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料文库正文

资本流向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1 04:04:03

资本流向

资本流向范文篇1

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迅速扩张，2002—2008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从6207.7亿美元上升到25616.4亿美元，年均增长27%，贸易顺差从304.3亿美元上升到2954.6亿美元，年均增长60%。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自2008年后中国对外贸易受到一定抑制，但贸易顺差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成为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但是，中国对外贸易主要依靠的是生态资源密集型的初级产品及制成品出口，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始终处于下端，巨额的贸易顺差，很可能掩盖了生态资源的流失，从而制约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仅从传统经济学的货币资本角度来考察中国对外贸易利益显然存在一定局限。鉴于此，本文尝试以生态足迹（EcologicalFootprint，EF）作为自然资本的测度，运用投入产出（Input-Output，I-O）模型考察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自然资本流向，以揭示中国对外贸易所获得的货币资本利益是否以牺牲生态资源为代价。Rees（1992）及WackernagelandRees（1996）在关于EF研究的开创性文献中，提出以用地面积为单位测度人类对生态系统供给可再生资源与吸收废弃物这两大类生态服务需求。具体而言，EF将某一商品所含的自然资本分解为耕地、草地、林地、水域、建筑用地、碳汇用地六种用地类型。其中，前五类用地表现为人类生产活动实际占用的地表面积，称之为实际用地（ActualLand）；碳汇用地表现为吸收废弃物和排放所占面积，反映排放空间的大小，称之为虚拟用地（VirtualLand）。EF综合考虑人类经济活动所占用的自然资本，为研究国际贸易的生态影响提供了新思路。

二、研究方法

目前在使用EF分析国际贸易的文献中，EF的测算主要分为产品用地系数法（ProductLandUseCoefficient，PLUC）与投入产出法（Input-Output，I-O）两种。PLUC法源于WackernagelandRees（1996）提出的EF计算模型，并由后来的学者引入产出因子将商品量折算成各类用地面积，用均衡因子将各类用地面积换算成单位面积具有同等生态生产力的面积，再加总求和。这种模型被曹淑艳、谢高地（2007a）称为生态足迹基本模型，被金书秦等人（2009）称为综合法。采用基础模型计算国际贸易EF值的研究见诸于vanVuurenetal.（1999），AnderssonandNevalainen（2003），Hornborg（2006），陈丽萍、杨忠直（2005），陈琰等（2010），刘建伟（2011）等文献，后三篇中文文献计算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的EF值。这些研究的产品选择缺乏标准和框架，产出因子和均衡因子的数据来源分散。Moran（2007）首次提出产品用地矩阵法（ProductLandUseMatrix，PLUM），Moran（2007），Moranetal.（2009）构造了产品用地产出系数（YieldCoefficient）矩阵，产出因子和均衡因子的数据来源于全球足迹网（GlobalFootprintNetwork，GFN）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编撰的国家足迹账户（NationalFootprintAccounting，NFA），NFA涵盖HS商品编码的全部商品。

PLUC法至少有两个主要缺陷：一是它将商品量折算成各类用地面积，故不能计算服务贸易的EF值；二是它只计算了最终产品的EF值，没有包括中间投入品的EF值，换句话说，它没有考虑经济体各部门之间的关联。Bicknelletal.（1998）首次将I-O法引入EF计算，计算新西兰三次产业的EF值，弥补了PLUC法在服务业和部门关联上的不足。I-O法的基本思路是将用地面积直接导入投入产出模型，利用投入产出表中反映的部门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数量关系得到完全用地转换系数，进而测算最终需求的EF值。该方法测算对象针对具体部门，能够充分发挥投入产出模型所具有的结构性优势。后续研究从各个方面拓展I-O法：Ferng（2001）用复合用地乘数取代Bicknelletal.（1998）的用地乘数，避免了不同类型用地直接加总所导致的错误；HubacekandGiljum（2003），Suh（2004）着重探讨了实物型投入产出模型与货币型投入产出模型在EF值测算中的区别。国内学者曹淑艳、谢高地（2007b），刘建兴等（2007），邱东、席玮（2008）分别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分析中国三次产业在单一年份的进出口EF值。I-O法的分辨率取决于投入产出表的部门划分，但由于缺乏部门用地数据，将I-O法应用于对外贸易的现有国内研究局限于产业层面。

本文采用I-O法测算中国对外贸易的EF值。在模型选择上，采用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这种模型更适合于估算进口国通过进口所节约的本地区的生态足迹，用以评价贸易对单个地区的生态资源所产生的影响。而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更加适合于通过产业间关联、全球供应链及多国间贸易流动来估计进出口的生态足迹，从而追寻足迹的源头（Wiedmann，2009）。中国对外贸易的EF值反映中国对外贸易自然资本的流向，有必要深入探讨造成这种自然资本流向的影响因素，包括各个因素对于EF变化的贡献程度。对于此类问题的研究主要采用指数分解分析（IndexDecompositionAnalysisIDA）、结构分解分析（StructureDecompositionAnalysisSDA）及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需要较长的时间序列数据，而IDA与SDA只需要两个时期的数据。IDA与SDA分别适用于分析比值和绝对值的影响因素，故本文采用SDA。SDA方法近年来在国内得到广泛应用，主要集中于分析能源消耗（刘瑞翔，姜彩楼，2011），碳排放以及贸易含碳量（郭朝先，2010；张友国，2010；黄敏，刘剑锋，2011）的影响因素。但在现有文献中，鲜见将SDA方法应用于国际贸易EF的研究。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①在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上，克服前人主要采用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以测算单一年份对外贸易EF的局限，将研究期扩展到五个年份，编制了1992、1997、2002、2005、2007年五个年度的可比价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实际用地EF值和虚拟用地EF值的测算分别采取5个部门和22个部门划分，使I-O法在对外贸易EF测算的应用中从产业层面拓展到部门层面。②在完成EF测算的基础上，利用SDA分析不同因素对于中国对外贸易EF净出口总值及部门对外贸易EF净出口值的影响，从而揭示造成中国对外贸易生态资源流失的主要因素。

三、模型和数据

1.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

（1）EF测算的基本模型：按照对进口的不同处理方式，投入产出模型分为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将中间投入部分剖分为国产品中间投入和进口品中间投入。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造成进口品中间投入所占比重较大，而这部分中间投入并不会对国内生态资源产生影响，为避免EF值高估，本文采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本文构建了一个非竞争型投入产出简表，如表1所示。表1中，X、XT分别表示总产出列向量与总投入行向量，XT为X的转置；Z、Zd、Zm分别表示中间投入列向量、国产品中间投入列向量与进口品中间投入列向量，且Zd+Zm=Z；Yd、Ym分别表示国产品最终需求与进口品最终需求列向量；E、M分别表示出口与进口列向量，由于进口品中的直接出口比重很小，设定出口Em=0；K表示分部门自然资本（土地及能源）投入行向量；Q表示EF净出口列向量，QT为Q的转置。设A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各行向量、列向量、矩阵分别为1×n阶、n×1阶、n×n阶，测算实际用地EF值时，n=5，测算虚拟用地EF值时，n=22。

（2）EF净出口变化的结构分解：根据上述模型，影响净出口生态足迹（Q）的三个因素分别是土地（能源）强度（T赞）、技术水平（B）、净出口规模（N）。其中t=0，1分别表示基准期与计算期，ΔQ表示EF净出口变化量，E（ΔT赞）、E（ΔB）、E（ΔN）分别表示包含ΔT赞、ΔB、ΔN的所有分解形式的平均值。由于从不同的因素排列顺序进行分解，会得到不同的分解形式，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采取的方法各有不同，其中以两级分解法与加权平均法应用最为广泛。两级分解是取首尾两个因素开始分解所得到结果的平均值，作为各因素变化的影响结果，适合于变量较多情况下的一种近似替代。加权平均法则是利用n个因素所决定的n!个分解方程中，每个因素的变动对因变量影响的平均值来衡量该因素变动的最终影响。李景华（2004）对加权平均法进行了详细阐述，证明了当选择因素大于2时，加权平均分解得到的结果更加精确，并提出了一个一般性的多因素分解方法。

2.数据来源及处理

（1）投入产出表：本文考察的年度为1992年、1997年、2002年、2005年及2007年。其中前四个年份的可比价投入产出表（33部门）来源于《中国1992—2005年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及分析》（刘起运，彭志龙，2010），该序列表由国家统计局核算司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完成，并在郭朝先（2010）的研究中得到应用。笔者参照刘起运、彭志龙（2010）可比价投入产出表编制方法，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现价）及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价格指数编制出2007年可比价投入产出表。在此基础上，按照上文阐述的方法，将历年竞争型投入产出表转换为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33部门）。

（2）自然资本投入：EF的单位是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其中实际用地划分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筑用地五种类型，由于中国土地统计的分类数据与投入产出表的部门划分，以及以上五种用地类型不相匹配，在此将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划归为农林牧渔业，将建设用地分解为工矿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利设施用地及其他服务业用地，将上述转换后的投入产出表与土地利用数据相匹配，合并为5部门，这种处理保证了投入产出部门与土地统计数据的匹配，所损失的五种用地信息通过均衡因子统一为单位面积具有同等生产力的土地面积。土地利用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国土资源统计公报》，其中1992，1997年部分数据缺失，笔者利用2000—2007年相关数据进行估算。虚拟用地以吸收能源消耗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林地面积计算，根据可获得的部门能源投入数据，将上述转换后的投入产出表合并为22部门。能源投入以标准煤为单位，数据来自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3）均衡因子及能迹转换系数的选取及计算：本文选取2002、2004、200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中所提供的均衡因子，取平均值得本研究所采用的均衡因子（耕地2.17，林地1.36，草地0.48，水域0.36，建设用地2.17），将对应的均衡因子与历年土地利用数据相乘，折算成单位面积具有同等生产力的土地面积（全球公顷）①。虚拟用地根据二氧化碳排放的热值转化为林地面积计算，由于不同类型能源的能迹转换系数存在差异，而中国能源消耗结构在研究期内基本保持稳定，因此可将中国历年能源消耗结构与相应的能迹转换系数②加权平均，得到统一系数80GJ/hm2，再乘以标准煤的燃烧热值（29.26GJ/t）及林地的均衡因子（1.36），得到最终的虚拟用地面积。

四、测算结果及分析

1.贸易EF及其变化

（1）贸易EF总量及其变化：如表2所示，1992—2007年，伴随着中国贸易顺差持续增加，实际用地出口除在1997—2002年、进口除在1992—1997年及2005—2007年有小幅回落外，均保持着稳步增长，净出口则表现为波动趋势。在整个研究期中，中国始终为实际用地净出口。与之相应的是，虚拟用地出口与进口均呈现增长，且增长幅度明显超出实际用地，净出口的波动趋势与实际用地相似，其中2005—2007年，虚拟用地净出口增长最为迅速，从1775.6万公顷变化为9310.0万公顷，远超出同期实际用地净出口的增长。从EF净出口总计看，1997—2002年由净出口转为净进口，表明此阶段中国生态资源状况得到改善，但不容乐观的是，自2002年起，在虚拟用地净出口迅猛增长的拉动下，生态资源流失加剧。整个研究期内，虚拟用地净出口增长占整个EF净出口增长的90%，反映出贸易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是造成中国生态资源恶化的首要方面。

（2）分部门贸易EF及其变化：1992—2007年，实际用地进出口规模与各部门所利用土地资源数量是相吻合的。农林牧渔业由于耗费了近95%的可利用土地资源，始终处于第一的位置。各部门实际用地进出口规模除个别阶段有所回落外，总体表现为不断增加的趋势。净出口波动在农林牧渔业中表现最为显著，经历了1992—1997年、2005—2007年两个大幅增长期及1997—2002年的大幅下滑期，其他四个部门的实际用地净出口变化相对比较平稳，总体表现为小幅增长，其中，其他服务业实际用地净出口自1997年后超过另外三个部门，反映服务业对生态资源流失的影响开始增强。但从整体来看，由于这四个部门所占用土地资源极为有限，对实际用地净出口总值的影响并不显著（见图1）。虚拟用地进出口规模与能源消耗状况密切相关，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与供应业、交通运输及仓储邮政业等高能耗部门的进出口规模位于前列。从净出口来看（见图2），在整个研究期内，V3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V4金属矿采选业部门均为负值，有利于改善本国生态环境；V1农林牧渔业、V2煤炭开采和洗选业、V6食品制造和烟草加工业、V7纺织业、V8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V9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V10造纸印刷及文教产品制造业、V13非金属矿物制品业、V15金属制品业、V17其他制造业及废品废料、V20交通运输及仓储邮政业、V22其他服务业共12个部门均为正值，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其余部门在正负之间波动。净出口增长排在前五位的部门分别是V7纺织业、V12化学工业、V13非金属矿物制品业、V14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V20交通运输及仓储邮政业，其中V14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中增长最为剧烈，从1992年的-1056万公顷增长到2007年的2677万公顷，这5大部门净出口共计增长8452万公顷，占虚拟用地净出口增长的82.1%，总净出口增长的74.6%。反映出这5个部门的贸易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最为严重。

