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范文10篇

中国石范文篇1

1．理解课文内容，了解边防战士对祖国无限的爱，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2．在理解词句，读懂每个自然段的基础上，继续练习给课文分段，归纳段落大意。

3．学会生字新词。

4．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会背诵最后一个自然段。

〔教学时间〕二课时。

第一课时一、扣题设问，激发兴趣

1．板书课题

2．齐读课题

3．提问：你看到课题“中国石”后会想些什么？（“中国石”是一块什么样的石头？为什么把它叫“中国石”？……）

二、初读课文，感知大意

1．自由读课文，画出生字词。

2．默读课文，思考：（1）“中国石”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把它叫“中国石”？（“中国石”有拳头大小，黄白色，不仅整体酷似祖国版图，连表面皱痕的起伏也与大陆地貌相似，所以把这块石头叫“中国石”。）（2）这篇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课文写驻守在戈壁滩上的边防战士拣到一块形状和祖国版图相似的石头，取名为“中国石”，并精心保管它的事。）三、自学生字词

1．读准课后生字的字音。

2．借助字典、插图或联系上下文，理解下列词语的意思：戈壁滩积聚版图不禁最佳盛誉孤独快慰姗姗来迟奉为至宝

四、细读课文，理清层次

1．默读课文，思考：（1）每一个自然段写的是什么？（2）全文可分几段？怎样归纳段意？

2．师生共同讨论后，教师小结：这篇课文可以分三段：第一段（第1自然段）写战士们经常拣石头，并举行“赛石会”；第二段（第2——6自然段）写拣到“中国石”的经过；第三段（第7、8自然段）写战士们喜爱并精心保管“中国石”以及这样做的原因。

五、识记字形，指导写字

1．自记字形。

2．检查识记字形情况。

3．指导写字，强调：“聚”，下半部是“”，“拳”、“誉”的上半部不同，下半部分别是“手”和“言”；“版”的左半边是“片”；“佳”的左半边是“亻”，不要写成“彳”，右半边是两个“土”，不要写成“主”。

第二课时一、复习生字、生词

二、精读训练

1．精讲第一段。（1）指名朗读第一段课文，思考，回答：①这一段主要写什么？（写战士们经常拣石头并举行“赛石会”。）②“可心”是什么意思？（适合、中意的意思。）③戈壁滩有什么特点？为什么开头要写戈壁滩的环境？（戈壁滩举目是无边的沙海，上面散布着漫滩的碎石头。开头写环境的艰苦，就为后文写战士们以苦为乐作了很好的铺垫。此外，沙海中有碎石，碎石中有奇石，有奇石才有写拣石、赛石。这样，不仅写出了“中国石”的产地，更重要的是写出了边防战士在恶劣的环境中，勇于并善于跟大自然作斗争。因地制宜，就地劝材”，拣石赛石，自娱自乐，充分表现了战士们不畏艰苦，昂扬乐观的革命精神。）（2）指导朗读这一段课文。

2．精讲第二段。（1）默读第二段，想想这一段写了哪几层意思？（这一段写了找石、洗石并发现“中国石”，仔细端详“中国石”三层意思。）（2）指名朗读第一层，思考：①为什么写春雨是“姗姗来迟”？（“姗姗来迟”一词，写出了人们盼雨、喜雨的心情，而人们盼雨、喜雨的真正目的则是盼望拣石好机会的到来。

因为经春雨洗润过的戈壁滩，一块块闪着珠光玉彩的“小精灵”全都裸露在黄沙上，任人挑来任人拣，这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所以春雨过后，“我”这个石头迷便背起挎包奔出了营房，一个“奔”字，足以看出“我”当时兴奋、喜悦的心情。）②雨后大漠的景物有什么特点？这样写有什么作用？（雨后的大漠是“风清气爽”，“一排排白杨显得更加挺拔、繁茂”，“瑰丽的朝霞倾泻在戈壁滩上，裸露在黄沙上的石头闪着珠光玉彩”。这样写的作用是借助对雨后大漠美好景物的描写来表达“我”对戈壁滩、戈壁石的无比喜爱之情。）③用喜爱、赞美的语气朗读这一层。（3）默读第二层，思考：①珍珠泉水为什么会由苦变甜？（因为昭君出赛路过泉边饮水，觉得泉水苦涩，就把戴在头上的珍珠扔到泉水里，水才由苦变甜的。）②“昭君出塞”是怎么一回事？课文为什么要引用这个故事？这个问题难度较大，教师可作如下讲解：早在两千多年前，居住在我国北方的匈奴族经常南下掠夺财物，给人民的生活带来很大威胁。到汉元帝时，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来到长安，提出愿意娶汉家女为妻，通和亲之好。元帝立即答应，当时宫女王昭君主动出来，请求远嫁，于是汉元帝将她许配给了匈奴首领。王昭君伴同呼韩邪单于出塞后，一直生活在匈奴游牧地区几十年，她努力维护汉匈友好关系，使我国北方边境出现了空前安定、繁荣的景象。课文引用这个故事有着深刻的含义：当年的王昭君为了国家安定，民族团结，挺身而出，远嫁匈奴，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今天的边防战士为保卫祖国的安全在无边的沙海上以苦为乐，默默奉献，这正说明了中华儿女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而甘愿牺牲自己一切的精神渊源流长，代代相传。③说说洗石和发现“中国石”的经过。（4）自由读第三层。①画出描写“中国石”样子的语句？②结合插图，认识天山、祁连山、吐鲁番、长江、黄河、大兴安岭、台湾、海南等在祖国的位置。③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

3．精讲第三段。

（1）指名读第三段课文，思考、回答：

①大伙是怎样对待“中国石”的？（大伙像看稀罕物似的抢着看，连长拿出了自己装军功章的盒子，文书工工整整地写了“中国石”三个金字，排长专门腾出一个抽屉。他们还嘱咐“我”一定要精心保管。）②“我”为什么把“中国石”奉为至宝？（因为这块“中国石”是“我”拣到、命名并精心保管的，更重要的是“我”把它视为祖国的象征。“中国石”在“我”身边，祖国就在“我”身边，“中国石”寄托着“我”的爱国情思，“中国石”又时时激励“我”更好地保卫祖国，使“我”寂寞时感到温暖，孤独时感到快慰，所以，“我”把它奉为至宝。）③课文结尾写道：“祖国”在我们身边，祖国在我们心中。两个“祖国”分别指的是什么？“祖国在我们心中”又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在全文起什么作用？（这句话中的两个“祖国”，前一个指“中国石”，所以加了引号；后一个指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没加引号。“祖国在我们心中”是说战士们身居边疆，胸怀祖国，心系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抒发了战士们无限热爱祖国的激情。这句话在全文的作用是画龙点睛，揭示中心。）④说说这篇课文的中心思想？（这篇课文记叙了驻守在戈壁滩上的边防战士发现一块“中国石”的经过和他们对“中国石”的精心爱护，表达了边防战士对祖国的热爱，颂扬了战士们以苦为乐的高贵品质。

中国石范文篇2

教师板书课题后，先由题质疑：看到这个文题、同学们会想些什么？同学们想知道些什么？破题后，从整体人手，要求学生通读课文，捕捉全文的主要内容，初步体会战士们的爱国情感，教师可挈领式设问：1．本文写了一件什么事？2．战士们为什么那么喜爱“中国石”？最后，再自读课文，理清文章思路，尝试给课文分段。因为文章篇幅较长，教师应出示全文的思跋提纲：“赛石会的来历──拣石──存石──赏石”。让学生根据提纲分段。

这种“整体入手”的阅读教法，旨在让学生感知文意，把握框架，理清思路，初悟情感。为深入理解课文打下基础。

重点品析，深究爱国情。

本文所表达的爱国之情全都蕴藏在课文的重点句段之中，教学时，应引导学生精读课文，从具体内容人手，抓住重点句段设疑引思，挖掘课文的丰富内涵，深究战士的爱国情懦。

1．文中描写了雨后大漠的哪些景物？这些景物有什么特点？表达了作者怎样的心情？（本文抓住了雨后大漠风清气爽，白杨挺拔繁茂，朝霞倾泻戈壁，石头珠光玉彩的特点进行描写。既表现了祖国山河的壮美，又表达了作者的喜悦心情）

2．“中国石”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取名叫“中国石”？作者拣到“中国石”时的心情怎样？（要求学生一边读，一边划出有关句子：“这块‘中国石’有拳头大小，黄白色，不仅整体酷似祖国版图，连表面皱痕的起伏也与大陆地貌相似。”进而理解因为这块石头像雄鸡，像祖国版图的形状，所以叫“中国石”。最后，再抓装注视、不禁、高兴”等词语，引导学生体会作者拣到“中国石”后激动无比的心情）

3．战士们是怎样精心保管“中国石”的？这说明了什么？（布置带问自读课文，划出“连长拿出装军功章的盒子，文书工工整整地写了‘中国石’三个金字。排长还专门腾出一个抽屉”等句子进行品析，以理解战士们对“中国石”的爱是强烈的，而对“中国石”的爱就是对祖国的爱）

4．作者为什么把“中国石”奉为至宝？（先理解“奉为至宝”一词的意思，然后重点理解“寂寞的时候，捧着它扯看一看，心里感到温暖；夜里放哨感到孤独，暗地里摸一摸，心里感到快慰”这句话的意思，让学生认识到祖国在战士心中的位置是何等重要）

5．战士们“都说戈壁滩虽然艰苦，可苦中有乐，因为‘祖国’在我们身边，祖国在我们心中”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是什么？（引导学生比较句中前后两个“祖国”的不同所指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进而理解战士们强烈的爱国之情和为祖国甘愿牺牲一切的奉献精神）

这种“重点切入”的阅读教法，是建立在“整体入手”的基础之上的。其作用有二：一是通过对重点句段的深究，让学生透过语言文字的表面去挖掘深藏其中的丰富内涵，以培养学生对语言文字的感知、分析。理解等请种能力；二是避免长期以来阅读教学存在的泛泛而读、泛泛而讲、泛泛而间的弊病，提高阅读教学效率。

指导朗读，内化爱国情。

中国石范文篇3

一、会展概况

第六届中国（云浮）国际石材科技展览会于2009年10月21-23日在广东省云浮市举行，是华南地区规模最大，全国第二，在国际是较有影响力的石材展览交易会。本届石展会共有265家企业参展，设标准展位878个，进场人数达22000多人次，比上届增长10％。3天共签订投资项目27宗，投资总额11.87亿元，比上届增长8%。参展商现场达成贸易成交意向112宗，成交额25.51亿元，比上届增长5％。

本届石展会“国际化”明显。境外参展商分别来自土耳其、伊朗、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巴基斯坦等国。前来参观采购的欧美、日韩等外国客商络绎不绝。

本届石展会展品的高档次，高附加值的展品多。除花色品种繁多的石板材、荒料外，各种玉、石雕刻工艺品比往届石展会都多。从售价十几元、几十元的小工艺品，到数万元的玉石工艺茶台、雕塑产品应有尽有。

本届石展会有广西来宾市的忻城县、合山市、武宣县，贵州省的黔南州，重庆市的巫溪县，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山东省莱州市等地区到会展示石材资源，开展招商活动。

二、参会成果

我县在本届石展会租用标准展位一个（3M×3M），布展面积20㎡，展示银白龙、灰姑娘、霸王花、木纹黄、红玫瑰、水晶米黄、金花米黄、墨玉、七彩石、咖啡石等10个品种以及矿山、黄金水道、工业集中区、石材企业等图片。我县是来宾市参展单位中，展厅布置最大，展品最多的县。我县的石材资源展示得到众多客商的青睐，精心准备的石材资源招商宣传资料800多册，在开幕式当日就被客商索取一空；我们共接受客商咨询1200多人次，其中有土耳其古乐大理石矿业公司、伊朗埃米尔公司及欧美客商等。与云浮市财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鉴忠等有意向投资的客商洽谈近百人次。

参展期间，拜会了云浮市石材商会会长李木南、云浮市工艺美术协会会长李森才、东山石材有限公司董事长黎金兴、云浮市荣烨石艺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奋俭（云浮石材纳税大户前三，石材工艺企业排第一）、新富云岗石有限公司总经理吴锴（中国20强之一，云浮石材榜首）、春光石材有限公司董事长万福荣（云浮石材企业前10强）、财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鉴忠（云浮石材企业前10强）、昌宏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彭佐仕、四洲石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彭佐鹏等20多位石材企业家以台商永祥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钟水宾、康富石材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奇伟等，港商石海石材开发有限公司范如凡等。

与重庆市巫溪县、山东省莱州市就资源招商作了交流。莱州市石材产业局许国亮部长重点了解墨玉大理石资源状况，为我县介绍客商开发。

参展期间，有中国(北京)国际建筑石材产品及设备博览会暨第十七届中国国际建筑装饰及材料博览会(2010年3月16-19日)、第二届中国厦门国际石材展览会(2010年3月6-9日，全国最大规模的石材会展)、第十七届中国(上海)国际石材产品及石材技术装备展览会暨第八届中国(上海)国际人造石工业展览会(2010年4月6-9日)、第四届中国(青岛)国际石材工业及机械设备展览会(2010年7月16-19日)、2010中国（广州）国际石材展(2010年5月19—21日)等5个石材会展邀请我县参展招商。

有云浮市工艺美术协会会长李森才、云浮市荣烨石艺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奋俭、财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鉴忠、昌宏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彭佐仕、马林石材有限公司总经理熊国才、佳溢石业有限公司陈永强、东成石材有限公司董事长曾辉林、地产商杨腾发，台商永祥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钟水宾、康富石材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奇伟、荣春大理石股份公司钟喜雄，港商石海石材开发有限公司范如凡、喜盈居玛瑙玉石工艺厂曾紫骏等23名中外客商表态将于适当时机到忻城考察石材资源、选择投资机会。还有桂林三山金刚石工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章宁、福州天石源超硬材料工具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朱志文等表示有意介绍客商到我县考察石材资源，了解投资机会。

10月22日县委书记卢忠同志在参加第六届中国-东盟国际博览会后亲临石展会指导招商工作并向亲自客商介绍我县的资源情况。卢书记和陆常委、胥局长拜访参加石展会中国石材工业协会邹传胜会长、云浮市云城区委书记阙继兴等区委领导。卢书记、陆常委向邹会长、阙书记等就忻城县通过招商引资和项目带动，全力推进西江黄金水道（沿红水河带）大理石加工产业带建设，集聚具有忻城地方特色的石材产业，将忻城打造成为广西乃至华南地区重要的石材加工、贸易、展示、物流基地，走出一条大石山区“点石成金”的经济发展之路取经交流。

