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合法性范文10篇

执政合法性范文篇1

[论文摘要]确保执政合法性是任何一个政党确保执政地位都必须认真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问题。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的为确保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做出了艰辛探索，为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关于执政合法性的探索及其失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总结其经验教训，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巩固的执政地位。

一、对执政合法性问题的艰辛探索

(一)将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视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战略问题

通过人民战争夺取政权的对此深以为然：“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1]。”因而建国以后他一再强调党的各级干部和全体党员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并对危害党的执政基础的滥用权力、贪污腐败以及官僚主义问题进行了重点强调。

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那我们就应该利用这种权力来为人民谋利益，而决不允许以权谋私。滥用权力、贪污腐败则极大地损害了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因而对于党内出现的这种情况，给予了毫不留情的处理，1952年亲笔批示枪决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典型明证。

官僚主义是党脱离群众的重要表现，也会极大地破坏党的执政基础。建国以后，针对执政党最容易犯的这一脱离群众的问题，在1951年给各级各地党组下达指示，要求他们重视人民来信：“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2]。”1955年他再次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3]。”此后他又多次强调，“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4]。”

(二)重视执政主体的自身建设，在强调坚持“两个务必”的同时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执政主体没有健康健全的肌体，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都难以得到保证，当然也就无法在获取和维护执政合法性方面有所作为。建国之后党员干部在自身建设上最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作风问题，对此十分清楚，因而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党的建设的“两个务必”思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5]。”

执政能力建设也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他一再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6]。”并强调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搞好经济建设。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要真正学懂[7]。”对执政能力建设的探索虽然是初步的，但也是富有成效的，对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三)对获取和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规律性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

首先，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执政合法性得以实现的政治基础。政治合法性的产生与维护除了需要执政者个人品质以及规范运作外，更多地基于该政党、该政治制度本身内蕴的道德价值和人民对其信仰的力量，以及人民群众对该政党、该政治制度的支持和拥护。在他看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8]。”“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9]。”

其次，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政党获取和维护执政合法性的经济基础。早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就深刻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0]。”在1957年初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又明确提出：“我们根本的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社会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1]。”虽然最终偏离了经济建设中心的轨道，但的这一思想及其对经济发展所作的探索，为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策的出台提供了思想启迪。

二、在探索政合法性问题上的失误

(一)民主的误区：“以“大民主”为核心的群众运动式的执政方式对民主发展的消极影响

民主是人类政治发展的理想追求，也是现代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石。也将发扬人民民主作为确保执政合法性的锐利武器，早在延安时期同知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的“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谈话中就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兴亡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2]。”建国以后，领导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法律制度。

但在实践中，的民主更多的足以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针对党的执政合法性带来巨大的威胁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选择了“大民主”这一形式作为其遏止举措：“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我们发动群众斗，斗了二十几年，把他斗跨了；运动，农民群众起来，斗了三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大民主[13]。”同样，“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14]。”这种大民主以及大民主为核心的群众运动式的执政方式在“”中发展至顶点，给本就不够稳定和完善的民主秩序造成了极大冲击，加之意识形态主导下的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党的执政合法性遭遇了空前危机。

(二)制度化的缺失：忽视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制度建设，在很多时候依靠的是个人权威和“人治”模式。

受历史传统、战争因素、苏联体制以及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建国后的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权，相应的民主法制制度都还没有得到建立和健全。“一个团结的领导集团形成的权威和信任的气氛有助于加深普通官员和民众的印象，从而提高他们实现党纲或承认党纲的热情[15]。”就这使得，高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也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对当时的经济政治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到了晚年后的毛泽往往不足根据正常的民主秩序去做出决策，而是试图用个人权威以及由之确立的个人崇拜来进行具体的政治运作。在他看来，只有在他的领导下，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才能正常进行：“我还是不能死掉，我还得搞一段[16]。”我们知道，当个人权威大到可以左右党左右群众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一定是不正常的，因为民主必须以真正的平等为基石，必须依靠完善的法律制度来保障，利用个人崇拜和“人治”模式来实现民主无异于缘木求鱼，既达不到发展民主的目的，相反还会给党和政府的政治合法带来灾难。三、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探索的历史启迪

“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17]。”因而要确保执政地位必须与时俱进的构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在先进性与代表的冲突问题，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不足问题，以及权力腐败所引起的人民群众认同感下滑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对党的执政合法性构成了严重威胁，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得力措施予以解决。

首先，正确认识和处理确保性和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关系问题。党的执政基础包括阶级基础和群众两个方面，这就要求在确保党的进行性的同时，扩大代表性。先进性是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的源泉，是我们党获得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的首要条件，因而也是确保党的执政合法性首先应该解决的重要问题。与此同时，在确保党的先进性的同时，还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扩大党的代表性，增强党的政治代表功能。只有这样，党才能更好地整合各阶层社会力量，才能更好地满足多元化的利益主体的利益要求，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从而真正有效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重塑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关键所在。

其次，认真解决人民群众关注的权力腐败、社会贫富悬殊等重大社会问题。当前权力腐败问题日渐成为威胁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重大问题，部分党员干部的腐败已经严重影响到人民群众对整个党的信任，如果任其泛滥，党就有可能面临失去群众、丧失执政合法性进而失去执政地位的危险。再次，党的先进性不是一个抽象的空洞的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判断党先进不先进，归根到底要看它能否顺应历史发展规律、能否代表并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在当前这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没有很强的执政能力，党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就是问题，更不用说代表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苏联东欧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执能力无法适应时展和人民要求，丧失了先进性和执政基础，从而丧失执政合法性，最终被人民所抛弃。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先进性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的统一是执政合法性建设的根本规律。

[参考文献]

〔1〕著作专题摘编〔M〕.北京：文献出版社，2003：227，277.

〔2〕〔3〕〔6〕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64，254—255，395.

〔4〕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26.

〔5〕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8—1439.

〔7〕〔13〕〔14〕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031、1079.

〔11〕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09.

〔12〕黄炎培.八十年来〔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157.

〔15〕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57.

执政合法性范文篇2

(一)将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视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战略问题

通过人民战争夺取政权的对此深以为然：“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1]。”因而建国以后他一再强调党的各级干部和全体党员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并对危害党的执政基础的滥用权力、贪污腐败以及官僚主义问题进行了重点强调。

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那我们就应该利用这种权力来为人民谋利益，而决不允许以权谋私。滥用权力、贪污腐败则极大地损害了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因而对于党内出现的这种情况，给予了毫不留情的处理，1952年亲笔批示枪决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典型明证。

官僚主义是党脱离群众的重要表现，也会极大地破坏党的执政基础。建国以后，针对执政党最容易犯的这一脱离群众的问题，在1951年给各级各地党组下达指示，要求他们重视人民来信：“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2]。”1955年他再次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3]。”此后他又多次强调，“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4]。”

(二)重视执政主体的自身建设，在强调坚持“两个务必”的同时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执政主体没有健康健全的肌体，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都难以得到保证，当然也就无法在获取和维护执政合法性方面有所作为。建国之后党员干部在自身建设上最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作风问题，对此十分清楚，因而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党的建设的“两个务必”思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5]。”

执政能力建设也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他一再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6]。”并强调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搞好经济建设。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要真正学懂[7]。”对执政能力建设的探索虽然是初步的，但也是富有成效的，对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三)对获取和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规律性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

首先，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执政合法性得以实现的政治基础。政治合法性的产生与维护除了需要执政者个人品质以及规范运作外，更多地基于该政党、该政治制度本身内蕴的道德价值和人民对其信仰的力量，以及人民群众对该政党、该政治制度的支持和拥护。在他看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8]。”“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9]。”

其次，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政党获取和维护执政合法性的经济基础。早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就深刻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0]。”在1957年初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又明确提出：“我们根本的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社会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1]。”虽然最终偏离了经济建设中心的轨道，但的这一思想及其对经济发展所作的探索，为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策的出台提供了思想启迪。

二、在探索政合法性问题上的失误

(一)民主的误区：“以“大民主”为核心的群众运动式的执政方式对民主发展的消极影响

民主是人类政治发展的理想追求，也是现代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石。也将发扬人民民主作为确保执政合法性的锐利武器，早在延安时期同知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的“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谈话中就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兴亡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2]。”建国以后，领导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法律制度。

但在实践中，的民主更多的足以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针对党的执政合法性带来巨大的威胁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选择了“大民主”这一形式作为其遏止举措：“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我们发动群众斗，斗了二十几年，把他斗跨了；运动，农民群众起来，斗了三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大民主[13]。”同样，“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14]。”这种大民主以及大民主为核心的群众运动式的执政方式在“”中发展至顶点，给本就不够稳定和完善的民主秩序造成了极大冲击，加之意识形态主导下的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党的执政合法性遭遇了空前危机。

(二)制度化的缺失：忽视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制度建设，在很多时候依靠的是个人权威和“人治”模式。

受历史传统、战争因素、苏联体制以及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建国后的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权，相应的民主法制制度都还没有得到建立和健全。“一个团结的领导集团形成的权威和信任的气氛有助于加深普通官员和民众的印象，从而提高他们实现党纲或承认党纲的热情[15]。”就这使得，高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也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对当时的经济政治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到了晚年后的毛泽往往不足根据正常的民主秩序去做出决策，而是试图用个人权威以及由之确立的个人崇拜来进行具体的政治运作。在他看来，只有在他的领导下，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才能正常进行：“我还是不能死掉，我还得搞一段[16]。”我们知道，当个人权威大到可以左右党左右群众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一定是不正常的，因为民主必须以真正的平等为基石，必须依靠完善的法律制度来保障，利用个人崇拜和“人治”模式来实现民主无异于缘木求鱼，既达不到发展民主的目的，相反还会给党和政府的政治合法带来灾难。

三、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探索的历史启迪

“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17]。”因而要确保执政地位必须与时俱进的构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在先进性与代表的冲突问题，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不足问题，以及权力腐败所引起的人民群众认同感下滑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对党的执政合法性构成了严重威胁，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得力措施予以解决。

首先，正确认识和处理确保性和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关系问题。党的执政基础包括阶级基础和群众两个方面，这就要求在确保党的进行性的同时，扩大代表性。先进性是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的源泉，是我们党获得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的首要条件，因而也是确保党的执政合法性首先应该解决的重要问题。与此同时，在确保党的先进性的同时，还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扩大党的代表性，增强党的政治代表功能。只有这样，党才能更好地整合各阶层社会力量，才能更好地满足多元化的利益主体的利益要求，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从而真正有效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重塑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关键所在。

其次，认真解决人民群众关注的权力腐败、社会贫富悬殊等重大社会问题。当前权力腐败问题日渐成为威胁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重大问题，部分党员干部的腐败已经严重影响到人民群众对整个党的信任，如果任其泛滥，党就有可能面临失去群众、丧失执政合法性进而失去执政地位的危险。再次，党的先进性不是一个抽象的空洞的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判断党先进不先进，归根到底要看它能否顺应历史发展规律、能否代表并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在当前这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没有很强的执政能力，党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就是问题，更不用说代表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苏联东欧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执能力无法适应时展和人民要求，丧失了先进性和执政基础，从而丧失执政合法性，最终被人民所抛弃。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先进性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的统一是执政合法性建设的根本规律。

[参考文献]

〔1〕著作专题摘编〔M〕.北京：文献出版社，2003：227，277.

