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模式范文10篇

治理模式范文篇1

公司治理本质在于处理产权、决策权和收益权的权衡问题。任何经济实体都是内部利益博弈的结果。采用何种公司治理模式，取决于：股东、董事、职工等关系人各自利益的博弈。公司治理可分为两大理论，即传统狭义的“股东治理模式”，即经营者要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治理目标；以及广义的“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强调公司的价值体现在包括职员、债权人、社会影响等其他相关者的利益上。利益主体结构决定着着公司的治理结构，决定着各关系人在公司中扮演的角色，从而影响其积极性，最后影响整个公司的价值。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治理有以下四种模式：

1.股东利益最大化模式：英美国家的传统公司治理模式，公司的唯一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增大投资回报率；

2.利益平衡模式：以荷兰和德国为代表，公司治理不仅考虑股东权益，还综合考虑各相关者的利益；

3.公司利益模式：以法国为代表，在任何情况下，董事都应该为企业利益行事。

4.职工利益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终身雇佣制、年幼序列制和企业工会是三大法宝，都体现了职工利益至上原则。

上述公司治理模式都是基于国家的自身背景与经济发展方式逐步形成的，都对国家产生了巨大作用。但无论哪种模式，董事会都非常重要，其代表谁的利益成为了公司治理的焦点。

二、我国公司治理现实国情

1.股权结构不合理。独有的股权分置使非流通股与流通股股东利益不一致，导致公司治理缺乏共同基础。一方面，非流通股股东关注企业控制权，但流通股股东关注股价；另一方面，非流通股投资相同股份的成本远低于流通股，却获得同份额的红利分配，造成成本与收益不匹配，流通股股东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

2.“一股独大”损害中小股东利益。上市公司存在着严重的控股股东掏空资金行为，关联交易下的利润转移以及资金占用现象普遍，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截至2005年，两市还有480家上市公司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的问题，占款金额累计480亿元，相当于全部上市公司去年上半年净利润的一半。在小股东相信自己的资金是用于公司的投资实体项目、可以获取未来收益的预期下，大量资金却转移到大股东的手中，且其用途无从考究。

3.董事会不懂事，监事会不监事。由于我国为大陆成文法系，公司治理的结构很大程度上参考二元模式。董事会由中小股东根本不可能参与的股东大会选出，同时由于千丝万缕的裙带关系，董事会一般由大股东内部人员担任，不具有独立决策能力。监事会的成员则多由内部离休职工组成，缺乏专业知识结构，起不到在财务上监督董事会的作用，形同虚设。

4.“企业办社会”。职工“铁饭碗”思想仍然严重，缺乏积极性，且企业内部包办上学、治病大小事务，导致成本巨大，效益微薄。

三、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司治理结构

纵观我国现实，参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治理模式，笔者认为，在选择我国的公司治理模式时，应当考虑以下问题：

1.本国文化与法律背景。集权意志的根深蒂固以及缺乏勇气的中庸性格使得一元模式在我国不适用。英美国家之所以能成功运用一元模式，原因在于信仰平等、自由、公开的基督文化，中小股东有着很强的维权意识。另外，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迥异也决定了我国不能照搬一元模式。英美股权分散，小股东占多数，因此其法律体系更侧重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而中国不具备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法律保障，只能采取集中持股。

2.必须理清利益关系。在复杂的公司内部与外部（主要是股东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是在可预见的短期里无法解决的问题。

3.“人多管理难”。庞大的人口使得我们必须采取集权制度，致使公司治理层次过多，治理困难。

面对如此复杂的国情，同时也由于公司多样化的存在，各种公司治理模式在我国都有成功案例，要笼统地总结出一种模式来概括我国的模式是不现实的。若要寻找一个最适合的大致模式，应当是各种模式精华之荟萃。

（1）公司治理理念——利益相关者理论。庞大的人口与科学发展的执政理念，都否决了“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公司治理模式，支持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

（2）公司治理结构——二元模式加入一元模式元素。成文法下，我国公司应当设立董事会与监事会，同时设立独立董事。模式关键在于制衡源头——大股东的过大权力以及复杂的政治博弈，寻找出约束大股东滥用权力的机制，允许小股东进入股东大会，使董事会与监事会脱离大股东的控制。而独立董事应是职工代表或债权人。

（3）公司治理核心——国有企业股权结构与信息披露机制改革。要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应当集中力度改变股权长期不平等的现象，信息透明度则是其核心。

（4）公司治理灵魂——人力资源。具有整体意识与扎实专业知识、业务能力的管理层才是治理的支点。高素质的董事会才能做出正确决策，高素质的监事会才能有效地监督与制衡董事会。国家应大力加强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企业也应任人唯贤，而非“关系就业”。

对于公司治理的外部条件，包括立法、职工权利保障、证监会监督作用等，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本文仅就公司微观层面探讨。但笔者认为核心在于解决一环扣一环的政治博弈问题，然而改革必然会引起大范围影响，因此应当慎重考虑。

参考文献：

[1]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中国公司治理报告（2007）：利益相关者与公司社会责任.复旦大学出版社.

[2]杨松等.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研究——根源、作用和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瑞士)MartinHilb.新型公司治理.中国电力出版社，2008.

治理模式范文篇2

市场主导型的英美模式与组织控制型的日德模式是西方公司治理结构的两种典型模式，二者形成与发展于不同的制度环境，并因此呈现鲜明的导向差异。前者基于公司股权的高度分散与股票的流通便畅，强调通过股东“用脚投票”机制和活跃的公司控制权市场而实现对公司行为的约束与对人的选择及监控；后者则回于股票市场的有限融资与股票灼流通困难，呈现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和基于相互持股的法人组织对公司及其人实施长期的内在控制。

1．市场主导型的英美模式

市场主导型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信奉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经营导向，其在英、美、加拿大与澳大利亚等盎格鲁萨克逊（Anglo－Saxon）诸国盛行，英美模式是其中的典型。追根溯源，英美公司治理结构模式根植于18世纪末，其时，两国证券市场业已非常发达，大量企业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存在，其股权高度分散并容易流通。公司股东依托庞大且发达的自由资本市场，根据公司股票的涨落，在通过股票买卖的方式抑或“用脚投票”的机制而实现其对公司影响的同时，促进公司控制权市场的活跃，并以此对人形成间接约束。外部发达的资本市场及其作用机制无疑是英美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得以根植并在发展中得到强化的根源力量。尽管美国公司的机构持股力量在最近的20余年增长明显，但银行、保险公司及互助基金等机构持股势力的膨胀却受到了系列相关法律与法规的抑制，其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亦因此依旧弱小。

2．组织控制型的日德模式

组织控制型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在德国、瑞士、奥地利与荷兰等诸多欧陆国家和东亚日本得到了极好的发展，组织内在控制是日德模式的典型特征：其一，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持有公司巨额股份或给公司贷以巨款而对公司及人进行实际控制；抑或，其二，公司及人决策受到基于公司之间环形持股的法人组织的支配。在日本，银行基于特殊的主银行制度，依其对公司的长期贷款与直接持股而实现对公司重大决策的参与，公司之间的相互交叉持股则抑制公司的独立决策，而公司之间与主银行之间相互交叉持股则又挡住了资本市场对其各自的压力；在德国，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样主导公司融资及公司控制，大银行常依其在公司的巨额持股与对小股东投票权行使的而主宰公司的重要决策机构监事会，并以此对人施压与激励，同时，大银行尚以其对公司巨额投资的长期化限制公司股票交易的数量。显然，日本的主银行制度、公司之间和银行之间的相互交叉持股及德国的监事会，作为不同的制度安排，实质上都已经成为某种形式与程度上的组织控制。另外，日德模式对公司长期利益与集体主义的信奉，亦使其组织控制机制得到了强化。尽管世界金融市场的介入与主银行制度自身的局限性对公司主银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path－dopend）性一时尚难以使主银行制度的核心作用很快消退。

公司选择激励与约束人的方式主要依赖市场机制抑或更多借助组织行为，决定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导向的区别。市场主导型的英美模式很大程度上依赖资本市场的外部监管，而组织控制型的日德模式则更多体现为组织机构的内部监管。两种模式的导向差异源于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及其中的公司经营导向、相关的法律环境和文化理念等诸多相关因素的区别。前者主要根植与发展于自由市场经济，崇尚自由竞争，信奉股东财富最大化；后者则更多形成与发展于混合市场经济，长期利益与集体主义是其得以生长的文化理念支持。鉴于两种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导向的区别源于其各自形成与发展的制度环境差异，市场主导与组织控制导向难以区分其间的优劣，抑或生成与发展于不同制度环境的二者本身并无优劣之分。

二、两种模式的人约束差异

作为公司治理结构制衡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人约束机制旨在监控处于委托契约不完全关系之中的人行为。西方公司治理结构模式根植与发展于不同的制度环境而呈现鲜明的导向区别，其公司人约束机制亦因此各自偏重不同的内容而差异明显。

1．资本市场

作为公司人约束机制的重要理论内容，资本市场在西方不同导向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之下的实际功能却迟异。在英美诸国，广泛分散的股东因其持股份额相对过小与信息不对称，常无以对公司实行直接监管，而主要依赖资本市场的作用机制，以“用脚投票”的方式对公司人施压；此外，公司因经营惨淡而被敌意接管（hostiletakeover）将直接导致人的解职。但在日德诸国，集中公司主要股权的机构却直接对人的经营与管理实施影响，即使出现失误亦不寻求资本市场来解决问题；而且，公司持股各方寻求公司的长期发展与利益，因此，股价的短时下降并不能使人立即面临解职风险。

2．董事会

董事会对公司的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包括必要时更换人，因此，董事会理论上对人具有约束作用，但是，董事会的构成与地位在西方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之中却有所区别。在英美国家，组成董事会的执行董事与非执行董事一般分别由人抑或经理与外部董事担任，其中，外部董事以其在董事会的较大权力，在必要时能对公司的人事安排作出重大调整；德国公司则设相互分离的监事会（supervisoryboard）和理事会（managementboard），并以此组成公司的“两极制的董事会”，其中，理事会相当于英美模式之中的经理班子，而股东代表与雇员代表几乎各占一半的监事会则负责监督与高层决策，并因其实行“劳资共决制”而具有广泛的控制功能，尤其监事会中的银行代表常给人施以巨压而保证监事会的强约束性；日本的董事会却又是另外一番景象，非股东的执行董事依其在董事会中所占的较大比重，而对人施压。

