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范文10篇

知识分子范文篇1

一、充分认识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性，增强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人才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因素。西部大开发，**大发展，人才是关键。做好知识分子工作，抓好知识分子队伍建设，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一项基础性和先导性的重要举措。深入贯彻“科教兴国”战略方针，积极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正确引导知识分子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饱满的工作热情投身到西部大开发和两个文明建设的主战场，将科学技术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对努力创建“知识经济，人才效益”的发展模式，推动全县经济社会事业更快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

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相比，我县知识分子工作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和问题，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和发展的需要。主要是有的党政组织和单位对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抓知识分子工作的措施不力，成效不显著；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的分布和结构不尽合理，整体素质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工业、农业、卫生、教育等行业的高级拔尖人才缺乏，生产、教研一线专业技术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整体上有待进一步提高；各级、各单位对知识分子的关心和使用不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业热情尚未充分调动起来，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尚未充分发挥出来。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我县产业技术的更新、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制约了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和潜力，必须下功夫尽快加以解决。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需要，急需健全壮大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作风过硬的新世纪科技人才队伍。到“十五”末，以自然科学为主，培养选拔5名能进入省内科技前沿，10名代表地市先进水平，50名代表县级行业技术先进水平和200名农业科技带头人队伍；社会科学文化，呈现“百花齐放”，创建出文明、健康、积极、活泼的思想氛围和精神风貌。逐步提高科技成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转化率和贡献率，逐步形成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

二、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切实加强对知识分子工作的组织领导

第一，建立健全领导责任制度。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党政一把手亲自抓第一生产力”的要求，落实好领导责任，把知识分子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安排部署，认真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县科技工作领导小组要把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经常性工作来抓，县委组织部要具体做好宏观协调、管理工作。

第二，建立健全分工合作责任制。知识分子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需要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和社会的大力支持。组织、人事、科技、财政、教育、农业、林业、水电、经贸、商务、文化、卫生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并要互通情况，相互配合，密切协作，齐抓共管。各级党政组织，各事企业单位要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要有识才的慧眼，用才的气魄，爱才的感情，聚才的方法，为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第三，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联系知识分子责任制。各党委领导班子成员都要把知识分子工作作为大事来抓，经常检查指导工作的开展情况及存在问题。各部门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要联系本部门、本单位1--2名优秀拔尖科技人才，并主动为科技人才排忧解难。

第四，建立健全检查督促制度。各级各部门、企事业单位每年年底都要对本部门单位的知识分子工作进展情况进行一次认真检查，并向县委写出书面专题报告。各级各部门、事企业单位的知识分子工作情况要作为考察考核其领导班子及主要负责人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

三、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为其充分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环境??

1、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培养和使用。要采取多种形式，组织知识分子学习政治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要学好邓小平理论，教育他们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弘扬爱国、奉献、敬业精神。引导其自觉融入“科教兴略”的事业中去。积极培养发展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入党，提高其思想政治觉悟。对具有较强组织领导能力和行政管理能力的知识分子，要根据工作实际需要和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需要，压担子，强化实践锻炼。

2、努力形成有利于发挥知识分子聪明才智的激励机制。本着“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努力形成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坚持向经济建设第一线特别是科技推广应用的第一线倾斜，坚决破除论资排辈观念，真正以成果和贡献为依据，把德才兼备、贡献突出、业务拔尖的优秀人才选拔出来，使他们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并给予表彰奖励。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支持和鼓励知识分子把技术、知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要素并参与收益分配，取得应有的报酬。对主动承包、领办亏损企业实现扭亏增盈，因技术革新、创造发明、科研开发取得较大经济效益及其它方面做出贡献的科技人才，要实行重奖；对有真才实学、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人才，在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中可破格晋升。对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积极选拔推荐进入省、市管人才序列，认真落实其政治、经济待遇。

3、为知识分子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积极为其提供智力创新、智力成果转化所需的物质技术条件，为知识分子在科研、试验的立项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和扶持，提供所需的资金、设备、时间和专门地点。做好知识分子的学术交流和知识更新工作，为知识分子积极提供进行学术和技术创新、推广所需的图书资料、音像资料和网络软件等信息；有计划地组织知识分子赴外考察；组织召开有区域特色的经济、科技、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学术研讨活动；对在科研和生产一线的高中级知识分子，增加一定数量的资料费；组织选送有培养前途的知识分子深造研修。

4、在生活上热情关心知识分子。积极为知识分子办实事、办好事，主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对年龄在40岁以下的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获得地厅级科技进步?澜薄⒖萍纪乒憬薄⑿腔鸾钡闹饕?完成者可优先推荐为“311”人才工程选拔对象。对中级以上职称技术人员，特别是高级科技人员符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可按规定优先推荐申报；部门和单位每年组织本部门单位的高中级知识分子进行一次体检；落实并优先安排高级职称的知识分子休假，每年不少于14天；县内各旅游景点免费为中级职称以上的知识分子开放；在春节、元旦等重大节日期间，开展慰问知识分子的“送温暖”活动；坚持定期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主动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认真负责、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四、组织动员知识分子投身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为社会创造高效益

1、组织动员知识分子为经济社会发展献计献策。引导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到各级党委、政府、行业、部门、单位的决策、决议中去，对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探讨，提出对策，努力使改革发展的决策科学化、规范化。

2、组织动员知识分子有效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技术问题。围绕实施“科教兴略”和“十五”计划及远景目标规划，开展重点攻关和成果转化，尤其是着重解决基础产业、支柱产业、重大工程建设中的重点、难点技术问题和关键性技术问题，力争有突破、出成果。组织动员知识分子在科技革新、产业结构调整中打硬仗，攻难关，进行锲而不舍地科技攻关，及时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工艺、技术问题。

知识分子范文篇2

表达来自所有社会阶层——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声音，应属媒体的天然般本性，但是在官方话语“增益饱和”的媒介政治环境下，却成为了当代中国媒体一种独特的、近乎乌托邦的追求。“媒介的知识分子角色”和“知识分子的媒介角色”两种提法虽有差异，但都体现了上述的表达愿望，即知识分子在媒介上说话的权力，或深而论之，知识分子在以媒介为标志的公共领域中的社会作为和社会责任。

然而，考察中国媒体十年之现象便会发现，上述两个命题的提出，包括引发本次讨论的杜维明先生在杭州的感言，其直接起因却并非是喋喋不休的官方言说，而是商业之声在媒体“放大器”上的啸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媒介改革的显著成果之一便是所谓“媒介知识分子”的登台亮相。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在各种媒体——尤其是电视——上频频露脸发言，其声响的分贝值之高与信噪比之低，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从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中突颖而出的媒介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似乎已经标志性地和历史性地走出了“沉默的螺旋”。

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改革，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命运。中国与改革中国之知识分子的差别，在于它从统治阶级的依附阶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转变成为今天的“嵌入”阶层甚或中坚阶层，从被剥夺、被批判、被同情的对象转变成为被供奉、被尊重的对象，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了社会底层敌视的对象。现代化中国的进程正在步入西方启蒙理性的框架，“专家治国”成为社会共识，知识阶层逐渐分化、融合、演变成为社会政治、科技、法律、教育、文化体制中的专业人士。知识分子以其在专业领域对知识的掌控而获得权威。作为这种权威的显现，我们既看到前所未有的媒介力量，也看到了专业知识分子在媒介上的全面出击：在几乎所有的议题上——尖端武器、历史遗产、金融股票、饮食男女等——和盘开讲、传道解惑。拉扯知识分子和媒介联姻的是“专业主义”这个媒婆，这是一场现代性的明媒正娶。只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介所共有的先天缺陷或后天不足，导致知识分子集体的媒介形象或公共形象蒙上一层经营的、媚俗的色彩、妄自尊大与唯唯诺诺兼而有之。

媒介知识分子是一个悖论：一方面，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似乎只有通过大众媒介才能搭建和进入自由讨论的公共领域；另一方面，一旦以大众媒介作为自己的意见工具，知识分子的自行表达和自由讨论将不可避免的受到制约。在“媒介知识分子”这一偏正结构的称谓中，“媒介”既是修饰，也是限制。哈贝马斯已经充分讨论了以大众媒介出现为标志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其结果是，自我形成的、以批判为特征的公共领域转变为机构型的、体制化的和操纵性的公共领域。大众媒介“在一种无限扩展的公共领域中削弱了公共性原则的批判功能。”(哈贝马斯,1999)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公共”（public）一词本身包含着“公开”与“公众展示”的含义(王翰东,2003)。在很大程度上，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是由现存政治与商业制度所决定的公开展示的方式或体制，用哈贝马斯的话说，是一个“超级广告”。因此，知识分子如果无条件的借助于大众媒介，热衷于在媒体上的抛头露面，并沾沾自喜地把“媒介知识分子”看作是自己“公共”身份的认同标记，对其群体而言将是既危险又可悲的现象。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加冕为“电视知识分子”的那批人，应该像布尔迪厄或利奥塔那样，与（电视）媒介的表现形式保持必要的间距。为了“使本应成为民主的非凡工具的电视不蜕变为象征的压迫工具”，布尔迪厄(2000)“不得已而为之”地用电视演讲来批判电视。作为其妥协的补救举措，他要求制片人“避免任何形式上的追求，放弃任何说明性的图像”，以避免干扰演讲的论辩性与论证性。利奥塔(1997)则走得更远，他在上法国电视3台的“自由论坛”节目时，要求自己不出图像，仅保留画外音；或者出图像而蓄意让声画不同步。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必要像他们那样极端从事，但是我们有必要对媒介“公共性”的悖论，对媒介知识分子“公共表达”的悖论保持高度的警觉。

媒介知识分子是一个悖论，更重要的还在于：从知识分子集体中分化出来的这一特殊群体，将不可避免地伴随某种“染色体”的变异。媒介知识分子一旦形成，能否保持其知识分子的“物种”特征将成悬疑。如果说，批判精神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特征之一，那是来自于知识分子历史形成的“全无居所”（萨义德语）的社会地位。萨义德把法兰克福批判学派成员阿多诺称为“行而上的流亡者”，“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流离失所意味着从寻常生涯中解放出来”。因此，流亡就不仅是中外众多知识分子的实际生活状况的写照，是一种“真实的情境”，而且也是“隐喻的情境”，是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状态的描述。“把知识分子设定为圈外人的模式，最能以流亡的情形加以解说——永远处于不能完全适应的状态，总是觉得仿佛处于当地人居住的亲切、熟悉的世界之外，倾向于避免、甚至厌恶适应和民族利益的虚饰。对这个隐喻意义的知识分子而言，流亡就是无休无止、东奔西走，一直未能定下来，而且也使其他人定不下来。”(爱德华•萨义德,2006,2007)反观今日在大众媒介进进出出的中国知识分子，俨然以“圈内人”的身份自居，以专业知识与社会地位为资源，营造着更为稳定和舒适的未来居所。大众媒介成为接纳“流亡”知识分子的寓所，它在造就“安居乐业”精神景象的同时，也满足了知识分子济世救国的公共情怀。媒介知识分子的这一特殊分化与中国知识界在教育领域的专业化趋势紧密相关。打着福柯“特殊知识分子”的旗号，希冀通过在自己专业领地“修身齐家”，从而涉入“治国平天下”的公共领域，一度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大讨论的一个时尚话题(许纪霖,2006)。大众媒介与知识分子某些特殊群体合谋的一个结果是：百家讲坛成为几家讲坛；媒介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圈内”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的过度表达，映衬着知识分子总体上的表达不足，也映衬着其他社会边缘阶层的无所表达。

曼海姆(2003)使用“相对不受束缚的知识阶层”来描述知识分子。他的本意是说，知识分子不是天马行空、超越一切的高贵阶层，它没有“参与上天的启示”。知识分子的怀疑精神、批判意识和他们彻底的觉醒是“面包中的酵母”，不过他们“并不提供面团”。知识分子一贯反映着社会的趋向，但问题是“人们能够期待风信鸡去控制风吗？”在政治和商业的双重挤压下，中国知识分子既不能满足于用别人的声音说话，也不能满足用虚假的自我发言，更不能只在意自己一个阶层的声音。公共领域并不等同于大众媒介的领域，知识分子进入公共领域、参与公共事务也并非仅仅是知识分子在媒介的呈现。与“媒介知识分子”的不同凡响相比，我们更需要全社会通过媒介对公共事务的正常参与。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1999).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南京:学林出版社.

[2]王翰东(2003).细读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英译本比较.载于新闻与传播评论(2002年卷).武汉:武汉出版社.

[3]布尔迪厄(2000).关于电视(许钧).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4]利奥塔(1997).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谈瀛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5]爱德华•萨义德(2007).知识分子论(单德光).北京:三联书店.爱德华•萨义德(2006).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单德兴).北京:三联书店.

知识分子范文篇3

一、充分认识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性，增强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人才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因素。西部大开发，略阳大发展，人才是关键。做好知识分子工作，抓好知识分子队伍建设，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一项基础性和先导性的重要举措。深入贯彻“科教兴国”战略方针，积极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正确引导知识分子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饱满的工作热情投身到西部大开发和两个文明建设的主战场，将科学技术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对努力创建“知识经济，人才效益”的发展模式，推动全县经济社会事业更快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

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相比，我县知识分子工作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和问题，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和发展的需要。主要是有的党政组织和单位对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抓知识分子工作的措施不力，成效不显著；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的分布和结构不尽合理，整体素质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工业、农业、卫生、教育等行业的高级拔尖人才缺乏，生产、教研一线专业技术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整体上有待进一步提高；各级、各单位对知识分子的关心和使用不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业热情尚未充分调动起来，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尚未充分发挥出来。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我县产业技术的更新、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制约了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和潜力，必须下功夫尽快加以解决。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需要，急需健全壮大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作风过硬的新世纪科技人才队伍。到“十五”末，以自然科学为主，培养选拔5名能进入省内科技前沿，10名代表地市先进水平，50名代表县级行业技术先进水平和200名农业科技带头人队伍；社会科学文化，呈现“百花齐放”，创建出文明、健康、积极、活泼的思想氛围和精神风貌。逐步提高科技成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转化率和贡献率，逐步形成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

二、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切实加强对知识分子工作的组织领导

第一，建立健全领导责任制度。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党政一把手亲自抓第一生产力”的要求，落实好领导责任，把知识分子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安排部署，认真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县科技工作领导小组要把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经常性工作来抓，县委组织部要具体做好宏观协调、管理工作。

第二，建立健全分工合作责任制。知识分子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需要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和社会的大力支持。组织、人事、科技、财政、教育、农业、林业、水电、经贸、商务、文化、卫生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并要互通情况，相互配合，密切协作，齐抓共管。各级党政组织，各事企业单位要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要有识才的慧眼，用才的气魄，爱才的感情，聚才的方法，为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第三，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联系知识分子责任制。各党委领导班子成员都要把知识分子工作作为大事来抓，经常检查指导工作的开展情况及存在问题。各部门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要联系本部门、本单位1--2名优秀拔尖科技人才，并主动为科技人才排忧解难。

第四，建立健全检查督促制度。各级各部门、企事业单位每年年底都要对本部门单位的知识分子工作进展情况进行一次认真检查，并向县委写出书面专题报告。各级各部门、事企业单位的知识分子工作情况要作为考察考核其领导班子及主要负责人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

三、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为其充分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环境??