三、主要经验

（一）领导重视，单位配合。

中国石范文篇4

关键词：掇石叠山自然式山水园林咫尺山林

1、引言

水以山为面，水得山而媚；山者，天地之骨也。因而，造园必须有山，无山难以成园。自然园林往往选址于自然山水佳境，外借自然山林成景；私家园林往往建在村镇人口密集之处，无山水可借，只得掇石叠山。因而，私家园林往往在不太大的空间范围内，再现自然山水之美，有不落人工斧凿痕迹，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在咫尺之地，创造出“多方胜景，咫尺山林”的园林艺术。故山景是构成中国园林的五大要素之一，五大要素（叠山造景，理水造景，建筑造景，花木造景，动物造景）。正如计成所说：“余七分之地，为垒土者四，高卑无论，栽竹相宜”（《园冶》卷一）。

正是这些特性，才表达出园林中山景的无穷魅力。作为园林中独特一景——山景，与水景一样有着它独特的观赏价值。

2、中国园林叠山造景手法及应用。

一、嵌理壁岩艺术

在江南较小庭院内掇石叠山，有一种最常见，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在粉墙中嵌理壁岩。正如计成在《园冶》卷三的《掇山·峭壁山》中说道：“峭壁山者，靠壁理也，借以粉壁为纸，以石为绘也。理者相石皴纹，仿古人笔意，植黄山松柏、古梅、美竹、收之圆窗，宛然镜游也。”这类处理在江南园林中很多见，有的嵌于墙内，犹如浮雕，占地很小；有的虽于墙面脱离，但十分逼近，因而占地也不多，其艺术效果与前者相同，均以粉壁为背景，恰是一幅中国山水画，通过洞窗，洞门观赏，其画意更浓。苏州拙政园海棠春坞庭院，于南面院墙嵌以山石，并种植海棠、慈孝竹，题名海棠春坞。

中国园林刻意追求诗情画意，这便是最好的佐证。这种艺术处理手法，占地少，花钱也少，效果还好。

二、点石成景艺术

点石于园林，或附势而置，或在小径尽头，或在空旷之处，或在交叉路口，或在狭湖岸边，或在竹树之下。要求高低错落、自由多变，切记线条整齐划一或简单地平衡对称。多采用散点或聚点，做到有疏有密、前后呼应、左右错落，方能产生极好的艺术效果。如在粉墙前，宜聚点湖石或黄石数块，缀以花草竹木。这样，粉墙似纸，点石和花木似笔，在不同的光照下，形成一幅幅活动的画面。

嘉树之下，宜点以玲珑湖石或顽石。在梅边点石，则宜古；松下点石，则宜拙；竹旁点石，则宜瘦；芭蕉点石，则宜顽。只有如此，方能达到园林艺术的效果。在河流溪涧，林下花径，山脚山坡，池畔水际，散点数石，或断或续，或横卧或直立，或半含土中，如天生的一般。

不同的石种于园林又可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为了表达春天的意境，常用竹子，配置竖瘦的石笋，青竹虽直，但低弯的尖梢使石笋藏其身而露其头，产生虚实的变化，以此表达春意；在植以四季常青的桂花，给人以青春常在的感觉。夏天的意境，则多用玲珑四通的湖石，构成深涧绝谷、峭壁危峰、山脚清流环绕、山顶乔木繁荫、盘根垂蔓等清意幽深的意境。秋天则采用黄石来创作其峰峻峭之势、其色苍古之貌，创造出山石耸立、气势磅礴的意境。冬天多采用色泽洁白、石体圆浑的雪石，叠置于墙的北恻，产生出积雪未化的艺术效果。

厅堂前后叠筑假山，旨在点缀，贵在玲珑生趣，切记滋蔓芜杂。正如计成在《园冶》卷三的《掇山·厅山》中写道：“或有嘉树，梢点玲珑石块；不然，墙中嵌理壁岩，或顶植卉木垂萝，似有深境也。”

选择石峰形体，要注意凹与凸、透与实、皱与平、高与低的变化。玲珑剔透的山石，混合自然，容易构成苍凉廊落、古朴清矿、妙极自然的特点，在配以得体的竹木，使得“片石多致、寸石生情”，既有绿意，又有情趣。

三、独石构峰艺术

独石构峰之石，大多采用玲珑剔透、完整一块的太湖石，并需具备透、漏、瘦、皱、清、丑、顽、拙等特点。由于其体积硕大、因而不易觅得，需要用巨金购的。园主往往把它冠以美名、筑以华屋，并视作压园珍宝。

上海豫园有块仅次于苏州留园冠云峰的巨石——玉玲珑，相传为宋代花石纲遗物，玉玲珑高5.1米，宽2米，重5000多千克，上下都是空洞，赛似人工雕刻。亭亭玉立，石显青黝色，犹如一支生长千年的灵之草，堪称天工奇石。

四、旱地堆筑假山艺术

（一）园中高山的堆叠

园中高山多采用峭壁的叠法。如萃赏楼前后的假山，均有陡直的峭壁，高耸挺拔。所用石材大小相同，叠砌得凸凹交错，形象自然，且有绝壁之感。

（二）壁的堆叠

峭壁上端做成悬崖式。这是采用悬崖与陡壁相结合的叠山手法，耸秀亭檐下的悬崖，既有挑出数尺的惊险之景，崖边立有石栏杆，近栏俯视，如临深渊，颇为险峻。

（三）峦的叠筑

叠筑多采用山峦连绵起伏的手法。峦与峰又往往结合使用，以增加起伏之感。“峦，山头高峻也，不可齐，亦不可笔架式，或高或低，随致乱掇，不排比为妙”（《园冶》）。这样，即可避免呆板整齐之忌。

（四）山峦起伏的表现

用突起的石峰进行散置堆筑，以加强整个山势的起伏变化，园中除了山顶多用石峰以外山腰、山脚、厅前、道旁等处，也多散置石峰。有的采用整块耸立的巨石，有的用几块湖石联缀而成。

（五）虚实配合，相反相成，互为益彰

如古华轩东侧的假山，中间做出卷洞，包以湖石，设以米红卷门，开门如洞窟，具神秘感这种上台下洞的处理，也属虚实结合的形式。这也符合计成所主张的造洞原则：“理洞法，起脚如坐屋，立几柱著实，掇玲珑如窗门透亮，……上或堆土植树，或作台，或置亭屋，合宜可也”（《园冶》卷三《掇山·洞》）

（六）山体幽静深邃的表现

在峭壁夹峙的中间堆出峡谷，给假山以幽静深邃。如延趣楼前与延棋门里各有一条极狭的山谷，仅60厘米宽，只能侧身通行。虽非主要山道，但在叠山艺术中却增添了宽狭、主次、虚实等情趣的变化，丰富了山林的造型。

五、依水堆筑假山艺术

计成特别推崇依水堆筑的假山，因为“水令人远，石令人古”，两者在性格上是一刚一柔、一静一动，起到了相映成趣的效果。《园冶》一书里，多次谈到这一点：“假山依水为妙。倘高阜处不能注水，理涧壑无水，似少深意。”“池上理山，园中第一胜也。若大若小，更有妙境。就水点其步石，从巅架以飞梁；洞穴潜藏，穿岩径水；峰峦飘渺，漏月招云。莫言世上无仙，斯住世之瀛壶也，”又提到：“掇石须知占天，围土必然占地，最忌居中，更宜散漫。”

苏州狮子林，以湖石假山众多著称，以洞壑盘旋出入的奇巧取胜，素有假山王国之誉。园中的假山，大多依水而筑。

堆叠假山之所以“依水为妙”，被视为“园中第一胜”，正如郭熙所言：“水者，天地之血也”；“山以水为血脉”，“故山得水而活”，山“无水则不媚”。

3、结束语

从我国现存的皇家园林到私家园林，无一例外的都有假山的堆筑，石质假山和土质假山的堆筑，以它特有的美的方式表达出来。在自然式园林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造形多样，易于和周围景物协调统一，同时它灵活，巧于变化，丰富了园林的景观，增加了园林空间和层次感。假山堆筑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全园的景观。假山堆筑与风景园林的关系是值得每个设计者和造园家耗费精力、气力去追求、探讨的课题。

【参考文献】

中国石范文篇5

关键词：上海会乐里；石库门里弄民居；中西建筑文化；交融

一、前言

早期西方建筑对中国近代建筑产生影响有三种渠道：教会传教渠道、早期通商渠道以及民间传播渠道。石库门里弄民居就是在第三种传播渠道下产生的，它最早出现在上海英人居留地内。1853年9月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17个月，城厢内外及青浦、嘉定等地的豪绅富商都迁入英人居留地内，英国商人乘机建造大批木板房出租谋利。这种房屋有英商经营，首次采用了西方联排住宅的建造方式，可以说是上海石库门里弄民居的雏形。石库门里弄民居是在人口急剧增长的情况下，为解决人口居住问题而建的一种类型的住宅，同时它能够使土地利用效益最大化，从而使英商获取最大的利益。短时间内地急速发展，并不能产生一种全新的建造模式，它只能将已有的、成熟的建筑模式和方法为骨架，辅以新的技术和手段来应对现实所面临的多人口、高密度等问题。上海会乐里石库门里弄民居南北在四马路和汉口路之间，东西在云南中路与泥城浜（西藏中路）中间，光绪三十年（1904年）浙江南浔地产商刘景德相中了这块地段，以高价买下，将旧房拆除，建成老式里弄房子，取名为会乐里（图1）。所谓“老式石库门里弄住宅”，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指的是“早期所造的老式石库门里弄住宅，其结构大多为立帖式”。它是在传统建筑的基础上，为适应新的生活方式而吸收西方建筑的布局方式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新风格。

二、平面布局

石库门里弄民居按其所形成的道路结构形式及建筑布置特点，可以归纳为五种类型：干弄式、干支式、网格式、坊院式、自由式（图2）。从图1来看，上海会乐里石库门里弄民居属于网格式的布局方式。中国传统的建筑群体布局方式讲求以庭院为基本单元，向纵深方向发展。然而石库门里弄民居的布局方式已经不再沿袭中国传统建筑群体的庭院式组织形式，而更像是现代居住小区的组织布局方式。总体布局中开始注意布局紧凑和节约用地的要求，建筑单元不在强调严格对称的平面布置和主次分明的体量对比，而是按照实际功能的要求来组织。弄堂不分主弄和支弄，纵横十字交错。它代替传统的庭院成为建筑与建筑之间的分隔空间，它既承担着交通功能，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各种室外活动都是在弄堂里展开。建筑与建筑东西向并列排布，实际上就是西方的联排式住宅模式。2就上海会乐里石库门里弄民居（下面称会乐里民居）的单体建筑平面布局而言，我们不难发现它保留了很多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印记，可以说是脱胎于四合院的布局形式。会乐里民居是典型的三间两厢形式，大门位置设在房屋的中轴线上，门内有一个长方形天井，主屋的正中为客堂，客堂和天井同宽，天井两侧是左右厢房，楼梯在客堂后面。各个房间都紧密相连，进深很大，通过小天井来采光和通风，类似三进的四合院平面只留下了后面的两进空间。进一步对比我们也可以发现，会乐里民居和四合院住宅在房间的布置上是一致的。会乐里的次间厢房对应着四合院的东西厢房，后厢房和灶间对应着后罩放，客堂对应着正房。然而面临着现代生活功能的需要，实现土地效益的实际，商人谋取利益的欲望，会乐里民居不可能再像传统的四合院一样拥有富裕的内部空间环境。功能房间只能通过上下两层来布置，所以新的功能区楼梯间也应运而生。四合院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礼”的体现，即所谓的“门堂之制”，门屋与堂屋分立，门屋的形制代表着主人的身份。但是对于20世纪初惜地如金的上海，这些都无法再实现，于是门屋被省略，只有一堵高高的围墙，如同西方古典建筑一般，门与建筑主体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建筑主体的一个部件；院落也缩小成为一个天井。

三、造型装饰

石库门又称墙门或仪门，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常常用在每进院落间的塞门墙上。会乐里民居的造型符合“建筑外观比较简朴，黑色蝴蝶瓦屋面，黑色石库门，白粉墙，色调素雅，对比鲜明，颇具江南民居风韵”的总体特征（图4）。外观封闭，大门处高高的围墙达到二层窗户的窗低，将建筑内外完全分开。虽然仅从石库门来看更有中国传统建筑的韵味，但是大面积的沿街窗户，墙面上装饰的壁柱，半圆形的拱券，券顶的拱心石，窗户上三角形山花，西方古典柱式、柱头，阳台上的铁艺栏杆，模仿巴洛克风格的曲线山墙，无一不展现出它的西方建筑文化的特点。而到了后期（20世纪20年代），石库门建造以接近尾声，简化装饰，有的石库门甚至完全取消装饰，只剩下光秃秃的钢筋混凝土门框。4会乐里民居的外部造型与装饰充分体现了中西建筑文化在同一个建筑上的融合，但是从早期会乐里民居的内部来看，它是浓厚的中国传统样式。落地长窗分隔室内外的空间，长窗的上半截做成格子窗，配有优美的几何图形；下半截镶绦环板，做工精细，刻有中国传统花饰。室内空间的分隔采用了传统的飞罩，隔而不断，飞罩上也配有不同形状的传统图案，榻、椅的配置也一样如此。这种传统的木装修给石库门里弄民居增添了几分典雅，几分古朴。而后期则传统的风格逐渐弱化，落地窗扇还有部分保留，飞罩等构件已经完全消失不见。

四、结构方式

会乐里民居的结构方式是传统的穿斗式木构架结合外砖墙承重，主体承重结构还是木构架。虽不像中国传统木建筑一样结构与外墙完全独立，但是会乐里民居也继承了“墙倒屋不塌”这一显著特征（图5）。也就是说，建筑的隔断墙可以随意移动或取消，这对使用者来说是及其方便使用的。正因如此，客堂面向天井的一侧就全部做成落地长窗，既是门，也是窗户，夏天卸去，客堂与天井连成一体，又宽敞，又凉爽。石库门里弄民居由于土地、利益等原因，不似四合院一样有富裕的空间可以组织门、堂、廊来围合空间。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是西方建筑文化的一种体现。与西方建筑师相比，中国人总是感兴趣用建筑来围合空间，而西方建筑师却一直关注在建筑内部划分空间。5当然，也因为当时生活的需要，中国传统的室内空间利用方式已经不再适用。室内空间的重新划分比庭院的围合显得更为重要。从会乐里民居的平面图上我们还无法看出其室内空间布置情况，然而根据王绍周、陈志敏对大量石库门里弄民居的研究，我们可得到一些推比的结果。在里弄住宅中，居民结合使用的特点，用简单而经济的方式，把室内空间适当分隔成不同使用空间，把平时不便使用的空间部位尽可能地组织起来，争取和扩大室内有效空间，以满足日常复杂的使用要求。

五、结语

从平面布局、造型装饰、空间结构三个方面的阐述，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建筑文化碰撞下产生的新建筑的特征，它既展现了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延续，也接受了西方建筑文化的改造，不拘泥与严格的形制，不追随特定的风格，充分展现了民间工匠的“创造力”，这与中国建筑师设计的中国民族形式大相径庭。上海会乐里石库门里弄民居作为石库门建筑的一个典型，它见证了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历史，也是世界建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杨秉德.早期西方建筑对中国近代建筑产生影响的三条渠道[J].华中建筑，2005，23：159.

