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管理范文10篇

中国式管理范文篇1

一个神话故事到底对一个民族影响有多大？很多中国男孩小时候的理想是变成孙悟空，抓一把汗毛朝空中一吹就可以为所欲为；而很多老板的梦想是变成二郎神，睁开第三只眼睛，别人看不到的他都能看到。在公司内部，老板最想知道的莫过于下属在背后议论什么，为了能达到这个目的，老板必须打造自己的“第三只眼”。

下属呈上来的报告，或者正式会议上的意见，往往像小学合唱团里的指挥，有形式意义而无实际意义，不看也罢。而真正有价值的内容是老板的自己人从其他下属的窃窃私语中总结出来的。在每个项目组，除了项目经理以外还很可能有老板自己的耳目，这些人有的是老板自己主动安插的，有的是揣摸老板喜好的员工主动扮演的。

耳目制度有点类似于明朝的东厂西厂，这些东西厂人员都是由太监担任。为什么要启用太监呢？当时皇帝的想法是，太监是无根之人，有皇上有比较严重的依附心理，无亲无挂不容易形成朋党帮会。老板不是经常说“我的办公室的门永远是向大家敞开的”，其实那门后边，就是公司“太监”的招聘会。

而老板往往忽略了一点：太监出身的魏忠贤后来由于权柄过重，几乎力倾人主当上中国的无根皇帝。太监尚且能结党营私，何况我公司员工乎？在很多公司，耳目们的势力是绝对不可小视的。而且这种风气流传到了整个公司，各级领导都会有自己的耳目。所以一个刚到公司不久的员工往往会被热心人挤眼暗示其住口，因为那时候，在场的某某就是谁谁的人，不要当他的面说某些话。

北京慧嘉智业总裁张鼎昆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领导和下属之间的互相不信任造成的。老板和员工各自有自己的逻辑假设，老板假设员工是喜欢撒谎的；而员工假设老板听了实话是不会给自己的好果子吃的。这种不信任的理论依据是——防人之心不可无。中国文化传统提倡有防人之心，所以要求人们当面总是谨慎说话小心办事。其实老板又何尝喜欢听小报告呢，这种现象的形成主要是通过正常渠道难以听到下属的真实想法，大多数下属形成了会上不说会下乱说，当面拍胸脯背后挖祖坟的做事风格，这种信息沟通的不顺畅，让老板决策往往有偏差。

劣根之二制度是条狗

现代社会的人都喜欢养狗，因为人靠不住，只有狗对自己忠实，很多老板也很喜欢把身边的东西照这狗的标准来打扮，其中也包括自己制定的公司制度。在他看来，制度是条狗，只会咬别人，不会咬自己。

很多老板经常有点懊恼并且骄傲地说：“哎呀，我现在的思路太快，下边的人跟不上我的思路，每次都要我费力气解释。”老板既为下属的笨拙而忧虑，又为自己的超人想法而自得。其实下属并不是跟不上老板的思想，而是老板超越性的思维已经凌驾于公司的制度之上，而员工们的思路是在公司制度的条条框框之内，犹如古代带着枷锁的囚犯和不带枷锁的解送犯人的衙役。《水浒传》中押送林冲的董超和薛霸，一会儿用开水给林冲烫脚，一会儿趁林冲睡着把他绑在野猪林的大树上。那时候的林冲的思路又何尝能跟得上两位解差的思路呢？而解差们要打死林冲的时候，也曾向林冲解释，林冲却怎么也听不进去。但这并不能说明，解差是天才而林冲是笨蛋。

张鼎昆认为，不管是什么人都有置于制度之上横冲直闯的欲望。很多老板看到公司制度腐败，也经常会想到，改善监督机制，或更严格地执行制度，但从没有想到自己也是公司中的一员，作为公司的一员也应该遵守公司的制度。而这种不遵守，给下属作了楷模，这很可能是公司制度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改变这种状况其实是很难的，老板遵守不遵守制度有谁来监督呢？这主要要看老板的取舍。

劣根之三朕即天下

路易十四说：朕即天下。叔孙通为汉高祖刘邦制定了礼仪，原来粗简的朝见仪式，被制作得豪华而且繁复，当每个大臣由引导官带领在刘邦面前磕头的时候，这个曾经欲“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无赖说，现在我才体会到当皇帝的快乐。

也许成为皇帝一样的人是每个人的本能欲望，在中国公司的管理者中这一点表现得更加突出。很多中国公司的确是这样，老板的话是不能被抵触的，而且其中很多观点成了企业的教条。

普公司之下莫非王土，守土之宾莫非王臣。在这种环境下，老板经常会认为，员工的所得是出自于他的赏赐，而漠视员工的劳动价值。老板个人的喜好和厌恶，甚至能决定一个员工的被评价高低。由此会形成什么样的结果？那就是，越是会钻营和拍马屁、做表面功夫的人，越会得到老板的喜欢，所谓绩效考评都是扯淡，只要老板欣赏，土豆也能变金砖。

劣根之四庸人集团

民营企业的老板，开始创业时都是靠兄弟几个拚命拼出来的，当时的年代，没有制度，没有规定，大家凭着口传心受，凭着义气团结在一起。一群人中最德高望重、胆大心细的成为了“大哥”，一切由大哥当家，兄弟们商量着办，如果公司办得垮台了，或者直接发展成黑社会也就算了。如果走运的话，大哥的眼光比较独到抓住了机会，而公司越做越大，大哥变成了企业家而兄弟们又不能适应这种变化的时候，就是庸人集团形成的时候。

在很多公司，你会发现一些莫名奇妙的部门或者职位，他们的名称不但难以顾名思义而且简直是匪夷所思，这些人在大事上没有决策权，很多边缘的工作又懒得管，偶尔心情不好了还会跳出来向底层员工发发脾气显显威风。而在公司的大会上，这些人的地位排列并不低，而且工资待遇比谁都高。

这些人就是兄弟们退役后演变成的“庸人集团”，庸人集团的破坏力远远大于它的建设力。这是个非常喜欢回忆的部落，他们的关于过去的故事能讲得一次比一次精彩，心灵却一次比一次衰老。很多庸人集团只能用时间磨灭。而在很多国有企业里存在着的庸人集团，则是一些老员工，他们为公司辛苦了大半辈子，是属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那种的人。

对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家来说，如何恰当地安排“兄弟们”退位让贤，不致于引发人事地震，则相当能考验一个企业家的“中国式智慧”。

张鼎昆认为，义气和仁义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两杆秤，庸人集团的存在有它的必要性。老板默许甚至提倡庸人集团的存在，不是因为他没有注意到庸人集团浪费了多少资源，而是因为，他在效率和道德底线中选择了后者。如果一个老板否决了庸人集团存在的意义，虽然他在制度上是成功者，但他会在人们的心目中失去更多。他首先会被离去的庸人集团形容成残忍杀害驴子的豆腐房的掌柜，这种灰色传说的散布让现有的员工工作得灰心丧气，而且下一批将加入庸人集团的人也会因为出路被堵而兔死狐悲穷则思变，有的甚至铤而走险。由于这些原因，很多老板很愿意主动建立一个庸人集团，把自己塑造成忠义千秋的关二爷。劣根之五第22条军规

在很多公司文化中，都隐藏着这样的意思，员工“生是公司的人死是公司的鬼”。或者如同那第22条军规：“你要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公司，而你还能意识到自己，那说明你还没有全身心地投入。”

老板总是想管住员工的人，而且要管住他们的心。奉献精神是高尚的，但在市场经济下这种精神的提倡经常显得无厘头，或者蛮不讲理。在为国家和民族奉献的时候，人们会得到精神的慰籍，在公司里讲奉献总是师出无名。

员工的私人空间经常因为老板的一句话而显得无足轻重，经常性的加班会被老板认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中国企业过于推崇“牺牲型价值观”，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对立，聪明的老板会巧妙地让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统一——至少表面上这样，会提出类似“绝不让雷锋吃亏”这样的口号让员工更加死心塌地地效忠企业。

张鼎昆认为，中国的中医和西医不一样的地方是把病人看成一个整体，而西医是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中国传统的管理也是这样，不论员工的工作和生活，管理者总是把员工看成是一个完整的人而在整体上管理，所以不论是生活还是工作，管理者都视其在自己的管理范围之内。

劣根之六碰杯万岁

在年会上，最常用的一个词是“谢谢”，最常做的一个动作是碰杯，人们经常会因为杯中的液体是白水、雪碧还是白酒的追究而乐此不疲。领导先到各张餐桌敬酒，员工站起，轮流和领导碰杯，领导祝词，员工答谢，领导干杯，员工干杯；员工到领导桌敬酒，领导站起，轮流和领导碰杯，员工祝词，领导答谢，员工干杯，领导干杯。各级领导以此类推。

年会上，酒酣耳热之间，大家其乐融融，各种各样的矛盾是不是能因为这种仪式而化解呢？在管理上，一些糟糕的中国式管理也强调这种碰杯万岁式的好好先生式管理。但“好好先生”并非没有心眼，而是善于将杀人之剑运用于无形。如果管理者想辞退一位看不顺眼的员工，绝不会直截了当地告知，而是拐弯抹角地让员工自己意识到应该走人。

张鼎昆认为，形式是必要的。这种年会碰杯的形式很好地满足了中国人的面子心理。在这时候，领导可以和一般员工称兄道弟，斗争尖锐的部门之间可以互相说谢谢，道一声对不起，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能抵消一些内部矛盾的尖锐性。但更重要的是怎样去真正解决这些矛盾。中国人喜欢面子上过得去，年会就是为了模糊一下矛盾者的视线，不要把矛盾表面化。

劣根之七有罪推定

老板总会这样看待一个员工，你是懒惰的，你是自私的，如果你不承认，那你证明给我看。这种看法在中国的管理者中普遍流行，持有这种对员工看法的管理者，大概要占到总数的90%。这也正像中国传统的法律认定一样，先假定你有罪，然后由你举证来证明自己无罪。在管理学上有x轴、y轴理论，x轴代表人是勤奋的，在某种情况下会努力工作的；y轴代表人是懒惰的，在利益驱使下才会去干活。在中国管理者看来，对员工的这种评价几乎是一条y轴的平行线。

