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方式范文10篇

执政方式范文篇1

一、创新党的执政方式的必要性

执政方式反映的是执政党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是指政党控制、驾驭国家公共权力的体制、机制、途径、手段和方法。我们党的领导方式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建国后受到战争年代执政方式的影响和制约，加上长期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我们党实行了党政不分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这种执政方式对于保障革命战争的胜利以及新中国建立初期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现在我们党执政的条件变了，任务变了，执政方式也要改变。

1.党政不分的执政方式向党政分开的执政方式转变。党政不分的执政方式是指执政党不通过国家政权，直接通过政党组织来行使国家的政治权力，这种方式往往是革命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为了加强革命党的凝聚力和加强革命党对社会资源的动员能力而实行的。革命成功以后，进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的时候，往往也采用这种方式，例如时期，党政军高度合一，往往以党代政，执政党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党政不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虽然有国家政权机关，但是执政党居于国家政权机关之上，形成执政党决策、国家政权机关执行的体制，这种体制下，宪法对国家政权机关的规范难以对执政党行使公共权力进行约束，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不足，宪政秩序下的国家权力监督约束机制失效，容易形成绝对权力，从而产生许多弊端。党政分开的执政方式不仅是指执政党的机构设置和国家政权机关的设置要分开，更重要的是执政党要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来行使权力，通过执政党的党员在国家机关中担任职务的方式来控制政权。“从各国政党、政治的常态来看，执政党执掌政权基本上采用党的领导人通过选举这一法定程序直接担任政府领导人这种形式，这样就避免了出现党政两个权力系统彼此掣肘和相互消耗的弊端”。(何增科：《政党的转型和现代化》，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2003年第3期)

2.人治型执政方式向法治型执政方式的转型。在人治型的执政方式下，执政党习惯于用政策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政策的随意性很大，往往因政党领袖的变化而变化，在特定的情况下，甚至出现执政党领袖的个人崇拜；执政党在管理社会事务的时候，往往用政策来代替法律，使得法律权威不足，法治型的执政方式不仅要求执政党依据法律来行使管理权，而且要求执政党本身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人治型执政方式向法治型执政方式的转变反映了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转变。共产党是依靠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革命党的革命纲领及其领袖的个人魅力起了重要的作用，执政以后，原有的革命党领袖的个人魅力逐渐消退，执政党要想保持其执政地位，必须在民主程序上构建合法性基础，在法治的秩序下维持执政地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表明了党要朝着法治型的执政方式转变。

3.无限型执政方式向有限型执政方式的转型。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有限政治，任何个人和组织的政治权力都是有限的，包括政府和执政党的权力，公共权力只能干涉公共领域，不能侵犯私人领域。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的职能是无限的，由于党政不分，导致执政党也无所不管，计划经济是与执政党的全面干预相联系的，政府和执政党的权力很难受到法律的约束和规范。中国共产党从1982年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就开始规范执政党的权力，提出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1987年党的十三大又提出不能以党代政，但这些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至于执政党如何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执政党对政权机关的控制权限，执政党与政权机关的权限划分和协调，则缺乏具体的规定，往往使执政党对政权的控制难以受到相应的约束。从无限型执政方式向有限型执政方式转变就是要规范执政党与政权机关之间的关系，使执政党的执政权受到法律的规范，执政权处于有限状态。建立现代有限政治，既能够保证执政党执掌政权，又能够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从制度上防止类似“”的事情发生。

二、创新改进党的执政方式的途径

(一)科学执政。

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执政地位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历史和人民长期选择的结果。我们党要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必须正确地认识和把握执政规律。科学执政就是按照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和科学的方法来执政。(1)树立科学的执政思想。执政党的执政思想反映着“为谁执政”和“依靠谁执政”的问题，不同阶级的执政党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价值取向和最高目的，离开这一点，共产党执政就没有意义，也不可能长期保持执政地位。作为无产阶级执政党，我们党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并与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得出新认识，只有这样，党的执政思想才能不断得到发展。(2)建立科学的执政制度。科学执政必须遵循执政规律，有一套科学的执政机制作为保障，通过这种机制科学地协调党与国家、社会、各种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在党的领导和执政理念上，要明确执政党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即解决执政党的功能定位问题。这就要有科学的体制和制度安排，如科学配置权力、发展党内民主、依法执政等，离开这一条，共产党就缺乏建设和谐社会的能力，也无法承担起历史的使命。(3)探索科学的执政方法。科学的执政方法是党的执政思想、执政制度在执政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有效途径。在现代社会，法治是实现科学执政的基本方法，民主是实现科学执政的根本保证。通过坚持依法执政和民主执政来实现科学执政。在具体的执政活动中，要积极探索有利于实现科学执政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执政水平。

(二)民主执政。

通过民主而实现执政，是世界文明的总趋势，是执政党的共性。长期以来，我们更习惯于为民做主的执政方式，这就导致了人民当家作主徒有其名而无其实。因而，实现由党代替人民当家作主、为民做主向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由民做主转变，是创新执政方式的关键，也是巩固执政地位、维护执政党合法性的重要保证。民主执政，就是党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巩固和扩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它强调的是执政的人民性，是执政的本质所在。邓小平早就指出，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认定党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时期完成特定任务的工具，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今天，党的执政方式更必须体现这一思想。

执政方式范文篇2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这是我们党全面总结半个多世纪以来执政的历史经验，积极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客观需要，主动应对经济全球化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所提出的战略性论断，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到十六大提出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再到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执政是党执政的基本方式，这既反映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治国执政思路一以贯之的理论探索，更反映了我们党对治国执政方式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

一、党依法执政的必然性和现实性

党的十六大深刻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一论断揭示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依法执政的必然性和现实性。

从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到领导人民执掌政权，是党依法执政的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废除了旧法统，确立了自己在全国的执政地位，开始了执掌政权的历史新时期。党如何从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革命党迅速转变为执政党，把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建立在规范、稳定、有序的基础之上，需要进行艰辛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在这方面，我们党曾有过指导思想上的严重失误，“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导致党内民主、人民民主遭受破坏，直至最终发生十年动乱。邓小平同志深刻总结了这段历史，明确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同上，第333页）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精辟论断，把法治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开辟了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新时期，从而使党依法执政成为一种必然的历史性选择。

从在封闭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到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党依法执政的时代要求。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它必然要求民主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要求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也就是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过程。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关键，是党必须依法执政。当前，我国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实施依法治国方略都正处在攻坚阶段，迫切需要我们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法制建设规律的要求，坚持和实行依法执政，不断提高党依法领导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从党对国家和社会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领导到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法治化领导，是党依法执政的体制呼唤。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我们党实行的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领导方式，对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和巩固新生政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继续实行这种领导方式，就很容易使党包办一切、领导一切、决定一切、管理一切，直接导致各级政权组织的功能难以发挥，社会成员处于缺乏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进行了党政分开的探索，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开始朝着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的方向转变。依法执政方式的提出和确立，适应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方式创新的需要。这一执政方式要求在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利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执政载体的前提下，依法明确界定党与国家机关的不同职能、权限和责任，以及规定它们之间不同的活动范围、活动原则和活动方式，在此基础上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领导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它有助于通过宪法和法律确认党在国家政权结构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表明我们党既不能置身于国家权力之外，也不是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而是依照宪法和法律执掌国家政权，在依法执政中更集中、更有力地实现党的领导。

