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组织范文10篇

知识组织范文篇1

自我知识的组织实际上是关于自我知识的内容是如何经过组织加工，然后纳入不同的自我概念之中；在这点上，它明显地引入了信息加工的观点。因此，我们也可把自我知识的组织看作是一种认知加工策略。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种认知加工策略主要涉及五个不同方面：自我复杂度，自我概念分化，分开评价、整合评价与重要性突出，自我概念清晰度，自我不和谐。

（一）自我复杂度

自我复杂度(self-complexity)是由Linville[2,3]提出的，她认为自我概念是由自我中的多个不同方面（自我面或自我维度，self-aspects）组成的，自我复杂度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组成自我概念的自我面数量，数量越大，自我复杂度越高；(2)各个自我面相互重叠的程度（即一个自我面中是否包含有其他自我面也包含的成分），重叠的程度越低，则自我复杂度越高。Linville在研究中采用自我描述卡片归类任务(self-descriptivecardsortingtask)来测量被试的自我复杂度。测验时先发给被试33张内容为描述自我属性的卡片，然后让被试把这些卡片归类到若干个组中，同一张卡片可以使用多次，也可以一次都不用。最后，根据被试归类的组数和各组卡片中重复使用的卡片数量来计算H值(H＝log[,2]n-(∑[,i](n[,i]log[,2]n[,i]))/n)，其中，n是整个归类任务所用到的自我属性的总数，n[,i]是某一个属性组所使用的属性总数，H值反映被试自我复杂度水平。但后来有研究表明H值不能很好反映自我复杂度，应该把自我面的数量和重叠程度分开进行测量。

Linville用一种缓冲模型来解释自我复杂度跟心理适应之间的关系：当高自我复杂度个体经历压力事件时，因为自我面的数量众多，这些事件只能影响到自我中的一部分；并且，如果自我面之间的重叠较少的话，某个自我面所遭受的压力也不会“溢出(spillover)”到其他自我面，从而对其他自我面造成消极影响。所以，自我复杂度对与压力相关的疾病或抑郁起着缓冲的作用。后来的一些研究结果支持了Linville所假设的缓冲模型[4-8]。但也有很多研究得到了不一致的结果，有研究者[9]，认为以前人们得出总体自我复杂度跟应对的正相关结论实际上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所测量的是积极自我复杂度，即自我复杂度中所包含的是较多积极属性。自我复杂度与心理适应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应从多方面对其进行考察，才能准确了解他们的关系。

此外，自我复杂度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自我知识组织形式，Linville的理论引发了大量研究，后来提出的自我概念分化，分开评价、整合评价及重要性突出，自我概念清晰度这些自我知识组织方式都受到了Linville理论的影响。

（二）自我概念分化

自我概念分化(self-conceptdifferentiation)是一种个人在扮演不同社会角色时具有不同人格特征的倾向[10]。Donahue设计了一种自我概念分化的测量方法：让被试对自己在五种不同社会角色（朋友，伴侣，子女，学生，员工）中的60种人格特质描述在8点Likert式量表上进行等级评定。然后通过因素分析来计算不同角色间未共享的变异，即用1减去第一主因素贡献率所得结果代表自我概念分化的程度；自我概念分化程度越高，个体越倾向于在不同角色中拥有不同的人格特征。结果表明，高自我概念分化者情绪适应水平较低，并倾向于排斥社会标准和传统，自我概念分化是自我分裂(fragmentation)而非对角色进行专门化(specialization)的一种标志。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自我概念分化反映了个体缺乏一种心理上的整合，这种整合的缺乏则是源自心理内部那些没有得到解决的冲突，而这对心理健康来说又是非常重要的。后续研究大都支持自我概念分化是一种自我分裂的表现这一假设，且自我概念分化和心理适应之间呈负相关[11,12]。

自我概念分化似乎是自我复杂度的另一种表现，但实际上这两者是不同的自我知识组织结构[10]：自我概念分化强调的是个体的特定角色自我概念分化或整合程度，它跟适应是一种线性关系，低适应者具有高自我概念分化的倾向；而Linville的研究假设并未包含自我复杂度跟适应之间有任何直接联系，自我复杂度所预测的心理适应水平的变化也是经历压力事件后的变化。此外，自我复杂度测量是由被试自由描述来产生不同自我面，所以意味着认知的复杂性和灵活性；而自我概念分化反映的是缺乏角色同一性的相互关联，意味着自我概念的分裂和不一致，即分离的自我。综合这些因素来看，自我复杂度和自我概念分化无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在它们跟适应的关系上，都是十分不同的。Lutz和Ross[13]也认为，自我复杂度和自我概念分化跟心理适应之间关系的方向是相反的，应当把自我概念分化和自我复杂度当作自我概念结构的两个不同方面来对待。

（三）分开评价、整合评价与重要性突出

Showers[14]提出了两种类型自我组织：分开评价(evaluativelycompartmentalized)与整合评价(evaluativelyintegrated)。前者是指把正面和负面的自我知识分别归入不同的自我中，这样，各种自我所包含信息就成了以积极的信念或消极的信念为主。而整合评价组织中的自我所包含的则是积极和消极信念的混合体。如果个体在自我中只包含积极或消极自我知识的话，一旦这些知识被激活，那么个体可能会被这些积极或消极的知识所包围，从而体验到极端的积极或消极情绪。因此，如果自我中的积极面被经常激活时，分开评价组织将有利于个体的心理适应；反之，当消极面被经常激活时，整合评价组织将变得更有利。测量分开评价组织时先让被试完成一份自我描述卡片归类任务（即Linville用来测量自我复杂度的工具），然后计算不同自我面间的系数或克瑞玛V系数(Cramer''''sV)，通过系数或V系数的高低来反映分开评价的程度。

Showers[15]指出，如果个体认为正面自我比消极自我面更重要，就可以提高心理适应水平；反之，如果认为消极自我面更重要，则会体验到较多消极情绪，降低心理适应水平；即分开评价组织与重要性突出(importancedifferentiation)间存在交互作用。该研究同时还表明，当自我面反映的是个人重要的、以积极自我知识为主的自我面时，进行积极分开评价的个体可以很容易地从悲伤情绪中恢复过来；而当情境因素包含的是纯消极自我面时，分开评价似乎会使消极情绪永远延续下去。这意味着拥有积极分开评价自我的个体在强烈的消极情境中可能会变得非常脆弱，而发挥整合评价的作用则需要对积极自我信念和消极自我信念进行整合。Showers[16]一项关于伴侣和爱情关系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当关系相对长久，消极内容特别多时，整合评价组织是跟更为积极的思想、情感、及对伴侣的行为相联系的。

分开评价、整合评价及重要性突出对个体情绪和心理适应的作用机制是复杂的，它们并非各自单独发生作用，个体在使用这些组织时也具有明显的动态性和灵活性。

（四）自我概念清晰度

Campbell等[17]将自我概念清晰度（self-conceptclarity,SCC；或自我清晰度，self-clarity）定义为：自我信念定义的清楚和确信程度，及其内部一致性和稳定性。自我概念清晰度，尤其是其中的内部一致性和稳定性成分，主要反映的是自我图式的一致性。Campbell研究了自我概念清晰度跟自尊、大五人格、自我倾注(self-focusedattention)间的关系，发现低自我概念清晰度跟高神经质、低自尊、低尽责性、低宜人性、慢性自我分析、低内部状态察觉，以及沉思形式的自我注意是联系在一起的。此外，自我概念清晰度跟自我复杂度也是呈正相关的，虽然它们也是两种不同的自我组织。在Campbell[18]更早一项关于自尊和自我概念清晰度的研究中，她发现低自尊个体表现出低自我概念清晰度的各种特征，且低自尊个体具有积极和消极特质相混合的特征，而积极特质则是高自尊个体的主要特征。该研究采用对自我描述的反应时、一致性和稳定性作为自我概念清晰度测量的指标。Campbell[17]后来发展出了一种由12道题目构成自我概念清晰度量表(SCCScale)来测量自我概念清晰度程度，该量表所得到的结果跟以前测量方法所得结果吻合得很好。后续的研究也都支持了高自我概念清晰度有利于心理适应这一假设。[19-21]还有研究表明，自我概念清晰度是健全人格中自信成分对心理健康预测效应的调节因素，它可以部分地解释自信水平对一般健康问卷(GHQ)中焦虑、抑郁、自我肯定的回归效应[22]。

（五）自我不和谐

自我不和谐(self-discrepancies)理论[23,24]所关注的焦点是人们关于自己特质的信念，以及关于不同标准（如自我标准，父母标准）的信念间的不和谐。Higgins对自我不和谐的研究主要在两方面：现实—理想(actual-ideal)自我与现实—应该(actual-ought)自我。对自我不和谐的测量则主要采用自我问卷(SelvesQuestionaire)。根据自我不和谐理论，特定的自我不和谐跟特定的情绪失调是联系在一起的，如现实—理想不和谐是跟沮丧相关的情绪相联系的（如失望），而现实—应该不和谐是跟高焦虑相关的情绪相联系的（如罪恶感）。现实—理想自我不和谐与情绪之间出现这种关系，可能是因为个体在达成理想或目标时遭到失败产生的；而现实—应该自我不和谐与情绪间关系则可能是个体在履行责任或义务时遭到失败而产生的。也有研究[25]表明特定类型自我不和谐跟特定类型情绪失调之间并不存在这种联系，但却发现自我不和谐跟低心理适应之间存在联系。

如果从时间的角度来考察自我不和谐，一个人过去、现在、未来自我间的不和谐同样会对个体的情绪及心理适应造成影响。如，可能自我的复杂性可以调节对未来目标进行评价时所产生的情感反应，而现实自我的复杂性则可以调节对当前目标进行评价时所产生的情感反应。自我在时间维度上的不和谐对健全人格的形成亦有重要影响，个体只有以正面的态度看待自己的过去、现在、未来才能达成自我的和谐，形成健全的人格。

二、自我知识组织的动态性与心理适应

不同自我组织类型在不同的情境中具有不同的作用，为达到最高水平的心理适应，个体可能会在不同情境中使用不同的组织类型。例如，那些适应能力强的个体在高压力情境里比在低压力情境里更多采用自我分开评价组织；在经历了高消极生活事件后，适应能力强的个体的自我知识内容虽然变得比先前消极，但他们觉得消极属性的重要性比平时低，即压力情境改变了个体的自我重要性[26]。

同时，自我知识的组织是灵活的、可变异的，它会因情境、个体差异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及作用。Showers提出了一种分开评价的动态模型（图1），它既包括了个体使用分开评价组织来适应现时情境，也包括个体组织风格的长期改变。图1顶部表示大多数人把积极分开评价作为一种基本自我知识组织方式，但在负面自我属性变得突出时（如遭遇压力时），不同个体的自我知识组织将发生不同变化。图1左侧表示适应不良个体采用消极分开评价来组织自己的自我知识，导致极低的自尊和消极情绪；而右侧则表示适应较好个体开始会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负面属性上，并尝试采用整合评价来尽量减小它们的影响，最后，一部分人会重新使用分开评价组织方式，最终获得最佳适应水平。

McMahon等人[27]考察了身体不满和饮食失调妇女的自我结构与情绪的关系，发现在自我知识组织中具有灵活性的个体（即在对特定消极特征的思维中具有整合评价，在自我概念结构中具有分开评价的个体）才具有最少的消极情绪。

图1自我结构因生活压力事件发生改变的动态模型

一项研究[28]把自我概念清晰度分为日常自我概念清晰度和特质自我概念清晰度，通过10个星期里每天2次的观测发现：日常自我概念清晰度和日常事件之间的关系会被日常消极情感和日常自尊所调和，这种调和作用表明日常事件导致了情绪和自尊的变化，该变化继而导致日常自我概念清晰度的变化；自尊、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及自我概念清晰度跟特质自我概念清晰度是呈负相关的。这表明，自我概念清晰度在不同的情境里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即具有动态特征。

各种自我知识组织类型也是随个体生活经验的增加而动态发展的，如Harter等人[29]发现，儿童在成熟的同时也在发展对多个自我领域的重要性进行分开评价的能力。而成人在遭遇压力事件并准备积极应对的话，可能会发展出更高的自我复杂度。Jordan和Cole[30]也认为，自我复杂度有时候并不能缓冲消极事件对儿童的影响，它可能在后来才会表现出它的缓冲作用。这些研究均表明，自我知识组织是可以随时间、情境而变化的，即自我知识组织本身就具有动态性。

尽管自我组织的短期适应和长期改变确实存在，但也有研究表明自我组织存在一定的稳定性。如Strauman[31]的一项对自我不和谐的纵向研究表明，虽然3年后被试的自我描述发生了变化，但他们自我不和谐的程度和类型仍保持稳定。

三、多重自我、整体自我与心理适应

早期的自我理论一般把自我看作是一个单维的整体（即整体自我），但后来的研究者提出，自我是多维度的，按一定方式组织起来的，具有特定结构的复杂系统（多重自我）。相应地，传统的信息加工模型认为，积极自我属性和消极自我属性的数量将决定个体对自身的总体评价，而当前的观点则认为组织因素可以调和积极自我和消极自我对个体的影响。Showers[26]考察了自我的内容特征（积极、消极）和结构特征（重要性突出、分开评价、自我复杂性）在2年里所发生的变化，结果表明自我概念内容的变化反映的只是生活环境而已，自我结构的改变才有助于调节压力和消极情绪的影响。

虽然自我的性质和数量在短时间里不会改变，但通过对自我知识的组织加工，人们可以忽略某些可能对当前活动产生消极影响的自我知识，使这些知识不被提取到当前的加工情境中来，或降低它们的可利用性，以保护自我。而提取出来被带到当前加工情境中的这些自我知识，则是“工作自我概念”(workingself-concept)。由于组织的作用，工作自我概念具有不同的结构或形式——多重自我和整体自我。

不同的自我知识组织类型将导致不同的工作自我概念，Campbell[32]从测量的角度对五种组织类型进行分类，认为自我复杂度和自我分开评价测量是属于多重自我组织测量，而自我概念分化、自我概念清晰度及自我不和谐则是整体自我组织测量。其中，自我概念分化之所以被归为整体自我，主要是因为自我概念分化测量并未反映个体的图式中包含范畴的数量，而是各个范畴之间的关系。同时，由于“分化(differentiation)”往往被当作是多重的特征，所以她建议称这种测量为“自我概念分裂(self-conceptfragmentation)”以避免引起混淆。

关于多重自我和整体自我跟心理适应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不一致的结果。如Linville[3,4]的研究表明，拥有复杂自我的个体可以把外部事件的消极作用限制在最小范围内，以降低压力所带来的消极影响。Showers[33]考察了童年时代（15岁前）遭受过虐待的大学生的自我结构与适应水平的关系，发现拥有分开评价组织的遭受过虐待的个体比拥有整合评价组织的遭受过虐待的个体所感受到的抑郁和防御水平更低。

