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流动范文10篇

资本流动范文篇1

表1美国未偿还外债（单位：亿美元）

年份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总计246582757830615330993465636085375713578337237

非居民438447635203594663268413109531052013163

居民202742281525412271532833027672266192526324074

资料来源：《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CDRPM》1992,12。

美国多年来利用资本项目盈余来弥补经常项目逆差的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一直是被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长期在不断增长的经常项目赤字下，美元有贬值的压力，但仍能吸引大量国际资本流入，这用传统理论是不能解释的。美国究竟凭借什么维持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本文将就这一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

一、20世纪80年代日本资金大量回流美国支撑了美元

二战后，在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日、欧之间曾有三次国际资本的回流。第一次是美国在战争中发战争财，积累了大量的“战争美元”，然后以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的形式流向西欧和日本；第二次是“石油美元”回流，主要流向发展中国家；第三次是日元回流，20世纪80年代的日元回流主要是流向美国。日元回流美国除了在政治上日本对美国的依附关系外，还有经济上的内在机制。

首先回顾一下历史上的核心债权国的交替与货币制度（见表2）。

表2世界核心债权国的交替与货币制度

英国美国日本

债权国时代19世纪后半叶20世纪后半叶1980年至今

—20世纪初—70年代

世界货币英镑美元美元

货币制度黄金本位制、黄金美元本位浮动汇率制

固定汇率制制、固定汇率制

债权与货币间接投资为主、直接投资为主、间接投资为

英镑结算美元结算主、美元结算

从表2中可以看出，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的世界货币是英镑，当时英国购买的外国债务都是以英镑结算。美国成为核心的资本输出国以后，资本循环主要是美元。惟独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日本核心债权国时代，其资本输出不是以日本的本币来结算，而是以美元为主进行结算。美元作为世界货币除享受到“铸币税”的好处之外，还可以免受汇率波动带来的汇率的损失，这一点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体现得越来越明显。而作为债权国的日本由于货币制度以美元为主，非但没有获益，反而深受其害。随着日本对美贸易顺差加大，积累了大量美元。美元贬值即会给日本带来巨额损失，因此，日本处于被动地位。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元兑日元几乎一路贬值，日本因此损失巨大，被迫追捧美元，维持美元强势，以避免损失，而在这一点上，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制度为日本资金回流美国奠定了基础。

日美之间的利率差促使日本资金大量回流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卡特政府为了抑制第二次石油危机后的超级通货膨胀，美国将官方利率提高到12%以上，当时日本虽也提高了官方利率，但不过6%的水平，自此以后，日美之间的利率差虽有波动，但一直保持下来。日美之间有6个百分点的利差，根据利率平价理论，这将引发大量日本资金回流美国。日本回流美国的资金主要是购买美国国债，以获得利差收益。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时期，历次发行的国债，日本资金都占总发行额的30%-40%，日本购买美国国债总额也迅速上升，1976年为1.97亿美元，到1986年上半年就达到138亿美元。据美国商务部统计，外国民间持有的国债，1981-1985年净增加620亿美元，其中资金主要来自于日本经常收支的顺差。可见，日本为支撑美元做出了“贡献”。

泡沫经济带来的虚假繁荣，导致日本资金继续流入美国。1987年后，日本利率进一步下调，降到2.5%的超低水平，一直持续到1989年5月，同时日本央行为控制日元升值，实施市场介入，买入美元抛出日元。低利率和市场干预导致日元货币供给过剩，过剩的资金被吸引到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形成了泡沫经济下的虚假繁荣，刺激了机构投资者大量购买美国国债。1987年以后的三年间日本金融法人持有的股票、债券等的估价总值为205万亿日元，按当时汇率换算，可达15000亿美元，这可以为美国的财政弥补10年的赤字。

“广场协议”后由于美元贬值使日本对美资金回流处于两难境地。1985年，日美等五个发达国家达成“广场协议”，共同遏制美元升值，使美元迅速贬值，其贬值幅度大大超出了日本的预期，这一点美国的做法与一战后英国截然不同。当时，英国为了维护英镑的世界货币地位，致力于恢复黄金储备制。这样，英镑贬值不会影响到英国的对外英镑债权的价值。而作为本币债务国的美国通过美元贬值减少了所有美元债务的价值，同时又增加了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广场协议”后，美元贬值使日本在美的资产遭受巨额汇率损失（见表3）。

表3美元贬值使日本在美资产的损失

汇率（日元／美元）168.52144.64128.15137.96144.79134.71126.65111.2102.180

年份1986198719881989199019911992199319941995

损失（万亿日元）3.26.29.07.46.08.511.218.523.887.8

资料来源：日本银行《国际收支统计月报》（注：其中损失部分为估计值）

日本机构投资家购买美国国债的行为，是在美元贬值的条件下，由于受到泡沫经济的虚假繁荣影响，以及迫于日本政府大藏省的压力，资金继续大量流向美国。其中更主要的原因是日本投资方看到如果不追捧美元而抽走资金，美元会继续贬值，日本投资方的汇率差损将增大，会使自身的损失进一步扩大，因此继续投资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二、东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兴起和美国的“新经济”出现继续保持了美国充足的资金流入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日本资金终于无法承受美元贬值带来的汇率差损的风险，开始滞留国内，流入美国资本市场的日方资金大大减少。而此时，东亚新兴市场经济国以及东盟各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这些国家和地区流向美国的资金数量凸显出来。东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继日本崛起之后，保持了2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从1974年到1993年年均增速达7.5%，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增速减慢，出现了过剩资金回流美国的现象。1993年美国吸收各国政府资金是700亿美元，其中90%是来自印度、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中国作为亚洲第一大国，流入美国的资金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开始迅速增加，对美国国债的购买成倍增加，1996年9月达到430亿美元，拥有额仅次于日本、英国、德国、荷属安得列斯群岛位居第五。1997年7月以后，加上香港拥有的美国国债（约为260亿美元），中国对美投资额约为700亿美元，这些资金的流入为美元保持强势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1995年以后，美国以信息产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IT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国内投资需求旺盛，实体经济繁荣带动股票市场一路上扬，道·琼斯指数突破10000点大关，体现高科技股的纳斯达克指数突破5000点大关，处于非理性繁荣之中。股市的繁荣产生了“财富效应”，拉动了消费需求，美国经济进入了空前的繁荣，经济持续增长100多个月，出现了所谓的三低一高（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财政赤字率、高经济增长率）的“新经济”。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亚各国，由于遭受了金融危机冲击，各国货币纷纷贬值，通货紧缩，经济萧条。国际资本看好美国，纷纷涌入了美国资本市场。1995年流入美国的外资总额为4650亿美元，比1994年增加了1400亿美元，1996年流入的外资为5717亿美元，1997年进一步提高到7570亿美元（见表4）。这些资金对于弥补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绰绰有余。可以说，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再一次成功地完成了吸引国际资本支撑美元的任务。

表4美国国际收支（单位：亿美元）

年份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

经常项目差额-477-82711861095123314052171-3315

资本项目净额6.12-0.884.693.726.933.506.37-3.50

外国在美的资本额17072820306046505717757048222536

三、9·11事件后的国际资本流动

9·11事件前，美国经济已经处于衰退的边缘，经济出现下滑，失业率上升，投资和消费信心均呈下降趋势，9·11事件的爆发无疑加剧了经济的动荡，美国经济步入衰退，这无疑将降低美国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外资的流入必然减少，加之金融交易成本上升，资金的流入也必然减少。一时间，在巨额经常项目赤字下，美元的强势地位是否能继续维持下去的问题又再次尖锐暴露出来。如不能维持，国际资本大批撤走，美国经济将如同雪上加霜，会长期处于衰退，陷入恶性循环之中。然而9·11事件后，外资并没有大规模撤离，原因在于：

1.美欧央行联手干预。在二战后的历史上，美欧日等曾多次联手干预美元，在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如广场协议、卢浮宫协议等。欧洲、日本之所以愿意和美国合作干预美元，是因为二战以来的美元本位货币牵动着他们的利益，因此，在维持美元的游戏中，他们都知道这并非零和博弈，而是正和博弈。尽管欧盟多年来致力于建立欧洲货币联盟以摆脱美元的束缚，但是由于“路径依赖”，欧盟仍有与美国合作的动力。日本更是如此。因此，9·11事件当天，美联储立即向金融市场注入了800亿美元，欧洲央行也于当天在金融市场上注入了693亿欧元，并于次日再次注入604亿欧元，这些干预措施对于稳定美元汇价及投资者信心起了重大作用。

2.美国证券市场体制上的优势依然有吸引力。美国证券市场的回报率大大高于日本、欧洲以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美国资本市场比世界其他地区的市场更加注重保护创新和中小投资者，反对内部交易。此外，美国虽遭9·11重创，但经济基本面尚好，经济实力依然较强，也许投资者正是看到这一点而没有撤资。但是无论如何，9·11事件给美国这个投资“理想的天堂”打上了问号，投资者对美投资的预期和信心都将变得更加谨慎。