二、党依法执政的三大核心要素

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是一个前无古人的重大法治创新。在法治领域，主体、行为和责任是三大核心要素，是任何法学研究和法治实践都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因此，我们要从理论和实践的视角来厘清依法执政的执政主体、执政行为和执政责任这三大核心要素。

依法执政需要明确执政主体。谁是依法执政的主体？我们认为，依法执政的主体是作为整体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党的最高执政权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及由其产生的中央委员会行使，闭会期间由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行使；地方各级党委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行使所在区域的执政权，以保证党对地方各级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并明确地方各级党委的执政责任。

依法执政需要规范执政行为。当前，依法规范党的执政行为十分重要和紧迫。首先，要依法规范党的执政权的行使范围。党的执政权主要是指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政治领导权、思想领导权和组织领导权。其次，要依法规范党的执政权的行使方式。党的执政权作为一种核心的公权力，既要依法保障，也要从实体和程序上依法进行监督和制约。第三，要依法规范党与国家政权机关之间的关系。既要发挥党委（党组）对同级人大、政府、政协等各种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又要支持人大、政府、政协和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照法律和章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以从体制、机制及制度上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权力。

依法执政需要落实执政责任。依法执政作为一个重大的法治问题，必须落实执政责任。落实党的执政责任是个新课题，在责任主体和责任形式方面都显现出复杂性和特殊性，既涉及各级党组织，也涉及党员领导干部；既涉及政治责任和道义责任，也涉及党纪责任和法律责任。我们既要重视落实地方党委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宪法和法律，以及重大决策、任用干部、廉政建设等方面的执政责任，更要重视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执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一次把党的工作人员纳入了公务员的范围，这将有利于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法律责任的统一，有利于党的执政责任的落实。我们要以宪法和党章为根本依据，以贯彻《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和《公务员法》为契机和突破口，通过对违法执政行为的追究并使相关责任人承担党纪和法律责任，来达到监督执政权力和规范执政行为的目的，这既是执政党内部的一项重要制度保障，也是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的重要法律保障。

三、党依法执政要实现执政方式的深刻转变

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性跨越，具有长期性、根本性、全局性和复杂性。要从制度上真正落实依法执政，要求我们党在执政方式上实现三大转变。

从主要依靠政策执政向主要依靠法律执政转变。党的政策是党动员人民、组织人民和领导人民的重要法宝，是党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有力武器。但是，政策与法律相比，在规范性、稳定性、公开性、民主性、程序性以及国家强制力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在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依法治国成为基本治国方略之后，党就需要及时果断地实现从主要依靠政策执政向主要依靠法律执政的转变。当然，法律与政策在指导思想及其服务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根本任务等方面的高度一致，决定了两者都是执政党执政的重要依据，两者之间经常有着密不可分的相互依存关系。但从总体上和根本上看，党治国执政的主要依据和主要方式应该是法律而不应当是政策，这是党依法执政的内在要求。因此，在党从主要依靠政策执政向主要依靠法律执政的转变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正确处理法律与政策之间的关系，既要正确处理不同效力等级的法律、法规、规章与不同层次的政策之间的关系，也要正确处理不同级别的执政主体依据不同效力等级的法律、法规、规章与不同层次的政策之间的关系，做到既积极、主动，又平稳、有效地实现这种转变。

执政方式范文篇3

法治是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与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依法治国方略必然要求依法执政，从而建立起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执政机制。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对党的执政活动的必然要求，它有利于贯彻党的主张，体现人民的意愿，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对于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同时，依法执政还能够有效地保证立法机关依法立法、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司法公正，有助于在整个国家形成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司法、依法办事的政治文明生态，形成全社会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律尊严和权威的文化氛围。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法执政，实现党的执政方式的变革，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首先，要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法治的基本含义，是法律主治，是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对政治权力的规制，是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其基本精神是法律的权威性和至高无上性。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反映了全体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党的主张、人民的意愿和国家意志的有机统一和充分体现，具有无可置疑的社会公正性和历史合理性。同志指出：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我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根本任务和国家生活中最重要的原则，具有最大的权威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依法执政，意味着宪法和法律的权威高于一切，人民的意志高于一切，执政党的行为依据和活动空间都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范，党的一切组织、一切成员、一切活动，都必须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而不得谋求宪法和法律之外的任何特权。因此，各级党组织、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应认真学习宪法和法律，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带头学法、懂法、用法，提高法律修养，在实际工作中通过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来维护党的权威，不断提高依法授权、依法用权、依法监督、依法办事的能力。工作越是重要，事情越是紧急，矛盾越是突出，就越要坚持依法办事，自觉而坚定地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的至上性和权威性。

执政方式范文篇4

一、不断提高对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认识

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党实行领导、执政掌权的体制、机制、手段、方法的总称。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我们党半个多世纪执政的经验总结，是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的内在要求，也是党在新世纪新阶段正确应对严峻挑战、顺利完成历史使命的客观需要。我们党要抓住本世纪头20年加快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追赶中实现跨越发展，就必须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改革完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科学判断形势，认识和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创新体制和机制，改进方式和方法，提高素质和本领，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执政有机统一起来。

二、把科学执政作为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基本前提

科学执政是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基本前提。坚持科学执政，必须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以科学的思想为指导、以科学的制度为保障、以科学的方法为手段，为科学执政提供理论基础。

加强科学的理论指导。科学的理论是领导者执政的金钥匙。重视理论建设，是我们党的一条重要经验。要始终高举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同时要密切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把科学理论与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提高用新理论谋划发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建立科学的执政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工作制度和灵活高效的工作机制，是科学执政的基本保证。要按照党章和有关规定，进一步规范各个机构的地位作用和职责权限，正确处理好党代会、全委会、常委会、书记办公会的关系，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形成权责明确、任务清楚、程序规范的会议制度和决策机制；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进一步规范党政机构设置，科学确定职能，不断提高执政效率。

创新科学的执政方法。科学的执政方法是实现科学执政的有效手段。只有以科学的执政方法来执政，才能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充分激发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提高执政效率。要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解决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重点带动全局。要全方位推进改革开放，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三、把民主执政作为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本质要求

坚持民主执政，是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本质所在。坚持民主执政，应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根本途径。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依法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各项权利。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新时期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充分发挥党委对人大、政府、政协等各种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这些组织中党组的领导核心作用。

