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性范文10篇

资本性范文篇1

综合分析道德因素本身的性质与特征及其在经济运行中的相关方面，我们认为，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确实对规范、促进经济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环境中，道德因素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促成资本增殖(proliferation)的作用。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说明道德在特定的环境中——经济运行的环境中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而道德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实现资本式的增殖，也就是说它还不是“生了钱的钱”，故我们认为，道德不是一种资本，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看成是一种资本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

1道德在何种意义上具有资本性特点

在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中，学者与投资者已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在一定的条件下，道德因素一旦渗透进入资本运行过程中，资本在周转中所实现的价值增殖比道德缺席(absenceofmorality)的情况下所实现的增殖要大得多，并且这种增殖的可持续性也同样要大得多。这种情况，一直以来都是人们的期望，现在，它正日益成为一个普遍的现实。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道德本身并没有实现价值的增殖，而资本之所以被称为资本恰恰就在于它能使自身增殖，故我们说，道德只是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我们把道德这一特点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

要说明这一点，首先得考察一下什么是资本。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撰文指出：“什么是资本？撇开马克思式的思辩，资本首先或在肤浅层次上，不是什么‘社会关系’。资本是一定时期内，被认为可以给投资者带来超过初始投资的收益的‘东西’”[1]。在这里，汪先生把资本的最普遍、最一般的特点界定为“增殖”而非“社会关系”。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资本的本质被界定为资本家用于剥削雇佣工人而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体现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这一点我们当然应予充分肯定，“但这并不等于说，阶级关系、剥削关系就是资本概念中唯一的含义，也不是说，资本要领中的每一点具体规定都是和阶级关系、剥削关系连在一起的。”[2]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关于资本运转的许多问题了。

在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果真能创造出资本的超额剩余价值么？其实，很多学者都已经论证了这一点：其一，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T.W.Schultz)等人曾经用计算机计算了经济运行中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量，结果发现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所占比重并不大，在这一计算中，有很多剩余价值找不到“主”。那么，这些剩余价值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说这些剩余价值又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D.North)等人的研究，这些剩余价值不是由技术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而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规范人的行为或人与人的关系的规则体系，这一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及相关的实施机制等等。其中非正式规则的核心内容就是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这就不难看出，在找不到“主”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伦理道德因素作用；其二，青年学者张其仔在《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一书中也对这一问题作了相关论述。他把区别于资本而又对经济增长有贡献的因素称为“社会资本”，在他看来，这些因素中理所当然地包括管理、伦理道德等。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应当重视这些资本性因素，并合理地运用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可见，在这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伦理道德因素也被认为是可以创造剩余价值的，道德的因素也因此被赋予了资本的特点——增殖的特点。当然，道德具有资本的增殖性特点的证明不仅限于此。一般的看法是，近现代以来的“经济人”的假设直接导致了全球发展的片面化——经济中心化，即只考虑经济效益问题，而拒绝有碍经济的各种可能。但实际情况却是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使人们不堪重负，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伦理道德问题让已走出或正在走出穷困的人们不得不在经济发展中进行伦理的思考。这种伦理的思考或道德的投资有益于缓解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创造一个和谐的有序的经济运行环境，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资本运作的效率将大大提高，高额的交易成本也将回落。这种论证虽然不能算是实证的论证，但人们对其结果却持普遍的乐观态度。

道德作为一种理性因素在参与经济运行时，能促成价值增殖、形成剩余价值的这一特点，我们就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道德的这一特点与管理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有某些类似之处。由于道德因素在经济运行中不是以有形的实物形式出现的，而是一种无形的运作因素，因而也有学者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称为“理性无形资本”，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道德具有资本的某些特点，但它并不是资本实体。

2道德资本性特点的特殊性

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性因素，道德的资本性特点与资本一般（即资本共性）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首先，从起源上来看。可以说，道德的资本性特点及功能在道德产生之初就已经具备了，也就是说，道德从来都具有着提高经济绩效的功能，道德本身就是为满足人们之间利益调节的需要而产生的。古今中外的“老字号”店都是本着道德经营理念的，这个历史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在不经意间，它证明了我们的观点。只是由于，其一，经济在当时并没有象今天这样占据着社会舞台的中心，因而，人们虽然也能看到经济中的道德问题，但却没有进行深入地、系统地考查，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也得不到体现。其二，自然经济形态的经济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经济。因为，在自然经济形态中，经济行为都是从属于社会权威的道德命令的，它所反映的是人类属人的理性信仰及其超越性的终极关怀。在这里，道德与经济的关系不可能象当代的经济与道德的关系这样紧张。在这种经济形态中，良好的道德环境给经济带来的效益乃属理所当然之事，很少有人会为此问为什么或应该怎么样。但这并没有抹煞经济运行领域中道德因素的特殊的作用。而资本或曰资本的产生只是近代社会的事，正是资本的到来使得人类变得比以往更贪婪、更赤裸裸地去追求金钱。对金钱追求的普遍化和极端化的结果就是：经济中心化、绝对化，经济活动成了社会舞台的主角。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道德与经济都成了势不两立的对立面。经济活动在给人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享受的同时，远离了人们的期望。于是，呼唤道德就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共同的话题。

其次，从发生作用的方式来看。道德的资本性特点是不能独立地发挥作用的，它必须借助并依附于资本并借此参与经济运行。资本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如物质资本表现为厂房、机器等有形资本，而人力资本则可以表现为劳动者的经验和受教育程度等存诸于劳动者之中，这与资本中的技术一样是无形的。道德的资本性特点也只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但确实存在并在经济运行中确实起着作用的“无形的存在”，它发生作用是渗透于资本的运行过程中，作为一种参与性因素而实现价值增殖。可以说，道德的资本性特点是不能离开资本而存在的，但它又不完全依附于资本，道德本身在这种正效应的经济过程中得到了强化，而不是增殖，实现超额增殖的是资本。与资本产生剩余价值不同的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剩余价值只能是在生产领域中产生。然而道德的资本性特点却在经济运行的任何一个环节都能得到体现，即不论是在哪个领域，只要投资者的手段与目的合乎道德的要求或能满足人们的道德期望，他都能得到超出投资——利润的运作模式得到的利润。

再次，与资本的有限性相比，具有资本性特点的道德是一种无限制资源，它永远不会枯竭。在一定的社会阶段，由于社会需求及人们自身能力的限制，资本的供需总有一个大致的上限。简言之，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市场的消化能力是有限的，需求并不纯粹是一个“抽象的贫婪”似的永没有满足的“无底洞”。实际上，市场中的经常出现因市场饱和而发生的资金从某个领域抽身而退，转移到其它生产领域中的事情。与人们能力相关的则是指，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下，人们生产能力是有限的，这也直接导致了市场消化能力的有限。而具有资本性的特点的道德却不是这样：人们对于道德的需求是无限的，它的“生产”或曰供给也是无限的。由于人们需求的这种无限性，市场中特别是现代市场中从来就不会出现“道德饱和”的现象。因此，对于道德的需要来说，人类永远处于“饥饿”状态。这一点早在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就已经作了类似的证明，亚里士多德认为，“优良生活一定具有三项善因：外物诸善、躯体诸善、灵魂诸善。”“外物诸善”即“财富、权力、名誉及类此的种种事物”，而这些“有如一切实用工具，（其为量）一定有所限制，……任何这类事物过了量都会对物主有害，至少也一定无益”，而“灵魂诸善”即德性则相反，“愈多而愈显其效益”[3]。也就是说对财富的追求必须加以限制，而对道德的追求却是多多益善的。在资本有限的情况下，人们提出要节省资本，这是很容易为人所接受；但若经济学家提出节省道德的建议，那他肯定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了。

最后，资本有明确的所有者且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而且，在市场中，资本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是不完全一致的。正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裂导致了人们在生产中地位的差异。而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本性因素却纯粹是公共性的。它一旦形成，就不存在只有哪些人可以支配它，而哪些人不能支配它的问题；也不存在谁该拥有多些而谁又该拥有少些的分配问题。道德上的高尚与否与资本拥有之间不是正比例的关系，这恰恰就是当前道德所面临的一个困境：由于道德资源具有经济上所谓的“公有的”的性质，因而容易诱发人们的“搭便车”(hitchhike)心理，并进而导致它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补充，即得不到有效的投资。在市场中，并不是所有的道德的竞争者都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虽然，现代的情形已愈益向人们的期望靠拢，但西方曾一度流行的“只有失败的竞争者才是好人”的论断却的确让人们领略到了市场的残酷性与资本主义的罪恶性。

3也评道德资本论

王小锡先生长期从事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他的观点是：“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来看，伦理道德建设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只有具备崇高的道德精神和正确价值取向的人，才有可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去，没有进取精神，缺乏道德觉悟，人的行为的着眼点就只能是基本生存需求，其行为的指向性就必然是短视的和短期的，人就会对工作和事业缺乏感情和兴趣，也就谈不上推动经济发展。”[4]因此从社会生产力系统看，伦理道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而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道德是生产力，而且是‘动力’生产力”[5]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王先生指出：在现时代，“资本是一种力，是一种能够投入生产并增进社会财富的能力”。[6]“科学的伦理道德就其功能来说，它不仅要求人们不断地完善自身，而且要求人们珍惜和完善相互之间的生存关系，以理性生存样式不断创造和完善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这种功能应用到生产领域，必然会因人的素质尤其是道德水平的提高，而形成一种不断进取精神和人际间和谐协作的合力，并因此促使有形资产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和产生效益，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7]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王先生认为，道德也是资本——是无形的资本、是渗透型、导向型和制约型的资本。[8]

毫无疑问，王小锡先生提出了一个考察经济运作进程中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的新视角，从这个视角来考察伦理道德因素在经济运作进程中的作用，它积极的一面得到了充分肯定，它对当代经济决策中道德决策及如何规约当代经济运行等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道德到底是不是一种资本呢？这个问题还待于进一步商榷。因为，道德在参与经济运行进程时，它只是具备资本的某些特点，但它毕竟还不是一种资本实体。关于这一点，法国学者皮埃尔·波迪(PierreBourdieu1930——)曾进行过一番研究，在《实践理论纲要》一书中，皮埃尔·波迪提出了“象征性资本”(symboliccapital)的概念。波迪认为，古代亚细亚经济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种信义(thegood-faith)、名誉(hounour)、或情面经济。不同于以货币交换为中介的市场经济，信义经济是以血缘、族谱、村社为中介的。而尽管信义、名誉及情面等东西本身并不构成经济的、物质的利益，它们最终却可以带来经济和物质利益。因而它们是一种财富，是一种“象征性资本”[9]。很显然，皮埃尔·波迪也看到了在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具有某些资本性的特点，即道德最终可以带来经济和物质利益；而且，他也认为，这种道德因素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而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资本”。

在现当代的经济发展中，道德因素之所以会受到人们如此的关注，与近现代以来“不道德的”经济发展所引发的一系列副作用是分不开的。人们日益体认到了在经济运作中，必须要考虑到道德因素，道德考虑于是成为经济决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据报载，英国伦敦股票交易所和《金融时报》共同拥有的《金融时报》股票交易所公司在2001年7月31日推出八种“道德指数”，旨在提倡和促进“道德投资”。公司行政总裁梅克皮斯把“道德投资”又称为“有责任心的投资”，即从是否违反环保、人权及自然等角度出发进行考察，只投资于被视为对社会负责任的公司。这种“道德投资”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毫无疑问，这是投资理念演进史的重要事件，也是道德史上的一件重要事件，在投资中把道德因素作为一种特定的考察对象，这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很显然，我们也可以看出，梅克皮斯所谈到的“道德投资”虽然特别强调投资中的道德因素，却始终没有把道德作为一个独立的资本因素加以考虑，而是把道德作为经济运作中的极为重要的附加性因素，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道德都不是一种资本实体，“资本道德”固然是强调了道德的重要性，但道德却没有也不会因此而成为资本。事实是，如果道德考虑不能为投资者带来更大的收益的话，投资者会毫不犹豫地摒弃这一考虑——单独考虑道德因素在经济运作进程中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

把道德理解成为一种资本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它隐藏着一种危机——道德意义的危机。资本的运作过程，就是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及资本无限扩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为了达到其目的是不择手段的。如果这种理解没有错的话，那么，把道德理解成为一种资本，尤其是当前我国转型社会时期旧的道德价值体系逐渐瓦解而新的道德价值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必将引起人们对道德价值理解的混乱，因为这一观点在客观上会引导人们更倾向于关注道德的功利性工具价值，而不是道德的社会性目的价值，道德于个体、于社会的终极意义无疑也会倾向于被消解。在这个意义上，能否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理解成为一种资本就更值得学界多加商榷了。

【参考文献】

[1]汪丁丁.回家的路——经济学家的思想轨迹[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84.

[2]冯子标，靳共元.论“社会主义资本”[J].中国社会科学，1994,(3):49-61.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340-341.

[4][5]王小锡.中国经济伦理学[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130,130.

[6][7]王小锡.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伦理学的使命[J].道德与文明，1999,(3):21,22.