四、未来美元的发展

从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现在，美元的国际本位币地位已维持了半个多世纪，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美元的命运即是美国的命运。美元作为本位币的“特里芬”两难一直没能解决，国际金融市场上不断发生动荡和危机。从美元走过的这段历史可以看出，美元作为世界本位币的地位在不断下降，在贸易结算、国际储备中的比重在不断收缩。从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来看，由于“路径依赖”，美国仍能继续吸引到国际资本来维持美元的优势地位。

一方面，美国经济实力优于日本，美国仍然具有一定的增长潜力。日本经济自泡沫经济破灭以来，陷入不良债权的泥潭之中，日本政府应对措施不当，导致日本国内需求低迷，投资不振，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旧有金融体制改革缓慢，直接融资渠道不畅通；国债市场较为封闭，筹资成本高，不如美国的灵活；股票市场中传统的相互持股的制度安排使股市不能准确反映企业的业绩，机制僵化，容易导致经济繁荣时股市衍生大量泡沫，经济下滑时又会狂泻不止，股市对经济的缓冲作用降低。此外，日本多年的超低利率政策也不是启动经济的良方（目前已陷入流动陷阱），这些方面如不及早纠正，不仅不利于日本经济，而且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资金大量回流美国的一幕将会继续出现。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一些新的调整正在不断出现，他们将改变国际货币结构，形成一幅新的蓝图。1999年1月1日欧元启动，以崭新的姿态步入国际货币行列。短期来看，欧元作为新生事物会受到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世界各国也对欧元持观望态度。长期看，欧元区经济规模与美国相当，有较好的经济基础。欧元区资本市场较活跃，尤其是债券市场，其规模已超过美国。最为重要的是，欧元区经常项目没有持续的巨额贸易赤字，为欧元对外币值稳定奠定了基础。因此，欧元区有望成为理想的投资场所。日本积极推动日元的国际化进程，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各国在货币领域的合作开始启动，有了实质性进展，这些因素都将使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优势地位下降。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尽管美国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但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不断调整，美元的这种虚假稳定将不可持续，美元最终会向其真实价值回归。美元何去何从，正如马丁·迈耶在《美元的命运》中所言：美元不会再至高无上，不过它能够比较合理。

收稿日期：2002-05-30

【参考文献】

[1]（美）罗纳德·I·麦金农，（日）大野健一.美元与日元——化解美日两国的经济冲突[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1.

[2]（日）吉川元忠.金融战败[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

[3]（日）奥村泽彦.日本“泡沫经济”与金融改革[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4]（美）保罗·克鲁格曼等.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资本流动范文篇2

二战后，在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日、欧之间曾有三次国际资本的回流。第一次是美国在战争中发战争财，积累了大量的“战争美元”，然后以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的形式流向西欧和日本；第二次是“石油美元”回流，主要流向发展中国家；第三次是日元回流，20世纪80年代的日元回流主要是流向美国。日元回流美国除了在政治上日本对美国的依附关系外，还有经济上的内在机制。

首先回顾一下历史上的核心债权国的交替与货币制度（见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的世界货币是英镑，当时英国购买的外国债务都是以英镑结算。美国成为核心的资本输出国以后，资本循环主要是美元。惟独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日本核心债权国时代，其资本输出不是以日本的本币来结算，而是以美元为主进行结算。美元作为世界货币除享受到“铸币税”的好处之外，还可以免受汇率波动带来的汇率的损失，这一点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体现得越来越明显。而作为债权国的日本由于货币制度以美元为主，非但没有获益，反而深受其害。随着日本对美贸易顺差加大，积累了大量美元。美元贬值即会给日本带来巨额损失，因此，日本处于被动地位。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元兑日元几乎一路贬值，日本因此损失巨大，被迫追捧美元，维持美元强势，以避免损失，而在这一点上，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制度为日本资金回流美国奠定了基础。

日美之间的利率差促使日本资金大量回流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卡特政府为了抑制第二次石油危机后的超级通货膨胀，美国将官方利率提高到12%以上，当时日本虽也提高了官方利率，但不过6%的水平，自此以后，日美之间的利率差虽有波动，但一直保持下来。日美之间有6个百分点的利差，根据利率平价理论，这将引发大量日本资金回流美国。日本回流美国的资金主要是购买美国国债，以获得利差收益。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时期，历次发行的国债，日本资金都占总发行额的30%-40%，日本购买美国国债总额也迅速上升，1976年为1.97亿美元，到1986年上半年就达到138亿美元。据美国商务部统计，外国民间持有的国债，1981-1985年净增加620亿美元，其中资金主要来自于日本经常收支的顺差。可见，日本为支撑美元做出了“贡献”。

泡沫经济带来的虚假繁荣，导致日本资金继续流入美国。1987年后，日本利率进一步下调，降到2.5%的超低水平，一直持续到1989年5月，同时日本央行为控制日元升值，实施市场介入，买入美元抛出日元。低利率和市场干预导致日元货币供给过剩，过剩的资金被吸引到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形成了泡沫经济下的虚假繁荣，刺激了机构投资者大量购买美国国债。1987年以后的三年间日本金融法人持有的股票、债券等的估价总值为205万亿日元，按当时汇率换算，可达15000亿美元，这可以为美国的财政弥补10年的赤字。

“广场协议”后由于美元贬值使日本对美资金回流处于两难境地。1985年，日美等五个发达国家达成“广场协议”，共同遏制美元升值，使美元迅速贬值，其贬值幅度大大超出了日本的预期，这一点美国的做法与一战后英国截然不同。当时，英国为了维护英镑的世界货币地位，致力于恢复黄金储备制。这样，英镑贬值不会影响到英国的对外英镑债权的价值。而作为本币债务国的美国通过美元贬值减少了所有美元债务的价值，同时又增加了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广场协议”后，美元贬值使日本在美的资产遭受巨额汇率损失（见表3）。

资料来源：日本银行《国际收支统计月报》（注：其中损失部分为估计值）

日本机构投资家购买美国国债的行为，是在美元贬值的条件下，由于受到泡沫经济的虚假繁荣影响，以及迫于日本政府大藏省的压力，资金继续大量流向美国。其中更主要的原因是日本投资方看到如果不追捧美元而抽走资金，美元会继续贬值，日本投资方的汇率差损将增大，会使自身的损失进一步扩大，因此继续投资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二、东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兴起和美国的“新经济”出现继续保持了美国充足的资金流入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日本资金终于无法承受美元贬值带来的汇率差损的风险，开始滞留国内，流入美国资本市场的日方资金大大减少。而此时，东亚新兴市场经济国以及东盟各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这些国家和地区流向美国的资金数量凸显出来。东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继日本崛起之后，保持了2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从1974年到1993年年均增速达7.5%，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增速减慢，出现了过剩资金回流美国的现象。1993年美国吸收各国政府资金是700亿美元，其中90%是来自印度、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中国作为亚洲第一大国，流入美国的资金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开始迅速增加，对美国国债的购买成倍增加，1996年9月达到430亿美元，拥有额仅次于日本、英国、德国、荷属安得列斯群岛位居第五。1997年7月以后，加上香港拥有的美国国债（约为260亿美元），中国对美投资额约为700亿美元，这些资金的流入为美元保持强势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1995年以后，美国以信息产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IT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国内投资需求旺盛，实体经济繁荣带动股票市场一路上扬，道·琼斯指数突破10000点大关，体现高科技股的纳斯达克指数突破5000点大关，处于非理性繁荣之中。股市的繁荣产生了“财富效应”，拉动了消费需求，美国经济进入了空前的繁荣，经济持续增长100多个月，出现了所谓的三低一高（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财政赤字率、高经济增长率）的“新经济”。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亚各国，由于遭受了金融危机冲击，各国货币纷纷贬值，通货紧缩，经济萧条。国际资本看好美国，纷纷涌入了美国资本市场。1995年流入美国的外资总额为4650亿美元，比1994年增加了1400亿美元，1996年流入的外资为5717亿美元，1997年进一步提高到7570亿美元（见表4）。这些资金对于弥补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绰绰有余。可以说，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再一次成功地完成了吸引国际资本支撑美元的任务。

三、9·11事件后的国际资本流动

9·11事件前，美国经济已经处于衰退的边缘，经济出现下滑，失业率上升，投资和消费信心均呈下降趋势，9·11事件的爆发无疑加剧了经济的动荡，美国经济步入衰退，这无疑将降低美国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外资的流入必然减少，加之金融交易成本上升，资金的流入也必然减少。一时间，在巨额经常项目赤字下，美元的强势地位是否能继续维持下去的问题又再次尖锐暴露出来。如不能维持，国际资本大批撤走，美国经济将如同雪上加霜，会长期处于衰退，陷入恶性循环之中。然而9·11事件后，外资并没有大规模撤离，原因在于：

1.美欧央行联手干预。在二战后的历史上，美欧日等曾多次联手干预美元，在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如广场协议、卢浮宫协议等。欧洲、日本之所以愿意和美国合作干预美元，是因为二战以来的美元本位货币牵动着他们的利益，因此，在维持美元的游戏中，他们都知道这并非零和博弈，而是正和博弈。尽管欧盟多年来致力于建立欧洲货币联盟以摆脱美元的束缚，但是由于“路径依赖”，欧盟仍有与美国合作的动力。日本更是如此。因此，9·11事件当天，美联储立即向金融市场注入了800亿美元，欧洲央行也于当天在金融市场上注入了693亿欧元，并于次日再次注入604亿欧元，这些干预措施对于稳定美元汇价及投资者信心起了重大作用。