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巩固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加强基层民主建设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和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途径。按照法律和党内规定，结合基层实际，探索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公开办事制度，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加强作风建设，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加强各级班子和党员干部的作风建设，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群众观。讲实话、抓实情，注重实际效果、克服形式主义。

加强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把执政为民落到实处。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的是坚持以民为本，虚心向人民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诚心请人民评判，真正让人民满意，把执政为民落到实处。要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取消“越位”审批，调整“错位”审批，完善“缺位”审批，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要抓政府办事流程，采取并联审批、统一办理、限时办结等措施，推行问责制、告知承诺等制度，改进服务方式，提高行政效率。要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公共决策制度，把执政效能交给群众评判。

四、把依法执政作为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根本途径

坚持依法执政，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水平，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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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是执政党建设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新形势必须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党的领导水平、执政水平的重要体现，党的领导是否有效，关系党的执政安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有其必然性：它是迎接WTO挑战的需要，党执政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惨痛教训的深刻反思，党的自身建设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共产党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必然性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问题，是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一个重大新课题，也是我们党要着重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所谓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指党对国家机构、社会组织进行组织、领导和管理的一种制度、体制、机制及具体方式、方法。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党的领导水平、执政水平的重要体现，决定着执政党的兴衰存亡。其基本问题就是正确处理党与权（国家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党与民（人民民主权利）、党与党（派）、党与经（经济组织）、党与法等的关系。核心是党怎样实行领导，使党的领导更加符合党的执政规律，党的工作充满活力，以维护党的执政安全。实质是科学有效地实现党的领导，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党的领导是否有效、执政效能能否充分发挥，直接关系到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国家政权的坚持和巩固以及人民权力、权利的实现、保障。

同志指出：“现在历史条件变了，社会环境变了，党肩负的任务变了，因此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方式、方法，也必须相应地改变或改进。”“一定要准确地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前进的脉搏，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使党的工作充满活力。”因此，改革、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有其必然性。

一、迎接WTO挑战的需要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加入WTO后，不仅给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深刻的影响和冲击，也对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首先，要求我国政府必须按国际规则办事。WTO作为世界规范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多边经济组织，必须按WTO规则规范政府行为，转变政府职能：一要求我国的法律不仅要完备，而且要稳定、公开、公正；二要求我们的政策法规要有连续性；三要求我国必须营造一个公平、透明、有序的竞争环境。

其次，要求我国政府转变管理体制，从“部门行政”向“公共行政”转变。部门行政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是政府配置资源的杠杆。它职权自定，易强化部门利益，导致政企不分、政出多门，与WTO公平竞争原则不相融；公共行政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它职权法定，易强化公共利益。其主要职能是加强市场监管、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它仅仅是市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市场秩序的监管者、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因而权力有限，与WTO规则相符，有利于打破垄断，发展自由竞争。

第三，WTO给党如何管理政府，履行执政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WTO的实质是全球市场经济、加入WTO最大挑战来自于如何正确处理党的领导、政府管理与市场的关系。其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恰当、有效地把握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市场的作用度、调控度、支持度、干预度等。从我国的市场经济形成过程看，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由党和政府推动、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它是一种渐进式的、发育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我国经济市场化取向的这一重要特征，使我国经济在市场化过程中存在着“五不现象”：一是市场主体不规范；二是竞争规则不完善；三是自律体制不发展；四是市场行为不完整；五是政府与市场关系不到位。而WTO体制则要求我们党和政府必须做到“五性”：

一是减少干预性，建立一个市场走向的政府；

二是增强法治性，使市场按照WTO公认规则在公开、平等、科学、规范的制度下进行；

三是增加透明性，防止暗箱操作；

四是提高效率性，增强政府的生命力和市场的生机和活力；

五是强化约束性，使市场和政府都有制度性保障。

WTO的这些要求，显然给党和何领导政府，政府如何领导经济提出了严峻挑战。

二、党执政50多年来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政党政治表明，政党的一定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都应是与当时的形势与任务相适应的。建国后，党实施领导的环境条件、任务、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党由夺取政权的党变成执掌政权的党，由中心任务是革命变成中心任务是建设，而且主要是进行经济建设的党，由破坏旧世界到建设新世界。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取得，决定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应该而且必须发生根本性变化。国家在政体上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在国体上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政治制度上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国家行政、司法等制度，都是带有根本性的制度。这些制度的实施，不仅符合中国国情，也行之有效，为党执政做了有益探索，积累了丰富经验。

但不可否认，我们党在探索执政方式、领导方式方面由于众多的历史原因和主客观因素，在党和国家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在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体制上出现过“党政职能不分”，“以党代政”，“高度集权”和“个人专断”等问题，以致在“”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而发生重大变革。尤其在党与政、党与法的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宪法和党章中确立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思想和原则，并提出“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和“依法行政”的根本要求，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党不能超越法律。党领导国家事务、履行执政职能的基本方式，就是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机构和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通过下放权力、精简机构、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实行任期制，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党在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上取得重大发展和根本性改变。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进入新世纪，国际环境和国内社会历史条件又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必须与时俱进，适应新的历史环境，这是一个需要长期不断探索的问题。我们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和完善，在各个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这是事实。但也不可否认，在党与政、党与民、党与法等各个层面上还有许多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需要得到进一步深入解决，尤其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以及腐败作风的存在，极大损害了党群关系这一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削弱了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直接危害到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社会主义前途。为此，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探索党的执政规律，符合党心民意，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重大举措。

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惨痛教训的深刻反思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苏联和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瓦解变质，执政的共产党“亡党丢权”。特别是建党88年、执政74年，有着1500多万党员，经过十月革命洗礼和卫国战争垂炼的苏联共产党退出历史舞台，确实发人深省。再加上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等一批民族主义政党先后丧失执政地位，不能不让我们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苏东的兴衰原因虽然错综复杂，但党的领导体制、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长期僵硬不变是一个重要的体制性原因。

众所周之，十月革命后，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把苏维埃的‘上层’和党的‘上层’融为一体”（《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166页），建立起一套党政合一，以党代政的政治体制。虽然列宁后来强调党对国家机关应实行“总的领导”，斯大林在理论上也承认党和国家不是一个东西，但在实践中还是坚持党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在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苏联以党代政、党政一体的领导体制和机制不仅没有得到缓解，而且得到进一步强化。在政治体制上，坚持过度中央集权；在经济体制上，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在党政关系上，坚持党权高于一切，实行以党代政、党政军“三位一体”体制；在领导行为方式上实行家长制，个人集权制；在领导职务上实行终身制（除赫鲁晓夫非正常下台和末代总统戈尔巴乔夫外，列宁、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安德列波夫、契尔年科都是在任上病逝的），在干部选拔体制上实行接班人指定制和任命制；在生活作风上实行特权制、等级制；在文化上实行文化专制；在民族关系上推行单一制；在对外关系上（包括党际关系，国际关系）坚持霸权制。加上苏联后期在政治上实行多党制，这一切都说明苏联、苏共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苏东的演变沉痛地说明，执政的共产党在执政期间，不管原先资格多老、贡献多大，控制力多强，如果长期固守不合时宜的模式，不科学地选择和运用适当的领导管理方式，不正确地处理党政关系、党群关系，就必然要自取灭亡。这是政党政治的一条铁的定律。

