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范文10篇

执政党范文篇1

执政成本听起来好象是个新概念，其实，不管是否有意识，政党执政从来都是把成本问题考虑在内的。撇开别的政党不说，我们党即是如此。譬如，当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以往失误的教训时，我们会说，这些失误“使我们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这里的“代价”，实际上讲的就是执政成本。我们的执政成本意识比较欠缺，尤其不重视政治成本。在很长一个时期，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我们的执政方式更多地带有粗放的特点，成本较高而效益较低。在极“左”思想影响下发生的重大失误，更是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导致政治资源大量流失，大大提高了我们执政的政治成本。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状况已经得到根本扭转，但那个时代的某些消极影响依然在我们的执政中时有反映，需要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具体表现为：

一是忽视政治成本。频繁的政治活动，动辄全国性的政治动员，不仅无端地浪费了人们的宝贵时间，而且会使广大基层干部和党员在穷于应付各种缺乏实效的形式主义的活动中，渐渐生出了不负责任的心态，使党的形象受到损害。长此以往，人们会把这种不讲成本的做法与政治技能不高、执政能力低下、政治水平有限联系起来，产生失望乃至反感。一旦造成这种印象，是花多少代价都难以挽回的。

二是低估政治成本。在一些同志看来，由过去战争年代获得的公众支持似乎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可以随取随用，甚至可以不计入成本。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合法性的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改变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往通过打天下而确立的合法性会逐渐淡出，新的合法性越来越依托法的权威而建立。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党的目的高尚、目标正确，如果不善于通过合乎宪法和法律的途径来实现这些目的和目标，最终也会得不偿失，因为付出的成本是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下降。

三是缺乏规避风险的机制。作为一个执政党，在掌握了公共权力的同时，也就担负起了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责任。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条件下，这种涉及多方利益的协调，往往使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处在矛盾的焦点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党政不分，党代替政府去做许多不该做、做不了、也做不好的事情，就很容易把自己置于矛盾的中心，大事小事都会直接影响党的形象，使党在政治运作中承担了过多的风险。其实，在现代政治体制中，很多国家的执政党都是会把政府置于前台，自己则扮演协调者的角色。实践表明，这样做的结果，是有利于执政党规避政治风险的。

怎样评估执政成本

既然执政必须讲成本，就有一个怎样计算成本的问题。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和加强的背景下，群众会用经济化的眼光来看待和评价执政党政府如何使用纳税人的钱，这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比过去要高得多的要求。人们可能不难说出一次政府决策失误的成本，但却很难对执政党的纲领失误作出估价；人们可能会准确地看到一次错误的政策推行带来的后果，但却很难预测由此引起的对立情绪对执政党未来地位的影响。

所以，不能像经济领域计算成本那样，来评估政治成本。政治成本的评估有自己的特点。我以为，至少有以下特点，需要我们充分认识和把握：

一是评估内容的广泛性。评估一事项的政治成本时，可用作评估的指标往往是多项的，而且是不同质的。比如，我们在推动政策实施时，经常会使用政治动员作为手段。政治动员的效果，例如响应、参与的人数，当然是用来评估成本的重要依据。但是，我们不能把参与人数作为最主要的指标，以为任何时候都是参与人越广泛越好。因为政治动员往往在扩大群众的政治参与程度的同时，也提高了群众对执政者执政行为的预期值。这种预期是一面双刃剑。当人们的预期得到满足时，政治动员最后体现的是效益。但当人们的预期得不到满足时，执政党的威望下降，政治动员就成了收不回的成本。

二是评估形式的多样性。政治成本由于其不确定的特点，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的评估往往会有很大差异。避免主观随意性的办法，就是允许多种评估形式存在和发展。通俗地讲，就是要广开言路，允许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评论政策措施的利弊得失。过去小错酿成大错、以至发生重大挫折的一个主要教训，就是怕有不同的声音。其实，在市场经济时代，执政者的主要职责是协调各方利益，并不存在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事情，实事求是地让各种看法摆在明面上，至少可以防止因人为的掩盖而积累矛盾，酿成大错。

执政党范文篇2

【摘要题】政治改革与社会变迁

【关键词】政治系统/调适/执政党/社会结构转型

【正文】

一、社会结构转型

社会结构转型问题是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我国社会学界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结构转型问题已进行了十几年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本文借助于这些成果，特别是中国社会处于结构转型时期这一事实判断，来探讨我国的政治系统的调适问题，特别是关于执政党的政治理论问题。

依照我国学者的研究，“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是第一次现代化，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转变的过程是第二次现代化”（注：中国现代化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1)，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6页。）。本文的社会结构转型的概念，如果取其表层含义，是指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更具体地说，是指社会由以农业社会为基础向以工业社会为基础的变迁过程。因此，这是“第一次现代化”过程。对这种变迁过程，社会学研究者或者将其分解为比较具体的结构变化，如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经济及产业结构、城乡结构、阶层结构等等的变化来分别加以描述，或者从理论上，按照不同的专题诸如社会冲突、社区发展、社会流动、单位制、城市化、价值观与文化、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等等，来分析这种变迁过程。前者有助于确认事实，具有明确的公共政策取向；后者对于深化人们的认识，把握社会结构转型的进程、趋势与特征具有重要理论与实际意义。但社会结构转型，其深层含义是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转换。对我国而言，社会结构转型就是从原来的国家与政治社会关系模式向国家与经济社会关系模式转换。这样的结构转型已经突破了表层含义的限制，将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属于“第二次现代化”的内容也包括其中。无论如何，社会结构转型作为一种社会变迁的过程，既是广泛的，也是深刻的。

本文的研究基于对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如下事实的确认：

1.社会结构转型的实际过程来源于国家的现代化动员和组织，特别是依赖于国家提供的社会制度与政策。在70年代末以前，我国农业社会的基础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十二大基本完成现代化建设动员的任务。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基本的规则，促进了诸如高考升学制度、市场经济体制、人力资源制度等等的恢复、建立、变革与完善。这些政策与制度为社会结构转型提供了先决性的条件，而它们随着社会发展变化不断创新，又为社会结构转型提供了保证机制。这个过程的启动和发展在微观与宏观上带来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逐渐转型。

2.从微观上说，人的社会行动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人的社会行动结构，实质是以个体的普遍意义的社会行动所表现的社会的价值、组织化与制度化的特征，它是对人与社会关系状态的描述。人的社会行动的结构由以下几大基本要素构成：行动的动机与目的、为达到目的而选择的手段、社会制度的制约以及人的社会行动的影响。前两个要素具有主观性，后两个要素具有客观性，但它们不是相互割裂、毫无关联的。一般说，在一定的社会结构状态中，人的社会行动结构是模式化的。正是基于这样的总体假定，T•帕森斯描述了社会系统中人的社会行动结构模型。就我国而言，给定的制度已经成为人们社会行动的“信号灯”，也引导着人们的价值观念的转变。其中一个重要例证是，在70年代末以后，参加高考上大学成为中学生及其家长们的基本期盼，也是青年人成长的首要路径选择。应当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在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人们行动的模式被迅速打破。人们的社会行动的选择具有了相当的自主性、多样性和个体性。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逐渐提上日程。从8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之初，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活动具有标志性。无论是城乡经济组织，还是社区组织，无论是中间组织的涌现，还是企业的公司化改造，都是这种创新的重要表现。它们一方面反映着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人的社会行动结构转型中的新型整合机制。

3.从宏观上说，整个社会的技术与知识结构、经济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等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例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历时3年的研究，到新世纪之初，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发生重大转变。经过20年的发展，原来形成的两大阶级一大阶层的结构已被十大社会阶层所取代，并预言，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这种阶层结构将呈现稳定发展趋势，所变化的主要是各个阶层的规模，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人员、经理及私营企业主等阶层还会大大扩张（注：这十大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阶层。见李春玲等《中国目前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载汝信等主编的《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132页。）。应当说，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能够更有力地证明社会结构转型的事实。在农业社会中，社会分层比较简单，不同层次之间的等级比较严格和分明，社会成员一般难以跨越自己所在的社会层次。社会阶层秩序以强化这种分明的等级为取向。工业社会中，社会分层复杂化，相对化，社会分层的秩序以合理化为取向，因而具有调整性与可变性。我国社会转型中已形成的阶层结构在形式上已具有工业社会阶层结构的特点。

4.伴随着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面临着必须发生重要变革的压力。我国的经济社会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迅速发展变化，并正在形成自己的惯性，从而，一种新的经济社会体系正在形成，它对整个社会的作用不断增强，其自主性要求也与日俱增。但毫无疑问，来自政治社会的强有力的牵制，经济社会的自主性及其与国家的互动关系并未形成。政治社会成功地动员和领导了社会变迁的过程，但对社会结构转型所造成的结构状态及其功能性要求并不适应。在改革开放之前业已形成的国家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模式，并未作出实质性的改变。这样的状态面临着变革的压力（注：参见拙著《政府基础论》，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204-223页。）。因此，社会结构转型中深层次的问题已经提出并需要着力解决。

上述诸方面是对我国社会结构转型一些基本事实的归纳。确认这些基本事实是我们研究中国政治系统问题的前提性工作。

二、政治系统模型

依据政治系统论的一般原理，社会构成了一定政治系统的环境。这个环境与政治系统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社会结构转型意味着社会环境的重要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影响社会与政治系统互动的方式，也自然要影响政治系统自身的结构、运行及其功能。