张鼎昆说：“我不能说，人性是善的，或者人性是恶的。每次我讲管理学课都会向管理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员工会不会主动有创造性地去完成工作而不需要利益的驱使。大多数人都持否定观点，而每次都有一两个人持肯定观点，我总希望让这些人上来讲讲。倒不是说我肯定人性是善良的，而是因为我总在寻找人们会主动积极地完成工作的这种临界状态。”

劣根之八运动了

中国最喜欢以运动的形式来完成任务，很多人欣赏运动时候的波澜壮阔和执行的效率。有的公司延续了这种中国古老的传统，经常在运动中求生存，比如“大干多少多少天，争取怎样怎样”的口号。

2002年7月，托普集团为了在自己的十周年庆典上喜上加喜，宣布在全国一次性招聘5000名软件工程师。在当时，国内员工总数能够超过5000人的软件企业还是比较少的，托普集团当时自身拥有的工程师队伍也只有2000人。招聘5000人的软件人员队伍打乱了原来托普集团固有的生产周期和培训成长周期。

国内某著名IT企业，在几年前推出了自认为很雄伟的3年计划，在这个计划中，这家企业的销售额自定为600亿，而在预计完成任务出现困难时就进行轻率的多元化，意图在形式上达到预期目标，结果使公司发展受到损失。

张鼎昆认为，运动是会达到一些比较高的效率，但这是一时的，不可能长久。运动的成功是以破坏系统的稳定性为代价，以制度为运动牺牲为代价。公司要发展，是要求有比较好的稳定性的，经常搞运动的公司会使公司运作风险加大。

劣根之九管理太极拳

中国人最善于打太极拳，其中比较高的境界是借力打力以柔克刚。太极拳可以用来养生，也可以用来防身。

授权，是每一个管理者都要做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公司要发展，就意味着公司要不断培养人才，培养人才首先第一步就要学会授权，如果不授权，所有的工作都是你一个人来做，那么公司永远不会有能够替代你位置的人。

授权是对风险的把握，要适当合理的授权，就要有承担风险的意识和责任。授权是适当的授权，就必须了解下属的能力。不能说将一项新的工作放手让新手去做，自己都没有搞清楚就授权，到时候再把这个责任推掉，这不能算是授权，而是推卸责任。但很多公司的管理者在工作中非常善于打太极拳，不管上级对他进行什么授权，他都能一层一层地把责任剥离出来再推出去，而把利益留下来。

劣根之十诸侯割据

人人都想当“头儿”，“不肯久居人下”是古代中国对有作为的人的赞美，这么富有英雄主义的话激励了无数叛匪揭竿而起。在公司里，不少人的理想也是这样，干多少年以后有了经验和资源就自己拉出一摊来干，或者干脆把自己所在的部门控制起来，让总公司针扎不透水泼不进，搞割据，建立独立王国。

中国式管理范文篇2

一个神话故事到底对一个民族影响有多大？很多中国男孩小时候的理想是变成孙悟空，抓一把汗毛朝空中一吹就可以为所欲为；而很多老板的梦想是变成二郎神，睁开第三只眼睛，别人看不到的他都能看到。在公司内部，老板最想知道的莫过于下属在背后议论什么，为了能达到这个目的，老板必须打造自己的“第三只眼”。

下属呈上来的报告，或者正式会议上的意见，往往像小学合唱团里的指挥，有形式意义而无实际意义，不看也罢。而真正有价值的内容是老板的自己人从其他下属的窃窃私语中总结出来的。在每个项目组，除了项目经理以外还很可能有老板自己的耳目，这些人有的是老板自己主动安插的，有的是揣摸老板喜好的员工主动扮演的。

耳目制度有点类似于明朝的东厂西厂，这些东西厂人员都是由太监担任。为什么要启用太监呢？当时皇帝的想法是，太监是无根之人，有皇上有比较严重的依附心理，无亲无挂不容易形成朋党帮会。老板不是经常说“我的办公室的门永远是向大家敞开的”，其实那门后边，就是公司“太监”的招聘会。

而老板往往忽略了一点：太监出身的魏忠贤后来由于权柄过重，几乎力倾人主当上中国的无根皇帝。太监尚且能结党营私，何况我公司员工乎？在很多公司，耳目们的势力是绝对不可小视的。而且这种风气流传到了整个公司，各级领导都会有自己的耳目。所以一个刚到公司不久的员工往往会被热心人挤眼暗示其住口，因为那时候，在场的某某就是谁谁的人，不要当他的面说某些话。

北京慧嘉智业总裁张鼎昆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领导和下属之间的互相不信任造成的。老板和员工各自有自己的逻辑假设，老板假设员工是喜欢撒谎的；而员工假设老板听了实话是不会给自己的好果子吃的。这种不信任的理论依据是——防人之心不可无。中国文化传统提倡有防人之心，所以要求人们当面总是谨慎说话小心办事。其实老板又何尝喜欢听小报告呢，这种现象的形成主要是通过正常渠道难以听到下属的真实想法，大多数下属形成了会上不说会下乱说，当面拍胸脯背后挖祖坟的做事风格，这种信息沟通的不顺畅，让老板决策往往有偏差。

劣根之二制度是条狗

现代社会的人都喜欢养狗，因为人靠不住，只有狗对自己忠实，很多老板也很喜欢把身边的东西照这狗的标准来打扮，其中也包括自己制定的公司制度。在他看来，制度是条狗，只会咬别人，不会咬自己。

很多老板经常有点懊恼并且骄傲地说：“哎呀，我现在的思路太快，下边的人跟不上我的思路，每次都要我费力气解释。”老板既为下属的笨拙而忧虑，又为自己的超人想法而自得。其实下属并不是跟不上老板的思想，而是老板超越性的思维已经凌驾于公司的制度之上，而员工们的思路是在公司制度的条条框框之内，犹如古代带着枷锁的囚犯和不带枷锁的解送犯人的衙役。《水浒传》中押送林冲的董超和薛霸，一会儿用开水给林冲烫脚，一会儿趁林冲睡着把他绑在野猪林的大树上。那时候的林冲的思路又何尝能跟得上两位解差的思路呢？而解差们要打死林冲的时候，也曾向林冲解释，林冲却怎么也听不进去。但这并不能说明，解差是天才而林冲是笨蛋。

张鼎昆认为，不管是什么人都有置于制度之上横冲直闯的欲望。很多老板看到公司制度腐败，也经常会想到，改善监督机制，或更严格地执行制度，但从没有想到自己也是公司中的一员，作为公司的一员也应该遵守公司的制度。而这种不遵守，给下属作了楷模，这很可能是公司制度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改变这种状况其实是很难的，老板遵守不遵守制度有谁来监督呢？这主要要看老板的取舍。

劣根之三朕即天下

路易十四说：朕即天下。叔孙通为汉高祖刘邦制定了礼仪，原来粗简的朝见仪式，被制作得豪华而且繁复，当每个大臣由引导官带领在刘邦面前磕头的时候，这个曾经欲“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无赖说，现在我才体会到当皇帝的快乐。

也许成为皇帝一样的人是每个人的本能欲望，在中国公司的管理者中这一点表现得更加突出。很多中国公司的确是这样，老板的话是不能被抵触的，而且其中很多观点成了企业的教条。

普公司之下莫非王土，守土之宾莫非王臣。在这种环境下，老板经常会认为，员工的所得是出自于他的赏赐，而漠视员工的劳动价值。老板个人的喜好和厌恶，甚至能决定一个员工的被评价高低。由此会形成什么样的结果？那就是，越是会钻营和拍马屁、做表面功夫的人，越会得到老板的喜欢，所谓绩效考评都是扯淡，只要老板欣赏，土豆也能变金砖。

劣根之四庸人集团

民营企业的老板，开始创业时都是靠兄弟几个拚命拼出来的，当时的年代，没有制度，没有规定，大家凭着口传心受，凭着义气团结在一起。一群人中最德高望重、胆大心细的成为了“大哥”，一切由大哥当家，兄弟们商量着办，如果公司办得垮台了，或者直接发展成黑社会也就算了。如果走运的话，大哥的眼光比较独到抓住了机会，而公司越做越大，大哥变成了企业家而兄弟们又不能适应这种变化的时候，就是庸人集团形成的时候。

在很多公司，你会发现一些莫名奇妙的部门或者职位，他们的名称不但难以顾名思义而且简直是匪夷所思，这些人在大事上没有决策权，很多边缘的工作又懒得管，偶尔心情不好了还会跳出来向底层员工发发脾气显显威风。而在公司的大会上，这些人的地位排列并不低，而且工资待遇比谁都高。

这些人就是兄弟们退役后演变成的“庸人集团”，庸人集团的破坏力远远大于它的建设力。这是个非常喜欢回忆的部落，他们的关于过去的故事能讲得一次比一次精彩，心灵却一次比一次衰老。很多庸人集团只能用时间磨灭。而在很多国有企业里存在着的庸人集团，则是一些老员工，他们为公司辛苦了大半辈子，是属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那种的人。

对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家来说，如何恰当地安排“兄弟们”退位让贤，不致于引发人事地震，则相当能考验一个企业家的“中国式智慧”。

张鼎昆认为，义气和仁义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两杆秤，庸人集团的存在有它的必要性。老板默许甚至提倡庸人集团的存在，不是因为他没有注意到庸人集团浪费了多少资源，而是因为，他在效率和道德底线中选择了后者。如果一个老板否决了庸人集团存在的意义，虽然他在制度上是成功者，但他会在人们的心目中失去更多。他首先会被离去的庸人集团形容成残忍杀害驴子的豆腐房的掌柜，这种灰色传说的散布让现有的员工工作得灰心丧气，而且下一批将加入庸人集团的人也会因为出路被堵而兔死狐悲穷则思变，有的甚至铤而走险。由于这些原因，很多老板很愿意主动建立一个庸人集团，把自己塑造成忠义千秋的关二爷。

