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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6 20:13:07

中国古代史

中国古代史范文篇1

早期的人类

氏族公社

夏、商、西周王朝

战国七雄与变法图强

青铜器和铸铁

诸子百家与《诗经》、《楚辞》

第二节秦汉至明清时期

秦统一六国与中央集权封建制度确立

封建政治制度的演变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农民起义与王朝更替

王朝盛世的出现与衰落

土地制度变迁与农业经济发展

重农抑商观念的演变与工商业的发展

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

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演变

科学技术的发展

学术思想的变迁

中国古代史范文篇2

1、本讲义稿教学内容的时间是按配套教材和教学习惯，上限起于原始社会，下限迄于清鸦片战争前。

2、各章的教学目的、参考书目等项，在教学大纲中已经列出，本讲稿中不再详细列举。

3、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本讲稿内容在总体依据教学大纲的原则下，其具体章、节、目内容上，做有必要的调整，既注意与教材整体上的依凭和配合关系，又注意突出讲稿的自身特点。教学中安排有适量的讨论课与自学内容，对此，本讲义中只简列其内容要点。

4、本讲稿从以两汉魏晋南北朝部分为界分为三部分，是由三位教师分别提供（详略上或略有差别），教研室集体进行了统稿讨论。讲稿自不同于个人著述，更多地直接参考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特此说明和志谢。

序言•历史的含义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古代文明延续至令的国家，中国有着从古至今不中断的历史记载，中国的古代文化被称为史官文化。

在中国的甲骨文、金文中就有史字，多是和御史、小史等职掌在一起，那多是史官，后来有了春秋、《史记》等史书，有司马迁等史学家。历史一词，较早是从三国时期开始的。我们经常说的二十四史、古代史等，只能算是人们写的中国古代史时期的历史，并不能说他们写的这些历史的书，就是历史本身。在习惯上，也称这些历史记载为历史的。这是因为历史的，是一个形容词，因用的时间、地点不同，意义相异，有过去的、可记忆的、卓著可传后世的、学术上考察事物的方法等。

特别重视“历史”一词的不同用法，他说：“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结，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复动的东西；他不是些陈编，不式，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我们的研究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们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资料、史料，只能说是历史的记录，是研究历史的必要的材料，不能说他们就是历史，那些卷帙、册纂、图表、典籍，全是活的历史的一部分的缩影，而不是历史的本体”。

什么是活的历史、真的历史呢？简明一句话，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名物的文化。因为人类的生活并为其名物的文化，是进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所以换一句话说，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这样说来，把人类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看去看，便是社会。历史与社会，同其内容，同其实质，只是观察的方面不同罢了。（《史学论集》197--199页）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一滴水可以发现世界，但一个世界决不只是一滴水。由此可知，历史有客观的历史和书写的历史之别，我们要研究历史，要充分利用人们书写的历史记录资料，去研究人类历史活动的本身。

历史是凝固了的现实，现实是活动着的历史，人类历史活动本身有实在的事实，有历史的事实。实在的事实是一往而不复返，不能再现，但我们对那个事实的解释，是生动无已的，随时变迁的，这样就成了历史的事实。所谓历史的事实，便是解释中的事实，解释是活动的，是含有进步性的，所以历史的事实也是活的，含有进步性的。只有充分的纪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须有充分的解释，才算是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真实，也是暂时的，要时时变动的，时时变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的真实，有二种意义，一是说，曾经经历过的事的记录是正确的，二是说，关于曾经遭遇过的事的解释是正确的。前者变动比较小，后者则是时时变动的，因此历史是古老的而又是年轻的。一个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知识，史观与知识的不断进化，人们对历史的解释自然要不断的变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当代人对历史认识的历史。如孔子，春秋时代的孔子，董仲舒的孔子，古、今文经中的孔子，宋、明儒学当中的孔子，当今的孔子各有不同。关于历史的开始说法各有多化。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主旋律，就有不同的史学研究重点。

历史不只是记载过去事实的记录，也不是只记录过去的政治事实的记录。历史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全人类生活。换句话说，历史是社会的变革，再换句话说，历史是不断发展中的人生及其产物的文化。那些只记过去事实的记录，必欲称之为历史，只能称为记述历史，但并不是生活的历史。历史，是人类群体的记忆和回忆，是民族的记忆。历史是油画，需要有一定的距离。

我们的开设的中国古代史，便是从远古到1840年的历史记录，并且记录的仅仅是历史的大致轮廓。学习本课的目的，就是使大家掌握中国古代史的系统知识，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古代历史的具体问题，认识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同时学会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遗产的理论和方法。了解整体事实，寻找它的真实确切的根据；理解事实，寻找发展进步的规律。

第一章原始社会（约二百万年前--前2070年）

第一节中国历史的开端

中国长期以来，讲历史是从盘古开天地，女娲捏土造人，三皇五帝等传说故事开始的。到了近代以后，随着西方达尔文进化论和马列主义传入我国，考古事业也随即兴起，古史辨学派对古史、古书的研究，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深入人心，就像所说：“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磨过……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贺家郎•读史》）才使得我们今天，有可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科学的成果学起，顺看老祖宗走过的路程，研究当年演变的足迹，重温变革的历史过程，以了解历史的真象。

一、人类体质演变历程

人类是从什么地方走来，有人说是从海洋中来。如果从海生藻类的产生算起，已有了十万年的漫长演变过程。到了三千万年前，有了人类最古老的祖先--埃及古猿，其体形像猴，大小如家猫，头骨容量大小为30公分厘米，雄性的犬齿大而尖，雌性的犬齿比较小，身体比当时任何哺乳动物都大。在2500万--500万年前产生了现代类人猿的祖先森林古猿，因发现在法国上加龙的圣戈当附近的中新纪的地层中，因发现时古猿化石与树叶化石并存，所以命名为森林古猿。

腊玛古猿，首次发现于印度北部的西姆拉低山区的哈里塔良格尔地方的中新世后半期或上新世前半期的地层中，大约距今1300万--800万年前。

南方古猿，人类的祖先。其中的粗壮种是在进化中绝灭了的分支。纤细种则发展为猿人，1924年，在南非阿扎尼亚金伯利市以北80公里的塔昂火车站附近的山洞里首次发现，是一个既像人类儿童又像猿的头骨，距今约有335万年到375万年本;

可以这样说，人和现代类人猿的共同祖先是埃及古猿，它分两支演进，一支经过森林古猿逐渐演化为现代类人猿；另一支经过腊玛古猿，南方古猿（纤细种）到直立人。南方古猿（纤细种）会制作石器已转化为人了，有了人，就有了人类社会的历史。

在中国的云南开远县小龙潭发现了森林古猿和腊玛古猿化石，禄丰县石灰坝等地先后发现了八百万年以上的腊玛古猿化石。在湖北建始县高坪龙骨洞发现了南方古猿（纤细种）的化石，说明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古猿完成向人类演进的地区之了，是原始人类生活的摇篮之一。

从古猿经过猿人、古人、新人，完成了由猿向人的转化，随着劳动的开展，其体质一步一步向人类迈进。

猿人具有代表性的是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北京周口店北京人。

元谋人两颗牙齿，与北京人基本相似而有差异，是首次发现的早期类型直立人的代表。

蓝田人有头盖骨、鼻骨、右上颌骨和三颗臼齿，同为30多岁的女性猿人，头盖骨低平，额部明显倾斜而无额鼻，眉脊骨粗壮，头骨极厚，脑量很小（估计为780毫升），吻部向前突出的程度很大，年龄约在80-75万年之间（一说为98万年）。

北京猿人，前额与眉脊骨与蓝田人相同，吻部突出，颧骨高突，鼻子宽扁，头部轮廓呈椭圆型，牙齿比现代人粗大，脑量比蓝田人多（约1059毫升），肢骨比头骨进步，基本上与现代人一致，身高平均男子1.62米，女子1.50米。

古人有代表性的是大荔人、丁村人、许家窑人。

大荔人，1978年发现于陕西大荔县甜水沟，为男性青年，头顶低矮，眉脊粗壮，骨壁颇厚，顶枕骨较高，吻部不很突出，脑重为1120毫升，是猿人向古人发展过渡的类型，距今约20万年。

丁村人，1954年发现于山西襄汾丁村，有12、3岁的小孩三颗牙齿化石。1976年发现属于两岁小孩子的右顶骨化古，门齿齿舌面不如北京人复杂，顶骨壁较薄。距今约10万年。公务员之家:

许家窑人，1976-1977年在山西阳高县许家窑村发现，有顶骨11块，枕骨两块，附连四颗牙齿的右上额骨及单体牙齿两颗，分属10多个个体，平均寿命30岁（北京人平均寿命14岁）。头骨壁较厚，但额顶骨较高，吻部不太突出，牙齿粗壮，牙冠嚼面复杂，既具备一定的原始性，又有接近现代人的特征，年代约10万年前。

新人的遗迹遍布全国各地，代表性的人类化石是山顶洞人。

山顶洞人，1933年发现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在体质形态上已经消灭了猿人遗留下来的原始性，脑重在1300-1500毫升之间，已在现代人脑重变异之内，头颅增高，厚度变薄，眉脊已经低平，嘴部明显后缩。肢骨的骨壁变薄，髓腔逐渐扩大，体质同现代人十分接近，距今约1.8万年。

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使人猿相揖别，创造性的劳动不断使人进步，体现劳动成果的就是生产工具的进步。

二、生产工具的演变

中国古代史范文篇3

A．北京周口店遗址

B．河姆渡遗址

C．半坡遗址

D．大汶口遗址

2．某同学利用暑假准备实地考察我国境内已知的最早人类遗址，他应该去()。

A．陕西省

B．北京市

C．云南省

D．浙江省

3．西汉太中大夫东方朔撰文上书汉武帝，所用竹简需要两人抬进宫。以后改变这种携书不方便现象首次得益于发明了()。

A．雕版印刷术

B．活字印刷术

C．造纸技术

D．制墨技术

4．中国丝织品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和新疆，西亚，到大秦。这条丝绸之路开通于()。

A．战国时期

B．西汉

C．东汉

D．宋朝

5．小明想了解我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统治情况，你会向他推荐()。

A．夏朝

B．商朝

C．西周

D．秦朝

6．实现西汉王朝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的大一统，西汉王朝进入鼎盛时期的皇帝是()。

A．汉高祖

B．汉文帝

C．汉武帝

D．汉景帝

7．能够种植粟，制造彩陶，居住在半地穴式房子里的原始居民是()。

A．元谋人

B．北京人

C．河姆渡人

D．半坡人

8．傲视群雄，兼并六国，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帝王是()。

A．秦始皇

B．汉武帝

C．隋文帝

D．成吉思汗

9．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记述了我国古代()。

A．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

B．从夏朝到三国时期的历史

C．从商朝到唐朝时期的历史

D．从战国到五代时期的历史

10．史载：“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这反映了西周()。

A．实行禅让制

B．实行分封制

C．确立世袭制

D．推行郡县制

11．某同学在活动课上说出的下列观点，其中属于儒家学派的是()。

A．仁者爱人，为政以德

B．兼爱，非攻

C．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D．后代总要胜过前代

12．纸发明后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现在已知纸最早出现于()。

A．秦朝

B．西汉

C．东汉

D．宋朝

13．下列有关我国境内远古人类及其生活情况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A．元谋人是目前已确定的最早人类

B．北京人使用打制石器

C．山顶洞人已懂得人工取火

D．远古人类都过着氏族生活

14．秦汉时期科技文化迅速发展的原因是()。

①国家的统一

②生产的发展

③各民族之间的交往

④科技成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15．①迁都洛阳

②改鲜卑族姓氏为汉族姓氏

③采用汉族官制

④学习汉族礼法，尊崇孔学。

这是中国古代一位帝王改革的内容。他的改革，促进了民族融合。请你说出这位帝王是()。

A．秦始皇

B．汉武帝

C．北魏孝文帝

D．唐太宗

16．在历史剧“河姆渡原始居民”中，不该出现的情节是()。

A．种植水稻

B．饲养猪狗等家畜

C．居住半地穴式房屋

D．使用磨制农具石斧

17．下列主张中，最能体现“可持续发展”这一思想的是()。

A．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

B．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

C．仁者爱人，为政以德

D．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18．主张“兼爱”“非攻”，希望人们互助互爱的思想家是()。

A．孔子

B．孟子

C．墨子

D．韩非子

19．“丝绸之路”的形成与下列哪一事件联系密切?()

A．楚汉之争

B．昭君出塞

C．张骞通西域

D．文成公主入藏

20．2014年5月，宋楚瑜先生率领亲民党大陆访问团祭拜黄帝陵。与黄帝一起被尊奉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传说时代的人物是()。

A．炎帝

B．禹

C．尧

D．舜

21．我们说春秋战国是大变革的时期，是因为()。

A．战争频繁

B．诸侯争霸

C．新旧制度更迭

D．百家争鸣

22．假如你生活在秦朝，要给朋友写一封信，所写字体最有可能是()。

A．甲骨文

B．小篆或隶书

C．楷书

D．草书

23．公元207年，曹操曾写诗明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结合所学知识判断，当时曹操“志”在()。

A．统一天下

B．消灭袁绍

C．废汉称帝

D．建立魏国

24．秦国成为战国七雄实力最强的国家，其主要原因是()。

A．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革

B．正确的军事策略

C．正确的外交策略

D．重视水利，发展生产

25．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中的刘彻，采取各种措施最终完成了大一统局面。他派出大将卫青、霍去病抗击哪个少数民族的进攻()。

A．匈奴族

B．契丹族

C．女真族

D．蒙古族

26．下列科技成就中，属于东汉时期科学家张衡发明的是()。

A．指南针

B．计时仪

C．地动仪

D．火药

27．以下关于秦汉时期领先世界的科学技术的叙述，错误的一项是()。

A．西汉前期，我国发明了造纸术，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B．张仲景著有《神农本草经》一书，后世尊称他为“医圣”

C．华佗制成的全身麻醉剂“麻沸散”是世界医学史上的创举

D．张衡的地动仪制造于公元132年，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早的地震仪器

28．源于中国本土的宗教是()。

A．道教

B．伊斯兰教

C．佛教

D．基督教

29．电影《英雄》中刺客无名对秦王说“剑字有18种写法，互不相同”，秦王说“统一以后这些杂七杂八的文字一律废掉，只留下一种写法”。下列有关说法正确的有()。

①秦始皇完成国家统一后，只是在局部地区统一了文字

②秦统一以后，把小篆作为通行全国的标准字体

③文字的统一促进了各地区的经济、文化的交流

④文字的统一有利于巩固国家的统一

A．①②③④

B．①③④

C．①②④

D．②③④

30．东汉末年，中原某地瘟疫流行。当地人们采用的防治措施中最有效的可能是()。

A．服用“麻沸散”，提高对瘟疫的免疫力

B．清晨练习“五禽戏”，锻炼身体增强体质

C．通读《伤寒杂病论》，掌握防治方法

D．邀请孙思邈就地行医讲学，宣传防治措施

31．传说中，植五谷，尝百草，制历时，兴贸易，开创了我国原始农业文明的始祖是()。

A．燧人氏

B．神农氏

C．轩辕氏

D．伏羲氏

32．一位新同学自我介绍说，我的姓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名称是一样的，试判断，他姓()。

A．秦

B．夏

C．宋

D．唐

33．自西汉以后的两千多年，被确立为专制王朝的正统思想的是()。

A．道家学说

B．法家学说

C．佛家学说

D．儒家学说

34．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爆发的地点是()。

A．陈

B．沛县

C．大泽乡

D．渔阳

35．你如果是汉武帝统治时期的一位丞相，可能会遇到下列哪些事件的发生?

