原则,关于农工商关系的重本抑末思想,关于消费的崇俭黜奢原则等等,2000年间一直为封建正统经济思想家们所反复咀嚼。封建正统经济思想的发展史,可以说是封建正统经济思想原则的不断老调重弹的历史,几百年、上千年,甚至2000年间,很少新意,很少发展,很少有什么新观点。传统经济思想停滞僵化的又一个表现,是它的基本原则,基本观点的宗教化、教条化。封建传统经济思想的基本原则,主要出于封建“圣人”之口,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推崇,抬高,它们逐渐成为人们判断是非的标准,成为人们必须遵从的绝对真理,取得了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人们谈论经济问题,国家制定经济政策,都

必须遵循它的基本原则,否则就是离经叛道、非圣诬法。久而久之,传统经济思想原则就变成了宗教教条,成为封建思想家观察、认识一切经济问题的出发点。这些教条不容人们怀疑,人们分析一切经济问题必须无条件地以它们为指导,为依据。纵观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思想史,从其主导方面来说,实际上是封建正统经济思想教条长期统治和专制的历史。封建传统经济思想这种保守化,教条化的特点形成的原因,从客观上讲,是由封建经济基础的状况决定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发展一直停滞不前,极为缓慢,封建生产方式,封建经济基础两千年间几乎没有变化。经济基础的停滞、僵化,决定了上层建筑,特别是作为经济基础的直接反映的封建经济思想的停滞和僵化。在一个千百年间几乎没有多大变化的经济生活环境里,很难设想人们的经济思想会有什么巨大的变更和飞跃。从主观上讲,维护僵化停滞的封建经济基础,以及作为这种经济基础的反映的传统经济思想原则,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征时曾指出:“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封建经济关系的任何带有根本性质的变动,都会危及封建剥削阶级的既得利益。所以封建统治阶级总是要利用传统的思想观念,来维护传统的生产方式,借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对于一切不利于保护封建经济基础,和封建正统经济思想原则不同的异端经济思想,他们总是极力予以压制、排斥、打击,而对那些有利于地主阶级利益的传统思想原则,他们则要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一代一代地尽力鼓吹和宣传。这是造成封建传统经济思想原则保守化、教条化倾向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但不是唯一的经济思想。虽然中国长期的封建时代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非常缓慢,但毕竟还是在发展着,变化着,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这种发展和变化还是相当迅速的。这种变化反映到经济思想上来,就是在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的各个阶段上,都有与传统思想相对立的反传统的思想。这些反传统思想虽然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不占主导地位,但它的内容却反映了各个历史时代的新变化,有许多新鲜的、进步的、有生气的东西。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史,不仅是封建正统思想形成、统治和衰落的历史,同时也是反正统思想同封建正统思想、进步思想同保守思想不断斗争的历史。研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特点及传统经济思想与反传统思想之间的矛盾斗争,对于我们认识封建经济思想的本质,揭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规律,对于肃清封建经济思想的流毒和影响,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自然经济范文篇5

【关键词】马克思/小生产/小生产理论/现代化

【正文】

小生产是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既有其历史必然而具有历史合理性，但又是当今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严重障碍而必须加以清除。尤其是对于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我国来说，由于小生产存在的长久性、普遍性、稳固性和影响深远，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负面制约就更不容忽视。要在实践中解除这种负面束缚，必须先从理论上弄清楚这个问题。因此，发掘马克思关于小生产理论，对于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

所谓小生产，是指以个体小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经营规模狭小的一种生产。主要是指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的小生产，包括自给性的小生产和小商品生产。在商品货币关系不发达的社会形态中，个体农业生产基本上属于自给性的小生产，即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小生产，一般称之为宗法式小生产或自然的农民经济，其人格表现为宗法式小生产者或小农。个体手工业生产，基本上属于商品性的小生产，即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小生产，其产品主要用于交换，而不是用于自己消费，其人格表现为个体手工业者，他们是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也有个体农业生产者将自己的部分产品拿去市场交换，也属于小商品生产者。马克思说，当农民和手工业者成为“自己使用的劳动条件的自由私有者”之后，“它才能得到充分发展，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获得适当的典型的形式”。（注：《资本论》第1卷，第830页。）

关于小生产，马克思在《资本论》和《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等论著中作了生动而深刻的概括：小生产“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累，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注：《资本论》第1卷，第830页。）小生产的主体是农民。马克思对小农也有一段精辟的阐述：“小农人数众多……但彼此间并没有多式多样的关系……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个农户都是自给自足……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自己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218页。）

关于小生产的特点，马克思提出以下主要论点：

第一，渊源长远，且具有普遍性。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解体过渡到奴隶社会，生产资料由公有制转变为私有制。奴隶社会的居民划分为自由民和奴隶，自由民中包括了大奴隶主和小生产者。奴隶制社会解体进入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化程度更高，个体小农和手工业者的小生产普遍地存在了。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后，当然以雇佣劳动制为主要剥削方式，但小生产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尤其是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小生产仍然是普遍的现象。这表明小生产的产生和存在是历史的必然，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不仅渊源长远，而且具有普遍性意义。所以马克思说：“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这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从属关系中也是存在的。”（注：《资本论》第1卷，第830页。）

第二，它不能成为独立的一种社会生产方式。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形态只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09～110页。）。小生产虽然存在于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之中，但它只是以附属身份而依附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而不能在经济上形成它的独立主导社会性质的生产方式，其要害在于它的不稳定性。从人类历史和现实看，主要出现了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两种对立的经济形态。这两种经济形态从原始社会解体至今，都同时存在于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社会之中，只是两者发展的趋势相反：古代社会自然经济居支配地位，商品经济处于从属地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则相反，商品经济居支配地位，自然经济逐渐降为从属地位。小生产总是依附于这两种经济形态。如果小生产与自然经济相联系，马克思说，“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而且在政治上成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页。）的基础，“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注：《资本论》第1卷，第830页。）；如果小生产与商品经济相联系，主要是指以小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简单商品的小生产。马克思说，这种小生产“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注：《资本论》第1卷，第830页。）因为，这种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小生产，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必然经常地发生两极分化而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使得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逐渐排斥掉简单商品的小生产者。马克思说，“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注：《资本论》第1卷，第830～831页。）可见，由于小生产的依附性和不稳定性，小生产在经济上不可能形成主导社会经济形态的生产方式。

第三，生产力落后和低下。马克思指出，小生产“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排斥了积累、协作、内部分工、应用科学和“生产力的自由发展”（注：《资本论》第1卷，第830页。）；“资本主义前生产方式的规律，是生产过程在原有规模上、原有基础上的重复。……各种经济单位能存在好几个世纪，无论在性质上或者在数量上都没有变化。”（注：《列宁全集》第1卷，第187页。）小生产只是向自然界索取简单的生活资料，“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首创精神”（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7页。），是“以治园方法来耕种田地的小农业”（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第2页。）。因此，人们“一直处在那种很低的生活水平上”（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72页。）。

第四，封闭型的自然经济，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马克思说，“一块小土地，一个农户和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形成一个省”，“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式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彼此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页。）各个自给自足的单位“又散处于全国各地，因而农业和手工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天地。……每一个这样的小单位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6页。）

这种自然经济的小生产，必然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小生产的生产率低下，马克思说，农业中取得的成就“就是大大耗费人类的劳动，使这些劳动力不能参加其他的生产部门。”（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第2页。）因而阻碍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因为自然经济性的小生产与商品经济是相冲突的。小生产把劳动力牢牢地束缚在小块土地上或行会中，阻碍了财富的积累、生产的扩大和城市化进程。处于从属地位的商品经济也只是为买而卖的简单商品经济，它无力发挥对自然经济结构的革命性破坏作用。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由于不依靠市场，不依靠生产的变迁以及不依靠外界的历史运动而差不多有完全自给的性质。……这种形式最容易成为社会停滞状况的基础”，成为“巩固旧的生产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第2页。）的因素。

第五，成为专制制度的基础。马克思在评析小生产的政治影响时说，由于小生产者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形成一个阶级。”但由于他们之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而没有使他们之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218页。）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在论述小生产占优势的俄国、印度、中国时也指出，小生产“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24页。）。