劣根之五第22条军规

在很多公司文化中，都隐藏着这样的意思，员工“生是公司的人死是公司的鬼”。或者如同那第22条军规：“你要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公司，而你还能意识到自己，那说明你还没有全身心地投入。”

老板总是想管住员工的人，而且要管住他们的心。奉献精神是高尚的，但在市场经济下这种精神的提倡经常显得无厘头，或者蛮不讲理。在为国家和民族奉献的时候，人们会得到精神的慰籍，在公司里讲奉献总是师出无名。

员工的私人空间经常因为老板的一句话而显得无足轻重，经常性的加班会被老板认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中国企业过于推崇“牺牲型价值观”，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对立，聪明的老板会巧妙地让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统一——至少表面上这样，会提出类似“绝不让雷锋吃亏”这样的口号让员工更加死心塌地地效忠企业。

张鼎昆认为，中国的中医和西医不一样的地方是把病人看成一个整体，而西医是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中国传统的管理也是这样，不论员工的工作和生活，管理者总是把员工看成是一个完整的人而在整体上管理，所以不论是生活还是工作，管理者都视其在自己的管理范围之内。

劣根之六碰杯万岁

在年会上，最常用的一个词是“谢谢”，最常做的一个动作是碰杯，人们经常会因为杯中的液体是白水、雪碧还是白酒的追究而乐此不疲。领导先到各张餐桌敬酒，员工站起，轮流和领导碰杯，领导祝词，员工答谢，领导干杯，员工干杯；员工到领导桌敬酒，领导站起，轮流和领导碰杯，员工祝词，领导答谢，员工干杯，领导干杯。各级领导以此类推。

年会上，酒酣耳热之间，大家其乐融融，各种各样的矛盾是不是能因为这种仪式而化解呢？在管理上，一些糟糕的中国式管理也强调这种碰杯万岁式的好好先生式管理。但“好好先生”并非没有心眼，而是善于将杀人之剑运用于无形。如果管理者想辞退一位看不顺眼的员工，绝不会直截了当地告知，而是拐弯抹角地让员工自己意识到应该走人。

张鼎昆认为，形式是必要的。这种年会碰杯的形式很好地满足了中国人的面子心理。在这时候，领导可以和一般员工称兄道弟，斗争尖锐的部门之间可以互相说谢谢，道一声对不起，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能抵消一些内部矛盾的尖锐性。但更重要的是怎样去真正解决这些矛盾。中国人喜欢面子上过得去，年会就是为了模糊一下矛盾者的视线，不要把矛盾表面化。劣根之七有罪推定

老板总会这样看待一个员工，你是懒惰的，你是自私的，如果你不承认，那你证明给我看。这种看法在中国的管理者中普遍流行，持有这种对员工看法的管理者，大概要占到总数的90%。这也正像中国传统的法律认定一样，先假定你有罪，然后由你举证来证明自己无罪。在管理学上有x轴、y轴理论，x轴代表人是勤奋的，在某种情况下会努力工作的；y轴代表人是懒惰的，在利益驱使下才会去干活。在中国管理者看来，对员工的这种评价几乎是一条y轴的平行线。

张鼎昆说：“我不能说，人性是善的，或者人性是恶的。每次我讲管理学课都会向管理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员工会不会主动有创造性地去完成工作而不需要利益的驱使。大多数人都持否定观点，而每次都有一两个人持肯定观点，我总希望让这些人上来讲讲。倒不是说我肯定人性是善良的，而是因为我总在寻找人们会主动积极地完成工作的这种临界状态。”

劣根之八运动了

中国最喜欢以运动的形式来完成任务，很多人欣赏运动时候的波澜壮阔和执行的效率。有的公司延续了这种中国古老的传统，经常在运动中求生存，比如“大干多少多少天，争取怎样怎样”的口号。

2002年7月，托普集团为了在自己的十周年庆典上喜上加喜，宣布在全国一次性招聘5000名软件工程师。在当时，国内员工总数能够超过5000人的软件企业还是比较少的，托普集团当时自身拥有的工程师队伍也只有2000人。招聘5000人的软件人员队伍打乱了原来托普集团固有的生产周期和培训成长周期。

国内某著名IT企业，在几年前推出了自认为很雄伟的3年计划，在这个计划中，这家企业的销售额自定为600亿，而在预计完成任务出现困难时就进行轻率的多元化，意图在形式上达到预期目标，结果使公司发展受到损失。

张鼎昆认为，运动是会达到一些比较高的效率，但这是一时的，不可能长久。运动的成功是以破坏系统的稳定性为代价，以制度为运动牺牲为代价。公司要发展，是要求有比较好的稳定性的，经常搞运动的公司会使公司运作风险加大。

劣根之九管理太极拳

中国人最善于打太极拳，其中比较高的境界是借力打力以柔克刚。太极拳可以用来养生，也可以用来防身。

授权，是每一个管理者都要做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公司要发展，就意味着公司要不断培养人才，培养人才首先第一步就要学会授权，如果不授权，所有的工作都是你一个人来做，那么公司永远不会有能够替代你位置的人。

授权是对风险的把握，要适当合理的授权，就要有承担风险的意识和责任。授权是适当的授权，就必须了解下属的能力。不能说将一项新的工作放手让新手去做，自己都没有搞清楚就授权，到时候再把这个责任推掉，这不能算是授权，而是推卸责任。但很多公司的管理者在工作中非常善于打太极拳，不管上级对他进行什么授权，他都能一层一层地把责任剥离出来再推出去，而把利益留下来。

劣根之十诸侯割据

人人都想当“头儿”，“不肯久居人下”是古代中国对有作为的人的赞美，这么富有英雄主义的话激励了无数叛匪揭竿而起。在公司里，不少人的理想也是这样，干多少年以后有了经验和资源就自己拉出一摊来干，或者干脆把自己所在的部门控制起来，让总公司针扎不透水泼不进，搞割据，建立独立王国。

中国式管理范文篇3

关键词：企业文化传统文化中国式管理

一个企业想长期成功要靠好的企业文化。然而众多的企业文化管理理论都源自西方，一些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如何进行中国企业文化管理，如何把企业文化理论本土化，这是摆在中国企业界的一个现实问题。

一、中国企业文化的特征

随着中国企业的崛起，“中国管理”、“中国式管理”成为管理界的新名词。曾仕强教授在《中国式管理》一书中认为，中国式管理一直是存在的，大家都在用，但身处其中，习以为常便不觉其存在。中国式管理更多的是一种管理哲学，换句话说，中国式管理是一种管理文化。中国企业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具体化，要理解中国企业文化的特征，必先寻找其根源——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特征。

中国人的种种习俗、制度、处事的方式都深深的打上了这样两个烙印：“家”和“面子”。同时这两个概念在现实中也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对“家”的重视和对“面子”的重视可以说是中国人文化心理的根本特征。

1、“家”的观念

中国人有着极为浓厚的认祖归宗意识以及极强的“家”观念，这是我国的历史文化方面的基本国情，这种观念使得中华儿女无论去往何处心中都永远装着故土，这种观念还使得中国人看到“家”字便倍感亲切，产生心理归属。

然而这种对“家”重视的观念却并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是个中性词。对这种观念进行积极的引导，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必能大大地凝聚人心。同样，这种“家”的观念同样会滋生各种不良的个人及组织行为。

首先是缺乏公共观念。人们都对家有很强烈的认同感，但对于家之外的东西则认为与自己是不相干的。中国人普遍存在“各人自扫门前雪，勿管他人瓦上霜”的观念，事实上，个人的这种观念也是无可非议的，但在生活中这种观念则演化为了一种“私”，甚至有人说中国没有“公民”，只有“私民”。在企业中，员工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公家事务的漠视，甚至认为“公家的”就是大家都可以拿的——拿掉“大家”为小家。

其次是容易形成小圈子。以家为基础的等差伦理关系延伸开来，就容易形成各种小圈子、小集体。同家的观念一样，人们可以将某个小团体（血缘关系结合、地缘关系结合或是其他方式而结合）视为“圈内人”，对于圈内与圈外则分得很清楚。“圈内人”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另一种形式的“家”，“圈内人”为了圈内人的利益而不惜损害大集体的利益，甚至为了圈内人的利益而不择手段，但这种行为却为圈内其他人所支持与赞同。这类似于西方管理学说中的“非正式组织”。

2、“面子”问题

中国人有句话叫做“死要面子活受罪”，这话一点没错。林语堂说：中国人的脸，不但可以洗，可以刮，并且可以丢，可以赏，可以争，可以留。有时好像争脸是人生第一要义，甚至倾家荡产为之，也不为过。真是一语道破中国人对“脸”和“面”重视程度。

生活中很多现象都是因为一个“面子”问题，都可以用“面子”来解释。众所周知，中国人处理事情讲究一个“人情”、“关系”。将中国人的“面子”情结延伸，就能看到中国人更多层面的文化心理特征。

①顾全面子的习性

中国人好面子的习性可以追溯到儒家学派形成之时，从古至今几千年的积淀，这种好面子的习性已经深深的扎根于每一个中国人的观念当中。

生活中，人们只有互相给面子才有继续交往下去的可能。在公司里，即使上司在公共场合犯了错误，下属也不会当众揭领导的丑，而是事后再通过其他的方式委婉地向领导提醒。领导心知肚明，对于这样给面子的下属，自然也要给足下属的面子，这样的下属更容易受领导重用。

②中庸之道

黄河哺育了华夏文明，也造就了中国人的水文化——像水一般随机应变，说难听就是见风使舵。合理的察言观色，加上合理的因应而变，便是我们常说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在现代社会通常被理解为“不左不右而取其中”，事实上这并不是中庸之道的本意。朱熹曾经说过：无一事不合理，才是中庸。中庸主义事实上就是合理主义，而且是大家都达到合理的状态，即在一个系统中，没有不合理的才是中庸。这也就是西方管理思想中的“帕累托最优”原理，即在某个状态下，不存在使一个变量变优而使其他变量变糟的情况。