在这里，我们从社会结构转型的事实出发，首先对我国政治系统作以下初步描述。

1.关于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的边界。“边界”对于政治系统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政治系统与社会联系的环节，也是居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边界概念使得政治系统理论具备了可应用性、可操作性，在社会结构中，所有的社会成员一般可归于某一阶层，而与某一阶层相联系的组织体就处于边界之中，所有的此类组织体构成政治系统与社会的边界。在通常情况下，阶层并不具有政治属性，而只是人们依据社会群体某种构成特点而进行的归类。客观地说，不同阶层，其获得资源的属性、方式与数量有区别。阶层通常是结构松散的规模庞大的抽象群体。在社会行动的实际意义上，每个阶层中都分布着数量众多的与阶层成员的职业组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组织体，这些组织体具有社会整合及其输入的功能，因而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它们在政治系统与社会之间划出了一条“边界”。例如，没有经过该种组织加以整合的任何社会成员的行动，均不具有政治性质，而只能作出“合法”与“违法”，“合理”与“不合理”等法律与道德的评价。非政府公共部门、自治的社区组织、社团组织等均属于这样的组织体，它们存在于社会和政治系统之间，既是社会的“边界”，也是政治系统的“边界”。

2.关于政治体制。政治体制这个被一般政治系统论所淡化的概念，在我国仍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在结构转型中，其政治系统的形成仍有赖于政治体制，它是政治系统的结构框架，是生成各种政治功能的基础。一定的政治体制由以下基本要素构成：政治价值和法理基础；政治权力；权力形成与运行的程序；政治组织与政治角色；将上述各种要素联系起来的制度。政治系统的变革首先是体制的变革，相伴而行的是整个系统功能的改变。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更能适应转型社会对政治系统的要求？从总体说，政治体制能够使政治系统有效消解社会冲突、保持社会平衡。这样的政治体制应具有以下三大基本机能：一是吸纳，即通过正式与非正式渠道接收信息、人力以及物质与文化的各种资源；二是沟通与协调，特别是谈判机能，即通过协商的机制使多种冲突的目标得到整合；三是生产，即通过体制的运作而生产出公共物品。

3.关于社会与政治系统的互动。社会与政治系统的互动是结构转型社会政治系统生存的基本条件。首先，互动是政治系统运转的体现。这就是说，政治系统运转的动力产生于它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之中。政治系统既非“自转”，也不是通过控制社会而使其围着政治系统转。政治系统运转的根据和理由全在于它必须给予来自社会的支持以回报，以及必须对来自社会的要求给予积极回应，这个过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其次，互动是政治系统发挥功能的体现。产出公共物品以提供公共服务是政治系统的基本功能，其社会目标指向是维持社会平衡。这个基本功能的实现依赖社会的支持与要求等资源的输入，也依赖公共物品输出后的反馈，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因此，政治系统的合理性不是通过政治系统自我界定过程形成的，而是从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中生成的。

4.关于社会冲突与社会平衡。在社会结构转型中和转型后，社会冲突具有集团性的特征。社会冲突的概念通常被作为社会对抗与斗争的形式来解释（注：包括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如马克斯•韦伯、基奥格•齐美尔、拉尔夫•达伦多夫等，均具有该种倾向。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也被看作是社会冲突理论的主要代表。），但我们将现实社会中的社会冲突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状态，这种状态是阶层化社会的常态：社会阶层多元长期并存，它们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种利益关系中长期保持着一致中的不一致、平衡中的不平衡的状态。现代化在其发展进程中造就了社会的一致性：大体相同的价值取向，行动理性化，规则的普遍化，国家权力的非垄断性（注：亦可称之为国家权力的共享性，即国家权力具有真正的公共性，不再为某一阶层所独占。）等等。但不同阶层具有不同的掌握与支配社会资源的能力，因此，各阶层之间所获得的利益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就构成了不一致的结构。当政治系统能够为社会提供充足的有序参与的渠道，并能够迅速反映来自社会的要求时，阶层与政治系统之间的互动呈现平衡状态，这同时也就是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平衡状态。但任何政治系统在一定条件下，都难以满足社会的全部要求，因此，在总体上的平衡状态下，会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即不平衡关系。社会冲突通常就是这种不一致与不平衡的关系。

导致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从政治方面说，主要是政策根源与政治体制根源。政策作为分配资源的有强制力保障的规则，其中大部分具有阶层的面向，例如税收、产业、社会保障等政策对不同阶层而言，具有不同的影响力，不同阶层从政策执行中形成的“损益”也会存在差别。政治体制是政治系统的结构性要素，它是政治系统存在的形态，也是生成政治系统功能的保证。政治体制在四大环节上直接影响政治系统与社会的关系：一是输入的环节，二是决策过程，三是输出环节，四是反馈环节。这每一个环节都体现着政治系统的能力。在社会结构转型中，政治体制将出现与转型社会相适应的改革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引发社会冲突的过程，因为它带来了社会各阶层对政治资源的争夺。但如果政治体制不变，或者政治体制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则引发的社会冲突可能会更大，并且冲突的性质可能会具有异质性。

无论如何，社会冲突具有集团性，这是我们必须予以关注的基本问题。从现象上看，社会冲突经常是个别地、分散地、微观地出现，但所有这些现象背后存在着某些共同性问题，这些问题是与社会不同阶层相联系的。这样的社会冲突，我们将其视为集团性冲突。从理论上说，集团性冲突是以社会阶层分化和以阶层利益为单元而发生的冲突，在现代社会，这种冲突一般是经过初级整合后表现出来的，即经过阶层的组织体的梳理，因而具有“意见”性、集中性和明确性等特点。这时，社会冲突首先表现为“意见”冲突，而不是社会的对抗行动。应该说，我国目前阶层的组织化程度比较低，阶层成员表达利益的要求尚不能完全按照组织化渠道来实现，由此带来了政治系统与社会互动的无序性。与此同时，政治系统的功能尚未进行有效的调适，政治系统与社会之间也缺乏“边界”的缓冲环节，由此造成了政治系统与社会的隔离，甚至造成了社会对政治系统的疏远。在上述情况下，政治系统的运行将是高成本、高风险的。如何将社会冲突维持在低度范围之内，即整个社会处于总体平衡状态，这是政治系统调适的基本问题指向。

根据以上描述，我们可以对我国社会结构转型条件下政治系统作出模型化的抽象（见下图），以便于进一步研究政治系统的调适问题。

附图

从模型中可以看到，“边界”的存在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具有多种功能：缓解社会冲突形成的对政治系统的压力；将在冲突中形成的要求与支持的信息进行整合输入政治系统；调节社会与政治系统互动的强度；接受政治系统的政策咨询并及时反馈等等。社会与政治系统的互动是政治系统的条件，而这种互动的结果是形成一定的资源分配的格局，其理想状态是社会平衡关系的形成。这种平衡关系是相对稳定的关系。当新的因素产生或原有因素发生重大变化以后，如经济发展状况、政治系统与政治生活的变化、国际社会重大变化等等，这些因素会在社会中发生影响作用，有可能形成社会与政治系统的新的互动，从而社会与政治系统将为新的资源分配格局的形成，即新的社会平衡状态而展开博弈。

三、执政党与政治系统调适

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处于政治体制的核心地位，因而处于政治系统的核心地位。从我国实际情况看，政治系统调适的核心问题在于执政党执政理念与方式问题。所谓政治系统调适，即通过创新执政理念，创新政治系统内的组织，完善政治体制，使政治系统与社会结构转型的状态相适应，从而促进国家与经济社会关系模式的形成并得到确认。

在政治体制中，主要的政治组织包括国家组织、行政组织、政党组织和政治协商组织。主要的政治权力关系有执政党与国家、执政党与行政、执政党与其他政党以及国家权力体系的关系。政治系统功能取决于政治体制的结构，反过来说，若实现政治系统有效达成社会平衡的功能目标，必须具有合理的政治体制结构，即各种政治组织之间的政治权力关系具有合理性。由于政治系统的维持与运转的条件是社会与政治系统的互动，因而从社会结构转型及其对政治系统的要求出发来探讨这种合理性是唯一的选择。

在这里，我们将从“三个代表”的思想谈起。我们将“三个代表”思想视为来自社会对党的要求，或者说，这三大基本要求是对来自社会的对党的要求的概括和总结。可以说，这一概括与总结反映了社会结构转型对政治系统的根本要求和期盼。“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创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执政理念是关于执政的根本意义的认识。长期以来党的执政理念停留在“打江山坐江山”、为稳固执政地位而执政的水平上。“三个代表”的思想将执政理念提升到执政在民、执政为民的高水平上。第二，为执政党功能作出明确定位。在“三个代表”命题中，关键是“代表”这个概念。本文认为，代表的含义不是等同、代替或取代之意，而是整合、凝聚的意思。通过整合与凝聚的过程，使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与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实现与体现。在政治体制内，这就是执政党的基本功能的定位。党的全部活动及党的自身建设都出自于这样的功能定位。第三，党的先进性体现在党的功能的实现结果上。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创新。以往阐述党的先进性的阶级基础说、思想基础说和群众基础说都具有应然的静态的特点，而从结果的意义上论述党的性质，则具有实然性、动态性。