第六，小生产意识的基本特征是封闭性和保守性。马克思说，因为小生产“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首创精神。……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对于社会的巨大变化“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甚至顺从外来侵略者而过着“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消极的生活方式”。“人们屈服于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况变成了一成不变的由自然预定的命运，因而造成了野蛮的崇拜自然的迷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7～68页。）小生产意识是小生产方式、自然经济等社会存在的反映，反过来它又为其社会存在服务。而且它一旦产生就具有相对独立性，遵循着它本来所固有的规律运行着和延存着。

以上是马克思的小生产理论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后来，马克思主义者以此为基础和逻辑出发点，联系不同时期的实际加以推论、发展和丰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小生产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对于仍然广泛存在小生产及其意识的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实践，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当今我国现代化实践的指导，也是如此。

二

马克思的小生产理论，对于中国现代化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由以下三方面的情况决定的。

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小生产占优势的农业社会。早在五、六千年前的远古时代，中国就逐渐由狩猎和采集的经济进入了以种植经济为基本方式的农业社会。到秦汉时期，就形成了广泛使用铁器和牛耕的当时世界最发达的农业文明。无论土地制度和政权更迭有多么大的变化，农村人口一般均占90%以上，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成为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从事生产和消费，形成了家庭、村社、县、省等大小不等的自给自足的单位。无论是农业或手工业，其经营方式是分散的，规模狭小，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世世代代、年复一年地在原有基础、原有规模上重复着小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又向自然界索取简单的生存资料。小生产者受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国家的盘剥而艰难的维持着，形成了一直占支配地位的封闭型的农业自然经济和这种经济的人格体现者小生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这些小生产者及其意识伴随着古代经济、政治制度和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思想文化共存着和演变着，使它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封闭的农业自然经济已不再占支配地位，但小生产及其意识仍然普遍地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现实社会之中，成为了负面制约着现代化的桎梏。其主要表现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方面。

经济上，农业中以农户为单位的分散的小规模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仍然广泛地存在；工业中固守传统体制的“小而全”，封闭狭隘、产业结构雷同的重复建设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只着眼于局部和眼前利益，不顾整体和长远利益，划地为牢、急功近利、大搞地方保护主义仍是较普遍的现象；不求奋斗进取，缺乏首创精神，留恋和满足于传统小生产和生活方式，这种人和事也是屡见不鲜的；不愿冒竞争风险，只求平均分配，对于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合理差别，产生失落和不平衡的心态等等。

政治上，家长制作风，个人说了算，无视组织纪律和民主集中制；争权夺利，不惜“内耗”，用“人治”代替法治，重血亲人情亲情，用人唯亲、编织“关系网”，热衷“走后门”；宗放观念死灰复燃，宗派势力膨胀，甚至由此引起宗族流血械斗和宗教迷信泛滥等。

思想文化上，保守僵化，习惯于经验思维，前人未做过的事不愿轻易地去实践探索，对已经发生的事又缺乏理性思考，盲目顺从，随流模仿，一哄而起，不顾得失后果；因循守旧，视标新立异为离经叛道，习惯于依赖顺从和逆来顺受；安守家业和完园。重农轻商，市场经济意识淡漠；缺乏公德意识，奉行“各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处世原则；怀旧崇古，留恋过去小生产的生产生活方式，向往过去小生产的封闭单干、散漫无拘、自由自在的生活等。

小生产及其意识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表现，足以说明它对我国现代化事业危害的严重性。

第三个方面，前苏联和我国自身的经验教训，要求我们要认真地正确地对待小生产问题。十月革命后的初期，在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争环境下，苏维埃政府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取消商品货币关系，通过国家法令，由国家直接控制生产和分配，由小生产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然而实践证明，这一政策引起了农民等小生产者的普遍不满，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列宁后来总结说，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不是严肃的经济制度”（注：《列宁全集》第32卷，第222页。）；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实行统一的生产和分配制度，“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注：《列宁全集》第33卷，第39页。）；“用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去实行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的尝试已经失败了”（注：《列宁全集》第33卷，第70页。）。于是，列宁及时地放弃了这一政策，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保证小农有一定的周转体系”，即给小农以贸易自由、资本主义自由，“否则它便不能生存”。（注：《列宁全集》第32卷，第177页。）同时还给“小规模的个体经济相适应的刺激、推动和鼓励”（注：《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8页。），即改善小生产者的经济状况，满足他们的经济要求。列宁认为，要把小农经济引向社会主义道路，一是要发展大工业和用先进技术武装农业；二是必须把分散的个体农民引上集体经济的道路。“只有在我们有了强大的工业、能够给小生产者好处，使他们实际看到这种大经济的优越性的时候，才能保证实现这个过渡”（注：《列宁全集》第32卷，第174页。），即实现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的过渡。（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我国的经验教训也证明了这一点。1956年完成三大改造，把农业、手工业的小生产引向集体化的道路是较顺利的。但1958年在的口号下，过早过快地改变生产和分配制度，实行全国化，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掀起“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多种经济成分，承认了个体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解散了，实行分散的家庭生产经营小规模的农业生产方式，扶植和鼓励个体工商业的发展，使我国经济重新出现了蓬勃生机和欣欣向荣的局面。前苏联和我国自身的经验教训，证明了在现代化建设中正确地对待和处理小生产问题是一个关系到现代化建设成败的极其重要的问题。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情况看，一方面说明马克思的小生产理论是适合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的，我们应该运用这一理论，历史地科学地认识和对待小生产问题。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小生产及其意识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代化建设的桎梏和迟滞作用，必须主动自觉地采取政策措施改造小生产状况，消除其意识的负面影响。

如何运用马克思的小生产理论，并结合我国实际，完成改造小生产和消除其意识的负面影响的任务呢？

首先，应根据马克思的小生产理论，充分认识改造小生产和消除其意识的必要性、长期性和复杂性。

关于这种必要性，马克思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小生产既不能历史跨越，也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以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为基础，而不能建立在小生产沙滩的基础上。因此，必须对小生产进行改造，让小生产逐渐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尤其是在历史上和现实社会中小生产占优势或占很大比重、农民占居民大多数的农业国家里，更要重视和费大力气对小生产进行改造，实现列宁说的“生产力事实上的社会化”，绝不能幻想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注：《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25页。）而是要根据小生产经济占优势的情况，采取“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补助办法，才能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全部关键就在这里。”（注：《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24页。）

关于这种长期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古老的农民小生产者占优势的农业国，生产力水平低下，耕织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长期居支配地位，农民一直占人口的大多数。当今中国这种状况虽有很大的改变，然而，农业国并未被工业国所取代，人口的80%仍是农民，他们仍以分散的家庭生产经营的小规模生产为农业生产方式，小手工业仍在经济中占较大比重，农村市场经济还处在初级阶段，农村小城镇建设还刚起步，社会人口的文化素质总体上仍较低。据1996年统计，6岁以上的人口中，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的56.8%，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2.2%。人口的这种低下文化素质，局限了他们的视野，妨碍了他们对新观念、新思想、新事物的敏感性和接受能力。因此，要改变小生产者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提高全社会成员的文化素质，必然是一个艰巨和长期的过程。

关于这种复杂性在中国也是突出的。小生产既与中国很长一段历史过程相伴随，必然与经济政治制度相联系，尤其是小生产意识又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互渗透交融在一起，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同时，中国人口众多，对各个人的影响程度不一，表现形式纷繁多样，这就为认识它、区分它、把握它、消除它带来极大的复杂性。列宁曾指出“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是比较复杂的过渡。但是它在成功时，却能包括更广大的居民群众，却能把旧的关系……更为深固的根拔掉。”（注：《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23页。）所以，即使很复杂，我们也应有坚定的信心，完成这个过渡。