但多重自我也建立了一种自我分离的感觉，且拥有多重自我的个体可能在适应不同的情境时需要进行切换，从而消耗更多的心理资源，并缺少一个核心自我。而对于拥有核心自我的个体来说，他们确认了自我中最中心的特征或领域，无需在不同情境中选择合适的自我知识组织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因而显得容易操作和实现。Danahue[10]对自我概念分化的研究也表明，对不同社会角色自我描述更清楚的个体在心理适应上的得分反而更低，而自我概念分化得分更高的个体也更多地与生活角色转换（如离婚，换工作）相联系。Campbell[32]的研究则表明，多重自我测量跟心理适应测量并无相关，整体自我测量跟心理适应测量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

此外，仅仅用自我面的数量来决定多重自我和整体自我跟情绪和心理适应的关系很可能是不够的，或许还存在其他的因素调节着这种关系，抑或跟多重自我或整体自我共同影响着个体的情绪和心理适应水平。如，有研究考察了自我控制力与自我复杂性、心理适应之间的关系[34]，结果发现个体如果知觉到对自己的自我面缺乏控制力的话，更高自我复杂度预示着更差的生理和心理适应，知觉到的对多重自我的控制力可以调节自我复杂度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然而，这些理论都只是从单一、静态的角度来进行解释，或许多重自我和整体自我跟心理适应的关系就像分开评价和整合评价跟心理适应的关系一样具有动态性，人们在不同的情境里使用不同的自我知识组织结构才能得到最积极的情绪和最佳适应水平。

四、简评

自我知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具有整体性、等级结构性、动态性、环境适应性等特征。如，从整体性和等级结构性的观点出发，可以把自我知识看作是由多个层次，各个层次又分别由多个自我概念构成的统一体；同时，这些自我概念还具有横向和纵向的联系，它们之间既协调又互相制约。导致自我复杂度与心理适应关系不一致结果的原因，除了自我知识的积极与消极属性之外，还很可能是因为复杂自我内部的各个次级自我之间缺少整合，从而使自我的整体性被削弱，影响到自我功能的正常发挥，因此表现出低水平的心理适应。而自我概念分化和自我清晰度则分别是自我知识整体性不同方面的表现，分开评价、整合评价与重要性突出，以及自我不和谐则是自我知识等级结构性的不同表现形式，它们跟心理适应水平的关系因此也具有不同的表现。此外，除了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些自我知识组织方式之外，很可能还存在其他自我知识组织的方式；而不同自我知识组织方式对心理适应的影响也可能存在交互作用，如Parker等人[35]发现自我复杂度可以调和现实一理想自我不和谐与边缘人格特征间的关系，对于低自我复杂度个体来说，现实一理想自我不和谐与边缘型人格特征间存在更强的相关。

就动态性和环境适应性的角度来说，自我知识组织的各个部分是不断调整的，它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制约使自我知识组织结构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中，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这种动态平衡在短期里表现为工作自我根据环境的不同而不断改变自身的结构，以达到最佳心理适应水平；在长期里则表现为自我知识组织的发展特点，如习得新的自我知识组织方式，或某种自我知识组织方式在长时间里被反复使用，从而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自我知识结构特点。但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仍很缺乏，今后的研究需要发展新的研究手段工具以测量即时情境里的自我知识组织类型（或工作自我的组织结构特征），并需要更多纵向的研究来考察自我知识组织的发展特点。

在方法论方面，目前大多数自我知识组织研究仍停留在对外在行为的宏观描述上，需要新的研究手段来考察自我知识组织的内部机制，及其生理基础。例如，自我组织研究以信息加工模型作为解释自我知识组织的基础，这必然涉及到认知操作的问题，但本文所讨论几种组织方式研究对认知操作的研究显然不够。像Linville提出的“溢出”操作就未得到足够的证据来证实它的存在，以及这种操作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且积极或消极事件所激活的自我知识量也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来测量。而对自我知识组织生理基础的了解目前几乎是空白，怎样用生理心理学的方法来考察自我知识组织将是今后研究的一大挑战。最后，中国人的自我不同于西方人，怎样设计出能够测量中国人自我知识组织的有效工具乃是我们今后的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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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组织范文篇2

论文摘要：知识经济的发展，向传统的管理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知识管理作为一种先进的管理理念，被越来越多的运用于各个领域。知识型组织是知识生产部门，要提高知识生产的效率，必须加强时知识资源的管理。

一、知识与知识管理

经合组织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中将知识分为四类关于事实的知识(know-what卜关于原理的知识《know-why).关于如何做的知识(know-how)，关于信息、知识来源的知识(know-who)。前两类是显性知识(explicitknowledge)后两类是隐性知识《tacitknowledge)。显性知识是指记录在各种介质上的知识，如图书、档案、数据库、各种计划、总结、报表等等，易于整理和进行计算机存储。隐性知识是指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未编码的经验性知识如个人的技术诀窍、直觉、想象与创意等等.隐性知识则难掌握它集中存储在人的脑海里，是人的经验的体现。

知识管理是组织对其所拥有的知识资源的管理具体包括知识的识别、获取、开发、存储、传递、共享、利用以及评价等。目的是促进组织内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共享提高组织的技术创新能力。知识管理可以分为以管理技术为主的知识管理和以信息科技为主的知识管理。以管理技术为主的知识管理是以内隐知识为主的管理，着重在激发组织内个人的潜能，使员工愿意奉献知识，为组织创造利润。以信息科技为主的知识管理是以外显知识为主，着重在信息科技的基础建设，包括文件的制作、数据库的应用、网络的资源共享、作业流程的效率等。

二、知识型组织中知识管理的任务

知识型组织是一种为适应知识经济的发展而形成的以知识为基础的开放、互动的组织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管理者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组织的发展规划和战略目标对知识资源进行统一的管理获取知识生产所需的知识资源同时对已获得的知识资源进行分类整理使之信息化、网络化便于利用。

1.管理组织内外的知识资源。知识经济时代组织与组织之间、组织内部部门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多，既有多部门的合作，也有多学科专业的合作知识信息在学科专业和组织、部门间进行文流。因此对于知识型组织来讲，知识管理就不能仅仅局限在内部的知识资源必须沿着各协作联系网络向外延伸，将组织内、外的知识资源纳入管理范围。2.既要管理显性知识又要管理隐性知识。知识生产通常是在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相互转化的过程中实现的。知识生产离不开两者的结合。显性知识是知识生产的原材料，隐性知识则是处理这些原材料的工具。缺少两类知识中的任何一类或者两类知识不能结合，知识生产都是不可能的。所以，知识管理不仅仅要管理可编码的显性知识，还要管理不可编码的隐性知识。

三、知识型组织的知识管理策略

知识是通过文流、结合而发展的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结合与交流产生了新的知识。对知识型组织来说知识管理的核心就是促进各类知识的交流与共享。

1.促进显性知识的文流与共享。发展信息网络，为显性知识的交流奠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显性知识管理比较便利，显性知识可以转化为信息.以图书资料、论文、研究报告、电子文件之类的形式储存在图书馆、数据库、信息库中.供人们检索、查阅和利用。借助信息网络将可以远距离检索、查阅和利用组织外部信息化的显性知识。

2.促进隐性知识的交流与共享。隐性知识在知识生产中是不可或缺的，它难以编码的特点阻碍着文流与共享可能成为知识生产的瓶颈。对隐性知识的管理应注重以下几点:

一是要重视人的因素。建立有效的管理方式和激励措施对具有奉献精神并奉献了知识者给予合理的回报;提供先进的仪器设备良好的生活条件要营造良好的学术气氛形成对研究工作执着、热忱并全心投入的氛围。

知识组织范文篇3

论文摘要：知识管理要求利用出色的知识服务来实现知识共享和知识创新，这对于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由于知识单元服务远强于文献单元服务的突出优势，图书馆服务工作利用知识单元服务，能够保证图书馆知识资源得到最大化最优化的开发和利用。文章从分析图书馆的文献单元和知识单元服务的区别入手，运用知识管理思想来探讨图书馆知识单元服务的价值和意义，进而以知识管理先进理念为导向，提出构建图书馆知识单元服务体系的一些策略和方法。

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知识管理模式的广泛应用，推动知识、信息资源的组织、管理、控制与应用等方面的工作重要性日益显现出来。图书馆作为知识文化、信息资料管理主流性组织机构，肩负着科学、高效地组织、处理知识、信息资源以便为读者提供最优质服务的使命，自然而然要引入知识管理的先进思想、方法与机制，来提升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能力和读者服务水平。而知识管理模式的介入对于图书馆工作体系来说，其最大的价值莫过于体现在帮助图书馆知识服务最终实现的过程中，发挥出其飞跃性推进力的功效这一方面，即图书馆知识单元服务在知识管理背景下如何走进读者服务体系的现实里。但是如何从知识管理的视角来看待图书馆知识单元服务模式，以及怎样有效运用知识管理的相关理念、技术及手段，来推进知识单元服务在图书馆的实施，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图书馆信息服务向知识服务过渡的进程和效率。

一图书馆的文献单元与知识单元服务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IT技术尤其是网络、通信技术的持续发展，读者的需求水平在水涨船高式地提高，其类型呈现出越来越个性化、多样化的特点，并且其需求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与此同时各类文献信息、知识资源出于适应不断类型文献读者或者信息用户的需求，每天差不多以惊人的速度地不断产生、存贮、积累和增加，导致信息重复性、文献同质性、信息噪音干扰性大、知识有效性不足等问题大量存在，迫切需要代表精细化、高效率服务水平的知识服务，来协助读者用户在茫茫的信息大海中，准确、快速、有效地定位、寻觅到切合其需求的信息和知识点。图书馆知识单元服务作为最能精确表达和诠释读者用户知识需求的服务形式，代表着图书馆服务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潮流趋势，是图书馆知识服务的核心内容和主要环节。当前图书馆为读者提供的信息服务主要侧重于文献单元，以其文献资料的物理载体为中心点来开展相关工作的。换而言之，图书馆面向读者对象是以信息资源的文献单元为基础，通过其载体的外在形式和属性特征揭示和表述所产生的二次、三次文献(如书目、文摘、索引、指南、综述)，指向、定位于它们的母属文献资源即一次文献，从中查找、检索出符合读者需求的信息、知识，这一服务过程实质基本上只是对文献单元的物理定位和查找途径的提供，由于这一过程并没有很好地立足于检索逻辑的职能发挥，所以缺乏从真正意义上来考虑利用有效挖掘知识的方式，来切合读者用户的知识需求。而知识单元是深透于知识资源系统里最基本的结构元素，相对于文献单元更主要是强调文献信息资源的内容特征和知识结构的追溯和查寻，检索弹性度大、逻辑意义强，能够真正表达出知识用户需求的各个维面，所以图书馆服务基于知识单元可以有效满足读者各类个性化、动态性、多样性、创新式的需求。知识单元之所以胜于文献单元主要归因于前者面向读者知识需求的检索弹性和扩展空间优势要远强于后者，相对于文献单元静态、硬性、固定、机械的物理属性特点，知识单元则与读者用户的知识需求逻辑紧密联系在一起，表现出动态、弹性、自如、灵活的逻辑意义特征，这使得知识单元能在匹配读者提问的检索标尺上能自由地移动，即它能大到指向整体图书馆文献资源(当然这种需求可能性不太大)，小则标示至一篇文献的某个词组，或者某一信息的最细小部分，具有文献单元无法做到的十分强大的实际意义。所谓“实际意义”，根据图书馆界知名学者王子舟先生的说法，应是指知识单元或是一个明确的语词概念、一个具体观点，或是一个科学定理、一个数学公式，或是一首歌曲中的某种旋律、一幅画上的局部构图等，知识单元正是由于其精细分、微小化的本质特性，能够打破文献单元的物理分割限制，迎合知识组织导向的相关原则，实现自由分割、流动、组合，为读者能带来真正的个性化、多样性、全面性的知识检索服务。由此可以看出知识单元服务代表着图书馆服务的比较高度的水平，比较符合读者知识检索的要求和图书馆知识组织的理念，随着计算机技术尤其是智能技术在信息检索领域里研发和应用方面的突破，它将是未来一定时期内图书馆服务工作领域里的一种理想模式。

二运用知识管理思想对于图书馆知识单元服务的管窥

知识管理本质上是利用组织机构内外各类知识资源和集体智慧，来提高组织运作效率、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新型管理模式，其主要内容是通过运用知识组织来实现知识共享，进而达到知识创新的目的，即利用相关的各种知识组织技术，如语义网、概念本体、可视化检索技术、超媒体技术、智能捕捉技术等，对组织机构内产生、积累和保存下来的各类知识资源，进行识别、定位、甄选、整理、分类、标引、汇集、存贮，并通过组织机构提供的传输信道和交流平台，让组织成员们或企业员工共同分享、吸收组织知识资源，以此来提高组织整体技能水平和创新能力。知识管理实现知识共享和知识创新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是一个对组织知识、信息资源进行科学组织与高效利用的知识检索过程。只不过这种知识检索功能在知识管理模式里是以一种隐含的方式，暗藏于知识管理所运用的各种手段和途径组成的工具体系里，毕竟知识管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追求组织集体创新力的提升和竞争优势的保证。所以尽管知识组织是知识管理常用的一种手段，对于组织机构各种知识资源的挖掘、整合、开发和利用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知识管理重点倾向于组织集体智慧给知识创新所作出的贡献的功利性特点，导致其边缘化的角色仍然被固定在许多实施知识管理模式的人员心日当中。然则虽然如此，我们也应要给予其相当的关注和最视，因为作为知识管理的直接对象，知识资源本身跟知识、信息用户紧密联系的属性特点，要求有关管理者尽量运用良好的知识组织方法和机制，来对其进行科学的整理、组织和管理，以便为组织机构内的成员们或者员工们提供最优化的知识运用服务，从而创造出最好的创新水平和工作效率。无法想象如果没有有效的知识组织手段和知识检索系统，知识管理难以把组织机构内错综复杂、分散零乱、类型多样的各种知识、信息科学、准确、迅速地聚集、汇合起来，从而建屯出色的知识服务体系和知识交流平台，成员之间的知识共享恐怕就很难以有效地开展下去，进而无法达到知识管理的预期目标。