现在，我们将上述理解与政治系统调适问题联系起来，可以找到实践“三个代表”的具体路径，也能够发现政治系统调适的具体问题。

1.培育和增强社会与政治系统的“边界”的功能，发展界于社会与政治系统之间的组织体。这些组织体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们需要有自主活动的空间和表达利益要求的通道。顺应社会结构转型的趋向，国家以法治的理念引导这些组织体的建立与运作，并由此确立政治系统与社会联系和互动的机制。如果说社会成员的社会行动通过职业组织得到初级整合的话，则界于政治系统与社会之间的这些组织体将对社会进行初级整合。经过整合的过程，输入政治系统的要求与支持的信息已具有“资源”的性质。当然，这些组织体绝不仅仅具有表达利益要求的功能，它们还具有重要的公共管理功能。

2.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国家化为政治系统调适的突破口。人民政协一直作为党的统战组织而存在。将其国家化，也就是通过组织创新，使人民政协变成国家机关。但不是组织议院，而是组建国家咨询机关。在结构转型社会中，为适应社会的变化，特别是为进一步提升政治体制的吸纳能力，强化政治系统与社会的互动机制，一方面要在人民政协组织中扩大政治团体的数量，使各社会阶层的组织体都有参与的机会和途径，另一方面必须解决人民政协在政治系统中的定位。与社会结构转型相适应，必须加强人民政协的国家决策咨询和参与决策的功能，因此，人民政协应从党的统战组织的性质向国家咨询机关的性质转化。这种转化建立在社会结构转型及其发展趋势的基础之上，并与上述的“边界”相衔接。

3.进一步调整执政党与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国家组织的实体。党与国家的关系集中体现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在政治系统内，人民代表大会拥有最高的国家决策权，这一权力同人民代表大会拥有的其他权力一样，来自于人民依照法定程序和民主过程的授权，由此决定人民代表大会只对人民负责，而不对任何党派与政治团体负责。执政党按照执政在民、执政为民的理念要求，实施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执政方略，依法对人民代表大会权力的行使提供政治、思想与组织上的领导。政党与国家是政治系统内两种不同的组织。执政党的权力与国家权力也是不同的。在习惯上，人们总是试图从权力大小的问题上思考国家权力与执政党权力的关系，但实际上这是两种功能不同的权力，不能以大小强弱论之。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组织，并不能自发实现国家权力的功能。执政党法定的执政权力集中体现为对人民代表大会的直接领导。

执政党范文篇3

教学目的：使学员理解两年多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执政思路，进一步理清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理念的发展脉络。

教学重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执政理念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

教学方式：理论联系实际，先讲清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政治理念的主要发展，再理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教学时间：1.5小时。

执政理念，就是执政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它凝结着党的执政宗旨和价值取向，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党的十六大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两年多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和发扬了我党为人民执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着眼于新的实践，以巨大的理论勇气积极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初步形成了我党新时期面向现代化的执政理论。梳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理念的发展脉络，对于全党牢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宗旨，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概括地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发展包括五个阶段，每个阶段对应着执政新理念的一个部分，这五个部分紧紧围绕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个根本宗旨，从不同的角度展开，承前启后、相互依存，最后统一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伟大的目标之中。

一、“两个务必”：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的政治宣言

2002年12月5至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曾庆红率中央书记处同志，冒着严寒，轻车简从地来到革命圣地西柏坡学习考察。考察后，发表了重要讲话，要求全党同志重温关于“两个务必”的重要论述，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同时，重温邓小平、关于全党和全国人民要长期艰苦奋斗的一系列重要论述。

“两个务必”凝结着深刻的历史经验，体现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其中蕴含着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两个重要思想：第一，在伟大的成就面前，党内一部分同志可能会骄傲起来，自满的思想可能滋长，不愿意再做艰苦的工作，如果不坚决防范和克服这种情绪，党的事业就不能向前发展，甚至会失败；第二，不论我们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都必须长期艰苦奋斗。当前，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艰苦奋斗，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感到自豪，但我们决不能自满，决不能懈怠。成绩越大，形势越好，越要保持头脑清醒。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伊始，重返革命圣地，重温“两个务必”，既是政治寻根，寻找执政的精神支柱；更是政治宣言，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传统的决心和态度。“两个务必”的执政宣言，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理念的根基，也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与时俱进探索执政新理念的起点。在此后的两年多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立足新的实践，把握时代特点，总结新经验，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理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003年7月1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2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来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始终是最紧要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

在以后的许多场合，新一届中央领导多次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宗旨。这些观点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继承党的优良传统的同时，与时俱进，增加了许多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成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群众利益无小事”，从这些质朴无华的话语里，我们不仅能看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心系黎民、心忧苍生的情怀，更能体会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重心由侧重国家、集体到关注公民个人、关注弱势群体的回归。这种执政重心的微妙变化，正是后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执政理念重大变化的发端。

关注民生，关注社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给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赋予了时代的内涵。我们从中央对“孙志刚案件”的处理后颁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条文里，从、和艾滋病患者握手的照片里，从总理专门为农民追回拖欠的2240元务工工资里，从中央连续两个一号文件中，读懂了什么是“群众利益无小事”，什么是以人为本，什么是执政宗旨。“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是从这些关系民生的“小事”出发，不折不扣地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迅速树立了亲民、清廉、高效、务实的执政新形象。

三、科学发展观：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贯彻执政宗旨的有效途径

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2004年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同志进一步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充分利用重要战略机遇期，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积极推进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自觉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为各方面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是党的执政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党的执政理念发展和进步的水平。科学发展观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总结了2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着眼于把握发展规律、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而提出来的，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

科学发展观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理念在经济领域的展开。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更加全面，也标志着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有了新的升华。

科学发展观一头连着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宗旨，一头连着我党带领人民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方向，是我党贯彻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反映了实现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只有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在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条件下，逐步理顺各方面的经济社会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健康有序，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不断完善和创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持续巩固。只有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党的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才能不断增强。

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理念走向现代化的标志

2003年7月1日，同志在纪念建党82周年、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加强党的领导干部的五种执政能力：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决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从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总结了执政经验，完整地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理念，科学地界定了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党的五大执政能力：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这五项能力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以及国家主权和安全等各个方面。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是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一种新的执政理念，它不仅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两个基本问题的认识，也进一步提出了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的重大课题，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通过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方式不断进行自我完善，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它表明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正在达到新的高度，体现了我们党对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使命的清醒认识、科学判断和高度自觉。把提高执政能力作为党建的重中之重，是我们党走向政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执政能力建设必须与时俱进。科学、民主、法治，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党要始终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是贯穿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理念的一根红线。这三种执政各有特点，又相互联系。一方面，科学执政与民主执政互为条件。要做到科学决策，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实现民主执政，必须以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制度为前提。另一方面，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依法执政来体现，科学执政是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态度、方法和指向；民主执政是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的保证；依法执政是对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要求。

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五种能力建设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概念，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顺应时展的潮流，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形势，回应民众要求的体现，是我党执政治国理念的重大转变。其出发点和落脚点仍然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的执政宗旨在党的建设方面的展开。党的执政能力的加强，不仅更高层次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宗旨，而且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领导保障，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只有在能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提高执政能力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

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新理念的集中体现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目标。《决定》提出，“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形成全体人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这表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已经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三位一体，提升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2005年2月19日，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要在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扎扎实实做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共产党的执政目的，是由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决定的，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同时又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不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还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归根结底，都要落实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载体上来。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从横向来说，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发展和谐。必须坚持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做到发展的速度、质量、效益相统一。二是环境和谐，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要做到人和自然协调共处，生态环境好，人居环境佳；同时要营造出诚信、包容、开放、文明、创新的良好人文环境。三是社会和谐。体现为干群团结一心，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充分保护，社会各方面消极因素最大限度地缩小，人的创造才能得以充分展现，人民群众投身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各项工作赢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和赞成。

执政党范文篇4

一、坚持科学执政,就是按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执政。

科学，是指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各种知识体系。科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它使人懂得事情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做，从而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人类要正确地认识和改造世界，必须尊重科学，按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办事。没有科学，人类只能停留在愚昧和黑暗之中。我们党提出科学执政，首先就基于对“执政”是“科学”的深刻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科学执政是一种态度、一种责任，也是一种能力，它要求全党同志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努力使执政实践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如何做好科学执政这篇大文章？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对此作了深刻阐述：要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探索和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按照这样的要求，坚持科学执政应当贯穿于探索和遵循三大规律的过程中，落实到党执政的理论和实践中，体现在提高党执政的成效上。

一是树立科学的执政思想。历史经验表明，执政党的执政思想直接关系其执政行为和执政成效。执政思想正确、科学、符合实际，执政实践就富有成效。同时，执政思想反映着为谁执政、靠谁执政的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我们党坚持科学执政，首要的是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来确立执政思想和执政方略，用以指导执政实践。科学的执政思想，既包括自己通过实践创造和积累的，也包括前人和他人创造和积累的。我们要善于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执政治国的做法与经验，真正做到“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今时代特点和我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得出新认识，党的执政思想才能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