〔2〕〔3〕〔6〕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64，254—255，395.

〔4〕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26.

〔5〕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8—1439.

〔7〕〔13〕〔14〕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031、1079.

〔11〕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09.

〔12〕黄炎培.八十年来〔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157.

〔15〕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57.

〔16〕李君如.与当代中国〔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216.

〔17〕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

执政合法性范文篇3

关键词：“三个代表”；执政合法性；辩证性

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是现代社会政党政治的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长期的执政党，也一直面临着政治合法性建设的问题。历史的合法性不能代替现实的合法性，面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新情况，中国共产党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个代表”就是新时期党执政合法性建设的伟大成果。这一成果既体现了党执政合法性建设的时代性特点，又体现了党作为执政党对自己执政任务的全面思考，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思维。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的宗旨继承性与发展性的辩证统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对党执政的历史条件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是经过革命取得执政党地位的，建国以后，党由一个革命的政党变成了执政党，任务由革命战争年代的救亡图存、夺取政权，变成了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所处的环境由封闭转向开放，社会文化由单一趋向多元，人们比较的尺度由单纯的纵向比较转向纵向和横向的比较。面对执政合法性基础结构的变化，党开始思考，当代的政治合法性资源有什么特点？党如何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才能获得执政的合法性？面对党将长期执政的现实，党如何才能获得长期的执政合法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何在历史条件发生变化了的情况下，实现党的宗旨？这种思考的结果就是“三个代表”的提出。

三个代表是对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继承和发展，为党的宗旨赋予了时代的特点，适应时代的要求，进一步丰富完善了党的宗旨，使党的宗旨能够在新的时代历史条件下得以实现，因此使党的宗旨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一步发扬光大。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执政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成立就把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革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解放以后仍然存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存在的基础，生产方式决定了其他一切社会意识的存在方式。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执政党本身执政的一个规律性要求。我们党提出党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成为检验党作为执政党是否合格的一个标准，实际上为党不断学习、不断优化自己、提高自己执政能力提供了一个不竭的动力。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但不是社会发展的全部，社会的发展应是全面的发展。当今各国的较量不仅是经济的较量，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更是文化的较量。文化的内涵，文化中包含的人与世界关系的基调，是衡量现代国家恒久生存价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尺，它是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之源。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的成果最终要落实到民众的生活质量上，以人为本才是人类社会的根本和目的所在。因此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既是检验党执政能力的标尺，也是党执政的目的，更是党执政能力不断发展的动力。能够实现“三个代表”，党就获得了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执政合法性要求的系统性和开放性的统一

马克斯.韦伯指出，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是纯观念性的，特定时代的特定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是由民众的普遍信仰和信念决定的；而判断特定政权的统治是否与民众的普遍信仰与信念相契合，则又是经验实证性的。如果仅从合法性的精神特征来审视合法性基础，凡是能够实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相契合的传统习俗、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的宗教文化等社会意识均构成合法性基础。其中，意识形态在政治合法性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统治者通过意识形态进行宣传教化，以获得信仰的权威，从而为自己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因为“合法性涉及到该制度产生并保持现存政治机构最符合生活需要的这种信念的能力”。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党体制而言，其价值理念的实现不仅依赖于制度上的合理结构，而且在更为深层的意义上，还依赖于意识形态的支持，依赖于人们对其制度和价值理念内心的认同和信仰。在当代中国，随着经济结构多样化发展和社会的开放，各种意识形态的相互影响和融合的趋势加强，各种价值观念的碰撞更加剧烈。中国共产党必须更加重视意识形态建设，正确把握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和开放社会价值观念多样化发展的关系，充分认识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发展规律，促使作为主流意识的马克思主义随着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创新意识形态内容，建立其符合时代特点和要求的思想教育体系，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和凝聚力，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能力。

“三个代表”思想不仅将党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其执政合法性的要求，而且认为还应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样就为执政党在新形势下完善意识形态、再塑政治合法性文化基础开辟了道路，而且将对党的建设、社会及个人的发展提到了全面发展的高度。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分别体现了党执政的经济合法性基础，精神合法性基础，价值合法性基础。这三者的统一使党的执政获得了全面的合法性基础。

李升涛：党执政合法性的辩证思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是一个完整系统的体系，而且还是一个开放发展的体系。首先，先进生产力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任何时代的“先进性”都不是一个静止的不变的概念，它在比较中产生，它随着时代要求的发展而发展。社会发展的坐标不仅有纵向的，也要有横向的。它要求我们党的目光不仅要看到国内的变化，而且要看到国际的发展趋势，要求执政党要胸怀广阔，高瞻远瞩，时刻把握时代的脉搏和走向，不断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和水平，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经济发展这条主线，为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而提供物质基础。

其次，先进文化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文化包含丰富的内涵，思想意识形态和科学知识是其重要内容，其核心是价值观。某种特定的思想意识形态和科学知识是否先进，首先要看其是否适应并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是否有助于推动生产力的进步和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且，先进文化不仅只是经济基础的一种文化反映，它更应该体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的价值内涵，对人们的文化生活和精神追求起引导作用。时代的要求和民众的价值需求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因此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永远是发展的命题。同志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就为党如何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出了具体的指导。

再次，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个时代，每一个历史时期，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内容不一致，但是丰富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文化是人们不变的追求。“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满足最广大人们的根本利益是执政党合法性的最重要的基础。中国共产党是应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必须以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内在的价值取向。“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因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先天禀赋。在当前社会结构日趋分化、各种利益矛盾冲突的情况下，我们党提出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正是针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层所构成的政治合法性威胁的积极消解。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政权体系，要及时、准确地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要求，把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阶层和利益团体吸纳到政治体系中来，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整合，从而坚固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权体系的合法性基础。

总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是唯物的，而且是辩证的，它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它作为一个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是经济发展、精神追求和价值追求的有机统一；作为一个动态的发展体系，又体现了时代性、发展性和开放性的统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新时期党执政建设的伟大成果，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表现出我们党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成为我们党执政合法性的理论基础，它的实践则构成党执政合法性的现实基础。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3.

［2］［美］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3］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执政合法性范文篇4

[论文摘要]确保执政合法性是任何一个政党确保执政地位都必须认真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问题。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的为确保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做出了艰辛探索，为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关于执政合法性的探索及其失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总结其经验教训，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巩固的执政地位。

一、对执政合法性问题的艰辛探索

(一)将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视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战略问题

通过人民战争夺取政权的对此深以为然：“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1]。”因而建国以后他一再强调党的各级干部和全体党员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并对危害党的执政基础的滥用权力、贪污腐败以及官僚主义问题进行了重点强调。

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那我们就应该利用这种权力来为人民谋利益，而决不允许以权谋私。滥用权力、贪污腐败则极大地损害了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因而对于党内出现的这种情况，给予了毫不留情的处理，1952年亲笔批示枪决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典型明证。

官僚主义是党脱离群众的重要表现，也会极大地破坏党的执政基础。建国以后，针对执政党最容易犯的这一脱离群众的问题，在1951年给各级各地党组下达指示，要求他们重视人民来信：“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2]。”1955年他再次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3]。”此后他又多次强调，“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4]。”

(二)重视执政主体的自身建设，在强调坚持“两个务必”的同时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执政主体没有健康健全的肌体，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都难以得到保证，当然也就无法在获取和维护执政合法性方面有所作为。建国之后党员干部在自身建设上最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作风问题，对此十分清楚，因而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党的建设的“两个务必”思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5]。”

执政能力建设也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他一再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6]。”并强调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搞好经济建设。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要真正学懂[7]。”对执政能力建设的探索虽然是初步的，但也是富有成效的，对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三)对获取和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规律性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

首先，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执政合法性得以实现的政治基础。政治合法性的产生与维护除了需要执政者个人品质以及规范运作外，更多地基于该政党、该政治制度本身内蕴的道德价值和人民对其信仰的力量，以及人民群众对该政党、该政治制度的支持和拥护。在他看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8]。”“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9]。”

其次，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政党获取和维护执政合法性的经济基础。早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就深刻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0]。”在1957年初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又明确提出：“我们根本的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社会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1]。”虽然最终偏离了经济建设中心的轨道，但的这一思想及其对经济发展所作的探索，为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策的出台提供了思想启迪。

二、在探索政合法性问题上的失误

(一)民主的误区：“以“大民主”为核心的群众运动式的执政方式对民主发展的消极影响

民主是人类政治发展的理想追求，也是现代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石。也将发扬人民民主作为确保执政合法性的锐利武器，早在延安时期同知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的“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谈话中就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兴亡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2]。”建国以后，领导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法律制度。公务员之家

但在实践中，的民主更多的足以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针对党的执政合法性带来巨大的威胁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选择了“大民主”这一形式作为其遏止举措：“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我们发动群众斗，斗了二十几年，把他斗跨了；运动，农民群众起来，斗了三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大民主[13]。”同样，“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14]。”这种大民主以及大民主为核心的群众运动式的执政方式在“”中发展至顶点，给本就不够稳定和完善的民主秩序造成了极大冲击，加之意识形态主导下的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党的执政合法性遭遇了空前危机。

(二)制度化的缺失：忽视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制度建设，在很多时候依靠的是个人权威和“人治”模式。

受历史传统、战争因素、苏联体制以及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建国后的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权，相应的民主法制制度都还没有得到建立和健全。“一个团结的领导集团形成的权威和信任的气氛有助于加深普通官员和民众的印象，从而提高他们实现党纲或承认党纲的热情[15]。”就这使得，高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也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对当时的经济政治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到了晚年后的毛泽往往不足根据正常的民主秩序去做出决策，而是试图用个人权威以及由之确立的个人崇拜来进行具体的政治运作。在他看来，只有在他的领导下，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才能正常进行：“我还是不能死掉，我还得搞一段[16]。”我们知道，当个人权威大到可以左右党左右群众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一定是不正常的，因为民主必须以真正的平等为基石，必须依靠完善的法律制度来保障，利用个人崇拜和“人治”模式来实现民主无异于缘木求鱼，既达不到发展民主的目的，相反还会给党和政府的政治合法带来灾难。

三、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探索的历史启迪

“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17]。”因而要确保执政地位必须与时俱进的构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在先进性与代表的冲突问题，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不足问题，以及权力腐败所引起的人民群众认同感下滑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对党的执政合法性构成了严重威胁，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得力措施予以解决。

首先，正确认识和处理确保性和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关系问题。党的执政基础包括阶级基础和群众两个方面，这就要求在确保党的进行性的同时，扩大代表性。先进性是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的源泉，是我们党获得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的首要条件，因而也是确保党的执政合法性首先应该解决的重要问题。与此同时，在确保党的先进性的同时，还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扩大党的代表性，增强党的政治代表功能。只有这样，党才能更好地整合各阶层社会力量，才能更好地满足多元化的利益主体的利益要求，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从而真正有效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重塑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关键所在。

其次，认真解决人民群众关注的权力腐败、社会贫富悬殊等重大社会问题。当前权力腐败问题日渐成为威胁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重大问题，部分党员干部的腐败已经严重影响到人民群众对整个党的信任，如果任其泛滥，党就有可能面临失去群众、丧失执政合法性进而失去执政地位的危险。再次，党的先进性不是一个抽象的空洞的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判断党先进不先进，归根到底要看它能否顺应历史发展规律、能否代表并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在当前这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没有很强的执政能力，党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就是问题，更不用说代表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苏联东欧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执能力无法适应时展和人民要求，丧失了先进性和执政基础，从而丧失执政合法性，最终被人民所抛弃。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先进性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的统一是执政合法性建设的根本规律。

[参考文献]

〔1〕著作专题摘编〔M〕.北京：文献出版社，2003：227，277.