[2]杨秉德.石库门里弄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20-28.

[3]王绍周，陈志敏.里弄建筑[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7：90-91.

[4]王绍周，陈志敏.里弄建筑[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7：51-53.

[5]杨秉德.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236.

中国石范文篇6

关键词：雍正乾隆大米贸易暹罗华商

清初，江浙闽粤等地因耕地稀少、人口增加等原因，出现民食不足的现象。迨至康熙末，东南沿海各地“产米不敷民食”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清政府为了解决这一严重的粮食危机，开始向海外进口大米，称之为“洋米”。故时人称“东米不足，西米济之，西米不足，洋米济之。”①而当时“南洋凡三十余国，大抵土旷人稀，各有余米，如暹罗、柬埔寨、港口、旧港、安南、柔佛、六昆、丁家奴等八九国余米尤多。”②其中则以与暹罗的大米贸易最为发达。本文主要综合目前所见大量档案文献资料，拟就雍正、乾隆两朝中暹之间的大米贸易进行论述。

一、中暹大米贸易兴起的缘由

清初中暹大米贸易的兴起，主要归结为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清朝初期，东南沿海出现严重缺粮的现象。自康熙末年，江浙闽粤地方耕地稀少，产米尚不敷民食，多靠商人运米接济，经常“米价腾贵”，尤其是闽粤“逼近海岸，山多田少，民稠土狭，产谷稀少”，③加上当时生齿日繁，人口迅速增加，及不时的涝旱灾，出现“民食不足”的现象。东南沿海米价腾贵，民食不足，是清朝统治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次，内地之米被贩卖外洋，也造成沿海居民米粮紧张。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都察院佥都御史劳之辨就奏有内地商人贩米往外洋，他奏言：江、浙米价腾贵，皆由内地之米，为奸商贩往外洋之故，请申饬海禁，暂撤海关，一概不许商船往来。④雍正初年，一些商人贩运福建之米，私卖外洋，其地方有司“恐奸徒影射私运外洋”，稽查严密。⑤

再次，传统的调拨米石的措施失去效用。传统的解决粮食短缺，民众口粮不足的措施，主要是依靠邻省或邻区协济解决。但是，这个时期各地年景普遍不景气。广东各府州县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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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广东文征》第五册，418页，张维屏：《粤食》，香港中文大学出版1978年版。

②礼部侍郎李清植为请定例国内外商人贩米来闽粤粜卖奏折，乾隆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转引自林京志《乾隆年间由泰国进口大米史料选》，《历史档案》1985年第]期。(以下档案未另注出处者，均引自林京志文。)

③《清高宗实录》卷54，乾隆二年丁巳闰九月辛未，900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④(清)粱廷枬：《粤海关志》卷18《禁令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校注本，352页。

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4册，378页，二九七．福建巡抚黄国材奏请准今台湾道府每年米粮接济漳州泉州折，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有丰有歉，但仓谷不丰，民力拮据，无力互相救济；闽省台湾“近年以来，台地商民日增，就食者众，所产米谷，丰年尚有多余，稍歉即忧不足”，①亦属力不从心。乾隆六年，台湾地方因“上年秋缺雨，收成较常歉薄，今春以来，米价日渐昂贵，小民谋食艰难，”可见台湾地方自顾尚且不暇，更无力接济其他。②按照定例，福建省食粮短缺，可以派人“于米贱省份购买”接济。但是，“闽省与腹内各省运道不通，惟海洋一路可以转运，无论风信靡常，采买挽运，必须经年累月，不能尅期而至；且涉洋面，冲礁触险，每月损失，即或百计购运，而盘耗脚价，所费不资。”运回的米粮，仅脚价每石就高达一两五六钱之多，“与本地米价不甚相远”，所以，从“外省购运实属艰难”，③需要积极寻求新的途径来解决此地民食不足这一严重问题。

最后，暹罗国米丰价贱，成为解决内地缺米的有效途径。暹罗产米甚多，缘于其优越的地理环境，一条湄公河贯穿于整个暹罗境内，为该国的稻谷种植提供丰富的水资源。康熙六十一年的贡使说，“该国米用内地斗量，每石价值二三钱”，④而内地即使丰年也要一两二三钱，遇有旱涝灾，更是高涨至一两八九钱。正因为稻谷得来如此容易，暹罗米价与别国相比远为低廉。

二、中暹大米贸易之兴衰

中暹大米贸易缘起于何时?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六月，暹罗国王进贡，康熙有旨：“朕闻暹罗国米甚丰足，价亦甚贱，若于福建、广东、宁波三处，各运米十万石来此贸易，于地方有益。此三十万石米，系为公前来，不必收税。”⑤此后，即开始议定中暹间大米贸易事。“遵旨会问来使，据称：该国米用内地斗量，每石价值二三钱。今议定：载米到时，每石给价五钱。除为公运三十万石不收税外，其带来米粮、货物，任从贸易，照例收税。”⑥可见，康熙六十一年仅仅是议定中暹大米贸易中的有关规则，而不是中暹大米贸易的正式开始。⑦

中暹大米贸易始于雍正二年(1724年)。康熙允准中暹大米贸易的讯息传到暹罗后，暹罗的泰沙王(了haisa)一面不断加以供应，一面于1724年派了一批贡使到北京朝见雍正。“雍正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广东巡抚年希尧题报暹罗运米并进谷种等项。……运来米后，令地方官照粤省现在时价速行发卖，不许行户任意低昂。所奏每米一石，定价五钱，则贱买贵卖，甚非朕体恤小国之意。着行文浙、闽，此次已到之米，与该国现经发运续到者，皆照粤省一体遵行。嗣后且令暂停，俟需米之处，候朕降旨遵行。”⑧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雍正对康熙议定的中暹大米贸易似乎是不愿意执行的。雍正当时为什么要暂停中暹大米贸易，尚无文献说明，但可知雍正二年开始的中暹大米贸易是同时在广东(广州)、福建(厦门)、浙江(宁波)三地展开的。再从“该国现经发运续到者，皆照粤省一体遵行”一语看，原议定的中暹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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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福建巡抚周学健请定例分别免征外国贩米商船货税奏折，乾隆八年七月三十日。

②一史馆编：《乾隆朝上谕旨档》第1册，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719页，乾隆六年五月十五日内阁奉。

③福建巡抚周学健请定例分别免征外国贩米商船货税奏折，乾隆八年七月三十日。

④(清)梁廷枬：《海国四说》之《粤道贡国说》卷1，中华书局1993年版，181页。

⑤《清圣祖实录》卷298，康熙六十一年六月壬戌条，884页。

⑥(清)梁廷枬：《海国四说》之《粤道贡国说》卷1，中华书局1993年版，181页。

⑦葛治伦、徐启恒在其《清代中国和暹罗的友好关系》(《东南亚纵横》，2000年增刊，115页)一文中认为，“从康熙六十一年开始，双方开展了广泛的大米贸易”；而黄启臣和庞新平在其书《明清广东商人》(广东经济出版社)第二章67页中则写到：“乾隆十二年，清政府正式允准民间与遏罗进行谷米贸易”。

⑧前揭《粤道贡国说》卷2，182—183页。

贸易是一连贯的经常性贸易，且贸易表现频繁，故雍正四年有一条材料：“暹罗国前经奉旨暂停运米。所差探贡二船，带有米石货物。伊等由该国起行，尚在未奉旨之先。既已涉险远来，听其就近发卖，俟风讯回国。”①

至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又谕旨两广总督孔毓殉，“前暹罗国装运米石，曾有旨着令停止。如今若有便人，可带信与他，他若情愿装米来，叫他装来，得些利去也好”。故雍正六年，即有暹罗商人吴景瑞运米来厦门。福建巡抚常赍称：“暹罗国王诚心向化，遣该国商人运载米石、货物，直达厦门，请听其在厦发卖，照例征税，委员监督。嗣后暹罗运粮船来福建、浙江者，请照此一体遵行。”常赍原想改变康熙六十一年的中暹大米贸易的规定，但被雍正帝否决：“得旨。依议，米谷不必上税，着为例。”②

雍正六年(1728年)，中暹大米贸易进入正常状态。后又因巴达维亚荷兰人“戕害汉人”事件，福建总督策楞“恐番性贪残，并有扰及商船，请禁南洋贸易”。③故雍正十年至乾隆七年中暹大米贸易曾一度中断。直至乾隆七年(1742年)，两广总督公庆上疏：“请将南洋一带诸番，仍准照旧通商。其洋船进口带米一节……遵照原议办理。”这样，中暹大米贸易才恢复正常。从乾隆七年直到二十四年从未间断。由于这一时期东南沿海的粮食危机更加严重，必须加大进口大米的力度，故清政府给予中暹大米贸易极其优惠的政策，致使乾隆中期，中暹大米贸易达到最高峰。闽省“自乾隆十九、二十、二十一二三等年商贾买运洋米进口，每年自九万余石至十二万余石不等”。④而这一时期大米的进口地点主要是在福建，其次是广东，关于浙江的买米，实际著录少见。

乾隆后期，由于暹缅战争爆发，缅军侵入暹罗国土并占领暹京大城，湄南流域农业生产严重影响，大米输出几乎停滞；再则，乾隆后期，中国东南沿海海盗势力又一次崛起，清政府担心这些由华人水手及华商操纵的中暹贸易“运米济匪”，遂“停发沿海地区商米出海运米执照”。⑤福建方面，自乾隆四十年(1775年)后，再不见暹米进口，而广东方面则主要从吕宋进口大米。据东波塔档案，乾隆末年及嘉庆初年运人澳门与广东的大米亦是由吕宋来，“吕宋船载有米石到奥，请在就地发卖”，“凡尔吕宋洋米到澳，准绵丈量征钞”，“照得招商前往吕宋采买米石回粤接济”。⑥故乾隆末年起，吕宋米在广东已取代暹罗米，亦可证中暹大米贸易的衰落。中暹大米贸易之兴衰过程详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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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前揭《粤道贡国说》卷2，182—183页。

②前揭《粤道贡国说》卷2，183页。

③一史馆、暨大古籍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89页，署两广总督庆复奏覆仍准各国船只来粤贸易折，乾隆七年二月初三日(1742年3月9日)。

④《明清史料》，中华书局影印本，民国49版，1122页，吏部<为内阁抄出闽浙总督苏等奏>移会，九月二十九日，人户，闽督苏等奏请酌改诲洋运米商民议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行。

⑤《仁宗实录》卷185，嘉庆十二年丁卯九月已亥。435页。

⑥刘芳辑：《清代澳门中文档案资料汇编》上册之第263、264,268条，澳门基金会1999年版，151、152、154页。

三、清政府对中暹大米贸易的优惠政策

从康熙末年直至乾隆初年，福建、广东、浙江等的粮食危机始终未获解决。为了鼓励暹罗华商运米来华贸易及内地商人赴暹罗购米，清政府实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一)清政府对暹罗商人采取的优惠政策

1．雍正六年以来，对运回米石的暹罗华商，全免其米石税。雍正六年(1728年)，暹罗商人吴景瑞，运载米谷到福建贩卖。雍正帝批准对其他货物，准予发卖，照例征税，“依议速行”，而对运来的米石则批旨，“米谷不必上税，永着为例”，并“嗣后暹罗运米商船来福建、广东、浙江者照此一体遵行”。①

2．雍正以来，将梁课②全免或降等征收。雍正八年(1730年)及十年(1732年)，暹罗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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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前揭《粤道贡国说)卷2(暹罗国二》，183页。

②梁课即船钞，又称船舶税或梁头税，按商船的梁头宽度征收。清朝初年，梁课的征收沿袭明代的丈抽制，以船的大小为标准，西洋船定为九等，东洋船定为四等。康熙二十四年对其进行了修改，标准统一为：西洋一等船征银3500两，二等船征银3000两，三等船征银2500两。东洋一等船征银1400两，二等船征银1100两，三等船征银600两。《大清会典事例》卷235，《户部·关税》，《续修四库全书》801，上海古籍出版社。

表1雍正乾隆时期中暹大米贸易情况

时间运米者运米数量附带物到达地点

雍正二年暹罗贡使不详进献谷种、果树等广东

雍正四年暹罗贡船不详不详广东

雍正五年暹罗商人乃文吠不详不详广东

雍正六年暹罗商人吴景瑞暹罗国船主叶舜德不详不详不详不详厦门广东虎门

雍正七年暹罗载米船只不详不详广东

雍正八年暹罗商人陈景常不详不详福建

雍正十年暹商丘受原不详不详福建

乾隆七年暹罗国船户薛士隆15000石铅、锡等货厦门

暹罗国王所遣红皮船3700余石不详广东

乾隆八年薛士隆复来6000石不详厦门

沈士泽商船1030石不详定海

李长益商船700石不详宁波

乾隆九年暹罗国王所派夷商余明衷8000石不详厦门

内地龙溪县商人林捷亨3100石不详厦门

内地商人谢冬发不详不详厦门

乾隆十年内地商人阮腾风等四人不详不详厦门

乾隆十一年暹罗国商人方永利4300石

蔡文浩3800石苏木、铅、锡等货厦门

内地商人谢长源等十人不详不详福建

乾隆十三年龙溪县商民何景兴1000石不详厦门

乾隆十四年暹罗国夷商沉泰内地商人金万镒等四人5494石共计15000石苏木、铅、锡等货不详厦门厦门

乾隆十六年暹商王元正l941.4石苏木、铅、锡等粤海关

暹罗商船4000石不详厦门

乾隆十七年林权商船5100石不详广东

乾隆十八年暹罗国夷商苏辉7020石苏木500担、黑铅30担厦门

乾隆二十一年暹罗国夷商金洪5075.6斗苏木、铅、锡等厦门

乾隆二十二年内地殷商庄文辉3900余石

方学山5200余石不详厦门

乾隆二十三年内地商人陈泰等九名南海县民江埏陈成文邱毓堂陈观成叶简臣林孔超三水县民郭俊英陈芳炳各2000石以内3840余石3010石2710石2300余石2660余石2220余石2330余石2500石不详厦门

乾隆二十四年内地商人内地殷商叶锡会2000石以内2380石不详厦门

乾隆二十八年南海蔡陈、江琛、黄锡琏等各2000余石不详广东

乾隆三十二年内地商人多名内地殷商赖逢贵柯生文姚殿策各1500石以内2300石2800石l560石不详厦门

内地船户各1500石以内

乾隆三十九年同安县商民郑佳宏1600石不详福建

说明：表中所列仅为现存材料记录，不存材料及漏载者当亦不少，如乾隆十九至二十年是中暹大米贸易最兴旺时期，但不见有关此年运米情况的记载；另外还有相当数量遭海难而未运到的米船。

资料来源：第一历史档案馆已经编辑出版的朱批奏折、副录奏折等档案，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的明清档案、明清史料、史料旬刊、宫中档雍正乾隆朝奏折等，以及《清实录》、《粤道贡国说》、《清朝柔远记》等。

