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界范文10篇

知识界范文篇1

关键词：解构主义政治学中国知识界

结构主义曾经以其完整的、稳定的结构和功能为西方语境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但随着人们对于社会和政治的认识上的加深，西方思想陷入迷惘、失望和忧愤之中。以萨特为代表的传统人文主义，面对现实的境遇无可奈何，无奈地把人化作“无用的激情”。然而，自法国“五月风暴”之后，西方语境出现了反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后现代的景观。作为后现代景观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对文学、哲学、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显然，六十年代的西方发生的一次次意味深长的精神裂变，其征兆是思想的迷乱和言辞的变乱。这次“动变”褪去喧嚣而成为淡远的风景，空前震荡着传统教育体制和现代技术政治，及其依存的文化理念和生活信念。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的出现，开始了西方“政治学”新的发展方向，同时对世界政治、哲学思潮、以及人的思维方式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德里达在《一篇论文的时间》中写道，“‘解构’主要不是一个哲学、诗、神学或者说意识形态方面的术语，而是牵涉到意义、惯例、法律、权威、价值等等最终没有形成可能的问题。”①美国学者一般把这段历史称为“后结构主义”时代，本文认为至法国“五月风暴”之后，一种新的哲学思想出现，并对后来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一系列的“后现代景观”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从哲学的高度为后来或者同时期的思潮启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影响也波及到政治领域。“解构”一词不在属于哪一个领域，也不再属于哪一个地域，而是属于我们人类自身。中国本身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研究“解构主义”，也就是认识中国，尤其是解构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中国知识界。

一、西方解构主义的“政治”及“政治学”

法国的“五月风暴”以及后来出现的一系列的运动，为“结构主义”敲响了丧钟，也同时彻底地改变了西方学术思想的发展格局。德里达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五月风暴”呈现了“历史性和政治性的视野”，给知识和权利带来了它所曾未有过的急迫的尖锐的政治意义。然而，“解构主义的政治倾向并不像它外在表现得那样明晰，这主要是因为解构主义作为一股哲学思潮在政治上一直有着两张面孔，一是埋首于语言问题、脱离政治实践；一是充满叛逆精神，具有强烈左翼色彩。”②认识西方的“解构主义”，我觉得在德里达的哲学和文学批评实践中，首先要区分两个“政治”和“政治学”的内含。

1、西方的“政治”与西方的“政治学”。

对于“解构主义”而言，解构主义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亦不仅是在哪一个具体领域具有普适性。解构主义者所理解的“政治”不再是一个狭隘的概念、某一个国家的统治形式，或者是一系列简单罗列的方针和外交政策等等。德里达常常把他们在哲学学科方面的努力紧密地与关系着各个民族和国家发展的态势联系起来，从而让社会科学的研究具有普适的“政治学”特征。

从柏拉图时代开始“政治关怀”的这种哲学传统源远流长。柏拉图的《理想国》，可以说是一本哲学论著，同时也是一本“政治学”特征明显的政治学著作。黑格尔的很多哲学著作本身也是为了当时整个德国的统一，形成所谓的“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当“结构主义”在人们的政治生活中不能发挥有效的功能时，“解构主义”的哲学思潮就应时而生。如果把其仅仅看成一个政治性的症候的话，未免就狭隘了。它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政治运动，而是由政治而催发的一个在人类所有领域发生一场“精神裂变”。于是，巴尔特用《恋人絮语》摧毁了功能和整体；福柯在《知识考古学》、《性史》中，探求人类普适的知识谱系；而解构主义的大师德里达也在《论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中出于对文字和语言的偏爱，在后现代语境中入思、运思、言说和书写。这些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从历史的语境中汲取了政治情愫和获得了反叛动机，让他们的文字“像一阵知识狂潮”，“似乎每一个人都受到感染”。“解构主义”在其出现初期（更准确地说，是在德里达的初期）解构主义的主题很少涉及政治的，德里达也与政治学没有多少关联。但是细心的人们会发现这几年的德里达的左翼色彩非常浓厚。我们看一下他最近出的书，《马克思的幽灵》、《往返莫斯科》、《友谊政治学》、《万国世界主义者，尚在努力》等等几本书，无不关涉政治学的领域，从而使解构主义理论走出象牙塔，步入了有着人类解放意义的政治实践。

2、德里达的政治性特征。

一是与同时兴起的社会政治背景同呼吸、共命运。

1968年10月在纽约的法美哲学家学术研讨会上所题为《人类的末世=目的》说，“任何哲学性学术研讨会，也有其必然的政治性意义。”③作为该演讲的政治背景,是想促使人们注意哲学的国籍问题、民主主义的形式性问题、越南和平谈判和反战运动、公民权运动和马丁博士被杀、法国的“五月风暴”。对于德里达而言，所谓“政治学”特征超越了狭义“政治”和满足“政治化”的感觉，也就是与超越政治的言行不断进行“交涉”的场面。“德里达就是通过与超越政治的言行不断谈判来思考政治的必然性，来选择‘行动’的，由此提出‘政治化没有止境’的看法；另一方面他也批判‘沾沾自喜’意识持有者们那种单纯朴素的‘政治主义’，从而显示出独自的态度。”④

解构主义颠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想与现存的等级秩序的理论和实践，对于同时代的其它哲学思潮都有着同样的影响，他们似乎与解构主义思潮不谋而合。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为以巴特勒为代表的后女性主义批判传统女性主义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尤其为其提供了反抗父权制统治的思想武器与方法论工具。利奥塔所倡导的后现代主义本身可以就说是“解构主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詹姆逊、哈贝马斯等捍卫的西方马克斯主义者所批判的本身就是对于西方“逻格斯中心主义”的一种现实的“解构”。像拉康本人既是一个忠实的马克斯主义者，又是解构主义的重要代表。可见，解构主义与后现代语境下的其它思潮有着天然的联系和承接关系。

二是解构主义本身所呈现的复杂的理论倾向。

德里达出于对文学的偏爱，更多地是在文学的领域里进行的，但是这种阅读和批评的策略也成为其它领域里惯用的思考模式和批判模式。“解构主义”在其出现的初期并不鲜明地提出其政治目的。而是基于对文学、哲学等实践领域的批判的基础上，从而构建德里达的思想体系。如果这么简单地来看待“解构主义”的话，我们就不能更深层次的把握“解构主义”思想的复杂性。显然这些实践的背面都有着一个鲜明的时代背景，就是对于政治地位的觉醒和呼呼。尤其是德里达本人在近几年发表的众多著作中与政治学的联系可谓是如日中天。

德里达的真正面目在阐述之中，而且他的思想本身就是不断地发展和变化。这种所谓的意义上的“异延”性，以及需要通过“补充”的方式找到文本阅读的“痕迹”，恰恰是德里达哲学思想的确证，从言语的“书写”到思想的“延异”与“在场”的践行的方式、每一个细节上无不烙印着两个字“解构”，正如每一次德里达在不同场合的演讲，听众不知所云，据说一个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赶到纽约来听他的演讲，当有人问该生，他只是听懂了十分之一。然而，这些并不能割弃在声誉上有解构主义“大本营”的“耶鲁大学”的众多学者对解构主义的热衷。我们在这里要考察的不是后来的“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而是最初的德里达哲学思想中政治意蕴，以及德里达作为一个哲学家是怎么来进行所以的用“文字学”的方法来进行“文本阅读”来摧毁西方形而上学的大厦。关于“解构主义”的概念，德里达本人对其解释也语焉不详，含糊其辞。“解构不是批评操作。批评是解构的行动对象。解构所瞄准的靶心永远是倾注在批评或批评——理论过程中的自信。”⑤

但是，无论解构主义者采取了一种什么样的策略，他们对于时代的感应和诊断后所表明的立场确是始终如一的。如果用一句话归纳解构主义特征的话，那就是反传统、反理性、反成规、反权威，最终，对于世界范围里的政治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

三是对于人类自身命运的关注。

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是近几年在国内外学人中引起影响的著作，作者说“幽灵”不是一个单数，而是一些复数。“生活”本就人类自身而言，而上世纪末种种历史剧变不得不迫使德里达对于人类自身命运的反思。由于德里达等众多解构主义者本身具有较强的左翼色彩。他们所理解的“政治学”与人，与当前人的生活，以及需要什么样的一种生活（是否在一种所谓的大一统的传媒阉制下的“新国际”）紧紧关联。德里达所理解的“政治学”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他说“学会生活”和“幽灵”是一样的共存，“也是一种记忆政治学、遗传政治学和生成政治学”⑥。从而，解构主义以它特有的激进特征从内部破坏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原则，并且赋予德里达惯用的“书写”与“言语”以一种解放性的政治力量。于是在解构主义看来，要努力的文学批评或者哲学思想都具有了鲜明的“政治学”特征。

福柯通过“权力”的研究，来批判了封建社会的权力是趋于任意的和模糊的，而在现代社会中，权力效应“沿着一个渐进的细微渠道流通，它抵达了个人本身、抵达了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姿态、他们的全部日常行为”。⑦与福柯不同的是，德里达通过对于“语言”和“文字”的解剖为“解构主义”提供了详细的哲学纲领。语言不能被看作是人类用于符号和声音从而过到目的的工具，当然语言也不能被“人”所统治。而德里达及其他解构主义者攻击的主要目标正好是这种称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传统。简言之，解构主义以及解构主义者就是打破现有的单元化的秩序。当然这秩序并不仅仅指社会秩序，除了包括既有的社会道德秩序、婚姻秩序、伦理道德规范之外，而且还包括个人意识上的秩序，比如创作习惯、接受习惯、思维习惯和人的内心较抽象的文化底蕴积淀形成的无意识的民族性格。总之，解构主义的目的是打破秩序然后再创造更为合理的秩序，关注人类自身的命运。

二、西方解构主义思潮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

其一，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传统的儒家思想与上个世纪初占中国主流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两种重要的政治资源，由于儒家思想在新的时代所暴露出的滞后性，以及中国改革中出现的种种现实问题诸如腐败、农民问题以及如何处理资本的所有制关系中所出现的问题（这些都是在中国政治思想中占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所重视和批判的，）迫切地要求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些我们不能解决的新问题，诸如像何清涟、汪丁丁等学者对于中国当前改革方面出现的问题的批判、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关于“社会阶层”的分折报告⑧。解构主义思潮出现在中国，对于当下的问题的认识可以说是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显示出来。

作为中国的“知识精英”参预了中国不同层面的政治生活，但是，由于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和自身人格上对其参预政治生活的束缚，让知识界并不能完全代表社会的“公正”和“良心”。由于众所周知的学术腐败，所谓的“思想者”犹如积压和滞销的“商品”，而“学问”也好比是一种广告。这是一种因压抑而不能呼唤的时代，是一个急速需要否定与解构的时代。谁会关注我们当下的真实生存状况呢？从“温饱”到政治的地位、性观念的更新，我们的生存究竟处在怎样的一个水平？我们只能在绝望和幻灭中去呼唤“温饱、性、人(政治地位)的平等”。可是现实状况如何？在一个权力和金钱要挟一切的体制里，我们需要另一些声音，解构它，阻止它，打破它，颠覆它……将中国话语的“逻格斯中心”打破，也就是说要破除这种“同一性”思维。“辩证思维要说某物是什么，而同一性思维则说某物隶属于什么，它是什么种类事物的一个范例或一个代表――因而它是说某物不是它自身”。⑨当然，这种辩证思维并不是对于同一性思维的简单否定，而且需要一种强迫性的同一性。无论怎样的否定，阿多诺的否定哲学本身就布满了马克斯对于现实的批判锋芒，是同解构精神密切关联的。

无疑，西方的解构主义的声音唤醒了我们对于正义和秩序的新的构建的热情。中国在80年代破除“偶像”运动、新新人类的小说与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以及始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争，这些让呈现了人对于自身生命形态的垂注。这些形态关涉人的价值观、对于生命的游戏规则以及自身应该受容于一种什么样的体制等等问题。作为一个当代形态的中国学者，这些思考无不涵括了“解构主义”的政治学特征，解构主义思潮迫切呼唤新的时代精神和观念，从而让我们真正意义上存活于当前的政治生活中。

其二，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

中国的学者以及思想者自身的思考形态，以及所采取的种种立场组合了中国的知识界。许多学者把解构主义引进了中国，这就开启了一种独立自主的思考方式去认识当前状态下“真实”的中国（在很多的问题上，我们对于新的价值体系需要从体制上给其以“合法”性），这就迫使知识界在不断地反思自身的同时，也不断去寻找新的“话语”方式解决当下中国出现的各种问题。比如，在对于周星驰《大话西游》等“无厘头”的电影接受上，大众由刚开始的“回避”到当前的“热衷”，这无不反映出人们开始对于传统和正统的“语言”的调侃与背离；“行为艺术”在中国的不同程度上逐渐合法化；层出不穷的新实验电影（在这里我想重点提到据余华小说改编，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活着》，就是对于中国主流话语的一次有意义的“精神解构”现象）。纵观这些变化，无不要求中国知识界以其开阔的胸襟与卓然的胆识承认当前的思维与思考模式上存在的问题，然后，在通过不断地话语变更与精神重构。

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承认新的刚出现的“语言”形式，让新的语言成为“真实”的思想中心，而不再仅是某个知识权威和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和“监守”。也不再把所谓的滞后的常识或者某些沿袭的话语形态作为我们的惟一的思考形态。保罗·德曼在去世前一年的一次访谈中说：“我一直认为，只有根据批判――语言学的分折，才能探讨意识形态问题并扩及整个政治问题。”⑩解构式的思维方式因为被看成具有重大的政治功用，大学老师也同时将政治带进了课堂，也就是帮助学生摆脱由于过多的投入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和形而上学的教育与宣传，文字的革新变成了运用解构方法与压抑作斗争的场所，而学者以及大学教师成了福柯所说的“特殊的知识分子”。福柯以一个夫子的形象自问自答道，“别问我是谁也别要求我保持不变；这是一种职业道德；它决定我们的身份/文章在写作时，它给我们以自由。”⑾德里达也同样在2001年9月份在北大作《世纪与宽恕》的主题演讲时也反复提到“大学”，“大学老师”的角色问题。作为知识分子面对“解构主义”思潮波及下中国当前的话语和言说方式，以及对于“解构”自身内含的理解上，中国知识界责无旁贷，中国知识分子责无旁贷。

显然，“解构主义”是一种出位的思想，既是思想的出位，又是思想家的出位。⑿

三、“现代性”之维与“出位”之思

法国的“五月风暴”对于西方社会具有重大变革意义。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所谓的解构主义代表的大师们，这里面似乎都有着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先入之见”：“如何面对马克思主义”这个轴心问题。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同样也面临着这个问题。然而，目前国内更多的谈的还是西方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所谓的“现代性”的探讨，意即工具理性批判。而“解构主义”思潮波及下的中国更多的谈“解构”和以此为基础上的“重建”。

中国知识界在经历过僵化话语的思维惯性后，解构主义中“亦此亦彼”的思维对于打破“同一性”思维和心态，以及消解主流话语僵化模式的基本思路产生了重大意义。当然，解构主义既充满新知也充满谬误，作为“后学”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往往被国人看作洪水猛兽，所以我们谈得多的也只是具有强大批判功能的“现代性”批判，而不愿过早地进行重建式的“颠覆”和“变革”，这就使得改革的历程变得异常艰难。中国的改革开放20多年的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作为话语言说的知识分子应该永远处于解构式的批判之中。在研究“后学”时，有人将这种学术和思想资源用了一个德里达曾经用过的词来概括，称作“出位”。什么叫出位呢？“在我看来，后结构主义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出位。出位就是既出于其位又出乎其位，位置是相同的，既是所源出和出发的位置，又是所逸出和出离的位置。出位是和定位密切相关的，如果没有定位，也就无所谓出位，因为根本无‘法’可‘出’。出位意味着思想的丰富性和不可归属性，是尽生成变化的运动过程，‘位’是相对的偶然的静止的常态，‘出’是绝对的必然的运动的变异。”⒀显然，解构主义不仅有着强烈地“批判”功能，更重要的是有着“重建”的功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解构主义”思潮的意义。

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现代性批判主要表现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要改变上层建筑的结构必须改变其经济基础。因此，马克思批判的主要地指向代表着资本家利益的现代社会制度。他们批判的不是以现实的社会结构为对象，而是以不断发展的合理化过程的负面效应为批判对象，一是使“世界图像（worldimages）合理化”的“文化合理化”，二是体现在“官僚化”（社会关系的客观化和物化）的“社会合理化”，意在揭露出“现代性之维”的二律悖反，这本身因为激进的热情而使他们的理论呈现出浪漫的色彩，在现实的维度上的举步维艰。

