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责任范文10篇

政府责任范文篇1

政府治理——意味着对人们行使属于社会的权力。政府代表社会施政，从社会获取权力或力量以促使全体参加社会联盟的成员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并使他们服从法律，因为法律是公民意志的表现。同样，政府治理——也意味着治理者（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切实履行社会契约规定的条件。从实质意义上讲，一个政府只有其在能够保障社会利益，促进实现社会意志所提出的目的，即真正履行其责任时才是合乎理性、道理的，才是合法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政府必然是责任的政府。

如同其他政治理念一样，关于责任及责任政府的概念从来没有定于一宗。在公共行政科学发展的历史上，早期两位学者卡尔·弗瑞德里奇(CarlFrederick)和芬纳(HermanFiner)对于如何保证行政责任(administrativeresponsibility)的争论为我们提供了两种经典的可能选择的方法。芬纳坚持认为“将‘职责感’(asenseofduty)，即有效的责任(effectiveanswerability)加以区分的重要性。职责感或责任感意味着一个行政官员感觉或理解义务(anobligation)。这是责任的主观形态(subjectiveformofresponsibility)，相对应于一个人对其行为承担的法律责任(legalanswerability)。前者是对治理者内在的制约，后者是对行政行为的外在约束”（注：芬纳(HermanFiner).民主政府中的行政责任(AdministrativeResponsibilityinDemocraticGovernment)[M].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Vol.1.(summer,1941),335～350.）。弗瑞德里奇则坚持认为，行政功能的责任行为并不能像其宣称的那样强制实现。他认为，在现代大型的、复杂的政府体系之中，通过外在的约束，并没有保证客观责任(objectiveresponsibility)实现的有效途径，而且有证据表明大多数行政官员在大多数时间里，事实上遵循着主观的责任道德(subjectiveethicresponsibility)（注：弗瑞德里奇(CarlJoachimFrederick).公共政策和行政责任的实质(PublicPolicyandtheNatureofAdministrativeResponsiblity)[M].PublicPolicy,Cambride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40,3～24.）。

他们二人的争论实际上说明了行政责任的两种形式，即主观责任和客观责任。所谓主观责任(subjectiveresponsibility)，意指忠诚(loyalty)、良心(conscience)以及认同(identification)，它是行政者自己本身对责任的感受(feelingofresponsibility)。主观责任强调行政人员之所以去做某事，乃是源于内在趋力(innerdrive)。简而言之，所谓主观责任乃是行政人员伦理的自主性(ethicalautomation)。所谓客观责任，是指法令规章以及上级交付的客观应尽的义务责任，是另一种责任(accountability)和义务(obligation)。对行政人员而言，客观责任来自法律的、组织的与社会的需求。客观责任不是由个人所做的，相反，乃是由别人来决定在其位应该如何谋其政。

行政学者库普尔(T·Cooper)认为，行政责任实际上由客观上的责任行为和公务员个人伦理自主性两个方面构成。客观上的责任行为意味着：在现有规则及伦理、法律内的行为；维持及提高专业领域系统的知识；维持及发展组织政策领域的知识；将精力和时间致力于组织及其目的；决定要与组织合法指示的任务相互配合；对组织的层级结构责任要有所认知；做最好的技术判断；配合组织非正式的规范及程序；在专业化的组织中工作。个人伦理自主性的内涵包括：在政治团体的价值与个人良知范围内行为；维持及发展当前政治、经济社会系统的知识；维持及发展个人价值、信仰、信念、世界观及生活的顺序之知识；维持及塑造家庭及社会、团体关系；其于大众喜好、需求及利益，对组织任务、立法变迁提出建议；对不符合组织任务、专业守则及政治良知的价值加以质疑，基于大众喜好、需求利益及专业判断个人良知，来对规范、规则、约束及程序提出改变；鼓励与其他组织单位，民选官员及大众合作（注：TerryL·Cooper,TheResponsibleAdministratorAnApproachtoEthicsforAdiministrativeRole.SanFrancisco;Oxford,1990,228.）。

行政管理学者斯塔林(GroverStarling)认为，尽管很难界定政府的行政责任，但是政府责任或行政责任所涵盖的基本价值在于（注：关于斯塔林对行政责任的观点，详细可参见斯塔林(GraverStraling).管理公共部门(MangagingthePublicSector)[M].TheDorseyPress（美国多赛出版公司），1986,115～125.）：(1)回应(responsiveness)。意味着政府对民众对政策变革的接纳和对民众要求做出反应，并采取积极措施解决问题。(2)弹性(flexibility)。在政策形成和执行中，政府不能忽略不同群体，不同地域或对政策目标达成的情景差异(situationaldifference)。(3)能力(competence)。行政责任同样要求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受到恰当的、认可的目标标准(objectivestandards)的指引，政府的行为应是谨慎的，而非仓促的；应当关注结果，不应玩忽职守。同时政府的行为应当是有效率的和有效能的。(4)正当程序(dueprocess)。政府的行为应受到法律的约束，而非受到武断的意志的支配，非经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5)责任(accountability)。一个组织必须对其外部的某些人和某些事负责，在做错事情时，一些人必须承担责任。(6)诚实(honesty)。

现在，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分析政府责任的含义。从最广意义上来看，政府责任是指政府能够积极地对社会民众的需求做出回应，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公正、有效率地实现公众的需求和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的责任意味着政府的社会回应。事实上，政府被划分为不同的部门和组织，正是来源于对不同层级和不同方面的组织回应(organizationalresponsiveness)的要求。正如企业要对消费者的需求做出反应一样，政府必须对民众的需求做出反应。政府必须是“市场”导向(marketingorientation)。从“市场”的观点来看，当一个政府回应并满足了“民众市场”的要求时，政府便是有责任的。

从广义的层面来看。政府责任意味着政府组织及其公职人员履行其在整个社会中的职能和义务，即法律和社会所要求的义务。在这里，行政的责任意味着政府的社会义务(socialobligation)。社会义务不仅仅意味着政府正确地做事(todothingrightly)，即不做法律禁止做的事情，而且意味着政府做正确的事情(todorightthing)，即促使社会变得更美好的事情，而不做有损社会的事情。从社个意义上讲，当一个政府组织在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时，我们可以说政府是有责任的。

从狭义的角度来看，政府责任意味着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违法行使职权时，所承担的否定性的法律后果，即法律责任。这种责任与违法相联系，意味着国家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为的否定性反应和谴责。这是一种消极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政府机关对其违法行为承担法律后果时，政府责任便得以最低限度的保证。

在本论文中，我是从最广义的角度来界定行政责任或政府责任的，即把其视为政府社会回应力、政府的义务和法律责任的整体概念。

责任行政(responsibleadministration)这一观念的真正产生和发展是近代民主政治发展以后的事情。依民主政治的理念，政府的一切措施及官吏的一切行为须以民意为依据。因此，政府必须对民意负责，进而应对民选的代议机构负责。考虑到权力愈是集中于社会的任何一点，愈是要防止它被滥用。在民主政治体制下防止权力滥用所必须依赖的基本原则在于：假如主权者要想有效地掌握控制权力，则对于一个机构的任何授权，必须同时课以相应的责任。权力如果是广泛地予以分配，并保持较小的限度，那么便容易控制。但事实上，政府机构拥有较大的权力，假如这种趋势继续发展而越过了某种限度，致使民主控制失去了作用，那就可能鼓励独裁政治的出现。

责任行政或责任政府既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理念，又是一种对政府公共行政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作为民主政治时代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它要求政府必须回应社会和民众的基本要求并积极采取行动加以满足；政府必须积极地履行其社会义务和职责；必须承担道义上的、政治上的、法律上的责任；政府必须接受来自内部的和外部的控制以保证责任的实现。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责任政府意味着保证政府责任实现的责任控制机制，这种控制机制既包括内部的，也包括外部的。内部的政府责任机制或形式(internalformsofadministrativeresponsibility)至少包括职业主义的作用、代表性的重要性及其伦理道德的考虑。外部责任机制(externalmechanismofresponsibility)在现代政府体系中，至少包括组织的或监督的义务，行政控制、立法监督以及司法争议的解决。