2.EF净出口结构分解

（1）EF净出口总值分解结果：1992—2007年分阶段中国实际用地净出口总值与虚拟用地净出口总值的分解结果分别如表3、表4所示：在整个研究期内，土地（能源）强度与技术水平变化导致实际用地净出口减少1950.6万公顷、1231.3万公顷，贡献率达到-187%与-118%；导致虚拟用地净出口减少78.8万公顷、987.5万公顷，贡献率达到-1%与-10%，说明这两种因素对于中国生态环境的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净出口规模变化导致实际用地净出口增加4223.8万公顷，贡献率为405%，虚拟用地净出口增加11357.3万公顷，贡献率为110%，在数量上远远抵消了前两种因素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分阶段来看，由于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及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1997—2002年，中国外贸发展陷于低潮，净出口规模变化导致两类用地净出口分别减少3142.7万公顷、1756.8万公顷。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入世”效应逐步显现，外贸环境的极大改善导致出口潜能迅速释放，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并带动了净出口规模迅速扩大，由此造成了生态资源大量流失，其中对于虚拟用地的影响尤为显著。在2002—2005年与2005—2007年两个阶段中，净出口规模效应分别达到3010.7万公顷、9757.2万公顷，贸易增长的粗放型特征得到不断强化。但同时我们也发现，自2002年后，土地（能源）强度效应与技术水平效应对生态资源流失所产生的抑制作用开始明显增强，如2005—2007年，实际用地中两种效应累计达到-1276.1万公顷，略低于1992—1997年，虚拟用地中两种效应累计达到-2222.8万公顷，远超过之前任一阶段，说明中国长期致力于改善资源利用效率、增强科技创新水平的努力开始取得一定成效。可以预计，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步成为普遍共识，节能减排等约束指标已明确进入政府考核体系，中国在促进生态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治理上的投入将日益加强，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将产生更为积极的作用。

（2）部门EF净出口值分解结果：部门实际用地净出口分解结果显示（见表5）。五大产业部门的土地强度效应在整个研究期内分别为-1463.9万、-110.9万、-63.3万、-12.7万、-299.7万公顷，对生态资源均表现为正面影响；分阶段看，各部门土地强度效应各不相同，呈现波动趋势，例如1992—1997年，土地强度变化造成农林牧渔业减少土地输出1200.1万公顷，影响最为显著。在整个研究期内，技术水平效应在各部门表现不同，其中对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其他服务业三大部门表现为正面影响；分阶段看，2005—2007年，技术水平变化造成农林牧渔业减少土地输出1067.5万公顷，影响最为显著。五大产业部门的净出口规模效应在整个研究期内分别为3219.4万、207万、104.4万、104万、589.1万公顷，是影响中国实际用地净出口的最主要因素，其中在农林牧渔业中，贡献程度高达630%，分阶段看，净出口规模对农林牧渔业实际用地净出口的影响也最为剧烈。需要引起关注的是，交通运输及仓储邮政业、其他服务业的净出口规模变化均导致了实际用地净出口的增加，尤其是其他服务业，净出口规模效应从数量上看仅次于农林牧渔业，虽然影响仍然有限，但其贡献程度却在不断上升，表明服务贸易净出口规模的扩张使中国生态资源的流失加剧。部门虚拟用地净出口的分解结果显示：从整个研究期来看（见表6），能源强度正效应较为显著的部门是纺织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分别减少虚拟用地净出口545.6万公顷、485万公顷，负效应较为显著的部门是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及仓储邮政业，分别增加虚拟用地净出口650.3万公顷、573万公顷；技术水平正效应较为显著的部门是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及仓储邮政业，分别减少虚拟用地净出口458.3万公顷、450.4万公顷；负效应较为显著的部门是纺织业与化学工业，分别增加虚拟用地净出口195.4万公顷、205.4万公顷；除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外，其他所有部门净出口规模变化均造成了虚拟用地净出口的增加，其中，以纺织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及仓储邮政业最为严重，分别增加虚拟用地净出口1757万公顷、1253.1万公顷、3540.9万公顷、1295万公顷。整体而言，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贡献程度上，绝大多数部门的净出口规模效应都要大于其他两种因素的效应，这充分说明，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张已经成为中国环境污染不断加剧的首要因素。分阶段看（见图3—图5），在传统高能耗部门中，V7纺织业，V12化学工业，V13非金属矿物制品业，V14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能源强度正效应正在逐渐显现，其中，在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中，能源强度效应从1992—1997年的420.1万公顷降至2005—2007年的-194.5万公顷，变化最为剧烈，纺织业能源强度效应在2005—2007年达到-451万公顷，效果最为明显，但同时，需要高度重视的一个现象是V20交通运输及邮政仓储业的能源强度效应在2005—2007年急剧攀升到713.3万公顷，成为能源强度负效应最为严重的部门，反映出中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引致汽车等交通工具的旺盛需求，由此带来的能源消耗开始给我们造成巨大的环境污染压力；技术水平正效应在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V1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与供应业，V20交通运输及仓储邮政业部门表现显著，在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中变化最为剧烈，从1992—1997年的105.1万公顷持续下降至2005—2007年的-536.8万公顷，技术水平负效应开始在纺织业及化学工业中得以加强，2005—2007年分别达到278.4万公顷、178.5万公顷；净出口规模效应在纺织业、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中体现最为突出，其负面影响自2002之后开始加剧，其中，2005—2007年，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净出口规模效应高达3950.4万公顷，占据该阶段EF净出口总计增长的40%。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贸易顺差增长最快的2005—2007年间，22个部门的净出口规模效应均为正值，意味着贸易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开始渗透到所有部门，追求贸易顺差使中国付出了愈加沉重的生态资源代价，转变粗放型的贸易增长方式已经刻不容缓。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中国1992—2007年的贸易EF，以揭示中国对外贸易中的自然资本流向，并运用结构分解技术分析影响EF净出口的主要因素，得到如下结论：①在1992—2007年的中国对外贸易中，实际用地与虚拟用地的进出口规模总体保持增长态势，其中虚拟用地进出口的增长幅度明显超过实际用地，在EF进出口中的比重不断攀升。与中国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相比，EF净出口总量在波动中不断增长，在整个研究期内，中国始终是实际用地的净出口国，自2005年起，从虚拟用地净进口国转变为虚拟用地净出口国。尤其是自2002年后，受虚拟用地净出口急剧增长的拉动，中国生态资源流失程度明显加剧。由此说明，在该研究期内，中国对外贸易所获得货币资本利益是以生态资源的流出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对外贸易的增长隐含着生态资源的廉价外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假定进口品按照中国的技术条件生产，而中国进口品绝大部分来自于发达国家，整个进口品生产的平均技术水平优于中国，同时进口品生产国的平均能源消费结构相对中国更为合理，平均能迹转换系数会更大，这两种因素都会造成EF净出口低估，即生态资源流失的真实状况更为严重。②EF净出口的结构分解结果显示：整体来看，土地（能源）强度与技术水平效应对两类用地净出口产生抑制作用，并具有不断加强的趋势，反映中国在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上开始取得一定成效。在实际用地中，土地强度效应对中国各部门净出口始终表现为抑制作用，技术水平效应在各部门表现有所差异；在虚拟用地中，能源强度与技术水平效应更为显著，在高能耗部门中，纺织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能源强度正效应正在逐渐显现，技术效应在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与供应业，交通运输及仓储邮政业等部门也已实现由负转正。但比较而言，这两种因素对于中国EF净出口的影响程度十分有限，远远无法弥补净出口规模对EF净出口的拉动。基于上述研究结论，笔者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促进贸易的生态结构优化。上述结论表明中国贸易生态结构的调整速度远远滞后于贸易规模的增长，以生态资源密集型的初级品与制成品为主导的出口贸易生态结构强化了中国贸易增长的粗放型特征。从长远来看，对外贸易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试图以牺牲贸易增长来保护生态环境并不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更为可行的做法是灵活运用出口退税、增加出口关税等贸易政策工具，严格控制“两高一资”的产品出口，推动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引导出口产品向低资源消耗及低碳方向转移，以此促进贸易生态结构的优化，寻求出口增长与生态资源保护的协同发展，最大限度地减少产品出口所付出的生态资源代价。

第二，适度扩大进口规模。自“入世”以来，中国出口规模增速明显高于进口规模，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一味追求贸易顺差所带来的货币资本利益，使净出口规模效应成为导致生态资源流失迅速扩大的主要因素。面临日益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我们应该在保持出口稳定的同时，通过采取进口关税调整、提供多元化融资便利、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完善进口管理等多种政策措施，适度扩大进口规模，这不仅可以促进对外贸易的平衡发展，而且能够弥补出口增长所带来的生态资源流失。将货币资本的外汇储备转换为自然资本的生态资源储备，有利于达到货币资本及自然资本的贸易收支双平衡，对于缓解中国资源环境压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资本流向范文篇2

传媒的产业发展离不开国家恰当的产业政策，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产业政策恰当可以加速产业的升级换代，否则将成为产业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1我国传媒业的产业政策限制了传媒资源的有效流动与合弹配置

我国传媒业的产业政策还处在不断摸索和完善的过程之中，具有过渡性、滞后性和不稳定性的显著特点，这是由我国传媒“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决定的。政府在行政控制的逻辑起点和财政压力约束的历史起点的初始状态下，选择在不改变既有制度框架的前提下对传媒经营层面放权让利，同时在传媒的管理体制上采取“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混合体制。这种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制度安排为传媒的产业发展开辟了一定的空间，但也使传媒的产业角色无法充分扩大，产业发展必然具有相当的局限性。

在这样的政策下，我国传媒业始终处于政府行政管理之下，条块分割，形成了行政壁垒和区域市场壁垒。所谓条块，从“条”的方面来说，就是按照国家的行政系统组织来进行，强调纵向的“归口管理”；从“块”的方面来说，就是强调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属地管理。从部级层面来讲，报刊和音像图书的出版管理由新闻出版署负责，广播电影电视事业的管理由广电总局负责，而教育电视管理由教育部负责，对外宣传和互联网宣传管理由国务院新闻办负责，文化艺术娱乐业管理由文化部负责，相关产业如信息产业等的行政管理由信息产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等负责。而省、地、县也大致参照上述模式在各自的区域和系统内办报办台，实行封闭式发展和管理。总的来说，我国传媒业采取的是多头管理、行业所属、部门所有，条块分割的四级办报台体制。

这种产业体制使依靠行政组织和行政手段来形成垄断成为可能，并随着传媒业的市场发展形成“行政性市场垄断”，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垄断依靠行政和市场的双重力量形成，既具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垄断的特点，依靠行政组织和行政手段来推动垄断的形成和运行，又融入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垄断的成分，依托目前尚不完善的市场机制来操纵垄断。“行政性市场垄断”阻碍了传媒资源的有效流动与合理配置，无法形成开放、统一的全国性大市场，使传媒无法向其它地区扩张，也使得跨媒体的经营很难进行。

2我国传媒盲目进入非相关产业的失败实践

综观国外传媒集团发展壮大的成功经验，跨媒体、跨地域、跨行业的发展是一条必由之路。国外传媒集团也主要是沿着这么几个方向来加速资本的流动，实现产业链的建构和产业族群的建立。而我国传媒囿于行政壁垒和区域市场封锁，无法通过市场实现资本的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基本无法进行跨媒体和跨地区扩张。政策的限制使得我国传媒无法按照理想的蓝图来行动，只好让资金流向政策限制较少的行业和领域，而无法顾及自身产业链的建构和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产生。出于追求利润的原始动机，很多媒介看什么行业呈现出高利润的迹象就投资哪个行业，大多是与传媒业不相关的产业，如房地产、酒店、旅游、餐饮、商贸等。这种盲目的行为是媒介的资本流向受政策挤压以及自身经验不足导致的一种必然，也必然会使传媒在非相关产业的经营中遇到诸多问题和困难，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