而德里达的“出位”思想似乎给我们一定的启发。解构主义是近代世界图景形成后出现的新秩序的普遍特征，它所凝结成的现性之维不但具有振耳发聩的破坏作用，而本身又在重建，它意在打破“逻格斯中心”，重塑今天人们的审美之维，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到自身存在的意义。这是任何一个处身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民族国家都不可回避的历史性的“幽灵”，超越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理想主义，也许本身就是我们所应该努力和追求的。德里达本人多次宣称，他在无根地浪游，并有意靠近先知的言说，他的持久兴趣在文学上。他在六十年代以后的精神之旅上播撒的更多是文学话语的激情与灵性，影响更大的也还是规范哲学建制之外的领域。但无论如何，由这位犹太后裔、晦涩哲人、学界怪杰所创建的解构论，是思想史、文学批评史所无法跃越的一道精神风景，中国作为全球化国家之一，也将更加深入去领略它的思想的深刻性和它的前瞻性。

董迎春

注释：

①转引自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页

②⑩何佩群：《德里达解构理论与女性主义政治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四期

③转引自[日]高桥哲哉著，王欣译，《德里达解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④[日]高桥哲哉著，王欣译，《德里达解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⑤转引自中国人大复印资料《文学理论》，萧沙，《德里达的文学论与耶鲁学派的解构批评》，2003年第2期，参见DeconstructionCriticism:AnAdvancedIntroduction,P261

⑥〔法〕雅克·德里达著，何一译，《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⑦Ibid.p.200,参见彼特·丢斯著汪民安译，《福柯论权力和主体性》载《世纪中国》

⑧虽然没有“阶级”的提法，但是社会结构也没有以前那么简单化了。可参见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版

知识界范文篇2

关键词：解构主义政治学中国知识界

结构主义曾经以其完整的、稳定的结构和功能为西方语境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但随着人们对于社会和政治的认识上的加深，西方思想陷入迷惘、失望和忧愤之中。以萨特为代表的传统人文主义，面对现实的境遇无可奈何，无奈地把人化作“无用的激情”。然而，自法国“五月风暴”之后，西方语境出现了反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后现代的景观。作为后现代景观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对文学、哲学、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显然，六十年代的西方发生的一次次意味深长的精神裂变，其征兆是思想的迷乱和言辞的变乱。这次“动变”褪去喧嚣而成为淡远的风景，空前震荡着传统教育体制和现代技术政治，及其依存的文化理念和生活信念。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的出现，开始了西方“政治学”新的发展方向，同时对世界政治、哲学思潮、以及人的思维方式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德里达在《一篇论文的时间》中写道，“‘解构’主要不是一个哲学、诗、神学或者说意识形态方面的术语，而是牵涉到意义、惯例、法律、权威、价值等等最终没有形成可能的问题。”①美国学者一般把这段历史称为“后结构主义”时代，本文认为至法国“五月风暴”之后，一种新的哲学思想出现，并对后来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一系列的“后现代景观”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从哲学的高度为后来或者同时期的思潮启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影响也波及到政治领域。“解构”一词不在属于哪一个领域，也不再属于哪一个地域，而是属于我们人类自身。中国本身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研究“解构主义”，也就是认识中国，尤其是解构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中国知识界。

一、西方解构主义的“政治”及“政治学”

法国的“五月风暴”以及后来出现的一系列的运动，为“结构主义”敲响了丧钟，也同时彻底地改变了西方学术思想的发展格局。德里达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五月风暴”呈现了“历史性和政治性的视野”，给知识和权利带来了它所曾未有过的急迫的尖锐的政治意义。然而，“解构主义的政治倾向并不像它外在表现得那样明晰，这主要是因为解构主义作为一股哲学思潮在政治上一直有着两张面孔，一是埋首于语言问题、脱离政治实践；一是充满叛逆精神，具有强烈左翼色彩。”②认识西方的“解构主义”，我觉得在德里达的哲学和文学批评实践中，首先要区分两个“政治”和“政治学”的内含。

1、西方的“政治”与西方的“政治学”。

对于“解构主义”而言，解构主义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亦不仅是在哪一个具体领域具有普适性。解构主义者所理解的“政治”不再是一个狭隘的概念、某一个国家的统治形式，或者是一系列简单罗列的方针和外交政策等等。德里达常常把他们在哲学学科方面的努力紧密地与关系着各个民族和国家发展的态势联系起来，从而让社会科学的研究具有普适的“政治学”特征。

从柏拉图时代开始“政治关怀”的这种哲学传统源远流长。柏拉图的《理想国》，可以说是一本哲学论著，同时也是一本“政治学”特征明显的政治学著作。黑格尔的很多哲学著作本身也是为了当时整个德国的统一，形成所谓的“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当“结构主义”在人们的政治生活中不能发挥有效的功能时，“解构主义”的哲学思潮就应时而生。如果把其仅仅看成一个政治性的症候的话，未免就狭隘了。它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政治运动，而是由政治而催发的一个在人类所有领域发生一场“精神裂变”。于是，巴尔特用《恋人絮语》摧毁了功能和整体；福柯在《知识考古学》、《性史》中，探求人类普适的知识谱系；而解构主义的大师德里达也在《论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中出于对文字和语言的偏爱，在后现代语境中入思、运思、言说和书写。这些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从历史的语境中汲取了政治情愫和获得了反叛动机，让他们的文字“像一阵知识狂潮”，“似乎每一个人都受到感染”。“解构主义”在其出现初期（更准确地说，是在德里达的初期）解构主义的主题很少涉及政治的，德里达也与政治学没有多少关联。但是细心的人们会发现这几年的德里达的左翼色彩非常浓厚。我们看一下他最近出的书，《马克思的幽灵》、《往返莫斯科》、《友谊政治学》、《万国世界主义者，尚在努力》等等几本书，无不关涉政治学的领域，从而使解构主义理论走出象牙塔，步入了有着人类解放意义的政治实践。

2、德里达的政治性特征。

一是与同时兴起的社会政治背景同呼吸、共命运。

1968年10月在纽约的法美哲学家学术研讨会上所题为《人类的末世=目的》说，“任何哲学性学术研讨会，也有其必然的政治性意义。”③作为该演讲的政治背景,是想促使人们注意哲学的国籍问题、民主主义的形式性问题、越南和平谈判和反战运动、公民权运动和马丁博士被杀、法国的“五月风暴”。对于德里达而言，所谓“政治学”特征超越了狭义“政治”和满足“政治化”的感觉，也就是与超越政治的言行不断进行“交涉”的场面。“德里达就是通过与超越政治的言行不断谈判来思考政治的必然性，来选择‘行动’的，由此提出‘政治化没有止境’的看法；另一方面他也批判‘沾沾自喜’意识持有者们那种单纯朴素的‘政治主义’，从而显示出独自的态度。”④

解构主义颠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想与现存的等级秩序的理论和实践，对于同时代的其它哲学思潮都有着同样的影响，他们似乎与解构主义思潮不谋而合。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为以巴特勒为代表的后女性主义批判传统女性主义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尤其为其提供了反抗父权制统治的思想武器与方法论工具。利奥塔所倡导的后现代主义本身可以就说是“解构主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詹姆逊、哈贝马斯等捍卫的西方马克斯主义者所批判的本身就是对于西方“逻格斯中心主义”的一种现实的“解构”。像拉康本人既是一个忠实的马克斯主义者，又是解构主义的重要代表。可见，解构主义与后现代语境下的其它思潮有着天然的联系和承接关系。

二是解构主义本身所呈现的复杂的理论倾向。

 德里达出于对文学的偏爱，更多地是在文学的领域里进行的，但是这种阅读和批评的策略也成为其它领域里惯用的思考模式和批判模式。“解构主义”在其出现的初期并不鲜明地提出其政治目的。而是基于对文学、哲学等实践领域的批判的基础上，从而构建德里达的思想体系。如果这么简单地来看待“解构主义”的话，我们就不能更深层次的把握“解构主义”思想的复杂性。显然这些实践的背面都有着一个鲜明的时代背景，就是对于政治地位的觉醒和呼呼。尤其是德里达本人在近几年发表的众多著作中与政治学的联系可谓是如日中天。

德里达的真正面目在阐述之中，而且他的思想本身就是不断地发展和变化。这种所谓的意义上的“异延”性，以及需要通过“补充”的方式找到文本阅读的“痕迹”，恰恰是德里达哲学思想的确证，从言语的“书写”到思想的“延异”与“在场”的践行的方式、每一个细节上无不烙印着两个字“解构”，正如每一次德里达在不同场合的演讲，听众不知所云，据说一个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赶到纽约来听他的演讲，当有人问该生，他只是听懂了十分之一。然而，这些并不能割弃在声誉上有解构主义“大本营”的“耶鲁大学”的众多学者对解构主义的热衷。我们在这里要考察的不是后来的“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而是最初的德里达哲学思想中政治意蕴，以及德里达作为一个哲学家是怎么来进行所以的用“文字学”的方法来进行“文本阅读”来摧毁西方形而上学的大厦。关于“解构主义”的概念，德里达本人对其解释也语焉不详，含糊其辞。“解构不是批评操作。批评是解构的行动对象。解构所瞄准的靶心永远是倾注在批评或批评——理论过程中的自信。”⑤

但是，无论解构主义者采取了一种什么样的策略，他们对于时代的感应和诊断后所表明的立场确是始终如一的。如果用一句话归纳解构主义特征的话，那就是反传统、反理性、反成规、反权威，最终，对于世界范围里的政治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

三是对于人类自身命运的关注。

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是近几年在国内外学人中引起影响的著作，作者说“幽灵”不是一个单数，而是一些复数。“生活”本就人类自身而言，而上世纪末种种历史剧变不得不迫使德里达对于人类自身命运的反思。由于德里达等众多解构主义者本身具有较强的左翼色彩。他们所理解的“政治学”与人，与当前人的生活，以及需要什么样的一种生活（是否在一种所谓的大一统的传媒阉制下的“新国际”）紧紧关联。德里达所理解的“政治学”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他说“学会生活”和“幽灵”是一样的共存，“也是一种记忆政治学、遗传政治学和生成政治学”⑥。从而，解构主义以它特有的激进特征从内部破坏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原则，并且赋予德里达惯用的“书写”与“言语”以一种解放性的政治力量。于是在解构主义看来，要努力的文学批评或者哲学思想都具有了鲜明的“政治学”特征。

福柯通过“权力”的研究，来批判了封建社会的权力是趋于任意的和模糊的，而在现代社会中，权力效应“沿着一个渐进的细微渠道流通，它抵达了个人本身、抵达了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姿态、他们的全部日常行为”。⑦与福柯不同的是，德里达通过对于“语言”和“文字”的解剖为“解构主义”提供了详细的哲学纲领。语言不能被看作是人类用于符号和声音从而过到目的的工具，当然语言也不能被“人”所统治。而德里达及其他解构主义者攻击的主要目标正好是这种称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传统。简言之，解构主义以及解构主义者就是打破现有的单元化的秩序。当然这秩序并不仅仅指社会秩序，除了包括既有的社会道德秩序、婚姻秩序、伦理道德规范之外，而且还包括个人意识上的秩序，比如创作习惯、接受习惯、思维习惯和人的内心较抽象的文化底蕴积淀形成的无意识的民族性格。总之，解构主义的目的是打破秩序然后再创造更为合理的秩序，关注人类自身的命运。

二、西方解构主义思潮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

其一，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传统的儒家思想与上个世纪初占中国主流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两种重要的政治资源，由于儒家思想在新的时代所暴露出的滞后性，以及中国改革中出现的种种现实问题诸如腐败、农民问题以及如何处理资本的所有制关系中所出现的问题（这些都是在中国政治思想中占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所重视和批判的，）迫切地要求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些我们不能解决的新问题，诸如像何清涟、汪丁丁等学者对于中国当前改革方面出现的问题的批判、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关于“社会阶层”的分折报告⑧。解构主义思潮出现在中国，对于当下的问题的认识可以说是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显示出来。

作为中国的“知识精英”参预了中国不同层面的政治生活，但是，由于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和自身人格上对其参预政治生活的束缚，让知识界并不能完全代表社会的“公正”和“良心”。由于众所周知的学术腐败，所谓的“思想者”犹如积压和滞销的“商品”，而“学问”也好比是一种广告。这是一种因压抑而不能呼唤的时代，是一个急速需要否定与解构的时代。谁会关注我们当下的真实生存状况呢？从“温饱”到政治的地位、性观念的更新，我们的生存究竟处在怎样的一个水平？我们只能在绝望和幻灭中去呼唤“温饱、性、人(政治地位)的平等”。可是现实状况如何？在一个权力和金钱要挟一切的体制里，我们需要另一些声音，解构它，阻止它，打破它，颠覆它……将中国话语的“逻格斯中心”打破，也就是说要破除这种“同一性”思维。“辩证思维要说某物是什么，而同一性思维则说某物隶属于什么，它是什么种类事物的一个范例或一个代表――因而它是说某物不是它自身”。⑨当然，这种辩证思维并不是对于同一性思维的简单否定，而且需要一种强迫性的同一性。无论怎样的否定，阿多诺的否定哲学本身就布满了马克斯对于现实的批判锋芒，是同解构精神密切关联的。

无疑，西方的解构主义的声音唤醒了我们对于正义和秩序的新的构建的热情。中国在80年代破除“偶像”运动、新新人类的小说与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以及始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争，这些让呈现了人对于自身生命形态的垂注。这些形态关涉人的价值观、对于生命的游戏规则以及自身应该受容于一种什么样的体制等等问题。作为一个当代形态的中国学者，这些思考无不涵括了“解构主义”的政治学特征，解构主义思潮迫切呼唤新的时代精神和观念，从而让我们真正意义上存活于当前的政治生活中。

其二，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

中国的学者以及思想者自身的思考形态，以及所采取的种种立场组合了中国的知识界。许多学者把解构主义引进了中国，这就开启了一种独立自主的思考方式去认识当前状态下“真实”的中国（在很多的问题上，我们对于新的价值体系需要从体制上给其以“合法”性），这就迫使知识界在不断地反思自身的同时，也不断去寻找新的“话语”方式解决当下中国出现的各种问题。比如，在对于周星驰《大话西游》等“无厘头”的电影接受上，大众由刚开始的“回避”到当前的“热衷”，这无不反映出人们开始对于传统和正统的“语言”的调侃与背离；“行为艺术”在中国的不同程度上逐渐合法化；层出不穷的新实验电影（在这里我想重点提到据余华小说改编，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活着》，就是对于中国主流话语的一次有意义的“精神解构”现象）。纵观这些变化，无不要求中国知识界以其开阔的胸襟与卓然的胆识承认当前的思维与思考模式上存在的问题，然后，在通过不断地话语变更与精神重构。

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承认新的刚出现的“语言”形式，让新的语言成为“真实”的思想中心，而不再仅是某个知识权威和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和“监守”。也不再把所谓的滞后的常识或者某些沿袭的话语形态作为我们的惟一的思考形态。保罗·德曼在去世前一年的一次访谈中说：“我一直认为，只有根据批判――语言学的分折，才能探讨意识形态问题并扩及整个政治问题。”⑩解构式的思维方式因为被看成具有重大的政治功用，大学老师也同时将政治带进了课堂，也就是帮助学生摆脱由于过多的投入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和形而上学的教育与宣传，文字的革新变成了运用解构方法与压抑作斗争的场所，而学者以及大学教师成了福柯所说的“特殊的知识分子”。福柯以一个夫子的形象自问自答道，“别问我是谁也别要求我保持不变；这是一种职业道德；它决定我们的身份/文章在写作时，它给我们以自由。”⑾德里达也同样在2001年9月份在北大作《世纪与宽恕》的主题演讲时也反复提到“大学”，“大学老师”的角色问题。作为知识分子面对“解构主义”思潮波及下中国当前的话语和言说方式，以及对于“解构”自身内含的理解上，中国知识界责无旁贷，中国知识分子责无旁贷。

显然，“解构主义”是一种出位的思想，既是思想的出位，又是思想家的出位。⑿

三、“现代性”之维与“出位”之思

法国的“五月风暴”对于西方社会具有重大变革意义。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所谓的解构主义代表的大师们，这里面似乎都有着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先入之见”：“如何面对马克思主义”这个轴心问题。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同样也面临着这个问题。然而，目前国内更多的谈的还是西方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所谓的“现代性”的探讨，意即工具理性批判。而“解构主义”思潮波及下的中国更多的谈“解构”和以此为基础上的“重建”。