1、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培养和使用。要采取多种形式，组织知识分子学习政治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要学好邓小平理论，教育他们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弘扬爱国、奉献、敬业精神。引导其自觉融入“科教兴略”的事业中去。积极培养发展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入党，提高其思想政治觉悟。对具有较强组织领导能力和行政管理能力的知识分子，要根据工作实际需要和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需要，压担子，强化实践锻炼。

2、努力形成有利于发挥知识分子聪明才智的激励机制。本着“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努力形成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坚持向经济建设第一线特别是科技推广应用的第一线倾斜，坚决破除论资排辈观念，真正以成果和贡献为依据，把德才兼备、贡献突出、业务拔尖的优秀人才选拔出来，使他们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并给予表彰奖励。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支持和鼓励知识分子把技术、知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要素并参与收益分配，取得应有的报酬。对主动承包、领办亏损企业实现扭亏增盈，因技术革新、创造发明、科研开发取得较大经济效益及其它方面做出贡献的科技人才，要实行重奖；对有真才实学、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人才，在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中可破格晋升。对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积极选拔推荐进入省、市管人才序列，认真落实其政治、经济待遇。

3、为知识分子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积极为其提供智力创新、智力成果转化所需的物质技术条件，为知识分子在科研、试验的立项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和扶持，提供所需的资金、设备、时间和专门地点。做好知识分子的学术交流和知识更新工作，为知识分子积极提供进行学术和技术创新、推广所需的图书资料、音像资料和网络软件等信息；有计划地组织知识分子赴外考察；组织召开有区域特色的经济、科技、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学术研讨活动；对在科研和生产一线的高中级知识分子，增加一定数量的资料费；组织选送有培养前途的知识分子深造研修。

4、在生活上热情关心知识分子。积极为知识分子办实事、办好事，主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对年龄在40岁以下的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获得地厅级科技进步?澜薄⒖萍纪乒憬薄⑿腔鸾钡闹饕?完成者可优先推荐为“311”人才工程选拔对象。对中级以上职称技术人员，特别是高级科技人员符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可按规定优先推荐申报；部门和单位每年组织本部门单位的高中级知识分子进行一次体检；落实并优先安排高级职称的知识分子休假，每年不少于14天；县内各旅游景点免费为中级职称以上的知识分子开放；在春节、元旦等重大节日期间，开展慰问知识分子的“送温暖”活动；坚持定期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主动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认真负责、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四、组织动员知识分子投身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为社会创造高效益

1、组织动员知识分子为经济社会发展献计献策。引导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到各级党委、政府、行业、部门、单位的决策、决议中去，对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探讨，提出对策，努力使改革发展的决策科学化、规范化。

2、组织动员知识分子有效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技术问题。围绕实施“科教兴略”和“十五”计划及远景目标规划，开展重点攻关和成果转化，尤其是着重解决基础产业、支柱产业、重大工程建设中的重点、难点技术问题和关键性技术问题，力争有突破、出成果。组织动员知识分子在科技革新、产业结构调整中打硬仗，攻难关，进行锲而不舍地科技攻关，及时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工艺、技术问题。

知识分子范文篇4

知识分子问题是革命和建设事业成败的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具体实践的结合中，必须正确认识和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在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有失误也有杰出贡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正确认识的知识分子思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正确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知识分子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属于小资产阶级，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

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在党探索知识分子理论问题的过程中，于1925年12月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及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态度。其重要思想有：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阶级，而是分别属于不同的阶级；只有一部分属于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反动知识界，是革命的敌人；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包括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小资产阶级，它与半无产阶级一样，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是革命的重要力量。的这些思想，代表了大革命时期党内对知识分子问题认识的新水平，有助于党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理论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大革命时期，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的认识及其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大革命失败后，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犯了严重“左”倾错误，片面强调“领导机关工人化”，排斥和打击知识分子，尤其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把知识分子划为“最危险的敌人”，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因之出现了严重偏差，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失。、等对这种排斥和否定知识分子的“左”倾错误做法，进行了批评和抵制。1933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了签署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其中，第十条专门论述了知识分子问题。《决定》指出：“知识分子在从事他们的非剥削人的工作，如当教员、当编辑员、当新闻记者、当事务员及剧作家、艺术家等，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此种脑力劳动者，应受到苏维埃法律的保护。”这样，就把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看作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同样受到苏维埃法律的保护。这种对知识分子“劳动者”地位的明确肯定，在党史上尚属首次，表明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认识有了新突破，对“左”倾盲目主义把知识分子等同于剥削阶级的极“左”观念，也是一次大的冲击。

《决定》还指出：“知识分子，不能看作一种阶级成分，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依其所属的阶级决定”。早在1925年6月，就指出：“知识阶级”的说法不符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知识分子完全不是一个阶级。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也讲明了这一点。但他们的正确意见，一直未能引起全党的普遍重视和采纳，“知识阶级”的不科学的提法仍常常被袭用。《决定》明确指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这在党的文件中还是首次，旨在从根本上澄内长期以来对这一问题的模糊观念，统一全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

遵义会议确立了以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后，党开始纠正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态度作了进一步地阐述，指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从他们的家庭出身来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可以归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数十年来，中国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在这一群人中间，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压迫，他们或多或少地有现代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有很大的革命性，尤其是广大的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关于知识分子政治属性和政治态度的论述，为我们党重新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知识分子在革命中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说过，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大多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大革命时期的党员也大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问题和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大革命时期就肯定了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在抗战时期对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更是作了较为详尽地分析和评价。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第一，知识分子在革命中起着先锋队和桥梁的作用。1937年10月19日，在陕北公学举行的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上首次提出了“先锋队”的问题。他说：“陕北公学的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当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迅速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大批的知识分子来领导，需要大批的精练的先锋队来开辟道路”。1939年又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中，对之进一步作了阐述，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常常起着先锋队和桥梁的作用；所谓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辛亥革命的留学生运动，1919年的，1925年的五卅运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就是明显的例证。用“先锋队”和“桥梁”生动形象的比喻，有利于全党更好地认识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应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第二，知识分子是我们战胜敌人不可缺少的一支军队。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的军队，因为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在这里，把知识分子队伍看作是我们战胜敌人所不可缺少的两支军队之一。

第三，知识分子问题关系着革命事业的成败。反复强调说：“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选集》第2卷，第618页），“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了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选集》第2卷，第641页）；“工人阶级应欢迎革命的知识分子帮助自己，决不可拒绝他们的帮助。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自己就不能进步，革命也不能成功”（《选集》第2卷，第728页）。还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后的斗争中，他们将起更大的作用。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到了关系着革命事业成败的战略高度来认识，这是党在知识分子问题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飞跃。党中央正是据此确定了放手吸收和使用知识分子的战略决策，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理论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走向了成熟。

新中国成立前后，一再告诫全党，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全党要继续重视知识分子问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阶级和基础力量。”（《选集》第4卷，第1436—1437页）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又提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选集》第5卷，第19页）。并把它作为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在千头万绪中必须做好的八项工作之一。

三、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br>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三大法定之一。大力吸收和团结知识分子，是发展统一战线的一项重要工作。1939年6月，在《反投降提纲》一文中针对国民党与我们争夺青年的问题，指出：军队一定要吸收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政府中、党部中、民众运动中也要吸引革命知识分子。

1939年12月，为党中央起草了遵义会议后第一个关于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文件——《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这也是第一个专门阐述知识分子问题的中央文件。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革命的统一战线。”肯定了抗战爆发3年来我党我军在吸收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党、参加军队、参加政府工作、进行文化运动和民众运动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指出，在我们的军队里，学校里以及党内，还大量存在着不愿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恐惧和排斥知识分子的倾向。不仅要求全党作好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工作，而且还提出了尊重知识分子的意义。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在《1945年的任务》中又说，解放区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好人，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可贵资本，他们应该被重视。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一切知识分子，只要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正是在关于尊重知识分子的理论指导下，我们党制定了对知识分子政治上信任、思想上帮助、工作上重用、生活上关心、物质上优待等一系列具体政策，极大地调动了知识分子献身革命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涌入革命队伍，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壮大了解放战争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四、党对知识分子要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在科学文化方面要实行“双百”方针

由于知识分子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因而也是党的政策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党关于知识分子政策正确与否，关系着中国革命事业的成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符合马克思主义时，革命事业就兴旺发达、节节胜利；当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出现失误或偏差时，革命事业就遭受挫折甚至失误。所以，特别强调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性，他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指出：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为了抵制和纠正大革命失败后“左”倾盲目主义者盲目排斥打击知识分子的错误做法，1933年10月在《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服务，是有利于苏维埃革命的政策；在他们为苏维埃服务的时候，应设法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在这里提出了党应实行利用旧知识分子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和生活上关心知识分子的政策。后来，在1934年1月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强调指出：为了造就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了发展文化教育，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服务，这是苏维埃文化中不能忽视的一点。

在的领导下，党关于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在抗战初期是“争取”、“团结”，1942年以后，加入了“教育”、“改造”的内容，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形成了以“团结、教育、改造”为核心的知识分子政策。按照“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给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安排了工作和职位，给许多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以相应的社会政治地位，在知识分子中广泛地组织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党的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的积极性，他们在建设新中国的各项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当时我国知识分子大多数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在他们身上不可避免地沾染了许多旧的东西，这不仅阻碍了他们进步，而且还影响着新中国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因此，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选集》第5卷，第22—23页）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又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选集》第5卷，第49—50页）按此精神，人民政府自1951年秋至1952年底，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一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200万知识分子响应的号召，积极参加政治学习，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努力实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经过这次思想改造运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从思想上根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划清了敌我界限，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开始了向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伟大转变。

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开始全面建立社会主义时期即将到来的历史转折关头，为了加快发展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于1956年及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早在1951年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时，写下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词；1953年秋，指示办刊物的方针应是“百家争鸣”，1956年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这一方针。他说：百花齐放，就是一百种花都让他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不让其他花开放；百家争鸣，就是各种学术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让大家自由讨论，不要加以干涉。他主张在政治上分清敌我，在人民内部一定要有自由，不能在学术问题上对知识分子用行政的方法实行强制和专断，要通过他们的自由讨论、自由竞赛来推动我国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双百”方针的提出对前苏联在学术批评中粗暴作风的影响，对我们在科学文化领域内存在的只许发展一种学派、不许发展另一种学派的错误倾向，曾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而且这一方针提出后，在文艺界和科技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广大知识分子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全国到处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五、知识分子应走与工农相结合、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党应努力做好知识分子的教育和培养工作

在充分肯定知识分子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同时，十分关心知识分子的健康成长问题。针对知识分子对艰苦奋斗缺乏准备，特别是有些人自视清高、自命不凡，瞧不起工农群众，不愿和工农大众相结合的弱点，在1939年纪念五四青年节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了与工农相结合对知识分子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他说，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只有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还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选集》第3卷，第559页）在这里，为知识分子指明了必须与工农相结合的正确成长道路，并把是否与工农相结合作为判断一个知识分子是否革命的唯一标准。后来还提出：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等知识分子，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作为群众的忠实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作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否则，“不管他

们有多大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选集》第3卷，第864页）之后，又明确提出了“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分子知识化”的口号，要求知识分子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加强自我思想改造，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通过与工农相结合，实现知识分子“工农化”。

还指出，知识分子在其成长过程中，不仅要与工农相结合，而且还要与实践相结合，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要争做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认为，那些从与社会实际活动完全脱离开来的学校里面出来的学生，具有的只是书本知识，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这样的人是算不得完全的知识分子的，因为他们的知识还不完全，还缺乏实际经验。那么有什么办法使这些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指出：“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选集》第3卷，第816页）就可以成为一个适合革命事业发展需要的“完全的知识分子”。

还十分注重知识分子的培养和教育，他认为，重视知识分子，就必须重视文化教育；只有重视文化教育才可能正确解决知识分子问题；而革命事业所需要的大量干部和人才，也有赖于文化教育的造就。他还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既使在军事斗争激烈、政治斗争复杂、经济条件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仍把教育明确规定为各抗日根据地的三大任务之一，要求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努力做好培育知识分子的工作，在的提倡和关怀之下，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军政研究院、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工人运动学校、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行政学院、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西北公学、民族学院、中国医科大学、部队艺术学校、边区医药学校、纺织学校等20多所学校在延安相继开办，招收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和来自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部门的文化较低的工农干部，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干部和各种优秀人才。1939年6月10日，曾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高兴地总结说：“两年来，在党中央的直接指导下建立抗大、陕公、党校……”等17所学校，“教育出来的及尚未出来的学生三万以上，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转

知识分子范文篇5

一、总体思路和工作目标

总体思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以加快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为目标，以中青年高层次、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为重点，加大工作力度，制定优惠政策，建立人才聚集机制，优化人才环境，加速人才智力高地建设，为促进我市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工作目标：到20010年，全市知识分子总量达到2万名以上，中高级职称人员达到3500名；受到专门技能培训的企业、农业劳动者分别占到工、农业劳动者总数的50％、30％以上；全市以专家、科技副职、乡土人才为主体的三级科技人才网络体系逐步完善，“人尽其才、才尽其能”管理运行机制基本形成；通过健全政策制度，完善激励措施，使“技术参与分配”逐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重要内容。

二、主要任务和措施

1、专家咨询服务团

以国有、集体企业转轨改制和农业产业化结构调整为重点，强化管理，完善机构，注重实效，重点突破，增强专家咨询服务团自身活力，延伸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提高服务质量。

本着“优化结构，增强活力”的原则，定期做好专家服务团换届工作，及时调整、充实领导机构，积极吸收新当选的市管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有一技之长的优秀科技人才和紧缺技术人才加入服务组织。

深入开展“三个一”活动。即每位专家服务团成员每年要为领导提一条合理化建议；联系一个贫困村或一家亏损企业开展科技帮扶或咨询服务；推广一项新成果、新技术。充分发挥专家咨询服务组织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信息灵通的群体优势，积极参与市委、市政府重大问题决策、企业改制和重点工程项目论证，不断强化专家咨询服务团参与领导决策的服务内容，办好《专家建议》内刊。

按照XX市委组织部要求，根据我市实际，以“科技帮扶百村转化”和“百家企业咨询服务”两项主体活动为载体，动员组织专家团成员下乡下厂，开展科技咨询服务；积极引导、鼓励、支持有创新能力、竞争能力和科技实力的专家服务中心和专家个人，开展科技开发、技术承包、租赁经营等有偿服务，或以智力、技术、成果入股的形式，创办、领办、协办科技开发服务实体，促进产研结合和科技成果转化；在为社会提供服务、作出贡献的同时，不断探索、实践“技术入股”、“智力入股”等经济收益分配机制，使“按知分配”逐步成为按劳分配的重要内容，增强服务组织的经济实力，激励更多的科技人才参加服务组织、参与服务活动。

2、拔尖人才

推进市管拔尖人才选拔的科学化、规范化。修订完善《市管专业技术人才选拔管理办法》，坚持民主、公开、公正、择优的原则，自下而上、层层筛选，好中选优，选拔对象向生产一线青年优秀人才倾斜。实行市管拔尖人才选拔公示制，增强选拔工作的透明度。

努力探索市管拔尖人才管理的新方法、新途径，坚持“优胜劣汰”的原则，实施量化目标考核，逐步使考核结果与单位年度目标考核挂钩、与领导班子工作实绩挂钩、与个人经济待遇挂钩，充分调动市管拔尖人才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做好局管拔尖人才的选拔管理工作，指导各部门、各单位制定《局管拔尖人才选拔管理办法》，规范局管拔尖人才的选拔管理。

严格上级庄市青年拔尖人才的选拔、申报与管理，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他们的成长进步。

注重拔尖人才的知识更新、知识结构优化和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把市管拔尖人才培训纳入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每年至少举办一期拔尖人才培训班，并通过起点较高的专家报告会、专题讲座，帮助他们开阔视野，提高素质。鼓励拔尖人才在职自学或到高等院校进修深造，对贡献突出或掌握紧缺技术的拔尖人才要进行重点培养、重点扶持，鼓励他们创业绩、出成果，五年内力争2--4名优秀人才进入XX市管拔尖人才行列。

3、乡土人才

按照省委下达的乡土人才开发目标要求，结合我市实际，修订《XX市关于加强乡土人才开发管理的实施意见》，完善乡土人才选拔的标准、程序，科学制定乡土人才选拔规划和年度计划，健全乡土人才管理体系，完善市级乡土人才库建设，到2005年，入库人数达到2500名以上。

各乡镇要深化乡土人才管理工作，制定培养计划，结合本地资源优势，有针对性地对乡土人才进行培养，提高其文化水平和专业素质。对乡土人才在场地、经费、设备、信息、技术方面给予帮助和支持，保证其技术特长的充分发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发挥好专家团专家、市管拔尖人才的“传、帮、带”作用，每名专家团专家、市管拔尖人才要联系2--3名乡土人才，保证每名乡土人才至少掌握1--2项实用技术。

4、科技副职

科技副职作为所在乡镇、村科技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要科学配置，严格管理，保证充分发挥作用。要重视科技副职的成长；加强理论和业务培训，对其中特别优秀的要提拔重用；要深入调查研究，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做好科技副职工作的方法和途径，真正做到科学规范、专职专用、卓有成效的开展工作。

发挥好科技副乡镇长上引下辐的纽带作用，加强市、乡镇（区）、村三级的科技副职网络建设，推进“长、家”结合，促进乡镇、村的科技进步和新产品、新技术的引进、推广，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强化新项目、新工艺特别是高、精、尖项目的引进。

进一步健全以乡镇科技人才工作站为基础的科技机构建设，保证人员编制、场地、经费和设备的落实，确保科技副职工作的顺利开展。

对挂职科技副乡镇长要科学安置，规范管理，加强培养，提高素质，做到智力资源与乡镇经济资源的最佳结合，促进乡镇、村的科技进步和挂职干部政治、业务素质的同步提高。

5、引进、外聘人才

进一步加强人才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建立和完善新时期人才引进、聘用和管理机制，以京津石和外地工作的XX籍高层次科技人才为重点，建立“XX市人才信息网”，坚持“聘、引”结合的原则，实施“借智兴藁”、“引智兴藁”工程和“技术联姻”计划，由市人才办牵头，各部门配合，使我市生产企业在京津石找到技术依托单位，促进企业发展。

对外聘、引进的科技人才，各部门要在其子女配偶就学就业、住房安置、工资待遇、人事关系接转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对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人才和紧缺行业的专门人才，要实行特殊政策，重点照顾。

6、青年人才

进一步加强全市35岁以下、本科学历以上青年人才库的建设，依照“边充实、边选拔、边培养、边使用”的原则，每年从青年人才库中选拔30--50名优秀人才到高等院校进修深造，通过举办培训班、专家讲座等形式，五年内把全市优秀青年人才轮训一遍，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每年推荐2--4名杰出人才进入XX市管青年拔尖人才行列，并对有特殊贡献的青年人才提拔重用。

三、组织保障

1、加强领导

党的领导是加强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保证。各级党委特别是一把手，要充分认识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感，牢固树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以人为本”的观念，认真贯彻中央、省、市委有关知识分子工作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切实加强对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关心和支持，要把知识分子工作和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经常听取汇报，定期进行研究，努力把知识分子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2、明确分工

完善和规范知识分子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做好工作的基础。市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要进一步健全机构，充实人员，切实担负起对全市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队伍进行全面规划、管理的职责。其下设的办公室负责起草有关政策、文件和措施，对全市知识分子工作进行综合协调、统一管理、指导检查，承办领导小组交办的一切事宜。

知识分子工作实行部门分工制，组织部、宣传部、团市委、科技局、科协、劳动人事局、人才中心、经贸局、乡镇企业局、农业局、畜牧局、林业局、教育局、文体局、卫生局等部门各负其责，发挥职能作用，做好知识分子工作。

市委组织部要深入调查研究，给市委当好参谋，把知识分子工作同高层次人才比较集中的部门、单位领导班子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形成抓班子、带队伍的局面，推动知识分子工作和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迈上一个新台阶。

