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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性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5 20:26:35

政治性

政治性范文篇1

1引言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律，宪法责任在其中充当着体现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程度作用性的标志。宪法的实质在于：国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关于选举权以及代议机关权限等等法律，都表现了阶级斗争中各种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各种政治力量间的实际对比，决定了宪法责任具有很强的政治作用，宪法责任的政治作用在宪法责任的研究中占到足够的重要程度。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建设一个政治文明的社会，宪法责任是一个应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

2宪法责任概述

毫无疑问的是宪法责任属于法律责任，同时与责任相对的是义务。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来一个形式的概念，宪法责任是指由于违反宪法规定的义务而应承担的否定性后果。由此可以分离出进行分析的对象，包括宪法规定的义务，宪法所调整的主体，应承担的否定性结果。我们可以推定出来两层宪法责任关系的存在，第一个层次是宪法责任关系，而宪法责任关系实质上是一定的宪法义务，换言之，一切宪法责任的前提是一定宪法规范义务（关系）的存在。宪法关系还可进一步解释为功利性关系及道义性关系。第二个层次是宪法责任形式，而宪法责任形式与责任关系存在功利的和道义的两种形态相关，在责任形式方面也存在两类：即补偿与惩罚。宪法责任可以定义为：以破坏宪法上的功利关系和道义关系为前提而产生的宪法上的补偿和惩罚的不利后果。这一定义意味着宪法效力向私人之间的扩展，即宪法学中的“第三者效力”问题。同时也就表明宪法责任的主体不仅限于，也包含了私人与私人团体。

3宪法责任的政治性

研究宪法责任的中心也就是研究宪法责任主体的特征。总体上看来宪法责任的主体的主要方面还是以国家、政府各分支及领导人为主要的调整对象主体。这样也就决定了宪法责任的政治性是宪法责任研究的主要方面。同时公民与国家作为最基本的法律关系主体，两者之间的接触包括到社会层次的方方面面，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也决定了宪法责任研究的主要方面为宪法责任的政治性。从宪法的起源上来看，宪法最早是由于政治革命所引起的，是政治发展的产物。公认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是1215年签订的英国的《自由大宪章》，美国1787年宪法是北美独立战争胜利的结果，法国1791年宪法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从宪法的起源上我们不难看出宪法所深深具有的，也抛之不去的政治性的内容与地位。同时宪法是民主政治的产物。芬纳认为，宪法就是在政府各机构及其官员之间分配职能、权利和义务，规定其与公共关系的法典一方面，宪法是近、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民主是宪法产生的前提和内容，另一方面，宪法是对民主的确认和保障，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民主政治在宪法的规范和调整下运行和发展，这也可以看成是宪法的政治功能。对于宪法的精神内核和政治功能，西方学者多是从微观的政府过程和宏观的政治过程两大方面去理解和归纳的。宪法责任的政治性同其他法律部门相比更为明显，从宪法的起源我们不难看出，其主要的作用是用来约束政府的，是一种人民对于政权权力角逐所产生的产物，宪法责任的政治性可以说是一条默示的规则。对于不同的国家机关作为宪法责任的承担主体，又具有鲜明的特征。举例来说，我国的国家立法机关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因为全民将手中的权力在选举后交与选出的人大代表，有他们代为行使权利。但是这种权利的行使存在着瑕疵，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竭力主张并论证直接民主制，他认为：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家里，公民都应直接参与政治，决定公共事务！他还说：一旦公共服务不再为公民的主要事情，并且公民宁愿掏自己的钱口袋而不愿本人亲自来服务的时候，国家就已经是濒临毁灭了！英国人民自己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只在选举国会议员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等于零了，在他们那短促的自由时刻里，他们运用自由的办法，也确乎是值得他们丧失自由的！他认为直接民主的形式不可能出现，代议制原则的逻辑与现代民族国家所奉行的人民主权原则的逻辑是统一的，代议制民主是人民主权在现代民主国家的体现。这种代议制的出现并不是社会发展的退步，而是人民对于参与政治活动的合理妥协，人民主权的行使并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有权利站出来说话，同时也不可能让每个被选举出来的代表都具有代表人民的意识，甚至是人民所选出来的代表根本不会代表人民的意志的情况，也是有可能发生。当这种代议制发生失灵时，必须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和纠正机制用来规范立法机关所做出的违宪行为，和通过的违宪文件。正是因为这种代议制的政治性，决定了宪法责任的承担也要具有相应的政治性。

4宪法责任承担的政治性

宪法责任承担的形式是指宪法责任的具体表现形态，因为能够承担宪法责任的主体具有多样性，引起宪法责任的行为的多样性，宪法责任也有多种表现形式。宪法责任在与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中存在竞合，但是有些形式是为宪法责任所独有的，这些特有的形式是宪法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宪法责任政治性要求的表现。在公众眼中最为耳熟能详的案例就是关于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弹劾事件，是一个典型的特定的机关在依照法定的程序剥夺违宪的国家领导人的制裁措施。这种宪法责任的承担，不仅仅体现了违反法律就要承担责任的基本法理，同时也是美国两党内部斗争的表现。

1996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后，的克林顿的白宫处于选后的放松状态，碰巧当时共和党的国会为了预算问题而与白宫抗争，冻结了联邦开支，许多政府雇员都被指示暂时不要来上班，造成了包括白宫在内的许多政府机关人员稀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克林顿和白宫实习生莫尼卡•莱文斯基发展为情人关系。在事情爆发后，克林顿在公开的场合以及宣誓作证的情况下他都斩钉截铁的宣称自己和莱文斯基没有性关系。最关键的证据是一件沾有总统精液的蓝色洋装，莱文斯基原想把它留作纪念，没想到却留下了总统的DNA证据。当化验结果出炉，克里顿不得不对全国发表讲话，向人民道歉，承认自己和莱文斯基有不正当的交往。共和党人抓住了克林顿的小辫子，把克林顿扣上刑事伪证罪的大帽子，对他提出了弹劾，但是最终的结果是被众议院否决。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了一场政治力量的角逐，先是共和党人选举失败，而后把持国会的共和党人就削减政府机关财政支出，直到“拉链门”的爆发，两党关于总统宝座的角逐达到了最为激励的顶峰，这场政治的角逐最终以获胜而告终。由此我们就不难看出，宪法责任的承担，在提起到结束的过程中，政治都起着推动和决定性的作用。其他比较常见的宪法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有：罢免，对政府官员在其任职期限届满之前，由选民以投票方式撤免其职务的一种制裁方式与责任形式；撤销，违宪审查机关废除违反宪法规范、宪法判例、宪法惯例和本国加入的国际公约的法律、法规的全部或一部的措施，；宣告无效和不予适用，是指违宪审查机关否定违宪法律文件和行为的效力的宪法责任形式；取缔和强制解散，是指违宪审查机关禁止违宪政党的存在与活动的宪法责任形式。其中罢免体现了公众对于行使政治权利的方式；撤销与宣告无效和不予适用体现了国家对于外来或者本源的法律在政治立场上代表人民予以规范的方法；取缔和强制解散，更是为了规范政党而体现的，政党是政治活动最为基本的单位。由此可以看出，宪法责任的承担也具有强烈的政治性。