二、道德责任

行政机关及其官员的生活与行为若不能适合人民及社会所要求的道德标准和规范，将会失去其统治之正当性，因此，即使在君主专制时代，皆对行政之道德规范有明确要求，通称之为官箴。中国古代以“清”、“慎”、“勤”为基本要求。在民主社会，一个高尚的官员，应先具有“良民”身份，再经由法定程序任命。他不仅应娴熟于政策执行技术，更应捍卫与坚持立国的精神(regimevalue)，并保障提高公民之道德。行政学者哈特(Hart)认为，政府公共行政人员应以下列几项原则作为行政道德责任的依据：

1.重视道德(moralsignificane)。必须站在道德立场，坚守立国精神与公众所托付的责任，如果政策违背立国精神或公众利益，可拒绝执行，并诉诸大众，且请求改进。

2.关爱公民(caring)。应尽量克服困难，真心关爱所服务的公民，并与公民之间建立信任关系。事实上，关爱是建立公平社会的要素之一，政府是否能够真正服务和照料公民权益，其成败关键在于官员是否真心关爱公民。

3.道德企业主义(moralentrepreneurism)。应建立官民之间的信任关系，承受公民爽约的道德风险(moralrisk)，就像企业家承担财务风险一样。如果公民与政府之间缺乏信任感，要保护公民之自由与培养公民之公德实有困难。

4.权责并重(noblesseoblige)。享有权利者应尽义务乃是最起码的高尚道德作风(moralnobility)。行政官员应发自内心启动公共服务的召唤、信守立国精神，并成为无私奉献的道德楷模（注：Hart,D·K·TheVirtuousCitizen,TheHonorableBureaucrat,andPublicAdministration.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Vol.44,SpecialIssue,1984.）。

美国公共行政学会于1985年发表十二条伦理法典，也揭示了公务人员之道德责任：(1)公务员执行公务，应表现出最高标准的清廉、真诚、正真、刚毅等特质，激发其民众对政府的信任。(2)公务员个人不能运用不当的方式，去执行职务而获得利益。(3)公务员不应有抵触职务行为的利益或实际行为。(4)公务员要支持、执行、提升功绩用人及弱势优先(affimativeaction)计划，确保社会各阶层适合人士，均能获得服务公职的平等任用及升迁机会。(5)公务员要消除所有歧视、欺诈、公款管理不善行为，并负责对主管此事的同仁，在困难时予以肯定支持。(6)公务员要以尊敬、关怀、谦恭、回应的态度，为民服务，公共服务要高于为自己服务。(7)公务员要努力充实个人的专业卓越，并鼓励各类公务员的专业发展和服务公职的意愿。(8)公务员要用积极的态度，及建设性的具有开放、创造、奉献、怜悯等精神，去推动行政组织及其运作的职责。(9)公务员要自尊并保守公务机密。(10)公务员在法律授权内进行行政裁量，增进公共利益。(11)公务员要有随时处理新问题，以专业能力、公正无私、效率及效能去管理公共企业的能力。(12)公务员要支持、研究有关行政机关、公务员、服务对象、全国民众四者相互之间关系的联邦和各州的宪法和法律（注：InternationalJournalofPublicAdministration,Vol.12No.6,(1989),Appendix"AmercanSocietyforPublicAdministrationCodeofEthics",971～972.）。

在政府管理领域如同其他领域一样，道德责任的实现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其困难之处在于道德责任本身。它是一个内在的约束机制，而非外在的强制机制。当然，这并不是说道德责任无法实现或不能实现。无论一个政府或组织是否存在制度化的道德准则(institutionalizedcodeofethics)，在改进和建立道德责任方面仍然大有可为。经验表明，致力于建设一个道德责任的气候(theethicalclimatmae)是重要的：承认道德努力对政府机构发展的重要性；在人事录用、晋升和福利等环节体现道德的因素；将道德评价纳入组织绩效的评价过程之中；建立有助于道德责任发展的组织文化；提高政府人员参与政策制定的机会；通过培训提高道德水准；为处于道德困境的人们提供咨询和帮助；高层领导以身作则，践行道德；在政府决策中，考虑社会道德的因素。

三、政治责任

在民主政治之下，政府的一切措施与政府官员的一切行为须以民意为归依，统治者的权力建筑在被统治者的同意基础上，这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所在。民主政治与传统专制统治的最大区别之一在于政府要承担政治责任。所谓政治责任，是指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所作所为，必须合乎目的性（即合乎人民的利益、权利和福利），其决策（体现为政策与法规、规章、行政命令）必须合乎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如果政府决策失误或行为有损国家和人民利益，虽不受法律追究，却要承担政治责任。在代议制国家，议会是人民的权力机关，政治责任便表现为政府对议会的责任。从一定意义上讲，责任政府的确立是过去200多年社会政治变革的巨大成果之一。因为在封建专制社会，如马克思所言，封建官僚机构，不管就其实质而言，还是就其目的而言，都是作为“形式主义的国家”，即“国家的现实目的对官僚机构来说就成了反国家的目的”，“在官僚机构中，国家利益和特殊私人目的同一表现为以下的形式；国家利益成为一种同其他私人目的相对立的特殊的私人目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303.）。因此，在传统官僚政治下，是无政治责任可言的。

政府的政治责任，发端于英国，是由英国多年使用的弹劾程序演变而来。英国早在16世纪就出现了弹劾，一个大臣被众议院控告后然后由贵族院审判，用议会这种形式来反对那些依据普通法律对其不端行为不够判罪的奸佞之臣。随着议会权力的扩大，大臣们日益认识到在政治上同议会多数保持一致的重要性。在1742年，内阁首相渥尔波因得不到议会多数信任被击败而辞职，从而开创了政府向议会承担政治责任的先例。以后的实践表明，政府在重大政策问题、预算问题或重要国际条约的签订上得不到议会的批准也需辞职，政府承担政治责任的范围不断扩大。

政府承担政治责任，究竟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上也不一致。在有些国家，政府的责任通常是集体连带的责任，一旦议会对政府的政策或成员表示不信任，根据内阁一致性原则和集体责任原则由整个政府提出辞职。还有一些国家，政府的政治责任既包括集体责任，也包括政府成员个人的责任。每一个政府成员除了要对政府的总政策承担连带责任外，还必须对其所负责的部门推行的政策承担个人责任。

在民主宪政国家，政府政治责任主要是通过责任政治制度，或国会对政府的监督来实现的（注：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议会对政府的监督，权限是不一致的。一般来说，在实行总统制国家，议会对政府的监督权较小。在这类国家中，由选民选举总统和议会，然后由总统任命政府，或者总统本人就是政府首脑；内阁成员和政府各部门官员向总统负责，总统及其政府不向议会负责，而向选民直接负责。在议会制共和国，君主制立宪国家，议会的监督权限较大。）。议会对政府监督或者说保证政府政治责任实现的主要手段有：(1)询问和质询。议员可以书面或口头向政府总理（首相）、政府部长提出问题，要求答复。质询与询问不同，质询所涉及的问题一般较询问重要或深入，涉及较广泛的公共利益问题；质询往往导致一般性辩论；质询通常会带来政治后果，如不信任案或信任表决。(2)国政调查。国会对政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如立法权的行使、选举、违法行为、侵犯公民权等，行使调查权，并以此来监督政府的行为。(3)倒阁权。议会如果不同意政府的政策和施政方针，有权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即所谓的倒阁权。议会若通过不信任案，那么政府就必须总辞职（注：议会对政府表示不信任，可以通过五种方式：议会拒绝通过政府提出的某一政策议案；议会否决政府就某一政策向议会提出的要求信任案；议会通过对政府的谴责决议案或弹劾案；议会通过对内阁或某一内阁成员的不信任案；议会通过一项反对政府提案的反提案。）。(4)弹劾。议会对政府的高级官员犯罪或严重失职进行控告或制裁。除此而外，议会还通过行政立法的审查，政府预算的审查来行使对政府的政治监督。