中国知识界在经历过僵化话语的思维惯性后，解构主义中“亦此亦彼”的思维对于打破“同一性”思维和心态，以及消解主流话语僵化模式的基本思路产生了重大意义。当然，解构主义既充满新知也充满谬误，作为“后学”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往往被国人看作洪水猛兽，所以我们谈得多的也只是具有强大批判功能的“现代性”批判，而不愿过早地进行重建式的“颠覆”和“变革”，这就使得改革的历程变得异常艰难。中国的改革开放20多年的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作为话语言说的知识分子应该永远处于解构式的批判之中。在研究“后学”时，有人将这种学术和思想资源用了一个德里达曾经用过的词来概括，称作“出位”。什么叫出位呢？“在我看来，后结构主义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出位。出位就是既出于其位又出乎其位，位置是相同的，既是所源出和出发的位置，又是所逸出和出离的位置。出位是和定位密切相关的，如果没有定位，也就无所谓出位，因为根本无‘法’可‘出’。出位意味着思想的丰富性和不可归属性，是尽生成变化的运动过程，‘位’是相对的偶然的静止的常态，‘出’是绝对的必然的运动的变异。”⒀显然，解构主义不仅有着强烈地“批判”功能，更重要的是有着“重建”的功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解构主义”思潮的意义。

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现代性批判主要表现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要改变上层建筑的结构必须改变其经济基础。因此，马克思批判的主要地指向代表着资本家利益的现代社会制度。他们批判的不是以现实的社会结构为对象，而是以不断发展的合理化过程的负面效应为批判对象，一是使“世界图像（worldimages）合理化”的“文化合理化”，二是体现在“官僚化”（社会关系的客观化和物化）的“社会合理化”，意在揭露出“现代性之维”的二律悖反，这本身因为激进的热情而使他们的理论呈现出浪漫的色彩，在现实的维度上的举步维艰。

而德里达的“出位”思想似乎给我们一定的启发。解构主义是近代世界图景形成后出现的新秩序的普遍特征，它所凝结成的现性之维不但具有振耳发聩的破坏作用，而本身又在重建，它意在打破“逻格斯中心”，重塑今天人们的审美之维，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到自身存在的意义。这是任何一个处身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民族国家都不可回避的历史性的“幽灵”，超越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理想主义，也许本身就是我们所应该努力和追求的。德里达本人多次宣称，他在无根地浪游，并有意靠近先知的言说，他的持久兴趣在文学上。他在六十年代以后的精神之旅上播撒的更多是文学话语的激情与灵性，影响更大的也还是规范哲学建制之外的领域。但无论如何，由这位犹太后裔、晦涩哲人、学界怪杰所创建的解构论，是思想史、文学批评史所无法跃越的一道精神风景，中国作为全球化国家之一，也将更加深入去领略它的思想的深刻性和它的前瞻性。

注释：

①转引自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页

②⑩何佩群：《德里达解构理论与女性主义政治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四期

③转引自[日]高桥哲哉著，王欣译，《德里达解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④[日]高桥哲哉著，王欣译，《德里达解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⑤转引自中国人大复印资料《文学理论》，萧沙，《德里达的文学论与耶鲁学派的解构批评》，2003年第2期，参见DeconstructionCriticism:AnAdvancedIntroduction,P261

⑥〔法〕雅克·德里达著，何一译，《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⑦Ibid.p.200,参见彼特·丢斯著汪民安译，《福柯论权力和主体性》载《世纪中国》

⑧虽然没有“阶级”的提法，但是社会结构也没有以前那么简单化了。可参见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版

⑨转引自扬玉成：《后现代语境下的阿多诺的现代性哲学》，《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知识界范文篇3

经济发展是推动科技发展的巨大动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呢?是市场需求、国家支持、科技研发、人才培养、本土企业兴盛、新学科的萌芽发展等各方面力量的推动。经济实力的大幅提升是

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最大动力和前提。以市场需求为例,目前企业的科技需求很强,很多研究所门庭若市。我国经济发展了,企业实力不断增强,才能把资金投入到科技研发中,自觉地依靠科技占领市场先机。同志在报告中提出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一环,这也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指明了前进方向,提出了更高要求。我相信,在3500多万科技工作者的努力下,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阔!(记者齐芳)

王少安代表(河南理工大学党委书记)

又一个教育的春天即将到来

作为高等教育界代表,在聆听了同志作的十七大报告后,我为我们党明确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部署而激动不已。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教育事业实现飞速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跨入大众化教育阶段,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得到全面落实。今年8月31日,同志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深刻、系统地论述了教育工作,表达出以更大的决心、更多的财力支持教育事业的坚定态度。这次党中央又把“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写入报告,显示出我们党对教育的认识达到空前的高度,预示又一个教育的春天即将到来,这是最令我们广大教育工作者振奋和高兴的。(记者付小悦)

白淑贤代表(黑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黑龙江省龙江剧院院长)

用艺术回报黑土地人民的厚爱

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重视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着力丰富农村、偏远地区、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我是四届的党代表了,这次又当选为党代表,我觉得责任很重。我们一定要把最好的演出、最好的戏曲艺术献给黑土地的人民。我们剧团经常深入农民中间演出,虽然坐大篷车,蚊子叮咬非常厉害,演出很辛苦,但看到台下一双双聚精会神的眼睛,一张张充满欢乐的面孔,我就觉得心里踏实。艺术要回归人民,只要黑土地需要,我们就愿意为那里的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节目,以回报他们对戏曲的热爱。(记者谢文)

付贤智代表(福州大学副校长)

以高素质师资培养高素质人才

知识界范文篇4

内容提要：自法国“五月风暴”之后，反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后现代景观”随之出现。作为后现代景观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对文学、哲学、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今天研究“解构主义”思潮，也就是认识中国，尤其是解构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中国知识界。

关键词：解构主义政治学中国知识界

结构主义曾经以其完整的、稳定的结构和功能为西方语境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但随着人们对于社会和政治的认识上的加深，西方思想陷入迷惘、失望和忧愤之中。以萨特为代表的传统人文主义，面对现实的境遇无可奈何，无奈地把人化作“无用的激情”。然而，自法国“五月风暴”之后，西方语境出现了反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后现代的景观。作为后现代景观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对文学、哲学、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显然，六十年代的西方发生的一次次意味深长的精神裂变，其征兆是思想的迷乱和言辞的变乱。这次“动变”褪去喧嚣而成为淡远的风景，空前震荡着传统教育体制和现代技术政治，及其依存的文化理念和生活信念。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的出现，开始了西方“政治学”新的发展方向，同时对世界政治、哲学思潮、以及人的思维方式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德里达在《一篇论文的时间》中写道，“‘解构’主要不是一个哲学、诗、神学或者说意识形态方面的术语，而是牵涉到意义、惯例、法律、权威、价值等等最终没有形成可能的问题。”①美国学者一般把这段历史称为“后结构主义”时代，本文认为至法国“五月风暴”之后，一种新的哲学思想出现，并对后来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一系列的“后现代景观”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从哲学的高度为后来或者同时期的思潮启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影响也波及到政治领域。“解构”一词不在属于哪一个领域，也不再属于哪一个地域，而是属于我们人类自身。中国本身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研究“解构主义”，也就是认识中国，尤其是解构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中国知识界。

一、西方解构主义的“政治”及“政治学”

法国的“五月风暴”以及后来出现的一系列的运动，为“结构主义”敲响了丧钟，也同时彻底地改变了西方学术思想的发展格局。德里达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五月风暴”呈现了“历史性和政治性的视野”，给知识和权利带来了它所曾未有过的急迫的尖锐的政治意义。然而，“解构主义的政治倾向并不像它外在表现得那样明晰，这主要是因为解构主义作为一股哲学思潮在政治上一直有着两张面孔，一是埋首于语言问题、脱离政治实践；一是充满叛逆精神，具有强烈左翼色彩。”②认识西方的“解构主义”，我觉得在德里达的哲学和文学批评实践中，首先要区分两个“政治”和“政治学”的内含。

1、西方的“政治”与西方的“政治学”。

对于“解构主义”而言，解构主义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亦不仅是在哪一个具体领域具有普适性。解构主义者所理解的“政治”不再是一个狭隘的概念、某一个国家的统治形式，或者是一系列简单罗列的方针和外交政策等等。德里达常常把他们在哲学学科方面的努力紧密地与关系着各个民族和国家发展的态势联系起来，从而让社会科学的研究具有普适的“政治学”特征。

从柏拉图时代开始“政治关怀”的这种哲学传统源远流长。柏拉图的《理想国》，可以说是一本哲学论著，同时也是一本“政治学”特征明显的政治学著作。黑格尔的很多哲学著作本身也是为了当时整个德国的统一，形成所谓的“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当“结构主义”在人们的政治生活中不能发挥有效的功能时，“解构主义”的哲学思潮就应时而生。如果把其仅仅看成一个政治性的症候的话，未免就狭隘了。它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政治运动，而是由政治而催发的一个在人类所有领域发生一场“精神裂变”。于是，巴尔特用《恋人絮语》摧毁了功能和整体；福柯在《知识考古学》、《性史》中，探求人类普适的知识谱系；而解构主义的大师德里达也在《论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中出于对文字和语言的偏爱，在后现代语境中入思、运思、言说和书写。这些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从历史的语境中汲取了政治情愫和获得了反叛动机，让他们的文字“像一阵知识狂潮”，“似乎每一个人都受到感染”。“解构主义”在其出现初期（更准确地说，是在德里达的初期）解构主义的主题很少涉及政治的，德里达也与政治学没有多少关联。但是细心的人们会发现这几年的德里达的左翼色彩非常浓厚。我们看一下他最近出的书，《马克思的幽灵》、《往返莫斯科》、《友谊政治学》、《万国世界主义者，尚在努力》等等几本书，无不关涉政治学的领域，从而使解构主义理论走出象牙塔，步入了有着人类解放意义的政治实践。

2、德里达的政治性特征。

一是与同时兴起的社会政治背景同呼吸、共命运。

1968年10月在纽约的法美哲学家学术研讨会上所题为《人类的末世=目的》说，“任何哲学性学术研讨会，也有其必然的政治性意义。”③作为该演讲的政治背景,是想促使人们注意哲学的国籍问题、民主主义的形式性问题、越南和平谈判和反战运动、公民权运动和马丁博士被杀、法国的“五月风暴”。对于德里达而言，所谓“政治学”特征超越了狭义“政治”和满足“政治化”的感觉，也就是与超越政治的言行不断进行“交涉”的场面。“德里达就是通过与超越政治的言行不断谈判来思考政治的必然性，来选择‘行动’的，由此提出‘政治化没有止境’的看法；另一方面他也批判‘沾沾自喜’意识持有者们那种单纯朴素的‘政治主义’，从而显示出独自的态度。”④

解构主义颠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想与现存的等级秩序的理论和实践，对于同时代的其它哲学思潮都有着同样的影响，他们似乎与解构主义思潮不谋而合。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为以巴特勒为代表的后女性主义批判传统女性主义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尤其为其提供了反抗父权制统治的思想武器与方法论工具。利奥塔所倡导的后现代主义本身可以就说是“解构主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詹姆逊、哈贝马斯等捍卫的西方马克斯主义者所批判的本身就是对于西方“逻格斯中心主义”的一种现实的“解构”。像拉康本人既是一个忠实的马克斯主义者，又是解构主义的重要代表。可见，解构主义与后现代语境下的其它思潮有着天然的联系和承接关系。

二是解构主义本身所呈现的复杂的理论倾向。

德里达出于对文学的偏爱，更多地是在文学的领域里进行的，但是这种阅读和批评的策略也成为其它领域里惯用的思考模式和批判模式。“解构主义”在其出现的初期并不鲜明地提出其政治目的。而是基于对文学、哲学等实践领域的批判的基础上，从而构建德里达的思想体系。如果这么简单地来看待“解构主义”的话，我们就不能更深层次的把握“解构主义”思想的复杂性。显然这些实践的背面都有着一个鲜明的时代背景，就是对于政治地位的觉醒和呼呼。尤其是德里达本人在近几年发表的众多著作中与政治学的联系可谓是如日中天。

德里达的真正面目在阐述之中，而且他的思想本身就是不断地发展和变化。这种所谓的意义上的“异延”性，以及需要通过“补充”的方式找到文本阅读的“痕迹”，恰恰是德里达哲学思想的确证，从言语的“书写”到思想的“延异”与“在场”的践行的方式、每一个细节上无不烙印着两个字“解构”，正如每一次德里达在不同场合的演讲，听众不知所云，据说一个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赶到纽约来听他的演讲，当有人问该生，他只是听懂了十分之一。然而，这些并不能割弃在声誉上有解构主义“大本营”的“耶鲁大学”的众多学者对解构主义的热衷。我们在这里要考察的不是后来的“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而是最初的德里达哲学思想中政治意蕴，以及德里达作为一个哲学家是怎么来进行所以的用“文字学”的方法来进行“文本阅读”来摧毁西方形而上学的大厦。关于“解构主义”的概念，德里达本人对其解释也语焉不详，含糊其辞。“解构不是批评操作。批评是解构的行动对象。解构所瞄准的靶心永远是倾注在批评或批评——理论过程中的自信。”⑤

但是，无论解构主义者采取了一种什么样的策略，他们对于时代的感应和诊断后所表明的立场确是始终如一的。如果用一句话归纳解构主义特征的话，那就是反传统、反理性、反成规、反权威，最终，对于世界范围里的政治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

三是对于人类自身命运的关注。

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是近几年在国内外学人中引起影响的著作，作者说“幽灵”不是一个单数，而是一些复数。“生活”本就人类自身而言，而上世纪末种种历史剧变不得不迫使德里达对于人类自身命运的反思。由于德里达等众多解构主义者本身具有较强的左翼色彩。他们所理解的“政治学”与人，与当前人的生活，以及需要什么样的一种生活（是否在一种所谓的大一统的传媒阉制下的“新国际”）紧紧关联。德里达所理解的“政治学”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他说“学会生活”和“幽灵”是一样的共存，“也是一种记忆政治学、遗传政治学和生成政治学”⑥。从而，解构主义以它特有的激进特征从内部破坏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原则，并且赋予德里达惯用的“书写”与“言语”以一种解放性的政治力量。于是在解构主义看来，要努力的文学批评或者哲学思想都具有了鲜明的“政治学”特征。

福柯通过“权力”的研究，来批判了封建社会的权力是趋于任意的和模糊的，而在现代社会中，权力效应“沿着一个渐进的细微渠道流通，它抵达了个人本身、抵达了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姿态、他们的全部日常行为”。⑦与福柯不同的是，德里达通过对于“语言”和“文字”的解剖为“解构主义”提供了详细的哲学纲领。语言不能被看作是人类用于符号和声音从而过到目的的工具，当然语言也不能被“人”所统治。而德里达及其他解构主义者攻击的主要目标正好是这种称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传统。简言之，解构主义以及解构主义者就是打破现有的单元化的秩序。当然这秩序并不仅仅指社会秩序，除了包括既有的社会道德秩序、婚姻秩序、伦理道德规范之外，而且还包括个人意识上的秩序，比如创作习惯、接受习惯、思维习惯和人的内心较抽象的文化底蕴积淀形成的无意识的民族性格。总之，解构主义的目的是打破秩序然后再创造更为合理的秩序，关注人类自身的命运。

二、西方解构主义思潮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

其一，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传统的儒家思想与上个世纪初占中国主流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两种重要的政治资源，由于儒家思想在新的时代所暴露出的滞后性，以及中国改革中出现的种种现实问题诸如腐败、农民问题以及如何处理资本的所有制关系中所出现的问题（这些都是在中国政治思想中占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所重视和批判的，）迫切地要求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些我们不能解决的新问题，诸如像何清涟、汪丁丁等学者对于中国当前改革方面出现的问题的批判、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关于“社会阶层”的分折报告⑧。解构主义思潮出现在中国，对于当下的问题的认识可以说是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显示出来。

作为中国的“知识精英”参预了中国不同层面的政治生活，但是，由于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和自身人格上对其参预政治生活的束缚，让知识界并不能完全代表社会的“公正”和“良心”。由于众所周知的学术腐败，所谓的“思想者”犹如积压和滞销的“商品”，而“学问”也好比是一种广告。这是一种因压抑而不能呼唤的时代，是一个急速需要否定与解构的时代。谁会关注我们当下的真实生存状况呢？从“温饱”到政治的地位、性观念的更新，我们的生存究竟处在怎样的一个水平？我们只能在绝望和幻灭中去呼唤“温饱、性、人(政治地位)的平等”。可是现实状况如何？在一个权力和金钱要挟一切的体制里，我们需要另一些声音，解构它，阻止它，打破它，颠覆它……将中国话语的“逻格斯中心”打破，也就是说要破除这种“同一性”思维。“辩证思维要说某物是什么，而同一性思维则说某物隶属于什么，它是什么种类事物的一个范例或一个代表――因而它是说某物不是它自身”。⑨当然，这种辩证思维并不是对于同一性思维的简单否定，而且需要一种强迫性的同一性。无论怎样的否定，阿多诺的否定哲学本身就布满了马克斯对于现实的批判锋芒，是同解构精神密切关联的。