政治性范文篇2

【论文摘要】目前，新闻评论越来越受到媒体的重视。但是，业界对于新闻评论是否具有政治性存在很大争议，笔者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从评论意愿和写作手法的角度，阐释了政治性是新闻评论的必要属性，在新的历史时期，不仅不能舍弃而且必须得到加强与重视。

目前学界和业界很多学者在讨论新闻评论的性质时，不赞同新闻评论具有政治性，笔者不拙，认为政治性是新闻评论的必要属性，在新的历史时期，不仅不能舍弃而且必须得到加强与重视，不仅党报要高度重视，市场类报纸同样要加大新闻评论的政治性。为什么要这样说呢，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政治。

关于政治的定义的讨论如同给新闻下定义一样，各个时期，由于受到时代背景，思想观，价值观等等因素的影响，学者与非学者，政治家与非政治家给出的答案不尽相同。人们在不同时代面临的历史任务不同，需要政治发挥作用的侧重点和着力点不同，再加上不同历史观的影响，所以在解释政治概念时所强调的内容也就不同，从古希腊的教士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从中国古代的先秦诸子到孙中山，都曾给政治下过定义。沪宁在《比较政治分析》一书中对政治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他说,历史的演进往往会使一种概念发生嬗变,因为概念是对一定阶段历史活动的描绘,随着历史活动的进步,概念不变,但内涵已经不同。政治的这个概念也不例外,其内涵随着时间的迁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用“完全政治”和“不完全政治”这两个概念对政治内涵的演变作了阐释。前者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后者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主要内容,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国家建设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政治”。

每个专家学者给出的答案都有合理性，但也都有不足，因为要给一个变化的动态概念下定义不可能得到十分准确的答案，但是不管怎样理解政治，政治同各种权力主体的利益密切相关是不容置疑的。我认为之所以说报纸的新闻评论带有政治性是因为它代表了一定权力主体的利益，是为一定权力主体的服务的，而且这种服务意识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思想的进步越来越强。

传统新闻评论的政治性主要是指为了重大政治事件，重大问题发言，宣传中央和上级的指示精神，针对那些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发言，保证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建设的,并沿着正确的轨道顺利进行,新闻评论要坚定不移地宣传和贯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经济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思想指导。这些传统的新闻评论的政治性表现仍然适用，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目前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正进入关键时期，新闻评论对社会生活的引导功能也正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新闻评论是对新近的发生的新闻进行评论，以新闻事实为基础，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有人由此提出，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新闻，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新闻都是关系国际民生的大事，并不是所有的新闻都带有政治色彩，整个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之变化的精神生活同样是巨大的。现在我们评论的不仅仅是国家大事，只要是有价值的新闻事实都可以做出评论，娱乐，体育，文化等等很多素材可以去评论的，是不是能单纯的就事论事，不必要上升到政治高度呢？其实单纯的就事论事不是不可以，但它不能算是真正的新闻评论，一篇合格的新闻评论，必须上升到政治理论高度。

政治性范文篇3

一、政治性公益性社会宣传是指以宣传站、宣传车、宣传橱窗、墙报、板报、传单、阅报栏、宣传牌、电子（电视）屏、彩球、气艇、飞艇、横幅条幅、宣传画等为宣传媒体，以党和国家以及省、市重大政治活动、重要会议、重要节日、纪念日、重要法律法规和经济、文化、体育活动等为主要内容的户外宣传活动。

二、政治性公益性社会宣传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大力宣传长沙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团结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

三、城市户外政治性公益性社会宣传实施统一归口管理。在市户外广告领导小组指导下，市委宣传部负责城市户外政治性公益性社会宣传的归口管理、总体协调和内容审查工作。市规划局负责城市户外政治性公益性宣传设施选址的规划审批。市城管局负责办理城市户外政治性公益性社会宣传登记审批手续，查处未办理登记审批手续、不按规定要求开展的户外宣传活动。

四、市委宣传部应根据不同时期党委和政府中心工作拟定宣传内容，加强对政治性公益性社会宣传活动的审核。市规划局应根据城市规划的要求，商同市委宣传部定期编制户外政治性公益性设施的设置规划。市城管局应加强对政治性公益性社会宣传活动的审查，未经市委宣传部审核的政治性公益性社会宣传活动，不能办理登记审批手续。

政治性范文篇4

[论文摘要]外事翻译主要是向对方传达国家、政府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因而在外事翻译实践中要特别注重翻译的政治性和时代性。为了正确地传达思想,译者在斟词酌句时要特别注意它的政治色彩。同时,还要不断学习新东西,研究新问题,以便跟上时代的步伐。

外事翻译从形式上可以分为外事口译和外事笔译。外事笔译的内容主要是各种外交、外事场合的讲话稿,如在国际会议上的讲话稿,在宴会、招待会上的祝酒词,以及外交上交涉用的讲话、声明,国家间的照会、信函、公报、协议、条约等正式外交文件。

外事口译的主要任务是,担任我领导人出访或外国领导人来访时双方或多方谈判、会谈、交谈时的现场翻译,在各种场合的演讲、讲话或参观访问时的介绍等即席翻译。在双边会谈中,这种翻译通常采用交替传译方式。在国际研讨会、国际大会、国际组织的年会等各种会议上通常采用同声传译。在外事场合,口、笔译往往同时使用。如建交谈判、关于国际公约的谈判,都要求译员既能口译,又能将所谈的内容和结果落实到文字上,成为公报、公约、条约、备忘录、协议等。有时是先口译,然后产生文件。有时则在讲话、演讲前将稿件译好,再到现场作口译。