③“差不多”哲学

生活中，解决问题时我们总是说“差不多”就行了。就是说，不要把事情分得那么清楚，还是顾及彼此的面子为重。

“差不多”哲学与太极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太极八卦图上可以看出，太极不是简单的一分为二，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承袭太极思维法则，中国式管理常是把二当作三，而不是西方管理中的一分为二。中国式管理把人分为三类，老板是管理者，员工是被管理者，而介于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干部，则一方面是管理者，一方面是被管理者。中国式管理把解决问题的状态分为三类，在“解决”与“不解决”之间还有一个“化解”，这个化解的状态就是所谓的“差不多”地带。

④报喜不报忧

报喜不报忧其根本也是在“面子”上，报喜也就是为了大家都有面子，报忧的结果是彼此都没有面子了。生活中也是如此，大家都喜欢挑好话说，说的人高兴，听的人也高兴，大家都好，何乐而不为呢？

下属向上级报告情况时，基本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即使发现了问题，大家也不喜欢拿到台面上来讲，而是尽量在私底下把问题解决掉，可能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心里都有数，但是都不讲出来。中国人就是这样，高调的夸奖，低调的处理问题。

每个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这些心理，大概只是程度多少的问题。中国企业文化是中国人心理文化的延伸，这些特征渗透在中国企业文化的每个角落，最终成为中国企业的企业文化特征。

二、中国式企业文化管理的策略建议

中国式管理哲学具有很大的弹性，面对复杂的情况，能适应快速变迁的环境。扬长避短，笔者认为可从以下方面进行努力：

1、尊重员工的“家”

中国人都对家有强烈的认同感，当这种认同感得到理解与认同时，员工得到心理上的激励，相反，当这种认同感被强制抹杀，势必挫伤员工的积极性。所以企业管理者对员工的家应当有足够的重视和尊重，只有企业把员工的家当做自己的家，员工才会把企业当自己的家。

管理者应当尽量了解员工的困难，帮助员工解决家庭、生活中的困难，这将大大地激励员工，员工也才会对企业做出最大的贡献。比如海尔有一个“排忧解难”小组，专门为员工排忧解难，获得员工的一致好评，也换来了员工对海尔的忠诚。

2、引导“小家”成“大家”

人们对公共事务的漠视，其原因就在于公共事务似乎于我无关。要打破这种“私”的、“小圈子”的观念，就必要把员工“家”的概念移植到企业中来。

众所周知，日本企业的三大特征是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工会制度，其精髓就在于将日本文化中家的概念通过这些制度移植到企业中，员工爱厂如家，企业的兴衰荣辱与个人的成败得失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这样的企业还怕没有竞争力吗？

3、既要“明”，更要“暗”

“明”就是必须要做的表面功夫，但是更深的“暗”功夫却是在后面，如果浮于表面，结果是事情往往难以解决。曾仕强在《中国式管理》中提到，中国企业的会议最好是采用3:1:3的形式。就是说如果会议要开1个小时，那么会前最好要做3个小时的准备，会后再做3个小时的沟通，事情才能圆满的解决。因为在会议上，大家是面对面的，各个部门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又谁也不愿得罪别人，会议上难以获得每个人真实的想法，也难以取得解决问题的方案。这就需要把功夫放在“暗”处，会前会后需有足够的沟通，而在会外的沟通就不会像在会议上那样难堪，彼此都能表达真实想法，在总经理协调下，最终才能获得理想的方案。

4、努力“安人”

成功的企业文化必定是能够安人的企业文化。具体而言就是对内要安定员工，对外要安定客户。

安定员工，就是要建立合理的管理制度，确立人与人、事与事，以及人与事之间的规范，采用人性化管理，依“情、理、法”的结构，先由情入理，不得已才翻脸无情，依法办理。比如海尔讲究对员工要“三心换一心”：解决疾苦要热心，批评错误要诚心，做思想工作要知心，用这三心换来职工对企业的铁心。

安定客户，就是要合理承担社会责任（包括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实施有效的管理，以增进各界人士的信心，提供诚实的榜样，诚信地面对消费大众。很多人买中药都喜欢买北京同仁堂的产品，原因何在？因为同仁堂有可信度，让顾客放心。三百多年来，同仁堂一直都在推崇它的创始人乐显扬提出的一句话：“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5、领导者重视以身作则

中国式管理范文篇4

1.1《中国式管理》简介。《中国式管理》一书由台湾著名教授曾仕强所著，2003年9月第1版，2006年1月第2版，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曾仕强教授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广中国式管理。“中国式管理”是指以中国管理哲学来妥善运用西方现代管理科学，并充分考虑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以及心理行为特性，以达成更为良好的管理效果。“中国式管理”其实就是情理法相互融合的管理，其核心观点是修己安人。

1.2《中国式管理》批判。在中国经济尚未高度发达的今天，要提出“中国式管理”需要一番勇气，显然当前的中国管理科学尚不成熟。但试想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要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科学，所以这一命题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大家关注和热议。曾教授说：“中国式管理原来只不过是中国式管理哲学，并没有发展出一套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管理的管理科学。这本《中国式管理》，当然不能够凭空捏造出中国式的管理科学，却不得不用心探讨中国管理哲学。”也正因为当前“中国式管理”的不成熟，招来了大家的批判甚至谩骂，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式管理”理论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脱离。众多的企业家和管理学者对“中国式管理”的争议与批判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1）缺乏实践基础，缺乏有说服力的案例，不能支撑“中国式管理”理论；（2）中国式管理的本质根植于传统文化，话语意义空洞、模糊，逻辑结构不严谨，哲学观点实用性很小、操作性不强，难以适应现代社会，不解决实际问题；（3）对西方文化和管理哲学的态度有失偏颇。中国式管理夸大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忽视了孕育西方管理科学的西方管理哲学。

1.3《中国式管理》积极意义。正如黑格尔的一句名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中国式管理”有其合理性，才会引起大家争议。“中国式管理”本质是中国管理哲学，其贡献主要在管理思想、管理观念方面。曾仕强说：“以中国管理哲学，来妥善运用现代管理科学，就是我们心目中真正的中国式管理，目的只有一个，在于用得有效。”如：（1）管理是修己安人的历程，修己安人是“中国式管理”的核心价值观。修己安人指管理者只有提高自己的修养，才能使被管理者安宁。修己是修造自己，要自觉、自律、自主；（2）把二看成三，运用好二合一的灰色地带，有所为有所不为，适当运用中庸之道，寓人治于法治，法、理、情兼顾并重；（3）“中国式管理”的三大主轴是以人为主，因道结合，依“理”而变，以人为主即谋事在人、事在人为，因道结合即志同道合、团队合作，依“理”而变即依据事理的发展、变化而合理解决；（4）“中国式管理”也强调计划、执行、考核、沟通、领导、激励等管理哲学。

2、“中国式管理”哲学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比照“中国式管理”的本质是强调人治，人治的核心关键词主要是修己、中庸、无为、合理等，它对“人”（即管理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求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育人的主体是教师，大学生的成长成才要依靠教师的教育、引导，教师要做大学生的知心朋友和人生导师，要把学生培养成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更是肩负使命、责任重大。这与“中国式管理”的人治有许多相似之处。

2.1“中国式管理”哲学的核心是修己安人。修己安人出自《论语》：“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意为不足）诸！’”其原意是提高自身修养，使人民安乐。这里“修己”与高校“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以及杯水与桶水关系的教师队伍建设要求是相似的，即只有提高教师修养，才能使大学生学有所成；“安人”和以育人和人才培养为本高校教育理念也是一致的。

2.2“中国式管理”的“三分法”、中庸合理思想与高校柔性化管理思想是相契合的。企业管理和高校教育指向的都是人，高校对大学生的教育不能以好、差来区分，教育学生既要肯定他们的优点又要指出缺点，要不愠不火、讲究耐心，要讲究和谐，还要讲点中庸之道。

2.3“中国式管理”重视树状的组织精神，树根、树干、枝叶分工明确、相互合作，相互关系呈现纵横交错的现象，三者只有统筹协调、各尽其责，才能开花结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党委是树根，思政干部是树干，辅导员、班主任等思政工作一线人员则是枝叶，树根提供方向和智慧，树干重在执行与管理，枝叶重在落实与践行，他们的统一协调、相互合作则决定了人才培养的思想素质。

2.4中国式管理推求情理法的互融与高校“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思想教育要求及制度管理相通。情居开端，法居末端，理则居中，情与法都为讲理服务。思想政治教育也应将教师情感关爱放在第一位，然后再教给大学生科学道理、人生哲理、职业要求等，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制度管理与纪律处分只是讲理的辅助手段。

3、“中国式管理”哲学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借鉴高校尤其是民办高校的思政队伍建设融入了较多的西方管理理论，如系统思考、团队合作、文化管理、权变管理、执行力管理等，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大学生毕竟根植于中国文化背景，学习和借鉴“中国式管理”哲学，能带给我们思考、启迪我们智慧，可以进一步观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的合理性和创新性。

3.1思政工作者修己才能安人，因为安人，所以必先修己。“修”意为修炼、修造，一个出色的思政工作者必须要有“修”的概念，要有高尚的内心，要完善自己的心智模式，要长期坚持做，要有坚强的毅力，要不断积累经验，要有科学的态度，做事要思量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严密的逻辑过程。思政工作者在思想教育的理论基础、工作实践、科学研究等各方面要不断进步、突破，同时也要加强师德师风的修炼。思政工作者在如何安人即如何教育学生方面，要注重建立亦师亦友的关系，要注重心灵火花的碰撞，要以高尚的修为和人格魅力影响学生，要有全过程育人的系统思考。