其次，大力发展社会化生产力和商品经济，为改造小生产提供物质基础和物质手段。小生产及其意识是在社会生产力低水平和自然经济条件下产生和相应存在的，要从根基上实现从小生产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消除小生产意识而代之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意识，必须从大力发展社会化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着手，因为它们是改造小生产和消除其意识的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物质手段，缺此基础和手段，改造小生产为社会化大生产就是空谈。马克思关于两类社会基本矛盾学说阐明了这个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恩格斯说，“社会化的生产使全部旧的生产方式革命化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2、441页。）。因此，只有发展社会化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才能为小生产方式过渡到社会化大生产方式，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简单商品经济过渡到较发达的商品经济提供物质基础，并随之引起与现代生产力和现代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意识取代小生产意识。这样才能使我国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使封闭半封闭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的传统社会转向开放型的商品经济发达的现代社会。总之，发展社会化生产力和商品经济，才能从根基上创造改变小生产及其意识的物质条件。

商品经济是与自然经济相对立的一个经济形态，发展商品经济是促使自然经济解体的物质手段。只有发展商品经济，加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生产者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换和经济联系，才能打破自然经济的分散性、孤立性、封闭性和落后停滞状态。同时商品经济也会破坏小生产者的稳固性，促使小生产者的两极分化，加速生产条件的集中并将它转化为资本。虽然这意味着产生资本主义，但按列宁的观点，既然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注：《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25页。）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谈到俄国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条件时，也强调要“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8页。）。何况，我国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进入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原本就发展得很不充分，却历史地继承了大量的小生产和自然经济的遗留。我国当今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分共存，这一客观事实也表明，发展商品经济即使可能会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但只要我们善于利用它，就可以使它起到小生产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提高生产力的手段”的作用。

第三，发展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卫生事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全面培养高素质的人，是改变小生产状况和消除其意识的根本途径。因为无论是小生产或是大生产，人都是物质承担的主体，也是意识形态的载体。因此，改变小生产状况和消除其意识，一切决定于人，决定于人的关键又在于人的素质。因为人的素质决定着人的思维方式、生产生活方式，也决定着个人是否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人的素质既受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影响，又是在改造客观环境和条件的过程中培养起来的。

自然经济范文篇6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形态还是自然经济，所谓基本就是不是完全的自然经济，而是处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时期。

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是自给自足，自足有余的部分农产品用作出售，所以自然经济亦称小商品经济。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打破原来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并无根本变化，无非是农民打的粮食多了点，留足口粮、种子、饲料后的剩余多了点，出售的也就多了点。也就是说我国农村经济就总体而论还远没有发展到完全的商品经济。这种经济形态，不要说与改革前就是与旧中国也无本质区别。发展农民经济组织，是基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尽快完成我国农村经济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

自然经济是最脆弱的经济，从事自然经济的农民是最软弱的人群。这些年来中国农民的经济权益屡屡遭受侵害。我国有19亿亩耕地，每年被占用1000万亩。邓小平1992年南巡谈话，经济发展出现了高涨势头，诱发了大规模的圈地，相伴的是房地产泡沫。所谓改革后的第一次圈地运动。近年来在加速城市化进程中大规模建设开发区和公用设施。出现了改革后的第二次圈地运动。两次圈地运动农转非土地达1亿亩。在工业化进程中，一部分耕地变为非耕地，这是必然的。问题在于占用耕地的补偿，补偿多少，根据是什么，补偿给谁。根据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课题组《中国农民组织建设的现状》报告，“近5年征过地的村有44%。而且，征地的补偿费很少，每亩超过1万元的不到30%，分给农民的更少，平均只有2000元左右”。“有的被征地农民除了免除被征地的农业税外，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导致出现数千万无耕地、无收入、无保障的所谓“三无”农民。因此，因征地和拆迁等引起的土地纠纷已成为近年农民上访的主要原因。在地方政府极力拦阻的情况下，到北京最高司法机关上访的每日少则百人，多则几百人。这其中相当部分也是因为征地和拆迁之纠纷。这反映了农民维权意识增强。但依法维权的意识又很弱。中国农民是最软弱的，也是最容易统治的。但是被逼急了，造起反来又是最有战斗力的。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主要依靠的就是农民的力量。所以，保护农民的经济权益，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我国政府是注意保护农民的经济权益的。政策规定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意在保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甚至堂堂的政府总理出面为作工农民讨要工资。但保护农民经济权益的法律和制度很不健全。1991年施行的《土地管理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依法申请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用的原属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这实质上就是国家通过征用，农民的土地集体所有变为国家所有。土地集体所有，集体是谁？现在就是普遍存在的村委会。而村委会是行政组织。既然是行政组织，就要听命于上级行政组织，即乡政府。现在恰恰是一些乡政府侵损农民经济权益。政府通过征用农民的土地，以地生财，成了财政的重要来源。这是一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农民吃亏，和政府讲理，基本上是以卵击石。万般无奈，农民只好上北京找青天大老爷。这种农民自发的维权行为，是十分软弱无力的。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客观上要求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发展商品生产，保护自己的经济权益。

现在不能说没有农民组织。有，而且很多。诸如村委会、村民代表大会、村民调节委员会、村经联社、信用合作社、扶贫协会、减免协会、妇女联合会、合作医疗组、老年协会、红白喜事会等等。概括的讲，就是行政组织、协调组织、服务组织。都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除了村委会之外，多为松散的、非经济组织。现在需要的是发展商品经济和维护农民经济权益的、强有力的、真正的经济组织。

强有力的、真正的经济组织，是以土地的所有、使用、流转及其权益为基础的。我认为比较好的形式是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它根本区别于原来的集体经济和当前的家庭承包制。

原来的集体经济是统一占有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统一劳动；统一分配。即“三统一”。这种形态的集体经济，极个别的地方还存在，比如河南省临颖县南街村，经济发展很快，农民共同富裕。但就全国而论，究竟属于凤毛麟角了。基本形式还是家庭承包制。搞家庭承包制也是一步一步逼出来的。改革初期还认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资本主义，复辟、单干、倒退。政策明令禁止。过二年又有松动，说在贫穷落后地区、边远山区、“三靠队”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但全国不能超过15%的地区。直到1984年，才明确认定家庭承包制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的新发展。后来不断有要求改变家庭承包制的议论，农民心里也不踏实。农民怕变，而不向土地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三十年不变的政策。那么，三十年之后呢？从根本上说家庭承包制还属土地使用政策的范畴，还不能说其是根本的土地制度。政策是可以随时调整的，而制度则具有稳定性、长期性。

我们搞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基于两个前提，其一是要保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其二是调动农民的生产性。第二个前提用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农民是被调动的。其实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农民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自主地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其积极性是自发的、主动的、内在的，勿需谁去调动。第一个前提，土地集体所有。它是在什么情况下形成的？是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农业合作化的实质就是变农民土地私有制为集体所有制。就生产方式而论，集体所有制经济无非是放大了自然经济。原来是一家一户的自然经济，变成集体的自然经济。农业合作化，搞农业集体经济，并没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甚至造成生产力的破坏。集体化程度越高，破坏越大。集体经济发展到，所谓的“一大二公”，造成农业生产力近乎毁灭性的破坏，终于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大面积的饿死人。由于政治的原因，谁也不敢对这种集体经济说个不字。农民基于自身的利益，在60年代曾搞过包产到户，以求自救。但都当作资本主义打下去了。改革开放后，政治环境比较宽松了，农民又重新搞起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并逐渐地变成了党的政策，被认可和允许。当时我们称之新生事物。其实是老事物再现，历史的反复而已。总之，我们所说的集体经济没有发达的商品经济作基础，其根基并不巩固，而是靠某种主义和政策来维系。指望这种集体经济组织带动农民发展商品生产，保护农民的经济权益，几乎是一种奢望。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要从当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这个实际就是家庭承包制，农民已有土地使用权，实行家庭经营。改变这种情况，再把所有权也还给农民，即农民土地私有制，将会产生很大振动，我们在政治上承受不了。尽管我们消灭土地私有制过早过快，但在农村经济情况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再回过头来搞土地农民私有制，已完全不可取了，我们只能在农民已有土地使用权的基础上，规范和法定土地所有权。使之成为实实在在的、真真切切的农民集体所有。实行农民土地股份合作制则是比较切实可行的。

自然经济范文篇7

【关键词】马克思/小生产/小生产理论/现代化

【正文】

小生产是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既有其历史必然而具有历史合理性，但又是当今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严重障碍而必须加以清除。尤其是对于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我国来说，由于小生产存在的长久性、普遍性、稳固性和影响深远，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负面制约就更不容忽视。要在实践中解除这种负面束缚，必须先从理论上弄清楚这个。因此，发掘马克思关于小生产理论，对于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