〔2〕〔3〕〔6〕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64，254—255，395.

〔4〕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26.

〔5〕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8—1439.

〔7〕〔13〕〔14〕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031、1079.

〔11〕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09.

〔12〕黄炎培.八十年来〔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157.

〔15〕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57.

执政合法性范文篇5

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胜利，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的功绩，赢得了人民的支持与拥护。但是，十年，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如何实现党执政的合法性转型，达到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国家的继续发展，邓小平做出了全方位的思索与探索。

一、转换执政绩效观念：实现党的工作中心转移

“‘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①]邓小平总结以前的历史教训，指出“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这以前，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②]因此，从“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各方面的改革。”邓小平强调，“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③]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④]“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不改革不得，不开放也不行。过去二十年的封闭状况必须改变。我们实行改革下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归”于十年“”，这个灾难的认识太深刻了。”[⑤]“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⑥]

执政的合法性，其实就是人民对执政党的支持与拥护。邓小平牢牢地把握住这一点。他认为，“现行政策对不对，对国家来说对不对，对人民来说对不对，人民的日子是不是逐步好过一些。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现行政策只要一变，人民生活肯定会下降。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⑦]“人民有自己的亲身经历，眼睛是雪亮的。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现在不仅吃饱穿暖，而且有现代化生活用品，人民是高兴的。既然如此，我们的政策还能不稳定？政策稳定反映了党的稳定。”[⑧]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邓小平是对的。如果“不搞改革开放，就呜呼哉了，哪里能有现在的中国？”[⑨]“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是真好，不是假好。对改革开放，人民是拥护的，人民看到中国是大有希望的。”[⑩]在90年代初，邓小平就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⑪]“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经济发展是政治稳定的根本基础。

二、调整意识形态取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在很大程度上将意识形态当作了根本政治合法性基础。在“”中甚至发展到极端，被“”利用而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因此，在政治合法性转型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还有农村政策、对外关系政策，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⑬]“思想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同志说的实事求是，坚持同志的基本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十分重要，坚持社会主义对中国也十分重要。”[⑭]

正确的意识形态建设过程，是一个有破有立的过程。一方面，要坚决反对“左”和右的思想。邓小平反复强调，要“着重反对‘左’，因为我们过去的错误就在于‘左’。但是也有右的干扰。所谓右的干扰，就是要全盘西化，不是坚持社会主义，而是要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⑮]“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特别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⑯]

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个现代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如果我们本世纪内达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大进一步地说服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只有消除消极因素，才能更好地实现发展。消极因素主要表现在理论、思想、文化领域。因此，我们特别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提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说服教育工作，同社会不良风气包括特权思想进行斗争。”[⑰]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⑱]“实行开放必然带来一些坏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⑲]“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的思潮。……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⑳]因此，“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21]一定要“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的任务。……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22]“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现在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23]

事实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同样，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也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24]“现在中国局势稳定，一个是由于处理一九八九年那场动乱时坚持社会主义，一点也不动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老祖宗不能丢啊！”[25]从合法性角度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了价值取向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保证了政治结构的合法性基础，坚持马列主义思想保证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基础。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改变权威的型态：从个人权威到集体与法理权威

政治合法性不排斥个人权威。在某种程度上，领袖的个人权威为一个党，一个政权奠定政治合法性基础。在我党历史上，的个人权威就是如此。邓小平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这丝毫不排斥人民对于杰出的个人的尊敬；而尊敬，当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当作神。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说没有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党能够平安度过，某种程度上也因为“我们党和由于长期斗争历史形成的威望很高”。[26]在总结党的历史时，邓小平一再指出，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对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不稳定。”[27]

但是，随着国家的发展，这种个人权威必须转型。邓小平一再告诫：“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得出来的。所以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不赞成给我写传。”[28]“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我认为，过会夸大个人作用是不对的。人总是要死的。哪一天我不在了，好像中国就丢了灵魂，这种看法不好。我在有生之年还可以做一些事，但希望自己从政治舞台上慢慢消失。”[29]在对待自己的评价上，邓小平为后人作出了榜样。“现在看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死去了上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30]“一九八七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我是出了力的，但不只是我一个人。所以，不能把九年来的成绩都写在我个人的账上，可以写我是集体的一分子。过分夸大一个人的作用并不有利。”[31]邓小平真正所做的就是使政治合法性的权威基础，从个人转向集体，树立中央权威，树立一个有核心的领导“班子”。他认为，“中国的未来要靠新的领导集体。近十年来的成功也是集体搞成的。”[32]邓小平一再强调人民对于领导“班子”的认同问题，说到底，就是政治合法性问题。他指出，“人民是看实际的。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有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无宁日。……这个领导班子要取信于民，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不是说对班子里的每个人都满意，而是对这个集体满意。人们对班子里的每个人都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但对整个集体表示满意就行了。”[33]同时，邓小平不断强调，一个班子也要有一个核心，“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因为有作领导核心，‘’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从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34]

同时，邓小平特别强调，社会主义要讲民主与法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思想，都同民主问题有关。”“为了保障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咱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我们吃够了动乱的苦头。……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35] 

正是邓小平的探索与实践，并顺利完成“”后党执政合法性的转型，使我们党获得广大人民衷心的拥护与支持，创造了改革开放的丰功伟绩。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9页《形势迫使人们进一步改革开放》，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以下注释均出自第三卷，不再另行说明。

[②]第269页，《形势迫使人们进一步改革开放》。

[③]第10页，《一心一意搞建设》。

[④]第28页，《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⑤]第264-265页，《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

[⑥]第29页，《路子走对了，政策不会变》。

[⑦]第173-174页，《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

[⑧]第235页，《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

[⑨]第327页，《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

[⑩]第332页，《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要由美国采取主动》。

[⑪]第354页，《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

[⑫]第370-371页，《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⑬]第10页，《一心一意搞建设》。

[⑭]第62页，《建设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⑮]第225页，《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

[⑯]第228-229页，《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

[⑰]第205页，《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

[⑱]第28页，《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⑲]第156页，《拿事实来说话》。

[⑳]第45页，《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

[21]第124页，《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22]第46-48页，《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

[23]第381页，《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24]第144页，《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25]第368-369页，《总结经验，使用人才》。

[26]第136页，《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27]第284页，《压倒一切的是稳定》。

[28]第173-174页，《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

[29]第273页，《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

[30]第310页，《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

[31]第258页，《十三大的两个特点》。

[32]第273页，《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

[33]第298-299页，《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

执政合法性范文篇6

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胜利，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的功绩，赢得了人民的支持与拥护。但是，十年，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如何实现党执政的合法性转型，达到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国家的继续发展，邓小平做出了全方位的思索与探索。

一、转换执政绩效观念：实现党的工作中心转移

“‘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①]邓小平总结以前的历史教训，指出“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这以前，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②]因此，从“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各方面的改革。”邓小平强调，“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③]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④]“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不改革不得，不开放也不行。过去二十年的封闭状况必须改变。我们实行改革下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归”于十年“”，这个灾难的认识太深刻了。”[⑤]“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⑥]

执政的合法性，其实就是人民对执政党的支持与拥护。邓小平牢牢地把握住这一点。他认为，“现行政策对不对，对国家来说对不对，对人民来说对不对，人民的日子是不是逐步好过一些。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现行政策只要一变，人民生活肯定会下降。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⑦]“人民有自己的亲身经历，眼睛是雪亮的。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现在不仅吃饱穿暖，而且有现代化生活用品，人民是高兴的。既然如此，我们的政策还能不稳定？政策稳定反映了党的稳定。”[⑧]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邓小平是对的。如果“不搞改革开放，就呜呼哉了，哪里能有现在的中国？”[⑨]“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是真好，不是假好。对改革开放，人民是拥护的，人民看到中国是大有希望的。”[⑩]在90年代初，邓小平就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⑪]“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经济发展是政治稳定的根本基础。

二、调整意识形态取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在很大程度上将意识形态当作了根本政治合法性基础。在“”中甚至发展到极端，被“”利用而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因此，在政治合法性转型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还有农村政策、对外关系政策，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⑬]“思想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同志说的实事求是，坚持同志的基本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十分重要，坚持社会主义对中国也十分重要。”[⑭]

正确的意识形态建设过程，是一个有破有立的过程。一方面，要坚决反对“左”和右的思想。邓小平反复强调，要“着重反对‘左’，因为我们过去的错误就在于‘左’。但是也有右的干扰。所谓右的干扰，就是要全盘西化，不是坚持社会主义，而是要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⑮]“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特别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⑯]

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个现代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如果我们本世纪内达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大进一步地说服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只有消除消极因素，才能更好地实现发展。消极因素主要表现在理论、思想、文化领域。因此，我们特别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提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说服教育工作，同社会不良风气包括特权思想进行斗争。”[⑰]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⑱]“实行开放必然带来一些坏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⑲]“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的思潮。……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⑳]因此，“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21]一定要“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的任务。……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22]“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现在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23]

事实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同样，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也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24]“现在中国局势稳定，一个是由于处理一九八九年那场动乱时坚持社会主义，一点也不动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老祖宗不能丢啊！”[25]从合法性角度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了价值取向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保证了政治结构的合法性基础，坚持马列主义思想保证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基础。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改变权威的型态：从个人权威到集体与法理权威

政治合法性不排斥个人权威。在某种程度上，领袖的个人权威为一个党，一个政权奠定政治合法性基础。在我党历史上，的个人权威就是如此。邓小平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这丝毫不排斥人民对于杰出的个人的尊敬；而尊敬，当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当作神。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说没有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党能够平安度过，某种程度上也因为“我们党和由于长期斗争历史形成的威望很高”。[26]在总结党的历史时，邓小平一再指出，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对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不稳定。”[27]