二是制定科学的执政制度。对于执政党来说，建立什么样的执政制度至关重要。科学的制度能够有效地防止执政活动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优化资源配置，减少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科学的执政制度，既包括科学的执政体制、机制，也包括科学的具体执政制度。我们党在长期的执政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这是我们的政治优势。但是，同新形势新任务相比，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还存在不够完善的地方。这就要求我们坚持科学态度，发扬科学精神，结合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不断调整和完善党执政的各项制度，使之更加系统、全面、科学、有效。

三是探索科学的执政方法。方法好比过河的桥和船，科学的执政方法是党的执政思想、执政制度在执政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有效途径。在现代社会，法治是实现科学执政的基本方法，民主是实现科学执政的根本保证。从这个角度看，坚持科学执政必须同坚持民主执政和坚持依法执政结合起来，通过坚持民主执政和坚持依法执政来实现科学执政。在具体的执政活动中，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应当积极探索有利于实现科学执政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努力做到善于科学执政。

二、坚持民主执政,就是为了人民执政、依靠人民执政。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我们党就是在民主的旗帜下成熟起来和不断进步的,没有民主就没有共产党。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巩固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发展和健全的过程,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正如同志深刻指出的：“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民主,是亿万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焕发建设国家的强大创造力量的必由之路,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是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远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和作风的必由之路”。

民主执政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表明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与时俱进，而且表明我们党对执政方式的认识有了新的深化和拓展，对于我们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民主执政，就是党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民主执政的基本内涵，既科学回答了我们党执政的民主性质，也深刻揭示了我们党执政的实现途径；既体现了我们党执政的根本目的，也体现了我们党执政的动力源泉。

坚持民主执政，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为了谁、依靠谁，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必须首先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也是判断执政党性质的根本依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只有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执政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不断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为民主执政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坚持民主执政，是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必然要求。人心向背，历来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人民群众是历史前进和社会发展的推动者，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我们党的力量之源和胜利之本。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深刻变化，我们党执政也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在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上还存在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因此，只有坚持民主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才能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坚持民主执政，既要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和保障，也要通过一系列的方法措施来体现和落实。这就要求我们党不断适应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使命、执政环境和执政队伍发生的新变化，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民主执政提供制度保障。在实践中，要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建立和完善党内民主的各项制度，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人民民主制度，逐步建立健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丰富民主的实现形式，保障人民群众通过各种途径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等等。

三、坚持依法执政,就是坚持公民在宪法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

依法执政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之间是辩证统一的：科学执政是基本前提，民主执政是本质所在，依法执政是基本途径。三者相互联系、有机结合，构成了我们党执政方式的基本理论框架。科学执政与民主执政必须通过依法执政的途径来实现。保证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和党的领导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全党要认真学习宪法和法律,学习党章和党的纪律,把增强党的观念同增强法制观念统一起来,带头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律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领导方式，在55年的执政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执政方式，包括领导制度和工作制度等。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党自身的状况等都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总结过去在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方面的经验教训，不断改革、不断创新、不断完善，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依法执政的重要思想。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十六大提出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明确提出了坚持依法执政、不断提高执政能力的思想。这反映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对党的执政活动的内在要求。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正是基于我们党的历史方位所发生的变化，在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完成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任务出发，明确提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

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坚持依法执政，不断提高党的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水平，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把依法执政这一党执政的基本方式落到实处，就要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要使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要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各项工作，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要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提高司法队伍素质，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和保障；要以保证司法公正为目标，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

依法执政，就是党要紧紧抓住制度建设这个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重要环节，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建设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必须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探索和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上,取得了重要成就。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新方针、新举措。这些新方针、新举措，都是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重大创新、重大发展，为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创造了新的条件，要紧密结合实际，深入思考研究，认真贯彻落实，不断完善发展。

努力建设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重点,建设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提出和确立建设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的目标,是我们党在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上的重大进步。它同我们党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一定要紧密联系我们党执政的基本实践,深刻理解和把握它的精神实质。

一、坚持科学执政,就是按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执政。

科学，是指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各种知识体系。科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它使人懂得事情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做，从而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人类要正确地认识和改造世界，必须尊重科学，按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办事。没有科学，人类只能停留在愚昧和黑暗之中。我们党提出科学执政，首先就基于对“执政”是“科学”的深刻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科学执政是一种态度、一种责任，也是一种能力，它要求全党同志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努力使执政实践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如何做好科学执政这篇大文章？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对此作了深刻阐述：要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探索和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按照这样的要求，坚持科学执政应当贯穿于探索和遵循三大规律的过程中，落实到党执政的理论和实践中，体现在提高党执政的成效上。

一是树立科学的执政思想。历史经验表明，执政党的执政思想直接关系其执政行为和执政成效。执政思想正确、科学、符合实际，执政实践就富有成效。同时，执政思想反映着为谁执政、靠谁执政的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我们党坚持科学执政，首要的是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来确立执政思想和执政方略，用以指导执政实践。科学的执政思想，既包括自己通过实践创造和积累的，也包括前人和他人创造和积累的。我们要善于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执政治国的做法与经验，真正做到“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今时代特点和我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得出新认识，党的执政思想才能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

二是制定科学的执政制度。对于执政党来说，建立什么样的执政制度至关重要。科学的制度能够有效地防止执政活动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优化资源配置，减少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科学的执政制度，既包括科学的执政体制、机制，也包括科学的具体执政制度。我们党在长期的执政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这是我们的政治优势。但是，同新形势新任务相比，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还存在不够完善的地方。这就要求我们坚持科学态度，发扬科学精神，结合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不断调整和完善党执政的各项制度，使之更加系统、全面、科学、有效。

三是探索科学的执政方法。方法好比过河的桥和船，科学的执政方法是党的执政思想、执政制度在执政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有效途径。在现代社会，法治是实现科学执政的基本方法，民主是实现科学执政的根本保证。从这个角度看，坚持科学执政必须同坚持民主执政和坚持依法执政结合起来，通过坚持民主执政和坚持依法执政来实现科学执政。在具体的执政活动中，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应当积极探索有利于实现科学执政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努力做到善于科学执政。

二、坚持民主执政,就是为了人民执政、依靠人民执政。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我们党就是在民主的旗帜下成熟起来和不断进步的,没有民主就没有共产党。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巩固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发展和健全的过程,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正如同志深刻指出的：“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民主,是亿万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焕发建设国家的强大创造力量的必由之路,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是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远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和作风的必由之路”。

民主执政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表明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与时俱进，而且表明我们党对执政方式的认识有了新的深化和拓展，对于我们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民主执政，就是党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民主执政的基本内涵，既科学回答了我们党执政的民主性质，也深刻揭示了我们党执政的实现途径；既体现了我们党执政的根本目的，也体现了我们党执政的动力源泉。

坚持民主执政，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为了谁、依靠谁，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必须首先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也是判断执政党性质的根本依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只有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执政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不断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为民主执政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坚持民主执政，是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必然要求。人心向背，历来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人民群众是历史前进和社会发展的推动者，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我们党的力量之源和胜利之本。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深刻变化，我们党执政也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在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上还存在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因此，只有坚持民主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才能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坚持民主执政，既要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和保障，也要通过一系列的方法措施来体现和落实。这就要求我们党不断适应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使命、执政环境和执政队伍发生的新变化，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民主执政提供制度保障。在实践中，要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建立和完善党内民主的各项制度，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人民民主制度，逐步建立健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丰富民主的实现形式，保障人民群众通过各种途径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等等。

三、坚持依法执政,就是坚持公民在宪法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

依法执政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之间是辩证统一的：科学执政是基本前提，民主执政是本质所在，依法执政是基本途径。三者相互联系、有机结合，构成了我们党执政方式的基本理论框架。科学执政与民主执政必须通过依法执政的途径来实现。保证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和党的领导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全党要认真学习宪法和法律,学习党章和党的纪律,把增强党的观念同增强法制观念统一起来,带头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律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领导方式，在55年的执政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执政方式，包括领导制度和工作制度等。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党自身的状况等都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总结过去在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方面的经验教训，不断改革、不断创新、不断完善，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依法执政的重要思想。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十六大提出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明确提出了坚持依法执政、不断提高执政能力的思想。这反映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对党的执政活动的内在要求。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正是基于我们党的历史方位所发生的变化，在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完成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任务出发，明确提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

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坚持依法执政，不断提高党的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水平，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把依法执政这一党执政的基本方式落到实处，就要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要使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要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各项工作，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要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提高司法队伍素质，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和保障；要以保证司法公正为目标，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

执政党范文篇5

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犹如水与舟的关系，水可载舟，也可覆舟，逆水行舟，就会被水所覆。只有顺水行舟，才能行而自如，永葆活力。

在当前加强和完善社区党建工作中，必须重新审视和重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在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我们曾有种子与土壤关系之说，即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只有当种子扎根在土壤中，才能生根开花，枝繁叶茂。也就是说，种子离不开根，只有当共产党生根在人民群众中，才有生命力；也有鱼水关系之说，即执政党是鱼，人民群众是水，鱼儿离不开水，没有水，鱼就无法存活，即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也就没有执政党的地位；现在我要说，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更犹如水与舟的关系，水可载舟，也可覆舟，逆水行舟，就会被水所覆。只有顺水行舟，才能行而自如，永葆活力。执政党只有顺应社会发展潮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为民系情，为民谋利，为民用权，才能深得民心，最终为民拥护和支持。