有学者曾言：“在中国当官是最少风险的”（注：郭道辉．政治责任与责任政治[J].学习，1995(7).），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政治责任制度的不完善。“在我国，政府官员承担政治责任，并无一套完备的制度。习惯做法是轻者受人民群众或者上级领导的批评，作出检讨，责成其更改政策或改正其行政行为；重者是自请辞职，或被免职、罢免。追究责任的形式，大多限于上级党政领导对下级人员作出行政处分，很少是由人大来监控”（注：郭道辉．政治责任与责任政治[J].学习，1995(7).）。

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府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西方体制的做法，我们不能照搬。但如何完善责任政府制度，真正建立政治责任的保障机制，则是需要真正加以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在我国人大制度中，对政府也有一定的政治监督制度，如质询、辞职、罢免等，只是这些规定尚不完善，主要问题是权力与程序虚置，很少适用，并不是说在我国不存在政治责任问题。近年来，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在加强对政府的监督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有了改进和发展，但是离宪法的规定和人们的期望尚有较大差距，普遍存在政治责任监督不力的情况。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核心是体制不顺、职权不清、缺乏完善的制度和程序。

四、行政责任

政府及其组成人员不仅要对社会、人民、政党承担政治责任、道义责任，在政府体系内部，对上下级行政机关、领导及职务更须任劳任怨地负行政责任或义务。政府各级行政部门一旦建立，经法定程序进入行政体系的公职人员，一俟确立行政职务关系，政府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应当遵守法定的权限，不越权行事。在层级控制体系中，对上有服从的责任和义务，对下有监督的权力。政府机关和公务人员执行职务，除司法人员依法审查的诉讼案不受上级的干涉外，一切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对上级的命令有忠实服从的义务和责任。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有保守秘密的责任和义务，无论是否主管事务，均不得泄漏；亦不得以私人或代表机关的名义任意发表有关职务的谈话。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行为自当符合法定的目的，不滥用职权，不容假借权力，以图本身的利益或图利他人或加害于人；行政机关和公职人员自当合理行使裁量权，避免行政失当。凡属诸端皆属于行政责任。

政府行政责任的实现，一方面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政治气候和环境以及公职人员的态度和修养，如狄马克(MarkallE·Dimock)所言，“如果行政者是来自一个尊重公共利益和诚实的社会环境，则他们大多数必然是有公益心和诚实感的，假如缺乏这种环境背景，那就难以对他们做这种期望”（注：可参阅狄马克(M·E·Dimock).公共行政(PublicAdministration)[M].台湾：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1974,600.）。另一方面，对于整个政府体系而言，可以凭借许多方法和措施来促使和加强行政责任的实现，在这其中行政体系的自律或自我控制(administrativeself-reg-ulation)是十分重要的。

所谓行政自律机制，是政府凭借自身的行政权力所建立起的一种内部控制机制。从历史上看，即使在简单的政府体系之中，都存在着不同程度或形式的内部约束的责任机制。这种内部的控制机制，是维护政府体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最低条件之一，可以称之为维护机制。政府自身的内部控制机制，与政府其他负责控制机制（立法或司法控制）相比，具有一定优势。这种优势在于，监控的广泛性，它贯穿于政府行政活动的全过程，包括事前的、事中的和事后的；监控的全面性，监控的范围覆盖所有的行政行为；监控的及时性和灵活性，政府对其自身的违法行为和不当行为发觉最快，反映最迅速、直接；经济性，所承担的监控成本较小。

在当代各国的政府体系内部，均建立了与自己国情相适应的政府内部的责任控制体系。这些控制体系在实现政府部门的行政责任方面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一般而言，政府体系内部的监控和责任体系包括：

一般监督与特别监督。一般监督系上级机关基于行政隶属关系对下级机关实行的全面监督，其内容涵盖下级职权的各个方面，具有综合性质。特别监督则为无隶属关系的监督，系由专业行政主管机关或单位，对相关机关或单位就特定专门业务范围内所做的业务监督，因此具有专业性质。

权限监督与质量监督。权限监督由监督机关针对被监督机关的行为是否超越职权范围所做的监督，其目的在于监督其合法性。而质量监督则系以监督行为者行为的合法适当为目的。

事前监督与事后监督。前者为使被监督者行为合法适当，在事前采取控制审查的措施，以防弊端的发生，故亦可称为预防监督。而事后监督则系在违法不当事情发生后，对违法不当行为的结果采取矫正、改进以及制裁的措施，以求减少损失，弥补行政相对人所受侵害，并对违法机关及人员予以惩处。

法规监督与非法规监督。前者系由上级机关颁布法规，以拘束力控制下级机关，以此产生的监督作用。此外，其他监督均属非法规监督。

尽管各国政府体系存在差异，但在谋求行政责任的内部机制上，在层级制内部，皆有许多共通的方式，如指挥、指示、认可、备案、审核、撤销、变更、废止、强制执行、代执行、奖惩、管理考核、行政复议等等。

五、政府的诉讼责任

在人类政治和行政的发展历史上，政府及其官员要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可以说自政府产生以来，自古有之。政府官员违法，须由行政者本人承担某种法律责任，在民主政治发展之前，已有不争的事实存在，因此有“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之说。然而政府承担诉讼责任，则是民主政治发展以后的事情。

在近现代民主政治发展之前，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此基础上，人们的政治关系、法律关系，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是不平等关系。国王或皇帝集立法、行政、司法权于一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是人身的依附关系，而非平等的契约关系。依据“国王不能为非”(TheKingCanDoNoWrong)这一古老的普通法原则，国王及其所代表的国家和政府，不承担任何实体法的责任。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关系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中最普遍的和最一般的关系。商品关系是平等者之间的关系。人们只有财产占有的多寡，没有其他诸如人身依附关系。而发生商品关系的途径和手段是契约和意思自治。正因如此，等价有偿、平等自愿、公平竞争成为商品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正是这种市场关系要求法律确认的所有者的独立的人格权、财产权和平等权，才产生出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人权、民主权、民主政治和法治的理论在思想上为政府承担诉讼责任提供了有力的理论证明。三权分立和法治理论的核心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实现责任政府。既然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人民、国家和政府均须受到法律的限制，而民主国家的目的在于保障人权，那么当政府机关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侵害人民自由和权益，人民有权起诉，司法机关有权通过司法程序处理。正是缘于此种经济、政治和思想的因素，从18世纪到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均不同程度地确立了适合自己国家特点的政府诉讼责任制度。

在不同的国家，政府的诉讼责任制度各有差异（注：关于各国行政诉讼责任制度的差别，详细可参阅皮纯协、胡锦光．行政诉讼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8～28.应松年主编．行政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22～36.），但其本质是一致的，即司法机关经法人、公民申请，依法审查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及适当性，从而追究政府机关违法责任的诉讼制度。在我国，依据《行政诉讼法》的基本精神，行政诉讼责任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并追究法律责任。在现代民主国家，政府承担诉讼责任，或者司法机关对政府行使行政权力进行审查，对违法活动通过司法活动予以纠正，并对由此给公民、法人权益造成的损害予以相应补偿，同时追究政府违法的法律责任，已成为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制度。它对于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促进政府责任实现，保证宪政完善均起了重大作用。