3．债权人

债权人理论上具有通过“理性预期”迫使人承担“成本”的能力，其对人的约束主要表现为两点：其一，人必须按时向债权人偿还本息，否则将受到惩罚；其二，破产机制迫使人进行经营与自我约束。在美国，诸多大公司主要依赖债券融资，高度分散的债权人因信息不对称与基于搭便车（free—rider）的考虑，仅关心其本息到期偿还，却很少关注公司的实际经营，更不在乎公司的破产、清算抑或兼并，债权人因此并未对公司人构成明显的强力约束；在日德模式之下，作为公司的最大股本兼最大的债权人，银行依其在董事会或监事会的地位，较易获得内部信息，常通过时人施压而按自己明确的利益动机处理企业的经营与财务危机问题，其中，公司人无疑受到了债权人的强力约束。

4．人市场

完全竞争的人市场有助于将能于尽职的人与无能懒惰的人加以区别，前者能够获取高薪与晋升，后者则有可能被驱逐出市场。在英美，股东“用脚投票”机制和资本市场上的敌意接管对人的经营失误具有很强的惩罚；但在日德，经营与管理的失误多借助内部解决，但其内部人市场发达，高层主管一般源于公司内部的逐步提升，以此求得其组织与人事的稳定，尤其是日本的企业文化尚强烈抵制敌意接管。显然，在不同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下，人市场对人的约束存在显著差别。

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不同决定了其人约束机制的差异。在市场主导型的英美模式之下，外部资本市场与人市场的作用机制有利于促进人积极开展经营而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但是，股东“用脚投票”与活跃的公司控制权市场容易导致人注重公司短期经营而忽视公司长期发展，另外，频繁的公司接管与破产行为尚可能造成经济的动荡与资源的浪费；在组织控制型的日德模式之下，公司人约束机制实则为一种组织行为抑或机构直接控制机制，身兼股东与债权人身份的金融机构以及基于环形持股的法人组织，以直接干预而非寻求市场的方式对人施压，但是，在日德模式之下的人因处于相对稳定的地位而注重公司的长期规划与发展，另外，外部监管的缺乏与公司控制权市场的不发达容易导致公司内部管理的松懈与“内部人控制”，不过，金融机构对其处于财务危机中的公司的救助与支持，能够避免因公司破产而引起较大的社会成本。因此，尽管难以区分不同模式之下的人约束机制之间的优劣，但其间的区别将明显导致人行为、公司经营理念与导向以及可能会出现的社会成本的差异。

三、两种模式的人激励差异

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内在逻辑，人的“激励一约束相容”意指人在受到激励的同时，尚对自己的经营与个人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作为“激励一约束相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问题主要涉及激励的形式及效果。西方不同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之下的人激励机制的差异同样带有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导向区别的烙印。

1．激励形式

两种模式的人激励机制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激励形式上。英、美两国对其经理人员的激励主要通过经济收入来进行。美国经理人员的收入共由三部分组成：其一，基本工资与福利；其二，与季度或年度利润等短期效益指标挂钩的奖金；其三，股票、股票期权等与中长期盈利挂钩的奖励。其中，前两部分占经理收入的比例不大，企业高层经理的实际收入绝大部分往往来自其股票期权。据统计，在《财富》杂志排名前1000家的美国企业之中，有90％已向其高级主管采用股票期权报酬制度。股票与股票期权的方式使公司绩效与经理报酬相联系，其目的在于使经理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一致起来。在日德两国，相对而言，更大程度上为精神激励，在日本尤为如此。日本公司对其经理设计的报酬机制为着眼于长远发展的年功序列制，经理报酬主要是工资与奖金，公司常以职位升迁的方式激励经理人员为公司的长期发展而努力工作。虽然有的日本公司亦给其经理人员一定的股票与股票期权，但这并未构成其经理报酬的主要组成部分。

2．激励效果

两种模式的人激励机制的差异尚体现在其激励效果上。从经理人员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来看，1995年，美国大企业总经理平均年收入相当于其普通员工人均收入的41倍，而同期日本的这一差距仅为5倍左右。但是，美国经理常依其发达的经理市场频繁流动，而日本经理则基于年功序列制而很少“跳槽”。美国公司经理与普通员工收入的巨额差距表明，物质激励的手段有利于其股东财富最大化，日本公司经理的“从一而终”则表明，公司对精神激励的偏重有利于其经理为公司的发展而长期努力。

激励形式与激励效果的差别体现了不同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之下激励机制的差异，亦折射出不同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之下的经营导向以及其所处的文化价值理念氛围。美国物质激励的形式与效果是其股东财富最大化经营导向及个人价值主义的体现；日本精神激励的偏重则是其公司整体与长期利益导向以及集体主义观念的反映。因此，尽管物质与精神形式均是激励机制得以构建的重要层面，但对激励形式选择及其程度的驾驶必须从相应的实际环境出发，：以期激励机制能够得到相应的公司经营导向与文化价值理念的支持与强化。

四、中国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构建

作为一种微观制度安排，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的产生与发展具有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初始状态与约束条件。首先，在由计划体制下的生产经营单位向公司制的市场竞争主体转变的进程中，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的诞生与发展必然受到客观制度环境和传统计划模式的影响与制约；其次，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构建，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个基于西方相关理论与实践的以人为设计和干预为主导的制度创新和突变过程。因此，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构建必须从自身初始状态与约束条件出发，选择适宜自身发展的模式，并对其予以相应的制度支持。

1．中国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选择

西方两种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各有其所长与短，整体上二者并无优劣之分，模式的形成或选择主要取决于相应的组织资源与市场资源的发育程度及其利用，此外，尚受到诸如法律与历史文化以及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等因素的影响。就中国实际而言，中国的资本市场、人市场及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均相对滞后，企业尤其国企在依然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与银行支持的同时，其内部诸如党委会、职代会、工会等组织资源亦比较丰富，亦即，中国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仍处于一个市场不发育与不规范的历史阶段，相较而言，其具有利用潜质的组织资源更为丰富。因此，在中国经济转轨进程之中，市场导向偏离了当前中国公司治理结构构建所处的现实，中国应暂选择以组织控制导向为主兼市场导向为辅的混合治理模式，并随中国市场化的推进与成熟，逐步建立市场导向的公司治理结构，这是基于中国当前现实条件与中国改革的渐进性以及中国的市场化目标考虑的一个比较理性的选择。

治理模式范文篇3

关键词：民主化政府治理善治

前言

追求善治是各国政府的共同目标，各国政府都在不断寻求高效的政府治理模式。我国政府也不例外，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治理变革的主要方向是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论文百事通治理改革的重点内容是生态平衡、社会公正、公共服务、社会和谐、官员廉洁、政府创新、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1］时至今日，这些变革已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由于受到两千多年传统官僚机制的影响，实现“善治”的目标似乎还很漫长，在实践中还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在此，笔者就此问题和大家进行探讨。

1.政府治理的目标

目标是每个组织、团体和个人行为的方向，没有目标的行为是盲目的行为，是注定走向失败的。因此，任何组织的成功都离不开正确的目标。善治是政府治理始终追求的目标。何为善治？有学者称善治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在此，我们不妨与企业利益最大化做一比较。企业要想取得利益最大化，就必须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高的报酬。而这一切都来自于产品的销售，只有生产出的产品得到消费者的青睐，企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那么，产品如何才能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呢？其核心在于产品的服务必须以顾客为中心，顾客的需要就是产品发展的目标。同样，政府要想达到真正的善治，也必须以其服务的客户为出发点，一切以公众利益至上，公众利益的最大化就是政府目标的最优化。因此，政府部门也应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一切以服务的大众为中心，真正做到民主化的政府管理。

2.民主化的政府治理模式

民主意味着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坚持民主化治理模式，要求政府治理行为应当保障人民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中享有同等的权利与公平的利益分配。［2］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治理的主体应当是选民依照法律程序选出的合法的国家政府管理者，应当代表人民，体现广大民众的意志。然而由于我国公务员制度建立时间短，在政府人员的选拔制度上还存在很多不足，个别公务员以权谋私，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加强公务员入口管理机制十分必要。只有这样才能为公务员队伍中不断输入新鲜的血液，让公务员系统焕发活力，以良好的精神面貌服务大众。当下，公务员逢进必考的制度已取得了初步成效，还有部分省市开展政府官员公开竞聘上岗机制，让人们看到了政府人员选拔的透明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2）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制定的任何公共政策都应以符合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但一些政府官员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不是以全体人民利益为出发点，而是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他们要么是出于个人私利欲望的膨胀，要么是做一些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作为日后的晋升筹码。现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口号响彻全国，到处掀起了“政绩工程”的高潮。建设固然是好事，但是这些建设到底花了多少钱，花得值不值，是从什么渠道以什么名目来的，老百姓能否承受得起，却极少有人问津。考察政绩不计成本的后果很严重，“这本来是政治领域内的一个方法性失误，却实实在在地导致了经济上的损失。它使我们的判断脱离了现实，脱离了群众。它使一部分地方领导干部的‘政绩’，变成了国家的‘政治债务’，因为他们实际上是靠预支了政权的威信，来博取个人‘政绩’的。这样的赫赫功劳越多，由他们造成的‘国债就越多’，最后终将酿成不可挽回的信用危机”。［3］

（3）政府治理行为应当遵循法定的、科学的、民主的程序和方法。在当代社会，政府治理的形态总体上呈现亲市场、强调公民社会的作用，强调公私伙伴关系，强化诱导、激励机制与弱化权力作用的趋势。因此，政府在治理工具的选择上应该与此相适应。例如在社会事务的治理过程中，应强化信息沟通机制和行政指导。行政指导乃是政府为了达到行政的目的，采用建议、指导、指示、希望、劝戒等非权力手段，使公民接受其意见，得到公民的同意或者协助。行政指导的核心是向公民传递某种信息，通过信息的沟通，劝导公民作为或者不作为。［4］

（4）政府行为选择应当是科学的而非盲目的行为。在市场经济的时代，各国均强调和重视市场机制在政府治理过程中的作用，主张把公共服务尽量交由市场机制来处理，而非人为的主观臆断。

（5）政府在治理方法的选取上也可进一步改进。随着电子技术尤其是因特网的产生和发展，世界各国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积极利用互联网络平台，促进电子政府的建设。电子政府建设是一项利用技术手段来改革传统行政管理方式和程序。［5］

（6）充分发挥政府监督机制的作用。香港，上世纪70年代曾是世界上贪污腐败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如今却成了举世公认的廉洁之地。那是因为他们有一套严格的监督机制，对任何官员的腐败行为都不放过，即使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要“小题大做”一番，用香港廉政公署前副廉政专员郭文伟的话来说即：“零度容忍，无论是大贪还是小贪，100元，10元，甚至1元都要处理。”如此“小题大做”才能长保廉洁，把“大案要案”消灭在萌芽状态。

3.结语

政府治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国的政府治理还存在许多问题，有待于更多学者、政府人员、广大民众积极探讨和参与，使我国的政府治理越来越民主化，充分体现民意。

参考文献：

［1］俞可平.中国治理变迁30年.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3）.