四、党的自身改革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政党。她的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适应时展的要求，开拓创新，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进入新的世纪，我们党处于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面临新的形势，要完成新的历史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进一步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改革的精神，全面加强和推进党的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进一步处理好党与政、党与群、党与党、党与经、党与法的关系，从更高的高度、更深的层面上进一步解决好执政党为什么执政，怎样执好政、怎样进行科学、有效领导，科学、有效执掌政权，以及善于领导、善于执政，领导为民、执政为民这一带有长期性、根本性的问题。

执政方式范文篇6

[关键词]政治文明；执政党；执政方式

党的执政方式创新是政党现代化和国家现代化的关键，是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问题。在社会变革和不断开放的环境之中，党的执政环境、工作重心、领导对象和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矛盾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党的执政方式需要根据新的要求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创新。

一、创新党的执政方式的必要性

执政方式反映的是执政党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是指政党控制、驾驭国家公共权力的体制、机制、途径、手段和方法。我们党的领导方式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建国后受到战争年代执政方式的影响和制约，加上长期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我们党实行了党政不分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这种执政方式对于保障革命战争的胜利以及新中国建立初期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现在我们党执政的条件变了，任务变了，执政方式也要改变。

1.党政不分的执政方式向党政分开的执政方式转变。党政不分的执政方式是指执政党不通过国家政权，直接通过政党组织来行使国家的政治权力，这种方式往往是革命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为了加强革命党的凝聚力和加强革命党对社会资源的动员能力而实行的。革命成功以后，进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的时候，往往也采用这种方式，例如时期，党政军高度合一，往往以党代政，执政党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党政不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虽然有国家政权机关，但是执政党居于国家政权机关之上，形成执政党决策、国家政权机关执行的体制，这种体制下，宪法对国家政权机关的规范难以对执政党行使公共权力进行约束，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不足，宪政秩序下的国家权力监督约束机制失效，容易形成绝对权力，从而产生许多弊端。党政分开的执政方式不仅是指执政党的机构设置和国家政权机关的设置要分开，更重要的是执政党要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来行使权力，通过执政党的党员在国家机关中担任职务的方式来控制政权。“从各国政党、政治的常态来看，执政党执掌政权基本上采用党的领导人通过选举这一法定程序直接担任政府领导人这种形式，这样就避免了出现党政两个权力系统彼此掣肘和相互消耗的弊端”。(何增科：《政党的转型和现代化》，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2003年第3期)

2.人治型执政方式向法治型执政方式的转型。在人治型的执政方式下，执政党习惯于用政策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政策的随意性很大，往往因政党领袖的变化而变化，在特定的情况下，甚至出现执政党领袖的个人崇拜；执政党在管理社会事务的时候，往往用政策来代替法律，使得法律权威不足，法治型的执政方式不仅要求执政党依据法律来行使管理权，而且要求执政党本身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人治型执政方式向法治型执政方式的转变反映了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转变。共产党是依靠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革命党的革命纲领及其领袖的个人魅力起了重要的作用，执政以后，原有的革命党领袖的个人魅力逐渐消退，执政党要想保持其执政地位，必须在民主程序上构建合法性基础，在法治的秩序下维持执政地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表明了党要朝着法治型的执政方式转变。

3.无限型执政方式向有限型执政方式的转型。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有限政治，任何个人和组织的政治权力都是有限的，包括政府和执政党的权力，公共权力只能干涉公共领域，不能侵犯私人领域。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的职能是无限的，由于党政不分，导致执政党也无所不管，计划经济是与执政党的全面干预相联系的，政府和执政党的权力很难受到法律的约束和规范。中国共产党从1982年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就开始规范执政党的权力，提出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1987年党的十三大又提出不能以党代政，但这些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至于执政党如何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执政党对政权机关的控制权限，执政党与政权机关的权限划分和协调，则缺乏具体的规定，往往使执政党对政权的控制难以受到相应的约束。从无限型执政方式向有限型执政方式转变就是要规范执政党与政权机关之间的关系，使执政党的执政权受到法律的规范，执政权处于有限状态。建立现代有限政治，既能够保证执政党执掌政权，又能够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从制度上防止类似“”的事情发生。

二、创新改进党的执政方式的途径

(一)科学执政。

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执政地位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历史和人民长期选择的结果。我们党要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必须正确地认识和把握执政规律。科学执政就是按照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和科学的方法来执政。(1)树立科学的执政思想。执政党的执政思想反映着“为谁执政”和“依靠谁执政”的问题，不同阶级的执政党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价值取向和最高目的，离开这一点，共产党执政就没有意义，也不可能长期保持执政地位。作为无产阶级执政党，我们党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并与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得出新认识，只有这样，党的执政思想才能不断得到发展。(2)建立科学的执政制度。科学执政必须遵循执政规律，有一套科学的执政机制作为保障，通过这种机制科学地协调党与国家、社会、各种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在党的领导和执政理念上，要明确执政党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即解决执政党的功能定位问题。这就要有科学的体制和制度安排，如科学配置权力、发展党内民主、依法执政等，离开这一条，共产党就缺乏建设和谐社会的能力，也无法承担起历史的使命。(3)探索科学的执政方法。科学的执政方法是党的执政思想、执政制度在执政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有效途径。在现代社会，法治是实现科学执政的基本方法，民主是实现科学执政的根本保证。通过坚持依法执政和民主执政来实现科学执政。在具体的执政活动中，要积极探索有利于实现科学执政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执政水平。

(二)民主执政。

通过民主而实现执政，是世界文明的总趋势，是执政党的共性。长期以来，我们更习惯于为民做主的执政方式，这就导致了人民当家作主徒有其名而无其实。因而，实现由党代替人民当家作主、为民做主向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由民做主转变，是创新执政方式的关键，也是巩固执政地位、维护执政党合法性的重要保证。民主执政，就是党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巩固和扩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它强调的是执政的人民性，是执政的本质所在。邓小平早就指出，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认定党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时期完成特定任务的工具，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今天，党的执政方式更必须体现这一思想。

执政方式范文篇7

一、创新党的执政方式的必要性

执政方式反映的是执政党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是指政党控制、驾驭国家公共权力的体制、机制、途径、手段和方法。我们党的领导方式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建国后受到战争年代执政方式的影响和制约，加上长期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我们党实行了党政不分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这种执政方式对于保障革命战争的胜利以及新中国建立初期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现在我们党执政的条件变了，任务变了，执政方式也要改变。