六、政府的侵权赔偿责任

在民主政治体制下，政府并非是超然于社会之上，享有特权的某种神物，而是作为为公共利益服务、为公民服务的法人。政府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是法律关系上权利义务的主体之一，当政府机关的行为侵害人民权利时，应像其他法人组织一样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在现代法治国家，政府侵权赔偿责任均被不同程度地予以确立。我国《宪法》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第3款．）。《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造成损害的，有权请求赔偿”（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7条，第1款．）。1994年5月1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标志着我国正式全面实施政府侵权赔偿责任制度。

从历史上看，政府侵权赔偿责任的确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受国家绝对主权论、国家无过失论及不能违法论、国王不能为非的普通法的影响，政府不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在此阶段，政府官员职务侵权行为侵害了人民的权利，由政府官员自己负责，受害人依据民事侵权法或普通法的规则，向有过错的政府官员索赔。由政府官员自己承担赔偿责任，无论是从理论上，还从现实中看，都是不公正的。因为普通公民为自己利益而活动，他是自己行为的得益人。政府官员为公共利益而活动，社会得益于他的行为。行政法学家施瓦茨认为“低级官员通常工资很低，要求他承担履行职责所固有的风险，用自己的钱赔偿受他的侵权行为损害的人，那也是不公正的。把政府官员的地位与普通公民的地位相提并论将会导致不公道的后果”（注：［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524.）。从另一个层面来看，由政府官员个人承担赔偿责任将无疑会严重损害政府官员从事公务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为政府官员履行职务越不积极，他本人就越安全；履行职务越积极，他面临的风险越大，如此产生的后果是“慑于这种责任的威胁，行政官员就不敢按公共利益的要求……果断地履行职责”（注：美国最高法院判例汇编（第416卷）．232、240.）。事实上，由于政府公务活动过失所引起的损害往往比较严重，而公务员个人财力有限，令公务员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不但不公，而且公民（受害人）的权益也不能得到充分保障。

政府责任范文篇2

论文摘要：本文从责任的定义入手，阐述了政府责任的广义内涵和狭义内涵，并按照政府责任性质的不同，将其分为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四个方面，政府责任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一、政府责任的内涵

“责任”一词有三重涵义:其一，使人担当起某种职务和职责；其二，份内应做之事；其三，做不好份内应做的事，因而应承担的过失。第一重含义，大都见于古代汉语之中。在现代汉语里，“责任”的涵义一般是指后两种。简而言之，责任有两重含义:其一，责任意谓份内应做之事；其二，责任意谓未做好份内应做之事所应受的谴责和制裁。前者为后者的基础，我们可以称前者为第一性责任，后者为第二性责任。概而言之，“责任是社会成员对社会所负担的与自己的社会角色相适应的应为的行为和社会成员对自己的实际所为的行为承担一定后果的义务。”

责任包括公民责任和政府责任两大责任体系。作为自然人与法人，主要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作为政府机关，主要是权力与责任的统一。政府责任是政府属性的本质。没有政府责任，行政权的运行就没有制约，公民权的行使就没有保障，违法行政就不可能受到追究，依法行政就只能是行政机关的一时激情而难以持久。

政府责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最广意义上来看，政府责任是指政府能够积极地对社会民众的需求做出回应，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公正、有效率地实现公众的需求和利益。从狭义的角度来看，政府责任意味着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违法行使职权时，所承担的否定性的法律后果，即法律责任。

二、政府责任的体系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政府由人民选举产生，政府的权力由人民赋予，政府对人民负责。这一政体决定了作为国家权威表现形式的政府具有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政府责任。具体来说，政府的责任主要包括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四个方面。

1．政治责任。概括地说，有两层涵义：一是指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所作所为，必须合乎人民的利益、权利和福利，其决策，也就是其制定的政策与法规、规章、行政命令、决定或措施，也必须合乎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二是行政机关的领导要负责决策得到有效贯彻执行。虽然，行政领导并不一定直接去执行每一项决策内容，也不可能全部知晓其属下每个部门所有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但他有责任制定有效的措施，督促、推动其下属按既定的目标行事，以确保决策内容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如果行政领导对其所管辖部门用人不当、管理不力、工作失察，或在发现问题后又不采取有效地补救措施，从而造成重大经济或社会损失，那就是失职，就要承担相关政治责任。

2．行政责任。指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具体行政管理活动和行政系统自组织或自身运作中所应履行的职责，以及政府工作人员对其本系统所应承担的义务。它包括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在具体的行政管理活动中所应履行的职责，主要体现为政府能否积极履行其在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中的行政职能；二是政府在行政系统的自组织和自身运作中所应履行的职责和政府工作人员对其本系统所应承担的义务。政府公职人员对行政系统所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是学术界普遍认为探究政府行政责任的一个重点。从积极意义上来说，这种义务和职责强调政府工作人员应克己奉公、尽职尽责，高效迅速地推动符合民意的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从消极意义上来讲，这种义务强调政府官员因未履行自己的职责应当承担的否定性后果。

3．法律责任。指政府官员在行使行政权力时触犯法律所应当承担的责任。美国著名学者哈耶克曾经指出:“撇开所有技术细节不说，法治的意思是指政府在一切行政活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个人可能十分肯定地预见到当局在某一情况中会怎样行使它的强制力，和根据对此的了解计划他自己的个人事物。”法治社会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强调与生活在法治社会中的普通公民一样，政府也只是法治社会中普通的一个法律主体。如果说政府和普通公民相比显得有所特殊的话，也只是因为政府垄断着公共权力的行使，掌握着比普通公民更多更广的公共资源，因此政府理应更加模范地遵守法治社会的各项法律规范，承担更多的法律义务，履行更重大的法律责任。

4．道德责任。指政府及其公务员依法行使公共权力、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时必须承担的思想道义上的责任，也就是指政府及其公务员虽然不违反宪法也不违反法律，但如果其行为明显的与社会公德、秩序、风俗相悖，就应承担道德责任。从道德责任承担主体的角度来看，可以说行政道德责任的内容和其他道德责任一样，也是“他律与自律的统一”。他律，指行政道德主体之外的社会公共监督，也就是违反行政道德者要承受公众舆论的批评和谴责以及对其社会评价的降低。自律，指行政道德主体所坚持的一种信念、恪守的一种情操，这种信念与情操保证了行政道德主体具有高度的道德责任感。它使行政人员在充分履行责任的过程中，获得自我实现的美好感受；在没有较好地履行责任的时候，受到的道德与良知的谴责。他律和自律的统一，就能够使行政公务人员自省、自警，以恪守职业道德。

我们可以说，政府的总体责任与行政人员的个体责任是相当一致的，对于公共行政来说，法律制度所规定的责任是被动责任，而积极的责任则是道德责任。与其他责任形式不同的是，道德责任的特点是自觉性和主动性的统一，表现为行政主体对责任的自觉认识以及行为上自愿的选择。行政公务人员只有具备较强的行政道德责任意识，才能在法律对其岗位与责任出现空档的时候，更充分地履行其自身应尽的责任。

三、中国政府责任的实现途径

中国政府责任的现状不容乐观，分析起来，原因很多，单从行政文化的层面来看，主要根源产生于两个方面：一是“官本位”的传统心理观念根深蒂固，这种传统的扭曲的权力思想，虽然激发了大家的权力意识，但他强调更多的是一种特权思想，是一种凌驾于责任之上的不受约束的权力，责任意识根本无从谈起；二是民众民主意识的不足，由于生活方式和历史的原因，特别是封建统治者愚弄和欺骗，中国民众向来轻视自己的基本权利，对官僚主义的种种恶习习以为常，见怪不怪，能忍就忍，从来不考虑通过行政与法律的手段讨回公平、弥补损失、追究责任。因此，在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今天，笔者认为，中国政府责任的实现必然是一个长期和渐进的过程，必然要建立在真正实现民众公民意识的觉醒和行政主体责任意识的养成的基础之上。