知识管理作为先进、新型的管理模式，其运作效率、技术手段、机制理念等方面都远胜于传统的信息管理模式，所以原有的工作方式和执行厅法需要创新和改进以适应新的管理体系要求，其中对于知识用户提供的服务便是要求上升到精细化、个性化、动态性、创新式的境地，即提出了实施优质的知识服务要求。因为知识管理已超越传统信息管理模式只限于对显性信息资源的狭隘层面，提高到对于人类智慧知识、技能理念等隐性知识资源的管理和开发上来，所以它不仅要求较高的知识组织技术和工作手段，而且还要求在知识组织基础上构建出出色的知识服务体系来。而根据前面的分析和认识，知识单元由于与用户知识需求的逻辑层面紧密相联，检索弹性大、标引范围广、匹配力度强，基于知识单元的用户服务是知识服务较高水平的标志，对于追求高效率和先进性的知识管理模式来说，通过知识组织方法的运用和知识检索系统的构建，采用知识单元服务无疑有助于组织知识资源更为科学和高效的开发、共享和管理。当前关于图书馆的知识管理模式实施和发展问题探讨得如火如荼，虽然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意义要远重于实践活动的开展，但对于运用知识管理的先进理念和技术手段，来提高图书馆工作管理水平和读者服务能力，尤其是推动信息服务向知识服务转变，毫无疑问能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前面也谈到，知识管理为了实施充分有效的组织知识资源共享，会对知识组织和利用工作提出较高的要求，以便组织机构各个成员在制度规定和许可范围内，最大化最优性地享受组织集体智慧资源和智力成果，即提供出色的知识服务来达到最大化知识共享的目的，同样对于强调读者用户中心论的图书馆机构来说，通过提供全面、优质、高效的知识服务，使图书馆收藏、拥有和存贮的文献信息、知识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借阅、浏览和利用，藏有所用、书有所值，是图书馆工作和运行最根本的目的所在。知识管理中的知识共享任务反映在图书馆工作当中，其实就是保证读者用户能够充分全面地使用图书馆的馆藏知识资源，即为读者们构建一个出色而高效的知识资源保障体系，这样图书馆才能实现印度著名学者阮冈纳赞提出的“每书必有一读者、每读者必有一书”的理想目标，彰显届知识服务的璀璨光辉和知识资源的最大价值。由于文献单元服务面向读者需求和对知识资源描述的局限性，无法适知识服务的高质量要求，作为高级服务形式的知识单元服务便顺理成章地取代文献单元服务，结合先进的知识组织技术利用、知识导航系统构建、知识检索过程制定，把图书馆所拥有的信息、知识资源充分、高效地提供给读者用户。

三知识管理思想导向下的图书馆知识单元服务体系构建策略

知识管理强调为组织机构内的成员提供相当出色的知识服务，以实现对于组织知识资源的最大化最优化共享和利用，为此大量运用各种先进的管理理念、知识技术和检索方法，来完善知识服务系统。由于知识单元较为精细化、微小性，并且大多数深藏于各类知识资源里，要想能充分、准确地展现给读者用户，同时能根据他们的知识需求进行任意移动、自由组合，图书馆传统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方法很显然是无法满足这一要求的。为此图书馆知识单元服务可以导入知识管理的一些理念和技术，尤其是关于组织知识资源的组织、检索和共享等方面的管理疗法和先进技术，以此来增强它的服务效率和响应读者需求的能力，进而全面展示知识单元服务的特色和优势。因此当前图书馆知识单元服务体系的构建应以知识管理思想为导向，借用知识管理营造知识服务平台和知识检索系统的成功做法，充分结合图书馆的具体资源条件和自身特点，灵活运用一些科学、先进、有效的措施和和策略来进行。

(一)以元数据库为核心的图书馆知识资源地图绘制。元数据是关于数据的数据。是对知识资源最直接最根本的描述和揭示。图情界许多专家学者为此都它视为知识单元的表现形式，甚至直接认为就是知识单元的化身，虽然在科学和发展眼光的意义上来说，知识单元并不仅仅只局限于元数据的范畴，但元数据是知识单元中较为重要的内容部分是勿庸置疑的。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元数据在图书馆工作当中的应用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阶段性突破。知识地图是知识管理体系中用于表达和描述组织知识资源相应存贮位置的一种知识组织技术，图书馆突出元数据库这一中心来绘制各种馆藏资源存放的数字化知识地图，有利于图书馆知识单元充分、全面地呈现给读者用户。

(二)以学科馆员队伍建设为主的知识导航体系建设。作为知识组织工作内容的重要部分，知识导航体系能够为读者提供图书馆馆藏资源利用和开发的导向性功能，从而保证图书馆各种知识资源得到较为全面、有效的使用。当前图书馆的知识导航体系主要侧重于从技术层面来构建，陷入了只能为读者提供知识资源的文献单元层面提供指点迷津、指路导向的片面性巢臼，很显然缺乏人文化、动态性、交互性的导航机制。并不能充分地为读者提供良好的知识服务。因此加强学科馆员队伍建设，积极挖掘和培养学科知识导航专家人才，弥补知识导航工作中人文环境的缺陷，从而推动技术、人文手段双管齐下，为读者建设一个能充分表达图书馆资源知识单元的知识导航体系。

知识组织范文篇4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什么，“许多人，包括图书馆界内和图书馆界外的人们，都毫不迟疑地断言：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工作”[1]。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道理。“然而，在事实上，从图书馆学诞生之日起，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成为人们长期争论的问题，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1]依时间顺序，我们可以把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粗略分为如下几种：

一是图书整理说。“图书馆学”这一名称首先是由德国人施雷廷格在1807年提出来的，因此，他被誉为现代图书馆学的奠基人。施氏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内容应为符合图书馆目的的整理方面所必要的一切命题的总和。施雷廷还认为图书馆工作的核心是目录的编制。他不仅编制出12个大类、200个小类的分类表，而且编制过主题目录和字顺目录。另一位德国图书馆学家艾伯·特发展了施雷廷格的观点。他明确地指出“图书馆学应当研究图书馆工作中的实际技术。”这与美国图书馆学家杜威的观点十分相似。把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图书整理”或“图书馆工作中的技术经验”，是早期图书馆学家的主要观点，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

二是图书馆管理说。“图书馆管理说”也是早期图书馆学思想之一。1821年艾伯·特首次提出“图书馆管理学”之词。法国人海塞(1893)认为图书馆学的宗旨是解决如何最有效地管理图书馆。英国人爱德华兹和帕尼兹也致力于图书馆管理思想的研究。并对17世纪-19世纪以来的图书馆管理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杜威的图书馆学思想在本质上也是提高图书馆管理和成本效益。我国第一代图书馆学人的学术思想也是源出此。

三是知识信息交流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技信息的交流日趋频繁，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横断学科纷纷问世，情报学也从图书馆学这个母体中剥离出来。20世纪40年代-70年代，国外一些图书馆学者对知识、信息、情报的交流问题给予了很大关注。如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在《图书馆学教育基础》一书中提出，“交流是社会结构的胶粘剂”、“图书馆是社会交流链中的一环。”“图书馆具有教育作用和传递情报的作用。它是人们与文字记录知识之间的中介，是促使记录知识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利用的交流系统”。前苏联学者米哈依诺夫、丘巴梁也认为情报交流是信息部门的主要任务。20世纪80年代，“交流说”引入图书馆学领域。“知识交流说”在理论形态上自称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它是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一种新解。它摆脱了从图书馆实体出发确定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封闭思维模式，以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探讨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

四是信息资源说。20世纪80年代，欧美国家兴起了一个新的专业术语“信息资源管理”（InformationResourcesManagement，简称IRM）。IRM理论形成后不久就渗入图书情报学领域。80年代末，IRM传入我国，并引起强烈的反映。如90年代初，国内图书情报学系纷纷更名为信息管理或相关系名。并在教学中加大了信息资源管理课程的比重。1999年，徐引篪、霍国庆的《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一书出版，该书明确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动态的信息资源体系”。信息资源说将图书馆视为动态的、有机的信息资源体系，力图揭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本质。“信息资源说”虽挟西风而传布，但是也有不少“本土化”的成果，如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信息资源管理方向硕士点博士点，以及一些信息管理学专著的问世都有一定的影响。

五是知识组织说。知识组织(KnowledgeOrganization)的概念产生得较早，1929年英国分类学家布利斯曾出版过《知识组织和科学系统》和《图书馆的知识组织》两部著作。20世纪60年代，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也对知识组织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图书馆中的文献分类是文献组织而非知识组织，知识组织是对文献中所含的知识内容进行分析，找到相互影响及联系的结点，像地图一样，为人们寻找信息提供服务。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种深入知识内部，对知识内容进行分析的思想是不可能实现的。20世纪90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知识组织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89年—1990年马费成、胡昌平、刘植惠等撰文探讨了知识组织、知识揭示和知识基因的关系。丰成君则称知识组织是图书情报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黄俊贵主张用知识组织思想全面改组改造图书馆工作流程。“知识组织说”顺应了网络时代知识管理的需求，揭示了图书馆活动的本质，成为转换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重要推力。

六是图书馆事业说。“图书馆事业说”20世纪后半叶在我国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至今仍为一种主流意识。[2]它包容了“矛盾说”“规律说”“活动说”“中介说”等诸多观点，是具有中国特色图书馆学说的一个有力佐证。代表人物有吴慰慈、黄宗忠等。王子舟认为，以“图书馆事业说”为代表的一系列论点，是本土化的图书馆学，它们表现出中国图书馆学者的创新意识与开拓精神。

七是知识集合论。王子舟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如何将知识组成知识集合，并为人们所使用的一门社会科学。”[2]他在《图书馆学基础教程》一书中，明确指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知识集合”[2]。知识集合论是个全新的图书馆学理论，它以“知识”为核心概念（元概念），以知识社会为立足点，构建了一个崭新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

2图书馆研究对象的反思

以上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概述是相当约略的，限于篇幅，笔者不再把其它观点一一列举。那么，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图书馆学所要阐释的本质现象是什么？这里先不必急于回答，让我们换一个角度，重新审视一下这个被人们认为是想当然式的问题，或许会有一个新的发现。

反思之一：探究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有没有必要？

2006年《大学图书馆学报》第2期发表了周九常的文章《图书馆学对象研究：审问与批判》，该作者认为：“1957年，图书馆学大家刘国钧先生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上发表《什么是图书馆学》，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这是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紧密相关，争鸣有助于社会主义新中国图书馆学的建立，促进了当时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次有关研究对象的讨论有其合理性。”[3]“1980年代，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旧事重提，其隐含的背景和任务是学科重建；因为经过了十年浩劫，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被糟蹋得一片荒芜，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百废待兴，图书馆学也不例外，这样研究对象的重新审视和论争就成了一个契机。这表明此次旧事重提也有其合理性。但是进入1990年代中期，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日益深入，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一日千里，特别是国际互联网向全球各个角落广泛延伸，图书馆实践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学科重建也基本完成，因此研究对象问题成了一个并非紧要的问题。”[3]

这种说法值行商榷。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不仅给“图书馆实践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同时，也给图书馆学学科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事实上，此时的图书馆学系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全国图书馆学专业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50多个，下降到20多个，改名风潮、合并风潮一浪高过一浪。弱小的图书馆学学科能在这场强大的冲击波面前独善其身吗？就我系而言，1990年以来，图书馆学的学科调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种调整无一例外地在扩大图书馆学的研究视域。再看一下1990年以来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新说，资源说、知识说、知识组织说、知识可获得性说、知识集合说、符号信息说、公共信息交流说、有序化信息时空说等等，这本身就说明在新的环境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面临一个发展问题，图书馆学也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对象，以回答时代提出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研究对象问题并非一个不紧要的问题。

据马恒通在1999年《大学图书馆学报》第6期发表的《新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50年(1949-1999)》统计，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之说大约17种，大部分是近20年的创新[4]。黄宗忠在《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定义、功能的新思考》，也列举了1957年以来的20种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5]。观点林立，又不加以梳理，实不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因此“旧事重担”实有必要，更有其时代意义。

反思之二：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一个还是多个。

在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为什么至今争论不休时，黄宗忠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研究者从外延上探求研究对象是什么；二是研究者从内涵上探求图书馆的本质是什么，并以图书馆本质为研究对象。“由于上述两方面探讨的目的不同，角度不同，方法不同，对本质认识的不同，从而产生不同的看法。”[5]吴慰慈则认为，对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纷争，“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一是图书馆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的图书馆现象本身外在的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图书馆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在信息时代它又将呈现与以前完全不同的形态，图书馆的发展无止境，人们对于它的认识也是发展变化着的；二是由于图书馆现象的复杂性，研究者因各人所站角度、所用方法的不同，所观察对象的范围有差异，也会造成结论的差异。”[1]因此，他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是图书馆学最复杂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1]

那么什么是科学研究对象《辞海》(1999)认为“对象是指观察或思考的客体，也指行动目标。”[6]《现代汉语词典》把对象表述为，“行动或思考时作为目标的人或事物。”[7]王子舟把研究对象表述为“一门科学所要阐释的本质现象”，[3]并认为“每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3]可见，谁也没有肯定地说每门科学只能有一个研究对象。如果有多个研究对象就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了。问题的争论也是从这里开始的。黄宗忠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表述就是有差别的。1962年，他在《试谈图书馆的藏与用》一文中提出，藏与用是图书馆的特有矛盾，规定着图书馆特有的本质，“是图书馆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点”。接着黄宗忠在《对图书馆学几个问题的初步探讨》(1963)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图书馆事业”。1988年，黄宗忠在《图书馆学导论》又解释到：“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不是具体形态的图书馆，不是各种不同类型的具体的图书馆，而是不受时空影响的图书馆，是一种科学概念图书馆。”“由于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都是一个整体，在含义上区别不大，而且后者含义更广泛、更明确、更确切、更与世界大多数人的看法一致。”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黄宗忠把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表述为“图书馆”。[8]

据刘烈在《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1985)一文中的统计，国内外有关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有50多种，而且新的提法还在不断地出现。这表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并非不证自明和一成不变。交流说、资源说、知识组织说、知识集合说等并非没有其合理性。特别是2003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馆学基础教程》（王子舟著），以一个全新的角度爬梳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引发了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新一轮的思考。作者认为知识是当代图书馆学的核心概念，图书馆员将以新的角色（知识工作者）融入到知识社会当中，由于图书馆的形态在信息时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无墙图书馆、虚拟图书馆及数字图书馆，以“机构图书馆学”研究重点的研究范式发生了动摇这就是各种新说出现的原因。作者进一步指出：“我试图站在知识论者的立场，希望图书馆能在知识的领域里前行，并使图书馆学成为对社会人群有益的一门科学”[3]。

面对诸说的纷争，有人担心这会扰乱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对图书馆学的认识陷入“你不说我倒还明了，你越说我越糊涂了”的境地。那么情报学是否存在认识上的纷争呢？《我国情报概念的特点及其对学科发展的影响》（《

情报科学》2003年第4期）认为：“信息化在促进事业（情报）大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一场观念的大变革。如国家科委将‘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息’，北京大学图书情报学系更名为信息管理所引发的改名风潮，1998年教育部将情报学本科与经济信息等四个专业合并成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传统图书情报课程的一再改造和压缩等等”[9]，并引用梁战平的观点原科委（现科技部）的改名是“我国科技情报界历史上最大的学案”[9]，并指出“学术界对于情报改信息的是非曲直至今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法”[9]。这也是一个研究对象之争。争论就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吴慰慈指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这些不同观点的内在倾向性是一致的，都是落脚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图书馆事业之上的。这种争论对于促进图书馆学的发展十分有益”。[1]黄宗忠则认为这种争论是正常的。因为真理是不怕争论的，真理会愈辩愈明。看来争论还会继续下去。