1.党政不分的执政方式向党政分开的执政方式转变。党政不分的执政方式是指执政党不通过国家政权，直接通过政党组织来行使国家的政治权力，这种方式往往是革命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为了加强革命党的凝聚力和加强革命党对社会资源的动员能力而实行的。革命成功以后，进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的时候，往往也采用这种方式，例如时期，党政军高度合一，往往以党代政，执政党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党政不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虽然有国家政权机关，但是执政党居于国家政权机关之上，形成执政党决策、国家政权机关执行的体制，这种体制下，宪法对国家政权机关的规范难以对执政党行使公共权力进行约束，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不足，宪政秩序下的国家权力监督约束机制失效，容易形成绝对权力，从而产生许多弊端。党政分开的执政方式不仅是指执政党的机构设置和国家政权机关的设置要分开，更重要的是执政党要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来行使权力，通过执政党的党员在国家机关中担任职务的方式来控制政权。“从各国政党、政治的常态来看，执政党执掌政权基本上采用党的领导人通过选举这一法定程序直接担任政府领导人这种形式，这样就避免了出现党政两个权力系统彼此掣肘和相互消耗的弊端”。

2.人治型执政方式向法治型执政方式的转型。在人治型的执政方式下，执政党习惯于用政策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政策的随意性很大，往往因政党领袖的变化而变化，在特定的情况下，甚至出现执政党领袖的个人崇拜；执政党在管理社会事务的时候，往往用政策来代替法律，使得法律权威不足，法治型的执政方式不仅要求执政党依据法律来行使管理权，而且要求执政党本身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人治型执政方式向法治型执政方式的转变反映了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转变。共产党是依靠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革命党的革命纲领及其领袖的个人魅力起了重要的作用，执政以后，原有的革命党领袖的个人魅力逐渐消退，执政党要想保持其执政地位，必须在民主程序上构建合法性基础，在法治的秩序下维持执政地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表明了党要朝着法治型的执政方式转变。

3.无限型执政方式向有限型执政方式的转型。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有限政治，任何个人和组织的政治权力都是有限的，包括政府和执政党的权力，公共权力只能干涉公共领域，不能侵犯私人领域。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的职能是无限的，由于党政不分，导致执政党也无所不管，计划经济是与执政党的全面干预相联系的，政府和执政党的权力很难受到法律的约束和规范。中国共产党从1982年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就开始规范执政党的权力，提出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1987年党的十三大又提出不能以党代政，但这些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至于执政党如何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执政党对政权机关的控制权限，执政党与政权机关的权限划分和协调，则缺乏具体的规定，往往使执政党对政权的控制难以受到相应的约束。从无限型执政方式向有限型执政方式转变就是要规范执政党与政权机关之间的关系，使执政党的执政权受到法律的规范，执政权处于有限状态。建立现代有限政治，既能够保证执政党执掌政权，又能够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从制度上防止类似“”的事情发生。

二、创新改进党的执政方式的途径

(一)科学执政。

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执政地位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历史和人民长期选择的结果。我们党要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必须正确地认识和把握执政规律。科学执政就是按照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和科学的方法来执政。(1)树立科学的执政思想。执政党的执政思想反映着“为谁执政”和“依靠谁执政”的问题，不同阶级的执政党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价值取向和最高目的，离开这一点，共产党执政就没有意义，也不可能长期保持执政地位。作为无产阶级执政党，我们党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并与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得出新认识，只有这样，党的执政思想才能不断得到发展。(2)建立科学的执政制度。科学执政必须遵循执政规律，有一套科学的执政机制作为保障，通过这种机制科学地协调党与国家、社会、各种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在党的领导和执政理念上，要明确执政党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即解决执政党的功能定位问题。这就要有科学的体制和制度安排，如科学配置权力、发展党内民主、依法执政等，离开这一条，共产党就缺乏建设和谐社会的能力，也无法承担起历史的使命。(3)探索科学的执政方法。科学的执政方法是党的执政思想、执政制度在执政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有效途径。在现代社会，法治是实现科学执政的基本方法，民主是实现科学执政的根本保证。通过坚持依法执政和民主执政来实现科学执政。在具体的执政活动中，要积极探索有利于实现科学执政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执政水平。

(二)民主执政。

通过民主而实现执政，是世界文明的总趋势，是执政党的共性。长期以来，我们更习惯于为民做主的执政方式，这就导致了人民当家作主徒有其名而无其实。因而，实现由党代替人民当家作主、为民做主向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由民做主转变，是创新执政方式的关键，也是巩固执政地位、维护执政党合法性的重要保证。民主执政，就是党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巩固和扩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它强调的是执政的人民性，是执政的本质所在。邓小平早就指出，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认定党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时期完成特定任务的工具，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今天，党的执政方式更必须体现这一思想。

执政方式范文篇8

党提出依法执政的三大必然性

从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到领导人民执掌政权，是党依法执政的历史选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了“”的沉痛教训，明确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一庄严宣誓把法治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构成了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点，开辟了我国法治建设的新，从而使党依法执政成为一种必然的历史性选择。

从在封闭条件下实行计划到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市场经济，是党依法执政的现实基础。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治经济。十多年来，我们建立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也就是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推进依法治国方略都处在攻坚阶段，迫切需要我们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规律的要求，坚持和实行依法执政。

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法治化领导，是党依法执政的体制要求。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党实行的是一元化领导模式。应当说，这种模式对我们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巩固政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进入和平建设时期，继续实行这种模式，就很容易使党处于包办一切、领导一切、决定一切、管理一切的地位，从而直接导致各级政权组织的功能难以发挥，社会处于消极服从、整齐划一、缺乏自主性和生机活力的状态，甚至会导致党的领导权集中在个人手中。改革开放以后，针对党的一元化领导模式所带来的严重问题，我们党进行了党政分开模式的探索，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开始逐步向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的方向转变，这对纠正和克服党的一元化领导模式的弊端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党政分开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的模糊，以及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地方党政关系不易协调的现象，都使得党政分开模式难以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执政的基本方式。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是权力界限的明确化和制度化，从而要求党政关系的规范化和法治化。依法执政方式的确立，有助于通过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党在国家政权结构中的核心地位，明确我们党既不能置身于国家权力之外，也不会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而是依照宪法和法律执掌国家政权，处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从而既防止党的执政权力泛化，导致过于集权；又有利于防止执政权力虚化、弱化、被边缘化，造成执政权力丧失。

党依法执政的三大核心要素

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是中外法制史上一个前无古人的重大法治创新。在法治领域，主体、行为和责任，是三大核心要素，是任何法学都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