1．更新观念，弘扬先进的行政文化。我们知道，思想观念的形成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但思想观念一旦形成却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起作用，阻碍或者推动社会发展，因此，政府责任的观念并不能简单地在原有的思想基础上简单地建立起来，它需要实现深刻地观念更新与转变。第一，要实现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的转变。“任何政府都要建立一套责任机制……对任何主张民主的社会来讲，责任机制都是基本要素，这句话反过来说可能更有说服力。要成为民主社会，就需要有一套适宜的责任机制。政府组织由公众创立，为公众服务，就需要对公众负责。”现代政府机构是社会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唯一提供者，其所有权力来源于人民。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之源，是行政权力之本；政府责任是行政权力的核心。只有在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上形成一定的责任机制，才能保证“不是人民为了政府而存在，而是政府为了人民而存在”的现代民主理念的真正实现。作为公权力行使者的政府与其工作人员，必须实现这一观念的转变。第二，要实现政府本位向公民本位的转变。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政府责任的真正实现需要广大民众公民意识的觉醒和行政主体责任意识的养成。而行政主体责任意识的养成则需要完成深刻的理念变革，也就是要使政府及其公务人员从传统政治中的官贵民贱的观念，转变为现代民主政治中的政府与公民的平等交换和制约的观念，实现由“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公民本位”的转变。所有这些更新的实现，都需要通过不断加强新的行政文化建设来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行政文化建设的核心，就是加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道德教育，使政府及其公务人员自觉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最根本的伦理道德原则融入到官员和民众的内心深处，并内化为他们对国家、对事业、对群众负责的“政治良心”，最终增强政府官员依法行政的责任意识，为保证政府责任的实现奠定牢靠的道德基础和伦理保障。

2．健全机制，实现高效的制度依托。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政府具有代表人民群众的责任，但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主体，政府自身也有自利性，政府责任常常面临维护自身利益的挑战，因此，就必须要构建健全有效的机制对政府的行为进行约束和监督，使政府的行为符合他所代表的人民的利益。换句话说，只有依托高效的制度，才能保证政府责任有效的落实。首先，要进一步调整政府与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设，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权威，使之达到真正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应有地位。为此，应重点考虑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审查政府财政预算、在审查政府的行政立法中的权力，加大在对各级政府工作以及政府官员违法犯罪行为的调查处理的权力。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切实担负起监督政府及领导人是否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履行宪法和法律、是否存在违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行为的职责。其次，要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1)要理顺执法关系，落实执法责任。政府各部门要梳理、厘清执法依据及执法权限，明确执法主体，对共同管理、协同执法的行政行为，要分清执法责任的主与次，既要体现相互配合的全局观念，又要体现各司其责、各尽其责的原则。对权力内容进行具体分解、细化，使其明确、充分，从而形成系统而严密体系，责任落实到位、责任具体到人，没有疑问，消除因执法依据、权限或主体不明确而带来的相互推诿、扯皮现象，彻底消除有人无事、有事无人的局面，最终提高行政执法权威性；(2)要明确和严格执法程序和时限。执法应严格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坚持持证上岗；认真履行告知义务；使用规范的法律文书等。要明确：不按法定程序执法也属违法，同样需要承担各类行政责任；(3)要建立过错责任机制。各级政府行政机关要明确本部门适用的承担执法违法责任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以及行政主体违法行为的种类，建立过错追究和承担过错责任机制，切实增强行政执法人员的工作责任心。(4)要建立有效的救济机制，如：举报、申诉、控告、听证、复议、赔偿等制度，严格追究行政主体执法过错并向执行对象说明纠错情况，重新实施执法或进行其他方式的各类补救。通过对行政对象合法权益的保护以及行政对象对自身合法权益的保护，监督政府行政权力的行使，保证行政执法的准确性。最后，要强化政府责任的监督和追究机制。具体包括：（1）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以健全从上而下的政府责任监督机制，尤其是要制订出便于操作的行政人员引咎辞职的法律、法规，完善对行政人员失职和违法行为的惩戒机制。（2）构建多途径的有效监督体系，以实现对政府权力的多方位监督作用，比如建立完善的民主监督体制、健全的法律监督制度和良好的政德政风监督机制等。（3）完善政府责任的追究途径。逐步建立包括立法机关追究、司法机关追究、行政机关追究、行政救济追究等多种责任追究的有效途径。

3．完备法规，构建健全的法律体系。修改完备政府责任法律体系是实现政府责任的关键环节，只有健全的政府责任法律法规，才能保护公民正当权益，才能对政府行政行为进行有效约束，确保政府责任的落实。第一，要对现有的法律、法规及规范进行合理而全面的整合，克服各种法律法规之间、法律规范之间出现的相互矛盾的现象，增强法律对规范政府责任的适应性。第二，行政授权坚持权力与责任相一致的原则。行政授权指的是依照法律法规将某项或某方面的行政职权的部分或全部，通过合法的方式授予某个组织或个人的法律行为。相关部门在设计有关行政授权方面的法律法规时，必须坚持权责同授的准则，特别要增加对行政责任解释说明的各项条款，以便使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及相关公务人员从获得权力第一天起，就对自己拥有怎样的权力，权力的权限范围大小，行使权力的方式方法，以及在行使权力时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和后果等问题有个比较清晰的了解。使其明了“雷池”的边界，主观杜绝违反政府责任行为的发生。第三，要严格详细地规范政府责任追究的法律方法与程序。要有法可依，要依据宪法和行政法的规定，严格规范政府责任追究的方法和程序，不要使其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同时，要对政府责任追究的主体、政府责任的评价、政府责任的追究方式、追究步骤、追究时限以及失责惩罚的内容等问题做出明确的可操作性的规定，满足公民站在平等的立场上对政府责任过错进行追究的正当权力，确保政府责任的实现。第四，要公平公正地追究政府责任。要责任平等，对政府中任何人或组织的过失，要平等地追究其责任。特别是不能对行使公共权力的人或组织的不当行为进行辩护，不能出现不同层级政府在追究政府责任过程及结果上的不同。要做到有责必究，任何违法行为都要依法追究，不论官阶等级、机构层级；究责必公，要以且只能以法律为唯一准绳，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平等地追究法律责任。

4．提高素质，培养积极的行政人格。政府是由政府公务人员组成的，政府的行为最终是由公务人员体现出来的，政府公务人员是政府的代表，是政府责任的具体担负者，因此，政府公务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到政府责任的实现。只有政府公务人员的素质提高了，政府责任的实现才会成为可能。

政府公务人员的素质，从内容上来说，可以分为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及社会基础知识包括对当前政治的理解、对市场经济的熟知程度、对工作方法的掌握、对社会动态的了解以及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了解和对生活技巧的掌握等等多个方面。思想道德素质就是符合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真正服务于人民和社会，所表现出的热情、真诚、正真、刚毅等品质以及忠于职守、实事求是、廉洁奉公、以民为本的职业道德。从方法上来说，提高政府公务人员的素质，特别是道德素质的方法主要有自律与他律两种。行政伦理学的研究表明，必须将行政理想、行政态度、行政义务、行政责任心、行政纪律、行政技能、行政荣誉、行政作风等融为一体，将行政他律与自律有机统一起来，才能形成完善健全的行政人格，才能为构建完善的责任政府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具体原因有三：一是政府及其公务人员执行公务时行使的权力具有强制性，对实施者本身容易产生诱惑；二是政府及其公务人员执行公务时享有大量的自由裁量权，这部分权力的实施缺乏监督，容易滥用；三是政府本身及其公务人员相互间由于利益的关系，容易产生联系，从而形成明显的部门利益或机构利益，甚至影响到其为之服务的社会利益。