①焚书坑儒

②书同文，车同轨

③颁布“推恩令”

④张骞出使西域

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③④⑤

D．①②③④

36．中国古代思想家早就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见解。主张“不要过分捕捞鱼鳖，要按时令进山伐树”的古代思想家是()。

A．孔子

B．孟子

C．墨子

D．韩非子

37．改革是兴利除弊、振兴国家的重要手段。商鞅变法使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国家。商鞅变法内容中，对后世政治制度影响最深远的措施是()。

A．承认土地私有

B．奖励耕战

C．建立县制

D．废除旧贵族的特权

38．开始确立儒家学说为专制王朝正统思想的皇帝是()。

A．启

B．汉武帝

C．唐太宗

D．康熙帝

39．史书记载：“主父偃说上曰：‘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令分子弟以地，侯之!’于是上从其计。”文中的“上”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请你判断下列事件与他有关的是()。

A．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B．把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

C．建立行省制度

D．创立科举制度

40．以下世界文化遗产中，反映我国战国时期劳动人民智慧和创造力的是()。

A．布达拉宫

B．都江堰

C．莫高窟

D．秦始皇陵及兵马俑

41．他是以大一统王朝使臣的身份开辟域外交通路线的第一人，经过他的探险，形成了丝绸之路，造福当时、泽及后人。这里的“他”指的是()。

A．张骞

B．玄奘

C．马可·波罗

D．戚继光

42．战国时期，提倡法治，主张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思想家是()。

A．孟子

B．孙武

C．韩非子

D．董仲舒

43．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热播后，很多人对汉武帝的文韬武略有了基本了解，汉武帝治国的核心思想来源于()。

A．法家学说

B．道家学说

C．儒家学说

D．墨家学说

44．它是我国古代一部杰出的史学著作，它以“纪”、“传”等体例进行编写，史料翔实，文笔生动，是后世编写史书的典范；鲁迅先生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部史书是()。

A．《尚书》

B．《春秋

C．《史记》

D．《资治通鉴》

45．“他出生于春秋时的鲁国，学说比较保守，主张仁爱，他的思想被后来的封建统治者利用，他还是一位具有罕见热情和擅长教育的教师，据说有三千弟子和七十二贤人。”这描述的是()。

A．孔子

B．老子

C．孟子

D．墨子

46．追求与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墨子思想中体现这一特点的主张是()。

A．“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

B．“兼爱”、“非攻”

C．“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

D．“仁者爱人”、“为政以德”

47．“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主张与百家争鸣中哪家的思想主张最相似()。

A．墨家

B．儒家

C．道家

D．法家

48．昭君出塞和文成公主入藏在当时产生的影响，正确的是()。

A．有利于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行政管理

B．促进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

C．使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归属于中央政府

D．形成了汉族与少数民族融合的高潮

强化训练题(一)参考答案

1．B2．C3．C4．B5．D6．C7．D8．A9．A10．B

11．A12．B13．D14．A15．C16．C17．B18．C19．C20．A

21．C22．B23．A24．A25．A26．C27．B28．A29．D30．B

中国古代史范文篇4

早期的人类

氏族公社

夏、商、西周王朝

战国七雄与变法图强

青铜器和铸铁

诸子百家与《诗经》、《楚辞》

第二节秦汉至明清时期

秦统一六国与中央集权封建制度确立

封建政治制度的演变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农民起义与王朝更替

王朝盛世的出现与衰落

土地制度变迁与农业经济发展

重农抑商观念的演变与工商业的发展

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

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演变

科学技术的发展

学术思想的变迁

中国古代史范文篇5

早期的人类

氏族公社

夏、商、西周王朝

战国七雄与变法图强

青铜器和铸铁

诸子百家与《诗经》、《楚辞》

第二节秦汉至明清时期

秦统一六国与中央集权封建制度确立

封建政治制度的演变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农民起义与王朝更替

王朝盛世的出现与衰落

土地制度变迁与农业经济发展

重农抑商观念的演变与工商业的发展

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

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演变

科学技术的发展

学术思想的变迁

中国古代史范文篇6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历史唯物主义的阳光开始照射到历史研究领域。一九二四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者撰写的《史学要论》，是我国第一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著作。这部著作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发展开辟了道路。以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邓初民、胡绳等同志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相继撰写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著作，从而使传统的中国史研究领域，面目为之—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击败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的挑战，取得了胜利，从而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强大生命力。

全国解放以后，直到六十年代初期，广大史学工作者继承和发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幕的优良学风，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中国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由于“左”倾思潮的干扰，史学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出现过片面性、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使中国史研究出现了部分的失误，十年内乱期间，史学界成了、“”破坏捣乱的重灾区，许多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被迫害致死，历史唯物主义被任意肢解纂改，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大搞影射史学，他们把数千年的中国史歪曲成什么“儒法斗争史”，借用历史的亡灵，为他们丑恶嘴脸涂脂抹粉、妄图实现他们的反革命迷梦。他们倒行逆施，搞得史学园地百花凋零、毒草丛生，粉碎“”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春天才又回到了我们的史学园地。

六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我国产生、发展的历史事实严峻地告诉我们：当前，要把中国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准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史研究的实践结合起来，因此，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是一门不可缺少的必修课。

本文的目的：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概述自己在初步探讨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过程中的一些粗浅体会，以供历史研究工作者的讨论。

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加强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

马克思在一八五九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他所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概括性的经典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2页)马克思在这段著名的论述中，把复杂的社会形态看作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所组成的有机整体。同时，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总和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诸要素的普遍联系中，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所构成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同上，第82页)。列宁在说明马克思的上述经典表述时指出：“马克思究竟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呢?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列宁选集》第一卷，第6页)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要求对于以揭示社会发展规律为己任的社会科学来说，必须把研究生产方式为主要对象的经济科学看作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石。同样，对于以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为己任的历史科学来说，必须把研究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过程为主要对象的经济史科学看作是一切历史科学的基石。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人类认识史上的重大飞跃。马克思一经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以后，就用于指导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马克思的光辉著作《资本论》，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优秀成果。马克思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灭亡的客观规律，以其毕生的主要精力投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的研究。正如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所说：“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同上，第37页)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的科学研究实践告诉我们：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要求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中，必须把经济研究置于首位。那么，同样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也要求在历史研究中，为了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必须把经济史研究置于首位。

因为，“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24－425页)但是，在我国传统史学中，中国古代经济史是一个被忽视的领域。因此，我国传统史学不可能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是从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不断传播，历史唯物主义日益为史学研究者所掌握，中国古代经济史才逐渐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史研究的实践证明：要在理论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实践中，加强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

当前，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领域中，还有不少有待揭开的历史哑迷，还有许多需要讨论的问题。为什么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科学的解决?究其原因，大多数是与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薄弱有关。譬如，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之所以长期争论不休，至今还需继续讨论，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还没有能够把先秦两汉这段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状态透彻地阐明，还没有能够把中国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转变时期的经济变革的全过程揭示出来。显而易见，在没有把决定社会变迁的经济关系研究清楚之前。历史的分期问题是不可能真正地得到解决的。再如，关于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问题，这个问题固然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但是农民起义、农民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而经济利益是直接由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人们在其中的地位所决定的。因此，要正确论述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就必须认真地系统地全面地研究农民起义前后社会经济关系的历史状况及其变动。如果仔细地考察一番决定农民起义爆发的动因——经济关系，那么就会发现作为历史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的运动必然替社会发展开辟道路，被迫揭竿而起的农民，他们是这种经济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如果对农民起义前后的社会经济关系作一番比较的研究，那么就决不会得出“农民战争非但没有推动历史前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历史的进步”(《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第23－24页)的结论，显而易见，在没有系统地全面地研究清楚社会经济关系之前，农民起义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是很难加以正确论述的。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如要揭开历史的哑迷、解决历史研究中的难题，把中国古代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那就必须加强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正如刘大年同志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文中所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根据目前的情况，是否也可以考虑从近代史研究中最薄弱、最繁难而又最重要的内容方面来寻找突破口?如果可以，我就觉得应当狠抓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光明日报》1981年2月17日)毫无疑问，这段话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也具有指导意义。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突破口，应当狠抓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

总而言之，加强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这不仅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提高中国古代史研究水平的实践的需要。

二、准确理解生产关系的科学范畴，开拓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领域

生产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之一。列宁说：“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列宁选集》第一卷，第8页）可见马克思所提出的生产关系这一科学范畴，不仅对于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对于社会科学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马克思提出生产关系这个科学范畴，曾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对生产关系的具体历史形态和运动规律作了详尽的研究。他指出：“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63页)所以，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的生产关系不但适用于现代社会的研究，而且也适用于历史上所有社会形态的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是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科学。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准确理解生产关系这一科学范畴，对于推进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具有重大的意义。

但是，以往我们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中，对生产关系这个科学范畴的理解，往往依据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所下的“定义”。生产关系包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三)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8页)斯大林的这一“定义”是否准确地把握了生产关系这个科学范畴的实质?这是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界正在讨论的问题。但是，在以往经济史研究的客观实践中，斯大林的这一“定义”往往把人们对于生产关系科学范畴的理解引入片面性、简单化、公式化的歧途。它很容易使人们忘记了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生产过程的环节中人们相互关系的研究，并且人为地把生产关系的研究与生产力因素割裂开来。同时又使对所有制形式问题的研究脱离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具体环节，片面地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在斯大林这个生产关系“定义”的影响下，长期以来，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出现了片面性，使得研究工作主要是围绕着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地租、赋役等分配形式问题的圈子打转——固然，这些问题是值得研究的。但是，它束缚了人们去开拓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新领域。

目前，要推进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工作，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就必须从对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定义”片面理解的框框中解放出来，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对生产关系这一科学范畴所作的一系列论述。

什么是生产关系?依据马克思的论述：“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62页)这就是说，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生产关系是与生产力紧密相连的。而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是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有机组成的总体。所以，生产关系的具体内容，就包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方面的人们相互关系。马克思在具体论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及其相互联系之后说：“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02页)人们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方面的相互关系不是平列的、没有联系的、各自孤立的几个要素，而是有差别的、相互联系的、共同组成生产关系有机整体的各个环节。因此，对生产关系这一科学范畴的深入理解，使我们明白：要正确地把握一个具体的社会形态中的生产关系，或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中的生产关系，一方面必须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中分析研究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又必须分析生产关系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方面的人们相互关系及其内部联系，对它们进行综合的考察。

正确理解生产关系的科学范畴，有助于开拓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对以考察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过程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科来说，历史上所依次发展变化的各个时期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方面都是经济史研究工作者的广阔天地。

首先，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和基础。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人们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其它诸方面最基本的关系，它决定人们的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同时，物质资料的生产发展史、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人们的相互关系发展史，不仅是经济发展史的基干，而且也是社会发展史的主线。中国古代经济史学科，首先必须研究中国古代农业史(这里指广义的农业，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业等)，因为农业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的生产部门。其次，必须研究中国古代手工业史，因为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手工业是仅次于农业的一个生产部门。特别是在封建社会中，手工业的发展、社会分工的进步，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和转变，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在研究中国古代农业史和中国古代手工业史的过程中，必须着重研究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中的人们相互关系，研究农业生产资料和手工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问题。除此之外，还需要研究农业、手工业中工具的发展、分工的形式及其发展，研究农业、手工业生产的生产组织形式。譬如，在封建社会的农业生产中，生产组织是一个个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家庭。对于作为生产组织的家庭的研究，在过去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还是一块尚来开垦的处女地。除了研究农业、手工业的生产之外，还需要研究它们的再生产过程；除了研究简单再生产过程之外，还需研究它们的扩大再生产过程。如此等等。

第二，关于分配及分配关系，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范围中就不是仅仅表现为对地租形式的研究，还有手工业内部生产者与剥削者之间的分配形式，也是应当研究的。仅就地租而言，劳役地租、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及其演变与相互关系和联系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况对地租的具体形式诸如分成租、定额租等的研究也有深入展开的必要。此外，各种不同的分配形式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对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有何影响等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同时，从再分配的角度对历代赋税、傜役的考察，是深入研究历史上各阶级、各阶层相互关系及其经济地位的基础，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过程是历代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斗争的主要剧情。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里的再分配对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变迁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同样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第三，关于交换及交换关系，也是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在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里，既存在非商品性质的交换，又存在着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即流通。我们既缺乏对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内部各成员互相交换活动和劳动产品的非商品性质的交换、交换关系的研究，又缺乏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商品交换的研究，更缺乏对非商品性质交换与商品交换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如此等等，都是有待开拓的新的研究领域。就以流通领域的研究状况采说，建国以来，我们还没有正式出版过一部专门关于中国商业史研究的专著。可见，在很长时期内，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忽略了对商品流通领域的研究，然而，这是我们了解封建社会的一个多么重要的领域！在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社会里，尽管不存在普遍的、频繁的商品流通，商品经济并不是主导的生产形式，但是，自然经济并不绝对排斥商品流通，恰恰相反，不管多么纯粹的自然经济，它都需要商品流通作为它的补充形式。特别到了封建社会后期，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对立统一，成为封建经济结构中的—个主要矛盾，这是一个新与旧之间的矛盾。在封建社会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自然经济的逐渐衰落，这种量变的不断积累是封建经济从肯定向否定转化过程的主要内容。一旦这种量变的不断积累达到一定的关节点，就必然出现从封建经济关系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质的飞跃。同时，在这种量变的过程中，还必然出现部分质变，使封建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它的客观阶段性。所以，对于商品经济与商品交换的研究，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古代的商业如何从原始社会后期“日中为市”的萌芽状态，发展到明清时期具有城市、镇市、集市系统的繁荣的商品交换，是中国古代商业史研究的主要课题。其中城市之间、乡村之间、城乡之间、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商品交换。各类市场的形成、变迁和发展，商人资本的作用、发展及对市场的控制、商业利润的来源及其在剥削阶级之间的分配、国际贸易的发展，国内外贸易的关系、封建国家对商业的统制，如此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专题。