市委宣传部负责做好优秀知识分子、杰出科技人才先进模范事迹的宣传工作。

团市委负责做好XX市青年拔尖人才的选拔、推荐、考察工作，并协同组织部做好青年优秀人才的管理和培训工作。

科协、科技局负责做好全市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推广工作，制定全市科技发展规划和科技人才奖励计划，并抓好科技副乡镇长、农村科技副主任、科技副厂长的岗位培训。

劳动人事局负责做好全市科技人才的职称评定、市管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的转干、晋升工资奖励等工作，对外聘、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做好其配偶子女的就业安置工作。

人才中心负责为全市各乡镇、部门（单位）、企业提供人才信息，为用人单位牵线搭桥，并做好优秀大中专毕业生的入库管理工作。

经贸局、乡镇企业局负责做好国有、集体及个体私营企业管理干部、科技人才的管理、培训等工作。

农业局、畜牧局、林业局负责做好本部门科技人才的业务培训工作，并对科技人员深入基层进行技术指导、科技推广、咨询服务、实用技术培训等进行统筹安排。

教育局负责抓好全市中小学校长、教师队伍的岗位培训和任职资格培训，有计划地组织教师进行继续教育，不断提高教师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

文体局、卫生局负责组织开展义演、义诊等活动，推动我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进步。

财政局负责做好知识分子工作专项经费、市管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技术津贴及体检费用的落实工作，并协助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解决好工作中牵涉到的有关问题。

3、优化环境

各乡镇、市直各部门都要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委及我市制定的有关知识分子的各项政策措施，尤其要落实好知识分子、科技人才的相关待遇，对他们开展工作必需的经费、场地和设备等要采取有效措施，千方百计予以解决。

每年定期召开知识分子表彰会，对优秀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进行表彰和奖励；设立“XX市科技奖励基金”，对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特殊贡献的杰出人才进行重奖；在《XX报》、电视台开辟专栏，对他们的模范事迹大力宣传，以激励、激发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高层次科技人才为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献才献智的热情和积极性，并在全市社会进一步浓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

各部门、单位要通过组织召开座谈会、汇报会及定期对贡献突出的优秀知识分子进行慰问等形式，与广大知识分子进行感情沟通，了解掌握他们的工作、思想和生活状况，切实解决他们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优化知识分子工作环境，体现党和政府对广大知识分子的关怀。

4、强化自身建设

根据省、市委有关文件的要求和我市经济发展需要，“十五”期间，建成“XX市知识分子工作信息网站”，负责各级各类人才信息的交流、新成果、新技术、新产品的介绍、专业技术难题的征集、有关政策文件的等，促进人才交流和科技成果转化、推广，推动知识分子工作的科学化、智能化。

知识分子范文篇6

由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及知识、知识分子的结构转型可以大致分为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转型约当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期，主要表现为思想－观念层面的转型，官方名之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知识界则名之为“新启蒙运动”。当时中国的社会变革基本上还停留在观念转型与舆论准备阶段，尚未全面进入实践层次（除农村外），因而带有突出的思想革命、意识形态调整的性质。“思想解放”或“新启蒙”运动之于知识界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与人文科学知识）和知识分子阶层（包括人文知识分子与科技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社会角色、社会地位及阶级归属在整体上得到了重新评价，“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个毛式民粹主义口号被否定，知识分子被明确地定义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对于无知的优越性、知识分子对于大众的优越性得到了重新肯定。这种重新定位和重新认识在当时还没有触及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并没有什么明显变化。

更值得指出的是，所有这些思想观念的转型，作为用以消解与颠覆原先意识形态（以政治为中心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新意识形态话语，主要仍然是由人文知识分子来阐释与建构的。活跃于当时思想界、理论界的几场主要讨论，如真理标准的讨论，人道主义的讨论，都是由人文知识分子在高层权力精英的支持下发起和主导的。这样，在社会转型之初，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仍然扮演着比科技知识以及科技知识分子更为重要的舆论领袖作用，发挥着更加重要的公共意义。文学、美学、历史学、哲学等人文科学一时成为显学，它们共同掀起了所谓“文化热”（其实是人文热），充当了思想解放的急先锋，除了真理标准和人道主义的讨论以外，当时文学、哲学和史学领域还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主体性的讨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等等，这些讨论的重要特点就是其夸学科的广泛影响力和参与度。它们无不紧扣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时代主题，切入政治权力中心，成为普通大众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它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强烈的政治关怀，来自于它承当的政治批判、社会批判、文化批判等多重使命。[1]这个时期没有打破而是继续延续了传统中国社会那种以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为中心的知识结构与知识精英结构。政治与文化、政治家和人文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进入了“蜜月期”：新政治需要文化改造运动相伴随，文化改造运动政治在思想层面上的反映，也在思想层面上赋予新政治以合法性。它也表明当时中国社会各界，从知识分子到一般大众，依然保持了极高的政治热情与意识形态热情，他们对于政治理想与人生价值的重建的热情依然超过了对于物质改善、经济发展的热情，务实的、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与社会尚未流行，他们对于一篇反映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小说或报告文学的兴趣要远远超过对于一项技术发明的兴趣。人文知识比之于科技知识更接近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与大众生活中心，这就是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依然能够保持中心地位的社会文化氛围。

2、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社会转型进入了第二阶段，就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状况而言，这个阶段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是人文知识和政治场域、人文知识分子和权力精英之间的“蜜月期”宣告结束，技术官僚的时代正式来临。

第二阶段的社会转型已经从思想观念层次进入了实践操作层次，并以经济领域为核心全方位波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此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再只是一种口号或意识形态话语，不再只是舆论准备，而是切实落实为全国上下实实在在的实践行为与生活方式。与经济建设关系直接而紧密的科技知识，不只是在口号上成为“第一生产力”，而且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中成为实际的第一生产力，社会发展的方向切实地而不只是观念地发生了变化。更加重要的是，1990年以降，政治权力的合法化基础不但不是革命时期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意识形态承诺，而且也不再是80年代初期的新意识形态话语，而是可以计量的国家经济增长与可以感受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90年代是一个量化的时代，一个指标的时代，一个米袋子和菜篮子的时代。

这是一场由人文知识分子肇始、推动，后来又为很多人文知识分子所诟病（特别参见90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的变革，它严重地威胁着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在80年代还仍然保持的中心地位。知识社会学告诉我们，在知识生产的自主性还没有充分获得的情况下，任何类型的知识和知识分子都只有通过其与政治权力、市场需求或大众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才能确保其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90年代人文知识和人文知识分子边缘化，根本上源于其和政治中心的原有“联盟”的解体，同时又没有能够及时建立其与市场及大众的新联盟（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文知识分子都是这样，其中一部分充分利用大众媒介进行了面向市场和消费的符号，成为新媒介知识分子或电视知识分子，详下）。

当一种政权不再以意识形态的承诺为其合法化的基础，不再将意识形态的论争作为其权力运作的主要途径与手段，而是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量化的经济发展指标上时，它就很容易发现，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知识的关系是直接而紧密的，而与人文知识/人文知识分子的关系则是间接而松散的。能够转化为物质生产力的与其说是笼统的“知识”，不如说是科技知识，尤其是技术知识。如上所述，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具有改革意向的政治精英需要同样具有改革意向的人文知识分子来为权力和政策的转移进行合法化、正当化论证。这使得他们之间的差异被他们之间共同诉求所暂时遮盖。这也是8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光荣与梦想”的最重要基础。到了80年代中后期，在政治精英看来，这种合法化工程已经基本完成，知识分子的进一步政治改革要求与政治精英的“稳定”需要发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冲突。何况在人文知识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中国，人文领域的论争总是直接与政治相关，它既可以为特定的政治服务（如80年代的思想解放），也可能“干扰”特定的政治（如90年代的政治精英所认为的）。政治精英们意识到，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掌握“思想解放”的“度”是极其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定与改革的进行。在这个意义上说，非政治化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技巧。人文学科的非政治化的具体措施就是所谓“不争论”，亦即对意识形态以及重大人文学科领域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的语境中从来不可能是纯粹的“知识”问题）进行悬置与淡化。与此同时，科技知识取代人文知识确立了自己与政治权力场域的紧密联系，相应地，科技知识精英也一跃而成为知识分子精英结构的中心，并大规模地入主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岗位，成为新的政治精英或政治精英的技术顾问。对一个以经济建设与发展生产为中心的国家政府来说，它所需要的管理人才当然不再是高谈阔论的人文知识分子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精英多来自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政治学、法学）不同，中国新技术时代的政治精英不但几乎和人文学科领域绝缘，而且也很少来自社会科学领域。[2]这一点很突出地显示出90年代社会转型的技术主义、经济主义、物质主义取向。仿佛国家只是一个经济体，一日三餐就是最大的政治。

当然，“胡、温新政”之后，这种情况似乎逐步发生了变化。一个很直观的迹象是，在新公布的十七大政治局常委中，出现了具有社会科学学历的新政治精英，从而打破了原先清一色技术专家的格局。[3]依据我的解读，增加最高政治精英结构中具有社会科学学历背景的人员比例，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出中共新政权改革理念的微妙转化：在继续坚持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强调社会发展和政治改革，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模式取来原先的单一经济发展模式，用“又好又快”的新发展观取代原先的GDP崇拜。

3、第二阶段的社会转型的特殊之处还深刻地表现在全社会普通大众的价值观念与生活理想的转变。知识分子及其所从事的知识生产活动从来不能脱离其所生存于其中的社会文化土壤，除了政治体制等制度性因素外，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与生活方式同样对知识的生产（比如何种知识得到大规模生产，何种知识只能小规模生产，何种知识几乎不能被生产出来等）以及知识分子的精英结构（何种知识分子得到社会的认同、认同的程度如何等）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说传统中国社会成员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导致了老百姓重文人轻工匠、“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观念与人生理想，把进入士大夫阶层当成自己的奋斗目标；而在解放后30年高度政治化的大一统社会（其特点是几乎所有的社会活动与社会生活都表现为政治活动与政治生活）中，大众当中所流行的是高度政治化的革命理想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价值观（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入党、当“劳模”），那么，80年代后期以来，上述两种价值观都逐渐地变得由盛而衰，由衰而绝，取而代之的是世俗主义、实用主义、物质改善主义、甚至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这是第二阶段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是意识形态导向的政治社会向市场导向的消费社会过渡的必然结果。90年代占主流地位的大众生活方式可以概括为：以欲望为杠杆，以金钱为动力，以理财为手段。实利原则、现实原则取代了原先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与80年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90年代的大众变得更加现实，他们对于意识形态的关注程度已经大大下降，而在一个意识形态与人文科学一直相互牵连的中国，这种情况必然连带地导致对于精神、灵魂、意义等一切人文问题和人文价值的冷漠。[4]

大众生活观念、价值观念的转变使得知识及知识分子与大众生活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并直接影响到大众对于知识与知识分子的评价标准的变化。知识社会学已表明，知识活动只有获得社会文化价值与大众生活理想的支撑，才能有生存与发展的土壤。因此，人文知识与科技知识在知识系统内部的等级关系常常取决于它与一个时代流行的文化价值观念及大众需要的关系。今天的大众关心现实胜过关心理想，信奉物质胜过信奉精神。一点物质的享受、些许经济状况的改善、家庭收入的微弱提高，比各种理想与主义都更能使他们感到实实在在的满足。这就是盛行于当前中国大陆的“过日子”的哲学。[5]

生活观念与大众价值取向的这种变化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知识及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的评价的改变。当人们用实用主义的观念与尺度来评价知识与知识分子的作用时，务虚的人文知识自然不敌务实的科技知识，尤其是技术知识。技术知识以其贴近日常生活、具有直接的实用功能倍受信奉实利原则的大众青睐。人们乐此不疲地从各种生活小常识、生活小巧门类的通俗普及读物中，或通过专家咨询热线，向技术知识分子请教生活之道、治家之术、理财之法，而不再热衷到哲学大师、文学巨匠的作品中寻找生活的意义、人生的真谛。在广播、电视以及其他大众传媒中，各种生活知识有奖问答吸引了大批的听众（结合巧妙的商品推销广告），却绝少有谁打电话向人文知识分子讨教“人生”问题。不要小看这一现象，它表明了大众生活“导师”的易位。如果说从前的大众导师一直是以阐释人生观价值观见长的“士”阶层或人文知识分子，那么今日的大众导师则是那些知道如何保养身体、调节心理、合理治家理财、正确处理夫妻关系，能够告诉你如何选择和维修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的各色技术专家，导师角色的这种易位，是两种知识分子地位变迁的又一重要信号。如今，“专家”的话就意味着科学，而科学则意味着幸福、合理以及权力。

这种实用主义与世俗主义的社会文化氛围必然对于知识阶层的择业观念产生重大的影响越来越多的青年知识者涌向技术专家的领域，高科技与经济管理是他们的首选职业。结果出现了以技术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利益集团以及与之相关的新社会阶层。直接从事经济或技术活动的企业家阶层与中产阶级人员最为引人注目并受人艳羡。这一阶层基本上是一些企业精英与市场新贵。他们的出现应顺了中国社会市场化转型的历史趋势，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今后中国社会的一支不可忽视的新权力阶层。相对而言，从人文知识分子转化而来的新权力阶层要少得多。其中原因不难理解。人文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与个性特征决定了他们常常缺乏技术知识，并与具体社会实践活动相疏离。这决定了他们很难直接从事经济活动（包括生产活动与商业活动），也不太适应具体的管理工作（这方面的人才主要来自社会科学领域，如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

4、90年代以来，知识界发生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人文知识分子阵营的内部分化。其中一部分仍然秉持批判立场和专业精神，在被政治权力疏远的同时，没有和市场或大众结成新的联盟，保持自己的学院知识分子身份；另一部分则适时调整了自己的价值立场和话语方式，放弃人文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和学院立场，面向市场为大众生产消费性符号，在权力和市场的同谋游戏中实现了政治和经济的“双赢”，成为所谓媒介知识分子或电视知识分子。

媒介知识分子的出现得力于大众传播、消费文化和文化市场在90年代的迅速繁荣，也得力于文化生产场域的分化。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在现代社会，文化生产场除了与政治场域、经济场域相对分离外，其内部还分化为“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和“批量化的文化生产场”。“有限的文化生产场”的特点是高度自治，场域游戏的参与者努力争取学者同行所组成的学术共同体的认可，他们争夺的是高度专门化的、相对独立于经济资本的文化资本、学术资本，标举“纯学术”或“为艺术而艺术”，抵制政治标准和经济标准的入侵；而“批量化的文化场域”则更多地指向直接的商业成功和大众认可等“外在”标准，它生产的是可以迅速或现成地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文化商品。

从这个理论模型看，于丹、易中天等所谓“学术明星”既不同于那些供职于大众媒体的娱乐界、新闻界从业人员，也不同于在“有限文化生产场”获得承认的学者。他们的特点是：既和其他学者一样供职于大学这样的学术机构（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又像娱乐业从业人员一样遵从批量化文化生产场的逻辑——商业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名义上是学者、大学教授，却并没有被同行——学者共同体——所认可的创造性学术成果，而是通过与主流大众媒介的结盟，为大众生产快餐式的“知识”和文化产品——文化口红般的随笔散文（余秋雨）、心灵鸡汤式的人生哲理（于丹）和大话化的历史故事（易中天）。这些产品的商业性本质决定了它或许会商业化地消费与利用历史上的人文科学经典，却不会推进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学术积累。与大众文化的其他明星一样，媒介知识分子或电视知识分子是商业策略的产物。

5、不过，我虽然援用了布迪厄的分析模型，却并不认为90年代以降中国大陆学院化学术知识生产（大致相当于布迪厄说的“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已经获得了自己充分的自主性。这个问题可以结合以量化考核为核心的学术体制建设来谈。

新时期伊始，随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新政策的出台，学术研究的自主和尊严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但在80年代，学术界并没有出现官方推进的学术成果量化考核体系，没有我们在90年代所见到的表格大战、量化考核、数字化控制等现象，大学教师在从事科学研究的时候一般都还享受一份清闲和从容（虽然经济生活方面还比较清贫，以至于在八十年代后期出现了“穷不过教授”“研究原子弹的比不过买茶叶蛋的”之类说法）。

进入90年代后期高校体制改革阶段，中国的学术体制化进入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一方面是快速推进，另一方面是怪象丛生。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这次学术体制化特别凸现出政府的主导作用、浓重的利益驱动以及烦琐复杂的数量化管理诸特征。可以是说政府与市场，而不是知识界，才是这次体制化进程的真正推动者。本来，在一个学术体制很不健全、政府办高教、科研机构直属行政机关领导的国家，学术体制的建立需要借助国家政府的直接推动和参与具其必然性和合理性。这就像在一个没有市民社会或市民社会传统非常薄弱的国家，常常需要由政府直接出面培植、扶持市民社会。90年代中国学术体制化的速度和力度离开了政府的直接介入和大量资金投入是难以想象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借助政府力量推进学术体制化应该是也只能是在中国特殊语境中采用的暂时的过渡性手段，其最终目的仍然是培育学术场域的独立和自治。这是一种采用非自治的手段达到学术自治目的的特殊途径。也就是说，政府应该以组织者的角色推进学术体制化，而学术体制化所应该遵循的原则、学术体制内部的运行规则则应该让知识分子和专家群体来确立，这样才能保证学术体制化真正能够做到保护学术研究、使学术研究按照自己的自主原则进行的作用。说得更加明白一些：政府的扶持学术场域的目的最终目的恰恰是最后取消这种扶持――就像父母扶持孩子走路的目的是为了最终彻底摆脱这种扶持，而不是为了借此控制孩子使之彻底丧失自立的能力。