要提升政府和公务人员的道德素质必须通过“自律”和“他律”两种方式加以实现。对“自律”而言，主要是要加强公务人员的行政伦理的教育与修养。开展持久有效的道德训练，强化责任意识，让行政主体的自律机制通过自我反省、悔过、道歉以及辞职等“内在驱动力”发挥作用。从“他律”的角度，主要有以下几个办法:（1）加强行政道德的立法，使政府及公务人员所承担的道德责任有法可依，违法可究。我们知道，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许多国家都把越来越多的道德规范纳入到其自身的法律规范体系之中，以推动社会整体风气的改良。我国也应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规定，把行政道德上升到制度的层面上来。（2）建立专门机构，负责处理政府公务人员违反行政道德但又尚未构成犯罪的行为，以有效遏止公务员行政道德责任缺位。（3）将行政道德水平作为公务人员任免、升降、调整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与公务人员的切身利益挂起钩来。（4）加大新闻媒体和舆论监督的力度，通过媒体和广大群众的监督，促使政府和公务人员倍加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严于律己，最终，在所有政府机关及公务人员中形成一种良好的行政道德社会文化氛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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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责任范文篇3

我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城乡、地区、行业以及个人之间出现的收入差距问题日益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根据世界银行专家的估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由1982年的0.30上升到2002年的0.45。2001年，中国10％最贫困人口消费份额只有1.8％，而10％最富裕人口消费份额高达33．1％，后者是前者的18.4倍。目前，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约3000万，城镇失业下岗者中的贫困人口约3000万，再加上残疾人、受灾人口等其他生活困难者，需要社会救助的人口数以亿计。

针对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问题，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消除收入差距的再分配制度改革。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加大了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力度，但由于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快，社会养老基金历史上形成的空账运转等原因，我国养老保险的资金缺口越来越大；同时，由于二元经济体制的存在，处于极低收人群体的广大农民得不到基本保障。有学者认为，自1997年中国城镇开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开始，由于中国“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使城镇居民的贫困问题得到一定改善，而对农村居民基本没有起到作用，拉大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这样，中国的再分配机制不但没有缓解初次分配造成的差距，反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

政府的再分配制度之所以难以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一定条件下的初次分配是企业行为或私人行为，是无数个市场主体通过一系列的博弈实现的，具有高度的自发性和分散性。初次分配格局已经基本体现了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格局；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是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础；初次分配领域一旦出现重大社会不公，政府再分配是很难加以扭转的。

当代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运行良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是显而易见的。以分配率(分配率是劳动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分配率越高，则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平)为例，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之间，如1999年，日本分配率为54.18％；2000年，美国、德国、英国的分配率分别为58.31％、53.84％和55.27％。在我国，劳动力仍然具有商品属性，雇佣劳动制度仍然存在，但我国分配率明显偏低，如2001年全国各地区加总分配率为51.45％，而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分配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上海、北京、广东三地的分配率分别为34.90％、45.75％和46.47％。在雇佣劳动者中，尤其是农民工和城镇非正规就业者的工资水平长期低于其劳动力价值。

我国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按照形成的原因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合理合法收入造成的收入差距，它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具有激励效应，应该加以肯定，因为让市场决定工资会创造出高效率的激励因素，而这种激励因素对于成功的改革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这种情况造成的收入差距只能依靠政府再分配手段调节。第二种情况是由不合法收人造成的收入差距，即通常所说的“地下经济”或者“非法经济”；它一般从事政府禁止的生产项目或交易，如制毒贩毒、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等。非法经济的存在严重扰乱了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从事非法经济的厂商和个人则取得了高额的非法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拉大了我国的收入差距。根据陈宗胜和周云波的估算，各类非法非正常收入在全国范围内使居民收入差距上升了13％～23％，使全国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上升到0.4以上。第三种情况是合法不合理收人造成的差距。它是我国现阶段初次分配不公的另外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国家基于发展战略决策进行经济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却造成了事实上分配起点和分配过程的不公平，导致了日益严重并引起广泛关注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行业差距问题。其中行业差距是指垄断行业和部门凭借其垄断地位，占有和支配优势资源、获得超额利润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垄断行业依靠无偿占有和低偿占有全社会公共资源，用行政性的垄断手段获取垄断利润，再实行市场的分配原则，行业利润高，员工的收入就高，使中国各行业职工收入差距扩大。如2004年全国职工收入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业中的证券业，人均为50529元；最低的是林业，为6718元，两者相差7.52倍。垄断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不但普遍高于其他行业，而且职工均可享受高水平的福利待遇，这就形成所谓的“福利腐败”问题。

二、“福利腐败”：我国初次分配不公的重要表现

“福利腐败”是2006年3月份由全国政协委员温克刚提出来的一个新名词，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讲的垄断福利。所谓“福利腐败”是指一些垄断行业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和优势，将掌握的行业资源无偿或者廉价地向本行业的职工和家属提供，即在福利的名义下形成的行业腐败现象。例如，公交职工免费乘公交车、铁路职工免费乘火车、电力职工免费用电、电信职工免费打电话、供热职工免费供热、医院职工免费挂号、银行职工低价低息福利买房、民航免费机票全家通用，等等。

中国社会由来已久的这种“福利腐败”现象，实质上就是曼瑟尔·奥尔森(MancerOlson)教授所说的“分利联盟”(distributionalcoMifion)问题。“分利联盟”即在市场约束力量不足以规范其经济行为之前，一批通过采取寻租等集体行动影响经济政策制定、寻求收入再分配来增加自身收入份额的个人所组成的、能为共同利益而一致行动的“搭便车”群体或组织。“分利联盟”本质上是一种“搭便车”行为，只不过其行为主体是一个集体而不是个人。奥尔森指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它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所以，“分利联盟”获得成功的两个条件是：一是实行了人数控制，即集体人数少、集体成员不对称；二是存在选择性激励，即在集体内对个人的奖励与惩罚都具有针对性，从而能够吸引或强迫个人为集体利益做贡献。“分利联盟”与阶级、政党这样一些集团相比，相对来说，人数少得多，而且每一个个体的作为都会对联盟的利益产生极大影响，联盟也会对每一个个体的作为或不作为采取有针对性的奖励或惩罚，从而敦促个体为联盟的利益而努力工作。但当联盟的利益与个体的利益趋于一致，并且个体能从联盟中获得选择性刺激时，个人理性便很容易地转化为集体理性了。“分利联盟”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协调一致性，它的行动往往比单个个体的行动更有效率，这种规模效应能够节约更多的交易成本。

但是，“分利联盟”的这种“有效率”的活动不可避免地损害着社会整体利益，因为“分利联盟”往往只求获得自己的更大份额而置社会总体收益的下降或“公共损失”于不顾。“分利联盟”可以通过经济寻租、政治寻租等活动影响经济政策(包括财税政策、企业进入壁垒、资金与人才流动壁垒、地方保护主义等政策)的制定，改变收入分配方案以增加其收入。“分利联盟”的各种寻租活动降低了国家决策效率，延长了经济政策制定的时间，影响了整体社会创新能力和资源重组能力，从而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陷入所谓“制度僵化症”(奥尔森语)。另外，“分利联盟”的频繁活动还会排斥或扭曲市场价格，妨碍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改变社会激励机制，毒化社会风气，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制造“政府失效”和“官员腐败”。

在中国，催化“分利联盟”“细胞”裂变的另外两个条件是目前正处于渐进式改革“权力真空”与“市场真空”同时并存的改革中期以及“价格双轨制”、“股份制改造”等制度设计缺陷。垄断行业之所以不仅为其职工发放普遍高于其他行业的平均工资，而且为本行业职工及其家属提供巨大的垄断福利，并不是因为它们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创造了更多的价值，而是因为它们可以凭借其垄断地位，占有和利用巨大的社会经济资源，获得本应属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福利腐败”所具备的“腐败”主体的不确定性、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享受”人群的局限性以及利益的不正当性等特征基本符合“分利联盟”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四个基本条件；“福利腐败”现象的蔓延和扩散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外部负效应；它是初次分配不公的重要表现形式，并造成了国家的制度僵化症；它不但以均摊的形式侵占国家和公众的利益，导致了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且转嫁福利成本增加公众负担，加剧了社会不公平，拉大了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权力腐败的延伸和缩影，损害了政府公共管理部门的信用。