执政主体。依法执政要求党不仅是政治上的领导主体，而且是法律上的执政主体。以前我们党主要是在领导中体现执政，现在则主要是在执政中更集中、更有力地体现领导。因此，依法执政的主体只能是作为整体的中国共产党，行使执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由其产生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闭会期间则由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行使执政权；地方各级党委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行使所在区域的执政权。党员个人、在国家政权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代表、国家机关党组以及基层党组织都不是执政主体。

执政行为。执政党的执政行为在本质上必然是一种公权力，但这种公权力不直接对公民、法人产生强制力和约束力，而是对国家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军事机关等产生法律效力。因此，需要将党的执政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从实体和程序上依法规范执政行为。

执政责任。责任是法治的生命，无责任即无法治。依法执政是一个法治问题，因而同样需要落实执政责任。要通过对违法执政行为的追究并使相关责任人承担法律责任，来达到规范执政行为和执政权力的目的，这既是执政党内部的重要制度保障，也是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的重要法律保障。

党依法执政需要实现三大转变

首先，在执政依据上，党需要从主要依政策执政向主要依执政转变。党领导人民夺取并执掌政权后，特别是建设成为党的中心任务后，党应当适时实现这种转变，注重把自己的政策、主张上升为国家法律。在西治国家，执政党通过法律、依据法律执政是普遍做法。当然，我们强调党主要依据法律执政，并不意味着否认执政党政策的重要地位，甚至不否认在某个特定阶段和特殊情况下，政策仍可能是党执政的主要方式。

执政方式范文篇9

关键词：宪政宪法执政方式

执政方式的转变，是党面临的一项重大历史课题，其成功与否将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全局性作用。”本文试图阐明这样三个问题，即为什么要转变党的执政方式，宪法在执政方式转变中究竟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以及为什么宪法能在其中发挥作用。

一、党的执政方式转变的社会基础

党的执政方式转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建国初，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执政党，但其物质生活条件，社会生产力状况，社会阶级结构，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建国前相比并未发生大的变化。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政治上高度集权，社会结构仍以工人、农民阶级为主，可以说是一种传统的一元化社会。因此，用革命党的方式领导全国搞建设暂时还行得通，执政方式的转变虽偶尔提及，但并不显得迫切。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尤其是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所取代，生产力高速发展，新的社会阶层大量出现并掌握数额巨大的社会财富，政治民主化进程大大推进，法治国家目标的锁定，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以革命思维为指导的执政方式已显得不合时宜了，转变党的执政方式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十年“”也从反面证明，混淆革命党与执政党的地位和作用，以革命的思维搞建设必将导致社会停滞不前，甚至给国家带来严重灾难。执政党与革命党相比有许多不同特点。第一，其阶级基础和价值目标发生了变化。在革命时期，革命党是以某个阶级为基础，其存在的价值和目标在于推翻现存统治，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而在执政时期，执政党所代表的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是全民的利益，其追求的价值目标是维持现有秩序，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第二，由于阶级基础和价值目标的不同，执政党与革命党采取的手段和方式也不相同。在革命时期，革命党多采取较激进的手段。即使联合某一个或某几个阶级，其目的也是为了打倒与自己对立的阶级；而执政时期则要强调阶级调和，要尽可能地对各种政治力量进行整合，强调各阶级间的合作乃至全社会的合作，以促进社会最大程度的发展。所以，“在社会环境、历史任务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党必须自觉进行改革。从习惯于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党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己任的党，从计划经济条件下运作的党转变到市场经济条件下运作的党，从‘人治’环境中运行的党转变到法治环境下运行的党，从习惯于集权体制的党转变到民主制为基础的党，无疑都是巨大的转折，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切自我革命。”嘲社会现实的深刻变化使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成为必然。

二、宪法在党的执政方式转变中的作用

(一)宪法能为党的执政方式转变提供法律依据、总体目标和评价标准

党政分开是党的执政方式转变的关键。宪法为正确处理党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宪法一方面确立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分别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性质、地位和职能。那么，怎样处理好坚持党的领导与国家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关系呢?显然，只有以宪法为依据来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为执政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主要是进行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领导，而不是对立法、行政、司法事务的具体领导。它在通过立法和选举程序完成定政策、用干部的工作之后，必须带头遵守宪法，自觉维护各国家机关的宪法地位和法律权威，让它们各得其所，各司其职，而不能再对其职权范围内的活动妄加干涉。只有这样，才能革除党政职能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病，使国家走上法治化的轨道。

宪法是党的执政方式转变的法律依据，也是党的执政方式转变的总体目标和评价标准。宪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总体目标的设定无疑为党的执政方式转变锁定了方向，就是要通过对党的执政方式的完善使党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规范化、制度化。能否实现这个目标，关键要看宪法在党的执政方式转变中能否发挥作用及其作用的大小。宪法发挥的作用越大，说明党的执政方式的法治化越深入、越成功；相反，说明党的执政方式的法治化越不彻底，离法治目标的实现就越远。一个最典型的反例是“”时期，宪法在党的执政方式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党权与政权合而为一，国家权力的运行不是依照法律，而是按照个别领导人的个人意愿进行，政治生活处于一种完全无序状态，甚至出现了国家主席手拿宪法而被打倒的情况。

(二)宪法可为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提供社会认同的法理基础，降低政治风险

人民主权是宪法的基本原则，我国宪法总纲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通过人民的委托形成国家机关的权力，而这些权力载于宪法之中。政党权力要上升为国家权力，在宪法的实质要件上，要扩大政党权力的服务对象，即从为本阶级服务转向为全民服务；在宪法的形式要件上，要符合宪法的规定，获得宪法的承认和支持。作为已经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转变执政方式，一是要切实扩大国家权力的社会基础，不仅要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这些传统阶层，而且要把私营企业主、个体户、新兴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自由职业者等纳入国家权力的服务范围，真正做到一切权力来自全国人民，一切权力服务全国人民；二是要切实做到遵守宪法，依照宪法规定处理好党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把执政方式的转变过程纳入到宪法框架中进行，真正做到党政分开，依法治国。这必将为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扩大实质上的社会基础，提供形式上的合法外衣，使全社会对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在宪法这一根本性法律平台上达成共识。

另外，由于宪法的根本性，能为执政方式的转变提供最广泛的社会认同，并能将转变的风险降低到最小范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具有严格的制定和修改程序。我国宪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大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正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途径，它代表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换言之，由全国人大提议并通过的宪法具有高度的政治合法性和广泛的社会基础，能为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得到宪法承认和支持的执政方式也必将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并由此而大大降低转变过程中因利益调整而导致的风险。

