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经营范文10篇

资本经营范文篇1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有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的各项收支预算，是政府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对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完善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集中解决国有企业发展中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国务院决定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一）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要以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通过对国有资本收益的合理分配及使用，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完善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国有资本的合理配置，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二）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坚持以下原则：

统筹兼顾，适度集中。统筹兼顾企业自身积累、自身发展和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及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需要，适度集中国有资本收益，合理确定预算收支规模。

相对独立，相互衔接。既保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完整性和相对独立性，又保持与政府公共预算（指一般预算）的相互衔接。

分级编制，逐步实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行分级管理、分级编制，根据条件逐步实施。

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支范围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入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即一级企业，下同）上交的国有资本收益，主要包括：

1.国有独资企业按规定上交国家的利润。

2.国有控股、参股企业国有股权（股份）获得的股利、股息。

3.企业国有产权（含国有股份）转让收入。

4.国有独资企业清算收入（扣除清算费用），以及国有控股、参股企业国有股权（股份）分享的公司清算收入（扣除清算费用）。

5.其他收入。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支出主要包括：

1.资本性支出。根据产业发展规划、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国有企业发展要求，以及国家战略、安全等需要，安排的资本性支出。

2.费用性支出。用于弥补国有企业改革成本等方面的费用性支出。

3.其他支出。

具体支出范围依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以及不同时期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任务，统筹安排确定。必要时，可部分用于社会保障等项支出。

（五）国家依法收取企业国有资本收益，具体办法由财政部门会同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等有关部门制订，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和审批

（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单独编制，预算支出按照当年预算收入规模安排，不列赤字。

（七）各级财政部门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主管部门。各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以及其他有国有企业监管职能的部门和单位，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单位（以下统称预算单位）。

（八）试行期间，各级财政部门商国资监管、发展改革等部门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下达各预算单位。各预算单位具体下达所监管（或所属）企业的预算，抄送同级财政部门备案。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执行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由财政部门、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收取、组织上交。企业按规定应上交的国有资本收益，应及时、足额直接上交财政。

（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支出，由企业在经批准的预算范围内提出申请，报经财政部门审核后，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直接拨付使用单位。使用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用途使用、管理预算资金，并依法接受监督。

（十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中如需调整，须按规定程序报批。年度预算确定后，企业改变财务隶属关系引起预算级次和关系变化的，应当同时办理预算划转。

（十二）年度终了后，财政部门应当编制国有资本经营决算草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职责分工

（十三）财政部门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制（修）订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各项管理制度、预算编制办法和预算收支科目；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月报，报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汇总编报国有资本经营决算；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办法；收取企业国有资本收益。财政部负责审核和汇总编制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决算草案。

（十四）各预算单位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研究制订本单位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参与制订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关管理制度；提出本单位年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建议草案；组织和监督本单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执行；编报本单位年度国有资本经营决算草案；负责组织所监管（或所属）企业上交国有资本收益。

六、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组织实施

资本经营范文篇2

【关键词】社会主要矛盾；国家财务；理论发展；实践创新

一、引言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在党的“十七大”时，又将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按照这一判断，党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国家经济发展是解放生产力，以经济高速增长为主要目标，从而尽快改变“短缺经济”的面貌，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位，钢铁、煤炭、谷物等等几十种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也稳居世界第一，甚至产生过剩现象，全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从过去解决温饱问题的状态，一跃进入基本实现小康社会，向着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前进。我国的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空前提高，正由“富起来”向“强起来”转变。从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步进入了新时代。2017年10月，党的“”正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改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3]，迫切要求经济发展从追求数量增长转向追求质量的提高，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目标。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导致社会与经济发展目标的变化，必然要求国有企业和整个国有经济发展的目标从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向追求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转变，从而要求以国家为主体的国有资本管理、监督、营运为主要内容的国家财务理论有新的发展，财务实践有新的创新。

二、国家财务理论的发展

国家财务理论是关于以国家为主体，对国有资本管理、监督、营运的理论，笔者于1986年在一次全国学术会议上首次提出国家财务的概念与内容，随后又先后发表了几篇文章对国家财务理论加以论述[4][5]，并于1993年出版《国家财务论》专著，初步形成了国家财务理论框架[6]。随后经过学术界的讨论，国家财务理论不断发展，到目前为止，该理论已形成包括国家财务的概念与本质论、国家财务独立论、国家财务投资论、国家财务筹资论、国家财务运营论、国家财务调控论、国家财务分配论、国家财务预算论和国家财务监督论等一系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该理论对推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政策与措施的制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对完善财务学科体系，推动财务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财务理论也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一）国家财务管理目标理论的发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了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必须高速发展生产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因此，在这一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目标是追求经济高速发展和产品数量的高速增加。与此相适应，国家财务目标表现为追求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国有经济的经济效益的提高。2012年党的“十八大”后，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实现小康、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时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实行供给侧结构改革，不仅经济稳定增长，而且经济结构逐渐优化，经济增长质量也不断提高。习在2017年10月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说，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从整体上实现了小康社会的目标。人民现在是在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但遇到了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发展不充分的矛盾，需尽快加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一变化，导致国民经济发展目标由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转变为追求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及追求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与充分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目标的转变相适应，国家财务管理的目标也由过去追求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转变为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不仅公益类国有企业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商业类国有企业也要把社会效益放在与经济效益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就是说，国家财务管理通过国有资本的经营，不仅要追求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提高经济效益，还要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促进社会稳定发展与社会公平发展，使全国人民都能共享国有经济发展的成果，显著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二）国家财务管理主体理论的发展国家财务管理主体，是指独立进行国有资本投入收益活动，具有独立财务权力，财务责任和经济利益的经济组织[7]。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国有企业实行“政企分开”的改革，国有资。产原来由财政部设立各行业财务司进行统一管理的体制暴露出了缺少独立产权主体、干预企业财务自主权、财政分配与财务分配混淆不清、影响企业财务投资和及时补充流动资金等问题。财务学术界对如何解决国家财政统一管理国有资产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讨论。笔者1986年在江西南昌召开的全国企业财务理论与学科建设座谈会上提出了财务可分为国家财务、部门财务（当时还存在企业主管部门，后来逐步撤销）和企业财务三个层次，从范畴上将国家财务与国家财政分开，为形成独立国家财务管理主体提供了初步的理论依据。紧接着，笔者又在1988年《财经科学》第3期发表《社会主义财务的三个层次》一文，提出设立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进行国有资产投资和收益分配活动，进行财务监督和制定规范国有企业财务行为的财务制度，这是在理论上对如何建立国家财务管理主体的初步研讨[5]。在这一时期，其他学者也都逐步赞同设立独立国有资产管理主体的主张。1988年下半年，国务院决定在中央和省、地（市）、县四级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局（简称“国资局”）管理经营国有资产，但国资局仍归口财政部领导，从而形成了国家财务管理主体的雏形；但国资局没有独立的财务权力、财务责任和财务利益，仍属于行政性管理机构，国资局下面也没有设立国有资产运营公司。1989年国务院精简机构改革中，其一度被财政部撤销，使建立独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尝试遭受挫折。笔者在2001年发表了《开创国有资产管理的新局面》一文，认为撤销国资局的做法削弱了国有资产的监管工作，没有解决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后国有产权主体缺位的问题[8]。2002年召开的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在中央和地方建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的决定，作为国务院的特设机构，不再归口财政部门管理，而是与财政部门平行，专门从事国有资产的监督与管理工作，使独立的国家财务管理主体初步形成，国务院赋予国资委的权力是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但是，仍有两个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一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仍由财政部门管理，国资委只是参与编制工作，并没有对国有企业上缴利润的分配权，实质上没有受益权，没有对国有企业进行资本再投入的财力。二是管资产、管人与管事相结合，使国资委仍然陷于行政管理与国有资产实物形态监管的事务中，不能专门从事国有资本的经营工作。2003年6月，笔者与吴树畅[9]提出在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下设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的同时，在国资委下设立国有资产运营公司和国有企业。国有资产运营公司专门从事资本运作，在国资委和国有企业之间起中介经营和隔离行政干预国有企业的作用。这三个层次中，国有企业对国有资产的运营与管理属于微观层次的管理主体，而国资委及其所属国有资产运营公司（一般称为“国有资产中介经营公司”）则属于宏观层次的管理主体，即国家财务管理主体。“十八大”后，国家出台了在国资委领导下建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政策，使学术界提出的建立国有资本中介经营公司的设想得以实现，形成了专门从事国有资本经营的母公司，由过去国资委重点进行资产管理为主转变为以管资本为主，能很好地行使出资人的财务权力、责任和受益权，这是国家财务管理主体理论的又一重要发展。但是，由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仍由财政部管理，国资委独立作为财务主体的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影响国资委职能的发挥，财务学者对这一问题还应做深入的研究。（三）国家财务职能理论的发展。国家财务职能，是国家财务本质所决定的基本功能。国家财务的本质是国有资本的投入产出（收益）活动，及其体现的经济关系体系[10]。作为国有资本的投入活动，首先必须有资本可投入，因此国家财务具有筹资职能；国有资本的投入，通过资本结构优化，实现国民经济结构优化，决定国家财务具有调节职能；对国有资本收益进行分配活动，决定国家财务的分配职能；国有资本投入与收益活动要能很好地统一，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目标，就要求国家财务发挥监督职能，使国有资本投入收益活动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与国资委的各项规章制度。国家财务作为宏观的资本投入收益活动，必须符合国家的发展战略，为国家宏观调控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服务，为世界各国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服务，从而决定国家财务具有服务国家发展战略职能。在国家推行“一带一路”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国资委指导国有企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进行的基本建设和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在取得一定经济效益的同时，对接受投资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就是国家财务这一职能的体现。综上所述，国家财务具有筹资职能、调节职能、分配职能、监督职能和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职能。过去对国家财务职能没有做独立研究，更多的是结合增强国有经济的引导力、控制力和活力去研究国家财务应发挥的作用。但国家财务的职能和作用是有区别的。国家财务的职能是由本质所决定的功能，具有客观性；国家财务的作用是国家职能发挥的影响，同一职能的发挥可能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作用具有多样性。例如，发挥国家财务服务国家发展战略职能，当国家财务服务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增加贫困地区的投资项目时，就发挥了帮助贫困地区人民脱贫奔小康的作用；同是这一职能，当国家财务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增加对外投资时，就发挥了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国家财务职能是相对固定的，而国家财务的作用则是变动和多方面的。（四）国家财务预算应由国资委管理的理论依据。研究国家财务职能，不仅对国家财务的基础理论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进一步界定国家财务与国家财政的界限、完善国家财务管理体制有着重要作用。例如，上文所提出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应该由财政部门编制和管理，还是由国资委编制和管理这一问题，在2012年“十六大”后至今未能解决，就是由于没有正确区分国家财政和国家财务的职能所造成的。国家财政在本质上是国家作为主权所有者，凭借其政治权力，对一部分国民收入所进行的再分配活动，其职能是保证国家上层建筑的资金供应、促进社会稳定和监督国民收入再分配合法合规地进行，所以财政具有供应职能、社会稳定职能和监督职能，这是其本质所决定的。国家财政的上述职能，是通过编制和执行国家财政预算与决算来实现的，其收入主要是税收和规费收入，其支出主要是各种行政性支出。与此不同的是，国家财务在本质上是国家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凭借财产所有者权力，进行国有资本投入产出（收益）活动及其所形成的经济关系体系，其职能是筹资职能、调节职能、分配职能、监督职能和服务国家发展战略职能。从分配职能角度来看，国家财务是凭借所有者权力所取得的国有企业上交的一部分利润、国有股息红利收入或资本市场投资收入，其支出主要是对国有企业再投资，或进行新投资项目等经济性支出。国家财务的职能，是通过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决算来实现的。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决算的编制主体应该是国资委和所属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现行制度是国家财政编制和执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决算，国资委和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只有提供编制资料和提出建议的责任，这是以国家财政职能取代国家财务职能，使国家财务部门没有独立的国有资本受益权和再投资权，严重影响国资委和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职能的发挥，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实践中也是弊大于利的。因此，笔者建议国务院将国家财政预算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分别交由财政部门和国资部门编制与执行，在每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由这两个部门分别向“人大”提交本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下年度预算编制情况，接受“人大”监督。有的人担心由国资委管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会出现资金混乱，笔者认为这一担心是多余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与财政收支一样都要通过国库，国库对财政部与国资委分别立账，分别监管，不仅不会出现混乱，而且更能保证资金的合理使用。