基于上述“福利腐败”的特征、危害及其根源的分析，笔者认为单靠市场机制是无法也无力消除这颗毒瘤的，政府在初次分配领域具有不可回避的责任和义务。

三、政府责任：初次分配公平的应有之义

“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进程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方面，也是最容易诱发嫉妒心理和社会动荡混乱的方面。”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成为长期制约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瓶颈。由于我国现阶段还处于市场发育还不成熟、体制建设还不完善的经济转型时期，在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上，市场本身显得力不从心，以收入差距悬殊为外在形式的分配不公尤其是初次分配不公不仅存在于整体社会经济空间，而且有加速蔓延之势，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导致政府的再分配失去了客观可靠的基础。因此，要依靠政府力量整顿初次分配秩序，创造自由竞争的、依靠合理合法手段获得收入的制度环境。

第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速政府职能的转变。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政府在微观经济领域和宏观经济领域都存在着“越位”和“缺位”，该插手管理的地方没有管理，不该插手干预的地方却干预过度，造成了许多经济体制上的漏洞，如价格双轨制等，也造成了大量经济租金的存在，市场受到扭曲。所以，必须在初次分配领域发挥政府作用，尽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在分配的起点和分配过程中，制定统一、公平的规则，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使各经济主体拥有相对公平的机会，堵住经济体制中的漏洞。与此同时，要加速政府职能的转变，摒弃那种认为“微观经济领域交由市场，宏观经济领域交由政府”的错误理念，使“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紧密配合，共同调节，从而实现政府经济职能的微观调控与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

第二，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壁垒，平衡劳资利益，建立利益协调型劳资关系。长期以来“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以及非均衡发展政策导致全国统一的平等、自由、灵活的劳动力市场难以形成，存在诸多的人为设置的劳动力流动壁垒，人岗不匹配现象严重。所以，必须创造条件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促进劳动力信息的流动，推动劳动力跨企业、行业和地区的自由流动，保证人们可以公平地获得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应该平衡资本利益和劳动利益之间的关系，适当向劳动方面倾斜，逐步提高分配率，提高工资在成本中的比重；加快最低工资立法，全面贯彻执行劳动法，使低端劳动者同其他经济主体一样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全面健全工会、行业协会、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强化其代表和维护劳动者利益的职能，强化集体谈判、劳动参与分配的力量，从而真正建立起利益协调型劳资关系机制，保持国内劳资关系的长期协调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

第三，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在分配起点上，使农村居民拥有的生产要素尽可能平等，主要包括劳动者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的平等以及财产占有权力的平等；西部大开发应摒弃以资源开发为主的思维定势，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多元化产业发展战略，把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在分配过程中，加强农业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用事业建设，增加对农业科技和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破除户籍、福利和就业等制度性障碍，建立统一、平等、自由、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以缩小城乡之间和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差距；西部大开发应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大力开发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提高加工增值能力；同时在投资项目、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上向西部倾斜，逐步实现同东部地区的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第四，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加大反垄断力度，铲除“福利腐败”。要转变政府直接管理和干预企业的职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消除因权力寻租而导致的“福利腐败”问题。具体来说，一要铲除产生垄断的机制，打破行业垄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让成本过高的垄断企业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威胁，从而自觉放弃或减少垄断福利；二要按照公平、公正原则对垄断行业的财政支出加强监督与审计，重点监督与审计其经营成本，严格监控其成本支出，加快建立成本信息披露机制，以增加其成本的透明度，让垄断行业接受舆论监督，并严厉追究违规企业主要负责人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三要加强公众舆论监督力度，形成“垄断福利即腐败”的舆论环境。“福利腐败”已经成为一些垄断性行业中普遍存在且根深蒂固的现象，因此很有必要在全社会形成对垄断行业的舆论压力与谴责，不给任何政策支持，这是彻底根除“福利腐败”问题的思想基础。

显然，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政府在初次分配领域中的责任与作用的准确定位在新一轮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将有利于规范我国的收入分配秩序，从源头上阻止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态势，从而为社会保障再分配制度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既增强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又提升社会的整合程度；才能既建立市场的正常运转秩序，又逐步实现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

政府责任范文篇4

关键词：责任政府以人为本权力冲突利益冲突

在现代的政府理念中，责任政府是一种重要的政府建设理念。它强调政府要具有责任，而这种责任主要是针对民众的，即对民负责。这种政府建设理念是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所形成的，它不同于以往君主专制时期的政府统治理念。在以往的君主专制时期，政府虽然也强调责任，也强调“父母官”，但那时是对皇帝负责下的政府责任，是对一人负责的责任政府理念。而现代责任政府则是强调，政府作为人民的者，应该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对上级负责。

一、责任政府是什么

所谓责任，就是占据一定位置或承担某种角色的主体必须满足的要求或理应完成的任务①。比如市场中的买卖双方在进行交易时，卖方收了买方的钱就有向买方提供商品的责任，如果卖方没有或拒绝提供商品就有承担惩罚的责任。而政府，作为人民的者，在整个契约社会中具有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行使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法约尔说过，“责任是权力的孪生物，是权力的当然结果和必要补充。凡有权力的地方，就有责任。”因此，政府行使公共权力，就必须要承担相应责任。

所谓责任政府，就是政府作为人民权利的者，在行使公共权力，进行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中，作为和不作为所要承担的结果，实现其职能和未实现其职能所要承担的后果。

二、政府中的责任冲突

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而政府具有不同的层次，这是出于管理和服务的职能范围不同所决定的。不同层级的政府具有不同的责任。中央政府有中央政府的责任，地方政府有地方政府的责任。责任政府就是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一个明确的责任体系，使各个层级的政府各司其职，各担其责。然而，由于现实社会环境的复杂性，政府往往面对着各种各样的责任冲突，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权力冲突、角色冲突和利益冲突。

权力冲突，就是指自身权力与外部权力、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之间的冲突。每一级政府或工作人员都处于自身权力与外部权力的冲突之中，这些外部权力主要包括上级权力、平级权力和下级权力。权力行使者一般处于这些权力冲突之中，不仅要遵守上级权力、协调下级权力和指导下级权力，还有考虑到那些非正式权力的影响。比如，一名公务人员，他的权力是法律赋予的，应该遵从法律，可是他又处于上级的权力控制之下。而这两种权力并非总是一致的，有时这两种权力往往互相冲突。此外，一些从政府机关退休的高层人员，也往往具有很大的权力影响力，这些外部的权力更多的时候会干涉法律赋予给工作人员的合法权力。因此，这两者之间也经常发生冲突。权力之间的冲突往往会导致决策难以执行，或者决策偏离应有的轨道，使政策执行走样，从而无法实现政府目标。