遗憾的是，现在进行的学术体制化好像不是向着这个方向发展，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之，把体制化作为操纵学术、控制知识分子的手段。这个学术体制化进程由于掺入了过多的非学术动机而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学术自主的方向。就高校而言，一方面，各个高校都制定了非常复杂、看似“科学”“客观”的量化学术评估、学术奖励、学术资助体制（以及与此相关的教师职称晋升制度、福利待遇制度等等），资金投入的力度也不可谓不大；但另一方面，这套评估、奖励和资助体制又严重违背了学术研究的自身规律，它体现的是高校领导通过学术、学术GDP来创造所谓“政绩”、跻身所谓“强校”“名校”行列的思路。结果是，尽管各个高校都制定了非常复杂烦琐的量化考核体制，论文和项目的数量上去了，学位点增加了，教师――特别是那些能够及时适应这个学术体制的教师――的待遇也的确是上去了，但是学术的质量却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出现下降趋势。学术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浮躁风。

问题恰恰在于，这样的学术“”运动完全违背了学术的自身原则，它只有体制化之名而无体制化之实，最多只能说是被权力和金钱严重扭曲的伪体制化：把量化的标准推进到了非常荒唐的程度，并完全根据刊物的行政级别来判定所谓学术论文质量；制定了非常繁复的表格让学者们（特别是那些正在学术研究黄金时期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一天到晚忙于表格大战；学术评估和科研考核的周期过短（长则三年短则一年一考核），使得研究人员无法潜心进行需要长时间积累的重大学术课题的研究，等等。更加荒唐的是：越是适应这个所谓学术体制的人就越是名利双受，成为“填表教授”（整天忙于填表）、“跑点教授”（整天忙于跑硕士博士学位点）、“项目教授”（一个人同时作几个甚至几十个项目，有人戏称为同时烧几壶水，结果一壶也烧不开）、“行走教授”（整天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讲学”）。追求学术GDP还导致抄袭成风，其滋生的速度比媒体上曝光的速度还快（抄袭成风本身就与片面追求学术GDP之间存在必然联系）。

这些弊端已经被许多有识之士反复撰文批评，但效果却并不明显。现在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是：人文科学领域的学者被数字霸权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几乎完全没有时间从事人文科学研究所需要的沉思默想――我喜欢称之为“发呆”――的时间。我这里说的“发呆”并不是非生产性的白白浪费时间，而是一个真正的人文学者在孕育重大的创造性思想时必不可少的“冥思”状态，是最富于生产性的时刻。此时学者绝对不能为一些急功近利的杂念（比如一篇核心刊物的文章可以记几分、拿到多少奖金等等）所缠绕，以便面对一些真正永恒的问题。我们难以想像：如果海德格尔没有那个远离尘嚣的小木屋，如果康德整天想着发表多少文章以便完成考核，他们还能够成为一代哲学伟人！大家能够感同身受的一个最直观的印象是：九十年代以后学者开始追求的数量，他们的收入提高了，但是也不象八十年代那么清闲从容了，他们没有了为一篇论文、一个观点而长期积累、慢慢推敲、精打细磨的时间和心态。

就与文学关系特别紧密的人文研究领域而言，目前的学术体制化还存在自然科学、特别是实用性技术科学的霸权。现在各个高校的科研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照搬自然科学的模式，不但追求量化，而且片面强调实用性（能否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是否能够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等等，片面强调应用性、强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但是人文科学的性质决定了它和自然科学的根本区别。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意义和价值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非数字化甚至反数字化的。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深刻的人生哲理是通过数字公式表达的。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学术体制存在的弊端。为了克服这样的弊端，出路不是重新诉诸反体制的“暴力革命”（“造反”），而是建立真正科学的学术体制。真正科学的学术体制是以学术为本位、以学术自主为核心的体制。也就是说，我们的学术体制建设的目的和途径都应该是为了让学术摆脱非学术因素――不管它把自己装扮得多么“科学”、“客观”，多么具有可操作性——的干预，让学术更好地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

5、中国似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民粹主义时代，弗兰克•富里迪对英美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倾向的描述似乎也是今天中国的写照：

如今，真理、知识和道德价值越来越不再被认为是绝对的，而是代表着持有者的立场；知识分子也自觉地不再充当普遍真理的代表，而是特定群体或特定身份的代言人，高压文化和通俗文化不分轩轾；博物馆和美术馆进入社区，展示早已被各种认可或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图书馆里增设咖啡厅，努力把自己变成休闲场所。学校越来越追求满足学生的需要，大学教师被要求去‘支持’而不是改变学生；教师降低姿态，自称也在学习，同时也降低要求，一味肯定和鼓励学生的观点和努力。不同观点的讨论被等同于人身攻击。；学术自由变成了对教学成果的量化检查；生活的经验被与学习而得的知识等量齐观。

[注释]

[1]这一点与90年代许多人文知识分子倡导的“学术独立”、“坚守（学术）岗位”形成了有趣的对照。

[2]笔者虽然没有进行过严格的统计，但是大家可以依据经验加以判断的一个事实是：九十年代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精英绝大部分出身于科技知识分子，或具有相关的学习或研究经历，其中尤其以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技术专家引人注目。

[3]仔细比较十六大和十七大的政治局常委的学历构成，会发现社会科学专业毕业的人数有所增加。十七大常委的学历构成：，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河川枢纽电站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工程师；吴邦国，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电真空器件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工程师；，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构造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程师；贾庆林，河北工学院电力系电机电器设计与制造专业毕业，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李长春，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工程系工业企业自动化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工程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贺国强，北京化工学院无机化工系无机物工学专业毕业，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北京石油学院勘探系地球物理勘探专业毕业，大学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其中新增常委中、所学专业都属于社会科学。相比之下，十六大的曾庆红、吴官正、罗干全部是工科毕业（曾庆红，北京工业学院自动控制系毕业，工程师；黄菊，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电机制造专业毕业，工程师；吴官正，清华大学动力系热工测量及自动控制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程师；罗干，民主德国富莱堡矿冶学院机械铸造专业毕业，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知识分子范文篇7

[摘要]：

媒介研究者对文字和图像关系的讨论由来已久,有的涉及电视媒介本身的文字和图象关系,有的则涉及电视图象对其它传统文字媒介的影响。许多论者认为,电视图象根本不适合严肃话语,唯有文字才是讨论公共政治、政策、价值和公民事务的必要话语。他们批评电视传媒信息的传递特征会限制和浅化人的认知和思维，不利于独立思想、多元开放的公共讨论,因此具有保守的政治倾向。还有的论者则认为，图像媒介是一种以“提示”为特征的大众文化修辞，而修辞是一种社会作用,并不只是一个文本。不能把言辞仅仅当作一种说“理”辩论,也不能仅仅把在正常有序的过程中的辩论才当作“言辞”。本文介绍和权衡这两种观点，并提出，图像对公共问题的提示可以成为文字公共话语的一种“转化”,而不单纯是一种“退化”。媒介知识分子的公共话语作用不体现在为“理”论而理论,而体现在公共讨论中表明价值判断和立场选择。同时，公民受众有责任积极促使新闻从业者和政府更有效地传递信息。公民受众有获得公共信息的权利，没有信息公开畅通的公共话语，便不可能有真正和谐的正义社会。

Abstract:Mediacriticshavelongarguedthepriority,theinterrelatednessandthemeansofcontactbetweenwordandimage.Differentintellectualclimateshavegivenrisetodifferentsensesofwhichismoreimportantorwhichdominatestheother.Aconsiderablebodyofresearchhasturnedupinterestingintersectionsbetweentelevision’swordsandimages.Similardebatescontinueovertheinfluenceoftelevision’simageryonverbalcommunication.Thispaperexaminestheargumentsthattelevision’simagesarefundamentallyunsuitedtoseriouspublicdiscourseandthecounter-argumentsthattelevision’simageshaveanimportmetonymicalroletoplayinthetransformedpublicdiscourse.Balancingbothpoles,thispaperarguesthattherealpointofpublicdiscourseistomanagethemeaningsandcommitmentsinvolvedindecisionsaboutpublicaffairs.Citizenscanmakeadifferenceindemocraticpoliticsbythinkingmorecriticallyabouthowinformationcomestothemandhowjournalistsandpoliticianscandeliveritmoreeffectively.Accesstopublicinformationisabasiccivilrightofeverycitizenandagoodandjustsocietywillnotbepossiblewithoutinformedandactivecitizenship.

Key：MediaIntellectuals；publicdiscourse；TV；word；image；Citizensociety

2007年9月下旬至10月初,美国公共电视台PBS在旧金山湾区播放由伯恩斯（KenBurns）导演制作的大型七集二战纪录片《战争》(TheWar)[1]。开始播放当天,《旧金山纪事报》在头版上刊登了诺尔特（CarlNolte,2007）介绍此纪录片的文章,题目是《老兵说,没有纪录片能捕捉经验》。这个看起来象是反宣传的题目,连同一整版对许多二战老兵的采访,提出了一个与媒介工作者和公共话语密切有关的问题,那就是,当今最重要的电视媒介,它的图象和文字,究竟能在什么样的作用中介入和引导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讨论?

在美国,PBS是不插广告的公共电视台,以深入报道时事,讨论公共问题著称,许多国家的人都羡慕这样一个公共讨论空间。然而,美国论者对这样的媒介能否发挥公共作用仍然有所疑问。这种疑问是针对什么而提出的呢？对PBS这样的公共媒介，批评者提出疑问,针对的首先不是政治权力和统治意识形态的操控，也不是公共信息的虚假（假证据、假历史、说假话）,而是作为传媒手段的图象或文字本身的媒介局限性。好的媒介工作者会时时察觉到自己的职业手段局限。他们知道，自己职业手段的局限会直接影响到媒介工作应当如何去实现它的基本价值目标，那就是真实。

在《战争》的第三集《死亡的职业》开始时有一个镜头,是三个战死的美国士兵倒卧在新几内亚的登陆海滩上。伴随这个镜头的解说词问道,“为什么要让(美国)人看到这样的景象呢?”镜头渐渐推远,观众可以看到这是一张刊登在杂志上的照片。解说词评论道,“文字永远是不够的,身体会感觉,头脑会知道,眼睛会看到。但是,能够让我们感觉、知道和看到的文字却并不存在。”随即,解说词又补充道,“这是一张刊登在1943年9月号《生活》杂志上的照片。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21个月里,这是美国(媒介)刊登的第一张阵亡美军照片。”那一期《生活》杂志为了刊登这张照片所附的部分说明文字是,“这三位美国兵是为自由倒下的,我们的责任是让自由重新站立起来。”

无论是当年《生活》杂志的照片和说明文字结合,还是今天《战争》的电视图象和解说文字结合,都为我们提供了媒介同时运用图象和文字的实例。不仅如此,它们也让我们看到好的媒介工作者如何对自己职业手段特征保持应有的觉察和谨慎。《生活》这个图象杂志能在照片之外添加关于“自由”的文字,而《战争》电视解说则能坦然承认,“文字永远是不够的”。媒介批评是否总能对这两种传媒特征和手段保持应有的觉察和谨慎呢?媒介研究者对这两种传媒手段的相互关系又有一些怎样的论述?从关心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立场出发,可以从这些论述获得怎样的借鉴或进行何种取舍?本文拟就这些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

一.图象媒介和公共话语危机感

照相术发明于1839年,在1840到1850年代照相已经风靡欧美,但报纸刊登照片一直要到十九世纪末美国人豪根（StephenH.Horgan）发明半色调网点照片印刷技术后才出现。1880年美国出现第一家刊登照片的报纸,极受公众欢迎。不久其它报纸、杂志纷纷跟进。摄影进入新闻业,形成了“摄影新闻”。希克斯（WilsonHicks）从1937年到1950年担任《生活》杂志摄影部主任（刊登三个战死的美国士兵照片就是在他任职期间)，他把摄影新闻定义为“文字和图象交际传媒的结合”。希克斯认为图象比文字更能传递真实。他说,“在新闻出版中,最能再现实际事件的第一手报道是照片故事，好的标题加上好的照片,再加上好的解说。”(WilsonHicks,1952:3)

随着电视时代的到来,照片加文字的摄影新闻已经远远不能与电视图象新闻争锋。在电视刚刚成为大众媒介不久的1950年代,象朗格（SusanK.Langer,1957）这样的理论家还在怀疑图象和文字到底有没有相互配合的可能。当时的电视不过是广播的插图版,连当时的电视主持人都不清楚他们正在开创的是怎样一个崭新的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时代。有人记录过这样一个历史场面,1951年CBS(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组人员在电视上作年终回顾,参加者都是CBS著名的电台主持人。那些实地采访过二战和朝鲜战争、亲身参与创造“广播新闻”形式的新闻老将,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电视镜头。穆罗（EdwardR.Murrow）满脸是汗,塞弗里德（EricSevaried）脸色煞白、手指神经质地敲击桌子,匈博伦（DavidSchoenbrun）为了显得高一些,在座位上垫了一个枕头,将要开播前,说是要上厕所。看着这些人,另一个参加者彼埃品特(RobertPierpoint)觉得他们一定是病了,自己更加紧张。(StanleyCloudandLynneOlson,1996:260-263)对于今天的电视观众来说,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今天不管谁上电视都能大方自如,更何况新闻主持人?对于今天电视媒介的图象和文字关系,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也早已不再是这二者是否可能结合,而是更加关心这种结合可能对公共话语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媒介研究者对文字和图像关系的讨论,有的涉及电视媒介本身的文字和图象关系,有的则涉及电视图象媒介对其它传统文字媒介的影响。(MartinJay,1993,W.J.ThomasMichell,1986,WendySteine,1982)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波尔丁(D.Boortin)在《图象:假事件的引导》一书中就已经开始了对电视图象的诘难。(DanielBoorstin,1961)从那以后,便不断有论者重申褒文字、贬图象的媒介批判立场。许多论者认为,电视图象根本不适合严肃话语,唯有文字才是讨论公共政治、政策、公共价值和公民事务的必要话语。他们批评电视败坏了公共讨论的形式,危害了公共话语的理性。(W.LanceBennett,1988,LloydBitzer,1980,MurrayEdelman,1988,RobertM.Entman,1985,NeilPostman,1985)

电视媒介影响遍及人们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许多媒体论者在其中察觉到公共话语面临的深刻危机。批评电视图像媒体妨碍和危害公共话语，一般有两个批判着眼点或论述途径。第一是批评电视传媒把公共话语变成消遣;第二是强调电视传媒信息的传递特征会限制和浅化人的认知和思维，不利于独立思想、多元开放的公共讨论,因此具有保守的政治倾向。这两种批评都把文字的萎缩与公共话语的萎缩联系在一起。

第一种批评以波兹曼(NeilPostman)在《娱乐至死》中的论述最为著名。波兹曼认为,“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品都已经变成为与娱乐行业同类的附属品,……结果是,我们成为已经处在娱乐至死边缘的民族。”(NeilPostman,1985:3-4)电视影响令公共话语陷入了非常令人担忧的境地,“我们的文化,它的信息、思想和知识特征都来自电视,而不再是印刷文字。”(NeilPostman,1985:28)电视传媒为我们提供“传媒喻说”(mediametaphors),我们就用这些喻说来辨认世界，并将之感知为文化。(NeilPostman,1985:10)由于电视传媒如此深刻地在影响人们对现实的辨认和感知,它已经事实上左右了“我们的意识和社会制度”。(NeilPostman,1985:18)几十年以前,电视刚出现的时候,不过是前一代现代技术传媒无线电广播话语的插图。但今天电视的作用已非同寻常，“公众所关心的每一种问题--政治、新闻、教育、宗教、科学、体育--没有不被放进电视的。这就意味着,对这些问题的公共理解,没有一个不带有电视的偏见。”(NeilPostman,1985:78)

波兹曼是在美国特定的历史传统中猛烈批评电视的。他认为,美国共和民主制度的基础是公开辩论和公众对这种公开辩论的普遍兴趣。十九世纪林肯和道各拉斯间的公开辩论（Lincoln-Douglasdebate）可以连续几个小时,普通民众都能全神贯注地倾听他们的辩论,并随后在他们自己中间展开辩论和演说。公开辩论和演说是民主政治的要素之一。在二千多年前，古代希腊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斯(Thucydides)在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就已经显现出演说和辩论的公共作用。这部历史著作中包括了许多以影响他人和公众为目的的演说。波兹曼认为,电视时代的美国人比起十九世纪来,积极思考公共问题的能力退化了,电视只适宜于表述一些容易表述的想法,而这样的想法逐渐竟然变成了公众全部想要和以为值得表述的思想。图像令人的思维幼稚化，波兹曼特别担忧的就是这种电视图象代替文字所造成的公共思想退化。

波兹曼认为,以十九世纪的美国报纸为代表的文字是一种比二十世纪电视为代表的图象优越许多的公共交际媒介。只有文字传媒才能充分为公众提供他们处理日常事务的信息。(NeilPostman,1985:66)与此相比,今天的电视让观众对什么都只有一些浅尝辄止的了解,各种各样的世界吉尼斯纪录、稀奇古怪的事情,这种所谓知识对公众处理自己的日常问题并无帮助,美其名为“知识”,其实就是纯粹的消遣娱乐。这种信息相互之间没有联系,既不能帮助人们了解现实问题的本质,也不能形成持续的理性话语。(NeilPostman,1985:70,76-77)波兹曼认为,公共生活的话语必须借助文字形成具有“建议”(proposition)的内容,(NeilPostman,1985:49-50)也必须由此而具备公共话语“说明”(exposition)的形式。(NeilPostman,1985:63)只有公共话语越多地运用语言文字,公众才越有能力作概括而抽象的思考。