综观中外历史，凡是逆水行舟的执政党，其执政地位是不稳定的，甚至是短命的。譬如在抗战胜利后，当时的国民党逆势而行，违背广大中国人民的基本意志和根本利益，逆社会潮流而动，不顾人民的饥饿和疾苦，贪污腐败成风，又悍然发动内战，失去民心，结果以失败而告终；前苏联共产党在东欧剧变时之所以会迅速垮台，就是苏共当时已经远远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在苏共内部已经形成既得利益的权贵官僚阶层，他们不再是人民的公仆，而是人民的老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故在一夜之间，许多苏共高层领导一下跳出苏共的船，上了资本主义的岸，成为大暴发户，大资本家，而党员分崩离析，导致苏共垮台。无论是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还是东欧剧变时的苏共，都已经成为无水之鱼，成为逆社会潮流而动的独木舟，不仅不能引领社会，领导人民，反而退出执政的舞台，被社会潮流所淘汰。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自1964年新加坡建国以来一直就是执政党。新加坡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国家，人口密度极高，动拆迁的频率也极高，一般居民的组屋每十至十五年就要被动拆迁一次。然而，建国四十多年来，在动拆迁问题上没有发生一个钉子户现象，这一方面归功于他们居民较高的法律意识和国家依法治国的水平，更重要的是执政党在处理涉及到人民生活的重大事项时所具有的较高的执政能力，体现和反映民意的能力。诸如动拆迁等重要事项都要通过事前的听证会形式，让各种方案供有关居民和当事人讨论，这也是充分体现和反映民意的结果。

综上所述，只有当执政党顺应社会发展潮流，不断反映并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和意志时，才能有生命力。

执政党范文篇6

一、执政党的现代化

(一)执政党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执政党的现代化，就是执政党适应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需要，适应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而使自身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过程。我们党的现代化有着自身的特殊性，要从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党的建设模式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党的建设的模式，应立足于以下3个方面：第一，执政党的现代化建设，与其执政地位、作用和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任何政党都不可能从开始建立就拥有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适用的模式，随着社会结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以往党借以对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进行领导的体制、机制、理论基础、方式方法，以及党自身的运作方式，都需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做出相应的变革。这将成为给当代执政党建设带来巨大变革要求的革命性因素。第二，执政党现代化的目标应着眼于21世纪中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文明，党的现代化才能真正适应现代化政党的大趋势。第三，对党的现代化建设的研究必须超越自我体系。在研究中必须坚持既开放又务实的观念与态度，摒弃只注重阶级实质的差别或简单化的比较，而忽视全面的多视角的具体分析研究，应大胆吸取、借鉴、移植世界各国政党经验中蕴含和体现人类政治文明的合理内核，将党的现代化置于更科学和文明的基础上。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领导计划经济到领导市场经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时代特征和客观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社会转型带来的价值观念变革、社会关系重组、社会利益分化、新兴阶层的兴起，以及参政要求的提高，都对政治体系提出新的要求，使既有的政治权力和政治结构面临新的压力和挑战。能否推动社会现代化，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现代化。因此，处于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深化包括党的领导体制的改革以及党自身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显得尤其重要。

(二)执政党建设与现代化发展之间的有效互动已经成为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这个机制产生持久效能的关键是党要在推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自身，全面实现党的现代化。从现代政党发展的角度来看，应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从目前中国社会政治构架来看，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构成社会主义民主的两个方面。但是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决定了执政党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程度。党的大事也是国家的大事。党内重大问题能够民主决策，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就有了可靠的基础。因此，党内民主先行于人民民主，是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关键，党内民主不健全，其他民主形式都会名存实亡。发展党内民主是多层次、多方面、多途径的，是以实现党的纲领为目的，以引导保护、发挥积极性为出发点，紧密结合党组织的职能和党员的权利、义务而展开的。同志在十7大报告中对新的历史时期发展党内民主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第一，切实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首先，要积极推进党内选举的民主化，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产生和领导干部的选拔真正建立在民主原则的基础上。其次，要拓宽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民主渠道，推动和促进党的领导工作民主化的发展。

第二，不断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决策民主化是党内民主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决策科学的前提。要在党的重要方针、政策、制度、决定的形成机制中，把“以多种形式与党员商量，广泛征求、征集党员意见”作为一个重要环节和重要内容，并以严格的制度加以规定和确认。要让参与决策的人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把各种不同方案都讲出来，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正确的集中。

第三，切实加强党内监督。健全党内监督制度，首要任务是改革调整现行的监督领导体制，保证对权力监督制约的实效性。在现行的监督领导体制下，各级纪委既是同级党委的被领导者，又是同级党委的监督者，从实践效果看，这种监督体制弱化了对权力的制约。监督者必须同被监督者的权力、地位相等，才能有其独立性、权威性，才能实现对监督对象的制约。因此，必须对现行的监督体制进行改革调整，建立起与同级党委平行的党内监督机制，实行党的各级纪委直接受上级纪委领导，并对其负责的垂直式监督领导体制。

2.党政关系法治化：体制改革和社会全面进步要求政党制度进行党政关系的调整，党对国家的领导体现于执政权的有效实现，党的执政方式必须要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法治化的要求。国家权力源于人民意识，在执政过程中，政党发挥的是领导作用而不是替代作用。国家意志可以视为政党意志与人民意志的统一，但其本质仍然是人民意志，而非政党意志。党的领导权主要体现为3种方式：一是通过将其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获得法律的形式实现对国家事务的政治领导，行政、司法机关及社会团体以遵守法律的形式与政党形成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二是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干部，通过干部落实党的政策主张；三是通过设在各机关、组织中的党组织及党员的表率作用和监督保证作用，贯彻党的政策主张。

执政党实行依法执政要有宪法和法律依据，但客观地说，目前执政党依法执政所能依据的主要是规范国家运作形式的法律规定，只靠这些法律还解决不了执政党如何领导国家政权运作的法律依据问题，也难以有效地避免执政党不规范的执政行为。为此，应尽快考虑制定党政关系法，通过科学地界定执政党对国家权力机关领导权限以及领导方式，把党同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相互关系，把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具体原则与方式，以及如何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等方面的内容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从法律的制定上保证执政党对国家权力机关实行依法领导和国家权力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3.党务管理的科学化：第一，在党务管理中要积极引入和运用现代科技的新成果、新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党的工作的科学性。在党的各级组织中进行决策时，可以运用系统工程的运筹学理论和系统方法的优化原则、整体性原则、协调性原则、有序性原则、可靠性原则、预测性原则，以增强决策的正确性；在党员干部队伍管理中，可以运用系统控制论的原理和计算机、网络技术来提高管理的预见性、规范性、科学性；在党员教育中，可以利用各种先进的影像技术、传媒技术来提高教育的吸引力和质量；在党风治理中，可以运用控制论基本原理和方法，标本兼治，探索和形成切实有效的党风建设新途径。

第二，发挥党的政治优势，与市场机制相融合，坚持科学可行的原则，大胆借鉴、引入市场经济机制中有利于增强党的活力、有利于党建总目标实现的原则、方法，这是党务管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把市场经济效益原则引入党建工作中，坚持效益、效率观念，实实在在地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抓党建，摒弃形式主义。衡量党建优劣成败的标准是看党建工作是否为国家的全面建设做出了贡献，是否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否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把竞争原则引入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引入干部管理，就是要实行公开、公平、择优的原则，破除论资排辈、平衡照顾等陈规陋习；祛除“裙带作风”、“长官意志”乃至“买官卖官”等封建制度的残余影响。通过竞争，优胜劣汰，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把自主性、平等性原则作为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准则。这有利于在党内形成民主与平等的氛围。党内生活活跃的关键在于党员都关心党的生活，这就必须要培养党员平等的观念，倡导党内事务分开化。把平等性、自主性引入党内政治生活，能有效激发党的组织和广大党员的主人翁意识，克服“一言堂”、“家长制”等现象，从而增强党的生机和活力，更好地贯彻民主集中制。

4.自身建设的开放性：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我们几乎对所有外来的东西都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一概排斥，从而使自己变得日益狭隘封闭、教条僵化。改革开放以来，旧的思想观念仍紧紧地束缚着党的建设。其实，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乃至政党建设方面的都应该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都可以而且应该互相借鉴。在政党建设方面，我们应该解放思想，拓宽视野，善于向朋友和对手学习，敢于大胆借鉴和吸纳国外政党建设的合理因素和营养成分，探索现代政党的发展规律。因为一个封闭的党是经不起任何政治风浪的。我们既要总结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也要研究资产阶级政党的历史，各国政党的活动既有各自的特殊性，也有其共同的规律，我们在坚持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同时，不应该把一些共性的东西说成是资产阶级政党的，把相当一些属于全人类共同的政治财富都划归到资产阶级政党的名下，．从而使自己的理论空间变得狭小、堵塞，这对我们党的发展和党的现代化建设是有害无益的。

二、党的执政方式现代化

(一)实现党的执政方式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共产党执政的实践证明，一党长期执政，其执政的合理性不仅取决于它代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同时也取决于执政方式的合理科学和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认可。不能简单地认为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人民的支持。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执政方式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必须明确，要真正建立起科学的、现代化的执政方式，需要经过长期不断探索，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市场经济建立起来以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新的执政方式一时还难以建立和完善，这就使得党在实现对国家和社会领导的过程中，存在许多不协调的地方。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各个方面都已经向现代化大步迈进，作为执政党，必须首先实现执政方式的现代化，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建立科学的领导体制和活动方式。这是我国现代化深入发展必须提出的、也是必须认真加以解决的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