一、外事翻译的目的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要圆满地完成这种交际任务,与翻译的目的密切相关。关于翻译的目的,翻译理论者各有自己观点。如有的人认为翻译的目的是向受众介绍异域民族不同的社会生活、文化、思想、观念,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但外事翻译肯定要显示其特殊性。一个翻译活动是由翻译目的决定的。我们认为,外事翻译主要是向对方传达国家和政府的政治观点、政治立场、方针政策等,因而外事翻译的特殊目的决定了外事翻译的翻译活动的特殊性。翻译理论家彼特·纽马克也很注重翻译的目的,他将目的分为文本的目的和译者的目的两类。我们认为外事翻译的目的应该是文本目的和译者目的的完美统一。如上所述,外事翻译,无论是口译还是笔译,都是代表国家说话。而文本的作者(包括文本的起草者、演说者)也都是奉命代表自己的国家起草文件、发表讲话。所以文本的作者和译者的目的是一致的,他们都是代表国家阐述观点,表明立场和态度,维护国家的利益。这是一个根本点,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如果文本作者和译者不能完全统一,就会出现问题。大者会有损国家的形象和利益,小者会出现笑话和纰漏。而这种统一,则主要是在政治观点和原则立场上的统一。

外事翻译的目的决定了它具有有别于其他领域翻译的特点:必须特别注重翻译的政治性和时代性。首先,外事翻译政治性和政策性强。无论是口译,还是笔译,外事翻译的内容多是国家的立场、政策。稍有差错,就可能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形象、声誉、地位及其国际关系等,就可能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其次,外事翻译的时代性强。21世纪人类进入信息时代,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以信息化带动各行各业的发展已经成了时代的潮流。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使整个世界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也处于日新月异的变革之中。新的事物层出不穷,新的方针政策相继产生,新的提法、新的词语不断涌现。这些都会给外事翻译带来新的挑战。如:

(1)朱总理在回答《时代周刊》记者时说:我不认为我访问美国将要进入地雷阵,但是确实要遇到很多敌意,或者是不友好的气氛。Idon’tthinkmyvisittotheUnitedStateswillbringmeintoaminefield,butIdoexpecttoencountersomehostileorsomeunfriendlyatmospherethere.译文用了bringinto和Idoexpecttoencounter似乎访问美国就是进入地雷阵并确实期待敌意。若改为involveentering和mayreallymeetwith则更贴切。改译:Idon’tthinkmytriptotheUnitedStatesinvolvesenteringaminefield,butImayreallymeetwithmuchhostilityorunfriendlinessthere.

(2)美国总统布什在2003年3月20日的伊拉克战争檄文中说:Ournationentersthisconflictreluctantly,yetourpurposeissure.ThepeopleoftheUnitedStatesandourfriendsandallieswillnotliveatthemercyofanoutlawregimethatthreatensthepeacewithweaponsofmassmurder.

出于政治目的,布什使用了entersthisconflictreluctantly;anoutlawregime;和threatensthepeacewithweaponsofmassmurder这些短语,因此以下翻译则更符合布什本意且能引起受众的同情和支持:美国并不愿意这场冲突发生,然而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美国人民、我们的盟友不会对一个非法的政权心慈手软,这个政权正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世界和平。

二、外事翻译的政治性

外事翻译是政治性翻译,译文除了要严格忠实于原文以外,在选择词语和句式时,还要仔细推敲,要准确表达原文的立场和态度。也就是说,政治翻译要做到文字和思想的统一。要做到这点,外事翻译工作者必须结合业务熟悉政策,对于重要的词,特别是涉及到领土主权、重大国家利益的词句,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掌握好分寸。不仅要译出词的字面意思,而且要表达出原文词意的深刻内涵。为说明问题,现举数例如下。

(1)中央政府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事务。TheCentralGovernmenthasrefrainedfrominterveningintheaffairsoftheHKSAR.“refrainedfromintervening”意思是克制自己不去干预。而事实是中央政府从不干预也不想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事务,所以改译如下:TheCentralGovernmenthasneverintervenedintheaffairsoftheHKSAR.

(2)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OurexperienceshowsthatChinacannotrebuilditselfwiththedoorclosedtotheoutsideworldandthatitcannotdevelopwithoutthehelpofothernations.

译文用了help一词,语气有些重了,不符合原文口气,这与我们强调的“自力更生”原则相矛盾,改译为:OurexperienceshowsthatChinacannotrebuilditselfwiththedoorclosedtotheoutsideworldandthatitcannotdevelopinisolationfromtherestoftheworld.

(3)Realitydidn’tcatchupwithU.S.policyuntil1972,whenNixonwenttoChinatomakepeacewithChairmanMao.美国的对华政策直到1972年才回到现实的轨道上来。这一年尼克松去中国与讲和。“tomakepeaceof”译为“讲和”带有对以前所做的事情的某种歉意。当年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尼克松的北京之行完全出自美国自身的全球战略利益考虑,会见尼克松也是基于中国利益的考虑。初译会给人一种尼克松是来中国登门道歉的意思,因此改译为:美国的对华政策直到1972年才回到现实的轨道上来。这一年尼克松去中国与共修两国之好。

(4)Thegovernmentiswagingacampaignagainstwasteandextravagance,withthebanquet,amainstayofallpublicfunctioninChina,aprimetarget.政府正在开展一场反铺张浪费的运动,目标首先对准中国所有的团体活动主项:宴会。

在这个句子中,banquet仅仅译成“宴会”二字似嫌不充分,没有把这个词在这个句子中应有的内涵完全表述出来。译者必须根据上下文给这个词作适当的放大处理。改译为:政府正在开展一场反铺张浪费的运动,目标首先对准中国所有的团体活动主项:摆宴席、搞宴请。

三、外事翻译的时代性

从事外事翻译,往往会涉及到一些国家的历史和旧事。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词语的意思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在翻译有关历史事件或时过境迁的事情时,译者对于一些不合时宜的词要及时纠正。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发生世界瞩目的变化,因此带有中国特色的词汇不断出现,在英文里找不到相应的词和词组。机构和部门名称、文章或演讲中的古文、诗词和对联,常常要求在有限的时间内译出。1、旧词新用法

(1)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WeneedtomakefurthereffortstoimplementtheParty’spolicyonethnicaffairs,adheretoandbuildonthesystemofregionalautonomyofethnicminoritiesanddevelopsocialistethnicrelationshipcharacterizedbyequality,unityandmutualassistance.“民族”一词,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期一直沿用前苏联的用法,把“民族”译成“nationality”。因此就有了“中国各族人民/theChinesepeopleofallnationalities”,“各少数民族/theminoritynationalities”,“党的民族政策/theParty’snationalitiespolicy”,“多民族的国家/themulti-nationalstate”的译法。而实际上,nationality的含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有了变化,该词不再指少数民族的“民族”,而更多的是指“国籍”。在国外人类学的文献中“民族”一词的表述是“ethnicgrouporcommunity”。Nationality除了指“国籍”和“民族”外,还有“国民”和“国家”的意思,有时可与nation通用。如果将“民族”译为nationality,很容易引起误解。上句则是根据这个考虑,将“民族”的翻译做了相应改动。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民族”都译为ethnicgroup,而要根据具体的上下文进行判断。如果指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就应译为nationalunityorunityoftheChinesenation;如果指的是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则应译为unityamongethnicgroups。

