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范文10篇

中国化范文篇1

摘要：长期以来，先锋戏剧带有明显的西方特征，这使中国的先锋戏剧常被误读为西方戏剧的照搬。但实际上中国的先锋戏剧是有独立品格和特征的。中国化的先锋戏剧包含三个层面：第一，演出地以中国为主战场；第二，演员主体是中国人；第三，戏剧本身具有中国风，即具有本土化特征。新时期以来的先锋戏剧有着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西方各种理论思潮的引入，使人们迅速打开视野，对照中国的现实加以引用、吸收与发挥，这一事实本身便带有迥异于西方的中国特色。

在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两个不同时代的标志。先锋派同现代派和后现代派存在一定程度的联结，又有所不同。但是作为文化范式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几乎是同时被译介的。二者并没有被做出过严格意义上的区分．而是采取一种几乎同时接受的方式进行的。从这一点上看，先锋派等同于现代派，而现代派当中又包含着后现代的元素。它们在中国缺乏强烈历史感和时间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它们是作为宽泛意义上的“先锋”被笼统接受、摹仿和学习的。

回观20世纪，反理性原则一直贯穿其中。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派、荒诞派都透露出一个相同的特点，那就是对19世纪传统现实主义戏剧进行全面反叛首先是对常规的舞台表现手段的反叛，其次是对近乎平面化的表现内容的反叛。在戏剧领域．斯坦尼斯拉夫演剧体系、安德烈·安图昂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对“第四堵墙”所强调的生活本真状态与细节真实的强调均遭到质疑进而被不断反叛。戏剧的表现视角从关注生活的浅层真实走向生活的主体——人所具有的内心的本真状态关注内心是一个向内转的过程。是从宏观的社会关注向微观的自我关注转型过程。如果说此前的戏剧是以社会问题为核心，以人为串连基点的话，那么此时的戏剧在社会环境巨大变迁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转向了以人本身存在为核心，以人性的可能存在为基点。这样的社会环境以及由此造成的人内心的巨大震荡．为各种先锋戏剧形式得以产生并且发展提供了极为丰厚的土壤。

可以说西方“先锋”意识的产生是其内部自发进行的，源于自己对自己的怀疑，是在自己的文化母体中孕育产生的，是自己对自己反省和批判的产物。而中国的“先锋”意识多是从对外部社会的怀疑开始的，是外部的变革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在这种社会外力的作用下，急功近利地借用西方的一种现代意识并且采用其相对应的概念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采用的一种方式．而对于其是否完全适用中国的现状并没有做出清晰积极的思考。也就是说，严格意义上，中国的先锋和现代主义观念来自于外部．而不是自发的内在的衍生物．它是对西方先锋派和现代派的一种加工改造甚至是变形。中西方的先锋派艺术的起源于此相当不同。西方的艺术多源于对自己的否定，无论是形式上的还是内容上的，比如象征主义戏剧对自然主义戏剧的否定，它们是植根于自己的母体进而对其步步否定慢慢建立发展起来的。而中国的先锋派艺术开始多是根据自己的好恶从西方选择移植过来的．可以说是一种新奇的混合物。它们既有着中国气质。又有西方“异质”。

历史时间的错位、历史文化语境的不同，个人心理、社会心理以及文化心理的差异．使新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艺术理论的接受带有强烈的自我文化记忆。新时期以来，主体意识的薄弱和生命感性意识的缺失使中国的知识分子近乎贪婪得注视着西方的精神成果。进而希望借此对中国民众进行一种精神的启蒙。如果说西方的各种主义和流派具有强烈的历时性的话，那么这些流派和主义在中国却是以共时性的方式展开的，他们在中国呈现一种平面化、杂乱化以及拼贴化。他们缺乏一种时间逻辑性．可以说是在一种取消时间语境的状态下进行的．这是中国先锋派和现代派的一个重要特色。

对于中国人来说．西方永远是中国人眼中的西方，这其中夹杂着诸多的误解和误读。误解和误读的关键点在于中国化这一视点，即我们对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关注其实是以我们本国的发展以及变化为基点的，其根基在于中国。因为我们所以引用借鉴。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根据自己的实际做出了有利于我们自己的选择．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先锋戏剧的主体并不是对西方先锋戏剧原本的照搬，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准确的折射出新时期以来中国人在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现实矛盾、思想困惑和人性变化的中国戏剧。它通过借用西方先锋戏剧的种种形式来展现具体的中国化的内容，直指中国情境下人的心灵和灵魂，其带有强烈的本土化特征，这种本土化特征是一种思想内容上的中国化现实化。另外，对于戏剧本身来说。它还加入了中国传统的戏剧元素。所以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中国的先锋戏剧都因具有自己的特色而有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从世界各种先锋艺术的产生及发展来看，其先锋性都深深植根于本土的历史文化土壤中，对传统文化的固有规律和稳定状态进行反叛、消解，从而寻求艺术发展的新路径。而不同国家先锋艺术发展的相似和相通之处，也在于它们的精神诉求的相似性，也即是在对现代性追求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先锋艺术在深层上，具有强烈的本土化特征．这种本土化特征在不断区域化进而全球化的开放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影响．同时被一种文化本质追求的精神相似性所掩盖。先锋艺术并非凭空产生，不同国家的先锋艺术相互影响进而发展，都是在本土化的基础上完成的。先锋艺术虽然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和革命意志，但是无法否认其存在的基础和反叛的目标的巨大作用，如果没有这个本土化的基础，先锋艺术本身就没有价值和意义。而各种不同的先锋艺术之间跨国性的影响也是在本土化的基础上寻求的。一种先锋艺术影响并促成另外一种先锋艺术．无论是本国内的，还是国家之间的，从本质上说，都潜藏着巨大的本土化背景。

具体来说，在思想内容上，中国的先锋戏剧所做出的思考永远走在中国的时展的前列。它是一种前卫思考的具象化表现。这种前卫性思考带有强烈的文化对抗性特征，而对抗的本质在于对民众思想上的启发和思路上的开拓，是对现代性的一种诉求。萨特的存在主义所主张的生命存在和个体意识、叔本华的悲剧意识和非理性、尼采对上帝的否定和对自我意识的肯定、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和人的潜意识探究等等这些对中国人起到了巨大启发作用，但这种启发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发生的，其带有明显的中国化特征。中国化特征的体现主要是在一种文化精神和思维方式上。这一点中西方永远存在一种可比性，而不是一种完全的照抄。因为中国和西方有着不同的政治文化制度．政治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不存在一种环境意义上的完全吻合。在“”之后，中国人开始思考人的主体性，这一主体性的思考的原因源于“”对人的主体精神的屠戮，人在一种外在强力的直接作用下丢失了自我，完全附属于国家的政治话语，忽略了自我的个性要求，摒弃了个人化的追求．呈现出一种围绕国家大政方针的集体共同意识追求的特征。人的内心的丰富性遭到了强烈的抑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人道和人性被引起强烈关注。

中国化范文篇2

一、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P272)。如何使中国的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呢?中国面临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现实国情，这集中体现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资本主义在中国虽有所发展但封建主义在中国仍占据统治地位，同时中国还深受西方列强的殖民剥削和压迫。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要通过革命夺取政权上升为统治阶级，显然与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依据与内在动力。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从不同方面对这一历史课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一是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阶级为主要成份的政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这不仅为党组织力量的壮大获得更广大的群众基础，而且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二是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力量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军队的问题，保证了这支军队成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三是解决了如何正确处理民族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揭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阶段性规律。四是解决了如何由“城市中心革命道路”向“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转变的问题，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五是解决了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如何通过和平的方式(社会主义改造)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2］。无产阶级如何通过革命上升为统治阶级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第一个历史课题，围绕这一历史课题所进行的探索进程就相应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阶段，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具体表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革命)两个时期。

二、如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巩固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较多，但是对于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并剥夺有产者后如何建设发展未来社会论述较少，他们只是对未来社会指出了大致轮廓和发展方向，他们认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仍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将经历不完善的“第一阶段”和完善的“高级阶段”。列宁后来把“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把高级阶段称为共产主义社会，并对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捍卫壮大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又有囿于历史和认识的局限而导致的失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必须面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的这些理论遗产以及实践中的经验教训，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历史前提。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还必须面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如何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历史任务与现实课题。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问题。围绕这一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并形成了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实践与经验，这些成果集中体现在党的八大文件、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文献中，这些探索及探索中形成的正确认识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趋向。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认识的局限以及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这种正确的趋向在理论上没有形成一个科学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体系，在实践上也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相反，一些教条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左”的思想却发展起来，最后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导致“”这样严重错误的发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经历严重曲折。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回到正确的轨道，由此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30多年来，围绕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这一核心问题，以邓小平、和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创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在实践中创立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一是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上的跃升。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P373)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以人为本作为社会主义发展观的核心，把社会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二是明确了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把我国社会主义定位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4］(P252)。三是拓展了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战略步骤。把“四个现代化”逐步拓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并不断完善“三步走”实现步骤。四是找到了发展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把改革开放作为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的革命”，是推进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4］。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推动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了社会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五是推进了无产阶级政党向现代执政党的转型。恢复确立了无产阶级执政党的中心任务，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探索发展新形势下党群关系，拓宽党的群众基础，把以人为本作为我党执政理念，奠定了执政党与群众和谐关系的基础。健全完善党的各项制度，推进依法执政、民主执政。探索新形势下党的自身建设规律，针对“四种考验”、“四大危险”［5］(P11)，强化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努力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如何巩固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第二个历史课题，围绕这一历史课题的探索进程就相应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阶段，在中国社会主义巩固、建设和发展实践中具体表现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探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形成两个时期。