第二种对电视妨碍公共话语的批评集中在电视表现的不同方面，大都与电视限制和浅化人的认知和思维有关。阿尔西特(D.C.Altheide)和斯诺(R.P.Snow)非常重视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传媒对普通人思维方式的影响,“当今(电视)传媒的宰制是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来实现的,媒介的一般方式和特殊形式已被社会(民众)所接受,媒介的逻辑基本上已经组织和界定了文化的内容。”(DavidAltheideandRobertP.Snow,1979:15)一旦公众将电视媒介的逻辑内化和自然化为公共“常识”,“媒介和观众就会用同一逻辑去理解社会现象。”(RobertP.Snow,1987)阿尔西特和斯诺认为,电视媒介的视觉逻辑限制了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因此在政治上是保守的。

其他媒介批评者也提出过类似的看法。例如，库伦（J.Curran,1982:220）提出,由于传媒只是展示社会制度,这种单纯的展示很容易就此显得象是自然的发生。凯尔勒(D.Kellner,1982:399)也指出,一般民众会以为“既然都上了电视,那一定是真的。”梅罗维奇(J.Meyrowitz,1985:89)称这是电视的假现实性效果。克内尔(I.Connell,1980:14)说,电视上对公共事件的解释都只是某些人的解释,但又“总是说成是‘许多人’和‘大多数人’的看法。”伯蒂肯（B.H.Bogdikian,1992:4）指出，在美国，媒体垄断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在世界的一些其它地区，国家权力更是公然以垄断媒体来控制新闻。看起来有许多电视频道、电台、报纸，其实都是发出同一个声音。

许多媒体研究者和批评家都特别关注那些阻碍公共问题思考的媒体逻辑或认知思维方式。他们认为,电视里的“商品化”、“说故事”、“看图”、“个人化”等等特征都是特别有害的。“商品化”让人觉得人的所有需要和欲望都是物质性的,只要有钱,没有不能解决和满足的。“说故事”总是运用程式化的老套子，尽量把人物和情节化简,以叙述代替分析和评价。“看图”则是把注意力放到眼前,社会问题再大、危机再深,只要没图象,皆可眼不见、心不烦。“个人化”把一切化为可叙述的个人故事,去除掉一切“引导人们公共思考的概念,如阶级、制度、结构、权力分配、社会公正,等等。”(BarryBrummett,1991:12-15)

在所有这些被视为阻碍公众思考的媒介特征中,又以思维的图象化最遭诟病。图象时代的公众对政治现实的认识已远不如文字时代的公众。格拉博（DorisAGraber,1990）写道,“在许多方面,电视时代已经反拨了人类学习知识的时钟,回到了只能眼见为实时代的学习。电视让人们即刻或稍后就能看到事件的发生,无须再依靠文字的描述。自从有了文字印刷的新闻,即使运用照片和图解,也不可能全然捕捉事件的发生。人们原本指望电视时代的公众能够比以前更好地把握现实,包括政治现实世界。这个指望已经显然落空。目前的研究者大多数都指出,尽管电视新闻的政治内容多多,但大多数美国人认识政治的水平却是令人失望。”

二.重新认识图象传媒和公共话语

社会公众认识和了解政治现实,为什么电视的图象不如报纸的文字呢?大致有四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某些政治信息一经图象处理就会被排除或流失。第二种说法是,图象本身所能包含的政治信息十分有限。这两种说法针对的都是图象不能表述概念和分析,短于建议,而且拙于说明。第三种说法是,问题出在观众,即使图象提供者确有提供政治信息之意,不把意思用话说明,许多观众也还是看不出来,有的甚至更是以图满足视觉好奇心。第四种说法是,许多观众也许都能从图象中获得政治信息,只是观察者和媒体研究者还不知道如何确定这种图象信息认识的特征和作用。波兹曼、阿尔西特、斯诺和许多其他论者所采用得着大致是第一、第二和第三种说法。而对这些说法提出不同意见的，往往则会以第四种说法为出发点。为了重新认识图象传媒和公共话语的性质和关系，布鲁麦特(B.Brummett,1991:xiii)在《大众文化的修辞特征》一书中提出的正是第四种说法。

布鲁麦特把图像媒介称作为“大众文化的修辞”，他提出，在任何社会的公共话语中，修辞都极为重要。但是，修辞是一种社会“作用”,并不只是一个“文本”。不能把言辞仅仅“当作一种说理辩论”,也不能仅仅把在正常有序的过程中的辩论才当作“言辞”。否则就会把极端情况下的“抗议示威当作一种粗野的个人发泄或胁迫。”独尊“言辞”在公共生活和公共话语中的理性价值,就会贬低那些非语言性行为的理性抗争意义。(BarryBrummett,1991:27)2007年9月底发生在缅甸的僧侣上街,群众支持的抗争就是一个最近的例子。他们的抗争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言辞,一种反对政治专制的话语。和尚走上街头,并没有发表演说,也没有“公共辩论”。但他们冒死抗争,这本身就是一种参与、一种反对、一种辩论。许多其它国家的群体性事件也是一样。媒介工作者报道这样的事件，也因此成为一种特殊的公共行为,不仅提供了真实的信息,而且也表示了道义立场。

长久以来，人们只是把文字和修辞联系在一起。人们重视文字修辞，是因为它能够影响公众，至于是何种性质的影响，那倒反在其次。古代的诡辩家（Sophists）把言辞当作一种在公共论坛上争取个人或政治利益的工具。十六世纪的教育改革家拉姆斯（PetrusRamus，1515-1572)把言辞只当作一种花言巧语的口头功夫。(WalterJ.Ong,1958)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的修辞学家则认为,言辞是一种能够帮助人们发现和辨明人间事务的工具。(PaulGoring,2005)到了二十世纪,人们对言辞有了更多样和更实际的期待,理查兹（I.A.Richards,1936）认为,研究修辞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因文字使用造成的“误解”,并找到克服这种误解的“治疗方法”。布拉扬(D.C.Bryant,1953)认为,言辞的作用在于能向人传递意思,又能让人传递意思。伯克(K.Burke,1969)则认为,人天生就是一种能对符号(symbols)作出反应的动物,而言辞的作用正在于运用语言符号,引导人与人之间的配合。然而，有许多人对言辞抱完全不信任的犬儒态度,认为言辞无非不过是一种蛊惑、欺骗和操纵人的工具。勒庞（G..LeBon,2004）《乌合之众》一书的群众之所以被洗脑、被蛊惑,除了是因为本身的智力低下,易于冲动,还因为成功的政治家没有一个不是极擅长“语言艺术”的。

文字在图像媒介中淡出，并不意味着图像媒介与修辞无关。恰恰相反，图像媒介本身就是一种以“提喻”为特征的修辞。提喻可以是提示，也可以是暗示。布鲁麦特提出，大众文化图像的基本特征就是这种提示或暗示。提示是一种“象征”手法,但又与人们一般所说的象征有所不同。象征是一种“代表”,而提喻则是一种“联想”。例如,花可以代表“爱情”,这是象征。花可以引起美丽、谐和、平安的感觉，这是提示。提示”之所以成为大众文化的基本认知特征，那是因为大众文化认知有“约简”(reduction)的特点,“约简是一种修辞策略,一种象征运作。将复杂而抽象的问题约简为容易把握的简单图象(形象),靠的就是提喻。”(B.Brummett,1991:27)正如修辞学家伯克所说,提喻是一种化繁为简的转义方法。(KennethBurk,1969:506-507)例如,皇室在英国政治中的权利和义务可以约简为一些简单的形象,某一位坐在王座上的英王,皇家的仪式和活动等等。对许多人来说,他们的宗教信仰亦可约简为一些具体的日常物件、行为或图象,如十字或庙宇、上教堂或烧香拜佛、领圣餐或守斋吃素、圣象或者平安符等等。

对今天大众认识和了解公共事务,电视媒介起着一种特别重要的图解约简作用。官方媒体宣传运用的就是这种提示性引导。例如,电视播放的经过精心设计的官员形象,一个个红光满面、头发乌黑、衣着体面、精神抖擞。这是一种国家政治稳定、目标明确的提示。相反,那些可能提示社会不公正、权力腐败、民心涣散的图象,如贫困者的日常生活、官员的作威作福和声色犬马、民众上访诉冤、警民对抗等等,即使不能完全删除,也必须放在正面的叙述情境中作特殊处理,如官员访贫问苦、执政党反腐肃贪、正确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和谐社会,等等。许多媒体批评者抨击电视的愚民作用，往往就是针对这种不实诱导。许多论者批评电视图象不利于公共话语,也是出于类似的理由。他们认为，电视传媒的图像限制了展示不同的观点角度,这种限制具有政治保守性。尤其是电视传媒控制在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手里的时候,社会中的多元立场和要求很难通过它发出声音。电视媒介的独大,它本身就不利于公共社会中的多元讨论,限制了非显见意见与显见意见争夺公共舆论的可能。

布鲁麦特认为，电视传媒的这种官方宣传作用，问题不是出在图像本身，而是出在谁用图像提示，图像提示的目的是什么。布鲁麦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电视图象媒介对复杂问题的约简真的会使非显见意见不再能与显见意见争夺舆论了吗?仅就电视媒介来说,也许确实是这样,因为电视可以完全被权力所控制。但是,图象传媒和约简式话语却不可能完全被权力所控制和垄断。在电视之外的其它传媒空间里，图象或其它约简式话语完全可以用作反抗权力意识形态的手段。既然统治权力可以利用图象和别的约简手段来影响和控制公众想法,批判型的媒体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以用同样的手段来对抗这种影响和打破这种控制呢？

布鲁麦特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国家庆典时,电视向公众展示神情坚毅、挂满勋章的将军,提示历史的光荣和军事机器的强大。而那些倒在血泊中的普通士兵图象则可能在作另外一种提示,提示战争的人性代价和暴力铁血机器对人的败坏。(B.Brummett,1991:27)图象完全可以成为社会争论的一个公共论坛,在多媒体时代的今天,图象不只是在电视中展现,而且还在网络和其它空间中展现和传递。在网络传媒的各种信息中,图片的点击率往往是最高的。当然,网络上大量的图象仅仅是消遣性的,并没有公共信息的价值。然而,也正因为如此,那些遭到政治强权敌视和压制的严肃公共信息图象,才有了避免被立刻审查删除的藏身之地。

图像对公共问题的提示可以成为文字公共话语的一种“转化”,而不单纯是一种“退化”。基于这样的转化，图像的“约简”也可以成为电视传媒时代形成的一种新形式公共话语。以文字为公共话语的优先方式,或者唯一正当方式,把分析性说明当作为唯一不二的说理方式,都可能忽略媒介知识分子的根本社会作用，这个作用是伸张社会正义，而不仅是运用文字。运用文字的能力再好，也未必就能起到媒介知识分子应该起到的社会作用。媒介知识分子公共话语作用不体现在为“理”论而理论,“公共话语的真正要点在于在公共讨论中要有明确的(价值)意义判断和立场选择。”这样的价值判断和立场选择并不需要“一定由长篇大论来表述。”(B.Brummett,1991:28)

媒介知识分子向公众提供他们的价值判断和立场,运用文字还是图象(或其它提示方式),区别其实不在于一个批判,另一个保守,而在于一个已经有了传统和先例,而另一个还有待于形成传统和创造先例。当然,象电视图象这样的媒介手段,它本身就是一种体制结构,个体知识分子与之对抗,就象徒手的面对持枪的,首先面临的就是力量不对等的形势。正因为如此,掌握电视媒介机器的权力可以从从容容地运作一种有权者对无权者的“软性统治”,“电视用挑选让观众看到什么(来统治他们),这个过程不是以强迫的形式来完成的,而是利用电视新闻叙述故事诱导解读的办法,诱导观众的积极赞同。”(D.MumbyandC.Spitzack,1983)布鲁麦特指出,不管电视制作如何处心积虑,总有的观众会反过来看,倒过来听。(B.Brummett,1991:28)

类似的见解别的媒体研究者也曾提出来过，例如费斯克（JohnFiske,1983）就认为,看电视的观众不是就此被剥夺了对意义解释“讨价还价”的自由。在与他人合著《阅读电视》中,费斯克更是强调,观众不按照电视制作原意图的阅读，这事实上是根本不可避免的。(JohnFiskeandJohnHartley,1978:105)还有论者提出,媒体所提供的那个真实,观众未必就把它当作真实,统治权力的诚信问题越严重,它掌控的媒介就越是被公众看作是在说谎,或至少不是在说真话的工具。(T.Bennett,1982:297-298,DavidMorley,1980)媒介的官腔语言在无数的顺口溜和民间笑话段子里成为正话反说的材料,就是一种反着看、倒着听的例子。

三．媒介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

美国媒体理论界关于图象对公共话语造成“危机”还是形成“转机”的争论是在特定的国情条件下进行的,对不同制度的其它国家充其量只是一种参考,而不是一种普遍定论。尽管批评者从文字使用情况看到美国公共话语的危机,但在美国现实生活中,文字的作用仍然显而可见，非常重要。政治家们在竞选期间都会作无数次的演讲,与本党的和反对党的对手作许多辩论,向选民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争取他们的支持。国会的辩论普通公民都可以旁听。报纸和电视上也有经常性的关于国家政策、政党政治、以及制度问题的公共讨论和争论。尽管如此，美国社会中提醒公共讨论和公民介入危机的声音仍然此起彼落,相信今后还会不断出现。这种提醒本身就是公共讨论传统深入人心,成为社会制度传统的证明。在缺乏言论自由和公共讨论传统的社会里反倒较少会听到这样的提醒。

文字或图象在公共话语中的作用,不仅仅是媒介工具的问题,而更是公民政治的问题。公民政治制度是公共话语正常运作的根本条件。贝耐特（W.L.Bennett）在讨论新闻这一公共话语时指出,公共媒介涉及的不只是媒介工作者和公众,而且还有政府。只有这三方面都共同努力,公共话语的信息和意义传媒才能起到好的公民政治效果。贝耐特对“公民”、“记者”(或传媒工作者)和“政治家和政府”分别提出了五条保证公共话语真实、有效传递公共信息的具体建议。在贝耐特的这个三元关系中,公民最为优先，公民不应该是,也不只是消极被动的媒体受众。

贝耐特对公民受众建议的原则是公民应当坚持自己获得公共信息的基本权利，公民还应当对利益势力影响媒介有充分的察觉,“应当破除新闻已经自由、人民已经自由的神话，并以此为出发点,参与公共辩论。”(W.LanceBennett,1988:200)贝耐特对公民提出了五条具体的建议。第一,辨认并怀疑媒体语言中的陈腔滥调、刻板套话、僵化印象和固定情节(如道路曲折、前途光明)。第二,要察觉那些看上去是事实,但却是回避本质问题的事实(strayfacts,“迷路的事实”)。例如,新闻以清廉自守赞扬官员,有察觉的公民受众便会问,难道清廉不是所有官员所应该的吗?除了清廉,公民社会对官员和政治人物究竟该有怎样的要求呢?第三,要察觉媒体信息明里或暗里受到的控制（审查和自我审查）。第四,要察觉那些用来支持和吹捧党派立场的所谓“事实”报道。第五,要主动积极地通过多种信息渠道核证信息的可信度、真实性和复杂性。(W.LanceBennett,1988:201-206)

贝耐特对新闻从业者也有五条建议，总的原则是要有公共社会问题意识,不要把注意力只是放在政要、名流或娱乐性的消息上面。第一,要就问题谈问题,不要把公共问题个人化，不要把官员个人的日常活动当作最重要新闻来报道。第二,要关注并帮助形成公共议题,在客观报道之外,还应该有自己的观点。第三,避免使用陈腔滥调、口号式的语言,更不要粉饰太平、阿谀权势。第四,要为普通受众着想,使用清晰明了的术语,说清事情的前因后果,帮助受众避免因一知半解、以偏概全而简化事实。第五,在叙述故事时,应该点明故事背后的社会问题,并提供解释，作出应有的价值判断。(W.LanceBennett,1988:207-211)

贝耐特还对政府和官员提出了五条建议,其基本出发点是,政府应当对媒介起到中立而公正的协调和监督作用,而不是把媒体据为己有。第一,政府有责任限制个别政治家凭借权势或金钱(竞选募集的经费)过度占有媒体,获得压倒竞争对手的发言优势。第二,要对政党如何在媒介上发表政见作出制度性规定,以确保公共辩论的公正程序、内容和伦理,防止言论压制、个人攻击、诬蔑中伤等等。第三,要鼓励不同媒体间的多元竞争,防止媒体的垄断。第四,在鼓励多元竞争的同时,还要帮助非主流的、代表弱群体的媒体,让它们在不对等的竞争中有存在和起作用的机会。第五,要维护媒体作为公共服务机制的作用,防止媒体恶质化为商业或党派利益的工具。(W.LanceBennett,1988:211-214)

贝耐特的这些建议都是例举性质的,不是教规条例。这些建议涉及了批评者在电视媒介中所看到的一些问题(商业化、说故事、图象化、个人化),同时也就如何克服这些问题提出了积极可行的正面建议。这种建议本身就是一种媒介批评和公民参与行为。一味的怀疑和揭露会把人变成“犬儒主义者,而不是批评者。”(W.LanceBennett,1988:206)在信息控制实际存在的情况下,公民们应该利用国际社会多元媒体所提供的机会,积极主动地寻找自己需要的真实信息。

公民通过多元媒体渠道，克服电视的局限，积极主动了解事实真相，不久前就有一个实际的例子。那就是2007年9月缅甸政府对民众运动的军事镇压。在美国,关于这个事件新闻报道的高潮是9月26日军警向群众开枪的那一天。9月26日之前,美国电视新闻就已经有关于僧侣和群众上街游行要求政治自由和民主的报道。报道具有电视媒体批评者所列举的“说故事”、“图象处理”和“个体化叙述”等特征。