反思之三：是多研究“问题”还是多谈“主义”。

《图书馆学对象研究：审问与批判》一文引用胡适的名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来探讨当前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之争。作者认为：“研究对象问题就是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中的‘主义’而不是‘问题’，或者说研究对象问题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而是一个‘伪问题’。”[3]这里我们姑且不论这个比喻是否恰当，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这个“伪问题”是如何出笼的。“20世纪20年代以前，图书馆研究主要以图书馆技术方法为主，图书馆学理论不受重视。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图书馆学理论受到重视，而作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重要部分的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自然被突出出来（黄宗忠语）。”[5]也就是说，在巴特勒和谢拉出现之前将近150余年，西方学术界并没有把图书馆学当作一门理论科学来对待。和我们今天的很多人一样，认为图书馆学就是图书馆工作，负责借书、还书、管理图书的工作。隐含的背景是图书馆学属于工作方法（技术），而非一种理论。刘国钧就曾在20世纪50年代撰文指出，整个学界没有给图书馆学应有的学术地位，就是针对这种情况有感而发的。

由此看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被人们所关注，也仅仅只有50余年的历史，而这50余年中近20年为最活跃期。那么这20余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又是什么样呢（注：这里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与其研究对象是不可分的）《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认识的分析》一文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图书馆学基础研究由于没能（实际上也不可能）解决图书馆事业发展所面临的困境，要求理论研究从思辨玄空落到现实中来的呼声急切，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对科学理性的追求，图书馆学基础研究从此陷入低迷徘徊的境地。短暂而略有建树的实践应用研究（如发展战略研究、文献资源建设研究等），由于只是图书馆学人的‘纸上谈兵’和‘一厢情愿’，并引起政府甚至同行的认可和践行，因而这个所谓的‘结合点’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好图书馆理论与图书馆实践的有机结合问题，更不消奢望能解决图书馆学的学科建设问题，事实上也没解决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大计问题，图书馆固有的模式和运用方式都未见有根本的转变。”[10]图书馆学研究的技术化倾向甚嚣尘上，基础研究被技术的迷信和狂热所湮没。然而在新世纪黎明醒来的每一个有学术良知、有理性的图书馆学人都不会否认这样一个现实“技术手段无论如何先进，功能如何强大都不能解决图书馆学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图书馆事业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图书馆学理性的回归是历史的启迪和现实对我们的呼唤。我们有必要对图书馆学的认识历程进行重新认识和反思。”[10]

知识组织范文篇5

论文摘要：通过指出知识自组织是企业知识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其动力是分工协作、目的是企业知识创新、演化的形态是知识生态系统、组织形式是学习型组织，在归纳已有知识自组织研究基础上，总结了知识自组织与企业发展的关系．分析了知识自组织理论对企业知识管理的启示。

1知识自组织理论

知识创新是非线性过程，自组织理论是研究非线性问题的有力分析工具．基于自组织理论视角来认识企业知识管理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知识管理活动可以分为知识组织和知识自组织两种。在企业管理领域中．知识组织侧重于显性知识(客观知识)的管理，而知识自组织则侧重于隐性知识的管理。由于信息技术充分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诞生，导致信息量迅速膨胀和激增，信息过剩必将导致人们接受有用信息(知识)的能力反而下降，知识的存取过于分散和无序，知识组织的任务就是对知识存储进行整序，从而更有效地提供知识。知识组织核心是信息技术，侧重对知识的加工，注重现存的知识，是由外在控制的。因此知识组织方法对于隐性知识管理具有局限性．知识组织已经不能满足知识管理的根本任务，不能解决知识创新的问题。

知识组织受工业时代线性和机械的组织理论的影响，讲究静态、精确与控制，而知识自组织则受现代系统科学理论的影响，讲究动态、模糊与变化。作为隐性知识载体的人是构成系统的主要要素，而人又生活在社区或团队之中，并且人与人之间存在相关性、协同性或默契性，因此，人们之间通过主动地相互学习、相互沟通、合作就能够完成对知识的重新组织，在交流过程中形成对知识的会聚、增倍与意义的自创生。总之，知识组织与知识自组织在知识网络中是并存互补的知识活动。知识组织是知识自组织的基础，知识自组织是针对隐性知识而言的。侧重对拥有知识的人的作用，面向企业的未来。因此，知识自组织是知识管理的核心。

1．1知识自组织的动力：知识分工协作知识分工协作

包含了知识自组织思想，即分立的知识和自由的秩序。自由秩序是哈耶克自己提出的一个独创的概念，“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theextendedorderofhu—mancooperation)，亦即“自发秩序”(spontaneousorder)，在各类文献中，一般均称为“自由秩序”。逻辑次序是因为知识是分立的，所以需要自由的秩序。自由秩序在国家层面就是市场机制，这是哈耶克在他的论著中论证的对象，如果将自由秩序的概念应用于企业层面指的就是知识自组织机制自由秩序是分立的知识所构成的知识网络的治理机制．是一种“发现技术”．一种传播信息的机制，它使得人们能够自主利用分散的知识，进而使分工合作成为可能。即是解决信息、知识的无限丰富性与人类理性能力的有限性矛盾的一条有效途径．就是让每个人自由地利用他所拥有的知识，激励那些具备这种知识的人充分利用它们来满足别人的需求。

1．2知识自组织的目的：企业知识创新

每个企业知识系统并不是都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它需要系统满足一些基本的原则或条件，知识创新有5个系统实现条件：

(1)意图(intention)。是指企业知识系统的目标、全局观和价值观

(2)自治(autonomy)。是指允许组织成员在个人层次上的行动自由，从而有利于个人知识的创造。员工的自我管理是企业目前和未来工作、创新的必要条件。

(3)波动和创造性混乱(fluctuationandcreativechaos)。野中等人指出，动荡和创造性混乱促进了组织和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这里动荡不是完全的无秩序．而是带有不可逆特征的秩序。如果组织信息公开，内外部环境的信息中所包含的模糊性、冗长性等自然会在组织内带来某种动荡．从而会冲击组织成员的日常行动、习惯以及成员的认知结构，刺激组织与外界环境的交互作用，成员就会开始对起基本态度的妥当性提出疑问，因而就会产生修正根本思考和见解的机会。

(4)冗余(redundancy)。显然信息过剩甚至超出了组织信息处理能力的冗余信息是有害的。但面向知识创造的冗余是指，个人或者团队创造出来的概念，让不必要的其他人共享，这种信息重复和共有能够促进内隐知识的共有，其他成员就会深入到其他人的职能领域，从其它角度提出新建议提供新信息，并且通过其他成员的互动努力以言语文字的形式形成外显知识。

(5)多样性(requisitevariety)。知识系统中多样性是必不可少的，是企业适应其所处环境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能力基础。一个异质的系统显然比一个同质的系统更有创新的能力，丰富企业的知识结构对于创新是非常必要的。

实现知识自组织的管理工具是创建知识场。隐性知识只有在一个发送源和接受者共同活动的情景场所才得以转移和扩散。知识场为进行知识共享创造的情景场所，既是实体时空．也是虚拟时空。每个人由于其文化、知识背景的不同，均自我定义了无形的情景场所。当各自的情景场所相交时，便产生了知识场。知识场不断运动，也不断变化，超越自我，超越共同体，乃至超越组织的界限，从而成为螺旋式上升的知识创新的媒介。

1．3知识自组织的演化形态：知识生态系统

知识生态系统是基于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理解，通过借用自然生态系统．为企业提供了一个认识复杂知识运动过程的新视角。有关自然生态系统的规律，在企业知识的运动过程中也同样适用，诸如一个自然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越高，其生命力和应变能力也就越强。知识生态可以称为是知识创新、维护及组织学习的最佳模型。现实中的知识存在于类似生态系统的一个体系之中．在这个系统里不同的知识、思维与行动互相作用、互相滋养，使得每一种知识都是一个动态的生命体，各种知识吐故纳新、交流互动而形成不同的知识群落、知识圈、知识链，具有自身价值的每一知识群落作为人类知识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为维护整个人类知识的完整性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各子系统之间存在非线性的相互作用，使得系统发生突变、分岔、协同和演变。知识生态系统的新陈代谢也包括同化和异化两个方面。同化是对固有知识的保存，吸收外来知识增加原有知识生态系统的养分，扩大系统的能量。异化是对传统知识的变异和对外部知识的开放，以自觉或不自觉的方式放弃某种生活习俗、观念态度等意识方面的信仰。知识同化和知识异化是知识生态系统中矛盾的对立双方，是同一过程中知识运动的两个侧面。知识生态系统是异化和同化的对立统一，表现在外来知识和固有知识的融合过程中。知识生态系统中还存在着遗传变异。

1．4知识自组织的组织形式：学习型组织

学习型组织是人们不断地扩张自己的能力，去创造他们所真正期望的结果。在这里，人们可以培养新的扩展性思维方式，可以释放出他们郁结已久的激情，可以不断学会如何在一起学习。组织学习不同于个体学习，它是一个系统学习的过程，目的是为了创新知识，创造价值，组织学习的效果大于个体学习之和，组织学习具有系统复杂性。为了实现组织学习，需要以下“修炼”，即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队学习、系统思维。所以，实现知识自组织的手段就是构建学习型组织或开展组织学习。建立学习型组织可以系统地解决问题、采用新的方法进行实验、从自己过去的经验中进行学习、从他人的经验和实践中进行学习、在组织中迅速有效地传递知识。每一项活动都会伴随着独特的思维方式、管理工具和行为方式。很多组织都在一定的程度上进行了这几项活动，但成功者并不多，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偶然因素和孤立的实践。通过创建支持上述活动的体系和流程，并将它们整合到组织日常运作结构中去，就可以更有效地管理知识和学习过程。因此组织学习的系统复杂性还在上述几个过程分别体现出来。例如传递知识的方法包括书面的、口头的和可视化的报告形式，实地演示考察，人员轮换机制，培训和教育制度，以及标准化方案。每一项活动都有其自身的强项和弱点，组织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2知识自组织理论对企业知识管理的启示

根据知识自组织规律，企业知识管理应该科学地实施他组织．构造促进知识自组织创新的环境(即野中所称谓的知识场)。以促进知识的白组织为核心，重点构造3个网络即：实施组织变革，构建适宜的组织网络：强调非正式网络和信任制度、信任文化的作用．培育企业的社会资本网络；建设实用高效、界面友好的信息网络。

(1)以人为中心开展知识管理。知识是以人为结点，以协作交流为链，以知识流为内容的系统，人是该系统运行的操作者。一方面由于人是知识的载体，知识价值的实现必须通过人的行为活动才能完成．因此企业应该通过适当的激励机制使员工的潜力得以最大发挥．通过人本管理活动和以尽可能少的消耗获取尽可能多的产出的实践，以及竞争性的生产经营活动，来达到完善人的意志和品格，提高人的智力，增强人的体力，使人获得超越受缚于生存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智力资本会随人员的流动而流失，因此企业管理的目标应为：使人力资本转化为企业的结构资本和永久核心能力。此外，人们的广泛参与可以促进知识的多样性，从而使企业知识体系更能适应复杂的环境变化。

以人为中心构筑知识网络．要求在企业组织网络和社会网络中要注重员工的自组织。员工的自组织本质上是知识的自组织。要实现员工的良好自组织就必须先使员工能有序流动，即他们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和满意的协作伙伴，然后由员工自愿组成团队。员工的自组织不是仅仅停留在系统微观层次，它是由下向上直至高层的，但在各层次都表现为团队形式。这种自组织团体的规模也不应太大，以做事所需的最少人员为限。规模一大，自组织的优势就会丧失。团队的建立，须以系统中客观存在的“事”或业务过程为基础，即为完成某一项目或实现系统的某一职能而进行“人员集成”。至于团队的领导者则以民主推选和上级任命相结合。在团队的决策问题上，事实证明绝对的集体决策是低效率的，自组织团体应使负责人有最终的决策权。负责人要能促进团队成员不断进行知识的积累和创新，来保证团队不被竞争所淘汰。

(2)以知识链和知识网络重组组织结构，创造适合知识交流的组织网络。通过知识价值链分析，进行基于知识的业务流程再造，企业中各部门问应破除条块分割的壁垒强调通过团队性学习在吸收外部先进管理技术的基础上形成自身核心技能的能力。同时，与外界建立良好的界面，为个体之间(如不同部门的成员之间、组织成员与外部顾客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建立良好的基础。促进企业与顾客、员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知识交流。构建学习型战略联盟。共享知识资源，通过联盟学习另一个企业的专业能力，和其它企业的专业能力相结合创造出新的交叉知识，从而谋求自身的长期发展。

(3)构建非正式网络。白组织理论研究认为，混沌是创造性的源泉，创新并不是事先计划好的结果，而是在自组织过程中突现的结果。在特定的条件下，让一个系统的行为主体在看似混沌无序的状态下进行自组织．产生的不是无序，而是创造性的输出。马奇认为企业内部存在着两个系统，一个是合法系统，即正式的组织网络，它是指为了保证企业根本任务的实现，企业必须建立或确立的一系列正式规则和行为模式]。合法系统规定着每一个行为主体参照他人和企业基本任务所具有的权利和义务．具有一定的层次、结构和意识形态。理想的合法系统要求每一个行为主体对特定的输入做出特定的反应，即具有统一的价值取向等。另一个是影子系统，它是指企业的行为主体通过非正式渠道建立起来的另一种网络系统，即基于社会网络的非正式网络，它由企业的非正式组织、个人或群体的社会联系、非正式个体行为等构成，通过这种影子系统中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未作明文规定的个体或群体行为规则。企业可以看作为是一个运行在被竞争的矛盾力量和自组织力量所控制的远离均衡状态的非线性动力系统，其合法系统试图维系系统的稳定性，而其影子系统则试图破坏系统的稳定性。企业创新就是不断地通过企业学习和个人学习影响影子系统，进而改变其合法系统的过程。这一理论解释实际上从更一般和更基础的意义上说明了推动企业实现多种条件下的知识创新的客观性

(4)建立基于知识的企业文化。以知识为导向的文化的关键因素，是在一个不断学习、共享和尝试被高度评价、重视和支持的环境中，创造一种信任和开放的氛围。它包括如下内容：对知识有积极的倾向，职员对知识有强烈的好奇心，愿意自由地进行探索，其创造和共享知识的活动能得到高级主管人员的支持：企业组织文化中没有知识禁锢，职员对公司无怨恨，富有高度的团队合作精神．愿意同公司其他人员交流和共享个人经验，也不担心知识共享会使他们丢掉工作。

(5)知识管理需要实用支持技术。网络、通讯电子等技术和设备构成了知识管理的支持环境，如建立知识仓库和检索来充分利用已有的知识，并将部门的最佳实践迅速传递扩散到整个企业，企业内部人员之间实现了知识的交流与共享；另一方面，企业与顾客、合作伙伴、竞争对手之间的距离不再遥远，企业竞争情报的获取也变得非常容易，同时也要注意对外界保护企业知识。

3结语

知识自组织就是指在企业的知识管理中，系统、团队中的知识，由于人与人之间、人与系统其它要素之间存在的相关性、协同性或默契性而形成特定的新知识、新结构与新功能的过程。知识自组织存在于国家、区域、企业、团队各个层次。对于企业来说，有竞争力的管理模式是知识管理，知识管理的核心是采取科学的措施，实现知识自组织．即知识自组织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公务员之家:

知识组织范文篇6

〔论文摘要〕本文从德性知识与显性知识转化方式角度，概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转换的现有模式.并提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知识组织转换模式。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少数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创造并继承下来的，是整个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植根于各民族特定历史之中的特质文化，其特殊性和丰富性已成为民族地区乃至我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信息资源。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由于受外来文化的冲击，这种资源不断受到弱化，不能发挥其资源优势，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富饶的贫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特殊性和濒临灭绝性，需要对其进行保护性的开发，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能够有效进行转换。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有不同的转换模式，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发掘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转换成为知识资本，为少数民族成员知识共享、为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理论和决策服务。

1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的类型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是指记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并通过组织可资利用的资源。这种信息资源从形式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物质载体信息资源;一类是非物质载体信息资源。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物质载体信息资源，又可分为少数民族文献信息资源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实物信息资源。前者包括用用汉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记录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而后者主要是民族文化的传承物(如考古遗迹和名胜古迹、民族文物、生产生活用具)。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非物质载体的信息资源，又称之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i>智力型信息资源:这类信息主要表现为储存在一些少数民族特殊人才的头脑里，他们掌握有本民族特有的文化技能。对这类信息，需要借助特殊管理模式，进行开发和利用。例如没有一纸一画的存于侗族匠人头脑的鼓楼设计。(2)口语信息资源:这一类信息是指无文字的民族，甚至是有文字民族的口耳相传，并不被现代技术设备所记录的信息。在少数民族传统的生产、生活和医疗中有大量的口授秘方，这类信息资源有很大的随机性，需要在尊重少数民族生活习俗上采取特殊的方法搜集、记录、整理和存储。这类信息资源的转换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3)体语信息资源:少数民族大量的文化的传承，是靠宗教仪式、舞蹈等这些特殊的体语表现进行的，这些特殊的文化形式，是本民族成员认同的一种价值体现。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中含有大量的知识，其中既有显性知识，又有隐性知识。通过文献和实物载体记录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我们称其为显性知识，而隐性知识是指如少数民族成员中的个人经验、特殊人才的技能或蕴涵在数据库、数据仓库中的知识。

2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现有转换模式

“转换”的含义较为广泛，包括交换、重新整合、功能改变等。厉以宁在《资源转化和西部开发》一文中，指出“资源转换就是资源资本化……要把潜在的优势变成现实的优势，把潜在的资源变成现实的资源。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转换是指利用现代技术设备或管理方法，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提升为知识资源，保存和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充分发挥其信息资源的作用.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转换成知识资本。

纵观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的转换，其实质是系统内知识的转换。根据系统内的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不同转换形式，可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分成下列几种转换模式:

2.1实体展示模式

实体展示模式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转换的一种常见模式。这种模式是通过现实展示、真实再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显性知识向显显性知识转化。实体展示模式又可分为活动展示模式和文物古迹展示模式。

2.1.1活动展示模式

从文化产生的形式来看，文化的产生离不开人的生产和生活，没有人类活动，就没有人类的文化。少数民族中的游牧文化、节日文化、宗教文化和风俗文化等活动形式，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综合体现，属于一种活动文化的形式，这种文化需要在活动中继承和发展，其信息资源的转换形式是一种活动方式转换。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活动转换方式有民族文化传承自然形成和政府组织2种方式。民族文化传承自然形成的展示模式，如侗族鼓楼修建中，徒弟向师傅学习鼓楼建筑知识的习得过程;苗族13年1次的枯藏节，通过一种悲壮的杀牛祭祖仪式来祭祀祖先的活动;每年农历的正月、二月黔东南南部侗族的萨玛节，通过祭萨活动，来增强村寨的团结、祈求五谷丰登、人畜兴旺等，这些都是属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活动展示方式。政府组织方式主要是以政府组织的各种展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庆典，例如一年一度的“中国雷山苗年文化周”、表现云南民族歌舞和民俗的《云南印象》等等。这种信息的转换方式，是民族群体成员之间获得和建立本民族传统文化隐性知识的过程，成员获得这种知识的关键是通过观察、模仿和亲身实践等形式使隐性知识得以传递。作为活动文化的展示方式其优点就是真实再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对于这种信息转换方式取决于受众群的多少和民族文化的自觉。而在现实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受外来文化的冲击，缺少传承人，它的受众群正在不断消失，这种转换模式的发展面临挑战。要使这种模式得以继续发展，一是需政府通过一定的经费资助，鼓励有特殊文化现象的村寨开展民族传统文化活动，展示保存这种文化现象;二是把活动文化资源扩展成文化旅游、文化产品资源，扩大其受众群，让更多的受众感知和理解这种文化，使这些隐性知识在更广泛的空间传递，为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社会化创造条件;三是保护和培养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人，使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和发扬。

2.1.2文物古迹展示模式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离开物质载体是不可能产生的，不可能存在的，负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称之为传承物，它包括古遗迹和名胜古迹、民族文物、生产生活用具等，对于传承物我们统称为实物信息资源。这种信息资源的转换，一是采用文物古迹实物展示;二是采用博物馆信息软件，把文物、古迹和遗址数字化形成数字产品，通过多媒体形式或基于网络平台向大众传递数字化博物馆知识资源模式。

文物古迹展示是通过在有特殊民族文化现象的地区和具有古遗迹的地方，兴建博物馆、陈列馆、古遗址展区或建立网络平台，让这些文化现象成为历史文化记忆。例如雷山朗德苗寨、黎平地坪风雨桥、台江苗族刺绣馆等。文物古迹展示作为少数民族传统信息资源的转换形式受到推崇，这种信息转换模式是一种通过收集少数民族民俗文物，对其进行解读提供信息资源的一种转换。文物展示模式是把文物及古迹中的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化，是将隐性知识形象化和具体化的过程，转化的方式主要是实物和模型。这种模式是通过大量文物搜集，解读文物产生的年代、背景和文化现象，用显性化概念和语言将文物隐含的知识明确表达出来。这种转换方式其优点保存和保护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物，但这种转换方式取决于文物收集的多少、鉴别以及对文物的解读提供的信息资源。

2.2数据库模式

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的转换，发展迅速的模式是数据库转换模式。这种模式是通过知识的融合，用各种显性化语言或符号将各种相关显性化概念进行组合、整理和系统化的过程。它是把记录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数据、文字、图片、音像资料，通过筛选、归类并数字化而建成可供查询的数字文档。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已经建设了民族文化和研究数据库50多个，涵盖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同时在因特网上还有大量的介绍一个或多个民族文化和民族研究信息的网站。一些商用数据库中也有大量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研究信息资料。但由于这些数据库、网站是使用不同的硬件系统、平台与软件建设的各自独立的数据源，没有形成一个知识仓储，所以其知识转换形式是一种显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换。

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的实体展示模式、数据库模式都是一种外部形态的整合，还不能形成一种内容形式的整合，在知识转化过程中分别属于群化、外化、融合方式。知识转换过程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知识的内化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将显性知识抽象化的过程，通过归纳和提炼使显性知识被民族成员所掌握、吸收和消化，并升华成为民族成员自身的隐性知识。这个过程需建立一个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知识组织，将少数民族特殊技能人才的经验、少数民族研究专家技能或蕴涵数据库、数据仓库中的知识，通过数据挖掘、知识挖掘等技术将之发掘出来，从而提升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数量和质量，并为广大的民族成员所共享。

3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的知识组织模式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知识是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和发展过程中所自主生产、享用和传递的知识体系，包括以文字形式或非文字形式保持的民俗、习惯、信仰和思维方式。在这个知识体系中有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易于表达和传递，而隐性知识通常难以表达和记录。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中的隐性知识变为显性知识需要寻找有效的方式，将难以表达的隐性知识表达出来。记录者必须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持有者的眼光来记录传统文化知识，而不仅是从研究者的视觉来对传统文化现象做出记录和解释。该方式主要是语言和符号的比喻，可以将人的直觉或心灵顿悟表达出来，因此往往通过隐喻、类推、丰富的语言想象、故事等支持转换。传统的方法是民族研究者通过实地考察和田园调查，形成研究性的论文和论著。这种知识转换是一种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显性知识向显显性知识的转换，但这些知识由于受众群少，难于在民族成员间共享，还不能形成大多数民族成员个体的知识。为此需要创建一种新的模式，使民族成员的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通过建立的显性知识向显显性知识转换的机制，使创新的知识被民族成员所共享，从而实现由个人隐性知识推动本民族的传统知识的发展，即创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的知识组织模式。

所谓少数民族传统信息资源的知识组织模式，是在组织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的基础上，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民族传统文化知识进行概念关联，形成共享知识库。构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的知识组织模式需要一般信息资源转换的基本条件，如组织机构、软件工具和系统平台、标准和关键技术等，还要满足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转换的特殊条件。

3.1建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知识基地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组织模式需要有组织机构组织实施，通过建立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知识基地，完成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知识组织模式的构建。知识基地的主要任务是把具有特殊文化现象的村落作为研究的中心，由此推广到整个民族社区。具体作法是通过民族研究人员长期蹲点记录或本村寨民族成员自己记录这个村落的所有生活现象，由民族研究者分析记录这些生活现象，并整理、存储、加工、研究形成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库。文化信息源库建立的目的有三:一是通过信息源的数据加工，形成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总库，只有一定量的资源库，才能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有效进行隐含信息的关联和知识挖掘;二是形成系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研究成果，知识基地是效进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知识组织的机构，它的任务，就是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隐性知识显性化，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研究成果是隐性知识显性化的直接体现;三是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概念化，人的知识获取过程，首要是对知识概念的了解和理解，然后接受知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要获得更多的受众，成为有效的资源，需要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概念化，比如说，“中国最后一个部落”，人们就会与从江的芭莎联系在一起;鼓楼、风雨桥自然与侗族联系在一起。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是其他民族无法复制的资源，这些传统文化资源蕴含着巨大的开发潜能，有着显性和隐性的经济价值。但由于这些资源长期隐藏于乡间僻野，不为外人所知，需要有意识的对这些资源概念化，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成为人们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对这些资源在概念化的基础上开发和利用，加速其知识的显性化，使之带来“取之不尽”的收益。

3.2创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隐性知识资源共享机制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隐性知识，主要是指深藏在少数民族成员中的知识、智慧和技能。这些隐性知识难于共享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具有这些知识、技能的民族成员生活在乡间，外界了解甚少，隐性知识传播空间狭窄;二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受外来文化冲击，本民族的年轻成员不愿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接受和理解本民族成员的传统文化知识和技能;三是受本民族风俗习惯和价值观的影响，他们有很多智慧和技能是不愿意让外人所知晓的，甚至在本族人中都是有限制的传播。为促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隐性知识资源的共享，有效的进行信息资源的转换，必须创造一种机制，使民族成员能积极贡献自己的智慧和技能。一是应该有一个看得见的知识平台，使每一个民族成员和团体都能清楚地看到本民族和团体有哪些资源，哪些民族成员贡献了哪些知识资源，同时知识基地向国家和地方政府申请部分资金用于对这些民族成员提供的知识和技能进行奖励;二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知识基地要帮助持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知识的民族成员、团体申请传统文化知识产权，以获得传统文化知识产权的保护。

3.3建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机构知识库

要建立有效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转换体系，必须建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机构知识库。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机构知识库是利用网络及相关技术，依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知识基地而建立的数字化数据库，它通过数据化知识基地所搜集和整理信息资源，以及保存少数民族特殊人才技能和民族研究人员所产生科研成果，并将这些资源进行规范、分类、标引后，按照开放标准与相应的互操作协议，允许机构及其民族成员通过互联网来免费地获取和使用。公务员之家

在知识库的建立中，少数民族特殊人才技能库的建立应给与高度关注。在我国少数民族中的一些特殊文化现象和文化技能是掌握在个别少数民族成员中，他们被民族文化研究者称之为这些文化的“活化石”，他们一旦离世，将会出现人亡艺绝的惨况。对这些特殊人才，要实行特殊的管理方式，由政府和相应的科研机构出资，由知识基地采用现代技术设备抢救性的记录这些智力型资源，使这些濒临灭绝的智力型信息转换成可保存的信息资源，通过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组织，动态地调整民族特殊技能人才数据库，依据知识挖掘技术自动处理数据库中大量的原始数据，从中挖掘、抽取出必然、有价值的知识元，即对少数民族特殊人才技能的个性化知识挖掘，然后系统对这些知识元进行关联、对比、评价，形成知识库，使少数民族特殊人才技能中的隐性知识显化，并为广大民族成员所共享。

3.4建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领域本体

本体具有描述特殊领域知识概念和关系的能力，能够对领域概念的层次、属性和实例进行描述，提供表示和交流领域知识的词汇，在概念层次上提供词汇术语的关系集合，并对语义描述结果作进一步的约束。构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领域本体，可以形成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相关组织结构的共同理解，开展该领域的信息资源整合，使众多的少数民族文化数据源上的异构信息资源通过一套共享的术语进行重新编码、转换，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的语义检索、知识表示、自动标引、知识导航、数据挖掘和知识发现的应用研究奠定基础。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领域本体的构建，可以通过知识基地组织本领域内的专家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知识概念及概念词之间关系的确定，信息管理人员利用本体构建工具对知识概念的组织，而形成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领域知识本体。

知识组织范文篇7

关键词：计算机犯罪；证据；数据挖掘；知识组织和推理

1计算机犯罪及其证据分类

计算机犯罪从以往的窃取实体的计算机转变为以网络为犯罪标的、犯罪场所和犯罪工具的犯罪行为。计算机犯罪可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种，计算机网络作为“犯罪工具”的犯罪行为；第二种，以计算机网络作为“犯罪客体”的犯罪行为；第三种，以计算机网络作为“犯罪场所”的犯罪行为。

2数据挖掘技术之数据挖掘的流程

在人工智能领域，数据挖掘又称为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随着人类对计算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无论在决策的制定上，或是在资料的处理上，都需要借助数据挖掘来分析资料，找出其中有价值的信息，以供各种决策进行参考。

3知识组织理论

3.1知识组织的概念

知识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积累起来的认识和经验。认识包括对事物现象、本质、属性、状态、关系、联系和运动等的认识。Feigenbaum认为知识、信息和数据之间存在密切的逻辑关系。数据是事物、概念或指令的一种形式化的表示形式，适合于人工或自然方式进行通信、解释或处理。信息是根据表示数据所用的约定，赋予数据的意义。信息是数据所表达的客观事实。数据是信息的载体，与具体的介质和编码方法有关。知识是经过加工的信息。

3.2知识组织方法

知识组织即把人类知识形式化成为机器能处理的数据结构，是一组对知识的描述和约定。人工智能研究者们在早期阶段，重点研究具有因果关系的知识，因此早期的专家系统，都是基于产生式的知识库系统，例如DENDRAL、MYCIN及PROSPECTOR等分别把化学、医药和探矿等领域知识整理成一条条规则，放入知识库中，然后经过推理寻求答案。以产生式规则作为知识表示技术运用以来，产生了框架、语义网络等多种表示方法。知识的表示方法有产生式规则、谓词逻辑、语义网络及框架等。