实现党的执政方式的现代化是党的执政规律的内在要求。实现党的执政方式的现代化要坚持和体现民主原则，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也就谈不上党的执政地位的长久巩固。坚持民主原则是政治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党的先进性的基本要求，更是“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实现党的执政方式的现代化，就是要建立一种能够最大限度地、最及时地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要求的制度和体制，能够通过科学的途径和方式，集中全体人民和全党的智慧，整合各阶层和群体的利益，使执政党进行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实现党的执政方式的现代化要坚持中国特色。我们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善党的领导，实现执政方式的现代化，必须处理好吸收借鉴与保持中国特色的关系。改善党的执政方式，是实现党发挥作用方式的现代化和科学化，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所以，必须坚持党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能把党的执政方式的现代化错误地理解为西方国家资产阶级议会政党政治化。实现党的执政方式的现代化，要处理好党的执政方式中制度变迁、体制创新与党的自身建设传统方式的关系。实现党的执政方式的现代化，主要是进行党的领导制度的改革创新，但是制度建设无论如何重要，也不能只顾一点而不及其余。

(二)实现党的执政方式的现代化，是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历史重任，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对于我党在新世纪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快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1.新时期实现执政方式的现代化必须科学配置执政党与政权的职能。我国执政党与政权的职能配置内容大致如下：第一是反映民意与利益综合职能，具体表现为执政党制定纲领政策职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把人民的具体利益要求、现实困难等整合成为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纲领、路线、方针及政策。第二是政治灌输与教育职能，具体表现为执政党对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意识的教育，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把党的认识转变为人民的认识。第三是政治录用与遴选干部职能，具体表现为执政党对干部的培养、调配和推荐功能。第四是监督服务职能，即执政党组织群众对党员干部、国家机关以及路线方针政策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和服务的功能。

2.新时期实现执政方式的现代化首先是执政方式运行的法治化。第一，执政方式运行的法治化意味着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至高无上，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它必须是遵守宪法和法律的典范，其行为依据和活动空间都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范。第二，执政方式运行的法治化客观上要求执政党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实现其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执政；党要尊重和支持人大依法行使其职权；党关于国家事务的重大决策提交全国人大经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党依法向人大推荐国家机关重要干部；规范执政党在国家权力机关内的政治活动内容与方式等。第三，执政方式运行的法治化意味着以明确完善的法律来界定科学分工的党政职权及其运行的程序。这样，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不是国家与社会各项具体事务的直接管理者，而主要是在法律的范围内履行其纲领政策功能、组织功能、教育与灌输功能等，从而实现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

三、执政党的现代化与执政方式现代化的关系

党的现代化和执政方式现代化是新时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的全面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途径，民主政治是它们的核心内容。党的现代化是内容，执政方式现代化是外在表现形式，没有党自身的现代化，就谈不上执政方式现代化。党的现代化通过执政方式现代化起作用，执政方式现代化是党自身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一)党的现代化是执政方式现代化的前提和保证。判断一个党的执政方式是否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看这种方式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规律。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没有科学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行动。只有以党的现代化为基础，构建关于执政方式系统完善的理论，才能形成一整套具体的制度而指导党的领导实践。党的执政方式只有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现代化的要求确立，其运行机制才能符合民主、科学、高效的原则，与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等的各项制度有机结合，相互协调、互相促进，才能表现出较高的制度化、现代化水平。

(二)执政方式的现代化是党的现代化的客观要求。由于中国共产党既是工人阶绿政党，又是13亿人口的执政党，这一双重身份要求共产党必须坚持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统一，以自身的现代化实现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在客观上就要求必须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以适应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实现党的执政方式现代化，实现党的领导的现代化，要在许多方面根据党的现代化的要求重新进行分析认识，进行一次党的观念上的解放，从政党发展规律和执政规律的角度，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开阔胸襟，拓展自己的理论空间和视野，构建执政方式的理论体系，以恰当的方式准确、全面、及时地代表和表达民意，提高党的执政水平。

执政党范文篇7

关键词：执政党；意识形态；多元社会；利益整合；转化

1960年，哈佛大学的丹尼尔•贝尔（DunielBell）提出意识形态将走向结束；1989年，福山(FrancisFuku-Yama)也认为不但意识形态，而且历史也将会终结。然而在现实的世界各国政治中，意识形态却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终结。对于已经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一个重大的课题，就是如何使自己的意识形态实现相应的转化，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状况。显然，这是关系到党执政合法性的又一个重大问题。

一、执政党为何要对意识形态进行转化

意识形态是政党用来吸引民众、整合民众力量的强大工具，主要用来维系政治建制的正常运作。它“是一种节省的方法，个人用它来与外界协调，并依靠它来提供一种世界观，使决策过程简化”［1］。另外，意识形态还对执政党的合法性起支撑的作用。所以，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应当为保持强大的执政基础、获得广大民众的长期支持服务。但是，执政党在其执政过程中总会遇到众多矛盾需要解决，正是解决这些矛盾的需求，迫使执政党不得不对其意识形态进行转化，其原因主要有两个。

首先，控制公共权力、对权力运行过程施加影响，是几乎所有政党都倾力追求的目标。所谓执政党，指的就是控制公共权力，特别是控制了行政权力的政党。但是，执政党和公共权力又不完全是一回事。一方面，从政党的一般特性上看，政党代表的只是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任何政党都不可能把所有人的利益都同时体现出来，反映一定阶级、阶层、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是政党的一项基本功能。另一方面，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关，从理论上说代表的是全社会。政府即使被一个政党所控制，也不能只为一个社会阶级或集团服务。从这个角度上讲，执政党如果要继续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就有一个调整自己的意识形态以尽可能反映更多民众要求的问题。

其次，社会的多元化和人们思想的多元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我们看到，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社会结构发生了并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社会分层日益复杂化。以西方国家为例，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多数国家中间阶层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工人阶级，整个社会的结构明显呈现中间趋大、两头缩小的走势。到今天，西方国家的传统工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不到5％。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得人们的身份日益复杂，越来越多的人处于几种身份兼而有之的状态。从总体上来看，这就使得传统意识形态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很显然，只要市场仍然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手段，多元化就无法避免”［2］。与此同时，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又不可能是多元化的。因此，通过一种能够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共同接受的意识形态来把多元化的社会利益整合在一起，消解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现实的需要也将迫使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不断进行转化。

二、理想的意识形态应具备的特点

纵观世界上许多执政党的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理想的意识形态应具备以下三个特点，即：开放性、兼容性、灵活性。

意识形态的开放性，主要表现在一个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既要继承本国的历史传统，也要借鉴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的文化观念。因为，执政党在执政的过程中，常常会面对一些新兴的社会阶级、阶层、集团和社会思潮对“官方思想”、“正统思想”的影响和冲击，执政党不应简单地与之对抗，而应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意识形态的兼容性，主要是指执政党不应该片面地反对“左”或“右”，而应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但又从不将自己的意识形态贴上“左”或“右”的标签，而是继承与发展自己的历史传统，使意识形态适应时代的发展，保持合理性与合法性。兼容性强的政党，往往很少刻意强调自己的意识形态，它不但能够根据实践的需要灵活变换方向，而且善于迅速吸收各种对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有利的观点和主张。在当今的西方国家，各政党在纲领和政策上相互交错，不同政党之间在政策主张上往往不是那么泾渭分明，而经常是相互渗透，甚至相互抄袭，实行“拿来主义”，导致“左右共治”的现象。例如，在美国，尽管两党在竞选中相互攻击，但却并不妨碍获胜者把落败者的主张变成自己的主张。在英国，保守党和工党在保护劳工利益和国有化问题上长期势不两立，而现在保守党也打出了维护劳动者社会福利和公民权利的旗帜；工党则放弃了建党以来一直坚持的国有化主张，两党的立场因而大大靠近了。

意识形态的灵活性，最充分地表现在执政党纲领的发展变化上，特别是要注意“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只有意识形态能够及时主动地适应政治发展的实际需要，不断发展演进，才能有效占领一切政治思想空间，使自己的思想领导和控制力量达到其他政党所无法比拟的程度，为执政党的长期执政打下牢固的思想基础。

三、我国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转化

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阶段：一方面，30年的改革开放成就举世瞩目，中国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另一方面，改革过程中也积累了许多亟待解决的矛盾，如：社会公平、腐败、产权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等，这一切都有赖于作为这场改革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自身在与时俱进中不断加以解决。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的奋斗历史中积累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党必须把握潮流、审时度势，依据时代主题的转换而调整自己的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所统领的政治建制的意识形态，作为一个问题，其原理表达主要有：第一，特征层面的表现是社会对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价值的认同程度在降低；意识形态的实践品格在削弱；意识形态笼罩社会的涵盖度在缩小，稳定性受到冲击与质疑。第二，意识形态的功能方面，在政治体制的运作中，有相当一部分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在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上与意识形态相违背；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作用在削弱，越来越多的社会活动超出了意识形态的整合范围；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政治系统的合法性论证作用在减小。这些现象都提醒我们，必须对意识形态进行转化，否则后果不堪设想。［3］