2、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

(2)我们应该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Weneedtogovernthecountrybycombiningtheruleoflawandtheruleofvirtue.“以德治国”是新的提法,英译文应与中文一样的言简意赅,形式上也应与“依法治国”对称,因此在翻译中采用theruleofvirtue。

(3)“863”计划theMarch1986High-techProgram“863”计划是我国高科技研究发展计划。如果翻译成为the”863”Program太简单,读者看不懂;但若翻译成为theMarch1986Programtostimulatethedevelopmentofhightechnologies则比较罗嗦。因此上文的翻译加字适当、简洁明了,说清了发展计划的内涵。

3、古语、诗词和对联文章或演讲中出现的古文、诗词和对联的翻译,首先要领会它的内涵,同时在表达时还要考虑语句的对称,甚至于是否押韵。

(4)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toformulateanethicalcodeinordertofosterrespectandtomakelawinordertoestablishauthority这里“立刑”的意思是立刑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法律”,因此译为tomakelaw不够准确。另外,“制礼”与“立刑”应当对称,因此改译为:tointroduceanethicalcodeinordertofostermutualrespectandtomakeapenalcodeinordertoreinforceauthority

(5)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慈颜常笑笑世上可笑之人。Alargeheartistolerant;ittolerateswhatusuallycannotbetolerated.Akindlyfacelightsupwithsmiles;itsmilesatthosewhoaresmiledat.有人后面用laughsatthosetobelaughedat或者laughsatthefunnypeople,这是由于理解的不同。何种译法更好,值得商榷。

参考文献:

[1]过家鼎.注意外交用词的政治含义[J].中国翻译,2002,(11).

[2]王霄凌.论外事翻译的特点[J].济南大学学报,2002,(5).

[3]方梦之,马秉义.汉译英实践与技巧[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6.

政治性范文篇5

二、外事翻译的政治性

三、外事翻译的时代性

1、旧词新用法

2、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

3、古语、诗词和对联文章或演讲中出现的古文、诗词和对联的翻译,首先要领会它的内涵,同时在表达时还要考虑语句的对称,甚至于是否押韵。

参考文献:

[1]过家鼎.注意外交用词的政治含义[J].中国翻译,2002,(11).

[2]王霄凌.论外事翻译的特点[J].济南大学学报,2002,(5).

[3]方梦之,马秉义.汉译英实践与技巧[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6.

[4]何刚强.现代英汉翻译操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政治性范文篇6

一、美国行政管制机构与总统的权力关系

根据美国宪法，总统是行政首脑，但宪法并没有明确赋予总统控制行政组织的具体权力。因此，总统在尴尬的境地中积极探求控制行政管制机构的途径与方法。

（一）美国总统控制行政管制机构的动因

在美国，总统坚持认政机关的核心职能，行政管制机构必须对总统负责。否则，行政管制机构在国会广泛授权之下根据规章来制定政策，将会轻视政府的民主制度［3］。这种观点建立在下述三个理念基础之上：与总统的政策议程保持一致的需要；避免机构彼此间相互矛盾或相互重叠的协调需要；节约和效率的需要。此外，总统控制行政管制机构的意愿往往与总统的党派相关。共和党通常倾向于有限政府，青睐于自由市场而不是管制政府。则倾向于积极政府和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如此，共和党总统常常希望限制行政管制机构的行为，如布什总统对行政管制机构实施严厉的改革；而总统则将官僚视为积极政府的伙伴，因此克林顿总统的改革则相对和缓。

（二）美国总统控制行政管制机构的方式

在美国政府实际运行中，行政管制机构的地位对于总统而言，其独立性是相对的。总统有多种途径和手段加以控制。

其一，总统对行政管制机构负责人有任免权。行政管制机构中委员会的委员是由总统提名的，只需经参议院的批准即可。如果总统能够连任，那么他就会把自己的人安插到这些岗位上。如此，行政管制机构就不会像国会要求的那样独立于白宫之外。另外，总统有权任命管制委员会的主席而不需经参议院批准。委员会主席没有固定任期，总统可以选择赞成总统政策的人担任主席。虽然法律规定不得随意免除行政管制机构领导人的职务，但并不等于无权任免。1905年富兰克林•罗斯福解雇威廉•汉弗莱的案例给出了最好的诠释。汉弗莱被胡佛总统任命在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任职了7年。罗斯福要求汉弗莱辞职，依据《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案》，委员会委员只有在“职位上效率低下、玩忽职守和渎职”的情况下才能被解雇。罗斯福自己也承认，汉弗莱的行为与法案列出的几条解雇标准并不相符，只是因为二人对联邦贸易委员会应该做什么有着深深的观念分歧。当汉弗莱拒绝辞职时，罗斯福解雇了他。总统对行政管制机构的影响由此可见。

其二，行政管制机构必须服从于总统的总体方针和政策。行政管制机构从开展本身业务的利益出发，也须与总统步调一致。因为总统作为全国最具实力的人物，会为机构的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如果行政管制机构的立法建议和行政法规得到总统的支持，那么就更加容易在国会通过并在全国推行。

其三，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MB）是总统控制行政管制机构的重要工具。新政时期，罗斯福总统创立了许多新的行政机构。总统除了对行政管制机构的负责人具有任免权之外，也开始利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对行政管制机构的预算进行监督和管理。但预算局最初并不支持总统的政策，还经常出于节约的目的反对总统的政策。1939年，国会根据罗斯福的建议通过了《改组法》，授权总统进行必要的政府机构调整和改革。罗斯福随即把原属于财政部的预算局纳为总统执行机构，并以行政命令的形式规定改组后的预算局有权审查各行政机构的立法建议是否冲突。经过此番改革，预算局在20世纪40年代对行政管制机构的管理和协调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法国著名行政法学家瓦特•盖尔亨教授指出“如果某独立管理机构对白宫的政策要求置之不理，它想要得到所需的年度资金无疑就会发生许多困难”［4］。

综上可见，总统的行政权力实际上是通过行政管制机构得以扩充和延伸。194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战争权力法》，进而赋予总统建立行政机构和控制行政组织的极大权力。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行政管制机构转向求助于立法机关，希望获得授权以对抗总统。