［2］刘丽霞.公共政策与公共政测分析.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8.

［3］廖逊.政绩评价中的成本意识.《天涯》，2001，（3）.

治理模式范文篇4

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重大社会事件都和中国社会转型有重大关联，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事件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反应。对任何社会现象的研究，不从中国社会转型这个角度分析，都无法找到满意的解答。至于如何理解社会转型，不同时期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近年来将社会转型定义为社会整体形态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即"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是众多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在这里社会整体形态包括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转换。

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差异，也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解释。如有人指出：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现代社会是工业-信息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型社会，现代社会是开放型社会；传统社会是匮乏型社会，现代社会是发达型社会等等。近年来一些学者从社会主体开始研究，认为传统社会中的人处于臣民状态，现代社会的人处于公民状态。因此他们称传统社会为臣民社会，现代社会为公民社会。在臣民社会状态下，政治是整个社会的核心，经济和社会只是政治附属；在公民社会状态下，公民的经济和社会自由得到保证，政府权力来自于公民的同意，经济发展来自于公民通过市场进行推动，社会不再是政府的附属而是公民自我管理自我组织的载体，整个社会处良性互动状态。以此为基本结论，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就是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转型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其速度不断加快，中国社会形态已深刻地改变了。1978年以前，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则处于政治领域的严格控制之下，几乎没什么自主性。政治领域垄断了整个社会的权力，整个社会高度政治化。这在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社会领域也不例外，政治控制直指家庭生活和个人的内心世界。"中国有7亿人，只允许有一个思想"是当时的最真切的写照。

1978年之后，这种状态开始解构，社会的各个领域开始逐步明晰化。在政治领域，公民当家作主得到一定的体现，公民对政府的决策开始发挥作用，"权力来自于人民"逐步落到了实处。政府无限膨胀的权力开始受到限制，政府开始对公民的各项权利包括个人隐私进行保护，政府逐步在把属于社会的事务交给社会，公民自治在农村和城市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非政府非营利机构开始出现。政府对市场和资源配置干预在逐渐弱化，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在经济领域内市场主体以营利为目标，其主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私人物品。在社会领域内个人、家庭、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是主体，其社会功能是提供非垄断公共物品[1]（P31、P35）。

中国社会转型还没有完全完成，但其趋势是在加快。最近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家陆学艺也指出，在21世纪头20年内中国将完成社会转型。因此，在今天讨论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更具有现实性。二、社区居民自治：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

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社区建设是在9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加速开始萌生的。为推动这一进程，民政部曾于1999年开始在全国选择了26个部级实验区进行探索。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文件后，社区建设开始在全国展开。社区建设在最初并没有固定的模式，曾产生行政主导社区建设的模式。随着社区建设的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以沈阳、武汉为代表的居民自治主导的社区建设模式，更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趋势。

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十五"计划建议中指出："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引导人民群众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加强社区民主建设"。这是中央对社区居民自治建设的肯定。改革开放前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对企业事业单位直接管理，城市社会由一个个企业事业单位构成。国家通过单位管理社会，并事实上覆盖着社会。在这种情形下，主流城市社会成员大都属于单位人。在当时所谓的居民委员会，其管理的对象只是少数缺乏就业能力的"社会闲杂人员"，城市社会主流成员仍然在"单位"管理之下。经济改革之后，国家对企事业的垄断式管理被打破，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促使政企、政事、政社分开，传统的单位制开始解体。与此相适应，社会成员由依附于单位的"单位人"变成自由式的"市场人"和"社会人"，城市社区有了属于社区的主体[2]。

改革开放不但为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准备了人力资源，而且提供了自治的内容。随着市场化改革向纵深发展，政府和企事业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从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剥离出来交给了社会。社区内的公共事物逐步增加，社区成员包括驻社区单位需要社区为其提供多种多样的服务、良好的治安环境、公共卫生设施、文化娱乐设施。这些准公共事物经费来源，虽然在目前大部分仍由政府提供，维护管理只能由社区组织来实施。这些就构成了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

同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公民独立意识开始提高，公民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公民在社区建设中权力意识在迅速提高。社区管理成员的产生方式由过去街道办事处的委任，改为由社区成员选举。社区管理机构开始进行自主管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扩大民主、居民自治"是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文件指出，"在社区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逐步实现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沈阳、武汉、福州等城市根据中央精神结合实际情况，明确认定了社区居委会的一定的权利。如杭州市下城区天水街道办事处确定社区居委会有8项自治权利，即民主选举权、财务自主权、财产自主权、事务初审权、重大事项民主决策权、依法协管权、不合理摊派拒绝权、民主监督权[3]。

三、寻找新的治理模式

社会转型，不能只"转"不"型"，"转"意味着对旧社会形态的破除和改革，"型"意味着对新社会形态的重新整合。100多年来中国一直处于"转"多于"型"的过程中。首先在19世纪遭遇到来自西方的冲击，进入20世纪后，中国经历了一场从革命到改革的大变革[4]（P245、P249），先后以三次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完整了国家整合，形成了市场格局，开始了民主化进程[5]。但我们必须清楚革命和改革只是手段，革命和改革都是为确定新的秩序开辟道路。在9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社会效应减弱，人们对稳定对秩序的渴望成为社会的主要诉求。

在社会转型进入整合社会形态阶段时，最重要的是重视治理模式的重塑。这是巩固改革成果稳定社会的需要。毕竟治理更具有稳定性、中性、程序性，一位知名学者指出治理"更注重方式，而相对缺少意识形态上的关怀和争论"[6]（P55、P56）。抛开意识形态方面的激情澎湃，回归现实生活中的保守单调，为中国人民寻找一个可预期、可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任务。

治理模式由社会形式决定[7]，但社会形态并不自动产生治理模式，而是需要人们主动地把握时机进行构建。治理模式是在一个时期根据一定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形

成的。它包括治理的主体和治理的方式两个重要方面。在传统社会形态下，由于国家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其治理主体呈单一性、排他性、不可选择性，其治理方式呈单向性。整个治理模式表现为百分之百的刚性，整个社会依赖统治者的暴力统治和对权力资源的垄断来支撑，整个社会只能在"?quot;和"乱"之中循环。在现代社会形态下，国家和社会处于明确的分工合作的状态，形成合作共治的局面。政府的产生源于公民的同意，政府的公共决策反映的是公民意志，社会和国家良性互动，政府和社会共同为公民提供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其治理模式具有多元性、双向性。

社区建设中形成的沈阳模式，即以社区居民自治为主导的模式是现代新的治理模式的典范。沈阳模式的特点是建立以居住地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纽带，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综合素质和文明程度为目的，以社区成员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手段，有党和政府领导、社会各方参与的区域文明小社会，形成共居一地、共同管理、共保平安、共建文明、共求发展的社会化自治管理的运行机制[8]。这些特点基本体现了现代社会形态下的新型治理模式。社区居民自治的意义是多重的，但无论如何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其在探索新型治理模式中的积极作用。社区是社会层次中最小的完整单元，是整个社会运行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社区居民自治就是中国治理模式的奠基石。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毕竟中国社会仍处于转型之中，中国现代治理模式的成熟仍有赖于政府和社会的积极努力。其中政府转换职能，将社会事务真正交给社区办理，完善社区自治制度，才能形成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结构。参考文献

[1]康晓光：《权利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徐勇：《论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居民自治》，，2000年，未刊稿。

[3]吕济民：《有了社区自主权，当家就能做了主》，《社区》2001年12月。

[4]王海光：《从革命到改革》，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5]周鸿陵：《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1999年度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资料汇编》。

[6]智贤：《GOVERNANCE：现代"治道"新概念》，《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书

店1995年版。

[7]徐勇：《论治理转型与竞争一合作主义》，2000年，未刊稿。

[8]刘小康：《政府与社会互动：沈阳社区自治模式探微》，《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0年第5期。

治理模式范文篇5

论文摘要：传统上，不同公司治理模式之间的比较着重于为企业提供资金机构的差异。依此，把公司治理模式分为以市场为中心的英美模式、以银行为中心的日德模式和以家族经营为中心的家族监控模式。公司治理模式会在保持特殊性的前提下实现某些方面的趋同，公司治理的核心在所有模式中是一样的，即有权治理公司的人之间的监督和制衡。

公司利益的实现通常表现为资产增值，规模扩大，信誉度的提升等。公司利益实现将带来股东及与公司利益相关的主体利益的实现。本文所讨论的公司治理是实现公司利益的手段和途径，是“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三者组成的具有制衡关系的组织结构”(吴敬琏，1994)，因此，公司治理的核心表现为有权治理公司的人与人之间的监督与制衡，以保证公司利益的实现。