所谓小生产，是指以个体小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经营规模狭小的一种生产。主要是指个体农业和个体手的小生产，包括自给性的小生产和小商品生产。在商品货币关系不发达的社会形态中，个体农业生产基本上属于自给性的小生产，即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小生产，一般称之为宗法式小生产或自然的农民经济，其人格表现为宗法式小生产者或小农。个体手工业生产，基本上属于商品性的小生产，即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小生产，其产品主要用于交换，而不是用于自己消费，其人格表现为个体手工业者，他们是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也有个体农业生产者将自己的部分产品拿去市场交换，也属于小商品生产者。马克思说，当农民和手工业者成为“自己使用的劳动条件的自由私有者”之后，“它才能得到充分，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获得适当的典型的形式”。（注：《资本论》第1卷，第830页。）

关于小生产，马克思在《资本论》和《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等论著中作了生动而深刻的概括：小生产“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累，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注：《资本论》第1卷，第830页。）小生产的主体是农民。马克思对小农也有一段精辟的阐述：“小农人数众多……但彼此间并没有多式多样的关系……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任何，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个农户都是自给自足……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自己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小农的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218页。）

关于小生产的特点，马克思提出以下主要论点：

第二，它不能成为独立的一种社会生产方式。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形态只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09～110页。）。小生产虽然存在于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之中，但它只是以附属身份而依附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而不能在经济上形成它的独立主导社会性质的生产方式，其要害在于它的不稳定性。从人类历史和现实看，主要出现了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两种对立的经济形态。这两种经济形态从原始社会解体至今，都同时存在于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社会之中，只是两者发展的趋势相反：古代社会自然经济居支配地位，商品经济处于从属地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则相反，商品经济居支配地位，自然经济逐渐降为从属地位。小生产总是依附于这两种经济形态。如果小生产与自然经济相联系，马克思说，“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而且在政治上成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页。）的基础，“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注：《资本论》第1卷，第830页。）；如果小生产与商品经济相联系，主要是指以小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简单商品的小生产。马克思说，这种小生产“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注：《资本论》第1卷，第830页。）因为，这种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小生产，在商品经济的支配下，必然经常地发生两极分化而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使得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逐渐排斥掉简单商品的小生产者。马克思说，“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注：《资本论》第1卷，第830～831页。）可见，由于小生产的依附性和不稳定性，小生产在经济上不可能形成主导社会经济形态的生产方式。

第三，生产力落后和低下。马克思指出，小生产“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排斥了积累、协作、内部分工、应用科学和“生产力的自由发展”（注：《资本论》第1卷，第830页。）；“资本主义前生产方式的规律，是生产过程在原有规模上、原有基础上的重复。……各种经济单位能存在好几个世纪，无论在性质上或者在数量上都没有变化。”（注：《列宁全集》第1卷，第187页。）小生产只是向自然界索取简单的生活资料，“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首创精神”（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7页。），是“以治园来耕种田地的小农业”（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第2页。）。因此，人们“一直处在那种很低的生活水平上”（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72页。）。

第五，成为专制制度的基础。马克思在评析小生产的政治影响时说，由于小生产者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形成一个阶级。”但由于他们之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而没有使他们之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218页。）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在论述小生产占优势的俄国、印度、中国时也指出，小生产“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24页。）。

二

马克思的小生产理论，对于中国现代化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由以下三方面的情况决定的。

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小生产占优势的农业社会。早在五、六千年前的远古，中国就逐渐由狩猎和采集的经济进入了以种植经济为基本方式的农业社会。到秦汉时期，就形成了广泛使用铁器和牛耕的当时世界最发达的农业文明。无论土地制度和政权更迭有多么大的变化，人口一般均占90%以上，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成为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从事生产和消费，形成了家庭、村社、县、省等大小不等的自给自足的单位。无论是农业或手工业，其经营方式是分散的，规模狭小，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世世代代、年复一年地在原有基础、原有规模上重复着小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又向自然界索取简单的生存资料。小生产者受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国家的盘剥而艰难的维持着，形成了一直占支配地位的封闭型的农业自然经济和这种经济的人格体现者小生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这些小生产者及其意识伴随着古代经济、政治制度和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思想文化共存着和演变着，使它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小生产及其意识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表现，足以说明它对我国现代化事业危害的严重性。

第三个方面，前苏联和我国自身的经验教训，要求我们要认真地正确地对待小生产。十月革命后的初期，在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争环境下，苏维埃政府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取消商品货币关系，通过国家法令，由国家直接控制生产和分配，由小生产直接过渡到主义。然而实践证明，这一政策引起了农民等小生产者的普遍不满，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和危机。列宁后来说，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不是严肃的经济制度”（注：《列宁全集》第32卷，第222页。）；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实行统一的生产和分配制度，“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注：《列宁全集》第33卷，第39页。）；“用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去实行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的尝试已经失败了”（注：《列宁全集》第33卷，第70页。）。于是，列宁及时地放弃了这一政策，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保证小农有一定的周转体系”，即给小农以贸易自由、资本主义自由，“否则它便不能生存”。（注：《列宁全集》第32卷，第177页。）同时还给“小规模的个体经济相适应的刺激、推动和鼓励”（注：《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8页。），即改善小生产者的经济状况，满足他们的经济要求。列宁认为，要把小农经济引向社会主义道路，一是要大和用先进技术武装农业；二是必须把分散的个体农民引上集体经济的道路。“只有在我们有了强大的工业、能够给小生产者好处，使他们实际看到这种大经济的优越性的时候，才能保证实现这个过渡”（注：《列宁全集》第32卷，第174页。），即实现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的过渡。

我国的经验教训也证明了这一点。1956年完成三大改造，把农业、手工业的小生产引向集体化的道路是较顺利的。但1958年在的口号下，过早过快地改变生产和分配制度，实行全国化，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掀起“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多种经济成分，承认了个体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解散了，实行分散的家庭生产经营小规模的农业生产方式，扶植和鼓励个体工商业的发展，使我国经济重新出现了蓬勃生机和欣欣向荣的局面。前苏联和我国自身的经验教训，证明了在化建设中正确地对待和处理小生产问题是一个关系到现代化建设成败的极其重要的问题。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情况看，一方面说明马克思的小生产是适合的和现状的，我们应该运用这一理论，历史地地认识和对待小生产问题。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小生产及其意识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代化建设的桎梏和迟滞作用，必须主动自觉地采取政策措施改造小生产状况，消除其意识的负面。

如何运用马克思的小生产理论，并结合我国实际，完成改造小生产和消除其意识的负面影响的任务呢？

首先，应根据马克思的小生产理论，充分认识改造小生产和消除其意识的必要性、长期性和复杂性。

关于这种必要性，马克思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小生产既不能历史跨越，也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以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为基础，而不能建立在小生产沙滩的基础上。因此，必须对小生产进行改造，让小生产逐渐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尤其是在历史上和现实社会中小生产占优势或占很大比重、农民占居民大多数的农业国家里，更要重视和费大力气对小生产进行改造，实现列宁说的“生产力事实上的社会化”，绝不能幻想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注：《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25页。）而是要根据小生产经济占优势的情况，采取“中间的途径、、手段和补助办法，才能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全部关键就在这里。”（注：《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24页。）

关于这种长期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古老的农民小生产者占优势的农业国，生产力水平低下，耕织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长期居支配地位，农民一直占人口的大多数。当今中国这种状况虽有很大的改变，然而，农业国并未被工业国所取代，人口的80%仍是农民，他们仍以分散的家庭生产经营的小规模生产为农业生产方式，小手工业仍在经济中占较大比重，市场经济还处在初级阶段，农村小城镇建设还刚起步，社会人口的文化素质总体上仍较低。据1996年统计，6岁以上的人口中，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的56.8%，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2.2%。人口的这种低下文化素质，局限了他们的视野，妨碍了他们对新观念、新思想、新事物的敏感性和接受能力。因此，要改变小生产者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提高全社会成员的文化素质，必然是一个艰巨和长期的过程。