二、美国行政管制机构与国会的权力关系

根据美国宪法，美国政府行政组织中的所有机构都是立法机关的产物，那么行政管制机构理所当然地也依据立法机构的立法而设立。

（一）美国国会对行政管制机构的控制

行政管制机构负责执行立法机关的法律，立法机关对行政管制机构行使法律上的监督权。国会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控制行政管制机构。

1.机构的创设及授权。“国会有权决定是否创立一个机构，有权决定设立哪个部门，有权决定机构的生命和预算，或许最重要的是拥有多大的权威以及如何行使权威”［5］。20世纪早期，针对垄断问题（排除垄断对自由贸易和市场构成的威胁），进步主义力量迫使国会通过了《联邦贸易法案》，并相应设立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但由于国会反垄断是迫于压力，非本愿从根本上解决垄断问题，所以联邦贸易委员会最初没有被赋予颁布规则和施加惩罚的权力。可见，行政管制机构所拥有的权力是受国会控制的。

2.规则的审查与否决。美国国会牢牢掌控着对行政管制机构制定的管制规则的审查权。196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颁布了一条规则，要求香烟制造商在烟盒印上“吸烟导致死亡”的标签。这条规则严重触犯了烟草业的利益，导致烟草业组织说客和烟草协会会员到华盛顿向国会施加压力。1965年，国会迫于压力通过了《香烟标签和广告法》，要求烟盒上必须印有一条警示语，但同时，该法剥夺了联邦贸易委员会在香烟广告领域制定规则的权力，同时还禁止其他机构颁布吸烟方面的规则。1970年，为使选民安心，国会又要求联邦贸易委员会将其制定对香烟产生影响的贸易管制规则的任何计划提前6个月通报给国会，同时提交支持规则提案的证据。

3.预算审查。作为美国国会对行政管制机构的控制手段，预算审查是重要的一种。早在1921年，美国国会就通过《预算与会计法案》把政府的审计职能从财政部转移到新的会计总署（GAO）。近些年，GAO的工作重心有所变化，正如原审计长艾默尔•B•斯塔茨（ElmerB.Staats）所说，政府审计不再是这样一种功能，即主要关注政府的活动，相反，还关注政府组织是否实现了授权项目和可使用资金的目标，是否经济和高效，是否遵守可适用的法律和规章［6］。

4.规定完成法定目标的期限。美国国会对行政管制机构控制的一个比较有创新精神的举措是，规定行政管制机构完成法定目标的期限。此种控制的目的既在于保护新成立的机构免受被管制企业的迷惑，也在于抵制总统们的弱化意图。即使行政管制机构最后未能在截至日期完成任务，此类规定也成为立法机关督促行政管制机构行动的一种驱动力。

（二）国会控制行政管制机构的障碍

当今美国政府中，随着行政事务专业化及利益集团等多种因素影响，立法机关对行政管制机构的控制并不得心应手。

第一，现代行政管理日趋专门化、科学化和复杂化。行政管理规范中有大量的技术性规范，无专门行政管理知识的议会议员不能胜任行政立法。正因如此，使国会议员不能全面了解行政管制机构的活动，其监督权自然也就遭遇障碍。

第二，信息掌控的障碍。国会对行政管制机构监督的有效性取决于它所掌握的信息的多少。然而在保守国家秘密的幌子下，行政管制机构的工作人员可能通过把文件分为几个秘密等级的手段，去抵制国会对信息的索取。行政管制机构的文件过多，也使国会难以筛取有效信息。行政管制机构在实际运行中享有诸多自由裁量权，有许多无记录可查的非正式的行为，也成为国会实施有效控制的障碍。

第三，国会控制行政管制机构的最大障碍——“铁三角”。国会内部小组委员会、行政管制机构和利益集团三者的密切关系，即所谓的“铁三角”。在“铁三角”中，国会小组委员会促成议案、规章或项目，行政管制机构实施议案、规章和项目，利益集团则从管制中获利，三者被利益紧紧连在一起。从某种程度，“铁三角”是一种手段，可以促使管制机构为公民中关心其工作的那一部分人服务；当然反过来，“铁三角”也是把其他人排斥于制定某一政策领域之外的手段，其中包括把白宫、其他官僚机构和其他国会组织。

综上可见，美国国会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赋予行政管制机构实施管制的权力，使行政管制机构的管制行为有事实上的合法性。同时，为保障其正当执法和行为的合理性，国会又通过多种手段对之加以审查监督，以防其权力的滥用。尽管国会一定程度上应当拥有对行政管制机构的控制权，但由于面临诸多障碍（尤其是铁三角关系的存在），使其控制的效用常常大打折扣，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并不打算加以控制。三、美国行政管制机构与司法部门的权力关系根据美国宪法，法院是唯一的审判机关。然而由于行政管制机构的兴起，大量的行政诉讼案件在行政机关内部得到裁决，这使得法院的一部分司法权发生了转移，对法院的管辖权造成冲击。

（一）美国司法部门控制行政管制机构的方式

在美国，法院以两种方式审查行政管制机构的行政决定。其一，对程序的审查。如果已经做出的决定不符合《行政程序法》和其他法定程序，法院将不承认行政管制机构已做出的决定。其二，若行政管制机构的决定符合《行政程序法》，法院可以决定是否对之予以审查。例如，食品与药品管理局被要求去调查一个因药物使用而引起的行政罚款案件，该局拒绝了此要求。对这个拒绝行为，法院也可决定不予复审，因为一个机构拒绝不去调查通常不属于复审的范围。司法机关控制行政管制机构的另一途径就是对行政管制机构制定规则的司法审查。如果有人或公司认为行政管制机构的规则存在法律侵权或有不良的影响，司法机关便可依据《行政程序法》进行司法审查。《行政程序法》授权法院“禁止行政机关不合法的行为或无故推迟”，这使得消费者、环境保护者、有安全意识的市民和团体可以通过法院向办事拖延的行政管制机构施加压力，使它们履行制定规则的职责［7］。

（二）美国司法部门与行政管制机构权力关系的变化

以联邦最高法院为代表的司法机关与行政管制机构的权力关系，在实际政治运行过程中经常发生微妙的变化。尽管法律对管制机构实施命令的程序与法院的关系做出了界定，但法院常常出于对行政管制机构的不信任而重新审查其全部议程。联邦最高法院对行政管制机构制定规章时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态度也经历了从不支持到认可的过程［8］。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司法审查中，涉及行政管制机构使用成本—收益分析原则的诉讼案件，法院基本上裁决管制机构败诉。在“1980年产业联合部、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诉美国石油协会”和“1981年美国纺织制造业协会诉多诺万”的两个案件中，法院否决了行政管制机构使用成本―收益分析原则制定的规章。法院的观点是，成本—收益分析有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以不确定性因素评估的成本―收益不能令人信服，如果使用成本—收益分析原则，就赋予了管制机构无限度制定规章的自由裁量权。直到1995年，美国国会立法规定了管制机构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制订规章的制度后，法院才逐步接受了成本―收益分析的原则。