3.2用三分法来比照思政工作的柔性化管理。开展思想教育工作要外圆内方、柔中带刚、适度地讲点中庸之道、有所为有所不为，把“人治”放在第一位。学生需要在不断的纠错与经验的积累中成长，刚性的批评和制度惩罚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看待学生不能只以二分法的好坏来区分，对好学生要剖析不足，对犯规学生要挖掘亮点，要允许学生不是故意的犯错。教育学生不仅要告诉他们什么是正确的，也要教会他们如何做的正确的方法，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育学生还要注重师生关系、学生人际关系的和谐，关系和谐了，心态平稳了，事情就能做好。

中国式管理范文篇5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

现代化是人类生产实践和社会转型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历史因素、阶级基础、资源禀赋、文化传统和人口规模等因素影响，不同国家和民族选择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也在现代化探索和实践中创造了不同的文明样态。[1]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和文明意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2]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社会主义的文明因子，更具有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中国式现代化扎根中国大地，传承发展了中华文明，又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和价值取向，复兴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的创新发展，又为创造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贡献。因此，从发展和创新文明的视域出发，以中华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整体架构，能够为我们深入认识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视野。正如丰子义指出的，从文明高度看待中国式现代化，既体现了党的理论自觉，又利于理解、把握中国道路，有助于顺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发展世界文明。[3]

一、文明传承：中国式现代化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文明

“脚踏中华大地，传承中华文明”[4]68。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中华大地，使其具有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中国式现代化在继承、创新和发展中华文明的基础上锚定了现代化的真正主体和推动力量，将共同富裕作为奋斗目标，还解决了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一）以民为本：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文明为基础探索现代化理论，并将中华文明进行现代性转化，解决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基础理论问题，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范式。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启首要解决的是“依靠谁”的主体性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5]“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6]等民本思想，突出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中的主体地位，这些思想的现代性启发就在于依靠人民群众推动现代化建设，人民群众是现代化的建设主体和推动力量。而《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提出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7]以及《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指出的“国以民为本，强由民力，财由民出。夫民殷国弱，民瘠国强者，未之有也。”[8]等治国智慧则为中国式现代化解决其发展动力问题提供思想资源，那就是聚众人之力和众人之智发展现代化，将中国的巨大人口体量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和智力优势，集中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这些丰富的民本思想，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和建设中逐渐发展和丰富，并集中凝练为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因为在现代化进程中，“人民群众以主力军身份既推动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相适应，又影响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及社会形态的更替，显示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重要地位。”[9]中国式现代化还解决了现代化成果由谁共享的问题。中华民族向来追求“小康”的美好理想，把“天下为公”“天下大同”作为价值追求。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华文明为理论滋养，创造性地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共同富裕”和“中国梦”等丰富思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性和阶段性，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在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推进、拓展，其成果也由全体人民共享，而不是为少数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所占有。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人民性，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和推进又坚持人民性的价值取向，既依靠人民群众推动现代化建设，又保障人民群众享有现代化发展成果，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开辟和拓展的基础逻辑.

（二）天下为公：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以富裕为共同目标，然而由于生产方式和社会性质的差异，各国现代化富裕的实现程度和覆盖面都具有差异。在私有制框架下运行的西方现代化，始终以资本为轴心，它所实现的富裕只能是少数资本家或利益集团的富裕，部分社会群体始终在贫困线挣扎。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托马斯·皮凯蒂考察了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状况，用详实数据证明了三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的事实，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化的社会现实。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私人财富持续扩张、财富鸿沟不断扩大，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少数人的持续富裕和多数人的贫困积累同时发生，共同富裕难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以资本为中轴的西方现代化，把人置于现代化发展的核心地位，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重要目标，克服西方现代化贫富分化的窠臼。中国自古以来就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美好愿望。中国古代“以富邦国，以养万民，以生百物”[10]“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11]“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12]等富民富国思想，是古代传统社会的治国方略。这些藏富于民、改善民生的重要思想绵延至今，为中国共产党所传承和弘扬，并发展为共同富裕理论。我们可以知悉，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使农民“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13]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14]110-111[2]等思想，都表明了发展社会主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把消除贫困和实现共同富裕作为重要任务。质言之，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奋斗目标，是对中华文明富国富民思想的深刻认识，是对中国共产党践行共同富裕理论的深刻把握，开辟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贫富分化的文明路向，那就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和推进共同富裕。

（三）天人合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马克思曾肯定地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5]36说明西方现代化推动世界生产力的发展。然而西方现代化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推动，受到资本扩张逻辑影响，将自然界作为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因此西方现代化带来的是生产力发展和生态环境破坏的双重结果。西方现代化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下，人类掠夺和破坏自然，自然反噬人类、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僵化、对立。与西方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的是开发与保护同时并举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这一现代化发展理念的形成，既是对西方现代化和中国本身发展面临生态困境的深刻反思，也是对中华文明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性思考和现代性运用。从历史坐标进行考察，中国古代先贤们早已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升至哲学高度进行思考和论证。董仲舒从人的情绪情感出发论证“天人相副”的观点，即“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16]指出人与天的共通性；张载从人性出发，论证人性与天理相融通，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程颢、程颐则从“理”的高度，论证“天人无间”的思想，指出人与天的彻底合一，即“除了身只是理，便说合天人。”[17]对于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重要命题，张岱年先生将其总结为：“天人合一即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亦即认为人与自然界不是敌对的关系，而是具有不可割裂的联系。”[18]中华文明除了强调“天人合一”之外，还讲究“道法自然”，主张人们的生产活动遵守自然运行规律，根据节气和时令进行农业生产，不得违背农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2]，与中华文明“道法自然”的哲学智慧一脉相承。中华文明还强调“仁民爱物”，主张治理国家要坚持关心人民与关照自然相统一，把自然作为人类伦理关怀的对象，在自然领域践行人道主义，把自然视为有生命的存在、将自然看作人类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张载指出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19]对此，人与自然命运与共，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注重构建两者的和谐关系。概言之，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蕴含了中华文明的独特基因，是对“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仁民爱物”等思想观念的传承与现代性发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中华文明生态智慧的创造性发展与现代性运用。

二、文明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文明

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辟和拓展符合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从普遍性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坐标，遵循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而从特殊性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中国场域”发展社会主义文明，描绘了社会主义文明的美好前景。

（一）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

“文明是实践的事情”[21]97。现代化的开启和推进建立在物质生产实践变革基础之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5]592人类社会的发展遵循这一总体趋向，那就是社会形态的变革随生产力的变革而发生。社会主义从人类历史长河中走来，必然带有人类社会发展的总特征，那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开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并推动生产方式不断变革。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但不排除其自身的特殊性。在唯物史观视域下，人类社会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体，各国客观条件和历史因素不同，决定了发展成果为人民群众享有。

（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23]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开辟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主要任务。从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来看，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各个阶级和阶层都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和发展现代化贡献了实践方案，这一过程历经学习西方器物、制度和思想观念的历史性探索，使中华民族逐渐加深对现代化的认识与理解。但是这些重要探索，都未能真正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原因之一是未能把握历史发展和现代化事业的主体和动力。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构建起广泛统一战线，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和发展凝聚力量，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不再依赖某个阶级或某个群体单独推动，而是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中推进共同富裕。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首要的是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不等于贫穷、不等于平均主义，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达到共同富裕[14]373。中国式现代化要坚持公有制和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则，如果中国发展的现代化带来的是少数人占有现代化发展成果和贫富分化，那中国式现代化就失败了。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人口规模巨大等实际，把缩小贫富差距作为任务，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又通过实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等发展战略，为实现共同富裕保驾护航。从现今中国的发展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并没有失败，而是由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从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以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为重要任务。促进经济发展关键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成为解放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重大创举。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4]370要破除社会主义只能发展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只能发展市场经济的错误认识，“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4148-149引进市场经济的现代化管理模式和科技手段，为我国发展经济而服务。加之政府的有效调控，使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框架下运行，保证市场经济发展成果为人民群众享有。

（三）中国式现代化描绘社会主义文明美好前景

人类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历经五百年时间，经历了“空想”到“科学”的飞跃。社会主义文明也随着人类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迎来“高光”时刻或陷入“低潮”。社会主义文明的真正发展经历了由“苏联场域”到“中国场域”的转换。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现实。苏联曾在工业发展和军事装备等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社会主义文明在苏联兴盛。但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陷入低潮，社会主义文明陷入困境。如何复兴社会主义文明成为中国的重要任务。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14]346中国共产党在选择社会主义之后，就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不动摇，又通过完成不同历史时期任务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文明在中国的发展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而展开，呈现出阶段性和渐进性特征。从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到建设社会主义到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再到新时代的战略部署，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为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政治前提、制度基础、物质保障和战略支撑。从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来看，无论是谋求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还是进行制度变革、或是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都围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而进行。因此，党的工作任务和战略部署因时而变、因势而变，但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始终不变，为社会主义文明在中国发展提供了方向保证。并且通过长期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中国在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文化思想、生态建设、对外交往、航天航空、科学技术、国防外交等多个领域取得突出成就，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社会主义文明在中国迸发生机活力，强有力地宣告“社会主义崩溃论”崩溃、“社会主义失败论”失败。我们也要看到，在“中国场域”中发展的社会主义文明，是协调性、整体性的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文明是物质、政治、精神、社会和生态等“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文明。[24]而且这些文明内涵也将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更加丰富和拓展，构筑了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美好前景。

三、文明创新：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和拓展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是继承中华文明的现代化、是复兴社会主义文明的现代化，更是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和平发展的包容性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整体性文明以及命运与共的普惠性文明，创新和拓展了人类新文明。