无疑，西方的解构主义的声音唤醒了我们对于正义和秩序的新的构建的热情。中国在80年代破除“偶像”运动、新新人类的小说与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以及始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争，这些让呈现了人对于自身生命形态的垂注。这些形态关涉人的价值观、对于生命的游戏规则以及自身应该受容于一种什么样的体制等等问题。作为一个当代形态的中国学者，这些思考无不涵括了“解构主义”的政治学特征，解构主义思潮迫切呼唤新的时代精神和观念，从而让我们真正意义上存活于当前的政治生活中。

其二，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

中国的学者以及思想者自身的思考形态，以及所采取的种种立场组合了中国的知识界。许多学者把解构主义引进了中国，这就开启了一种独立自主的思考方式去认识当前状态下“真实”的中国（在很多的问题上，我们对于新的价值体系需要从体制上给其以“合法”性），这就迫使知识界在不断地反思自身的同时，也不断去寻找新的“话语”方式解决当下中国出现的各种问题。比如，在对于周星驰《大话西游》等“无厘头”的电影接受上，大众由刚开始的“回避”到当前的“热衷”，这无不反映出人们开始对于传统和正统的“语言”的调侃与背离；“行为艺术”在中国的不同程度上逐渐合法化；层出不穷的新实验电影（在这里我想重点提到据余华小说改编，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活着》，就是对于中国主流话语的一次有意义的“精神解构”现象）。纵观这些变化，无不要求中国知识界以其开阔的胸襟与卓然的胆识承认当前的思维与思考模式上存在的问题，然后，在通过不断地话语变更与精神重构。

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承认新的刚出现的“语言”形式，让新的语言成为“真实”的思想中心，而不再仅是某个知识权威和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和“监守”。也不再把所谓的滞后的常识或者某些沿袭的话语形态作为我们的惟一的思考形态。保罗·德曼在去世前一年的一次访谈中说：“我一直认为，只有根据批判――语言学的分折，才能探讨意识形态问题并扩及整个政治问题。”⑩解构式的思维方式因为被看成具有重大的政治功用，大学老师也同时将政治带进了课堂，也就是帮助学生摆脱由于过多的投入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和形而上学的教育与宣传，文字的革新变成了运用解构方法与压抑作斗争的场所，而学者以及大学教师成了福柯所说的“特殊的知识分子”。福柯以一个夫子的形象自问自答道，“别问我是谁也别要求我保持不变；这是一种职业道德；它决定我们的身份/文章在写作时，它给我们以自由。”⑾德里达也同样在2001年9月份在北大作《世纪与宽恕》的主题演讲时也反复提到“大学”，“大学老师”的角色问题。作为知识分子面对“解构主义”思潮波及下中国当前的话语和言说方式，以及对于“解构”自身内含的理解上，中国知识界责无旁贷，中国知识分子责无旁贷。

显然，“解构主义”是一种出位的思想，既是思想的出位，又是思想家的出位。⑿

三、“现代性”之维与“出位”之思

法国的“五月风暴”对于西方社会具有重大变革意义。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所谓的解构主义代表的大师们，这里面似乎都有着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先入之见”：“如何面对马克思主义”这个轴心问题。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同样也面临着这个问题。然而，目前国内更多的谈的还是西方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所谓的“现代性”的探讨，意即工具理性批判。而“解构主义”思潮波及下的中国更多的谈“解构”和以此为基础上的“重建”。

中国知识界在经历过僵化话语的思维惯性后，解构主义中“亦此亦彼”的思维对于打破“同一性”思维和心态，以及消解主流话语僵化模式的基本思路产生了重大意义。当然，解构主义既充满新知也充满谬误，作为“后学”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往往被国人看作洪水猛兽，所以我们谈得多的也只是具有强大批判功能的“现代性”批判，而不愿过早地进行重建式的“颠覆”和“变革”，这就使得改革的历程变得异常艰难。中国的改革开放20多年的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作为话语言说的知识分子应该永远处于解构式的批判之中。在研究“后学”时，有人将这种学术和思想资源用了一个德里达曾经用过的词来概括，称作“出位”。什么叫出位呢？“在我看来，后结构主义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出位。出位就是既出于其位又出乎其位，位置是相同的，既是所源出和出发的位置，又是所逸出和出离的位置。出位是和定位密切相关的，如果没有定位，也就无所谓出位，因为根本无‘法’可‘出’。出位意味着思想的丰富性和不可归属性，是尽生成变化的运动过程，‘位’是相对的偶然的静止的常态，‘出’是绝对的必然的运动的变异。”⒀显然，解构主义不仅有着强烈地“批判”功能，更重要的是有着“重建”的功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解构主义”思潮的意义。

知识界范文篇5

提升文化软实力对城市发展至关重要

十七大报告为我们今后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徐州文化具有“融合古今的综合性、南北共塑的典型性和百家合璧的多元性”,现在,徐州人民正在以温情重塑城市的性格,而

这种城市人群性格特质也越发升华为城市的人文精神,使得徐州走出了一条以文化软实力提升经济硬实力的宽广道路。今后,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提高文化软实力,使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记者张玉玲)

张秉义代表(河南大学党委书记)

加强服务型人才培养力度

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教育的部分提出了“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等重要内容,使我们教育工作者深感振奋。河南是人口第一大省,如何让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是地方高等院校要担当的重任。作为地方院校,我们认为要通过学科立校、人才兴校、科研强校、特色亮校、环境美校,特别是要加强服务型人才培养力度,为地方经济建设输入大批高素质人才;我们要抓住优先发展教育的大好机遇,更新教育观念,深化教学内容方式、质量评价制度等改革,切实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特别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地制宜办学,人才培养与经济建设对接,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记者肖一)

赵玉中代表(安徽省巢湖市法援中心主任)

切实提高法律援助水平

作为一名法律援助工作者,我长期以来都是和最困难的群众打交道,我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他们的困难是什么,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听了十七大报告,我感觉到百姓关注的学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等民生问题,已经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而且正在逐步解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把公平正义送给困难群众,也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内容。目前,我们的法律援助还存在质量不高、人才流失严重等问题,建议有关部门加大支持和指导力度,切实提高法律援助水平,满足困难群体的法律需求。(记者李陈续)

彭寿代表(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院长)

知识界范文篇6

关键词：学科教学知识；发展；来源

一、学科教学知识的界定

20世纪80年代早期，由于美国大众对教育研究现状的不满逐渐增加，促使教育研究者进行反思。在一系列的文章中，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舒尔曼(LeeShulman)提出一个新的关于教师知识的模式和系列假设范畴。他指出教师对学科知识的认识理解和这种理解与教师提供给学生的教学之间关系的研究可能是教育研究中所缺少的。他区分和提倡三种制式理解类型(学科知识、一般性教学法知识和课程知识)及其对课堂实践影响的研究。后来他做了一系列有关教师知识的教学研究，归纳结果则建议教师除了具备学科知识与一般教学知识，必须在教学中发展另一种新的知识。即学科教学知识(pedagogicalcontentknowledge，简称PCK)。PCK是教师个人独一无二的教学经验。教师独特领域学科内容和教育学的特殊整合。是教师自己对专业理解的特定形式。此外。PCK也是区分学科教师与学者的一种知识体系，学者去创造某一学科领域上的新知识，教师则是帮助学生去理解这些新知识。PCK也是优秀教师与新任教师的差别所在。

同时也是学科专家和经验丰富教师的区别所在。可惜的是该领域研究被长期遗漏，曾被舒尔曼(1986)称为“缺失的范式”。此后。他把教师知识又修正为：学科知识、课程知识和PCK。

舒尔曼的名字常常与研究教师的PCK联系在一起，是因为PCK是由舒尔曼发起的研究项目，该项目主要研究教师把自己的学科内容知识转化为与学生原有知识相联的知识的教学方法。舒尔曼把PCK描述为：最有用的知识代表形式；最强大的类推、阐述、示范和解释。1987年PCK被舒尔曼列为七个教学知识基础之一，除PCK之外。还有学科内容知识、一般教学法知识、课程知识、学生知识、教育情景知识和教育目的、价值等知识。PCK的提出。引起人们对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极大兴趣。随后。舒尔曼及其同事继续探讨PCK。尽管有时PCK被包含在学科内容知识里面。但是它被认为对教师的课堂行为影响最大。而且在其他形式知识的综合及转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学科教学知识的发展来源

教师是怎样发展他们的PCK，换句话说，他们是如何获得PCK的?诚然。发展PCK的来源很多。我把这些来源按照其重要性的不同分为三个层次。即最重要的来源、重要的来源和一般的来源。

(一)学科教学知识的最重要来源

PCK发展的最重要来源包括“教师自身的教学经验和反思”以及“和同事的日常交流”两方面。

1．教师自身的教学经验和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反思”(relfection)一词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欧洲大陆被人们越来越多地加以引用。并很快影响到了西方世界以外的各国教育。现已成为国际教师教育领域广泛流行的时代性语言。成为凝聚教育改革力量的标识或口号。可以说。“反思性教学”、“反思性实践”和“反思型教师教育”现已成为国际教师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近年来，我国教育学术界也开始对“反思性教学”(erflcetiveteaching)或“反思型教师教育”(erlfectiveteachereducaiton)展开了探讨，如熊川武教授的《反思性教学》一书就对反思性教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尝试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反思性教学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型。

反思是心灵对自己的活动及活动方式的关注和反省，是产生“内部经验”与知识的途径。黑格尔把反思看作是一种反复思考的过程，一种思想的自我运动，一种把握事物内在本质的方式。以此看来，反思是以自我及自我的思想、活动为意识的对象，通过不断地内省、反省，去获得知识，把握客观规律的一种途径或方式。可以说，反思是一种自我观照、自我扬弃、自我确认和自我追求。大凡人的进步，都需要自我的反思。美国学者波斯纳(G．J．Posner)指出：“没有反思的经验是狭隘的经验，至多只能成为肤浅的知识。如果教师仅仅满足于获得经验而不对经验进行深入的思考，那么他的教学水平的发展将大受限制，甚至会有所滑坡。”为此，波斯纳提出了一个教师成长公式：经验+反思=教师的成长。该公式体现了教师成长的过程应该是一个总结经验，捕捉问题，反思实践的过程。无独有偶，我国心理学家林崇德教授也提出：优秀教师：教学过程+反思。全国特级教师袁蓉从自己的教学实践和成功经验中总结出：教学成功=教学过程+反思。更有学者指出，21世纪教师最重要的能力之一是自我反思能力。可见，教学经验和反思对教师成长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个教师如果不能自觉地把教育实践作为自己认识和监控的对象，不会从自己的亲身经验中获得感受与提高，那么只能像澳大利亚学者斯坦托姆所说的“20年的教学经验，也许只是一年工作的20次重复。”教师通过对自己的教学观念、教学方法、教学过程、-教学效果等方面的反思，就能正确地认识和把握教学活动中的种种本质特征，由此才能更好地促进PCK的发展，并能成为一名清醒的、理智的教学实践者。

教学经验和反思是教师PCK发展的最重要来源之一。在教师教育中，一定要培养教师的反思意识和能力，使他们学会反思，并养成反思的习惯。

2．和同事的日常交流

PCK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尤其对于新任教师而言，更应注意与同事特别是老教师的交流和合作。同事或老教师的一个轻轻点拨，可能会使你在某个问题上茅塞顿开。许多相关研究也指出，当新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受挫时，最愿意也最常请教的对象是同校有经验的同事，其原因是因为学校同事与新任教师身处类似情境，因此成为新任教师仿效与请教的对象。

单纯的自我反思，有时难以深入，不够周全，因而还需要交流反思。交流反思不仅是个体行为，还是群体之间反思火花的碰撞。“教师个体通过语言，将自己对某一问题的思考与解决过程展现给小组的其他成员，在充分交流，相互诘同的基础上，反观自己的意识与行为，可以加深对自己的了解，并了解不同的观念。”当然，交流反思要以自我反思为基础，而交流反思又能使自我反思更深刻、更敏锐。所以我们应该充分重视和同事日常交流在教师成长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它不但促进了教师PCK的发展，而且使教师在教学工作中越来越成熟。

(二)学科教学知识的重要来源

PCK发展的重要来源大致有“作为学生时的经验”、“有组织的专业活动”、“教科书与教学参考书”、“在职培训”和“阅读专业书刊”等几个方面，下面分别加以阐述。

1．作为学生时的经验

教师从小到大经历过许多不同教师的教学，观察他人的教学过程，对其学科教学知识的影响颇为深远，此即所谓的“旁观学艺”(apprenticeshipofobservaiton)o在“旁观学艺”的历程中，新任教师所习得的，不仅是PCK，还包括教学态度。例如考尔德黑德和米勒(CalderheadandMiller，1986)的研究即指出，新任教师会从他们昔El教师的教学态度中，评判出何种行为是属于正面的，哪些是属于负面的，并向正面者学习。

除了受教经验外，早年的生活经验也对学科教学知识的发展影响颇深。教师许多根深蒂固的想法，有时是在进入师范教育前即因某种原因而形成，其力量与师范教育相较起来，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教师的PCK，具有个人化的特质，并且和教师个人的情意及个性有相当大的关系。克兰丁宁(Clnadinin，1986)曾指出，教师个人的独特风格与人格特质不仅对其课堂行为影响极为深远，甚至左右教师对PCK的选择。凡此种种，皆显示出教师的个人特质对其PCK发展的影响至为深远。

2．有组织的专业活动

教育改革中人们一直不断地呼吁强化教师的专业地位，教师作为一种专业，可以通过有组织的专业活动来提高他们的教学知识和促进他们的PCK发展。

教育机构、社区或学校及时适当地组织一些必要的教师专业活动，如专题讲座、课程研讨、学术报告等，对于促进教师掌握新的教育教学理念，优化教师的知识结构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尤其在飞速发展的新世纪，这—做法更加必要。

另外，还可以组织教师进行教育教学经验交流，就一些教育的热点问题组织讨论，就教育教学活动中的普遍问题、有代表性的重要问题组织大家进行诊断分析等，这既有助于教育教学工作，又有助于PCK的优化和提高。

3．在职培训

在职培训也是教师PCK的一个重要来源。教师在职培训受到重视之初，其目的只是帮助教师胜任教学工作，使师资水平得以达标。但现在远远超出这一目标。现在的目标是多样的，如对新任教师的培训，目标就是帮助他们尽快熟悉教育教学工作，掌握课堂教学的技巧，提高教学能力；对所教的学科进修培训，目标是帮助教师补充相关知识，提高专业知识水平，掌握新的教育教学理论与方法；通过基础教育教学专家的培训，能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把他们的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以便推广。而且这些目标对培训过程来说更为重要，表现为教学技艺的增进、相互协作精神的培养、专业知识的更新、思想素质的进步等。通过在职培训，可以提高教师的认识，丰富教师的知识，改进教师的教学技能，从而促进其PCK的快速发展。

4．教科书及教学参考书

教科书是各科专家、教育家、心理学家和有经验的教师精心编写而成的，是人类文化遗产的精华，是学生学习的材料之一，是教师教学的依据，在学校教育的历史上占着重要地位，对人类文化遗产的继承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具有重要作用。教科书不仅提供了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还为教师的教学提供了指导。有了教科书，教师就不必每一科目、每一节都自编教材，可以节省相当的精力和时间做其他方面的教学准备及更好地辅导学生学习。教师认真阅读教科书，能加强对知识的理解，把握知识的逻辑联系，并可以获得一定的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等的知识，从而丰富PCK。

教学参考书是供教师备课时参考用的辅助读物，有的叫“教学指导书”，有的叫“教师教学用书”。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认识它。对于编者来说，他所关心的是要研究编入哪些内容，才能对老师备课时确实有“参考”价值，教学中确实“管用”。而对于使用者来说，则要对教学参考书的性质和作用有个正确而清醒的认识。我们认为，各科教学参考书的作用仅仅在于“参考”，它只是对课本内容的编排意图作一点说明，对有关内容作一点分析，对练习题的命题意图和解题思路加以提示，在教法上提一些建议，提供一些备课资料而已，不能任意夸大它的作用。教学参考书只是教师钻研教材、设计教学方案的“向导”，而不应该成为束缚教师手脚的“紧箍咒”。所以，我们应从正反两面来看待教学参考书，好的教学参考书的确能为教师的教学提供支持与帮助，并能丰富其PCK，但另一方面，又不能过分迷信于教师教学参考书，以至于“销蚀”了自己的教学个性。

5．阅读专业书刊

教师是具有自我教育能力的人，他们可阅读专业书刊，或与同事讨论有关问题，并对新的教学策略进行试验。无疑，当教师养成了自定目标和选择实现目标的活动方式的习惯时，他们的专业水平会得以提高，因此，阅读专业书刊是值得在教师知识发展中提倡和推行的。教师应尽量抽出一些学习时间，用来阅读专业书刊，以便促进PCK的发展。

在现实生活中，不少教师对教学业务缺少钻研精神，过于依赖现成的教学参考书，不肯花功夫去研究教材、研究学生、研究教法，不去学习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不注意吸取别人教学改革的先进经验，教学缺乏时代性、灵活性、创造性。很多学科教师没有发表过学术文章，平时不去阅读专业书刊，知识陈旧，知识面狭窄，对课文内容理解缺少真知灼见，激发不起学生求知的欲望、学习的兴趣，这又怎么能形成具有鲜明个性和特色的PCK呢?