3.3本体及其相关技术概述

主要用于描述解释并预测知识的一些元特性。本体需要继承或体现特定领域的某些观点，通常表现为一个概念集(例如，实体、属性或过程)、概念的定义及概念的间的关系。本体可以定义通用领域的本体知识，如时间、空间等，也可以定义特殊领域的本体知识，如偏好、人群或种类。在计算机研究中，本体论的研究与知识工程领域在本质上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特别是语义Web的应用，语义Web要实现更多的自动化服务，离不开本体的形式化表示。

3.4计算机犯罪证据的特点及其挖掘和推理

3.4.1计算机证据的特点

网络犯罪是近年来随着因特网发展所兴起的新兴犯罪形式，最主要的特性是计算机系统与通信网络结合所构成的犯罪。一般而言，网络犯罪具有下列特征：（1）智能型犯罪；（2）隐匿性；（3）犯罪证据难以采集；（4）犯罪区域广泛、网络无国界，衍生管辖权问题；（5）被害者不易察觉，具有高犯罪特征；（6）犯罪成本及障碍低。

3.4.2计算机证据的发现和推理

数据挖掘应用于计算机犯罪证据，就是将犯罪嫌疑人应用过的计算机中的隐藏的文本、音视频、网络登录和浏览及病毒和木马程序信息挖掘出来，作为犯罪证据。数据挖掘的工具是利利用资料来建立一些仿真世界的模型，利用这些模型来描述资料中的形式及关系，且在数据挖掘中可以建立模型。

4计算机犯罪分析与本体构建

4.1计算机犯罪模式

由于网络犯罪尚属新兴犯罪型态，各种入侵或攻击手法随着技术的进步及网络的散播而日新月异。因此，从计算机犯罪的动机、标的及目标等三方面研究并分析计算机犯罪模式，通过计算机犯罪动机的产生、标的的选择及目标的决定，再辅以目前发生的计算机犯罪案例分析与传统犯罪模式方析，结合计算机犯罪者可能出现的入侵或攻击的手法及方式，由上而下依时序来架构完整的计算机犯罪模式。

4.2计算机犯罪的动机

计算机犯罪属于犯罪形式的一种，与传统犯罪的差异是实行犯罪的方法及所造成结果，传统犯罪与计算机犯罪的动机是相同的。在犯罪动机所作的案例抽样调查中将犯罪动机可分为图利、好玩和报复等动机。

4.3计算机犯罪的标的

一般而言，按照计算机在犯罪中所扮演的角色，可将计算机犯罪分为以下三类：第一，以计算机及链接在计算机上的计算机系统作为犯罪工具；第二，以计算机空间作为犯罪场所；第三，以计算机及链接在计算机上的计算机作为犯罪的攻击目标。

4.4计算机犯罪的目标

计算机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对映，同样计算机犯罪者会针对犯罪目标实施犯罪行为，将计算机犯罪者的目标区分为组织形式与实体形式，详述如下。组织形式：根据计算机域名注册类别，并做少部分的修改，将组织形式分为政府、军事、学术、商业、团体机构(包含计算机事业机构及法人机构)及个人等，而不同的组织形式能提供的计算机犯罪的标的亦不尽相同。实体形式：所谓实体形式系指计算机上的主机种类，一个组织形式会存在一种以上的主机种类。

4.5计算机犯罪手法及方式分类

计算机犯罪虽然手法及方式繁多，但与传统犯罪一样必然会留下蛛丝马迹。由目前已发生的案例及相关研究探讨（如脚印拓取方法）将网络犯罪入侵、攻击手法或方式整理归类为病毒、木马程序、计算机窥探、密码破解、联机劫持、网页入侵、缓冲区溢出、系统安全漏洞、阻断服务及其他等十种类型。

4.6计算机犯罪证据获取模式

计算机犯罪入侵、攻击手法及方式日新月异，而犯罪侦查却仍以侦办传统犯罪形式为主。整合计算机犯罪模式、犯罪侦查程序及计算机犯罪案例，建立计算机犯罪侦查模式架构，拉近计算机犯罪与犯罪证据取证难的鸿沟，建立计算机犯罪侦查的纵向侦查链接，以解决目前计算机犯罪与犯罪侦查尚无法整合的窘境。

4.7构建计算机犯罪证据本体

知识的表示方法很多，而框架式知识表示方法与规则式知识表示法，是专家系统中被实际应用的两种知识表示法。框架表示法是利用分类法的原则，将知识进行分门别类而形成的一种层次化的知识表示方法。以框架为表达的基本结构体，在每一框架中，可分别代表一项目标或事物的说明，让使用者能简易的叙述某一专业化环境中的相关知识或事物，从而达到建立知识库的目的。在框架表示法中，需要特别强调目标－属性－附值三者之间的关系。通常，有关某一应用领域的知识层，可以看成是由主题及对此主题的说明两部分组成。对主题的描述命名为一槽（SLOT），而由此又可衍生出另一个槽的发展，代表从某一主题引导出另一个次主题的产生。根据本体论方法和计算机犯罪案例，构建涵盖计算机犯罪动机、犯罪标的、犯罪目标、犯罪方式、犯罪手法及犯罪类型的知识本体数据库，建立计算机犯罪的“犯罪动机”“犯罪标的”“组织目标”“实体目标”“手法方式”及“犯罪类型”属性连接和决策树推理机制，以适应K-means算法进行计算机犯罪证据挖掘和推理。通过上述本体规则描述，采用OWL构建一个计算机犯罪动机、犯罪标的、组织目标、实体目标、手法方式和犯罪类型的描述和交换元数据的框架，用交换元数据节点表示各种事物、概念、属性及知识实体，用有向边表示各种语义联系，指明其所链接的节点间的某种关系。例如，因为“时间”和“事件”存在着“动机”的联系，所以可以用RDF模型来表示“时间”和“事件”存在着“动机”的语义联系。

4.8计算机犯罪证据挖掘算法

计算机犯罪划分为犯罪动机、犯罪标的、组织目标、实体目标、手法方式和犯罪类型形式多样，采用传统的数据挖掘算法在聚类的过程中孤立点的存在会造成聚类结果的不准确，而初始聚类中心随机性选择会加大算法陷入局部最优解的可能和使得迭代次数增多。因此，重点在于孤立点地检测和初始聚类中心的确定两个方面加以改进。

5计算机犯罪证据挖掘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计算机网络犯罪模式虽然手法和种类众多，但仍有蛛丝马迹可循。在证据侦查方面，亦如同传统犯罪经验需要经验和知识传承。因此，将网络犯罪模式进行分类整合，辅以目前实务案例和相关资源，采用现代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一种计算机证据挖掘系统，辅助司法与公安机关计算机犯罪取证工作。

6结语

知识组织根据知识本身的特点和知识间内在的联系来分析知识内容，有利于语义推理，便于用户更快的获取、利用知识。本体作为一种知识表示方式，能通过一定的语义联系与相关的知识组织进行链接,实现知识的组织、查询及用户挖掘。目前，已经有一些搜索引擎或挖掘系统利用查询扩展来帮助使用者进行查询，但对于特定专业领域的效益还是不够。为解决此类问题，采用protégé、OWL及Jena工具，建立一种基于本体的计算机犯罪证据组织与挖掘系统。

参考文献

[1]秦霞,丁欣.我国计算机犯罪的原因与防治[J].职工法律天地,2017(4):130-131.

知识组织范文篇8

在知识经济时代，竞争情报和知识管理已成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和管理工具，是现代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8年Herring和Prescott提出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整合理念以来，尽管国内外学者已从两者的关系、整合模型等方面做了许多研究，但是很少论述如何将两个系统有机地组合成一个功能更加强大的集成系统。本文将在分析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两者关系的基础上，初步设计出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的集成系统模型，探讨集成系统的实现方法。竞争情报系统与知识管理系统之间既存在相似性，又存在差异性。厘清两者间的关系是进一步探讨如何建立集成系统的基础。

1.1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的关系

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在理论研究上、特别是在实践活动上，既不是相互独立，也不是相互包含的关系，而是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主要表现在：①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的终极目标都是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竞争情报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竞争加剧的产物，竞争情报活动本身具有极强的目的性和针对性，它围绕如何提升、保持和扩大竞争优势而开展活动。企业通过知识管理活动如知识审计、知识获取、知识共享、知识创造等来创造利润与获取竞争优势【1】。②在研究对象上，竞争情报和知识管理都是以信息、知识为中心开展的。竞争情报建立在对竞争环境、竞争对手和自身状况等相关信息分析的基础上，离开了信息收集，竞争情报就成了无源之水，竞争情报活动的结果是产生源于原有信息和知识，但是又不同于甚至高于原有信息和知识的竞争情报【2】。知识管理本身就是以知识的生产、加工、传播和应用为研究对象，而且尽管学界对知识与信息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但任何观点都不否认知识与信息的天然内在联系。尽管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在目标、研究对象等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但两者终究属于不同的范畴，其区别也是明显的：①管理侧重点不同。竞争情报以企业外部的显性知识为主，虽然强调发挥从业人员的主观作用，但其目的是有效地组织显性知识，使其发挥作用。经验、直觉和情感等隐性知识在竞争情报活动中仅作为一种方法而不是研究对象来对待。知识管理虽然包括对企业内部显性知识的组织、管理，但更强调挖掘存在于人脑中的隐性知识，实现企业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交流和共享。②时效性不同。知识的获取、吸收、应用需要一定的过程、时间和机会成本，因此知识管理产生的绩效并不是立竿见影，时效性会慢一些【3】。知识管理侧重服务于企业的长远战略，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持久之计。其成果可以内化为员工的隐性知识，也可以外化为显性知识，这种持续的知识积累可转换成企业知识资本。而竞争情报依据竞争环境、竞争对手的动向开展竞争活动，是感知外部环境变化的预警器，能够为企业快速适应外部变化提供决策支持。其研究成果如研究报告、建议、对策等，都是针对某个具体问题，与特定的主客观条件相适应，一般不具备可重用性【4】。③实施方法不同。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差别也决定了两者在实施方法上的不同。信息获取和情报分析所应用的方法和技巧，如文献检索、情报分析研究中的对比、归纳等是竞争情报工作的常用方法。而知识管理所运用的主要是管理学、法学、经济学中的思想和方法。

1.2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集成的意义⑴

可以充分利用竞争情报促进知识创新。知识创新是知识管理的核心活动，也是企业获取或者培育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方式之一。不断获取新知识是知识创新的前提，竞争情报作为一种信息加工的过程和信息增值的产品，无疑为竞争知识创新提供所需要的情报信息源。此外，知识创新需要企业员工在已掌握的隐性知识基础上通过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产生新思维、新观点、新知识，知识创新可以借鉴竞争情报信息加工分析方法，从而加速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转化速度，提升了企业的知识创新能力。⑵可以充分利用知识管理提高竞争情报的工作效率。竞争情报分析加工是一种知识创新的过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者的个体知识结构、工作经验、捕捉信息的能力等，这些都离不开个体的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组合与激活【5】。目前，企业员工之间、部门之间的信息渠道不畅通，使得存储在员工头脑中的隐性知识缺乏有效地沟通和共享。国际数据公司（IDC）估算知识工作者要花费15%-35%的时间去搜寻信息，同时发现公司90%以上的可利用信息仅仅使用一次。通过制度化的规程和灵活的组织活动构建知识共享的文化氛围和交流机制，知识共享将情报人员的隐性知识转化为组织的显性知识，从而提高竞争情报的工作效率。⑶两者集成更有利于优化信息流程，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整体性能最优是集成系统的目标，这要求集成系统的功能和流程合在一起不仅能运行，而且要具备低成本、高效率、可扩充和可维护等特性。竞争情报流程与知识管理流程在信息需求规划、信息搜集、信息组织等方面存在共性，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进行集成有利于优化信息流程。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整合方案多关注于如何共享两者的数据库，而缺乏知识管理与竞争情报流程的整合，因此也就无法实现系统性能的最优化，知识管理与竞争情报工作仍然存于各自为战的状态。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相互交融，优势互补，将两者的共性方面进行有效的整合，可以提高企业知识创新能力、竞争情报工作效率、优化信息流程，避免资源重复建设，促进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

2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集成系统模型

竞争情报和知识管理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知识管理捕捉、组织和传播知识，为知识创新创造条件；而竞争情报则为知识转变为可供行动的情报提供了路径，竞争情报对企业情报需求和外部环境做出反应，并能够提供情报、方案和对策【6】。综合利用两者的优势，才能实现整体效益的最大化。因此，笔者以竞争情报作为信息搜集、信息分析的核心，同时充分发挥知识管理在知识共享、知识创新中的优势，构建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的集成系统模型。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集成之后将转变成一个系统，知识管理流程集中于图标的左边，竞争情报流程集中于图标的右边，两者共同的目标是为企业提供决策支持。该集成系统中用知识获取方式优化情报收集，知识管理中的知识创新需要借助于情报分析方法，对知识进行深加工。知识管理在集成系统中主要发挥知识组织、知识共享和知识创新功能，竞争情报流程包括情报收集、情报分析等，两者之间并不是完全孤立的，而是相互借鉴优势，系统模型集中强调竞争情报收集信息、分析信息的优势，知识管理进行知识共享、知识创新方面的优势。在整个集成系统中，系统输入主要来自于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信息需求，当然如果情报产品不能为决策提供支持时，情报部门需要重新分析信息需求，信息收集需要根据企业信息需求展开，包括外部信息收集与内部信息收集两部分，最终需要存储于知识情报库；集成系统充分借鉴竞争情报的情报分析方法，如德尔菲法、人际网络法等进行情报分析，情报产品的最终结果如果满足决策需求，相关的决策信息就会经过知识组织之后输入到企业知识情报库，否则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信息需求。在企业知识管理流程部分中，首先利用企业情报知识库中的信息，确定知识管理需求，然后在企业知识资源评估的基础上，制定企业知识管理方案。在企业知识资源评估的过程中，企业情报知识库为其提供了必要的信息支持。知识管理能够驱动知识创新的关键在于它能够实现知识共享，集成系统中的知识共享模块保证企业所有员工都可以自由地查询、编辑、共享相关知识，整个企业的知识会在知识共享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升值，最终实现企业知识创新，从而获得更多的发明专利、生产效率，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知识创新结果经过知识组织存储到知识情报库。企业决策活动完成后，作为决策支持的知识和经验汇入企业情报知识库，企业根据决策效果的反馈调整知识管理方案。

3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集成系统的具体实现

上述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集成系统是一种理论模型，从集成系统运行流程来看，集成系统模型的具体实现涉及信息需求分析、信息收集、情报分析、知识组织、知识共享、知识创新等关键流程。

3.1信息需求分析

信息需求决定竞争情报活动与知识管理活动的内容，信息需求分析是开展竞争情报活动与知识管理活动的前提条件。因此，信息需求分析的重要地位决定组织必须集中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专业团队负责信息需求分析，团队必须由熟悉相关知识的知识分析师与竞争情报分析师联袂组成，重大战略决策也需要倾听全体员工的意见与建议。总的来讲，信息需求分析需要在充分考虑竞争对手、竞争环境和竞争战略等要素的基础上，完成加强信息收集规划，明确信息需求，确定收集目标等任务。首先，团队成员需要与信息需求部门反复进行沟通，全面了解相关部门的信息需求，并制定信息收集计划。其次，竞争情报人员可以通过开展关键情报课题（KITS）来界定竞争情报需求，确定竞争情报工作目标。由于制定信息搜集策略时，需掌握组织内外现有资源的分布情况，因此可以调用企业知识情报库的信息，提高企业内部资源的利用效率。最后，知识管理人员与情报人员需要依据组织的策略方向与目的，明确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以及情报搜集的方向、对象、内容范围，然后交由专员负责搜集、整理特定领域的知识与情报。