人陈景常、丘受原等来华，雍正帝降旨予以优惠，俱“免收粱课”。①乾隆八、九、十一等年，暹罗国船户薛士隆、余明衷、方永利、蔡文浩等运米来闽，其四等船皆准降照第五等例征收梁课。并十四年对夷商沈泰梁课亦降等征收。②

3．雍正七年以来，对船货税银实行全免或减免的办法。乾隆七年(1742年)，暹罗华商薛士隆运米和其它货物来闽粜卖，经闽海关监督沈之仁奏“将该船进口货税梁课免其征输，以示优恤”。③第二年，薛士隆复来，福建巡抚周学健建议实行有区分地奖励政策，“以带米一万石以上者，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五，带米五千石以上者，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三。”④乾隆听取了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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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福州将军沈之仁请免征暹罗贩米商船货税奏折，乾隆七年九月二十日。

②福州将军马尔拜请降等征收暹商沈泰梁课奏折，乾隆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③福州将军沈之仁请免征暹罗贩米商船货税奏折，乾隆七年九月二十日。

④福建巡抚周学健请定例分别免征外国贩米商船货税奏折，乾隆八年七月三十日。

(二)清政府鼓励内地商人从暹罗运米石销售

1．乾隆六年，劝谕内地商民出洋购米运回，免征米豆税。乾隆六年(1741年)，广东地区民食不敷，米价昂贵，广东巡抚王安国令粤海关监督朱叔权，劝谕内港出洋船商，买米运回出售。对此，乾隆曾于七年降旨免征米豆税，以资鼓励。这样一来，“商民尤为踊跃，每一洋船回棹，各带米二、三千石不等”，仅乾隆七年六月至八月这三个月期间，合计进口米二万三千余石。①

2．乾隆十六年，对自备资本赴暹罗的内地商民，分别给予奖励和赏给职衔顶带。乾隆十六年(1751)左右，福建产粮有限，不敷民食，出现了粮食供不应需的状况。为了扩大粮食来源，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奏请，奖励商民出洋赴暹罗等国贩米运回。原奏称：“凡内地商民，有自备资本领照赴暹罗等国运米回闽粜济，数在二千石以内者，循例由督抚分别奖励，如运至二千石以上者，按数分别生监、民人，奏请赏给职衔顶带。”②这一政策实行后，大大鼓励了商民出洋购运米谷的积极性，许多商户踊跃从事这项贸易。所以此后几乎每年都有一些商船前往暹罗等产米之国，运回米谷至闽粤粜卖。

但是乾隆二十四年之后，运米者日见减少，查其原因，可能是“外洋产米各处年岁丰歉不齐，米价增昂；各商民资本饶裕者从前已邀议叙，不复踊跃从事贩运”。③对此，乾隆三十九年，闽浙总督苏昌等奏请放宽对贩运米石商民的奖励政策，对运至一千五百石以上者，分别奏请赏给职衔顶带。

3．乾隆十二年，清政府发给内地商民往暹买米造船印照。暹罗国木材品种繁多，质地优良，“作船甚坚美”，且造价极其低廉。于是，暹罗便迅速成为华人在海外的造船中心，不断有商户呈请前往暹罗造船买米，运回内地销售。例如，乾隆九年(1744年)，有龙溪县商人林捷亨、谢冬发等；十年(1745年)有阮腾风、金万鉴、徐长发、金长丰等；十一年(1746年)有谢长源、徐芳升、陈锦发、金丰泰、万发春、魏隆贶、王元贞、王丰祥、陈恒利、林发兴等。④

四、中暹大米贸易的作用与影响

中暹大米贸易主要集中在清中期的雍正、乾隆间，前后持续不过五六十年。但这五六十年的贸易活动对中暹双方所起的作用与影响却不可低估。

第一，暹罗大米的大批量进口，缓解了18世纪中国东南沿海严重的粮食危机，平抑了中国市场高昂的米价，并对当时社会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如乾隆七年，福建进口食米四万二千九百余石，“在漳泉一带粜卖，甚于民食有益”。⑤同年，广东“计自六月至今，进口米二万三千余石，……是以近日省城米价渐次平减”。⑥乾隆八年，“今两月之内，外洋到米万余石，两郡(漳泉)民食自觉充裕”。⑦乾隆十九至二十二年，每年进口洋米“自九万余石至十二万余石不等，于闽省民食大为得济”。⑧乾隆三十年，江西米价昂贵，福建省城福州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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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广东巡抚王安国为粤米价昂准由暹罗等处进口发卖奏折，乾隆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②一史馆档，转引自李鹏年：《略论乾隆年间从暹罗运米进口》。

③前揭《明清史料》，1122页，吏部<为内阁抄出闽浙总督苏等奏>移会，九月二十九日，人户，闽督苏等奏请酌改海洋运米商民议叙。

④福建巡抚陈大受请发给内地商民往暹罗买米造船印照奏折，乾隆十二年正月二十日。

⑤福州将军沈之仁请免征暹罗贩米商船货税奏折，乾隆七年九月二十日。

⑥广东巡抚王安国为粤米价昂准由暹罗等处进口发卖奏折，乾隆七年八月---I-九日。

⑦福建巡抚周学健为办理内地商船运米回闽发粜情形奏折，乾隆九年八月初六日。

⑧《明清史料》，1122页，吏部<为内阁抄出闽浙总督苏等奏>移会，九月二十九日，人户，闽督苏等奏请酌改海洋运米商民议叙。

食十分紧张，故又下令外洋米从闽安镇进口，以解决省城的粮食供应问题。故两广总督庆复言：“粤省每年洋船进口，米价顿平，于民食不无小补。”①阮元《西洋米船初到》一诗中有“西洋米颇贱，曷不运连舳”之句，并注：“凡米贵，洋米即大集，故水旱皆不饥”。②时人张维屏则称：“粤东得此(洋米)接济，虽荒歉或可无恐。”③

第二，中暹大米贸易进一步活跃了中暹两国外贸市场，加速了两国之间的经济交流。中暹之间传统的朝贡贸易是十分发达的，据清政府的规定，暹罗进贡为三年一次，而据美国学者斯金纳(C．w．Skinner)的统计，从泰沙王治下的58年直至大城王朝后半期(1710—1767)，有十批暹罗贡使的记录，即每十年1．7次。④可见，这种传统的朝贡贸易是十分有限的。而中暹大米贸易开通后，就出现了完全不同的贸易局面。打破了清政府对朝贡贸易三年一次的规定，自开通以后，几乎年年均有米船往来，既有暹罗米商运米来华，又有国内米商去暹罗购米回国。故时人称洋米贩运“源源有增无减矣”。

中暹大米贸易是这一贸易活动中的主要商品，而随之附带的其它商品则是苏木、铅、锡等，而且数量不少，如乾隆十八年，暹罗夷商苏辉运米七千二十余石到厦门贩卖，随带的商品还有苏木五百担、黑铅三十担等货，苏木、铅、锡均是中国市场所需之商品，大批的苏木、铅、锡输人中国，无疑活跃了中国市场。

第三，中暹大米贸易还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暹罗的造船业及航运业。内地商民去暹罗买米造船，以及华侨充当暹罗船只上的水手，对于造船业和航运技术在暹罗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怀特指出，“暹罗不但在船舶的设计和制造上效仿中国，而且在航海和驾驶技术上，也无不受到中国的影响”⑤从18世纪开始，盛产木材的暹罗，便成为华侨海外造船中心。乾隆十二年(1747年)清政府允许内地商人往暹罗买米造船，“较之夷商听其自至者尤为便捷”。不少华商到暹罗后，利用当地优质廉价的柚木，造船运米回国销售，甚至将船一并出售，获利成倍。19世纪，日益众多的中国移民涌人暹罗，广东省电白、徐闻一带沿海居民结伴前往暹罗从事伐木造船工作，“暹罗的造船匠、锡匠、铁匠等，华侨占大多数”。⑥

暹罗的帆船几乎全为华侨所驾驶，这些帆船有的为华侨所投资建造，有的则为华侨代暹罗国王建造营运。华侨帆船的贸易大大促进了暹罗工商业的发展。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西方人都公认“曼谷事实上就是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中心口岸”，“曼谷是好望角以东仅次于加尔各答和广州的第三个重要港口。”⑦。曼谷之所以能成为印度支那半岛的货物集散地，完全归功于华侨帆船活动的结果。在1821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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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前揭《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190页，署两广总督庆复奏覆仍准各国船只来粤贸易折，乾隆七年--fl初三日(1742年3月9日)。

②阮元：《揅经室续集》卷6《西洋米船初到》，198页，《丛书集成初编》2211册。

③前揭《广东文征》第5册，418页，张维屏：《粤食》。

④(美)斯金纳(C．w．Skinncr)：《古代的暹罗华侨》，《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2年第2期，105—122页。

⑤怀特(J．White)：《航行中国的历史》(Hisiory0faVoyagetoChina)1826,54页，转引自田汝康：《十七世纪至十九中期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航运和商业上的地位》(《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1—21页)。

⑥(美)斯金纳：《古代的暹罗华侨》，《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2年第2期，105—122页。

⑦(美)斯金纳(c．w．Skinner)：《泰国的华人社会》(ChineseSocietyinThailand)，41页，1957年。

华侨在暹罗投资所制造的帆船为数已达136只，其中82只从事暹罗和中国之间贸易的，另54只往返暹罗与越南、马来亚、爪哇之间从事贸易的。所有船只的总吨位达三万九多吨，在这136只帆船中，除少数近岸航行的由中暹两国水手共同驾驶外，其余亦均由华侨水手所驾驶。综计在这些帆船上服务的华侨，约有八九千之多。①

不仅在中暹朝贡贸易和大米贸易中，华侨占绝大多数，暹罗国王派往日本等国的唐船，也几乎全为华侨所驾驶，《华夷变态》卷十八记录了同一暹船上水手的人数，其中“唐人九十五人，暹罗人三人”，③卷十九所记的唐船上，“唐人百余十人，暹罗人贰人”。③1767—1850年间，暹罗王室垄断了对外贸易和对华的大帆船贸易达到空前的繁荣。这是与中国的先进航海技术和雇佣中国船员分不开的。

第四，中暹大米贸易进一步推动了暹罗华侨社会的发展。根据斯金纳的说法，17世纪后半期，暹罗的华侨至少有一万人，但从当时频繁的内地商民迁移暹罗的情况不难想象，华侨人口必定是有增无减的，足见华人在暹罗发展之兴旺。居于暹罗的华人社会主体是大小商人，他们的店铺位于市中心地段，是全市最好和最繁华的。④当时在首都大城，“居民廿万……富者惟汉商及五爵”。⑤一位外国人对18世纪后半期暹罗华人社会的描述是：“中国侨民，从其商业规模及其所享受的特权看来可说是人数最多和最为繁荣的一个民族”。⑥更甚于在1767年缅人屠掠大城后，暹罗经济是全靠当地华侨才得以迅速恢复起来的，“华人在暹使用金银，王国之迅速恢复应归功于他们的勤奋，设非华人如是勤奋，则暹罗今日必无银钱财帛也。”⑦经济的富有必然导致他们政治地位的提高，暹人“尊敬中国，用汉人为官属，理国政，掌财赋”，⑧达信王统治时期，原籍贯福建漳州西兴村的华侨吴阳，曾做宋卡太守，并且，他死后，其子吴文辉继任其职务，⑨为暹罗国做出了十分明显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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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克劳佛特(J．Cmwfurd)：《印度半岛史》(HistoryofIndianArchipelago)卷3，186页，1820年，转引自田汝康：《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航运和商业上的地位》。

②林春胜、林信笃编：《华夷变态》卷18，1394页，1691年第88号“暹罗唐船之唐人口述”，东京东方书店1985年版。

③前揭(华夷变态)卷19，1478页，1692年第64号“暹罗唐船之唐人口述”。

④(美)斯金纳：《古代的暹罗华侨》，《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2年第2期，105—]22页。

⑤魏源：《海国图志》卷7《暹罗》，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上海书局石印本。

⑥(美)斯金纳：《古代的暹罗华侨》，《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2年第2期，105—122页。

⑦(美)斯金纳：《古代的暹罗华侨》，《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2年第2期，105—122页。

中国石范文篇7

1石窗纹饰的灵魂艺术

石窗艺术不仅是一类风貌独特的文化遗产，也是一种颇具诗意的栖居方式。传统石窗纹饰的艺术表现，当属浙东三门地区的石窗保护最为完整。在这里可以领略到蕴涵着三门民居高超的石雕技艺、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旺盛的艺术创造力。同时，其纹样装饰更是美轮美奂，精细典雅，其石窗图案极讲求艺术的比拟与组合，巨细、凹凸、疏密、虚实、起伏、对称、呼应等，堪称匠心独运，造物浑然天成。从浙东三门地区的纹饰表现形式上看，有几何形、动植物、人物型等多钟表现形式，多讲究对称的构图布局。多数手法粗犷朴素，略显稚拙，多半是受限于当时的经济条件和生产力，正是这些客观条件造就了石窗装饰的简洁之美和自然美。石雕窗花的装饰意味极强，因此图形皆被赋予抽象化的情趣和“灵魂”。窗上边的动物、植物等图形，表现为一种更为简化的形态，虽形态不一，然与其它纹样相融相应，在形态上更具装饰性和整体性，更富张力。如龙纹多采用舒花卷草样式加以抽象表现，简洁清新而又妙趣横生。再如藤窗，一根藤条纹样的原型本为常青藤、爬山虎等品种的藤萝植物，因其藤蔓绵长、缠绕不停，有着生生不断、千古不停、万代绵长的盛情，匠人们便萃取艺术精华，以曲线完美链接，使得图案如行云流水，柔美多姿。