首先，报道套用了“民主”和“专制”对抗的现成故事情节。对于想详细了解缅甸政治现实和历史背景的观众来说,这是一种过于简约的媒体信息。其次，电视图象以成队成队,穿着红色僧袍的人群造成了强烈的视觉形象,提示民众抗议的如火如荼。对于想要全面了解缅甸社会各阶层、利益集团的观众,这种“图象”当然也是过于简约。再者，电视采访游行参与者,他们的面孔让观众对个别群众抗争有了充分“个人化”的可能。9月26日,军警对僧侣和民众开枪镇压。媒体在对缅甸事件的报道之外,添加了这样一条报道:联合国开会商讨如何对缅甸政府传达国际社会的震惊和愤怒,但由于中、俄的反对,联合国无法通过谴责缅甸政府镇压民众的提案。这一报道又是十分简约,它并没有告诉观众,中、俄两国为什么不赞成这样的提案。

9月28日缅甸统治者切断了网络这个最后还能向外部世界传递信息的渠道,军警在旅馆里搜查外国记者,没收一切照片、录像。美国媒体电视媒体更是只能用零碎的图象来提示专制政权的暴力和恐怖,如散落在大街上的带有血迹的拖鞋,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僧侣,俯卧在水塘里的和尚尸体。美国电视还播放了缅甸新闻的画面，官方电视播音员正襟危坐,指控暴民打伤维持秩序的军警。然而，电视并不是缅甸事件的唯一信息来源。没有新的图像画面，缅甸事件并没有就此从美国公众的视线里消失。10月3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关于缅甸问题的听证会，向公众提供更深入全面的信息。关心此事件的公众还可以从网络上获得其它有关信息。

说电视媒介报道过于简约,那只是比较公众可以通过其它媒介渠道获取更详尽信息而言的。比起完全不报道,简约的报道所起的公共信息作用毕竟要大得多。电视媒介虽然具有批评者所说的“故事”、“图象”和“个人”特征,但这些特征并不具有必然“保守”的本质。这是因为媒体工作者完全可以在运用这些传媒手段时，对报道的事件做出了符合人类尊严和人权普遍道义准则的价值判断。

如果我们把坚持人类尊严和普遍人权道义准则作为衡量媒介工作的基本尺度,那么坚持这些原则的媒介知识分子便可以说是一种社会作用,而不仅仅是一种媒体工作职业。一个媒介工作者能否称得上是“知识分子”,看的不是学历,也不是单纯的“专业水准”,更不是他究竟在使用文字还是图像，而是他的社会关怀和价值立场。无论是使用文字还是图像，知识分子发表言论，行使的都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不是知识分子的特权。所以媒体知识分子一定同时也是公民知识分子。

文字可以辨明事理,呈现真实,也可以混淆视听,弄虚作假。言辞可以使人思想清晰、独立思考、冷静决断,也可以使人头脑麻痹、人云亦云、狂热盲从。这两种文字和言辞的不同影响(当然还包括种种处在这二者之间的灰色地带混合影响),都直接与文字使用者的价值立场用关,也都屡屡发生在我们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图像的使用也同样具有两面性和暧昧性。

无论是文字还是图像，在大众媒介中都会比许多知识分子所希望的要简单。但这并不妨碍人们从其它信息渠道（国内的和国际的）去获得更多的信息。音象兼备的电视信息要求简洁明了,事件叙述尽量简约,不能涉及太多的人物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也不能包含那些普通观众需要费时间去想的问题。这是由于电视观众众多,文化思考程度参差不齐,所以不可能太深入涉及的缘故。不能单单凭此贬低电视媒介的公共话语作用。它完全不一定要为统治意识形态的愚民政策服务，它也完全可以成为提供真实信息的公共服务。

对于媒介知识分子来说,明了谁是基本受众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受众意识直接关系到媒体知识分子对自己公共话语工具作用的评估。文字是媒介知识分子的传统话语工具,也是他们的主要工具。在电视和电子多媒体时代不应该弃置这个工具，博客就是一个例子。然而，在电子媒介的新时代里，媒介知识分子有必要重新检视自己的话语工具箱,也有必要为新的工作需要而添置新的工具。而这些新工具中就有图象和提示。

正如布鲁麦特所说,图象是一种提示性的传媒手段,越是在民众反抗受到压制的情况下,表示不同意见就越是不能不依靠提示手段。(BarryBrummet,1991:34)这不仅是出于避免与统治意识和权力发生正面冲突的需要,而且也是因为说“理”的论坛资源对于统治者和反对者是完全不对等的。(BarryBrummet,1991:28)在公共言论缺乏自由、公共信息不能畅通的国家社会里,即使文字也经常不得不采用暗示和提示的方法。这不仅可见于民间文字中的反话正说、调侃、玩笑和恶搞,而且也可见于学术文字中的借题发挥、旁敲侧击和顾左右而言它。

讨论文字和图象的传媒作用以及媒介知识分子应当如何运用这些传媒手段,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制度环境和国情。不同的具体新闻事件报道肯定会对媒介知识分子运用文字和图象有不同的条件限制和提出不同的取舍要求，但这些差别后面还有一个共同的，更为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新闻事件本身能否公开而自由地报道。在公民政治的环境中，新闻事件的意义是通过民主而多元讨论来获得的。只有在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时侯,文字和图像的力量才会充分显示出来。新闻、言论越自由,传媒的公共话语作用就越明显，对文字和对图象都是一样。

[注释]

[1]这个七集纪录片《战争》长达14个多小时，不仅贯彻历史纪录片的一些基本原则和价值观(如真实、公开、独立、批判),而且还非常重视文字和图像的互补作用。纪录片其实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文字和图像结合。文字的补充借助图象,如战斗场面、回忆往事的见证者、战争时期生活场面,等等。但是,无论图象多么丰富,它们都是零碎的。它们可以让观众看到一个个与战争有关的景象,但却无法传递“战争”这个总体概念。《战争》回顾和讨论的不只是二战中与美国有关的种种战役和战斗,而且还有战争所促使的美国社会变化，例如种族歧视渐渐受到重视、妇女社会作用得到加强。这个纪录片也有许多对过去国家行为和国民文化传统的反思，如自大的美国人、无能而好大喜功的美国将军、战争决策的失误、在普遍民族主义情绪的压力下把日裔美国公民当作替罪羊、战争时期的黑市经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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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JohnFiskeandJohnHartley(1978).ReadingTelevision.NewYork:Methuen,1978,p.105.

知识分子范文篇8

自1894年德福雷斯事件以来，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在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传播学等学科受到普遍重视，提出了大量的理论观点。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在知识分子的内涵、外延、地位、社会作用等方面，学界的观点歧异，互相抵牾，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知识体系。根据吉登斯的“双重解释说”，社会科学家们观点的歧异无疑也影响到了作为常人的一般知识分子在日常实践中的表现，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进退失据，难以有所作为，我国现代知识分子即是如此，他们“角色模糊，命运多舛”，在现代化进程中没有明确的社会定位，难以找到自己的归宿。究其根源，造成这种理论与实践困惑与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理论界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方法论本身的关注较少，各种研究范式之间缺乏足够的对话和融合。本文将总结几种主要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范式，比较其优缺点，以期厘清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中观点歧异的方法论原因，探索解决的路径。笔者认为目前在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方面主要有以下三种研究范式：单一社会角色的知识分子研究、知识分子的角色集研究、知识分子的场域观研究。

一、单一社会角色的知识分子研究

郑杭生等给社会角色的定义是：“与人们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单一社会角色的知识分子研究”者们则片面地执信这类定义，把视域局限于知识分子扮演的某一特定社会角色，只将一种行为期望在知识分子身上，忽视他们作为社会人扮演的其他社会角色，仿佛知识分子是一个天生的知识人(bornintellectual)，生来就是为了扮演这一种社会角色的，而且各种不同的论者对知识分子所应该扮演的这一社会角色为何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对知识分子角色期待的混乱也造成了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角色认识和理解的模糊不清，从而导致知识分子角色实践的差异和混乱。关于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这个“唯一”的社会角色应该是什么，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神圣的社会批判者

信奉知识分子精英论的研究者往往从道德主义出发，赋予知识分子神圣的使命，认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是社会的良心，从事社会批判是他们的天职，他们将知识分子作为潜在的或实际的反对者、改革者和革命者、社会和文化方向的开拓者和反传统的开拓者。如萨义德将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定位为局外人、“业余者”、扰乱现状的人(outsider,amateur,anddis—turberofthestatusquo)；福柯从知识和权力的关系人手，主张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不在于为民众代言，而是与身临其境的权力形式做斗争，揭示知识分子话语与权力统治之间的隐蔽关系；戈德法布把知识分子描绘为“某些特殊类型的陌生人”，认为他们特别注重自身的批判能力，独立于权力中心自主行动，其听众和读者是广大民众，在民主社会中能起到专业性质的作用。促进对迫切的社会问题进行开明的讨论。对于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来说，若问知识分子何以能够成为社会批判者，曼海姆的答案较具代表性：这是因为他们是一个自由漂移(free-floating)的阶层，允许其他社会群体的个体进入其中，正是因其没有归属，所以他们具有批判性和超越性。

(二)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驱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宣称“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由此，他们认为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与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一样是作为普遍阶级的总体工人的一部分，解放全人类是他们光荣的历史使命，他们应该而且能够在革命和建设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极具俄罗斯知识分子批判性传统的列宁，更是进一步主张知识分子应该勇当革命的先驱，用理论将无产阶级武装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三)占统治地位的新阶级

泽拉尼将知识分子的新阶级理论分为三个流派：一是“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的知识分子阶级论；二是以考茨基和吉拉斯为代表的技术官僚一行政官僚的新阶级论；三是古尔德纳的文化资本的新阶级论。但这三种新阶级论都认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是居于统治地位的优势阶级，是自私自利的，根本不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古尔德纳甚至预言，“现代社会高等教育的普及和专业化(proles-sionalism)浪潮使得具备文化资本使用权的知识分子将最终取代旧阶级的权威”，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目标已是：增加自身在国民生产中的份额(share)；生产和再生产特殊的社会条件，使其能够私下占有由他们的特殊文化所创造的收入中的更大份额。

(四)专家

许多学者看到随着知识分子的学院化和专业化。知识分子不断成为学有专长、专注于研究和解决某一方面问题的特殊知识分子——专家，而非过去那种在广泛范围发表意见的普通知识分子。他们认为现代社会中无论是人文知识分子还是科技知识分子都已经专家化了，失去了批判性，指导其工作的是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即他们是价值中立的，只对求真或探索奥秘、归纳规律感兴趣，而对为什么要求这个真或为什么要探索这个奥秘却不感兴趣了。

吉登斯则十分重视高度发达的现代性晚期(high／radicalizedmodernity)中作为专家的知识分子在化解社会风险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现代性晚期充满着风险，而专家系统与符号系统作为脱域机制可以把社会关系从具体情境中直接分离出来，给人们带来一定的安全感。在日常生活中，常人对专家系统信任的体验来源于交汇口，即“专业性个人或团体与抽象体系的人之间的连接点”，可见正是每个具体的知识分子在使抽离机制变为可信的，但吉登斯同时指出，没有任何一种专家系统能够称为全能的专家系统，专家系统化解风险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五)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知识分子泛化论者倾向于把知识分子定位为那些从事知识的生产、解释、传播、消费的人，他们常常用受过高等教育(大学、大专)以及具有同等学力的人来操作这一概念。这样在现代化的当下，就使知识分子成为一个似乎人人皆可为之的角色，这种观点的结果是使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泡沫化了。

综上所述，“单一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研究范式只注意到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所扮演的某一社会角色，然后就把人们对这个角色的行为期望作为唯一的行为期望，将此社会角色作为知识分子的本质内容，导致人们在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存在着分歧，因此对知识分子得出迥然不同的评价，知识分子丰富多彩的多面向也因此变得僵硬和单调，与社会现实不符，知识分子们也难免在这些杂乱的“单一社会角色”说辞中变得不知所向了。

二、从角色到角色集

角色集是指“一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角色”，涵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多种角色集于一人之身，另一种则是指一组相互依存的角色。知识分子角色集的理论范式就属意前者，即将知识分子视为一个同时承担着多种社会角色的活生生的社会人，而非仅仅是专门出演某一固定角色的特型演员来研究。

知识分子角色集的理论肇始于兹纳涅茨基，他在《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中建立了知识人所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的类型学，分析了支配知识人行为的各种规范模式，认为每一个或每一类知识人都可身兼几种类型的角色，可将知识人的社会角色纳入以下的社会系统中加以研究：1知识人的社会圈子：一群与知识分子发生互动并评价知识分子成绩的人；2知识人的自我：由于知识分子的地位而赋予其身体与心理特征；3知识人的社会地位：知识分子因其地位而被赋予的特许权和免疫权；4知识人的社会功能：知识分子对其社会圈子所能做出的贡献。兹纳涅茨基相信知识分子并非对整个社会发表言论，而只是对经过选择的部分公众即特定的社会圈子发表言论，社会圈子要求知识分子符合他们的期望，作为回报，社会圈子则会授予知识分子一定的地位和权力，当他扮演不同类型的社会角色时，其社会圈子、社会期望、评价标准不同，社会地位也各异，相应的自我认同也不一。他将整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分为四大类，即：技术顾问、圣哲、学者、知识创造者”。

兹纳涅茨基从社会结构—行为规范的角度对知识分子进行的类型学研究，超出了此前仅仅把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批判者、社会良心这一神圣角色的视界，开启了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角色集，而非某一单一的社会角色进行研究的传统。但是他未能廓清知识人所扮演的各种角色之间的角色冲突，因而难以逃脱功能论的牢笼。另外最为可悲的是，自兹纳涅茨基以后，这种角色集的研究方法并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发展，人们依然执迷于现代知识分子专业性与公共性、公共性与阶级性、自利性与公共性之类的二元对立之中，而诸种对立的根源实际上就是只把知识分子视为某一单一的社会角色，没能从知识分子角色集这一视角出发来探查知识分子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之间统一的可能性。但无论是单一社会角色的研究方法还是角色集的研究方法，对知识分子所肩负的文化使命与现实的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都关注不多，使知识分子社会学停留在偏重文化的学统中，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则试图打破这种二元对立。

三、基于场域观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

布迪厄对知识分子社会学的理论贡献很大，他将知识分子定义为从事文化生产的人，将其作为行动者放进学术场域中加以研究，以图克服行动与结构、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对立，也实现了对以往偏重文化忽视结构的研究范式的超越。他的场域概念是一个关系性的概念，不是指实体的一个场所或一个机构，而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布迪厄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整个社会世界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组成，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场域，每个场域都有属于自己的运作逻辑，一个场域的逻辑不能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的那些逻辑。学术场域即是这些具有自主性逻辑的场域之一，是进行文化产品生产的场域，尽管学术场域“从更大的范围的社会世界中普遍流行的利害关系看可能算是超功利的了”，但同样是个争斗的场域，学者们争夺对学术世界和一般社会世界的真理的掌握权，他们并非是没有自身利益的自由漂移的阶层，他们争斗不休以确定他们中哪些人是在这个领域中受到社会委托与授权来讲述社会世界的真理的。他认为学术场域中的行动者的知识生产更多地反映的是他们在学术场域中斗争时统治与被统治的位置关系，而非消费者的需求，知识分子作为文化资本家，在学术场域也是受“追求差别”的动力法则支配的，“图书合同、评论、引用、获奖、专业机构中的领导地位、学术地位以及通往终身职位的艰苦道路”，对于学术人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知识分子在学术界中也是为了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家”，在这个抵抗商业和政治标准的“为学术而学术”的领域中，人们争夺着同行的认可。

布迪厄将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放进学术场域的架构下进行研究，摆脱了以往单纯把知识分子当作自由漂移的社会批判者形象来研究的自我束缚，消解了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史上长期以来文化与结构的紧张对立，使知识分子从“天上”落到了“地上”，揭示出了社会结构与心态结构、学术场域与知识人的惯习之间的紧密勾连。那么，布迪厄笔下在学术场域中自私逐利的知识分子还愿不愿、能不能继续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呢?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难道就是老死于象牙塔的自得其乐的“文化产品的生产者”。知识分子是否能够又是如何扮演多重社会角色的呢?