尽管司法部门有控制行政管制机构的权力，制约着行政管制机构自由裁量权的实施，但从积极的方面看，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和判决使行政管制机构的权力得到支持和确认。1933年《国内财产所有者贷款法》授予了联邦国内贷款银行委员会制定规章的权力。地区法院认为该授权法没有规定一个标准，因而无效。而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法律“授权制定指导管理的规章是宪法所允许的”。由于行政管制机构所制定的规章大多属于管理性质，因此依照该判例，行政管制机构制定规章的“准立法权”具有合法性。从上可以看出：一方面，由于行政管制机构权力的逐渐扩大，主要是“准司法权”的获得，在一定程度上对司法机关的权力造成冲击；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的司法审查制度从制度设计上防止了行政管制机构管制权力的滥用，对行政管制机构行为的公平和公正起到监督作用，并为公众和被管制的行业提供了申诉机会。

四、对美国政府行政管制机构政治性的几点思考

（一）行政管制机构实施管制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诸种政治权力

伍罗德•威尔逊自创立行政科学之始，就倡导政治——行政二分法。就行政和政治的关系而言，一方面，行政不同于政治，行政管理是置身于政治所特有的范围之外的；而另一方面，行政与政治又密切相关，行政管理的领域是一种事务性的领域，作为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仅仅与企业办公室所采用的工作方法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一模一样，仅仅与机器是制造品的一部分一模一样［9］。古德诺也承认“，以执行国家意志为主要功能的政府机关，经常地，事实上是通常地，又被赋予表达国家意志的具体细节的职责……这就是说，被称为执行机构的机构，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拥有大量的制定法令权或立法权”［10］。通过行政学百年的发展历程，尽管行政在尽力摆脱政治的干预，可事实和实践却一再证明行政无法脱离政治而独自生存。著名的比较行政学家费勒尔•海迪通过比较多个国家的行政系统也予以认可，“行政系统应该是政治系统运行的基本工具。也就是说，它应当是人而不是主人，这种观点超越了不同的政治系统在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文化和政治风格等方面的差异，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很少会有例外。人们几乎普遍地认为，行政机构的设计和塑造，应该使其能够欣然地且有效地对那个不属于行政系统的政治领导集团做出回应”［11］。鉴于美国行政管制机构所具有的行政权、“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鉴于其对经济社会的重要作用，各种政治力量与社会力量，如总统、国会、司法机关以及各种利益集团都无时无刻不在运用自身的资源干预和介入行政管制机构的运行。美国许多新建立的行政管制机构，如环保署和职业安全健康署均只设一名领导人，而不是设立多成员的委员会，目的就在于增强这些机构抵御工商界压力的能力［12］。因此，无论是从理论上分析，还是从社会实际运行来看，行政管制机构要有效地实施对经济、社会的管制，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诸种政治权力关系。

（二）三权分立体制下行政管制机构的政治性实质体现为权力的分立与制衡

美国行政管制机构兼具行政权、“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其职权的扩张和机构数量的增多，被部分学者诟病为三权分立之外的“第四分支”而破坏了制宪者最初的意愿。对此，笔者不予认同。美国被殖民的历史使美国制宪者们充分认识到民主的价值所在，为此，制宪者们所设计的民主制度需要通过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予以保障。在吸取洛克和孟德斯鸠等人分权思想的基础上，美国人创造了独具一格的分权体制。“1887年的制宪会议，意图建立一个不奴颜婢膝的国会和不会变为专横的行政机构，他们不愿意把最高权力交给任何部门，他们怕产生暴政，即用分散的办法控制制约权力”［13］。正如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所说，“防止把某些权力逐渐集中于同一部门的最可靠的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他部门侵犯的必要手段——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14］。如此看来，美国制宪者所创立的三权分立体制实质所体现的是分权理论所蕴涵的“分权制约，权力制衡”，只不过这一基本思想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更多地反映为行政首脑（总统）、立法部门与司法部门三者间权力的分享与渗透。要采取有效行动的每个部门，必须在政府体系的各部门之间取得一致，构成权力的精心设计。鉴于宪制精神，在制度上确保行政管制机构组织的正常运行和实施管制职能所必备的权力之前提下，为防止行政管制机构权力的滥用，美国总统、国会和司法机关对其实施三重监督，且每一重监督都辅之诸多监控手段。从前面的分析来看：总统虽然有控制行政管制机构的意愿，但缺乏充分的控制权力；国会虽然拥有权力却缺乏实施控制的强烈意愿；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代表的司法机关所实施的审查只是一种事后补救，法院的保守性也使其常常跟不上形势而使其监督失效。就行政管制机构与三者复杂的权力关系而言，是对在管制国家的场景下权力失衡的修正，即其一方面削弱急剧膨胀的行政权，另一方面权高位重的管制机构又受到其他三个部门的制约，它们实际是促进了分权，促进了权力的制衡。所以，行政管制机构权力关系所映出的恰恰是美国制宪者所设计的理念。

（三）复杂的政治权力关系是影响行政规制机构改革的“双刃剑”

马德里行政科学国际代表大会曾就行政机构的政治性达成共识性的预言：在政治控制行政的领域，行政自身就有失去控制的危险，无论哪种控制方式可能都有其优点，但它并非必然就是有效的政治控制手段；一场官僚危机也许正在慢慢逼近。美国行政管制机构的发展似乎印证了这一预言。尽管此类机构在政治现实中受到总统、国会和司法部门的多重制约，但机构的扩张无疑把美国带进了以“行政国家”为特征的时代。行政管制机构的扩张使得政府权力空前介入经济和社会领域，并对经济和社会的自主发展构成挑战。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引发的系列问题使美国人开始对政府行政管制机构及其效力提出质疑。行政管制机构规模过大且行动迟缓、管制范围过大、成本太高、目标错位以及官员的不胜任问题成为人们批评的焦点。令人深思的是，行政管制机构的设置本来是想增强行政机关乃至整个政府体系的总体行动效率，然而由于机构本身的问题却引发了民主社会的政府合法性危机。对此，盖伊•彼得斯的话语可能有助于发现答案，“我们在公共组织中发现的功能不调的问题，大多是别的主体，通常是政治机构强加许多命令的结果”［15］。