三、国家财务实践创新

资本经营范文篇3

一、资本经营的概念

目前在关资本经营的讨论中存在多种观点，不论在提法上还是在界定相关内容上都有所差异。有的称谓“资本运营”，强调“存量资产”的流动与重组；有的称谓“资产经营”强调“存量资产和增量资产”的优化配置；有的称谓“资本营运”，强调“可支配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谋划与配置。我们主张采用“资本经营”这一术语。首先从资本经营与资产经营的关系看，根据资产负债表的平衡关系，“资产＝资本”，如果从产权关系的角度看，这一平衡式还可描绘成“企业法人财产＝债务资本＋股权资本”。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资产与资本也是分离的，即资产以物权的形式由企业的经营者掌握，而资本则以股权或债权的形式由出资人或债权人拥有。从狭义的角度讲,资产经营的对象是企业法人财产,强调的是资产物权的交换或转让，即通过改变资产的实物组合形态或存在方式，通过吸收、集聚资产的方式实现资产经营规模的扩张和增值；资本经营的对象是资本，强调的是股权、债权的交换或转让，即通过资本的流动、重组、转让（兼并与收购）等方式实现资本的扩张和增值。从广义的角度讲，资产是资本的载体，资产是实物形态，资本是价值形态。资产与资本是从两个不同方面说明同一事物。事实上，在资产经营中就可能包含股权的形成或转让，而在资本经营中也可能会涉及到资产的重组、置换或转让等。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两者没有本质区别。但两者的侧重点是不相同的，资产经营强调的是资产经营的物质流，资本经营强调的是资本经营的价值流，不但包括实物资产的价值变化，而且包括债务资本和股权资本的优化配置。由于资产实物形态的流动和重组必须借助于价值形式进行，即资产只有资本化、证券化才能进行交易。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经营”比“资产经营”的概念更宽泛些。至于“资本经营”、“资本运营”、“资本营运”，我们认为这些提法并无内涵上的区别，只是人们习惯上不同而已。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资本经营是以实现资本保值增值为目的，以价值形态经营为特征，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重组和资本结构的优化配置，对企业全部资产或资本进行综合运营的一种经营活动。

二、资本经营与生产经营

资本经营是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和阶段时所要采取的一种战略措施，它以生产经营为基础和起点，经过一系列的资本运作，最终又回到生产经营，为生产经营服务。但资本经营与生产经营在经营对象等方面又有一定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一）经营对象不同。生产经营的对象是各种产品或劳务，经营的核心问题是根据市场需求状况及变化趋势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生产。资本经营的对象是价值化、证券化了的物化资本，或者说是资本化了的企业资源，其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来提高资产的运行效率，确保资本保值增值。前者经营的是实物形态，后者经营的是价值形态。

（二）市场条件不同。生产经营面临的市场主要是商品市场，经营者关心的主要是原料和产品的市场价格、产品的销售渠道和市场份额。资本经营面临的不仅是商品市场，更主要的是资本市场，经营者更关心各种证券的价格、金融市场的动态、资金的流向等。

（三）发展战略不同。生产经营是一种内部管理型战略或称产品扩张型战略，即在现有的资本结构下，通过调整内部资源，包括控制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开发新产品、拓展新市场、调整组织结构、提高管理能力等维持并发展企业竞争优势。资本经营是一种外部交易型战略或称资本扩张型战略，即通过吸纳外部资源，包括兼并、收购、联合等活动迅速扩张企业可控制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这种方式下，企业不仅可视为某一生产部门,也可以看作是价值增值的载体,通过企业的“买卖”实现资本扩张和价值增值。

（四）资本循环不同。生产经营中的资本循环一般依次经过供、产、销三个阶段，顺序地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形态。资本经营中的资本循环，从广义的角度说，不但包括了生产经营的三个阶段，而且还包括资本的筹措和投放，其资本形态包括虚拟资本（产权凭证）、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等；从狭义的角度说，资本经营可越过产品这一中介，以资本的直接运作方式（购并、融资、资产重组）实现资本保值增值，其资本形态表现为虚拟资本和货币资本两种形态。

（五）收益来源不同。生产经营的收益主要来自向市场提供产品和劳务所取得的利润，并以此实现原有资本的保值增值。资本经营的收益主要来自于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后生产效率的提高所带来的经营收益的增量，或生产效率提高后资本价值的增加，在某种情况下也直接表现为购售活动的资本利得收益。

三、资本经营的基本方式

资本经营的方式在不同的论著中有不同的表述，从资本价值总额变动观察，资本经营一般有三种方式：一是做加法，即实行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联合，发展规模经济，取得规模效益；二是做减法，即淘汰一批长线产品和亏损企业，以及低水平、重复建设企业，为经济发展减亏解困；三是做乘法，即走联合、并购、控股、参股之路，在启动存量资产，缩短建设周期，促进存量资产优化组合的同时，实现规模经济，取得规模效益。

从具体运作实践分析，企业资本经营的方式主要有五种：

（一）股权转让式。股权转让式是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中发生频率最高的资本经营方式。它又可细分为协议转让与无偿划拨两种方式。股权转让的对象一般是国家股和法人股，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绝大多数是由国有企业改制形成的，且国有股、法人股在企业中占绝对比重，通过国有股权的转让与集中，成为上市公司重组过程中最迅速、最经济的一种方式。上市公司股权无偿划拨是指上市公司的所有者（一般是指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将上市公司产权（通常指国家股）无偿划拨给有关公司的重组行为。

（二）并购、联合式。并购与联合是企业资本经营中最为活跃的运作方式。并购方式一般有购买式，即并购方出资购买目标公司的资产以获得其产权，并购后，被并购公司的法人主体地位随之消失；承债式，即并购方以承担目标公司债务为条件接受其资产并取得产权，这种形式在我国现实中应用最为广泛；控股式，即一个企业通过购买目标公司一定比例的股票或股权达到控股以实现并购的目的；吸收股份式，即并购企业通过吸收目标公司的资产或股权入股，使目标公司原所有者或股东成为并购企业的新股东的一种并购手段；杠杆式，即指并购方以目标公司的资产为抵押，通过举债融资对目

标公司进行并购的一种方式。据统计，1997年全球企业购并总额达12023亿美元。世界范围内并购浪潮最显著的特点是强强联合，继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出资126亿美元收购麦考移动通信公司后，波音公司购进拥有世界民用客机15％市场占有率的麦道公司，并引发了欧洲航空公司的联合。在我国，继1997年8月广东TCL电子集团实现了与年销售额10亿元的河南新乡美乐电子集团的联合后：9月北京西单市场集团与北京友谊商业集团结束单体经营合二为一，组建了北京最大的商业企业集团，总投资15亿元；11月由江苏南京地区四家特大企业金陵石化公司、扬子石化公司、仪征化纤集团公司、南化集团公司及江苏省石油集团有限公司组建成中国东联石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

（三）资产剥离式。资产剥离是指将非经营性闲置资产、无利可图资产以及已经达到预定目的的资产从公司资产中分离出来。从表面上看是公司规模的收缩，但其实质是收缩后更大幅度更高效率的扩张。资产剥离使公司选择适合自己经营的资产，剔除自己不善于管理的资产，可大大提高公司资产运作效率。资产剥离的方式一般包括减资、置换、出售等。国外一项研究表明，与同业兼并相比，无关联行业兼并的成功率很低，这种兼并后的低效率往往使公司在兼并后重新剥离资产，出售分支机构和其他经营单位。如赛格集团在资本经营中，采取激活有效资产与流动无效资产并重的策略，在盘活有效资产的同时，采取种种方式，让无效资产也流动起来。在1993年至1996年4年间，对那些产品不适应市场需要，资产回报率低,且不符合集团整体发展战略的26家企业，果断地进行清理和解散。对一些承担无限责任、经济效益低下的6家租赁企业宣布终止经营，对部分严重亏损的12家国内外销售网点予以撤消。对一些参股比例小、经营无前途的企业和虽然处于盈利状态，但从整体上看对集团发展帮助不大的企业进行股权转让，到1997年初，已转让股权10家，还有17家在洽谈之中。对一些因经营管理不善，亏损严重，资不抵债的企业，根据《破产法》的规定，宣告破产。在4年间，赛格集团成功地调整了50多家企业，收回资金2亿多元，使资本在运动中得到了增值。4年间，集团不仅消化了历史上2亿元的潜在亏损,而且实现税后利润11.85亿元,其中1996年实现税后利润3.5亿元，比1992年增长了3.5倍。

（四）租赁、托管经营式。租赁和托管这种方式能够在不改变或暂时不改变原有产权归属的前提下，直接开展企业资产的流动和重组，从而有效地回避了企业破产、购并过程中某些问题和操作难点，是现有条件下大规模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有效方式之一。如江苏大地集团租赁了停产半年多的黑龙江安达植物油厂、租赁了亏损的徐州利康尔食品厂，既解决了自己的生产线短缺问题，又盘活了闲置的资产。又如，1996年，南京金箔集团公司托管经营南京起重电机厂；鞍山一工采用期权方式托管辽工集团的三家合资企业等。由于租赁与托管并没有引起产权变更或资本易位，因此它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资本经营。但与破产兼并相比，租赁和托管可以避免破产、兼并等某些敏感性问题，引起社会震动小，操作成本低，且能起到稳定社会、减轻政府负担的社会效应。因此有人把租赁与托管经营称为“承包的有效延伸，兼并的温和过渡”。

（五）品牌经营式。品牌经营主要是利用名牌效应进行低成本扩张。名牌作为一项无形资产，具有强大的市场开拓力、文化内蓄力、信誉辐射力、资产扩张力和超常获利力。如无锡小天鹅集团利用“小天鹅”商标与武汉荷花洗衣机厂联姻，既实现了小天鹅的品牌价值，又盘活了荷花洗衣机厂闲置的生产线。双方战略合作3年之后，到1997年底，荷花洗衣机厂向小天鹅集团赠送3410万元固定资产的51％的产权，从此正式成为小天鹅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这是小天鹅集团由品牌经营迈入资本联合的新举措，也是国内企业重组方面的一个新动向。

在实务操作中，不同形式的资本经营方式可单独运作，也可结合在一起共同使用。

四、资本经营的现实误区

资本经营作为现代企业的有效管理手段，曾被一些具有超前意识的企业家成功地应用，并创造了企业超常发展的经营业绩。但是，由于资本经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时间较短，加之资本经营所需要的制度环境和条件尚不完全，以至于在资本经营的理念和操作中存在着不少误区，从而使一些实施资本经营的企业未达到预期目的。

误区一，认为资本经营高于生产经营。目前，有相当一部分人士认为资本经营是一种高级的经营形式，企业要从生产经营转向资本经营；而一些企业抓住资本经营题材，在行业内外、地区内外大举扩张，忽视了自己的主营业务。这种观念上的错误极有可能把资本经营引入歧途。

从理论上说,资本经营属于投资银行等中介机构的业务,与生产企业有关的主要是并购、融资、股权重组、资产重组等项业务。这些业务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暂时脱离生产经营而单独运作并获得一定的资本收益，但本质上资本经营最终必须服从或服务于生产经营。这是因为，第一，生产经营和资本经营都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这一目标的手段，只是经营方式不同，前者侧重于产品扩张，属于内部管理型，后者侧重于资本扩张，属于外部交易型，两者相辅相成，密切配合，并无高低之分。第二，生产经营是资本经营的起点和归属，也是资本经营存在和效能发挥的基础。从经济学意义上说，能够创造市场需求的物质产品的生产经营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也是资本增值的源泉。作为建立在生产经营基础上的一种经营手段，资本经营必须具备一定的内在条件，诸如要有名牌产品、要有过硬的核心技术、要有相应的管理优势、要有完善的销售网络等。也就是说，只是具备良好的生产经营基础的企业才能有效地实施资本经营，很难设想一个生产经营境况较差的企业能够成功地进行兼并或收购活动。