2石窗的内在精神象征

纵观中国民间的传统纹饰雕刻，发现多数带有世俗特征和共同的艺术审美格调。其题材类型多为吉祥仙草，瑞兽祥云、神妃仙子，从中可猜测出民间对于美好生活愿景的无限向往，赋予了石窗内在美好祥和的精神内涵和外在和谐一体的表现形式。2.1大众化的审美趣味体现。在中国古代人民大众心里，一般都有着福禄寿喜、辟邪驱凶、斥恶扬善的平民心态。因此在民间，如家族祠堂、寺庙园林、会馆等公共建筑的石窗，体量较大，题材多出现宗教常有的仙鹤游龙，龟蛇神兽等相对固定的形象。用蝠代“福”，以鹿代“禄”，择龙兽为“寿”，并穿插包罗在“钱”形当中，寓意着“福寿在前”。这种传统的谐音象征手法，糅合在一起则大大增强了其艺术感染力和生命力，对于这类文字组合，形意表达有着默契般的认可，也逐步成为妇孺皆知的美好象征。还有鹤鹿同春石窗、松鹤延年石窗，麻姑献寿石窗、夔龙麒麟等形式的石窗，折射出普通劳动人民对求财赐福，儿孙满堂、长寿永乐的平民审美趣味追求。2.2抽象化的人文精神追求。浪漫思想、委婉含蓄、虚无是中国传统吉祥纹饰的抽象化人文精神和审美趣味。在中国传统纹饰中普遍采用“借喻”和“谐音”的手法，因此众多民间装饰艺术的意味也就愈发耐人寻味、引人深思。其形式多样，内涵丰富，譬如：荷花石窗、如意宝相花石窗、梅花石窗等，拿规则五瓣型的梅花纹饰做例，作为“岁寒三友”的一员，寒冬过后百花凋零，唯梅香浮动、悄然自开，给人冰清玉洁美的享受，借此表现人的正直坚贞。又如菊花傲霜而晚香，被人们常比作不畏困难、贞守晚节的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诸如此类，有人说石窗便是“躲在石墙上的人文风情”。2.3意境化的传统哲学表达。在中国古典园林当中，“天人合一”观念和“自然而然”观点一而贯之，蕴含其中。就几何形来看，纹样有回纹、纵条和横条纹、水纹、格子纹等，这些是最普遍的民间纹样。如回纹图案，《说文解字》中“回”字的解释为：“回，转也。从囗，中象回转之形”。先辈们造字，观察入微，字形源自于水在流动时产生的旋涡形态，因此回纹的内涵也就简单明了。其反复轮回的形式也喻示着释家“因果轮回”的再世观念和人生哲学，回纹更是在中国民间被称为“富贵不断头”的一种纹样，人们赋予了它福祉绵延、幸福永长的深刻寓意。图案以横竖短线折绕组成的方形或圆形的回环状花纹形式展现，这种具有装饰性的二方或四方（俗称：“回回锦”）连续、对称的纹样在古代极为普遍，从中也可窥视出中华传统装饰艺术中的纹样美学理念和对称体现的秩序感。类似这种深刻的人文哲学观，体现了人对大自然的崇敬，应当尊崇客观规律。在石窗传统哲学艺术表达中，或多或少具有儒家的“秩序感”，释家的“轮回观”，道教的“浪漫感”，最后共同强调人与自然本应和谐一体。

3结语

通过回顾，窗本作为沟通室内外亲密联系的媒介，也是园林设计构景要素的一部分，其作用不言而喻。中国传统民居的石窗艺术是当时大众审美和精神象征的体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民风民俗和建筑风格，这种建立在以血缘关系和乡土观念为根基的装饰艺术，无不对当代景观设计如何走“乡土化”和“地域化”有着重大启示意义。在古代，人们认为适当的遮掩，即“障景”手法能营造出神秘感。为了使室内不那么直观可视，于是采用雕花艺术赋予窗子新鲜的生命，让室内不再一览无遗。同样的手法如：照壁、主入口的大型雕塑或树阵等，皆是为了使景色不那么赤裸裸显示于人前，达到诱人深入、延视揽胜的设计目的。在现代景观设计中，也秉持着这种传统的哲学理念和设计思想。在如今的各类园林设计中，应当从这扇古老艺术的石窗，去感知匠心的创造力，结合地域人文背景，把握住文化的根基，提炼属于当地的文化符号，最终才能传达出大众的审美心理和文化需求。这样才能让东方的民居建筑艺术不再堙没于云谲波诡的当代建筑设计中，才能继承这种“匠心精神”和艺术创新精神，走向人民，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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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3]葛晓弘.浙东石窗艺术[J].装饰，2004（7）

[4]顾方松.风鸟图案研究[M].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

[5]李志明.浙东石窗艺术的审美内涵[J].名作欣赏，2014（11）

[6]刘超英.浙江石窗艺术的审美趣味和表现手法[J].艺术与设计(理论)，2008（2）

中国石范文篇8

所要讨论的几个数字是：

(1)汉代一个农业劳动力的垦田亩数；

(2)汉代粮食单位面积产量；

(3)汉代农业人口平均口粮数；

(4)这些数字所反映的汉代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所能提供的剩余产品数量及其分配状况。

封建时代的农业主要是个体小生产农业，而最能反映个体小生产农业特点的是小自耕农经济。所以我们就以小自耕农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作为主要讨论对象。

最完整地从数量上讲到当时小自耕农的生产和生活水平的，是《汉书•食货志》所载的据说是战国时李悝的一段话有些同志认为这段话反映的是汉代的情况(陈直先生即主此说，见《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第277—278页)，这是有道理的。但其中提到十一而税，却不是汉代情况。不过，战国农业生产与汉代颇多相似之处，与其他材料参看，《汉书•食货志》的这段话应当说也反映了西汉的情况。准此，我们在下边的讨论中也参用了一些战国和秦的史料。：

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岁收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

下面，我们就结合其他史料来分析一下这段话所提供的一些数字，看看它们是否大体符合汉代一般小自耕农的生产和生活的实际情况。

一、一夫挟五口

战国中期，一户农民大约平均是八口左右《孟子•梁惠王上》又《尽心上》。，这是小农经济初起时的现象。随着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的发展，再加上政府法令的作用(如商鞅变法令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农民的家庭人口有逐步减少的趋势。到了汉代，一般是一家五口。《汉书•食货志》载晁错在文帝时言：“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等所载西汉末到东汉时的十一二个户口数字，平均每户在五口上下。则汉代一家五口，可以认为是通常现象。

一家五口，一般是两个劳动力。所谓“一夫”，当时常指一个小经济单位，即一家。“一夫”就是户主、家长的代称。《周礼•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晁错也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都可说明汉代五口之家一般是两个劳动力。

二、治田百亩

《汉书•食货志》这段话说的是小亩，即100步为一亩，原是战国时山东诸国的亩制银雀山汉墓《孙子兵法》残简《吴问》载晋末六卿统治区亩制不一，范、中行氏以160步为亩，韩、魏以200步为亩，赵以240步为亩。这种亩制改革的演变情况不明。此处暂不涉及。。秦则行240步为一亩的大亩。汉初二者并行，故山东诸国地行小亩(楚地可能在外，说见后)，故秦地行大亩，到汉武帝后期全国才统一行大亩《盐铁论•未通》。战国、秦汉六尺为步。汉尺约合今23.2厘米。则汉代一大亩为(6×0.232)2×240＝465.0393平方米。今一市亩则为666.67平方米。折算起来，汉代

1大亩＝2.4小亩＝0.6915市亩

1小亩＝0.4166大亩＝0.2881市亩

1市亩＝3.47小亩＝1.44大亩。

这样，照《汉书•食货志》这段话的说法，汉代一个劳动力平均大约种地50小亩，或20.83大亩，合今14.4市亩；每户有田100小亩，或41.66大亩，合今28.8市亩；每口占田20小亩，或8.332大亩，合今5.76市亩。

我们再看汉代其他有关农民垦田数的记载。这些记载可以分成三组。

第一组，与《汉书•食货志》这段话所说的一家治田百亩相同或相近。

(1)《汉书•食货志》载文帝时晁错言：“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百之收不过百石。”

(2)《管子•治国篇》(据研究是汉人著作)：“常山之东，河汝之间，……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则一家垦田也是百亩。

(3)《管子•巨乘马》(据研究是汉人著作)：“一农之量，壤百亩也。”这里的一农，应与一家相当。但《巨乘马》下文有：“起一人之繇，百亩不举；起十人之繇，千亩不举；起百人之繇，万亩不举；起千人之繇，十万亩不举。”等语。与晁错说的一家服役者不下二人不同，似乎说的是一个农业劳动力耕田百亩。但看来只是对一家服役人数计算方法的不同，并不绝对说明一家百亩之田只有一个农业劳动力耕种。

(4)《管子•山权数》(据研究是汉人著作)：“地量百亩，一夫之力也。”

(5)《管子•揆度》(据研究是汉人著作)：“百乘之国，东西南北度五十里。……百乘为耕田万顷，为户万户，为开口十万人。”(以下千乘之国、万乘之国，户数与垦田数的比例与此同)万户耕田万顷，则一户耕一顷即百亩方百里，方五十里之地究竟有多大，估计境内可耕之田有多少，户口有多少，据《管子•揆度》、《八观》、《汉书•刑法志》、《食货志》的记载来估算各有出入，各家解释也不相同，此处略而不论。仅取《揆度》比较明确的万户万顷之说。

(6)《管子•轻重甲》(据研究是汉人著作)：“一农之事，终岁耕百亩，百亩之收，不过二十。”

以上各条都是通概言之，也有井田制下一夫百亩的传统说法的影响。但这种说法在汉代仍然广为流行，特别是还用作估产的依据，说明汉代农民的实际垦田数字与此相去不远。

(7)《汉书•食货志》载武帝时赵过用耦犁，“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五顷”。这里的五顷是大亩，大亩五顷合小亩1200亩，正好是一井一屋即12夫之数，也是按一夫百亩来计算的。

(8)《汉书•赵充国传》记载武帝时屯田卒每人平均耕地20亩。居延汉简及敦煌汉简中记载有一名戍卒或弛刑徒垦田15亩弱《流沙坠简》释二，三十一。、24亩《流沙坠简》释二，三十一。，或私人有田30亩《敦煌汉简校文》，第80页。、35亩《居延汉简释文》卷一，第81页。、41亩《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二编，第56页。简文云：“□玉门屯田吏高禀，放田七顷，给予弛刑十七人。”既云“放田”，可能系交弛刑徒私人经营。、50亩《居延汉简释文》卷三，第52页。(均是大亩)，这种有田的私人，可能带有家属。这些数字，大都距一人50小亩或21大亩弱、一家100小亩或41大亩多的数字不远。

以上八条材料，大致说明了汉代一户农民耕种的土地为100小亩或41大亩左右1966年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记有一些人户的田地、奴婢、房舍等赀产数。其中记有田地数的共11户(八亩一户，三十亩一户，三十余亩一户，八十亩二户，一顷到二顷六十亩的六户)，共有土地1160亩左右。平均一户在100大亩即240小亩以上。这些人户中有一些肯定是地主，因此并不能说明当地每户农民的平均占有土地数。但撇开土地所有关系，单就一个农业劳动力垦种的土地数量看，碑中记载有些人户家有奴婢，有些是五人(其中一户有田二顷六十亩，其他三户田数不明)，最多的是七人(该户有田三十余亩，有奴三婢四)。此外，地主是否将土地出租，碑文记载不明。假定百亩以下的田耕种者平均为三人，百亩以上耕种者平均为六人，则此1160亩田的农业劳动者为51人，一个农业劳动者种田23大亩左右，合55小亩左右。当然，这个碑文残蚀过甚，上述估算并不可靠。但至少不像有的同志所认为的那样，它是不能作为汉代农民耕种土地远少于一家100小亩的依据的。

第二组，比一家百亩的数字小。

(9)《淮南子•主术训》：“一人耒而耕，不过十亩。十亩之收，不过四十石。”这里的亩，应是大亩，如系小亩，一小亩年产四石，未免过高(见后)。参照下述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郑里廪簿竹简的记载，我们怀疑淮南、江陵等故楚地在汉武帝之前与秦故地一样行大亩制。这样，一人10大亩，即24小亩，相当前述一人50小亩的一半。耒而耕在汉代是比较落后的耕作方法，江淮一带农业生产技术比北方低，主要种稻，劳力耗费较多，因此一个农业劳动力种地较少，这也许只是当地情况而不代表汉代一般情况。

(10)1973年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时代当文帝晚年到景帝初年的郑里廪簿竹简，完整地记载了郑里中的25户的人口数、能田人数、各户土地亩数及所贷种食数。这25户共有人口105人上下，其中能田者69人，共有田地617亩。平均每户24.7亩，每个能田者9亩弱，每口合6亩弱。这比一家百亩的数字要少很多。但是，有几点需要注意。

第一，江陵附近，当时属于地少人多的地区，郑里又处江陵城郊，地少人多的情况恐怕更形突出。每家农户占有土地数量恐比一般情况下为低。

第二，郑里廪簿是政府贷种食的登记本。贷种食的当时多属贫民。这25户当为贫民，其中仅二人为二十等爵中最低的“公士”，其他人未注，多半是无爵级，这也说明了他们社会地位的低下。则他们占有土地比一般农户要少，是很自然的。

第三，这里的亩制，看来恐怕是与秦地一样的大亩。因为所贷种食都是每亩一斗。云梦秦简中的仓律记载：“种：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亩一斗。”即规定禾、麦用种一斗，与郑里廪簿所载的每亩一斗相合。江陵一带当时虽然种稻，但也种禾、麦(这从凤凰山汉墓出土的有小米、麦以及陪葬品记录中有禾、麦可知)。如果行小亩而又所贷为稻种，折算起来应为每小亩一斗一升多，与郑里廪簿所载的每亩一斗不合。由此可推测当时官方贷种食的标准系按禾、麦计算，为每亩一斗，与秦律中的规定一样。由此可进一步推测这种每亩贷一斗的亩制应当是与秦一样的大亩制。与前述的《淮南子•主术训》的记载参看，武帝前故楚地如淮南、江陵一带，行的可能是大亩制。这样，郑里廪簿中每户土地折成小亩即为：

每户24.7大亩＝59.28小亩

每个能田者9大亩＝21.6小亩

每人6大亩＝14.4小亩

即大体分别相当前述的一夫百亩状况下的60%、40%和70%左右。鉴于受贷种食者是城郊贫民，占有土地数字较一般农户为少是很自然的。由此，似乎也可说明前述一般农户一家百亩的状况是可信的。

(11)《汉书•陈平传》载陈平少时有田30亩(小亩)，但陈平当时家贫，则其占有土地比一般中等水平的自耕农要少，是可以理解的。

(12)仲长统《昌言•损益篇》说东汉后期“诸夏有十亩(大亩)共桑之迫，远州有旷野不发之田”。说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多地少的情况相当严重。但《昌言•损益篇》又云“今者土广民稀，中地未垦”，则全国相衡，农户土地占有情况大约不至如此迫促。

这四条材料所说的农民占有土地的数量都比一家百亩为少，但似乎都可作出相应的解释，而不一定就是推翻一家百亩的估计的根据。

第三组：比一家百亩的数字为多。

(13)《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等载有西汉末到东汉末全国十一二个户口数字及六个垦田亩数。概算起来，大约人口900多万户，5000多万口，即一户平均5口；垦田数则为700万顷，即7亿大亩左右。平均每户占有耕地约70大亩，合168小亩；每口14大亩，合33.6小亩。但这是通计全国人口而非仅算农业人口，如农业人口以800万户计，则农业人口每户占田87.5大亩(210小亩)，每口占田17.5大亩(42小亩)，合每户60.5市亩，每口12.1市亩。这个数字比一户百亩约大一倍，不太好解释。看来有两种可能。一是武帝以后垦田数字，尤其是边缘地区的垦田数字有所增长。二是官书记载不实。地方官吏常为了多收田租和争取褒奖而浮报垦田数。《后汉书•刘般传》：“郡国以牛疫、水旱，垦田多减，……而吏举度田，欲令多前，至于不种之处，亦通为租。”就是一例。这就形成了官书垦田数大于实际垦田数的现象。汉代官方户口数字比垦田数要翔实，由于豪强的隐庇，往往还较实数为少。这样，按官书算出的每户占有田地数就溢出了实际占有田数。看来，后一种可能性更大。《汉书•赵充国传》云屯田卒一人垦田20大亩，屯田卒是要榨取其最大限度的劳动能力的，可见20大亩大约已接近当时条件下一个劳动力所能垦种土地的最大限度。则官书中所载的垦田数恐怕是被夸大了。