阅读专业书刊可以使教师获得多方面的知识，它能全面提高教师的自身素质和教育教学业务水平。阅读是教师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而进行的一种求知活动，阅读是教育由过程升华为艺术的阶梯，是教育者放射人生光华的必需储备。阅读专业书刊也是发展PCK的重要来源之一，教师在教学工作中，应重视它所起的作用。

(三)学科教学知识的一般来源

职前知识对教师的学科教学知识的丰富和发展也起着一定的作用，所以它是PCK的一般来源。

就目前的现状而言，欲从事教师职业的大学生，皆须接受师资培育课程，学习教学的专业知识。许多相关研究指出，新任教师的教学知识来源，的确与在学校期间所接受的专业训练有关，但由于师资训练课程较偏重学理的探讨而缺乏实际的运作，以至于新任教师往往不知如何具体运用以前所学的教学知识，因而慨叹“当了老师之后，才开始学习如何当老师”。

欲从事教师职业的大学生的学科知识背景和专业教育课程，同样对教师的PCK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些研究表明，新任教师的学科知识背景影响着他对某一特定学科的概念理解。比如，在物理方面是专家的教师不能识别生物课本里的中心概念；而生物教师不能纠正物理章节里的错误概念。

知识界范文篇7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完成明年经济工作的各项任务，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必须不断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不断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任务。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当作一项大事来抓，密切联系实际，努力加强学习，提高执政能力。广大知识界要在不断提高领导科学发展能力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在理论和知识学习、思维方式、认识能力、工作方法等方面不断提高自己，同时，又为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提供切实的支持。

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理论学习和知识学习是必要的前提和基础。掌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质，掌握了各门现代科学知识，执政能力的提高就有了目标和方向，走科学发展道路就有了更加自觉的坚定性和更加过硬的本领。以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从十六大到十七大的五年中，共组织了44次集中学习，涉及内容和学科非常广泛，并请各个学科领域的专家进行讲解;十七大之后，以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又集中学习了依法治国的有关重要内容，为全党加强学习、努力提高领导科学发展能力做出了表率。当前，面对繁重的任务，各级领导干部要完善知识结构，主动更新知识，不断增强把握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能力，增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广大知识界在学习方法、知识的更新等方面要有积极的作为，努力发挥好思想库智力库的作用，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要让统筹兼顾的方法深入人心。统筹兼顾，就是要全面、辩证地考虑问题，避免片面和短视。要正确领会和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兼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及其各个环节的发展，使之相互促进、相互支撑，实现良性互动。要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要善于从各方利益结合点上考虑问题、谋划工作。要正确处理重点和一般的关系，着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以点带面。领导科学发展就需要科学的方法;方法正确了，能力的提高就会事半功倍，就能抓住关键，取得事业的大发展。广大知识界也要不断掌握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把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紧密结合起来，促进各项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深入调查研究是关键。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当前，改革发展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只有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和把握真实情况，才能在制定政策、谋划工作、解决问题时做到胸中有数。要通过调查研究，了解经济社会发展中关系全局的突出问题，了解本地区本部门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了解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利益问题，总结推广干部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好经验好办法。基层体现着百姓的疾苦，群众中蕴藏着无限的智慧;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工作方法和发展思路。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在具体实践中探索发展思路，在破解难题中增长领导才干。调查研究始终是广大知识界的重要工作方法，无论是课题研究还是服务民生，知识界都离不开调查研究这一法宝，要在工作中运用它，在实践中推介它，让调查研究的风气更加浓郁，更加富有效率。

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狠抓落实才能取得实效。只有求真务实，坚持正确的政绩观，才能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对关键环节和重点难点问题一抓到底，切实抓出成效。广大知识界要在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使中央的方针政策为广大干部群众所了解、掌握，转换落实为自觉行动。

知识界范文篇8

我把这种集体信仰称为“中国知识界的集体道德败坏症”，因为这种信仰只能表明中国知识界几乎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道义感和正义感。这种集体信仰同时还可以称为“中国知识界的集体知性低能症”，因为它表明中国知识界没有能力把握当代学术探讨的基本问题意识和隐含共识前提，这就是，今天一切人文社会知识领域的探讨几乎无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切入“每一个人和所有人都是平等自由的道德个体”这一“平等的自由”的理念－－或探讨什么因素阻碍之，或探讨什么制度安排较能接近之，或探讨这一理念本身的困难所在。但这样的自由理念，在中国知识界几乎渺无踪迹。相反，中国知识界津津乐道的其实是“不平等的自由”。尤其滑稽的是，当少数人正在疯狂掠夺多数人的财产并且日益威胁多数人的基本保障时，我们却听到许多人在那里摇头晃脑地谈什么“多数的暴政”，不知是要显耀自己刚刚知道了民主会导致多数暴政，还是想标榜自己虽还不是大款但也属于“少数”，决不属于“多数”，不然如何高人一等呢？

我想今日中国知识界不要再虚张声势地扎起一个叫做“官方”的稻草人从而来标榜自己是“民间”了，装什么腔，作什么势呢？难道中国知识界的这种市场经济主义不早就是最流通的官方硬币了吗？难道现在还有比市场经济主义更主流的意识形态吗？为什么不诚实一点，承认自己早已是一半为官方一半为大款驱走的得力马弁？为什么不拿出点勇气来深刻反省一下，现在的中国知识界到底是在利用自己的知识权力服务于少数人的“特权”，还是在伸张所有人的“权利”？

以上用“中国知识界”这一说法诚然未必适当，因为事实上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人不认同上述集体信仰。但我指的是主流倾向，并无意针对任何个人。

◆一

本文因此试图对九十年代中国保守主义提出一些初步的批判检讨。由于这种保守主义的基本论述形式并不仅仅在于市场经济主义，而且更在于以自由主义的名义贬斥民主与平等，本文因此暂不直接讨论市场经济主义等问题，而试图着重就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关系重新提出一些讨论。

自由主义与民主及平等的关系或张力是自由主义理论的老问题。泛泛而论，这一张力不可能以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方式来解决，亦即“不平等的自由”与“不自由的平等”都是不可接受的，关键因此在于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上尽可能保持这种张力的适当平衡。由于在以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自由的理念特别收到排斥，而平等的理念则至少在理论上受到认可，因此知识界特别有必要高度突出自由的首要性。这事实上也是我个人以往的主要努力所在。

但我以后日益感到这种思路的局限性。因为沿着这一思路走下去，几乎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某种“时代错乱症”（anachronism），这就是不由自主地膜拜“前民主时代”的英国自由主义即贵族自由主义，从而恰恰忽视了欧洲自由主义特别是英国自由主义在法国大革命以后逐渐走向“民主的自由主义”这一关键历史转变过程。如下面将会指出的，托克维尔当年之所以转向研究“民主在美国”，而非“自由主义在英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大革命以前的英国自由主义（常以1688年革命为象征）乃是前民主时代的自由主义，这种非民主的旧式贵族自由主义已经不足以帮助自由主义者面对民主时代提出的挑战。托克维尔由此提出民主时代的来临意味着“需要一种新的政治科学”，因为现代自由主义的“问题不在于重建贵族社会，而是要使自由从民主社会中生发出来”。换言之，自由主义在民主时代必须走向民主的自由主义。托克维尔因此高度评价并表示完全认同当时“英国激进派”（EnglishRadicals）的改革理念即：“使公民大众处于应有的统治地位并且使他们能够统治”。就此而言，我以为对今日中国更有借鉴价值的英国自由主义经验不是其1688年革命，而是其1870年代的格莱斯顿改革（GladstonianReform,1867-1895），因为只是在此以后英国才逐渐开始进入民主政治，英国政治体制也相应发生根本大变。

我把自由主义从贵族政治形态转向民主政治形态的问题称为“托克维尔问题”，因为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上，正是托克维尔第一个集中提出了扬弃贵族自由主义，走向民主自由主义的转型问题，从而迫使所有自称自由主义者的人都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你所自许的自由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主义？是非民主甚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

我在这里提出“托克维尔问题”，同时也是因为托克维尔当年思索的问题与中国知识界今日思索的问题有相当的相似性和相关性。如果说中国知识界主要是由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阵痛而检讨法国大革命对中国的影响，那么对于托克维尔而言法国大革命就意味着更直接的个体痛苦和家庭悲剧，因为托克维尔一家事实上与法国大革命有不共戴天之仇。托克维尔的曾外祖就是在革命恐怖时期挺身而出为法王路易十六担任辩护律师从而被全欧贵族奉为偶像的著名法国贵族领袖梅尔歇布（Malesherbes），辩护失败自己被送上断头台，连同托克维尔的外祖父也被一并处死；托克维尔的亲身父母则在新婚蜜月时期被革命政府逮捕判处死刑，仅仅因为在等待处决时雅各宾专政倒台才虎口余生，但托克维尔的母亲已经为此而终身神经惊恐。托克维尔从小的家庭教育氛围因此充满憎恨大革命以及缅怀被处死的国王的气氛。但托克维尔的不同寻常就在于，早在二十岁之前他就开始超越了自己家庭以及自己所属社会阶层的狭隘贵族视野和保守主义立场，而逐渐形成了他自己认同法国大革命原则的立场并终生不渝，如他在私人信件中都一再强调的：“促使我们行动的并不是个人动机，而是坚定地要求我们的原则不受任何破坏，我们的原则说到底只能是1789年大革命的原则”。正是这种立场使得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检讨绝然不同于柏克（EdmundBurke）对法国革命的全盘否定，如托克维尔后来在评价柏克时所指出，柏克对大革命的分析虽然在许多局部问题上不乏洞见，但柏克所描绘的全景却是“一幅全盘错误的图象”（afalsepicturealtogether），因为“大革命的一般品性、大革命的普遍含义，以及大革命的预兆，从而大革命的起点，完全都在柏克的视野之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柏克生活并拘囿于尚处在旧世界之中的英国，因此不能把握法国大革命的全新之处和普遍意义”。托克维尔远高出柏克之处就在于他最早慧眼独具地看出，法国大革命的真正意义乃在于它标志着“民主时代”的到来。

我以为中国知识界目前的保守主义将会导致的最大自我障蔽，即在于它将难以充分认识托克维尔意义上的“民主”问题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因为中国知识界的保守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柏克式的立场。中国知识界今天对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等问题的看法也仍然拘囿于柏克的视野内，并且是从这种被托克维尔称为“尚处在旧世界之中”的狭隘视野出发而进一步引申出对自由主义与民主等更基本问题的片面看法。尤为重要的是，托克维尔突出地强调了所谓“民主”远非只是一个政治范畴，而同时甚至首先是社会、文化、习俗，家庭、婚姻，以致知性活动方式、感性生活方式、及基本心态结构等人类生活一切方面的普遍性范畴。确切地说，托克维尔是把民主作为现代人的基本生活方式来分析和考察的，也正是这样一种考察视野，使他特别敏感地指出，民主将永不会在某一阶段或某一领域就停步不前，而将成为对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永无止境的挑战过程，如他以揶喻的口吻所言：“难道谁会以为，民主在摧毁了封建制度和打倒了国王以后，就会在中产阶级和有钱人面前退却？”

我个人以为，中国知识界近年来对革命和激进主义的反省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且开始在走向自己的反面。因为这种反省并没有使中国知识界真正加深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尤其是，它并没有促使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自由主义在现代条件下只能是民主的自由主义，反而得出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结论。例如许多人都认为，二十世纪中国完全走错了道路，原因就在于很不幸地没有走上英国道路，而是错误地模仿了法国模式。晚近以来的许多近代史研究因此往往以一种非历史的方式追问为什么近代中国人会走错了路，例如为什么中国人不要改良要革命，不走渐进走激进，不爱自由爱平等，不追求“消极自由”而狂热向往“积极自由”，等等。这种非历史的历史研究实际上只能促使中国知识界日益走向“前民主时代的自由主义”，并时时以此为名义贬低民主和平等，从而高抬保守主义甚至极端保守主义。

我认为，今天已特别有必要提出：拒绝以自由主义为名否定民主，拒绝以英国革命否定法国革命，拒绝以柏克否定卢梭，拒绝以所有这些为名否定辛亥革命以来的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和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思想史。相反，所有这些都应该从托克维尔意义上的“民主时代来临”这一广阔历史视野上来重新审视。我们需要的，不是从批判激进主义而走向拥抱保守主义，而是要同时“超越激进与保守”！

◆二

让我首先指出，目前已为中国知识界相当熟悉的柏林本人，并没有因为他对“积极自由”理念的深刻检讨就走向否定法国大革命，更没有因为他对“消极自由”的阐发就拥抱柏克的保守主义，恰恰相反，他把柏克列入反动者的行列，以致引起他的朋友们的质疑。但柏林回答：“我不能不感到自己同情法国大革命，也是在这程度上不能不对尊敬的柏克有某种厌恶之心”。原因如他所言：

“在我看来法国大革命确实唤起了人民去攻击偏见、攻击迷信、攻击蒙昧主义、攻击残忍、攻击压迫、攻击对民主的仇视，从而为各种自由而斗争。……简言之，象‘反德雷福斯案’这类传统乃直接来源于法国大革命。在法国，意识形态的分野一向可大体划分为拥护法国大革命与反对法国大革命，而那些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人都是真正的反动分子……因此，如果我必须要站队，我站在法国大革命一边，尽管所有那些荒缪与恐怖确实都与大革命同在。”

柏林在冷战结束后的这番“站队自白”真所谓黄钟大吕，振聋发聩！我认为，就中国知识界而言，1989年后许多人都不约而同地走向批判激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以及重新检讨法国革命传统和卢梭思想等，本来是非常必要的反省，但今日确实已不能不问，这种反省的水平如何，这种反省的结果又在把中国知识界引向何方？这种反省路向是否已经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亦即一方面从检讨法国革命的否面效果出发而走向全面否定法国大革命本身的正当性及其对近代中国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则把柏克对法国革命的批判当成所谓“英美自由主义”的真谛，甚至把“尊重等级制，尊重士绅精英的统治”这类“极端反自由主义”观念统统都反变成了堂而皇之、天经地义的“自由主义”观念？

正是在这一点上，柏林对柏克的批判是极其值得今日中国知识界深思的，因为这一警告事实上提醒我们，自由主义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并不等同于柏克式的保守主义批判，更不能与“反动分子”对法国革命的全盘否定同流合污。应该一方面深刻总结大革命的教训，另一方面则又以捍卫大革命的原则为己任。因此，如果说柏克仍是从旧秩序的立场来判定大革命的“不合法性”，法国自由主义则恰恰首先肯认大革命的充分“合法性”，并从这一立场来批判检讨大革命。法国自由主义的史学重镇基佐（FrancoisGuizot,1787-1874）在西方史学史上首创“文明史”这一概念来连接“过去”与“现在”，强调大革命所标示的现代性并不是与过去的全盘断裂，而恰恰是文明进展的“合法继承人”，从而以自由主义史学对“历史”的解释破除了保守主义对“历史过去”的独占解释权。基佐的父亲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送上断头台处死的并导致基佐七岁就随母亲流亡国外，但他在反驳保守主义对大革命的柏克式批判时曾有一段名言最能代表法国自由主义强调大革命“合法性”的基本立场，他说即使把大革命期间发生的所有错误甚至罪行都加起来，他仍然要说“法国大革命是可怕但合法的战斗（terriblebutlegitimatebattle），它是权利与特权之间的战斗，是法律自由与非法专横之间的战斗；惟有大革命自己才能提出节制革命的任务，也惟有大革命自己才能提出使革命纯洁化的任务。”