资本性范文篇2

综合分析道德因素本身的性质与特征及其在经济运行中的相关方面，我们认为，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确实对规范、促进经济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环境中，道德因素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促成资本增殖(proliferation)的作用。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说明道德在特定的环境中——经济运行的环境中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而道德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实现资本式的增殖，也就是说它还不是“生了钱的钱”，故我们认为，道德不是一种资本，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看成是一种资本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

1道德在何种意义上具有资本性特点

在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中，学者与投资者已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在一定的条件下，道德因素一旦渗透进入资本运行过程中，资本在周转中所实现的价值增殖比道德缺席(absenceofmorality)的情况下所实现的增殖要大得多，并且这种增殖的可持续性也同样要大得多。这种情况，一直以来都是人们的期望，现在，它正日益成为一个普遍的现实。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道德本身并没有实现价值的增殖，而资本之所以被称为资本恰恰就在于它能使自身增殖，故我们说，道德只是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我们把道德这一特点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

要说明这一点，首先得考察一下什么是资本。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撰文指出：“什么是资本？撇开马克思式的思辩，资本首先或在肤浅层次上，不是什么‘社会关系’。资本是一定时期内，被认为可以给投资者带来超过初始投资的收益的‘东西’”[1]。在这里，汪先生把资本的最普遍、最一般的特点界定为“增殖”而非“社会关系”。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资本的本质被界定为资本家用于剥削雇佣工人而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体现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这一点我们当然应予充分肯定，“但这并不等于说，阶级关系、剥削关系就是资本概念中唯一的含义，也不是说，资本要领中的每一点具体规定都是和阶级关系、剥削关系连在一起的。”[2]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关于资本运转的许多问题了。

在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果真能创造出资本的超额剩余价值么？其实，很多学者都已经论证了这一点：其一，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T.W.Schultz)等人曾经用计算机计算了经济运行中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量，结果发现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所占比重并不大，在这一计算中，有很多剩余价值找不到“主”。那么，这些剩余价值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说这些剩余价值又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D.North)等人的研究，这些剩余价值不是由技术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而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规范人的行为或人与人的关系的规则体系，这一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及相关的实施机制等等。其中非正式规则的核心内容就是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这就不难看出，在找不到“主”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伦理道德因素作用；其二，青年学者张其仔在《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一书中也对这一问题作了相关论述。他把区别于资本而又对经济增长有贡献的因素称为“社会资本”，在他看来，这些因素中理所当然地包括管理、伦理道德等。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应当重视这些资本性因素，并合理地运用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可见，在这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伦理道德因素也被认为是可以创造剩余价值的，道德的因素也因此被赋予了资本的特点——增殖的特点。当然，道德具有资本的增殖性特点的证明不仅限于此。一般的看法是，近现代以来的“经济人”的假设直接导致了全球发展的片面化——经济中心化，即只考虑经济效益问题，而拒绝有碍经济的各种可能。但实际情况却是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使人们不堪重负，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伦理道德问题让已走出或正在走出穷困的人们不得不在经济发展中进行伦理的思考。这种伦理的思考或道德的投资有益于缓解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创造一个和谐的有序的经济运行环境，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资本运作的效率将大大提高，高额的交易成本也将回落。这种论证虽然不能算是实证的论证，但人们对其结果却持普遍的乐观态度。

道德作为一种理性因素在参与经济运行时，能促成价值增殖、形成剩余价值的这一特点，我们就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道德的这一特点与管理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有某些类似之处。由于道德因素在经济运行中不是以有形的实物形式出现的，而是一种无形的运作因素，因而也有学者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称为“理性无形资本”，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道德具有资本的某些特点，但它并不是资本实体。

2道德资本性特点的特殊性

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性因素，道德的资本性特点与资本一般（即资本共性）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首先，从起源上来看。可以说，道德的资本性特点及功能在道德产生之初就已经具备了，也就是说，道德从来都具有着提高经济绩效的功能，道德本身就是为满足人们之间利益调节的需要而产生的。古今中外的“老字号”店都是本着道德经营理念的，这个历史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在不经意间，它证明了我们的观点。只是由于，其一，经济在当时并没有象今天这样占据着社会舞台的中心，因而，人们虽然也能看到经济中的道德问题，但却没有进行深入地、系统地考查，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也得不到体现。其二，自然经济形态的经济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经济。因为，在自然经济形态中，经济行为都是从属于社会权威的道德命令的，它所反映的是人类属人的理性信仰及其超越性的终极关怀。在这里，道德与经济的关系不可能象当代的经济与道德的关系这样紧张。在这种经济形态中，良好的道德环境给经济带来的效益乃属理所当然之事，很少有人会为此问为什么或应该怎么样。但这并没有抹煞经济运行领域中道德因素的特殊的作用。而资本或曰资本的产生只是近代社会的事，正是资本的到来使得人类变得比以往更贪婪、更赤裸裸地去追求金钱。对金钱追求的普遍化和极端化的结果就是：经济中心化、绝对化，经济活动成了社会舞台的主角。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道德与经济都成了势不两立的对立面。经济活动在给人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享受的同时，远离了人们的期望。于是，呼唤道德就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共同的话题。

其次，从发生作用的方式来看。道德的资本性特点是不能独立地发挥作用的，它必须借助并依附于资本并借此参与经济运行。资本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如物质资本表现为厂房、机器等有形资本，而人力资本则可以表现为劳动者的经验和受教育程度等存诸于劳动者之中，这与资本中的技术一样是无形的。道德的资本性特点也只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但确实存在并在经济运行中确实起着作用的“无形的存在”，它发生作用是渗透于资本的运行过程中，作为一种参与性因素而实现价值增殖。可以说，道德的资本性特点是不能离开资本而存在的，但它又不完全依附于资本，道德本身在这种正效应的经济过程中得到了强化，而不是增殖，实现超额增殖的是资本。与资本产生剩余价值不同的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剩余价值只能是在生产领域中产生。然而道德的资本性特点却在经济运行的任何一个环节都能得到体现，即不论是在哪个领域，只要投资者的手段与目的合乎道德的要求或能满足人们的道德期望，他都能得到超出投资——利润的运作模式得到的利润。

再次，与资本的有限性相比，具有资本性特点的道德是一种无限制资源，它永远不会枯竭。在一定的社会阶段，由于社会需求及人们自身能力的限制，资本的供需总有一个大致的上限。简言之，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市场的消化能力是有限的，需求并不纯粹是一个“抽象的贫婪”似的永没有满足的“无底洞”。实际上，市场中的经常出现因市场饱和而发生的资金从某个领域抽身而退，转移到其它生产领域中的事情。与人们能力相关的则是指，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下，人们生产能力是有限的，这也直接导致了市场消化能力的有限。而具有资本性的特点的道德却不是这样：人们对于道德的需求是无限的，它的“生产”或曰供给也是无限的。由于人们需求的这种无限性，市场中特别是现代市场中从来就不会出现“道德饱和”的现象。因此，对于道德的需要来说，人类永远处于“饥饿”状态。这一点早在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就已经作了类似的证明，亚里士多德认为，“优良生活一定具有三项善因：外物诸善、躯体诸善、灵魂诸善。”“外物诸善”即“财富、权力、名誉及类此的种种事物”，而这些“有如一切实用工具，（其为量）一定有所限制，……任何这类事物过了量都会对物主有害，至少也一定无益”，而“灵魂诸善”即德性则相反，“愈多而愈显其效益”[3]。也就是说对财富的追求必须加以限制，而对道德的追求却是多多益善的。在资本有限的情况下，人们提出要节省资本，这是很容易为人所接受；但若经济学家提出节省道德的建议，那他肯定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了。

最后，资本有明确的所有者且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而且，在市场中，资本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是不完全一致的。正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裂导致了人们在生产中地位的差异。而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本性因素却纯粹是公共性的。它一旦形成，就不存在只有哪些人可以支配它，而哪些人不能支配它的问题；也不存在谁该拥有多些而谁又该拥有少些的分配问题。道德上的高尚与否与资本拥有之间不是正比例的关系，这恰恰就是当前道德所面临的一个困境：由于道德资源具有经济上所谓的“公有的”的性质，因而容易诱发人们的“搭便车”(hitchhike)心理，并进而导致它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补充，即得不到有效的投资。在市场中，并不是所有的道德的竞争者都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虽然，现代的情形已愈益向人们的期望靠拢，但西方曾一度流行的“只有失败的竞争者才是好人”的论断却的确让人们领略到了市场的残酷性与资本主义的罪恶性。

3也评道德资本论

王小锡先生长期从事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他的观点是：“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来看，伦理道德建设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只有具备崇高的道德精神和正确价值取向的人，才有可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去，没有进取精神，缺乏道德觉悟，人的行为的着眼点就只能是基本生存需求，其行为的指向性就必然是短视的和短期的，人就会对工作和事业缺乏感情和兴趣，也就谈不上推动经济发展。”[4]因此从社会生产力系统看，伦理道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而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道德是生产力，而且是‘动力’生产力”[5]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王先生指出：在现时代，“资本是一种力，是一种能够投入生产并增进社会财富的能力”。[6]“科学的伦理道德就其功能来说，它不仅要求人们不断地完善自身，而且要求人们珍惜和完善相互之间的生存关系，以理性生存样式不断创造和完善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这种功能应用到生产领域，必然会因人的素质尤其是道德水平的提高，而形成一种不断进取精神和人际间和谐协作的合力，并因此促使有形资产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和产生效益，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7]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王先生认为，道德也是资本——是无形的资本、是渗透型、导向型和制约型的资本。[8]

毫无疑问，王小锡先生提出了一个考察经济运作进程中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的新视角，从这个视角来考察伦理道德因素在经济运作进程中的作用，它积极的一面得到了充分肯定，它对当代经济决策中道德决策及如何规约当代经济运行等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道德到底是不是一种资本呢？这个问题还待于进一步商榷。因为，道德在参与经济运行进程时，它只是具备资本的某些特点，但它毕竟还不是一种资本实体。关于这一点，法国学者皮埃尔·波迪(PierreBourdieu1930——)曾进行过一番研究，在《实践理论纲要》一书中，皮埃尔·波迪提出了“象征性资本”(symboliccapital)的概念。波迪认为，古代亚细亚经济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种信义(thegood-faith)、名誉(hounour)、或情面经济。不同于以货币交换为中介的市场经济，信义经济是以血缘、族谱、村社为中介的。而尽管信义、名誉及情面等东西本身并不构成经济的、物质的利益，它们最终却可以带来经济和物质利益。因而它们是一种财富，是一种“象征性资本”[9]。很显然，皮埃尔·波迪也看到了在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具有某些资本性的特点，即道德最终可以带来经济和物质利益；而且，他也认为，这种道德因素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而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资本”。

在现当代的经济发展中，道德因素之所以会受到人们如此的关注，与近现代以来“不道德的”经济发展所引发的一系列副作用是分不开的。人们日益体认到了在经济运作中，必须要考虑到道德因素，道德考虑于是成为经济决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据报载，英国伦敦股票交易所和《金融时报》共同拥有的《金融时报》股票交易所公司在2001年7月31日推出八种“道德指数”，旨在提倡和促进“道德投资”。公司行政总裁梅克皮斯把“道德投资”又称为“有责任心的投资”，即从是否违反环保、人权及自然等角度出发进行考察，只投资于被视为对社会负责任的公司。这种“道德投资”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毫无疑问，这是投资理念演进史的重要事件，也是道德史上的一件重要事件，在投资中把道德因素作为一种特定的考察对象，这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很显然，我们也可以看出，梅克皮斯所谈到的“道德投资”虽然特别强调投资中的道德因素，却始终没有把道德作为一个独立的资本因素加以考虑，而是把道德作为经济运作中的极为重要的附加性因素，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道德都不是一种资本实体，“资本道德”固然是强调了道德的重要性，但道德却没有也不会因此而成为资本。事实是，如果道德考虑不能为投资者带来更大的收益的话，投资者会毫不犹豫地摒弃这一考虑——单独考虑道德因素在经济运作进程中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

把道德理解成为一种资本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它隐藏着一种危机——道德意义的危机。资本的运作过程，就是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及资本无限扩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为了达到其目的是不择手段的。如果这种理解没有错的话，那么，把道德理解成为一种资本，尤其是当前我国转型社会时期旧的道德价值体系逐渐瓦解而新的道德价值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必将引起人们对道德价值理解的混乱，因为这一观点在客观上会引导人们更倾向于关注道德的功利性工具价值，而不是道德的社会性目的价值，道德于个体、于社会的终极意义无疑也会倾向于被消解。在这个意义上，能否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理解成为一种资本就更值得学界多加商榷了。

【参考文献】

[1]汪丁丁.回家的路——经济学家的思想轨迹[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84.

[2]冯子标，靳共元.论“社会主义资本”[J].中国社会科学，1994,(3):49-61.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340-341.

[4][5]王小锡.中国经济伦理学[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130,130.

[6][7]王小锡.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伦理学的使命[J].道德与文明，1999,(3):21,22.