(14)《管子•禁藏》(据研究是汉武帝时的著作)，曾以一个人为单位计算生产各种农产品的理想标准：“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岁兼美恶，则人有三十石。”再加上果蔬和畜产品以及其他副业的收入，就能做到“国有余藏，人有余食”。从产量上看，亩产一石，当是小亩，一家五人，一人30亩，则共需垦田150小亩。这是一个理想的标准，当比实际情况为高。如果照《管子》书中其他地方的估算法，妇女与儿童比成年男子消费为低的话，则一户垦田亩数也就接近100小亩了。

(15)《汉书•贡禹传》载贡禹于汉元帝时上书云自己年老贫穷，家訾不满万钱，有田130亩(大亩，合312小亩)。汉代家訾万钱以下属“小家”即一般农户。看来，贡禹属于“小家”中的上等即较富裕的自耕农，有田130亩，比一般农户为高，正同他的地位相称。

这三条材料所说的一户垦田亩数，为一家百亩的150—300%左右。据上面的分析，这些材料所举的每户垦田数字有的恐怕是被夸大了，有的则可作出相应的解释，而并非当时的普遍情况。

比较上述三组数字，看来第一组即一家100小亩可能更接近于秦汉时每户垦田的实际平均数字。即：

每户两个劳动力垦田100小亩＝41.66大亩＝28.8市亩

每个农业劳动力垦田50小亩＝20.83大亩＝14.4市亩

每个农业人口垦田20小亩＝8.332大亩＝5.76市亩。

三、岁收粟一石半

这是平年一般土地的亩产量。讨论之前，先需说明三点：

第一，汉代量制有大石小石两种，一小石当大石六斗，一大石当1.666小石。从有关文献及考古材料看，当时通行的是大石。

第二，粟在汉代通指原粮，但有时也与去壳的小米不分。需要根据材料所说的情况具体分析。例如《汉书•食货志》载李悝所言的粟，应当指原粮，因为这里除提到口粮外，还提到交十一之税及其他开支，因而有保管和运输的问题，不可能指不易长久贮存的米。

第三，粟、米折合比例，居延汉简明言一石粟出米六斗。云梦秦简、《说文》、《九章算术》等均谈到一石粟与加工后所出的粗精不同的各级米的比例。其中最粗的是粝米，一石粟出米六斗。从秦律看，这是下层士卒及一般劳动人民吃的。我们即照一石粟折六斗粝米计算。

关于汉代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材料，也可以分成三组。

第一组，普通旱田或某些水浇地，平年每小亩产粮在大石一石到两石之间。

(1)前引晁错在汉文帝时言“百之收不过百石”，即一小亩年产粟一石。

(2)前引《管子•禁藏》，人三十亩，亩收一石。再具体些说是一人30亩，年产：

粮30石

果素食当粮10石

糠六畜当粮10石

(布帛麻丝旁入奇利未在其中)

共当粮50石，即折一小亩1.666石。

(3)前引《管子•轻重甲》：“一农之事，终岁耕百亩，百亩之收不过二十。”这里一旧注一般认为是六石四斗。但《管子》书中亦常用齐国田氏加大量积后的，一为十石《管子•海王》：“盐百升而釜。”即釜为一石，十釜为，则为十石。

但这个问题还需讨论一下。齐国旧量制基本上是四进制，即四升为豆，四豆为区，四区为釜，十釜为，一合六石四斗。到田氏代齐时，“陈氏三量，皆登一焉，乃大矣”。但究竟如何改法，不甚清楚。有说是四升为豆，五豆为区，五区为釜，十釜为，一釜合一百升即一石，一一千升即十石(朱活：《谈山东海阳出土的齐国刀化——兼论齐刀的购买力》，《文物》1980年第1期；马元材：《管子轻重篇新铨》，第195—196页)。在釜以下，五区为釜即一区为二十升，见于《管子•轻重丁》，可以确定；至于区以下究竟是四升为豆，五豆为区，还是五升为豆，四豆为区，则不大清楚了。另一说是五升为豆，五豆为区，五区为釜，十釜为，则一釜合一二五升即一石二斗五升，一一千二百五十升即十二石五斗(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梁方仲：《中国历代度量衡之变迁及其时代特征》，《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从“陈氏三量，皆登一焉”的文字上看，豆、区、釜三级量制皆“登一”，即每十二石五斗的说法比较合理，但却与《管子》一釜百升的说法不合。再从传世的十件齐制量器看，情况如下(据《中国古代度量衡图录(文字说明)》修改稿油印本)：

器物名称实测(毫升)量值(毫升)出土时间地点1子禾子釜(容水)20460205/升1857年山东胶县灵山卫2陈纯铜釜(容水)20580206/升同上3左关铜(半区)(容水)2070207/升同上4公豆陶量(容小米)13001300/豆(?)传山东临淄5公区陶量(容小米)48704870/区(?)同上6市陶量(区?)(容小米)4220211/升1972年济南天桥区7右里陶量(升)(容水)206206/升传山东临淄8右里铜量(五升?)(容水)1025205/升同上9廪陶量*(釜)(容小米)20000200/升1951年山东邹县纪王城10廪陶量*(釜)(容小米)20200202/升解放前齐鲁大学收集(*此二器出土的邹县，战国时曾先后属邹、鲁、莒等国，故难以确定此二器国名，。一如为六石四斗，则一亩之收为1.28石，如为十石，则一亩之收为二石。

(4)前引《淮南子•主术训》，“十亩之收，不过四十石”，则亩产四石，这数未免太高，因此，这里的亩应是大亩。一大亩收四石，折成小亩，合一亩收1.666石。

(5)《史记•河渠书》云汉武帝时引河水溉汾阴，溉田5000顷，预计可得谷200万石以上，即一大亩收四石多，折成小亩，合一亩收1.7石。

(6)前引《管子•治国篇》：“常山之东，河、汝之间，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熟也，四种而五获，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这带地方无霜期长，四年可以收获五次，一小亩可收二石。这是较高的年产量。

但邹、鲁、莒等与齐国是近邻，此二器容量与齐一釜相等，应也是齐制量器。)

战国时各国度量衡制渐趋于统一。商鞅所定的秦量制与田齐的相近，甚至有可能即采用田齐的基本量值。商鞅升铭：“十八年齐遣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尊一为升。”似可作为秦用齐制的证明(陈梦家：《战国度量衡略说》，《考古》1960年第6期)。秦制一升大体在200毫升上下，田齐量值当也如此。上表中第7器右里陶量容水206毫升、当系田齐一升之值。其1、2、3、6、8、9、10七器，按百升一釜之说，其升值均在200—211毫升之间，正好证明百升一釜之说的有据。特别是第1、2、3器，即子禾子釜、陈纯铜釜、左关铜，即所谓“陈氏三量”，铭文中记明了计量单位，又是经过校量的比较准确的官量，是田齐量制为一釜百升的最好证据。第8器右里铜量，容五升，似乎可以作为一豆五升的佐证。但田齐量制是从四进制、五进制向升——斗——石的十进制演变，左关铜为半区，十一釜，一相当一斗，则右里铜量可能系半斗量而非一豆之量。至于4、5两器，一豆一区，照一釜百升之说，其升值分别当325(四升一豆)，260(五升一豆)和243.5毫升，过大，不大好解释。但这类有戳印铭文的陶器，一般是战国后期随着私营手工业的出现而大批生产的，可能是属于私量一类，则其与经过校定的官量有出入，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或者，齐国量制在从四进制到十进制的演变过程中有过一个短暂的一釜125升的阶段(如一区为25升，则公区陶量的升值为195毫升)，也未可知。总的看来，传世齐制量器的情况对一釜百升之说是有利的。(7)仲长统《昌言•损益篇》：“今通肥饶(按应为硗)之率，计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斛取一斗，未为甚多。”则东汉时一大亩平均年产三石，折成小亩，每亩1.25石。

(8)《管子•山权数》(据研究是汉人著作)：“高田十石，间田五石，庸田三石，其余皆属诸荒田。地量百亩，一夫之力也。”这段话不好理解，一夫百亩，当系小亩，以间田即中田为准，每小亩产五石，太高了。如系每大亩五石，合小亩2.08石，但又与一夫百亩之说不合。郭沫若《管子集校》(1057页)云：“此产量与岁收之数不合，与十一之税亦不合，意者齐地产量不高，即高田亦仅岁收亩一石，其十一之税为十石耶，间田、庸田可类推。”这样，中等的间田一小亩收五斗，但又与前引《管子•轻重甲》所说不合。或者，作者云产量时是以汉代当时通行的大亩计，而云垦田数时却沿袭传统的一夫百亩之说，并未注意到这二者间的牾。总之，这段材料的解释只好存疑。

(9)荀悦《汉纪》记文帝时晁错言，与《汉书•食货志》略同，但云“百亩之收，不过三百石”，即亩收三石，与汉志不合。可能三石的“三”字衍，也可能是荀悦照后汉大亩年产量改一石为三石(参见前引《昌言•损益篇》)。总之，也只好存疑。

(10)《齐民要术》序引仲长统：“惰者釜之，勤者之。”即产量低者每大亩6.4斗或一石，合小亩2.66斗或4.17斗，高者一大亩6.4石或十石，合小亩2.66石或4.17石。这是土地经营的好坏所带来的产量的不同，录此以备参考。

以上十条材料，除最后三条，其余七条每小亩年产粮在一到二石之间。汉一石约合今0.2市石，即合今一市亩产粟94—188斤，小麦100—200斤(粟一市石合135斤，麦一市石合145斤)，平均大约亩产粟一石半，合粟140斤，小麦150斤。

由此看来，汉志所载李悝言平年亩产粟一石半，恐怕可以看作是当时中田的年产量。

第二组，水利田。

(11)战国末，郑国渠溉田四万顷，亩收一，这是秦地，所行为大亩，一如为六斛四斗，合小亩产2.666石，一如为10石，合小亩产4.17石。

(12)《管子•轻重乙》(据研究是汉人著作)：“河淤诸侯，亩之国。”与上同。

(13)《汉书•沟洫志》云龙首渠成，引水灌临晋地，试得水，可合亩10石，即一小亩4.17石。这是估计。

(14)《史记•货殖列传》云“带郭千亩亩之田”，即近郭的好地每亩可收到一。

看来，汉代水利田一小亩大约年产2.7石，即合一市亩产粟253斤，麦272斤。汉人认为水利田最高产量是每大亩10石，合一市亩四百斤左右。水利田有不少是种稻。从汉代农业生产技术看，在好地上水稻亩产达四百斤左右也不是不可能的。

第三组，特殊耕作法。

(15)赵过代田法“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

缦田即“不为者也”，也就是不用代田法经营的一般土地。如以《淮南子•主术训》大亩年产四石相较，则代田法可到五石或六石，合小亩二石或2.5石。如以李悝所云小亩年产一石半相较，则代田法可至大亩4.5或5.6石，合小亩1.9石或2.3石。最高一大亩六石，合今一市亩产粟233斤或小麦250斤。

(16)区种法的产量，《汜胜之书》中有两个数字，第一个数字是美田大亩年19石，中田13石，薄田10石，即：

美田一亩产粟739斤，产麦793斤；

中田一亩产粟505斤，产麦542斤；

薄田一亩产粟389斤，产麦417斤。

其中薄田可达前述水利田的最高产量。这是并未推广的小面积丰产试验的特例。从当时农业生产技术条件看，这样的产量是有可能达到的，但无法推广。

(17)区种法产量的第二个数字据说是亩产100石，即合一市亩产28.875市石，合粟3898斤，麦4187斤，这是不可信的。这恐怕不是出自实地试验，而是纸上计算的结果。后来历代都有人试验，但从未达到这样高的产量。今天的作物科学实验，小面积栽培产量能到多少不清楚，但只要是栽种面积扩大，即使在今天的科学技术条件下，这样高的产量也是不可能达到的。因此所谓亩产百石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上述17条材料，我们取前7条作为汉代一般田地平年亩产水平。即每小亩一到二石，平均一石半。第11条到14条是水利田的亩产量，按一六斛四斗算，则水利田一般产量为一小亩2.7石。特殊的耕作方法，代田法一小亩2到2.5石，区种法中田一小亩5.4石。这些，大约就是汉代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一般状况。则李悝所云每小亩一般田地平年亩产一石半，可以说是代表了汉代通常的单产水平。

四、为粟一百五十石

这是讲劳动生产率。两个劳动力治田百亩，亩产1—2石，百亩之收为100—200石，一人合50—100石，平均75石，与李悝所言一致。这样，一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

最低50(石)×27(斤)＝1350市斤粟

50(石)×29(斤)＝1450市斤麦

最高100(石)×27(斤)＝2700市斤粟

100(石)×29(斤)＝2900市斤麦

平均75(石)×27(斤)＝2025市斤粟

75(石)×29(斤)＝2175市斤麦

这就是汉代一般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人们常常有一个错觉，认为欧洲封建时期的农业生产比中国同期要落后很多。欧洲封建社会农业生产远较中国为粗放，单位面积产量低，这是事实。但由于每户垦田面积多于中国，从劳动生产率来看，甚至比中国还要高一些。

由于农村公社形式的存留，欧洲中世纪农民一般占有份地，份地在中世纪早期面积很大，后来虽逐步缩小，但仍多于中国封建社会每户农民占有的耕地面积。以英国为例，在11世纪的封建庄园制下，多数农户占有耕地15英亩(90市亩)，少数占有30英亩(180市亩)，为汉代每户农民占有耕地的三倍到六倍多。耕作一般实行三田制，每年有三分之一的土地种春播作物，三分之一种秋播作物，三分之一休闲(汉代农田一般不休闲，有的已行复种制，即所谓“四种而五获”)，每英亩收获量一般年成在八蒲式耳左右，合每市亩70市斤左右，仅当汉代平均亩产的一半，如果连休耕田通计，平均亩产就更低了。

如果从播种量看，欧洲中世纪农业的粗放程度就更惊人了。当时一般收获量最低是播种量的一倍半到两倍，一般是三四倍，最好的年成也不过六倍，至于我国，从云梦秦简的材料看，收获量至少为播种量的十倍或十几倍，而据《汜胜之书》、《齐民要术》记载则已达几十倍乃至上百倍。这样，欧洲中世纪农业再生产所需的种子数量是很大的。