一、公司治理产生的原因

公司治理并不是随着公司的产生而出现的，它有独立的发展历史过程。

(一)公司规模扩大，公司治理开始萌芽

早期的公司规模很小。股东人数不多。几乎全体股东都参与到公司事务的管理决策中，而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公司的资合性特征增强，股东人数急剧增多，无法继续通过简单商议的形式和基于互相信任管理公司。因此，股东大会应运而生，它使得各投资主体参与公司事务，又协调各方意见并达成一致，保持公司良好运转。平衡股东之间的利益，保持公司运营，使公司治理初露端倪。

(二)追求经营效率的提高，带动公司治理初步发展

由股东大会来管理公司耗费大量的管理成本，而且是低效的。因此，由能力较强的股东组成董事会管理公司，不仅高效，而且有利于实现利润最大化。董事拥有公司的经营决策权，负责日常管理工作，与其他股东在整体利益上保持一致，却又存在分歧。同时，公司中担任董事的往往是持股份额较高的股东，他们极易为了自身利益而做出牺牲小股东利益的决策。因此，公司治理不再仅限于股东大会内部利益的平衡，开始发展为股东会与董事会的制衡。

(三)公司间竞争加剧，推动公司治理结构最终形成

公司为适应竞争的挑战，规模进一步扩大，对经营管理的质量要求迅速提高，职业经理人作为专业管理人被引入公司，管理开始走向专业化。他们的薪酬通常是固定的，不与经营状况挂钩，这使得高级管理人与公司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决定了他们成为公司股东会、董事会之外的又一利益主体。因此，监督高管人员忠实勤勉的管理公司，而不背离委托人的利益，被纳入公司治理的范畴之中。

二、公司治理机制的不同模式

传统上，不同公司治理模式之间比较着重于为企业提供资金机构的差异。依此，把公司治理模式分为以市场为中心的英美模式、以银行为中心的日德模式和以家族经营为中心的家族监控模式。

(一)英美模式及其特点

英美模式以外部监控为主要特征。在公司治理结构中，主要依赖外部人和市场体系对各利益相关主体进行监控。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董事会由外部董事和内部董事组成。是公司的管理和经营决策机构。公司不设监事会，在董事会中设外来董事，或由外来董事组成专门委员会，负责监督公司重大经营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董事会聘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事务，对董事会负责。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

1股权高度分散，导致“强管理者，弱所有者x模式。美国资本市场发达，公司中存在数量庞大的小股东。单个小股东投资的目的是获取投资收益，他们缺乏参与公司事务的热情，也很难影响公司的经营决策，当公司不能满足其预期利益时，可以选择“用脚投票”退出公司。公司的大股东信赖完善的经理人市场和证券市场，对公司管理的积极性也不高，越来越多股东将投票权委托给公司经理，使公司经理掌握较大权力，而股东则进一步丧失对公司的控制。经理权力的膨胀导致“强管理者，弱所有者”模式形成。

2不设监事会，董事会履行监督职责。美国公司法沿袭了英国合资股份公司的传统，起初就没有设监事制度。由董事会履行监督职能。美国董事会由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组成，以外部董事为主，在美国公司治理结构中，独立董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独立董事通常不任公司的其他职务，有一定的经营经验或良好的专业知识结构，并且拥有投票权，对公司的经营决策实行监督。但实践中，其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3完善的经理人市场、公司并购市场和证券市场体系形成外部制约体系。美国模式虽然经历了安然、世界通讯公司等事件的冲击，但依然保持较高的治理效率，是依赖于其完善的经理人市场、公司并购市场和证券市场体系对管理者的有利约束。美国模式中的监督属于“事后监督”，由于这种监督存在很多弱点，导致产权交易市场也很发达，通过产权变动达到控制权转移形成外部制约机制。其基本路径是：公司绩效低——股东抛售股票——公司重组并购——新经理层掌管公司。

(二)德日模式及其特点

1法人持股。法人之间的交叉持股是德日模式的主要特点。日本公司的法人持股比例由20世纪60年代的40％左右上升到90年代的75％。日本的法人持股多是集团内企业。德国公司中股权主要由银行、工商业公司掌握。法人互相持股有利于保持企业间关系的稳定性，防止恶意收购的发生，确保了商业关系，使大家心照不宣的不去干预对方的运作。

2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占据重要地位。银行和保险公司在日德模式中占据重要位置。银行在公司治理中通过在监事会里派驻代表控制企业的经营管理，它还是小股东股票的托管人，除非小股东反对，银行可以代表这些股东行使表决权。机构投资者持股造成了股权集中的特点，这些股东比较积极地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重视战略性利益。

3通过内部监督机制实现控制。德国公司中设有监事会，实行双层董事会制度。公司的业务执行职能和监督职能分离，分为执行董事会和监督董事会。监督董事会是股东、职工利益的代表和监督机构。日本公司中不设监事会，设有独立监察人，采用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的结构。

(三)家族控制性模式及其特点

家族控制模式主要以韩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的公司为代表。家族企业的股权一般比较集中，控制在创始家族手中，企业的经营决策权掌握在家族成员手中。家族通过控制核心公司和非营利财团，对下属公司实行间接控制。家族企业成长于资本市场不发达的经济环境下，融资渠道狭窄，同时，亚洲重视血缘联系的人文传统使发起人更愿意将经营权传递给信任的家族内部人，通过自身利益和亲情利益激励经营者尽勤勉义务。

三、公司治理模式面临的问题和演进趋势

(一)三种模式面临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模式受到了挑战，安然事件等会计丑闻，使独立董事这种外部监控模式受到质疑。经理薪酬增长过快，与公司绩效不符；许多美国企业在投资、新产品开发和市场开拓等方面落后于日本和德国，引发人们对所有权结构和控制方式的思考。

日本80、90年代的泡沫经济，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和其中贪污现象泛滥，使其内部监控模式面临挑战。日本企业之间以及与银行间着力于建立长期稳定的经济关系，也使其很难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情况。因此，公司治理结构的不足与市场治理机制的薄弱，使内部监控模式寻求重置。

家族监控的模式长期以来面临问题使企业规模扩张受限和缺乏有效的监控型人才。因此，其监控机制和股权模式要求变动。

(二)公司治理模式的发展趋势

现有的三种公司治理模式中，约束机制失灵是导致公司治理失衡的通弊。因此，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正吸收它种治理模式之长，积极探索更适合国情的制度模式，并在某些方面出现了趋同。具体表现在：

1从美国看，各种机构投资者持有资产占企业总资产的比例由1970年的12.4％上升到1997年的48％。机构投资者资金占企业份额的增大，使他们开始积极地参与对公司的干预和管理，对经营管理不善的公司迫使董事会更换总裁，改变公司的经营策略和人事结构，保证新的战略迅速实施，公司绩效及时发挥。机构投资者也更加偏好多样化的“关系投资”，强化与公司建立稳定的经济联系。另一方面，董事会对经理人的约束逐渐加强，这标志着美国的企业制度开始从经理掌权的“经理人资本主义”转变为投资人对经理人实行有效制约的“投资人资本主义”。并且公司越来越重视与投资者的联系和沟通，以保持公司经营的透明度，增强公司的良好形象和融资能力。

2股东利益越来越受到重视，对公司管理层的制约加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日本企业家认识到忽略股东是完全错误的。因此，2002年1月通过的《商法修正案》规定，加强对公司经理层的控制，保持董事会的独立性，维护股东的利益。英、美等西方国家也逐渐出现了以股东价值衡量管理层业绩的趋势。

3董事会、监事会的作用增强。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中董事会和主要委员在更早的阶段加入公司战略计划的制定，对公司兼并和其他重大投资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不是消极地认同。日本在1993年修改了《商法》以强化监事的监督职能。

治理模式范文篇6

关键词：社会转型；治理模式；政府职能；居民自治

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00］23号）下发后，社区建设在中国方兴未艾，社区建设的理论研究也开始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能从中国社会转型、中国治理模式转换的角度来讨论社区建设，或许能开辟更多的研究和实践空间。

一、中国社会转型与社区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重大社会事件都和中国社会转型有重大关联，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事件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反应。对任何社会现象的研究，不从中国社会转型这个角度分析，都无法找到满意的解答。至于如何理解社会转型，不同时期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近年来将社会转型定义为社会整体形态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即"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是众多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在这里社会整体形态包括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转换。

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差异，也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解释。如有人指出：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现代社会是工业-信息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型社会，现代社会是开放型社会；传统社会是匮乏型社会，现代社会是发达型社会等等。近年来一些学者从社会主体开始研究，认为传统社会中的人处于臣民状态，现代社会的人处于公民状态。因此他们称传统社会为臣民社会，现代社会为公民社会。在臣民社会状态下，政治是整个社会的核心，经济和社会只是政治附属；在公民社会状态下，公民的经济和社会自由得到保证，政府权力来自于公民的同意，经济发展来自于公民通过市场进行推动，社会不再是政府的附属而是公民自我管理自我组织的载体，整个社会处良性互动状态。以此为基本结论，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就是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转型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其速度不断加快，中国社会形态已深刻地改变了。1978年以前，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则处于政治领域的严格控制之下，几乎没什么自主性。政治领域垄断了整个社会的权力，整个社会高度政治化。这在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社会领域也不例外，政治控制直指家庭生活和个人的内心世界。"中国有7亿人，只允许有一个思想"是当时的最真切的写照。

1978年之后，这种状态开始解构，社会的各个领域开始逐步明晰化。在政治领域，公民当家作主得到一定的体现，公民对政府的决策开始发挥作用，"权力来自于人民"逐步落到了实处。政府无限膨胀的权力开始受到限制，政府开始对公民的各项权利包括个人隐私进行保护，政府逐步在把属于社会的事务交给社会，公民自治在农村和城市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非政府非营利机构开始出现。政府对市场和资源配置干预在逐渐弱化，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在经济领域内市场主体以营利为目标，其主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私人物品。在社会领域内个人、家庭、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是主体，其社会功能是提供非垄断公共物品[1]（P31、P35）。