三、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两个发展阶段问题

中国化范文篇3

一、超越西方自由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

现代宪法是西方国家的舶来品，是近代以来西风东渐的产物。但是，传入我国的“西风”并不仅有主要经由东洋日本而入的欧美之风，而且还有主要经由北方而入的苏俄之风。人们通常所讲的“西风”往往只是指前一股风，所以西化通常指的是欧美化。然而不论是就地理位置还是就文化传统而言，这两股风都属于“西风”（或者称“洋风”）。就前一股欧美风来说，由于其思想源头是由“人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等假设所支撑的自由主义，强调人的个体独立性，认为社会是由个人以契约形式结成的共同体，组成社会的目的是增进个人幸福和个人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因此社会的每一项制度安排都必须经过其成员依照一定质。”④虽然当时还没有明确提出公民权利第一、国家权力第二这样的观念，但不再以义务为本位已经是大势所趋。1982年宪法对权利与权力关系的这一新认识对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以后无罪推定、人权保障等重大法律原则的确立提供了宪法基础和保障。

二、探求公平与效率的平衡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实质是“分蛋糕”与“做蛋糕”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所有社会制度安排都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实践证明，“分蛋糕”与“做蛋糕”犹如鸡与蛋的关系，或者说是大河与小河的关系，是一个无法决然分清的问题，必须根据不同时期的突出问题来着重加以解决而不能固守教条。针对我国“”时期“”所提出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左”思想，1979年11月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⑤后来，邓小平同志又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⑥但是，邓小平同志认为，仅仅有生产力的发展并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是“共同富裕”。1988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说：“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⑦后来他又进一步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⑧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对如何解决先富与共富问题作了更加明确的阐述：“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⑨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办法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也是我国1982年宪法处理这一问题的重要思想，其许多规定和制度安排都体现了这一精神。因此，片面强调公平或者片面强调效率，或者试图改变解决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办法，都是违背宪法的。

三、重构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人民主权、代议制和三权分立是西方国家政权建构的三大理论支柱，而人民主权、代议制和民主集中制则是我们国家政权建构的三项理论根基。民主集中制最初是由列宁同志作为一项建党原则提出来的，后来被用于国家政权的建构，成为与三权分立原则相对的一条重要原则。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初衷是为了形成集中统一意志而又不至于导致个人专权，试图在民主与集中之间取得平衡。但是，在实践中不论是当时的苏联、东欧国家还是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普遍存在着集中有余、民主不足的问题，甚至演变成“你民主、我集中”的领导“一言堂”。针对这种情况，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⑩并明确提出：“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瑏瑡1982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又提出：“要解决民主和集中的问题，只讲民主不讲集中不行。国家政治生活、党内政治生活，都要高度民主、高度集中。”瑏瑢正是按照这一思想，我国现行宪法对党与国家政权、中央与地方、人大与“一府两院”、人大与人大常委会、政府与企业和社会组织、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许多重大改革，力求既让民主得到充分发扬，又能形成集中的统一意志，避免重陷“一盘散沙”的状况。强调民主但不搞三权分立、强调集中但不否定分权以及权力制约和监督是我国1982年宪法的一个重要精神。

四、厘清政党与政权的关系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而长期没有得到较好解决的一个严重问题。“”期间，我国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把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发展到了极致，1975年宪法更是直接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任免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的组成人员”。完全把政党与政权混为一体。1978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仍然保留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统帅武装力量和根据中共中央提议任免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组成人员等规定。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对过分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弊端作了精辟分析，他深刻指出：“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瑏瑣并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明确思路：“今后凡属于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瑏瑤1980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说：“必须坚持党的领导，问题在于，只有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各级组织的权力、任务、工作方式都要改善……党委不能再包揽、干预一切。党的领导要体现在制定和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党的工作的核心，是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党的组织不是政府，不是国家的权力机关，要认真考虑党在整个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党的机关、国家机关怎么改革这些问题。”瑏瑥基于此，最后通过的1982年宪法对政党与政权作了比较清楚的区隔：在序言中通过叙述历史得出坚持党的领导的结论，表明坚持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将党的领导方式界定为政治领导，既不代替政权直接向人民群众发号施令，又不直接向政权机关发号施令；将党的活动明确规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为了厘清政党与政权的关系，1982年宪法在国家机构中专门增加了一节“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并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由全国人大选举，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从上述论述我们可以清楚看到，1982年宪法一改以往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做法，对政党与政权作了比较清晰的区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彭真同志在1982年4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中明确指出：“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最根本的、最主要的是靠党的思想政治领导的正确，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是靠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党的主张反复和群众商量，集中群众的意见，反映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是靠广大党员的带头和模范作用……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和活动，都是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的。”瑏瑦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但党不代替国家政权的作用，这是我国宪法的一条重要原则。衔接党和国家政权两者关系的桥梁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

五、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到90年代中期，我国曾对人治与法治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虽然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争论双方对“人治”、“法治”这两个概念的认识都有失偏颇，但这次关于人治与法治的大讨论在客观上对我国确立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没有这次大讨论，就没有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和确立，至少在时间上会延长许多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是我国治国方略的历史性转变，对我国建设现代化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依法治国”这一概念是通过1999年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写入宪法的，但建设法治国家这一思想，可以说在1982年宪法获得通过时就已经形成，至少当时的多数制宪精英已经具有这种自觉。他们的这种自觉不是建立在理论推理的基础上，而是通过对“”沉痛教训的深刻反思所得到的结论。早在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就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瑏瑧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深刻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瑏瑨根据这些思想，宪法特别强调维护法制统一和尊严，强调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彭真同志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都已经深知，宪法的权威关系到政治的安定和国家的命运，决不容许对宪法根基的任何损害。”瑏瑩而1999年明确把“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是对法治认识的进一步升华，使我国宪法更加具有时代气息，更加符合现代政治文明要求。

六、注入现代人权理念

中国化范文篇4

【关键词】文化交融；体育舞蹈；中国元素；中国化；策略

一、体育舞蹈概述

1.体育舞蹈含义。体育舞蹈将体育、音乐和舞蹈等艺术融为一体，是集舞蹈、表演、音乐、服饰和主题为一体的艺术表现形式。在“体育舞蹈”专业教材中，明确提出：体育舞蹈又称之为“国际标准交谊舞”，起源于西方的土风舞蹈，并在此基础上，经过英国皇家教师舞蹈协会对其进行加工、提炼、美化和整理，逐渐形成国际标准舞。在体育舞蹈中，主要包括摩登舞和拉丁舞两大系列，且每一系列中也包含风格迥异的舞蹈种类。例如，摩登舞系列中主要华丽流畅的维也纳华尔兹、刚劲有力的探戈、高贵典雅的华尔兹等，拉丁舞系列中则主要包含热情的桑巴舞、快乐的恰恰舞、缠绵的伦巴舞、活泼的牛仔舞等。2.体育舞蹈特点分析。具体来说，体育舞蹈具有明显的特点，集中体现在两方面：（1）体育舞蹈音乐特点。体育舞蹈将运动、舞美和音乐等形式有机融为一体，具有极强的形体美、韵律美。同时，在体育舞蹈中，音乐美贯穿始终，没有音乐这一重要的元素，体育舞蹈的美就无法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在体育舞蹈中，音乐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并且在体育舞蹈的过程中，体育舞蹈动作不同，对音乐风格的选择也有所不同；其次，在体育舞蹈演奏的过程中，体育舞蹈的演奏者必须要切实结合音乐的节奏、音乐的韵律等，并将其所表达的思想和情感进行把握，并利用肢体配合，对其进行详细的演绎，借此感染观众，并形成一定的共鸣。例如，在演绎拉丁舞的过程中，应选择热情洋溢、奔放快乐的音乐；在演绎摩登舞的时候，应选择激昂、婉转、细腻和文雅的音乐，并不同的音乐背景下，利用舞者的舞姿和舞技去感染台下的观众。（2）体育舞蹈的服饰特点。在体育舞蹈中，体育舞蹈者的服饰尤为重要，是展示舞蹈者整体美感的重要指标。在体育舞蹈中，服饰分为男子、女子服饰，且女子服饰更为丰富多彩。同时，在体育舞蹈的服饰中，不同的舞蹈种类，其腐蚀的特点也有所差异。例如，拉丁舞的服饰更加多姿多彩，且服饰的色调较多、明亮闪耀，将舞者的热情洋溢、活泼欢快的特点充分表现出来；不仅如此，在舞者的服饰中，性别不同，其服饰也有所差异，以拉丁舞为例，男性舞者服饰比较紧身，以更好地展现出男性舞者的肌肉线条，并将其形体力量美学进行突出。