资本性范文篇3

关键词：电力企业;资本性预算;预算管理;困

一、电力企业资本性预算管理存在的困境

(一)当前的资本性预算审批流程不完善。现阶段，电力企业在开展资本性预算过程中，其审批流程较为复杂，灵活性不足，各部门之间的衔接不够合理，例如其他部门认为资本性预算仅仅是财务部门的任务，与自身部门关联不大，直接影响预算工作的开展。(二)资本性预算的管理水平较低。电力企业对资本性预算重视力度不足，导致其资本性预算管理工作效果不佳，未能明确资本性预算对企业发展产生的积极意义，尤其是在当前的背景下，我国国企供给侧改革不断深化，资本性预算管理水平直接限制企业的发展。(三)资本性预算管理制度不完善。管理制度是保证资本性预算管理工作有效开展的基础，但现阶段存在明显的制度不完善情况，如缺乏合理监督机制，企业监督力度不足，部分流程环节经常出现问题，影响管理质量效果。

二、电力企业资本性预算管理的优化策略

(一)建立完善的资本性预算审批流程。对于电力企业来说，在发展过程中，应积极对资本性预算审批流程进行完善，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完整的预算编制，例如电力企业可以建立专项的资本性预算部门，从多方面进行完善，加强岗位配置与专业处室之间的合作，共同完成资本性预算工作，提升其管理精度，满足当前的需求。与此同时，加强财务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交流沟通，根据实际情况对资本性预算进行调整与修改，优化整体效果，促使资本性预算工作人员进行精确的评估，开展可行性论证，明确资本性预算与企业发展之间存在的关联性，合理进行深化，开展编制预算工作，经过审核后进行统一，优化审批流程，降低其工作难度，提升工作效率质量。(二)合理提升资本性预算管理水平。电力企业应加强对资本性预算的重视力度，例如企业管理者应合理支持工作的开展，积极引导员工参与工作，为工作的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灵活利用企业的信息化平台进行宣传，将资本性预算意识进行落实，促使全体员工明确其工作的重要性，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员工的收入等直接相关联，进而发挥出员工的优势，降低员工与管理者之间出现信息不对称情况，从而避免其产生负面影响，保证资本性预算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与科学性，提升工作质量。例如，电力企业可以成立良好的工作小组，专门负责招投标问题，并合理对项目成本进行控制，规范工作流程与责任，降低经济风险，促使电力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满足发展战略要求。(三)优化管理制度创新管理思想。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充分发挥出制度的优势进行管理，如建立专项负责制度，通过专项负责人促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进行相关联，积极进行沟通交流，实现工作责任的落实，积极进行完善，保证整体流程完善，如从项目的建议、可行性评估、验收、支付等流程，促使财务部门进行全程的跟踪，对预算数据与实时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保证项目有效的开展。建立合理的考核制度与奖励制度，积极进行考核与奖励，有助于工作人员提升工作积极性，健全资本性预算内容，将相关的工作指标进行分解，从整体上进行资本性预算落实，建立经营效益与职工工资相挂钩制度，积极实行绩效考核，从根本上提升其经济效益。

三、结束语

资本性范文篇4

综合分析道德因素本身的性质与特征及其在经济运行中的相关方面，我们认为，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确实对规范、促进经济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环境中，道德因素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促成资本增殖(proliferation)的作用。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说明道德在特定的环境中——经济运行的环境中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而道德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实现资本式的增殖，也就是说它还不是“生了钱的钱”，故我们认为，道德不是一种资本，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看成是一种资本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

1道德在何种意义上具有资本性特点

在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中，学者与投资者已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在一定的条件下，道德因素一旦渗透进入资本运行过程中，资本在周转中所实现的价值增殖比道德缺席(absenceofmorality)的情况下所实现的增殖要大得多，并且这种增殖的可持续性也同样要大得多。这种情况，一直以来都是人们的期望，现在，它正日益成为一个普遍的现实。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道德本身并没有实现价值的增殖，而资本之所以被称为资本恰恰就在于它能使自身增殖，故我们说，道德只是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我们把道德这一特点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

要说明这一点，首先得考察一下什么是资本。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撰文指出：“什么是资本？撇开马克思式的思辩，资本首先或在肤浅层次上，不是什么‘社会关系’。资本是一定时期内，被认为可以给投资者带来超过初始投资的收益的‘东西’”[1]。在这里，汪先生把资本的最普遍、最一般的特点界定为“增殖”而非“社会关系”。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资本的本质被界定为资本家用于剥削雇佣工人而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体现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这一点我们当然应予充分肯定，“但这并不等于说，阶级关系、剥削关系就是资本概念中唯一的含义，也不是说，资本要领中的每一点具体规定都是和阶级关系、剥削关系连在一起的。”[2]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关于资本运转的许多问题了。

在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果真能创造出资本的超额剩余价值么？其实，很多学者都已经论证了这一点：其一，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T.W.Schultz)等人曾经用计算机计算了经济运行中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量，结果发现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所占比重并不大，在这一计算中，有很多剩余价值找不到“主”。那么，这些剩余价值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说这些剩余价值又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D.North)等人的研究，这些剩余价值不是由技术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而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规范人的行为或人与人的关系的规则体系，这一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及相关的实施机制等等。其中非正式规则的核心内容就是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这就不难看出，在找不到“主”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伦理道德因素作用；其二，青年学者张其仔在《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一书中也对这一问题作了相关论述。他把区别于资本而又对经济增长有贡献的因素称为“社会资本”，在他看来，这些因素中理所当然地包括管理、伦理道德等。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应当重视这些资本性因素，并合理地运用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可见，在这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伦理道德因素也被认为是可以创造剩余价值的，道德的因素也因此被赋予了资本的特点——增殖的特点。当然，道德具有资本的增殖性特点的证明不仅限于此。一般的看法是，近现代以来的“经济人”的假设直接导致了全球发展的片面化——经济中心化，即只考虑经济效益问题，而拒绝有碍经济的各种可能。但实际情况却是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使人们不堪重

负，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伦理道德问题让已走出或正在走出穷困的人们不得不在经济发展中进行伦理的思考。这种伦理的思考或道德的投资有益于缓解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创造一个和谐的有序的经济运行环境，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资本运作的效率将大大提高，高额的交易成本也将回落。这种论证虽然不能算是实证的论证，但人们对其结果却持普遍的乐观态度。

道德作为一种理性因素在参与经济运行时，能促成价值增殖、形成剩余价值的这一特点，我们就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道德的这一特点与管理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有某些类似之处。由于道德因素在经济运行中不是以有形的实物形式出现的，而是一种无形的运作因素，因而也有学者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称为“理性无形资本”，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道德具有资本的某些特点，但它并不是资本实体。

2道德资本性特点的特殊性

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性因素，道德的资本性特点与资本一般（即资本共性）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首先，从起源上来看。可以说，道德的资本性特点及功能在道德产生之初就已经具备了，也就是说，道德从来都具有着提高经济绩效的功能，道德本身就是为满足人们之间利益调节的需要而产生的。古今中外的“老字号”店都是本着道德经营理念的，这个历史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在不经意间，它证明了我们的观点。只是由于，其一，经济在当时并没有象今天这样占据着社会舞台的中心，因而，人们虽然也能看到经济中的道德问题，但却没有进行深入地、系统地考查，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也得不到体现。其二，自然经济形态的经济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经济。因为，在自然经济形态中，经济行为都是从属于社会权威的道德命令的，它所反映的是人类属人的理性信仰及其超越性的终极关怀。在这里，道德与经济的关系不可能象当代的经济与道德的关系这样紧张。在这种经济形态中，良好的道德环境给经济带来的效益乃属理所当然之事，很少有人会为此问为什么或应该怎么样。但这并没有抹煞经济运行领域中道德因素的特殊的作用。而资本或曰资本的产生只是近代社会的事，正是资本的到来使得人类变得比以往更贪婪、更赤裸裸地去追求金钱。对金钱追求的普遍化和极端化的结果就是：经济中心化、绝对化，经济活动成了社会舞台的主角。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道德与经济都成了势不两立的对立面。经济活动在给人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享受的同时，远离了人们

的期望。于是，呼唤道德就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共同的话题。

其次，从发生作用的方式来看。道德的资本性特点是不能独立地发挥作用的，它必须借助并依附于资本并借此参与经济运行。资本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如物质资本表现为厂房、机器等有形资本，而人力资本则可以表现为劳动者的经验和受教育程度等存诸于劳动者之中，这与资本中的技术一样是无形的。道德的资本性特点也只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但确实存在并在经济运行中确实起着作用的“无形的存在”，它发生作用是渗透于资本的运行过程中，作为一种参与性因素而实现价值增殖。可以说，道德的资本性特点是不能离开资本而存在的，但它又不完全依附于资本，道德本身在这种正效应的经济过程中得到了强化，而不是增殖，实现超额增殖的是资本。与资本产生剩余价值不同的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剩余价值只能是在生产领域中产生。然而道德的资本性特点却在经济运行的任何一个环节都能得到体现，即不论是在哪个领域，只要投资者的手段与目的合乎道德的要求或能满足人们的道德期望，他都能得到超出投资——利润的运作模式得到的利润。

再次，与资本的有限性相比，具有资本性特点的道德是一种无限制资源，它永远不会枯竭。在一定的社会阶段，由于社会需求及人们自身能力的限制，资本的供需总有一个大致的上限。简言之，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市场的消化能力是有限的，需求并不纯粹是一个“抽象的贫婪”似的永没有满足的“无底洞”。实际上，市场中的经常出现因市场饱和而发生的资金从某个领域抽身而退，转移到其它生产领域中的事情。与人们能力相关的则是指，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下，人们生产能力是有限的，这也直接导致了市场消化能力的有限。而具有资本性的特点的道德却不是这样：人们对于道德的需求是无限的，它的“生产”或曰供给也是无限的。由于人们需求的这种无限性，市场中特别是现代市场中从来就不会出现“道德饱和”的现象。因此，对于道德的需要来说，人类永远处于“饥饿”状态。这一点早在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就已经作了类似的证明，亚里士多德认为，“优良生活一定具有三项善因：外物诸善、躯体诸善、灵魂诸

善。”“外物诸善”即“财富、权力、名誉及类此的种种事物”，而这些“有如一切实用工具，（其为量）一定有所限制，……任何这类事物过了量都会对物主有害，至少也一定无益”，而“灵魂诸善”即德性则相反，“愈多而愈显其效益”[3]。也就是说对财富的追求必须加以限制，而对道德的追求却是多多益善的。在资本有限的情况下，人们提出要节省资本，这是很容易为人所接受；但若经济学家提出节省道德的建议，那他肯定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了。

最后，资本有明确的所有者且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而且，在市场中，资本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是不完全一致的。正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裂导致了人们在生产中地位的差异。而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本性因素却纯粹是公共性的。它一旦形成，就不存在只有哪些人可以支配它，而哪些人不能支配它的问题；也不存在谁该拥有多些而谁又该拥有少些的分配问题。道德上的高尚与否与资本拥有之间不是正比例的关系，这恰恰就是当前道德所面临的一个困境：由于道德资源具有经济上所谓的“公有的”的性质，因而容易诱发人们的“搭便车”(hitchhike)心理，并进而导致它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补充，即得不到有效的投资。在市场中，并不是所有的道德的竞争者都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虽然，现代的情形已愈益向人们的期望靠拢，但西方曾一度流行的“只有失败的竞争者才是好人”的论断却的确让人们领略到了市场的残酷性与资本主义的罪恶性。

3也评道德资本论

王小锡先生长期从事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他的观点是：“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来看，伦理道德建设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只有具备崇高的道德精神和正确价值取向的人，才有可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去，没有进取精神，缺乏道德觉悟，人的行为的着眼点就只能是基本生存需求，其行为的指向性就必然是短视的和短期的，人就会对工作和事业缺乏感情和兴趣，也就谈不上推动经济发展。”[4]因此从社会生产力系统看，伦理道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而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道德是生产力，而且是‘动力’生产力”[5]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王先生指出：在现时代，“资本是一种力，是一种能够投入生产并增进社会财富的能力”。[6]“科学的伦理道德就其功能来说，它不仅要求人们不断地完善自身，而且要求人们珍惜和完善相互之间的生存关系，以理性生存样式不断创造和完善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这种功能应用到生产领域，必然会因人的素质尤其是道德水平的提高，而形成一种不断进取精神和人际间和谐协作的合力，并因此促使有形资产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和产生效益，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7]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王先生认为，道德也是资本——是无形的资本、是渗透型、导向型和制约型的资本。[8]

毫无疑问，王小锡先生提出了一个考察经济运作进程中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的新视角，从这个视角来考察伦理道德因素在经济运作进程中的作用，它积极的一面得到了充分肯定，它对当代经济决策中道德决策及如何规约当代经济运行等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道德到底是不是一种资本呢？这个问题还待于进一步商榷。因为，道德在参与经济运行进程时，它只是具备资本的某些特点，但它毕竟还不是一种资本实体。关于这一点，法国学者皮埃尔·波迪(PierreBourdieu1930——)曾进行过一番研究，在《实践理论纲要》一书中，皮埃尔·波迪提出了“象征性资本”(symboliccapital)的概念。波迪认为，古代亚细亚经济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种信义(thegood-faith)、名誉(hounour)、或情面经济。不同于以货币交换为中介的市场经济，信义经济是以血缘、族谱、村社为中介的。而尽管信义、名誉及情面等东西本身并不构成经济的、物质的利益，它们最终却可以带来经济和物质利益。因而它们是一种财富，是一种“象征性资本”[9]。很显然，皮埃尔·波迪也看到了在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具有某些资本性的特点，即道德最终可以带来经济和物质利益；而且，他也认为，这种道德因素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而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资本”。