2.美国证券市场体制上的优势依然有吸引力。美国证券市场的回报率大大高于日本、欧洲以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美国资本市场比世界其他地区的市场更加注重保护创新和中小投资者，反对内部交易。此外，美国虽遭9·11重创，但经济基本面尚好，经济实力依然较强，也许投资者正是看到这一点而没有撤资。但是无论如何，9·11事件给美国这个投资“理想的天堂”打上了问号，投资者对美投资的预期和信心都将变得更加谨慎。

四、未来美元的发展

从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现在，美元的国际本位币地位已维持了半个多世纪，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美元的命运即是美国的命运。美元作为本位币的“特里芬”两难一直没能解决，国际金融市场上不断发生动荡和危机。从美元走过的这段历史可以看出，美元作为世界本位币的地位在不断下降，在贸易结算、国际储备中的比重在不断收缩。从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来看，由于“路径依赖”，美国仍能继续吸引到国际资本来维持美元的优势地位。

一方面，美国经济实力优于日本，美国仍然具有一定的增长潜力。日本经济自泡沫经济破灭以来，陷入不良债权的泥潭之中，日本政府应对措施不当，导致日本国内需求低迷，投资不振，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旧有金融体制改革缓慢，直接融资渠道不畅通；国债市场较为封闭，筹资成本高，不如美国的灵活；股票市场中传统的相互持股的制度安排使股市不能准确反映企业的业绩，机制僵化，容易导致经济繁荣时股市衍生大量泡沫，经济下滑时又会狂泻不止，股市对经济的缓冲作用降低。此外，日本多年的超低利率政策也不是启动经济的良方（目前已陷入流动陷阱），这些方面如不及早纠正，不仅不利于日本经济，而且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资金大量回流美国的一幕将会继续出现。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一些新的调整正在不断出现，他们将改变国际货币结构，形成一幅新的蓝图。1999年1月1日欧元启动，以崭新的姿态步入国际货币行列。短期来看，欧元作为新生事物会受到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世界各国也对欧元持观望态度。长期看，欧元区经济规模与美国相当，有较好的经济基础。欧元区资本市场较活跃，尤其是债券市场，其规模已超过美国。最为重要的是，欧元区经常项目没有持续的巨额贸易赤字，为欧元对外币值稳定奠定了基础。因此，欧元区有望成为理想的投资场所。日本积极推动日元的国际化进程，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各国在货币领域的合作开始启动，有了实质性进展，这些因素都将使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优势地位下降。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尽管美国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但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不断调整，美元的这种虚假稳定将不可持续，美元最终会向其真实价值回归。美元何去何从，正如马丁·迈耶在《美元的命运》中所言：美元不会再至高无上，不过它能够比较合理。

【参考文献】

[1]（美）罗纳德·I·麦金农，（日）大野健一.美元与日元——化解美日两国的经济冲突[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1.

[2]（日）吉川元忠.金融战败

[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

[3]（日）奥村泽彦.日本“泡沫经济”与金融改革[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4]（美）保罗·克鲁格曼等.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资本流动范文篇3

一、IMF关于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政策要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于1944年通过，明确了经常性国际支付和转移不予限制的成员义务，但未形成指导资本流动自由化与管理的全球框架。由于缺乏统一的资本流动自由化和管理框架，基金组织的成员国资本流动自由化经常受《OECD资本流动通则》《欧盟运行条约》《关贸总协定》以及全球2500多个双多边投资协议及自贸协定的影响。为有效利用资本流动带来的收益，并合理应对资本流入激增或资本大规模流出等情况带来的政策挑战，尤其是着眼全球金融稳定目标，2011年二十国集团在戛纳峰会上了《二十国集团基于国家经验得出的资本流动管理一致性结论》。在此基础上，2012年基金组织推出了《机构观点》，后续又了多个指导性文件，构成了基金组织针对资本流动问题相对清晰且一致的政策框架，同时作为基金组织为各国提供资本流动相关政策建议的基础［1］。各类政策的具体说明：

（一）政策的种类

第一，结构性政策，主要是基于本国的发展需要采取的一系列产业政策以及微观政策。第二，宏观经济类政策，包括汇率政策、货币与财政政策、储备政策等，通过调节宏观经济指标达到管理跨境资本流动的目的。第三，宏观审慎类政策，主要指通过控制金融机构相关交易限额（如外汇头寸、存贷款比率、各项宏观审慎系数等）或对某类业务征收准备金等形式影响跨境交易数量。第四，限制类政策，主要是指直接限制某种类型的跨境资本流动或对交易人资格、资金用途等设置限制条件，这些行政手段可以限制资本的可得性，从而对资本流动进行数量限制。可以进一步分为基于价格、数量或行政干预而进行管制的工具［2］。

（二）工具使用顺序方面

IMF的观点是，各国当局在资本流动管理方面应当首先考虑运用宏观经济类工具，比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等；然后考虑运用审慎类工具，从而提高资本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增强金融体系的抗冲击能力；只有在上述工具没有明显效果时，才会运用价格类工具及限制类工具。即只有当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空间有限或政策实施存在时滞、审慎政策传导渠道薄弱的情况下，才建议采取资本管制类政策工具。一般认为，相较价格型工具，限制型工具对经济及市场造成的扭曲更大，建议将其作为“最后防线”［1］。

二、国外主要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经验借鉴

（一）美国

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面对国际收支赤字带来黄金储备减少的压力，美国加强了跨境资本管制，1963年开征利息平衡税。第二阶段：80年代中期，美国解除了资本账户管制，开始推动资本自由流动。90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美国软化了其对资本管制的强硬立场。美国政府对特定情况下的资本管制采取包容态度，无论针对资本流入还是针对资本流出，认为在暂时实现某些特别目标时是有效的。第三阶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面对资本流动的突然急剧增加，美国考虑施加资本管制，指出面对资本流入时首先要考虑运用宏观经济类工具和审慎类工具，在这些工具没有明显效果时，可以进行资本管制［3］。

（二）德国

为了实现马克国际化的目标，德国于20世纪80年代对跨境资本流动放松了管制。1983年，联邦银行准许国内商业银行可以在离岸市场上发行面向国外投资者的马克债券，并且外国银行及子公司可以参与国内马克债券市场的交易。马克国际化并没有冲击到国内经济，反而在提高德国开放程度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989年，德国取消了利息收入预扣税，该举措延续到了1999年欧元诞生［4］。

（三）日本

日本在跨境资金流动管理方面经过了严格管制和自由化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为了适应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逐步推进实现了金融自由化。1980年，日本对外汇法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在法律层面允许了自由外汇交易。此后几年内，日本几乎取消了全部跨境资本交易限制。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为维护国内金融体系稳定，日本监管当局实施财政注资计划，对金融机构进行紧急救助［3］。

（四）韩国

韩国的资本市场具有高度开放的特点，所以韩国在面临外部冲击时容易受到较大影响。为了有效维护金融稳定，韩国在资本流动管理方面采取了四项宏观审慎措施：一是对银行外汇衍生品的敞口头寸进行限制；二是引入宏观审慎稳定税；三是恢复对外国投资者从事债券投资的利息收入征税；四是征收金融交易税。从实践效果上看，这些措施有效控制了韩国的外债规模，提高了宏观金融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性，减小了泡沫，增大了经济弹性［5］。

（五）俄罗斯

2014年8月，由于欧美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欧佩克成员国拒不降低石油生产配额、世界石油市场持续走低、伊朗加大石油出口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国际原油价格出现暴跌，引起俄罗斯爆发了经济危机，卢布汇率随之大幅贬值。俄罗斯为了应对此次危机采取的主要措施：一是允许汇率自由浮动。俄罗斯央行宣布卢布汇率取决于市场因素，从而在最大程度上防止国际资本在汇市中套利；二是采取一些临时性的资本管制措施，有效支撑了卢布币值；三是制定了应对危机计划，建立“坏账银行”，对金融业问题资产进行收购［6］。

三、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现状

目前，我国对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主要是以宏观审慎管理为原则，采取包括数量型工具、价格型工具及临时窗口指导政策在内的一系列综合手段。