中国社会转型还没有完全完成，但其趋势是在加快。最近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家陆学艺也指出，在21世纪头20年内中国将完成社会转型。因此，在今天讨论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更具有现实性。二、社区居民自治：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

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社区建设是在9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加速开始萌生的。为推动这一进程，民政部曾于1999年开始在全国选择了26个部级实验区进行探索。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文件后，社区建设开始在全国展开。社区建设在最初并没有固定的模式，曾产生行政主导社区建设的模式。随着社区建设的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以沈阳、武汉为代表的居民自治主导的社区建设模式，更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趋势。

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十五"计划建议中指出："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引导人民群众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加强社区民主建设"。这是中央对社区居民自治建设的肯定。改革开放前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对企业事业单位直接管理，城市社会由一个个企业事业单位构成。国家通过单位管理社会，并事实上覆盖着社会。在这种情形下，主流城市社会成员大都属于单位人。在当时所谓的居民委员会，其管理的对象只是少数缺乏就业能力的"社会闲杂人员"，城市社会主流成员仍然在"单位"管理之下。经济改革之后，国家对企事业的垄断式管理被打破，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促使政企、政事、政社分开，传统的单位制开始解体。与此相适应，社会成员由依附于单位的"单位人"变成自由式的"市场人"和"社会人"，城市社区有了属于社区的主体[2]。

改革开放不但为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准备了人力资源，而且提供了自治的内容。随着市场化改革向纵深发展，政府和企事业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从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剥离出来交给了社会。社区内的公共事物逐步增加，社区成员包括驻社区单位需要社区为其提供多种多样的服务、良好的治安环境、公共卫生设施、文化娱乐设施。这些准公共事物经费来源，虽然在目前大部分仍由政府提供，维护管理只能由社区组织来实施。这些就构成了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

同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公民独立意识开始提高，公民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公民在社区建设中权力意识在迅速提高。社区管理成员的产生方式由过去街道办事处的委任，改为由社区成员选举。社区管理机构开始进行自主管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扩大民主、居民自治"是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文件指出，"在社区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逐步实现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沈阳、武汉、福州等城市根据中央精神结合实际情况，明确认定了社区居委会的一定的权利。如杭州市下城区天水街道办事处确定社区居委会有8项自治权利，即民主选举权、财务自主权、财产自主权、事务初审权、重大事项民主决策权、依法协管权、不合理摊派拒绝权、民主监督权[3]。

三、寻找新的治理模式

社会转型，不能只"转"不"型"，"转"意味着对旧社会形态的破除和改革，"型"意味着对新社会形态的重新整合。100多年来中国一直处于"转"多于"型"的过程中。首先在19世纪遭遇到来自西方的冲击，进入20世纪后，中国经历了一场从革命到改革的大变革[4]（P245、P249），先后以三次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完整了国家整合，形成了市场格局，开始了民主化进程[5]。但我们必须清楚革命和改革只是手段，革命和改革都是为确定新的秩序开辟道路。在9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社会效应减弱，人们对稳定对秩序的渴望成为社会的主要诉求。

在社会转型进入整合社会形态阶段时，最重要的是重视治理模式的重塑。这是巩固改革成果稳定社会的需要。毕竟治理更具有稳定性、中性、程序性，一位知名学者指出治理"更注重方式，而相对缺少意识形态上的关怀和争论"[6]（P55、P56）。抛开意识形态方面的激情澎湃，回归现实生活中的保守单调，为中国人民寻找一个可预期、可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任务。

治理模式由社会形式决定[7]，但社会形态并不自动产生治理模式，而是需要人们主动地把握时机进行构建。治理模式是在一个时期根据一定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形

成的。它包括治理的主体和治理的方式两个重要方面。在传统社会形态下，由于国家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其治理主体呈单一性、排他性、不可选择性，其治理方式呈单向性。整个治理模式表现为百分之百的刚性，整个社会依赖统治者的暴力统治和对权力资源的垄断来支撑，整个社会只能在"?quot;和"乱"之中循环。在现代社会形态下，国家和社会处于明确的分工合作的状态，形成合作共治的局面。政府的产生源于公民的同意，政府的公共决策反映的是公民意志，社会和国家良性互动，政府和社会共同为公民提供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其治理模式具有多元性、双向性。

社区建设中形成的沈阳模式，即以社区居民自治为主导的模式是现代新的治理模式的典范。沈阳模式的特点是建立以居住地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纽带，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综合素质和文明程度为目的，以社区成员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手段，有党和政府领导、社会各方参与的区域文明小社会，形成共居一地、共同管理、共保平安、共建文明、共求发展的社会化自治管理的运行机制[8]。这些特点基本体现了现代社会形态下的新型治理模式。社区居民自治的意义是多重的，但无论如何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其在探索新型治理模式中的积极作用。社区是社会层次中最小的完整单元，是整个社会运行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社区居民自治就是中国治理模式的奠基石。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毕竟中国社会仍处于转型之中，中国现代治理模式的成熟仍有赖于政府和社会的积极努力。其中政府转换职能，将社会事务真正交给社区办理，完善社区自治制度，才能形成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结构。参考文献

[1]康晓光：《权利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徐勇：《论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居民自治》，，2000年，未刊稿。

[3]吕济民：《有了社区自主权，当家就能做了主》，《社区》2001年12月。

[4]王海光：《从革命到改革》，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5]周鸿陵：《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1999年度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资料汇编》。

[6]智贤：《GOVERNANCE：现代"治道"新概念》，《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书

店1995年版。

治理模式范文篇7

创新型中小企业，一般是指具有较健全的创新机制，以技术创新为核心，形成以技术、品牌、制度、管理、文化等全面而持续的创新能力，并借此获取超额利润的中小规模企业。同时由于自身特点，决定创新型中小企业独有的公司治理模式。因此，笔者认为：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公司治理是带有层次性的“共同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的经营业绩评价需要各有侧重地考虑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一、创新型中小企业经营环境的特殊性

创新型中小企业特有的治理模式是以其所处的经营环境为根本的。研究创新型中小企业治理模式，首先应以此作为切入点。目前我国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与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有所相似，但仍然在下列特点上具有其特殊性：

（一）资本集中程度高

中小企业资本的集中程度远高于其它企业，而创新型中小企业更甚。中小企业处于企业生命周期的诞生期或成长期，多是独资或合伙经营企业，即使建立股份制，其资本结构也以一两个股东高比例绝对控股为主体，而且也不无例外地陷入“中小企业融资困局”中。虽然在部分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激励机制中，部分经营管理者和技术团队可持有企业股份，但通常是比例极低的股票期权，无法改变创新型中小企业资本高度集中的局面。

应该说这是中小企业特有的生命周期特征，创新型中小企业也不例外。然而，资本集中度越高，出资者（大股东）承担的风险便越高，显然与下面所述的投资风险混合存在。

（二）投资风险大

收益与风险是一对“双生儿”，投资风险大正是创新本身所带来的：创新为企业带来高速成长，是因为在短期内缺乏竞争者，而这也是风险的根源。中小企业从创意的酝酿到推广乃至真正实现，不确定性程度极高且难以被测评，大量投资尚未回收。此时的风险具体表现为：技术风险——是否成熟稳定，模仿难度如何，能否通过中试并实现产业化；市场风险——市场能否接受并推广，销售渠道建设投资庞大；制度风险——创新机制能否稳定现有员工并吸引更多人才；能否真正实现持续的创新能力等等。

另一方面是初创企业的存活风险：中小企业绝大部分处于企业生命周期的诞生期或逐步进入成长期，是典型的初创企业。据统计：美国民营企业寿命1-5年占68％；6-10年占19％，超过10年的只占13％。可见初创企业“死亡”的风险尤大。而这一风险在我国更为突出，这与我国目前的经营管理环境和竞争环境密切相关。

两重风险的相互作用下，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投资风险显然高于一般成熟企业。

（三）创新能力强

“风险较大”既是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劣势，也是其存在之必然共性。而“创新能力强”却是它们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也解析了之所以是创新型企业的个性特征。

创新型企业的“创新”是全面而持续的，是依靠创新机制运作而实现，并非仅靠某人某时的灵感迸发。这种持续的创新能力在中小企业群体中更为突出。按照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观点：创新的主要来源是中小企业而不是大企业，中小企业是我国真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决定性力量。受市场优胜劣汰法则的驱使，中小企业既无历史体制约束，也受到市场竞争刺激，创新能力更容易激发和释放。这正符合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经济学“破窗”原理——生产力的创造是在破坏中发生，新企业的发展是以老企业的毁灭为前提的，即先破而后立。由此可见，创新能力不完全依赖于物质条件，而主要依赖创新机制和环境以及与此关联的企业家精神和团队协调创新。这些条件正是创新型中小企业具备的。二、创新型中小企业特有的治理模式

公司治理模式是现代企业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企业实现高效运作和协调“委托矛盾”的基础。从上面对创新型中小企业经营环境特殊性的分析可见：出资人（大股东）承担着最主要的风险，为实现资本的逐利避险本质，在治理结构上应该更强调投资者对企业的控制力度。但与此相反，过度的约束控制却会导致企业创新能力的“窒息”。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矛盾，既有效保障投资者的资本风险，又充分激发企业家精神和团队创新能力正是创新型中小企业治理模式的特殊性所在。

理论上，公司治理可分为“股东至上”和“共同治理”两种模式。

在“股东至上”模式中，投资者和经营者是较单一的“资本雇佣劳动”关系，是典型的“投资者控制型”。常见于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初始阶段，即诞生期和成长期。此阶段出资者具有绝对的优势和话语权，经营者和科研人员仅依附资本而存在，对企业财富创造的贡献并不明显。此模式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

尽管创新型中小企业同处于诞生期或成长期，但却与一般资本密集型企业有较大不同。归纳以上创新型中小企业特点，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治理模式有以下几个层次：

第一，创新型中小企业处于初创阶段（诞生期和成长期），初创企业投资风险高、资本高度集中的特点是其存在的前提条件。尽管这不能直接带来创新能力，但却是创新能力的物质基础。这决定了公司治理模式首要考虑投资者的利益和风险。