但是，随着国家的发展，这种个人权威必须转型。邓小平一再告诫：“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得出来的。所以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不赞成给我写传。”[28]“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我认为，过会夸大个人作用是不对的。人总是要死的。哪一天我不在了，好像中国就丢了灵魂，这种看法不好。我在有生之年还可以做一些事，但希望自己从政治舞台上慢慢消失。”[29]在对待自己的评价上，邓小平为后人作出了榜样。“现在看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死去了上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30]“一九八七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我是出了力的，但不只是我一个人。所以，不能把九年来的成绩都写在我个人的账上，可以写我是集体的一分子。过分夸大一个人的作用并不有利。”[31]邓小平真正所做的就是使政治合法性的权威基础，从个人转向集体，树立中央权威，树立一个有核心的领导“班子”。他认为，“中国的未来要靠新的领导集体。近十年来的成功也是集体搞成的。”[32]邓小平一再强调人民对于领导“班子”的认同问题，说到底，就是政治合法性问题。他指出，“人民是看实际的。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有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无宁日。……这个领导班子要取信于民，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不是说对班子里的每个人都满意，而是对这个集体满意。人们对班子里的每个人都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但对整个集体表示满意就行了。”[33]同时，邓小平不断强调，一个班子也要有一个核心，“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因为有作领导核心，‘’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从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34]

同时，邓小平特别强调，社会主义要讲民主与法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思想，都同民主问题有关。”“为了保障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咱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我们吃够了动乱的苦头。……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35] 

正是邓小平的探索与实践，并顺利完成“”后党执政合法性的转型，使我们党获得广大人民衷心的拥护与支持，创造了改革开放的丰功伟绩。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9页《形势迫使人们进一步改革开放》，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以下注释均出自第三卷，不再另行说明。

[②]第269页，《形势迫使人们进一步改革开放》。

[③]第10页，《一心一意搞建设》。

[④]第28页，《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⑤]第264-265页，《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

[⑥]第29页，《路子走对了，政策不会变》。

[⑦]第173-174页，《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

[⑧]第235页，《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

[⑨]第327页，《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

[⑩]第332页，《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要由美国采取主动》。

[⑪]第354页，《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

[⑫]第370-371页，《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⑬]第10页，《一心一意搞建设》。

[⑭]第62页，《建设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⑮]第225页，《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

[⑯]第228-229页，《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

[⑰]第205页，《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

[⑱]第28页，《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⑲]第156页，《拿事实来说话》。

[⑳]第45页，《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

[21]第124页，《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22]第46-48页，《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

[23]第381页，《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24]第144页，《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25]第368-369页，《总结经验，使用人才》。

[26]第136页，《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27]第284页，《压倒一切的是稳定》。

[28]第173-174页，《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

[29]第273页，《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

[30]第310页，《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

[31]第258页，《十三大的两个特点》。

[32]第273页，《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

[33]第298-299页，《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

执政合法性范文篇7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执政能力

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是加强执政合法性建设。要提高执政能力，执政党需要适应历史条件的变化，及时变革合法性的基础，推动执政合法性向现代合法性的转型。本文拟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转型的趋向及其途径作粗浅的分析。

一、第一次合法性的转型：从意识形态中心型向经济绩效中心型的转变

合法性是指民众对现存政治统治的信任、支持和认同。一个执政党是否拥有合法性，就看它是否得到人民的拥护及其程度如何。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人民支持不支持、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合法性被看作是有效统治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只有当执政党获得人民自愿的拥护时，其统治才更有效力，才更能保持政局的稳定。反之，执政党的号召和动员能力就会被削弱甚至失效，最终会导致政治动荡、政权丧失。因此，“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得以确立。此后，中国共产党为巩固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地位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

大致说来，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前，中国共产党主要凭借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来培育民众的认同感以凝聚人心，从而控制和领导国家政治生活。”“意识形态是关于建设理想社会的总体观念和信仰系统”，它是维系一个政治系统合法性的不可缺少的资源，它所具有的价值引导功能、教育功能、社会整合功能以及规范功能，有助于培养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情感，使社会成员产生和坚持关于合法性的信仰和信念，从而赢得社会成员的广泛支持和普遍认同。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它的人民性、革命性、真理性和先进性，决定了它具有巨大的意识形态感召力和魅力，必然会赢得众多的信仰者和广泛的认同。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领导者的必要性、必然性和合法性提供了充分的理论论证。而且，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因成功地指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赢得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消灭了剥削和压迫，建立了新中国而获得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拥护。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相结合，上升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继续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提供支撑。中国共产党通过国家宣传机器进行马列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宣传及灌输，使社会公众逐步形成、强化与之相适应的理想、信仰、价值观、道德准则和社会心理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体现的阶级内涵与价值诉求成为全社会公认的主流社会意识。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追求成了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源泉。回顾历史我们看到，建国后正是人民对党倡导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美好社会的憧憬，使得党赢得了巨大的号召力和动员力。相信党能领导人民建设美好社会，过上幸福生活的信念，使人民对党的执政充满了期待，产生了对党执政的“预支性的合法性”支持。这种支持甚至在出现“”和化运动的政策性失误以及随后出现的三年经济困难局面下都未曾动摇过。为了“美好的明天”，人民群众甘愿忍受现时生活上的困难。坚信“面包会有的”、“社会主义的美好明天会到来的”信仰，使中国共产党即使在新中国的艰辛岁月里都赢得了人民的支持。总起来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来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力是支撑执政合法性的关键因素。当然，该时期执政党的合法性来源不是唯一的，除了意识形态来源外，还有绩效（建国初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功）、个人魅力（的人格魅力）、历史传统（个人崇拜等）等来源，这些都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赢得了合法性。但比较而言，意识形态在整个合法性基础中占了主导地位。因此，从总体上说，这个时期的合法性是意识形态中心型的。

意识形态中心型的合法性要维持得持久，需要把意识形态训导与执政绩效，特别是经济绩效有机结合起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基于实质合理性的诉求，它天然要求政绩的支撑。”意识形态的先进性、真理性和人民性只有最终体现在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上，才能充分地生成合法性。如果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得不到政绩的有效支撑，意识形态就会失去真理的力量，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合法性就面临着危机。如同马克思指出的：“‘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应该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在意识形态训导与执政绩效的有机结合上做得是成功的，一方面进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宣传和灌输，同时，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也卓有成效，二者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党的执政合法性得到增强。但50年代后期“左”的错误思想开始出现和发展，“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长期忽视发展生产力，导致国家的经济绩效每况愈下，人民不但没有得到期望已久的富裕生活，相反却陷入了普遍贫困的境地。为了维护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维护执政合法性，从50年代末开始，期望通过群众性政治运动甚至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强化对意识形态的信仰。但适得其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不断升级，特别是“”的发生，严重损害了党和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和神圣地位，从而也进一步损害了意识形态赋予党的合法性基础。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来源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已显现危机。重塑执政合法性，实现合法性的转型已是当务之急。

为了重塑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改革开放之初，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地总结了国内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合法性基础由以意识形态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绩效为中心上来，以经济发展来赢得社会成员普遍的支持。无疑，经济发展对于维护合法性具有重要作用，经济发展可以带来福利的改善，使社会成员对执政党产生较高的评价，从而有助于社会成员认同执政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把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并牢牢抓住这个中心不动摇，大力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由此赢得了人民群众对于党执政的充分信任和支持。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人民是拥护的，人民看到中国是大有希望的。”“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向经济绩效主导的合法性的成功转型使中国共产党走出了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危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资源得以扩大，党的执政和领导地位得以巩固和加强。

二、当前经济绩效主导的合法性面临的新挑战

应该看到，以经济绩效为主导的合法性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能否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从而支撑执政合法性，有时并不完全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志，客观因素可能给以经济绩效为主导的合法性带来许多变数。随着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变迁，经济绩效模式的合法性正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

第一、“政绩困局”的挑战。从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来看，合法性基础的构成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多种合法性资源要素构成的，经济增长只是其中要素之一。任何一个执政党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尽可能占有更多的合法性资源，不能把合法性仅仅放在一两种资源的的基础上。如果把合法性仅仅放在一两种资源的基础上，一旦这种资源出现短缺和枯竭，执政党的合法性就会面临危机。靠经济增长来换取合法性就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这也就是亨廷顿在分析“政绩合法性”的时候提出的“政绩困局”的问题。当经济快速发展时，人们在不同程度上从中受益，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人们就会拥护现有政治的统治。一旦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或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不能稳步提高甚至恶化，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怀疑。这种仅把经济发展作为政治稳定实现模式的实践的失败，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训中曾得到验证。比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实践。这些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政治合法性没有问题，可一旦经济停滞，社会矛盾马上就会爆发，执政党和政权就面临危机甚至倒台。尽管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为执政党地位的稳固提供了重要支撑，但对于“政绩困局”我们应予以充分正视。应该看到，经济的发展因受到诸多因素限制，不可能始终保持高速发展的状态。首先，经济发展受自身规律的制约。一是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发展有快有慢，不可能总是快的；二是经济基数有大小之别，一般在经济基数较小时，经济增长较快，但随着基数不断增大，经济增长速度就会递减，不能总是保持很高的速度。其次，我们处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增加了经济安全的隐患，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可能使一国发生的经济危机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迅速殃及他国；全球自由投资的便利也增加了金融投机的可能性；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也使得政府控制国民经济的能力弱化。这些都使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因此，全球化时代把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无异于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全球化这个异己的偶然性力量。总之，由于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等因素的影响，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使政治体系难以完全避免经济衰退，此时执政党就可能会因经济发展受阻而遭遇合法性危机，对此，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第二、转型时期我国社会日益增长的现代性政治观念和需求的挑战。政治合法性具有与时俱进性，时代不同了，人们对政治合法性的要求也不同。在传统臣属型社会里，统治者愚民政策的实施及被统治者的愚昧落后，使得迷信政治大有市场，统治者往往借用超自然的力量（神、上帝等）来为自己的统治提供合法性依据，这使得“天命论”、“君权神授论”大行其道。但在一个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社会里，随着政治的理性化和世俗化，“公民社会”的发育，公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公民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转变，现代政治观念如民主、平等、自由、法治、参与成为普遍的追求，由此导致人们对政治合法性的评价标准发生变化，传统的“君权神授论”自然难以再生成政治合法性，人们也不仅仅满足于政绩合法性，与民主法治等现代性政治观念相适应的政治合法性成为人们的更高追求。执政者能否及时地满足公民的现代性政治观念的期求，已经成为能否进一步获取合法性认同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的政治合法性正面临着这一问题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公民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参与意识、法制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些都使公民对党和政府扩大民主、依法执政有了更高的要求，公民自身的政治参与期望也大增。上述民主诉求如果得到有效满足，党和政府会从中赢得新的法理性合法资源。如果这种诉求得不到有效满足，特别是参与渠道不畅通，公民的参与欲望得不到实现，就会导致公民的失落感和挫折感，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就会受到影响。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当前，我国政治建设领域存在着民主需求迅速增长与满足民主需求的制度化渠道的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一方面，民主需求很快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原有的公民直接参与政治的渠道不多、机制不完善，又加上政治制度的创新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造成目前我国民主制度化的水平不高。这也成了制约我们扩大民主，满足民主需求的“瓶颈”。尽快解决这个“瓶颈”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民主、法治等现代性政治需求，从中获取法理性合法资源，是执政党进行合法性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第三、改革发展进程出现的严峻社会问题的挑战。1978年以来，我国市场化趋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成效巨大，但由于体制转型，也由于我们对发展观的理解的片面等原因，导致了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出现了公共权力腐败、工人下岗和失业、农民负担过重、社会分配不均、城乡和地区差距扩大、社会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可归结为两类，一个是腐败问题，一个是公平问题。这两大问题都对党的执政合法性构成了很大威胁。就腐败问题看。改革开放以来，个别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放弃共产主义信念，抛弃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滥用权力、违法乱纪、贪污受贿、道德败坏、生活腐化，成为一大公害。腐败现象对执政合法性的危害在于，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败坏了党风，损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损害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现实生活中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等现象大量存在，在有的地方已造成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紧张。这些都大大消耗了执政党的合法性资源，侵蚀了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