然而，这样的粗放农业，由于耕地面积大，劳动生产率并不低。三田制农业一般每户(15英亩)两季可收麦4500到5000磅左右，合4000到4500市斤，再加上在领主自领地上从事徭役劳动所产的粮食(我国封建社会一般为实物地租而非劳役地租，作为地租上缴的粮食，需从农民在自己耕种的土地上所产的粮食中扣除)和远较中国发达的畜牧业的产品，总算起来比我国汉代每户4000市斤要高些，不过，由于种子和饲料所用的粮食比汉代为多，所以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为社会提供的剩余产品和中国相比也就相差无几了。。

五、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粟九十石

这是中等自耕农通常情况下的口粮数。有关口粮的各条材料颇有出入，因为有的是用大石计，有的是用小石计；有的是粟，有的是米；有的是官吏士卒的廪给，一般应能吃饱甚至有余，有的是农民奴隶的口粮，能否吃饱就很难说了。现在按大石制、小石制分别介绍如下：

第一组，大石制。

(1)《周礼•司徒》：“凡万民之食：食者，人四，上也；人三，中也；人二，下也。若食不能人二，则令邦移民就谷，诏王杀邦用。”即釜之借字，旧制(周制)六斗四升为。这里的差别，是丰年歉年的差别，二合一斛二斗八升，是最低的口粮限度，再少就要流亡了。这比李悝所云的一石五斗低。三为中等年成的口粮标准，合一石九斗二升，比李悝所说的要高。

(2)《庄子•天下篇》记战国学者宋尹文之徒说：“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则成年人日食五升，月一石五斗，是低限度的生活。如果这里说的不是粟而是米，则五升米当八升多粟，一月为粟2.5石，与下边云梦秦简的记载一样。

(3)《墨子•杂守篇》记秦汉之际士卒日食二餐，食量分五等：

半食，食五升；叁食，食三升少半(三又三分之一升)；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一又三分之二升)；日再食。

则一天食量分别为一斗、六升大半(六又三分之二升)、五升、四升、三升少半(三又三分之一升)，折为一月食量，分别为三石、二石、一石半、一石二斗、一石。

现在出土的秦代量器有斗量、半斗量、三分之一斗量、四分之一斗量、升量等，这与当时的口粮分配制度有关，可见《墨子》的记载是可信的。从秦量器看，《墨子》所云应是大石制(一石二万毫升，一升二百毫升，当今0.2升)而非小石制。至于是粟还是米，从下条云梦秦简的记载以禾计可知是粟。

(4)云梦秦简仓律载：

从事徒役的隶臣，每月禾二石；

从事徒役的隶妾，每月禾一石半；

从事徒役的小城旦小隶臣，每月禾一石半，不事作役的减为一石；

舂米的小隶妾，每月禾一石二斗半，不事舂米的减为一石；

隶臣从事农业生产的，从二月到九月，每月米二石半，十月到来年一月减为二石；

隶臣从事舂米的，每月禾一石半。

此处言禾，则非米而是粟，与《墨子•杂守篇》士卒食量可参看。

(5)云梦秦简传食律，规定各级官吏及其从者的日食标准：

御史、卒人使者日食稗米(较粝米细一级，一石粟出稗米五斗四升)半斗，当粟9.26升。

其有爵者，自官士大夫以上爵食之。

使者之从者，食粝米半斗，当粟8.3升。

仆，食粝米少半斗，即3.33升。当粟5.5升。

一月分别合粟2.8石、2.5石、1.65石。与前述二条廪给标准大体相当。

(6)前引《管子•禁藏》：“食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岁兼美恶，则人有三十石。”这是一个理想的标准，合每月2.5大石。

(7)《汜胜之书》云“丁男长女年食三十六石”。月食共三石，丁男当为月1.8石，长女1.2石，因记述中与产量连计，故应是粟而非米。

(8)《郭煌汉简校文》第94页徒月食2.3石，与戍卒一样，也是大石。

(9)《汉书•赵充国传》云拟发屯卒，“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用谷月二万七千六百三十斛”。

则每人月用谷2.661斛，日8.7升。这是较高的标准，与云梦秦简的使者之从者及耕作时的隶臣的口粮标准相近。(《赵充国传》还有另两条有关口粮的材料，因有疑问，未引。)

(10)《后汉书•南蛮传》云发兵时“军行三十里为程，计人禀五升”。此五升如为粟，则人月一石五斗，但既云行军，无发粟之理，恐怕是米，则合粟8.3升，月为2.5石。

(11)《三国志•魏志》卷11《管宁传》注引《魏略》：“扈累熹平(灵帝)中，县官以其年老，日给廪五升。”不够吃。这五升大约是粟，如果是米，合一天有八升多粟，老年人就够吃了。

此外，还有魏晋的几条材料。

(12)《流沙坠简》廪给类多处有出粮若干斛，廪兵若干人的记载，标准为日禾五升、六斤或八升。举第46号残纸为例：

“(出)(即禾)五十斛四斗，廪兵贾秋、伍口、钱等廿八人，人日五”(下缺)。(从本纸计算及其他简文看，“五”下为“升”字)

“出四斛四斗，廪兵孙定、吴仁二人，起九月一日尽十日，日食六升，(中缺，以意补之，当为“起十一日”)尽月卅日，人日八升，行书入郡。”(禀给类二八：“李卑等五人日食八斗”，斗据简文照片及沙畹释应为“升”)

“口(出)五斛四斗，禀高昌土兵梁秋等三人，日食六升，起九月一日，尽卅日。”

(13)《晋书•宣帝纪》记诸葛亮食少事烦，日三四升(一曰或不至数升，即一升多)，这是极小的食量，可知魏晋时成年人日食应在粟五升以上。

第二组，小石制。一小石当大石六斗，一大石当小石1.666石，这在居延汉简中有明白的记载。

(14)《盐铁论•散不足》：“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一日一斗，一月三石，这应是小石制，合大石二石，与前述成年人食量大体相当。

(15)《论衡•祀义篇》：“中人之体七、八尺，身大四、五围，食斗食，饮斗酒。”则月食三石，也应是小石。

(16)居延汉简中有多处记载屯田卒及其家属的口粮数，明显地是大石小石两种量制，有些地方且明记大石或小石若干。其口粮标准为：

小石大石月日月日戍卒3.331/30.111/92.00〖〗0.062/3家属大男3.000.101.800.06大女、使男(七岁至十四岁)2.161/30.072/91.300.041/3使女、未使男(七岁以下)1.662/30.055/91.000.031/3未使女(七岁以下)1.162/30.038/90.700.021/3吏、卒亦为每月3.331/3小石，即大石二石，与屯田卒同。

弛刑徒则为三小石(1.8大石)，与大男同。(前引敦煌汉简，徒月口粮2.3斛，与戍卒一样，这可能是大石，与前述日廪八升同一级，比居延汉简所记稍高。)

(17)《汉书•匈奴传》载严尤上王莽书：“计一人三百日食，用十八斛。”即一日六升。是乾米，以出米率60%计，一日粟一斗，一月三斛。这也是小石。

(18)崔《政论》：“长吏一月之禄得粟三十斛，二人食粟月六斛，一人月三斛，日一斗。”这多半也是小石。

(19)《管子•国蓄》云中岁大男月食四石，大女三石，吾子二石。这里没有明言是大石还是小石。大石看来太高，恐怕是小石。那就各当大石2.4石、1.8石、1.2石，比前述农民月食口粮标准要高些，大男口粮相当于官廪的高标准(日食八升)。

以上材料，综合起来，大体反映下述情况：

第一，成年人口粮标准或月食量一般在1.5大石到2.5大石之间。其中：

官府廪给(士卒等)最高可达2.5大石及至三石(《墨子》)。其中军士等不吃饱是不行的，其口粮最高一日8.7升，一月2.61石，合粟70.47市斤，折米42.28市斤。如果像《墨子》所说的最高一月三石，则合粟81市斤，折米48.6市斤。

成年农民一般为一月1.8石到2石左右，农忙时可吃到2.5石，农闲时减少，合粟48.6—54市斤，折米29—32.4市斤。

第二，如以一家五口，大小男女通计，以居延汉简一家五口的口粮数为例，每家每人平均每月在1.2大石到1.54大石之间。即：

最低：一戍卒2石，一大女1.3石，二使女或未使男共2石，一未使女0.7石，共6石，每人平均1.2石。

最高：一戍卒2石，一大男1.8石，一大女1.3石，二使男共2.6石，共7.7石，平均每人1.54石。

由上可知，汉志载李悝所云一家五口平均一人月食粮一石半，合粟40.5市斤，折米24.3市斤，可以看作汉代自耕农民通常的口粮数。其中主要男劳动力每月食二石，即粟54市斤、折米32.4市斤。农忙时多吃，从秦简看可到一月2.5石，即粟67.5市斤，农闲时少吃，靠糠菜等补充。

六、除十一之税十五石

这是战国时的情况，和汉代农民赋役负担情况不同。汉初以实物缴纳的田租为十五税一，景帝以后定为三十税一，直到汉末。每家农户每年缴粮为总产150石的三十分之一，即五石左右，加上刍藁税，数量也不大。但汉代进入封建社会时间还不长，赋役制度中反映封建社会前期特点的以人口计征的人头税和徭役比重较田租为大。人头税中的口赋，7岁到14岁每人每年20钱；算赋，15岁到56岁每人每年120钱从考古材料看，可能还要多些，见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二者合计每户每年纳钱300文左右。徭役中的过更是固定的代役钱，每丁每年出钱300关于汉代徭役兵役及代役钱的负担，其说不一，此处从贺昌群先生的解释。见《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研究》，第23—25页。，一家如有一人到二人服役，仅口赋算赋过更三项，每户一年的负担即为600文到近1000文。汉代各地不同时期粮价相差很大，一般情况下低的约为每石粟10文到20文《九章算术》卷四。，高时50文到100文以上(居延汉简)。600到1000文折粟最少6石，最多50石以上。如果粮价低落，农民就需拿出更多的粮食交税。再加上每丁每年要服一个月力役，一生要服两年兵役、力役，还有其他赋税，负担就更重了。

七、余四十五石，石三十钱，

为钱千三百五十这是《汉书•食货志》载李悝所估计的农户除去口粮田租之后的剩余数。其分配为：

社闾尝新春秋之祠三百钱。这大约是固定的支出。

衣服人年三百钱，共一千五百钱。这个估计不大符合实际。战国秦汉商品经济虽有相当发展，但还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衣料恐怕还是靠自己栽植桑麻、养蚕织布来解决，而非用钱去购买。

这样，我们可以大致估算一下每户农民产品中的必要产品与剩余产品的比例及其分配情况(粮以粟计，粮价以一石三十钱计)：

总产量150石4050斤100%口粮90石2430斤60%祠祭(300钱)10石270斤6.6%田租5石135斤3.3%赋钱(600—1000钱)20—33石540—891斤13.3—22%种子、少量饲料10石270斤6.6%其他2—15石54—405斤1.3—10%其中口粮、祠祭等主要消费支出占总产量的三分之二，换言之，即必要产品占66.6%以上，剩余产品不足33.3%。剩余产品中，封建国家的租赋剥削占总产量的16.6—25.3%以上，能用于进行再生产的最多不过8—16.6%，这是一个很低的数字，往往还需用压缩口粮的办法才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进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微乎其微。当时农业生产资料作为商品，其价格比农产品要高很多，如当时一具大铁耜约值百文以上据《中国农学史》(初稿)上册第118页的材料推算。。牛一头一千文以上到三千多文《九章算术》卷七、卷八。，甚至到一万五千文四川郫县犀浦出土东汉残碑。。因此，农业生产水平不算高，农民生活也很困苦，平时勉强可以维持生产与生活，一遇水旱、疾病、丧葬或其他意外，或国家赋役加重，农民就有破产、饿死、流亡的危险。《汉书•食货志》载李悝所云“此农夫所以常困，而有不劝耕之心”，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上表是按粮价一石30钱计算的。粮价如果超过30钱，剩余产品的分配比例会发生变化，赋税的比例要小些，用于再生产的部分比例会大些。但必要产品与剩余产品之间的比例是不会有大变化的。剩余产品的分配比例虽有变化，但能用于再生产的产品数很少这个状况也是不会变的。。

上面讲的是一般自耕小农的情况。至于佃农或依附农，即“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的农民，其生产条件恐怕比自耕农还要差些，即使一家五口两个劳动力平均年产粮4000斤，一半作地租，剩下2000斤，还不够一家五口的平均口粮(一人486斤，五人2430斤)，那就只有侵夺必要劳动，降低生活水平，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长期挣扎在饥饿与死亡线上了。

据以上的材料，对本文一开始提出的几个数字的估算是：

(1)汉代一个农业劳动力垦田亩数是14市亩多，一家农户占有耕地数字为29市亩弱。

(2)汉代粮食单产约在每市亩140斤左右。

(3)汉代农业人口平均口粮数每人每年480斤左右。

(4)汉代农业劳动生产率约为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年产粮(以粟计)2000斤左右，一家约在4000斤左右。剩余产品约占三分之一，除去封建国家的租赋剥削，只有很少的部分能用于进行再生产，进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更是微乎其微。至于佃农或依附农，总产品的50%左右被地主剥削，进行再生产的能力就更为薄弱了。

上述的农业生产水平，就是汉代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从汉以来的两千年间，我国农业生产虽然有所发展，特别是单位面积产量有明显的增长，但由于每人占有的耕地面积趋于减少，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每个农业人占有的口粮数和全国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数，仍在汉代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徘徊。

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农业劳动生产率等长期徘徊不前的情况。我国两千年来的农业究竟是怎样发展的。换言之，我国封建社会的农业走的是什么道路，有哪些发展，有什么特点，有哪些局限，对今天的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我们搞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是什么，什么是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这条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的道路究竟应当怎样走。

中国石范文篇9

关键词：掇石叠山自然式山水园林咫尺山林

1、引言

水以山为面，水得山而媚；山者，天地之骨也。因而，造园必须有山，无山难以成园。自然园林往往选址于自然山水佳境，外借自然山林成景；私家园林往往建在村镇人口密集之处，无山水可借，只得掇石叠山。因而，私家园林往往在不太大的空间范围内，再现自然山水之美，有不落人工斧凿痕迹，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在咫尺之地，创造出“多方胜景，咫尺山林”的园林艺术。故山景是构成中国园林的五大要素之一，五大要素（叠山造景，理水造景，建筑造景，花木造景，动物造景）。正如计成所说：“余七分之地，为垒土者四，高卑无论，栽竹相宜”（《园冶》卷一）。