误区二，盲目追求多元化经营。有些人认为兼并、收购某些与自己主业无关的企业，实行多元化经营，会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实现稳定的经营利润。但实际上，如果企业实行无关联多元化经营战略，不太熟悉所进入的行业，反而会加大风险。正如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所言，一个企业的多元化经营程度越高，协调活动和可能造成的决策延误越多。无关联多元化使企业所有者与高层经理进入全新的领域，对并购对象所在行业不甚了解，往往难以作出明智的决策。同时，这些并购还使企业分支机构迅速增多，链条拉长，使总部很难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迅速作出反应和决策，单纯追求投资领域多元化经营是资本经营的最大误区，它使主性业不精，副业不旺。无关联多元化扩张的结果不仅不能给企业带来跳跃性发展和机遇，反而使本充满活力的企业走向衰退或破产。有的企业本无良好的基础和业绩支撑，由于收购项目与企业原先所具有的核心产品、技术缺乏内在的联系，又未能在新产品中培育出新的核心产品，最终把自己原有的竞争优势也丧失了。

误区三，过分强调低成本扩张。在目前的资本经营中，有一些比较流行的方式，诸如无偿划拨式、自愿联合式、无形资产控股式、企业托管式、承债并购式、租赁式、产权置换式、联合参股式、股票发行上市式、定金收购式等。所有这些方式，

相对于全额并购方式来说，直接动用的现金较少，甚至“一分不动”就可以实现并购目的。这种看似低成本的扩张方式很为一些企业界人士所看好。事实上，许多并购案例，看起来直接投入很少，其实背上了巨额债务和无底的开支负担。这些成本或费用主要包括：

第一，并购前期费用，主要包括：（1）交易成本,即并购过程中所发生的搜寻、策划、谈判、文本拟定、资产评估、法律鉴定、公证等中介费用；发行股票时支付的申请费、承销费等。（2）改组改制成本,在并购或资产置换或托管方式下，并购方还要派遣人员进驻，要安置原有领导班子和富余人员，要剥离非经营性资产，要淘汰无效设备，要进行人员培训，要建立新的董事会和经理班子,这些都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3）更名成本，并购成功后，还要发生重新注册费、工商管理费、土地转让费、公告费等。

第二，并购后费用。为使并购企业立即运行起来，还需要支付：（1）启动资金或开办费；（2）为新企业打开市场，必须支付的市场调研费、广告费、网点设置费等；（3）管理费，既包括与新企业有关的生产、技术、人员的费用,也包括因公司总部管理链条拉长而加大的管理费用；（4）财务费用，既包括承债式并购或租赁式经营所需支付的原有的债务本息或租金，还包括为新企业发生债券、取得银行借款所需支付的债务本息。

第三，机会成本。一项并购活动所发生的机会成本不仅包括并购活动中的实际费用，还包括因这些费用支出所放弃其他投资而减少的收益，即“机会成本＝并购实际费用＋投资于其他项目的收益”。

1997年6月，湖北康赛集团有限公司为填补真丝类产品生产空白，实现低成本扩张,决定兼并浙江亚马丝调集团有限公司。双方签订初步兼并协议后，康赛就借给亚马200万元资金,让其先行启动生产。随后花费了近百万元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对亚马公司进行资产评估和审计。随着审计和评估前期工作的开展，亚马内部的诸多问题逐渐暴露，使康赛面对无数的“黑匣子”而无法解决，兼并终于陷入僵局。康赛兼并亚马计划搁浅,其原因之一就是康赛在没有弄清亚马公司真实情况下就匆忙与之签订兼并协议,结果不但没有吃到“馅饼”，反面濒临“陷阱”。

误区四，把资本经营等同于股票上市和企业改制的妙方。资本经营作为企业的一种外部交易战略，不仅在微观上具有扩大企业规模，增强市场竞争力，实现规模效应的作用，而且在宏观上具有调整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盘活存量资产的效能。正是资本经营这一特殊作用，引起了我国经济界、企业界的广泛重视与关注，以至于以此相关的话题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和热点。但在资本经营的实务操作中，许多企业把它等同于股票上市或股票炒作。于是一些经营状况不佳、本身不够上市条件的企业，却通过母体裂变，将企业中效益好的部分组成股份公司，企图上市“圈钱”。另外一些小型企业为达到上市目的，通过各种方法寻求与其他企业进行资产重组，一旦取得上市资格，企业内部又各自为政，经营分散，既谈不上主业，也未形成规模，使企业成为一个个“独联体”。甚至一些经营亏损的企业，为实现扭亏，不是在主营业务上努力，而是把工作重点放在盘活土地存量资产，通过土地评估和置换取得级差收益，仅在账面上作文章。

资本经营与股票上市有一定的联系，如股票交易可为企业兼并、收购和重组提供一些便利。但股票交易并不是资本经营的唯一的形式，事实上大多数企业是非上市公司，股票不上市，则很难通过股票市场进行资本经营活动。资本经营也不等于股票交易，很多企业有意无意将其当成一回事，放弃主业于不顾，从事股票、证券的炒买炒卖，不但有悖于资本经营的初衷与本质，而且可能使企业陷入更糟的境地。

事实上，资本经营作为企业外部扩张的有效机制，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是：企业的主营业务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企业的净资产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资本经营中的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或产权流动实质上就是资本关系的重新界定，企业的并购、分拆都依赖于一定资本规模这一基础，没有一定规模的主营业务，没有一定规模的净资产，企业的融资和投资策略都会受到限制。因此，资本经营不是也不应该是任一企业随时都可进行的，不是也不可能是所有企业都能引用的灵丹妙药。

误区五，把资本经营异化为政府行政推动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经营主体必须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而不是政府。但由于目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及企业产权改革不到位，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对企业资本经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介入是必要的,它对于解决国有企业资产配置中的“凝固性”和“偏置性”，促使资源流向资产运营效率高的行业或企业，优化产业结构具有重要作用。但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地方政府不是从效率效益原则出发，而是从政绩出发，把资本经营搞成“群众运动”。1998年初，少数地方在国有小企业改制中，出现了一股出售小企业成风的倾向,某些地区甚至召开动员大会,定进度，压指标，实行“一卖了之”的政策。有的地区借助政府力量，组建了一批并未形成规模效益和集团优势的“企业集团”，甚至把一些效益很差陷入困境的企业依靠行政力量硬性搭配效益好的企业,大搞“拉郎配”,结果坏的企业没变好，好的企业被拖垮。政府对一些经营不善的企业实施优惠政策（如减免债务等，转移不良资产），不仅不利于市场主体的培育，而且也使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失灵。

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说，在企业资本经营过程中，任何资产的转让、交换、分离、合并都意味着企业产权和产权关系的改变。从法律的角度分析，企业产权主要包括出资者所有权和企业法人财产权，出资者一旦把资产变为资本金注入企业，就以价值形态存在于企业，从而与出资者的其他财产相分离，变成了企业法人财产；出资者不能再直接支配这一价值形态的财产，并且除依法转让外，不得从企业中抽回；出资者依法享有财产收益权和产权转让收益权，依法约束和监督企业的经营活动；出资者不能随意直接干预企业法人财产权，只能运用其所有权的让渡去影响企业的行为和资产的重组。企业法人财产权一般由董事会代为行使，并得以自主企业的经营活动。因此，企业资本经营的主体应是具有法人财产权的企业，政府的责任只是为企业实施资本经营提供外部条件,制定经济规则和保持社会秩序稳定。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资本经营必须以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为目标，必须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有效监督下进行,但有效监督决不是包办代替。在一般情况下,企业出资者应该多元化，不能只有一个国家股东，且国家股东不宜占绝对控股地位，否则企业永远不能改变政府的附属地位，也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资本经营自主权。

误区六，把资本经营作为逃债废债的渠道与途径。在当前的现实中，许多企业热衷于资本经营的内在动机是为了逃避债务。自1995年以来,按照中央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部署,我国进行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优化资本结构、组建企业集团和国家控股公司试点及“抓大放小”、“三改一加强”等工作，对企业实施资本经营，包括资产重组、业务重组、债权债务重组等。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借重组之机，采取各种形式逃避银行债务，如搞假破产、合资嫁接、母体裂变、国有民营、化整为零、金蝉脱壳等方式逃避和架

空对银行的债务。同时，政府的一些政策,又助长了这种逃债废债行为,如实施“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和相应冲销呆账坏账准备金政策，的确助长了“假破产、真废债”行为。如现行政策允许银行将呆账坏账准备金支付那些经营困难的企业，给予它们免息减息的好处，这无疑为企业的逃债废债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和契机。

西方人说，马克思把“资本”留在了西方，把“论”留在了东方。而今，东方不仅在谈论“资本”，而且在实实在在地经营“资本”。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产权制度的变革和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以资本导向为中心的资本经营为企业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方式，而在资本经营的背后，又隐含着资本权力和利益的较量和重新分配。风险与机遇并存，只有真正把握资本经营的内涵和运作方式，才能有效实施资本经营，获得企业资本价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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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葛兆强：《资本经营的现实误区及其矫正对策》，《经济研究参考》1998年第16期。

2.邵勋：《试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与国有资本运营》，（经济研究参考）1998年第16期。

3.徐元旦:《试论资本运营中的若干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工业企业管理》1998年第8期。

4.刘红灿、江时强：《康赛兼并亚马未果另有隐情》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工业企业管理》1998年第8期。

5.兰发钦：《论企业资本经营的若干问题》，《审计与经济研究》1997年第3期。

资本经营范文篇4

一、企业金融资本经营的概念及特征

企业的金融资本主要以有价证券为表现方式，如股票、债券等，也可以是指企业所持有的可以用于交易的一些商品或其他种类的合约，如期货合约等。它是与企业资本相对应的资本形态。

企业金融资本经营就是指企业以金融资本为对象而进行的一系列资本经营活动。它一般不涉及企业的厂房、原材料、设备等具体实物运作。企业在从事金融资本经营活动时，自身并没有直接参加生产经营活动，而只是通过买卖有价证券或者期货合约等来进行资本的运作。所以，企业金融资本经营活动的收益主要来自于有价证券的价格波动以及其本身的固定报酬所形成的收获。企业金融资本经营的主要目的是以金融资本的买卖活动为手段和途径，通过一定的运作方法和技巧，使自身所持有的各种类型的金融资本升值，从而达到资本增值。

企业金融资本经营与实业资本运营相比较具有如下特征：

1.经营所需的资本额较少

实业资本运营，尤其是项目较大的固定资产投资经营活动，往往都要求企业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而对于企业的金融资本经营，只需企业购买一定数量的有价证券或交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即可从事金融资本的经营活动。所需资金量相对实业资本来说较少，大多数企业都能够承受。所以，金融资本经营是一种适合于大多数企业进行的资本运作方式。

2.资本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较强

金融资本投资经营的结果主要体现在企业所持有的各类有价证券上，而这些证券又都是可以随时变现、随时充当支付手段的媒介。由于企业的金融资本在经营活动中，资产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较强，也就使企业在从事金融资本运作时有了较大的选择余地和决策空间。换言之，一旦企业察觉到形势有变或者有了新的经营意图，它可以较方便地将资产变现或者转移出来，以及时满足企业的需要。

3.心理因素的影响巨大

社会心理因素对各种资本经营方式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造成经营行为和经营效果的偏差，而这些影响一般都具有间歇性和偶性发的特点。但在金融资本经营中，心理因素却是每时每刻都在起作用。比如，当证券投资者预感到一种证券价格将要发生变动时，他就会依据自己的心理判断抢先做出行动。当这种意识为多数人所共有时，则会形成集体的“抢先”意识。这种共有的意识构成了证券市场每时每刻的心理潮流，并常常会由此引发价格的剧烈波动，而这种现象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投资者的心理动荡。

4.经营收益的不稳定性

金融资本经营是一项既涉及企业自身条件，又受外部宏观环境因素干扰的活动。企业的自身条件有：企业的资金实力、决策人员的能力、企业所具有的金融资本经营的经验和技巧等；而企业外部宏观环境因素诸多，如国家的经济形势，政府所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行业政策，国民经济增长水平，居民收入等。这样就使企业金融资本的经营容易受到不确定因素的干扰，造成其收益的不稳定性。另外，金融资本经营的收益主要是通过有价证券价格的变动来获取的，由于证券交易市场上价格的频繁变化，企业收益发生波动也是必然的。