四、从场域到场域丛：多元角色扮演分析的有益尝试

为了解决知识分子愿不愿意、能不能扮演社会批判者的角色的问题，与一贯具有左派知识分子立场的法国学界对话，布迪厄不得不把目光同时在学术场域和公共领域的政治场域两个场域上，不自觉地在为自己将知识分子作为局限于一个场域中进行分析所带来的片面性解套，为解释知识分子如何从场域迈向场域丛，扮演多面的社会角色做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尝试。他认为不同场域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一个个斗争的场所，行动者在其中的追逐和争斗都是为了获取利益，但这里的利益不是纯然的经济利益，场域不同，其中的“力比多”形式、利益形式和“幻象”形式也各异，在一个场域中受到尊崇的利益也许在另一场域中的行动者看来是微不足道和不屑一顾的，利益本身就是由“力比多”驱使的幻象(illusion)，特定的利益与幻象对于特定场域中的行动者的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由此造成了各种不同的场域的行动逻辑不同。他未言明的预设是，自利的个人因受不同的“力比多”驱使，为了竞逐不同的利益和“幻象”，可能进入不同的场域，开展不同的游戏，扮演多重的社会角色。

那么沉醉于学术场域中学术游戏的知识分子愿不愿意、会不会进入政治场域，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呢?布迪厄的回答是，政治场域中符号性的报酬和政治利益，同样会吸引知识分子投身其中。“赋予知识分子而不是其他团体这种普遍主义抱负的历史因素，是知识分子通过拒绝特殊主义，自己给自己加上了这种抱负。他们宣称自己是普遍主义的捍卫者，或者如胡塞尔所说的那样，哲学家是‘人性的承担者’，通过这种集体宣誓，他们把自己投身到那种普遍主义取向的知识分子的典范之中”，而“对普遍事业的捍卫(如请愿)从来都会得到报偿，这样一种表象便产生了这样一种状况：就是拿与这些行动相联系的符号利润，也可以动员知识分子支持普遍事业”，恰如汉娜·阿伦特所言，公共领域是专供个人施展个性的，是一个人证明自己的真实和不可替代的价值的唯一的场所。为了证实自己，攫取政治利益和符号利益，对于这样重要的竞技场，布迪厄认为知识分子当然不愿和不会缺席。

知识分子怎样来参与政治场域的斗争，建设公共领域?如何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呢?布迪厄认为，知识分子介入公共领域的前提是取得学术场域的自主性，他们首先应该“追求自己的集体利益，然后才作为知识分子而不是作为被统治阶级的代言人介入政治，通过捍卫、保护自己的批判性研究的那种利益，知识分子才能确立解构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的合法性，并因此实际上发展被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基础”，在捍卫学术自主性的基础上同统治阶级的“符号暴力”做斗争。但是布迪厄认为知识分子进入公共领域，既不是以大公无私的社会精英的身份下指导棋，也非以哈贝马斯笔下的理性沟通者的方式参与商谈，他提出用一种普遍的政治学来取代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主张在公共领域的政治场域中用竞争的方式行动，在这里，知识分子如同在其他场域一样，他们也是公共领域中的竞争者，没有人能胜过他人，除非他有更好的论点、推理和证明，这样就推进了理性和真理。如此一来，就使政治场域中的知识分子通过对符号利益与政治利益的竞争与角逐，客观上推进了公共领域的建设，为被统治阶级提供了从“符号暴力”下获得解放的可能性，使知识分子从自利走向了公共，实现了专家角色与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统一。

正如以上分析所示，通过对利益、幻觉、“力比多”多元性和场域行动逻辑的多元性的分析，布迪厄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实现了从场域到场域丛的转换。笔者认为这种分析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它既解决了将知识分子作为单一社会角色研究所带来的偏执与不切实际，又解决了角色集研究范式造成的各种角色之间的冲突问题；既化解了文化与结构之间的对立，又消解了单一场域行动逻辑下知识分子刻板孤独的书呆子的形象。在布迪厄看来，知识分子并非天生的英才和救世主，作为“文化生产者”主要栖身于学术场域中，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不时地进入公共领域的政治场域，履行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通过场域的转换，知识分子从学术场域到公共领域的政治场域的角色转换，布迪厄勾勒出了一个“既是学院内部自主的、自律的、对专业有独特爱好的知识者，又能够介入社会公共生活、承担公共责任的知识分子”的鲜明形象旧，同时这种研究范式也为分析知识分子扮演其他多元社会角色提供了很好的路径。

五、结语

知识分子研究是非常晚近的事情，“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群体，知识分子是在17世纪才产生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研究亦然。但在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研究中，长期以来，从“单一的社会角色”这一视角一支独大，而这一单一角色是什么，又是众说纷纭，由此造成了种种纷争，“谁在知识分子场域内部占据支配地位，谁就能够把自己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强加为普遍的标准”，使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研究充满了混乱和歧异，知识分子的形象变得单薄而混乱。兹纳涅茨基的角色集理论虽然试图纠正这一偏差，但并有得到很好的重视和传承。而布迪厄的场域观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研究则克服了“单一社会角色”视角的局限，较好地解决了知识分子研究中结构与文化之间的紧张，特别是其从场域到场域丛的跨越克服了单一角色和多元角色之间的对立，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极具理论价值。在实践中，场域丛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视角尤其提醒我们知识分子不要自甘寂寞于象牙塔中皓首穷经，不时走出学术领域，步入公共领域，依然是我们应该和能够扮演的社会角色之一，知识分子具有着丰富的扮演多元社会角色的潜能，对单一社会角色的知识分子理论的批判并非是对知识分子社会批判性的背弃。

参考文献：

[1]赵宝煦，知识分子与社会发展[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35

[2]郑杭生，社会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39

[3]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170

[4][美]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2

[5][美]杰弗里·戈德法布，“民主”社会中的知识分子[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35

知识分子范文篇9

从90年代至今，“知识分子”这个称呼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已尽失其光环——尽管这个光环存在的时间并没有多长。今天，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常常喜欢以“知道分子”来自我调侃。我想，这之中既有对自身所属群体的无法认同，也有无奈之中的自我保护。知识分子在大众媒体上乃至不少人的心目中，表现为一种并不惹人喜爱的刻板印象：他们喜欢“忧国忧民”，喜欢“愤世嫉俗”，但他们也仅仅停留在“高谈阔论”阶段；他们往往表现出道德卫士的样子，但最终不是失之迂腐，便是失之虚伪。另外，在一个以实用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中，知识分子惯常的“批判”立场也显得不合时宜，“建设性”才是正确的做法。

说知识分子群体集体死亡也许有点过分，但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确实处于严重的分裂之境况，当然我们可以先不急于对这一境况进行评判。在80年代形成短暂的社会改革和思想启蒙统一战线之后，90年代之后的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发生了难以逆转的分化。以价值取向和自我身份认同而论，广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至少呈现出四种典型的样态：（1）传统知识分子。这在年龄较大的知识人中比较常见，他们仍然抱有较为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在道德上颇具保守主义色彩，但社会变迁的复杂程度已经大大超越了他们所拥有的话语资源。因而，近年来他们在大众媒体上已近乎失声，反而变成了媒介有关“知识分子”的刻板印象的主要现实来源。（2）名利知识分子。对于此类知识分子而言，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地位主要是带来声望、金钱或权力的工具。因此，他们或者与大众文化市场结合起来，成为畅销书作家、媒介上的“学术明星”；或者与体制结合起来，学而优则仕，成为政府智囊团成员或直接成为官员。（3）专家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往往栖生于学科壁垒较高的专业领域，有较为精深的专业素养。相对于关怀社会普世价值，他们对专业的价值理念和知识进展有更积极的追求。在认同上，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看作是一个专业人士，以解决学术问题和专业问题为目标，而不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良心”。（4）公共知识分子。这是最近几年才被中国知识界和传媒界频繁使用的字眼。从字面意思来看，它主要强调了一种与“专家”不同的精神气质。与专家知识分子相反，得以形成公共知识分子之自我认同的，并非其专业知识，尽管在学科分化的今天，他们在职业上也体现为某个专业领域的“专家”，但对社会普世价值和公共问题的关注才是其为学之本，专业只不过是具体的思想路径和影响方式。换言之，对公共领域而非专业领域的批判性参与，才是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关键。[1]这样说，是否已是未经省察地将某种光环赋予了“公共知识分子”？事实上，若论及“知识分子”的本义，便一定是包含了“公共”的含义在其中。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起源于19法国与俄国，特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但是，晚近几十年国际知识界对“公共”两字的刻意强调以及有关“公共知识分子”（或“普遍知识分子”）的争论，恰恰反映出知识分子群体“公共性”光环的危机，它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在我看来，如今每一个试图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或为公共知识分子而欢欣鼓舞的人，都必须面对两个问题的拷问：其一，作为对复杂的社会问题进行批判的知识分子，如何看待因学科精细化而带来的专业性增强的事实，以及与此相伴生的高度分化了的社会诸领域需要更为专业的知识去“打理”这一事实？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一个非经济学专业的知识分子涉及到经济-社会现象的时候，他是否有足够的知识去理解和评判那种经济现实？他的意见是否就因为他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而更为重要？换言之，难道仅仅道义立场就可以弥补专业上的不足？其二，作为强调“公共”的知识分子，又如何看待公共利益界定的困难？当某人自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时候，或多或少认为他的意见代表了“公共利益”，但谁能保证这不是假公共利益之名行集团利益之实？又或者这只是某种“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哲人王心态使然？即便我们不认同自由-多元主义者全然否定公共利益存在的观点，但是，在一个利益高度分化的社会中，公共利益究竟存在于什么地方、由谁来定义却大有争论。事实上，任何人，任何机构或任何群体恐怕都难有将自己称为公共利益一贯代表的根据。

那么，我是否取消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的依据？并不然。事实上，面对利益分化和知识分化的社会现实，公共性的重建是极其重要的问题。我所质疑的只是这种公共性的内涵。大众传媒对权力的依附以及媚俗的性格使我们不得不去深思由它所赋予的光环是否掩盖了深层的事实[2]——学者的“名流化”，“演播室专家”、“电视知识分子”的大量涌现或许就是一个典型的表征。或许我们应该将目光从公共知识分子身上移向公共领域本身。将公共性建基于公共知识分子的道义力量上，不若强调建构真正的公共领域。毫无疑问，公共领域的建构和完善依靠知识分子的努力，但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却绝对无法代替一个健康的公共领域本身。强调公共领域让我们能把握住最关键的环节，同时也使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卸下既不必要的也无力承受的重担。公共知识分子大可不必将自己看作是“社会良心”的代表，他代表的只是个人的良心，而这种良心来自于他对知识和道德的诚实；他也不必言之凿凿地称自己的观点代表的就是“公共利益”（我认为这是一种虚妄），而只将自己的观点看作是诸多平等观点中的一种——换言之，他承认社会的多元性，承认利益冲突的存在，承认不同社会处境的人们对同一事物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他与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多元主义者不同在于：他同时也承认不同利益集团的社会成员在对话的基础上达成相互理解和普遍共识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一种利益集团之间完全诉诸权力的宰制和妥协，无论这种权力来自于政治、经济抑或是文化资本。

不管这种看法是否带有过多的理想主义色彩，在我看来，这样个人本位的理想主义，远远好过宣称自己为公共利益代表者的“哲人王”式的理想主义。恰恰是这种心态才是公共领域得以形成的心理基础和道德基础。真正的知识分子理应会认同哈贝马斯对交流中“诚意”的强调，并且以此作为自己在公共领域中发言的原则——值得指出的是，在“诚意”和“公共性”之间，有着非常微妙，但非常关键的联系，正如荀子“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一语所包含的深刻的心理洞见。这样看来，公共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中的角色，不是支配者，不是利益集团的代表者，但同样也不宣称是普遍利益的代表，他是公共领域中“对话”的倡导者、参与者、推动者、反思者和批判者。对于公共领域而言，公共知识分子们要做的，除了就具体公共事务积极发言，更重要的是推动建立一种有助于推动理性对话的“发言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将我所说的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称为“最低限度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身份所内涵的“公共性”，乃指捍卫公共领域对话之根基，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社会公共性的不断参与重构。而这是一个远远没有达成的目标。今天知识分子群体面临的窘境是，许多人要么无法发出声音，从而无法“公共”；要么他所发出声音，在商业和政治场域中被主流化，从而失去其批判的锋芒，不再是独立的“知识分子”。这种情况正反映出，我们的问题首先不在于没有“公共知识分子”，而在于没有“公共领域”。

[注释]

知识分子范文篇10

一

确切地说，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诞生于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并且深深地打上了这一时代的印记。这是个什么时代呢？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这样概括说：这是个“道德大废，上下失序”的时代，是个“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的时代。透过历史的表象，我们肯定会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存在了数千年的氏族国家突然崩解了，历史渐进的链条被无情地斩断了，神圣的传统遭到了空前严厉的挑战，战争和苦难使人们陷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和沮丧中，谁也无法知道向前的道路究竟在哪里。显然，这一切都预示着我们这一民族正处在上升或下降的十字路口上。而只有在这种关键时刻，一个民族才急切需要理性之光为之照亮前方的黑暗。

首先从黑暗中走出来的是当时称作“士”的平民知识分子。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我们所熟悉和景仰的老子和孔子。他们所以能够以先知先觉的姿态站到时代的最前沿，就是因为在那个大部分是文盲的世界里，他们却拥有渊博的“知识”，这不仅使他们能够用理性的目光去审视眼前的“乱世”，更重要的是，“知识”也使他们学会了用理性反观自己。通过反思，他们发现眼前的这个世界正在溃烂；通过反思，他们发现人性正在堕落，于是他们产生了“拨乱反正”的使命感、责任感，希望用他们掌握的知识“经世致用”，挽狂澜于既倒。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2）和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3）的主张无论怎么不同，其实都是这种“救世精神”的表现。

然而如何“救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他迈出的第一步始，就放弃了走“启蒙”之路。他们认为“上智与下愚不移”（4）；慨叹“智者过之，愚者不及”（5），因此不想像乔达摩和耶稣那样，成为“普渡众生”的殉道者。他们走的是另一条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救世”之路：寻找“内圣外王”的现世“明君”，积极用“知识”靠拢“强权”，幻想以“帝王师”的身份，假现世明君之手，还“乱世”一个太平。这条由老子、孔子奠定的、用知识与强权调情的“救世”之路，一直被后世的知识分子沿着走下去。

也许有人反对说：到了战国时代，知识分子群体难道不是一个游离于“强权”之外的自由社会群体吗？他们不是狂妄地喊出过“士贵君轻”（6）的狂妄口号吗？他们不是标榜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7）的独立人格吗？他们不是表现出“朝闻道，夕死可也”（8）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吗？

不错，春秋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虽然是个很复杂的群体，其中既有大思想家、大军事家、大改革家，也有一些等而下之的摇唇鼓舌之士、引车贩浆者流、鸡鸣狗盗之雄，但无论高下，他们确实都少有后世知识分子那种令人深恶痛绝的奴性。

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我们必须看到，战国时代毕竟是个特殊的时代，当时“七雄”兼并，大打出手，天下还不是一家的天下，因此在“主卖官爵，臣卖智力”（9）的政治交易中，知识分子这根“毛”还可以飘来飘去，挑挑拣拣，没必要非附在某一张皮上不可。犹有憾者的是好景不长，当知识分子们望眼欲穿的大一统局面实现之后，从前吃百家饭的这个集团，就只能附在一张“皮”上——威严的帝国皇帝身上——求生存了，只不过当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可悲的下场罢了。

可见，中国知识分子走到后来这步，并非是偶然的失足，而是一种必然，一种由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先天性缺陷注定的必然。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孟子曾非常自负地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10）但在我们看来，“无恒产而有恒心”与其说是知识分子值得自负的优点，还不如说是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因为正是这点使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不得不成为附在“皮”上的一根“毛”，试想，一个“无恒产”的社会群体能够有“恒心”吗？说到底，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且看一看战国时代非常流行的“养士”制度，不是什么都明白了吗？

所谓“养士”制度，无非是战国时代各国在政治角逐中制定的策略之一，目的是利用知识分子的“知识”致敌于死，从而夺取天下。于是各国当权者大兴“养士”之风，曾几何时，历史上那些目空一切的君主、贵族、权臣们，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突然间开始变着法儿地去礼贤下士，让他们食有鱼，出有车，开康庄之衢，委上卿之位，这么以来，把个知识分子刺激得空前活跃，所谓“处士横议、百家蜂起”指的就是这种场面。而知识分子们似乎也被捧得有点忘乎所以了，以为自己真的成了历史大舞台上不容小视的主角。可惜的是，他们始终没有意识到，不管你扮演的角色多么举足轻重，既然你是为人所“养”，那就得为人所“用”，否则你这根“毛”就无所依附，而一根没有依附的“毛”，在一个强权社会中又有什么价值呢？。可见，中国知识分子在起步之初，他的弱点就已暴露无遗，难怪二千年后的总是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来敲打今天的知识分子。

很多人不理解，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在他承担起理性认识这个世界的任务时，竟毅然决然地宣布“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11），放弃了对自然界的探赜索隐呢？原因很简单，既然中国知识分子一开始就与强权联姻，为强权所“养”，那他就必须提供强权所需要的东西，这种东西不是科学，也不是什么有关国计民生的东西，而是君王们需要的“帝王术”。以老子的“人君南面之术”和孔子的“德政仁治”始，直到战国时代的杨墨、孟荀、黄老、申韩等学派，尽管彼此自是相非、形同水火，但反本归宗，他们搞的无不是这套东西。其中不能说没有例外，譬如庄子就试图超越为帝王服务的政治学，就人的自由和文明的异化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和批判，然而面对强权和暴力，这位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也深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12），只好“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13），不得不仓皇地逃进自我封闭的精神牢笼中，苟全性命于乱世。

尽管如此，还是应该承认，初登历史舞台的先秦知识分子们毕竟把我们这个古老农业的民族的文化推到一个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他们在传统和功利的双重挤压下，为我们民族今后的文化走向也造成了多方面的、难以摆脱的消极影响，其中有二点是必须提到的：

一、思维模式上的一元独断论。

孔子说：“易有太极”（14）；老子说：“道生一”（15）。一元独断论必然导致二元对立论，孔子说：“是生两仪”（16）；老子说：“一生二”（17）。儒、道两家虽然彼此相绌，但是思维模式却是一致的，先秦诸子大都尊而行之，以此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只有庄子想跳出“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18）的思想藩篱，却以“不谴是非”而不了了之。

正因为我们民族在思维模式上囿于一元独断论、二元对立论，于是才有历史上的“大一统”；有“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家无二主”；有“严华夷之辨”；有“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有“阶级斗争为纲”；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

二、心理上的“救世主”情结。

先秦时代的知识分子面对着“暴师经岁，流血满野”（19）的空前大劫难，确实表现出空前的“救世”热情，问题是谁是“救世”的主体？此时此刻，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呼唤着救世主——“圣人”的出世。老子说：“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20）孔子说：“甚也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21）孟子更是坚定不移地相信“五百年必有王者兴！”（22）荀子则焦急地期待着一个“庶人隐窜，莫敢仰望，居如大神，动如天帝”（23）的“绝对圣王”。而他的高足弟子韩非则努力论证这个“绝对圣王”不是什么别人，而是一个深知“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24）的独裁君王。在这里，只有庄子发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25）的呐喊。可是在一片甚嚣尘上的英雄崇拜声浪中，他的呐喊又有谁愿意倾听呢？