（一）数量型工具

1.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管理。这是我国最早运用的外汇宏观审慎管理工具。从历次政策运用效果来看，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具有影响大、实施效果快的特点，能够有效地进行结售汇管理。但是它也有一些不足，一是行政色彩浓厚，容易对外汇市场产生较大影响；二是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的上下限容易有不均衡的情况，“8·11”汇改造成人民币大幅贬值，结售汇头寸限额影响到了外汇储备余额变动；三是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难以约束不涉及人民币与外币转换的资金流动［7］。2.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上海自贸区于2015年2月允许金融机构或企业从境外自主融资，建立了风险转换因子的概念，对经济主体境外融资的结构进行合理引导，从而进行宏观审慎的境外融资风险管理。从政策的实施效果上看，该政策通过管理融资杠杆率、宏观审慎参数等指标，对跨境融资实施逆周期调节，增大了外汇资金的流入量，扩展了结汇资金的来源，从而减缓了“8·11”汇改造成的外汇资金流出压力，对于稳定人民币汇率和改善我国外汇形势产生了积极作用。但该政策也有一些不足，一是该政策容易受到境内外利差的影响，其有效实施的前提是境内融资利率高于境外融资利率；二是外资企业的“差”政策可能更加优惠，因此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不大［8］。3.外债比例自律。2015年8月，在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核心区试点政策基础上进行升级，拓展了外债资金用途，放宽了对外债专用账户的管理限制，对于净资产规模较小、融资需求大、盈利能力强的高新技术企业提供最低外债额度的支持。并且在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政策中引入外债比例自律，建立了融资杠杆率和宏观审慎调节参数，并且扩展了外债结汇资金用途。从政策的实施效果上看，该政策实现了中外资企业外债管理的政策统一，有效控制了境内机构对外借款产生的宏观风险，也能有效解决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该政策面临的制约因素：一是市场价格的制约，比如境内外利差、外债借入带来汇率风险增加锁汇成本等；二是授信额度和负债比例的制约，大多数试点企业通过境内银行开立保函方式办理，占用了授信额度并且全额质押［9］。4.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管理。2014年11月，建立了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的业务，通过所有者权益和宏观审慎政策系数对跨境人民币资金净流入的上限额度进行限制，暂不限制跨境人民币资金净流出额，并且依据宏观经济形势和信贷调控需要等实施动态调整。从政策实施的效果上看，该政策有效扩展了企业的资金融通渠道，并且有效促进了跨境人民币的回流，净流入额度的快速扩大有利于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但是本外币跨境资金池政策的分立，政策叠加提高了同一家企业集团的资金流出入额度，降低了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政策的有效性［9］。

（二）价格型工具

外汇风险准备金是于2015年8月开始对开展代客远期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征收的，暂定准备金率为20%，准备金利率是零，冻结期是一年，征收范围随后扩大到期权、期权组合等衍生产品业务。2016年8月，将该政策扩展到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购售业务，把人民币购售业务的限额管理变为宏观审慎管理。从政策的实施效果上看，该政策提高了市场主体的远期售汇成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市场主体远期售汇的顺周期行为，防止结售汇市场过度波动。但是该政策的局限性：一是使得银行可能会转嫁成本，提高远期售汇价格和交易保证金比例，尤其是对于具有真实远期购汇需求的进口企业，提高了其购汇成本；二是“近结远购”型人民币与外汇掉期业务能够规避该政策，可能会大幅增长［8］。

（三）临时窗口指导政策

在跨境资本流动形势发生逆转，跨境资金呈现“大进或大出”的情况时，还会采取临时窗口指导政策进行管理。如2016年底，针对跨境资金流动呈现大幅流出态势的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采取了一系列“控流出、扩流入”措施，以防范跨境资金集中流出对经济造成的冲击。从政策实施效果来看，通过临时性窗口指导，可以在短期内有效打击异常资金、异常交易行为，化解因资金大进大出带来的跨境资金流动风险。但此类操作方式的缺陷也比较明显：一是临时窗口指导政策通过直接干预涉外主体交易行为管理跨境资本流动，在打击违规交易的同时，也抑制了部分涉外主体的真实投融资需求；二是临时窗口指导政策的实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其对市场的影响程度不易评估；三是如果政策传达或贯彻落实不到位，一方面难以确保政策实施效果，另一方面对正常的市场预期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四、对我国的启示

（一）丰富并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工具箱”

根据国际、国内和结构性、周期性不同因素，积极探索和研究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逆周期管理手段和措施，开发和运用逆周期政策工具，丰富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工具箱”，如考虑将外汇贷款风险、汇率风险所形成的相应系数，动态地纳入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监管体系；适当约束跨境资本流动的趋势等，既可以及时监测跨境资金流动中的宏观风险，也可以依据形势变化进行实时调节，确保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主动性、灵活性和客观性，促使跨境资金管理预期和行为均处于理性区间，维持跨境资本的健康、有序流动［10］。

（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应涵盖事前、事中及事后流程

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在框架设计上应包括事前、事中、事后三个层面，如果只有单一环节的管理措施则难以达到有效预期。完整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应包括四部分内容：一是识别与分析主要风险。以有效的数据与信息为基础，通过协同合作，准确识别并监控不同性质的资本流动产生的风险；二是合理选择政策工具并且评估其潜在的影响。运用适当的工具和方法对管理政策的合理性及必要性进行评估，对其潜在影响因素进行评估；三是详细论证政策工具。权衡管理措施的成本与收益，为下一步决策做准备；四是对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措施进行后续评估，需要重点关注其执行的预期效果是否达到，并考虑是否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11］。

（三）将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与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相结合

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管理包括流动性风险、资产负债表风险和汇率风险，这三种风险都与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密切相关。所以为了防范系统性风险，在宏观审慎指标涉及中需要充分考虑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和汇率风险因素对于杠杆率、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比率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翟超颖，谈叙.IMF与OECD资本流动管理对比分析及启示［J］.武汉金融，2020（9）.

［2］王镇.国外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回顾及对我国的启示［J］.华北金融，2017（4）.

［3］张方波.本币国际化条件下的跨境资本流动监管——基于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国际借鉴［J］.金融与经济，2015（9）.

［4］付敏，吴若伊.德国马克国际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4（4）.

［5］刘旭，亢悦.韩国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经验借鉴［J］.中国外汇，2020（23）.

［6］朱晶玉，张轶慧，王睿.俄罗斯短期资本流动管理经验教训与启示［J］.吉林金融研究，2020（12）.

［7］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跨境办联合课题组.资本市场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互动［J］.河北金融，2017（10）.

［8］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外汇综合处课题组.中国外汇市场压力水平测度与疏导策略［J］.南方金融，2017（6）.

［9］王文娜，田昭.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经验及西安金融创新设想［J］.经济师，2017（4）.

［10］邓敏，蓝发钦.金融开放背景下国际资本流动的审慎管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验［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2（2）.

资本流动范文篇4

一、主权风险及防范

主权风险从广义上来讲，它是指国家的主权问题。从狭义上来讲，仅指企业的所有权问题。

（一）主权风险的神类

l、宏观主权风险。主要是指资本流动引起的对国家主权的危害，这其中包括了直接和间接的方面，直接的就是将资金大量地输入到国内反对派的手中，生产和购买军火，对执政党进行直接的威胁。间接的表现为输入资金的同时附带其他条件，而这些条件中有些明显地对输入国主权构成威胁。如甲国向乙国提供大量的贷款，但条件是必须购买中国的军火，其安装、发射及使用必须经中国允许。

2、微观主权风险。主要是指某些国家向另一些国家的重要领域进行投资，其目的就是为了操纵和控制该国的经济，如跨国公司通过进行各种形式的直接投资，占有拉丁美洲、中东、非洲、东南亚的油田、矿山和种植园，控制着咖啡、可可、香蕉、橡胶、黄麻等农业资源。对企业进行投资时具体表现为尽可能地占有多数股权，以达到对该企业的操纵和控制，这方面在中外合资企业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主权风险的防范

l、宏观主权风险的防范。对于这类风险的研究似乎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它涉及政治领域，但研究国际资本不可能避开这个问题。各国往往采取合法措施切断国外资金的供应来源，便其无法生产和采购军火。另一方面要要利用合法的外交途径和国际社会的舆论来加以谴责。对于那些不平等的合约或协议应当坚决拒绝。我国在《中外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第五条规定：中请设立中外合资企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以批准：①有损中国主权的；②违反中国法律的；③不符合中国国民经济发展要求的；造成环境污染的；⑤签订的协议、合同、章程明显不公平、损害合营一方的权益的。同时也应特别警惕那些毫无获利目的的投资行为和资金输入。

2、微观主权风险防范。对于企图以投资形式来操纵和控制本国经济的情况。各国都应制定相应的法规和法律来防止这类情况的出现。如禁止或限制外国投资于基础设施、重要生产部门，禁止外资经营传媒和军工生产部门，禁止能造成垄断和吞并危险的外国投资，不允许外资投资于金融、贸易消费品生产及工业利润高的部门。我国在中外合资企业法中也规定了外资允许投资的范围。采取限制的目的在于维护国家的主权，保护民族经济，有意识地控制外国投资的方向，使其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另外，从合资企业中股权比例安排来看，发展中国家一般规定本国合营者占股权的51%以上，这样可以便本国合营者掌握企业较多的控制权和决策权。

二、政治风险及防范

在国际资本流动面临的风险中，政治风险是最具威胁性的，它不仅对投资方的经营活动产生重要影响，有时还直接危及投资方海外企业的生俘。

（一）政治风险的种类

政治风险也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宏观风险，或称环境风险。这类风险会影响到道国国家内几乎所有的外国企业的经营活动，它包括东道国国内政局动荡、武装冲突、暴力事件、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等等。另一类是微观风险，它仅仅影响到某个行业、某个企业，有时甚至只是针对某个具体投资项目。这类风险往往因东道国某项具体的政策、法规变动而引起的。