如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曾大量投资于与报业毫不相关的产业，在短短三四年内就亏损1.4亿多元。并作为股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湖南电广传媒集团在“电广传媒”上市之后，从媒体广告业一路扩张到金融、旅游、地产、会展、投资咨询、有线网络、调查业等十多个领域，但效果却令人失望，“电广传媒”因此成为中国第一家以股抵债的传媒股。“诚成文化”也是一个陷入盲目的跨行业投资的传媒案例，其投资范围广泛散布在众多领域，如投资证券公司、拍电影、开夜总会、做房地产、办药厂等。广泛的跨行业投资使“诚成文化”的资金链不胜负荷，经过多次转手成为“ST万鸿”，完全脱离了传媒产业。

这些都是我国传媒盲目进入非相关产业所付出的惨重代价。问题的核心在于，传媒脱离自身优势，盲目进入陌生的经营领域，不仅与媒介主导产业脱钩，而且项目过多，规模过大，导致资金分散，管理成本上升，结果不仅没有带来预期的收益，反而使媒介的原有资金遭受损失。但即便如此，我国传媒进行产业扩张并获取更大资本的渴望依然强烈，只是开始探寻更为合理的路径。

二、传媒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主导产业

经过前期不太成功的产业扩张实践，我国传媒吃一堑，长一智，开始理性地思考适合的产业发展取向。经验的不断积累是这一转变的经济逻辑线索。

实践经验表明，我国传媒的核心优势还是传媒的主导产业，并且还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要发展壮大还是应该先立足于此。而脱离传媒的主导产业，进入不相关的陌生领域，则无法建构传媒的产业价值链，无法优化传媒的产业结构，也就无法突显和强化传媒的核心竞争力，实在是不智之举。

1传媒的核心竞争力具有“路径依赖性”和“辐射性”

传媒的核心竞争力是传媒合规律地认识并运作自身特殊资源的特殊能力，其形成具有“路径依赖性”，即对其发展历史的一种依赖，是需要一定时间积累并难以被真正模仿的战略性资产。。如果传媒不注重自身原有的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不着重发展有一定历史积累的主导产业，其核心竞争力就难以真正确立。

传媒的核心竞争力具有“辐射性”，可以将其效能从核心业务扩展到一般业务，从主要的价值链扩展到次要价值链，从核心产品延伸到各种最终产品。所以，当传媒以主导产业为核心开发新业务时，这种核心竞争力将通过极强的辐射作用扩展到新业务，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而获得整体竞争优势。

而传媒的整体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最薄弱环节的影响，正如链条一样，其耐力大小决定于最弱那一环的耐力程度。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竞争力战略的整体性就更为重要，在存在严重弱势的情况下应首先消除弱势，最大限度地减少风险。。所以，传媒不应该贸然选择缺乏资源和经验积累的陌生领域，否则很可能会深受其累，影响其整体竞争力。

2根据传媒核心竞争力进行跨媒体、跨行业和跨地区的产业价值链建构

传媒的竞争优势来源于与竞争对手在价值链上的差异。根据核心竞争力来做价值延展，能够使传媒具有一种不同于竞争对手的盈利模式或发展方向。而传媒产业价值链的延展主要是沿着跨媒体、跨行业和跨地区的方向进行。

传媒进行跨媒体产业链的建构可以实现更加充分的资源共享，如信息、人力、技术设备、传输网络等，从而在不同媒介与市场之间产生协同效应，既可以提高资源的重复利用率，降低经营成本，又可为广告客户提供多媒介之间的整合营销传播服务，取得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与跨媒体横向整合相对应的是上下游产业链的纵向整合，即对传媒产业链的不同环节所进行的整合。纵向整合可以将外部交易内部化，从而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高竞争的市场稳定性，同时还可以发挥各环节的协作优势，缩短生产周期，提高生产效率，并使传媒分享上下游产业的盈利渠道。

而传媒进行跨行业产业链的建构，是要突破收入来源过于单一的产业发展瓶颈，打造“多点支撑”的经营格局。以广告收入为单点支撑的赢利模式风险比较大，而且不足以支撑传媒产业的整体发展。而跨行业的多元化扩张可以降低广告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产生新的利润增长点，从而使产业结构趋于合理。

跨行业的多元化扩张有两种方式：相关多元化扩张和非相关多元化扩张。

相关多元化扩张可利用业务间的相关l生实现资源的共享与整合，以及能力和优势的转移，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延续了主导产业的既有优势，能增强传媒的整体竞争力，而且风险也比较小。

而非相关多元化扩张则无法利用业务间价值链的共通性达到以上目的。传媒在非相关产业中缺乏资源、人才、技术优势和市场经验，具有很大风险。现阶段，传媒的多元化扩张应该是有序和有机的产业链建构，是相关行业的价值链接，这样才能建立结构竞争的优势，避免规模的不经济以及单一市场的增长极限。

另外，传媒产业价值链的建构也离不开跨地区的扩张，否则传媒集团的规模也不可能做得很大。由于我国东西部传媒业发展的梯度与差异，跨地区扩张可以将发展中的“时间”落差“空间化”，进行更广地域范围内的产业链重构，这不仅是传媒产业链建构的内在应有之义，甚至可能是释放传媒业下一轮跨越式发展潜力的重要机遇源泉。

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扩张还是传播新技术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数字化技术在传播领域的普及，原本各异的媒介之间逐渐模糊了相互之间的清晰界线。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网络成为整合各种媒介资源和相关行业资源的平台。由此，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扩张获得了技术条件的保障。以技术融合为特征的传媒汇流和产业融合趋势正在形成，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传媒产业和互联网产业、电信产业之间的相互并购。这些产业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视为广义的传媒产业。或者称为“大传媒产业”。

围绕传媒的主导产非进行“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的产业价值链建构是传媒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沿着这些方向进行传媒资本流向的现实选择，才能完善传媒的产业价值链，优化传媒的产业结构，强化传媒的核心竞争力。虽然这样的资本流向还在经历政策限制的阵痛，但是也已经能看到政策松动的希望。

三、传媒资本流向的改变——向主导产业回归

吸取了前期失败教训的我国传媒开始认识到传媒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以及建构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产业价值链的重要性，于是纷纷收缩战线，向传媒的主导产业回归，并围绕主导产业进行谨慎的扩张实践，试图寻求一些突破。

1传媒向主导产业回归的实践推动了政策的承认和支持

许多传媒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内部整合，将主要资源和注意力都转移到传媒的主导产业上来，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前期的被动局面，经营业绩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势头。随着传媒实践经验的不断丰富，成功的案例也越来越多。

我国传媒产业化的发展过程，一直遵循这样的规律：实业先行、理论总结、政策突破。因此，要取得政策上的支持，必须先有实业的尝试。正是因为我国传媒的产业扩张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基础，才推动了中国传媒产业扩张的整体走向，使其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进而推动政策的承认和支持。

2001年8月，中央颁布了“17号文件”《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允许多种媒体兼营、跨地区经营和跨行业经营。随后又有一系列重大政策与法规出台，大大放宽了传媒产业扩张政策。2003年12月，国办发105号文件《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的出台具有划时代的变革意义，初步确立了事业和企业两分开的媒介分层管理体制，进一步为中国传媒的产业发展解除了困扰和障碍。

2政策的放松为我国传媒采取适合的产业发展取向提供了契机

政策的放松作为我国传媒产业扩张及资本流向渐趋理性的政治逻辑原因，实际上是媒介自己争取到的机会，它们以不断的实践推动着中国传媒产业生态的逐渐改善。这为我国传媒采取适合的产业发展取向提供了契机。我国传媒开始更大胆地围绕主导产业进行跨媒体、跨行业和跨地区的产业扩张，结合自身条件合规律地选择资本流向。并取得了不少成绩。

如上海文广传媒集团推出《第一财经》就是跨媒体运作的一个典型例子。《第一财经》实现了电视与广播在人力资源、信息资源和品牌资源上的整合与共享。而《第一财经日报》由三家传媒联办，在京津、长三角、珠三角同步面世，首次实现了广播、电视与报业的结盟。

在跨行业发展方面，上海文广传媒集团也比较典型。它围绕媒介、文化、娱乐等相关产业实施多元化扩张，成功实现了以文化、信息产业为主要指向的跨行业投资，拥有广播、电影、电视、报刊、音像出版、网络、文艺院团、演出场所、体育俱乐部等多个相关产业的资源。

而我国传媒的跨地区扩张经过了最初的发行输出、内容输出和品牌输出后，开始进行资本输出，以资本为纽带，创办面向全国或某个经济区域的新报，如《新京报》、《每日经济新闻》等。以资本为纽带的跨地区扩张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

四、结语

传媒的资本流向与传媒的产业发展取向之间关系密切，而传媒产业政策又与传媒的产业发展实践互为影响。经过梳理可以看出，我国传媒在产业发展的早期阶段，迫于政策的限制，产业发展取向并不科学，资本主要流向非相关产业。但实践经验促使传媒和政府都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传媒的资本流向开始向主导产业回归，产业发展取向变为以文化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相关多元化发展，强调产业价值链的建构和传媒的整体竞争力，目标是建立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的综合性信息传播集团。这样的产业发展取向才能使我国传媒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并有实力去面对日益激烈和复杂的市场竞争。

资本流向范文篇3

一、我国FDI的流向情况

从流向结构看，FDI要素密集度特征没有根本改变。1995年以前，FDI主要投资于服装、衣着附件、鞋类、玩具、家具等劳动力密集型出口行业，这一时期三资企业出口的大宗商品也主要集中在这些商品上。1995年的全国三资企业普查结果表明，三资企业中具有劳动力密集型特征的行业所占比重高于资本密集型行业(2001，王岳平)。根据王岳平(2001)的计算，1995年具有劳动密集特征的行业(即WPAV21①在1以上的行业)的销售收入占三资企业的56.78%，具有一般资本密集特征的行业(即WPAV21在0.5到1的行业)的销售收入占三资企业的23.29%，具有高度资本密集特征的行业(即WPAV21小于0.5的行业)的销售收入只占三资企业的8.77%。520个三资企业参与的小类制造业中，三资企业在全部工业产出中具有专门化特征的行业206个，其中属于高度劳动力密集型的部门51个，占24.76%，属于一般劳动力密集型部门的93个，占45.15%，二者合计即具有劳动力密集性特征的部门共占69.91%。可见，中国FDI主要流向劳动力密集型行业。1995年以后，外资流向的行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流入机电行业的外资不断增加，但是行业结构的这种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外资流向劳动力密集型部门的结构特征。可以从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情况中找到原因。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的比重虽然在不断下降，但是仍然占绝大比重。20多年来，虽然中国FDI流向行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要素密集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主要还是流向劳动力密集型部门。

二、FDI流向对我国贸易条件的影响

1.形成超额供给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1995～2005年我国主要工业品出口价格水平呈下降趋势，这一方面说明价格竞争依然是我国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主要的竞争手段，我国制造业特别是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仍然集中在价格优势上；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出口工业品总体质量不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在外国直接投资比较集中的行业中，纺织、洗涤用品、轮胎、机床等产品的出口价格指数有升有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外商投资企业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工业品出口的竞争手段，而且，外资企业出口对加工贸易方式的倚重本身就说明外商投资企业更倾向于利用我国低成本劳动力获得出口的价格优势。此外，我国长期以来在劳动力密集型部门实行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也造成了中国出口部门的偏向增长，在国际需求结构不变或者在国际市场的需求增长慢于出口增长时，必然形成超额供给，反映在提供曲线上，就是中国的提供曲线向外移动，贸易条件恶化了。

2.形成超额需求

FDI带动出口增长的同时，推动了进口的更大增长。这就使外资企业在带动中国出口迅速增长的同时带动了中间产品进口的迅速增长，并通过以下两个作用机制导致中国贸易条件恶化。一是国际市场竞争。出口品的国际竞争加剧的同时，进口品的国际竞争程度近几年也不断增加。2000年到2006年，我国进口价格指数由98.98上升为119.32，增长20.5%，可见，FDI使进口竞争日益激烈，推动进口价格的上升，进而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二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内部贸易。跨国企业进行产业内贸易主要是为了利用转移价格获得高额利润，跨国企业在我国往往采取高价进口机器设备和原材料而低价出口制成品的策略，来达到其减少企业税负、避开风险与管制、调拨资金和有效分摊费用的目的。由于原材料和零部件来自母国进口或母公司内部采购，外资企业可以通过抬高进口原材料和设备以及核心技术的价格来达到转移利润、减少税收或独占利润的目的。外资在中国以转移利润、减少税收为主要目的转移价格策略的普遍应用，推动了进口价格的上升，导致了贸易条件的进一步恶化。