最后，消费及消费关系，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往往是—个被忽略的环节。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是生产过程的终点。它与生产是相对立的两极，然而，它们又是同一的，消费的结果一方面是“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93页)，即“生产”人的劳动能力，另一方面消费又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同上，第94页)。如果说生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起点和基础，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表现是人类劳动能力(包括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不断提高。那么，作为“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的消费，作为“生产”人的劳动能力的消费，就必然成为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这样重要的方面，对于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来说，现在却还是一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中国古代史上各个时期的消费模式，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集团的名种消费形式、水平、结构，集体消费与个人消费的关系，奢侈消费与一般消费的关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如此等等，都是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者的用武之地。

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科学范畴论述的理解，不能满足于仅仅只是把生产关系理解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方面的人们相互关系，而更重要的还是把生产关系理解为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方面的人们相互关系的总和，即由这些方面(要素)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组成的有机整体(系统)。同时，在组成这个有机整体(系统)的各要素中，生产是最基本的、决定其他一切要素的要素。马克思指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之间的一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02页)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经济史的研究过程中，不但要深入研究生产关系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要素，更要研究这些要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不但要深入研究这些要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更要研究由生产这—要素所决定的这些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各要素所构成的生产关系有机整体即系统。

这样，中国古代经济史在研究中国古代史各个时期的生产发展时，除了研究生产这一要素之外，还要研究生产对于分配、交换、消费各要素及其相互联系的决定作用、研究分配、交换、消费各要素及其相互联系对于生产的反作用。同样，中国古代经济史在研究中国古代史各个时期的分配、交换、消费的发展时，除了研究分配、交换、消费的本身之外，还要研究生产对它们的决定作用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研究它们对生产的反作用。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中国古代史各个时期的生产关系就不会是一幅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四种各不相关的“颜色”块所组成的单调、贫乏、枯燥的图画；相反，它是由这四种“颜色”融和起来的、生动的、色彩缤纷的历史画卷。只有在这样的历史画卷中，才会给人们对经济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以一目了然的认识。所以，对生产关系这一科学范畴的准确理解，必然不断地为更深入的研究开辟道路，就会开拓更多的新的研究领域。

为了说明把这种生产关系科学范畴理解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要素及其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所组成的有机整体即系统，对于开拓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新领域的意义，这里仅以被人们最易忽略的消费要素为例，进行论述。

我们在研究封建社会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消费形态时，除了研究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消费形态及其相互关系之外，更需要研究这种消费形态对生产发展的反作用及其和分配、交换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譬如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奢侈性消费，一方面受当时生产发展水平为制约，另一方面它又对生产起着一定的反作用其中封建皇室的奢侈消费，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有碍扩大再生产的发展，有时甚至有碍简单再生产的维持。但这种奢侈消费却为官营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某些动力。因为，“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作为内心的意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94页)。中国封建社会中发展起来的优秀工艺、历代官营手工业所生产的精美的手工业产品，固然闪烁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之光，但是没有皇室的奢侈消费需要，官营手工业的这种发展是不可思议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奢侈消费又促使它去更残酷地剥削劳动人民，由此影响着社会财富的分配与再分配。这种供封建统治阶级奢侈消费的奢侈品，无论是直接由地方进贡或直接向生产者掠夺、还是通过市场购买来的，都必然影响到当时的交换形态。元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奢侈消费，曾经造成元代海外贸易的畸形发展。可见，对生产关系各要素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研究，为我们揭示出经济历史运动过程中更多的内在客观联系。

综上所述表明：准确地理解生产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对于开拓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新领域具有重大的意义。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的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永远不封闭自己发展的道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的生产关系也是如此。任何范畴都是客观世界各种物质存在形式相互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它一方面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又随着人们对客观世界历史过程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深化。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的生产关系也是如此。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实践相结合，必然为开拓更广泛的研究领域开辟道路，同时，又必然为丰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开辟道路。新研究领域的出现是层出不穷的，科学研究是永无止境的。三、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方法，重视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总体研究

把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理解为一个具有各种复杂联系的有机结构的系统运动过程，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中，这一基本观点所体现的历史唯物主义系统方法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恩格斯在论述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进步对哲学革命的影响时指出：“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揭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1～242页)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则是以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人类社会联系的清晰图画。正如恩格斯所继续指出的那样，“在这里也完全象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同上，第242～243页)可见，用系统的方法揭示社会系统中各要素的现象联系，从而发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系统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的重大意义。

那么，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方法呢?

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对研究对象进行整体的考察，在整体的考察中把系统的多层次性结构与系统的序列性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即把考察对象横的联系与纵的联系相结合)，并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方法。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方法要求人们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把所要考察的对象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把握。整体性是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任何整体都是可分的，都是由多种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不同要素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即系统。马克思说过：“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02页)恩格斯也说：“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同上，第三卷，第492页)。这就是说，譬如经济史研究所考察的对象——历史上各个时期发展着的生产方式，并不是几个要素或局部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系统。四肢和躯干的简单总和，决不是活人。系统内部的各个要素不是相互孤立的、各不关联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生产关系的发展、社会经济的运动不是它的组成要素各自独立的运动，而是一个有机系统的整体运动。系统中各个要素，“它们是相互作用的，并且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运动”(同上，第492页)。

其次，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方法要求人们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把握系统的多层次结构。多层次性是系统方法的又一个基本原则。世界是由系统构成的，系统是普遍存在的。从微观的角度来考察每—个构成系统有机整体的要素，其本身又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所构成的系统(即子系统)，而从宏观的角度来考察每一个系统，其本身又是更大的系统之中的一个要素。由此，系统就呈现出多层次性结构的特征。世界是无限可分的，系统就有无限层次的结构。在研究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时，不仅要考察组成生产关系各要素及其相互联系这一层次，而且还要把生产关系置于生产方式这一层次，将它与生产力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不仅要把生产关系置于生产方式这一层次来进行考察，而且还要把它置于社会形态这一层次，将它与上层建筑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不仅要把生产关系置于社会形态这一层次来进行考察，而且还要把它置于自然一一社会形态这一层次，将它与自然条件、地理环境、人口因素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再次，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方法要求人们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把所要研究的对象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加以考察。任何系统都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系统不是静止的，而是运动的。系统由于其所组成的要素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而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动态之中。表现为相对静止状态的量变一旦积累到发生质变的关节点，就会在旧系统的消亡中产生出新系统。旧系统的消亡与新系统的产生是系统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演进的序列关系。这种序列关系表明：新旧系统之间、高级系统与低级系统之间，既有质的区别所表现的更替性，又有新系统对旧系统，高级系统对低级系统的扬弃和继承发展所表现的连续性。历史发展就是这种更替性和连续性的辩证统一。新系统、高级系统的形成和发展总是把旧系统、低级系统加以扬弃，从而把它化为自己的“根据”或“前提”，并使之成为从属于自己的因素。把它包含在自己之中。所以历史的发展必然是系统的扩大、丰富和日臻完善。马克思指出：“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又不是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它变成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35-236页)列宁在表述马克思的这一唯物史观时说：“……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每一种生产关系体系都是特殊的社会机体，它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和向更高形式过渡即转化为另一种社会机体的特殊规律”(《列宁全集》第一卷，第389页)。可见，注意事物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序列关系，抓住更替性与连续性的辩证统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系统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方法要求人们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不仅要对研究对象作定性的分析，而且还要作定量的分析。因为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它不但有质的规定性，而且还有量的规定性，质一般要通过量才能来表现。所以，只有对系统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定量的分析，才能准确地把握系统的质。马克思曾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7页)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作了详尽、深刻的分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经常运用数学的方法，对若干经济范畴之间的关系作了定量化的分析。

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方法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必然会替总体研究开辟道路。

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方法要求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中，把所要考察的任何一个对象；置于其特定历史条件的生产方式整体中去进行研究。这种系统方法排斥那种把概念和事物做简单比较的研究方法与观点加例子的叙述方法。譬如有的论者为了说明春秋战国之间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的突出发展的观点，引证司马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的例子来加以证明。并且说：当时的社会“变成一个为营利而自由竞争的社会”(《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3页)。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方法在处理上述问题时，首先必须把春秋战国之间的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这一研究对象置于当时的生产关系整体中加以考察。商品经济的发展首先以社会分工的发展为前提，以自然经济的衰落为基础。在社会分工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在自然经济还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时候，商品经济的突出发展是不可能的。如果把上述研究对象置于当时的生产方式，与当时的生产力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那么问题就会进一步明瞭化。在农业还是决定性生产部门的春秋战国之间，农业生产的粮食平均亩产量达到“岁兼美恶，亩收一石”(《管子·禁藏》)的水平。五口之家的农户，治田百宙，年产量为一百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汉书·食货志》)所能提供的剩余粮食只有十石。由此可见，当时农业生产中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比例关系为九比一，就是说九个农业人口仅能养活一个非农业人口。按此比例，当时非农业人口因受农业生产率的制约，决不能超出社会总人口的10%。在这些占社会总人口10%的非农业人口中包括剥削者、统治者、军队士卒、手工业者、商人及他们的家属。其中手工业者与商人的数量是很少的。因此，在这样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条件下，在这样的人口构成中，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要有突出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所以，司马迁关于“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和“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的话，只不过是一种含有夸张手法的文学语言。由此说明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方法，就不可能准确地运用史料，以得出科学的结论。

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方法不但要求中国古代经济史所研究的任何对象置于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方式整体系统中加以考察，而且还应把它们置于特定的社会形态系统、特定的自然一一社会形态系统等各个层次中加以考察。研究它们与生产力、上层建筑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研究它们与自然条件、地理环境、人口因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从而揭示它们的一般历史发展规律。否则，是难以揭示经济史发展客观规律的。譬如，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问题的讨论，有的同志认为：明清时代封建政权所施行的各项政策，对经济基础产生了巨大的带有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进展迟缓的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认为主要原因是旧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及其牢固性(参见《经济研究》1981年第9期第77页)。毫无疑问，双方各自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论证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双方的观点从其本身研究领域的层次来看，都是正确的，都有可取之处。可是，他们并未从社会形态、自然一一社会形态系统的更高层次中揭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方法入手，联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来研究经济基础、来研究生产方式，那么就会发现旧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及其牢固性正是在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下，才能发挥对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阻碍作用。同样，封建政权所施行的各项政策，甚至包括整个上层建筑，只有通过经济基础的中介作用，才能发挥其对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阻碍作用。恩格斯指出：“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他又指出：“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478页)因此，明清时期的封建生产方式内部结构的牢固性和与这种结构相适应的封建上层建筑，两者有机地结合所产生的作用与反作用，以及当时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等的影响所产生的一种合力，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阻碍作用。这才是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方法认为：不仅要重视经济基础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而且更应重视由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所产生的“一个总的合力”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因为经济基础对于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正是在这个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中表观出来的。所以，要揭示经济历史发展过程的一般规律，必需进行经济史的总体研究。

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方法要求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总体研究不但要揭示系统的层次性即横向联系的过程，而且要揭示系统的序列性即纵向联系的过程。中国古代经济史所研究的生产方式是中国古代史上各个时期依次发展变化着的生产方式。处在每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都是生产方式历史发展过程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由于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这个环节与它前面的环节和后面的环节都有着不同的历史特点。同时，这个环节又与它前面的环节和后面的环节具有一定的联系。这种更替性与连续性的统一，就是系统的序列性关系。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方法排斥对中国古代经济史作静态的考察。有的著作如《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一书，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来探讨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及其规律性，这无疑是一次开创性的尝试。但是，它没有注意封建生产方式在长达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发展、变化，在提出它的每一观点之后，用不同历史时期的史料去作证明，这就缺乏历史感，抹杀了封建生产方式系统的序列性关系。马克思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方法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论》中，并不是把生产方式当作几个方面的静止形式的总和来研究的，而是当作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历史过程的总和来研究的。在《资本论》中，逻辑的展开和历史的进程是一致的。正如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所说：“我们不能把它们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7页)所以，静态分析的方法，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系统方法格格不入的。

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方法最后要求中国古代经济史在总体研究中，要注重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结合。对于定量分析，史学界的老前辈、已故的史学家梁方仲先生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他编著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为进行定量分析作了准备。这是因为确实可靠的数字材料是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由于我国传统的史学不注意数量概念的精确性，史籍所记载的数字材料缺乏可靠性，这就为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定量分析带来极大的困难。所以，我们今天既要克服不重视定量分析的传统，又要防止定量分析中的主观随意性和不严谨的态度，特别是要实事求是地对待各种数据。估计要讲究科学性，要有可靠的史料根据和正确的逻辑推导。如果在定量分析中失去精确性、可靠性和科学性，那么这种定量分析都很容易变成没有意义的数字游戏。尽管要进行定量分析是很困难的，但是科学总是在克服一个个困难中前进的。为了进行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总体研究，我们必须在定量分析上下苦功。

中国古代史范文篇7

一、目前史学研究状况需要回顾近现代史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历史学从总况说大体可分为传统史学（《史记》至《清史稿》）、近代史学（即马列主义史学，以下不再逐一注明。其标志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至建国前）两大类或两大阶段。二者之间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每大段内的历史分期与历代史学家之间也是继承和发展关系。纪传体的“二十五史”，历二千多年形成，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宝贵遗产；近代中国史学是20世纪30年代后才形成的，也取得了世人瞻目的成就。

1.史学研究现状需要再次讨论“封建”与“封建社会”

1978年改革开放后，老、中、青史学家在对“”进行“反思”中奋起，在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史学中，相继出版了各类题材的史学论著。仅以古代史或通史说（依时间顺序），就有刘泽华主编的《中国古代史》（1979年）、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史》（1982年）、张岂之主编的《中国历史》（通史，2001年）、周一良等主编的《新编中国通史》（2001年）、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2004年）、傅衣凌主编的《中国历史》（2006年）、晁福林主编的《中国古代史》（2007年）、《中国史稿》编写组修改出版的《中国史稿》、蔡美彪续主编的《中国通史》五至十二册（2008年出完）、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的《中国通史•断代史系列》等；各大学编写的古代史、通史或简史；通俗性的戏说、细说、图说、正说、论坛等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中国史版本，不下四五十种。从影响大、采用多的高等学校教材《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或通史）而言，改革开放初期编写的，基本上多沿袭《中国通史简编》、《中国史稿》体例，“编”或“章”中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1990年后的史书则多以断代的先秦、秦汉等相称，没有了前者的“三种社会形态”术语。《原始社会》被“远古”、“上古”、“中华远古”、部族、“史前”等所取代。《封建社会》被“西周”、“战国”等所取代。其诸多原因中，怕“回避”原始、奴隶、封建社会分期的争论是主要的。有的则是对马列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产生怀疑，甚至否定。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少数史学专家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与“近代中国史学”的所谓“创新”。如以“新科学”的《人是太空人的试验品》称：“大约在五万年以前，一批外星人来到地球，他们具有高度的智慧。当他们发现地球引力等因素不适合他们居住时，他们选择了地球上精力旺盛和智力较高的雌猿，注入了太空人的基因进行杂交，这便产生了地球上的人类。”①编者的话称赞曰：“李卫东博士的这本书，‘改写了人类进化的全部历史，揭示了地球文明的所有谜案’。”②