第二，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持续创新能力”并不完全依赖资本的集中投入，而依赖于企业自有的创新机制和团队力量。因此，经营管理者和技术团队对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推动作用，达到甚至超过资本的作用。诸如技术参股、MBO等创新体制；聘请职业经理人和咨询机构等管理体制，使经营者和技术人员直接参与经营决策。这要求治理模式中应充分体现各内部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第三，当企业步入成长期中期，成熟期的部分特征略现。由于前景逐步明朗，技术风险向市场风险过渡。银行等稳健借贷资本逐步进入企业，既是主观的要求，也是客观的必然。部分规模较大、业务量稳定的客户也愿意与企业形成长期合作关系。债权人和客户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均希望更多关注企业的经营状况。

可见，在上述各利益相关者的交互作用下，创新型中小企业不再是一般中小企业单纯的委托关系，各利益相关者又不可能实现完全平等的“共同治理”，而且在投资者、内部利益相关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三者间存在明显的层次性。各方或投入物质资本或投入人力资本，维护和推动具有持续创新能力的企业实体，其目的都是获得单个产权主体无法获得的合作利益。由此可见，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并非“股东至上”模式，但也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共同治理”。

治理模式范文篇8

论文关键词：公司法股东大会公司治理

一、我国公司治理之现状

我国公司制企业大多从原来国有企业的机制上发展而来，原来国有企业的治理模式为：厂长(经理)是整个企业的总负责人，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处于核心地位；厂长拥有除国家保留的对国有企业的某些决定权外，企业的经营决策权、业务执行权、生产指挥权和对外代表权均集中于厂长(经理)一身。这种模式同市场经济对公司制度的要求差距甚远，但它已经深深根植于人们的观念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

实行市场经济后，我国颁布了公司法并于2005年修订了公司法，其所确定的有限公司的治理模式为：其一，股东大会。其由公司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法律规定了它的11项职权，这些权力都是涉及到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一系列事项的决策权，体现出股东大会处于公司的权力中心地位。其二，董事会。在股东大会之下的董事会是公司各项重大决策的执行机构，具有公司事务的执行权，其对股东大会负责。其三，经理。有限公司的经理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鳃聘，它依照公司法或者董事会授予的职权行使具体的经营管理职能。其四，监事会。监事会是公司内的专门监督机关，负责对董事和经理等高管的经营管理行为进行监督。

从现行公司法及公司治理模式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仍存不少的弊病。其一，虽然现行公司法依然赋予股东大会的权力中心地位，但实际其地位不断弱化，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也很难对董事会、经理等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其二，董事会的权力日益膨胀，使得对其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公司法规定董事会成员中可以有公司职工代表而不是应该有职工代表，这为公司少数高层控制董事会提供了方便。公司法规定，公司董事会可以决定由董事会成员兼经理，①这为董事垄断权力大开绿灯。其三，关于监事会，监事应该列席董事会会议，但是我国现行公司法规定，监事可以列席董事会之议，②不是应当列席董事会会议，怎么能促使监事积极行使监督权?分析公司法赋予公司监事的职权可以看出，财务检查权，对董事、高管的监督权及要求董事、高管对损害公司利益行为进行纠正权都未落到实处，缺乏具体操作性。

二、世界公司治理模式之考察

随着公司制的不断发展，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的日、美、德为代表的三种典型的公司治理模式。

1．日本模式，以日本为代表。股东大会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和监事会，二者并列居于股东大会之下属公司的必设、常设机关，互不隶属。董事会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决策和业务执行(实际上属于董事与经理竞合)，对外代表公司。监事会拥有财务监督权和业务监督权，负责监督董事、经理等高管的行为和公司财务的合法性。董事会和监事会之间属于监督与制约的关系，各司其职，以实现公司平稳、良好的运行。

2．美国模式，以美国为代表。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董事会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是股东大会的常设机关。股东会和董事会共同行使决策权，董事会行使业务执行权，由首席执行官等行使经营管理权。董事会内部下设各种委员会以协助董事会更好地进行工作，这些委员会如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等，由董事长直接领导，战略委员会又成为董事会的常设机构。董事会中的审计委员会、外部独立董事及外部常设机构共同行使监督权，对执行业务的董事进行监督。董事会中的独立董事，非本公司股东代表，与公司没有根本利害关系，似乎能够客观公正地进行监督。

3．德国模式，以德国为代表。在德国，实行“双层董事会”制度，即所谓的“管理董事会”(即董事会)和“监督董事会”(即监事会)圈。两者并非并列平行，后者地位高于前者。监事会由股东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它拥有任免董事会成员的权力，是股东大会和职工利益的代表机构和监督机构，负责监督董事会。其主要权责有：任命和解聘执行董事，监督董事是否按公司章程经营；对重要事项作出决策；审核公司帐目。董事由监事会任命，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对监事会负责，受监事会的监督。

监事会虽然并不直接干预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但对某些公司章程或监事会另有特别规定的项目或决策，董事会在具体执行、落实之前必须报经监事会审批或认定，而且监事会对这些项目和决策享有否决权。此外，为确保董事会和监事会独立行使职权，使监督制约切实有效，两会中的成员不得交叉任职。

可见西方的公司治理存在着很大区别，日本模式与美国模式基本上是董事会集决策权与执行权于一身，德国公司中监事会对董事会起着良好的监督制约作用，相比较而言，德国公司治理模式较日、美优越。

德国公司的监事会拥有相当大的决策权和监督权，尤其拥有对董事会成员的任命和解聘权，可以对公司董事等高管进行有效的监督与约束。美国公司的审计委员会和外部独立董事很难对董事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日本公司的监事会对董事等高管的监督与制约作用也是很有限的。

德国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与总经理不能交叉兼任，这比美国的公司制更加合理些。只有从制度上将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角度分开，才有可能保证公司董事会(或监事会)对公司总经理实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德国的经验从正面验证了这一点，而美国经验从反面验证了这一点闻。

三、我国公司治理之完善

目前，我国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经过分析和比较本人认为，为了完善我国公司治理，我们应当主要学习和借鉴德国公司治理模式之经验。反映在公司组织机构上，必须建立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公司治理模式，其内容是合理配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职权，在强调董事会经营管理权的同时，强化董事法定义务和责任以及股东、监事内部监督制的作用。

1．公司法应合理地规定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主要职权，使二者职责分明，避免职责、角色模糊不清，这是完善公司治理之基石。目前股东大会地位的弱化已是一个普遍不争的事实，公司治理正向董事会中心主义转移。股东会与董事会在职权规定上的含混不清，给公司的经营管理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因此首先必须解决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分权。股东大会的权力应当集中在质询权、听取报告权、选任、解聘公司董事、监事权、修改公司章程、对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和清算等重大事项的决议权。其实在更大程度上股东大会应扮演监管者、制约者的角色。公司在运行过程中诸如投资、发行新股、发行债券等事务应由董事会负责。