（一）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和平发展的包容性文明

西方现代化拓展了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然而西方现代化创造的排他性、利己性的资本主义文明违背了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对内剥削、对外殖民的西方现代化路径造成了资本主义文明的非正义性和非人道性。为了拓展资本主义市场和抢占世界资源，西方国家残忍地侵略和殖民其他国家和民族，“英国的‘圈地运动’、美国的‘西进运动’以及罪恶的奴隶贸易等，都标注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原罪’。”[25]特别是西方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使人类遭受深重灾难，人类文明遭受劫难。和平发展时期，西方仍然没有放弃“零和博弈”“国强必霸”的丛林法则，打着“人权”“民主”的幌子干涉他国内政，挑起地区冲突，使人类处于战争恐惧中，阻碍国际社会和平发展。与西方现代化不同，中国的发展不是靠“枪炮政策”，也没有走西方所宣称的“新殖民主义”道路，中国走的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没有侵略和称霸的民族基因，中华文明是“和合共生”“求同存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谐文明，这种文明投射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就是要求我们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与西方强加于世界人民的“普世价值”相比，中国式现代化所倡导的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26]6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式现代化遵循和平发展和文明共存的基础逻辑，尊重文明多样性，超越文明隔阂、文明冲突和文明优越，[27]从不宣扬和坚决反对“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28]中国式现代化将中国人民对安全稳定的需要与世界人民对和平发展的诉求相融通，对内为中国人民提供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对外积极承担大国责任，为世界和平崛起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二）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整体性文明

胡适指出：“凡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一是物质的（Material），包括种种自然界的势力与质料；一是精神的(Spiritual)，包括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感情和理想。”[29]中国式现代化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辩证统一，在肯定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又注重塑造顺应人类发展的精神文明。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30],创造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整体性文明。从物质文明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不断增强我国经济体量，为其他领域的建设和发展提供物质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共享性的物质文明，它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奋斗中造就，又为广大人民群众享有，例如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和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保证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以制度文明推进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物质文明还内在包含了国家的科学技术和创新能力，体现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国防安全和医疗卫生事业等领域的全面发展。从精神文明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从宏观视角来看，从“两大文明”建设，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和“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布局，始终把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置于重要位置。从微观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起涵盖国家、社会和个人的“三位一体”的行为规范；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培育和增强全社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现代化建设中建设包含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在内的精神谱系，发挥红色文化和先进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动力作用，并且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使人们不仅“富口袋”而且“富脑袋”。

（三）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命运与共的普惠性文明

党的六中全会指出：“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4]64。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辟与世界的发展命运相融合，既满足中国的发展，又能推动世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普惠性文明。第一，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和平与安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由于经济全球化加速等因素的影响，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当某一国家或地区出现冲突和混乱，必将影响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当今世界，仍然受到霸权主义、零和博弈、单边主义等观念的影响，世界发展出现和平赤字。中国历来主张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坚决反对冷战思维和对抗冲突，不结盟、不打造“小集团”和“小圈子”，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为了推动世界和平，中国贡献了智慧，提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方案为国际社会所认可；中国贡献了力量，中国军队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先后参加25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官兵4万余人次”[31]，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第二，中国式现代化在建设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的世界中积极作为。谋求发展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由于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交织影响，当今世界面临许多发展难题。主观上，一些国家奉行逆全球化思维，主动与国际社会脱钩，在国际事务中不作为和推卸责任，甚至为了自身发展违背国际规则，构筑人为壁垒，阻碍世界发展。客观上，新冠肺炎疫情等事件的爆发，威胁世界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使世界发展速度放缓。为了应对诸多世界发展难题，世界各国应遵循共建共享原则，克服国别、文化、民族等因素的影响，加强对话交流和文明互鉴，建设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的世界。中国正是促进世界繁荣发展的践行者，特别是“我国对待科技发展的全球视野逐步提升，秉持开放、包容、合作的态度，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带去了科技支持与援助。”[32]中国搭建“一带一路”等发展平台，让其他国家搭上中国发展顺风车；中国“带头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世界减贫贡献超过70%。”[33]全球疫情爆发，中国向国际社会派遣医疗队，提供疫苗和抗疫物资等举措，为国际社会繁荣发展贡献力量。第三，中国式现代化为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做出贡献。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人类对自然环境造成严重损坏，人与自然关系对立冲突。世界八大公害事件的爆发，说明人类社会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道路，要正确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问题。中国倡议“两山论”的发展理念，在现代化建设中协调推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中国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双碳”目标、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等举措，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海洋污染等全球性生态危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参考文献:

[3]丰子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价值[J].前线,2022(3):29-33.

[4]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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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张岱年.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J].党的文献,2006(1):94-95.

中国式管理范文篇6

关键词：金融财政经历变革

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对各国的经济都造成了较大的冲击，我国也未能幸免，经济增长趋缓。为此，国家制定了许多经济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采用了激进的财政政策—投资四万亿建设基础设施。各地方政府纷纷响应，但是这个特殊的时期投资建设基础设施是一种昀佳的选择么？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提供是否能够带给我们更大的效用呢？

一、中国财政分权的主要特征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体制变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财政分权。其核心是财政收支权力在中央与地方之问重新配置，逐步从中央向地方转移，即财政分权改革。中国财政分权改革开始于1980年，历经财政包干体制和分税制，现已逐步建立了以分税制为核心的分级财政体制框架。与西方财政分权体制相比，我国的财政分权体制存在许多不同之处，富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我们称之为中国式财政分权。概括起来，中国式财政分权主要具有以下典型特征。

中国财政分权体制是建立在中央与下级政府委任制基础上的。西方国家的财政分权不仅在经济上分权，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分权的；但是我国仅仅是在经济上分权，在政治上是高度集权的。因此，造成了我国与西方官员选拔机制的差别：西方国家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拔机制是民主选举，即对下负责；而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拔机制是由上级政府选拔，即对上负责，传统财政分权理论中的“用手投票”机制在中国达不到应有的效果，进而形成了地方政府官员顾上不顾下的局面。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对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如果其消费涉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并且该公共产品的单位供给成本对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来说是相等的，那么由地方政府将一个公共物品提供给各自的选民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等量的公共物品有效得多。也就是说，如果地方政府能够和中央政府提供同样、等量的公共产品，那么由地方政府提供时效率更高。因此，传统的财政分权是“自下而上”的。

但从我国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建国后，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财政收支状况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运行与发展。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传统财政经济体制弊端的日益显现，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加剧，直接威胁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诱发了经济转型的启动，并且使财政体制改革成为经济转型的突破口，率先实施。从1980年开始实行的财政包干体制，到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以保证中央政府取得足够的财政收入以及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能力作为主要目标，各项财政改革措施均由中央制定，地方负责执行。因此，中国式财政是“自上而下”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导致基层财政由于长期得不到重视而陷于困境，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严重不足。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认为，由于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具有相同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居民会自动聚集到某一地方。居民的这种流动性会导致地方政府之间相互竞争，一旦政府不能满足居民的要求，他们就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迁移到自己满意的地区。地方政府要吸引选民，就必须按照选民的要求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但在中国，此项政策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因为在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和城乡区别对待的政策，人口在地区间自由流动这一“用脚投票”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根本不具备。因此，传统的“用脚投票”机制在中国不起作用，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行为根本受不到居民流动的约束。

二、中国式财政分权与GDP竞赛的形成

关于中国财政分权改革的绩效，大多数文献均证实，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构成了强大激励，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对地方政府的强大激励有两个方面：

第一是行政分权，中央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把经济管理的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使得地方政府拥有相对自主的经济决策权。

第二是财政包干为内容的财政分权改革，中央把财权下放到地方，而且实施财政包干，地方可以与中央分享财政收入。这样导致的结果是：财政收入越高，地方留存收益就越多，其中预算外收入更是100%留存。这些激励使得地方政府有极高的热情推动地方经济增长。中国式财政分权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经济上的分权与政治的集权并存。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国式财政分权改革始终伴随着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中央完全掌握着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与任免，即具有集中的人事权。改革开放以后，一切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改革与发展便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的头等大事，经济绩效也就成为干部晋升的昀重要指标。中央设立更是设立了以GDP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考核机制，以激励地方政府。在这种政治体制和政绩考核机制下，

地方政府每年不仅要保证GDP的高速增长，而且各级政府都根据根据GDP等指标进行的排名。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官员受到政绩，有竞争GDP增长率的激励，从而形成了一种基于上级政府评价的、自上而下的GDP标尺竞争。这种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官员任免制度成为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又一强大动力。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中央为了调动地方财政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便将地方的经济决策权下放给了地方政府，中央定期或不定期对各地的经济增长绩效进行考核，并依据GDP和财政收入增量按比例进行奖惩，形成了GDP增长的经济激励，在中国的M型经济结构（资源按照“块块”配置）下，上述政治激励机制和经济激励机制驱使地方政府为GDP增长的更快而努力，从而导致了各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进而实现了中国近年来GDP超预期的高度增长。

三、GDP竞赛与公共服务供给的低效率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晋升激励所导致的GDP竞赛创造了中国30年来的“增长奇迹”。但是，在GDP竞赛中，地方政府官员的决策具有明显的短期行为——只关心自己任期内的经济指标高低，而一些长期投资如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等公共产品和服务被长期忽视，并直接导致了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拥有独立的财政支出权。由于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发挥效用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在政绩昀大化目标的激励下，地方政府充分利用财政支出的权利，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支持经济建设，特别是那些能够直接推动经济增长并有助于吸引区外资本（~HFDI）的基本建设项目，而政府必保的教育、科技、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支出却没有着落，并被长期忽视。这种重经济增长、轻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支出结构是存在明显缺陷的，除基础设施发展投资较多外，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严重不足，与实际需求相距甚远。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形成了以GDP为纲的经济激励机制、以GDP增长的政治激励机制。在中国的M型经济结构下，上述双重激励机制驱使地方政府为GDP增长绞尽脑汁，从而造就了中国改

革开放来GDP的高度繁荣。但是，我们的发展是不健康的，它致使地方政府只关心本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而对人民生活中一些公共产品（如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的提供长期被忽视，从而直接导致了我国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造成了我国经济增长没有真正反映到人民的生活过程当中。因此，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在带给我们飞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必须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四、完善我国财政分权体制的对策