资本流向范文篇4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对策建议

一、基本情况

（一）当前个人资本项目不可兑换成人民币国际化制约因素。当前，随着我国与其它国家合作不断深入，在经济、金融等方面的交流持续扩大，已有百余个国家将人民币作为其跨境结算的贸易货币之一，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正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一方面，人民币“走出去”为我国境内个人拓宽投资渠道提供了良好的币种结算条件，同时个人对外投资也将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的将人民币结算辐射至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个人对外投资的意愿和条件逐渐成熟，个人资本项目部分可兑换的推进将为境内个人投资开辟新途径。由此可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不仅要实现贸易结算的自由，还要实现资金流动的便利性，而资金流动的便利性是资本项目开放程度的重要体现。当前个人资本项目不可兑换或已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制约因素，需要实现个人资本项目部分可兑换将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新的发展空间和出口。（二）个人寻求违规渠道用于境外投资等交易。当前，我国经常项目已实现全部可兑换，而资本项目部分可兑换。即居民个人购汇只限用于经常项下的对外支付，包括因私旅游、境外留学、公务及商务出国、探亲等，不得用于境外买房、证券投资、购买人寿保险和投资性返还分红类保险等尚未开放的资本项目。但随着海外置业热潮的出现，一些个人开始寻求各种违规渠道将资金汇到境外用于购置房产、投资等用途。今年5月，总局通报了六起个人通过地下钱庄非法买卖外汇的违规案例，其中，一人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向他人账户支付3.12亿元人民币私自购买外汇。这不但造成了我国大量私人资本违规流向境外，更变相的助长了地下钱庄等非法金融组织的运营和壮大。

二、必要性分析

（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亟需吸引民间资本。现阶段，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仍是与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当前“一带一路”的建设资金以我国的政策性银行和国有商业性银行的贷款为主，所能提供的资金有限，且由于工程建设存在受到所在地国家政策和环境影响导致项目延期的问题，银行也面临着承担项目贷款及时回笼的信贷风险。根据CliffordChance的报告显示，当前推进“一带一路”仍有超过50%的资金缺口，需要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因此实现个人资本项目部分可兑换，打开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无疑将为“一带一路”的可持续推进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二）居民投资资金充足且意愿强烈。2019年一季度，黑龙江省各项存款余额16787.8亿元，较年初增长1031.6亿元，较年初增长6.5%，同比增长14.4%。上述数据体现黑龙江省住户存款余额快速增长，主要因素之一是2018年4月人总行《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后，监管政策趋严，银行的保本理财产品退出投资市场，导致居民购买理财产品意愿大幅降低，大量表外资金回笼表内中长期存款业务。在此背景下，开放个人资本项目部分可兑换，引导居民资金流向“一带一路”等境外投资项目，既符合我国整体战略方向，也可以为居民投资拓宽渠道。

三、存在问题

（一）或将造成大范围甚至非正常的资本外流。实行个人资本项目部分可兑换即允许我国居民到境外设立投资企业。但潜在风险不容忽视，一是在资本项目逐步放开的过程中，由于居民个人急于寻求投资渠道将手中闲置资金利用起来，同时国内金融理财产品无法满足其需求时，面对国际投资市场的放开，极有可能产生盲目投资的行为。加之个人境外投资初步放开，极易引发居民跟风心态，引起区域内大面积大范围的投资热。二是非法收入以合法的形式流向境外，引发境外洗钱风险。偷税漏税、走私诈骗、腐败受贿等非法所得本身侵占了大量的国家财产。在个人资本项目部分可兑换放开后，以前通过地下钱庄等非法途径汇出的非法收入或将以投资的名义实现其非正常的资本外流目的，从而为不法分子提供了非法资金转移的渠道，与国家扩大开放、鼓励境外投资的政策背道而驰。（二）投资资金用途及流向监管难度较大。当个人投资者将资金投资到境外设立企业后，企业后续建设、经营过程中仍需汇出大量资金，而后续汇出资金的用途和流向也将成为监管重点和难点。个人投资资本汇出后，在境外经营的房屋租金、人员工资、办公设备采购以及日常开销等运营成本，会根据投资国家的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具体要求有着千差万别的情况。同时，部分开销存在一定的时段性，并不是一次交易或短期内就可以完成的。这就无法排除个人以投资企业营运资金来掩盖其资产非法使用的违规行为的发生。准确掌握个人投资资本境外用途将为监管带来挑战。

四、对策建议

资本流向范文篇5

关键词：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投资

一、引言

现有的关于产业结构失衡问题解决的分析，大多集中在对产业政策的制定上，并没有深入分析造成产业结构失衡的原因，以及产业政策如何调整产业结构。本文着重分析产业结构变化中的投资约束，并从投资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约束和既定的产业结构对投资的反作用两方面来加以分析。

由于一国在某一时期的产业结构变动是由产业结构调整和结构升级共同决定的，因此，我们在分析产业结构变动中的投资约束时，是从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两方面展开的。首先有必要对产业结构的这两方面下一个定义。结构升级指产业政策向属于朝阳行业且占社会经济比例较小甚至尚处空白的新兴产业和产品倾斜，以促动和发展与之相关的产业群。产业结构调整指产业政策对那些在性质上虽属于夕阳产业但占社会经济比例不是很大，产品供给不足需要适当发展的短线产业进行扶持。

二、投资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约束

（一）投资规模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约束

投资规模直接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规模和幅度，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水平。目前，我国企业的投资较为分散，规模过小，造成技术起点低和产业结构升级困难。从对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划分可以看出，相对于产业结构升级来说，产业结构调整所需的投资规模较小，因此，投资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约束强于产业结构调整。同时，对于这些投资规模较小，社会所占比例较小，供给不足的产业来说，更容易吸引企业投资，相伴随的是易造成重复投资，生产能力过剩现象，所以，产业结构调整的投资应更倾向于盘活固定资产存量，进行存量调整，而对于产业结构升级来说，应增加促使产业结构升级所需达到的投资规模。

（二）投资流向和投资结构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约束

如果说投资规模直接影响着产业结构的变化，那么，投资流向和投资流向结构则是通过塑造的投资结构来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

生产能力形成的约束和既定的产业结构在短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性，易造成投资效用的发挥滞后。对不同的产业来说，滞后期的长短是不一样的，第一年用于产业结构变化的投资可能在第二年产生效用，也有可能到第十年才产生生产能力。用于结构调整的投资应流向那些在性质上属于夕阳产业，占社会经济比例不是很大，产品供给不足，需要适当发展的短线产业，像纺织、机械等产业。短期内，投资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效果较好，第一年将投资流向产品供给不足的纺织产业，第二年该投资产生的生产能力可能可以发挥出来，满足市场需求。而对于产业升级来说，其投资是流向那些属于朝阳产业，且占社会经济比例较小甚至尚处空白的新兴产业，这些产业最明显的特征是从研发到投入生产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短期内，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约束力强。相对于短期，从长期来看，投资流向结构调整的产业使产业结构从不平衡走向平衡，亦或从平衡走向更加合理，亦或从不平衡向更趋于平衡发展，都使得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优化，从而达到产业结构升级。而那些流向产业结构升级的投资发挥出效用后，使得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不论是流向产业结构调整的投资，还是流向产业结构升级的投资，都有两种——存量资产调整和增量资产投资。存量资产调整指转让和重组企业中那些尚在其寿命期内的固定投资。增量资产投资则指投资的是新增资产。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这使得部分产业的生产能力过剩，这些产业面对的主要问题就是固定资产存量调整。固定资产增量投资和存量调整是相互影响的，存量调整需要一定的增量投资加以推动，合理的增量流向会通过其最终效应反馈于存量调整，而不合理的增量流向不仅使得存量资产不能及时而有效的转让和重组，而且可能会带来资产存量僵化占用和调整秩序的混乱，使得已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更加不合理。

以上我们已经看到，投资有存量调整和增量投资两种，这两种投资可流向需要产业结构调整的产业，也可流向产业结构升级的产业，那么，我们可能会问在既定投资量的前提下，究竟该有多少投入结构调整的产业，又有多少流入结构升级的产业呢？即投资结构该如何安排？对于固定资产存量调整来说，不存在上述问题。因为不论是结构调整还是结构升级的产业出现固定资产僵化占用，都可使用行政或市场的办法来促进其转让、重组。而增量投资则不同，增量投资的主体有两个，一是政府投资，二是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自主投资。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受其财政收入的约束，增量投资是一定的，这部分投资有多少投入结构调整的产业，有多少投入结构升级的产业，直接关系着今后一段时期内产业结构的水平。企业自主投资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投资多少到那些国家产业政策允许的夕阳产业，多少到朝阳产业受到企业自身实力的约束。这里，我们认为，企业作为短期利润追逐者，会更倾向于投资那些结构调整的产业，而政府作为长期利益追求者，倾向于投资结构升级的产业。将政府与企业投资的相互促进，称之为产业结构调整与结构升级的共向，将政府与企业投资的相互制约，称之为结构调整与结构升级的异向。近几年来，国家一直把投资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这是必要的，是结构调整的要求，但是，对企业技术进步的投入却明显不足，造成产业结构调整和结构升级的异向。要想有利于一国的产业结构优化，需要将异向转变为共向。因此，我国提出的结构调整，即在继续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应加大对能拉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领域的投资，要通过对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原材料生产和设备工艺改造，积极采用新材料提高现代化水平，使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拉动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近年来，电子通信、住宅、汽车等产业对产业升级具有很强的拉动作用，产业结构调整拉动产业结构升级，就是变异向为共向。

因此，投资流向和投资流向结构共同约束着产业结构优化。

（三）投资风险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约束

投资风险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约束，可以说是由于产业所需投资规模不同而造成的风险差异。产业结构调整的是那些短线产业，所需的投资规模较小，投资周期短，相应的投资风险也不大。一个企业用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投资若出现失误，可以及时抽身，转产也相对容易，对企业的整体发展来说，影响不大。而对于产业结构升级来说，其投资的是那些高科技等长线产业，投资规模大，投资周期长，相应的投资风险也较大，特别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可以说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对于关系产业升级的技术投入来说，见效慢，且若投入方向错误，会造成前期投入完全沉没。因此，投资风险对产业结构调整的约束力弱于产业结构升级，这是由结构调整和结构升级自身的对象决定的。

（四）投资品种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约束

上面考察了投资规模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约束，并且将投资分为存量调整和增量投资两种，默认了投资所需的资金或固定资产都可得到，但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的投资品种都是可得到的，特别是对稀缺资源的投资，因此，投资品种本身将对产业结构变化产生约束。发展高科技产业，人力资本投入可谓是起着关键作用，若将人力资本作为投资品种，那么投资品种就受到一国或一地居民受教育程度的限制。所以，一般来说，高科技产业一般分布在人均教育程度高的发达地区，更有甚者，紧靠大学城而建，而对于结构调整所需发展的短线产业来说，所需的投资品种一般都不存在短缺问题，因为结构调整的产业大多为夕阳产业，可以说是曾经辉煌过的产业，技术、原料等已成熟，所以对投资品种的约束力弱。因此，投资品种对结构升级的约束强于结构调整。

（五）投资环境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约束

新古典经济学通过假定环境是既定的来分析所有的经济问题，然而，这里将投资环境看做是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一个内生变量。投资环境包括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基础设施条件、人文环境、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等。可以看到投资环境中的资源禀赋条件对产业结构的约束力，特别若从人力资本角度来看，类似于上文所说的投资品种。但仔细的分析，可以看出两者的差别。投资品种是从资源，准确的说是投资品的稀缺性来看，而投资环境则是构成了一国或一地吸引资本流入的程度。两者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投资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影响的。

这些方面构成的投资环境整体能对产业结构变动产生影响，但这种约束力是通过影响资本的流向来实现的，投资环境好的地区易吸引境内、境外资本进入。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初期，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增长，存在着三个缺口，即资金、技术和出口创汇能力。而跨国公司作为国际资本的重要媒介，恰恰具有投资和融资、利用高科技技术进行生产经营和商品贸易三大功能。所以，若吸引了跨国公司中的高科技产业进入，凭借技术的溢出效应，通过产业集群这一组织形式，可实现产业集群内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的高水平又优化了投资环境，促进了资本的进入，可以说，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过程，这也是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水平高于中西部的一个原因。同样，良好的投资环境也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由于产业结构升级对投资环境的依赖度大，所以投资环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约束力强于产业结构调整。