二、中西交融文化背景下体育舞蹈的“中国化”必要性分析

伴随着中西文化交流，体育舞蹈逐渐传入中国，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缺乏中国元素的渗透，以至于人们在进行体育舞蹈的参与过程中，仅仅是单纯地模仿其动作，没有对其内涵进行深入的了解，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体育舞蹈在中国的发展。因此，为了进一步促进体育舞蹈在中国的发展，必须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将中国元素渗透到体育舞蹈中，逐渐实现体育舞蹈的“中国化”。具体来说，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促进体育舞蹈“中国化”的必要性集中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体育舞蹈“中国化”，是促进中西文化发展的要求。文化是文明的使者，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催化剂。尤其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文化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体育舞蹈属于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体现了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在当前社会形态中，实现国家文化交流已经呈现出新的特点。基于此，在体育舞蹈中融入中国元素，不断促使体育舞蹈的“中国化”，顺应了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进一步促进了我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融合，符合当前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需求。2.体育舞蹈“中国化”，是促使体育舞蹈发展的需求。体育舞蹈属于一种文化产物，起源于西方国家。但是体育舞蹈在发展的过程中，其舞蹈内涵、舞蹈动作等也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而呈现出变化的特点。当体育舞蹈传入中国之后，将富有中国特色的元素融入其中，可对体育舞蹈的主题、内涵等进行丰富，不断促进体育舞蹈的进一步发展。例如，在实现体育舞蹈“中国化”的过程中，可将中国传统的音乐融入其中，且在研究中发现，我国的民族音乐相当繁荣，可最大限度满足体育舞蹈对音乐的需求；另一方面，体育舞蹈作为社会文化的代表，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多种文化的碰撞，并吸收了不同民族的特殊文化的发展特点，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在此基础上，将中国元素融入到体育舞蹈中，不仅实现了体育舞蹈的开放性特点，也进一步推动了体育舞蹈的进一步发展。3.体育舞蹈“中国化”，也是传播中国文化的必要要求。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是世界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在新的时代下，伴随着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加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也已成为国家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这种形式下，就可充分利用体育舞蹈这一形式，将中国文化元素置入到体育舞蹈中，使其成为中国文化的载体，走向世界，并让世界其他国家了解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文化的传播。

三、中西交融文化背景下，体育舞蹈中引入的中国元素分析

1.中国元素概念。所谓的中国元素主要是指构成中华民族形象的主要因素，是中华民族在发展过程中，经过不断的积淀和发展起来的，具有较强的民族特征。具体来说，中国元素属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可以是语言文字、民风民俗、艺术绘画、器物文明等外在的物化形态，可以是价值观念、思维意识等内在的中国精神。2.体育舞蹈中引入的中国元素类型。在体育舞蹈发展的过程中，鉴于体育舞蹈将舞蹈、音乐、表演、服饰和剧情等融为一体，可将中国元素充分冲入其中，并促进体育舞蹈的“中国化”。具体来说，可引入体育舞蹈中的中国元素，主要有以下几种：民族舞元素：中国民族舞蹈是我国的特色舞蹈，体现出强烈的中国文化特点，并充分反映出了中国的风土人情、文化风俗、生产生活方式等。而中国民族舞蹈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鉴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具有其独特的舞蹈形式。而在促进体育舞蹈中国化的过程中，可将中国民族舞蹈中的多种元素融入其中，将体育舞蹈与中国民族舞蹈融为一体，进而促使其进一步发展。古典舞元素：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一定的舞蹈艺术。并且古典舞蹈艺术中，无论是舞蹈造型，还是舞蹈精神内涵中，均体现了丰富的中国文化，属于中国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促进体育舞蹈“中国化”的过程中，可将古典舞元素置入到体育舞蹈中，并利用古典舞的东方神韵对体育舞蹈的形体、动作和音乐美感，产生影响，进而使得体育舞蹈变得更加具有东方舞蹈美感。戏曲元素：中国戏曲是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西方的格局一般，是一种独特的戏剧艺术与形式。体育舞蹈在发展的过程中，也融入了一定的歌剧元素。同样，在实现体育舞蹈“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的戏曲元素也可以成为丰富体育舞蹈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将京剧、昆区、黄梅戏和川剧等中国元素融入到体育舞蹈中，并实现两者的有机融合。武术元素：中国武术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代表。中国武术文化博大精深，也武术技巧刚柔并济。而将武术文化与体育舞蹈有机结合到一起，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舞者的舞蹈技巧，并使得舞者在舞蹈演绎的过程中，充分展现出体育舞蹈的美感。服饰元素：服装是体育舞蹈者在舞蹈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舞者在进行舞蹈演绎的过程中，不仅要结合高超的舞蹈技巧、肢体动作、合适的舞蹈服装等。在传统的体育舞蹈中，舞者均是采用西方服装，但在促使体育舞蹈“中国化”的过程中，可将中国传统服饰的元素融入其中，将其进行有效的融合，进而促使体育舞蹈与中国文化进行有效的融合。文化元素：体育舞蹈艺术与文化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体育舞蹈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自然也富含深刻的文化内涵。体育舞蹈在发展的过程中，凝聚了欧洲的文化内涵，并反映了欧洲的文化风俗。而当体育舞蹈传入中国之后，可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融入其中，如：兰陵王、嫦娥奔月等，使其呈现出丰富的中国文化特色、中国文化内涵。

四、中西交融文化背景下，体育舞蹈的“中国化”的措施分析

1.中西交融文化背景下，体育舞蹈的“中国化”原则分析。具体来说，在利用中国元素置入体育舞蹈，促使体育舞蹈“中国化”的过程中，必须要坚持三个原则：原则一：与时俱进原则。体育舞蹈文化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主要是因为其在发展的过程中，体育舞蹈不断顺应时展的要求，并充分吸收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优秀文化精髓，并对其进行发展壮大。因此，在促使体育舞蹈“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文化作为世界多元化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融入体育舞蹈的过程中，也必须要充分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不断挖掘自身文化的优势，并将其融入到体育舞蹈文化中。原则二：美学价值。体育舞蹈作为一种舞蹈，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在促进其“中国化”的过程中，可充分利用具有东方神韵、东方美感的中国元素融入其中，并形成一种具有特色的艺术风格，为其注入新鲜的元素，不断提升体育舞蹈的美学价值。原则三：艺术感染力。在促使体育舞蹈“中国化”的过程中，鉴于体育舞蹈是运动与舞蹈的有效结合体，必须要坚持运动艺术化、艺术运动化的原则，充分将体育舞蹈的艺术感染力传递给评委和观众，并促使其形成一定的共鸣，在共鸣中认可和感受中国文化。2.中西交融文化背景下，体育舞蹈的“中国化”的措施分析（1）加强体育舞蹈“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实现体育舞蹈“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积淀。而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要加强其相关的理论研究，使其作为体育舞蹈“中国化”的理论基础。基于此，在促进体育舞蹈“中国化”的研究过程中，必须要对西方音乐本身的文化内涵、历史背景等进行详细的了解，进一步挖掘本民族的“文化内涵”，对中国民族音乐文化中的优秀文化成果进行继承和发扬。同时，还要在此基础上，加大音乐文化基础理论的研究力度，并充分利用体育舞蹈这一有效的载体，并通过这一载体，将民族文化展现在世人面前。（2）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体育舞蹈音乐学科体系。要实现体育舞蹈“中国化”，并将其变成一种固定的艺术形式，就必须要加强体育舞蹈的教学和训练。这就要求相关的艺术院校，必须要转变其传统的体育舞蹈教学观念，充分认识到体育舞蹈“中国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体育舞蹈学科体系。就目前而言，在体育舞蹈专业教学中，无论是教学教法、乐理知识、试唱练耳等，均是来源于西方的音乐片段。但是在进行体育舞蹈“中国化”的过程中，可在进借鉴西方经典音乐学习的过程中，加强中国民族音乐舞蹈等知识的学习。（3）在教学训练过程中逐渐实现体育舞蹈“中国化”。在促使体育舞蹈“中国化”的过程中，加强体育舞蹈教学训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途径和手段。因为实现体育舞蹈“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必须要在训练中进行探索、进行实践。同时，加强体育舞蹈教学训练，也是传播体育舞蹈“中国化”的一种重要手段。因此，在促使体育舞蹈“中国化”的过程中，教学训练必须要做到：首先，专业性院校必须要转观念，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到体育舞蹈“中国化”的重要性，并将这一目标作为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充分调动教师实施体育舞蹈“中国化”的积极性；其次，各个舞蹈培训机构，必须要重视中国民族文化与体育舞蹈的有机结合，并在学员的培训过程中，将中国元素融入其中，进一步推动体育舞蹈的“中国化”；最后，体育舞蹈的训练教师，在进行体育舞蹈训练的过程中，也必须要认识到体育舞蹈文化“中国化”的重要性，并加强对西方、中国传统舞蹈文化知识的学习中，全面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并在教学实践中进行改革和创新。（4）在竞技比赛过程中，表现体育舞蹈“中国化”。体育舞蹈比赛具有明显的竞技性，同时体育舞蹈的竞技比赛也是实现体育舞蹈“中国化”的重要机会，也是体育舞蹈走向世界、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重要机会。在进行体育舞蹈经济比赛过程中，要想获得优异的比赛成绩，必须要在体育舞蹈中，充分融入中国的特殊文化，使其具备较强的民族性，进而对体育舞蹈的内容和内涵进行创新，并将其呈现出较强的东方神韵，进而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

综上所述，体育舞蹈将体育、音乐和舞蹈等艺术融为一体，并伴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逐渐传入中国。但体育舞蹈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其发展形式并不十分理想，仅仅流于形式，没有充分展现出体育舞蹈的内涵。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式，为了进一步丰富体育舞蹈的内涵，并利用体育舞蹈这一载体，传递中国文化，必须要充分利用中国元素，将中国元素融入体育舞蹈中，促使体育舞蹈的“中国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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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萍玉，包其锋，王成科，etal.中西文化融合视角下体育舞蹈音乐“中国化”的思考[J].时代教育，2013(11):46-46.