3.2信息收集

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集成系统依赖于海量信息资源，信息收集是开展知识管理活动与竞争情报活动的基础条件。知识管理是企业实现对知识信息的系统化整合，加强对知识信息的挖掘开发与应用，建立知识信息的交流与共享平台。竞争情报收集系统是对竞争环境、竞争对手和竞争策略的信息采集与整合，实现情报的内部共享。集成系统依靠信息技术，通过知识—信息—知识的过程对信息与知识进行处理与应用，减少重复性劳动，提高决策能力。因此，在新环境、新技术、新发展的共同作用下，知识管理和竞争情报两者的结合趋势日益增强。在集成系统中，情报收集环节有效地利用作为知识管理成果的文档化知识，不仅能大大缩短竞争情报循环周期，还能使情报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向这一循环的其它环节，提高竞争情报活动的效率。将先进的知识管理理念与技术应用到竞争情报工作中，可以借助知识管理工具提升技术水平，通过构建知识库和制作知识地图，不断改善竞争情报的服务质量，最大化地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壳牌国际服务公司的集成方案是集成系统建设的典范，其核心在于商业情报知识库，它包括竞争对手情报知识库、顾客前景情报知识库、市场情报知识库、技术情报知识和合作伙伴情报知识库四部分【7】。

3.3情报分析

集成系统中的情报分析方法是以竞争情报分析方法为主体，辅以知识管理分析方法。先于知识管理发展的竞争情报带给知识管理的最大启迪是应关注决策与行动，竞争情报方法论适用于知识管理的全过程。因此，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集成系统应采用竞争情报方法论作为集成系统方法论的关键部分。竞争情报工作者运用情报研究工具进行定性和定量的研究分析，构造决策方案、撰写研究报告，形成竞争情报成果。常用的情报分析方法包括：SWOT分析、定标比超、关键成功因素分析等。其中，定标比超方法既是竞争情报的重要分析方法，也是知识管理的重要工具【8】。如施乐公司一直以来把定标比超方法作为产品改进、企业发展、赢得竞争对手、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工具，同时施乐公司在其内部通过内部标杆来学习，以此确定最佳实践，便于各个团队展示各自的技巧并相互学习【9】。知识管理独特的分析方法可以作为情报分析的重要补充，丰富集成系统的方法论。例如，知识分析是知识管理工作者利用知识库中的知识通过一定的技术和方法进行分析，形成可供企业内部员工共享的知识成果，例如企业门户、分析等手段。

3.4知识组织

知识组织是指对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所进行的诸如表示、整理、分类、标注、揭示等一系列组织化过程与方法，主要通过知识抽取、数据挖掘、联机分析处理等方法将知识对象按其属性类别加以整合，形成知识库、知识地图、知识管理系统等产品。情报组织与加工方法与知识管理的知识组织方法类似，集成系统应考虑将编码化的内外部知识和情报通过数据库或电子文档存储下来，对于非编码的知识和情报采用知识地图来进行描述，建立综合的“知识-情报地图”和竞争情报知识库【10】。尤其是竞争情报的搜集与组织在企业中的发展一般都经历了相当一段时间，因此在方法上比较成熟，能对知识组织提供良好的借鉴。知识组织采用的分类、标注、揭示等方法可以更好地帮助竞争情报工作人员将情报工作中所产生的文档序化，揭示情报知识间的关系，从而提高情报工作的效率，理顺情报人员的思路。

3.5知识共享

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活动的开展都基于大量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信息，处理这些信息是传统信息管理工具难以胜任的。长期以来，竞争情报系统与知识管理系统相孤立的局面严重阻碍了信息沟通。由于竞争情报和知识管理的部分内容、工作方式具有相似性，因此知识管理可以借助企业竞争情报系统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先于知识管理出现的竞争情报已获得较大成功，据统计在全球500强企业中，95%以上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竞争情报系统。在公共信息平台中，竞争情报活动中有许多从原始信息中提炼出的情报，例如竞争对手新产品的研发情报、企业的成功和失败营销案例、企业的生产工艺情报等，本身就是一种企业知识，是知识管理所期望的结果。竞争情报中建立的数据库，实际上是融入了知识管理中“显性知识有序化”的思想，竞争情报中为了提高企业情报人员的分析能力，需要进行专门的培训，组织竞争情报研讨班，在研讨班上了解和讨论特定竞争对手的情况是知识、信息的转移和共享；竞争情报常用方法中的市场信号分析和定位，实际上是隐性知识的挖掘或显性知识的利用【11】。同时知识管理开发出来的隐形知识是企业员工经验、智慧的浓缩，是情报人员不可多得的情报来源。信息共享平台减少了企业重复建设，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以经济的方式共享资源，使组织整体效益最佳。

3.6知识创新

知识创新是知识经济的核心，倡导建立学习、创新、重视知识资本和投资资本的企业文化。知识创新的原料与产出都是知识，知识创新成败的判断依据复杂，定性色彩浓重。这主要是因为知识创新并不是由一个具体的阶段或活动完成的，它的实现需要多部门、多阶段有机结合，具体包括组织内外部显性知识的组织、归档以及隐性知识的显化和共享等。知识创新是一种动态的过程而非静态的阶段，并且知识的创新来源于市场的变化和对竞争对手的了解，竞争情报作为一种灵活性极大的信息产品，可以满足知识创新的基本要求。知识竞争条件下的竞争情报，不仅仅是竞争数据的收集或者是对行业数据、竞争对手的分析，而且还会作为企业的一项核心能力，通过对有关竞争对手、竞争环境和竞争策略信息的收集、分析，最后生成关于企业机会和威胁、长处和弱点的新知识——情报，并制定出能够发挥企业优势和长处的经营战略【12】。竞争情报本身也是一种显性知识，在知识管理的过程中，通过个人智慧和经验产生的隐性知识加以总结、创新，形成知识的升华，无疑竞争情报为企业的知识创新提供了大量的信息。

4结语

知识组织范文篇9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不会发生变化。这是认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一个基本逻辑前提。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研究必须坚持这个逻辑前提。目前学界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观点众多，而且新的提法层出不穷。这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本身就是多样的，同时也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然而，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一种客观存在，其研究对象是恒定不变的。虽然图书馆学学科体系是人为建立起来的，受到价值观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导致不同人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会有不同的视角和出发点，认知过程还会受到历史条件、社会环境、认知偏见等方面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带来认知结果的多元化。但是，认知结果不等于科学内涵，并非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每种观点都能准确地反映学科本质。作为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促进着图书馆学的发展。围绕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研究，许多研究者都试图提出开创性的理论，努力去建构自己的理论框架，证明自己理论观点的科学性。但无论研究者如何去表述自己的思想，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属性不会发生变化，其研究对象必然是稳定的。尽管图书馆学是一门发展中的科学，其研究领域会逐渐拓宽，但对其研究对象的研究必须要坚持这一逻辑前提。

2两种现象分析

2．1学界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众多

自图书馆学诞生以来，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探讨始终是图书馆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据一些研究者统计，目前国内外有关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已达上百种之多，而且新的提法还在不断出现。〔1〕笔者认为，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2．1．1很多观点是一致的、重复的。图书馆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认识过程中，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观点。据刘烈的统计，仅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就有50余种，〔2〕但其中很多观点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重复的。以“资源说”为例，美国图书馆学家切尼克（B．E．Chernik）在其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图书馆服务导论》一书中指出，“图书馆资源是一种信息资源”〔3〕。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学者徐引篪、霍国庆提出“信息资源说”，把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动态信息资源体系及其过程”〔4〕。柯平在2004年发表《知识资源论———关于知识资源管理与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一文，提出“知识资源论”〔5〕。以上这几种表述往往被理解为不同的观点，实际上资源的范畴很广泛，无论信息资源、文献资源、知识资源还是情报资源，都属于图书馆学研究的范畴。由此可以看出此类观点的出发点基本相同，都是将信息资源体系作为图书馆的本质，并由此来理解图书馆学。所以，只要是从“资源”角度来概括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就都可以归纳为“资源说”这一种观点。再如，“交流说”也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领域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美国图书馆学家杰西•H•谢拉最早提出了“交流说”〔6〕，对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学科体系建设等方面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于“交流说”理论的传承和发展，是我国学界对图书馆学研究一种重要的学术贡献，形成了几种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学术观点。周文骏在《概论图书馆学》（1983）一文中提出“文献交流说”〔7〕，宓浩等人编著的《图书馆学原理》提出“知识交流说”〔8〕，以及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主编的《理论图书馆学教程》提出“文献信息交流说”〔9〕。这三种观点并非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创新性观点，只能说是在“交流说”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在新的研究视角之下对“交流说”进行的重新论述。正如上文对“资源说”的理解一样，这三种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都可以用“交流说”来总结概括。当前，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新说法仍在不断出现。如果只是在词语表述上有所不同，而不是一种独立的、创新的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那就不必另设新说。

2．1．2很多观点不是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在众多观点当中，很多无关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混杂其中。提出者并没有明确指出其观点是研究对象的观点，往往是后人将其误解为研究对象的观点。以“要素说”为例，“要素说”自诞生到成熟，经历了“三要素”、“四要素”和“五要素”这样一个发展过程。然而无论是杜定友、陶述先还是刘国钧，他们均未表示过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所谓的“要素”。至于后人把“要素说”当成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来展示，完全是一种主现虚拟，是在“文献上的曲解”，这也许是作者也没有预想到的事情。〔10〕“要素说”自诞生以来，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和图书馆工作等多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能否用图书馆的构成要素来概括，始终是学界争论的一个话题。在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研究中，很多研究者误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当成了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研究对象作为科学得以成立的学术内核，应该是抽象的；而由研究对象派生出来的研究内容，却往往是具体的。〔11〕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并不是固定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图书馆的研究内容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然而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不会因为图书馆学的发展而改变，它是图书馆学最核心、最本质和最稳定的内涵。“只有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区分开来，才能抓住图书馆学的科学内核，才能保持图书馆学的可持续发展。”〔12〕在图书馆学发展的早期，出现过“整理说”、“技术说”和“管理说”等观点，受当时实践水平和认识水平的局限，它们只是对图书馆学研究内容某一领域的理论概括，不能把这些有关研究内容的具体观点等同于研究对象。〔13〕如今，“事业说”是众多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观点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它试图站在一个更广泛的角度对图书馆学加以研究，进而概括出图书馆学研究内容的全貌。然而，对图书馆学研究内容概括得越全面，就越无法准确把握图书馆学的学术内核。因此，类似这样的理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

2．1．3研究者心态的变化。随着图书馆学学科的发展，图书馆学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的局面。科学研究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给研究者提供了广泛的天地，然而学术界也逐渐暴露出一些不实之风，有些研究者浮躁情绪滋生，为了提出新观点而去提出新观点，希望通过撰文立说，用自己标新立异的观点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致使学术研究的“新观点”不断出炉。王子舟就曾指出，理论研究者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历史误读”造成了今天理论的混乱。〔14〕在学术研究上，学者由于各自所站的角度不同，对图书馆学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同，容易在同一问题上产生不同的理解和看法。由此形成的不同研究结果本身没有对错之分，都会受到学界的尊重。学术研究的繁荣局面是大家所期望的，然而，一些非理性的论文只可能导致学术水平的整体下降。此外，众多研究者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抱有极大热情，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最正确的，并试图让自己的观点成为图书馆学界的主流思想，以此来改变学界研究的混乱局面，最终却使得彼此间的争论更加激烈，这也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始终没有得到统一认识的一个原因。

2．2按阶段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进行划分

目前，研究者大多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按照阶段进行划分。吴慰慈在《图书馆学概论》中按时间标准把人们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分成了四个阶段：图书馆的具体工作技术（图书馆管理）、整体系统下的图书馆及其在社会环境中的功能、信息交流和信息资源。〔15〕徐引篪、霍国庆在《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过程》一文中，从认识的发展过程的角度出发，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分为四个阶段：表象的具体的认识阶段（19世纪初至20世纪20年代），整体的抽象的认识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本质的规律的认识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以及深入的整合的认识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16〕这种“四阶段”的观点，目前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认识的划分最具代表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现如今的学术研究。此外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划分还有很多种，按阶段划分已经成为当今学界划分的主流。不可否认，人们对图书馆学的认识是随着人们的认识活动逐渐深入的，在某种程度上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也和时间阶段基本吻合，然而却不能完全断定时间阶段等同于人们的认识阶段，时间的变化不可能完全概括出认识的变化。同时，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会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不同人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也可能不同，这也就使得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划分会出现不同的标准。此外，科学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认识的发展也不是直线型的。受实践活动的局限，认识又往往表现出循环反复性。在图书馆学兴起的早期，出现过“整理说”、“技术说”等观点。为适应图书馆学的发展，新的研究观点不断出现，人们的认识角度发生了变化，但并不代表这些观点已经消亡。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新技术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17〕技术因素被重新提上日程，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对传统图书馆产生了巨大影响，人们从另一个视角对技术因素重新加以重视，为19世纪的“技术说”赋予了新的内涵。

3三种观点流派

在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众多关于研究对象的观点，对各种观点进行合理的划分可以更好地理解图书馆学的科学性质和研究对象，更清楚地梳理图书馆学所研究的内容和领域，进而推动图书馆学的发展。纵观图书馆学的发展史，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划分往往会出现不同的标准，主要原因是研究者的研究视角和出发点不同造成的。文章从观点流派的角度出发，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分成了“工作说”、“事业说”和“本质说”三大流派。

3．1“工作说”

“工作说”是以图书馆工作的内容为出发点来表述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工作的内容非常广泛，文献资源建设、用户服务、管理实务等都属于图书馆工作的范畴。因此，“整理说”、“技术说”（“新技术说”）、“管理说”等都是有代表性的“工作说”的观点。现代图书馆学的奠基人施莱廷格最早提出了“整理说”，他认为“图书馆学是符合图书馆目的的整理方面所必要的一切命题的总和”〔18〕。受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概括为“图书馆整理”，其主要内容是图书的配备和目录的编制。“技术说”是由德国图书馆学家艾伯特提出的，“图书馆学应研究图书馆工作中的实际技术”，它是“图书馆员执行图书馆工作任务时所需要的一切知识和技巧的总和”〔19〕。“管理说”的代表人物是帕尼兹和爱德华兹，重视图书的系统整理、妥善保管和充分利用，在要求增加藏书量的同时，强调藏书结构的系统性和科学性。〔20〕我国关于图书馆的研究起步较晚，早期对图书馆具体工作缺少代表性的论述，加之学界长期将图书馆学视为图书馆之学，因此“工作说”引入我国后，很快成为图书馆学界的主流观点，一直到现在仍然是图书馆学界主要理论流派之一。