二、金融资本经营的技术操作原则

1.经营目标明确，制定投资计划

要使企业的金融资本经营取得成效，应首先确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在确定目标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投资计划，以避免投资经营的盲目性，保证预期投资效果的实现。企业在拟定投资经营计划时，应充分考虑以下几方面问题：（1）资金的来源与稳定性。（2）投资收益的获取方式，是以股票投资经营为主，还是以债券投资经营为主。（3）处理好可获得的信息，把握机会。

2.组合投资经营，分散投资风险

在金融资本经营过程中，收益和风险是紧密相连的。在风险已定的情况下，应尽可能使投资报酬最高，或在报酬已定的情况下，尽可能使风险最小，这是金融资本经营的基本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企业在金融资本经营进程中，要实行组合投资经营，即将各种不同类型的金融资本运作方式合理搭配起来，以分散企业的投资经营风险。一般是将企业的金融资本分为三部分：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的债券或优先股；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具有成长性的普通股；另一部分应作为准备金，以待更好的投资机会或用来弥补意外损失。

3.坚持以人为本的经营原则

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都是靠人来进行的，人的潜能最大，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资本要素。金融资本运作是一项需要高度智慧性劳动的复杂工作。因而，投资决策者必须具有扎实的相关理论知识以及一定的经营能力，能够把握住金融资本经营的有利时机，做出成熟的决策。

4.机会成本最小原则

在金融资本经营交易市场上，资本的经营方向是可变的。资本要不断地从那些盈利性低的部门退出，进入盈利性较高的领域，以使金融资本运营的机会成本最小。要做到这一点，投资者应该理智、慎重，控制自己的情绪，在对各种类型的经营方式做认真比较的基础上，选择最适合的动作对象和方式。

三、如何选择金融资本经营对象

企业金融资本经营最常见的方式有三种，即股票交易、债券交易、期货和期权交易。金融资本经营对象的选择，主要是指企业选择何种金融资本经营方式的过程，一般需要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风险因素

在金融资本经营市场上，不同的投资者由于其财力、物力和人力的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也不一样，这就要求企业在金融资本经营中，在充分了解自身情况的基础上选择风险适度的投资经营对象。风险与收益一般成正比例关系，即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但也不排除会有低风险高收益和高风险低收益的情况。企业在选择投资经营对象时，应注意各种不同经营对象的风险与收益的对应关系，保证在一定的风险水平下有相应的收益相匹配。

2.变现因素

由于证券构成企业金融资本的主体，所以金融资本的流动性主要表现在证券的变现能力上。在没有二级市场的情况下，证券的流动性取决于证券的偿还期限，期限越短，流动性越强；如果存在二级市场，证券的流动性则主要取决于二级市场的发达程度和某种证券的热度。

3.收益因素

追求高收益是大多数投资者的最终目的，但在选择投资对象时，必须要充分考虑价格、手续费、现金等因素，以期在成本——收益原则下，选择出以较低成本获得较高收益的投资对象。

4.便利因素

资本经营范文篇5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有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的各项收支预算，是政府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对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完善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集中解决国有企业发展中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国务院决定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一）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通过对国有资本收益的合理分配及使用，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完善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国有资本的合理配置，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二）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坚持以下原则：

统筹兼顾，适度集中。统筹兼顾企业自身积累、自身发展和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及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需要，适度集中国有资本收益，合理确定预算收支规模。

相对独立，相互衔接。既保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完整性和相对独立性，又保持与政府公共预算（指一般预算）的相互衔接。

分级编制，逐步实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行分级管理、分级编制，根据条件逐步实施。

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支范围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入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即一级企业，下同）上交的国有资本收益，主要包括：

1.国有独资企业按规定上交国家的利润。

2.国有控股、参股企业国有股权（股份）获得的股利、股息。

3.企业国有产权（含国有股份）转让收入。

4.国有独资企业清算收入（扣除清算费用），以及国有控股、参股企业国有股权（股份）分享的公司清算收入（扣除清算费用）。

5.其他收入。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支出主要包括：

1.资本性支出。根据产业发展规划、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国有企业发展要求，以及国家战略、安全等需要，安排的资本性支出。

2.费用性支出。用于弥补国有企业改革成本等方面的费用性支出。

3.其他支出。

具体支出范围依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以及不同时期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任务，统筹安排确定。必要时，可部分用于社会保障等项支出。

（五）国家依法收取企业国有资本收益，具体办法由财政部门会同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等有关部门制订，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和审批

（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单独编制，预算支出按照当年预算收入规模安排，不列赤字。

（七）各级财政部门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主管部门。各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以及其他有国有企业监管职能的部门和单位，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单位（以下统称预算单位）。

（八）试行期间，各级财政部门商国资监管、发展改革等部门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下达各预算单位。各预算单位具体下达所监管（或所属）企业的预算，抄送同级财政部门备案。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执行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由财政部门、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收取、组织上交。企业按规定应上交的国有资本收益，应及时、足额直接上交财政。

（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支出，由企业在经批准的预算范围内提出申请，报经财政部门审核后，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直接拨付使用单位。使用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用途使用、管理预算资金，并依法接受监督。

（十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中如需调整，须按规定程序报批。年度预算确定后，企业改变财务隶属关系引起预算级次和关系变化的，应当同时办理预算划转。

（十二）年度终了后，财政部门应当编制国有资本经营决算草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职责分工

（十三）财政部门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制（修）订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各项管理制度、预算编制办法和预算收支科目；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月报，报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汇总编报国有资本经营决算；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办法；收取企业国有资本收益。财政部负责审核和汇总编制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决算草案。

（十四）各预算单位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研究制订本单位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参与制订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关管理制度；提出本单位年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建议草案；组织和监督本单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执行；编报本单位年度国有资本经营决算草案；负责组织所监管（或所属）企业上交国有资本收益。

六、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组织实施

资本经营范文篇6

关键词：资本经营操作方式误区

我国的国有资产管理有两个目标，一是要维护国家的权益，保障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增加财政收入；二是要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质量，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要实现这两个目标，必须通过国有资产的资本化、市场化来实现。

一、国有资本经营的意义

国有资本经营是实现国有资产管理双重目标的紧迫要求。目前，积极推动国有资本经营，对于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从而提高国有资产收益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1.有利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善国企内部治理结构

我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企业组织形态将会发生根本变化。在计划经济下，国营企业不过像一个个车间、班组而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资本经营，以资本所有权作为中心原则，将企业的一切要素资本化，以出资者的利益和权力为核心，建立起企业法人制度。企业成了独立的法人实体，是市场经济中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拥有独立法人财产权的竞争实体。在这一过程中，企业职能范围也要重新界定，其资金来源、组织形式都将发生巨大变化。通过国有资本经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通过融资和公司化改造，把原先的国营企业通过改组、改制、改造和加强管理变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中的企业。

2.有利于调整国有资本的战略结构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国有资产存量，被分割和沉淀在众多部门，不能作为资本在市场流转和交易。这导致了国有资产的分布过大又过于分散，企业技术水平低，设备产品老化，难以形成市场绝对竞争优势。同时，由于国家投资不足，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长期存在。通过资本经营活动，将企业一切有形和无形的存量资产资本化，投入市场交易，可以达到存量变现和增值的目的，进而实现国有资本的战略结构调整，优化国有经济的资源配置。一方面，重点加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和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业和领域，如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使国有经济在这些领域占绝对支配地位。

3.有利于发挥国有资本对其他资本的引导作用

通过股权转让、企业兼并等资本经营活动，将国有资本非国有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国有资本吸收和利用非国有的社会资本的过程。这将有利于扩大国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对其他社会资本的引导作用，确保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利用较少的国有资本就能调动和支配大量的社会资本，按照特定产业发展的要求，实现社会资本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的结构性和战略性调整，提高市场集中度，增强企业竞争能力。

二、实现国有资本经营的具体操作方式及其优点

1.对于规模小、但占有一定战略资源的企业，可以由规模大、实力强的企业实行整合、托管。在行业整体分散，企业规模小，运行效率低，直接导致竞争过度（以价格为主），企业盈利能力差，通过整合或托管进行的产业整合不但能提高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而且能有效消灭竞争对手，提高产业集中度，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有利于提高行业再价值链中的地位。其优点是，在目标企业的产权不动的情况下，优势企业获得对目标企业资源的实际控制权。优势企业输出的主要是管理、技术、营销渠道、品牌等“软件”，降低了优势企业的扩展成本。对被整合方来说，可以避免企业市场竞争力差所带来的经营风险。

2.对于经营不佳的国有中小型企业，可以通过整体出售的方式变现。首先通过资产评估确定国有资本的出售底价，然后在公平的条件下实行公开竞争招标的办法，较准确地找到国有资本出售价格，所得资金除用于职工养老、安置等问题外，全部投入公益性事业和基础设施方面建设。在出售后，企业的经营管理层会被大幅度调整，将引入新的经营管理方式，企业机制得到转换。同时，国有资本的重新投入又加强了基础设施等部门的建设，优化了国民经济结构。

3.对于国有资本应逐步退出的大型企业，可以实行股份制改造的方式，根据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需要，由资本经营公司作为发起人对它进行股份制改造，通过发行股票，或者直接引入外部资金，使原先国有独资的产权结构改变为控股以至参股的产权结构，其结果是：通过股份制改造，引入新的投资者，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调整企业资本结构，同时引入新的经营机制和管理人才，改善了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优化了企业资产结构(包括企业人力资产与物质资产结构)。在对某些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同时，还可考虑国有股权和债权互换，由非国有资本取代国有资本获得对企业的控制权，这样先的国有股权转化为国有债权，由相应的国家政策性银行来负责这些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

三、资本运营在企业实践中的误区

由于资本经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时间较短，尚不成熟，人们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经营思维和企业运作方式与规范化的资本经营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加上资本运营所需的制度环境和条件尚不充分，资本运营在我国企业的实践中存在着诸多误区。

误区之一：把资本经营理解为股票投资或金融商品买卖等资本直接运作行为

在现实中，许多企业片面地把资本经营视同于股票投资或者金融商品的买卖。企业投资于证券市场，通过证券投资这一资本的直接运作方式来实现企业资本的保值增值和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本来无可厚非，不应指责。但是，如果一个企业放弃主营业务于不顾，特别是在主营业务比较差的情况下，把投资转化为投机，试图以此来弥补主营业务的不足。这不但有悖于资本经营的初衷和本质，而且有可能使企业进一步陷入困境。对于那些不注重改善经营管理，抱着在股票市场上投机“捞一把”思想的企业，一旦股票投机失败，其后果不堪设想。事实证明，能够通过股票投机获利者毕竟只有少数。

误区之二：割裂资本经营与生产经营的内在联系，把资本运营作为游离于生产经营的更为高级的经营形式

在当前的资本经营过程中，有一种观点和倾向，认为资本经营是独立于生产经营而存在，目的在于提高资本营运效率和效益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是比生产经营更为高级的经营方式。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不仅在认识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中是有害的，它极有可能误导国企改革，把当前的资本经营引入歧途。一般来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经营在时空上可以暂时脱离生产经营而单独运作并获取一定的资本收益，但这仅是从表层而言的，实质上，资本经营最终必须服从或服务于生产经营。生产经营是资本经营的前提和基础，离开了生产经营，资本经营势必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误区之三：把资本经营的目标定位于企业资产数量的大小，片面追求企业资产的规模扩张，忽视资本经营的“质量”

尽管以企业并购、重组、整合为主要内容的资本经营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把资产这一“蛋糕”做大来实现规模效益，达到盈利最大化和资本增值最大化目标。但它必须以正确把握资本经营的“度”，在保证资本经营“质量”前提下进行的。但是在现实实践中，许多企业忽视资本效益原则，片面追求资产规模的扩大，不注重企业内部的产业关联，盲目并购其他企业，结果企业的资本经营不但不能实现预期目标，相反却使企业步入困境。这一问题在上市公司比较突出。相反，那些资本运营获得成功的企业，如一汽集团、海尔等，成功的秘诀就在于正确的处理主营业务发展与多元化经营的关系，围绕主营业务进行企业并购。因此，资本经营是把“双刃剑”，若企业的资本经营能够充分注重主营业务的发展，充分注重企业内部产业的关联，通过并购获得的资产就能为企业带来跳跃性发展的机遇。