在现当代的经济发展中，道德因素之所以会受到人们如此的关注，与近现代以来“不道德的”经济发展所引发的一系列副作用是分不开的。人们日益体认到了在经济运作中，必须要考虑到道德因素，道德考虑于是成为经济决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据报载，英国伦敦股票交易所和《金融时报》共同拥有的《金融时报》股票交易所公司在2001年7月31日推出八种“道德指数”，旨在提倡和促进“道德投资”。公司行政总裁梅克皮斯把“道德投资”又称为“有责任心的投资”，即从是否违反环保、人权及自然等角度出发进行考察，只投资于被视为对社会负责

任的公司。这种“道德投资”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毫无疑问，这是投资理念演进史的重要事件，也是道德史上的一件重要事件，在投资中把道德因素作为一种特定的考察对象，这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很显然，

我们也可以看出，梅克皮斯所谈到的“道德投资”虽然特别强调投资中的道德因素，却始终没有把道德作为一个独立的资本因素加以考虑，而是把道德作为经济运作中的极为重要的附加性因素，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道德都不是一种资本实体，“资本道德”固然是强调了道德的重要性，但道德却没有也不会因此而成为资本。事实是，如果道德考虑不能为投资者带来更大的收益的话，投资者会毫不犹豫地摒弃这一考虑——单独考虑道德因素在经济运作进程中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

把道德理解成为一种资本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它隐藏着一种危机——道德意义的危机。资本的运作过程，就是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及资本无限扩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为了达到其目的是不择手段的。如果这种理解没有错的话，那么，把道德理解成为一种资本，尤其是当前我国转型社会时期旧的道德价值体系逐渐瓦解而新的道德价值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必将引起人们对道德价值理解的混乱，因为这一观点在客观上会引导人们更倾向于关注道德的功利性工具价值，而不是道德的社会性目的价值，道德于个体、于社会的终极意义无疑也会倾向于被消解。在这个意义上，能否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理解成为一种资本就更值得学界多加商榷了。

【参考文献】

[1]汪丁丁.回家的路——经济学家的思想轨迹[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84.

[2]冯子标，靳共元.论“社会主义资本”[J].中国社会科学，1994,(3):49-61.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340-341.

[4][5]王小锡.中国经济伦理学[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130,130.

[6][7]王小锡.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伦理学的使命[J].道德与文明，1999,(3):21,22.

资本性范文篇5

综合分析道德因素本身的性质与特征及其在经济运行中的相关方面，我们认为，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确实对规范、促进经济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环境中，道德因素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促成资本增殖(proliferation)的作用。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说明道德在特定的环境中——经济运行的环境中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而道德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实现资本式的增殖，也就是说它还不是“生了钱的钱”，故我们认为，道德不是一种资本，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看成是一种资本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

1道德在何种意义上具有资本性特点

在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中，学者与投资者已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在一定的条件下，道德因素一旦渗透进入资本运行过程中，资本在周转中所实现的价值增殖比道德缺席(absenceofmorality)的情况下所实现的增殖要大得多，并且这种增殖的可持续性也同样要大得多。这种情况，一直以来都是人们的期望，现在，它正日益成为一个普遍的现实。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道德本身并没有实现价值的增殖，而资本之所以被称为资本恰恰就在于它能使自身增殖，故我们说，道德只是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我们把道德这一特点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

要说明这一点，首先得考察一下什么是资本。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撰文指出：“什么是资本？撇开马克思式的思辩，资本首先或在肤浅层次上，不是什么‘社会关系’。资本是一定时期内，被认为可以给投资者带来超过初始投资的收益的‘东西’”[1]。在这里，汪先生把资本的最普遍、最一般的特点界定为“增殖”而非“社会关系”。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资本的本质被界定为资本家用于剥削雇佣工人而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体现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这一点我们当然应予充分肯定，“但这并不等于说，阶级关系、剥削关系就是资本概念中唯一的含义，也不是说，资本要领中的每一点具体规定都是和阶级关系、剥削关系连在一起的。”[2]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关于资本运转的许多问题了。

在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果真能创造出资本的超额剩余价值么？其实，很多学者都已经论证了这一点：其一，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T.W.Schultz)等人曾经用计算机计算了经济运行中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量，结果发现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所占比重并不大，在这一计算中，有很多剩余价值找不到“主”。那么，这些剩余价值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说这些剩余价值又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D.North)等人的研究，这些剩余价值不是由技术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而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规范人的行为或人与人的关系的规则体系，这一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及相关的实施机制等等。其中非正式规则的核心内容就是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这就不难看出，在找不到“主”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伦理道德因素作用；其二，青年学者张其仔在《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一书中也对这一问题作了相关论述。他把区别于资本而又对经济增长有贡献的因素称为“社会资本”，在他看来，这些因素中理所当然地包括管理、伦理道德等。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应当重视这些资本性因素，并合理地运用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可见，在这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伦理道德因素也被认为是可以创造剩余价值的，道德的因素也因此被赋予了资本的特点——增殖的特点。当然，道德具有资本的增殖性特点的证明不仅限于此。一般的看法是，近现代以来的“经济人”的假设直接导致了全球发展的片面化——经济中心化，即只考虑经济效益问题，而拒绝有碍经济的各种可能。但实际情况却是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使人们不堪重负，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伦理道德问题让已走出或正在走出穷困的人们不得不在经济发展中进行伦理的思考。这种伦理的思考或道德的投资有益于缓解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创造一个和谐的有序的经济运行环境，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资本运作的效率将大大提高，高额的交易成本也将回落。这种论证虽然不能算是实证的论证，但人们对其结果却持普遍的乐观态度。

道德作为一种理性因素在参与经济运行时，能促成价值增殖、形成剩余价值的这一特点，我们就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道德的这一特点与管理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有某些类似之处。由于道德因素在经济运行中不是以有形的实物形式出现的，而是一种无形的运作因素，因而也有学者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称为“理性无形资本”，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道德具有资本的某些特点，但它并不是资本实体。

2道德资本性特点的特殊性

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性因素，道德的资本性特点与资本一般（即资本共性）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首先，从起源上来看。可以说，道德的资本性特点及功能在道德产生之初就已经具备了，也就是说，道德从来都具有着提高经济绩效的功能，道德本身就是为满足人们之间利益调节的需要而产生的。古今中外的“老字号”店都是本着道德经营理念的，这个历史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在不经意间，它证明了我们的观点。只是由于，其一，经济在当时并没有象今天这样占据着社会舞台的中心，因而，人们虽然也能看到经济中的道德问题，但却没有进行深入地、系统地考查，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也得不到体现。其二，自然经济形态的经济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经济。因为，在自然经济形态中，经济行为都是从属于社会权威的道德命令的，它所反映的是人类属人的理性信仰及其超越性的终极关怀。在这里，道德与经济的关系不可能象当代的经济与道德的关系这样紧张。在这种经济形态中，良好的道德环境给经济带来的效益乃属理所当然之事，很少有人会为此问为什么或应该怎么样。但这并没有抹煞经济运行领域中道德因素的特殊的作用。而资本或曰资本的产生只是近代社会的事，正是资本的到来使得人类变得比以往更贪婪、更赤裸裸地去追求金钱。对金钱追求的普遍化和极端化的结果就是：经济中心化、绝对化，经济活动成了社会舞台的主角。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道德与经济都成了势不两立的对立面。经济活动在给人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享受的同时，远离了人们的期望。于是，呼唤道德就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共同的话题。

其次，从发生作用的方式来看。道德的资本性特点是不能独立地发挥作用的，它必须借助并依附于资本并借此参与经济运行。资本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如物质资本表现为厂房、机器等有形资本，而人力资本则可以表现为劳动者的经验和受教育程度等存诸于劳动者之中，这与资本中的技术一样是无形的。道德的资本性特点也只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但确实存在并在经济运行中确实起着作用的“无形的存在”，它发生作用是渗透于资本的运行过程中，作为一种参与性因素而实现价值增殖。可以说，道德的资本性特点是不能离开资本而存在的，但它又不完全依附于资本，道德本身在这种正效应的经济过程中得到了强化，而不是增殖，实现超额增殖的是资本。与资本产生剩余价值不同的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剩余价值只能是在生产领域中产生。然而道德的资本性特点却在经济运行的任何一个环节都能得到体现，即不论是在哪个领域，只要投资者的手段与目的合乎道德的要求或能满足人们的道德期望，他都能得到超出投资——利润的运作模式得到的利润。

再次，与资本的有限性相比，具有资本性特点的道德是一种无限制资源，它永远不会枯竭。在一定的社会阶段，由于社会需求及人们自身能力的限制，资本的供需总有一个大致的上限。简言之，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市场的消化能力是有限的，需求并不纯粹是一个“抽象的贫婪”似的永没有满足的“无底洞”。实际上，市场中的经常出现因市场饱和而发生的资金从某个领域抽身而退，转移到其它生产领域中的事情。与人们能力相关的则是指，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下，人们生产能力是有限的，这也直接导致了市场消化能力的有限。而具有资本性的特点的道德却不是这样：人们对于道德的需求是无限的，它的“生产”或曰供给也是无限的。由于人们需求的这种无限性，市场中特别是现代市场中从来就不会出现“道德饱和”的现象。因此，对于道德的需要来说，人类永远处于“饥饿”状态。这一点早在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就已经作了类似的证明，亚里士多德认为，“优良生活一定具有三项善因：外物诸善、躯体诸善、灵魂诸善。”“外物诸善”即“财富、权力、名誉及类此的种种事物”，而这些“有如一切实用工具，（其为量）一定有所限制，……任何这类事物过了量都会对物主有害，至少也一定无益”，而“灵魂诸善”即德性则相反，“愈多而愈显其效益”[3]。也就是说对财富的追求必须加以限制，而对道德的追求却是多多益善的。在资本有限的情况下，人们提出要节省资本，这是很容易为人所接受；但若经济学家提出节省道德的建议，那他肯定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了。

最后，资本有明确的所有者且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而且，在市场中，资本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是不完全一致的。正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裂导致了人们在生产中地位的差异。而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本性因素却纯粹是公共性的。它一旦形成，就不存在只有哪些人可以支配它，而哪些人不能支配它的问题；也不存在谁该拥有多些而谁又该拥有少些的分配问题。道德上的高尚与否与资本拥有之间不是正比例的关系，这恰恰就是当前道德所面临的一个困境：由于道德资源具有经济上所谓的“公有的”的性质，因而容易诱发人们的“搭便车”(hitchhike)心理，并进而导致它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补充，即得不到有效的投资。在市场中，并不是所有的道德的竞争者都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虽然，现代的情形已愈益向人们的期望靠拢，但西方曾一度流行的“只有失败的竞争者才是好人”的论断却的确让人们领略到了市场的残酷性与资本主义的罪恶性。

3也评道德资本论

王小锡先生长期从事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他的观点是：“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来看，伦理道德建设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只有具备崇高的道德精神和正确价值取向的人，才有可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去，没有进取精神，缺乏道德觉悟，人的行为的着眼点就只能是基本生存需求，其行为的指向性就必然是短视的和短期的，人就会对工作和事业缺乏感情和兴趣，也就谈不上推动经济发展。”[4]因此从社会生产力系统看，伦理道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而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道德是生产力，而且是‘动力’生产力”[5]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王先生指出：在现时代，“资本是一种力，是一种能够投入生产并增进社会财富的能力”。[6]“科学的伦理道德就其功能来说，它不仅要求人们不断地完善自身，而且要求人们珍惜和完善相互之间的生存关系，以理性生存样式不断创造和完善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这种功能应用到生产领域，必然会因人的素质尤其是道德水平的提高，而形成一种不断进取精神和人际间和谐协作的合力，并因此促使有形资产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和产生效益，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7]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王先生认为，道德也是资本——是无形的资本、是渗透型、导向型和制约型的资本。[8]

毫无疑问，王小锡先生提出了一个考察经济运作进程中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的新视角，从这个视角来考察伦理道德因素在经济运作进程中的作用，它积极的一面得到了充分肯定，它对当代经济决策中道德决策及如何规约当代经济运行等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道德到底是不是一种资本呢？这个问题还待于进一步商榷。因为，道德在参与经济运行进程时，它只是具备资本的某些特点，但它毕竟还不是一种资本实体。关于这一点，法国学者皮埃尔·波迪(PierreBourdieu1930——)曾进行过一番研究，在《实践理论纲要》一书中，皮埃尔·波迪提出了“象征性资本”(symboliccapital)的概念。波迪认为，古代亚细亚经济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种信义(thegood-faith)、名誉(hounour)、或情面经济。不同于以货币交换为中介的市场经济，信义经济是以血缘、族谱、村社为中介的。而尽管信义、名誉及情面等东西本身并不构成经济的、物质的利益，它们最终却可以带来经济和物质利益。因而它们是一种财富，是一种“象征性资本”[9]。很显然，皮埃尔·波迪也看到了在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具有某些资本性的特点，即道德最终可以带来经济和物质利益；而且，他也认为，这种道德因素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而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资本”。

在现当代的经济发展中，道德因素之所以会受到人们如此的关注，与近现代以来“不道德的”经济发展所引发的一系列副作用是分不开的。人们日益体认到了在经济运作中，必须要考虑到道德因素，道德考虑于是成为经济决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据报载，英国伦敦股票交易所和《金融时报》共同拥有的《金融时报》股票交易所公司在2001年7月31日推出八种“道德指数”，旨在提倡和促进“道德投资”。公司行政总裁梅克皮斯把“道德投资”又称为“有责任心的投资”，即从是否违反环保、人权及自然等角度出发进行考察，只投资于被视为对社会负责任的公司。这种“道德投资”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毫无疑问，这是投资理念演进史的重要事件，也是道德史上的一件重要事件，在投资中把道德因素作为一种特定的考察对象，这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很显然，我们也可以看出，梅克皮斯所谈到的“道德投资”虽然特别强调投资中的道德因素，却始终没有把道德作为一个独立的资本因素加以考虑，而是把道德作为经济运作中的极为重要的附加性因素，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道德都不是一种资本实体，“资本道德”固然是强调了道德的重要性，但道德却没有也不会因此而成为资本。事实是，如果道德考虑不能为投资者带来更大的收益的话，投资者会毫不犹豫地摒弃这一考虑——单独考虑道德因素在经济运作进程中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

把道德理解成为一种资本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它隐藏着一种危机——道德意义的危机。资本的运作过程，就是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及资本无限扩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为了达到其目的是不择手段的。如果这种理解没有错的话，那么，把道德理解成为一种资本，尤其是当前我国转型社会时期旧的道德价值体系逐渐瓦解而新的道德价值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必将引起人们对道德价值理解的混乱，因为这一观点在客观上会引导人们更倾向于关注道德的功利性工具价值，而不是道德的社会性目的价值，道德于个体、于社会的终极意义无疑也会倾向于被消解。在这个意义上，能否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理解成为一种资本就更值得学界多加商榷了。

【参考文献】

[1]汪丁丁.回家的路——经济学家的思想轨迹[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84.