彻底推翻了马克思、恩格斯“劳动使猿变成人”的科学理论。《中国历史通论》云：“所谓‘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古史分期问题讨论’曾一度热闹非凡，今日看来连它的前提都摇摇欲坠。而所谓‘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即自秦以来的历史分期，至今少有人问津。‘封建’一竿子到底，一盆‘专制主义’浆糊，贴上‘加强’、‘进一步加强’标签，就可解决一切。现行‘通史’教材，读来无味，就因读不出异同变化。每朝每代都是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四块，初期休养生息———中期危机加深———末期农民起义三段论，一副面孔，一个模式，像翻烧饼那样单调无味。”③我们在有关论文中，或在有的学术会议上，也能见到或听到与此类似的意见，甚至还有比这些更为尖锐的批评。武汉大学、苏州大学、苏州科技学院联合发起再次举行“封建”与“封建社会”问题学术研讨会，是很有必要的，也是适时的。1999年戴逸先生在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写的《总序》中说：“第四代史学家是在‘’结束以后成长起来的。经过十年‘’，历史学从废墟中走出来，发展很快。近二十年的时间，中国史学处于重新探索阶段”，“试图探索出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史学理论体系。”④其重要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已经过时，今后还要不要坚持，怎样坚持，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反思，探索答案。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开放、发展的学说”，“只有吸收全人类文化成果中的营养，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正确对待各种学术流源，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史学才能发展，才会有生命力。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⑤此说是正确的。尽管社会转型期出现各种思潮、各种史学观点是正常的，但马列主义唯物史观必须坚持，近百年的马列主义中国历史学成果应当继承，代代史学家亦应受到充分尊重和肯定。

2.现代史学是在传统与近代史学基础上发展的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就写出了我国的历史始于炎帝，以《五帝本纪》为《史记》首篇，又写了《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等。这些都为20世纪20年代后兴起的考古学材料所证实。其后的纪传体《汉书》至《清史稿》，基本上沿袭了司马迁《史记》的体例。总况是以帝王将相为脉络，没有社会性质之分。所谓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或上古、中古、近古），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或猿人、古人、新人、氏族、部落），都是20世纪马列主义传进中国与中国考古学兴起以后所使用的术语。概括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要特点是：“进化史观的引进”；“唯物史观的学习和运用”；“理性精神的张扬，或曰理性的发省。”⑥20世纪中国史学可分为四个阶段及相应的四代史学家。“第一代史学家处于转型时期，他们的使命是促使中国传统史学转向进化史观与理性主义史学。”⑦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云：“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⑧鸦片战争后中国遭受到列强侵略、奴役，干疮百孔的国家与民族危机，使进步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认识上产生了重大飞跃。“梁启超、章太炎、夏曾佑等积极批评传统史学与旧史观，宣扬进化史观，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也都具有进化史观，这标志着中国史学由传统类型转化为近代类型。近代史学是包括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社会、民族各方面历史内容的，视中国历史为世界历史的一个部分。通过这一代史学家的努力，中国传统史学过渡到近代史学。”⑨这显然是对“二十五史”的继承和发展，内容和体例大为改观，使中国史学典籍迈上了世界近代编写史书的阶段。夏曾佑先生以古资料写成了《中国古代史》，第一篇《上古史》从神话的盘古写到战国末；第二篇《中古史》从秦朝写到隋末。虽没有写完，但却开创了近代中国古代史书的先例。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虽然只写了商至东汉建立，但亦具有开创性质和意义。从纪传体的《二十五世》到中国近代史学的确立，是划时代的飞跃。“第二代史学家处于创新时期，其主要任务就是用唯物史观作指导，把历史作为客观的有规律的对象加以研究，创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翦伯赞的贡献是在历史理论方面，《历史哲学教程》一书全面阐述了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理论。范文澜的贡献在于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全面清算，《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二书奠定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地位。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相通之处，除了进化史观、理性精神以外，还有一个内容就是爱国主义。”⑩

近代第一、二代史学家都具有爱国主义与民族气节。“20世纪3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学界取得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一代历史学家的最大贡献就在于用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继承前人成果，对中国历史以及近代社会性质作了全新的解释，真正把历史学作为揭示客观历史规律的科学。”翦伯赞先生在1943年6月说：“继王国维之后，郭沫若又有更多的发挥，于是向之以为精瑞象征之古器，遂一变而为科学的瑰宝”；“中国古史之能更进一步的发展，乃是由于近年以来考古学之不断发现”，“这些新的真实资料，不但可以考验文献上的史料之真的，而且还可以补充文献上的史料之缺失”。“自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以后，中国的古史才第一次用科学的方法由秦汉上溯殷周之世。”他于1946年7月又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这两本书均是以马列主义作指导，采用“二重证据法”与“中外历史比较法”写成的。其与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相比，内容、体例、思想、方法等，皆又前进了一步：明确地说“前氏族、氏族社会”是无阶级、无剥削的“大同”社会，以当时考古发现的“北京人”作为中国历史的开端（神话传说人物盘古氏为始）夏商为奴隶社会；周为初期封建社会；春秋战国为初期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转向；秦朝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序幕；汉为中期封建社会的确立和展开。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正式使用了《原始公社到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成立———远古至秦统一》术语。第一章为《原始人与原始公社时代》；第二章为《原始公社逐渐解体到奴隶制度时———夏商（殷）》；第三章为《封建制度开始时代———西周》；第四章为《列国兼并时期———东周（东周、春秋）》；第五章为《兼并剧烈时期———战国》。1953年至1956年又出版了四册，至隋唐五代部分，以后的篇章，因他病逝而未完成。第一代、二代著名史学家的四部“中国古代史”，开创或奠定了近、现代古代史编写的基础，也树立了榜样和典范。《中国古代史》的“上古”、“中古”，张荫麟《中国史纲》的体例，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一卷的“前氏族、氏族社会”等体例，《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至第五编的体例，均分别被后世乃至今日的学者所使用。尤其是马列主义史学家翦伯赞、范文澜先生的通史著作，可以说是后代史学家的“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入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阶段，紧接着又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马列主义史学地位空前巩固和提高。“第三代史学家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史学家，处于继承时期，不仅继承马克思主义史学，接受唯物史观，而且也承认进化史观和理性主义的历史地位。他们的重大成就是组织起一支浩浩荡荡的史学队伍，在学术上初步形成完整的史学体系。”

宏观的、微观的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专门史、世界史及理论、学术史等，都全面展开，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以通史说，“就有郭沫若的、范文澜的、翦伯赞的、尚钺的好几部。”“第三代史学家学习他们这种特点，比较注重研究通史，对我们史学队伍的发展壮大很有好处。这个时期的历史研究注重总体研究，但还没有达到非常精细的地步，这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史学的特点。”这种发展趋势不幸被极“左”的“”所断送，史学队伍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惨痛的教训使幸存的史学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了反思，形成一度的“反思史学”。在“反思”中，受害者或比较年轻的史学工作者，处于对“”的否定或对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痛恨等原因，有人对马列主义史学观是否适合中国历史实际提出了质疑，甚至认为“五种社会形态”学说是“苏联老大哥”强加给中国的。1970年后出生的青年一代（史学家为第四代）思想空前解放和活跃，接受西方文化比较快，对社会问题提出了许多大胆的新颖看法。仅就从事史学的有些年轻史学工作者说，对马列主义、思想的偏激言论，我们觉得与其对古代史、近现代史学的演进历程缺乏深入全面、系统的了解有一定关系。诚然信仰是自由的，无可非议，但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史学工作者，若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怕是难以对中国200万年的悠久史进行科学分析和全面研究的。

二、建国后古史分期讨论的成果应当继承和发展

新中国建立后，老一代和年轻一代（第二代与第三代）史学家，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初期，曾进行过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的讨论。它“是从中国通史研究、编写和教学的实际需要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由于划分的标准不同，形成不同的分法，而每种分法之内又包括诸多不同的主张”。

1.对中国古史中有否奴隶社会与周社会性质的认识分歧

从建国后十多年的讨论情况看，主张西周封建社会说的，主要有李亚农、范文澜、翦伯赞等先生；主张战国为封建社会的，主要有郭沫若等，从者较多；还有主张秦汉为封建社会等。至于封建社会的早、中、晚期之界限，则说法更多。划分的标准大体有以阶级关系、土地所属、国家制度、农民起义等。但不论有多少不同的观点和说法，却都认为中国与世界上古老的民族一样，存在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内部的种种分期法，“反映了诸家对中国封建主义历史发展客观规律认识的差异，导致了分期标准的不同，这是改进历史教学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改革开放后，三、四代史学家所努力探索的，也就是要解决这一“重大课题”。仅以西周社会性质说，一种观点是武王克商建立西周前是氏族社会，建立西周后转入奴隶社会；一种观点是公刘居豳后已进入奴隶社会，公父迁岐后建立了封建制度国家，西周是封建社会的发展期；一种观点是先周由氏族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周文王时）。“文王既已实行‘耕者九一’的助法，行力役地租，显然已是建立在农村公社基础上的村社制社会了；人们在拿不出证明早周是奴隶社会的像样材料的情况不例行公事式地给早周安排一个奴隶社会阶段，无非是受了‘奴隶社会乃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说的束缚、影响”；早周所经历的由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变，一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而应视作社会发展规律的正常体现，完全用不着在早周的原始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人为地添加一段奴隶制的蛇足。”

《中国历史通论》云：“现行教材‘敕令’一致的古史分期，根据我的记忆，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由当时的教育部‘定于一’的。在此之前，新史学家中间，也包括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主西周‘封建’的是主流。建国后出现过三四家纷争的局面。我就读的大学也属‘西周封建’派，且戏称为‘老封建’。后来由教育部颁发的教学大纲，决定以郭沫若《中国古代的分期问题》为‘经典’定于一。但它之所以成为‘经典’，完全是因为当年主席赞成此说。”“当年‘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由于过度地意识形态化，对中国历史特点的忽视，恐怕才是这场讨论学术上最大的致命伤。”胡厚宣先生1944年就从“史实、史料方面起而驳难‘奴隶制说’，雷海宗先生在1957年就说奴隶社会一类的名称难于成立。20世纪80年代后，学术界打破“学术禁区”，对中国奴隶制提出质疑，“如薛惠宗、张广志、沈长云、晁福林等。我想信这一问题迟早会得到澄清。”言下之意，是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奴隶社会。因而将中国社会分为部族时代、封建时代、大一统帝国时代三大段。帝制结束后则以“现代化进程”统而括之，或可曰“走出中世纪”。这样的分段，当然只是一种探索。其用意在于打破“目前国内各类中国通史普遍使用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在我看来，中国并不曾有过‘奴隶社会’（不是说没有奴隶或奴隶制度的存在）；所谓‘封建’，实是‘天下共主’名分下的‘封（邦）建（国）’制，也决非西方意义上的‘封建制’（即欧洲中世纪领主庄园制形态），所跨时段最多也只是延展到秦统一之前。至于流行已久的‘资本主义’能否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指称，在西方史学界亦成问题。”可见我们今日讨论“封建”与“封建社会”问题，比20世纪50至60年代初的讨论还要复杂得多。如果说那时是在马列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讨论奴隶社会何时转入封建社会，封建内又如何分为延续中的不同段落的话，那么目前所开展的讨论，则是关乎到马克思主义阐述的“五种社会形态”在中国历史中是否存在的大问题，也关乎到中国古代史或通史如何编写的大课题。

2.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取得的成果

自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初创后，几代史学家不断研究从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分期问题，在长期讨论中逐渐形成各自不同的观点和说法。《辞海》将大家的意见综合为：“西周封建说，认为西周、春秋时期作为主要生产者的‘民’和‘庶人’是农民而不是奴隶，井田制是领主贵族土地所有制，存在着迫使农民集体耕作的‘公田’和按家分配的‘私田（即份地）”；“春秋封建说，认为春秋初期开始确立领主土地所有制，到春秋、战国之交，领主制才变化为地主制”；“战国封建说，认为春秋、战国之交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农业生产代替了‘耦耕’的简单劳作，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代替了奴隶主的井田制，经过地主阶级的变法运动才确立封建制的统治地位”；“秦统一封建说，认为战国时代各国先后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到秦始皇统一才最后完成，‘使黔首自实田’标志土地私有制的完全确立”；“东汉封建说，认为战国、秦、西汉时奴隶制还在发展，由罪犯、债务、掠卖变成的奴隶逐渐增多；井田制瓦解和土地私有制体现了奴隶制的发展。封建地租剥削关系到东汉才居于支配地位”；“魏晋封建说，认为汉魏之际，经济上由城市交换经济变为农村自然经济，生产者由自由民、奴隶变为部曲、客，剥削阶级争夺劳动力，采用经济外的强制手段，把‘流民’变为‘土著’。这样才由奴隶制变为封建制。”这“六说”中，“战国封建说”被广泛采用，“西周封建说”也还有学者采用，其它四说几乎没有论著再使用。在划分中普遍注意到了地主阶级、农民阶级的形成，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典型反映在王公、贵族、官僚、地主按等级的占有土地，农民中部分人有少量土地；部分人租种地主的土地，依附于主人；少部分人成为农奴或雇农），小农经济的出现和发展等。20世纪80年代初，有的学者又提出以战国中期“商鞅变法”为代表的各国变法，作为封建社会的开始，但响应者甚少。

3.当代史学家的使命是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中国史学

第四代（尤其是1980年后出生的）史学家与往代相比，因为生长、求学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大势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故学历高（研究生与博士生之多是空前的），未受到政治或自然的磨难，生活幸福，社会环境优越，思想活跃，言论、信仰充分自由。尤其是电子、网络等先进科学技术的普及和运用，了解、接受中外新事务快，见解大胆而新奇。不足的一面是浮躁，对中国的“昨天”了解较少，对先辈、前辈史学家的经历及成果知者不足，刻苦读书、独立钻研的风气也比较差。“搬倒历史名人”、否定被经过考验的正确历史成果、贬低古代、近代史学家等，就是表象之一。至于说马列主义过时，斯大林、同志的理论是“教条”；学术会议上反对提奴隶主与奴隶、新兴地阶级变法夺权等者；亦“抄袭为荣”者，均有人在。以“封建”、“封建制社会”而论，作为学术问题，一代史学家在其生活的年代和环境中，也只能完成其使命，后代史学家不应当对他们求全责备。浏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或在“阶级斗争天天讲”年代中出版的古代史或通史，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也并非只从“阶级分析”论述，而是还包括了当时的土地制度、地租征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国家制度、不同等级人的生活、死葬物品、人殉等方面的分析。“西周封建社会论”、“战国封建社会论”及其它朝代封建论，以及不同的分段法，都是往代史学家依据马列主义史学理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和分析。我们今日在讨论中的使命，是如何继承和发展，作出更为科学的、适合中国实际的论断，而不是贬低或否定近代创立的马列主义中国历史学。20世纪，“中国历史学经历了一个变革创新的世纪、兴旺丰收的世纪，成就显著，名家辈出，值得大家去研究和总结”；读《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可以“看到中国历史学怎样沿着一条崎岖曲折的道路从传统走进了现代，将会看到中国历史的转型、创新、继承、探索的历程，将会看到一百年间众多学者怎样用心血汗水浇灌润泽了祖国的历史学园地。我们期待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再创辉煌。”此说是全面、公证而符合马列主义史学观的。