国际资本流动中的政治风险通常表现为东道国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可分为：

1、非歧视性干预。这类干预对外国企业来说影响不大，如：要求在管理层中使用当地人员；制订有利于本国税收的转移价格；规定来料加工产品中本国部件或原料所占的最低比例；要求企业支付某些附加费用；暂时性的货币管制等。

2、歧视性干预。这类干预是要削弱外国企业对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如：限制外国企业在合资企业中所占比例的大小；对外国企业征收附加税；公开或半公开地支持本国公民抵制外国企业或其生产的产品；制定有关歧视外国企业的法规、规定和制度。

3、歧视性惩罚。这类措施使外国企业难以生俘下去。如“东道国政府冻结外国企业的资金汇出并逐渐蚕食其资产；全部或部分不承认前届政府与外国企业签订的有关合约、协议；征收高额税收或其他费用等。

4、剥夺财产。这类干预形式就是对外国企业的资产实行征用或国有化。国有化是指资本输入国基于国家公共利益的需要面对外国投资的全部或一部分实行征用、收归国有的一种措施。

（二）政治风险的防范

l、宏观风险的防范。这类风险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①政府政局不稳定或局部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不投入资金才是最好的防范。

②资本投入后发现有政变或战争的前兆。在这种情况下，最有效的方法是尽快地将资金、设备和产品转移到较为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或者是本国；蹲一种方法就是申请政治风险保险，将政治风险转嫁到保险机构。

③资金投入后发生战争或政变，如果是发生战争，最好的方法是申请战争赔偿。如发生政变，那么，运用灵活的谈判技巧也能将损失减轻到最低限度，东道国政变后不将外国企业征用或国有化是最好的结局，如果被政府征用或国有化，就应立即同政府进行联系展开谈判，必要时可对东道国政府施加压力，如争取反对党的支持，寻求友好邻邦的调停和本国的干预等。如谈判破裂，投资方应诉诸法律解决，首先是向东道国的法院起诉，因为它的判决在东道国有更大的法律效力，但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可向国际仲裁法庭起诉。

2、微观风险的防范。包括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事前的风险防范，如与东道国签订一系列的特许协定，为投资方的经营提供一些法律保证，这些特许协定通常包括：征税方法、税率和税基的规定；当地资本参股的条款；管理人员国籍的规定；进入东道国资本市场的许可；在东道国进行销售的定价权；关于转移价格的规定；向第三国出口的权力；原材料和零售部件来源比例的限制；是否需支付额外的费用，如社会保险费、盈利费等；允许资金汇回的规定，包括股息、贷款本息、管理合同收入，专利使用费等；禁止外国公司寻求母国政府干预它与东道国之间纠纷的条款；关于争端仲裁的条款等。

资本流动范文篇5

关键词：资本流动；区域经济；差距影响

一、引言

资本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资金在地区间的分布不平衡，会导致区域经济差异扩大。从中国东部、西部、中部三大地区经济差异就能看出，东部沿海地区便利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资源，完备的基础设施，使之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而西部地区资源匮乏，因此资本加速像东部流动，导致三大区域经济差异扩大。随着社会的发展，区域经济差距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探究资本经济在区域间的流动方式是现阶段的难题。提高资本流动的效率，使资本向各地区均衡流动，能有效解决区域经济差异过大的问题。

二、资本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有何影响

区域经济的差异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区域经济的差异在经济发展初期影响不会很大，但是随着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加速，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投入了经济，使资本更容易向各区域转移，加大了资本像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当区域间资本流动不均衡时，资本的流动无法促进区域间经济的发展，因此，资本投入的差异是地区发展差异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三、资本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体现

（一）从国家层面来看，我国采取的是经济像东部倾斜政策。中西部地区资产匮乏，环境恶劣，自身经济基础薄弱；而东部地区物资富饶，环境状况良好，因此，经济普遍向东部倾斜，造成东西部区域经济差距拉大。并且，沿海与内陆地区的收入差距也与中西部地区相似，沿海地区对企业的凝聚力较大，地区间的差异也随之扩大。在东部及沿海地区政策的贡献明显，因此经济状况较好，从而导致国内区域经济差距较大。（二）从社会层面来看。从事投资工作的人会选择环境优美，发展前景良好的地区进行改造，商业圈的发展促使该地区经济发达，而贫穷地区经济更加落后。针对股票、基金等金融行业进行研究，买入发展前景良好的企业股票，导致各企业间经济差异拉大。个人经济差距拉大，许多人转向国外，进行对外投资，国内个人企业、国有企业等缺乏资金，缺乏投资，资本流动效率不高，导致国内外经济差异大。

四、减少资本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影响的对策

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投入，建设开放型经济，积极吸引外资，扩展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发展，完善资本市场的运行制度。中西部地区需要提升自身的产业结构，拓宽投资领域，发展自己的优势。国家需要完善相应的对中西部地区投资的法律法规，提高行政机构的办事效率和信用度，为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提供良好环境，从而缩小中西东部的地区经济差异。财政政策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从财政改革体制，规范转移支付制度等方面，发挥财政的积极作用。国家、社会，平衡区域经济发展，发挥区域优势，减少区域经济差异。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具体优惠措施是重点。随着市场开放改革程度的提高，外商对中国的资本流入，能够带动该地区经济的发展。加大外商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推动经济的增长与发展。企业需要发展自身的优势，树立良好的形象，制定科学合理的经营政策，从而吸引外资，扩大对外发展。同时，也要发现财政缺口，时刻进行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向金融资产的投资，拉动人均GDP的发展。区域金融资源非均衡发展的空间配置是经济差距大的重要原因。加大人力投资，对于生产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各个资源匮乏的经济落后地区，加大人力投资，提高地区的生产力，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从金融角度，金融中心的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证券市场对区域人均收入有重要影响，应该主张加大对中西部地区以及各种经济落后地区的证券市场支持，从而以资本市场的结构优化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五、结语

我国地区发展差距的变化与国家区域投资的政策变化以及资本流动方向密切相关，资本在东部与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的高效率流动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总之，降低贸易成本、优化产业结构、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为资本的流动提供一个良好的运行环境。引导资本流动对于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国家、社会要发挥资本流动对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通过资本的自我调节来缩小区域间经济差异，从而减少资本流动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门洪亮,李舒.资本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4（2）.

资本流动范文篇6

在经济全球化加速过程中，国际资本流动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一是短期投机性资本活跃，资本流动的速度加快，流动周期缩短；二是高技术资本剩余增加，跨国公司资本向外扩张的要求增加；三是资本流入的技术用途（对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对新兴产业投资）增加，也就是技术资本投资扩张加快；四是在FDI（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并购资本流入份额增加，股权投资规模扩大，但在前期快速增长后会面临短期调整；五是流入发达国家的资本有所减少，更多国际资本正在加快流向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和越南等）和地区；六是从区域分布上看，国际资本流入亚洲地区的数量正在逐渐增加，主要是那些市场容量和潜在需求比较大的经济体；七是在发达国家中，资本流入欧、日的速度正在加快，而流入美国的速度正在降低，美国经济可能会因资本流入减少而放慢增长。这个变化趋势还刚刚开始。

总体上，国际资本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愈益增大，这主要是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从长期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际资本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进一步提高。但在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出现了持续10年的高速增长后，国际资本流动正在进入一定程度的调整，投资商放出资本进行投资更为谨慎。在世界经济的调整过程中，国际资本流动的总量增长可能会进入一个波动幅度不大的调整。但是，从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构变化看，未来几年国际资本有可能增加对发展中经济和发展中地区流动，特别是向那些正在采取较大开放政策措施的国家和地区流动。因此从总体上看，今后国际资本流动对发展中经济更为有利。

美国市场的魅力正在下降

在全球经济调整过程中，美国资本市场正在逐渐失去它先前有过的魅力。去年前10个月的全球合并、收购交易总额比上年同期减少54%，12月份以来，全球并购资本流入进一步减少。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公司并购为2480亿美元，下降45%，为1995年第二季度以来最低。2000年美国并购资本流入创历史纪录，达2170亿美元，这满足了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资金需要。后来，美国并购资本流入减少。去年前三季度，美国并购资本流入减少到100亿美元，目前并购资本流入下降现象更为明显。安然垮台，安达信危机，使不少想并购的公司的头脑开始保持冷静，在美国的并购行为趋于谨慎，最近的并购活动明显减少。

不仅实体投资是这样，而且投机性资本的流动也是这样。根据瑞银华宝的数据，美国股市在今年3月的第一周出现了7周中最大的资产净流出，而欧洲大陆出现了一年中的最大的净流入。到3月8日的两周中，流入到亚洲股市的美资总额达到5.38亿美元。从今年2月6日以来，日股升幅达28%。尽管我们对日股升幅期望并不是很高，但是，国际资本流入美国经济体的份额下降，流向非美经济体的份额提高，出现新的“景气交叉”现象。