这种“救世主”情结被先秦知识分子们牢固地植入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它使后世的独裁君主们找到了神化自身的灵光，也为苦难深重的愚民们预设了一张难以充饥的画饼，回顾中国历史上一次次波澜壮阔的寻找“大救星”的造神运动，我们就不难想象这种“救世主”情结的消极影响是何等难以克服。

二

不管怎么说，先秦时代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因为这时的知识分子毕竟可以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时代还允许他们坚持独立的主张，保持独立的人格，当权者还能够倾听他们的话语，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非常罕见的时刻，所以将其称之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决不为过。

然而凌空出世的秦始皇在横扫六合，混一宇内之后，立刻将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永远地结束了。为了建立一系万世的大帝国，对他来说，他既不需要知识分子充当什么“帝者师”，也不需要知识分子兜售自己的主张，相反，他需要的是尽快地建立起意识形态霸权，彻底禁绝过去知识界那种“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26）的“自由化”局面，他认为既然是“朕既国家”，那世界就只能有一种思想、一种声音，而知识分子的任务只能是为“绝对权力”服务。

这无疑给刚刚从战国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们当头一棒，使他们顿时陷入痛苦的两难选择中：是服从真理，还是服从权力？还没等他们对此作出回答，秦始皇就用“焚书坑儒”给予他们以最严厉的警告：或者跪下双膝，成为帝国的顺民；或者从肉体上被消灭！

但实践证实，秦始皇的知识分子政策不足为训，他根本不懂“逆取而顺守”的政治学原理，结果把这一群体推向自己的反面，使他们在反秦风暴中成为一只不可忽视的力量。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想站到强权的反面，关键是你如何把他们纳入帝国政治的权力圈之中。

真正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是后来的汉武帝，他在认真地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之后，认为还是应该把知识分子“养”起来，以便为己所用。然而知识分子再搞战国时代那种“处士横议”的妄动是绝对不允许的，从今以后规定知识分子必须“贩卖”我皇帝认可的主张，搞得好的，“劝以官禄”；“攻乎异端”者不仅会丢掉饭碗，而且仍然有一个深坑在等待着你！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

对知识分子来说怎么办呢？是彻底放弃追求真理的职责，为当权者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从而博得个荫妻封子、荣华富贵；还是因说三道四、指点江山而被抛进阴冷黑暗的深坑中？两千年前的知识分子面对着强权和利禄，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这一决策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它真正坐实了由韩非子提出而秦始皇没能实现的“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的“禁奸之法”（27），从而为后世的专制帝王们提供了一条驾驭知识分子的思想绳索，而且也为梦想“学而优则仕”的知识分子铺设了一条必由之路——心甘情愿地成为专制机器上大大小小的螺丝钉，为这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鞠躬尽瘁。正因为这一决策具有如此奇效，所以历史上无论怎么改朝换代，以“儒术”为唯一信仰的意识形态霸权却始终岿然未动。

不过，当时的知识分子们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关系到改变自己命运的一场大灾变！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自己历史使命的失落，意味着自己独立人格的丧失，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死灭，因为，严格地说，官僚化的知识分子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了，其正确称谓应叫做“士大夫”。而“士大夫”阶层的产生则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品格全方位的大退化，其最鲜明的标志就是“奴化”：思想的奴化、人格的奴化、行为的奴化。

思想的奴化始于思想的禁锢，而思想的禁锢则始于某种思想的“独尊”。因为任何一种思想，即使是正确的思想，一旦被供奉在金制的神龛中，也会化为腐臭，而腐臭的东西唯一的功能就是毒化人的精神世界。它堵塞了人类追求真理的道路，从此只能用钦定的思想思考，用钦定的思想生活，于是人们也就成了一群思想奴隶。而这些思想奴隶“常常不如一个精神病患者来得健康（指实现人的价值）”，“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完全放弃了他的自我，明明是不健康还自以为是健康的，他已完全丧失了其个性和发展性。”（28）这是一种多么可怖的精神“阉割”！历史证明，数千年来，在士大夫们的精神世界中，关心的无非是一件事情，那就是从理论上千方百计地证明专制压迫的合理性，竭尽全力地抵御意识形态霸权以外的异端思想。为此，他们搞出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这些东西不管多么烦琐，多么玄妙，多么精致，多么详尽，但一无例外都是些思想奴化后的精神垃圾，与国计民生毫无关系。

思想的奴化必然导致人格的奴化。这点从“独尊儒术”之后，知识分子那种对上的奴颜婢膝和对己的自唾自贱的人格表现上看得非常清楚。“杀身以成仁”（29）、“我善养吾浩然之气”（30）、“说大人则藐之”（31）的传统逐渐荡然无存了。代之而起的是在泛道德主义大旗掩盖下的卑言卑行、伪言伪行，一言以蔽之，奴化后的士大夫丧失了耻辱感。其最突出之处就是对被虐的麻木。几千年来，昏君暴主的淫威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所谓“刑不上大夫”不过是一句空话，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历史上的记载，任何人都可以看到那些匍匐在帝王面前的士大夫们是如何被任意凌辱虐待的：罢官削爵、大刑伺候、陵迟处死、祸灭九族……，然而他们对待这一切施虐却一无例外地高喊一声“谢主龙恩”。人们会问：这是人吗？难道他们没有尊严吗？难道他们没有人格吗？难道他们还不如动物吗？动物在被虐时尚且知道反击，人为什么在被蹂躏践踏之后，还要对施虐者千恩万谢？一个制度居然能使人的人格扭曲到如此程度，确实值得研究！

思想的奴化、人格的奴化其结果必然是行为的奴化。也许人们会觉得中国的士大夫既可鄙又可怜，其实不然，这些吃着皇粮，穿着官袍，在皇帝面前一口一个奴才的叫着的体面人，一旦站在那些求奴才而不可得的小民面前，立刻就换上了一幅狐假虎威的老爷面孔，变成一群不折不扣的施虐者，这完全是一副奴才的嘴脸。这群施虐者既残暴又贪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已经成为中国官场上的官箴；“杀人众者为忠臣”（32）已经成为官僚们的统治术。自古以来，中国何以被称为“灾荒之国”、“腐败之国”？与有一群官僚化的知识分子在支撑着一个罪恶的专制制度是截然分不开的！

一定有人反驳说：士大夫们不是也曾涌现出为数不少“舍生取义”的孤臣孽子吗？不是也曾喊出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33）的响亮口号吗？确实如此，谁也不曾否认过这些。但我们要问：难道这是士大夫的整体品格吗？再说这个“义”，这个“天下”是谁家之“义”？是谁家之“天下”？写到这里，我们不妨重温一下明成祖与方孝儒的一段对话，方孝儒因明成祖篡位而抗争，成祖说：“先生勿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儒说：“成王安在？”成祖说：“彼自焚死。”孝儒说：“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说：“国赖长君。”孝儒说：“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说：“此朕家事！”（34）这段对话最有力地回答了反驳者，也为古往今来那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知识分子们的悲壮抗争定了性，一句话，在帝王们的眼中，这纯属奴才的自做多情！

三

十四世纪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群体已经开始觉醒，他们勇敢地冲出中世纪的黑暗，试图用理性代替权威，用真理代替上帝，用人性代替神性，从而掀起了奠定人类今后走向的“文艺复兴运动”，然后是十五——十七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十八世纪的“产业革命……，世界的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巨变。而此时（明清）的中国知识分子却对这一亘古之奇变懵然无知，他们仍然沿着传统的轨道向黑暗的深渊中滑行，终日醉心于帮忙帮闲、科举八股、考据训诂、吟花弄月、党同伐异之中而无力自拔，这期间，西方文明也曾几次敲打过中国紧锁着的大门，令人痛心的是，以社会精英自许的中国士大夫，对此却不屑一顾，毫无反应。原因何在？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明清时代的专制主义已经达到一种空前的极至状态，对知识分子而言，如果说过去的专制帝王们需要的是“有用型的奴才”，那么到了这时，则更需要“听话型的奴才”。为了使知识分子完成这种转型，从痞子皇帝朱元璋起，便对知识分子大开杀戒，大搞文字狱，强化本已足够严厉的思想禁锢，这种“改造”活动一直延续到“乾嘉盛世”。从此知识分子仅有的一点精神空间也丧失殆尽了，他们完全蜕化成一群政治木偶，完全失去了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判断能力。这点，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及其以后的一连串国难中彻底暴露出来了：这场战争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为什么屡战屡败？中国的士大夫们对此几乎一无所知，然而过去对中国文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日本知识分子却很快从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中翻然醒悟，立刻掀起了“开国欧化”的运动，使日本迅速进入世界“列强”的行列。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呢？与此恰恰相反，在我们屡战屡败之际，士大夫们仍然顽固地维护着所谓“严华夷之辨”的朝贡体制；仍然坚持闭关自守；仍然搞什么“中体西用”；仍然认为孔子能够救中国，仍然不想虚心向西方学习。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海军司令伊藤致信邓世昌说：“贵国的现状无疑是一种政治体制的结果……现在这种体制已经过时了。一个民族不可能在关闭中生存。您知道日本帝国在过去的30年中是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中度过的，我们又是如何屏弃了旧制度而采用了新制度。贵国也应采取新的生活方式，否则它将灭亡。”（35）这番话出自一个战败我们的敌人之口，它是对中国士大夫的劝戒，还是警告？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中不是很容易看出两国知识分子天壤相悬的素质差距吗？应该说，中国落到如此悲惨的地步，奴性化的中国士大夫们是难辞其咎的！

如何面对这次来自西方、波及全球范围的“现代化运动”的挑战？更确切地说，我们这个民族如何“救亡”？鸦片战争之后，太平天国式的农民造反运动失败了；官僚士大夫的“洋务运动”也失败了。正当“伤心铁铸九州错，棘手棋争一着难”（36）之际，满目创痍的祖国又开始呼唤她所需要的知识分子了，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永远是一个“生于忧患”的群体。

“甲午战争”惨败后，神州陆沉，社稷丘墟，此时从黑暗中再次走出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型知识分子，即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改良派”知识分子和以孙中山、章太炎、邹容为代表的“革命派“知识分子，他们全都以在野派的身份积极介入政治，与当权派对抗，不管二者有何区别，这种决心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改造旧世界的大无畏精神是旷古未有的，这就为中国新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走向找到了一个良好的起点。但必须指出，无论是康有为还是孙中山所代表的知识分子无一例外都是“理想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他们以为只要一个旧制度灭亡，一切都会迎刃而解。可是随着“”、“辛亥革命”的相继失败，袁世凯的复辟和军阀大混战，旧文化又借机卷土重来、沉渣浮泛，什么“定孔教为国教”（37）、“国体虽更而纲常未变”（38）……纷纷出笼，甚嚣尘上，大有将现世拖回旧的轨道之势。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以此为契机，中国第一代自觉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掀起了划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并在运动中孕育出轰轰烈烈的“”。纵观中国史，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狂欢节，这场狂欢节的主题就是与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旧文化彻底决裂，按照世界潮流之走向，建设新文化，挽救危机中的中国。而他们所用的武器则是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所走的道路则是“启蒙”之路，所争取的则是“个性解放”，是“人权”，所批判的则是“吃人”的社会，所要争脱的则是虚幻的集体主义枷锁，所提倡的则是“个人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走了几千年，终于承担起追求真理的历史使命，并且第一次与世界发展之大潮接轨了。

但是，中国这块被无数次血与火蹂躏过的焦土，似乎丧失了生机，绝对不是几次“运动”、几声呐喊就能够起死回生的。当亿万民众还是由润土、华老栓、阿Q、祥林嫂……组成的民众时，当他们面对着兵荒马乱、饥饿贫穷、亡国灭种的绝境时，他们肯定更愿意接受政治强人和军事强人们的“武器的批判”，而不是知识分子们的“批判的武器”，因此，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们注定在现实中唱不了主角，“启蒙”之路在内忧外患的特殊环境中也注定走不通，特殊的形势逼迫中国知识分子们再次走上与强权相结合的老路，成为一根在不同政治集团之间飘来飘去的鸿毛，在新理想主义的大旗下作个摇旗呐喊小卒。

悲壮的新文化运动在这种背景下，如飘风暴雨般戛然而止，此后的知识分子很快卷入国、共两党争夺国家最高权力的武装斗争中，按照意识形态划分，各保其主去了。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向左转，以胡适为代表的向右转，只有鲁迅“荷戟独彷徨”，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孤独的拼搏着。这种分化，预示了知识分子这样的命运：“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39）难道不是这样吗？

“革命”似乎跟中国知识分子开了个大玩笑。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革命”中“用来砸碎暴力锁链的暴力”，结果又成了“这根锁链上新的一环”（40），而且这“新的一环”乃是致知识分子死命的一环。不管怎样，在过去的帝制下，当权者还唱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高调；虽然有“焚书坑儒”、“党锢之祸”、“文字狱”等让人不寒而栗的绞杀，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饭碗”还是有的；对于少数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的不合作主义者，还留了一小块“种豆南山下”的“自留地”。总之，那时，知识分子还属于脖子上套着锁链的高级奴才，等而下之的社会群体还多得很。

却把“颠倒过来”的历史又颠倒过来，1949年之后，他代表新政权厉声宣布：

“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

“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

“有些知识分子现在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说，这些人叫‘梁上君子’”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41）

……

这些话意味着什么呢？这仅仅是一个“无产阶级”领袖对知识分子人格的蔑视和侮辱吗？如果那样的话，倒也无所谓，知识分子从来就是一副赖衣求食的奴才相，早已听惯了主子的斥骂，如今让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臭骂一通，可以看作是他老人家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嘛（至今仍然有人怀念他老人家的这种关怀）。但事实证明完全不是这样，毛的这些话显然意味着新政权对知识分子这一社会群体的重新定位。毛代表新政权先是极力贬低他们，将其视为是“余食赘瘤”般的废物，一巴掌把他们从过去“人上人”的地位打入现在的“另册”，然后是对他们慢慢地进行“最后处理”。事情难道不是沿着这个路数展开的吗？建国后不久，一些“反动”的知识分子从肉体上被无情地消灭掉了，而余下的则成为被“改造”的对象。据说要把这些“食于人”的寄生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强迫他们附着在“无产阶级”这张“皮”上，作到废物利用。就这样，知识分子捧了几千年的“知识饭碗”，彻底被砸烂了。那么“无衣无食，曷以卒岁”呢？答曰：“接受改造。”

到此，知识分子方才恍然大悟，从今以后，遑论其他，连“吃饭”的问题也难于上青天了。

继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1952年掀起了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规定必须人人洗澡、人人过关，否则将丢掉“饭碗”。我们只讲当时的一个小镜头：中国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中国最知名的大知识分子——冯友兰：“冯先生已作了几次检查，群众反映很好，但领导还认为他‘问题严重’、‘不老实交待’”。另一个大知识分子金岳霖跑去安慰冯先生，好心劝他说：“‘芝生，你问题严重啊！你一定要好好检查，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冯先生接着说：‘是、是、是，我问题严重，问题严重……’。这时金先生向前几步，抱住冯先生。两个白发苍苍老人的头紧紧地依偎在一起，眼泪和鼻涕齐下。”（42）

他们哭什么呢？大概哭“在人类最优越的制度”中，饭不好吃吧！此时此刻岂止他们在哭，就连“革命文人”们也在哭呢！其实，“思想改造运动”与以后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斗争”、“反右倾”、“”、“”……相比，那只能算是小儿科。在后来那些让人喘不过气来的“运动”中，你能够听到哭声吗？如同一个冯友兰，经过多次“高压定型”，不仅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改造，而且在“”中还成了一名光荣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他甚至以他的才学建议说：“秦始皇使用了政治上的威力，焚书坑儒，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全面的地主阶级专政，巩固了地主阶级的政权。这个历史经验很可以作为无产阶级的借鉴，这也是古今对照，古为今用。”（43）也就是说，“焚书坑儒”好得很，今天还要搞。这样的话，从一个知识分子的口中说出，你将作何感想？但反过来一想，类似的自虐行径古往今来不是多的是吗？又何必谴责一个冯有兰呢。

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古往今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始终跳不出“冯氏怪圈”？这正是今天刚刚从恶梦中醒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亟须反思的问题。有人说：我们应该向前看。很正确，信息时代的大潮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我们涌来，迎接这场严峻的挑战的任务当然地落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肩上，我们必须向前看。但是，如果本来就发育不足的中国知识分子，至今仍然不知自己不足之处何在，而硬是要带着自己的先天缺陷，步履蹒跚地走向未来，那么在今后世界日趋激烈的竞争中，他们是否能够胜任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很令人怀疑了。

引文：

1《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7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2《老子·三十七章》

3《论语·宪问》

4《论语·阳货》

5《礼记·中庸》

6《战国策·齐策》

7《孟子·滕文公下》

8《论语·里仁》

9《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10《孟子·梁惠王》

11．18《庄子·齐物论》

12《庄子·人间世》

13《庄子·德充符》

14．16《周易·系辞上》

15．17《老子·四十二章》

19刘向《战国策书录》

20《老子·二十七章》

21《论语·述而》

22《孟子·公孙丑》

23《荀子·正论》

24《韩非子·奸劫弑臣》

25《庄子·朐箧》

26．32《史记·李斯列传》

27《韩非子·说疑》

28《逃避自由》185页，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

29《论语·卫灵公》

30《孟子·公孙丑》

31《孟子·尽心》

33范仲淹《岳阳楼记》

34《明史·方孝儒传》

35许苏民《比较文化研究史》第49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版

36秋瑾《柬某君》，《秋瑾集》第84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37．38侯外庐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第459、461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39鲁迅《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40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41萧延中编《晚年》第355页，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