《辞海》云：“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它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的哲学基础。”又云：“历史科学，通常指科学的历史学。在马克思主义以前，世界各国积有丰富的历史著作和史料，也有各种各样的史学思想和观点。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严格说来历史学还不成其为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他们创立了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社会科学的伟大革命，从而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历史分期即历史时期的划分。历史学的一种研究方法。旨在揭示历史过程中不同时期或阶段之间质的差别。马克思主义史学，将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五个阶段（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世界通史一般被划分为古代、中世纪（中古）、近代和现代四个时期）。”我们认为这些论述对当代史学研究仍然适用，毫不过时。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的“古史分期”标准等问题

我们是赞同中国古代社会有原始、奴隶、封建制社会的，且赞同郭沫若先生的战国（公元前475年）为封建社会开始之说。由他担任主编、尹达先生负责组织的60多人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前编写的《中国史稿》，第一册（由尹达、田昌五、李学勤先生编写和修改）、第二册（由林甘泉、田昌五、金自强、田人隆、陈可畏、步近智及严敦杰等先生编写、修改）就是以这三种形态论述的（一册修改于1976年，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郭沫若先生1979年逝世后，修改出版的几册，均以《中国史稿》编写组名义出版发行。全书是“”前高等学校的主要文科教材（内部印行）。关于中国夏商周三代的制度，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殷周制度论》云：“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当夏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恒累叶称王，汤未放桀之时，亦已称王。当商之末，而周文武亦称王。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诰》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亦未全定也。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其在丧服，则诸侯为天子斩衰三年，与子为父、臣为君同，盖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于此。此周初大一统之规模，实与其大居正之制度相待而成者也。”只说周朝是“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的“大一统”国家，与夏殷有所不同，未说三代是什么性质的国家。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先生就肯定了奴隶社会的存在。其上限，郭先生认为是从周朝开始；吕先生认为始于殷商；翦先生和邓拓先生赞同此说。新中国建立后，又有始于公元前4000年、始于夏启夺位、始于商王盘庚迁殷及战国等四说。《中国通史简编》将夏商列在奴隶制度内，将西周列在封建制度开始的年代内；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修改本）将夏、商、周归于奴隶社会范畴。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1982年版）基本沿用《中国史稿》体例。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先秦卷》将第一编冠名《远古》，第二编冠名《夏商周》，但前者内容仍是原始社会史，后者以“文明”相称，实为奴隶制社会。《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奴隶制之始的夏朝断在公元前2070年，开国之王为禹，已为大多数史学家所采用。

1.“封建”的本义与概念《辞海》云：“封”有八种含义：帝王把爵位或土地赐给臣子。《史记•周本纪》：“封尚父于营丘，曰齐”；疆界、范围。《左传•襄公三十年》：“田有封洫。”引封殖；指封缄物的件数；指富厚；指大；指姓氏。”其中的前二种含义与“封建”有些关系。“封建”一词，《辞海》未作单独解释。但193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解释道：“王者以爵土与人也。三代皆有之，至周而其制益备。爵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其地有百里（公、侯）、七十里（伯）、五十里（子、男）之别。春秋战国，强凌弱、众暴寡，互相兼并，天子不能制，遂废其制”。所以，“封建”是指西周宗族政权的分封子弟及姻亲贵族到地方上建立国家，拱卫王室。通常以“封爵赐土”、“封爵建邦”、“封土建国”等术语相称，后边往往连“藩屏周室”、“拱卫王室”等。西周的“分封”与“宗法”制度，是“封建”的具体反映，成为周史上的突出特征。“西周的分封制称为‘封建’，即封邦建国。周灭商后，为了有效地统治被征服的广大地区，大规模地分封诸侯，派遣王室子弟或其他贵族到各地去建立诸侯国，代表周天子行使对地方的统治权，以拱卫王室。”“分封制是分级立宗制，不仅仅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在其国内也要进行分封，其子孙或其他贵族为卿大夫，给予一定的土地；卿大夫在其封地内也要分封，封其后代为士；士以下不再分封。宗法制的核心内容是嫡长子继承制。”冯天瑜《〈封建〉考论》以56万字的篇幅，对“封建”作了全面、系统、深入地考证和论述，并将其与“封建制社会”的区别作了考证。他说：“封建的本义是‘封土建国’、‘封爵建邦’。秦汉至清封建制的基本内涵是世袭分权的领主经济、贵族政治；古来汉字文化圈诸国大体在此文上使用‘封建’并已见《封建论》。秦汉至明清社会主流离‘封建’渐远，实行地主经济基础上的君主集权官僚政治。为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皇权时代。”

2.“封建社会”的概念关于封建社会问题，不同观点的争论和说法太多了，难以逐一例举，我们以《辞海》解释代之。《辞海》云：封建社会、封建主义的含义与封建制度相同。“封建制度是以封建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农民（或农奴）剩余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奴隶制度瓦解的基础上产生。在封建制度下，封建地主阶级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农民（或农奴）完全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土地，他们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下，耕种地主的土地对地主阶级有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受着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是向农民收取地租。与奴隶制比较，农民由于有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有自己的生产工具，收成好坏同本身利益有一定联系，因而对生产有一定的兴趣，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社会基本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封建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主要是以等级制为特点的封建制国家。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地主阶级思维，它以维护封建剥削和等级制、宣扬封建道德为特征。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历史上不断起伏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打击了封建统治，多少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封建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封建制度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制度所代替。一般认为中国在春秋战国之交进入封建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并和封建势力相勾结，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长期武装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于1949年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运动，最后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我们认为，此论在今天仍是正确的，基本上是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不可以主席晚年的错误，贬低或否定的伟大贡献与以其为代表的思想。也不可贬低或否定20世纪30年代以来代代史学家创立的马列主义中国史学。具体学术问题的争论、标新立异的见解和观点，都是史学研究繁荣的景象，值得欢迎和提倡。但目的是进一步发展马列主义中国史学，完善中国历史体系和理论。

3.春秋与战国之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和分期标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学创立、发展的百余年中，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重要学术问题。革命导师斯大林指出：“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的发展史，是生产和人们生产关系的发展史。”改革开放，我国走上发展经济、进行“四化”建设的轨道，结束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年代。史学界按照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对推动社会发展和性质的变化动力或标志提出了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等说。《辞海》云：“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他们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从而揭示了各种社会经济形态循序发展的一般过程，并且有力地论证了生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这样，历史学才开始成为科学。”又云：“生产方式，‘即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社会生活所必须的物质资料的谋得方式。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的不同性质。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则是它的社会形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关系则相对稳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转来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的变革，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又统一又斗争，构成了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这一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它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从而引起全部社会制度、社会思想、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的变革。这种变革是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的。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及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都是由于生产方式的变革所决定的。”近30年来的高等学校历史教材，不论在分编、分章上的冠名有多么的不同，但总况是不出《辞海》所论。如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及其与张海鹏、齐涛等主编的“新版本”，在第四章《春秋时期奴隶社会的瓦解和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下层民众的反抗和地主阶级夺权的斗争》两节阐述；在第五章《战国时期封建制度的确立》（前475—前221年）中，以《各国封建政权的建立和变法运动》、《封建经济的迅速发展》（内分水利灌溉、农业生产、手工业与商业发展、封建初期的阶级构成等）两节予以论述。可见“生产方式”作为区分社会性质的标志是正确、客观、公正的。

4.对探索中国史编写的认识

《中国历史通论》是对中国史编写在理论方面的探索，即分为三大阶段（或时期）。论曰：本书“讨论的范围内，至少也有九千年以上的历史（目前考古发现有迹象表明它极有可能会延伸至一万年左右）。这一历史大时段，何以名之？夏曾佑先生采用的做法是把中国古代史分为远古、上古、中古、近古四段。这当然是一种苟且但也最少争议的办法。社会性质或社会形态的概念自西方传入之后，很多史学家开始尝试移之于中国历史，但如何准确定性和分期，歧异就纷纭别出，长期论战不已。”

近20年来出版的高等学术历史教材大都以“远古”取代“原始社会”术语，时空却与夏曾佑先生的“远古”大不相同，指的是夏朝前的近200万年史（有的下限至西周灭亡，即公元前771年），上古、中古、近古几乎废而不用。《通论》将夏代前的四五千年史称为“部族时代”，涵盖了“原始社会”；将夏至战国末称为“封建时代”；将秦朝建立至帝制结束的漫长时期称为“大一统帝国时代”。帝制结束前后称为“现代化进程”或“走出中世纪”。这种体例既有对前人成说的继承，又有其创见。它能否得到学术界认可，还得经历时间的考验和众多学者的深入探讨。著者欣赏的美籍台湾学者许倬云《西周史》，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著作。上海新版中学历史教科书，亦是探索中国历史编写大胆地尝试。对战争、革命和王朝更迭等内容进行了大幅弱化，把大量笔墨放在经济、技术、社会风俗和全球化等多种主题上，“、长征、殖民侵略以及南京大屠杀，而今只在初中讲授，并且内容也大为缩减。”

这套历史教科书以近乎颠覆性的姿态大规模地“告别革命”，在教育界、学术界及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只保留了秦末农民大起义与太平天国运动，其余的农民起义全被删去。读了教材，基本上不知道西方国家的盛衰，也不知道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的事迹，当然也没有、“”的内容。为了“和谐”和淡化“革命意识”，删去了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为了突出“国家统一”，把春秋战国、两汉、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国家分裂时期轻描淡写地一笔代过。以“文明”代替历史，没有民族、阶级斗争，没有“革命”，也没有民族英雄、爱国与卖国等，以达到“和谐历史”之目的。这样的历史教科书，能使中学生真实了解中国史吗？“毕竟，中学历史教科书体现了一个国家对青少年的历史观、国家观培养的大方向，是事关国家文化战略的重大课题，来不得半点儿勉强和轻率。”

中国古代史范文篇8

一、“殷鉴”――中国上古理性思维的第一线曙光

人类的意识，是从原始社会就存在的，但意识进步到理性思维的程度，则经历了较长的过程。这里所说的“理性思维”，是指具有深刻性、系统性的逻辑思考。原始人在生产斗争中，会得到丰富的感性认识，但却不能以系统性逻辑思考的方式认识其本质，原始神话是当时思维和认识的最高成果，其中包涵神天迷信、自然崇拜以及征服自然力的愿望，而这种思维寄托于虚幻的想象，不属于理性思维的性质。

当人类社会携带原始宗教意识与征服自然力的愿望步入阶级分化时期，一方面自然力的人格化即神的信仰被统治者强化，可能使思想更趋向于麻木；另一方面社会变革、社会分工与脑力劳动者的出现，以及生产力的进步，都可能使理性思维迅猛发展。这两种对立的因素的消长，将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文明”时代到来之际的文化发展状况。

古希腊的奴隶制由于具有打破了氏族公社的框架，解除了氏族血缘关系纽带对人们个性的束缚，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比较明显，商业比较发达，神权的统治比较松驰，政治上形成奴隶主民主制等等社会条件，产生一批人身与思想皆比较自由的脑力劳动者，带来了学术文化的繁荣，产生了较为系统的科学和哲学。而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仍袭用氏族制度的躯壳以建立统治政权，血缘氏族纽带经过改造形成了更为紧密的种族关系与宗法关系纽带，适应水利的需要而实行土地公有制，在政治上也表现为王权专制，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即反映了这种状况。于是，与王权专制对应的上帝崇拜和反映宗法关系的祖先崇拜相结合，形成牢固的神权、族权观念，各个层次人们思想的理性自由受到扼制，文化的发展走上与古希腊不同的途径。

中国上古从夏代至商代，弥漫着浓重的宗教迷信观念，夏代遗存的文化资料很少，商代的卜辞则反映出凡事皆须仰求上帝以定然否，一切皆由冥冥中的神秘力量所决定，人是绝对被动的，统治者也没有对事务独立判断的自觉意识，而最早的脑力劳动者基本上均担任或兼任占卜、祭祀一类的神职，并不具备独立进行理性思维的社会条件。文化发展的成就主要呈现在与农业生产、日常生活相关联的气象、历法、冶炼及直接观察的天文星象等方面，却缺乏如古希腊那样灿烂的学术遗产。据传夏朝经历了约五百年，商朝的历史也达五百年之久，然而至春秋时期，孔子即发出夏、商“文献不足”的浩叹，〔[2]〕其实更为不足的乃是理性思维及其成果。夏商两代，漫漫千年，社会意识上严重缺乏自觉精神，充满盲目和蒙昧。在中国上古，理性思维要冲破神天迷信罗网的禁锢，只能等待机缘、另辟蹊径，这机缘就是殷周之际的政权变革，这蹊径就是首先从历史思考上打开缺口。

周族原为臣属于殷商的小邦，逐步强大并最终取代殷商的统治地位，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振荡。殷商末年，商朝的个别政治人物已经预感危机，向商纣王提出警告，而纣王则认为他受大命于上天，不以为意。〔[3]〕可见在商代，除极少数人之外，统治者对“天命”皆抱有极其僵化的迷信。周灭殷商之后，周仍然面临着殷民的反抗，这一切引发了周初主要统治人物的忧思：殷商为何败亡？周政权如何巩固、如何避免重蹈殷商的覆辙？于是形成了明晰的“宜鉴于殷，骏命不易”观念，〔[4]〕意思是：以殷商的覆灭为鉴戒，则知“天命”之难保，即从历史思考而重新认识天命。这种思考得到反复的强调与深化，例如《诗经·大雅·荡》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里所说的“殷鉴”，是指殷朝应以夏为鉴。这自然会导出周以夏、殷为鉴的认识，《尚书·召诰》言：“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即将夏、商兴亡的历史引为借鉴。“殷鉴”是周初统治者提出的概念，表达了对历史的思索与总结，就是要以前朝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作为行政的借鉴与警惕。这种思索深化到天命与人事的关系、民众的作用以及施政措施和政治原则等问题，形成了在天命论外壳内具有理性精神的历史观与政治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天命转移的观念。周初统治者在《康诰》中，通过总结历史明确地提出“惟命不于常”，〔[5]〕这与《诗经·大雅·文王》中“天命靡常”一样，都是说“天命”是可以改变和转移的，周初的许多诗歌、文诰皆在叙述历史时表达了这一思想。那么“天命”发生转移的条件是什么？《尚书》中《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等篇记载周公多次详细总结夏、商、周政权变革的历史，认为统治者如果对天帝失敬、行为放纵、贪图安逸、弃德任刑、残害无辜，都会被上天遗弃并降下惩罚，转移天命。上天密切地关注着人世，特别是监督人间统治者的举动。《多方》记载周公的话说：“天惟时求民主”，即上天时刻寻求着好的君主，这样，天命的转移是随时可能的，使周初统治者充满上帝可怕而不可依赖、保守天命很不容易等忧患意识。这种天命转移、上天时刻监督下界的观念，是殷商统治者所没有的，在思想上顺理成章地可引出两个重要的认识：其一是上天成了制约王权的力量，君主不能为所欲为；其二是承认改朝换代的合理性，甚至从历史变动的现实出发来说明天命的归宿。这种历史观点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学术均有深远的影响。