国际资本流向美国经济体减少，流向非美经济体增加，其重要原因：一是“9·11事件”，美国生产、生活安全面临威胁，居民信心受到打击，信心恢复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二是诚信危机，能源巨头安然的崩溃使美国的会计、监管行为的诚信受到怀疑，整个信用体系的根基在动摇；三是执行多年的强势美元政策效应下降，美国投资市场的相对优势面临挑战，逐利性资本对美国的投资更为谨慎；四是美国IT产业和股市泡沫破灭后，需要时间调整和恢复，而且中国、印度IT产业的奋起直追对美国是个巨大压力；五是新保护主义抬头，布什的钢材高关税政策会使美国的自由贸易和竞争工业体系受到冲击，美国的关税壁垒会导致美资外流；六是日、欧前期的结构和政策调整，为今后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创造了一定的条件，现在这两个经济体的复苏（或“停止下滑”）迹象开始显现；七是一些转型国家（俄罗斯、越南等）实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政策，体制和市场的开放吸引国际资本流入，这会导致这些国家的外资投资增长加快。

从总体上看，全球经济正在发生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变化，表现出一些与古典经济不同的新特征。这个新变化和特征表现为景气交叉。就是说，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企业之间的景气变化不再是古典式同步振荡，而表现为交叉性或结构性变化趋势，有的在上升，有的在调整，有的在下降。这种景气交叉，在国家经济体之间表现为美国经济体和非美经济体之间的升降交叉。

最近两个月，国内外不少学者对全球经济信心大增。实际上，如果从中周期趋势看，特别是统观全球经济资源配置的最新趋势，结论是：美国经济体正进入本轮中周期的“最后繁荣”，接着而来的将是一个时间较长的低速调整；甚至是一个要比“双谷衰退”更令人沮丧的调整；而非美经济体却有可能在美国经济体衰退时获得发展的机会，进入一个相对繁荣期！

如果美国企业盈利预期不能改变，并且有越来越多的大公司（包括500强中的一些老牌集团公司）出现亏损或只有微利，以IT产业为主体的劳动生产率从目前的2.2%左右下降到1995年以前的1.5%以下，以及以低利率刺激的房地产“最后繁荣”的持续时间缩短，美国投资市场的魅力就会进一步下降。在投资市场走向疲软后，美国经济的复苏或复苏后的持续增长就会面临新的挑战。

国际资本流动新趋势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

所以，国际著名的投资商提出了增加对发展中经济投资（包括实体投资和证券投资）的建议。摩根士丹利今年一直在建议投资者减少对美国股市的投资，买进欧洲股票；不久前，美林也建议全球投资者增持新兴市场股指的成分股，并对美股持中性态度。这些投资商的建议正在影响国际资本市场的变化，非美经济体的政策调整正在激活非美经济体市场。比如，日本金融厅2月20日首次透露准备打击卖空交易；日本政府在2月26日突然决定控制股市中的卖空活动，此举因其投资者特别是外国投资者大举买进日股；3月31日，日本财政年度到期之前有大量资金回流日本市场，对日元和日股都是刺激。最近，亚、欧两大非美经济体的政策正在发生有利于资本市场发展的调整，这是一个重要的设法摆脱对美国经济依赖的征兆。中国经济应尽早采取措施逐渐摆脱对美国经济的过度依赖！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面临新机遇

美国经济体的发展速度放慢，国际资本逐渐从美国经济体分流到非美经济体，对非美经济体特别是对亚欧经济是一个机遇，对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也许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因为“入世”后的中国经济充满活力，投资和贸易环境快速改善，投资回报率明显高于一些发达国家，甚至高于美国，这会促使越来越多的投资商到这个地方来投资、做贸易。最近两年外商直接投资增长加速，充分说明外商看好中国这个市场。当然由于我们的资本市场开放度还不高，这个积极影响还只能是间接的，只能发生在某些重要的领域。一是直接影响B股市场，因为目前这个市场虽然微小，但是是开放的，容易直接进入，B股市场应可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试验地；二是刺激外资对国内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中国的国际并购资本流入增加，各类企业的并购、整合会掀起一个浪潮；三是推动国内券商国际化，通过国际资本入股投资使国内券商规模扩大，融资能力提高，经营改善，形成资本国际化和证券化互动；四是推动外资逐步进入金融领域，包括逐步为货币市场开放创造条件，努力实现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有机联系和互动。

如何利用美国经济体和非美经济体的“景气交叉”机遇，加快发展资本、货币市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金融政策要考虑的问题。这里，最重要的是对需求政策的操作进行两方面的调整。一方面，在千方百计扩大对美的出口同时，应以主动性、进攻性开放精神，加快对非美经济体的开放步伐，通过落实多元化开放战略，逐渐减少对美国经济体的出口依赖，尤其要考虑扩大对欧、俄和其他非美经济体的开放政策支持。另一方面，适当调整扩大内需政策的结构，在充分运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绿箱”规则，通过财政、金融手段大力改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支持农业的改造和发展，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

资本流动范文篇7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区域化四川省

一国际资本流动新趋势

在经济全球化加速过程中，国际资本流动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①短期投机性资本活跃，资本流动的速度加快，流动周期缩短。②高技术资本剩余增加，跨国公司资本向外扩张的要求增加。③资本流入的技术用途(对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对新兴产业投资)增加，也就是技术资本投资扩张加快。④在FDI(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并购资本流入份额增加，股权投资规模扩大，但在前期快速增长后会面临短期调整。⑤流入发达国家的资本有所减少，更多国际资本正在加快流向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越南等)和地区。

二国际资本流动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

资本流动与区域增长理论告诉我们，资本流动是β收敛的重要因素，同样条件下资本流动性强的国家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资本流动性导致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趋于收敛，但国家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导致了各国经济增长的发散。对于中国而言，各省份之间的经济发展是同一道理，由于地理和政策的不同而带来的开放程度的不同，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省份之间经济发展平衡。

三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

《国际资本流动趋势下利用外资分析》一文中提到，国际资本流动的趋势和其优点如下：

1利用外资的方式将多样化

我国加入WTO之后，除了继续以原有的方式吸纳外商直接投资，还将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到海外市场上市，客观上对最终开放资本市场起到了推动作用。

2全球快过并购降温，使我国引资空间扩大，选择余地增加

全球快过并购呈现增速趋缓态势，这为我国扩大利用外资提供了双重机遇。其一，我国的并购市场将更具吸引力；其二，其他国家的跨国并购机会减少。下图为中国短期资本流动从20052010年间的变化态势豆建民(2005)对中国国内资本流动性进行总体检验，并计量国内资本的总体流动方向，考察了这种资本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他认为，国内资本的跨省流动性在199～1993年较差，之后逐渐增强，国内资本的跨省流向总体上是流向增长较慢的省份，国内资本的这种流向以及流动程度不断增强，促使各省之间的增长率差异显著下降。

然而，国际资本流动对于我国的发展真的利弊如此清晰可见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理面积广袤，省市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而言，要研究国际资本流动对于中国的整体发展影响，不妨先从省市入手，以小带大。笔者重点讨论我省利用外资的不足之处。

四我省对于国际资本流动的反馈的不足之处

在后危机背景下，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较小，2005年前这一比重基本稳定在12％左右，2006～007年这一比分别为8.1％和10.7％，2008年这一比重迅速增长为19.9％，增幅非常大，这与国家同期经济刺激政策有关。我们应该看到，我省对于国际资本的反馈，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首先，就目前看来，四川省对于外资的利用，重点在于商产资本，也就是通过企业间的合作，或者是并购国外的破产企业引入外资。与沿海地区对比起来，我们对金融资本的利用严重不足。

其次，就企业发展来说，目前，我们的发展态势还是处于一个低端的合作。投资到四川省的外商分布不广，往往只有来自于世界顶级强国和港澳台地区的投资商，这说明我省的发展潜力还没有打人世界范围，而信息的闭塞必将导致我们达不到本来应该有的发展速度，这对于四川省经济的发展而言，是一个障碍。

最后，投资环境不好。目前我省还处在一个政策不明晰的阶段，对于外资的注入，没有一个完全公正的法律环境。

五新形势下我省利用外资的对策

1转变观念，加大吸引外资力度

在利用外资上由过去的以引进外商产业资本为主，转变为引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并重，由着重扩张数量规模转向提高外资的质量和使用效益；由只盯住几个少数国家和地区扩大到具有投资潜力和价值的国家与地区，注意某些国家在华投资的巨大潜力和投资项目技术的先进性。

2改善环境，调整相应政策法规

投资环境是制约外商投资的基本条件。一是建立完备公正的法律环境；二是营造统一规范的政策环境；三是创造廉洁高效的行政环境；四是构建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打破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规范市场秩序，为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3创新方式，实施利用外资多元化战略

一是拓宽利用外资领域。创新要先从扩大对外开放领域开始，有步骤地开放金融、保险、电信、外贸、商业、旅游及会计、法律服务等行业以及资本市场。二是多层次利用外资。三是全方位利用外资，要尽快取消对非国有企业特别是私营经济的诸多市场准入限制。四是以国际通行方式引资，将并购引入国企改革，鼓励外资以并购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

资本流动范文篇8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以区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以实证方法发现后危机背景下我国资金流动具有顺向流动、规模增加、速度加快、流动障碍减小等特点，并进一步分析了这种特点产生的影响。