[2]冯子标，靳共元.论“社会主义资本”[J].中国社会科学，1994,(3):49-61.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340-341.

[4][5]王小锡.中国经济伦理学[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130,130.

[6][7]王小锡.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伦理学的使命[J].道德与文明，1999,(3):21,22.

资本性范文篇6

综合分析道德因素本身的性质与特征及其在经济运行中的相关方面，我们认为，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确实对规范、促进经济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环境中，道德因素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促成资本增殖(proliferation)的作用。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说明道德在特定的环境中——经济运行的环境中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而道德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实现资本式的增殖，也就是说它还不是“生了钱的钱”，故我们认为，道德不是一种资本，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看成是一种资本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

1道德在何种意义上具有资本性特点

在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中，学者与投资者已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在一定的条件下，道德因素一旦渗透进入资本运行过程中，资本在周转中所实现的价值增殖比道德缺席(absenceofmorality)的情况下所实现的增殖要大得多，并且这种增殖的可持续性也同样要大得多。这种情况，一直以来都是人们的期望，现在，它正日益成为一个普遍的现实。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道德本身并没有实现价值的增殖，而资本之所以被称为资本恰恰就在于它能使自身增殖，故我们说，道德只是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我们把道德这一特点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

要说明这一点，首先得考察一下什么是资本。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撰文指出：“什么是资本？撇开马克思式的思辩，资本首先或在肤浅层次上，不是什么‘社会关系’。资本是一定时期内，被认为可以给投资者带来超过初始投资的收益的‘东西’”[1]。在这里，汪先生把资本的最普遍、最一般的特点界定为“增殖”而非“社会关系”。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资本的本质被界定为资本家用于剥削雇佣工人而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体现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这一点我们当然应予充分肯定，“但这并不等于说，阶级关系、剥削关系就是资本概念中唯一的含义，也不是说，资本要领中的每一点具体规定都是和阶级关系、剥削关系连在一起的。”[2]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关于资本运转的许多问题了。

在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果真能创造出资本的超额剩余价值么？其实，很多学者都已经论证了这一点：其一，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T.W.Schultz)等人曾经用计算机计算了经济运行中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量，结果发现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所占比重并不大，在这一计算中，有很多剩余价值找不到“主”。那么，这些剩余价值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说这些剩余价值又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D.North)等人的研究，这些剩余价值不是由技术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而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规范人的行为或人与人的关系的规则体系，这一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及相关的实施机制等等。其中非正式规则的核心内容就是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这就不难看出，在找不到“主”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伦理道德因素作用；其二，青年学者张其仔在《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一书中也对这一问题作了相关论述。他把区别于资本而又对经济增长有贡献的因素称为“社会资本”，在他看来，这些因素中理所当然地包括管理、伦理道德等。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应当重视这些资本性因素，并合理地运用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可见，在这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伦理道德因素也被认为是可以创造剩余价值的，道德的因素也因此被赋予了资本的特点——增殖的特点。当然，道德具有资本的增殖性特点的证明不仅限于此。一般的看法是，近现代以来的“经济人”的假设直接导致了全球发展的片面化——经济中心化，即只考虑经济效益问题，而拒绝有碍经济的各种可能。但实际情况却是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使人们不堪重负，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伦理道德问题让已走出或正在走出穷困的人们不得不在经济发展中进行伦理的思考。这种伦理的思考或道德的投资有益于缓解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创造一个和谐的有序的经济运行环境，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资本运作的效率将大大提高，高额的交易成本也将回落。这种论证虽然不能算是实证的论证，但人们对其结果却持普遍的乐观态度。

道德作为一种理性因素在参与经济运行时，能促成价值增殖、形成剩余价值的这一特点，我们就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道德的这一特点与管理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有某些类似之处。由于道德因素在经济运行中不是以有形的实物形式出现的，而是一种无形的运作因素，因而也有学者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称为“理性无形资本”，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道德具有资本的某些特点，但它并不是资本实体。

2道德资本性特点的特殊性

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性因素，道德的资本性特点与资本一般（即资本共性）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首先，从起源上来看。可以说，道德的资本性特点及功能在道德产生之初就已经具备了，也就是说，道德从来都具有着提高经济绩效的功能，道德本身就是为满足人们之间利益调节的需要而产生的。古今中外的“老字号”店都是本着道德经营理念的，这个历史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在不经意间，它证明了我们的观点。只是由于，其一，经济在当时并没有象今天这样占据着社会舞台的中心，因而，人们虽然也能看到经济中的道德问题，但却没有进行深入地、系统地考查，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也得不到体现。其二，自然经济形态的经济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经济。因为，在自然经济形态中，经济行为都是从属于社会权威的道德命令的，它所反映的是人类属人的理性信仰及其超越性的终极关怀。在这里，道德与经济的关系不可能象当代的经济与道德的关系这样紧张。在这种经济形态中，良好的道德环境给经济带来的效益乃属理所当然之事，很少有人会为此问为什么或应该怎么样。但这并没有抹煞经济运行领域中道德因素的特殊的作用。而资本或曰资本的产生只是近代社会的事，正是资本的到来使得人类变得比以往更贪婪、更赤裸裸地去追求金钱。对金钱追求的普遍化和极端化的结果就是：经济中心化、绝对化，经济活动成了社会舞台的主角。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道德与经济都成了势不两立的对立面。经济活动在给人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享受的同时，远离了人们的期望。于是，呼唤道德就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共同的话题。

其次，从发生作用的方式来看。道德的资本性特点是不能独立地发挥作用的，它必须借助并依附于资本并借此参与经济运行。资本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如物质资本表现为厂房、机器等有形资本，而人力资本则可以表现为劳动者的经验和受教育程度等存诸于劳动者之中，这与资本中的技术一样是无形的。道德的资本性特点也只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但确实存在并在经济运行中确实起着作用的“无形的存在”，它发生作用是渗透于资本的运行过程中，作为一种参与性因素而实现价值增殖。可以说，道德的资本性特点是不能离开资本而存在的，但它又不完全依附于资本，道德本身在这种正效应的经济过程中得到了强化，而不是增殖，实现超额增殖的是资本。与资本产生剩余价值不同的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剩余价值只能是在生产领域中产生。然而道德的资本性特点却在经济运行的任何一个环节都能得到体现，即不论是在哪个领域，只要投资者的手段与目的合乎道德的要求或能满足人们的道德期望，他都能得到超出投资——利润的运作模式得到的利润。

再次，与资本的有限性相比，具有资本性特点的道德是一种无限制资源，它永远不会枯竭。在一定的社会阶段，由于社会需求及人们自身能力的限制，资本的供需总有一个大致的上限。简言之，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市场的消化能力是有限的，需求并不纯粹是一个“抽象的贫婪”似的永没有满足的“无底洞”。实际上，市场中的经常出现因市场饱和而发生的资金从某个领域抽身而退，转移到其它生产领域中的事情。与人们能力相关的则是指，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下，人们生产能力是有限的，这也直接导致了市场消化能力的有限。而具有资本性的特点的道德却不是这样：人们对于道德的需求是无限的，它的“生产”或曰供给也是无限的。由于人们需求的这种无限性，市场中特别是现代市场中从来就不会出现“道德饱和”的现象。因此，对于道德的需要来说，人类永远处于“饥饿”状态。这一点早在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就已经作了类似的证明，亚里士多德认为，“优良生活一定具有三项善因：外物诸善、躯体诸善、灵魂诸善。”“外物诸善”即“财富、权力、名誉及类此的种种事物”，而这些“有如一切实用工具，（其为量）一定有所限制，……任何这类事物过了量都会对物主有害，至少也一定无益”，而“灵魂诸善”即德性则相反，“愈多而愈显其效益”[3]。也就是说对财富的追求必须加以限制，而对道德的追求却是多多益善的。在资本有限的情况下，人们提出要节省资本，这是很容易为人所接受；但若经济学家提出节省道德的建议，那他肯定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了。最后，资本有明确的所有者且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而且，在市场中，资本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是不完全一致的。正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裂导致了人们在生产中地位的差异。而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本性因素却纯粹是公共性的。它一旦形成，就不存在只有哪些人可以支配它，而哪些人不能支配它的问题；也不存在谁该拥有多些而谁又该拥有少些的分配问题。道德上的高尚与否与资本拥有之间不是正比例的关系，这恰恰就是当前道德所面临的一个困境：由于道德资源具有经济上所谓的“公有的”的性质，因而容易诱发人们的“搭便车”(hitchhike)心理，并进而导致它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补充，即得不到有效的投资。在市场中，并不是所有的道德的竞争者都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虽然，现代的情形已愈益向人们的期望靠拢，但西方曾一度流行的“只有失败的竞争者才是好人”的论断却的确让人们领略到了市场的残酷性与资本主义的罪恶性。

3也评道德资本论

王小锡先生长期从事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他的观点是：“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来看，伦理道德建设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只有具备崇高的道德精神和正确价值取向的人，才有可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去，没有进取精神，缺乏道德觉悟，人的行为的着眼点就只能是基本生存需求，其行为的指向性就必然是短视的和短期的，人就会对工作和事业缺乏感情和兴趣，也就谈不上推动经济发展。”[4]因此从社会生产力系统看，伦理道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而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道德是生产力，而且是‘动力’生产力”[5]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王先生指出：在现时代，“资本是一种力，是一种能够投入生产并增进社会财富的能力”。[6]“科学的伦理道德就其功能来说，它不仅要求人们不断地完善自身，而且要求人们珍惜和完善相互之间的生存关系，以理性生存样式不断创造和完善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这种功能应用到生产领域，必然会因人的素质尤其是道德水平的提高，而形成一种不断进取精神和人际间和谐协作的合力，并因此促使有形资产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和产生效益，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7]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王先生认为，道德也是资本——是无形的资本、是渗透型、导向型和制约型的资本。[8]

毫无疑问，王小锡先生提出了一个考察经济运作进程中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的新视角，从这个视角来考察伦理道德因素在经济运作进程中的作用，它积极的一面得到了充分肯定，它对当代经济决策中道德决策及如何规约当代经济运行等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道德到底是不是一种资本呢？这个问题还待于进一步商榷。因为，道德在参与经济运行进程时，它只是具备资本的某些特点，但它毕竟还不是一种资本实体。关于这一点，法国学者皮埃尔·波迪(PierreBourdieu1930——)曾进行过一番研究，在《实践理论纲要》一书中，皮埃尔·波迪提出了“象征性资本”(symboliccapital)的概念。波迪认为，古代亚细亚经济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种信义(thegood-faith)、名誉(hounour)、或情面经济。不同于以货币交换为中介的市场经济，信义经济是以血缘、族谱、村社为中介的。而尽管信义、名誉及情面等东西本身并不构成经济的、物质的利益，它们最终却可以带来经济和物质利益。因而它们是一种财富，是一种“象征性资本”[9]。很显然，皮埃尔·波迪也看到了在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具有某些资本性的特点，即道德最终可以带来经济和物质利益；而且，他也认为，这种道德因素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而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资本”。

在现当代的经济发展中，道德因素之所以会受到人们如此的关注，与近现代以来“不道德的”经济发展所引发的一系列副作用是分不开的。人们日益体认到了在经济运作中，必须要考虑到道德因素，道德考虑于是成为经济决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据报载，英国伦敦股票交易所和《金融时报》共同拥有的《金融时报》股票交易所公司在2001年7月31日推出八种“道德指数”，旨在提倡和促进“道德投资”。公司行政总裁梅克皮斯把“道德投资”又称为“有责任心的投资”，即从是否违反环保、人权及自然等角度出发进行考察，只投资于被视为对社会负责任的公司。这种“道德投资”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毫无疑问，这是投资理念演进史的重要事件，也是道德史上的一件重要事件，在投资中把道德因素作为一种特定的考察对象，这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很显然，我们也可以看出，梅克皮斯所谈到的“道德投资”虽然特别强调投资中的道德因素，却始终没有把道德作为一个独立的资本因素加以考虑，而是把道德作为经济运作中的极为重要的附加性因素，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道德都不是一种资本实体，“资本道德”固然是强调了道德的重要性，但道德却没有也不会因此而成为资本。事实是，如果道德考虑不能为投资者带来更大的收益的话，投资者会毫不犹豫地摒弃这一考虑——单独考虑道德因素在经济运作进程中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

把道德理解成为一种资本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它隐藏着一种危机——道德意义的危机。资本的运作过程，就是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及资本无限扩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为了达到其目的是不择手段的。如果这种理解没有错的话，那么，把道德理解成为一种资本，尤其是当前我国转型社会时期旧的道德价值体系逐渐瓦解而新的道德价值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必将引起人们对道德价值理解的混乱，因为这一观点在客观上会引导人们更倾向于关注道德的功利性工具价值，而不是道德的社会性目的价值，道德于个体、于社会的终极意义无疑也会倾向于被消解。在这个意义上，能否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理解成为一种资本就更值得学界多加商榷了。

【参考文献】

[1]汪丁丁.回家的路——经济学家的思想轨迹[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84.