换言之，只有首先“站在法国大革命一边”才能真正批判检讨大革命。基佐的学生托克维尔很快把这一基本思想转换为：只有首先“站在民主一边”才能真正批判检讨民主，因为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的本质是“民主革命”，法国大革命的问题因此说到底是民主的问题。托克维尔由此拈出了“民主时代来临”这一概念：“一个伟大的民主革命正发生在我们中间……平等的逐渐扩展因此是某种命定的东西，这一扩展的主要特点是：它是普遍的、永不停歇的，而且每天都在突破人为的障碍”。

◆三

今天的读者一般不会问托克维尔当年为什么要舍近就远，不去英国考察自由主义，却要去美国考察民主？换言之，托克维尔为什么要写“民主在美国”，为什么不是“自由主义在英国”？事实上这一问题不但对了解托克维尔的思路极为关键，而且对了解自由主义本身的发展都非常重要。就托克维尔而言，他把视野转向美国首先就是因为他认为，对于大革命以后的法国和欧洲，所谓英国光荣革命模式并不具有示范作用，恰恰相反，在他看来英国以往的革命由于是前民主时代的，因此只具有地方性、局部性的意义，法国革命则具有世界性、普遍性，因此他认为今后的问题并不是法国要效法英国，而是英国迟早要走上法国的路，惟一的问题只在于英国是否能避免法国那种狂风暴雨的形式。他在考察当时英国的改革后由此指出，英国在1832年“改革法案”以来的变革不同于英国以往的革命之处就在于它已经是欧洲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其实质是法国革命在英国的延续。

这里应当指出，目前相当流行的所谓“英美自由主义”这个概念乃是一个非常含混而且不乏误导性的术语，因为它极大地模糊了英国和美国之间的重大差异。首先，就托克维尔时代而言，没有人会把英国和美国看成是同一类型，而是普遍被看成代表完全不同以致相反的政治方向，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了解托克维尔考察美国的历史意义；其次，在英国1870年改革进入民主政治以后，英国和美国恰恰代表民主政体内的两大极端，即美国是所谓“纯粹总统制”，而英国则是“纯粹议会制”。这一差异绝非无足轻重之事，而是深刻影响两国从制度安排到思想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例如所谓“三权分立”人们常以为是民主政治的普遍制度安排，其实只是美国总统制下的制度，而决非英国“议会至上”制度下的安排。总之，泛泛空谈所谓“英美自由主义”只能使人一切都不甚了了。

这里更需要强调的是，在托克维尔的时代，美国和英国事实上代表两种非常不同的政治选择。在法国大革命以后，法国以致欧洲的一般思想氛围就象今日中国思想界，充满了关于英国模式和法国模式的比较，充满了以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为样板的向往。柏克对法国革命的批判在当时尤其对整个欧洲都具有笼罩性的影响，人们几乎很自然地都以英国为模式来思考欧洲在大革命以后的重建问题。因此，如果托克维尔也是这样看问题，那么他也就根本不必去考察美国的“民主”，而应该去考察英国的自由主义。但托克维尔恰恰从很早开始就非常怀疑当时这种言必称英国的倾向，并在他访美以前写下的重要长文“英国历史反思”中得出了自己的基本结论。意味深长的是，托克维尔在那里给予正面评价的是英国1640年革命，而对1688年革命即所谓“英国光荣革命”的评价却是否定性的，因为他认为1640年革命是英国平民的胜利并建立了共和，1688年革命则是封建贵族的回潮，从而使1640年革命成为未完成的革命，因此在该文结束前他特别表示他看不出当时法国人期待法国的1688年革命有什么益处，并说他在总结了英国史后反觉得“更加骄傲自己出生在海峡的这一边（即法国）”。毫不奇怪，两年后法国爆发七月革命，当许多自由派都将之看成是法国的1688年革命时，托克维尔却以更加认定“英国不足以被看成样板”的心情离法赴美。

这里尤可一提的是，托克维尔在访美归来后，在正式动手写《民主在美国》以前，终于下决心非亲赴英伦考察以后才能下笔，以便印证他的基本信念，即贵族自由主义制度即使在英国也已不可能再持存下去。这次考察的结果完全证实了他的预感，即英国本身已处在民主革命的漩涡中。托克维尔访英回来后，再无犹豫，开始全力投入《民主在美国》的写作。

这里有必要指出，托克维尔这本名著的书名不宜译为《美国的民主》，而只能译为《民主在美国》，因为正如托克维尔特别强调的，他这本书要表述的只有“一个思想”（asinglethought），这就是：“在全世界范围，民主都在不可抗拒地普遍来临”。换言之，托克维尔的中心问题首先是民主时代的来临问题，并强调民主问题将是“普遍而持久的”（universalandpermanent），惟其如此，他才反覆强调，他这本书要提出的问题“并非仅关美国，而是与全世界相关；并非关乎一个民族，而是关乎全人类。”民主“在美国”的情况之所以特别引起他的兴趣是因为他认为，“民主时代”来到欧洲无一例外要以摧毁贵族制度为前提，从而以“民主革命”为必经阶段，美国则因为历史短暂是一个没有“贵族时代”的国家，因此“民主在美国”的独一无二性就在于它不需要以推翻贵族制度为前提从而避免了欧洲那种民主革命。托克维尔认为，由于民主在欧洲是伴随革命而来，因此许多人已习惯于认为民主与动乱及革命之间有某种必然联系，而他对美国的考察则要告诉人们，民主带来的动乱只是在转型时期的暂时现象而非民主的本质，因为民主与革命的真正关系毋宁是：民主越发达，动乱越少，革命越不可能。

◆四

我们知道，托克维尔决不是“民主万能论者”，相反，他着重的是民主时代来临的不可避免性及其结果的多重复杂性。他预见到他对民主的分析既可以被用来辩护民主又可以被用来反对民主，因此说他自己毋宁怀有一种双重目的，即希望那些拥护民主的人不要把民主想得那么美好，而那些反对民主的人不要把民主想得那么可怕，如果“前者少一些狂热，后者少一些抵制，那么社会或许可以更和平地走向它必然要抵达的命运终点。”本文不可能详加讨论托克维尔的民主理论，但希望在这里指出其最基本之点，即他所谓“民主”的对立面是指“贵族制”（aristocracy），而非泛泛与专制相对而言。事实上托克维尔的所有论述都建立在一个非常基本的分析构架上，即民主制与贵族制的对反。因为在他看来正是这种作为与贵族制相对立意义上的“民主”才是现代最根本的问题性所在。因此他把“民主”主要看成是一种“现代”特有的状况，认为古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都不是民主制，而只是“贵族共和国”。因为就所谓“古代最民主的”雅典而言，“公民”本身就是一种特权的标志：“三十五万以上的总人口中只有二万人是公民，其他都是奴隶”；而在罗马，所谓“大户”（patricians）和“平民”（plebeians）的斗争在托克维尔看来只是同一大家庭内部之争，因为“他们全都属于贵族阶层”。他因此强调，古代所谓的“人民”本身就是指贵族，其含义与现代所谓“人民”乃截然不同。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现代性的最大挑战在托克维尔看来恰恰就在于，现在每一个人都要求被作为平等的个体来对待，这是古希腊罗马人在理论上就不能接受，而中古基督教则只能在理论上承认但无法落实在“现世”而只能寄予“彼岸”。欧洲旧式贵族自由主义不再能适应民主时代的原因也就在于它乃以“不平等的自由”为基础，即自由只是少数人的特权，而非每个人的权利。而“民主时代”即现代的根本诉求恰恰在于它只承认“平等的自由”（equalfreedom），即自由必须是每一个人的自由，而且这种每个人的平等权利日益成为人们在一切领域一切方面的诉求。

托克维尔对民主理论的重大发展，在于他不象以往那样单纯把民主看作一种政体形式，而是把民主看成是从政治、法律、社会构成一直到人的思想、情感、心态、以致文化和学术活动方式等一切领域一切方面都将发生的一种深刻变化。晚近十余年来托克维尔在西方学界受到的重视日益有超出其他经典思想家的趋势，其原因实际也在于，托克维尔指出的这种民主永不会停步的特性，即使在西方也只是在本世纪后半叶才变得越来越突出。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女性主义的挑战等等，事实上都是托克维尔所谓“文化民主化”问题的日益尖锐化表现，从而也就使“民主”的问题在今天更加复杂化了。托克维尔的中心关切是他所谓“民主人”（democraticman）即现代人的基本“心态”即追求“各种条件的平等”的强烈“欲望”与民主社会的“制度”之间的持续张力。但他指出，现代“民主”的一个悖论在于，当“民主”即“各种条件的平等”不断进入所有其他领域时，民主却可能在“政治”领域反而停步不前。正是在这里托克维尔提出了他著名的关于民主时代的人爱平等远甚于爱自由的理论。托克维尔这里所强调的“自由”恰恰是“积极自由”（即政治参与的自由）。

贡斯当已经指出，法国大革命的重大失误之一在于革命者仍从亚理斯多德观点出发把人看成“政治的动物”，从而把“自由”主要理解为“政治自由”即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由此忽视了“现代人”所向往的“自由”首先是私人生活的自由和个人权利的保障。贡斯当因此强调，“古代自由”的危险就在于它以公共政治生活吞没了个人生活的空间，但他同时强调，“现代自由的危险则在于，由于人们一味沉浸于享受自己的私人生活和追求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他们太轻易地放弃了分享政治权力这一本属于他们的政治权利。”换言之，现代社会有两种危险，即社会生活的“过度政治化”（overpoliticization）和“过度私人化”（overprivatization），而且常常是从前者转向后者，例如法国大革命期间是“过度政治化”，导致人人厌恶政治而走向“过度私人化”从而有拿坡伦的上台。贡斯当由此突出强调，第一，私人生活的自由乃以政治自由为保障，如果公民们都不参与政治从而放弃有效制约公共权力，那么归根结底私人生活的自由是没有保障的；第二，一个民族的伟大素质只有其公民充分参与行使政治权力才能发展起来，因为“政治自由扩大人的精神境界，提高人的思想层次，并型塑该国公民的一种群体性知性素质从而奠定该民族的光荣和昌盛。”因此，所谓私人生活的自由与政治参与的自由这所谓“两种自由”的关系，在贡斯当看来决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重要的是“要学会把两种自由结合起来”。

知识界范文篇9

我把这种集体信仰称为“中国知识界的集体道德败坏症”，因为这种信仰只能表明中国知识界几乎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道义感和正义感。这种集体信仰同时还可以称为“中国知识界的集体知性低能症”，因为它表明中国知识界没有能力把握当代学术探讨的基本问题意识和隐含共识前提，这就是，今天一切人文社会知识领域的探讨几乎无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切入“每一个人和所有人都是平等自由的道德个体”这一“平等的自由”的理念－－或探讨什么因素阻碍之，或探讨什么制度安排较能接近之，或探讨这一理念本身的困难所在。但这样的自由理念，在中国知识界几乎渺无踪迹。相反，中国知识界津津乐道的其实是“不平等的自由”。尤其滑稽的是，当少数人正在疯狂掠夺多数人的财产并且日益威胁多数人的基本保障时，我们却听到许多人在那里摇头晃脑地谈什么“多数的暴政”，不知是要显耀自己刚刚知道了民主会导致多数暴政，还是想标榜自己虽还不是大款但也属于“少数”，决不属于“多数”，不然如何高人一等呢？

我想今日中国知识界不要再虚张声势地扎起一个叫做“官方”的稻草人从而来标榜自己是“民间”了，装什么腔，作什么势呢？难道中国知识界的这种市场经济主义不早就是最流通的官方硬币了吗？难道现在还有比市场经济主义更主流的意识形态吗？为什么不诚实一点，承认自己早已是一半为官方一半为大款驱走的得力马弁？为什么不拿出点勇气来深刻反省一下，现在的中国知识界到底是在利用自己的知识权力服务于少数人的“特权”，还是在伸张所有人的“权利”？

以上用“中国知识界”这一说法诚然未必适当，因为事实上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人不认同上述集体信仰。但我指的是主流倾向，并无意针对任何个人。

一、本文因此试图对九十年代中国保守主义提出一些初步的批判检讨。由于这种保守主义的基本论述形式并不仅仅在于市场经济主义，而且更在于以自由主义的名义贬斥民主与平等，本文因此暂不直接讨论市场经济主义等问题，而试图着重就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关系重新提出一些讨论。

自由主义与民主及平等的关系或张力是自由主义理论的老问题。泛泛而论，这一张力不可能以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方式来解决，亦即“不平等的自由”与“不自由的平等”都是不可接受的，关键因此在于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上尽可能保持这种张力的适当平衡。由于在以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自由的理念特别收到排斥，而平等的理念则至少在理论上受到认可，因此知识界特别有必要高度突出自由的首要性。这事实上也是我个人以往的主要努力所在。

但我以后日益感到这种思路的局限性。因为沿着这一思路走下去，几乎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某种“时代错乱症”（anachronism），这就是不由自主地膜拜“前民主时代”的英国自由主义即贵族自由主义，从而恰恰忽视了欧洲自由主义特别是英国自由主义在法国大革命以后逐渐走向“民主的自由主义”这一关键历史转变过程。如下面将会指出的，托克维尔当年之所以转向研究“民主在美国”，而非“自由主义在英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大革命以前的英国自由主义（常以1688年革命为象征）乃是前民主时代的自由主义，这种非民主的旧式贵族自由主义已经不足以帮助自由主义者面对民主时代提出的挑战。托克维尔由此提出民主时代的来临意味着“需要一种新的政治科学”，因为现代自由主义的“问题不在于重建贵族社会，而是要使自由从民主社会中生发出来”。换言之，自由主义在民主时代必须走向民主的自由主义。托克维尔因此高度评价并表示完全认同当时“英国激进派”（EnglishRadicals）的改革理念即：“使公民大众处于应有的统治地位并且使他们能够统治”。就此而言，我以为对今日中国更有借鉴价值的英国自由主义经验不是其1688年革命，而是其1870年代的格莱斯顿改革（GladstonianReform,1867-1895），因为只是在此以后英国才逐渐开始进入民主政治，英国政治体制也相应发生根本大变。

我把自由主义从贵族政治形态转向民主政治形态的问题称为“托克维尔问题”，因为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上，正是托克维尔第一个集中提出了扬弃贵族自由主义，走向民主自由主义的转型问题，从而迫使所有自称自由主义者的人都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你所自许的自由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主义？是非民主甚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

我在这里提出“托克维尔问题”，同时也是因为托克维尔当年思索的问题与中国知识界今日思索的问题有相当的相似性和相关性。如果说中国知识界主要是由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阵痛而检讨法国大革命对中国的影响，那么对于托克维尔而言法国大革命就意味着更直接的个体痛苦和家庭悲剧，因为托克维尔一家事实上与法国大革命有不共戴天之仇。托克维尔的曾外祖就是在革命恐怖时期挺身而出为法王路易十六担任辩护律师从而被全欧贵族奉为偶像的著名法国贵族领袖梅尔歇布（Malesherbes），辩护失败自己被送上断头台，连同托克维尔的外祖父也被一并处死；托克维尔的亲身父母则在新婚蜜月时期被革命政府逮捕判处死刑，仅仅因为在等待处决时雅各宾专政倒台才虎口余生，但托克维尔的母亲已经为此而终身神经惊恐。托克维尔从小的家庭教育氛围因此充满憎恨大革命以及缅怀被处死的国王的气氛。但托克维尔的不同寻常就在于，早在二十岁之前他就开始超越了自己家庭以及自己所属社会阶层的狭隘贵族视野和保守主义立场，而逐渐形成了他自己认同法国大革命原则的立场并终生不渝，如他在私人信件中都一再强调的：“促使我们行动的并不是个人动机，而是坚定地要求我们的原则不受任何破坏，我们的原则说到底只能是1789年大革命的原则”。正是这种立场使得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检讨绝然不同于柏克（EdmundBurke）对法国革命的全盘否定，如托克维尔后来在评价柏克时所指出，柏克对大革命的分析虽然在许多局部问题上不乏洞见，但柏克所描绘的全景却是“一幅全盘错误的图象”（afalsepicturealtogether），因为“大革命的一般品性、大革命的普遍含义，以及大革命的预兆，从而大革命的起点，完全都在柏克的视野之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柏克生活并拘囿于尚处在旧世界之中的英国，因此不能把握法国大革命的全新之处和普遍意义”。托克维尔远高出柏克之处就在于他最早慧眼独具地看出，法国大革命的真正意义乃在于它标志着“民主时代”的到来。