第三，发展、、文化、、卫生事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全面培养高素质的人，是改变小生产状况和消除其意识的根本途径。因为无论是小生产或是大生产，人都是物质承担的主体，也是意识形态的载体。因此，改变小生产状况和消除其意识，一切决定于人，决定于人的关键又在于人的素质。因为人的素质决定着人的思维方式、生产生活方式，也决定着个人是否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人的素质既受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影响，又是在改造客观环境和条件的过程中培养起来的。

自然经济范文篇8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90X(2001)04-116-05

一

关于小生产的特点，马克思提出以下主要论点：

二

马克思的小生产理论，对于中国现代化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由以下三方面的情况决定的。

小生产及其意识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表现，足以说明它对我国现代化事业危害的严重性。

如何运用马克思的小生产理论，并结合我国实际，完成改造小生产和消除其意识的负面影响的任务呢？

首先，应根据马克思的小生产理论，充分认识改造小生产和消除其意识的必要性、长期性和复杂性。

自然经济范文篇9

**路东段至站前西路一带在自然经济形态下，目前已初步聚集了大量的金融保险行业及宾馆住宿行业。随着城市发展进程的进一步深入，从单体来看其金融保险行业已覆盖国内7大银行、3大保险、2大通讯、1大传媒，但由于仍处于自然经济形态，其业态分布、产业聚集效应等均不明显。目前城市发展非常迅速，如果我们不能紧紧抓住时机进行前置性规划和引导，那么我们现有的产业优势将一瞬而逝。

二、前景展望

打造**金融街区是适应新的市场经济形势下的迫切需要，是南昌市乃至江西省的首个创举，是“经济强区、文化大区”的发展需要，是营造经济全球化商务环境的必由之路，是入世后金融保险行业发展的必然产物。

金融街区是一种城市经营管理的理念，是一个整体，是一个产业链。我办理念是“形成一个以金融保险业办公及纯商务写字楼为主体，辐射形成餐饮、住宿、旅游、购物、娱乐、其它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综合体”，从而相对形成一个金融核心区、资金密集区和经济活跃区。

三、总体思路

以“泛金融街区”为理念，以自然经济条件为基础，以现有资源为载体，以确立全省金融核心区为目标，采取3+1的模式，着力进行整体规划和打造（3＋1为：3块地：公交、南昌宾馆、11号地块，1个景区）。

四、总体目标

最终形成一个资金密集、信息畅通、交易活跃、功能完善、配套设施齐全、环境优美的国际化金融中心。

五、业态分析

1、地理位置优势。该地段紧靠南昌火车站、南昌汽车站及南昌标志八一广场和**。该区域内人口聚集，交通便利，住宿医疗等便利。

2、金融商贸产业密集优势；据统计，**东侧至站前西路一带金融保险业有13家（浦发银行、建行**支行、农行福山巷支行、中行江西省行、中国人寿南昌公司、中国财险南昌公司、平安人寿江西公司、太平洋人寿江西公司、太平洋财险江西公司、交通银行、洪兴保险、东方资产、招商银行），07年上半年该范围金融保险企业实现税收合计7868.3万，占全区金融保险业（15422万）的51.02％。宾馆酒店业有14家（吉安宾馆、上饶宾馆、赣江宾馆、九九隆宾馆、和平大酒店、南昌宾馆、新华宾馆、经纬宾馆、工联宾馆、福山宾馆、天高大酒店、锦峰大酒店、灶王爷食府、左右坊大酒店），07年上半年该范围住宿餐饮企业实现税收727.2903万，占全区住宿餐饮业（3235万）的22.48％

3、商务办公集中优势；据统计，该段现有纯写字楼2栋，面积约为10万m2，配套设施齐全，占全区楼宇面积11.57％，07年上半年纳税1245万，占全区楼宇实现财政的22.04％。

4、发展潜力优势；目前据了解，该段现有3个项目正在招商，占地面积约为100亩左右，发展潜力巨大（南昌宾馆、公交公司、11号地块）。

六、整体规划改造及措施的设想

1、成立专业机构进行协调。（最好是选择大型金融机构，成立股份公司进行整体投资开发，如：以现有的招商项目为载体）。

2、就目前自然经济形态进行宣传造势、命名。

3、对辖区进行整体定位和规划引导。

A、定位：以金融保险、住宿餐饮为主的多业态综合体。

B、对现有3个项目进行协调规划，使其连成一片，整体开发（南昌宾馆至11号地）。

C、对周边硬件设施要求进行配套，如福山花园、利马窦广场、**公园及周边环境，加大市政外环境投入。

4、争取政策扶持和服务措施

A、协调原金融保险财政体制划分（营业税等方面争取区本级部分）。

B、对入驻区域的金融保险行业进行办公装修、房租等补贴。

C、鼓励楼宇开发进行奖励对现，特别是对引进金融保险业进行奖励。

自然经济范文篇10

(一)

在西欧中世纪领主制经济下的封建庄园，是封建领主在其领地上剥削农民的基本组织形式。在封建庄园中，封建领主利用农奴劳动组织自给生产。其自给经济通常包括农田、果园、菜园、葡萄园、家禽家畜饲养场、磨坊、面包房、手工作坊等等。这些生产设施，大都设立在领主的自营地上。此外，还有公用的森林、牧场等等。由于庄园大小悬殊，上述各种生产设施的规模，在各个庄园并不一致，有些庄园也并不齐备。尽管如此，封建领主的自营地生产大都可以满足领主家庭日常生活的需要，在这个范围内，其自给性是相当完备的。封建领主淖杂乜梢运凳蔷哂械湫鸵庖宓淖愿谩?BR>

在封建庄园中，通常有领主自营地，农奴份地和自由佃农份地。因此，封建庄园与领主自营地，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我国学术界对封建领主自营地的自然经济性质，是没有多大分歧的，但有时却把它与封建庄园混淆起来，从而过高地估计了自然经济在封建庄园中的地位，对封建庄园与商品货币经济的联系却估计不足。随着对欧洲中世纪经济史研究的深入，这种认识近年来已有很大改变，但对封建庄园自然经济简单化概念化的认识，并没有完廓清。我认为，这主要有如下理论认识上的失误。

首先，封建领主家庭作为一个消费单位，其生活消费所需的生活资料，按照恩格斯的分-类；应当包括以下三个部分。一部分是生存资料，这是封建领主家庭成员延续生命所需的生活资料，如粮食、蔬菜之类。一部分是享受资料，这是封建领主家庭成员超越劳动者的生活需要，过养尊处优生活的生活资料，如美食、锦衣、华堂、珍宝之类。一部分是发展资料，这是封建领主及其子女受教育或进修所需的生活资料，如图书、文具、乐器之类。恩格斯说，人类“一有了生产，所谓生存斗争便不再围绕着单纯的生存资料进行，而要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1]。封建领主作为一个封建剥削者，正是这样为生存斗争而组织自给生产，以保证自己以至子孙的优裕生活。

领主家庭经营自营地，就不仅是—个消费单位，而且是一个生产单位。其消费不仅有生活消费，而且有生产消费。领主家庭的自给生产，不论多么完备，也不可能全部满足自己生产资料，特别是生活资料中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需要。小者如盐、铁、磨石，大者如锦绣珠宝金银器皿、名贵食品、雕梁画栋、名马华鞍之类，是难以完全自给的。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在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下，封建领主的生活消费品会具有不同的范围，数量和质量，即具有不同的消费水平。总的发展趋势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存资料在消费总量中所占有的份额会逐渐缩小，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所占的份额会逐渐扩大。因之，封建领主自营地生产的有限性，和家庭需要的多样性的矛盾，就会日益突出。还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欧各国，封建国王将土地以封地的形式分封给各封建领主，大封建领主又将土地的一部分分封给下一级的领主，都是以各级领主提供军事义务为前提的。军事开支是封建领主家计中首要的支出。他们所需兵器、甲胄、车骑之类，并不都能自己制造，而是已较早地成为商品。这是一种特殊消费，也是要列入领主家计簿的。上述这些不能自给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必然会引出对于货币和商品交换的需求，从而会引出庄园内部商品生产的出现和发展。