[3]王丽萍.体育舞蹈音乐的“中国化”对中西文化融合的重要意义[J].华章，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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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温祝英.中国元素在体育舞蹈中的融合分析[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6(7):68-69.

[7]汤莹.体育舞蹈融入中国元素分析[J].戏剧之家，2018,No.278(14):143.

中国化范文篇5

【关键词】中国化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不断发展的历史相结合,经过这一历史过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并引领党和人民促进社会的发展,并引导中国要融入全球化的大环境中。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主体是人民主体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就是人民群众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和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服务社会，历史我党要以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为目标，领导全国人们改革开放创造伟大事业,归根结底就是为了人民,为了要满足广大人民的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1]。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是中国特色思想

中国特色是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非常重要的经验,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与世界发展变化紧密联系的同时,又符合中国国情与之密切结合，经过长期不间断的建设和改革,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这标志着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向和目标。虽然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要坚定不移的走自己的路,根据我国国情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2]。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是尊重客观规律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化的推进和建设过程中,需要不断面临和解决在实践中发生的各种新问题,但是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要遵循和利用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总量不断增大的同时,速度的增长会随之减慢下来,这是一个不变自然规律。所以要根据客观规律进行合理的制定发展目标,不能盲目加速发展。经济发展规律是经过多年实践经验验证的,经过许多代价换来的,尊重并运用客观规律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基本的要求。

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是以实际问题为导向的思想

指出，随着不断发生变化的国内国外发展形式，以及持续不断发展的我国国内的各项事业，形成了一个时代的重大问题,这就是必须要考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发展？怎么坚持？又会发展怎样的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是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中国的国情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建设前所未有的适合中国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在回答的过程中也就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所以,现实问题是推进马克思中国化思想的中心,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只有解决实际问题,才能促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环境独特,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要根据我国的实际问题进行推进和发展。

5与国际接轨,引领世界发展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国际性的,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跟据中国国情的运用而形成的,必然也能影响世界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加入国际世界。指出,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面貌能够在新时代产生巨大的变化,我国作为东方大国在世界领域占用不可忽视的地位,就是因为进行了不间断的推进改革开放。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必须加入世界民族行列，吸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成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所以指出，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是党前进的旗帜。改革开放决定当代中国命运,是党和人民事业蒸蒸日上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措施。中国加入世界民族,不能是单纯的被动加入和适应,要主动融合并参与，并指引领导世界民族发展。"一带一路",是一个致力于促进合作共赢的阳光倡议,从一开始就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融入世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做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加入世界因素,更要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去影响世界,强调，把握民族特色，加强民族制度和文化建设，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实现现代化的方法,使世界上和中国国情相似的国家有了发展的方向，为世界民族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6结束语

总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是以人民为主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一切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支撑下,结合中国国情,更好的依靠并服务人民的思想。注重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并研究问题,依据客观规律解决问题。中国要积极融入世界并影响世界,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国际化环境。

参考文献

[1].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5-39.

中国化范文篇6

很多人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单纯地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纯理论性的研究对象，以做学问、搞理论的态度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研究。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实际偏离了原本的轨道，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教条式发展。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丰富的内涵，其有着长久的指导意义，但是在实际的应用方面需要与实际情况、国家民情相联系。从开始，党的领导人就已经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并一直探寻着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也因此才激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所以，当前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过程中，研究人员应该摆正研究的心态和观点，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内涵进行深入的认识，既要知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意义，也要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实际目的。要将社会实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联系在一起，要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双重的成绩。同时，针对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的现状，研究人员还应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科学内涵进行拓展，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内容。要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为切入点，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梦、中华民族的强国之路结合在一起。除此之外，研究人员还要将创新思维引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之中，用发散、创新的思维去思考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与论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产生的根源，并从根源出发阐释出新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思想。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长久地应用下去，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存在的价值才能被真正地彰显出来，而不是作为内容高深的理论束之高阁。

二、紧随时展，把握时代特点

越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我们越能够体会到马克思主义就是活的思想、活的理论，不是刻板僵硬难以深化的理论思想，会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转变显示出新的内涵和作用。因此，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过程中，研究人员需要进行动态的研究，灵活的研究。所谓动态、灵活的研究，就是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过程中，不能闭目塞听、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要与之相反，真正地走入社会，对社会的变化进行把握，对时代的潮流进行了解，将马克思主义在时代中活化，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社会和时代共同发展、共同进步。通过回顾我国不同时期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认知，可以清晰地发现，每一个时期的领导人在其认知上都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也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应该常用常新，随着时代的更迭，而不断地提出新的观点和新的看法。这是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有利途径，也是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必经之路。

三、转换研究理念，革新研究方法

除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认知存在一定的问题外，我国相关研究人员在研究方法方面也存在着不少的弊端，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化。因此，要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转换研究理念，革新研究方法也是不可忽视的解决之道。

（一）增强学科联系，进行综合研究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学院派的研究人员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没有实际的交集，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都自成体系。但是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本身与历史、文化、哲学、政治等多方面的知识都有重叠，其实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学科交叠的产物。因此，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研究人员可以尝试着增加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例如，历史学科中有着详实的历史记载，通过翻阅中国近代史，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存在的意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进行了解，并且还能够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对阶级斗争、党派纠纷有一个明晰的认识。只有以史明鉴，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才能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更贴近中国实际，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二）增加研究视角，实现多维思考

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化研究，不仅要注重研究的综合性还要注重研究的全面性，要从不同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认识。而这是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欠缺的，很多专家学者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总是将目光集中在一个点上，并进行群体式的研究，这样只能在一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认识，不利于研究的多元化。所以，在今后研究的过程中，研究人员应该改变传统的研究方法，开始增加研究的关注点，进行多维的思考。

1.兼顾整体与局部

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认识的过程中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应该全面、整体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也就是说要关注研究的体系、研究的整体思路等。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可以称之为整体性研究或者说是宏观研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分阶段的，不同阶段的研究成果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些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局部内容，对这些内容的掌握可以有效地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所以研究的过程中要对整体和局部进行同等的关注。

2.兼顾国内与国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从字面上看是针对国内而言，换句话说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应用的研究，但是实际上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仅将眼光在国内，对国外情形不予理会，对全球整体发展不予关注，就很可能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全球大的发展方向相偏离。所以，研究人员要开拓视野，既要对国内发展变化进行全面的把握，也要掌握全球趋势，对全球发展形势进行了解，并将此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对中国发展起到积极正向的促进作用。

3.兼顾历史与现在

历史是面很好的镜子，能够让人看清现在的问题，能够让人吸取更多的经验教训。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过程中，很多研究学者习惯向前看，而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实际上现在与过去相结合才能找到马克思主义最内在精髓的东西，也才能知道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何种解读才最适合中国的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需要注重对历史的总结以及对现代的把握，并将二者结合在一起，以此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三）兼顾学术公正和意识形态

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对意识形态的一种发展与升华，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发展与升华应在学术研究公正的前提下进行。所谓的学术研究公正，就是指学术研究不受国家政治态度的影响，不让学术研究成为政治的附属品，公正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研究。

四、结语

中国化范文篇7

马克思主义创立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工人没有祖国”，但是工人“本身还是民族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1页）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揭示了工人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的一个基本特性——无产阶级的世界性、国际性蕴含在民族性之中，其国际性和民族性是辩证统一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这一基本特性，在思想上引申出一个理论原则，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同上，第285、248页）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一经落脚现实世界，成为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的理论思想和行动纲领，就必须回答和解决当时当地的社会问题；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成功地实践着马克思主义，一定会给马克思主义增添新的语言、新的内容，为实践着的马克思主义带来了民族风格。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实质，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解决本国的实际问题，首先使本民族的无产阶级事业取得胜利的发展。无疑，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胜利，是把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运用于俄国社会实践而产生的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列宁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把马克思主义俄国民族化的第一个成功的范例和第一次成功的回答。1920年，列宁阐明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在理论与实践之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方面取得的一些基本认识和基本经验：“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在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之前虽然都要预先经过本质上相同的锻炼，但这一发展过程又是按各自的方式来完成的。”“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在每个国家通过具体的途径来完成统一的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和左倾学理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都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这就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199、200页），等等。