误区之四：一些企业把资本经营作为一种改革的时髦，注重形式的过度包装，忽视资本运营实质的追求

资本经营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实现规模效益的高效率经营形式，它的出现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改革深化的逻辑必然，其根本目的在于：一是解决国企改革深层次问题。二是解决“大而全、小而全”和盲目建设、重复建设问题，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结构调整，盘活国有存量资产，从整体上提高国有经济效益。然而，在资本经营实践操作中，许多企业把它作为一种改革时髦来赶，只重形式、忽略实质，务虚不务实，把企业是否进行资本经营当作衡量企业经营者政绩、魄力和企业发展好坏的标准。这种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资本经营，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圈钱”。显然，这些做法不符合资本经营“集约经营”的内在本质，相反，却是在资本经营条件下出现的新的粗放式经营。

误区之五：把经济规模等同于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本质上是一种适应性生产经营规模带来的效率与效益。经济规模仅仅是一个总量概念，并不涉及成本收益分析。成本低、收益递增的经济规模才可以称之为规模经济。经济规模的扩大可能是规模经济，也可能不是规模经济。企业在并购和资本运营中常常混淆两者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一是认为把若干个独立的企业联合在一起，就可能形成规模经济。事实上，集团规模的扩大可能是经济的，也可能是不经济的，关键要看集团有没有充分利用各种要素，看能否提高集团的专业水平和技术水平。二是把规模经济简单地推而广之。有些地方，不分行业、不分产业、不分领域，千篇一律地要求搞大集团或规模经济，热衷于构建“航空母舰”，而忽视并购组成企业团队的意义，企业集团的发展引向歧途。三是把规模经济看作是大企业、大集团的“专利”。认为只有大型企业集团才会取得规模经济，中小企业不会取得规模经济。这种认识也带有一定的片面性。

误区之六：把经济范围等同于范围经济

资本经营范文篇7

[关键词]人力资本经营者持股

在经济发达国家，企业实行经营者持股已经相当普遍。经营者扮演的重要角色和发挥的特殊作用，使经营者成为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而且是极富价值的生产要素。正因为此，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在探索美国经济增长之谜时，提出并创造了人力资本理论，赋予了经营者特殊要素禀赋的地位。本文从人力资本角度，对经营者持股的理论依据进行深入分析，并试图探讨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物质资本概念下经营者持股的理论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企业形态从古典的业主型企业，经过合伙制企业阶段，演变为公司制企业阶段。公司制企业的根本特征是“两权分离”，其实质是公司内部存在委托－关系，即股东是委托人，经营者是人。由于委托人和人是各自独立的理性人，双方目标（效用）不一致，同时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人存在隐蔽信息和隐蔽行为，从而有可能诱发机会主义行为，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侵害委托人的利益，出现“内部人控制”现象，产生问题。

经营者持股是在物质资本概念下提出，用于解决问题的一种激励方案。“资本雇佣劳动”的逻辑下，崇尚股东利益至上原则，追求企业价值（股东财富）最大化。于是矫正经营者的行为，激励经营者最大限度的为所有者（股东）努力工作，成为降低成本的关键。让经营者拥有一定比例的持股权是协调经理人员和股东利益的最直接有效的办法。这里应该指出的是，“资本”单指物力资本或物质资本，“劳动”指人力资本，即物力资本所有者雇佣人力资本所有者，通过激励后者，实现前者的利益。经营者持股就是在维护物力资本所有者利益的前提下提出的解决两者问题的措施。

二、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经营者持股分析

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概念，使之并立于“物力资本”之外，不仅完善了资本的概念，而且使理论界和实业界对人力资本的关注空前提高，人力资本介入到企业所有权的安排中。我们从人力资本角度重新看企业组织形态的变化过程，从古典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到无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再到股份公司，分享制股份公司，这个过程可以看出，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地位不断得到提升，而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物力资本所有者）的地位不断下降。当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与企业的关系逐步弱化和间接化时，人力资本所有者与企业的关系却在逐步强化和直接化（方竹兰，1997）。人力资本价值的挖掘和重视是对传统的“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的突破。

根据契约理论和企业理论，企业是由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签约形成的合约组织，更为深入的说是共同分享所有权的组织。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与其所有资本是可以分离的，具备了风险承担和可抵押的功能。非人力资本所有者让度企业经营权给人力资本所有者而成为委托人，人力资本所有者成为人。由于两种资本的特性，产生了企业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安排上的不同。委托导致了信息不对称的出现，也就必然产生问题，进而引发激励机制。因此在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进行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优化配置，建立激励约束的兼容机制，势在必行。人力资本参与剩余分配是解决问题的一种理性选择和逻辑推理，经营者持股是人力资本参与剩余分配的一种有效方式。

人力资本理论是经营者持股的内化依据，而经营者持股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外化表现。沿着这一思路，我们来具体分析两者的内在联系。

人力资本是指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经过投入而产生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及能力。人力资本具有与其所有者不可分离性、潜藏性、专用性的性质，同时人力资本也具有承担性，经营者持股的理论依据由此而生。

1.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不可分离性

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不可分离性是人力资本的最本质性质。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天然融为一体。舍温·罗森认为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性质差别很大，“在自由社会中，人力资本的所有权限于体现它的人”。人力资本属于人力资本的承载者。这个载体不但必须是人，而且必须是活生生的人(周其仁，1996)。这导致了人力资本是一种“主动资产”，其让度的是使用权，而所有权由其所有者主宰和利用。人力资本的这种天然归属与其所有者的性质决定了。人力资本使用者必须尊重其所有者。人力资本产权权利一旦受损，其价值可以立刻贬值或荡然无存。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相分离是一种最低效率的制度安排。人力资本的价值体现不能“压榨”，只能“激励”（周其仁，1996）。周其仁认为，企业是一个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特别之处在于无法事前在契约中规定全部的权利和义务，留有一部分事前不确定的内容在契约执行由激励机制调节。经营者人力资本与其本身不可分，股东必须充分承认并尊重经营者的人力资本价值，最有效的激励手段就是给予剩余索取权。经营者通过持有一定比例的企业股份，获得与股东共同分享企业剩余的权利。

2.人力资本的潜藏性

企业的性质在于它是一种团队生产或长期合约的集合。德姆塞茨强调企业内人力资本的合作是合作效率是团生产。人力资本的价值在协作和团队生产中体现和释放。然而。人力资本是异质性资源，具有特殊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团对生产的效率可以计量，单个人力资本的价值却难以计量，而且价值信息容易隐藏。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私人信息，其构成要素很复杂，在市场交易中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且人力资本价值只有投资运用才能发挥效用，但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事前签订的契约，无法用一定尺度衡量其价值大小，于是事前很难准确度量和定价。在人力资本市场上人力资本的信号信息是残缺的，难以直接量化，在运用过程中价值信息具有更大的隐藏性。“好比在树荫下工作”(张维迎，1997)，交易效率低。正是由于人力资本的潜藏性，才出现了合约的不完整性以及合作剩余的产生，企业所有权得到重新安排。在经营者持股中，强调用剩余索取权激励经营者，增强人力资本价值有效信号的显示能力，提高人力资本使用价值，给予经营者一个趋向合理的定价。

3.人力资本的专用性

按照资源在企业契约中的重要性，阿尔钦将资源分为依赖性资源和惟一性资源，人力资本是依赖性资源。依赖性资源不易成为通用性资源，相反容易成为专用性资源。专用性意味着一经投入，便无法移做他用。人力资本的专用性是某些人才具有专门的技术、能力或具有特定的信息。人力资本一旦被投入，将有很高的退出障碍。方竹兰认为人力资本的专用性使得人力资本所有者具有一种退出企业的惰性，以及承担企业经营风险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方竹兰认为，人力资本所有者是企业价值的创造者，也是企业风险的真正承担者，人力资本所有者分享企业剩余是人力资本所有者作为企业价值创造者和风险承担者这一内在本质在企业产权契约关系上的逐步体现，人力资本所有者有权利要求被赋予一定的剩余索取权。经营者持股就是这一逻辑推理下的实际运用。

在契约关系中，资源的专用性常伴随“套牢”。所谓“套牢”就是一方利用另一方的资源依赖性地位，在经济利益上“敲竹杠”，剥削对方的“复合准租金”（阿尔钦）。人力资本一经签约投入企业，便不可比避免的出现套牢风险。人力资本的复合准租金越大，越容易点燃机会主义的欲望，套牢的刺激性越大，它被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控制越强烈，被剥削准租金的可能性越大。由于人力资本的可塑性差，人力资本所有者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越大。根据企业理论，解决人力资本套牢和道德风险，要通过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分配来实现。人力资本分享剩余，同所有者在最大程度上保持利益一致性，从而减少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

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内生出了经营者持股这一制度设计。

4.人力资本的风险承担性

资本经营范文篇8

[摘要]：

本文分别从媒体管理体制产业化变革的政策进程与实践推进、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探索、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的问题反思等三个方面，对中国近十年来的广电体制改革进行了回顾与总结；认为无论对于管理者、实践者，还是理论学家，迄今为止并未就电视产业化进程的理论进路与资本经营，达成统一、明确的认知；今天的中国广电产业体制改革在诸多矛盾问题的交织与困扰中，已经进入到了产业体制改革的“冷冻时期”。

一、电视管理体制产业化变革的政策推进与实践回顾

2000年前后，中国电视产业在经历了行政事业管理和事业/企业双轨制管理两个发展阶段的徘徊与渐进过程之后，产业化发展的政策指向和实践运行都步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99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的意见》（即国办[1999]82号文件），从行业结构上引导并促进有线网与无线台进行合并，并在具体的操作实践层面，明确提出了广电媒体应该跨地区、跨行业经营的指导原则。这个文件的出台为后来电视运营的产业化变革和电视媒体内部管理机制的产业转型提供了切入的契机，因此也被业界人士和行业专家认为是政府广电管理高层锐意进取，改革原有广电系统零散化分割格局、促进新一轮体制变更的纲领性文件。

与此同时，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现代传播》、《电视研究》等为代表的电视专业期刊，也集中刊发了一批旨在探索广电管理体制产业化变革的理论文章，在学术层面上推动着广电体制产业化变革的实践进程与观念深化。从1999年到2000年，周鸿铎的《对广播电视产业化、集团化的认识和采取的经营策略》（《视听纵横》1999年第2期）、《广播电视产业化、集团化道路的实践和理论依据》（《现代传播》1999年第5期），高福安的《关于我国媒体经营的类型与研究》（《现代传播》1999年第5期）、《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经营管理思路》（《现代传播》1999年第6期），郭荣生的《电视经济：一条快速发展的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1期）、龙佑云的《谈广播电视的产业属性和即将到来的产业格局》（《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2期）、梁和的《产业化经营是电视业发展的趋势》（《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5期）、朱建飞的《产业经营：中国电视跨世纪的抉择》（《电视研究》2000年第1期）、尧风的《电视产业经营的必然性与相关条件》（《电视研究》2002年第2期）等文章先后刊出。这些评论者以观察员、理论家和实践者的身份借助学术论文化的表达方式，在广电管理行业政策产业化变革呼之欲出的关键年份，向媒体实践领域也向广电政府管理层表达着自己的话语诉求和问题意识。

2000年11月17日，国家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化发展试行工作的原则意见》（即广发办[2000]284号文件），明确了在保持宣传任务为中心不变的前提下，组建集多媒体、多渠道、多品种、多层性、多功能于一身的广电传媒集团的行业发展指导方针。同年底，全国第一家省级广播影视集团湖南电广传媒集团成立。第二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又联合下发了《关于转发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即中办发[2001]17号文件），正式明确了积极推进传媒集团化改革，组建大型新闻传媒集团的目标，并对组建广电集团的原则、体制、融资、运营目的等进行了全面明确地界定，该文件因而成为助推中国电视产业集团建设的里程碑。同年，国家广电总局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广播影视集团化改革的实施细则（试行）》（广发办字[2001]1452号文件），对广电集团的管理结构与运作制度、宣传任务与企业创收等方面进行了细则指导。