治理模式范文篇9

[内容提要]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改变了传统政府的治理边界，也改变了传统的公益与私益物品提供的组织模式。面对非政府组织这一新的组织力量，政府应当积极变革自身，让非政府组织参与到公共事物中，发挥非政府组织在提供公益中的优势，从而构建政府新的治理模式。[关键词]非政府组织治理模式变革一、社会结构转变与非政府组织的兴起社会结构，主要是指一个社会中社会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化和模式化了的体系。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加速期。在此以前，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结构是“整体性社会”。整个社会都以单位化为组织基础，以一元化社会形态为特征。80年代以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开端，国家逐步放松对社会某些领域的控制，并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国家对经济和社会有意识地放松管制，成为推动社会结构转变地第一推动力，社会渐渐获得自主地活动空间，新生的经济力量如个体户、乡镇企业、私营企业渐次出现。整个社会一元化的格局被打破，多元化的社会特征日益明显。同时，社会的各种变化、新生事物的出现，又成为推动社会结构转变的第二推动力。社会在自主的活动空间里进行组织重构和利益界定，并在某些领域要求政府继续转变职能，而社会的日益多元和复杂使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所依赖的许多制度失效。这时，政府也需要寻找一种能控制和管理社会的新的机制。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社会自主组织、自主管理成为政府主动的选择。非政府组织便在这时获得了活动空间。非政府组织，英文为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是指各种形式的开展公益性、互益性活动的非营利民间组织。在我国，主要包括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两种形式。社会团体是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的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民间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是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公益性社会服务活动的非营利民间组织。①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的转变及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的巨大变化，使非政府组织快速发展。据统计，到1998年底，全国性社会团体达到1800多个，地方性社会团体总数达到16.56万个。据估计，全国各种形式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可能达到70多万个。②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又推动了社会结构的转变，加速了社会组织的重新建构。也因此，社会以组织化的形态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经济、文化、福利等领域日益显示其生命力。社会的权力结构，由单一的国家主体逐步向国家、市场、社会的三主体转变。这种转变，对整个社会权力资源的重新整合，对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都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二、基本理论的挑战1、政府和市场的二元划分一般认为，市场的分散决策机制，在产权界定清晰、维护产权的成本低廉条件下，市场能有效对资源进行配置，并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比如公共物品的供给方面，市场由于投入的成本相对于收入而言并不合算，所以市场在面临这些问题时常常失败。这时，就需要由政府来解决，因此，政府能起到对市场的协调、补充和市场所需的基础设施和环境的供给作用。自亚当·斯密以来，随着“看不见的手”——市场的优势被人们认识以后，市场便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它与霍布斯以来关于政府的认识一道，使“政府与市场”的框架成为学者的基本分析思路。此后，政府和市场一直被看作社会的最重要的两大组织发挥作用。③但是，随着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政府与市场”的分析思路变遇到了理论盲点，它无法将非政府组织整合到自己的分析框架之下。因为，非政府组织既不是政府，也不是市场；既不能以理性经济人为分析假设，也不能以政治人为分析前提。但非政府组织又迅速发展着，并越来越发挥其重要作用。而且，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对传统的政府与市场二者各自的作用范围、作用方式的界定构成了挑战。在传统的二元分析下被认为是应由政府或应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在现实可能交给非政府组织更有效。所有以上这些，要求政府、市场、社会（非政府组织）的三元分析来弥补过去二元理论分析的缺陷。正如沙尔普所言：“显然，在纯粹的市场、等级制的国家机构以及避免任何一方统治的理论能够发挥作用的范围以外，还有一些更为有效的协调机制，是以前的科学未能从经验数据和理论思维两个方面加以把握的。”④沙尔普所认为的“更为有效的协调机制”，便是以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力量。二、公益与私益的认识近20年来，有大量的文献关注公益物品和私益物品问题。区分公益与私益的最主要标志是消费排他性。当物品或者服务能排除潜在用户消费时，这项物品或服务就存在排他性；而如果只要有人供给某一物品，潜在用户也可以从该物品中受益，便意味着不具有排他性。一般认为，私益物品具有排他性，公益物品不具有排他性。传统理论认为，公益物品由于非排他性，市场没有提供这种物品的激励，所以，公益物品一般只能由政府提供。而私益物品的提供可以通过收益的激励和市场的交易实现。但是，越来越多的实践告诉我们，完全由政府提供公益物品，既不能达到效益最大、效率最高，也不能保证所有社会成员都平等地享有。政府的官僚体制、官员自利倾向等，都可能使公益物品的供给无效。而要使市场能有效提供私益物品，又需要政府提供如产权维护、基础设施、公平竞争规则等。因此，公益与私益各自完全由政府和市场提供，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难以达到理想效果。况且，随着社会利益的日趋分化，整个社会的组织结构、利益需求日益复杂。如何设计一套既能有效提供公益物品，又能有效配置私益物品的组织体系和制度框架，是现实对理论界提出的要求。其实，在物品属性的光谱分析中，纯粹的公益物品和纯粹的私益物品处于光谱的两端，而在中间，还存在大量介于两者之间的物品。美国学者奥斯特罗姆根据物品排他性和消费共同性两个特征，将物品分为四种类型：①私益物品。特点是具有排他性和分别使用，如面包、鞋、汽车等物品；②收费物品。特点是具有排他性和共同使用，如剧院、夜总会等；③公共池塘资源。特点是非排他性和分别使用，如地下水、海鱼、地下石油等；④公益物品，特点是非排他性和共同使用，如国防、天气预报等。⑤上述的后三种物品，按目前学界的一般划分，又可以分为准公共物品和纯公共物品：收费物品和公共池塘资源属于准公共物品，而奥斯特罗姆所界定的公益物品，所指的是纯公共物品。奥斯特罗姆通过对物品属性更为细致的划分，深化了过去对物品的粗糙认识，也使得改变物品供给的组织结构在理论上成为可能。比如传统中认为应由政府来提供的公益物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由市场供给。近年来西方国家在“重塑政府”中所推行的市场化改革便是例证。而某些过去认为由于集体行动的困境而必须求助政府强制实施或须界定产权来保证资源持续有效利用的领域如公共牧场等，也可以由社会自组织解决。⑥另外，就公益物品来说，其生产和提供在很多情况下是两个可以相互分离的程序。政府可以提供公益物品，而政府所提供的这种公益物品的生产，则可以交给市场或非政府组织解决。因此，在物品供给的组织体系中，政府生产和提供纯粹公益物品、某些关键性的收费物品和一些社会自组织尚无法解决的公共池塘资源的分配；非政府组织生产或提供某些公益物品、公共池塘资源；市场生产某些公益物品（卖给政府）、提供私益物品和一些收费物品。就某一物品而言，可能是市场生产，政府提供；就某一地域而言，则是既有当地政府，也有非政府组织，还有非当地政府（上级政府或同级其他政府）提供公益物品。可以说，物品供给的组织体系变得复杂而多元。近年来的盛行的新公共管理和治理理论，便是对物品供给的多元组织网络的理论阐述。它寻求的是各种组织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的相互合作，达到资源的有效供给。三、变革政府治理模式“治理”一词在新近治理理论的语境中，首先出现于1989年世界银行所使用的“治理危机”（crisisingovernance）一词中，“此后‘治理’便广泛地用于政治发展研究中，特别是被用来描述后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状况。”⑦对于治理，学者有多种定义，这些定义或从政府管理出发，或从社会发展出发，或特指某一领域的管理活动如公司治理来概括。但是，至今没有能被各方普遍认可的权威界定。尽管如此，目前学者对治理的定义基本上未超出治理的核心理念，就是寻求多主体协作参与，对事务能作出有效应对的一系列管理活动。如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罗西瑙（J.N.Rosenau）认为，治理是“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⑧本文对政府治理模式的探讨，借鉴治理理论中的多主体参与的治理理念，主要强调政府如何通过积极作为，让各种力量尤其是新兴的非政府组织力量参与到政府治理和社会公益的提供中。本文认为，适应非政府组织兴起的现实和治理理论的价值取向，在权力重新界定、鼓励社会组织化参与和协作提供公益物品方面，政府能发挥最主要作用，推动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1、权力的转移与政府作用1978年以来的变化，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也使中国社会的权力格局发生变化。在此以前，中国是典型的“单极权力格局”，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几乎丝毫没有自主性，这两个领域都受政治领域的强有力的控制，整个社会高度政治化。⑨但是，78年以来的经济社会改革，使原来“单一权力格局”打破，各项改革使得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自主性不断扩大。不过政府依然通过各种制度性措施努力控制经济和社会领域，所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自主性是不完全的。尽管如此，政府单一主体控制整个社会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将权力作为一种整体资源来看，目前这种资源正不断向经济和社会领域扩散，也即，政府、市场和社会都因此成为权力的拥有者。政府应努力促成权力由政府单一权力主体向政府、市场、社会三权力主体的良性转变。这是一个多层面相互交错的复杂过程，至少可以将这个过程分为三个层面：制度层面、意识层面和操作层面。制度层面是指国家的法律制度对权力归属的界定；意识层面指权力的主客体对权力的归属和运行的认同与否；操作层面则指权力的实际运行状态。完整的权力转移，应当是在制度层面，意识层面和操作层面一致的状态，否则，权力便被认为还正处于转移的过程中，或者权力转移没有完全。一般认为，以上三个层面不一致时是某项权力不稳定的状态，对此，政府应当积极介入，发挥作用，努力促成以上三层面的一致。在权力的转移过程中，政府的基本作用是，迅速顺应目前社会结构变迁，重新界定自己的职能范围，确保市场和社会领域的自主性。既在意识层面认识到权力主体的多元选择；在制度层面积极框定有利于社会自主发展的法律环境；在操作层面积极为社会自主发展创造条件。使政府在权力转移中占据主动之利。2、社会组织化参与参与是政治民主的重要内容，民主政治的发展离不开一套民主参与机制的确立。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市场化、社会的组织化和沟通的网络化，各种利益表达的需求也日益多元。过去与计划时代相适应的政府体制和政治参与机制难以对这种需求作出制度性的应对，也即，政府意志和社会意志之间的相互沟通存在制度性的障碍。比如，作为非政府组织一部分的行业协会，其维护的是本行业的利益，当政府的决策与某一行业密切相关时，政府如何了解这一行业的状况？如何让这一行业的利益需求得以表达？如何保护这一行业？对于这些问题，目前的参与机制难以作出完全回答。因此，在目前的参与渠道基础上，应当顺应目前社会自组织力量不断增强的新形势，推动社会的组织化参与。也就是说，不但要让每个单个的公民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在非政府组织日益兴盛的今天，也应让这些组织表达自己组织的利益。这在政府的制度设计上，就不但要安排公民参与的制度，还要安排社会组织参与政府的制度。并且，这种制度设计是开放式的，即随着各种新兴组织的出现，要能为新兴组织的参与提供空间。否则，政府就有可能不能真正代表社会的利益，可能变成为部分群体、部分人所垄断的权威工具。社会组织化参与，并不提倡西方的利益集团对政府的作用，而是在整个社会的治理理念和框架下，谋求政府和各社会组织的多种信息沟通，让社会各组织充分发挥自身的组织优势，让政府协调各组织间可能的利益矛盾。当然，社会的组织化参与，如果认识不清，很可能会成为部分个人或组织谋取自身利益，损坏整体利益的渠道。对此，需要把握组织化参与的原则内容：其一，社会组织化参与应是公开、透明和制度化的。即所有的组织利益表达，都是以先定的制度为前提的，公民有权了解整个参与过程；其二，组织化的参与，是以各组织所拥有的社会义务为前提的，即组织的活动应当在社会正义的原则下进行，履行社会公共责任，从而获得社会合法性，并因此得到政府制度化承认。其三，组织的参与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党组织对利益进行整合。3、公益物品的混合式供给公益物品是否必然须由政府提供？前面关于“公益和私益”的论述已经对此作了否定性的回答。社会自主组织、自主治理能力的增强；产权制度安排的进步；人们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已经使公益物品供给的渠道、层次变得极其复杂。（1）分层性供给。公益物品往往是服务于特定领域的公益物品。在某一层次的公益物品，在更大层次上来说，就是私益物品。因此，公益与私益也是相对而言的。政府部门在提供公益物品时，必须认清消费的对象，因为政府是代表普遍公益的权威组织，政府不能因某一区域、某一领域的利益而损坏其他利益。所以，政府在提供公益物品时，就需分清公益物品消费对象的层次性。比如，凡属地方利益的领域，上级政府就不应作过多的介入，主要由代表地方利益的政府来提供地方性公益物品；而随着社会自治的发展和自组织能力的增强，许多社会领域能通过自我组织和制度安排来解决资源分配问题，对此，政府的目标选择是帮助社会自我服务制度的形成，除此之外不做过多干预。这样，公益物品的提供在纵向上就表现出明晰的层次性：自治组织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地方政府——中央政府。这种层次性组织提供公益物品的原则是向下原则，即凡是下级组织能提供的公益物品，上级组织不应过多介入。（2）竞争性供给。在经济环节，我们比较熟悉竞争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公益物品的供给上，同样需要通过竞争来提供。政府之间，有横向的政府竞争，通过竞争，各同级政府都努力为本区域提供更优质、更具合法性的公益物品；在市场领域，可以由政府协调，向各企业公开招标等办法提供更廉价优质的物品和服务；而随着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由非政府组织通过竞争来提供某些产品也成为重要方式。比如，在同一区域可能有多个相似的非政府组织存在，这些非政府组织就存在竞争，谁能提供更优质的公益物品，谁就获得更大的支持和更多的生存空间。一些国家如新加坡就通过非政府组织竞争的办法来提供社区服务。哪个非政府组织能以更低的价格提供社区服务，该组织就能获得政府的财政支持。因此，政府之间、非政府组织之间和政府、市场、非政府组织之间都存在竞争，竞争能以更小的成本投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益物品。在治理下，政府应积极促成这些组织之间的竞争，从而增强组织的活力，提高效率。（3）合作性供给其实，前面所述的分层性供给和竞争性供给，只就某一相对独立的物品或某一物品的提供环节而言的。实际上，许多公益物品的提供，从整个过程来看，往往需要各种组织的相互合作。比如政府将本来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公益提供通过订立合同转包给非政府组织；有些公益物品可以分离出许多市场成分（比如前面论述的将公益物品的生产和提供分离），于是，政府将可以由市场生产的部分转交给市场，而自己则监督协调这些物品的供给。因此，许多公益物品，往往是政府、市场、非政府组织合作的结果。所以，在现代社会的供给体系中，只强调某一组织的优势或缺陷都是片面的，政府的强制供给的优势有效率不足的缺陷；市场的效率在公益物品上却很难发挥作用；非政府组织只在提供部分公益物品上有优势。因此，通过这三种组织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达到社会各种资源最有效率且最充分的配置。四、总论上述论述，力在阐述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对过去理论认识的冲击和重新整合的可能；阐述非政府组织对政府传统管理方式的挑战，以及政府在非政府组织这一新生力量发展下如何积极应对。在这一系列的关系变化中，治理理论所反映的各国政府不完全垄断一切合法权力，在政府之外，承认社会上还有一些其他机构和单位在维持社会秩序中的积极作用，与非政府组织兴起后的社会现实是一致的，从某种程度说，治理理论正是因非政府组织的兴起而出现的。中国政府在后发现代化的压力下，具有重要的发展使命，对此，需更加重视政府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忽视其他组织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政府的理智选择应是变革过去的管理传统，充分发挥各种组织的积极性，从而为我们快速持续发展争取更大的空间。