列宁在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成就十月革命的同时，敏锐地觉察到“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的发源地已在亚洲出现”、“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以及它们‘反过来影响’欧洲的时代”，提出了“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的判断。（《列宁选集》第2卷，第307、315、317页）十月革命后，列宁更是把民族殖民地问题作为未来世界革命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当作新建立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一项重大任务。列宁认为，这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已经面临和没有解决的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对亚洲民族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满怀希望。

列宁的远见在中国得到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成功地运用于中国社会实践而产生的思想的伟大胜利。思想是继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之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化的又一个成功的范例和成功的回答。

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列宁及其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开通了世界历史前进的道路，但是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即民族化的口号的，是其后的中国共产党和。那么，为什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呢？又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呢？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选集》第4卷，第1471页）中国先进分子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握了西欧第二国际破产的教训，吸取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经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接受的是共产国际的指导。因此，实现从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过渡到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相互关系的重大问题，更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问题是：怎样结合中国的国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把十月革命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成功经验转变为中国共产党独立指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和政策。这些问题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怎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重大而基本的问题上，有着这样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教条主义的态度，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时往往只注重结论，忽视了引出结论的具体事物的背景和过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明确指出，他们关于“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76页）。在教务主义式的思维和活动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那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积极、主动、灵活的思想方法被忽略了，往往不能把读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上级的指示与当前的革命斗争、社会生活很好地结合起来。

对于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发生的这种理论与实践脱离的现象，是认识最早最深刻的人。1930年，他在《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形象而生动地分析了这种现象的心态和做法：“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选集》第1卷，第111、116页）

那个时代，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有两个紧密结合的特点，一是思想上的懒汉，不勤于思索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二是组织上的依赖性。这样的问题，若发生在基层，一般来说影响或危害还不算太大；若发生在中央和决策机关，影响和危害就是全局性的。

所揭示的“本本主义”的现象，不仅描述了那时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揭示了那时革命发生挫折的基本原因。响亮地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口号（同上，第111、115页），提醒和告诫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同志们，要自己调查周边的敌我双方的情况，主动出击，创造性地做好自己的各项工作，不要因为消极等待上级或远方的指示，而丧失根据地发展的大好时机（当时国内正值军阀混战）。

鲜明地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口号，表明以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自觉地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体现着一种深邃的理论思维的觉醒，是马克思主义走向中国化的重大突破。

与教条主义的态度相反，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注重多思多问，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究竟是谁？这个革命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革命的动力是什么？这个革命的性质是什么？这个革命的前途又是什么呢？”（《选集》第2卷，第632-633页）等一系列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问题。

在总结学习马列主义的经验时曾说：“马列主义的方法有三条，一是理论同实际相联系，二是反对自发论，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文集》第3卷，第75页）

是怎样看待理论联系实际的呢？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往往是一个艰苦的、长期的过程。如果以为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认真读书，冥思苦想；或者下到基层，短则七八天，长则个把月，搞出个调研报告，就算是理论联系实际了，这是远远不够的，有的甚至是自欺欺人。批评了这两种做法。对于前者，说：“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选集》第1卷，第115页）对于后者，说：“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选集》第3卷，第791页）

的理论联系实际是从社会调查入手，但是他的做法与众不同。首先是时间长。就拿调查农村问题来说吧，不是只调查一时一事，而是调查了一生。从1927年上井冈山到1945年去重庆谈判，仅这段时间，靠两条腿，从南走到北，在十几个省的农村一住，工作加生活，就是整整18年啊！在看来，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关系重大，要真正彻底了解农民，了解农村，与农民打成一片，使农民相信和依靠中国共产党，绝非一朝一夕、三年五载所能做到的。在中国共产党里，首先认识到，“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说，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选集》第3卷，第791-792页）总结出一种富有成效的学习方法：“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选集》第1卷，第181页）不是别的人而是提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一个原理：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参见《文集》第1卷，第267页）

同样是做社会调查，与他批评的“钦差大臣”不同在哪里呢？——在鲜明的立场，在坚定而明确的出发点，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脚踏实地，走出了一条群众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是首先倡导并毕生实践着这样一种群众观点：“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选集》第3卷，第790页）以生动通俗的话语，点明了“群众”的重要性，点明了“知识”的源泉这样一些平凡而伟大的道理，这些话语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样勇于自我批评又诲人不倦的话，是毛泽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写照。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出发点，调查研究的结论才是准确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才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因而在实践中才是可行的、成功的。所以说，在中国共产党内，是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刻苦学习马列主义，为后来系统地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由于在社会实践和理论研究两个方面有扎实而雄厚的功底，从而在运用十月革命的经验于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个重大问题上，提出了新的系统的理论思想。

认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中国革命的道路就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进而一步一步解决整个中国的革命与建设的问题。可是在有教条主义思想的同志那里，对这样一条中国革命的逻辑觉得不可思议，说什么“列宁没有讲过”（《文集》第3卷，第74页）！在他们的思想里，“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选集》第1卷，第154页）。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和十月革命的经验，经过加工提炼而中国化了。

教条主义既可能以“左”的形式表现出来，又可能以右的形式表现出来。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王明的先是“左”倾机会主义后来又是右倾机会主义，无不以刻板地套用马克思主义或外国的历史为思想的出发点。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右倾机会主义给革命带来的失败，经历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的蓬勃发展，经历了“左”倾机会主义指导而遭受的巨大挫折，经历了抗日战争初期右倾机会主义干扰的局部损失，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全党团结在的周围，从中国革命的战争战略、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等若干方面，开始全面而深入地检查教条主义的错误。在这样的时候，明确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思想：“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选集》第2卷，第534页）在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成熟了。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其中经历了从反对教条主义发展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历史实践。只有通过一个一个具体的事例，透视用马克思主义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一个具体问题，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是怎样被中国化的。

三、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说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与时俱进的伟大历史结果，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因为思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前进到社会主义革命，回答和解决了关于中国和世界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格局发生了直接的、深远的影响，从而成为继列宁主义之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思想在哪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和解决了哪些重大问题呢？以下几个主要的方面是应该注意的。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学说。

这个学说有两个基本内容。一个内容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即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但是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是由中国无产阶级即中国共产党团结和领导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层来完成，是一种新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其历史结果和发展前途，不是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而是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另一个内容是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建立广大的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

（二）关于革命的政策和策略。

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选集》第2卷，第605-606页）它们是三位一体的，但每一个又有非常丰富而独特的内容。它们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意义，超出了中国的范围。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方面，明确提出并解决了如何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即“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选集》第3卷，第1094页），也是进行宏伟的人民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文集》第6卷，第449页）实行积极的政治思想工作，是思想的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显著特征。因此，主动地对全体党员和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是党的建设的主题。

总结丰富的军事斗争实践和经验，创造了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从创建人民军队到开辟政治上经济上独立而发展的根据地，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到现代化的国防建设这样一个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

思想的统一战线的经验和理论最丰富，最生动。基本思想是，在革命和建设中都要实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对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文集》第7卷，第23页）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必须头脑清醒。一方面，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另一方面，则要坚决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等同起来，要重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警惕国内外资产阶级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极力消灭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防止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防止革命和建设的果实都归于资产阶级。（参见《选集》第2卷，第607-608页）

（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基本内容有：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学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四个现代化学说，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防止和平演变的学说，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的学说。

（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怎么分析问题，怎么做农民、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怎么发动群众，怎么打仗，乃至怎么开会，怎么搞调查，怎么起草文件，怎么写文章，等等，这些又大又小的工作，非常具体，非常细致。“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选集》第4卷，第1319页）在这方面做了深入的开拓，提出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等。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提出的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仍然是人们判断政治思想大是大非的标准。在65岁的年龄，还亲笔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思想工作方法的基本特点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从群众来，到群众去”。认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选集》第3卷，第899页），倡导并实践“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建国以来文稿》第6卷，第642页）的思想。这使得马克思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更贴近了，更生活化，更群众化了。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思想对人类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原因是什么呢？就在于其立场和价值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写了《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这样划时代的文章，重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观念和人生追求。“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已经作为一种人生的道德情操和价值判断，成为现代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核心，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成为全体中国人民判断历史是非和检验工作结果的准绳。“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本特征。

四、沿着开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前进

在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每走一步都经历过战斗。

带领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披荆斩棘，才使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中国化，结晶为思想，哺育出了中国共产党。思想集中了中华民族全部智慧和优秀品格，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武器和行动指南。思想的产生，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胜利，也是中华民族和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胜利。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观察社会、观察世界的显微镜和望远镜，是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武器，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历史的结论，历经千难万险，得到中国人民和世界的承认。