对一个国家区域资金流动特点及影响的研究意义重大，在后危机背景下这个问题变得尤为重要，以往学者对资本在区域间流动的研究着重于资本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着重于后危机背景下资本在区域间流动特点及其对国家整体经济结构及增长质量影响的研究。

资本流动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与研究现状

（一）资本流动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

1.新古典增长理论。以索罗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在边际报酬递减、要素自由流动及技术既定等条件下各国各地区经济增长通过资本劳动比率调整机制将最终趋于稳定状态。经济增长的稳定状态在现代区域经济收敛理论中被表述为区域收敛性（convergence）。

2.基于新增长理论的β收敛与δ收敛。基于新增长理论的β收敛与δ收敛由Barro和Sala-I-Martin提出，β收敛指出了一个经济系统内人均产出增长率与初始人均产出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具体为：初始人均产出水平较低的经济系统，人均产出增长率趋向于比初始人均产出水平较高的经济系统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即系统内人均产出增长率与初始人均产出水平负相关。δ收敛是指不同经济系统间人均收入的离差随时间推移而趋于下降的现象。

进一步研究还发现β收敛是δ收敛的必要条件，绝对收敛只分别存在于富裕国家集团内部或贫穷国家集团内部，不存在于分属不同（俱乐部）的国家之间，对110个包括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检验，仅发现了控制其他变量时的条件收敛现象。

3.资本流动是β收敛的重要因素，同样条件下资本流动性强的国家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Rain和Yuen利用外债和GDP比率指标代表资本流动性，对资本流动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发现：资本流动性是导致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增长趋于收敛的重要因素，如果对资本流动性条件加以限制，就一定会导致不同国家经济增长趋于发散，Edwars（2001）的实证研究认为，在控制其他变量时，资本流动性强的国家比限制资本流动的国家具有更高的增长率。

4.资本流向是区域发散的重要因素，资本自由流动本身并不会纠正区域发散趋势。新经济地理理论中区域发散（divergence）理论认为：运输成本、聚集经济、规模经济递增收益、外部性、人力资本、技术扩散等是影响区域之间经济增长趋异或发散的重要因素。该理论认为，企业投资的区位选择往往具有集中的趋势，企业通过产业聚集获得递增收益，因此，资本流动并非总是从资本富裕区域流向稀缺区域，资本流动方向会受到产业聚集和外部性所形成的递增收益的影响。

（二）资本流动的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的研究也注意到了资本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关注如下几方面：

1.资本流动导致地区差距的影响因素。从要素禀赋条件如人口增长率、人力资本比重、固定资本形成比率、基础设施投资比率、要素利用程度及利用效率如就业率、劳动生产率、投资效率，改革开放制度条件如劳动力市场完善程度、对外开放程度、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程度，企业市场化程度等方面寻求导致地区差距的影响因素以及扭转差距扩大趋势的对策（王绍光、胡鞍钢等，1999）。豆建民（2005）对中国国内资本流动性进行总体检验，并计量国内资本的总体流动方向，考察了这种资本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他认为，国内资本的跨省流动性在1992-1993年较差，之后逐渐增强，国内资本的跨省流向总体上是流向增长较慢的省份，国内资本的这种流向以及流动程度不断增强，促使各省之间的增长率差异显著下降。

2.资本存量配置变化情况。龚六堂和谢丹阳通过计量各省份资本存量的边际生产率差异水平，发现各省之间年资本存量的配置有效性逐年增加，之后处于稳定水平。

后危机背景下资本流动特点

资本流动主要受到储蓄、信贷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故本文把储蓄、信贷和固定资产投资作为资金流动观测的重要指标，文中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一）危机前后各区域储蓄变化情况

图1是1992-2008年东、中、西部地区储蓄额占全国储蓄额的比重，从图1中曲线变化可见：

1.东部地区从1992年至2006年存款占同期全国储蓄总量的绝大部分，且比重一直呈缓慢的上升趋势，从1992年的60.6%上升到2006年的65.4%，14年增幅4.5%，年均增幅0.32%。2006年金融危机后这一比重呈较快的下降趋势，由2006年的65.4%降为2008年的63.9%，两年降幅1.5%，年均降幅0.75%，是危机前年均变化幅度的2.34倍。

2.中部地区储蓄余额占全国同期存款余额的比重从1992年到2005年基本稳定在19%-20%，2006年起这一比重开始下降，从2005年的19%降为2008年的15.2%，降幅相对较大。

3.西部地区储蓄余额占全国存款余额的比重相对较小，并且这一比重在金融危机前后变化不大。

由此可见，金融危机对东、中部储蓄影响比较大，这缘于东、中部外向型经济结构特点，这一特点决定外部环境的变化必然影响到企业、个人的储蓄。

（二）危机前后各区域贷款余额比重的变化

图2是1992-2008年我国东、中、西部贷款余额比重的变化，从图2中可见：

1.东部地区从1992-2006年贷款余额占同期全国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这一比重从1992年54.7%上升到2006年65.5%，2007年达到65.6%随后降为2008年的61.3%，降幅比较明显。

2.中部地区贷款余额占同期全国余额的比重从1992年以来基本呈下降趋势，这一比重从1992年的25.7%降为2006年的18%，2008年这一比重下降为14.4%，降幅较大。

3.西部地区贷款余额占同期全国余额的比重从1992年以来也呈下降趋势，从1992年的20.2%降为2006年的16.5%，2007-2008年这一比重分别为16.5%和17%，可见金融危机对西部贷款余额影响不大，这一方面源于西部地区相对而言非外向型的经济结构，另一方面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经济政策的倾斜有关。

（三）危机前后各区域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变化

图3是1995-2008年我国东、中、西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变化，从图3中可见：

1.东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一直占全国同期固定资产投资绝对大的比重，1995-2006年这一比重基本稳定在70%以上，金融危机之后这一比重迅速下降，2007-2008年这一比重分别为68.6%和43.5%，降幅非常明显。

2.中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呈上升趋势，从1995年的12.5%上升为2005年的20.6%，金融危机之后这一比重上升更加明显，2008年这一比重上升为21.9%，接近同期东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50%。

3.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较小，2005年前这一比重基本稳定在12%左右，2006-2007年这一比分别为8.1%和10.7%，2008年这一比重迅速增长为19.9%，增幅非常大，这与国家同期经济刺激政策有关。

结论

金融危机后我国资本流动跨区域流动加快，东部地区储蓄、贷款与固定资产投资都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资本流动呈现明显的顺向流动特点。资本正从经济比较发达、经济增长较快的东部地区向中部、西部转移，尤其是向西部转移的趋势更加明显。资本这种顺向流动的趋势，将使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更加均衡。

金融危机后，国内资本跨区域流动速度加快，流动规模迅速增加。这种状况一方面源于资本要求更高的回报率，另一方面和我国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尤其是发展西部的有关政策有关。上述两个方面的效果必将使中、西部经济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

参考文献：

1.王绍光，胡鞍钢.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M].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

资本流动范文篇9

一、引入国有资本流动安全性的预警机制

制定国有资本流动安全预警机制可以将国有资本流失防患于未然。预警机制通过自身信息网络，不仅对于企业运营状态进行监测、诊断和预控，还可以有效地配合监事会做好风险的事先预警和过程控制。预警机制在经济领域中的应用包含宏观经济预警和微观经济预警两个方面，而微观经济的预警就是企业预警。在市场经济竞争角逐下，企业所处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断增加，国有资本流动安全性预警系统的建设应受到充分重视。国有资本流动安全预警能够对企业资本流动活动涉及的风险进行分析、评价、推断、预测，根据风险程度事先发出警报信息。按照传统划分方法，国有资本流动风险管理分为三个阶段，即风险分析(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控制和风险处理。相应的建立一个包含定价风险系统、融资风险系统、支付风险系统、整合风险系统的预警机制。通过数量模型来预测未来状况，度量未来风险强弱程度，并通知决策机构及时采取相对措施，以规避风险，减少国有资本的流失。

二、进行企业重组可行性论证

企业在进行资本流动之前，应该进行重组的可行性论证。论证时要注意的问题有：第一，判断企业需要进行重组的类型，是纵向重组还是横向重组，是存量重组还是增量重组，是收缩式重组还是扩张式重组。为此，需要对企业自身进行诊断，找出企业存在的问题，并确定企业未来的发展目标，企业据此进行资产重组类型的选择。

第二，论证扩张性重组资产扩张的最佳规模。论证这一问题需要从行业性质、重组者的综合实力（包括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市场地位等）和行业发展前景等方面去分析，从行业性质来看，不同性质的行业，社会按国民经济客观比例分配给他们的应该投入的能够实现的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大小不一样，从而该行业的企业的最佳规模的大小不一样，企业应该按照自身的最佳规模来进行重组。从行业发展前景来说如果企业所处的行业属于夕阳产业，其发展前景有限，企业不宜进行扩张式资产重组，或扩张式的规模不宜太大。如果重组企业所处的行业属于朝阳产业，其发展前景广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可以进行扩张式资产重组，而且扩张的规模可以大一些。