具体来说，投资流向和投资结构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约束力最强，投资规模其次，而投资风险、投资品种和投资环境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约束力不强，这是因为投资的这些方面对产业结构的变化是间接影响的，有的是通过前两个方面作用于产业结构的。综上分析可以得出，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约束力强于对产业结构调整的约束力。

三、产业结构变动反作用于投资

短期内，产业结构相对稳定，因此，产业结构调整和结构升级会通过既定的产业结构传递作用制约投资。即任一时期的投资运行均是在特定的产业结构变化的运行方式下进行的，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或决定投资的变化，这种反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投资结构的影响上。

（一）产业结构对投资结构的影响

前面的分析指出，现在的产业结构是由过去的投资结构决定的，而现在的投资结构又影响着未来的产业结构。投资流向结构对产业结构具有较强的约束力，那么，产业结构对投资结构有影响吗？回答是肯定的，产业结构对投资结构也具有很强的制约作用。例如，在固定资产投资中，要消耗大量的投资品，而投资品是由各产业部门生产、提供的，投资品不仅在总量上，而且在构成上制约着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合理，产业协调发展，投资品供应充分、构成合理，能够满足各种投资需求，则会形成合理的投资结构，否则，会影响投资结构的合理化和优化。另外，优化的产业结构是动态的产业结构，在其实现动态优化的过程中，对投资结构也提出调整的要求，引导投资结构的演化方向，投资必须围绕着产业结构优化的目标及时调整在各产业之间的分配比例关系。

（二）产业结构对投资规模的影响

产业结构合理的地区，所需的投资规模较小。而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地区，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大量的资产积压，即需要调整大量的资产存量，为了调整现有的产业结构水平，需要大量的增量投资，而且还需要通过增量投资来启动固定资产存量调整。

四、补充说明及结论

可以说，以上主要分析的是投资对产业结构变化的约束，现把我们分析的链条拉长，可能会问，投资的这几个方面是如何加以决定的？产业结构反作用于投资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呢？为了分析的完整性，现将这两个问题简要的加以阐述。

无论是投资流向还是投资环境等，都是由既定的投资制度安排决定的。可以说，投资制度安排是整个链条的起点，因为投资制度安排规定着投资的各个方面，包含产业政策指向和宏观调控实施手段对投资运行进行调控的内容。投资的各个方面决定产业结构整体水平后，产业结构并不是直接反作用于投资的，而是通过既定的产业结构所形成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偏差反映在宏观经济目标上，宏观经济目标完成的程度又影响了下一轮投资制度安排，从而影响投资的。

可以说，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因此，产业结构反作用于投资的效果可能不好，因为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会发生很多变化，这种反作用是在整体动态过程中体现的。这样，我们从投资的上游，产业结构的下游将产业结构变化中的投资约束加以阐述了。可能投资还有很多方面都可以对产业结构变化产生约束，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但从投资的主要方面加以分析就已经达到了本文的目的。本文得出的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约束力强于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既定的产业结构水平对投资的反作用，对投资传道循环的起点投资制度安排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何大安.投资运行机理分析引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2]杨秀之，尚庆为，唐小旭.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研究[J].商业经济，2007，（2）：3-4.

[3]郭振，马锦生.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技术创新[J].北方经贸，2003，（2）：35-36.

[4]赵鲁光.产业结构升级的微观基础[J].经济问题探索，2001，（6）：55-57.

资本流向范文篇6

农业现代化需要资金，农村城市化需要资金，农民市民化需要资金。

例如，推广农业科技、加深农业机械化、更加精耕细作和实行农业企业化等等，需要资金。发展农工商一体化、兴办各类农副产品深加工产业链，需要资金。建立和健全劳保、医疗和养老等福利保险，发展和完善各类乡政建设与服务，需要资金。取消农村－城市二元户口制度，为转化成市民的农民提供工作机会与劳保、医疗和养老等福利保险，扩充相应的市政建设与服务，需要资金。

没有足够资金，一切均无从谈起、无法进行！

概略地估算，9亿亩地的农业达成美国70－80年代水平，至少需要30万亿人民币。把300个县城建成200万人口左右的现代化大城市，若需30万亿人民币。把6亿农民转化成市民，至少需要30万亿人民币。就是说，完成由半传统农业社会向全面工业化社会的转化，大若需要100万亿人民币。这就意味着，按我国目前10万亿人民币的国内生产总值，13亿人口需要十年只生产不消费，方能满足全面工业化的资金需要。如果储蓄投资率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5％，即一年用2.5万亿用于投资，则需要40年方能满足全面工业化的资金需要。如果国内生产总值按8％年率增长，25％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储蓄投资，则需要20年方能满足全面工业化的资金需要。

但是，目前三农手中的资金，维持简单再生产都很困难，更不同说满足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所需。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资金量，从根本上制约着三农发展。

三农从哪里筹措组稿足够的资金呢？或者说，从哪里或怎样向三农注入资金呢？

（二）应该把社会资金和银行贷款引向三农

三农发展所需要的大量初始资本从哪里来呢？

首先，从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来？尽管必需、可行，但显然幅度有限。在一个半农业半工业半现代化的经济下，农产品价格过高，会伤及经济的平衡与发展。

其次，从政府的各种直接财政补贴与拨款来？尽管必需、可行，但在我们这样一个大的、特殊的发展中国家，需要用钱的方面太多，财政支持非常有限，远远不够统筹城乡发展的需要。

再次，从减免三农税费来。三农税费，的确应该减免，同时减免过多的县乡镇职能机构，使其社会化、市场化、民营化。但是，目前三农税费数额，即使完全免除，与三农发展所需相比，远远微不足道。

最后，从银行或民间对“三农”的投资和贷款来？在目前的各种相关体制下，由于投资“三农”成本高、风险大、收益低，各类银行和投资者对“三农”不仅望而止步、而且不断地抽离。

但是，民间投资和银行贷款，无论与提高农产品价格相比，还是与财政直接补贴拨款相比，或是与减免三农税费相比，不仅大得多，活得多，而且副作用较小，在民营资本和外国投资相当发达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所以，我们必须把眼光投向民间资本，投向国际资本，投向银行贷款。我们不能仅仅依靠财政的直接补贴和直接拨款。我们应该根据经济杠杠原理，运用少量的财政花费拨动几倍、甚至十几倍或几十倍的社会资金投向三农。

（三）把投资和贷款引向三农，关键在于创造风险低、收益高的三农投资环境

然而，如何才能把民间投资和银行贷款引向三农呢？

与城市工商项目相比，三农项目的现金收入流量一般比较小，但比较稳定。也就是说，与城市工商项目相比，三农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尽管比较稳定，但很低。所以，不仅大量的民间资本和各种社会资金涌向城市，而且三农的民间资本和各种资金也纷纷抽离三农、涌向城市。那么，怎样才能不仅把三农的各种储蓄和资金留在三农，而且吸引城市的各种储蓄和资金投向三农呢？

各类相关的专家、学者、政要，均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办法、体制、措施和政策。总括起来，大多数不是围绕着如何健全和完善服务三农的银行金融体系，就是如何从政策、监管上使银行金融系统为三农服务。毫无疑问，这些当然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因为，没有一个健全和完善的服务三农的银行金融系统，储蓄和资金就不会流向三农。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健全的和完善的服务三农的银行金融系统，只是引导储蓄和资金流向三农的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

什么是引导储蓄和资金流向三农的充分条件呢？就是贷款和投资的利益动机，即低风险和高回报率。就是说，如果与城市项目投资相比，投资给三农的风险高、回报率低，则无论服务三农的银行金融系统怎么健全和完善，储蓄和资金也不会自觉流向三农。反过来，如果与城市项目投资相比，投资给三农的风险低、回报率高，则无论服务三农的银行金融系统怎么不健全和不完善，储蓄和资金也会千方百计地流向三农。

所以，要让社会资金和银行贷款经由市场自觉地流向三农，除了健全和完善的服务三农的银行金融系统，更重要的在于，必须有根本性的具体举措，一者降低投资和贷款给三农的风险，二者提高投资和贷款给三农的收益率。

本文所出的三招，国土永用、减税贴息、逐年付租，其根本宗旨，就在于创造一个投资三农的市场条件，也就是创造一个风险低、收益高的三农投资环境，不仅把三农的各种储蓄和资金留在三农，而且吸引城市的各种储蓄和资金主动地、千方百计地投向三农。

（四）实行国土永用制，盘活和赋予三农近30万亿的经济资源

农民变市民所需的大量资本究竟从哪里来呢？除了适度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加强财政补贴，自然只有从“三农”本身来，从“三农”自己可以利用的的经济资源来。哪些是“三农”可以利用的的经济资源呢？回答自然是除了土地，还是土地。土地、只有土地，才是“三农”唯一可资利用的的经济资源。那么，就让“三农”凭借土地来取得现代化所需的大量初始资本。

要让“三农”凭借土地来取得现代化所需的大量初始资本，根本大法就是，实行国土永用制，以“国家所有、农户永用”代替“集体所有、家庭承包”。

国土永用制，主要包括农村土地的“国家所有，农户永用，自由流转”等三个方面。首先，所谓“国家所有”，就是一切土地、包括农业用地，永远属于国家代表全体公民共同所有。政府规定国有土地的用途、性质，非经政府批准，土地使用者不得擅自更改所用土地的性质与用途。其次，所谓“农户永用”，就是政府赋予农户对现在所承包土地的永久使用权，并颁给农户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土永用权证。某块土地的国土永用权证，是该证持有者拥有永久使用该块土地之权利的法律凭证。国家保护国土永用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再次，所谓“自由流转”，就是以国土永用权证为载体，国土永用权以继承、赠送、转让、租赁、抵押和买卖等各种方式在不同主体之间流转。按照相关的法规、经过正当的程序和支付合理的价格，任何合法的主体均可取得国有土地的永用权。法律保护国土永用权的自由、平等和有偿流转不受任何侵犯。

从本质上讲，国土永用制，就是国家把农村的国土使用权交给农户个人所有和自由处置，实际上等于把土地这个农民唯一可能拥有的财产赋予了农民，从而使农田自由流转、“三农”凭农田取得必要资金成为可能。

其一，以土地使用权担保换贷款，降低银行贷款三农的风险。就是说，以拥有的土地永久使用权作为抵押担保，农户或农业企业从各种银行金融机构取得农业经营所需贷款。目前，银行等金融机构普遍不愿向“三农”贷款，究其根本原因，除了其他诸种因素，在于“三农”没有任何信用担保。尽管新的土地承包准许土地承包权用于抵押，可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农户承包期的有限、农户承包权的不完全确定性、以及农户不能独立自主处置土地承包权等原因，农户不能直接以个人名义抵押或出让自己的土地承包权，也没有任何银行、法人和机构会接受。在国土永用制下，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使用权首先永久地交给农户，农户从而能够直接以个人名义抵押或出让自己的土地永久使用权。既然农户能独立自主处置土地的永用权，如继承、赠送、转让、租赁、抵押和买卖等，而且国土永用权具有市场价格，任何银行、法人和机构都会接受国土永用权作为贷款等各种融资方式的信用担保。有了融资的信用担保，农民就能从金融机构取得资金和贷款。

其二，出卖国土永用权换取从事农、工、商经营所需资本。或者自愿个人或组织起来从事农业企业经营，或者自愿在县乡镇从事工业或商业经营，农民就需要原始资本。拥有了国家赋予的、可自由买卖、转让的国土使用权证，农民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用来筹集一定数量的初始经营资金。

其三，用土地使用权卖价买保障，就是以土地永久使用权的部分出卖收入为进城农民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系统，包括全国性的养老保障系统、医疗保险系统和失业保护系统。资金来自三个方面。（1）从农民出让国土使用权所得补偿中抽取。制定离土农民保障法，规定无论是被迫还是自愿出让土地永用权，都必须按规定的比例在成交时首先向有关部门缴纳“离土保障金”。“离土保障金”是建立离土农民保障系统初期所需资金的主要来源。（2）财政做一些适当补贴，以帮助建立离土农民保障系统。（3）离土农民保障法规定，进城打工的农民，无论在什么地方从事什么行业，享受城里职工一样的待遇，由雇主按规定缴纳一部分社会保障金，自己从工薪中缴纳另外一部分。