目前，我国高度集中的税收体制直接引发了地方政府预算外资金和政府债务的膨胀。适应规范化财政分权的需要，中央应赋予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财权，包括部分的税收立法权和一定的政策制定权，允许地方政府可以自主的开辟地方税种，以使地方政府获得用于供公共产品的资金。当然，中央必须享有地方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审批权。此外，进一步规范各级政府间的税收收入划分办法，保证各级政府都拥有主体税种，以确保中央利用税收政策调控宏观经济。

第一是进一步提高对“三农”的财政投入，增加对农田水利、生态环境建设、道路、电网、供水、通讯等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对农村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距。

第二是切实增加教育投入，继续完善的义务教育体系，为城乡居民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机会，以维护社会公平。

第三是彻底改变以基层财政为主公共卫生支出的制度，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在公共卫生支出中的比重，确保公共卫生支出足额到位。在支出结构上，要优先保证预防保健支出的需要，增强卫生防疫系统处理重大疫情和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

中国式管理范文篇7

一、中国财政分权的主要特征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体制变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财政分权。其核心是财政收支权力在中央与地方之问重新配置，逐步从中央向地方转移，即财政分权改革。中国财政分权改革开始于1980年，历经财政包干体制和分税制，现已逐步建立了以分税制为核心的分级财政体制框架。与西方财政分权体制相比，我国的财政分权体制存在许多不同之处，富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我们称之为中国式财政分权。概括起来，中国式财政分权主要具有以下典型特征。

中国财政分权体制是建立在中央与下级政府委任制基础上的。西方国家的财政分权不仅在经济上分权，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分权的；但是我国仅仅是在经济上分权，在政治上是高度集权的。因此，造成了我国与西方官员选拔机制的差别：西方国家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拔机制是民主选举，即对下负责；而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拔机制是由上级政府选拔，即对上负责，传统财政分权理论中的“用手投票”机制在中国达不到应有的效果，进而形成了地方政府官员顾上不顾下的局面。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对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如果其消费涉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并且该公共产品的单位供给成本对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来说是相等的，那么由地方政府将一个公共物品提供给各自的选民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等量的公共物品有效得多。也就是说，如果地方政府能够和中央政府提供同样、等量的公共产品，那么由地方政府提供时效率更高。因此，传统的财政分权是“自下而上”的。

但从我国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建国后，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财政收支状况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运行与发展。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传统财政经济体制弊端的日益显现，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加剧，直接威胁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诱发了经济转型的启动，并且使财政体制改革成为经济转型的突破口，率先实施。从1980年开始实行的财政包干体制，到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以保证中央政府取得足够的财政收入以及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能力作为主要目标，各项财政改革措施均由中央制定，地方负责执行。因此，中国式财政是“自上而下”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导致基层财政由于长期得不到重视而陷于困境，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严重不足。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认为，由于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具有相同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居民会自动聚集到某一地方。居民的这种流动性会导致地方政府之间相互竞争，一旦政府不能满足居民的要求，他们就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迁移到自己满意的地区。地方政府要吸引选民，就必须按照选民的要求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但在中国，此项政策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因为在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和城乡区别对待的政策，人口在地区间自由流动这一“用脚投票”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根本不具备。因此，传统的“用脚投票”机制在中国不起作用，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行为根本受不到居民流动的约束。

二、中国式财政分权与GDP竞赛的形成

关于中国财政分权改革的绩效，大多数文献均证实，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构成了强大激励，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对地方政府的强大激励有两个方面：第一是行政分权，中央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把经济管理的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使得地方政府拥有相对自主的经济决策权。

第二是财政包干为内容的财政分权改革，中央把财权下放到地方，而且实施财政包干，地方可以与中央分享财政收入。这样导致的结果是：财政收入越高，地方留存收益就越多，其中预算外收入更是100%留存。这些激励使得地方政府有极高的热情推动地方经济增长。中国式财政分权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经济上的分权与政治的集权并存。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国式财政分权改革始终伴随着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中央完全掌握着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与任免，即具有集中的人事权。改革开放以后，一切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改革与发展便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的头等大事，经济绩效也就成为干部晋升的昀重要指标。中央设立更是设立了以GDP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考核机制，以激励地方政府。在这种政治体制和政绩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每年不仅要保证GDP的高速增长，而且各级政府都根据根据GDP等指标进行的排名。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官员受到政绩，有竞争GDP增长率的激励，从而形成了一种基于上级政府评价的、自上而下的GDP标尺竞争。这种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官员任免制度成为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又一强大动力。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中央为了调动地方财政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便将地方的经济决策权下放给了地方政府，中央定期或不定期对各地的经济增长绩效进行考核，并依据GDP和财政收入增量按比例进行奖惩，形成了GDP增长的经济激励，在中国的M型经济结构（资源按照“块块”配置）下，上述政治激励机制和经济激励机制驱使地方政府为GDP增长的更快而努力，从而导致了各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进而实现了中国近年来GDP超预期的高度增长。

三、GDP竞赛与公共服务供给的低效率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晋升激励所导致的GDP竞赛创造了中国30年来的“增长奇迹”。但是，在GDP竞赛中，地方政府官员的决策具有明显的短期行为——只关心自己任期内的经济指标高低，而一些长期投资如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等公共产品和服务被长期忽视，并直接导致了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拥有独立的财政支出权。由于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发挥效用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在政绩昀大化目标的激励下，地方政府充分利用财政支出的权利，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支持经济建设，特别是那些能够直接推动经济增长并有助于吸引区外资本（~HFDI）的基本建设项目，而政府必保的教育、科技、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支出却没有着落，并被长期忽视。这种重经济增长、轻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支出结构是存在明显缺陷的，除基础设施发展投资较多外，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严重不足，与实际需求相距甚远。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形成了以GDP为纲的经济激励机制、以GDP增长的政治激励机制。在中国的M型经济结构下，上述双重激励机制驱使地方政府为GDP增长绞尽脑汁，从而造就了中国改革开放来GDP的高度繁荣。但是，我们的发展是不健康的，它致使地方政府只关心本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而对人民生活中一些公共产品（如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的提供长期被忽视，从而直接导致了我国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造成了我国经济增长没有真正反映到人民的生活过程当中。因此，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在带给我们飞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必须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四、完善我国财政分权体制的对策

目前，我国高度集中的税收体制直接引发了地方政府预算外资金和政府债务的膨胀。适应规范化财政分权的需要，中央应赋予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财权，包括部分的税收立法权和一定的政策制定权，允许地方政府可以自主的开辟地方税种，以使地方政府获得用于供公共产品的资金。当然，中央必须享有地方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审批权。此外，进一步规范各级政府间的税收收入分办法，保证各级政府都拥有主体税种，以确保中央利用税收政策调控宏观经济。公务员之家

第一是进一步提高对“三农”的财政投入，增加对农田水利、生态环境建设、道路、电网、供水、通讯等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对农村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距。

第二是切实增加教育投入，继续完善的义务教育体系，为城乡居民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机会，以维护社会公平。

第三是彻底改变以基层财政为主公共卫生支出的制度，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在公共卫生支出中的比重，确保公共卫生支出足额到位。在支出结构上，要优先保证预防保健支出的需要，增强卫生防疫系统处理重大疫情和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

中国式管理范文篇8

通过这一年来对这门课程的学习，多少有了一些自己的心得体会。曾仕强教授的《中国式管理》就是特定的环境下，对组织所拥有的的资源进行有效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以便达到即定的组织目标的过程。作为市卷烟营销客户经理，我认为曾仕强教授的《中国式管理》同样与我们息息相关，管理是一切组织的根本，管理工作适用于各种大小规模的组织；盈利与非盈利的企事业单位、制造业以及服务性行业；因此，学好曾仕强教授的《中国式管理》对于我们现在的卷烟营销客户经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曾仕强教授的《中国式管理》潜藏于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或听到“计划”这个词。大到美国政府的火星探测计划，小到我们身边的一次周末旅游计划。由此可见，计划几乎无处不在。首先就一个学生而言，他在学习中为了提高学习成绩，必须通过制定一份计划（或长期或短期）。然后通过这份计划控制自己，并且有效的分配自己的时间，还要有效的选择合适的信息，从而达到自己的计划目标，取得成功。又或者一个人的一生必须经过自己的规划、组织；要不然这一辈子将碌碌无为。计划是任何一个组织成功的核心，它存在于组织各个层次的管理活动中。一个组织适应未来技术或竞争方面变化能力的大小与它的计划息息相关。

一、加强卷烟文化建设

通过学习感到，在文化建设方面也要首先对建立什么样的卷烟文化进行合理“定位”。建设卷烟文化并不是思想政治工作，是有其明确的功利目的性，是通过塑造某种文化，使自己能够获取更高的市场价值。是保守传统的，还是创新进取的；是面向国内的，还是放眼世界的；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还是创造优质服务、追求利益的合理化；是自由式的，还是科学、规范的等等值得我们进行认真研究。要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统一规划，统一实施。在建设卷烟文化的三个主要方面，即理念识别系统，行为识别系统和视觉识别系统时，要把确定我们卷烟核心价值观，作为重中之重，形成一个适应现实又具有长远意义的统一思想信念。其次在建立行为识别系统工作中，要在建立统一科学的行业规范系统，如种类岗位规范、守则及员工培训规范等方面下功夫，力求简明扼要。在视觉识别系统工作中，要细心规划，合理设计，突出行业特点和文化特点。

二、摆正位置，做好自己的事情

通过学习，我感到曾教授对中国文化研究多年，他的管理方法是中国式的管理，讲解透析有其特有的文化背景和过人之处，他把企业组织行为当作“天、人、地”；把企业比作人一样的系统，把经理层或领导层比作“头”，把中层管理比作“身体”，把基层人员比作“肢体”。强调每一个企业，每个人都要合理“定位”，要认识自己所处地位，干好自己应干好的工作，发挥好自己的“专长”，就能在工作中游刃有余，左右逢源，不然就是越俎代庖，费力不讨好。并着重论述了高层管理和基层管理干部各自的作用和工作方法、行为模式，剖析精到，入木三分,让人悟出许多在中国现实社会环境中处理关系人际关系的微妙技巧，比如：许多场合下交流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暗示；对不同身份的人用换位思考来处理沟通等等。通过学习余仕维教授讲解的管理方法，认为要进一步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大胆负起自己的责任，勇于承担责任，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团队作用，提升企业竞争能力。