[2]冯子标，靳共元.论“社会主义资本”[J].中国社会科学，1994,(3):49-61.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340-341.

[4][5]王小锡.中国经济伦理学[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130,130.

[6][7]王小锡.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伦理学的使命[J].道德与文明，1999,(3):21,22.

资本性范文篇7

毋庸置疑，资本已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资本的无国界、无所有制、多主体和多形态特征渐次在人们心目中达成共识。这使我们想起西方学者对资本性质曾作过大量卓有成效研究的史实，由此平添几分由衷的敬意。与此同时，反观国内学者面对如此恢宏的资本涌动却很少有人坐下来认真地研究其性质，以致给经济学留下一片空白，免不了令人有所缺憾！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现象是，经济学界出现使用资本一词的热潮。经济学家作报告、写文章使用资本一词的频率远远超过其他的经济学术语，诸如：资本物和资本金、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资本经营和资本扩张、资本市场和金融资本等，简直使人目不暇接，这和企业界“要不遗余力地寻求资本和运作资本”的口头禅并无二致。

何以出现上述“资本使用其词有余而释其义不足的反常”呢？我们认为这还是与人们的传统思想观念有关。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到改革初期，资本一直是一个被我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回避的概念，人们不敢提及资本，或不愿加以细说，似乎资本一旦赋予其制度含义即为资本主义，赋予其人格含义即为资本家，赋予其实物含义即为吸收工人活劳动的机器，赋予其价值含义即为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既然大家都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又何必去触及这一条条“爆炸性的问题”呢？柏休斯用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而我们却用隐身帽遮住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由此否定资本的存在。这种自欺欺人的回避其实是一种理论上的无可奈何。

虽然我们一再回避论及资本，但在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中却出现了资本经营。资本经营这个概念在中国的出现，是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伴随着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轨，企业经营理论的发展而发展出来的。它经历了两次理论上的突破，即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营产品到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经营商品，再由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商品经营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经营。既然资本经营在我国已经出现，那么，作为其出现的前提条件——资本，理所当然地存在。

二、资本概念的历史考察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对资本的研究一开始即抓住了资本的本质——资本能够使价值得到增值。最初，资本（Capital源出于Caput）一词被用来表示贷款的本金，与利息相对，而与“生息金额”同义（注：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第60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其本身就含有增值之意。亚里士多德称一种财货为货殖（实际上就是指资本），因为它把“无限地保存和增加货币看作是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16世纪前后的重商主义者不仅沿袭前人关于资本增值的观点，而且坚决相信资本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流通是资本的唯一源泉。前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形态（马克思称之为洪水期前形态）具体表现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其增值物即商业利润和借贷利息。对此，马克思分别用G—W—G’和G—G’两个模型形象地表达了资本及其增值的逻辑内涵。

古典学派最先发现了支持资本增值的物质基础。重商主义执着于流通过程研究资本，而没有深入到现象的内部联系去探寻事物的本质，因而只是抓住了假象。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支持资本增值的物质基础不在流通领域，而在生产领域，从而第一次提出“生产资本”的概念。斯密把资本定义为用于生产以取得收入的“预储资财”（注：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第254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亦即用于生产并取得利润的生产资料，凸现资本的生产内涵。而李嘉图却不满足于当时的机器设备，一下子把资本的历史足迹上溯至原始社会猎人的制造物上，他认为：“没有某种物器，就不能捕猎海狸和野鹿，所以这些野物的价值不仅要由捕猎所需的时间和劳动决定，而且也要由制造那些协助猎人去进行捕猎工作的资本物（武器）所需的时间决定”（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17－18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庞巴维克没有象李嘉图那样把生产资本说得那么遥远，他认为作为生产的资本是与生产的迂回程度相关的，生产方式愈是迂回，生产手段愈具有资本的属性，“因为迂回方式的范围的每一次扩大都意味着有更多的力量来为人类服务”（注：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第58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实际上，他提出的社会资本（或生产资本）就是在迂回过程中的各个阶段的中间物集合体。

然而，不论是亚当·斯密还是庞巴维克，给资本下定义时都是仅仅侧重于它的生产力方面，而对资本的预见性却比较忽视，这无疑使资本的定义带有片面性。而且，他们的资本定义中仅仅限于有形资本，而对无形资本则完全地遗忘了。

后来的经济学家为克服这一缺陷，则把资本和收入联系起来加以分析。作为新古典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把资本看作与劳动和土地相同的生产要素。他认为“一个人的资本是他的财富中用于获得货币形态的收入的那一部分。”不仅把李嘉图的资本含义包含其中，而且还包括其他一切与获得收入有关的东西，比如，“那些属于他的权利和由此获得的收入以及在近代金融市场的复杂形态下可有的对资本的一切支配权”（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第91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从此，资本就不仅仅用来解释生产中的问题，更多地用来解释利润的分配问题，这对理论经济学界以及现在经济的发展来说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最后，还特别要提到马克思的资本观。与其他的古典经济学家一样，马克思也注重资本的生产性和增值性。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作为一种物，先后表现为工场手工业的简单工具和大工业时期的机器设备，而资本的增值则表现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可以说，在资本的生产性和增值性方面，马克思与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取得了一致。但是，在分析资本的社会性时，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认为资本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一种特定的经济关系。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90页.）。他还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注：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2页。）。很明显，马克思在这里是就经济关系言资本；很遗憾，后人因此一见资本即言经济关系。

经过对资本的历史考察，我们认识到，虽然不能认为资本是一个自古就有的永恒的存在物，但也绝对不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而是人类发展阶段史上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因此，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同样存在资本，同样有必要研究资本：

三、对资本的认识误区

马克思在对资本进行分析时，过多地侧重于其作为一种制度，并从生产的角度认为借助资本的帮助进行的生产就是资本主义生产，从而给后人带来诸多误解，认为资本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产生的，并将随着其灭亡而灭亡。

更为严重的是，资本常常与市场经济相联系，在某种意义上，两者甚至等同起来。既然，我们否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资本，理所当然，我们也就否定市场经济，由此，导致我们几十年不敢谈论市场经济，几十年没有搞市场经济。改革以前，我们的经济建设者千方百计地想回避市场，却又不得不面对日益发展的市场，面对日益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的成分，只好用商品经济的字眼来代替。

然而，各种主观偏见并不能阻挡市场经济这一历史潮流，事实上，市场经济已在我们的社会里逐渐发展起来。终于，我们承认了市场经济的存在，可是对“资本风暴”的到来却始终难以接受。既然资本是与市场经济相共生的孪生姊妹，市场经济出现了，资本怎么就不应该出现呢？分析起来，还是我们的思想观念太落后，受经典理论的束缚太深了。可是，对于那些以《资本论》如何云云为借口的人，我们不得不提醒他们，《资本论》是说过资本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制度的象征。但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其实不是物，而只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更何况，马克思并没有否定资本作为一种物的属性，而且，他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过程中，事实上是把资本当成一种客观存在的物来看待。资本作为一种经济关系有其历史短暂性，但作为一种增值物的存在往往是超越时空的。后人不察，只看到资本的社会性，而完全忘掉了资本还有物的属性和增值的属性，以至对资本的理解过于片面化了。

四、对资本的重新定义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不管是哪一位前人对资本的论述都离不开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特定背景，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而且，现代经济的发展，资本的使用领域早已突破物质生产的局限，它不仅出现在有形实体中，也可以以无形资本、虚拟资本的形式出现。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资本重新定义。

根据马克思的资本观，我们可以把资本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包括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另一部分包括资本的所有权和作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如果着重资本的实物性，则指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如果着重资本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则把资本看成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工具，看成是一种制度的象征。

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对资本的认识必须基于这一特定的时代及所处的社会背景之上，也就是说，我们对资本的定义必须考虑到它的社会性。在本文中，将其称为资本的特殊属性。同样，资本从有经济、社会以来就一直存在，不受社会制度限制。这种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性，便构成了资本的另一种属性，本文称之为资本的一般属性。

认识到资本的二重属性，我们对资本的认识就更深一层，有利于揭示资本的本质，为资本作出更加准确的定义。下面具体论述。

所谓资本的特殊属性，是指在特定的社会里，资本的所有权属于谁即资本的归属问题，也即资本所有者依据资本所有权享有相应权利的属性。运用到现实生活中，也就是拥有资本所有权的人，有权自主决定将资本投向何处、投入多少以及投入后如何实现收益等一系列决策，全然不受外人所干涉。虽然，有时资本所有者会把资本的管理权、经营权暂时转到别人手中，但这并不会影响到其对资本最后去留的决策。

而资本的一般属性是指资本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具有一定要实现价值增值的属性。资本，与我们日常所用的机器、衣服等东西一样，它具有物的属性，其物的属性可通过不同的形态表现出来，有时甚至就表现为一般的物。但是，资本又不是一般的物，作为资本，它必须投入到社会经济体系中，参与社会生产或经营，才能体现其增值的特性。在这种意义上说，资本不是普通的物，普通的物也不一定是资本，两者有着质的区别。而且，凡是资本，它就具有一种顽强的个性——不断增值。哪个地方更有利于它实现增值或增值量更大，资本就会流到哪里，全然不顾阶级性、地域性。事实上，资本就是按照这一规律在不停地运动着，不管这种运动形态是明显的还是不明显的，是被人们所觉察还是没有被人们所察觉，客观上这一事实是存在的。

与马克思的资本观相比，资本的一般属性是相对于马克思的资本的物质属性（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劳动对象）以及产生剩余价值属性的组合，而资本的特殊属性则体现了马克思的“资本是一种制度的象征”这一观点，只是相比之下，这一概念更加扩大，更加具有普遍性，不再仅仅限于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剩余价值这一名词已被资本增值所代替，资本的所有者也不再仅仅是少数资本家，而是扩大到全体人民。但是，必须注意到，无论资本的所有权属于谁，资本都具有不断增值的属性，从这一意义上，我们说资本的一般属性不会为其特殊属性所改变，资本的一般属性是资本存在的前提基础，也是资本的特殊属性得以存在的保障。

综上所述，我们可为资本作个如下定义：资本是社会经济生活中能够创造财富、实现价值增值的客观存在，而且，由于其所处社会环境不同，所有权归属不同，使其价值增值具有不同的内容。

五、研究资本的意义

1.过去，我们把资本的存在看成是剥削，完全否定资本在经济中的作用，而且，把与资本息息相关的市场经济也拒之门外。通过对资本本质的认识，我们才明白资本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并不存在所谓的姓“资”姓“社”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资本一样存在于经济生活中，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同样需要通过市场发展经济。

资本性范文篇8

（一）行政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得不到有效的记录

在收付实现制下，单位的固定资产得不到有效的计录。以笔者所在单位为例，2013年底的固定资产达到了很大的规模。但这并不能反映笔者单位当前固定资产的实际价值，仅仅反映的是单位自成立至今，尚未处置的、至今仍在单位财产管理部门固定资产明细账上的固定资产原值总和。实际上，行政事业单位大部分的固定资产也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或工作量的增加而损耗的，如此的核算方式，只能造成行政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与实际价值发生偏离。另外，在企业的会计核算中，如果固定资产发生损坏等其他经济原因，导致其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即发生了固定资产减值，则应当按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在收付实现制下，由于固定资产减值的经济业务并不涉及到现金的变化，不需要反映在具体的会计核算中。因此，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中没有对应固定资产减值的科目，不对固定资产减值进行任何会计处理，这同样也造成了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与实际价值的偏离。由于缺乏固定资产后续计量手段，行政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核算无法做到真实、准确。