3．2“事业说”

吴慰慈、邵巍在其1985年出版的《图书馆学概论》〔21〕一书中指出，图书馆事业及其相关因素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微观对象是指图书馆的各个组成要素，以及作为其工作对象的知识、信息等；宏观对象是指图书馆与图书馆事业。〔22〕“事业说”是对前期理论研究结果的概括和总结，旨在通过对客体的研究来揭示其内在的运行机制。“事业说”从图书馆事业的角度出发，是对图书馆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拓展。这不仅丰富了图书馆学的基本理论，而且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有很强的推动作用。同时“图书馆事业”这种研究对象的表述形式，能够明确地将图书馆学和其他学科区分开来。这一学术思想在国内图书馆学界一直占有支配地位，对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影响深远。属于“事业说”的观点也比较多，“规律说”、“矛盾说”实际上也是从不同角度来阐释图书馆事业的。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合编的《图书馆学基础》中指出，“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事业发生、发展、组织形式以及它的工作规律的一门科学”〔23〕，这是关于“规律说”代表性的论述。1962年黄宗忠根据《矛盾论》的论述发表了《试论图书馆的藏与用》〔24〕一文，把“藏与用”当作图书馆的特殊矛盾，试图通过分析这对特殊矛盾来概括图书馆的本质和规律。这两种观点站在整体角度对图书馆宏观事业进行了考察，是对图书馆的运作机制的探寻，对图书馆与社会联系的考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事业说”的内涵。

3．3“本质说”

“本质”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根本属性，是对事物根本性和规律性的把握。“本质”可使人们脱离具体的形象进行创新活动，所以对“本质”的把握必须是抽象的而非具体的。“本质说”应该是在各种具体的现象中作出合理的抽象。根据是否把研究视角局限在图书馆当中这一标准，可以将其分为“图书馆本质说”和“图书馆学本质说”。

3．3．1“图书馆本质说”。图书馆的本质可以表述为一个信息资源体系。〔25〕把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表述为一个“资源”体系或集合的观点都可以称作图书馆本质说，无论这个“资源”体系是信息、知识还是文献。如上文对“资源说”的论述，“信息资源说”、“知识集合论”和“知识资源说”等这些“资源说”的观点实际上都属于“图书馆本质说”的范畴。这几种观点从信息时代的广阔背景出发，力图把握图书馆的本质。面对网络化、数字化对图书馆产生的巨大影响，“资源说”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信息社会的变化。然而，“图书馆本质说”仍然是从图书馆的角度出发，仍然没有使图书馆学研究超越图书馆这种客观的社会事物，不是对图书馆学这门科学的本质把握。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一种独立于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科的客观存在。诚然，我们对图书馆学的认识源于对图书馆的认识，但图书馆学的本质却不以图书馆的本质为转移，也不以我们对图书馆学的认识为转移。

3．3．2“图书馆学本质说”。“图书馆学本质说”是从图书馆学科学本质的角度出发，脱离出图书馆的限制，是对图书馆学本质和规律的把握。图书馆学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社会现象，特别是考虑到图书馆学的“应用科学性质”，因此我们应该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表述为一种社会行为。〔26〕所以，对图书馆学“交流”、“组织”等社会行为的论述都属于图书馆学本质说。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各种“交流说”，以及信息组织、知识组织等各种“组织说”。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最早提出了“交流说”，“交流不仅对个人的个性十分重要，而且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及其活动也是重要的，所以它成了图书馆学研究的中心内容”〔27〕。前苏联图书馆学家丘巴梁指出，“苏联图书馆学是一门把图书馆过程作为群众性交流社会思想的一种形式的社会科学”〔28〕。同时“文献交流说”、“知识交流说”和“文献信息交流说”是我国有代表性的“交流说”的观点。马恒通于2007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把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表述为“馆藏知识”的传播。进而把图书馆学定义为“研究图书馆馆藏知识的传播、以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一门综合性学科。”〔29〕实际上，传播和交流是同一个概念（Communication）的不同表达形式，因此“传播说”的本质还是“交流说”。“组织说”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通过“组织”这种社会行为来表述。王知津在20世纪末连续发表了《从情报组织到知识组织》〔30〕、《知识组织的研究范围及其发展策略》〔31〕、《知识组织的目标与任务》〔32〕等系列文章，认为“知识组织应建立在知识单元的基础上，将无序的知识组织起来供人们使用，这就是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通过这些文章对知识组织的内涵进行了详细的阐释。金胜勇在《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析论》和《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研究对象与学科关系》两篇文章中指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面向信息检索的信息组织”〔33〕。无论是“知识组织说”还是“信息组织说”，都把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表述为“组织”这种社会行为，都试图对图书馆学的科学本质进行把握。在上述三种流派、四种学说中，“工作说”、“事业说”、“图书馆本质说”都是围绕图书馆（图书馆工作、图书馆事业、图书馆本质）来阐释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统称为“图书馆说”。而“本质说”中的“图书馆学本质说”则是从图书馆学的科学本质来阐述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称之为“非图书馆说”。

知识组织范文篇10

其建模需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知识层次性。分析知识的种类及构成，利用本体表达不同类型的知识，利用不同层次的知识完成不同的功能，通过相互之间的关联，体现知识模型的完备性。（2）语义一致性。高新技术制造业企业的业务过程与产品构成，需要在企业内部与产业链配套企业间保持语义的一致性，需要构建在某一高新技术制造业领域内部公认的、具有确定语义的企业领域本体，包括业务过程、设计术语和产品相关知识等。（3）标准化与模块化知识表达。高新技术制造业企业在设计生产及产业合作中存在大量的标准化知识与模块化知识，需要借助知识表达模型对其进行规范化管理，以促进与企业合作过程中的知识共享与集成。（4）降低知识本体构建难度。当前，文献研究中所涉及的知识管理系统的运行与维护，大多需要知识管理专家对知识管理的全程参与，需要员工和知识用户对知识管理及其技术有深入了解。然而在实践中，企业知识管理的实施往往缺乏相关的专业人才，因此需要提高知识本体构建与维护的自动化程度，降低知识维护的难度。（5）知识组织结构清晰。高新技术制造业企业涉及众多领域，在各自产业领域内所处理的知识也各不相同。知识组织结构是理解与共享知识的基础，因此构建在制造业与高新产业内公认的、清晰的知识组织结构至关重要。高新技术制造业企业的知识管理复杂而丰富，如何规范化地描述和表达知识及其关系结构，是学者一直关注的热点。在将面向人类处理的语义表达转向面向机器处理的形式化语义的过程中，必须消除人类语义的模糊性，并且构建支持自动推理的、明确的、形式化和规范化的语义关系。分析知识的形式化构成是构建知识表达模型的重要基础，可将企业知识模式的形式化表达式描述如下：K＝F＋R＋C其中，K为知识（Knowledge），代表某一项知识。F（Fact）为事实知识，是指人们对客观世界事物及其状态、属性、特征和关系的事实描述。R为规则（Rules），即对事实的一种规范约束或表达在前提事实与结论事实之间的一种因果关系。C为概念（Concepts），是指事实中基本术语（概念）的含义及其语义规则说明等。模型认为，一项知识并不是单独孤立的，而是由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对概念的抽象理解以及对关系与规则的推演而构成的。由上述描述可知，知识具有层次性，一般包括事实、概念、规则和启发4个层次，其中启发知识是关于规则的知识，是对前三者的综合，利用启发知识可得到问题的解［19］。其意义在于，将知识转化为面向计算机处理的表示形式，需要把上述事实知识、规则知识和概念知识等本体表达出来。显然，单一类型的本体不能完成，需要运用不同类型的本体表达并通过不同本体的相互结合才能形成知识的表达模型，进而表示与存储知识。综上所述，参考Perez和Benjamins等归纳出的10种本体及其它企业知识建模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面向高新技术制造业企业知识管理的多层次本体知识表达模型（见图1）。模型架构整体分为3个层次：知识表示层、概念规则层、知识组织层。按照知识模型的分类，不同层次表达的知识类型也各不相同。其中，知识层的知识本体主要表达事实知识，领域知识层的知识本体主要表达概念与规则知识，而知识组织层的产品生命周期知识地图主要明确知识架构与知识集成。多层次本体知识表达模型体现了知识层次性与不同本体的结构关系，能够满足高新技术制造业企业知识表达的需求。不同层次的本体根据知识表达需求分别描述事实知识、概念关系、规则知识、知识组织结构以及相互之间所形成的概念或语义映射等，如知识本体在表示知识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概念术语，通过概念映射到领域知识，再利用领域知识对概念及其关系进行描述，从而可以利用推理规则进行知识推理，或者利用知识地图集成到整体的知识框架中。知识模板针对高新技术制造业企业标准化与模块化知识的需求，对标准化和规范化知识利用领域的知识概念构建知识模板，在产生相应知识的过程中，按照知识模板结构建构新的知识本体，从而在相同类型的知识本体间形成统一的知识结构，以便能够更好地为理解和共享知识提供技术支撑。

知识本体构建

在现实应用中，企业所处理的知识来源种类丰富、格式繁多，且存在多种形式，但在具体处理知识表达来源时，可将其归纳为文本和非文本两类。其中文本是一种半结构化的知识来源，是企业目前重要的知识存储形式，它主要包括企业资料、报告、总结、说明和以网页形式存在的知识；非文本知识来源既包括结构化的产品数据和报表，也包括非结构化的图纸、流程和音视频。本本主要构建具有可扩展性的知识本体的定义，并针对文本和非文本源的特点，分析知识本体的构建方式。使用文本形式保存的知识是企业中最常见的一种知识保存形式，但在其应用中因主要依靠关键字或分类方式进行检索和共享而存在诸多弊端。基于本体的知识管理系统需要抽取文本知识的特征信息，将其自动或半自动地转化为符合前述知识本体定义的知识本体，从而增强知识管理的语义理解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一般而言，文本保存的大都是半结构化的文本，而半结构化的文本内容和结构是混在一起的，通常结构不固定且没有清晰的描述。根据文本的一般表现形式，可将文本的特征信息归纳为以下3类：①文件特征。文本文件属性可以提供的信息包括文件的创建时间、最后修改时间、创建者和文件路径等；②形式特征。包括文本的长度、显示字体的大小、颜色、位置和特殊标识等；③结构特征。包括分段、并列、标题级别、表格与图表的特殊表达结构等。因此，基于文本的知识抽取主要包括：①文本属性的抽取，如文本的创建时间、创建者、版本号、权限、修改时间和次数等基本属性信息；②本文内容信息的抽取，如文本的标题、作者、摘要和关键字等；③文本的语义信息抽取，如文档分类和语义特征等。知识本体的构建是从文本知识中抽取相应的语义信息，并按照知识本体的定义，采用本体描述语言构成本体文档的过程。可以针对上述文本知识的特征，通过模式匹配自动抽取部分语义信息，不能抽取的部分语义信息需要由知识管理员工来补全。通过模式匹配抽取信息的过程主要包括文本的预处理、文本截取和模板匹配等（见图2）。图2本文知识语义抽取过程（1）文档预处理。文档格式不同不利于信息的处理，因此需要对文档进行预处理并提取其中的文本信息和格式信息等。XML文档具备同时存储各种信息的能力，其结构化的形式也有利于信息处理。因此，首先将企业文档转化成XML文档，这一过程存在诸多转换工具和第三方插件，不仅能保留文档文本，也能保存段落和字体等信息。然后，利用文本截取工具，将文本分割成多个子字符串（包含文本特征）的集合，字符串的分割由段落、格式、标点和字体等因素进行设定，上述过程使文档变为一个字符串的集合，可将其定义为档的字符串集合T通过li所包含的匹配模式h1i，h2i，…，hni进行匹配，并根据上述计算公式计算li的权重，然后抽取下一个文档匹配模板li＋1，循环计算匹配模板的权重，选择权重最高者为文档的匹配模板，并保存匹配到的文本信息。按照知识本体的定义，采用OWL语言进行描述，形成本体文档。企业文档匹配模板是一个不断积累和完善的过程，文档匹配库的复杂程度与企业文档信息格式的多样性有关。非文本知识来源既包括结构化的产品数据和报表，也包括非结构化的图纸、流程和音视频等数据。目前，企业对于非文本知识的保存和利用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①利用关系数据库保存产品数据，在使用中采用数据库管理系统对上述数据进行查询和适用；②利用添加文本描述的方式，为设计图纸、流程图表和各种音视频文件增加自然语言描述；③利用文档分类方式，将非文本文档的知识特征通过目录层级表达出来，并在使用过程中通过目录（知识特征）从大到小缩小语义范围，以便进行知识检索。根据高新技术制造业企业知识管理实践的需求，本文将非文本知识对象分为两类：一类是非结构化的知识，主要指不具有固定组成结构的知识，如设计图纸、生产流程和音视频等；另一类是结构化的知识，主要指拥有固定组织结构的企业非文本知识，如产品数据和报表等。非文本知识的共同特点包括：①一般以独立的文档形式存在，少数以网页形式表示；②从可抽取的语义信息来看，包括文档的基本属性，如文件名、目录信息和创建时间等；③非结构化的知识结构特征不明显，而结构化的知识结构特征明显，需要从中提取相应的语义信息。与前述的文本信息不同，非文本知识的语义信息自动提取应用效果有限，因此可以在知识本体构建或者知识应用过程中借助人工算法不断修正。由上述分析可知，非结构化知识本体的构建需要抽取的信息具体包含3类：①对文档基本信息的抽取。因为非结构化知识的主要存储方式是文档，因此可以通过文档信息的读取获得文件名（标题）、文档创建／修改时间和创建者等信息；②对语义信息的抽取，如知识分类与领域本体映射的信息。因为无法利用文本分析和模式匹配等方式，所以效果难以保证，因而需要较多地依赖人工维护；③对知识特征的提取，如对于采用网页形式保存的信息，可以通过前述模式匹配的方法，获取网页的编辑时间、导航层次和网页标题。如果是带有描述性的文字，也可以利用前述知识特征提取方式构建知识特征向量；如果是仅以分类目录形式保存的文档，则可以通过读取文件目录体系，通过模式匹配方法抽取其中的知识特征，其基本流程见图3。图3非结构化知识本体构建主要流程为分析非结构化的文件属性并提取相应信息，同时从目录信息或文档网页描述信息中，按照上述方式提取知识特征。在提取知识特征向量的过程中，可以用自动提取与人工提取相结合的方式。语义信息的加入主要依靠知识用户从文档中抽取和审核。上述3种获取的语义信息按照知识本体的定义，采用本体描述语言进行描述，并构成知识本体文档。与非结构化知识构建本体的方式类似，结构化知识本体的构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①企业中结构化信息的主要存储方式是关系数据库或者报表（也可以存储到关系数据库中）。对于关系数据库而言，每一行都是一个实体，每一列都是实体中的一个属性，每一行都是一个知识项，每一列都是知识项拥有（Has）的属性。因此，在结构化知识本体的构建过程中，需要识别和分析信息结构；②结构化信息的知识特征根据信息来源的不同有不同的提取方式，从数据库中提取的信息一般不存在层次目录信息，可将提取到的属性项作为知识特征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