就公平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成功地解决了效率问题，但公平问题未兼顾好。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政策选择的失误，以及国家新旧体制的转轨时期，国家法律、政策及管理方面出现的一些漏洞，致使极少数人收入和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收入差距拉大。当前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已经达到或超过了社会警戒线，具体体现为基尼系数偏高。据统计，当前我国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已上升至0.49。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行列。贫富分化对执政合法性的威胁在于，首先，引发社会不满情绪，降低政治认同，影响民心的向背。我们看到，随着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社会不满情绪明显增多。根据一项对城市居民的调查发现，2000年有22%的居民对自身生活状况不满，超过城市居民的五分之一，约有1亿人。另有学者根据各种调查得出结论认为，大约有55%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表示满意，大约45%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意。仅就全国城镇人口而言，后者约有2亿人。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均贫富”文化传统的国度，对于贫富分化的承受度较低，贫富分化过于严重会影响到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评价，影响民心的向背。其次，损害党执政的阶级基础。任何政党都有特定的阶级基础，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有着本质区别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具有广泛的人民性，依靠的是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并切实代表了这些主要社会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也由此有了广泛的阶级基础。但当前这一基础正受到削弱。改革使所有的阶级阶层都获益了，但获益是不均的，两极分化的。从改革中获益最少的主要是原来的工人、农民阶级。下岗失业人员、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下降的群体、负担过重的群体主要出自这些阶级，这些阶级占了人口的大多数。尽管改革也给这些人带来了福利的绝对增进，但福利的相对增进太慢，仍然会使这大多数人产生相对被剥夺感，这就是出现“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重要原因。改革实质上是利益的调整和再分配，在改革过程中，执政党能否代表社会主要阶级的利益，是能否获得认同和支持的必要条件。显然，在利益分配过程中，社会基本阶级的相对福利受损，必然会削弱执政的阶级基础，这已成为威胁执政合法性根基的重大隐患。经济绩效合法性面临的以上挑战说明，重新调整和扩大执政合法性，实现合法性的第二次转型，已是十分必要的了。

三、创新执政合法性：实现第二次转型的路径选择

当前，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实现执政合法性的创新与转型，需要把握以下几点：

1、构建“以民为本”的绩效观，夯实执政合法性的绩效基础。执政党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必须提高执政绩效，满足民众的需要。其中，最重要的是不断提高经济绩效。现在，我们虽然不能把执政合法性仅仅捆绑在经济增长的快车上，但经济增长却是生成执政合法性的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只有尽可能地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富民强国，才能持续有效地增强执政党的合法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经济成就不仅在现时为共产党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中也具有合法性。”鉴于以往改革中出现的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不均衡导致认同度降低、执政的合法性资源流失的问题，对以往的经济绩效观进行调整是十分必要的，这种调整的基本趋向就是把“以民为本”理念引入经济绩效观中，并加以强化，形成以民本理念为指导的经济绩效观。“民本型”经济绩效观体现如下几点基本要求：第一，利民为本。“民”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就是说，发展经济的出发点是以满足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标准的，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落脚在最大多数人福利的改善上。第二，机会均等。国家创造一种法律、制度和政策环境，给每个人，无论是“官”还是“民”以均等的选择和发展的机会。第三，利益分配相对均衡。可考虑根据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既要保证效率优先，使那些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开拓创新的人先富起来；又要兼顾公平，通过经济、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平衡利益分配，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逐步缩小贫富差距，使利益差别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内，力争减轻或消除在中低收入者阶层中产生的强烈的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第四，弱势群体得到有效救助。民本发展观内在地要求执政党更多地关注民生，关心群众的疾苦，特别是对弱势群体实施重点救助。第五，抑制腐败。要以民为本，赢得人心，必须解决当前广大群众最不满意，对党群关系影响最严重的腐败问题。“对于现任的政治机构来说，制止腐败是在转型期维护信誉最保险的办法。”“现任的中国领导层和政治机构如果能更有效地遏止腐败的蔓延，中国的老百姓就会更有耐心并重新树立对政府的信任。”健全权力制约与监督体制，严格约束和规范公共权力，是治腐之本。惟有建立起完善的权力监督和制约体制，才可以规范公共权力的运行，消除滥用权力的现象，有效防止贪污腐败、官僚主义行为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祸害，堵住合法性资源流失的漏洞。

2、培育法理型权威，并使其成为执政合法性的主导。法理型合法性是现代社会合法统治的必然趋势和最终归宿，特别是处在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在原有合法性受到挑战后，及时构建法理型的权威，这是开辟新的合法性资源的必然选择。马科斯·韦伯曾把合法性基础分为三种广为人知的类型：传统型、超凡魅力型和法理型。一般来说，现实中并不存在纯粹的传统型、超凡魅力型或法理型合法性基础，多数国家的合法性都是三种类型的混合，但三类合法性配置的比重各有不同。现代社会的日益理性化、功利化、民主化和法治化，使得现代执政党从某些神话、宗教或传统惯例中获取的认同大大下降，也使得人们对具有虚幻色彩的个人魅力的信仰日益淡化，而对建立在法定民主程序和制度之上的统治的认同日益增强。因此，法理型认同必然会取代传统型认同和“超凡魅力”型认同而占据统治地位。正如马科斯·韦伯指出的：“如今，最普遍的合法性形式是合法的信念，即形式上正确的制定，且以人们习惯的方式制定所含有的默认。”法理型统治是指建立在遵守正式制定的非个人专断的法规基础上的统治。法律制度之所以能产生合法性信仰是因为法律化的制度规范设定了大家认同的程序化的政治体制、政治机制和政治行为规则，政党行为遵循了这些“游戏规则”，在价值尺度上才被判定“正统”，否则被视为“非法”，因此，对民主程序的认同将使执政党获得合法性，这也就是卢梭提出的“按程序办事的合法性”。当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向法理型认同转型，符合现代社会合法性基础演变的必然趋势和规律。重视法理合法性资源的开发，大力培育法理型权威，是当前我国执政合法性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这要求执政党做到：第一，依法执政。执政党要大力弘扬宪政精神和法治理念，确立宪法、法律作为国家管理的最高准则的地位，推动和实现执政方式的法治化，按照法律规定的范围、程序、内容和手段行使执政权力。第二，民主执政。现代法理的权威是在民主的基础上产生的，缺乏民主，执政权威就缺乏认同。因此，培育法理合法性，就必须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要真正行使好代表功能，就必须特别注意发扬民主。执政党必须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规范的、程序化的公民参与制度和机制，为公众提供自由的、均等的参与机会。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民意得到表达，民主权利得到实施，利益得到维护。这样的制度必定会获得公众的普遍认同，中国共产党就会从民主制度和体制中获得合法性资源，有利于在制度上加强执政合法性。第三，科学执政。以往，执政党的治国理政带有一定的经验色彩，新的历史条件要求执政党走出凭经验执政的思维，树立科学执政的新理念。科学执政对执政党的新要求是：执政党能尊重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注重研究执政规律和执政艺术；科学地分析和判断国内外形势；进行科学化决策；实施科学发展观等。只有科学执政才能提高执政绩效，提高执政能力，从而获取更多的执政认同。

3、进行意识形态创新，奠定合法执政的思想基础。意识形态历来是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基础之一，特别是在良好的执政绩效作支撑的情况下，意识形态的信仰形式对于论证和维护执政合法性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创新执政合法性决不能忽视或淡化意识形态的训导作用，而是要继续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强调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的优势。邓小平指出：过去搞革命，中国共产党靠的是马克思主义信仰，靠的是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现在搞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要靠这个。“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要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引导作用，需要进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创新。为此，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用实践标准加以检验。确是错误的个别论断和言论就加以放弃；有些是适应当时而不适应当前的就应扬弃；证明正确的就继续继承和坚持；证明是后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就要坚决摒弃。第二，要使意识形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才更具有生命力，更具吸引力，才能更易为群众所掌握和认同。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邓小平理论就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它已得到了普遍的政治认同，而成为在当代中国具有强大动员力的主流意识形态。第三，要使意识形态更具亲和力。意识形态创新要尊重当代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要与民主、自由、公正、人权相契合。只有如此，意识形态才可能获得普遍的认同，产生巨大的亲和力，有效地维护执政合法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1998

2.朱成君“三个代表”与政治文明:政治合法性的两个支点[期刊论文]-攀登2003(05)

3.杨宏山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发展2003

4.张健合法性与中国政治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5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1994

7.亨廷顿.刘军宁第三波1998

8.陈宗胜.周云波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及其经济学解释[期刊论文]-经济研究2001(04)

9.中国社会科学院200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01

执政合法性范文篇8

一、增强合法性理念：执政党必须关注的政治目标

1、强大的合法性基础能增强执政党对民众的政治动员力。强大的政治动员力是执政党把民众聚集在自己周围的重要条件。看一个执政党是否有战斗力，关键是看其有多大的政治动员力。而一个执政党要获得强大的政治动员力，首先要求广大民众对自身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产生认同。当一个政党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成为民众的信仰和价值观时，民众就成为实现执政党目标的强大物质力量。相反，执政党的执政目标就难以在社会上推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之所以能在50年的多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重要原因是该党把自身的核心价值理念转化为民众的思想。如他强调“亲善关怀、互敬互重、孝顺尊长、忠诚承诺、和谐沟通”的家庭价值观，就受到了民众的广泛认同。我们党现在倡导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等等，在广大人民中就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民众对执政党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产生了认同，就与执政党有相同的认知和政治情感，无疑会增强执政党的政治动员力。