（五）减税贴息，即让三农获低息贷款、又使三农投资获平均收益

水流，需要水势，由高向低流动。电流，需要电势，从高压流向低压。资金流动，需要收益率或利率落差，从低利率流向高利率。

三农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贷款。要使资金和贷款自觉地经过市场流向三农，三农投资的利率至少不得低于城市各类项目的平均资本收益率。但是，三农项目、尤其农业企业项目，不仅单位占用资本的收益率低，而且三农企业付不起较高的贷款利息。这就形成了一个两难矛盾。一方面，投给三农的资金和贷款至少需要获得市场平均收益率；另一方面，三农企业既无较高收益率、又付不起较高的贷款利率。要解决这个两难矛盾，需要政府财政的帮助。

在这个方面，政府可以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减税，即减少或免去三农企业的各类与收入相关的税费，减少或免除三农投资收益的税收。这样，其它条件不变，与城市企业相比，三农企业的税后净收入会增加10％－30％左右，投向三农的资金或贷款利率也会增加10％－30％左右。

第二件事，贴息，即政府为三农企业支付部分贷款利息。这样，即使三农贷款利率保持较高水平，有了政府的贴息，三农所实际支付的利率却来得低一些。

特别地，减税贴息充分地运用少量的财政花费作为杠杠来拨动几倍、甚至十几倍或几十倍的社会资金投向三农。具体地，免除相当于10％的三农投资收益的税收，实际等于使三农投资的收益增加了10个百分点。如果这10个百分点的收益增加使得三农投资的总收益率等于甚或高于城市投资的总收益率，则，1元钱的财政支出就能拨动10元的社会资本流向三农。再如，如果补贴5％的利率使三农贷款总利率等于甚或高于城市贷款的利率，则，5分钱的财政支出就能拨动20元的银行贷款流向三农。

（六）逐年付租，降低投资三农的初始资本以降低风险、提高收益率

三农就是三农。无论三农的农业生产项目、或是县乡工业项目、还是乡镇商业项目，其收益现金流量，与城市的各类工商项目相比，都会相当地低。那么，给定相对低的收益现金流量，是否有办法降低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收益率呢？

我们从经典的或基本的计算投资回报率的公式出发来讨论。这个公式的最简形式是：投资回报率＝净现金收入流量/资本投资量。请注意，在这个公式中，作为分母的，不是每一经营时期的资金占用量或资金成本，而是资金投资量，或曰垫支资本的数量。

上述公式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投资常识：在每期现金净收入流量给定的条件下，初期的投资量越少，资本的投资回报率越高、投资回收期限也就越短；反之，初期的投资量越多，资本的投资汇报率越低、投资回收期限也就越长。

就是说，如果有办法在不减少未来收入流量的前提下减少初期的原始资本投资，就能在收入流量不变的条件下提高三农投资的收益率。

这个办法就是所谓的“逐年付租”。具体地讲，在进行农业企业改制时，在涉及需要大量土地从事经营的农工商项目时，与土地相关和其它资产的价款，不必要求一次付清，初期只要支付20％左右既可，其余的价款可以列为租金逐年偿付。这就象贷款买房子一样，因为有房子作为抵押，头期付款或投资只要能抵消变卖损失即可。

资本流向范文篇7

关键词春秋战国商人资本历史作用

作为前资本主义的商人资本，是一个非常广袤而幽邃的历史领域。它“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得早，实际上它是资本在历史上更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1〕从广义上说，商人资本不仅仅指商品经营资本，也包括商业利润在内。它在流通领域的运动公式与简单商品运动公式有着根本的不同。它不是商品——货币——商品，而是货币——商品——货币（货币增殖）。在这里交换价值的独立形态——货币是商人资本的出发点，交换价值的增殖即获取商业利润是它的全部活动的动机和决定的目的。这种商人资本在我国商周时代已有其端绪，及至春秋战国时期则有长足发展，第一次在历史长河中卷起洪波巨澜，猛烈地冲击着各个社会领域，成为推进社会急剧变革的杠杆之一。本文仅就这个时期商人资本的来源、流向及社会影响略作探索，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

春秋战国时期以富商大贾作为典型化身的商人资本，通过在流通领域的中介作用，积聚了大量的货币财富，“家累千金”，“赀拟王公”者比比皆是。这些富商大贾通过中介商品流通不仅使各个生产部门互相结合起来，把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且通过攫取生产的余额，使货币发展为资本。贱买贵卖，是其商业活动的规律。这种不等价交换正是商人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泉。具体说来，它一般表现为下面三种营利方式。

1.辗转异域，远程贩运

富商大贾舟车并用，辗转异域，进行远程贩卖性商业活动，可视为在当时列国并立的政治环境中从事的“国际”贸易。进行这种贸易活动的条件在当时已经基本具备了。首先，诸侯各国为着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在兵戎相见之余，还得对列国间商旅贸易往来网开一面，实行开放与扶植的优惠政策。如卫国“务材训农，通商惠工”〔2〕。晋国“轻关易道，通商宽农”〔3〕“齐桓公”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4〕，并在葵丘之会订立“无忘宾旅”、“无遏籴”〔5〕的盟辞，大力清除列国间通商的障碍。郑国还与商人立下惠互利的盟誓，楚国给个别商人以部分免税特权，即使战国中后期开始严厉互抑商的秦国，也对这种“国际”贸易持肯定态度，故秦宫可以得到不产于秦而又为秦所藏的大量珍奇玩好。正因为列国鼓励和发展“国际”间的贸易往来，才为一些富商大贾进行远程贩运创造了条件。其次，比西周时期远为发达的水陆交通把列国各大经济都会连为一体，形成一个庞大的销售市场，给商贾们西行周，北至晋，南下楚，东适齐造就了一个可以纵横驰骋的营利大舞台。再次，各国金属货币的铸行，尤其是从春秋中晚期开始黄金成为流通领域功能齐备的重要货币，为富商大贾跨越国界进行远程贸易提供了便利。这样，商贾们就可以不受地域以至国别的限制，“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①贵”〔6〕，牟取高额商业利润。

古代交通工具的落后，致使远程贩运的货物通常只是体轻价昂如珠玉一类奢侈品和此有彼无的地方土特产品。如《荀子·王制》说：“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qū＠②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见中原市场集散的贸易物品来自四面八方，种类还是相当丰富的。春秋时期见于文献记载的第一个从事远程贩运的大商人是郑国的弦高。前627年，弦高将西市于周，道遇秦师袭郑，当即“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7〕，表示郑国早有防备，迫使秦军回师灭滑而还。弦高犒秦之物即是皮革、牛以及璧玉等贩运商品。战国时阳翟大贾吕不韦“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8〕，也是靠长途贩运起家的。做这种买卖的大商人名不见经传者当不在少数。如1957年在安徽寿县花园发现的两组鄂君启节，就是楚怀王发给贵族鄂君启经商的优待通行证。节上规定：陆路运输的车数一次不得超过五十辆，如用畜力或人力运输，每十匹牲畜或二十个背子当一车；水路运输的船数不得超过一百五十条，并且不得载运马、牛、羊一类商品。在这些规定内，凭节可免税。其经营活动范围涉及今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广西等省，所过城邑达二十余个〔9〕。楚国地处“江淮以南，无冻馁之人，亦无千金之家”〔10〕，商品经济远不如中原地区发达，还有鄂君启这样受到一定限制的大规模的远程贩运，其他各国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进行远程贩运，尽管千里迢迢，多有艰险，但商业利润却是很高的。时称“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11〕。这十分之二的资本利润（毛利）率为春秋战国时代从事工商业的一般利润率，而远程贩运比这一般工商利润率要高得多。《墨子·贵义》云：“商人之四方，市贾倍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徙”与蓰通，是五倍的意思。这说明远程贩运的商业利润高达一倍到五倍，比从事其他工商业更赚钱。因此，不少富商大贾不远千里，周流四方，“转毂以百数”，“贳贷行贾＠③郡国”〔12〕，利用不同地区物价的差额买贱卖贵，把远程贩运作为牟取厚利的主要经营方式之一。

2.乐观时变，囤积居奇

除远程贩运外，商人资本在流通领域营利的又一主要方式是囤积居奇。这是由于“政有急缓，故物有轻重，岁有败丰，故民有羡不足，时有春秋，故谷有贵贱，而上下调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13〕囤积居奇，无需长途跋涉，往来奔波，只要有足够的商品经营资本，又能准确把握市场商情的变化，即可坐地生财，卒成巨富。《史记·货殖列传》载：“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饶益。”又《仲尼弟子列传》云：“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常相鲁卫，家累千金”。集解云：“废举谓停贮也。夫物贱则买而停贮，价贵则逐时转易，货卖取资利也。可见子贡的“饶益”途径不过是买贱卖贵、囤积居奇罢了。范蠡“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14〕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故岁孰毂，予之食。”〔15〕他们都是采用的这种牟利手段。从表面上看，这种买卖赢利不过十分之一左右。比当时的一般利润率还要低，但由于经营的物品多为粮食、六畜、丝漆一类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生活必须需品，因而具有较为广大的销售市场，只要经营得法，也是可以获取“什伯其本”的高额利润的。

当然，搞囤积居奇的买卖，没有足够数量的周转资本不行，但有了资本单凭侥幸取胜的心理，没有审时度势的营利眼光也不行。如果说远程贩运主要是利用不同空间物价的差额以牟利的。子贡“与时转货赀”，范蠡“候时转物。”白圭“乐观时变”，无不重视一个“时”字，这实际上已多少带有探索经济规律的性质了。

第一，“时”所体现的生产与交换的关系。范蠡等人强调的“时”，首先是指农业经济形势的变化。他说：“太阴（指岁阴）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故散有时积，籴有时领，则决万物不过三岁而发矣。……天下六岁一穰，六岁一康，凡十二岁一饥。”〔16〕白圭亦云：“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17〕他们利用岁星纪年与五行关系的学说来探索农业丰歉的规律，当然谈不上多少科学性，但他们注意到农业生产的丰歉是制约“积著”的决定因素，却反映出相当精明的经济头脑。只有把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联系起来统筹兼顾，才能在商品交换中达到“积著率岁倍”的目的。

第二，“时”所体现的市场供求关系。范蠡认为，“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18〕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根据生产形势的变化，及时观察商业行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掌握市场的供求规律。在预测商业行情变化的基础上，积贮物资以将来迫切需要者最为有利可图，所谓“旱则资舟，水则资车”是也。掌握了市场供求变化的规律，就敢于“人弃我取”，达到“人取我与”的营利目的。

第三，“时”所体现的物价涨落关系。在范蠡看来，物价的涨落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因此经营者要有“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胆识和勇气，“务完物”（妥善保管货物），“无息币”（加速资金流转），把握物价涨落的趋势，及时抓住买进卖出的有利时机，此即白圭所说“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同时，还要不贪求过分的高价，即“无敢居贵”，要从加速商品和资金的周转中来增加利润，做到“财币欲其行如流水”〔19〕。这就叫做“良贾不与人争买卖之贾（价）而谨司时”。〔20〕

由此看来，囤积居奇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商业投机活动，它需要准确把握生产与流通的连动关系，预测市场变化的客观规律，精通商品营销的微妙技巧，才能达到“乘时射利”〔21〕的目的。所以白圭曾自诩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22〕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3.亦工亦商，产销合一

商人资本一般只独立活动于流通领域，但也有可能逐渐侵蚀生产本身，是时亦工亦商的经营者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样，商人资本的“贱买”环节便被直接剥削劳动者以压低商品生产价格的过程所取代，而“贵卖”则是在大规模的自行运销过程中，通过剥削消费者得以实现的。这种情况在当时的盐铁生产部门表现较为突出。因为盐铁产品是民众不能自给而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得到的生产生活必需品，所以这种耗资巨大，需用人力甚多，但销售市场广阔的大手工业就成为商人资本牟取暴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投资场所。例如猗顿原为鲁之穷士，“耕则常饥，桑则常寒，……乃适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赀拟王公，驰名天下。”〔23〕以后他又投资经营池盐之产销，成为一个兼营大手工业的大商人。又如“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24〕。从其后辈所承袭的经营方式来看，这些工矿企业主也应具有亦工亦商的双重身份。如蜀卓氏“致之临邛，大熹，即铁山鼓铸，运筹算，贾滇蜀民”〔25〕；“程郑，山东迁虏也，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宛孔氏迁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26〕。可见他们生产的产品并未直接卖给别的运销商，使自己脱离流通领域，而是自产自销，其利润也主要是通过运销来获取的，甚至销售市场的状况还制约着生产的发展。如蜀卓氏迁蜀之时，不愿身处其地“狭薄”的葭萌，乃求远迁临邛，主要考虑到那里“民工于市，易贾”〔27〕，才作出远为迁徙的选择。这种企业的生产规模一般比较大，所役使的劳动者的社会构成也相当复杂。据《盐铁论·复古》载：“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从齐国“聚庸而煮盐”〔28〕和蜀卓氏”富至僮千人”〔29〕的情况来分析，这些“依倚大家”的“放流人民”中应是雇佣劳动与奴隶劳动并存的。可见商人资本向生产领域渗透，采取产销合一的经营方式，反映了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商品经济的不成熟性，与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商人支配生产的情况是截然有别的。