在我们纪念诞辰110周年，回顾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时，更深切地感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巨大而深远。“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开启了“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的新时代（《选集》第4卷，第1516页）。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今后的实践中将更加充分地显示其伟大的价值。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没有结束，后面的征途依然任重而道远。与马克思列宁一样，提出了有待后人解决的问题。一个是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问题。提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有这样“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文集》第7卷，第89页）另一个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在经历了中苏论战和其后的之后，这个问题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

凡对人类进步做出过伟大贡献的思想，都蕴含着无穷的生命力。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思想的旗帜前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8、172页）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1983年，人民出版社。

2《建国以来文稿》，1992年，人民出版社。

3《列宁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中国化范文篇8

马克思主义创立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工人没有祖国”，但是工人“本身还是民族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1页）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揭示了工人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的一个基本特性——无产阶级的世界性、国际性蕴含在民族性之中，其国际性和民族性是辩证统一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这一基本特性，在思想上引申出一个理论原则，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同上，第285、248页）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一经落脚现实世界，成为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的理论思想和行动纲领，就必须回答和解决当时当地的社会问题；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成功地实践着马克思主义，一定会给马克思主义增添新的语言、新的内容，为实践着的马克思主义带来了民族风格。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实质，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解决本国的实际问题，首先使本民族的无产阶级事业取得胜利的发展。无疑，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胜利，是把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运用于俄国社会实践而产生的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列宁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把马克思主义俄国民族化的第一个成功的范例和第一次成功的回答。1920年，列宁阐明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在理论与实践之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方面取得的一些基本认识和基本经验：“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在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之前虽然都要预先经过本质上相同的锻炼，但这一发展过程又是按各自的方式来完成的。”“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在每个国家通过具体的途径来完成统一的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和左倾学理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都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这就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199、200页），等等。

列宁在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成就十月革命的同时，敏锐地觉察到“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的发源地已在亚洲出现”、“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以及它们‘反过来影响’欧洲的时代”，提出了“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的判断。（《列宁选集》第2卷，第307、315、317页）十月革命后，列宁更是把民族殖民地问题作为未来世界革命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当作新建立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一项重大任务。列宁认为，这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已经面临和没有解决的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对亚洲民族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满怀希望。

列宁的远见在中国得到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成功地运用于中国社会实践而产生的思想的伟大胜利。思想是继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之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化的又一个成功的范例和成功的回答。

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列宁及其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开通了世界历史前进的道路，但是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即民族化的口号的，是其后的中国共产党和。那么，为什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呢？又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呢？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选集》第4卷，第1471页）中国先进分子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握了西欧第二国际破产的教训，吸取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经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接受的是共产国际的指导。因此，实现从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过渡到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相互关系的重大问题，更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问题是：怎样结合中国的国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把十月革命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成功经验转变为中国共产党独立指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和政策。这些问题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怎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重大而基本的问题上，有着这样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教条主义的态度，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时往往只注重结论，忽视了引出结论的具体事物的背景和过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明确指出，他们关于“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76页）。在教务主义式的思维和活动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那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积极、主动、灵活的思想方法被忽略了，往往不能把读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上级的指示与当前的革命斗争、社会生活很好地结合起来。

对于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发生的这种理论与实践脱离的现象，是认识最早最深刻的人。1930年，他在《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形象而生动地分析了这种现象的心态和做法：“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选集》第1卷，第111、116页）

那个时代，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有两个紧密结合的特点，一是思想上的懒汉，不勤于思索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二是组织上的依赖性。这样的问题，若发生在基层，一般来说影响或危害还不算太大；若发生在中央和决策机关，影响和危害就是全局性的。

所揭示的“本本主义”的现象，不仅描述了那时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揭示了那时革命发生挫折的基本原因。响亮地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口号（同上，第111、115页），提醒和告诫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同志们，要自己调查周边的敌我双方的情况，主动出击，创造性地做好自己的各项工作，不要因为消极等待上级或远方的指示，而丧失根据地发展的大好时机（当时国内正值军阀混战）。

鲜明地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口号，表明以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自觉地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体现着一种深邃的理论思维的觉醒，是马克思主义走向中国化的重大突破。

与教条主义的态度相反，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注重多思多问，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究竟是谁？这个革命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革命的动力是什么？这个革命的性质是什么？这个革命的前途又是什么呢？”（《选集》第2卷，第632-633页）等一系列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问题。

在总结学习马列主义的经验时曾说：“马列主义的方法有三条，一是理论同实际相联系，二是反对自发论，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文集》第3卷，第75页）

是怎样看待理论联系实际的呢？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往往是一个艰苦的、长期的过程。如果以为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认真读书，冥思苦想；或者下到基层，短则七八天，长则个把月，搞出个调研报告，就算是理论联系实际了，这是远远不够的，有的甚至是自欺欺人。批评了这两种做法。对于前者，说：“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选集》第1卷，第115页）对于后者，说：“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选集》第3卷，第791页）

的理论联系实际是从社会调查入手，但是他的做法与众不同。首先是时间长。就拿调查农村问题来说吧，不是只调查一时一事，而是调查了一生。从1927年上井冈山到1945年去重庆谈判，仅这段时间，靠两条腿，从南走到北，在十几个省的农村一住，工作加生活，就是整整18年啊！在看来，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关系重大，要真正彻底了解农民，了解农村，与农民打成一片，使农民相信和依靠中国共产党，绝非一朝一夕、三年五载所能做到的。在中国共产党里，首先认识到，“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说，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选集》第3卷，第791-792页）总结出一种富有成效的学习方法：“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选集》第1卷，第181页）不是别的人而是提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一个原理：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参见《文集》第1卷，第267页）

同样是做社会调查，与他批评的“钦差大臣”不同在哪里呢？——在鲜明的立场，在坚定而明确的出发点，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脚踏实地，走出了一条群众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是首先倡导并毕生实践着这样一种群众观点：“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选集》第3卷，第790页）以生动通俗的话语，点明了“群众”的重要性，点明了“知识”的源泉这样一些平凡而伟大的道理，这些话语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样勇于自我批评又诲人不倦的话，是毛泽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写照。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出发点，调查研究的结论才是准确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才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因而在实践中才是可行的、成功的。所以说，在中国共产党内，是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刻苦学习马列主义，为后来系统地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由于在社会实践和理论研究两个方面有扎实而雄厚的功底，从而在运用十月革命的经验于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个重大问题上，提出了新的系统的理论思想。

认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中国革命的道路就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进而一步一步解决整个中国的革命与建设的问题。可是在有教条主义思想的同志那里，对这样一条中国革命的逻辑觉得不可思议，说什么“列宁没有讲过”（《文集》第3卷，第74页）！在他们的思想里，“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选集》第1卷，第154页）。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和十月革命的经验，经过加工提炼而中国化了。

教条主义既可能以“左”的形式表现出来，又可能以右的形式表现出来。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王明的先是“左”倾机会主义后来又是右倾机会主义，无不以刻板地套用马克思主义或外国的历史为思想的出发点。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右倾机会主义给革命带来的失败，经历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的蓬勃发展，经历了“左”倾机会主义指导而遭受的巨大挫折，经历了抗日战争初期右倾机会主义干扰的局部损失，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全党团结在的周围，从中国革命的战争战略、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等若干方面，开始全面而深入地检查教条主义的错误。在这样的时候，明确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思想：“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选集》第2卷，第534页）在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成熟了。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其中经历了从反对教条主义发展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历史实践。只有通过一个一个具体的事例，透视用马克思主义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一个具体问题，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是怎样被中国化的。

三、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说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与时俱进的伟大历史结果，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因为思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前进到社会主义革命，回答和解决了关于中国和世界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格局发生了直接的、深远的影响，从而成为继列宁主义之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思想在哪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和解决了哪些重大问题呢？以下几个主要的方面是应该注意的。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学说。

这个学说有两个基本内容。一个内容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即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但是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是由中国无产阶级即中国共产党团结和领导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层来完成，是一种新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其历史结果和发展前途，不是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而是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另一个内容是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建立广大的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

（二）关于革命的政策和策略。

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选集》第2卷，第605-606页）它们是三位一体的，但每一个又有非常丰富而独特的内容。它们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意义，超出了中国的范围。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方面，明确提出并解决了如何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即“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选集》第3卷，第1094页），也是进行宏伟的人民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文集》第6卷，第449页）实行积极的政治思想工作，是思想的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显著特征。因此，主动地对全体党员和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是党的建设的主题。

总结丰富的军事斗争实践和经验，创造了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从创建人民军队到开辟政治上经济上独立而发展的根据地，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到现代化的国防建设这样一个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

思想的统一战线的经验和理论最丰富，最生动。基本思想是，在革命和建设中都要实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对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文集》第7卷，第23页）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必须头脑清醒。一方面，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另一方面，则要坚决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等同起来，要重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警惕国内外资产阶级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极力消灭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防止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防止革命和建设的果实都归于资产阶级。（参见《选集》第2卷，第607-608页）

（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基本内容有：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学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四个现代化学说，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防止和平演变的学说，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的学说。