政治性范文篇7

一、《人民文学》的“表态”与行动

《人民文学》创刊于1949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第一份文学期刊，曾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在中国当代文学（新中国文学）的历史上，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人民文学》无疑都堪称最为重要、最为突出也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的这种独特的历史和文学地位，是由中国当代具体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条件所决定的。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重要机关刊物，《人民文学》在副主编刘心武接替王蒙成为主编后，于1987年第1期和第2期合刊上刊登了莫言的《欢乐》、刘索拉的《跑道》、马原的《大元和他的寓言》、马建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北村的《谐振》、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同时刊出了伊蕾的诗歌《独身女人的卧室》。在《编者的话》中，以《更自由地扇动文学的翅膀》为题阐明了该刊“早已显示出锐意改革的意向”：“你可以坚守你所倾心的那一元，也可以不断改变你所投向的那一元，也可以同你所不喜欢不赞同的那一元进行平等的争鸣，但不可以用‘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态度和手段，来对待你那一元之外的其它各元。在多元化中大家应遵循‘在文学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鉴于此，本刊重申：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一份刊物，我们是为老、中、青所有作家服务的，是既为专业也为业余、既为名家也为新人服务的，是对各种品类、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作品敞开园地的。”“文学”向来处于“政治”漩涡之中，从“朦胧诗”到“现代派文学”的论争中，持不同意见者一直讨论得轰轰烈烈，官方在文学和思潮“解冻”的过程中，又不断涉足争论，1983年开展“清除精神污染”，1984年关于“异化”的批判，同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提出了“创作自由”的口号，“多元”的立场互相交锋，反映出当时文学环境的活跃与复杂。而1987年的《人民文学》的一番“表态”算是对“创作自由”的确认与强调。不过，紧接着在1987年第3期《人民文学》就因为刊出马建的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而引起争议，为此《人民文学》不得不做出检讨和道歉。在题为《严重的错误，沉痛的教训》文章中，编辑部说由于该小说庸俗猎奇，诬蔑凌辱了藏族同胞，损害了藏族同胞的情感，受到有关部门的指责，现认识到小说作者的灵魂是何等肮脏，在此向广大藏族同胞和读者道歉：“我们之所以出现如此重大的失误”，“主要的，是因为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造成我们编辑部相当严重的思想混乱，面对所谓‘文学新潮’，一些编辑人员片面追求艺术探索”，“美丑不分，良莠莫辨，把一篇充满污秽的文学当作是文学的探索”。在这一期刊物最后，刊登了几篇少数民族读者对《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的批判文章。其中一篇是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院长、蒙古族任世琦的《让坏事变好事》，他在文中指出：这一小说不是孤立现象，近年来有人生搬弗洛伊德理论，大量性题材充斥作品，性成了被任意拿捏的对象。这涉及到作品写作的内容或题材，事实上大部分批判都是从内容出发的，近而认为作品艺术低劣。作品对乱伦、活佛转世都用了藏族形象和地域，当然难免“误导”读者而招来指责。对活佛转世的性交场面的描写必然会被视为攻击宗教，对人物的乱伦描写也因其藏族“标签”而必然引起“愤慨”。因为这一事件，《人民文学》主编刘心武被停职检查，1987年第10期刘心武才重新恢复主编工作。以后的《人民文学》几乎未发表“先锋小说”。直到1989年第3期，《人民文学》又刊登了一批“先锋小说”：余华的《鲜血梅花》、格非的《风琴》和苏童的《仪式的完成》，并同时刊出作家笔谈：王朔的《我的小说》、余华的《我的真实》；在“文学圆桌”专栏里刊出了重要的“先锋小说”分析文章：陈晓明的《无边的存在：叙述语言的临界状态》、张颐武的《语言和言语》。第6期刊出莫言的小说《你的行为使我们感到恐惧》。这反映出《人民文学》对“先锋小说”的持续关注。从上述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在作协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上，“多元”最终是有限定的，无论艺术上如何先锋，在思想内容上不能有太多的“歧异”，否则从延安的解放区文学运动延续下来的批判传统是不会轻易放过思想批判的。

二、《人民文学》刊登“先锋小说”的波折及其政治性

政治性范文篇8

一、常见隐性政治性差错类型

职业教育类期刊常见的隐性政治性差错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一）教学案例中的隐性政治性差错

职业教育类期刊中有一类论文是作者对于教学经验的总结，作者会将平时上课时随机讲的一些例子写进论文。这些例子一般是当时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但受作者政治知识储备水平所限，在论述观点的时候，有时缺乏考证，用词上也比较随意，如果在正式出版物发表则风险较高。例如，在笔者复审的一篇关于德育教育的稿件中，作者举了上课带领学生讨论肺炎疫情期间各国做法的例子，他弘扬了中国伟大的抗疫精神，同时作为对比，夹杂了一些对他国抗疫政策的评判。但这类涉及对外关系的问题，牵涉面广，理应避免随意评论，编辑应该警惕此类问题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果断作出删除等技术性处理，绝对不能让这些言论在正式出版物中出现。

（二）涉及政治性内容的表述差错

这类差错是由于作者认识上的模糊或者文字上的表述不当造成的。常见的错误如党和政府机构名称及领导人的名称、职务与有关规定不一致。例如，在笔者复审的一篇文章中作者多次提到，“主席在党的报告中提出……”，这里的差错是，作党的报告，应该以党内身份而不是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应该改为“在党的报告中提出……”。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差错是作者援引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从网上随意下载，没有从权威出处引用。而编辑遇到这类非常重要的信息，理所当然地认为不会有问题，也不愿意花时间仔细查证，未加审核，造成以讹传讹的错误。

（三）参考文献中隐藏的政治性差错

由于参考文献不是论文的正文部分，因此极易被作者和编辑忽视。作者引用参考文献内容往往不会审核，就直接复制进文章中。在编校中，有的编辑主观上认为参考文献不会出现问题，更多的是对参考文献进行格式的编校，往往忽视参考文献内容，放松了把关。例如，在笔者复审的一篇稿件的参考文献中，有一篇引自其他期刊的参考文献，其文章标题将台湾与中国并列在一起，明显违反了“一个中国”的原则。这类案例告诫编辑，要时刻绷紧政治性差错这根弦，对参考文献中的政治性问题也要有意识地进行排查。