（二）行政事业单位的隐性负债得不到有效的计量

在收付实现制下，只有在现金发生增减时才进行会计确认，因此，已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只要未进行现金结算，就无法反映到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报表中。以笔者单位会计核算中的项目支出为例，按支出的经济分类来划分，有些属于设备购置项目，有些属于大型工程。如果一项工程，其工程量、已完成可使用进度是在1至6月这6个月间均匀分布，但约定的付款方式是在3月底、6月底分两次支付。在当前的收付实现制下，只有在3月、6月两次付现的时候，才进行会计处理，确认经费支出。这就导致1至2月、4至5月的月度会计报表，都不能如实反映单位因这项工程而形成的、预期会导致单位经济利益流出的现时义务。

（三）行政事业单位实际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得不到有效的计量

在收付实现制下，单位资本性支出和收益性支出没有得到有效的区分。笔者单位作为一家行政事业单位，在购置固定资产时，无论使用的是基本支出还是项目支出的经费，也不论付款方式是财政直接支付还是财政授权支付，在账务处理上，一律在资金流出的当期计入经费支出。这种会计核算方式，使本应通过计提折旧从而分摊到固定资产存续使用期间的成本费用被一次性地计入了购置固定资产的当期，造成了单位购置固定资产当期的支出金额大于实际发生的成本费用。同时，固定资产存续使用期间，各期的支出金额小于当期实际发生的成本费用。虽然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和核算中部分存在着资本性支出和权益性支出的相关概念，但在实际的会计核算中，单位资本性支出在付现的当期直接全额计入财政拨款支出，实际上是把资本性支出当做收益性支出来处理。这在导致衡量资产价值失真的同时，财政拨款支出的账面数额与实际社会资源的耗用量也发生了背离，导致收付实现制下无法对行政事业单位的实际支出（实际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进行准确的计量。

（四）行政事业单位的净资产得不到准确的反映

净资产反映了一个行政事业单位实际拥有的、可以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资源的能力，是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数据指标。净资产由两部分组成：固定基金与结余。固定基金反映了行政事业单位对其固定资产的所有权，固定基金科目的会计核算总是与固定资产科目成对出现，账面金额也始终保持相等。由于收付实现制会导致行政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得不到有效的计量，因此，固定基金也无法被准确反映。结余反映的是行政事业单位各项收入与支出相抵后的余额，用公式表达，即为收入-支出=结余。在支出不能被准确描述的前提下，账面结余金额自然也不能作为实际情况的精确反映。作为净资产的两个组成部分，行政事业单位的固定基金和结余，都不能被准确计量，即单位的净资产无法得到准确的反映。

二、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引入权责发生制的改革设想

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引入权责发生制，能够有效地解决收付实现制下产生的多种问题，使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信息更加准确，成本核算变得具有可操作性。这里笔者简要论述在行政事业单位中引入权责发生制的具体改革方法。

（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要素调整

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原有五个要素，分别为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和支出。在今后具体改革中，建议将“支出”要素调整为“支出与费用”要素，以便符合权责发生制的会计处理要求。“支出与费用”要素分为“经费支出”和“摊销费用”两方面。其中“经费支出”与原有“支出”要素的区别在于其将支出又分为资本性支出和权益性支出两方面；“摊销费用”用来反映单位固定资产和存货的折旧和领用摊销。改革后的“支出与费用”要素既有利于进行传统的收支预算管理，又能够进行有效的成本核算管理。

（二）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调整

1.资产类科目调整

首先，“固定资产”科目下设两个子科目：“原值”、“累计折旧”，用于核算行政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实际价值。其次，设立“应收款”科目，用于核算采取权责发制带来的应收事项。原“暂付款”科目专门用来核算涉及货币资金流出的挂账事项。

2.负债类科目调整

应在负债类科目中设“应付款”科目，用于核算采用权责发生制带来的应付事项。原“暂存款”科目专门用来核算涉及货币资金流入的挂账事项。

3.净资产类科目调整

首先，设立“存货基余”科目，用于核算行政事业单位的存货所形成的净资产。其次，设立“固定基金”科目与“固定资产”科目相对应，下设三个子科目：“原值”、“累计折旧”和“损失”，用于核算行政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所形成的净资产。第三，设立“当年可用经费”科目，用于核算行政事业单位当年可用资金形成的净资产，年末结转至结余，属于过渡科目。

4.收入类科目调整

在“拨入经费”科目下设两个子科目：“拨入资本性支出经费”和“拨入权益性支出经费”，用于将资本性支出与权益性支出分开核算。在“拨入资本性支出经费”和“拨入权益性支出经费”下各自设立两个子科目“拨入基本支出经费”和“拨入项目支出经费”，“拨入基本支出经费”和“拨入项目支出经费”的下级科目与现行会计制度下的下级科目相同。

5.支出与费用类科目调整

首先，在一级科目“经费支出”科目下设立两个子科目：“资本性支出”和“权益性支出”，用于将资本性支出与权益性支出分开核算。在“资本性支出”和“权益性支出”下各自设立两个子科目“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资本性支出—基本支出”科目下设两个子科目：“存货购买”和“固定资产购置”。“资本性支出—项目支出”科目下设子科目“固定资产购置”。“权益性支出—基本支出”和“权益性支出—项目支出”按支出经济分类科目设置明细科目，即与现行会计制度下的子科目大体相同。其次，另设一级科目“摊销费用”。“摊销费用”科目下设立两个子科目：“固定资产折旧摊销”和“存货领用摊销”。“固定资产折旧摊销”和“存货领用摊销”按支出经济分类科目设置明细科目。经费支出类科目，最终结转至结余科目；摊销费用类科目，最终结转至基金类科目。

（三）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方式调整

1.经济业务与实际付款分属

不同会计期间的会计核算以支出业务为例，当经济业务发生时：借记“经费支出”，贷记“应付款”，具体明细科目省略。当支付对应款项时：借记“应付款”，贷记货币资金类科目。

2.固定资产的会计核算

固定资产购置时：借记“资本性支出—基本支出（或项目支出）—固定资产购置”，贷记货币资金类科目，同时借记“固定资产—原值”，贷记“固定基金—原值”。固定资产无偿拨入或盘盈等情况时：借记“固定资产—原值”，贷记“固定基金—原值”。固定资产存续使用期间：计提折旧，将购置费用平均摊销到各期间内，不留残值。借记“摊销费用—固定资产折旧摊销”，贷记“固定资产—累计折旧”；当期期末，结转费用至净资产时，借记“固定基金—累计折旧”，贷记“摊销费用—固定资产折旧摊销”。固定资产正常到期处置时：固定资产处置所得计入处置当期的其他收入。当期收支结转后，期末进行固定资产处置操作。借记“固定资产—累计折旧”，贷记“固定资产—原值”，表示资产的注销；同时借记“固定基金—原值”，贷记“固定基金—累计折旧”表示行政事业单位对该资产的占有权同时消灭。

3.存货的会计核算

存货购置时借记“资本性支出—基本支出（或项目支出）—存货购买”，贷记货币资金类科目。同时借记“存货”，贷记“存货基金”。存货领用时借记“摊销费用—存货领用摊销”，贷记“存货”；领用期间期末结转收支时结转至“存货基金”，借记“存货基金”，贷记“摊销费用—存货领用摊销”。

4.月末和年末结转

月末结转时，应将“摊销费用”结转至基金类科目；“经费支出”结转至“当年可用资金”科目。例如：“摊销费用—存货领用摊销”转入“存货基金”科目；“摊销费用—固定资产折旧摊销”转入“固定基金—累计折旧”科目。“经费支出—资本性支出”、“经费支出—权益性支出”转入“当年可用资金—资本性支出”、“当年可用资金—权益性支出”。年末结转时，应将“当年可用资金”结转至“结余”科目。例如：“当年可用资金—资本性支出”、“当年可用资金—权益性支出”转入“结余—资本性支出”、“结余—权益性支出”。

（四）会计报表的变化

资本性范文篇9

综合分析道德因素本身的性质与特征及其在经济运行中的相关方面，我们认为，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确实对规范、促进经济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环境中，道德因素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促成资本增殖(proliferation)的作用。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说明道德在特定的环境中——经济运行的环境中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而道德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实现资本式的增殖，也就是说它还不是“生了钱的钱”，故我们认为，道德不是一种资本，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看成是一种资本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

1道德在何种意义上具有资本性特点

在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中，学者与投资者已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在一定的条件下，道德因素一旦渗透进入资本运行过程中，资本在周转中所实现的价值增殖比道德缺席(absenceofmorality)的情况下所实现的增殖要大得多，并且这种增殖的可持续性也同样要大得多。这种情况，一直以来都是人们的期望，现在，它正日益成为一个普遍的现实。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道德本身并没有实现价值的增殖，而资本之所以被称为资本恰恰就在于它能使自身增殖，故我们说，道德只是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我们把道德这一特点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

要说明这一点，首先得考察一下什么是资本。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撰文指出：“什么是资本？撇开马克思式的思辩，资本首先或在肤浅层次上，不是什么‘社会关系’。资本是一定时期内，被认为可以给投资者带来超过初始投资的收益的‘东西’”[1]。在这里，汪先生把资本的最普遍、最一般的特点界定为“增殖”而非“社会关系”。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资本的本质被界定为资本家用于剥削雇佣工人而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体现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这一点我们当然应予充分肯定，“但这并不等于说，阶级关系、剥削关系就是资本概念中唯一的含义，也不是说，资本要领中的每一点具体规定都是和阶级关系、剥削关系连在一起的。”[2]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关于资本运转的许多问题了。

在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果真能创造出资本的超额剩余价值么？其实，很多学者都已经论证了这一点：其一，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T.W.Schultz)等人曾经用计算机计算了经济运行中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量，结果发现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所占比重并不大，在这一计算中，有很多剩余价值找不到“主”。那么，这些剩余价值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说这些剩余价值又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D.North)等人的研究，这些剩余价值不是由技术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而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规范人的行为或人与人的关系的规则体系，这一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及相关的实施机制等等。其中非正式规则的核心内容就是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这就不难看出，在找不到“主”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伦理道德因素作用；其二，青年学者张其仔在《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一书中也对这一问题作了相关论述。他把区别于资本而又对经济增长有贡献的因素称为“社会资本”，在他看来，这些因素中理所当然地包括管理、伦理道德等。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应当重视这些资本性因素，并合理地运用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可见，在这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伦理道德因素也被认为是可以创造剩余价值的，道德的因素也因此被赋予了资本的特点——增殖的特点。当然，道德具有资本的增殖性特点的证明不仅限于此。一般的看法是，近现代以来的“经济人”的假设直接导致了全球发展的片面化——经济中心化，即只考虑经济效益问题，而拒绝有碍经济的各种可能。但实际情况却是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使人们不堪重负，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伦理道德问题让已走出或正在走出穷困的人们不得不在经济发展中进行伦理的思考。这种伦理的思考或道德的投资有益于缓解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创造一个和谐的有序的经济运行环境，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资本运作的效率将大大提高，高额的交易成本也将回落。这种论证虽然不能算是实证的论证，但人们对其结果却持普遍的乐观态度。

道德作为一种理性因素在参与经济运行时，能促成价值增殖、形成剩余价值的这一特点，我们就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道德的这一特点与管理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有某些类似之处。由于道德因素在经济运行中不是以有形的实物形式出现的，而是一种无形的运作因素，因而也有学者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称为“理性无形资本”，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道德具有资本的某些特点，但它并不是资本实体。

2道德资本性特点的特殊性

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性因素，道德的资本性特点与资本一般（即资本共性）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首先，从起源上来看。可以说，道德的资本性特点及功能在道德产生之初就已经具备了，也就是说，道德从来都具有着提高经济绩效的功能，道德本身就是为满足人们之间利益调节的需要而产生的。古今中外的“老字号”店都是本着道德经营理念的，这个历史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在不经意间，它证明了我们的观点。只是由于，其一，经济在当时并没有象今天这样占据着社会舞台的中心，因而，人们虽然也能看到经济中的道德问题，但却没有进行深入地、系统地考查，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也得不到体现。其二，自然经济形态的经济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经济。因为，在自然经济形态中，经济行为都是从属于社会权威的道德命令的，它所反映的是人类属人的理性信仰及其超越性的终极关怀。在这里，道德与经济的关系不可能象当代的经济与道德的关系这样紧张。在这种经济形态中，良好的道德环境给经济带来的效益乃属理所当然之事，很少有人会为此问为什么或应该怎么样。但这并没有抹煞经济运行领域中道德因素的特殊的作用。而资本或曰资本的产生只是近代社会的事，正是资本的到来使得人类变得比以往更贪婪、更赤裸裸地去追求金钱。对金钱追求的普遍化和极端化的结果就是：经济中心化、绝对化，经济活动成了社会舞台的主角。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道德与经济都成了势不两立的对立面。经济活动在给人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享受的同时，远离了人们的期望。于是，呼唤道德就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共同的话题。