2、强大的合法性基础能使民众包容或者原谅执政党的过失。在现代政党政治中，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党不犯错误，关键是民众对执政党所犯错误采取的态度。如果一个执政党一犯错误，民众就借机反对，就说明该党的合法性基础极其薄弱。相反，如果一个政党犯了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民众仍然对它包容和原谅，就说明该党的合法性基础十分强大。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合法性基础十分强大的政党。在“”十年中，我们党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人民始终支持共产党，这就是源于我们党长期的合法性积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沉淀于中国人民心中的深厚心理基础。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因为“性丑闻”并引发政治危机，但因其经济上的成就获得了美国民众的认同，因而躲过了“总统弹劾”。与此相反，苏共在“8·19事变”之后立即垮台，主要是因为其合法性基础十分薄弱，民众对它长期所犯的错误已经没有包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强大合法性的执政党不会因为一些失误而垮台。民众对犯错误党的包容，给执政党改正错误、继续前进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回旋的余地。因此，一个执政党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注意合法性积累，不断追加合法性资源。任何执政党的失败，都是在合法性资源消耗贻尽之后发生的。

3、强大的合法性基础有助于推进政党事业的顺利发展。推进一个政党的事业可以有两种力量，即以暴力为后盾的强制性力量和依靠社会认同而产生的自觉服从的力量。强制性力量虽然也能推进党的事业，但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太高。以暴力为后盾的强制性服从是逼迫的，而处于被迫状态的人们始终会寻找机会摆脱这种状态。事实上，暴力掩盖下的稳定是整个社会用沉默的方式进行反抗。民众在被迫状态下，执政党实践政党目标的摩擦力会逐渐增强，因而所支出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为了使民众服从执政党的意志，执政党需要花费过多的精力广泛动员，需要很多的人力进行管理和监督，需要更多的财力实施政策方案。苏共的经济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运用外在的强制力量，伤害了不少民众的身心，也为日后民众的背叛埋下了隐患。强大的合法性基础保证了民众对执政党的支持，能有效降低执政成本。实践证明，一个政党的合法性越强，实施执政的政策越顺利，实施政策的阻力越少，反之相反。政党在失去合法性基础的时候，即便是一个有利于民众利益的政策，也可能得不到民众的支持。

二、构建合法性基础：执政党巩固执政地位的唯一途径

1、实现价值认同，增强合法性的思想基础。政党的合法性危机首先来源于价值观念的危机。民众对执政党倡导的价值观念予以认同，意味着执政党赢得了合法性的思想基础。因为民众对现成制度的认识，对政党纲领的理解，都是从执政党提供的价值理念中获得的。一个执政党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必然要对民众灌输自己的价值观。当执政党的价值观念被民众抛弃的时候，合法性危机也就产生了。苏共合法性的丧失，就是从思想信仰危机开始的。无产阶级政党追求人民的幸福、自由和平等，其思想价值观就是马克思主义。但苏共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背离了这一思想。一方面，苏共长期把马克思主义僵化，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苏共在改革中又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这就使原苏联人民对苏共的思想价值体系产生了动摇和怀疑，直接导致了合法性危机。在人类政治统治的历史上，一个政权虽然有宪法赋予的合法性，但当这个政权离开人们普遍认同的思想价值的时候，人民就有权力推翻它。无论是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是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概莫如此。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保持合法性，必须在思想理论上与时俱进。社会主流价值观是民众对政治主体认同的基础。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化，必然引起合法性所依赖的价值基础的变化。我们党要维护执政地位，应当根据人们观念的变化进行创新，努力把人们的认同建立在新的、反映出时代进步要求的基础上。时代变化了，执政党能为民众提供反映时展要求的思想价值信仰，执政党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同，一系列执政政策才能为人民所拥护。

2、实现制度认同，构建合法性的规则基础。民众对现成社会制度的认同，保证了政治主体执政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如果一个社会制度不为该国的民众所认同，而政党又在这一社会制度中运作，那么，政党本身就缺乏合法性基础。先进的政党总是和先进的制度相联系的。一个政党守着落后的制度并设法去维护它，那么，这个政党和陈旧的制度必将被民众一起抛弃。合理的制度是民主、自由、公正、平等并有效率，能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我们党要长期执政，必须把改革当作动力，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当社会主义制度超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就自然强化了我们党的合法性基础。制度认同还是民众对执政主体获取权力和运用权力合乎规则的认同。现代政治体制与传统政治体制的最大区别是权力的来源不同。在封建社会，君权为神授。神授的君权是可以世袭的，而世袭的权力具有合法性。从封建社会转向现代民主社会的过渡时期，政治主体的合法性主要依赖于领袖个人的魅力。而现代民主社会，政治主体的合法性则主要是遵循宪法规定的规则。政治主体违反宪法或法律，执政党常常违法获取或运作权力的制度和规则，即意味着它的政治合法性的丧失。这是我们党应当特别注意的一个经验和教训。

3、实现权威认同，强化合法性的政绩基础。一个政党通过宪法规定的制度获得了权力，具有了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基础。但是，获得权力认同的执政党并不一定都有很强的合法性。只有当权力与权威结合起来，才能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同。权威，是民众对执政党运用权力获得政绩的认同。在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宪法制度还不完善，所以政绩对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更有意义。

事实上，无论是发达的民主国家，还是社会转型中的国家，权力主体的合法性基础都需要显著的政绩来支撑。西班牙于1974年结束佛朗哥独裁政权统治率先进入新兴民主化国家的行列，而后西班牙的政权在执政期间取得了令民众心服的政绩。1989年，西班牙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6010美元，名列当时新兴民主化国家之首。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基本不存在社会经济的严重不平等，民众政治水平也有显著提高。这些政绩，有力提高了西班牙民主政权的合法性水平，从而巩固了新兴的民主政治制度。另一些新兴民主国家虽然建立了宪法制度，政治主体遵循了法律的规则，但由于没有建立有效的政绩，从而大大降低了合法性水平。1979年，尼日利亚结束了军人统治走上了民主化道路。但是，由于新兴民主政权没有令民众满意的政绩，因而尼日利亚的民主政权在1984年的一场军事政变中被推翻。

显著的政绩为合法的权利赋予权威，而权威才能令民众服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获得国家政权后，必须致力于发展经济，尽快提高民众的物质文化水平。事实证明，我们党仅仅想依靠历史上的政绩资源来保持合法性是行不通的。我们党在20世纪末进行了一场改革，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虽然改革中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但巨大的成就使我们党强化了合法性基础。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用新的政绩获得更大的权威巩固合法性。

4、实现利益认同，巩固合法性的社会基础。利益是民众选择政治态度的最终根源。当一个社会普遍获利的时候，执政党的合法性水平就比较高。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稳定，是因为建立了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这一社会中，极富者和贫困者都是少数，即使贫困者也有可靠的社会保障。民众对利益的基本认同，为社会长期保持稳定奠定了基础。相反，当广大民众获利甚少时，执政党的合法性水平就会降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改革的过程中，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产生了一大批穷人和极少数的富人，民众对现成的分配制度的厌恶，直接导致了政权的更替。

根据一些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执政党要使民众产生利益认同，至少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关注民众的普遍利益。在社会利益分化的历史进程中，如果往下的利益流动大于往上的利益流动，即整个社会是“失大于得”，社会就易出现不稳定。二是关注利益的合理性分配。社会阶层的流动不应以损失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由于社会财富易向某些社会群体集中，导致两极分化，从而为社会不稳定埋下隐患。社会不平等除了经济因素外，还有其他相关因素。如处在现代化转型期的国家，一些掌权者获得了各种资源的支配权，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总是优先满足自身的利益，有的干脆利用权力瓜分商业利润，很容易失去合法性。社会不平等是导致社会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我国由于社会分配差距的拉大，已经出现社会的不稳定的苗头。改革的实践警戒我们，要实现长期的社会稳定，必须控制社会分配的差距，使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在合理的范围内活动，构建和谐社会。

三、追加合法性资源：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1、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转化为人民的主流意识。这是从思想认同上构建党的合法性基础。时代在变化，执政党所推崇的思想理论也应当变化。一个执政党如果固守过时的理论，必然引起思想认同上的合法性危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之相适应，我国的政治和经济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时展呼唤新的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反映时代变化而应运而生的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我国现实的巨大变化作出了科学的解释，进而产生对党的高度认同。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改革开放的20多年，全党聚精会神，一心一意搞建设，排除“左”和“右”的干扰，不囿于姓“资”姓“社”的争论，推进了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但也有一些人对改革的举措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如认为“非公有经济的蓬勃发展，动摇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私营企业主入党是影响了党的性质”等等。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认同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对现实的科学解答而获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改革开放过程中思想困惑的总解答。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转化为全国人民的政治意识、主流意识，人民群众才能对现实心悦诚服地接受，才能认同我们党，并同我们党同心同德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2、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创新。这是从制度认同上构建党的合法性基础。我们党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说明党在理论上接受了现实，同时也要求党把社会的巨大变迁向上层建筑落实。政治体制是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我国的政治体制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能有效地推动社会的进步，增强党的合法性基础。

执政合法性范文篇9

一、增强合法性理念：执政党必须关注的政治目标

1、强大的合法性基础能增强执政党对民众的政治动员力。强大的政治动员力是执政党把民众聚集在自己周围的重要条件。看一个执政党是否有战斗力，关键是看其有多大的政治动员力。而一个执政党要获得强大的政治动员力，首先要求广大民众对自身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产生认同。当一个政党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成为民众的信仰和价值观时，民众就成为实现执政党目标的强大物质力量。相反，执政党的执政目标就难以在社会上推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之所以能在50年的多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重要原因是该党把自身的核心价值理念转化为民众的思想。如他强调“亲善关怀、互敬互重、孝顺尊长、忠诚承诺、和谐沟通”的家庭价值观，就受到了民众的广泛认同。我们党现在倡导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等等，在广大人民中就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民众对执政党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产生了认同，就与执政党有相同的认知和政治情感，无疑会增强执政党的政治动员力。

2、强大的合法性基础能使民众包容或者原谅执政党的过失。在现代政党政治中，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党不犯错误，关键是民众对执政党所犯错误采取的态度。如果一个执政党一犯错误，民众就借机反对，就说明该党的合法性基础极其薄弱。相反，如果一个政党犯了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民众仍然对它包容和原谅，就说明该党的合法性基础十分强大。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合法性基础十分强大的政党。在“”十年中，我们党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人民始终支持共产党，这就是源于我们党长期的合法性积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沉淀于中国人民心中的深厚心理基础。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因为“性丑闻”并引发政治危机，但因其经济上的成就获得了美国民众的认同，因而躲过了“总统弹劾”。与此相反，苏共在“8·19事变”之后立即垮台，主要是因为其合法性基础十分薄弱，民众对它长期所犯的错误已经没有包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强大合法性的执政党不会因为一些失误而垮台。民众对犯错误党的包容，给执政党改正错误、继续前进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回旋的余地。因此，一个执政党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注意合法性积累，不断追加合法性资源。任何执政党的失败，都是在合法性资源消耗贻尽之后发生的。