二、造成编校隐性政治性差错的主观原因

第一，许多期刊存在编辑短缺现象，加之期刊刊期较紧，编辑疲于赶进度导致出错率高。编辑困于大量案头工作，较少有机会参加培训和学习，业务能力欠缺，对于政治性差错不敏感、判断不准确，更难以发现隐性政治性差错。第二，一部分编辑存在认识误区，认为政治性差错在职业教育类期刊中不会出现，对政治性差错放松警惕，特别是对于隐蔽的政治性差错，更容易忽视。有些年轻编辑一方面对作者的文章内容不敢质疑和修改，过度信任作者；另一方面存在依赖心理，在编校中更偏重修改文字差错，认为政治性问题应由复审、三审把关。

三、消灭隐性政治性差错的路径

编辑在审校环节稍有疏漏，就会放过政治性差错，特别严重的还可能造成政治问题。因此，职业教育类期刊编辑要提升政治敏感性、具备更高的编辑本领，发现和消除隐性政治性差错。第一，编辑要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对于涉及历史、民族、外交、宗教等方面的内容要格外慎重。对其中的一些敏感点、禁用词保持高度敏感，看到相关内容要立即提高警惕。第二，编辑一定要牢固树立责任意识，绝对不能有侥幸心理，或因工作繁重而掉以轻心，也不要有依赖思想，不把发现错误的责任推给其他环节。第三，编辑要不断加强政治理论知识的学习，要详细了解和掌握党和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和规范用语，关注时事政治，对正确的表述反复学习记忆，形成肌肉记忆，练就火眼金睛，在编校稿子时能更快更准地发现问题。编辑还要不断总结和积累，通过分析差错案例，努力掌握好政策界限，提升识别隐性政治性差错的能力。第四，在编校过程中，编辑要逐字逐句编校和推敲，不能只关注文字对错，更要判断内容正误。对于拿不准或者存疑的提法要及时询问、查对资料、仔细分析，不放过任何可能出现的差错。编辑还应认真核对引文，尤其是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言论等的重要内容，要对照权威版本逐字核对，必须确保引用全面完整，切忌断章取义，并务必保证每一个字和标点都是正确无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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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宪法政治性法律性

宪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作为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集中表现，客观的反映了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它具有政治性;宪法是法，法是一定社会关系的调整者，统治阶级制定法的目的，是通过法来调整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同时具有法律性。宪法的政治属性与法律属性之间不是一种平行并存的关系，而是一种存在主次之别的辩证统一关系。“法律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政治，但政治可以形成法律’。

一、宪法的主导属性是政治性

(一)宪法的政治性取决于宪法制定权的政治性

“宪法制定权(简称制宪权)是制宪主体按照一定原则创造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的一种权力。制宪权是一种价值体系，既包括制宪的事实力量，也包括把宪法加以正当化的权威与价值”。国家权力分为制定宪法的权力和山宪法所创立的权力。前者指宪法的制定和修改权，这一权力属于人民，不受任何限制，宪法的制定或修改须经人民一致同意。后者是指依宪法设立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制度化、组织化的具体国家权力形态。这些权力都由制宪权派生出来的，必须受宪法的约束，只有根据宪法才能行使。在宪法学界，虽然学者们对制宪权性质的理解、表述不同，但制宪权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性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己成为一种共识，宪法的政治性在终极意义上乃是根源于制宪权的政治性。

(二)宪法的政治性决定于宪法的阶级性

宪法与其他法律一样，都是在阶级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掌握了国家政权的阶级以国家或人民的名义制定的，都是统治阶级意志利益的体现。所不同的是，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在体现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时更集中、更全面而己。宪法的阶级性主要表现在:宪法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和总结;宪法是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体现;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是宪法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

宪法的阶级性要求宪法的制定、实施必须符合特定阶级的利益要求，必须服务于掌握政权的阶级巩固统治关系的现实政治需要，必须满足特定阶级在一定时期的政治需求。为了反映和实现宪法阶级性的这些要求，宪法制定者往往都自觉地在宪法文本中规定许多显然是政治方面的内容。承认或强调宪法的阶级性就必然要承认或强调宪法的政治性，宪法的阶级性决定了宪法必须要有政治性，是“政治法’夕，必须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服务。

二、宪法的从属属性是法律性

首先，宪法通过对人们行为的调整来完成对社会关系调整的，是人们的最高行为准则，具有很强的规范性。与其他法律一样，宪法具有概括性、普适性。它是一般的、概括的规则、命令，不针对具体的人和事，平等地、普遍地、反复地适用了一切个人和组织。在逻辑结构上，宪法与一般法律一样，也由假定、处理和制裁三要素组成，体现出明显的规范性。

其次，宪法关系是根据宪法规范产生的，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反映一国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基本性质的法律关系，是宪法规范调整社会关系的结果。与普通法律一样通过规定人们的权利义务的方式来设定人们的行为模式，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万样，宪法也是通过规定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为人们设定最基本的行为模式来完成对社会关系的调整的。以权利义务双向规定为特征的调整机制是宪法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方式。

三、宪法的政治性与法律性的辨证关系

首先，宪法的政治属性和法律属性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存在于宪法规范之中。一方面宪法的政治属性是宪法赖以产生、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宪法必须反映特定国家在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在这个意义上，宪法是‘政治法”。另一方面宪法所反映的特定政治需求的具体内容必须以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宪法的政治内容只有通过规范的形式，在规范性范畴内表达出来才有实际意义。宪法对特定政治内容的规范性安排实质上是对政治权力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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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10月19日电十七大新闻中心今天上午9：30在梅地亚中心举行第四场记者招待会。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刘敬民在回答记者提问说，任何政治性的与奥林匹克无关的都不应该和北京奥运会联系起来。有些人借这个问题企图抵制奥运会，是不妥当的，也是不得人心的。

有国外记者提问：现在国际上有一股势力在要求抵制北京奥运会，您对这种要抵制奥运会的威胁担心吗？

刘敬民说，我们认为任何政治性的与奥林匹克无关的都不应该和北京奥运会联系起来。中国外交部前不久就缅甸问题正式发表了中国政府立场在缅甸问题上，中国政府采取了建设性的和负责任的态度，中方发挥的建设性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认为，有些人借这个问题企图抵制奥运会，是不妥当的，也是不得人心的。

他指出，作为2008年奥运会的组织者，我们努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弘扬和平、友谊、进步的宗旨，我们想使北京2008年奥运会成为全世界各族人民和平友谊的盛会。当前，正如同刚才谈到的，奥运会各项筹办工作正在顺利进行，我们相信这次奥运会会极大地增进中国和世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我们欢迎世界各国的运动员和观众在2008年欢聚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