第二，“敬德”以修人事的观念。周初统治者的“天命转移”观念，形式上似乎强化了天命的权威，但却在描述天命转移原因时却注入了理性思维的因素，实际上探讨了天命与人事间的关系。人在“天命”面前不是无所事事，不是无能为力，统治者可以通过其符合“天意”的作为以“祈天永命”，巩固政权。这种“祈天永命”的作为包括较多的内容，诸如敬天敬祖、勤政恤民、谦逊俭朴、行教化、慎刑罚等等均在其内，大多属于修治人事的范围，这些内容被抽象地概括为“德”的概念，〔[6]〕因而提出“敬德”的政治原则。“敬”，就是以恭谨态度对待和执行，“敬德”的主张在《尚书·召诰》中再三申说，认为夏、殷的灭亡都是“不敬厥德”造成的。在周初历史文献中，《康诰》、《梓材》、《多士》、《多方》等篇均强调“明德”，“明德”与“敬德”的含义基本一致，〔[7]〕其他周初文献也普遍使用“德”的概念阐述政治、教化和个人修养的问题。“德”这个范畴的提出，来自对历史、对天人关系的理性思考，是对人事行为的积极认识，是表达中国上古哲理性政治观念的主要标志之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8]〕“敬德”观念在思想上原本是要调和天命与人事，使之合一的，但天命掌握在神明的上帝手中，人只能在修治人事上下功夫，“敬德”实际是立足于人间的现实事务，因此周初统治者甚至说出“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9]〕的话来。

第三，“保民”的观念。从殷末到周初的社会振荡，令统治者亲眼看到下层民众的力量。改朝换代的战争，需要许多下层民众为之冲锋陷阵，在这种情况下，人心向背就成为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周初统治者认真思考这段亲身经历的历史，产生了重视民众的思想。《酒诰》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意思是说：人不要把水当作镜子，应该把下民作镜子，我怎能不据此（殷商灭亡的史实）为重要鉴戒呢？以民为鉴，包含着重民和重视人心向背的认识，这必将导致对待民众政策上的调整，于是，周初统治者明确提出“保民”政治观念。《康诰》中讲“用康保民”，是说要使民众安康；讲“裕民”，〔[10]〕是说要教化民众；讲“作新民”，是说要改造殷商遗民；《无逸》篇还讲到要体察民间疾苦，施惠于民，关爱鳏寡孤独等等。这一切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防止民怨，使之顺从。为此目的，谨慎而严明地使用刑罚当然极其重要，但鉴于殷纣王滥用酷刑之弊，因而更强调“慎罚”。民怨是可以反映人心向背的，周初统治者对此予以格外重视，认为“怨不在大，亦不在小”，都必须认真对待，听到民怨，应更加“敬德”，使不顺从的小民变得顺从。《康诰》中大声疾呼：“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意思是：要谨慎呀！可畏的上天是否诚心辅助你，可以从民情中表现出来。这又具有将天意与民情拉向合一的意味，成为后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思想的先声。〔[11]〕

第四，明确的以历史为鉴戒的思想。周初对政权兴亡问题的理性思考，没有停留于笼统的认识，而是深化到一些细节，注意到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例如《康诰》中即已提出立身行政要“敷求于殷先哲王”、“别求闻由古先哲王”，即向殷商以及更古的英明君王学习。《酒诰》则在关于戒酒这一具体问题上，叙述了商朝国王从成汤至帝乙时的君臣都勤于政务，不但不敢纵情饮酒，而且也没有纵饮的闲暇。商纣王君臣都大肆饮酒，政治败坏，终于亡国。周文王则早就教导说只有祭祀时才可用酒，我们遵守文王之教，所以代殷受命。在《无逸》篇，更细致地列举商代勤政君主绵长的执政年限，和贪图享乐君主短命的年限予以对比，要求以此引为鉴戒。在《召诰》、《多士》、《多方》等篇都谈论了夏、商改朝换代的历史，《君奭》、《立政》篇更较为详细地总结了夏商周（文王、武王）三代用人行政制度的发展与经验教训，从而提出治国“立政”的原则。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周初统治者已经做到从多种角度总结历史，通贯地考察夏、商到周文王、武王的历史发展，从中概括出一些政治经验和教训。因此，周初统治者的历史认识，是最早的理性思维，其“敬德”、保民观念以及对天人关系的新见解，皆是从历史思考中得出的。至今诸多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著述强调西周产生怀疑天命的观念，却不知其来自“殷鉴”，即来自历史的思考，所以难免得出本末倒悬、因果错位的结论。

中国上古最早的理性思维，产生于以“殷鉴”为标志的历史认识领域，首先通过对历史的思考来认识政治、认识天人关系，从而启沃心智，继而丰富逻辑思考能力，打开哲理的眼界。这对中国文化特征的形成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造成历史认识与政治文化结成密不可分的联系，积淀为凡事从以往历史中寻求根据、经验与教训的思想模式。“殷鉴”的思考，还导致历史文献的保存与整编，今所存之上古典籍文献，都是西周及其后保存和整编的。所有这些，都是史学得以发展的基础。因此，中国古代史学的兴旺发达，历代官方的史学活动之绵延不废，古代史学多以经世致用为根本宗旨……这些西方所不具备的特点，皆可追溯至理性思维的源头，追溯到“殷鉴”给中国社会文化植入的思想根基。

二、官方记史体制以及相应的史学观念

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正式的历史记载？这是一个扑朔迷离的问题。《左传》中有《夏书》、《夏训》的记载，〔[12]〕然而那是否真实、是否真是夏代的历史记载，很难据信。《尚书·多士》称“惟殷先人有典有册”，许多学者据此认为商代已有正式记述的历史典籍，但典、册的内容不一定就是历史记载。甲骨文中有“史”、“尹”、“作册”等官名的记录，后人将之称为史官，而其职责乃是起草和掌管官方文书而已，亦不足以证明记史制度的产生。殷商并未留下可靠的史籍文献，从今存甲骨卜辞来看，仅在记载贞卜活动及其结果的同时，无意间记载了当时的史事，由于未能摆脱凡事必卜、极端迷信的精神蒙昧，尚不可能具有自觉记述历史的意识。

一般而言，一个政权若非承袭民族传统或者接受外部文化影响，只能在认识到历史的借鉴作用之后，才会形成自觉的记史制度。殷商时代可能会保存少部分重要的官方文书，但不会有系统的历史记述。西周初年具备了“殷鉴”的历史认识，那是从亲身经历与口耳相传的史事直接汲取借鉴，尚无阅读历史载籍的例证。因此，周初提出的“殷鉴”是一种历史意识，由历史意识到自觉记述历史的意识，在我们看来不过一步之隔，但古人实现这一步的跨越，亦非易事。从现存的文献看来，周初由于具备了“殷鉴”的历史意识，不仅自觉地保存更多的官方文书，而且整编了殷商时代的历史文献。〔[13]〕从注意保存档案、文书到特意记述历史载籍，则又历年长久，白寿彝先生指出：《墨子·明鬼》篇引证了《周春秋》记载的周宣王时期史事，又参照其他先秦典籍，因而判断“编年体国史的出现在周宣王或其前不久的时期”，〔[14]〕这个见解极其精到，官方记史制度的形成亦当在这个时期。保存与整编档案文献，只是初始和朦胧的史学意识，特意和自觉地记述历史，进而形成记史的制度，史学意识便得到了明确与巩固。

官方记史制度在春秋时期迅速发展，周王朝与诸侯国皆以编年体形式记载史事，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史官，形成各国官方记录的史册，这些史册多以“春秋”为名，也有如晋之“乘”、楚之“梼杌”等别名。一些史学上的基本原则，也陆续提了出来。

据文献记载，春秋时期周王室与诸侯国的史官名目很多，《周礼·春官宗伯》记载西周即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其职能中包涵着记录历史。〔[15]〕《汉书·艺文志》说古时“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清人黄以周《礼书通故》经考订认为左史即内史，右史即大史。而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史官名称与王室类似，如鲁、齐、晋、郑、卫皆有大史，鲁又有外史、齐有南史、晋与楚有左史等等，〔[16]〕齐管仲说：“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作而不记，非圣德也”〔[17]〕地处较为偏僻的秦国也于周平王十八年（公元前753）“初有史以纪事”，〔[18]〕可见各诸侯国记载史事已普遍制度化。曹刿向鲁国君主进谏时曾说：“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19]〕表明记史制度遵循“君举必书”与讲究一定书法的规则，从曹刿语意上看，这已经实行许久了。《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史官董狐于史册书“赵盾弑其君”，同书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国史官不顾接连被杀，坚持记录“崔杼弑其君”的事迹，成为古代史官不惧强权、奋笔直书的典范。据称后来孔子赞扬：“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这里提出史家的“良史”标准及“书法不隐”的原则，在古代史学的发展中有深远的影响。

春秋时期，关于历史和史学作用的观念大为丰富。周灵王时，太子晋畅谈往古胜败兴衰，提出“若启先王之遗训，省其典图刑法，而观其废兴者，皆可知也。其兴者，必有夏、吕之功焉；其废者，必有共、鲧之败。”〔[20]〕这明确表达了应当从历史文献记载中寻求兴亡成败教训的观念，不仅是讲历史的鉴戒作用，而且突出了史学记载的作用。鲁庄公时，夏父展因事进谏称：“君作而顺则故之，逆则亦书其逆也。臣从有司，惧逆之书于后也，故不敢不告。”〔[21]〕这里的“顺”、“逆”是指符合、不符合礼制，史官纪事，是“顺”、“逆”皆如实记载，夏父展以历史记载流传后世来进谏，已试图利用历史记载对君主的行为予以制约。晋悼公时叔向“习于春秋”，被认为可以作到“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22]〕表达了当时对史学作用的认识。楚昭王时，其史官倚相被视为国宝，因为他“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23]〕这已经是史官直接利用历史记载诱导与辅助君主的事例。不仅如此，据倚相的叙述，早在200多年前的卫国卫武公时，已经“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24]〕。史册、史官和记史制度向君主提供鉴戒、行为制约和思想诱导，从而参与了深层的政治机制，其影响之一，就是使史学发展的动因深深地扎根于古代中国的社会肌体之内。

楚庄王时申叔时论教育太子方法说：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25]〕

“春秋”（编年记事之史）、“世”（世系之书）、“令”（先王之官法、时令）、“语”（以往治国之善语）、“故志”（记前世成败而总结出议论、格言之书）、“训典”（五帝之书），均为史籍。〔[26]〕这段言论，包含以史实施教育、教化，汲取鉴戒，从史学中学习政治经验、提高行政能力和学习治国政策的丰富的思想内容。很明显，这些史学观念都是首先在官方记史制度、官方政治与史学相结合的机制上形成的。

总之，在西周“殷鉴”思想的基础上，春秋时期建立“君举必书”和讲究一定书法的记史制度；提出“良史”的概念，这涉及史家标准的评议，产生了史家的榜样性人物；形成以史借鉴、以史教化、以史辅政和从史学中学习治国之策的史学观念，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运行发展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表述得还相当简约，有如格言成语，而唯其简约，更便于传播、更提供了后世展开、发挥与丰富化的空间。

三、孔子与《春秋》相联结的的史学意义

流传于世的《春秋》是否经过孔子的修订？这是学术界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笔者是倾向于孔子修订《春秋》之说的。《孟子》的言论、《史记》的记载以及古代几乎所有经、史、子、集著述中的说法，多认定孔子作《春秋》。但是记述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之中，却无片言只字提到修《春秋》之事，因此近代以来，否定孔子曾经修订《春秋》的学者亦不在少数。

孔子是先秦儒学学派的创始人，在中国历史上，孔子至少作出以下三项破天荒的创举：第一，孔子是进行大规模私家讲学的活动的第一人，三十岁左右即开始收徒讲学，传说他的学生有三千人，学业甚好者也有七十余人，后来带领学生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这打破官府垄断教育的局面，将之引向民间。第二，首次创立了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学派，即不依附某个特定政治势力，以思想、学问的传承为纽带的学术集体。第三，最早地将政治、社会及人际关系等社会问题蒸发为非参政人士探讨的学术问题，并且建立起系统的思想体系。从孔子生平事业看来，修订《春秋》与整理《尚书》等文献以备教学、治学之用，其可能性是很大的。

孔子是否修订过《春秋》，考清这个史实自然是十分重要的，但这里还存在另一层面的史实，即在整个中国古代，孔子修《春秋》乃是久被认定的，这个无可争议的史实对于史学史研究来说，重要性并不亚于孔子是否真的修过《春秋》。孔子与《春秋》联结一起所造成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孔子为春秋后期人，而对《春秋》大力推崇并且将之与孔子联系起来，则在战国时期。《左传·君子曰》评论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27]〕这里提出的“惩恶而劝善”、“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既是论史学的功用，也道出了修史的宗旨，比春秋时期的史学观念又前进了一步。孟子旗帜鲜明地将《春秋》说成是孔子的有为之作：“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为《春秋》乎！罪我者其为《春秋》乎！”他把孔子修《春秋》与大禹治水、周公平定天下等伟大功业相提并论：“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天下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28]〕这样，《春秋》所能起到的政治作用就不可估量，成为拨乱反正以安定天下秩序的法宝。按照孟子的说法，孔子将修订《春秋》视为“知我”、“罪我”的最重要的事业，是以一般平民身分而行“天子之事”。尊崇《春秋》，也就同时提高了史学的地位。

春秋时期人们强调史学的鉴戒作用、辅政作用、教育作用等等，而是否真的以史为鉴，占主动地位的乃是君主、统治者，而不是史学和史家，前引夏父展以历史记载会传于后世来向鲁君进谏，就没有被接受。至此，《左传》提出《春秋》有“惩恶而劝善”的宗旨，特别是孟子鼓吹孔子鉴于“世衰道微”而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以孔子为榜样，倡导出撰史者积极用世的主体意识，即史家以撰史方式主动干预世事。无论有权势的在位者是否愿意接受，史家都将使其历史记载流行当时、传扬后世，从而鼓舞善行，令恶人知惧。正是在这种信念之下，建立了历代优秀史家的崇高社会责任感，史学经世致用的精神成为传统史学的准则。史学的终极宗旨，已不是关注具体当权者的接受与采纳，而是关注在整个社会和未来的效果。