正是这些特性，才表达出园林中山景的无穷魅力。作为园林中独特一景——山景，与水景一样有着它独特的观赏价值。

2、中国园林叠山造景手法及应用。

一、嵌理壁岩艺术

在江南较小庭院内掇石叠山，有一种最常见，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在粉墙中嵌理壁岩。正如计成在《园冶》卷三的《掇山·峭壁山》中说道：“峭壁山者，靠壁理也，借以粉壁为纸，以石为绘也。理者相石皴纹，仿古人笔意，植黄山松柏、古梅、美竹、收之圆窗，宛然镜游也。”这类处理在江南园林中很多见，有的嵌于墙内，犹如浮雕，占地很小；有的虽于墙面脱离，但十分逼近，因而占地也不多，其艺术效果与前者相同，均以粉壁为背景，恰是一幅中国山水画，通过洞窗，洞门观赏，其画意更浓。苏州拙政园海棠春坞庭院，于南面院墙嵌以山石，并种植海棠、慈孝竹，题名海棠春坞。

中国园林刻意追求诗情画意，这便是最好的佐证。这种艺术处理手法，占地少，花钱也少，效果还好。

二、点石成景艺术

点石于园林，或附势而置，或在小径尽头，或在空旷之处，或在交叉路口，或在狭湖岸边，或在竹树之下。要求高低错落、自由多变，切记线条整齐划一或简单地平衡对称。多采用散点或聚点，做到有疏有密、前后呼应、左右错落，方能产生极好的艺术效果。如在粉墙前，宜聚点湖石或黄石数块，缀以花草竹木。这样，粉墙似纸，点石和花木似笔，在不同的光照下，形成一幅幅活动的画面。

嘉树之下，宜点以玲珑湖石或顽石。在梅边点石，则宜古；松下点石，则宜拙；竹旁点石，则宜瘦；芭蕉点石，则宜顽。只有如此，方能达到园林艺术的效果。在河流溪涧，林下花径，山脚山坡，池畔水际，散点数石，或断或续，或横卧或直立，或半含土中，如天生的一般。

不同的石种于园林又可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为了表达春天的意境，常用竹子，配置竖瘦的石笋，青竹虽直，但低弯的尖梢使石笋藏其身而露其头，产生虚实的变化，以此表达春意；在植以四季常青的桂花，给人以青春常在的感觉。夏天的意境，则多用玲珑四通的湖石，构成深涧绝谷、峭壁危峰、山脚清流环绕、山顶乔木繁荫、盘根垂蔓等清意幽深的意境。秋天则采用黄石来创作其峰峻峭之势、其色苍古之貌，创造出山石耸立、气势磅礴的意境。冬天多采用色泽洁白、石体圆浑的雪石，叠置于墙的北恻，产生出积雪未化的艺术效果。

厅堂前后叠筑假山，旨在点缀，贵在玲珑生趣，切记滋蔓芜杂。正如计成在《园冶》卷三的《掇山·厅山》中写道：“或有嘉树，梢点玲珑石块；不然，墙中嵌理壁岩，或顶植卉木垂萝，似有深境也。”

选择石峰形体，要注意凹与凸、透与实、皱与平、高与低的变化。玲珑剔透的山石，混合自然，容易构成苍凉廊落、古朴清矿、妙极自然的特点，在配以得体的竹木，使得“片石多致、寸石生情”，既有绿意，又有情趣。

三、独石构峰艺术

独石构峰之石，大多采用玲珑剔透、完整一块的太湖石，并需具备透、漏、瘦、皱、清、丑、顽、拙等特点。由于其体积硕大、因而不易觅得，需要用巨金购的。园主往往把它冠以美名、筑以华屋，并视作压园珍宝。

上海豫园有块仅次于苏州留园冠云峰的巨石——玉玲珑，相传为宋代花石纲遗物，玉玲珑高5.1米，宽2米，重5000多千克，上下都是空洞，赛似人工雕刻。亭亭玉立，石显青黝色，犹如一支生长千年的灵之草，堪称天工奇石。

四、旱地堆筑假山艺术

（一）园中高山的堆叠

园中高山多采用峭壁的叠法。如萃赏楼前后的假山，均有陡直的峭壁，高耸挺拔。所用石材大小相同，叠砌得凸凹交错，形象自然，且有绝壁之感。

（二）壁的堆叠

峭壁上端做成悬崖式。这是采用悬崖与陡壁相结合的叠山手法，耸秀亭檐下的悬崖，既有挑出数尺的惊险之景，崖边立有石栏杆，近栏俯视，如临深渊，颇为险峻。

（三）峦的叠筑

叠筑多采用山峦连绵起伏的手法。峦与峰又往往结合使用，以增加起伏之感。“峦，山头高峻也，不可齐，亦不可笔架式，或高或低，随致乱掇，不排比为妙”（《园冶》）。这样，即可避免呆板整齐之忌。

（四）山峦起伏的表现

用突起的石峰进行散置堆

筑，以加强整个山势的起伏变化，园中除了山顶多用石峰以外山腰、山脚、厅前、道旁等处，也多散置石峰。有的采用整块耸立的巨石，有的用几块湖石联缀而成。

（五）虚实配合，相反相成，互为益彰

如古华轩东侧的假山，中间做出卷洞，包以湖石，设以米红卷门，开门如洞窟，具神秘感这种上台下洞的处理，也属虚实结合的形式。这也符合计成所主张的造洞原则：“理洞法，起脚如坐屋，立几柱著实，掇玲珑如窗门透亮，……上或堆土植树，或作台，或置亭屋，合宜可也”（《园冶》卷三《掇山·洞》）

（六）山体幽静深邃的表现

在峭壁夹峙的中间堆出峡谷，给假山以幽静深邃。如延趣楼前与延棋门里各有一条极狭的山谷，仅60厘米宽，只能侧身通行。虽非主要山道，但在叠山艺术中却增添了宽狭、主次、虚实等情趣的变化，丰富了山林的造型。

五、依水堆筑假山艺术

计成特别推崇依水堆筑的假山，因为“水令人远，石令人古”，两者在性格上是一刚一柔、一静一动，起到了相映成趣的效果。《园冶》一书里，多次谈到这一点：“假山依水为妙。倘高阜处不能注水，理涧壑无水，似少深意。”“池上理山，园中第一胜也。若大若小，更有妙境。就水点其步石，从巅架以飞梁；洞穴潜藏，穿岩径水；峰峦飘渺，漏月招云。莫言世上无仙，斯住世之瀛壶也，”又提到：“掇石须知占天，围土必然占地，最忌居中，更宜散漫。”

苏州狮子林，以湖石假山众多著称，以洞壑盘旋出入的奇巧取胜，素有假山王国之誉。园中的假山，大多依水而筑。

堆叠假山之所以“依水为妙”，被视为“园中第一胜”，正如郭熙所言：“水者，天地之血也”；“山以水为血脉”，“故山得水而活”，山“无水则不媚”。

3、结束语

从我国现存的皇家园林到私家园林，无一例外的都有假山的堆筑，石质假山和土质假山的堆筑，以它特有的美的方式表达出来。在自然式园林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造形多样，易于和周围景物协调统一，同时它灵活，巧于变化，丰富了园林的景观，增加了园林空间和层次感。假山堆筑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全园的景观。假山堆筑与风景园林的关系是值得每个设计者和造园家耗费精力、气力去追求、探讨的课题。

【参考文献】

中国石范文篇10

关键词：掇石叠山自然式山水园林咫尺山林

1、引言

水以山为面，水得山而媚；山者，天地之骨也。因而，造园必须有山，无山难以成园。自然园林往往选址于自然山水佳境，外借自然山林成景；私家园林往往建在村镇人口密集之处，无山水可借，只得掇石叠山。因而，私家园林往往在不太大的空间范围内，再现自然山水之美，有不落人工斧凿痕迹，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在咫尺之地，创造出“多方胜景，咫尺山林”的园林艺术。故山景是构成中国园林的五大要素之一，五大要素（叠山造景，理水造景，建筑造景，花木造景，动物造景）。正如计成所说：“余七分之地，为垒土者四，高卑无论，栽竹相宜”（《园冶》卷一）。

正是这些特性，才表达出园林中山景的无穷魅力。作为园林中独特一景——山景，与水景一样有着它独特的观赏价值。

2、中国园林叠山造景手法及应用。

一、嵌理壁岩艺术

在江南较小庭院内掇石叠山，有一种最常见，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在粉墙中嵌理壁岩。正如计成在《园冶》卷三的《掇山·峭壁山》中说道：“峭壁山者，靠壁理也，借以粉壁为纸，以石为绘也。理者相石皴纹，仿古人笔意，植黄山松柏、古梅、美竹、收之圆窗，宛然镜游也。”这类处理在江南园林中很多见，有的嵌于墙内，犹如浮雕，占地很小；有的虽于墙面脱离，但十分逼近，因而占地也不多，其艺术效果与前者相同，均以粉壁为背景，恰是一幅中国山水画，通过洞窗，洞门观赏，其画意更浓。苏州拙政园海棠春坞庭院，于南面院墙嵌以山石，并种植海棠、慈孝竹，题名海棠春坞。

中国园林刻意追求诗情画意，这便是最好的佐证。这种艺术处理手法，占地少，花钱也少，效果还好。

二、点石成景艺术

点石于园林，或附势而置，或在小径尽头，或在空旷之处，或在交叉路口，或在狭湖岸边，或在竹树之下。要求高低错落、自由多变，切记线条整齐划一或简单地平衡对称。多采用散点或聚点，做到有疏有密、前后呼应、左右错落，方能产生极好的艺术效果。如在粉墙前，宜聚点湖石或黄石数块，缀以花草竹木。这样，粉墙似纸，点石和花木似笔，在不同的光照下，形成一幅幅活动的画面。

嘉树之下，宜点以玲珑湖石或顽石。在梅边点石，则宜古；松下点石，则宜拙；竹旁点石，则宜瘦；芭蕉点石，则宜顽。只有如此，方能达到园林艺术的效果。在河流溪涧，林下花径，山脚山坡，池畔水际，散点数石，或断或续，或横卧或直立，或半含土中，如天生的一般。

不同的石种于园林又可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为了表达春天的意境，常用竹子，配置竖瘦的石笋，青竹虽直，但低弯的尖梢使石笋藏其身而露其头，产生虚实的变化，以此表达春意；在植以四季常青的桂花，给人以青春常在的感觉。夏天的意境，则多用玲珑四通的湖石，构成深涧绝谷、峭壁危峰、山脚清流环绕、山顶乔木繁荫、盘根垂蔓等清意幽深的意境。秋天则采用黄石来创作其峰峻峭之势、其色苍古之貌，创造出山石耸立、气势磅礴的意境。冬天多采用色泽洁白、石体圆浑的雪石，叠置于墙的北恻，产生出积雪未化的艺术效果。

厅堂前后叠筑假山，旨在点缀，贵在玲珑生趣，切记滋蔓芜杂。正如计成在《园冶》卷三的《掇山·厅山》中写道：“或有嘉树，梢点玲珑石块；不然，墙中嵌理壁岩，或顶植卉木垂萝，似有深境也。”

选择石峰形体，要注意凹与凸、透与实、皱与平、高与低的变化。玲珑剔透的山石，混合自然，容易构成苍凉廊落、古朴清矿、妙极自然的特点，在配以得体的竹木，使得“片石多致、寸石生情”，既有绿意，又有情趣。

三、独石构峰艺术

独石构峰之石，大多采用玲珑剔透、完整一块的太湖石，并需具备透、漏、瘦、皱、清、丑、顽、拙等特点。由于其体积硕大、因而不易觅得，需要用巨金购的。园主往往把它冠以美名、筑以华屋，并视作压园珍宝。

上海豫园有块仅次于苏州留园冠云峰的巨石——玉玲珑，相传为宋代花石纲遗物，玉玲珑高5.1米，宽2米，重5000多千克，上下都是空洞，赛似人工雕刻。亭亭玉立，石显青黝色，犹如一支生长千年的灵之草，堪称天工奇石。

四、旱地堆筑假山艺术

（一）园中高山的堆叠

园中高山多采用峭壁的叠法。如萃赏楼前后的假山，均有陡直的峭壁，高耸挺拔。所用石材大小相同，叠砌得凸凹交错，形象自然，且有绝壁之感。

（二）壁的堆叠

峭壁上端做成悬崖式。这是采用悬崖与陡壁相结合的叠山手法，耸秀亭檐下的悬崖，既有挑出数尺的惊险之景，崖边立有石栏杆，近栏俯视，如临深渊，颇为险峻。

（三）峦的叠筑

叠筑多采用山峦连绵起伏的手法。峦与峰又往往结合使用，以增加起伏之感。“峦，山头高峻也，不可齐，亦不可笔架式，或高或低，随致乱掇，不排比为妙”（《园冶》）。这样，即可避免呆板整齐之忌。

（四）山峦起伏的表现

用突起的石峰进行散置堆筑，以加强整个山势的起伏变化，园中除了山顶多用石峰以外山腰、山脚、厅前、道旁等处，也多散置石峰。有的采用整块耸立的巨石，有的用几块湖石联缀而成。

（五）虚实配合，相反相成，互为益彰

如古华轩东侧的假山，中间做出卷洞，包以湖石，设以米红卷门，开门如洞窟，具神秘感这种上台下洞的处理，也属虚实结合的形式。这也符合计成所主张的造洞原则：“理洞法，起脚如坐屋，立几柱著实，掇玲珑如窗门透亮，……上或堆土植树，或作台，或置亭屋，合宜可也”（《园冶》卷三《掇山·洞》）

（六）山体幽静深邃的表现

在峭壁夹峙的中间堆出峡谷，给假山以幽静深邃。如延趣楼前与延棋门里各有一条极狭的山谷，仅60厘米宽，只能侧身通行。虽非主要山道，但在叠山艺术中却增添了宽狭、主次、虚实等情趣的变化，丰富了山林的造型。

五、依水堆筑假山艺术

计成特别推崇依水堆筑的假山，因为“水令人远，石令人古”，两者在性格上是一刚一柔、一静一动，起到了相映成趣的效果。《园冶》一书里，多次谈到这一点：“假山依水为妙。倘高阜处不能注水，理涧壑无水，似少深意。”“池上理山，园中第一胜也。若大若小，更有妙境。就水点其步石，从巅架以飞梁；洞穴潜藏，穿岩径水；峰峦飘渺，漏月招云。莫言世上无仙，斯住世之瀛壶也，”又提到：“掇石须知占天，围土必然占地，最忌居中，更宜散漫。”

苏州狮子林，以湖石假山众多著称，以洞壑盘旋出入的奇巧取胜，素有假山王国之誉。园中的假山，大多依水而筑。

堆叠假山之所以“依水为妙”，被视为“园中第一胜”，正如郭熙所言：“水者，天地之血也”；“山以水为血脉”，“故山得水而活”，山“无水则不媚”。

3、结束语

从我国现存的皇家园林到私家园林，无一例外的都有假山的堆筑，石质假山和土质假山的堆筑，以它特有的美的方式表达出来。在自然式园林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造形多样，易于和周围景物协调统一，同时它灵活，巧于变化，丰富了园林的景观，增加了园林空间和层次感。假山堆筑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全园的景观。假山堆筑与风景园林的关系是值得每个设计者和造园家耗费精力、气力去追求、探讨的课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