（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怎么分析问题，怎么做农民、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怎么发动群众，怎么打仗，乃至怎么开会，怎么搞调查，怎么起草文件，怎么写文章，等等，这些又大又小的工作，非常具体，非常细致。“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选集》第4卷，第1319页）在这方面做了深入的开拓，提出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等。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提出的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仍然是人们判断政治思想大是大非的标准。在65岁的年龄，还亲笔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思想工作方法的基本特点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从群众来，到群众去”。认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选集》第3卷，第899页），倡导并实践“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建国以来文稿》第6卷，第642页）的思想。这使得马克思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更贴近了，更生活化，更群众化了。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思想对人类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原因是什么呢？就在于其立场和价值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写了《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这样划时代的文章，重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观念和人生追求。“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已经作为一种人生的道德情操和价值判断，成为现代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核心，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成为全体中国人民判断历史是非和检验工作结果的准绳。“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本特征。

四、沿着开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前进

在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每走一步都经历过战斗。

带领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披荆斩棘，才使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中国化，结晶为思想，哺育出了中国共产党。思想集中了中华民族全部智慧和优秀品格，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武器和行动指南。思想的产生，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胜利，也是中华民族和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胜利。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观察社会、观察世界的显微镜和望远镜，是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武器，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历史的结论，历经千难万险，得到中国人民和世界的承认。

在我们纪念诞辰110周年，回顾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时，更深切地感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巨大而深远。“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开启了“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的新时代（《选集》第4卷，第1516页）。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今后的实践中将更加充分地显示其伟大的价值。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没有结束，后面的征途依然任重而道远。与马克思列宁一样，提出了有待后人解决的问题。一个是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问题。提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有这样“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文集》第7卷，第89页）另一个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在经历了中苏论战和其后的之后，这个问题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

凡对人类进步做出过伟大贡献的思想，都蕴含着无穷的生命力。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思想的旗帜前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8、172页）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1983年，人民出版社。

2《建国以来文稿》，1992年，人民出版社。

3《列宁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中国化范文篇9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起点是人，其理论使命和理论归宿也是人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从来没有离开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舞台。我国在长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发展过程中，也充分的认识到对人的重视的重要意义，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在我国，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具有创新性和理论价值的人学著作却较少。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袁贵仁所著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这本书中，作者创新性的提出了人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唯物史观的必然。这一观点确立了人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但是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这一论断仍然需要对人学理论的体系进行架构和完善。人学理论能够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主要内容，以及人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问题仍然需要我们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对人的问题的认识，特别是当代社会发展中的现代性的人的重新认识问题是我们在当前社会条件下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维度。“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社会发展观的最终价值诉求，也是社会发展的主题与实质。”在人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中，黄克剑教授指出：马克思理论视域下的人是通过与物的关系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是反映世界和改变世界的争论。王友洛研究员2010年发表于《学习论坛》的文章更是把人学理论比喻为“普照的光”，他从两个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首先从价值的角度认为人的发展是马克思理论追求的终极理想，所以人学理论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核；其次，从科学层面，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是群众，因此研究群众本身的人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是一致的。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人学研究的新进展是从发展着的社会的角度来探讨人的问题。通过对社会中的人的研究来促进理论中的人学体系的演进和发展。因此，社会中的人成为研究人学理论的落脚点。研究人本身，也必然要从以财产关系为主体的社会关系中进行剖析。脱离了社会关系，特别是私有财产关系的人是不完整的人，是脱离社会和非现实的人。社会中的人是以劳动的形式而存在的人，他们与社会劳动、社会分工、社会交换以及社会生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必须在这些关系中把握社会中的人的本质属性，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的再认识。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吸收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目的，只有这一理论同我国的社会发展与建设相结合，才能形成有助于自身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发展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社会发展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随着中国的伟大实践而自我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当前理论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阎树群教授发表的论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多维意蕴》中从多重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意义。他提出要从表现形态方面，从具体内容方面和历史地位方面多维的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整体与局部的结合以及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在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可以说，从多维视角对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当代社会发展问题的探索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这对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这方面的文献还有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有周新城发表于《邓小平理论研究》的论文《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法完全解决中国问题说起》、王学兵的《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认同》、黄凯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变迁、内化、共生》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的重要阵地还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与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致性上面，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成果反映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脉络，是中国社会发展建设的理论写实，同时又为中国的建设事业提供了理论的支撑，为解决好我国发展建设中的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中国现代化即实践创新，需要破除对某些现代化模式的崇拜，赋予现代化以新的灵魂和格调。”这方面的文献主要体现了上述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勒书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现代化后发展难题的破解》、马铁键的《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统一性》等。在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发展的过程中，许多学者从这一过程本身发展来论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有徐光寿的《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起点——兼论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肇始的标准》、李德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足迹》等。

这些学术成果分别总不同阶段以及不同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进行了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视角是多方面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看阐述一种理论的本土化过程。方法论是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问题也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问题的热点，这其中主要有学者们所总结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做形成的关于我国发展建设的理论。这些理论成果较多，主要有同志的民族解放与发展建设思想、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理论、同志在新时期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同志在深化我国社会发展阶段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正如吉林大学孙正聿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我国改革开放的是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同我国发展实践相结合所形成了最为丰硕的理论成果，这一理论成果就是实践唯物主义。孙正聿教授在《求是》杂志撰文指出，要以理论方式面向现实，进而探索和回答时代课题。

中国化范文篇10

强调人民群众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和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原则。因此，当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的时候，实际上也由此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宗旨和根本属性，把人民群众确立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安身立命之本。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的历届领导人反复强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重要性，强调人民群众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党的领导就在于更好地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服务。这就是说，承认、体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原则，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确切无疑的。然而一段时期以来，由于西方思潮的冲击和市场经济逐利本性的影响，我们在强调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精神文明的建设，加之社会主义法制的完善和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以及我们在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建设中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使一些人甚至少数党员干部忘记甚至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人民性这一根本要求，丧失了共产主义信仰和理想，宗旨观念淡薄，政治方向迷失，模糊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造成了诸多不利的影响。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1](P1)，这是根据新的历史条件重拾人民主体地位，重申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人民性。首先，所谓“人民主体地位”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1](P21)就此而言，人民主体思想包含几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从党的性质和宗旨来看，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就是“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2](P18)，就是“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为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而矢志奋斗”。[3](P14)二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目标来看，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就是“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4](P401)三是从党执政目的和方式来看，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就是“紧紧依靠人民，充分发挥人民主体作用，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为了人民干事创业，依靠人民干事创业。我们要坚持‘以百姓心为心’，倾听人民心声，汲取人民智慧，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5](P81)四是从改革出发点来看，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就是“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6](P554)其次，科学回答了为什么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一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由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决定的。因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1](P21)二是人民主体地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6](P697)，公开承认自己是为人民群众求解放、谋幸福的理论，公开承认以人民群众为自己的实践力量。这种性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因此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7](P12)三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优良传统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必须始终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自己的宗旨，始终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强调：“为什么人的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研究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须始终把人民群众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1](P44-45)四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中得出的必然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改革开放只有依靠人民、得到人民的支持和积极参与才能取得成功。“改革开放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一开始就使改革开放事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改革开放积累的宝贵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强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没有人民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6](P554)第三，科学回答了怎样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在看来，人民群众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民性的集中体现，因而必然体现在我们理论和实践的方方面面，体现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种举措之中。一是在党的工作的检验标准上体现人民主体思想。“让群众满意是我们党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群众意见是一把最好的尺子”。[5](P91)他还说：“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6](P698)这就从总体上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二是在发展理念上要体现人民主体地位思想。即“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4](P401)只有以人民为中心，并把它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发挥引领社会发展的作用。三是在改革举措上体现人民主体思想。即“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物质精神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要全面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各行业各方面的劳动者、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创造发挥作用的舞台和环境。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解决好收入差距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4](P401-402)四是在执政方向上体现人民主体思想。“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1](P61)人民高兴的事情，无论大小都要努力去做，人民反对的事情，不管怎样都要坚决拒绝和反对。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阐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民主体思想，就是尊重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把人民群众置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中心，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保障和改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重点，紧紧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鼓舞和带领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进。