众所周知，中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转型的意识形态工具。但是，在革命成功以后，特别是在实行改革开放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要使这样一种在革命时代曾经发挥过巨大作用的意识形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作用，就必须在保持其内在延续性的前提下对其进行转化。笔者以为，我们已经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这一转化，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一是从阶级分析向利益分析转化。阶级分析方法是根据人们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关系来确定人们的不同政治态度和立场，并以此来认识社会冲突根源的理论方法，其理论依据是“劳动价值理论”，是与“剥削”与“被剥削”的观念紧密联系的。这种方法通过启发被剥削阶级的自觉意识，从而发动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利益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是以资源的稀缺性为前提，分析人们之间利益冲突兴起的原因和社会秩序的建构，其价值取向是实现社会的基本“公正”。它希望通过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来保护合法的富人，扶助穷人，扩大中间阶层；希望通过制定合理的分配制度对社会财富实施再分配来实现这种“公正”。也即是说，利益分析方法是企图通过缓和利益间的矛盾来保持社会稳定。在意识形态上从阶级分析方法向利益分析方法的转化，显示出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领导国家建设的执政党，与以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政权为目标的革命党的根本区别。以利益分析的方法为指导，必然坚持以法制为基础，通过利益协调来促进社会的稳定，在持续的发展中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

二是由整体至上向重视个体转化。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党的中心任务是通过暴力革命来取得国家政权，这就需要其他一切利益和要求都服从于这一中心任务。出于战时需要的这一利益结构模式，在取得政权后得到延续，实质上确立了一种整体至上的意识形态。它以政治权力的强力控制为手段，在整体的协调与控制下实行个体间利益的平均化。这种对个人利益具有压制作用的整体至上，可能会在短时期内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但长此以往则会极大地挫伤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终导致整个社会逐渐丧失前进的动力，使社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前苏联的情况就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深刻教训。

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逐步深入，中国共产党及时对意识形态加以调整，提出“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4］，从舆论引导和政策制定上，充分体现了对追求个人合法利益的肯定和支持。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不可能是单一的。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5］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把其他分配方式科学地概括为“按要素分配”，这实际上是对个人在社会分配机制中的合法地位的承认和肯定。这些都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三是从“二元对立”向“务实中和”的转化。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对社会进行的是二元对立式的阶级划分，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来体现人民的利益。但在今天，如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执政党依然忽视已经变化了的时代主题和历史任务，继续奉行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就会阻滞中国社会的发展。建国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经历的波折以及“”所带来的深刻教训，一再证明执政党迫切需要转化意识形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及时将意识形态从革命的“二元对立”逐步向执政的“务实中和”转变。特别是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意味着共产党将执政的合法性从传统的“打天下者坐天下”，转化到将合法性建立在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实现了意识形态从强调“革命”和“斗争”理念向强调“建设”和“创新”价值的全面转变。

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转化，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从内在精神气质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的理论，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治的主题却是建设，因此，二者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紧张”。［6］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实现马克思主义由革命气质到建设气质的转化及创新上已作出了大量努力，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兼容性和灵活性，也展现了我们党在实现意识形态转化上的理性风格。□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诺思，厉以平.经济学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50.

［2］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556.

［3］黄相怀，陈胜震.意识形态的现代性转化［J］.社会科学家，2003（9）.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42.

执政党范文篇8

一、从新世纪执政党建设实际出发，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一切从新世纪党建工作的实际出发，科学规划新世纪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使执政党建设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执政党自身建设思想的时代性特点，源于对新世纪党建实际的深刻把握。强调：“要坚持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充满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论党的建设》，第509页)同志对新世纪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把握。认为在世纪之交，时代的主题仍是和平与发展，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胜利完成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基础上，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继续向现代化目标迈进。在新世纪必须为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而努力奋斗。我们党已经执政五十多年，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着国家建设，新党员大幅度增加，干部队伍新老交替不断进行，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党的发展既充满了活力，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所有这些，与所处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条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情条件、要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建设成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党建条件大不相同；与邓小平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重新恢复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并制定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党建条件也有一定差别。而正是这些不同的条件，构成了执政党建设思想的客观基础，决定了对在新世纪“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根本问题的科学解答，必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执政党自身建设思想的时代性特点，集中体现在其内容上。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紧密结合党的政治任务和政治路线，明确地把“三个代表”确立为新世纪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总纲领。“三个代表”思想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自身建设的新要求，是新世纪继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宣言书。它向全世界昭示，在新的世纪中国共产党将按照这样的先进性加强自身建设，朝气蓬勃，与时俱进，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履行好执政为民的历史使命。其次，为在新世纪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强调必须着力解决执政党自身建设的“两大历史性课题”。面对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党的相当一部分干部“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的情况，提出要努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面对西方反华势力加紧对我实施“分化”“西化”图谋、党内部分干部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严重甚至腐化堕落的严峻现实，提出必须努力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第三，面对我国社会阶层构成的新变化，提出，必须在坚持党员标准的前提下，把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以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第四，为解决党内在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创造了“三讲”教育这种新形势下以整风精神进行党性党风教育的新形式；提出了“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全面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强调一定要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这些具有崭新内涵的论述，使执政党自身建设思想不仅较计划经济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执政党建设思想有很大的发展，而且较改革开放初期的邓小平执政党建设思想也有很多创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二、强调新时期党建实践的基础作用，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执政党自身建设思想的精髓，就是一切从新世纪党的建设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和指导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在领导执政党建设进程中，以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全面总结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将其提炼升华为理论，再用以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从而在理论与实践的反复结合与双向互动中，不仅形成了执政党自身建设思想，而且使这一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执政党自身建设思想来源于执政条件下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伟大实践，是深深扎根于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实践土壤的理论宝树。首先，全面总结了我们党执政五十余年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自身建设的经验，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对党的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率领全党取得的执政党建设经验进行了新的思考，提出了新的认识。比如，总结注重思想建党的经验，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总结邓小平注重从制度上建党的经验，提出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健全科学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保持并不断增强党的活力。他特别对90年代以来全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的经验进行了认真总结和科学概括。比如，根据农村基层组织“三个代表”教育中“干部受教育、群众得实惠”的经验，做出了进一步深入开展这一教育活动的决策。其次，以开阔的世界眼光、深远的历史视角，吸取借鉴了其他国家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自身建设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苏联共产党官僚主义严重、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脱离群众、失去民心的教训，提出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再次，他批判地借鉴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一些老党大党丧失政权的教训。可以说，没有对我党执政五十多年来自身建设实践经验的全面总结，就不会有执政党自身建设思想；而没有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执政党建设教训的批判借鉴，执政党自身建设思想的内容也不会如此丰富和充实。

执政党自身建设思想的实践性，既体现在来源于实践，更表现在对新世纪党建实践的指导功能上。正是在回到实践、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关于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思想接受实践的检验，继续丰富和发展。从十五大初步形成“一个目标”、“两大课题”、“三个方面”和“三个优势”的基本框架，到“七一”讲话系统阐发“三个代表”达到全面成熟，执政党自身建设思想在新时期党建实践中得到全面应用，使党不仅保持了先进性和纯洁性，而且充满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也蒸蒸日上，不断创造出新的辉煌。这些充分证明，执政党自身建设思想是深深扎根于实践的理论指南，有着很强的实践性。

三、把执政党自身建设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全面规划，具有完整的系统性

面向新世纪，把执政党自身建设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科学筹谋，全面规划，对新世纪“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根本问题提出了新的答案，使其执政党自身建设思想具有完整的系统性。

执政党自身建设思想全面地部署了新世纪执政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构成了一个内容丰富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执政党建设总要求：“三个代表”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要求。

(2)执政党能力建设：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

(3)执政党思想建设：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把理论创新作为思想建设的关键环节。

(4)执政党组织建设：全面贯彻“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考验的干部队伍；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必须努力把基层组织建设成坚强的战斗堡垒，坚决防止“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情况发生；严格按照标准吸收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入党；努力把全体党员锻炼成为坚定的共产党人。

(5)执政党作风建设：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按照“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全面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建设；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按照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6)执政党制度建设：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必须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要进一步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和工作机制。

以上六个方面，构成了执政党自身建设思想的科学体系。至此，工人阶级执政党自身建设理论的大厦终于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土地上建构起来。

以在新世纪“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根本问题为逻辑起点和落脚点，从而使执政党自身建设思想具有严谨缜密的系统性。首先，执政党建设总要求把“三个代表”作为党的先进性的集中体现，作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总要求，从而在根本上科学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可以说，“三个代表”就是新世纪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体设计思想。其次，执政党能力建设理论把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作为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重点，把“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论党的建设》，第508页)的总目标落在了实处，也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作了具体回答。再次，执政党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理论，则分别从不同方面解决了在新世纪“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可以说，由这六方面理论构成的执政党自身建设思想为在新世纪“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根本问题提供了完整的答案。这一答案，不再是片断的而是系统的，不再是局部的而是全面的，不再是初步的而是深刻的，而且十余年来的党建实践充分证明它是科学的真理，是全面推进新世纪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完整蓝图。