在此前后，随着中共中央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文化产业和其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内容，在两次会议形成的决议报告及相关文件中被多次提及。“完善文化主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事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第一次在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宏观层面上受到关注。200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即中办发[2003]21号文件），更进一步地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在21号文件的指导方针下，国家广电总局制定并了《广播影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及配套的相关文件，审核批复了浙江广电集团、山东广电总台、南京广电集团、厦门电视台、深圳电视台、中国电影集团公司、长春电影集团公司等7家试点单位的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审核批复了广东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和峨眉电影集团组建方案，将广电行业的集团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面推开。

在中央战略决策导引、业界实践探索和理论界观点争鸣三者的合力推动下，2003年12月，国家广电总局公布了《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分别从当前广播影视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发展广播影视产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发展广播影视产业的相关措施等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广播影视业改革与建设的产业思路。这也是国家广电管理系统高层对中国电视行业的产业化变革，所进行的第一次详细全面地阐述。《意见》分析了中国电视业目前的发展现状：电视台电台1900多座，电视节目2000多套，节目制作机构近900家，年产剧作1000多部10000余集，系统收入514亿元人民币；并进而指出，从1982年到现在，我国的电视媒体已基本实现了从依靠财政拨款生存到自收自支、自我营生的历史性转变。在《意见》中，“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按照广播影视产业的特性和规律，以发展为主题，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以依法管理为保障，以增强活力、壮大实力、提高竞争力，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目的”的产业化指导思想被明确提出。[1]围绕这一指导思想，电视产业化发展的基本原则、基本思路和重点内容及相关措施得到逐一阐释，这一文件的出台，也标志着我国电视产业发展思路和政策导向的最终明确。

二、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探索与争鸣

电视产业化发展政策的明朗和实践探索进程的加快，带动着电视资本运营理论研究的持续升温。1999年11月，《光明日报》在第五版“文化风云”栏目发表了刘志远的文章《影视资本市场亟待发展和规范》。在这篇篇幅不长的短论中，作者指出影视业作为“新兴产业”、“黄金产业”、“朝阳产业”，虽然发展潜力巨大，却由于资本市场发育不良、产品交易市场不完善、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因素，导致其发展状况难以令人满意。针对这一问题，文章分别从“运用市场经济规律发展我国影视业”、“发育资本市场，建立影视产业投资基金”、“完善影视产品交易市场体系，创造一流产品”、“组建影视产业集团，提高国际竞争力”等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了中国影视业资本运营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其中所提到的“缺乏市场经济意识”、“行政干预、封闭式运作”等，看法尖锐而又切中肯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影视业发展所面临的资本市场运营现状。文中所提倡的“形成产业规模”、“实行制作与播出分离”、“利用资本市场，合理配置影视产业资源，并通过有效地融资手段来推动中国影视业发展”、“充分发展人才的积极性”、“以资本为纽带，实行强强联合，组成强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影视产业集团”等[2]，都成为了以后电视产业改革和资本运营理论研究的重点方向与问题所在。

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广电集团化呼声的升高，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研究也迅速呈现出了深化、细化的发展趋势，并开始由单纯的理论研讨向实践运营层面过渡。该年度，《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在第3期上刊发了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的文章《深化改革开拓进取》。在文中，作为业界精英和代表人物的赵化勇，针对中央电视台的当下运营情况及未来发展前景，鲜明提出了“大力推进频道专业化进程”、“进行电视节目制作与播出分离的改革尝试”、“全面推进成本核算工作”、“推进建立以全员聘用制为核心的人事管理机制”、“加快建立‘第二经济支柱’（广告为第一支柱）”[3]的运营理念和整体变革策略。相比较之下，此处的电视资本运营实际已经扩及到了电视产业运营的方方面面，而不再仅仅只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资金”概念。由于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电视台的标杆作用和示范效果，它在电视资本经营理念上所提出的变革主张，也无疑地成为了全国各地方电视媒体效法的对象。

在同一期杂志上，还刊发了山东胶州广播电视局王政林、周建明的文章《广播电视产业经营的初步实践》，对电视媒体优化资源配置、推行集约化经营和引入竞争机制、改变用人制度、调整原有局台机构设置、实行制片人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评述。[4]此后，刘占华《开拓广播电视节目资料管理的新思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5期）、林涛《从资本整合到资本运营——关于广电集团化的一点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年第3期）、卜彦《电视产业金融资本的运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年第12期）、王刚健《成本预算与成本经营——电视产业发展的重要措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9期）等一批文章先后发表。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出发，推进并深化了电视产业运营中资本经营的研究工作。

其中，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李岚的文章《广电产业集团运营效率评估理论探讨》，结合广电行业2000年以来集团化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对电视媒体资本运营现状和其效益评估体系的建立进行了反思与构建。[5]这篇文章提出，应该从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实行有限财产责任、建立保障各方利益的分配机制等几个方面，对现有集团管理运营制度进行制度创新。在广电集团内部运作机制的效率评估上，她主张从经营模式及其运作、支出结构及其运作、收入预期及其运作等三个方面着手，进行严格评估。这一观点，是对2000年以来广电集团化浪潮建设中所出现的问题的深刻反思，也是对广电产业改革由速度型向稳健型转轨的恳切理论建议。文章还从产业链打造的角度，考量了中国广电集团市场价值的评价体系建设现状，并将电视媒体品牌的无形资产纳入到了评估体系的范围中来。这篇文章是中国电视产业化发展初期，就资本运营和体制监管进行深度剖析的，极富创设性的理论探索论文之一。

在电视产业进行资本运行理论探索的过程中，民营公司的出现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105号文件，在第10条中明确规定了以下内容：“鼓励、引导社会资本以股份制、民营等形式，兴办影视制作、放映、演艺、娱乐、发行、会展、中介服务等文化企业，并享受同国有文化企业同等待遇”[6]。次年8月，国家广电总局颁布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在第五条中明确肯定了社会组织和企事业机构可以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或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7]随着民营电视在产业格局中合法地位的正式确立，民营电视资本运营也成为整个产业理论研究中的受人关注的焦点内容之一，《中国民营电视公司现状报告》（李幸、汪继芳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解析中国民营电视》（陆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中国民营影视发展研究》（耿蕊著，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等专门以民营电视产业运营为研究对象的一批著作也随之问世。这些著作一方面应和着星美传媒、太合影视、浙江影视集团、贵州金天地广告节目有限公司等民营公司的快速发展情势，一方面也扣合着中国电视管理体制改革制作/播出分离浪潮的推进，在整体上促生了产业理念研讨多元化发展局面的形成。

这一时期，较早介入媒介资本运营研究领域的周鸿铎也先后出版了《传媒产业资本运营》（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出版）、《传媒经济导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出版）、《媒介产业制度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著作，对包括电视在内的中国媒介资本运营进行了系统化地研究。2006年，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推出了黎斌编著的《中国电视业资本运营系统分析》，该书在继承原有电视媒体资本运营理念的基础上，首次将系统模型、耗损结构、产业经济学框架引入到了中国电视传媒产业改革的理论研究中来。在对中国电视现状进行具体评估的基础上，《中国电视业资本运营系统分析》不但揭示了中国电视资本运营系统的演进特征，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电视传媒资本运营的整体推进、价值集成和风险控制等对策建议。

200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传媒资本运营》（谢耘耕著）则第一次对包括电视在内的中国传媒资本运营的现状和未来提出了相对完整的框架。作者运用经济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结合国际传媒资本运作的经验，对我国传媒的资本运营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分别就传媒资本运营的发展、传媒融资、传媒并购与反并购、并购后的整合、传媒收缩战略、传媒无形资本运营等方面等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在同时期的媒介资本管理著作中，具有着开拓性意义。次年7月，重庆广电集团总台台长李晓枫主编出版了《中国电视传媒资源整合》一书。围绕“传媒资本运营”这一重点主题，全书从理论框架、宏观层面、微观层面等视角出发，对我国电视业广播电视体制改革进行了深入地分析研究，并在“电视传媒资本运营”的理论构建、国外传媒经验借鉴和国内电视业的资源整合等层面提出了富有启发性和重要借鉴意义的理论建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体多元”产业格局及其经营思想的提出。围绕这两个问题，编者阐述了以播控环节为中心，向电信行业、图书及杂志市场寻求合作的综合化电视产业经营思路，并着意强调在在现有语境下推行“国资为体、资本多元”，“公益为本、经营为用”[8]运营理念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在较高的理论层次上总结了七年来中国电视资本运营和理论探索所取得的发展与进步。此外，这一时期涉及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著作还有曹鹏/王小伟主编的《媒介资本市场透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出版）、赵曙光/耿强合著的《媒介资本市场——应用导向的分析》（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严三九/黄飞珏著《媒介管理学概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赵曙光/张志安著《媒介资本市场案例分析》（华夏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这些著作也都在不同维度和不同层面，或专门论述或顺带提及，探讨了电视产业资本经营中的相关问题。

三、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与体制改革的理论反思

在电视资本运营的探讨中，2001年4月，中国证监会了新版《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在该文件的上市公司名册中，传播与文化产业被定为13个基本门类之一。隶属于这一门类的音像、出版、广播电视电影、艺术、信息传播业等5个大类，都被视为可以上市经营的各二级产业门类而名列其中。这个分类的出台，向中国广播电视业传递了三个重要信息：一是明确承认广播电影电视是一个经济产业门类，二是明确宣示了广播电影电视业可以上市经营，三是已经上市的广播电影电视电视可以放心大胆地经营。[9]其实这个文件的出台，和当时中央两办相关文件的精神是存在某些冲突之处的，一是在对待国外资金的态度上，二是在对待上市问题的态度上。这两个问题所反应出的，实际上也是广电行业推行集团化，实行产业改革后最终属性的判断问题，也即是“企业”还是“事业“的问题。其实，从1999年6月，全国第一家广播电视集团无锡广播电视集团成立算起，这个问题就一直是隐藏在产业化和集团化浪潮之后的软肋所在。这个问题或明或暗地始终制约着广播电视产业集团化的推进，也是向制约广电集团化更高层级和更稳健姿态发展的最大难题。同时，它也也是困扰研究者和批评者的最大问题和理论探讨的症结所在。

无锡广电集团在成立之时，实行的就是局机关和集团合一的运行体制，行政与业务混杂，事业与企业管理双轨并存。在无锡广电集团成立一年后，2000年年底，国家广电总局发文正式向全行业推行广电传媒集团化建设进程。从这时开始到2004年12月，广电总局叫停集团化浪潮，在五年时间内，中国先后成立了20余家广电传媒集团（包括电影，见下表）。所有这些广电集团，在各种力量的角逐中逐渐形成了局台合一、集团/台合一、独立事业法人、保留行政建制但无法人资格等各种各样的运营模式。这种状况的出现在事实上，形成了对广电体制改革效果的现实挑战。有学者敏锐地撰文指出了隐藏于这些乱象之后的原因，认为其一是电视作为媒介平台和广告平台，在经济利益公益属性二元对立状况下矛盾的市场定位，其二是作为广电管理部门在事业企业属性尚未最后理清并形成恰当处理方案的时候，就以行政手段促进了集团化浪潮的迅速推进，这些简单的叠加虽然促进了电视传媒“做大”的现象，但却并未产生化合作用，各组成成分之间的磨合成本超出了想象。“集团负责人头衔多了几个，党委书记、台长、管委会主任集于一身。从资产规模来看，确实是大了，但从内部来看，多数集团存在机构重复设置、人浮于事、效率不高、责任主体不清等问题。有的集团搞所谓有两个主题、一个板块（主体是集团，两个板块是事业板块、企业板块），部门两三套重叠设置，员工中间收入互相攀比，广告经营与节目公开，相互指责，如此这般的集团怎么能起到整合的效果？”[11]可谓见解深刻，一针见血，点中了广电集团化浪潮化乱象背后所隐藏的深刻的利害冲突和体制弊端。