实际生活说明，我们不能把封建领主的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简单化，特别是不能把封建领主的享受消费简单化。封建领主生产消费所需物资是多种多样的，其生活消费、特别是享受消费所需物资，更是多种多样的。就是他们日常生活资料的构成，也会随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动而发生变化。比如经过十字军东征，可以从利凡得购进肉桂、胡椒等物之后，西欧封建领土就不总是吃没有香料和其他调味晶的烤肉和煮肉了。如果我们把封建领主的生产需要和生活需要简单化，就容易得出封建领主所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可以通过经营自营地和向农民征收实物地租，得到自给自足的结论，从而导致夸大自然经济在封建庄园中的地位，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其次，土地所有权与政治统治权的统一，是西欧领主制经济的重要特征。封建领主既是庄园土地的所有者，又是庄园政治上的统治者。当时较大的封建庄园，都实际上是一级政权。封建领主剥削农民，同时也承担作为政权的职能，向农民提供一定的社会服务，如维持社会治安、评议诉讼、提供宗教生活场所、以至修筑道路、设置市场、铸造货币、管理度量衡等等。因此，教会、司法、行政等各项管理费用，以至官吏的薪金开支，都是要列入封建领主的家计簿的。

人类社会的生产和交换，不仅有物质的，而且有非物质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非物质的生产和交换，会越来越显得重要。在封建庄园中，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分工而形成的政权职能，表现为封建领主向社会提供的管理和服务。从宏观经济学来看，这也是一种劳动交换，即非物质生产的交换。不论这种政权职能对社会经济是在起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就是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社会分工本身，也就是他们之间劳动交换的本身，也会导致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恩格斯说过，“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管理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于之间的大分工。”[2]正因为如此，封建庄园作为一级政权，也是需要商品货币经济来运转的。

在封建庄园经济的研究中，如果我们习惯于用政治经济学的抽象方法，只把注意力放在封建领主自营地和农奴份地之上，把物质的生产和交换，从整个社会生活中抽象出来加以考察，就把非物质生产的交换，并从而把由此而引起的商品和货币交换，排除在我们视野之外。这也是对领主制经济认识的简单化。吴承明同志从宏观经济学的原理出发，在《试论交换经济史》[3]一文中，提出经济史研究，既要注意商品交换的研究，又要注意对劳动交换、智能交换的研究，这是很有见地的。

再次，西欧的封建庄园，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经济单位。在封建庄园中，农奴家庭和自由佃农家庭占有多数。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说，领主家庭的自营地，是一个独立经营的自负盈亏的经济单位。农奴家庭和自由佃农家庭都具有自有经济，都自行解决自己的生产和生活问题，也同样是相对独立的自负盈亏的经济单位。农奴和自由佃农通过经营份地，以保证对封建领主的劳动地租、实物地租以至货币地租，同中国地主制经济下，佃农经营租佃地和自耕农经营自有地，以保证对封建地主和封建国家的实物租赋以至货币租赋一样，在这个基本点上并无不同。可以说，西欧领主制经济和中国地主制经济，实际上都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经济。

这些农奴和自由佃农所耕种的份地，并不都是均等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不均等的情况，会日形突出。他们之间就会发生有余与不足的问题。加以这些农民的经营规模，总的来说是狭小的，他们所种植的农作物，以及所从事的家庭手工业和副业，也都不会划一，这就难以满足自己所需的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此，他们既要从事自给性生产，也要出售自用有余的产品，甚至要从事部分商品性生产，以取得自己不能生产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以进行再生产，维持一家的温饱。认为他们可以与商品货币经济相隔绝，可以完全自给自足，这是难以想像的。

同时，封建庄园中，还有各色工匠，如铁匠、木匠、鞋匠、染匠、马具匠、制酒匠、制面包匠、裁缝等等。这些工匠，有些是属于封建领主所使用的奴隶和雇工，有些是属于到农家做活的手艺人，有相当一部分是独立的手工业者和负担劳动地租的半独立手工业者。这一部分手工业者也具有着以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商品生产。所有这些工匠的劳动，构成封建庄园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匠人，除了具有奴隶身分的工匠之外，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就难以避免与农民和其他工匠发生商品货币的交换关系。

尽管我们缺乏详悉记录农民和工匠生产经营活动的文献资料，难以具体了解他们之间的生产和交换情况。但是，从西欧中世纪作为地租缴纳给封建领主的实物来看，有农副产品，如五谷、羊毛、亚麻、蜂蜜、蜡、葡萄酒、牛、羊、猪、家禽和蛋等，有木材及其制品，如木柴、木头、葡萄藤桩、火把、盖屋板、桶板和桶箍等，有手工业品，如呢绒、麻布、袜子、鞋子、面包、啤酒、桶子、碟、盆、酒杯、铁器、锅和小刀，等等。这些产品的生产者，应当是既有农民，又有工匠。一个农户，一个手工业者，也是难以生产多种产品的。因此，有的西方学者就根据这样的单子认为，“由此可见，那为供应商品所需的某种程度的专业化，已经存在。”[4]从欧洲考古发掘所提供的手工业材料，有的学者也认为，那种农民只购买铁器农具和盐的流行说法，也“不再站得住了。”[5]当然，我们不能对中世纪的农民、以至工匠的生产专业化程度作过高的估计，特别在中世纪早期更是如此。但是，根据上述情况，农民和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那种自用有余产品余缺调济的交换，那种同特殊需要发生关系时品种调济的交换，那种建立在小商品生产基础上的商品交换，都不是不可能发生的。这种交换关系，并且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日益发展。这可以从西欧中世纪市场和集市的发展得到说明。当时，市场一般是属于地方性交易的场所，集市一般是属于区域性贸易以至国际性贸易的场所。就是地方性交易的市场从一开始就不都是以封建庄园为交易范围的。因此，考察封建庄园内部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不能只片面强调他们所具有的严格人身依附关系的农奴地位，而忽视他们还具有相对独立的小生产者的地位；不能只简单地强调封建庄园共同体的内部分工，而忽视生产者之间某种程度的社会分工，从而给封建庄园抹上过多的自然经挤彩。这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封建领主为了购买自己所需的商品，支付各种开支，就会通过各种途径获取货币。一条途径是出售自营地的产品，如粮食、牲畜和畜产品之类。自然条件的多样性，还会带来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有些封建领主还会有特产品，如优质木材、名优酒果之类，可供出售。起初封建领主用于交换的产品，主要是自用有余的产品，出售的品种和数量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以后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出售产品的数量不断增加，品种相对稳定，出售的经常性也得到保证。有的封建领主为了获得更多的产品用于交换，还扩大自营地，以从事商品生产。在英国，还由于粮价上涨，一些封建领主为了追逐卖粮的商业利益，就扩大自营地，将佃农变为农奴，实行劳动地租，出现过所谓“庄园反动”的逆转。尽管自营地上自给产品的生产和出售产品的生产，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难以分清，但从理论上说，领主自营地上已经有了部分商品生产，出现了从完全的使用价值生产到具有部分交换价值生产的过程。

另一条途径是，利用封建土地和其他财产所有权，向自由佃农收取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或实物货币混合租。许多封建庄园都有一定数量的自由佃农，有的比重还很大。封建领主除通过收取货币地租，直接获得货币之外，所收取的实物地租，既可自己消费，也可出售。此外，他们还向农民收取烘面包炉、酿酒坊、磨房等等的使用费。

还有一条途径是，利用政治统治权，征收各种捐税。如向农奴征收一些小额捐税，有人头税、结婚税、继承税和任意税之类。向农奴和自由佃农收取庄园法庭罚金。有些封建领主还设立关卡，设立市镇，向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收取运输税、货物税、交易税和关税等等。此外，农民向教堂所缴纳的什一税，也往往为封建领主通过各种办法加以攫取。