四、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自身建设，具有崭新的创造性

理论创新是实践创新的先导。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智慧和理论勇气，科学地解决了新世纪“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基本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飞跃，在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思想发展史上树立起一座新的理论丰碑。

关于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思想，是在坚持马列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理论创新，就是要认清新形势，解决新问题，提出新论断。高度重视理论创新的方向与方法问题，他强调，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就必须按照“一个中心”和“三个着眼于”的原则，着力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三大规律”，突破种种束缚，实现“三个解放”，即“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论党的建设》，第511页)归结起来，就是必须正确处理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坚持与发展的关系，做到两个“坚定不移、不能含糊”。离开坚持的发展不是真发展，只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离开发展的坚持不是真坚持，只能成为一潭死水、一株枯树。在坚持的基础上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坚持，才是科学的态度、正确的选择。关于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思想，就是在正确处理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坚持与发展关系的前提下，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伟大成果和光辉典范。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建党思想和邓小平建党理论一脉相承；又以改革的精神研究解决新世纪党的自身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对党的性质、任务和纲领作了新的概括阐发，分别赋予了面向新世纪的时代内涵，说出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谱写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思想的新篇章。

执政党范文篇9

充分认识执政党的特点，是掌握执政规律的切入点。规律指的是事物内部的本质联系。但本质的东西往往不容易掌握，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当年，从分析中国社会的特点、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入手，形成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从而体现了对革命规律的把握。探寻执政规律同样如此。执政的党和不执政的党，尽管都履行政党的功能，但地位和任务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这个变化，导致了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活动规则等等的不同。认识不到这些变化，把握不住其中的规律性，扮演的角色和履行的功能就不对头，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执政理念和执政方略就都会出现偏差。

充分认识执政党的特点，也是提高科学执政能力的起点。执政党是执政的主体，执政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就是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执政的党与不执政的党，在国家权力系统中的地位和运作是不一样的。执政的党能否科学地处理与政权系统的关系，形成党政良性互动、统合的局面，是判断一个政党执政能力强弱的标尺之一。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认清政党性质、功能等等在执政条件下的新变化。这要求我们从认识执政党的特点入手，明确执政党的功能与权限，构建党在国家政权中的科学的运行机制，使党政和谐、互动而不至于为各种矛盾所累。没有对执政党特点的科学把握，做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就没有可能。

充分认识执政党的特点，又是提高民主执政能力的起点。执政的党和不执政的党，都有一个如何面对社会与群众的问题，但思考、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落脚点都有重大区别。比如，对一个与国家政权对立的、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党来说，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正是革命形势成熟的标志，是夺取政权的机会。但对执政党来说，首要的职责是维系社会的公正、稳定与发展，把各种社会矛盾尽可能化解在体制内。在这里，党的社会整合功能突出出来了。所谓社会整合，就是执政党必须尊重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以民主的方式，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同时努力保护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构建社会均衡发展的格局。只有这样，党的执政基础才能得到不断巩固和增强。

执政党范文篇10

一、加强对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是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也是党的执政地位和任务所决定的

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始终重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他指出，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他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努力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切实加强对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使我们党真正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深刻阐述了加强对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的必要性和极端重要性。

第一，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我们党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后，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岗位，这就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这种考验，既有执政的考验，又有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一方面，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的一些干部沾染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习气，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不能很好的行使权力；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一些人抵御不住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袭，在糖弹面前会打败仗。这两方面的问题解决不好，我们党就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党的执政地位就不巩固。“因此，对于我们党来说，更加需要听取来自各个方面包括派的不同意见，需要接受各方面的批评和监督，以利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克服缺点，减少错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5页。）邓小平认为，针对这种情况，党必须加强对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教育，实行严格的管理和监督，并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他强调，党要实现对政权指导与监督的作用，首先就要从切实指导与监督自己的党团和党员做起。

第二，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需要。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制定了各方面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特别是提出了党的基本路线。邓小平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但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必须解决组织路线的问题。邓小平认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政治路线，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因此，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按照“四化”标准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培养选拔接班人，同时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

第三，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是提高执政者素质的迫切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党为了完成所担负的伟大任务，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保证权力的正确实施，而要做到这样，就要着力提高执政党干部的素质。邓小平指出，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讲，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各级领导干部又是全党的表率，如果领导干部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不实行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接受群众的监督，就不能端正党的作风、改造社会风气，实现党的领导。他尖锐批评一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有的滥用权力，甚至横行霸道，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针对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问题，特别是搞特殊化、搞腐败的现象，他强调，为了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必须从严治党，切实加强对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

二、加强对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核心问题是防止以权谋私和滥用权力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对于共产党的领导来说，什么时候正确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党的执政地位就巩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紧密，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什么时候违背了群众的利益，滥用权力，以权谋私，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动摇，党和群众的关系就紧张，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挫折。邓小平关于加强对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的理论内容很多，但核心是防止以权谋私和滥用权力。

首先，防止滥用权力必须谨慎用权。由于我们党是执政党，因此各级领导干部担负着领导职责，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在领导活动和政府管理中能不能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仅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关系到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应该看到，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有些执政的领导干部不能正确看待名利、权力和地位，把人民给的权力作为个人和小团体谋取私利的条件和手段，甚至为所欲为，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由此可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一定要紧紧围绕如何掌权用权这一根本问题来进行。邓小平指出：“我们执了政，拿了权，更要谨慎。第一，我们要权，无产阶级要权，不能让权被资产阶级拿到手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权，不能让权被机会主义者拿到手上。第二，我们拿到这个权以后，就要谨慎。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好办事，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样就非弄坏事情不可。”（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03～304页。）他认为，必须强调执政党的特点，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加强对权力的监督，防止领导者由人民的勤务员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

其次，防止滥用权力必须形成坚强的领导机构。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是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集体领导，因此，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一方面要加强对领导机构的监督，一方面要通过领导机构对领导干部进行监督。邓小平高度重视领导班子建设问题，他认为，领导班子软、懒、散的问题解决不好，接班人的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天下大乱。他要求，各级领导班子不能成为僵化的、保守的和平庸的班子，而应当成为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领导集体，成为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领导集体，成为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紧密联系群众的领导集体，成为能够开创新局面、干实事的领导集体。在配备领导班子的时候，一定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要选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邓小平还强调，各级领导班子的问题都要认真加以解决，但是最重要的是解决中央领导机构的问题。他说：“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5页。）他希望全党紧密地团结在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自觉地有意识地维护这个核心，因为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有了这样一个坚强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

第三，防止滥用权力必须解决特殊化和腐败的问题。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同腐败现象水火不相容的，与腐败现象做斗争，防止和消除腐败，是执政党的历史责任。邓小平认为，特权思想和特殊化是产生腐败现象的根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身居要位，有很大的权力，如果不认真解决加强管理和监督的问题，消极腐败现象就会蔓延滋长，权力就会被滥用，那样就会脱离群众，出大问题。因此，“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7页。）邓小平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只有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在政治上、生活上搞特殊化的权利，党内决不允许有不接受党纪国法约束或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他特别指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必须惩治党内的高层腐败，否则我们就有失败的危险。因此，一定要下决心加大反对高层腐败的力度，严肃查处腐败案件，以取信于民。

三、加强对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监督机制

历史的经验证明，没有完善的制度和有效的监督机制，就难以实现领导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也难以遏制腐败。邓小平认为，加强对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必须解决制度问题和经常性的监督工作，最重要的是建立上下结合、内外结合的监督机制。

第一，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同志曾经正确地指出过，鉴于种种历史教训，鉴于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使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以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但是在实践中，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以致于发生“”的错误。邓小平认真总结和汲取了斯大林破坏法制和在领导制度方面的教训，明确提出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他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因此，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更重要的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因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他强调，我们的各项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都需要继续完善和发展，尤其是各级组织和各级领导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加强民主监督，以防止少数人说了算和个人专断。

第二，要把各种监督有机结合起来。邓小平认为，党要实现对政权指导和监督的作用，首先就要从切实指导与监督自己的组织和党员做起。而对于党的组织和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一是要经常；二是要严格，而且还要把各个方面的监督紧密结合起来。这些监督，包括自上而下的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党内的监督和党外及群众的监督、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法律的监督、新闻舆论的监督等等。不仅如此，各方面的监督还必须与惩治相结合，对于违纪国法的，不管是什么人，都必须执行纪律，做到赏罚分明。他说：“必须加强党的和国家的监察工作，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种官僚主义现象，对于违法乱纪和其他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的分子，及时地给予应得的处分。”（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24页。）他还指出，加强监督，重点是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监督，要在这方面加大监督的力度。

第三，要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应该说领导班子的自身的作用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空气薄弱，有一部分领导班子缺少正常的相互监督和帮助，成员之间很少有坦诚的思想交流和严肃的批评。邓小平说：“当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认为是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现在我们开展批评很不容易，自我批评更不容易。党的三大作风有一条讲的是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主要标志之一，但是，现在对不少人来说，这一条很难做到。”（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9页。）他认为，批评是一种很好的监督。我们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同志，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和一把手，他们的威信应该建立在思想、工作、言论的正确上，建立在民主作风上，建立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上。领导人不可能一点缺点、错误也没有，问题在于有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听了正确的批评能不能接受和照办。有错误，自己讲，又能倾听别人批评的意见，这就有了主动。这样做绝不会损害自己的威信，只会提高自己的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