如上所述，不管孔子是否真的修订过《春秋》，古人基本上公认《春秋》为孔子所作，乃是另一层次的史实。随着孔子的不断圣化及《春秋》成为儒学的经典，其崇高的地位在古代主流思想意识中，已经不容怀疑和否认，这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铺垫了日趋繁荣的坦途，其影响之大者有以下几点：

（一）《春秋》成为儒学的经典，在汉代公羊学派的鼓吹中，尊崇到吓人的程度，此后经学的《春秋》学长盛不衰。但《春秋》毕竟是记事的史书，推重《春秋》之论其实即推重史学，《春秋》地位的高涨带动史学地位的提高。《春秋》经学不能完全脱离史学，经与史之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29]〕《春秋》经学的论断，有相当大的部分可以纳入史学理论的范围；《春秋》（还有《尚书》）亦经亦史的现实，还为后世“六经皆史”的理论探讨准备了条件。总之，是孔子《春秋》促成史学的重要地位，带动了史学理论的探讨。

（二）认定孔子修《春秋》，是在根本原则上认可私家修订国史，这是对私家史学最大程度的承认。历史上虽然有如隋朝等朝代曾短暂地禁止私修国史，但这仅限于当代史，而且根本难以真正施行。孔子这位至圣先师的修史行为，令历代君主找不到禁止私家史学的法理。于是私家撰史不断，史家无不推重孔子《春秋》，悬为楷模，历代以“春秋”为史著书名者即不可胜计。《春秋》在政治文化中的独特地位，筑成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相联系的发展轨道，而这史学的双轨，是古代中国史学持续繁荣的最重要的条件。

（三）据说孔子修《春秋》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30]〕对历史人物予以华袞斧钺之褒贬，“拨乱世反诸正”。圣人的榜样使后世史家具备这样的信念：不仅撰史，而且论史，不仅论史，而且联系时事。在绝大多数朝代，官方也只能承认或默认史家有撰史、论史的权力，这应当说是得自孔子与《春秋》精神的无形庇护。

《春秋》之义对于中国古代的史学，也有消极的影响，它规定了史学思想的主流方向，纳入封建伦理的规范而难以突破。然而若考究中国古代史学发达兴旺的原因，不能不强调孔子与《春秋》联结于一起所起到的特殊作用。

四、史学观念上的新拓展

战国时期孟子等儒家学者对《春秋》的推重，将以史借鉴、以史教化、以史辅政的观念深化为史家和史学干预时事的主体意识，从理论和精神上将史学置于高屋建瓴的主动地位。除了这种在《春秋》问题上深化了的史学思想之外，史学观念还取得了多方位的拓展，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学者、士人的撰著意识空前强化，产生了大量的典籍。有私家一人之书，有一学派积累共纂之书，有杂取各派汇编之书等等，琳琅满目。其中，史书的撰著亦格外盛行，《竹书纪年》一书可说明战国时期官方记史制度延续不废，我国第一部内容充实，记言、记事兼备的史籍《左氏春秋》（即《左传》）的产生，表明历史著述的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阶段。据学术界研究，今《尚书》内有写于战国时期的文献，晋代从战国古墓出土《周书》，今存篇目中亦有可认定为战国写成者，可见战国期间必然重新整编过《尚书》、《周书》。战国后期，楚国铎椒所撰《铎氏微》40篇，选编历史上成功与失败的事迹，〔[31]〕书名用“微”字，说明关于《春秋》“微而显，婉而辨”、“惩恶而劝善”的史学原则已广泛传播；赵国虞卿撰《虞氏春秋》8篇，分类记述春秋至战国中期史事，内容、宗旨为“刺讥国家得失”，〔[32]〕表明史学主动干预时政的精神亦得以发扬。其他如《国语》为分国记述政治言论，《世本》为分门类记述史事，《战国策》专载游说、进谏之词，说明撰述史籍已经采用较多种类的体裁，史学眼光有所放宽，撰史方法有所增加。总之多种类史籍的出现，折射出史学观念的多样化拓展。

其次，孟子在评述《春秋》中概括了史学在内容、形式和观点上的内在结构，他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33]〕这为后世撰述与评论史书提供了一个方法的总则，即必须以史实为基础，运用生动的文笔，尤其要具备深刻的历史见解，三者相结合才是完整的史学著述。

其三，形成了对史事考信征实的观念。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即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34]〕这段话是说认识历史必须取证于“文”（历史记载）和“献”（贤才），不能凭空捏造。而战国时的孟子觉得历史记载也不完全可靠，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漂杵也？”〔[35]〕这里对具体事例的分析有误，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原则是正确的。法家韩非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他认为对历史记载、历史传说应当予以“参验”，“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36]〕若摈去其中的历史不可知论观念，这种不经“参验”就不能认定真实，未验证其真实就不能引作根据的思想，便很有史料学上的理论价值。

其四，以史学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的观念。孔子曾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37]〕非但孔子，上文叙述到的晋叔向、楚倚相，也是由习史而著称于时。至战国成书的《周易·大畜·象传》，即提出“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命题，言简意赅，深刻精辟。这里的“德”，包括见识、能力、品行等在内的综合素质，“多识前言往行”就意味着学习历史。

其五，会通古今的史学观念。将历史引为鉴戒，一定会导致列举历史事例、评议时事和预测后果的思考。《左传》、《国语》记载有各国君臣间引据历史申说主张的大量情节，战国诸子著述如《墨子》、《孟子》、《荀子》、《管子》等等也无不引古论今，《韩非子·五蠹》将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得出历史进化观点，邹衍则宏观地用“五德终始”描述历史的演变程序，凡此皆对历史事物作出会通古今的思考。而在史学理论和原则上，先秦时期也提出会通古今的主张，《礼记·经解》借孔子之语称“疏通知远，《书》教也”，《周易·系辞下》提出“彰往而察来”的命题。这种格言、成语式的精辟语句，极便于传诵，为史学的会通古今观念提供莫大的发挥可空间，启迪了后世史家。战国后期，荀子有比较明确的会通古今的观念，他说：“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拱而议。”〔[38]〕“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从而得出“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的结论。〔[39]〕这里的会通古今，是以强调知今为重点的。《吕氏春秋·长见》篇进一步发挥了这种观念，认为“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以知古，知古则可以知后，古今前后一也。故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也”，将会通古、今、后世的认识，称为“长见”，即长远的见识。《察今》篇又言：“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益所见，知所不见。”可惜后代在发扬先秦史学会通古今观念过程中，仅关注“彰往而察来”的认识方向，未能光大“察今则可以知古”的历史认识论。但尽管如此，“以今知古”的思想仍在先秦史学观念中闪烁着奇光异彩。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的史学观念，体现出中国古代史学蓬勃发展的渊源。由“殷鉴”的思索进展到官方巩固的记史制度，继而产生一系列基本原则性质的史学观念，随之又有孔子《春秋》为私家史学辟开蹊径，促使史学观念的进一步深化。这一步步的跨越，为古代史学的兴旺发达准备了势不可遏的社会条件。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史学，唯其源头深邃丰饶，才成其日后的烟波浩瀚、奔流不废。

注释：

〔[1]〕《诗经·小雅·北山》

〔[2]〕参见《论语·八佾》

〔[3]〕参见《尚书·西伯戡黎》。

〔[4]〕见《诗经·大雅·文王》。按《文王》一诗，据《吕氏春秋》为周公旦所作。

〔[5]〕《康诰》载于今文《尚书》，其作者有二说，一为周武王，又一为周公。

〔[6]〕《尚书》中记载商代史事的《盘庚》、《高宗肜日》已有“德”的概念，但学术界多认为这两篇或经过西周初年整编，或就是周代的作品。

〔[7]〕“明”字多义，有“彰明、光大”与“勉力为之”等含义。

〔[8]〕《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蔡仲之命》。

〔[9]〕见《尚书·君奭》，为周公之言，大意是：上天不可信赖，我们只有继承文王的传统。

〔[10]〕《康诰》中讲“乃由裕民”、“乃裕民”，“裕”是启迪诱导的意思。

〔[11]〕《孟子·万章上》、《左传》昭公元年引《尚书·太誓》。

〔[12]〕见《左传》庄公八年、襄公四年。

〔[13]〕据王国维《古史新证》、张西堂《尚书引论》，《尚书》中《汤誓》、《盘庚》为西周初年整编；《尚书》、《周书》中关于西周的文献情况复杂，学界意见不一，但各篇皆当有其所本，又据王国维、郭沫若等学者研究，《牧誓》、《世俘》等多篇可定为周初之作。要之西周开始特别注意保存历史文献，应可确认。

〔[14]〕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0页。

〔[15]〕《周礼》其书晚出，所载史官之称非必西周时完全具备，似可作春秋时期的参考。

〔[16]〕以上史官名称零星见于《左传》、《国语》。

〔[17]〕《左传》僖公七年。

〔[18]〕《史记》卷五《秦本纪》。

〔[19]〕《国语》卷四《鲁语上》。

〔[20]〕《国语》卷三《周语下》。

〔[21]〕《国语》卷四《鲁语上》。

〔[22]〕《国语》卷十三《晋语七》。

〔[23]〕《国语》卷十八《楚语下》。

〔[24]〕《国语》卷十七《楚语上》。

〔[25]〕《国语》卷十七《楚语上》。

〔[26]〕括号内的解释据《国语》韦昭注并稍加润色。

〔[27]〕《左传》成公十四年、昭公三十一年。

〔[28]〕《孟子·滕文公下》。

〔[29]〕与《春秋》起到相同作用的还有《尚书》，但不如《春秋》为突出，此不备论。

〔[30]〕见《史记》卷一三0《太史公自序》。

〔[31]〕《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

〔[32]〕《史记》卷七六《虞卿列传》。

〔[33]〕《孟子·离娄下》。

〔[34]〕《论语·八佾》。

〔[35]〕《孟子·尽心下》。

〔[36]〕《韩非子·显学》。

〔[37]〕《论语·述而》。

中国古代史范文篇9

一、诗人、军人、史学家

“五四”运动时期，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旧道德、旧文化，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振聋发聩的响亮口号。鲁迅以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郭沫若以第一部白话诗集《女神》，教育了千百万青年。郭沫若本来旧诗根柢很好，少年时代留存在作业本上的诗歌六十余首，其中虽有少年诗人极幼稚的自我陶醉，但洋溢着深厚的民富国强的真诚祈愿和强烈的反帝爱国激情。“耽耽群虎犹环视，岌岌醒狮尚倒悬”，这些诗句显示出郭沫若少年时代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忧国忧民的广阔胸怀⑴。郭沫若的新诗集《女神》，在思想上反映了新时代的新精神，艺术上也是不拘一格，大胆创造，完全打破了旧诗格律的桎梏，实现了诗体的大解放。自《女神》问世，诗坛上才算出现了真正意义的新诗。《女神》气势磅礴，豪情激荡，洋溢着渴望自由、追求光明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理想，强烈地表现出“五四”时代那种彻底的、不妥协的革命精神。郭沫若热烈地希望灾难深重的祖国在烈火中得到新生。《女神》是我国新文化史上第一部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新诗集。它的问世，开创了一代诗风。郭沫若是我国新诗运动的奠基人。

1926年夏，郭沫若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战争。从广州到武汉，到南昌，踏遍关山险阻，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就在安庆“三二三”惨案之后，郭沫若在的家里，满怀无产阶级革命义愤，奋笔疾书《请看今日之》。随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南下途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通令缉捕郭沫若，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郭沫若于1928年2月东渡日本，开始了十年的政治流亡生活。

“五四”时期的诗人，北伐时期的军人，在被迫流亡日本之后，经几年的潜心钻研，却变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二、在生活的重压下闯入艰深的学术领域

郭沫若亡命日本期间，国内意识形态领域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这次大论战，看似学术之争，实际上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正如郭沫若所说：“对于未来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这次论战，是大革命失败之后面临的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这是一场关系中国前途的大论战。

郭沫若对论战中涉及的一系列的问题都是从未研究过的。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凭着满腔热血、一颗忠心，加上他青少年时代就具备的中国古文献根柢，勇敢地参加了这场陌生的大论战，写了《＜周易＞的时代背景下精神生产》、《＜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及《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写作之际，郭沫若深感旧有文献之不足，且难征信，认为须得“找寻第一手的资料，例如考古发掘所得的，没有经过后世的影响，而确确实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种东西”。

1928年八九月间，他首先在东京上野图书馆借到了罗振玉编的《殷墟书契前编》。但这部没有释文的拓片集录使他无从解读和使用，于是，转向求索甲骨文的入门书籍。他开始阅读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和一批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著作。

他对甲骨文一字不识，但他坚信通过对地下出土的古代文字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是一条正确的途径。他以异乎寻常的勤奋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从入门书看起。没有老师指导，全靠自己摸索。“且以遁迹海外，无可与谈者，甚苦孤陋”⑵。又住在乡间，图书资料奇缺，天天要跑东京借书。因为要参考《殷墟书契前编》，“每查一字必须奔走东京，殊多不便”⑶。没有职业，生活困难，全靠朋友们接济。或搞点文学、搞点翻译，挣些微薄的稿费糊口。“生活的压迫有时候几乎令人喘不过气来”⑷。有时连一支毛笔都买不起，要向朋友求助。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每天从住处跑到东京，把藏书颇为丰富的东洋文库所藏的一切甲骨文、金文著作，全部读了一遍。他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读书、研究、写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甚至发高烧，也没有停止研究和写作。《甲骨文字研究》中的《释支干》一篇，有一段字迹写得特别粗大，就是在发高烧的时候书写的。就这样，郭沫若仅用了两年左右时间，便完成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以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有关篇章。这是他研究甲骨文、金文的第一批成果。而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第一部著作。

三、勇于创新，善于创新

收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的《卜辞中之古代社会》和《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是郭沫若利用甲骨文、金文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初次尝试。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书经李一氓努力交涉，均在1931年初由大东书局影印出版。《甲骨文字研究》收集作者1929年所写的考释甲骨文字的论文17篇。这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郭沫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把甲骨文研究同古代史研究结合起来，开创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收集了作者1930年所写的考释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的论文16篇。这两部论文集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有关篇章，是郭沫若研究甲骨文、金文的第一批成果。因为是草创时期的探索，免不了有许多不成熟的甚至是错误的说法。但是，郭沫若正是在探索中不断前进，在前进中不断探索。这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而是由郭沫若开创的史学研究的新天地。在十年的旅居生活中，郭沫若出版了很多有关古文字的论著。

1932年1月，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影印出版；同年8月，前书的姊妹篇《金文丛考》问世；1933年5月，《卜辞通纂》出版；同年12月《古代铭刻汇考》出版；1934年春，《古代铭刻汇考续编》出版；同年秋，《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出版；1935年《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出版；1937年4月，《殷契粹编》出版。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一部接着一部出版问世，使得当时的古文字学权威们也感到是不可理解的奇迹。