其次，从发生作用的方式来看。道德的资本性特点是不能独立地发挥作用的，它必须借助并依附于资本并借此参与经济运行。资本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如物质资本表现为厂房、机器等有形资本，而人力资本则可以表现为劳动者的经验和受教育程度等存诸于劳动者之中，这与资本中的技术一样是无形的。道德的资本性特点也只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但确实存在并在经济运行中确实起着作用的“无形的存在”，它发生作用是渗透于资本的运行过程中，作为一种参与性因素而实现价值增殖。可以说，道德的资本性特点是不能离开资本而存在的，但它又不完全依附于资本，道德本身在这种正效应的经济过程中得到了强化，而不是增殖，实现超额增殖的是资本。与资本产生剩余价值不同的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剩余价值只能是在生产领域中产生。然而道德的资本性特点却在经济运行的任何一个环节都能得到体现，即不论是在哪个领域，只要投资者的手段与目的合乎道德的要求或能满足人们的道德期望，他都能得到超出投资——利润的运作模式得到的利润。

再次，与资本的有限性相比，具有资本性特点的道德是一种无限制资源，它永远不会枯竭。在一定的社会阶段，由于社会需求及人们自身能力的限制，资本的供需总有一个大致的上限。简言之，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市场的消化能力是有限的，需求并不纯粹是一个“抽象的贫婪”似的永没有满足的“无底洞”。实际上，市场中的经常出现因市场饱和而发生的资金从某个领域抽身而退，转移到其它生产领域中的事情。与人们能力相关的则是指，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下，人们生产能力是有限的，这也直接导致了市场消化能力的有限。而具有资本性的特点的道德却不是这样：人们对于道德的需求是无限的，它的“生产”或曰供给也是无限的。由于人们需求的这种无限性，市场中特别是现代市场中从来就不会出现“道德饱和”的现象。因此，对于道德的需要来说，人类永远处于“饥饿”状态。这一点早在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就已经作了类似的证明，亚里士多德认为，“优良生活一定具有三项善因：外物诸善、躯体诸善、灵魂诸善。”“外物诸善”即“财富、权力、名誉及类此的种种事物”，而这些“有如一切实用工具，（其为量）一定有所限制，……任何这类事物过了量都会对物主有害，至少也一定无益”，而“灵魂诸善”即德性则相反，“愈多而愈显其效益”[3]。也就是说对财富的追求必须加以限制，而对道德的追求却是多多益善的。在资本有限的情况下，人们提出要节省资本，这是很容易为人所接受；但若经济学家提出节省道德的建议，那他肯定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了。

最后，资本有明确的所有者且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而且，在市场中，资本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是不完全一致的。正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裂导致了人们在生产中地位的差异。而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本性因素却纯粹是公共性的。它一旦形成，就不存在只有哪些人可以支配它，而哪些人不能支配它的问题；也不存在谁该拥有多些而谁又该拥有少些的分配问题。道德上的高尚与否与资本拥有之间不是正比例的关系，这恰恰就是当前道德所面临的一个困境：由于道德资源具有经济上所谓的“公有的”的性质，因而容易诱发人们的“搭便车”(hitchhike)心理，并进而导致它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补充，即得不到有效的投资。在市场中，并不是所有的道德的竞争者都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虽然，现代的情形已愈益向人们的期望靠拢，但西方曾一度流行的“只有失败的竞争者才是好人”的论断却的确让人们领略到了市场的残酷性与资本主义的罪恶性。

3也评道德资本论

王小锡先生长期从事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他的观点是：“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来看，伦理道德建设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只有具备崇高的道德精神和正确价值取向的人，才有可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去，没有进取精神，缺乏道德觉悟，人的行为的着眼点就只能是基本生存需求，其行为的指向性就必然是短视的和短期的，人就会对工作和事业缺乏感情和兴趣，也就谈不上推动经济发展。”[4]因此从社会生产力系统看，伦理道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而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道德是生产力，而且是‘动力’生产力”[5]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王先生指出：在现时代，“资本是一种力，是一种能够投入生产并增进社会财富的能力”。[6]“科学的伦理道德就其功能来说，它不仅要求人们不断地完善自身，而且要求人们珍惜和完善相互之间的生存关系，以理性生存样式不断创造和完善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这种功能应用到生产领域，必然会因人的素质尤其是道德水平的提高，而形成一种不断进取精神和人际间和谐协作的合力，并因此促使有形资产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和产生效益，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7]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王先生认为，道德也是资本——是无形的资本、是渗透型、导向型和制约型的资本。[8]

毫无疑问，王小锡先生提出了一个考察经济运作进程中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的新视角，从这个视角来考察伦理道德因素在经济运作进程中的作用，它积极的一面得到了充分肯定，它对当代经济决策中道德决策及如何规约当代经济运行等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道德到底是不是一种资本呢？这个问题还待于进一步商榷。因为，道德在参与经济运行进程时，它只是具备资本的某些特点，但它毕竟还不是一种资本实体。关于这一点，法国学者皮埃尔·波迪(PierreBourdieu1930——)曾进行过一番研究，在《实践理论纲要》一书中，皮埃尔·波迪提出了“象征性资本”(symboliccapital)的概念。波迪认为，古代亚细亚经济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种信义(thegood-faith)、名誉(hounour)、或情面经济。不同于以货币交换为中介的市场经济，信义经济是以血缘、族谱、村社为中介的。而尽管信义、名誉及情面等东西本身并不构成经济的、物质的利益，它们最终却可以带来经济和物质利益。因而它们是一种财富，是一种“象征性资本”[9]。很显然，皮埃尔·波迪也看到了在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具有某些资本性的特点，即道德最终可以带来经济和物质利益；而且，他也认为，这种道德因素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而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资本”。

资本性范文篇10

关键词：资本性支出；企业产业结构；企业财务结构；企业资产结构

一、资本性支出概论

资本性支出又称“资本支出”，“收益性支出”的对称。是指企业单位发生、其效益及于两个或两个以上会计年度的各项支出，包括构成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递延资产的支出。例如，购置运输设备的支出，由于运输设备能使用于几个年度，其支出应记入“固定资产”科目。运输设备的支出，按其损耗程度，通过计提折旧分年摊入各年成本、费用。这个会计处理方法，称为折旧或摊销。把支出记作资产的办法，称为资本化。资本性支出不同于收益性支出，前者由各受益年度的营业收入分摊负担，后者全部由当年营业收入补偿。区分资本性支出和营业性支出，是为了正确反映资产的价值和正确计算各年损益。如把资本性支出作为收益性支出，结果是少计了资产价值，多计了当年费用，虚减当年利润；反之，则多计了资产价值，少计了当年费用，虚增当年利润。在实际工作中，为了简化会计处理，有时把小于一定金额的资本性支出，也作为收益性支出处理。

二、资本性支出预算在企业结构的重要性

资本预算是企业财务结构中最重要的决策,几乎公司所有部门都直接受到资本预算决策的影响.而且,资本预算决策对公司的获利能力,资金结构,偿债能力以及长远发展和日常财务管理也都有着直接影响.因此,所有企业领导层都必须了解资本预算的决策过程,不能因为职责不同而有所差异.

资本预算对企业结构的影响

1、资本预算决策会在较长时间内影响公司,这意味着决策丧失了灵活性,从而公司对资本预算决策必须十分小心谨慎,进行认真的可行性研究.

2、资本的扩充基本上与预期的销货额有关,如果不能正确预测未来的需求,将导致固定资产投资过度或不足而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3、资本预算决策具有不可逆转性.

4、资本预算决策一旦完成,在资金占用数量上便保持相对稳定,而不像营运资金决策那样经常变动.

三、如何用企业资本预算改善企业结构

（一）合理制定资本运营步骤

1、了解阶段。首先，应掌握经营活动中的风险与收益。运行者要衡量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然后决定投资数量、品种与方式。其次，由于金融资本运营大多在金融交易市场上进行，所以要了解各类不同交易市场的组织和机制、经纪商的职能和作用、证券买卖的程序、交易管理的法令法规以及佣金、费用等等。

2、分析阶段。运行者对于各种金融资本的性质、收益与风险及市场经营方式等情况有了大致的认识和了解后，在真正进行金融资本运作以前，还应该对各类金融资本的真实价值、市场价格及价格走向进行认真分析，以确定合适的目标对象。

3、决策、管理阶段。通过以上各个阶段的工作，企业便可以按照自己拟定的经营目标，结合风险和收益的衡量结果，在未来经济环境及本身财务状况变化趋势的预测基础上，作出恰当的判断，决定金融资本运营行为的具体方向。

例如：××公司在分析了内外部环境后，大胆地制定出资本运营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并科学地组织实施。

第一步，1996年，××公司总资产20多亿元，其中××工厂占有一半。××公司决定将××工厂剥离上市，组建股份有限公司——“××化工”，并募集资金近7亿元，成功收购了同类型企业××然气化工厂，使产品能力由年产50万吨变成了年产100万吨的企业，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生产基地。实现了1+1>2的战略目标。企业规模扩大、实力增强后，××化工不断探索走出去的发展思路，本着谁占领了资源，谁就占领了市场的原则，利用国家开发西北的优惠政策，积极挺进新疆，寻找丰富的资源。采用存量的闲置设备与“广淡”的闲置设备对接的方案，走出了盘活存量资产、少投入多产出的经营之路，于2006年建成并投产了一套年产50万吨装置，一个崭新的企业在新疆大地上拔地而起。此时的××化工已经成为拥有资产60亿元、产量150万吨、收入30亿元、利润3亿元的特大型上市公司。

第二步，1998年，××集团出资10亿元收购了××公司。这样集团不但企业资产规模得到更大的扩张，产品种类也得到了增加，由单一的产品形成了两种拳头产品，完成了2+1>3的目标，同时也实现了资源共享、资源优化配置的目标。

第三步，2006年，在××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集团加入了×××工业集团公司。这样，就可以利用×××集团的资金优势和海外原油资源，调整××集团的产业结构。这一次重组，为××集团实现跨跃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集团投资15亿元，控制××集团60％的股份，为××集团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给企业腾飞提供了动力源泉。

（二）以资本运营与产业结构改善

资本运营的观点认为，企业的效益有基本值与最终值之分，并且，效益最终值=效益基本值×系数。企业产品、工作质量决定了企业效益的基本值，因而质量是效益的根本，没有质量就无效益可言，但这不是效益的最终值。上述公式中系数的大小取决于企业经营者资本运营的本领与智慧，是一个智慧系数、信誉度系数。该系数越大，效益的最终值就越大，有時甚至能起到倍增的作用。

例如：××集团经过10年的资本运营，走出三大步，迈上三个新台阶，无论是在企业规模、产品能力、资源优化、产业链条等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1、实现了企业的强强联合

××化工上市募集资金近7亿元，投资收购××天然气化工厂，盘活了一个崭新的但又是一个面临很大债务压力的企业，实现了××集团资本规模扩张、产品能力增强的目标。同时也消除了同一地区市场的产品竞争，达到了强强联合的目的。

×××然气化工厂，是1994年建成投产的企业。其优势是技术先进、能耗低、产量高，具有较大的运行潜力和潜在的盈利能力；其缺点是没有资本金投入，是××省最大的自筹资金建设的化肥企业，负债率高达97％，因流动资金缺乏而陷入困境。××集团收购后，一次性还清逾期债务，使其资产负债率降到31％，当年实现利润11000万元，财务状况良好，生产运行平稳。

2、资源配置得到了优化

××集团投资收购××公司，不但实现资源共享而且产品品种得到增加，出现了两种主导产品“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局面。增强了企业抗风险能力，提高了企业的整体实力。

××公司，是1992年建成投产的国家大型企业，是××省自筹资金，依托××集团的技术优势建立的股份制企业。股份比例为：××省重点投资公司占50％，××油田占40％，××集团占10％。虽然是股份制，但股本金总额太小，只有4．6亿元。而建设资金投入达到25亿元，大部分都是银行贷款，债务负担十分沉重，无力偿还逾期的本息，生产

经营陷入困境。但其优点是，技术先进、生产平稳、产品有市场、发展潜能很大、副产品很多，可以为××集团其他化工产品提供原材料。××集团投资收购后，做了三件大事：第一，利用×××公司的副产品为××公司提供了产品原料，解决了××公司原料外购问题。第二，利用集团自备热电厂的动力为××公司生产提供了电力和蒸汽，为生产提供了动力保障，实现了集团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三，利用国家债转股和债务剥离政策，对××公司进行了两次减债。第一次转出债务8．4亿元，第二次剥离13．1亿元，这样使××公司负债率大大降低，走出了困境，扭亏为盈，增强了企业的竞争能力。

3、企业产品链条有了延伸

加入×××集团后，××集团的“十一五”发展项目建设有了保障。在×××集团的大力支持下，××万吨××扩建项目，××万吨×××工项目，××万吨××项目，现在已经开工建设，预计到2009年全面竣工投产。投产后与现在相比，企业生产链条将会延长，上游到××的原料，下游到××的后加工。

4、企业整体实力大大加强

××集团经过l0年的资本运营，企业实力逐步增强。

第一，实现第二步重组后，××集团的规模已经得到快速扩张和增值。资本总额超过115亿元，销售收入超过70亿元，利润超过3亿元，跨入了全国500强企业行列。产品品种——由11种增加到20多种；年产量——由50万吨增加到200万吨；生产装置——由5套增加到15套；企业产值——由2亿元增加到40亿元；企业资产——由3．5亿元增加到115亿元；企业收入——由5亿元增加到70亿元；企业利润——由0．5亿元增加到3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