①民政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Z］，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1998．②吴忠泽．我国NGO的发展现状及其管理，载中国非营利组织管理干部培训班报告集［R］．北京：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编．1999．③［美］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12．④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56．⑤[美]迈克尔•麦金尼斯．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101．⑥参见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在该书中，作者通过对全球各地的自主治理状况的分析，得出类似公共池塘资源的自主治理的制度条件和可能。）⑦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⑧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⑨康晓光．权力的转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60．

治理模式范文篇10

一、社区自治方面形成的经验与工作优势

（一）推进居民自治制度化建设。首先，以居民常务代表大会的形式将居民与社区联结起来，将居民按人数分成若干小组，从中选取居民代表，在此基础上产生居民常务委员，定期召开居民常务代表会议，针对居民需求协商解决路径形成了社区与居民共商共治的制度基础。其次，确立分层议事制度。即由社区居委会搭建社区议事厅、网格议事会以及党员会客厅，初步形成“网格事务网格议，社区事务社区议”的工作方法，在此基础上深入到网格、胡同、院落甚至楼宇等更小治理单元上，畅通了解社情民意的多种渠道，推进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精细化”。再次，推进“五民工作法”，围绕民事民提（收集居民反映的各类急、难、热点问题）、民事民议（以社区议事厅为平台，邀请利益相关方讨论、达成共识）、民事民决（达成共识后，拿出解决方案）、民事民办（用项目的方式，由居民自己实施）、民事民评（对项目进行评议反馈）五个节点，编制了《社区协商运行流程指导手册》，针对协商内容、协商主体、协商方式以及协商结果的落实及评估都予以明确说明，健全了民意收集和表达机制、社区事务决策和实施机制。最后，制定居民自治公约。在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的引导下，东城区涌现出一批如院落自管会、停车自管会、网格自治小组、邻里服务中心自管会等小微自治组织，并通过协商制定居民公约和自治章程来保障维护自治成果。目前，全区已有116个社区通过协商修订了《社区居民公约》，125个小区（或胡同街巷）制定了本地区的《居民自治公约》，另有12个小区（或胡同街巷）针对停车管理问题专门成立了停车自管会，制定了《停车自治公约》。朝阳门街道朝内大街216-218号院自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管会”）于2017年修订了《自管公约》，明确了自管会的性质、人员架构、管理及议事规则，并对物业管理方式、业主共同管理的权利和责任、物业的使用和维护以及违约责任等进行了详细规制。东四六条12号院的居民在共商共议基础上制定了《小院公约》，其中针对邻里互助、公共卫生、投放垃圾、参与街道历史风貌保护工作等方面予以明确约定。崇外街道崇东社区22楼自2014年对机动车试行管理，由居民协商共议形成《停车协议》，并在此基础上于2018年9月订立自治管理办法，涉及自行车、小汽车、婴幼儿及老年人轮椅车等的管理及设备维护。（二）通过推进社区专员进社区的工作方法创新社区治理模式。作为北京市率先启动街道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区，东城区出台了全市首个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办法，并于2018年5月18日在三个街道正式启动“大部制”改革试点，将街道机构由原来的25个科室和4个事业单位精简为“六部（综合保障部、党群工作部、社区建设部、民生保障部、社区平安部、城市管理部）一队（从公安、工商、食品药品监管、交通、消防等5部门抽调执法人员）四中心（党建服务中心、保留社区服务中心、社保所更名为政务服务中心、整合为民服务分中心和环卫所，组建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加挂‘综治中心’牌子）”；与此同时，东城区一方面加大对街道、社区层面的政策、财力物力支持，另一方面在东直门、东四、朝阳门三个街道试点社区专员，派正科级干部担任“社区专员”下沉到社区，指导、协助社区居委会开展工作，以此破解社会治理“最后一公里”难题。

二、社会组织培育与作用发挥方面的经验优势

随着北京市社会治理格局由“共建共享”向“共建共治共享”的转变，社会组织的地位因而也随之凸显。在社会组织培育方面，东城区在近年来的治理实践中形成了以下优势与特色。（一）以区级平台为中心，加大社会组织培育力度，形成了区—街—社区三级平台的社会组织服务体系区级层面，东城区区级平台创益汇已于2015年投入使用，北京恩派等4家支持型社会组织也已入驻，由专业组织为东城区社会组织持续性发展提供专业支持与引导的格局正在形成。街道层面，目前，朝阳门街道、建国门街道等已成立街道级的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中心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培育新生组织，以项目运作为手段提供社区服务，以专业组织为平台促进人才成长，以社区自治组织为基础完善发展机制，现已取得初步成效。朝阳门街道近年来着力于孵化、培育、提升社会组织，形成了“2+1+9+N”的工作模式，即街道层面设置两个枢纽型社会组织（社区基金会、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1个发展中心；社区层面9个涵盖助残助老、环境卫生、文化活动等多维内容的示范性社区社会组织以及培育N个社区各类组织，以此带动社区居民自治能力的提升，促进社区治理创新。建国门街道也在街道层面成立了社会组织联合所，既开展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孵化，也注重街道与社区资源之间的对接整合，在此基础上整理形成了《社区社会组织孵化流程及样本》，推动了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的规范化管理。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崇外街道于2015年成立东城区首家街道级民非枢纽型社会组织，搭建了由工委及办事处、专业社会机构、街道枢纽型社会组织三方合力运行的社会治理新体系，并通过公益微创投项目化机制引导社区自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完善。由上可见，区—街道—社区的社会组织服务三级平台的搭建及运营为有效发挥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基础性作用提供了坚实保障。（二）基于街道级枢纽平台促进三社联动。“三社联动”具体是指社区、社会组织（专业机构、社区自组织）、社会工作者（专业社工师、社区工作者）三者之间的有机结合与不同分工，其核心内容在于不同要素之间的“联”及“动”。依托区—街—社区三级平台的搭建，东城区在促进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工作者之间的融合发展层面已具有一定实践成效。其一是培育社区建设三级人才梯队。以街道层的社会组织联合会为纽带，引入专业社工机构，挖掘以社区成员为主体的社区公益人才队伍、以社区工作者为核心主体的平台运营类人才队伍，搭建起了街道社会公益分布式人才梯队。其二是推动了专业社会组织、社区社会自组织之间的融合发展、协同共治机制的形成。东直门街道、朝阳门街道、建国门街道、崇外街道等分别成立社会组织联合会，并与多家专业机构如“北京市先河社会服务中心”“恩派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引行社工事务所”合作互动，探索建构长效合作机制。运用社工专业知识及理念指导社区一线社工实践工作，形成了以“研究、解决社区治理问题、探索社区发展新模式”为主旨，以“孵化培育多样化的社区社会组织”和“培养具有专业技能的社区工作者”为两翼的工作模式，通过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培养专业社区工作者、培植品牌社区活动，引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地区社会治理。（三）从社区层的改革与探索实践。来看，社区层面已初步形成较为规范化的社区社会组织架构一方面，涌现出一批规范化程度高、自主性强、经验成熟的社区自组织。例如东直门街道“绿色工体”、崇外街道“停车自管会”、东四街道“守望岗”“花友汇”“帮帮团”等社区社会组织，在工作理念上由过去的被动接受转变为自主开展活动，在组织管理上有完善的组织章程和志愿者准入退出机制，成为了东城区具有品牌特色的社会组织。另一方面，社会治理主体逐渐趋于多元。比如东环社区以“老乐会”“洁雅小分队”“东环书迷俱乐部”等搭建起社区融合的平台，辐射不同年龄层次及职业群体，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格局，在社区内形成了社会组织发展的有机生态环境。

三、推进东城区社区基层治理工作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