我以为中国知识界目前的保守主义将会导致的最大自我障蔽，即在于它将难以充分认识托克维尔意义上的“民主”问题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因为中国知识界的保守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柏克式的立场。中国知识界今天对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等问题的看法也仍然拘囿于柏克的视野内，并且是从这种被托克维尔称为“尚处在旧世界之中”的狭隘视野出发而进一步引申出对自由主义与民主等更基本问题的片面看法。尤为重要的是，托克维尔突出地强调了所谓“民主”远非只是一个政治范畴，而同时甚至首先是社会、文化、习俗，家庭、婚姻，以致知性活动方式、感性生活方式、及基本心态结构等人类生活一切方面的普遍性范畴。确切地说，托克维尔是把民主作为现代人的基本生活方式来分析和考察的，也正是这样一种考察视野，使他特别敏感地指出，民主将永不会在某一阶段或某一领域就停步不前，而将成为对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永无止境的挑战过程，如他以揶喻的口吻所言：“难道谁会以为，民主在摧毁了封建制度和打倒了国王以后，就会在中产阶级和有钱人面前退却？”

我个人以为，中国知识界近年来对革命和激进主义的反省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且开始在走向自己的反面。因为这种反省并没有使中国知识界真正加深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尤其是，它并没有促使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自由主义在现代条件下只能是民主的自由主义，反而得出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结论。例如许多人都认为，二十世纪中国完全走错了道路，原因就在于很不幸地没有走上英国道路，而是错误地模仿了法国模式。晚近以来的许多近代史研究因此往往以一种非历史的方式追问为什么近代中国人会走错了路，例如为什么中国人不要改良要革命，不走渐进走激进，不爱自由爱平等，不追求“消极自由”而狂热向往“积极自由”，等等。这种非历史的历史研究实际上只能促使中国知识界日益走向“前民主时代的自由主义”，并时时以此为名义贬低民主和平等，从而高抬保守主义甚至极端保守主义。

我认为，今天已特别有必要提出：拒绝以自由主义为名否定民主，拒绝以英国革命否定法国革命，拒绝以柏克否定卢梭，拒绝以所有这些为名否定辛亥革命以来的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和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思想史。相反，所有这些都应该从托克维尔意义上的“民主时代来临”这一广阔历史视野上来重新审视。我们需要的，不是从批判激进主义而走向拥抱保守主义，而是要同时“超越激进与保守”！

二、让我首先指出，目前已为中国知识界相当熟悉的柏林本人，并没有因为他对“积极自由”理念的深刻检讨就走向否定法国大革命，更没有因为他对“消极自由”的阐发就拥抱柏克的保守主义，恰恰相反，他把柏克列入反动者的行列，以致引起他的朋友们的质疑。但柏林回答：“我不能不感到自己同情法国大革命，也是在这程度上不能不对尊敬的柏克有某种厌恶之心”。原因如他所言：

“在我看来法国大革命确实唤起了人民去攻击偏见、攻击迷信、攻击蒙昧主义、攻击残忍、攻击压迫、攻击对民主的仇视，从而为各种自由而斗争。……简言之，象‘反德雷福斯案’这类传统乃直接来源于法国大革命。在法国，意识形态的分野一向可大体划分为拥护法国大革命与反对法国大革命，而那些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人都是真正的反动分子……因此，如果我必须要站队，我站在法国大革命一边，尽管所有那些荒缪与恐怖确实都与大革命同在。”

柏林在冷战结束后的这番“站队自白”真所谓黄钟大吕，振聋发聩！我认为，就中国知识界而言，1989年后许多人都不约而同地走向批判激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以及重新检讨法国革命传统和卢梭思想等，本来是非常必要的反省，但今日确实已不能不问，这种反省的水平如何，这种反省的结果又在把中国知识界引向何方？这种反省路向是否已经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亦即一方面从检讨法国革命的否面效果出发而走向全面否定法国大革命本身的正当性及其对近代中国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则把柏克对法国革命的批判当成所谓“英美自由主义”的真谛，甚至把“尊重等级制，尊重士绅精英的统治”这类“极端反自由主义”观念统统都反变成了堂而皇之、天经地义的“自由主义”观念？

正是在这一点上，柏林对柏克的批判是极其值得今日中国知识界深思的，因为这一警告事实上提醒我们，自由主义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并不等同于柏克式的保守主义批判，更不能与“反动分子”对法国革命的全盘否定同流合污。应该一方面深刻总结大革命的教训，另一方面则又以捍卫大革命的原则为己任。因此，如果说柏克仍是从旧秩序的立场来判定大革命的“不合法性”，法国自由主义则恰恰首先肯认大革命的充分“合法性”，并从这一立场来批判检讨大革命。法国自由主义的史学重镇基佐（FrancoisGuizot,1787-1874）在西方史学史上首创“文明史”这一概念来连接“过去”与“现在”，强调大革命所标示的现代性并不是与过去的全盘断裂，而恰恰是文明进展的“合法继承人”，从而以自由主义史学对“历史”的解释破除了保守主义对“历史过去”的独占解释权。基佐的父亲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送上断头台处死的并导致基佐七岁就随母亲流亡国外，但他在反驳保守主义对大革命的柏克式批判时曾有一段名言最能代表法国自由主义强调大革命“合法性”的基本立场，他说即使把大革命期间发生的所有错误甚至罪行都加起来，他仍然要说“法国大革命是可怕但合法的战斗（terriblebutlegitimatebattle），它是权利与特权之间的战斗，是法律自由与非法专横之间的战斗；惟有大革命自己才能提出节制革命的任务，也惟有大革命自己才能提出使革命纯洁化的任务。”

换言之，只有首先“站在法国大革命一边”才能真正批判检讨大革命。基佐的学生托克维尔很快把这一基本思想转换为：只有首先“站在民主一边”才能真正批判检讨民主，因为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的本质是“民主革命”，法国大革命的问题因此说到底是民主的问题。托克维尔由此拈出了“民主时代来临”这一概念：“一个伟大的民主革命正发生在我们中间……平等的逐渐扩展因此是某种命定的东西，这一扩展的主要特点是：它是普遍的、永不停歇的，而且每天都在突破人为的障碍”。

三、今天的读者一般不会问托克维尔当年为什么要舍近就远，不去英国考察自由主义，却要去美国考察民主？换言之，托克维尔为什么要写“民主在美国”，为什么不是“自由主义在英国”？事实上这一问题不但对了解托克维尔的思路极为关键，而且对了解自由主义本身的发展都非常重要。就托克维尔而言，他把视野转向美国首先就是因为他认为，对于大革命以后的法国和欧洲，所谓英国光荣革命模式并不具有示范作用，恰恰相反，在他看来英国以往的革命由于是前民主时代的，因此只具有地方性、局部性的意义，法国革命则具有世界性、普遍性，因此他认为今后的问题并不是法国要效法英国，而是英国迟早要走上法国的路，惟一的问题只在于英国是否能避免法国那种狂风暴雨的形式。他在考察当时英国的改革后由此指出，英国在1832年“改革法案”以来的变革不同于英国以往的革命之处就在于它已经是欧洲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其实质是法国革命在英国的延续。

这里应当指出，目前相当流行的所谓“英美自由主义”这个概念乃是一个非常含混而且不乏误导性的术语，因为它极大地模糊了英国和美国之间的重大差异。首先，就托克维尔时代而言，没有人会把英国和美国看成是同一类型，而是普遍被看成代表完全不同以致相反的政治方向，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了解托克维尔考察美国的历史意义；其次，在英国1870年改革进入民主政治以后，英国和美国恰恰代表民主政体内的两大极端，即美国是所谓“纯粹总统制”，而英国则是“纯粹议会制”。这一差异绝非无足轻重之事，而是深刻影响两国从制度安排到思想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例如所谓“三权分立”人们常以为是民主政治的普遍制度安排，其实只是美国总统制下的制度，而决非英国“议会至上”制度下的安排。总之，泛泛空谈所谓“英美自由主义”只能使人一切都不甚了了。

这里更需要强调的是，在托克维尔的时代，美国和英国事实上代表两种非常不同的政治选择。在法国大革命以后，法国以致欧洲的一般思想氛围就象今日中国思想界，充满了关于英国模式和法国模式的比较，充满了以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为样板的向往。柏克对法国革命的批判在当时尤其对整个欧洲都具有笼罩性的影响，人们几乎很自然地都以英国为模式来思考欧洲在大革命以后的重建问题。因此，如果托克维尔也是这样看问题，那么他也就根本不必去考察美国的“民主”，而应该去考察英国的自由主义。但托克维尔恰恰从很早开始就非常怀疑当时这种言必称英国的倾向，并在他访美以前写下的重要长文“英国历史反思”中得出了自己的基本结论。意味深长的是，托克维尔在那里给予正面评价的是英国1640年革命，而对1688年革命即所谓“英国光荣革命”的评价却是否定性的，因为他认为1640年革命是英国平民的胜利并建立了共和，1688年革命则是封建贵族的回潮，从而使1640年革命成为未完成的革命，因此在该文结束前他特别表示他看不出当时法国人期待法国的1688年革命有什么益处，并说他在总结了英国史后反觉得“更加骄傲自己出生在海峡的这一边（即法国）”。毫不奇怪，两年后法国爆发七月革命，当许多自由派都将之看成是法国的1688年革命时，托克维尔却以更加认定“英国不足以被看成样板”的心情离法赴美。

这里尤可一提的是，托克维尔在访美归来后，在正式动手写《民主在美国》以前，终于下决心非亲赴英伦考察以后才能下笔，以便印证他的基本信念，即贵族自由主义制度即使在英国也已不可能再持存下去。这次考察的结果完全证实了他的预感，即英国本身已处在民主革命的漩涡中。托克维尔访英回来后，再无犹豫，开始全力投入《民主在美国》的写作。

这里有必要指出，托克维尔这本名著的书名不宜译为《美国的民主》，而只能译为《民主在美国》，因为正如托克维尔特别强调的，他这本书要表述的只有“一个思想”（asinglethought），这就是：“在全世界范围，民主都在不可抗拒地普遍来临”。换言之，托克维尔的中心问题首先是民主时代的来临问题，并强调民主问题将是“普遍而持久的”（universalandpermanent），惟其如此，他才反覆强调，他这本书要提出的问题“并非仅关美国，而是与全世界相关；并非关乎一个民族，而是关乎全人类。”民主“在美国”的情况之所以特别引起他的兴趣是因为他认为，“民主时代”来到欧洲无一例外要以摧毁贵族制度为前提，从而以“民主革命”为必经阶段，美国则因为历史短暂是一个没有“贵族时代”的国家，因此“民主在美国”的独一无二性就在于它不需要以推翻贵族制度为前提从而避免了欧洲那种民主革命。托克维尔认为，由于民主在欧洲是伴随革命而来，因此许多人已习惯于认为民主与动乱及革命之间有某种必然联系，而他对美国的考察则要告诉人们，民主带来的动乱只是在转型时期的暂时现象而非民主的本质，因为民主与革命的真正关系毋宁是：民主越发达，动乱越少，革命越不可能。

四、我们知道，托克维尔决不是“民主万能论者”，相反，他着重的是民主时代来临的不可避免性及其结果的多重复杂性。他预见到他对民主的分析既可以被用来辩护民主又可以被用来反对民主，因此说他自己毋宁怀有一种双重目的，即希望那些拥护民主的人不要把民主想得那么美好，而那些反对民主的人不要把民主想得那么可怕，如果“前者少一些狂热，后者少一些抵制，那么社会或许可以更和平地走向它必然要抵达的命运终点。”本文不可能详加讨论托克维尔的民主理论，但希望在这里指出其最基本之点，即他所谓“民主”的对立面是指“贵族制”（aristocracy），而非泛泛与专制相对而言。事实上托克维尔的所有论述都建立在一个非常基本的分析构架上，即民主制与贵族制的对反。因为在他看来正是这种作为与贵族制相对立意义上的“民主”才是现代最根本的问题性所在。因此他把“民主”主要看成是一种“现代”特有的状况，认为古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都不是民主制，而只是“贵族共和国”。因为就所谓“古代最民主的”雅典而言，“公民”本身就是一种特权的标志：“三十五万以上的总人口中只有二万人是公民，其他都是奴隶”；而在罗马，所谓“大户”（patricians）和“平民”（plebeians）的斗争在托克维尔看来只是同一大家庭内部之争，因为“他们全都属于贵族阶层”。他因此强调，古代所谓的“人民”本身就是指贵族，其含义与现代所谓“人民”乃截然不同。

现代性的最大挑战在托克维尔看来恰恰就在于，现在每一个人都要求被作为平等的个体来对待，这是古希腊罗马人在理论上就不能接受，而中古基督教则只能在理论上承认但无法落实在“现世”而只能寄予“彼岸”。欧洲旧式贵族自由主义不再能适应民主时代的原因也就在于它乃以“不平等的自由”为基础，即自由只是少数人的特权，而非每个人的权利。而“民主时代”即现代的根本诉求恰恰在于它只承认“平等的自由”（equalfreedom），即自由必须是每一个人的自由，而且这种每个人的平等权利日益成为人们在一切领域一切方面的诉求。

托克维尔对民主理论的重大发展，在于他不象以往那样单纯把民主看作一种政体形式，而是把民主看成是从政治、法律、社会构成一直到人的思想、情感、心态、以致文化和学术活动方式等一切领域一切方面都将发生的一种深刻变化。晚近十余年来托克维尔在西方学界受到的重视日益有超出其他经典思想家的趋势，其原因实际也在于，托克维尔指出的这种民主永不会停步的特性，即使在西方也只是在本世纪后半叶才变得越来越突出。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女性主义的挑战等等，事实上都是托克维尔所谓“文化民主化”问题的日益尖锐化表现，从而也就使“民主”的问题在今天更加复杂化了。托克维尔的中心关切是他所谓“民主人”（democraticman）即现代人的基本“心态”即追求“各种条件的平等”的强烈“欲望”与民主社会的“制度”之间的持续张力。但他指出，现代“民主”的一个悖论在于，当“民主”即“各种条件的平等”不断进入所有其他领域时，民主却可能在“政治”领域反而停步不前。正是在这里托克维尔提出了他著名的关于民主时代的人爱平等远甚于爱自由的理论。托克维尔这里所强调的“自由”恰恰是“积极自由”（即政治参与的自由）。

贡斯当已经指出，法国大革命的重大失误之一在于革命者仍从亚理斯多德观点出发把人看成“政治的动物”，从而把“自由”主要理解为“政治自由”即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由此忽视了“现代人”所向往的“自由”首先是私人生活的自由和个人权利的保障。贡斯当因此强调，“古代自由”的危险就在于它以公共政治生活吞没了个人生活的空间，但他同时强调，“现代自由的危险则在于，由于人们一味沉浸于享受自己的私人生活和追求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他们太轻易地放弃了分享政治权力这一本属于他们的政治权利。”换言之，现代社会有两种危险，即社会生活的“过度政治化”（overpoliticization）和“过度私人化”（overprivatization），而且常常是从前者转向后者，例如法国大革命期间是“过度政治化”，导致人人厌恶政治而走向“过度私人化”从而有拿坡伦的上台。贡斯当由此突出强调，第一，私人生活的自由乃以政治自由为保障，如果公民们都不参与政治从而放弃有效制约公共权力，那么归根结底私人生活的自由是没有保障的；第二，一个民族的伟大素质只有其公民充分参与行使政治权力才能发展起来，因为“政治自由扩大人的精神境界，提高人的思想层次，并型塑该国公民的一种群体性知性素质从而奠定该民族的光荣和昌盛。”因此，所谓私人生活的自由与政治参与的自由这所谓“两种自由”的关系，在贡斯当看来决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重要的是“要学会把两种自由结合起来”。

知识界范文篇10

关键词：解构主义政治学中国知识界

结构主义曾经以其完整的、稳定的结构和功能为西方语境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但随着人们对于社会和政治的认识上的加深，西方思想陷入迷惘、失望和忧愤之中。以萨特为代表的传统人文主义，面对现实的境遇无可奈何，无奈地把人化作“无用的激情”。然而，自法国“五月风暴”之后，西方语境出现了反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后现代的景观。作为后现代景观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对文学、哲学、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显然，六十年代的西方发生的一次次意味深长的精神裂变，其征兆是思想的迷乱和言辞的变乱。这次“动变”褪去喧嚣而成为淡远的风景，空前震荡着传统教育体制和现代技术政治，及其依存的文化理念和生活信念。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的出现，开始了西方“政治学”新的发展方向，同时对世界政治、哲学思潮、以及人的思维方式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德里达在《一篇论文的时间》中写道，“‘解构’主要不是一个哲学、诗、神学或者说意识形态方面的术语，而是牵涉到意义、惯例、法律、权威、价值等等最终没有形成可能的问题。”①美国学者一般把这段历史称为“后结构主义”时代，本文认为至法国“五月风暴”之后，一种新的哲学思想出现，并对后来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一系列的“后现代景观”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从哲学的高度为后来或者同时期的思潮启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影响也波及到政治领域。“解构”一词不在属于哪一个领域，也不再属于哪一个地域，而是属于我们人类自身。中国本身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研究“解构主义”，也就是认识中国，尤其是解构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中国知识界。