2004年年底，广电总局宣布不再组建新的广播电视集团，并对已经组建的集团进行经营性资产的剥离，这一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管理层对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的反思与调整。随着这一决定的出台，北京市广播电视管理体制在2005年3月进行了结构调整。原北京广播影视集团所属的两台、音像资料馆和广播电视监测台等公益性单位划出，作为广播电视局下属的事业单位运营，而其宣传与干部人事管理工作，也交由市委宣传部和上级政府部门统一管理。对于全国已经成立的众多广电集团，广电总局提出若要保留单位的事业属性，就必须剥离集团内的经营性资产，并建议将集团更名为广播电视总台。在对以上情况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论者陈正荣在文章中指出在现有甚至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广电体制的产业化改革都将难以取得大的进展，从而进入集团化浪潮的“冷冻期”。其中的原因在于：一、电视台事业/产业的一体两栖功能很难断然分离；二、实际运营过程中节目和广告难以分离；三、于条块分割/分头管理，导致广电业管办在运营层面也难以分离。[12]正是由于以上这些难以彻底厘清的关系，迫使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不得不暂时放缓，甚至停顿一段时期。

中国广电产业化进程中的集团化现象，不但引发着大陆学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发了台湾研究者的学术兴趣。这其中，台湾政治大学赖祥蔚博士的学位论文《中国大陆广电集团的政治经济分析》（彭怀恩/关尚仁指导，2002）最值得关注。在这篇旨在研究中国广电集团形成动因的论文里，作者从全球经济和媒体产业发展趋势出发，结合中国的“入世”背景，探究了中国广电集团何以出现，以及政府层面为何提出集团化政策的原因。在作者看来，大陆广电集团的形成同西方媒体集团多出于市场自然形成的模式不同，它们受到的助力更多的是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合力，来自国家政治层面的主导性因素更多一些。这篇论文以政治经济学为切入口，结合经济学家Mosco的理论母数与结构化理论、发展国家论、新制度论等论述，对中国广电集团化进行了别具视角的分析。除了这篇博士论文外，赖祥蔚还先后发表了《湖南广电集团的政治经济分析》（《中国大陆研究》46卷第4期，2003/07）、《广东广电集团的政治经济分析》（台湾铭传大学“掌握学术新趋势接轨国际化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12/18），分别对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的成因和广东省组建广电集团的可能性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在结合实例具体分析的基础上，以结构化理论，分析了集团个体和整个广电行业结构之间变迁的相互影响，在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及娱乐化的审视维度上，分析深刻见解独到。此外，这一时期专门以广电集团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或博士论文还有王宇的《中国广电集团发展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博士论文，曹璐指导，2002）、虞国胜的《中国第一家广电集团的报告》（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及陈炜的《城市广电集团发展战略》（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等专门著作。

除了对集团化的理论反思，对同时推进的电视频道专业化，也有学者表示出了自己的担忧，复旦大学李良荣在文章中认为，从1996年开始的整个中国传媒业的重头戏就是结构调整与结构转型，其目的是使原来单一的传媒结构变得多元化，从而改变媒体的增长方式。可是，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这一状况似乎并没有出现。电视频道专业化不但没有带来电视的大发展，反而造成了新矛盾的不断涌现，不同频道同质化、专业频道大众化以及由过度竞争导致的成本高涨、收入下降等问题层出不穷。[13]另外一些学者则从公共领域和社会服务职能出发，对中国电视的产业变革进行了反思，认为由产业化所引发和暴露出来的问题远远不止经营层面，它还辐射渗透到了媒体文化的方方面面。《现代传播》与《新闻大学》开辟专栏，对公共电视问题进行了讨论争鸣。郭镇之、石长顺、谢勤亮等人都先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而也将电视产业改革的讨论由单纯的经营层面扩展深化到了思想文化领域。[14]

面对一片质疑之声，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电视经营与管理体制改革，仍应继续前行；并在对前一阶段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事分离、政企分离、制播分离”的鲜明观点。[15]现有集团事业/企业“一元体制，二元运作”模式，是很难产生真正地竞争的。“‘一元体制，二元运作’运行模式更适合作为一种媒体转型的过渡性制度安排，不应成为长期性运营模式的制度基础。……对于传媒集团的来说，必须意识到目前进行的重组也只是其发展进程的一个阶段，迟早都要学会在没有垄断特权庇护下的市场化生存。”此外，文章还对国有资产和产权清晰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如IPTV的经营问题、社会民营资本参与节目制作的问题、推动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的问题等。

对中国电视产业变革十年来所发生的理论争鸣与实践变革进行总结与回顾，我们不难发现，迄今为止人们还并未就产业化进程的理论进路与资本运营，形成一个统一、明确的改革结论，而这，也恰是制约今天电视产业体制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的阻力所在。

[注释]

[1]国家广电总局文件《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2003年12月30日），载《中国广播电视年鉴》（2004年卷）。

[2]刘志远：《影视资本市场亟待发展和规范》，载《光明日报》1999年11月25日第五版。

[3]赵化勇：《深化改革开拓进取》，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3期。

[4]王政林、周建明：《广播电视产业经营的初步实践》，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3期。

[5]李岚：《广电产业集团运营效率评估理论探讨》，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11期。

[6]国务院办公厅2003年第105号文件。

[7]国家广电总局2004年第34号令。

[8]李晓枫主编：《中国电视传媒资源整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253页。

[9]陆地：《资本市场与中国电视产业关系的转机》，载《南方电视学刊》2001年第4期。

[10]陈正荣：《集团之后，电体制向何处去？》，载《董事会》2007年第1期。

[11]同上。

[12]陈正荣：《集团之后，电体制向何处去？》，载《董事会》2007年第1期。

[13]李良荣：《从单元走向多元——中国传媒业的结构调整和结构转型》，载《新闻大学》2006年夏季号。

资本经营范文篇9

关键词：资本经营，超越，核心资本经营

一、资本经营的基本理论

资本经营，就是指资本的所有者或经营者以资本的一种或多种形态为运营对象，使之与其他生产要素相互组合，优化配置，将其投入某一产业或多个产业，进行有效的经营，以实现理想的盈利和价值增值的活动。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资本经营的目的是要获得理想的利润，并使资本增值。即首先必须获得利润，有利润才谈得上将其中部分利润或大部分利润转化为资本，从而使资本增值。增值了的资本才可能在更大规模上或更大范围中继续运营，使资本进一步壮大，这是资本经营的主体积极经营资本最根本的动力，也是资本经营的实质。

有的人把资本经营仅仅理解为货币经营或证券经营，实际上，这只是资本经营的一部分。从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到商品资本，再到更多的货币资本，这种生产经营，也属于资本经营。资本也是商品，具有商品的二重性。只不过资本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其特殊性就在于，资本的使用价值不像一般的商品使用后会磨损或消失，反而能够创造新的价值，带来价值的增值。资本经营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通过市场对资本进行买卖；另一方面是通过对资本的使用价值的使用，实现资本价值的增长。且后一种含义的资本经营是根本的或最终的资本价值的增值。

二、资本经营是对生产经营的超越

生产经营的使命就是要实现资本最大限度的增殖。若企业的组织管理等因素已调整到最佳水平，再提高资本的赢利能力，就必须调整资本的规模与结构。

在单纯的生产经营过程中，企业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本的规模和结构进行调整。例如，企业可以将留存收益转增资本来扩张资本规模并调整资本结构，马克思将这种资本扩张方式称之为资本积累。又如，企业可以通过流动负债，在短期内融入一部分社会资本，使企业的资本规模和结构得到一定的调整，经济学将流动负债行为排除在资本交易范畴之外而将其纳入货币市场。

然而所有这些方式对资本规模和结构调整都是缓慢的，小幅度的，不能从根本上适应企业技术进步，制度创新，规模扩张，结构调整等方面的要求，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筑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还没有铁路。”

总之，为了保持和增强资本赢利能力，企业必须要有能对资本的规模和结构进行迅速的大规模的调整的能力，但生产经营手段有限，企业无力对资本的经营规模和结构进行迅速的大规模的调整，这一手段和使命之间的矛盾在生产经营的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资本经营恰好超越了生产经营的局限，通过资本交易迅速地大规模地调整资本的规模和结构正是资本经营的基本功能。

三、国有企业的资本经营策略

从当前我国资本经营的实践来看，许多国有企业不同程度地开展了资本经营活动，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通过盘活存量资产、广泛筹资（包括股票等筹资、利用外资等）、拓展多种经济渠道和参加联营投资等等，转变了企业经营机制，解决了企业部分资金困难。特别是一些优势企业利用自己的无形资产投资，获得了较高的收益。但是，这仍属于初期阶段的一些低层次资本运作，或称资本经营，还没有发展到高层次的产权交易，没有进入核心资本经营。为了使资本经营全面、深入、高效地开展起来，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正确认识资本的属性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重新认识和把握资本运作。要充分认识到资本的本质在于增值，而增值的条件是流动。要积极探索资本的积聚、积累、裂变、扩张的有效途径，推动资本经营迈上新台阶。在资本经营和运作上，必须注意把握以下四个方面：

（1）资本经营必须服从企业经营观念。资本经营本身不是目的，只是促进企业发展的一种手段。不能出现“为兼并而兼并”、“为收购而收购”的盲目性不良情况。

（2）资本经营要服从企业的发展战略。不能看到一个厂子就想去收购、去兼并。收购过来干什么？兼并对自己有什么好处？要有目的和出路。

（3）资本经营必须按照市场规划进行，企业搞兼并及联合要从优化自身存量资产出发，借用别人已有的技术、市场和生产力来扩大自己。

（4）资本经营必须重视资产重组。企业在收购兼并另一企业后，要进行技术改造，注入新的管理模式和企业文化，使被兼并的企业最终与之融为一体。

2.加快资本市场建设，建立现代金融体系

由于当前我国的资本市场很不完善，极大地限制了企业的直接融资活动和产权交易活动，使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仍在低效率下进行。国企改革中国有资产必须流动，这种流动不能仅仅是实物性资产流动，国有资产如果要增值和保值必须采取证券形态，从证券市场上寻找新的资金来源。因此，完善资本市场不仅是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的客观要求，而且是开展资本经营的直接需要。另外，企业进行高层次的并购活动，离不开金融政策和金融手段的支持。

3.理清产权关系，加大资本重组力度

产权关系不清，是阻碍目前产权交易顺利开展的一个突出问题。因为产权界定含糊，就难以塑造企业并购市场的交易主体，使交易无法顺利进行。只有产权关系明确后，才能大大地降低交易成本，通过产权流动和资本经营，实现资产的价值型管理和优化重组。产权关系理清了，就要打破条块界限和所有制界限，按照资本流动和增值的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企业重组，优化增量投向，盘活现有存量，促进整体经济发展。

4.建立科学的资本经营机制

资本经营能获得较高的利润，但同时伴随着较大的经营风险，在操作上也有一定的难度。由于信息不对称，资本市场的规律不易被把握，建立科学的资本经营机制就显得无比重要。它是企业科学地规避和化解金融风险、提高资本经营效率和效益，使企业获得成功的特殊学问。资本经营机制包括四个基本组成部分，即风险机制、效率机制、调节机制和发展机制。建立科学的资本经营机制，有助于企业资本经营水平提高，并有利于资本经营环境改善。

参考文献：

[1]王珏.对资本经营的正确解读[J].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07,(01).

[2]张瑞云,崔茜,王建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中的难点分析[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08,(05).

[3]黄光阳,梁步腾,张琪.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问题的研究[J].中国总会计师,2008,(02).

[4]姜爱林,陈海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述评[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1).

[5]崔爱丽,耿明.国有资本收益收缴问题[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9,(13).