第三，论证重组后能否在资产、管理、组织、人才和企业文化方面进行很好的整合。为此事前应进行充分的调查、分析与计划，保证重组后企业有健全的制度、合理的组织结构、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信念，这才能提高运作效率，使有重组企业和被重组企业能够全方位地合二为一，在企业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上实现1+1>2的目的。

三、加强资本流动后整合

从重组的实践看，重组失败率很高，在众多失败的案例中，有70%左右是因为重组整合不力造成的，对重组后的整合没有系统的考虑，收购后企业没有及时管理，紧缩后对收回的资源也没有很好地加以利用。

扩张性重组与紧缩性重组的整合要求是不同的。对于扩张性重组，重组后整合主要是如何顺利地将重组对象纳入重组统一决策控制系统之下进行运作，以实现整合价值。重组交易完成后，假如原有的管理制度良好，则无须加以改变，可坐享其成，假如制度不符合重组方的期望，为了达到改善营运绩效的目的，或者为了便于内部沟通，重组方则想将本身实施良好的制度，转移到目标公司，当然，目标公司好的制度也可转移到重组方。经营政策也需要调整，目的是通过调整来提高经营效率和业绩。经营政策的改变可以先从产品策略着手，也可以先从调整生产重心、改变供应和销售体系、改变经营导向等方面着手。实行扩张性重组后，对目标企业存在的一些与重组目的不相干的资产如何处理也是整合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问题，资产处置收入常常是整合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资产处置不仅关系到整合效率，而且关系到整合价值的实现。在部分杠杆收购中，资产处置是否顺利对收购方的现金能否保持平衡起重要作用。

紧缩性重组的整合常常不被重视，很多人认为，整合只有在扩张性重组中才会遇到，其实不然。紧缩性重组交易完成后，如果没有专门进行整合工作，或者紧缩整合不利，不但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还会影响保留下来的主要业务的发展，影响企业员工的士气和情绪，对企业发展失去信心，紧缩可能会成为企业走向衰败的导火索。因此，紧缩后的整合必须引起管理者的充分重视。企业紧缩后，原来效率低、竞争力差、非企业主要发展方向一些业务可能被剥离出去了，企业主业会更加清晰，这时需要对企业各类资源的配置随业务重点的变化做出调整，将紧缩出来的资源向主业集中。企业紧缩后整个管理架构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重点从减少管理层次、调整部门设施、改善管理流程等方面着手。最大的整合是将企业高层管理者因紧缩而腾出的精力和时间利用好，加大对主业的关心和支持力度，进一步密切与客户的联系和沟通。紧缩后外界对企业会产生各种想法，处理不好会影响企业的发展。企业管理者应加强与外界各方的沟通，说明紧缩的意图和将会产生的效果。

四、完善产权交易市场

首先，尽快实现全国产权交易市场的统一化和规范化，将区域性、无组织的交易变成全国性、有序的交易市场。不仅有利于切断地方保护主义的尾巴，而且有助于形成一个实力强大的国有资本产权交易买方队伍，从而充分发挥产权交易价格的竞争性机制，达到区域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也有利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规范企业产权交易行为，对国有资本经营活动进行监控从而实现国有资本交易公开、公平、公正的运行。

其次，建立并完善国有资本产权转让的强制性公开交易制度，推动国有产权的有序流转。长期以来，我国国有资产处置的基本手段是依靠行政权力。这种做法易于诱发权钱交易，人为低估国有资本价值，从而窃取国有资本。因此，杜绝国有资本转让中“暗箱操作”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建立和完善国有资本转让的竞争性规则。强制性的公开交易规则有利于制止场外交易和私自交易，保证国有资产的买卖购并一律进入产权交易市场公开进行。凡是国有资本的购买方都能有机会参与国有资本产权交易过程，通过买者竞价机制为国有资本转让价格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性的环境，从而真正减少由于人为低估国有资本价格而造成的资本流失。

最后，加强资产评估机构自身建设，建立、健全资产评估机构的退出机制。目前，评估机构竞争日益激烈，有些评估机构采取各种不正当竞争手段招揽业务，如有的采取非正常压价，有的承诺满足客户的不正当要求等等，影响了资产评估结果的公平性。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偏爱”于使用行政手段予以监管，如对违反法律规定、行业准则的资产评估机构，简单采用吊销营业执照、限期整顿等方法。而实践中，资产评估机构与评估单位相互勾结，人为低估国有资本现象屡禁不止的现状，已经充分证明了上述行政监管方式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具有发现成本高、迟缓性及违法行为的易反复性等多种弊端。因此建议引入“市场禁入制度”，即对于实施违法行为的资产评估人员，限制其在一定期间内（如2年至5年）不得从事相关资产评估业务，情节严重的，终身不得介入资产评估业务。

【摘要】国有资本流动是资本运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多种复杂因素致使国有资本在其流动过程中发生流失，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是国有经济良性发展的关键。本文提出引入国有资本流动安全性预警机制、进行企业重组可行性论证、加强资本流动后整合和加快市场体系的建立等对策，以保证国有资本安全有效的流动。

【关键词】国有资本流动；安全性；整合

【参考文献】

资本流动范文篇10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区域化四川省经济

一国际资本流动新趋势

在经济全球化加速过程中，国际资本流动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①短期投机性资本活跃，资本流动的速度加快，流动周期缩短。②高技术资本剩余增加，跨国公司资本向外扩张的要求增加。③资本流入的技术用途(对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对新兴产业投资)增加，也就是技术资本投资扩张加快。④在FDI(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并购资本流入份额增加，股权投资规模扩大，但在前期快速增长后会面临短期调整。⑤流入发达国家的资本有所减少，更多国际资本正在加快流向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越南等)和地区。

二国际资本流动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

资本流动与区域增长理论告诉我们，资本流动是β收敛的重要因素，同样条件下资本流动性强的国家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资本流动性导致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趋于收敛，但国家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导致了各国经济增长的发散。对于中国而言，各省份之间的经济发展是同一道理，由于地理和政策的不同而带来的开放程度的不同，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省份之间经济发展平衡。

三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

《国际资本流动趋势下利用外资分析》一文中提到，国际资本流动的趋势和其优点如下：

1利用外资的方式将多样化

我国加入WTO之后，除了继续以原有的方式吸纳外商直接投资，还将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到海外市场上市，客观上对最终开放资本市场起到了推动作用。

2全球快过并购降温，使我国引资空间扩大，选择余地增加

全球快过并购呈现增速趋缓态势，这为我国扩大利用外资提供了双重机遇。其一，我国的并购市场将更具吸引力；其二，其他国家的跨国并购机会减少。下图为中国短期资本流动从20052010年间的变化态势豆建民(2005)对中国国内资本流动性进行总体检验，并计量国内资本的总体流动方向，考察了这种资本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他认为，国内资本的跨省流动性在199～1993年较差，之后逐渐增强，国内资本的跨省流向总体上是流向增长较慢的省份，国内资本的这种流向以及流动程度不断增强，促使各省之间的增长率差异显著下降。

然而，国际资本流动对于我国的发展真的利弊如此清晰可见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理面积广袤，省市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而言，要研究国际资本流动对于中国的整体发展影响，不妨先从省市入手，以小带大。笔者重点讨论我省利用外资的不足之处。

四我省对于国际资本流动的反馈的不足之处

在后危机背景下，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较小，2005年前这一比重基本稳定在12％左右，2006～007年这一比分别为8.1％和10.7％，2008年这一比重迅速增长为19.9％，增幅非常大，这与国家同期经济刺激政策有关。我们应该看到，我省对于国际资本的反馈，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首先，就目前看来，四川省对于外资的利用，重点在于商产资本，也就是通过企业间的合作，或者是并购国外的破产企业引入外资。与沿海地区对比起来，我们对金融资本的利用严重不足。

其次，就企业发展来说，目前，我们的发展态势还是处于一个低端的合作。投资到四川省的外商分布不广，往往只有来自于世界顶级强国和港澳台地区的投资商，这说明我省的发展潜力还没有打人世界范围，而信息的闭塞必将导致我们达不到本来应该有的发展速度，这对于四川省经济的发展而言，是一个障碍。

最后，投资环境不好。目前我省还处在一个政策不明晰的阶段，对于外资的注入，没有一个完全公正的法律环境。

五新形势下我省利用外资的对策

1转变观念，加大吸引外资力度

在利用外资上由过去的以引进外商产业资本为主，转变为引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并重，由着重扩张数量规模转向提高外资的质量和使用效益；由只盯住几个少数国家和地区扩大到具有投资潜力和价值的国家与地区，注意某些国家在华投资的巨大潜力和投资项目技术的先进性。

2改善环境，调整相应政策法规

投资环境是制约外商投资的基本条件。一是建立完备公正的法律环境；二是营造统一规范的政策环境；三是创造廉洁高效的行政环境；四是构建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打破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规范市场秩序，为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3创新方式，实施利用外资多元化战略

一是拓宽利用外资领域。创新要先从扩大对外开放领域开始，有步骤地开放金融、保险、电信、外贸、商业、旅游及会计、法律服务等行业以及资本市场。二是多层次利用外资。三是全方位利用外资，要尽快取消对非国有企业特别是私营经济的诸多市场准入限制。四是以国际通行方式引资，将并购引入国企改革，鼓励外资以并购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