一、西方解构主义的“政治”及“政治学”

法国的“五月风暴”以及后来出现的一系列的运动，为“结构主义”敲响了丧钟，也同时彻底地改变了西方学术思想的发展格局。德里达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五月风暴”呈现了“历史性和政治性的视野”，给知识和权利带来了它所曾未有过的急迫的尖锐的政治意义。然而，“解构主义的政治倾向并不像它外在表现得那样明晰，这主要是因为解构主义作为一股哲学思潮在政治上一直有着两张面孔，一是埋首于语言问题、脱离政治实践；一是充满叛逆精神，具有强烈左翼色彩。”②认识西方的“解构主义”，我觉得在德里达的哲学和文学批评实践中，首先要区分两个“政治”和“政治学”的内含。

1、西方的“政治”与西方的“政治学”。

对于“解构主义”而言，解构主义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亦不仅是在哪一个具体领域具有普适性。解构主义者所理解的“政治”不再是一个狭隘的概念、某一个国家的统治形式，或者是一系列简单罗列的方针和外交政策等等。德里达常常把他们在哲学学科方面的努力紧密地与关系着各个民族和国家发展的态势联系起来，从而让社会科学的研究具有普适的“政治学”特征。

从柏拉图时代开始“政治关怀”的这种哲学传统源远流长。柏拉图的《理想国》，可以说是一本哲学论著，同时也是一本“政治学”特征明显的政治学著作。黑格尔的很多哲学著作本身也是为了当时整个德国的统一，形成所谓的“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当“结构主义”在人们的政治生活中不能发挥有效的功能时，“解构主义”的哲学思潮就应时而生。如果把其仅仅看成一个政治性的症候的话，未免就狭隘了。它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政治运动，而是由政治而催发的一个在人类所有领域发生一场“精神裂变”。于是，巴尔特用《恋人絮语》摧毁了功能和整体；福柯在《知识考古学》、《性史》中，探求人类普适的知识谱系；而解构主义的大师德里达也在《论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中出于对文字和语言的偏爱，在后现代语境中入思、运思、言说和书写。这些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从历史的语境中汲取了政治情愫和获得了反叛动机，让他们的文字“像一阵知识狂潮”，“似乎每一个人都受到感染”。“解构主义”在其出现初期（更准确地说，是在德里达的初期）解构主义的主题很少涉及政治的，德里达也与政治学没有多少关联。但是细心的人们会发现这几年的德里达的左翼色彩非常浓厚。我们看一下他最近出的书，《马克思的幽灵》、《往返莫斯科》、《友谊政治学》、《万国世界主义者，尚在努力》等等几本书，无不关涉政治学的领域，从而使解构主义理论走出象牙塔，步入了有着人类解放意义的政治实践。

2、德里达的政治性特征。

一是与同时兴起的社会政治背景同呼吸、共命运。

1968年10月在纽约的法美哲学家学术研讨会上所题为《人类的末世=目的》说，“任何哲学性学术研讨会，也有其必然的政治性意义。”③作为该演讲的政治背景,是想促使人们注意哲学的国籍问题、民主主义的形式性问题、越南和平谈判和反战运动、公民权运动和马丁博士被杀、法国的“五月风暴”。对于德里达而言，所谓“政治学”特征超越了狭义“政治”和满足“政治化”的感觉，也就是与超越政治的言行不断进行“交涉”的场面。“德里达就是通过与超越政治的言行不断谈判来思考政治的必然性，来选择‘行动’的，由此提出‘政治化没有止境’的看法；另一方面他也批判‘沾沾自喜’意识持有者们那种单纯朴素的‘政治主义’，从而显示出独自的态度。”④

解构主义颠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想与现存的等级秩序的理论和实践，对于同时代的其它哲学思潮都有着同样的影响，他们似乎与解构主义思潮不谋而合。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为以巴特勒为代表的后女性主义批判传统女性主义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尤其为其提供了反抗父权制统治的思想武器与方法论工具。利奥塔所倡导的后现代主义本身可以就说是“解构主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詹姆逊、哈贝马斯等捍卫的西方马克斯主义者所批判的本身就是对于西方“逻格斯中心主义”的一种现实的“解构”。像拉康本人既是一个忠实的马克斯主义者，又是解构主义的重要代表。可见，解构主义与后现代语境下的其它思潮有着天然的联系和承接关系。

二是解构主义本身所呈现的复杂的理论倾向。

德里达出于对文学的偏爱，更多地是在文学的领域里进行的，但是这种阅读和批评的策略也成为其它领域里惯用的思考模式和批判模式。“解构主义”在其出现的初期并不鲜明地提出其政治目的。而是基于对文学、哲学等实践领域的批判的基础上，从而构建德里达的思想体系。如果这么简单地来看待“解构主义”的话，我们就不能更深层次的把握“解构主义”思想的复杂性。显然这些实践的背面都有着一个鲜明的时代背景，就是对于政治地位的觉醒和呼呼。尤其是德里达本人在近几年发表的众多著作中与政治学的联系可谓是如日中天。

德里达的真正面目在阐述之中，而且他的思想本身就是不断地发展和变化。这种所谓的意义上的“异延”性，以及需要通过“补充”的方式找到文本阅读的“痕迹”，恰恰是德里达哲学思想的确证，从言语的“书写”到思想的“延异”与“在场”的践行的方式、每一个细节上无不烙印着两个字“解构”，正如每一次德里达在不同场合的演讲，听众不知所云，据说一个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赶到纽约来听他的演讲，当有人问该生，他只是听懂了十分之一。然而，这些并不能割弃在声誉上有解构主义“大本营”的“耶鲁大学”的众多学者对解构主义的热衷。我们在这里要考察的不是后来的“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而是最初的德里达哲学思想中政治意蕴，以及德里达作为一个哲学家是怎么来进行所以的用“文字学”的方法来进行“文本阅读”来摧毁西方形而上学的大厦。关于“解构主义”的概念，德里达本人对其解释也语焉不详，含糊其辞。“解构不是批评操作。批评是解构的行动对象。解构所瞄准的靶心永远是倾注在批评或批评——理论过程中的自信。”⑤

但是，无论解构主义者采取了一种什么样的策略，他们对于时代的感应和诊断后所表明的立场确是始终如一的。如果用一句话归纳解构主义特征的话，那就是反传统、反理性、反成规、反权威，最终，对于世界范围里的政治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

三是对于人类自身命运的关注。

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是近几年在国内外学人中引起影响的著作，作者说“幽灵”不是一个单数，而是一些复数。“生活”本就人类自身而言，而上世纪末种种历史剧变不得不迫使德里达对于人类自身命运的反思。由于德里达等众多解构主义者本身具有较强的左翼色彩。他们所理解的“政治学”与人，与当前人的生活，以及需要什么样的一种生活（是否在一种所谓的大一统的传媒阉制下的“新国际”）紧紧关联。德里达所理解的“政治学”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他说“学会生活”和“幽灵”是一样的共存，“也是一种记忆政治学、遗传政治学和生成政治学”⑥。从而，解构主义以它特有的激进特征从内部破坏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原则，并且赋予德里达惯用的“书写”与“言语”以一种解放性的政治力量。于是在解构主义看来，要努力的文学批评或者哲学思想都具有了鲜明的“政治学”特征。

福柯通过“权力”的研究，来批判了封建社会的权力是趋于任意的和模糊的，而在现代社会中，权力效应“沿着一个渐进的细微渠道流通，它抵达了个人本身、抵达了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姿态、他们的全部日常行为”。⑦与福柯不同的是，德里达通过对于“语言”和“文字”的解剖为“解构主义”提供了详细的哲学纲领。语言不能被看作是人类用于符号和声音从而过到目的的工具，当然语言也不能被“人”所统治。而德里达及其他解构主义者攻击的主要目标正好是这种称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传统。简言之，解构主义以及解构主义者就是打破现有的单元化的秩序。当然这秩序并不仅仅指社会秩序，除了包括既有的社会道德秩序、婚姻秩序、伦理道德规范之外，而且还包括个人意识上的秩序，比如创作习惯、接受习惯、思维习惯和人的内心较抽象的文化底蕴积淀形成的无意识的民族性格。总之，解构主义的目的是打破秩序然后再创造更为合理的秩序，关注人类自身的命运。

二、西方解构主义思潮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

其一，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传统的儒家思想与上个世纪初占中国主流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两种重要的政治资源，由于儒家思想在新的时代所暴露出的滞后性，以及中国改革中出现的种种现实问题诸如腐败、农民问题以及如何处理资本的所有制关系中所出现的问题（这些都是在中国政治思想中占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所重视和批判的，）迫切地要求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些我们不能解决的新问题，诸如像何清涟、汪丁丁等学者对于中国当前改革方面出现的问题的批判、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关于“社会阶层”的分折报告⑧。解构主义思潮出现在中国，对于当下的问题的认识可以说是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显示出来。

作为中国的“知识精英”参预了中国不同层面的政治生活，但是，由于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和自身人格上对其参预政治生活的束缚，让知识界并不能完全代表社会的“公正”和“良心”。由于众所周知的学术腐败，所谓的“思想者”犹如积压和滞销的“商品”，而“学问”也好比是一种广告。这是一种因压抑而不能呼唤的时代，是一个急速需要否定与解构的时代。谁会关注我们当下的真实生存状况呢？从“温饱”到政治的地位、性观念的更新，我们的生存究竟处在怎样的一个水平？我们只能在绝望和幻灭中去呼唤“温饱、性、人(政治地位)的平等”。可是现实状况如何？在一个权力和金钱要挟一切的体制里，我们需要另一些声音，解构它，阻止它，打破它，颠覆它……将中国话语的“逻格斯中心”打破，也就是说要破除这种“同一性”思维。“辩证思维要说某物是什么，而同一性思维则说某物隶属于什么，它是什么种类事物的一个范例或一个代表――因而它是说某物不是它自身”。⑨当然，这种辩证思维并不是对于同一性思维的简单否定，而且需要一种强迫性的同一性。无论怎样的否定，阿多诺的否定哲学本身就布满了马克斯对于现实的批判锋芒，是同解构精神密切关联的。

无疑，西方的解构主义的声音唤醒了我们对于正义和秩序的新的构建的热情。中国在80年代破除“偶像”运动、新新人类的小说与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以及始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争，这些让呈现了人对于自身生命形态的垂注。这些形态关涉人的价值观、对于生命的游戏规则以及自身应该受容于一种什么样的体制等等问题。作为一个当代形态的中国学者，这些思考无不涵括了“解构主义”的政治学特征，解构主义思潮迫切呼唤新的时代精神和观念，从而让我们真正意义上存活于当前的政治生活中。

其二，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

中国的学者以及思想者自身的思考形态，以及所采取的种种立场组合了中国的知识界。许多学者把解构主义引进了中国，这就开启了一种独立自主的思考方式去认识当前状态下“真实”的中国（在很多的问题上，我们对于新的价值体系需要从体制上给其以“合法”性），这就迫使知识界在不断地反思自身的同时，也不断去寻找新的“话语”方式解决当下中国出现的各种问题。比如，在对于周星驰《大话西游》等“无厘头”的电影接受上，大众由刚开始的“回避”到当前的“热衷”，这无不反映出人们开始对于传统和正统的“语言”的调侃与背离；“行为艺术”在中国的不同程度上逐渐合法化；层出不穷的新实验电影（在这里我想重点提到据余华小说改编，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活着》，就是对于中国主流话语的一次有意义的“精神解构”现象）。纵观这些变化，无不要求中国知识界以其开阔的胸襟与卓然的胆识承认当前的思维与思考模式上存在的问题，然后，在通过不断地话语变更与精神重构。

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承认新的刚出现的“语言”形式，让新的语言成为“真实”的思想中心，而不再仅是某个知识权威和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和“监守”。也不再把所谓的滞后的常识或者某些沿袭的话语形态作为我们的惟一的思考形态。保罗·德曼在去世前一年的一次访谈中说：“我一直认为，只有根据批判――语言学的分折，才能探讨意识形态问题并扩及整个政治问题。”⑩解构式的思维方式因为被看成具有重大的政治功用，大学老师也同时将政治带进了课堂，也就是帮助学生摆脱由于过多的投入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和形而上学的教育与宣传，文字的革新变成了运用解构方法与压抑作斗争的场所，而学者以及大学教师成了福柯所说的“特殊的知识分子”。福柯以一个夫子的形象自问自答道，“别问我是谁也别要求我保持不变；这是一种职业道德；它决定我们的身份/文章在写作时，它给我们以自由。”⑾德里达也同样在2001年9月份在北大作《世纪与宽恕》的主题演讲时也反复提到“大学”，“大学老师”的角色问题。作为知识分子面对“解构主义”思潮波及下中国当前的话语和言说方式，以及对于“解构”自身内含的理解上，中国知识界责无旁贷，中国知识分子责无旁贷。

显然，“解构主义”是一种出位的思想，既是思想的出位，又是思想家的出位。⑿

三、“现代性”之维与“出位”之思

法国的“五月风暴”对于西方社会具有重大变革意义。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所谓的解构主义代表的大师们，这里面似乎都有着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先入之见”：“如何面对马克思主义”这个轴心问题。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同样也面临着这个问题。然而，目前国内更多的谈的还是西方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所谓的“现代性”的探讨，意即工具理性批判。而“解构主义”思潮波及下的中国更多的谈“解构”和以此为基础上的“重建”。

中国知识界在经历过僵化话语的思维惯性后，解构主义中“亦此亦彼”的思维对于打破“同一性”思维和心态，以及消解主流话语僵化模式的基本思路产生了重大意义。当然，解构主义既充满新知也充满谬误，作为“后学”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往往被国人看作洪水猛兽，所以我们谈得多的也只是具有强大批判功能的“现代性”批判，而不愿过早地进行重建式的“颠覆”和“变革”，这就使得改革的历程变得异常艰难。中国的改革开放20多年的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作为话语言说的知识分子应该永远处于解构式的批判之中。在研究“后学”时，有人将这种学术和思想资源用了一个德里达曾经用过的词来概括，称作“出位”。什么叫出位呢？“在我看来，后结构主义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出位。出位就是既出于其位又出乎其位，位置是相同的，既是所源出和出发的位置，又是所逸出和出离的位置。出位是和定位密切相关的，如果没有定位，也就无所谓出位，因为根本无‘法’可‘出’。出位意味着思想的丰富性和不可归属性，是尽生成变化的运动过程，‘位’是相对的偶然的静止的常态，‘出’是绝对的必然的运动的变异。”⒀显然，解构主义不仅有着强烈地“批判”功能，更重要的是有着“重建”的功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解构主义”思潮的意义。

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现代性批判主要表现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要改变上层建筑的结构必须改变其经济基础。因此，马克思批判的主要地指向代表着资本家利益的现代社会制度。他们批判的不是以现实的社会结构为对象，而是以不断发展的合理化过程的负面效应为批判对象，一是使“世界图像（worldimages）合理化”的“文化合理化”，二是体现在“官僚化”（社会关系的客观化和物化）的“社会合理化”，意在揭露出“现代性之维”的二律悖反，这本身因为激进的热情而使他们的理论呈现出浪漫的色彩，在现实的维度上的举步维艰。

而德里达的“出位”思想似乎给我们一定的启发。解构主义是近代世界图景形成后出现的新秩序的普遍特征，它所凝结成的现性之维不但具有振耳发聩的破坏作用，而本身又在重建，它意在打破“逻格斯中心”，重塑今天人们的审美之维，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到自身存在的意义。这是任何一个处身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民族国家都不可回避的历史性的“幽灵”，超越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理想主义，也许本身就是我们所应该努力和追求的。德里达本人多次宣称，他在无根地浪游，并有意靠近先知的言说，他的持久兴趣在文学上。他在六十年代以后的精神之旅上播撒的更多是文学话语的激情与灵性，影响更大的也还是规范哲学建制之外的领域。但无论如何，由这位犹太后裔、晦涩哲人、学界怪杰所创建的解构论，是思想史、文学批评史所无法跃越的一道精神风景，中国作为全球化国家之一，也将更加深入去领略它的思想的深刻性和它的前瞻性。

董迎春

注释：

①转引自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页

②⑩何佩群：《德里达解构理论与女性主义政治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四期

③转引自[日]高桥哲哉著，王欣译，《德里达解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④[日]高桥哲哉著，王欣译，《德里达解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⑤转引自中国人大复印资料《文学理论》，萧沙，《德里达的文学论与耶鲁学派的解构批评》，2003年第2期，参见DeconstructionCriticism:AnAdvancedIntroduction,P261

⑥〔法〕雅克·德里达著，何一译，《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