3、强大的合法性基础有助于推进政党事业的顺利发展。推进一个政党的事业可以有两种力量，即以暴力为后盾的强制性力量和依靠社会认同而产生的自觉服从的力量。强制性力量虽然也能推进党的事业，但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太高。以暴力为后盾的强制性服从是逼迫的，而处于被迫状态的人们始终会寻找机会摆脱这种状态。事实上，暴力掩盖下的稳定是整个社会用沉默的方式进行反抗。民众在被迫状态下，执政党实践政党目标的摩擦力会逐渐增强，因而所支出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为了使民众服从执政党的意志，执政党需要花费过多的精力广泛动员，需要很多的人力进行管理和监督，需要更多的财力实施政策方案。苏共的经济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运用外在的强制力量，伤害了不少民众的身心，也为日后民众的背叛埋下了隐患。强大的合法性基础保证了民众对执政党的支持，能有效降低执政成本。实践证明，一个政党的合法性越强，实施执政的政策越顺利，实施政策的阻力越少，反之相反。政党在失去合法性基础的时候，即便是一个有利于民众利益的政策，也可能得不到民众的支持。

二、构建合法性基础：执政党巩固执政地位的唯一途径

1、实现价值认同，增强合法性的思想基础。政党的合法性危机首先来源于价值观念的危机。民众对执政党倡导的价值观念予以认同，意味着执政党赢得了合法性的思想基础。因为民众对现成制度的认识，对政党纲领的理解，都是从执政党提供的价值理念中获得的。一个执政党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必然要对民众灌输自己的价值观。当执政党的价值观念被民众抛弃的时候，合法性危机也就产生了。苏共合法性的丧失，就是从思想信仰危机开始的。无产阶级政党追求人民的幸福、自由和平等，其思想价值观就是马克思主义。但苏共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背离了这一思想。一方面，苏共长期把马克思主义僵化，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苏共在改革中又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这就使原苏联人民对苏共的思想价值体系产生了动摇和怀疑，直接导致了合法性危机。在人类政治统治的历史上，一个政权虽然有宪法赋予的合法性，但当这个政权离开人们普遍认同的思想价值的时候，人民就有权力推翻它。无论是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是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概莫如此。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保持合法性，必须在思想理论上与时俱进。社会主流价值观是民众对政治主体认同的基础。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化，必然引起合法性所依赖的价值基础的变化。我们党要维护执政地位，应当根据人们观念的变化进行创新，努力把人们的认同建立在新的、反映出时代进步要求的基础上。时代变化了，执政党能为民众提供反映时展要求的思想价值信仰，执政党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同，一系列执政政策才能为人民所拥护。

2、实现制度认同，构建合法性的规则基础。民众对现成社会制度的认同，保证了政治主体执政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如果一个社会制度不为该国的民众所认同，而政党又在这一社会制度中运作，那么，政党本身就缺乏合法性基础。先进的政党总是和先进的制度相联系的。一个政党守着落后的制度并设法去维护它，那么，这个政党和陈旧的制度必将被民众一起抛弃。合理的制度是民主、自由、公正、平等并有效率，能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我们党要长期执政，必须把改革当作动力，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当社会主义制度超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就自然强化了我们党的合法性基础。制度认同还是民众对执政主体获取权力和运用权力合乎规则的认同。现代政治体制与传统政治体制的最大区别是权力的来源不同。在封建社会，君权为神授。神授的君权是可以世袭的，而世袭的权力具有合法性。从封建社会转向现代民主社会的过渡时期，政治主体的合法性主要依赖于领袖个人的魅力。而现代民主社会，政治主体的合法性则主要是遵循宪法规定的规则。政治主体违反宪法或法律，执政党常常违法获取或运作权力的制度和规则，即意味着它的政治合法性的丧失。这是我们党应当特别注意的一个经验和教训。

3、实现权威认同，强化合法性的政绩基础。一个政党通过宪法规定的制度获得了权力，具有了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基础。但是，获得权力认同的执政党并不一定都有很强的合法性。只有当权力与权威结合起来，才能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同。权威，是民众对执政党运用权力获得政绩的认同。在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宪法制度还不完善，所以政绩对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更有意义。

事实上，无论是发达的民主国家，还是社会转型中的国家，权力主体的合法性基础都需要显著的政绩来支撑。西班牙于1974年结束佛朗哥独裁政权统治率先进入新兴民主化国家的行列，而后西班牙的政权在执政期间取得了令民众心服的政绩。1989年，西班牙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6010美元，名列当时新兴民主化国家之首。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基本不存在社会经济的严重不平等，民众政治水平也有显著提高。这些政绩，有力提高了西班牙民主政权的合法性水平，从而巩固了新兴的民主政治制度。另一些新兴民主国家虽然建立了宪法制度，政治主体遵循了法律的规则，但由于没有建立有效的政绩，从而大大降低了合法性水平。1979年，尼日利亚结束了军人统治走上了民主化道路。但是，由于新兴民主政权没有令民众满意的政绩，因而尼日利亚的民主政权在1984年的一场军事政变中被推翻。

显著的政绩为合法的权利赋予权威，而权威才能令民众服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获得国家政权后，必须致力于发展经济，尽快提高民众的物质文化水平。事实证明，我们党仅仅想依靠历史上的政绩资源来保持合法性是行不通的。我们党在20世纪末进行了一场改革，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虽然改革中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但巨大的成就使我们党强化了合法性基础。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用新的政绩获得更大的权威巩固合法性。

4、实现利益认同，巩固合法性的社会基础。利益是民众选择政治态度的最终根源。当一个社会普遍获利的时候，执政党的合法性水平就比较高。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稳定，是因为建立了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这一社会中，极富者和贫困者都是少数，即使贫困者也有可靠的社会保障。民众对利益的基本认同，为社会长期保持稳定奠定了基础。相反，当广大民众获利甚少时，执政党的合法性水平就会降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改革的过程中，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产生了一大批穷人和极少数的富人，民众对现成的分配制度的厌恶，直接导致了政权的更替。

根据一些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执政党要使民众产生利益认同，至少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关注民众的普遍利益。在社会利益分化的历史进程中，如果往下的利益流动大于往上的利益流动，即整个社会是“失大于得”，社会就易出现不稳定。二是关注利益的合理性分配。社会阶层的流动不应以损失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由于社会财富易向某些社会群体集中，导致两极分化，从而为社会不稳定埋下隐患。社会不平等除了经济因素外，还有其他相关因素。如处在现代化转型期的国家，一些掌权者获得了各种资源的支配权，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总是优先满足自身的利益，有的干脆利用权力瓜分商业利润，很容易失去合法性。社会不平等是导致社会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我国由于社会分配差距的拉大，已经出现社会的不稳定的苗头。改革的实践警戒我们，要实现长期的社会稳定，必须控制社会分配的差距，使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在合理的范围内活动，构建和谐社会。

三、追加合法性资源：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1、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转化为人民的主流意识。这是从思想认同上构建党的合法性基础。时代在变化，执政党所推崇的思想理论也应当变化。一个执政党如果固守过时的理论，必然引起思想认同上的合法性危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之相适应，我国的政治和经济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时展呼唤新的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反映时代变化而应运而生的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我国现实的巨大变化作出了科学的解释，进而产生对党的高度认同。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改革开放的20多年，全党聚精会神，一心一意搞建设，排除“左”和“右”的干扰，不囿于姓“资”姓“社”的争论，推进了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但也有一些人对改革的举措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如认为“非公有经济的蓬勃发展，动摇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私营企业主入党是影响了党的性质”等等。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认同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对现实的科学解答而获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改革开放过程中思想困惑的总解答。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转化为全国人民的政治意识、主流意识，人民群众才能对现实心悦诚服地接受，才能认同我们党，并同我们党同心同德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2、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创新。这是从制度认同上构建党的合法性基础。我们党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说明党在理论上接受了现实，同时也要求党把社会的巨大变迁向上层建筑落实。政治体制是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我国的政治体制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能有效地推动社会的进步，增强党的合法性基础。

执政合法性范文篇10

我国法治建设模式不同于西方，西方国家是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而我国则是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自觉型的。因此在我国，执政党的依法执政观念的形成，不仅可以规范自己的执政行为，形成文明的政治过程和政治习惯，而且还可以带动全民族法治意识的提高，促进中国的法治化进程。

依法执政观念应该说是一种观念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不同的观念其地位是不同。有的观念处于基础地位，有的则不然。笔者认为，要树立全党的依法执政观念，提高依法执政水平，首先必须确立一些基础的观念，只有树立、增强了依法执政的基础观念，才可能全面提高执政党的依法执政观念。笔者认为，依法执政的基础观念包括以下相互关联几个方面：

一、执政观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具有了一身兼二任的地位：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但是，二者有着重要的区别：在获取途径上，党的领导是党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自己的理想和主义、通过自己的组织和党员无私的工作获得人民依赖和拥护，使人民自愿地跟随党前进，从而形成的一种事实关系；而党执政则是党的代表在国家权力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而这种主导地位是通过法律程序――选举――获得的。因此，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法律关系。在法律效力上，党的领导是党将自己的大政方针、政策或者关于社会某些具体事物的看法、主张，通过宣传的方式让人民群众了解，通过说服的方式让人民群众接受，而不具有对人民群众的法律约束力；而执政则是以国家的名义，通过行使国家权力的方式从事处理社会事务的行为，这种行为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法定的约束力和强制力。从所涉及的事项范围上，党的执政主要限于国家政务，包括政权工作、行政工作和司法工作，反映的是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而领导则不仅包括在政治上领导政权，还包括领导人民群众、人民团体、派、企事业单位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其领导活动涉及到了国家政务活动和全部的社会活动。

长期以来，我们混淆了二者的区别，认为“领导就是执政”，这种认识至少带来两个方面的不良后果：一是以执政的方式领导整个社会生活，以为自己是执政党，就可以运用国家强制力在任何范围内发号施令，不注意通过倡导科学的政治理想吸引人，通过治国纲领、路线、政策所体现的人民意志与利益引导人，通过组织和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为人民利益牺牲的奋斗精神感召人，放松了对自身思想的改造和体制的创新。二是以领导的方式处理党与政权机关的关系。以为自己是领导党，就可以不通过法定程序直接指挥，甚至取代国家政权机关，以党的政策取代国家法律，导致国家法律虚无、政权机关虚置，迟滞了中国法治化的进程，最终将自己放在了社会矛盾的焦点上。

在当前，确立和加强执政观念，最重要的是区分领导和执政的概念，处理好领导和执政的关系，树立正确的执政观：

首先，执政是一种有限的行为。执政反映的是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是执政党的代表通过法定程序进入国家政权机构，运用国家政权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行为，其处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范围不取决于执政党自己的认识，而是由宪法和法律列举。这些列举的事项就是执政者行使国家权力的范围，也是执政者承担责任的范围。执政者不能以“党的领导”为由，任意扩大自己管辖、处理的事务范围，否则就是扩大自己的权限，滥用自己掌握的权力。