三、宪法在党的执政方式转变中发挥作用的原因剖析

第一，作为全民利益代表的执政党的执政方式中应当具有的包容精神，与作为政治力量对比产物的宪法的宽容精神相一致，是宪法能在党的执政方式转变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基础。在前面的执政党与革命党的区别中已经谈到，执政党的目标是要整合各种政治力量，进行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这必然要求它尽力缓解或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以免社会在无穷无尽的矛盾斗争中瘫痪崩溃。因此执政党必须胸怀大局，虚怀若谷，包容各方面甚至反对派的意见，平等保护各阶级成员的民主、平等、自由权利。而“宪法思维是以宽容文化为导向的思维”。宪法正是基于对这些民主、平等、自由权利的保护而产生的。也只有具备民主、自由、平等的要素，包容了对社会各阶层成员的权利保障的宪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其次，从宪法的本质看，“它是一国统治阶级在建立民主制国家的过程中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集中表现。例如英国12l5年的《自由大宪章》实际上就是英王约翰与诸候之间的力量对比而达成的妥协。它在客观上限制了国王权力，保护了贵族与市民的人身财产权。从这一点来讲，宪法是政治力量对比妥协的产物，其内在精神也是宽容的这种宽容精神与执政党的包容精神是一致的。正是基于这种一致性，使宪法在党的执政方式转变中发挥关键作用成为可能。

第二，法治社会的目标锁定，决定了党的执政方式必须以宪法为首的法律代替行政命令，是宪法在党的执政方式转变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重要原因。执政方式的转变只是社会大转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观念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从总体上来说，社会正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但就治国方式来说，全社会正在经历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重大转变。只有法治社会才是社会运作模式的最佳选择，九九年修宪确立的法治目标及西方法治建设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在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必将受制于法治社会这一总体目标的限定。法治社会的形成，党的执政方式是关键，可以说对全社会具有推动、示范作用。党的执政方式不按照法治的轨道运行，法治国家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因为党是政治权力的核心，党的执政方式转变是否彻底，决定着法治化的进程和深度。而建设法治国家离不开宪法这一规范政治权力运行的根本大法。由于宪法的地位最高，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它不仅是普通法律制定的依据，是法律之法律；而且是各国家机关、各政党、社会团体的最高行为准则。宪法权威观念是所有法律观念意识的核心，它“支配着整个法治模式。”实现法治首先要实行以宪治国因此，宪法理所当然地会在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中发挥重要作用。

执政方式范文篇10

对于执政党来说，究竟用什么方式、方法来执政才能更多地减少执政成本，更好地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呢?通观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历程以及中外国家政权更替的经验，可以看出，民主执政，即用民主的方式、方法，坚持民主政治的制度、体制来执政，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执政党来说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对于中国这个具有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经济文化又比较落后的国家，对于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一党执政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大党老党来说，则更是一个必须引起高度关注的重大历史性课题。坚持民主执政，就是坚持民主政治的制度。作为制度的民主，“一直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一个理想、一个目标。特别是在今天，民主已经越来越成为人类生活的一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进步的最基本的尺度”，它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的政治财富和精神财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它也是“和谐社会得以长期维持与维护的根本保证，是和谐社会的努力方向与理想目标”。纵观世界历史尤其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循环于治乱兴衰之中，历代王朝都没有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即便是近代中国的国民党、二战时期盛极一时的德意日军国主义也都没有逃出“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命运。究其原因，从制度的设计来看，它们之所以会有“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命运，是因为它们实行的都是专制而非民主。因为在一个专制而非民主的社会里，总是由少数人来“治国理政”，少数人的“治国理政”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权力的高度集中，造成专制、非民主等违反广大人民意愿的诸多弊端；违反了广大人民的意愿，“治国理政”的少数人也就不可能永恒持久地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认可和拥护；由于人民才是社会变革、发展的真正力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认可和拥护，这一少数人“治国理政”模式的崩溃也就成为必然。

民主执政、民主政治则不然，它是“‘人民的权力’或‘多数人的统治’”。正因为如此，历史上和现实中所有真正的民主体制基本上都是稳固和强大的，能够应对各种危机和挑战，因为它是以人民为执政的根基；而非民主体制通常都是脆弱的，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地动山摇”甚至是土崩瓦解。，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没有民主的健康发展，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也表明，在‘家长制’和‘一言堂’大行其道的时候，党和国家的事业就遭到了极为严重的危害；相反，当民主的精神得到发扬的时候也是党和国家的事业最为兴旺发达的时候。”

中外各国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反复证明，坚持民主执政、民主政治的制度，各种社会矛盾在它刚刚萌生的时候就可以得到有效的化解，国家就能保持长治久安；凡是在民主政治深深扎根的地方，所谓的政变、起义、暴动等暴力行为就会销声匿迹，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社会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水火不容而是相容共生，至少不会发生你死我活的“革命”。

以前我们一直有个误解，总认为民主、民主政治是资本主义所专有，一谈民主、民主政治，似乎就背离了社会主义，就是搞资本主义，搞所谓的“三权分立”，搞多党制、两党制，等等。其实并非如此。民主同样是社会主义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民主、民主政治只是治国理政诸多方式中的一种，虽然它也存在不少弊端和不足，并非尽善尽美，但是，不能否认，与其他治国理政的方式相比，它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治理的最佳方式，是迄今为止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最高成就，是确保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最有效的稳定器，这是一方面。另～方面，坚持民主政治并非一定要搞资本主义的那套“三权分立”，搞多党制、两党制。“三权分立”，多党制、两党制等等，也只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形式。坚持民主执政，实行民主政治的制度，一定的形式固然重要，但关键是要抓住民主政治的实质和核心。民主政治的实质和核心在于主权在民，在于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能够当家作主，其表现形式就是人民有权利自觉自愿地选择能代表自己行使权力的代表和具体的领导者、执政者、管理者，并对其实施充分有效的监督，这才是民主政治的真谛和精神实质。只有把握住了这一点，至于采取什么样的民主形式，只要这一形式符合自己的国情，都是合适的。坚持民主政治，实行民主执政并不是什么赶潮流、赶时髦，而是因为与其他治国理政的方式相比，民主执政、民主政治确实有其无可比拟的优点和良好的效果。毫不夸张地说，能否坚持民主执政，是衡量一个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高低以及其能否适应浩浩荡荡的世界政治文明之潮流的试金石，更重要的是，它是确保跳出“历史周期率”现象的关键之所在。因为没有民主政治的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国家权力就会从人民手中滑落，并蜕变为少数人用以统治人民的工具；没有民主政治的保障，权威就必然同权力划等号，社会主义建设也就不可避免地走上歧路。只有“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才能确保社会主义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我们每一个人都期望我们的国家繁荣富强，期望我们的国家长治久安、太平和谐。如何实现这一点，党的领导和执政就是关键。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做才能实现这一目的?采取科学的现代化的执政方式、坚持民主执政就是最好的答案。但如前所述，在新的世情国情党情急剧变化面前，党的执政方式还不是十分理想，所以，坚持民主执政以推进党的执政方式的改革和完善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抓住了“民主执政”这一“牛鼻子”，与之相关的问题、难题才能迎刃而解。因为民主执政，就是用民主的方法来治国理政，就是由广大人民群众这一“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来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各项事务，而人民群众的力量智慧是无穷的。问题、难题由人民来解决，焉能解决不了?问题、难题解决了，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既然民主执政是使党的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之目的达到的最有效途径，那么，推进党的执政方式的改革和完善就没有理由不由此首先展开。