以上我们考察了商人资本的三种营利方式，说明富商大贾是怎样通过买贱卖贵的不等价交换来获取高额利润的。但是，“商人资本按其使用机能来说，分成商品买卖的预付资本及商品运送与保管的预付资本，因此，产生了商人资本利润的两个组成部分：由买卖价格间的差额而形成的固有商业利润及由于剥削担任商品运送与保管职务的工人而获得的利润”〔30〕。关于商人资本怎样在流通领域榨取为其役使的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情况，这里也略作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富商大贾在商品的运送、保管乃至交换的过程中所役使的劳动者主要有雇工、奴隶和伙计。云梦秦简《治狱程式》中涉及到的“市庸”，应该就是为富商大贾役使的雇工。白圭“与用事僮仆同苦乐”，刁闲收取奴虏“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31〕，则是以剥削奴隶劳动发家的。至于伙计制度在当时也出现了。史载，“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32〕这些学事富家的洛阳街居贫民，范文澜先生认为就是大商人使用的“伙计”〔33〕。榨取这些不同类型的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即是商人资本利润的另一大来源。

从商人资本这两方面的利润来源来看，它代表的是一种掠夺制度。这既是由当时封建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也是与之相适应的。“只要商人资本是对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商业利润就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34〕子贡“常相鲁卫”〔35〕，范蠡离开越国后曾为齐相，白圭也做过魏相，他们都以亦官亦商的身份搞囤积居奇的买卖，自然能象鄂君启那样享有减免税收等多种特权，比别的自由商人更容易赚钱。一些与官爵无缘的大商人则通过贿赂达官贵人，以便从官府那里捞到好处。如绛之富商“能行诸侯之贿”〔36〕，刁闲也不惜“连车骑，交守相”，宛孔氏则“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赐与名。然其赢过当，愈于给＠④啬，家致富数千金。”索隐云：“谓孔氏以资给诸侯公子，既已得赐与之名，又蒙其所得之赢过于本资，故云‘过当’，乃胜于细碎俭啬之贾也”。〔37〕这种官商合一或相互勾结的做法，无疑是一种隐蔽的掠夺手段。至于商品贸易过程中的欺诈成交，更是商人资本掠夺本性的反映。《韩非子·说林下》载：“宋之富贾有监止子者，与人争买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毁之，负其百金，而理其毁瑕，得千镒焉。”监止子利用卖璞玉者不识其真实价值这一弱点，玩弄卑鄙手段，买得璞玉，经过加工变卖赚取了高达十倍的商业利润。又如“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十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牛马。”〔38〕一个“间”字正好反映出戎王与市场隔绝，不知缯物与牛马交换价值，乌氏倮巧妙地利用这一点与其交易，结果也嫌得十倍其本的高额利润。由此看来，商人资本利润的来源既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也有其掠夺性的一面，而且通常是以掠夺性为其主流的。（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二

春秋战国时期商人资本的发展，产生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暴发户。“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39〕。那么，商贾们赚取的巨额商业利润具体是如何使用的？或者说流向怎样？这个问题过去往往被忽略，以至妨碍了我们对商人资本的全面认识。在这里，我们准备对商人资本利润的流向问题分成生息性流向与消费性流向两个方面来谈。

1、生息性流向

（1）扩大商品经营资本

商人资本的根本目的是不断追求更多的财富，因而它只有在不断的循环运动中才能实现其滚雪球般的增殖。“‘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功）也。”〔40〕这个道理商贾们是懂得的，所以他们决不会使已有的商品经营资本停止运动而肆意挥霍掉，相反，他们还会把一部分商业利润追加到商品经营资本中去，以获取更多的货币财富。如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并未就此中断商品经营资本的运动，“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遂至巨万。〔41〕尤其是一些本小利微的买卖，商业利润恐怕大多投资到经营方面去了。因而才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胃脯（卖羊肚），简微耳，蜀氏连骑”〔42〕。可见商人只有通过连续追加商品经营资本以不断重复为卖而买这一行为，才会加速货币财富的积累。

这里还有必要讨论一下春秋战国时期有无商人资本流向土地的问题。从现有材料看，尚无这方面的直接证据。但“以未致财，用本守之”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这个时期不能说不会发生。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耕于海畔，苦身戳力”〔43〕，这用于耕种的土地很可能就是买来的。而且范蠡后来似乎还做过土地买卖的生意，他说：“阴且尽岁，亟卖六畜、货财，以益收五谷，以应阳之至也。阳且尽之岁，亟发籴，以收田宅、牛马，积敛货财，聚棺木，以应阴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44〕这说明当时确有商人资本流向土地的可能。只不过由于土地私有制正在形成过程中，这种情况还比较少见。

（2）经营货币借贷

货币借贷也是一种古老的资本形式。恩格斯说：“在使用货币购买商品之后，出现了货币借贷，随着货币借贷出现了利息和高利贷。”〔45〕先秦时期的借贷产生于西周，到春秋战国便盛行开来，形成了粮食借贷和货币借贷两种形式。而货币借贷也可分为两类：“一是常利借贷，一是高利贷。所谓“子贷金钱千贯（百万）”，年利率为“什二”，一年便有“千户之君二十万”〔46〕的同等收入，就属于与经营工商业一般利润率相同的常利借贷。多于“什二”之利的货币借贷则是高利贷。《管子·轻重丁》说到齐国货币借贷的利息在北方是20％，在南方是50％，前者是常利借贷，后者则属于高利贷。高利贷的主要对象是小生产者：“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而上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47〕。“倍贷”即利息率为100％，这就是名副其实的高利贷了。曹邴氏”贳贷行贾＠③郡国”，是一个既经商又放债的人物。冯huān＠⑤在薛邑烧毁债券后对孟尝君说：“今君有区区之薛，不拊爱其子民，因而贾利之。”〔48〕冯huān＠⑤把孟尝君放债看作与商人一样的求利行为，足见当时富商大贾经营货币借贷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商人资本向高利贷资本转化，是实现其自身增殖的重要流向之一。

2、消费性流向

富商大贾拥有的财富是巨大的，其消费水平之高也是惊人的。就其家庭消费支出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必需的生活费用，包括衣、食、住、用、行等多方面的消费支出。商贾们未成巨富之前，生活并不十分优裕。如范蠡言其长子“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49〕白圭亦“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50〕，紧缩生活开支。但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和扩大，商贾们的生活就愈益讲究并奢华起来。范蠡说他小儿子“生而见我富，乘坚策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吝惜。”〔51〕此时商贾们“金玉其车，文错其服”〔52〕，“衣食之欲，恣所美好”〔53〕，生活是极其气派的。这种奢移生活与劳动人民的贫困形成巨大的社会反差：“富者被文锦，犬马余肉粟，而贫者shù＠⑥褐不完，hán＠⑦菽饮水。”〔54〕尽管富商大贾发财致富后生活极端奢侈，消费支出增多了，但在整个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却未增大，而是越来越小，这与劳动人民生活需用占消费结构的绝大部分是截然不同的。

第二类是家庭经营费用。它包括的范围很广，主要有家务劳动，养老育幼，文化娱乐等多方面的消费支出。从《商君书·垦令》“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斯，舆、徒、重（僮）者必当名”的记载来看，他们的家务劳动大概是有一定分工的奴仆们去干的。这些奴婢的生活费用和劳务开支，即成为家庭经营费用中的一部分。养老育幼，保障家庭成员的生命安全，培养子女的谋生技能，也属于这类开支。范蠡的二儿子在楚国杀了人，被关进监狱，他以千金之财设法营救，以其长子吝惜钱财未能奏效，但还是花去数百金的家产。至于文化娱乐活动可以满足商贾们多种生理和心理需要，他们在这方面的消费支出就更为可观。“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55〕这不可能是一笔小数目的开支。“临＠⑧甚富而贵，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56〕。富商大贾参与“吹竽鼓瑟，击筑弹琴”，尚属正当的娱乐活动，而“斗鸡走犬，六博蹋鞠”则在娱乐之中增加了不少挥金如土的成份。还有的商贾携娼狎妓，寻求刺激，生活相当糜烂。时有“赵女郑姬，设形容，xiē＠⑨鸣琴，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57〕这种富厚之家必有不少富商大贾在内，成为赵女郑姬出卖色相的追逐目标。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色善舞者与居”〔58〕，时称“美人之贾（价）贵，……买之三千金”〔59〕，他不花一笔大价钱是不会把赵姬占为已有的。把上面这些开支合起来，就是一笔庞大的家庭经营费用。

第三类是有关维系家庭社会地位的开支。不管富商大贾处在何种社会形态之下，都不免要受到国家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制约。为了巩固并提高自己的家庭经济地位和社会政治地位，他们还得花钱来应付各方面的利害关系。郑国的商人能得到政府的优惠待遇并取得同盟者的社会地位，不在财力上对国家予以支持是不行的。如弦高犒秦，竟能以国君之礼使秦师深信不疑，这应是一笔巨大的财力支出。“楚国之法，商人欲见于君者，必有大献重质而后得见”〔60〕。既曰“国法”，必是由来已久，这说明商贾与国君之间也是有经济联系的。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他自己风光了不说，还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61〕。范蠡居齐，曾一度“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62〕，后居陶，“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63〕，这些表示也不会白费，及其次子被杀“丧归”，“邑人尽哀之”〔64〕，颇有点休戚与共的情味。可见富商大贾为维护并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是需要一大笔消费支出的。

作为家庭消费结构中的三类支出，第一类是基本的，到了一定程度便会相对稳定下来，在商人资本利润的消费流向中所占的比例一般越来越小。第二类和第三类支出在不同的家庭之间差距很大，而且变动也很大。但二者结合起来通常在家庭消费结构中占绝大部分。然而，不管富商大贾以何类支出作为主要消费方式，但都表现出奢侈性的浪费特征，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不相协调的。

三

前面我们考察了商人资本的来源与流向，侧重于说明商人资本自身的运动过程。但商人资本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力量在社会上运转，对社会发生什么影响？有什么历史作用？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研究。

从商人资本运动的目的来看，它并不是为购买者或生产者服务，而是为了增殖货币追逐利润。它通过不等价交换获取超额的商业利润，本质上代表的是一种掠夺制度。但从客观上说来，商人资本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却是不可抹杀的。这在春秋战国时期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从春秋时期开始，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各国先后进行田制和税制的改革，作为农村公社份地制的井田制趋于瓦解，逐渐改变了先前“三年一换土易居”的公有性质，开始向小农土地所有制转化。在这个转化过程中，个体小农为了缴纳国家沉重的赋税，并购买自己的生产生活必须需品，常常把自己的耕织产品较多地投入市场，不免遭受商人的中间剥削。尤其是一遇水旱饥馑，生活难乎为继，“又称贷而益之”〔65〕，或者“倍贷以给上之征”〔66〕，忍受高利贷的重利盘剥。这样，个体农民的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土地买卖也会随之发生，封建土地私有制终于最后确立下来。可见，“在公社内部，原始的自发的分工被交换排挤得愈多，公社各个社员的财产状况就愈加不平等，旧的土地公有制就被埋葬得愈深，公社也就愈加迅速地瓦解为小农的乡村。”〔67〕当时社会经济结构所发生的这场重大变革，商人资本所起的催育作用无疑是社会进步的杠杆之一。

第二，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资本在流通领域的广泛活动，不断扩大了商品市场，到处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使只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发展成为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这对闭塞的停滞不变的自然经济体系来说，不啻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不仅使手工业得以充分开发自然资源，进一步扩大商品生产，以满足社会多方面的需要，而且使农业的商品化程度也有所提高，增强了小农经济的自我调适能力。是时，“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粟；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荻；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⑩茜，千畦＠①①＠①②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68〕这种农副产品大规模的专门化生产，正是商品经济繁荣的突出表现之一。而商品经济的发展总是有利于增加社会财富，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的。