农民作为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者，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在中世纪初期，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农民中的自然经济还非常强大，农民可供出售的剩余产品不多，却要被迫投入交换，以捐税、罚金和货币地租的形式，被封建领主攫为已有。这些商品交换实际上只能起强化自然经济的作用。但是，随着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出售的产品会逐渐增加，在封建剥削不吞噬全部剩余产品的条件下，负担劳动地租的农民，也有可能或多或少地生产出一个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余额，投入市场交换。缴纳实物地租的自由佃农，更有较大的活动余地，以从事剩余劳动，并获得这些产品用于交换。缴纳货币地租的自由佃农，更需要把一部分产品转化为商品，当作商品来生产。因此，在中世纪的一定时期内，尽管农民中的自然经济还很强大，其生产品的大部分，起码是粮食的大部分，还是在家庭内部消费的，但也出现了农产品“市场的供应首先依靠农民经济”[6]的情况。这就有利于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为农奴扩大自有经济，转变为租佃农民，为实物地租转变为货币地租，提供经济条件。

在劳动地租的形式下，农奴为领主的无酬劳动和为自己的劳动，在时间上和空时上都是分开的。他们在领主自营地上和自己份地上的劳动积极性必然会有差异。自由佃农为领主的无酬劳动和为自己的劳动，由于实行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已统一于农民的自有经济之中。他们只有增加产品总量，才能提高为自己的劳动所占的份额。因此就必须以同样的积极性对待他们所经营的全部生产。这正是封建租佃制优越于封建农奴制最深刻的经济根源。基于上述原因，领主自营地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就会落后于农民份地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并日益突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封建领主的消费需要不断扩大，庄园自营地的生产更难以满足。封建领主为了追求更多的货币，就不断将自营地分割成小块出租，以收取实物特别是货币租。这在十四世纪后期的英国就达到了高潮。最后，他们终于退出生产经营领域，把自营地全部出租，使它从历史上消失，并使货币地租占居统治地位。

从九世纪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西欧的封建庄园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是，从九世纪到十三世纪的英国来说，领主自营地和农奴份地相结合的封建庄园，仍然是适应当时生产力的一种组织形式。在这段时期内，不论是封建领主的自营地中，还是整个农民中，自然经济还是很强大的。但是，封建领主家庭和农民家庭都必须与商品货币经济相联系，依靠商品货币经济来运转。只是由于时代的不同从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不同，由于自然条件和庄园内部经济条件的不同，各个庄园与商品货币经济相联系的程度是不—致的，庄园内部所包含的商品生产的水平也是不一致的。认为封建领主家庭和农民家庭都可以通过经济自营地和份地，以实物形态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平衡，把封建庄园描绘成具有完全自给足的自然经济，无疑是不适当的。

二)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制经济下，地主家庭有的是单纯的消费单位，如城居地主。乡居地主大都经营有自给生产的田园，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他们的家庭，是消费单位，又是生产单位。这种情况是与封建社会相始终的。

封建地主所经营的田园，具有多种类型。有的只有自给生产，据《周书》卷四十二记载，北朝肖大圜，有田“二顷以供饘粥，十亩以给桑麻。侍儿五三，可充纴织，家僮数四，足代耕耘”。有的是既有自给生产，又有商品生产。中国封建社会初期，农民的商品生产还不够发展，富于生产资料和经营能力的封建地主，也是社会商品的重要供应者。晋代有人说，秦汉以来，甚至“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7]。这在《四民月令》、《齐民要术》等书中，都有所反映。如汉代的所谓“豪人之室”，是“陂池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蠃梨果，檀漆桑麻，闭门成市”，甚至“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8]。这种大规模经营，既有自用，更是为了出卖。封建地主的田园经营，如果商品生产比重大，自给生产就成为它的附庸，如果自给生产比重大，则商品生产就成为它的附庸。另外有些别墅性质的田园，也有部分自给生产，供封建地主游憩时受用。西晋石崇的金谷园，有果药羊鸡猪鹅鸭之类，恐怕是属于这种性质。文献资料上对这些田园，或称田庄、庄，庄园，庄墅、庄田，别业等等。

将中国地主制经济下地主经营的田园和西欧的封建庄园作比较研究，是有必要的。但将二者相比附，认为中国也有庄园农奴经济，则是值得商榷的。无论从本质和现象上看，中国地主制经济下的地主田园，与西欧领主制经济下的领主庄园，都具有着重大的差异。

首先，西欧封建领主对其领地的基本经营形式是组织自营地生产。他们通过经营自营地，实行劳动地租，以剥削农奴，自营地的剥削收入，通常是封建领主固定的主要收入来源。出租土地，以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剥削自由佃农，则只是这种封建剥削的补充形式。而中国的地主制经济恰与此相反，封建地主对土地的基本经营形式是出租。他们通过出租土地，收取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以剥削佃客(或佃农)。与封建领主自营地相类似的封建地主经营的田园，只是地主制经济所派生、所附属的地主家庭经济。它通过役使奴婢和雇工，剥削他们的剩余劳动，只是封建实物和货币地租剥削的补充形式。

中国地主自给生产田园所提供的收入，为自身的经济性格所决定，在其家庭的总收入中，就往往只占居次要的部分，甚至只占很少一部分。中国封建地主的主要收入是实物和货币地租，或地租的转化形态，如官俸、束修之类。自给生产田园所提供的消费品，在其家庭消费总额中，也往往只占居次要的份额，甚至只占很小的份额，主要部分还是求之于市场。北齐颜之推是一个坚决主张消费品自给自足的地主，他那—段以“家无盐井”为憾事的著名言论，是大家所熟知的。但他为自己设计家计时，也承认拥有二十个奴婢和十顷田地的家庭，必须“蓄财数万，以拟吉凶急速”[9]，应付婚丧疾病和其他紧急用度。这些货币，就应当是靠出卖地租所得谷物而来的。清代四川缙绅地主李榕，雇工种田数百十亩，“家食仰给于农”，而“祭祀宾客婚嫁之资”，岁需钱百万。他就是靠在书院当“山长”的年俸五十万钱来弥补大部分开支。[10]

中国封建地主不但用实物和货币地租收入，以支付家庭开支中的主要部分，而且还往往用它来贴补自给生产。封建地主经营自给生产的田园，是为了取得生存资料，更是为了取得享受资料，以至发展资料。有些消费品，作为生存资料和享受资料，是可以相一致的。封建地主出于享受需要，对于这些消费品的品种、规格、质量，往往有不同于一般消费水平的特殊要求，还要按节令供应，以至反节令供应，封建地主特别是富豪之家，组织这些消费品的自给生产，一般会比较完备，以至谷麻牲禽都可以“无求于人”。但也可以突出自己的特殊需要。唐代王绩性嗜酒，罢官后，就“以奴婢数人种黍，春秋酿酒，养凫雁，莳草药自供”[11]。南朝张永善隶书，是一个书法家，就“纸及墨皆自营造”。[12]这种高层次的自给生产，生产费用是比较高的。封建地主为了获得这类特殊的使用价值，就会以地租收入来贴补自给生产。

封建地主是地权的人格化。他们总是要求地租的无限扩大。经营少部分自给生产的出租土地的地主，主要靠积累地租以扩大田产。经营自给生产又经营商品生产的地主，则地租与商业利益交互为用，把地主制经济田产增殖的运行机制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其财富增殖的能量就大得多。所以汉代的“豪人之室”，往往“资累巨万”，“膏田满野”，不但有“奴婢千群”，还需要“徒附万计”[13]，才能够耕种。因之，封建地主无论使用怎样多的奴婢与雇工从事自给生产或商品生产，田产始终是他们的主要财富，地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他们既不能成为奴隶主，也不能成为资本家，自给生产甚至商品生产也始终只是地租剥削的补充，这与西欧封建领主的实物与货币地租收入，只是自营地收入的补充，是完全不同的。

其次，西欧领主自营地，是领主制经济的本质要素，没有庄园自营地，就没有领主制经济。领主自营地规模的大小，虽通常受分封地的大小所局限，但自营地生产的自给性，却要尽量完备，以便满足领主的日常生活消费需要。中国封建地主自给生产的田园却完全不同，它是可大可小，可有可无的。这取决于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

中国封建地主自给生产规模的大小和有无，其主要的相关因素，是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农民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水平，主要决定于农民自给生产和商品生产的情况。农民家庭的生产品，只有在自用和缴纳封建租赋之后还有剩余，才能把这种剩余产品用于交换。在封建社会初期，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还相对低下，农民用于交换的剩余物不多，封建地主不能从农民那里得到商品的充分供应，就会经营自给生产。这时，封建地主家庭经营自给生产的就多，规模也一般较大。