资本经营范文篇10

关键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公共预算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当前我国财政改革的一项重大课题，也是贯彻党的十六大关于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系列探讨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涵义及与公共预算的关系

（一）涵义

严格来讲，我们当前要建立的应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而非国有资产预算，因为国有资本和国有资产不同，国有资本也可称为经营性国有资产，特指处在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产，主要特征是具有盈利性而不是公益性，而国有资产则泛指国家所有的资产。目前，我国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出资人代表”管理的主要是国有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由财政部门管理，土地与其他资源性国有资产归各主管部门管理，因此作为公共财政框架下政府出资人管理企业国有资产与财务工作的结合点，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所有者职能、确保出资人到位的基本手段，当前需要的是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公共预算分离，而非将全部国有资产预算和公共预算分离。因此，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指反映政府出资人以资本所有者身份取得的收入和用于资本性支出的预算，即是对政府在一个财政年度内经营性国有资本收支活动进行价值管理和分配的工具，反映国有资本所有者与国有资本经营者之间的收益分配和再投资关系。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就是要通过计划，反映和监督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活动，以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与国有企业的根本性重组，确保国有资产的优化配置，并服务于政府的社会和经济管理的总体目标。

（二）公共预算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关系

一般来说，政府公共预算的编制和实施体现了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其分配主体是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分配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分配的手段主要是凭借政治权力经由非市场的渠道进行分配，分配的形式主要是税收，并安排各项具有公共需要性质的支出，其中包括经费性和公共投资性支出，其支出必须严格控制在税费收入的范围内，保持收支平衡。公共预算从性质上看是供给型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则体现政府的国有资本所有者职能，其分配主体是作为资本所有者代表的政府，它以国有资本的宏观经营并取得宏观经济效益为分配目的，以资本所有权为分配依据，并以竞争性市场为其活动范围，其收支内容基本上是围绕着对经营性国有资产进行价值管理和分配形成的，因而国有资本预算是经营型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基本目的在于划分政府的社会管理和资产所有者双重身份的不同属性和不同要求，实现政府公共预算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分离，把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征收的税收收入和作为资产所有者获得的资本经营收益，分别纳入公共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进行管理和使用，以期体现既有利于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又有利于深化国有资产管理和营运效率改革的目标。

因此，公共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预算体系，既各自独立又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从联系来说，两者之间存在着税收缴纳以及财政补贴和转移性收支的关系，国有资本经营的绩效必然影响公共预算收支，但国有资本金的性质决定了其追求经济效益、保值增值的特征，由此决定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须根据财务运行的规律，按照宏观财务预算的要求反映国有资本的经营过程及结果。

二、我国现阶段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客观必要性

长期以来，我国对国有资本经营收支没有单独编列预算和进行管理，而是与经常性预算收支一起，混收、混用、混管，这种作法无法体现出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与国有资产所有者两种职能及其两类收支活动的运行特征。如何尽快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以单独反映国有资本经营活动状况，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再投资的有计划进行，已成当务之急。因此，我国现阶段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现实意义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有利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的职能范围发生了较大的转换，国有企业日益成为独立参与市场活动的、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从而相应要求政企分开、政资分开。这种变化决定了国有企业与政府有着双重关系：一方面，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其对政府公共财政的贡献应同其他非国有企业一样，主要通过照章纳税来体现；另一方面，作为市场经营主体，其对投资者或产权人的贡献，应通过向出资人上缴投资收益来实现。由此决定了我国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是双重的。而政府预算作为反映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保障国家发挥其职能的工具，自然要随着政府职能的转换而进行相应的改进，使政府以不同身份行使的职能反映为预算上不同性质的收支，就是要分别建立公共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政府负责对企业实行有效的产权制约、引导和监控，维护国有资产的合法权益；企业按照国家有关国有资本与财务管理的规章制度，承担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法律责任。基于此，通过单独设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集中管理国有资本运营，特别是国有资本收益与再投资活动，有助于在预算制度方面，将国家作为国有资本所有者所拥有的权力与作为社会管理者所拥有的行政权力相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换与政企分开。

（二）有利于提高国有资产整体运营效益

党和国家提出的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支持发展混合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与制度创新等重大举措，已使我国国有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有企业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机制正在形成。国有资产正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同时增强财政对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重要骨干企业的投入，增强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支配地位，促进国民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引导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设立，有助于对国有资产实行资本经营，促进国有资产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充分流动与优化组合，最大限度提高国有资本的营运效率，发挥国有资本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骨干作用。此外，通过设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还有助于对财政投资按其不同性质实行分类管理，克服过去在建设性预算条件下，由于公益性投资与经营性投资不分而导致的财政对基础性设施投入不足问题，促进国有资产运营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

（三）有利于维护国有资产所有者权益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与政府职能的转变，国家逐渐将国有资产经营权交由企业行使，但由于相应的监督约束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在一些企业中出现了“所有者缺位”现象，如产权界定时存在产权代表不确定，产权交易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资产经营中所有者权益无保障等。为正确、全面体现依据国有资产所有权而形成的政府分配活动，保证国有资产所有者权益不受侵蚀，有必要通过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资产收益和产权变动等经营活动进行规范，以抑制国有资产的流失，维护国有资产所有者应有权益。

（四）有利于公共财政预算框架体系的建立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深入，逐步建立与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框架的任务更加明确和突出。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正是为完善公共财政预算体系，实现财政对国有资产的管理从计划、行政管理为主向市场化运作的产权营运为主的转变。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执行及决算的全过程监控，更有效地实行国有资产进退机制，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和优化升级。另外，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也是依法理财，体现政府预算透明、高效的需要。即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将国有资产收益及其再投资置于国家的制度框架及法律监控之下，从根本上规范其管理。同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通过人大监督，真正为社会公众行使国有资产经营情况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搭建起一个信息平台。应该明确的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政府预算框架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政府预算的完整性不仅不能因机构、预算的分立而被肢解，相反必须得到加强。

（五）有利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职能作用的发挥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国资委作为出资人，其职能主要是对国有资本进行监督管理，包括国有资本总量与结构的调控管理、国有资本的经营管理和产权管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国有资本经营的财务计划，反映了计划期内国有资本的经营目标，要按预算管理程序上报各级政府，并在经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产生法律效力，有利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职能的发挥和责任的明确。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

（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目的

开展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应当遵循确保重点、效益优先的原则，加强对收益及投资的管理，强化国有资本运营中的风险控制，促进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提高资产运营效率。为此，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要达到以下目的：1加强对国有资本的整体规划和调控，进一步规范国有资本管理、监督、营运主体之间的关系，实现国有资本收益的最大化；2进一步明确和落实国有资本出资人的收益权，完善收益分配的管理程序，维护国有资本出资者的合法权益；3强化国有资本营运的过程监控，反映国有资本经营过程、结果以及经营效率的财务信息，加强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的管理，提高资本营运质量；4形成一套既符合国有资本管理需要，又能体现国有资本运营机构内部规范化运作的制度及程序。

（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主体

目前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主体存在较大分歧。一种观点主张应由财政部门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理由是《预算法》规定政府预算的唯一编制主体是财政部门，而且企业的国有资产与政府的预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为维护政府预算的完整性，也要求由财政部门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各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是代表各级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负责监督管理企业国有资产的直属特设机构。这就决定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公共预算共同构成我国的政府预算体系。由于两种预算性质不同，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现的是国家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身份，因而建议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国资委编制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并与各级政府财政部门编制的公共预算共同形成政府预算。笔者认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主体不应拘泥于原有的模式，而应取决于该预算的编制目的和内容。如果明确了我们目前所要构建的是经营性国有资本预算而非整个国有资产预算，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有了，即应由国有资本的产权主体———国资委作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主体。

我国目前的国有资本监督管理体制可以称作“两级三层”模式，即建立中央和地方两级“国资委”，及国资委———授权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国有资本控股、参股公司三个层次。其中，国资委作为国有资本出资人的代表应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授权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应对国资委负责，因此，国资委和授权国有资产经营公司都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主体，而国有资本的参股、控股公司所编制的公司财务预算则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提供了数据基础。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内容

目前我国各类预算的编制格式主要采用政府预算报表格式，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是否仍简单地采用该格式则值得探讨。无疑，运用政府预算报表格式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能有效反映预算收支平衡情况，但其不足之处也很明显。首先，这种报表很难反映预算年度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其次，这种报表只反映当年国有资产增量情况，而无法反映历年国有资产存量的积累情况；再次，这种编制方式不便于正确反映预算收支性质，如国有资产产权转让与国有资产经营收入都作为预算收入列表，但其所反映的经济性质却截然不同，资产产权转让收入反映的只是国有资产由实物形态向价值形态的转变，以及价值形态的国有资产产权在不同的产权主体间的转移，国有资产总量并未增加，而资产经营收入反映的是我国资产总量的增值；最后，这种编制格式也无法反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宏观经济效益。而我们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目的主要在于了解经营性国有资产的收支、资产、负债、盈利及现金流动状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性国有资产的运营管理应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按照企业的预算模式进行，即通过建立以财务预算为核心的详细全面的预算体系来实施管理，通过财务报告及其指标体系来分析评价经营状况和经营成果，应更侧重于根据企业财务报告所传达的信息，而非简单的预算收支执行的情况，来对企业的经营效果进行评价。而要想达到以上目的，仅仅通过编制预算报表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它不能准确地提供财务信息和评价指标体系，不能客观地评价国有资本的运营质量和盈利状况。

因此，为更好地体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目的，我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内容应由年度的收支计划和要达到的预期盈利目标组成，即除采用政府预算报表反映当年的经营性国有资产收支情况外，还应采用企业会计报表形式综合反映经营性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以及运用附表及经营报告说明国有资产的经营绩效情况、财务状况的变动情况及重大事项的披露等，以使公众及时了解受托责任方的充分信息。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1收支预算部分，主要由国资委编制。包括：（1）一般收支项目。一般收入项目可分为三类：一是一般经营性收入。具体包括国有独资企业上缴的税后利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有股权应得的股利、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家作为出资者按照出资比例分得的红利、政府授权的投资部门或机构，以国有资产投资形式所取得的收益、各级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非经营性国有资产转为经营性国有资产上缴的收入等；二是国有资产出售与转让收入、国有企业的清算所得；三是公共预算转入资金，包括公共预算拨入的专项资金以及公共预算的结余。一般支出项目分为四类：一是一般经营性支出，包括注入和增加国家资本金支出、股份公司中国家股增资配股支出、对经营性大型工程建设投入、扶持国有企业优化资本结构和调整产业结构支出等；二是专项支出，包括科技三项费用支出、企业的挖潜改造支出、企业贷款财政贴息支出、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奖励基金支出等；三是国有资产监管部门的运行费用；四是对社会保障预算的补充支出等。（2）债务收支项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涉及经营性资本，在进行较大项目的投资时可以考虑以发行公债的方式筹措部分资金。与公共预算债务管理不同的是，这里不仅要考虑投资项目的社会效益，更要按照市场的运作方式，进行审慎的经济效益可行性分析，以确保投资项目本身的盈利能归还债务本息。但这里不应包括企业生产经营当中的自身融资行为。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也有必要充分利用银行贷款和企业债券收入等弥补自有资金不足，但这类微观经营活动与国有资本的宏观运营是不同的，因而不应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反映。

2财务会计报表部分。这部分应主要由授权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在公司本级和所辖的参、控股企业编制预算的基础上汇总编制，并上报国资委。包括：

（1）主表。主表应包括诸如现金收支预算表、非现金收支预算表和国有权益变动预算表等。现金收支预算表是对预算年度内预算单位可支配的现金及其等价物的流入和流出情况所做的预测；非现金收支预算表是对预算年度内预算单位以资产换资产等非货币性交易情况所做的预测；国有权益变动预算表是对预算年度内预算单位国有权益的增减变动情况所做的预测。

（2）附表。附表包括补充现金流量预算表、资产负债预算表、利润及利润分配预算表、投资预算表、投资收益预算表、融资预算表和管理费用预算表等。

（3）国有资产经营预算报告。国有资产经营预算草案报告是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机构向国资委反映其本级预算收支、年度发展及营运规划的规范性文件，也可称为编制说明书。应包括以下内容：预算年度内的主要工作任务、投资发展规划及国有资产营运规划；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依据；纳入预算编报范围的企业户数及有关财务指标；所处行业和主要产品情况；预算年度的主要经济指标，如预计利润总额、净资产利润率；投资、融资、收益收缴及分配情况；经营者管理情况，主要说明经营者年薪制的实施计划；对外投资计划；政府政策支持的情况等。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层次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坚持国家所有的前提下，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因此，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上，也应采取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别编制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做法，即由中央和地方国资管理部门分别对中央直属国有资本和地方所辖范围的国有资本编制预算，然后由国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汇总完成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以便国家权力机构了解国有资本的整体运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