第三，加速了贵族等级制度的松解。富商大贾以其雄厚的财力与社会上层广泛交游，不断寻求政治支持，从而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他们“无秩禄之奉，爵色之入，而乐与封君比者”，并不满足这样的“素封”〔69〕地位，还要千方百计跻身于政治舞台。“官职可以重求，爵禄可以贷得”〔70〕，金钱成为打开贵族政治大门的武器。象吕不韦这样的大商人，不惜重金作政治交易，还爬上了秦国卿相的宝座。而不少贵族、官僚也直接参与经商活动，孜孜求利，使社会再也不好继续贱视商人了。“卫国苟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使皆行而后可”〔71〕，工商业者已成为关系国家政治大局的依靠力量。过去“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72〕，现在士农工商皆为“国之石（柱石）民”〔73〕，贵族等级制度的堤＠①③被冲毁了。这种社会政治结构的重新整合，是有其历史进步意义的。

当然，我们在看到商人资本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其负面影响也不能忽视。商人资本的积累以其巨大的诱惑力，致使“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74〕，到处笼罩着逐利的烟云。连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的文学之士其价值观念也不免因此发生动摇。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75〕。结果“其流致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76〕，这就严重削弱了小农经济这一封建制度的基础。“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法律的尊严受到严峻的挑战。在金钱的诱惑面前，“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者，没于赂遗也”〔77〕，使国家机器出现严重的功能障碍，法治和教化更趋恶化。“其在闾巷小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纂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也。”〔78〕礼法制度对社会的约束力被极大地削弱了。由于商人资本的发展所产生的这一系列社会矛盾，封建统治者无力予以解决，就只好“困末作而利本事”〔79〕，实行严厉的抑商政策，以确保社会的安定和统治的稳固。这就使中国商人资本一开始就面临着悲剧性的命运，它没有也不可能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注释：

〔1〕《马恩全集》第25卷第363页。

〔2〕《左传》闵公二年。

〔3〕《国语·晋语四》。

〔4〕《国语·齐语》

〔5〕《孟子·告子下》。

〔6〕〔73〕《管子·小匡》。

〔7〕《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8〕〔58〕《史记·吕不韦列传》。

〔9〕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

〔10〕〔12〕〔15〕〔17〕〔18〕〔19〕〔22〕〔24〕〔25〕〔27〕〔29〕〔31〕〔32〕〔37〕〔38〕〔41〕〔42〕〔46〕〔50〕〔53〕〔55〕〔57〕〔61〕〔63〕〔68〕〔69〕〔74〕〔75〕〔77〕〔78〕《史记·货殖列传》。

〔11〕《史记·苏秦列传》。

〔13〕《管子·七臣七主》。

〔14〕〔43〕〔49〕〔51〕〔62〕〔64〕《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16〕〔44〕《越绝书·计倪内经第五》。

〔20〕《战国策·赵三》。

〔21〕《史记·平准书》集解。

〔23〕《孔丛子·陈士义》。

〔25〕〔54〕〔76〕《汉书·食货志》。

〔28〕〔39〕《管子·轻重甲》。

〔30〕巴克《一部关于封建农奴制俄国商人资本的研究作品》，见《史学译丛》1954年第3期。

〔33〕《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179页。

〔34〕《马恩全集》第25卷第369页。

〔35〕《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36〕〔52〕《国语·晋语八》。

〔40〕《韩非子·五蠹》。

〔45〕《马恩选集》第四卷，163页。

〔47〕〔66〕《管子·治国》。

〔48〕〔56〕《战国策·齐四》。

〔59〕《战国策·韩三》。

〔60〕《韩诗外传》卷八。

〔65〕《孟子·滕文公上》。

〔67〕《马恩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

〔70〕《韩非子·亡征》。

〔71〕《左传》定公八年。

〔72〕《左传》桓公八年。

〔79〕《韩非子·奸劫杀臣》。

注释：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敖加隔去左边

＠②原字为红去工加去

＠③原字为遍的繁体字。

＠④原字为纤的繁体字。

＠⑤原字为马加鹳去鸟

＠⑥原字为衤右加豆。

＠⑦原字为口加含

＠⑧原字为艹下加甾。

＠⑨原字为扌右加契。

＠⑩原字为后的上部加巴

＠①①原字为姜的繁体字。

资本流向范文篇8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区域化四川省经济

一国际资本流动新趋势

在经济全球化加速过程中，国际资本流动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①短期投机性资本活跃，资本流动的速度加快，流动周期缩短。②高技术资本剩余增加，跨国公司资本向外扩张的要求增加。③资本流入的技术用途(对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对新兴产业投资)增加，也就是技术资本投资扩张加快。④在FDI(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并购资本流入份额增加，股权投资规模扩大，但在前期快速增长后会面临短期调整。⑤流入发达国家的资本有所减少，更多国际资本正在加快流向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越南等)和地区。

二国际资本流动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

资本流动与区域增长理论告诉我们，资本流动是β收敛的重要因素，同样条件下资本流动性强的国家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资本流动性导致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趋于收敛，但国家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导致了各国经济增长的发散。对于中国而言，各省份之间的经济发展是同一道理，由于地理和政策的不同而带来的开放程度的不同，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省份之间经济发展平衡。

三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

《国际资本流动趋势下利用外资分析》一文中提到，国际资本流动的趋势和其优点如下：

1利用外资的方式将多样化

我国加入WTO之后，除了继续以原有的方式吸纳外商直接投资，还将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到海外市场上市，客观上对最终开放资本市场起到了推动作用。

2全球快过并购降温，使我国引资空间扩大，选择余地增加

全球快过并购呈现增速趋缓态势，这为我国扩大利用外资提供了双重机遇。其一，我国的并购市场将更具吸引力；其二，其他国家的跨国并购机会减少。下图为中国短期资本流动从20052010年间的变化态势豆建民(2005)对中国国内资本流动性进行总体检验，并计量国内资本的总体流动方向，考察了这种资本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他认为，国内资本的跨省流动性在199～1993年较差，之后逐渐增强，国内资本的跨省流向总体上是流向增长较慢的省份，国内资本的这种流向以及流动程度不断增强，促使各省之间的增长率差异显著下降。

然而，国际资本流动对于我国的发展真的利弊如此清晰可见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理面积广袤，省市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而言，要研究国际资本流动对于中国的整体发展影响，不妨先从省市入手，以小带大。笔者重点讨论我省利用外资的不足之处。

四我省对于国际资本流动的反馈的不足之处

在后危机背景下，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较小，2005年前这一比重基本稳定在12％左右，2006～007年这一比分别为8.1％和10.7％，2008年这一比重迅速增长为19.9％，增幅非常大，这与国家同期经济刺激政策有关。我们应该看到，我省对于国际资本的反馈，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首先，就目前看来，四川省对于外资的利用，重点在于商产资本，也就是通过企业间的合作，或者是并购国外的破产企业引入外资。与沿海地区对比起来，我们对金融资本的利用严重不足。

其次，就企业发展来说，目前，我们的发展态势还是处于一个低端的合作。投资到四川省的外商分布不广，往往只有来自于世界顶级强国和港澳台地区的投资商，这说明我省的发展潜力还没有打人世界范围，而信息的闭塞必将导致我们达不到本来应该有的发展速度，这对于四川省经济的发展而言，是一个障碍。

最后，投资环境不好。目前我省还处在一个政策不明晰的阶段，对于外资的注入，没有一个完全公正的法律环境。

五新形势下我省利用外资的对策

1转变观念，加大吸引外资力度

在利用外资上由过去的以引进外商产业资本为主，转变为引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并重，由着重扩张数量规模转向提高外资的质量和使用效益；由只盯住几个少数国家和地区扩大到具有投资潜力和价值的国家与地区，注意某些国家在华投资的巨大潜力和投资项目技术的先进性。

2改善环境，调整相应政策法规

投资环境是制约外商投资的基本条件。一是建立完备公正的法律环境；二是营造统一规范的政策环境；三是创造廉洁高效的行政环境；四是构建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打破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规范市场秩序，为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3创新方式，实施利用外资多元化战略

一是拓宽利用外资领域。创新要先从扩大对外开放领域开始，有步骤地开放金融、保险、电信、外贸、商业、旅游及会计、法律服务等行业以及资本市场。二是多层次利用外资。三是全方位利用外资，要尽快取消对非国有企业特别是私营经济的诸多市场准入限制。四是以国际通行方式引资，将并购引入国企改革，鼓励外资以并购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

资本流向范文篇9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区域化四川省

一国际资本流动新趋势

二国际资本流动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

三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

《国际资本流动趋势下利用外资分析》一文中提到，国际资本流动的趋势和其优点如下：

1利用外资的方式将多样化

我国加入WTO之后，除了继续以原有的方式吸纳外商直接投资，还将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到海外市场上市，客观上对最终开放资本市场起到了推动作用。

2全球快过并购降温，使我国引资空间扩大，选择余地增加

四我省对于国际资本流动的反馈的不足之处

最后，投资环境不好。目前我省还处在一个政策不明晰的阶段，对于外资的注入，没有一个完全公正的法律环境。

五新形势下我省利用外资的对策

1转变观念，加大吸引外资力度

2改善环境，调整相应政策法规

3创新方式，实施利用外资多元化战略

资本流向范文篇10

关键词：热钱人民币升值经济影响

一、热钱定义

热钱(HotMoney)又称“逃避资本”，指在国际信贷中“部分高流动性的资本或异常资金”，在现有浮动汇率制度下，包括跨国公司手中掌握的流动资金及一些暂时闲置或过剩资金，国际银行拥有的短期资金及其外汇、信贷业务资金，各国国际储备资产的保值性运用的一部分资金，各种投资基金及其他专项基金。从热钱的定义可知，热钱的基本特点包括:高流动性；专业化投机性；交易的杠杆性；活动领域的非固定性；低透明性。

二、热钱流入中国的现状分析及影响

1.流入中国热钱的规模

由于热钱具有高流动性和低透明性，其规模多大，结构如何，很难说清楚。

中国热钱规模从1995年开始剧增，从2003年开始净流量的流向由流出转为流入。1990-2002年，中国一直存在着热钱流出(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资本外逃)，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这种流出达到顶峰(1998年，其流出额达最高值，为838.65亿美元)。其后，中国热钱流出额逐渐减少(2002年流出额为89.27亿美元)。值得关注的是，2003年开始，中国热钱流向发生逆转，2003年，此类资本净流入额为378.71亿美元，2004年达到1139.54亿美元，2005年净流入额下降为466.10亿美元。从1999年以来的月度数据看，2002年末期以来月度热钱流量波动较大，2005年7月以后热钱的双向流动变得比较明显。从1999年1月到2002年12月，除了2001年2月和2002年1月存在稍微显著的热钱净流入外，其余月份均为净流出，这种趋势在东亚金融危机过后的1999年、2000年表现比较明显。从2003年1月至2005年7月，除了3个月存在热钱净流出外，其余月份均为此类资本净流入。热钱流入在2004年初和年底特别显著。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实行汇率改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2%，在8月份出现热钱净流出，而9月份热钱又大量涌入，10月份热钱又纷纷撤离。

2.国外热钱流入中国的动因

近几年国外大量“热钱”涌入中国不是孤立和偶然的，有着很深的经济背景，是多重国内外因素形成的综合反应。

(1)良好的资本市场

“热钱”对崛起的中国具有很高的逐利趋向。大多看好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纷纷涌入中国投资办企业，从事资本运营，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引资国。

(2)人民币升值预期

人民币汇率解冻后，两年多来升值的速度和幅度较大，外资大多看好人民币升值的空间和预期，纷纷把“热钱”投向中国。炒作人民币，企图从人民币升值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回报。这是外资“热钱”涌入中国的主要原因。

(3)近年美国经济受次贷危机影响出现衰退迹象

美国在防紧缩，中国在防通胀，相反的政策导向，使美元大量流向中国，中国外汇储备达到1.68万亿美元。凡此种种都为大量“热钱”涌入中国，提供了更多的客观因素。

三、热钱大量撤出的恐慌

热钱不会大量流出中国。只有对强势的经济金融体系和货币严重丧失信心时，才可能触发资本外逃，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虽然增速有所放缓，但资本投资收益率仍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外加人民币升值预期和中美利差，美国金融危机，对于热钱来说呆在中国是最好的选择。

热钱流出对人民币汇率无法造成贬值压力。中国有着很高的外汇储备，而目前较权威估计热钱规模在2000—3000亿美元之间，即使全部完全一瞬间撤离，中国也完全可以以外汇储备应付，维护人民币利率水平。

热钱流出对于国内流动性不会造成冲击。目前国内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高达17%，热钱流出时，央行完全可以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有效抵消其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