二、中国特色思想———基本特色与时代特色的统一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强调要立足于中国特色探索自己的革命和建设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探索长期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最重要经验之一。但中国特色本身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特点、新情况，如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1](P11)，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日益丰富，社会整体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同时，我国的资源环境短板更为突出，地区差异、贫富差距等问题日益成为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这说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1](P11)我国国情的这种变化，一方面要求我们坚持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政策、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另一方面要求我们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制定出符合当时当地具体情况的、有现实针对性的路线、方针、政策。因此，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全国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进程中，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国情的前提下，准确把握当前发展阶段的新特点新要求，把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与立足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统一起来。首先，立足中国特色就是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足点。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总体特征，是我们制定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总依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没有改变这一基本态势，“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P12)这决定了全党必须牢牢把握并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而党的中心工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形式和方法。因为中国的民族特点和历史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阶段决定了中国现代化面临的独特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的独特性，因此，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根据自己国情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实现其中国化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必然选择。“中国有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五十六个民族，……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5](P60)只有“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5](P60)，才能适合中国的情况。离开了中国的特点，就谈不上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此指出：“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事情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中国的实际来办，这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正确之道。”[5](P48)其次，初级阶段也是具体的、历史的，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在强调初级阶段基本特点没有变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其在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政策就不能变；但另一方面，当前我们进行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使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导致我们的国情出现了“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1](P8、10)从而使我们政策的着力点、侧重点都出现了变化，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现新的特点和趋向。这要求我们“要根据形势任务发展变化，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6](P699)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和改革开放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指引方向，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这就是说，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必须把握中国不同阶段的具体特点，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立论根据和核心内容，找准定位，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得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反映时代与人民要求的结论。正是在敏锐捕捉中国国情的新变化、回答党和国家事业提出的重大时代课题的过程中，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对治党治国治军的各方面作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的过程中，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1](P20)，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事实证明：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其中国化，“必须通过理论上不断探索、不断突破来指导实践，并用实践中摸索到的规律来升华我们的理论”。[4](P339-340)只有这样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拓展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科学之路。总之，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特点，还要进一步追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当代的特点是什么，才能真正做到在实践中运用、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问题，并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优势不断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人民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三、重视规律的思想———既摸着石头过河又重视规律引导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要不断面临并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因而始终离不开“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方法。但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推进，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及中国实际的认识不断深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逻辑的把握也越来越准确和全面，加上新的历史阶段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中面临的问题更复杂、更多地涉及全局，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而需要在总体上加以把握，以避免出现系统性的甚至颠覆性的错误。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强调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更加强调要认识和利用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以指导中国人民的实践。而这些经验和规律总结到一点，就是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的产物。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则是在走自己路的过程中，“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从此可以看出遵循规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同时，党领导人民进行长期革命、建设、改革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也为当前形势下认识和利用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提供了条件和可能。第一，我们已经有了90多年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对其规律性的把握比开始时要深刻得多了。如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党中央根据我国经济所处的“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这一情况，科学研判我国经济的发展趋向，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发展理念，明确提出了“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体现了对我国经济发展态势和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把握。“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我们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不断提高，宏观调控体系更为健全，主客观条件具备，我们应该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6](P499)又如我们在一段时期内总以为只有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才能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而不切实际地出台一些保增长的政策和措施。但实践的发展告诉人们，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违背客观规律人为地拔高经济增长速度只会透支经济发展潜力，留下影响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隐患。特别是在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的情况下，即使绝对增加量不变，发展速度也会降下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随着经济总量不断增大，增长速度会相应慢下来，这是一个基本规律”。[5](P778)因而只能根据客观规律的要求制定合理的经济发展预期，而不能一味追求高速发展。第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一些做法，是花了很大代价换来的，得之不易，必须坚持。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5](P774-775)第三，科学的理论是正确行动的先导。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95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2](P8)鉴于科学理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指导作用越来越突出，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在解决现实问题尤其是在解决那些长期困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和关键问题中的先导作用。他说：“一九九二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说明，理论创新对实践创新具有重大先导作用，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理论创新为先导。”[6](P498)他在谈到经济发展新常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理念时特别提出了“适应—把握—引领”三位一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新思路。“谋划和推动‘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就要把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作为贯穿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4](P384)这一思路的提出和践行，无疑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产生重大促进作用。第四，客观规律在实践中不断予以修正和补充，才能更好地指导人民的社会实践。因为规律是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实践的不断变化，必然要求人们根据新的经验修改、补充规律，用来指导新的实践，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进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5](P245)可见，新常态的基本含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许多新的特点，导致原来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需要新的理论来阐释和指导。对此指出：“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6](P114)他还说：“我们要不断深化对改革开放规律性的认识……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广阔的前景。”[6](P701)可见，尊重和运用规律是当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四、问题导向的思想———以现实问题为中心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探索必须围绕的轴心。历史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等面临的一个个具体问题中不断得到发展的，抓住了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把握住了时代脉搏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探索与实践探索的着力点。有鉴于此，指出：“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问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建设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P18)正是在探索和回答如何“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作出的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使我们逐渐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飞跃。事实表明：以现实问题为出发点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基本方法，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是为解决现实问题而制定的，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立足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要以解决现实问题为中心，这是因为：第一，解决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恩格斯曾指出：“一个行动纲领，如果不同人们的实际需要相结合，即使它在理论上是基本正确的，那也毫无用处。”[8](P74)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目的，也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现实问题。因此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7](P1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根本的目标，就是“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7](P17)。只有找准并认真研究和解决反映时代要求和特点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弄清问题的现状及产生的根源，也包括问题向未来发展的总趋向，才能找准历史发展的脉络及其发展规律，为理论的发展找到坚实的基础、依据和立足点。第二，只有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中才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围绕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跟在问题后面跑，而是在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的同时，加强对问题发展趋向的研究，在把握问题的前提下，引领问题的发展，发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实践的功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6](P114)从立足现实发展马克思主义，到应用马克思主义引领现实的发展，自觉注重规律性认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作用，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贡献。第三，以现实问题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法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为目的而展开其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旧问题的不断解决和新问题的不断产生及其解决，促使马克思主义不断突破已有的具体结论，形成解决新问题的新结论，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身。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又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在于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坚持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出发推进理论创新。当前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发展，同样必须根据党和国家在新时期的任务来进行。对此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1](P26)他还说：“只要我们善于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1](P26)就一定能不断把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断推向前进。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7](P20)。因为历史上的理论创新，无不是从思考和研究当时社会面临的紧迫问题和突出矛盾开始并形成的。因此，以现实问题为中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分析人民群众在实践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并找出解决的方案。而中国历史环境的独特性、当前发展阶段的独特性、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面临的现实问题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独特性。这些独特性决定了以此为创新依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能立足人民群众的实践，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才能达到目的。

五、全球化思想———从接轨走向引领

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全球化的产物和理论表现，是世界历史性和人类社会发展逻辑的理论表达，因而能给世界发展进程以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也必然要在全球化这一语境中才能得到科学理解和阐释，反过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也给予世界的发展进程以重大的影响。这决定了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候，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在充分把握世界发展潮流和立足中国国情的基础上，主动融入全球化，并引领全球化的发展。首先，坚持对外开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基本经验。马克思主义本身是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它被传入中国就是中西方思潮相互激荡的结果。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和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正如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能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我国能在国际社会赢得举足轻重的地位，靠的就是坚持不懈推进改革开放”[6](P494)。因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然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其次，全球化是时展潮流，中国的发展不能置身世界潮流之外。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已融入全球化进程。这是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前发展的基本前提和现实基础。这一态势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深入影响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深受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是我们谋划发展所要面对的时代潮流”的时代，“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1](P58)，只有顺应全球化这一时代潮流，才能“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因此，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立足中国，还要放眼世界。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倡议，强调“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1](P60)，在坚持中国立场的同时，充分吸收不同民族间的优秀文化成果，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改革开放看成是发展中国的重要法宝。他说：“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旗帜。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2](P16)第三，中国融入全球化不能只是被动地适应全球化，还要积极主动参与全球化，使之更加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方式主要是与国际接轨，被动接受西方为主导制定的一套国际规则的话，那么，党的十八大以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综合国力增强带来的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为有效应对国际经济体系、国际治理体系及其规则的深刻变动带来的挑战与风险，中国在对外交往中除了发挥自己的优势、补齐短板外，更多的则要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为自己的发展创造一个更加合理和有利的国际制度环境，进而影响世界发展进程。在全球治理和绿色发展方面，我们“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这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新的素材和资源。第四，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球视野，是为了充分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文化成果，更好地把中国的事情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及其取得的成就，为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实践素材，但这绝不意味着建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必然排斥学习其他国家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相反，从不同文化和思潮中汲取有益的成功是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充分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的历程，是与世界潮流、与其他文明的相互激荡中实现自己发展的历程。“但是，学习借鉴不等于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认真鉴别、合理吸收，不能搞‘全盘西化’，不能搞‘全面移植’，不能照抄照搬”。[4](P211)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特色并不是要排斥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和好的经验及做法，而是在坚持以我为主的基础上，批判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围、视野，使之更适合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要求，成为引领中国和世界的理论与实践运动。“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7](P1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P10)所以，全球化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融入世界元素，更要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去化世界，这才是强调的为解决世界问题提供中国方案的实质所在。

党的十八大以来，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及新的阶段性特征，结合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经验，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前的现实国情、结合时展特点和趋势，提出了更好地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服务人民的思想，凸显了人民主体地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要地位；提出在坚持对基本国情的科学判断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经济社会的阶段性特征的思想；提出在继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同时，要更加重视系统总结人民群众实践中的经验，从中得出规律性的结论用以指导新的实践；提出系统研究现实问题，在科学认识和把握问题的基础上引领现实的发展；提出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化之中并进而引领全球化的发展，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国际环境的思想，等等。这些论述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也为新形势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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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7].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