(二)从民主政治维护政党“政治合法性”的效果来看，也应该把民主执政作为推进党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的逻辑起点

民主执政之所以能够强有力地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根本原因就在于民主执政最能够有效地维护政治合法性。

所谓“政治合法性”，就是指一国的公民对于本国现存的政治秩序、政权以及执政党执政的信任度、支持度和认同度，可以说它是政治权力能否以非强制手段维持其统治秩序、执政党能否顺利执政的问题。若一政治体系总能有效地获得和维系其政治合法性，则将大大有助于由政党而产生的、基于该政治体系的政府的运作尤其是政局的稳定。

作为执政党，尽管有诸多使命，但想方设法维护其赖以执政的政治秩序和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无疑是它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使命。只有维护了政治合法性，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巩固，执政成本才会大大降低，其执政安全才能得到切实的维护。对于多党制或两党制国家的政党来说是如此，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则更是如此，因为在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维护了政治合法性也就维护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体系，巩固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维护政治合法性的途径有很多，但最能有效地维系它的则是民主政治制度。之所以如此，关键就在于这一制度能够给予人民自觉自愿选择的权利，它使“政治合法性”由政治秩序即民主政治的制度提供。在实践操作上，这一制度规定，由人民来选择具体的执政者(领导者或管理者)；人民选择的是具体的执政者(领导者或管理者)而不是政治秩序，这样一来，基本的政治秩序稳定与否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风气等问题基本上就没有了直接的关联，因为基本的政治秩序是固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风气等问题仅仅与具体的执政者及其执政时所带来的经济绩效或所创造的政绩等问题有关联，这样就把政治秩序与具体的执政者个人及其执政时所带来的经济绩效或所创造的政绩等问题分开了。即便某一具体执政者执政时所带来的经济绩效或创造的政绩不佳，或出现了一些诸如社会不公、大量失业、贪污腐败等等社会问题，人民也只会对这个具体的执政者发生怀疑，但不会否定基本的政治秩序及其合法性。其缘由就在于这样的政治秩序给予了人民自觉自愿的选择之权利——选择能真正代表自己行使权力的代表，选择能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执政者、领导者、管理者。不论是多党制、两党制或是一党制，其精神实质都该是如此。实行民主，坚持民主政治制度，就意味着由人民来选择并尊重人民自觉自愿的选择。当人民在某个时期所选择的执政者不能给他们带来预期的利益时，人民至多会认为，我们这次选择错了，但我们还可以再选择。民主政治制度就是赋予人民选择与再选择之权利的一种制度。人民怎么会因为自己一时的选择错了执政者就轻易地否定、放弃使自己具有不断选择之权利的制度呢?

我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历史地位、现实作用以及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规律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又由于党坚持民主执政，因而在某个时期内由于某种原因人民至多会放弃对某个领导人的选择而决不会放弃对共产党执政地位、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选择。所以，坚持民主执政，实行民主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不会出现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的现象，更不会出现所谓的因领导人的更迭而“人亡政息”的周期率现象，相反却能实现共产党长期执政、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这从另一个侧面更加说明了民主执政应该作为推进党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的逻辑起点。

(三)从民主执政与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的相互关系来看，更应该把民主执政作为推进党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的逻辑起点

“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作为我党执政的主要经验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维护执政安全、巩固执政地位的总体目标之一，明确回答了也是迄今为止最科学地回答了党“如何执政，如何才能更好地执政”这样一个重大而现实的课题。但在这三者中，民主执政则应该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予以强调和加强。这可以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三者的相互关系来谈起。

首先，民主执政是目的，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必须与民主执政相统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增进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执政最基本的精神就是“要以民主的制度、民主的形式、民主的手段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如果科学执政、依法执政不与民主执政相统一，不能够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又与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大相径庭。相对来说，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仅仅是实现民主执政的“手段”，民主执政才是“目的”。手段显现于外，目的深藏于内。诚然，为了实现目的必须要实施一定的手段，从表面看，似乎是手段在先目的随后，但任何手段的实施都必须以一定的目的为指导；脱离了目的或不去考虑目的的手段，则极有可能成为变异、走样的手段，其结果往往达不到真正实现目的的效果。从这个角度讲，欲坚持和实现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就必须先考虑如何民主执政，如何实现民主执政的目的。

其次，民主执政是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的基础、前提和保证。就科学执政来说，坚持科学执政，首先需要科学决策、科学制定和实施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不论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还是做出具体的决策，欲使其科学合理，都必须在充分酝酿、反复讨论、多次论证的基础上才能完成。若不实行民主，那么所谓的讨论论证就不可能存在，更不可能深入进行下去。坚持民主执政，就是由人民来讨论，由人民来出谋划策，因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智慧、力量的真正源泉，是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得以制定的根本基础。所以，脱离了民主执政，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科学执政。

就依法执政来说，要坚持依法执政，前提是必须有完备的、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法。这样的法从何而来呢?它是在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人民意见的基础上而产生的，是广大人民群众意志、愿望和要求的体现。如果不坚持民主执政，没有民主政治做保证，就不可能由人民来制定法律，就极有可能是少数人说了算，所谓“完备的、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法”就不可能制定出来；即便制定出来了所谓的“法”，也早已丧失了现代意义上的法的基本精神，因为依照这种方式所制定出来的“法”就极有可能仅仅是少数人意志的体现，是少数人的“法”或是由某个当政者的“话”而演绎出来的“法”，是所谓的“王法”、“霸王法”。过去历代王朝也都有“法”，其实质就是如此。若“依法执政”的“法”已经发生了变异，如何再去“依法执政”?

另外，在依法执政的过程中，执政者是否真正完全依照已有的法律去执政，还有一个监督的问题，“监督，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保护伞，是民主政治制度的底线和生命线。”监督的主体有很多，但最大的主体无疑就是人民群众。不坚持民主执政，就不可能由人民当家作主，就更不可能允许“不能当家作主”的人民来进行监督。人民群众若不能真正地当家作主而是完全受制于少数人，无论是制定法律，还是执行法律，都不可能真正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愿望和需求，这样就完全可能使所谓的“依法执政”成为历代王朝及法西斯的暴政和乱政。

由此看来，在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三者中，民主执政应该具有优先推进的价值。当然，强调民主执政优先推进，并不是说要忽视或否定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的价值和意义。这三者是互为前提、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的。推进党的执政方式的改革和完善，忽视或否定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妥当的，都会使党的执政方式的改革和完善走入歧途以至夭折。但相比较而言，总有一个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从这个角度来讲，民主执政才具有优先推进的价值，应该作为推进党的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