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中所确立的中国青铜器研究体系，特别是这部巨著所开创的一整套崭新的铜器断代方法，是他在考古学领域最重要的建树，奠定了金文研究的基础。它的重要性，郭沫若曾以周代青铜器为例，作了剀切的阐发：“……周代年限太长，前后绵亘八百年，在这儿仅仅以‘周器’统括之，实在是一个莫大的浑沌。因而周器的断代研究便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时代性没有分划清白，铜器本身的进展无从探索，更进一步的作为史料的利用尤其不可能。就这样，器物愈多便愈感觉着浑沌，而除作为古玩之外，无益于历史科学的研讨，也愈感觉着可惜。”⑸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就是凿破这一浑沌的名作。过去对金文的研究，虽然有了上千年的历史，但自北宋以来的大多数学者，却是根据个人收藏的器物或拓本，汇编成铭文集录，或兼收器形，或考释文字。著录的方法则又大都是按器物分类，同类则以文字有无多寡为序，对于器物的年代和国别仍然是模糊不清，完全不能作为历史资料使用。郭沫若在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过程中，“深感周代彝铭在能作为史料之前，其本身之历史尚待有一番精密之整理”。于是便在当时所能掌握的资料条件下，用现代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对两周金文进行了全面的整理。于是，他从传世的几千件有铭文的铜器中，先寻出一些自身表明了年代的器物作为标准器，再就人名、事迹、文辞的格调、文体的结构、器物的花纹形式等作综合考察，精选出铭文较长而史料价值较高的铜器323件。“据此等器物为中心以推证他器，其人名事迹每有一贯之脉络可寻”，分别断定其它器物的时代或国别。这样就把混沌不清的两周八百年的铜器，整理成为“有历史系统之条贯”，并把铜器上的铭文变成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必不可少的史料。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中所确立的中国青铜器研究体系，特别是由此开创的一整套崭新的铜器断代方法，经过六十多年的检验，证明是科学的方法，为中外学者所公认，一直延用到现在。

郭沫若在甲骨文、金文方面的高深造诣，使他在运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古代史时，处于强有力的地位。郭沫若是利用甲骨文、金文对中国古代史进行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开拓者。

“我们现在也一样地来研究甲骨，一样地来研究卜辞，但我们的目标却稍稍有点区别。我们是要从古物中去观察古代的真实的情形，以破除后人的虚伪的粉饰、阶级的粉饰。本篇之述作，其主意即在于此。得见甲骨文以后，古代社会之真情实况灿然如在目前。得见甲骨文字以后，《诗》、《书》、《易》中的各种社会机构和意识才得到了它们的泉源，其为后人所粉饰或伪托者，都如拨云雾而见青天。我认定古物学的研究在我们也是必要的一种课程，所以我现在即就诸家所已拓印之卜辞，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古代。”⑹

四、中外学术界公认的成就

郭沫若自1928年秋开始研究甲骨文、金文，三年以后，研究成果一部一部地出版问世，这使得当时的许多人目瞪口呆，迷惑不解。在辉煌的成就面前，不论是信仰马克思主义还是不相信、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都为郭沫若在甲骨文、金文方面的成就惊叹不已。

何干之评述道：“郭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其他著作，是以《易经》、《书经》、《诗经》、甲骨文字、金石文字等等史料，来追寻中国历史的开端。他的新史料和新见解，的确使无成见的人们叹服，确为中国古史的研究，开了一个新纪元。”⑺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日译者藤枝大夫在他的《现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一书中说：“王国维、罗振玉、孙贻让、商承柞、王念孙、王引之以至日本的林泰辅等诸人的注解（指甲骨文和金石文字），到了郭沫若先生，以新史学的方法再整理一番，对古代社会给了一幅鲜明的图画。郭先生也说过这一次新尝试，只是一条羊肠小径，只是在丛林中砍了第一次的刀斧。结果并不是一些缺点也没有。然而对于这个一向未开垦的，被人遗忘了的中国社会，尽过一脚一拳的，不论如何也应归于郭先生。将来在郭沫若的批判和反批判中，一定可以使问题更加透彻。⑻

“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说：“不用说，大家都知道的，唯物史观派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这本书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初版到二十一年十月五版时，三年之间已印了九千册。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史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⑼

1947年，国共两党进入决战阶段，在意识形态上处于对立地位的胡适、傅斯年不约而同地提名郭沫若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选人，对郭沫若在考古学及古文字学上的成就，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傅斯年推荐郭的著作是：《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考释、《金文丛考》、《卜辞通纂》。1948年上半年，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开会，郭沫若当选为中央研究院（历史组）院士、（考古组）院士。人文组中从事考古专业的同时当选的还有李济、董作宾、梁思永⑽。

五、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

郭沫若之所以在短期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除了他的勤奋、天赋、敢于创新等条件外、十分重视新的科学方法，密切关注最新学术动态，重视并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这些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1929年郭沫若翻译出版了德国人亚多尔夫·米海里斯的《美术考古一世纪》，初版采用日译书名《美术考古学发现史》。在译者序中，郭沫若指出：“受着这些外来的激刺，中国内部也有一部分的有志者起来从事于考古学的检讨了。如像一两年来的殷墟发掘，便是这种例证。”⑾

在1948年该书重新出版时，他在《序》中进一步写道：“我的关于殷墟卜辞和青铜器铭文的研究，主要是这部书把方法告诉了我。”“作者不惜辞句的教人要注意历史的发展，要实事求是地作科学的考察，要精细地分析考证而且留心着全体。”“假如没有译这本书，我一定没有本领把殷墟卜辞和殷周青铜器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因而我的古代社会研究也就会成为沙上楼台的。”

郭沫若虽然身在异邦，但时刻关注着殷墟的发掘。依靠国内朋友，特别是燕京大学的容庚先生。＿1929年10月31日郭沫若写信致容庚，；闻李济于安阳发掘文物，说：“李济安阳发掘是否即在小屯，发掘之结果如何？可有简单之报告书汇否？仆闻此消息恨不能返国门也。”⑿容庚先生及时给他提供小屯发掘的最新信息。郭沫若对殷墟发掘的成果，给予极高的评价。“靠着殷墟的发现，我们得到一大批研究殷代的第一手资料，是我们现代考古的最幸福的一件事。就这一发现，中国古代的真面目才强半表露了出来。”⒀

对于以往从事古文字研究的先驱者，对于他们在探索中作出的贡献，郭沫若都给予充分肯定。他说：近五十年来研究这项学问的人才辈出，如吴大澂、孙诒让、王国维、罗振玉，都是很有贡献的。

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考释》和王国维的《观堂集林》是郭沫若研究古文字的启蒙读物。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即用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结合《史记》、《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等书，有力地证明了《殷本纪》所载殷王朝的世系是可信的，并订正了先公先王的位次。郭沫若受王国维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此时对殷周社会性质的认识了。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关干“中国政治与文化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的论断，则成为郭沫若以“殷周之际当即所谓‘突变’之时期”的出发点和依据，从而认为殷代是原始社会末期，周代是奴隶社会的开始。郭沫若评论道：“王氏在卜辞研究之余有《殷周制度论》之作，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这是一篇轰动了全学术界的大论文，新旧史家至今都一样地奉为圭臬。”又说：“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⒁

此外，郭沫若对罗振玉（雪堂）、董作宾（彦堂）也都有很高的评价。

注释：

⑴乐山市文管所编：《郭沫若少年诗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⑵1929年9月19日致容庚信。《郭沫若书简－－致容庚》，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⑶同上，1929年12月4日致容庚信。

⑷《金文丛考》重印弁言。

⑸《青铜时代·青铜器时代》。《沫若文集》第16卷。

⑹郭沫若：《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序说《卜辞出土之历史》。《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⑺⑻转引自《何干之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218页。

⑼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论的认识》，台湾大陆杂志社1960年版，第8页。

⑽此事过去只是听说，未敢深信。最近由台湾几位朋友提供可靠资料，确凿无疑，对台湾同行的帮助，表示由衷的感谢。

⑾郭沫若译（德）亚多尔夫·米梅里斯（A·Michaclis）著：《美术考古学发现史》，译者序第4页，上海湖风书局1931年再版。

中国古代史范文篇10

首先，同学们一定要树立自己是学习的主体的学习观念。

一个不容否认的常识是，学习是学生而不是教师在学。因此，作为学生，一定要充分发挥学习的主动性和主体性，不要一味依赖教师，而应该在教师的“教”中主动构建自己的“学”，取人所常，为己所用。

其次，同学们应该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在学校的学习中，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应该包括预习习惯、上课习惯、复习习惯等基本环节。

一、预习是首要环节。预习的目的在于对将要学习的知识有个总体了解，以便上课时有目的地听讲，集中精力解决好新课的重点和难点。正所谓不动笔墨不读书。边看书，边用笔在书上进行“圈、点、勾、画、批”。圈点的过程，就是提炼重点的过程，就是品味、加深理解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二、上课的时候，要认真专注地听老师讲解和同学发言，要积极思考，课堂上回答问题和讨论问题，都要积极踊跃，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要记课堂笔记，若有疑问，可以及时提出或课后探讨。

三、课后要进行及时的复习。

（一）、要有固定的复习时间

要提高历史学科的复习效率，首先要有固定的复习时间，以每天不少于50分钟为佳，太多会影响其他学科的复习，太少又没效果；时间宜安排在就寝前的一小时(这段时间是一天中大脑的四次记忆高潮之一)；一般来说，在每天固定的复习时间里，对中国古代史、中外近现代史都要有明确的量的规定，具体办法如下：

1．确定在一定的时间段里对教材的复习遍次，再根据每册教材内容的多少确定每天对五本教材的复习量(即每天复习多少页)。

2．针对中国古代史内容相对较少，而中外近现代史的内容较多且理论性较强的特点；在固定的50分钟时间里，安排中国古代史的复习时间可用10分钟，另两本教材各用20分钟，再根据每天所规定每本教材的复习时间、所要复习的量来确定每天每本教材要复习多少页。

3．在《中外近现代史》上册复习完后，再复习下册，每天所用时间、复习量、方法与上册相同。但此时《中国古代史》已经复习了一遍，是否还要接着再复习?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中国古代史》的史实记忆相对较多，而中国近现代史、世界近现代史侧重于理解，因此中国古代史的复习遍次应多—些，且每天分配的时间只有10分钟，要记住并理解其内容也应多看。

（二）、每一遍复习都要有侧重点

教学中我们常听到有些学生反映：我已经将教材看了好几遍，但还是记不住；有些同学认为每天面对的都是熟悉的内容，感到很枯燥。固然，时间是记忆的保证，但记忆效果的高低与投入的时间量并不完全成正比。就记忆而言，以理解为前提的记忆效果比单纯的记忆要好；为此，要掌握知识应注重理解，而且每一遍次的复习不能简单地循环往复，要有侧重点、针对性；这样可使复习以及对知识的了解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最终达到理解并记住的效果。具体方法如下：

第一遍复习以教材内容为主，包括教材标题、大小子目及具体的内容，做到事无大小、轻重，均一一过目，理清各标题之间的关系。目录是知识的框架，只有把握了历史框架，才能将零碎、非有序的具体知识点归属弄清楚。另外，每天看完规定的内容后，临睡前应将白天复习过的内容在大脑里像放电影一样过一遍，不要求将所有的内容都回忆出来(其实这也是不可能的)，主要是将当天复习过的大小标题及彼此间的关系回忆出来，这样既能巩固主干知识，又不至于因精力过于集中而使大脑兴奋影响睡眠。

第二遍复习以理清历史线索并进行知识拓展为重点。从目前高考试卷看，历史学科的试题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强调对历史发展沿革(即历史基本线索)的考查，二是注重考查学生的综合及创新能力。选择题一般是对同类知识进行设问。在考查学生创新能力时，命题者往往会提供一个陌生的背景材料，再从历史学科的角度设计问题，要求学生运用已有的历史知识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这类试题大都涉及学科间的知识渗透。复习时要注重对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整理并力所能及地进行学科间的知识渗透，然而学生因能力所限，复习时很难深化与拓展。第二遍复习以解决上述问题为主，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复习的重点放在历史事件间的内在联系上，力求分析得出教材中各目录、标题之间的内在联系，采用回忆法进行(即在翻开教材前，先努力回忆教材每一章的大小标题以及每个标题下所讲的重要事件、这些事件的联系如何)，回忆不出来再翻开教材，这样既抓住了主干知识，又能在第一遍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对知识框架的理解。

2．若觉得正在复习的内容与已复习过的内容相似时，应立即去回忆与此相似的内容是什么。例如，看到明朝的手工业就应联想到宋朝、元朝手工业发展情况，看到景德镇制瓷业便应想到教材中其他相关的内容，通过这种有意识的串联式回忆，逐步把握历史的基本线索，形成有序的知识结构。

3．注意知识的延伸与拓展。延伸与拓展的知识主要是教师补充的知识。教学中，教师会经常就某个具体知识点，给学生提供一些新材料、新观点或进行一些学科渗透。如从历史、地理、政治等角度，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立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分析三大决战首战东北，而东北战场又首战锦州的原因；对这些教材没有直接涉及的知识深层次分析，学生往往会记下来，复习时还必须去看乃至去记忆，这是学生拓展知识较为有效的途径。考试中往往会出现一些与教师平时补充内容相关、相似甚至相同的背景材料，虽然试题设问角度会有所不同，但由于学生对背景材料已有所了解，因此并不会感到陌生，分析解答时也不会无从下手。

最后，学会学习，关键在于学会如何读书。

就历史知识而言，历史知识可以分为历史背景、历史经过、历史影响等。历史背景又可分为动机、条件和原因。原因又分为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内因和外因，必然性原因和偶然性原因，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根本原因和一般原因，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等。

历史经过一般包括时间、地点、人物、政党、团体、阶层、阶级、事件、现象、著作、制度等。

历史影响包括结果、性质、功绩、经验、教训、意义等等。

历史知识还可分为历史概念、历史结论、历史特征、历史线索等。其中最为基本的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历史概念。

第二部分：掌握方法，增强信心。

许多同学头疼历史，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历史需要大量的记忆。的确如此，学好历史的基础就是记忆。人的智力系统包括观察力、想象力、思维力、记忆力等等。其中，记忆力是基础，思维力是核心。

对于历史学科的记忆来说，有以下一些具体的方法：

(1)顺序记忆法：按照事件本身的发展的顺序依次记忆。

(2)特征记忆法:对于内容相似的知识，通过细致地观察和全面地比较后，找出所要记忆内容中特别容易记住的特征。

(3)规律记忆法：在学习过程中，寻找具有规律性的东西加以记忆。

(4)隔年记忆法：将发生时间具有某种特定规律的历史事件放在一起，加以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