农民用于交换的剩余品的多少，在生产力水平大体一定的条件下，则主要决定于封建剥削量的大小，和人身依附关系的严格程度。封建剥削量的大小，直接影响剩余物的多少。人身依附关系的严格，也会通过限制农民的活动余地，影响分工分业，从而限制剩余物的生产。

魏晋南北朝时期，承东汉豪强兼并的余烈而有所发展，加以“赋重役勤”，自耕农难以堪命，遂纷纷沦为奴婢与佃客，荫附于豪强。奴婢为封建地主从事家务役使和从事生产。佃客耕种地主土地，被“强家收大半之赋”，并牢固地被束缚于土地。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农民剩余物的生产。加以战乱不已，地区分割，更强化了农民的自然经济。封建地主难以从农民那里获得商品，就只得加强自己的自给生产。同时，北方地主大量南迁，“广占荒田”，“封略山湖”。新开辟地区如浙东福建一带，市场条件就会更差一些。封建地主既有自给生产的需要，又有奴婢充足来源的可能条件，所以封建地主的自给生产就大规模地发展起来。颜之推也就能对封建地主提出粮食、桑麻、蔬果，鸡豚、栋宇、器械、柴薪、脂烛都要自行种植营造的要求。所以南朝谢灵运在今浙江上虞县所经营的“山居”，是粮蔬果药俱备，自称“既耕以饭，亦桑贸衣，艺菜当肴，采药救颓”，可以“供粒食与浆饮，谢工商与虞牧”[14]，用不着和手工业者，商人、渔人和畜牧业者打交道。魏晋南北朝时期商品经济的萎缩，其总根源在于农民的困厄。它通过商品经济的萎缩，促进了封建地主自给生产的发展。

隋唐以后，迄于明清，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逐渐发展，农村市镇和城市商业也逐渐发达。在市场供应改善的条件下，封建地主对是否经营自给生产，或经营多大规模的自给生产，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经济状况来安排。隋唐以后，特别和明清，许多富裕地主为了追求享受，遂放弃自给生产，纷纷改乡居为城居。在清代，封建地主是需要“有二三千金之产方能城居”的。许多乡居地主也压缩自己的自给生产，扩大从市场购买，因之有的仅存耕稼，有的但有园蔬。许多地方是“士人家不畜僮仆，有场圃者雇人种蔬，无者采买于市”[15]。有些乡居富裕地主出于享受需要，或为市场物价水平所制约，雇工生产比从市场购买有利，也会组织比较完备的自给生产。所以明代有的地主说，“居家生理，食货为急，聚百口以联居，仰资于人岂可也”[16]。清代有的地主也说，“居乡可以课耕数亩，其租倍入，可以供八口。鸡豚畜之于栅，蔬菜畜之于圃，鱼虾畜之于泽，薪炭取之于山，可以经旬累月，不用数钱”[17]。此外，由于庶民地主、中小地主发展，宗族同居之制渐衰，地主家庭逐渐小型化，也影响地主缩小自给生产的规模。

总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封建地主的自给生产，在整个封建经济中的比重，它的平均经营规模，都是逐渐缩小的。它的盈缩与农民自给生产的盈缩成正比，与农民商品生产的盈缩成反比。西欧封建领主的自营地生产，也大体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过程。但是，当它成为可有可无的时候，领主制经济也就濒于崩溃了。

再次，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方式上，西欧领主庄园与中国地主自给生产的田园，也是不相同的。西欧封建领主经营的自营地主要是使用农奴。中国封建地主经营自给生产，秦汉时期是奴婢与佣工杂用，规模大的田园更是使用奴婢为多。魏晋南北朝时期则一般多用奴婢，有所谓“耕当问奴，织当访婢”。隋唐而后，迄于明清，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奴婢用于生产日渐减少，使用雇工则日益流行。在某些朝代，封建地主田园周围，有许多具有严格人身依附关系的佃客，但是，他们并不参与封建地主的自给生产，他们与封建地主之间，已经是一种比农奴有较大独立性的租佃关系，与负担劳动地租的农奴是不相同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不同方式，是区别不同性质社会经济的根本标志。庄园农奴经济是有特定含义的。如果认为农奴与佃客都是具有严格人身依附关系的农民，中国封建社会也有庄园农奴经济，这既是把不相对应的事物加以比附，也是把不同性质的事物加以比附，无疑是不适当的。

中国封建地主使用奴婢经营田园，一般只供给衣食，有所谓“饭豆饮水”，其标准可高可低于当时劳动者的一般消费水平，伸缩性较大。使用佣工，既要供给饭食，也要支付工钱。佣工的饭食，通常不能低于劳动者的一般消费水平，从战国到清代，封建地主都讲究“羹且美”，“供应之法，亦宜优厚”，以调动佣工的生产积极性，伸缩性较小。使用奴婢和使用佣工的生产费用就有差异。封建地主家庭使用的奴婢，虽然不同于奴隶制下的奴隶，但奴婢还是“同于资财”，所有权关系照样掩盖了奴婢为自己的劳动，即奴婢用来补偿自己生活资料的劳动，也表现为主人的无酬劳动。使用佣工，则货币关系掩盖了佣工为主人的无酬劳动，佣工提供给主人的剩余劳动，也好像是有报酬的。在这两种劳动制度下，奴婢和佣工的生产积极性是不会相同的，劳动生产率因之也不会相同。封建地主使用佣工较高的费用支出，就可以从获得更多的产品来得到补偿。封建地主为了获得一个相同的使用价值量，如果使用奴婢，投入少，产出也少，其经营规模(如劳动者人数和土地面积)就要相对大一些。如果使用佣工，投入大，产出也大，其经营规模就会相对小一些。如明代，常有“僮千指”、“僮奴数百指”的记载，但使用这样多佣工的记载，则属少见。使用何种性质的劳动者，也是封建地主自给生产大小的一个相关因素。

在西欧中世纪的有些地区，封建庄园只有领主自营地，没有农奴份地，也没有自由佃农份地。这种自营地也是由奴仆和佣工来经营的。封建领主如果没有其他因素使他成为领主，可以说他实际上已成为地主。

中国封建地主自给生产的田园，与西欧封建领主的自营地，虽然都是自给经济。但是，它们的社会性质是不相同的。它们在封建经济中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也都是各不相同的。不适当地加以类比，就只能引起理论上的混乱。

三)

自然经济是与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水平低下相联系的。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一切分工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分工的发展又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生产关系、地产规模、经营方式等等，作为一种社会条件或经济条件，可能有利于自然经济的保存或商品经济发展，但它们都不是决定性因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才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存在发展的根本原因。西欧封建社会和中国封建社会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虽然不尽相同，但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也都有一定的发展。中国封建地主的自给经济与西欧封建领主的自给经济，都是与商品货币经济相联系的。它们不但都依赖商品货币经济来运转，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是由商品货币经济来保证的。这说明了，西欧的领主制经济与中国的地主制经济，都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的封建经济。只是在中国地主制经济下，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于西欧领主制经济，因之物质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的广度与深度，也高于西欧领主制经济。

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不论是西欧领主制经济，还是中国地主制经济，概莫能外。封建经济的任何发展变化，无不与小农经济的发展变化相关连。封建领主和封建地主自给经济的形成和分解，都是和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变化紧密联系的。不联系小农经济来考察封建领主和封建地主的自给经济，就难以获得全面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西欧封建经济的研究，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小农经济的分析上，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的。马克思还指出过，“前人总是低估亚洲的、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商业的规模和意义，与此相反，对它们异乎寻常地予以过高的估计，现在已经成了一种时髦。”[18]要避免重复欧洲著作家们的这种失误，关键在于对农民的自给生产和商品生产要有正确的估量。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53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1页。

[3]《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4]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第379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5]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1卷第181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6]科斯敏斯基：《十一至十四世纪英国封建地租形态的演变》，《史学译丛》l956第1期。

[7]《晋书•江统传》。

[8]《水经注》卷二九，《后汉书•仲长统传》。

[9]《颜氏家训》止足第十三。

[10]《十三峰书屋全集》卷六。

[11]《新唐书•王绩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