其次，执政是一种法律行为，是产生法律效果并受法律约束的行为。相对于党的领导来说，执政行为更强调合法性。它不仅要求政党进入国家政权要合法――合法选举，还要求贯彻政党意图也要合法――通过法定程序将本党的治国纲领和主张上升为国家法律，并通过法定主体和法定形式贯彻实施。同时这种法律行为不仅约束国民，更要约束执政者自己――执政者对于自己失信的行为、决策和执行失误的行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三，执政是以国家权力机构作支撑的、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行为。执政是政党的一种特殊形态的活动。一般的政党活动并不必须是在政权内的活动，而执政则必然是在国家政权机构内部的活动。而且，执政必然要运用国家政权机构的权力，推行以国家名义制定的法律和政令。这种行为对全社会成员产生法定的约束力、强制性，全体社会成员都有服从的义务。正是因为这样，才不得将党的领导泛化为党的执政，将本应由党的组织和党员身体力行、说服、引导和教育的工作，错误地由国家权力强制推行。

二、合法观

前面讨论了执政观问题，但这只是涉及到了政党代表进入国家政权机构之后，应该用执政的观念，而不是用领导的观念来处理政务的问题。那么如何进入国家政权，尤其是如何取得国民的信任并长期执政呢？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从当代政党发展规律来看，并不是所有的政党都能够进入国家政权，也并不是所有进入国家政权的政党都能始终如一的保持自己的执政地位。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白无误地告诉了人们这样一个早已存在的事实：“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这实际上涉及到政治学研究中的合法性问题。

合法性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不是简单地指合乎法律，而是指公民对政治权威的自愿接受性。合法性是政治统治的基本要素，它是政党能够进入政权成为执政党，并“合法”行使权力或施行统治的前提。它一方面表明执政党具有使人们认为其执政是“正当”“合法”的特性；另一方面表明人们在没有强制力迫使其服从的情况下对执政行为的自愿服从、支持乃至忠诚。

以前在党建研究领域，一提到合法性问题，就容易涉嫌怀疑党的领导，甚至是否定党的领导。但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之后，人们开始重视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并将合法性丧失解释为苏、东巨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德国学者尤尔根•哈贝马斯谈到合法性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性时告诫人们：“如果我们把合法的政权与政治统治等量齐观，那么我们就必须说：任何一种政治系统，如果它不抓合法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群众（对它所持有的）忠诚心，这也就是说，就无法永久地保持住它的成员们紧紧地跟随它前进”。

一般说来，合法性有实质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之分。前者是指执政党的政策和纲领“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原则；后者是指执政党之所以进入国家政权成为执政党是通过真正民主的选举程序实现的。

实质合法性是执政党得以执政的内在根据。通俗地讲，实质合法性就是民心的向背，即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一个政党能够执政，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它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能够带领一个国家按照时代进步的潮流不断发展和壮大。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执政的实质合法性上，在不同的时期提出了不同的标准：提出了“为人民服务”，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和“发展是硬道理”。现在执政党提出了坚持和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即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思想把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实质合法性内涵升华到了新高度。“三个代表”已经成为解释执政党实质合法性的根本依据，成为评判执政党执政的实质合法性基本标准。因此，要保持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执政的实质合法性，并不取决于任何说教和臆想，而决定于能否从制度上保证执政党始终践行“三个代表”，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人民保持血肉联系。

形式合法性是指一个政党执政地位的取得，除必须符合民意之外，还要符合人类公认的正当程序。即“正当的权力必须通过正当的方式取得和行使”。在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不可能通过“合法”的手段取得政权，而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并通过宪法和法律的确认而取得合法性。在和平年代，在走向法治和宪政的年代，要取得或保持执政党地位，其唯一的形式就是人民通过法定形式的选择。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执政党所掌握的政权是人民授予的，是人民同意的结果，而人民是否同意的主要方式就是选举。民主选举是人民选择执政党的过程，也是执政党取得形式合法性的方式。共产党要经受执政的考验，实质上是要在新的执政条件下接受人民的评判和选择。如果执政党能够在民主选举中，主动观察民意，分析原因，并及时做做出检讨和调整，就可以防微杜渐，始终坚持“三个代表”，保持执政党的形式合法性。

实质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是相互联系的。实质合法还必须通过合法的程序来表达；而程序的合法又能保证实质合法的政党走上执政地位。脱离群众，脱离人民，不能代表人民意志和利益，就不可能通过选举程序获得执政地位，即使通过操纵选举获得了执政地位，其手段的卑劣更会加剧其合法性危机。作为执政党，增强合法性观念就是要始终不忘，并忠实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严格按照选举法和其他程序法的规定，进入国家政权机构，检验自己的政策和纲领，监督和约束执政党的党员，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

、人权观

要保持共产党执政的实质合法性，就必须始终坚持代表人民的利益，做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表现在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上，就是保障和发展人权。人权是人民作为主权主体和法律主体的意志、利益和尊严的具体化、法律化的确认形式。因此，执政党就应该树立人权观念，增强人权意识。

增强人权观念首先是尊重人。所谓尊重人，就是把人当作人，而且当作现代社会中的人，当作应当享有现代社会权利的人。由于一切利益最终都归属于人，所以尊重人的观念自然就包括了尊重人本身的价值以及尊重人所享有的权益的观念。所谓“以人为本”就是抛弃传统的权力本位思想，把人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作为执政党执政的出发点和归宿。

其次，增强人权观念还必须约束公共权力。人权的保障和发展，需要公共权力为其提供制度条件和物质条件，但由于权力本身具有自腐性，因而常常造成对人权的威胁与侵害。所以，现代法治不仅强调人权保障，更强调权力制约。现代公法的设立，就是旨在捍卫人权，抵抗公共权力的不当侵扰。依法执政是法治背景下党的执政方式，因此保障人权，约束公共权力，树立权力有限观和权力受制约的意识，应成为执政党的政治自觉和依法执政制度框架的基本要素。

第三，树立人权观念还必须树立保护少数人利益的观念。作为一个和平发展时期的执政党，之所以能够进入政权，是由全民选举产生的。他们一旦进入政权，就不只是代表哪几个阶级的利益，甚至不只是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是全体公民代表，要为全体公民负责，为全体公民服务。这不等于说共产党成了“全民党”。共产党的阶级基础不应当，也不可能是全民的。但作为掌握国家政权的执政党的执政观念和执政行为则应当是代表或兼顾全民利益。过去我们党或政府习惯于讲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反映我党的社会基础的广泛性，但当代法治却强调集中多数人意愿和利益的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利益，以多数人的意志形成国家意志――法律，但不能由于这是多数人的决策而侵犯少数人的基本人权。民主是当代政治的决策机制，人权则是所有决策机制的底线。建设三峡大坝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经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决定的，是符合全国人民利益的重大决策，但这样一个决策却不能以牺牲库区人民的基本生活条件为代价，对移民的搬迁补偿即是对少数人的基本人权的保护。即使对犯罪分子，作为执政党和政府也要保障他们的人格权、诉讼权以及民事权利不受侵犯，否则，执政党就不是依法执政。

四、合作观

作为执政党，既然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就要协调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利益，保证每个人享有平等的法定权利。但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利益群体的多元化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必须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同时，作为执政党要作到依法执政，还必须树立一种合作观。

首先，合作和妥协是法治的内在规律。当代法治尊重多数的选择，也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因此，法治之“法”是以国家意志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各阶级、阶层利益的综合，它们是各阶级、阶层基于利益而进行博弈、妥协、合作的产物。没有合作和妥协，仅有“你死我活”的斗争，就不会有法治。因此，坚持依法执政就要改变行政命令或政治斗争式的传统观念，因为政治斗争式传统观念主要强调阶级之间的斗争，而现代法治则强调的是阶级或利益群体之间的合作。近代以来每当一个新的国家建立时，往往都要制定、颁布宪法和法律，不仅把战胜者的意志通过一定程序转变为国家意志，同时还会对战败者做出一定的让步，把战败者的部分意志和要求也吸纳到国家意志中，使白热化的阶级斗争演变为制度框架内的阶级合作。在和平年代，通过修改宪法和法律，将更多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整合起来，实现各阶层人民的团结与合作，更是国家稳定与繁荣的保障。

其次，合作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客观要求。在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是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在成为执政党后，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力求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迅速发展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恩格斯和列宁都说过，国家的产生和对社会的统治，就是为了使阶级的“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因此，作为执政党，首先就应该从合作的愿望出发，以最大的宽容精神与仁爱胸怀，兼善天下，容纳百川，以赢得民心、人心。通过合作团结更多阶层，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执政地位和社会基础。其次，执政党还要以合作的思维方式处理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通过协商整合公众意志，尤其是党的十六大扩大了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就更要善于倡导合作精神，协调利益关系，实现统揽全局的领导核心作用。五、稳定观

合作是为使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体制的框架内进行，保持现有体制的相对稳定性。法治是倡导稳定的，这个稳定不仅仅指社会秩序的稳定、政治的稳定，更主要的是指法律和制度体系的稳定、社会关系的稳定。法的规范性、可预期性特点，以及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决定了稳定是法的内在品质。因此，依法执政就要坚持法的稳定性，树立稳定的观念。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艰苦的政治斗争，执政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错误地强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加之我国以“人治”和“权谋”为特点的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以权力为核心，以斗争为手段，朝令夕改，灵活莫测的执政思维方式。而法治强调稳定，这不仅是由于法一般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保守性，更是现代法治最反对的是没有连续性：政令的频繁变动和溯及既往会导致执政者的信誉下降和人们对行为结果的未卜心理，尤其是影响私人权利的法律和政策的突然变化，必然成为有权势而胆大妄为者的专利，也必然成为社会上大多数诚实、勤奋的人的圈套。这种状况会破坏平等、公正、秩序这样一些法治社会的基本价值，长此以往，执政者的社会基础和公信力也将会丧失殆尽。

当前要倡导稳定观，最重要的是要逐步改变改革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思维方式，将重大改革措施和立法结合起来，以相对稳定的法制，规范改革的方向和过程。

改革开放初期缺乏足够的法律资源，尤其是缺乏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法律资源，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改革是政策调控型的。政策作为某一阶段或特定时期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其价值标准和目标具有特定性和多变性。它讲究现实、追求实效，而并不刻意注重其价值合理性和自身的规范性和稳定性。一般地说，政策一旦作为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社会控制和解决社会冲突的主要手段和重要方式，其过程的不稳定性是必然的。当然，改革意味着“变法”，加之改革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不确定性，改革政策的不稳定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我们没能及时意识到运用法律手段来进行“变法”，没有意识到法的稳定对于执政者政治权威，对巩固执政党执政地位的重要性，更没有意识到法的稳定对于遏制投机心理，鼓励诚实劳动，建设诚信社会的极端重要性。随着我国改革目标模式的确立和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执政党的改革观和改革方式也应当根据法治的要求进行转变，即由政策调控型性的改革逐步转变到法律调控型的改革，将具有前瞻性的改革决策与立法结合起来，保持改革的系统性、连续性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