三、借鉴国内外管理经验

曾教授的中国式管理与余教介绍的老外管理各有所长，各有千秋。我感到管理是否有效，不是它的观点多么新，方法多么精，归根到底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能在实践中有用，好用，才能成功。认为要搞好本单位各项管理工作，还是要注重细节管理，脚踏实地工作。在今天，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越来越细和专业化程度的越来越高，一个要求精细化的管理和生活时代已经到来，每个人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每个企业把自己的产品不断做精作强，占居市场的独一位置，就是成功。要在管理中积极推行“严、细、实、恒”的管理风格，把细和实提到了重要的层次上，以追求工作的零缺陷、高灵敏度为目标，把管理问题控制解决在最短时间、最小范围，使经济损失降到最低，逐步实现了管理的精细化，消除了企业管理的所有死角，降低成本材料的消耗，使管理达到了及时、全面、有效的状况，企业的发展就会不断强大。

四、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源管理

俗话说，没有人力资源部门的组织机构不是一个健全的组织机构，没有人力资源管理的管理谈不上科学的管理。目前，人力资源管理的积极作用已被多数管理人员所认同。通过学习认识到人力资源管理比以往的劳资管理大为不同，不论内容还是方法，效果和作用都是一个飞跃。认为我们要在人力资源管理诸多环节中，特别是绩效考核这一环进一步予以重视，在绩效指标设定、绩效指标跟踪、绩效考核评估、奖金发放、绩效改进方面制订切实可行的办法，把我们卷烟人力资源管理从经验化提升到科学化，科学撑握人力资源管理方法,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作用，为卷烟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五、要有强烈的责任意识

中国式管理范文篇9

中国管理界在引进和借鉴国外管理科学与思想的进程中前后经历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拿来主义阶段。大规模翻译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管理经典，对外来管理科学与思想不经消化，全盘被动接受，虽然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管理实践进程，但陷入盲目崇拜、泥沙俱收的陷阱；第二阶段：反思阶段。近些年来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反思，社会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推进进程下新形势新问题不断的层现，资本主义管理理论丛林的出现，各类管理学派思潮的空前繁荣与大规模“入侵”，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管理思想内涵与外延，同时企业界也陷入前一阶段被动接受导致的问题产生阶段，对于该如何选择管理方法，该向谁学习不明确。第三阶段：创新阶段。在对西方管理科学的吸收与发展基础上融合对传统文化精髓的挖掘，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散落的朴实管哲学思维的整理与提炼拉开了对中国传统管理文化回归的思潮。

中国企业很多管理困惑颇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根源并非坏在管理科学方面而出在管理哲学思想范畴。管理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管理是什么(what)，管理为什么(why)，如何管理(how)。现在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如何管理上面，却忽略了对前两个问题的研究。

二、中国管理哲学

所谓管理哲学，就是对一般管理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总称，是管理学与哲学的交叉部分，管理哲学兼具二者的特性。中国管理哲学分为“古典管理哲学”和“现代管理哲学”。

古典管理哲学以“安人”为最终目的，以易经为理论基础，结合儒家、法家思想实行管理，主张从自身做起，大学所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就是其具体体现，侧重于精神方面的自我实现，而对物质方面管理层则较为轻视，用佛家思想弥补物质方面的欠缺，以进行管理，达到统治目的。

现代管理哲学以“和谐”为最终目的，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不完全等同于中国古典管理哲学，又不是西方现代管理哲学的照搬。中国喜欢“仁”、“义”二字，喜欢“中庸之道”，是对古典管理哲学的继承，但经理过管理发展的三个阶段后，又有所创新。目前中国管理哲学为“以人为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法、情结合”，将西方的人性化管理发展到一种更合理的境界，也是人治与法治的结合。但这些都体现在如何管理上，而忽略了管理的本源，究竟管理是什么，为什么管理，这些都是现代管理哲学应该发展方面。

三、管理是什么，为什么管理

管理是什么，首先必须对“管理”这个词本身的含义有所了解。“管理”是一个活动过程，这个过程的顺序是：首先通过授权形成一个明确的主客体关系，主体通过对客体自身规律的研究并结合授权者的要求形成一个方案，主体根据这个方案按自己的意志控制并改变客体，客体在自身规律的支配下进行活动，主体制定一个行为规范将客体的行为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通过一段时间的互动，主体对客体的行为规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客体的行为与主体的意志逐步趋于一致，从而使主体的目标得以实现。进一步简化就成为：管理，是主体通过客体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的一种活动。

为什么管理，组织和具有同生物体一样的局限，也面临着许多的挑战，完美并非是一个组织的特征，而资源的有限性和社会的竞争性以及各种不确定因素，使得组织有必要对其所拥有的资源进行配置，适应社会的竞争，而进行资源配置需要协调分工，为了使资源最优化配置，分工后又需要协作，需要进行统一调配，分析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确定局部与整体的优先级别，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因此，管理就有必要了，管理使组织的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取得最佳目标。

四、中国管理哲学的改进方向

中国现代管理哲学虽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在其发展过程中难免存在问题。“三个有利于”和“科学发展管”对中国管理哲学具有指导性的意义，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结合，但对中国古典管理哲学挖掘不够，以及对西方管理思想思考欠缺仍是目前中国管理哲学存在的主要缺陷。

中国式管理方式是不健全的，因此，从管理科学来看，中国式管理是不存在的，但从管理哲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式管理又是确切存在的。中国管理哲学侧重“管”，忽略了“理”，“管”是方法和工具的集合，而“理”是使用这些方法和工具的内在道理，这些道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管理科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二是人的发展规律。中国管理哲学在寻求发展时，忽略了对这两大规律的思考，因而也忽略了对“管理是什么和为什么管理”的探索，导致了中国管理哲学的欠缺。

现阶段的中国管理仍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革时期，中国式管理迫切需要从管理科学上得到确立，中国管理哲学发展是第一步。中国管理不仅需要进一步吸收中国传统与智慧，而且需要深入学习外国先进的管理模式，在学习的基础上创新、发展。科技应用于生产需要研究与实践，管理提高效率也需要研究与实践。中国管理哲学需要深化对管理本质和管理原因的理解，不能专注发展管理的方式和手段，注重效益的提高，而忽视了对其根本的探究。随着中国经济日益繁荣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中国管理哲学深化挖掘古典哲学的精髓，吸收、消化西方先进管理思想并在其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注重对“管理”本质的研究，中国管理哲学思想也将迎来其极其辉煌的时刻！

中国式管理范文篇10

1.1政府高度控制金融市场

我国的金融体系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大的不同，虽然说任何国家都对金融资本市场具有调控的因素，但是在中国这种因素比重非常之大。在中国，政府高度控制金融市场，像央行既可以运用行政手段，同时还可从经济手段上对金融进行监管，也就是说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紧密相连的。国际性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席卷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政府严格控制利率、汇率等金融变量因素，严格管制资金流动，特别是跨境流动，人为地形成了一堵防护墙。中国独具特色的金融监管体系也要一分为二。不同于美国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完全的市场化运作，政府的高度控制资本流向，可以规避大规模的经济危机，防止经济出现巨大的破坏；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此庞大的资金流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先知在一边，导致资源的大量浪费和充分利用也是十分消极的。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紧密相连的，这二者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说不进行结构性的调整，那么将会爆发中国式的金融危机，它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

1.2银行主导作用非常大

我国的投资和消费观念和西方发达国家非常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注重消费和投资，而我国大部分民众热衷积累和储蓄，在我国银行主导作用非常大。在我国十分注重资金的储蓄，不看重风险性投资，居民的储蓄主要通过银行贷款形式进行再投资。股票和证券市场对我国经济整体上影响较小，银行贷款时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机制。这就造成了早期银行吃利差现象及其严重，在如今市场化的社会中，银行也面临巨大的发展危机。从金融发展理论看，银行主导和市场主导并无优劣之分，关键是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而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国发展非常落后，自改革开放以来，才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一股强劲的东风，针对这样的现实，在储蓄资金非常少的情况下，市场金融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银行主导非常必要；但是，在21世纪我国经济增长普遍加速的情况下，市场金融体系发展的也十分健全，人民有能力而且有资本去应对市场风险，这时就需要传统的银行储蓄，应该追求适当风险性的投资，使得资金得到有效的保值增值。近来银行间的利率危机，持续的股市和地产泡沫逐渐膨胀，使得我国的金融体系面临严重的危机。我国经济发展势头正猛，经济总量逐年增长，但是隐性危机也在逐年凸显；储蓄长年增加，贷款不如从前，连年顺差使得资本的滞留；市场化背景下，投资过于单一，结构不合理使得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思考该如何直面经济和金融的转型挑战，防范中国式金融危机的爆发，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

2面对中国式金融危机的有效对策

目前，正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近五年，我国的GDP、贸易都是在高度增长。我国经济的发展热钱涌入过多，并不是之前其他金融危机的缺钱，我国现在发展就是不缺钱。那么有人会说中国如今发展的这么好，哪里有什么危机？我们会发现，我国发展过快，钱太多，但是其中隐形危机很大；银行资本顺差；投资结构不合理等等，这都不是简单金融体系内部的问题，而是中国经济结构深层次矛盾的体现，需要进行一系列相应的体系改革和创新。

1)完善金融监管体制，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完善金融市场体系，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我国的监管体系可以充分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市场监督体系，并依据自身实际，从体制上解决现有监管理念和结构上的矛盾，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完善金融监管体制，稳定宏观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