角色冲突，就是指政府工作人员处于不同角色之间时的冲突，以及由于一人扮演多重角色时而导致的冲突。一个人在社会中往往不只是具有一种角色，而政府工作人员在具有社会角色的同时还具有了一种作为国家公务人员的角色。当一个人从公民角色转化为公务员角色时,就会发生角色冲突；而公务员在同时承担着政府雇员、公民以及其他角色等多重角色时，也会产生的角色冲突。每个政府中的工作人员都具有多种复杂的角色，而角色的复杂化往往会导致思想冲突和行为冲突。比如一名政府工作人员，去处理行政事务。当这个行政事务又与其自身利益相关时，他就处于一种角色冲突中。因为这时他既是一名工作人员又是一个利益相关者。这些角色冲突会导致公务人员迷失自己真正的角色，从而有意或无意地做出错误的决策和行为，阻碍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利益冲突，就是指政府中的工作人员作为个体的自身利益与作为公务人员的公共利益之间冲突，以及政府中的部门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其实，无论是权力冲突，还是角色冲突，归根结底都是利益冲突。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拥有者和唯一合法使用者是建立在人民的基础上的，而这种权力的本质是维护广大人民的公共利益。然而，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政府的各个部门之间、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都存在着广泛的利益冲突。这些利益冲突既有物质利益如金钱，也有精神利益如名誉、地位等，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侵蚀着人民公共利益这个政府赖以存在的基础。有些地方，在地方部门利益的促使下，盛行地方保护主义；有些个人则在个人私利的刺激下，以公谋私，大肆地贪污受贿。这都是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利益冲突中的扭曲。这些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公共利益的实现，阻碍了人民福利的提高。

三、以人为本——构建责任政府的基点

构建责任政府应以一条主线贯穿起来，这条主线就是人民利益，即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指政府要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将政府的一切活动都要放在人民的角度去考虑，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同意不同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作为政府建设的标准。从政府的起源来看，它是人类文明社会的产物，是建立在人民一致同意的基础上的。政府的建立是为了保护人民不受集体或个人的侵害，增进人民福利。因为个体的人民只有在政府的组织下共同联合起来才能抵制自然灾害和免受个体之间的相互侵害。因此，政府应以整体的人民利益为建立基础。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提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委托关系。政府是者，人民是委托人。政府在人民的委托下行使管理职能和服务职能。因此政府的各种作为与不作为也都要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就如主人和仆人的关系一样。主人委托仆人管理自己的事务，而仆人只是主人意志的者，这个仆人作为和不作为都要体现、维护主人的利益。一个有责任的政府必定是一个人民利益重于山的政府，一个视人民利益重于山的政府也必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政府。因此，构建责任政府，就要从以人为本这个基点出发。

以人为本，就是要在政府的自身权力与外部权力、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之间的冲突中将人民利益置于首位。这些权力冲突的原因就是的权力来源的多元化，而最根本的还是权力背后的利益多元化。每种权力都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在后面支撑，这些利益诉求往往也是不一致的。不同的权力的行使会导致不同的利益的实现，每种权力都想获取自身背后最大的利益（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打着人民利益这个旗号）。如何才能解决权力冲突？只有明确权力背后的根本利益，才能解决这些权力之间的冲突。政府权力产生的源泉是人民，因此政府权力背后的根本利益应该是人民利益。各级政府都应将人民利益置于首位，用人民利益来拷量权力的遵从与否。如果上级权力与人民利益相背离，违背亦是正当；如果平级权力与人民利益相违背，不协调也是正确；如果下级权力与人民利益相违背，就要及时改正其权力行使方向；如果其他非正式权力与人民利益相背，则可视之不见。正确行使政府权力，是责任政府的有效保障；而权力只有将人民利益置于首位才能保证不被滥用。

以人为本，就是要在角色冲突中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其实角色冲突的根源也是利益，每种角色都是不同利益的代表。父亲的角色就是保护子女，警察的角色就是保护人民，政府的角色就是提供公共服务和进行社会管理。作为政府工作人员，处于政府角色与社会双重角色之间，要处理好政府中的角色冲突，就必须建立一种以人民利益为核心的政府价值观，以这个价值观去确定政府角色——人民公仆。当各种不同的角色发生冲突时，政府要把人民利益为主的角色摆在中心，把人民利益守护者的角色作为第一认同的角色。而在工作中，一旦与人民利益守卫者这个角色发生冲突，就要抛弃其他的角色。只有正确的政府角色定位才能构建责任政府，而正确的角色只能是从人民利益这个价值观出发。

政府责任范文篇5

［关键词］公共责任；新公共管理运动；顾客导向；公共服务

ReflectionontheQuestionofPublicResponsibilityinGovernmentAdministration

YANGMeiLIUShu－chun

Abstract：Thearticlestartswiththerelationbetweencountry，governmentandcitizen，andthedifferencebetweenthegovernmentandprivateenterprise，Inviewofthenewpublicmanagementdevelopedinmanycountries，especiallythewesterncountriesandsuchideasas＂customerdriven＂＂marketization＂，＂theuserpay＂，etc，itattemptstoannouncesuchaview：Ignoringthedifferenceofthepublicandtheprivateandapplyingtheadvancedmanagementtheoryandmethodofindividualenterprisedirectlytothegovernmentwillcausethedesalinizationeventhelossofpublicresponsibilityconsciousnessofthegovernmentandhisadministrativepersonnelwhileraisingtheefficiency．Itrequiresthatwhenwebringinthemethodsofwesterncountries＇reform，wemustre－recognizethetheoryandfunctionofthenewpublicmanagement，combinetheconcretenationalconditionsofourcountry，findoururgentproblemtobesolvedatpresent，andmakeourgovernmentreallybecomeaconscientiousgovernment．

Keywords：publicresponsibility；newpublicmanagement；customeroriented；publicservice

一、新公共管理运动：政府的公共责任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中，政府组织面对着财政压力、传统官僚制的低效以及对公众的回应能力的降低等一系列问题，同时也面对全球化、知识经济的技术革新和公众需求多样化等诸多外部环境的挑战。为了提升国家的竞争能力，适应技术变革的要求，增强政府的合法性，政府及其公共部门自身进行了重大变革，形成了政府治理变革运动。这场运动已经不单是政府在管理内容和管理手段方面的小幅度变化，而是在整个社会层面所引起的政府职能与角色定位以及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关系的根本性变革。从这场“以市场为基础，政府企业化”的改革开始，在对传统公共行政批判的基础上，采用企业管理技术，强化服务和顾客导向，在政府体系内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功能，以提高公共管理的经济、效率和效益，已逐渐成为一种国际化的政府改革潮流而备受推崇，这就是新公共管理运动或称为管理主义。

毫无疑问，作为对传统公共行政的批判和反思，新公共管理具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创见。行政职能市场化，行政权力分散化，公共服务社区化，政府理念的企业化，都是这场运动高举的大旗。但从其根本意图来看，其实就是希望通过在政府及公共组织中引进私人企业的先进的管理技术和全新的管理理念，从而使政府组织和公营部门变得更富有生机和效率，对公众更有责任和回应性，更能适应不确定的、快速发展的外部环境的冲击和挑战。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它是面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新选择，是在政府干预市场失灵的政策导致政府失灵时找到的新出路。国内的许多学者也认为它反映了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对政府管理所提出的新要求，对我国行政理论和改革实践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然而，新公共管理绝不是完美无瑕的。随着各个国家在新公共管理理论指导下政府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它内在的矛盾和不足也逐渐暴露出来，对它的研究也日益深入。有学者就指出，由于来自不同学科的观点，却没有经过系统的梳理，导致了新公共管理在理论上的内在矛盾：承认公私部门的异质性却又强调管理的一般性，赋予公务员公共精神却又以理性自利的经纪人假设为理论基础，主张政府掌舵却又极力推崇市场机制的作用，尊重公民主权却又倡导顾客导向。由于涉及的理论和实践领域过于广泛，笔者理论水平又十分有限，而且考虑到本文的主旨，在这里仅仅想谈一下新公共管理中一些涉及政府公共责任的具体措施。

1．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市场机制，普遍的做法是实行合同出租，即在不扩大政府规模，不增加公共财政支出的情况下，政府通过投标者的竞争和履约行为，将原先的公共产品的生产权和提供权向私营企业、非盈利组织等机构转让，完成公共服务提供的“准市场化”，进而为改善公共服务提供质量，提高行政效率，增强行政能力。这样的确改变了传统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唯一提供者的状况，将原来由政府承担的部分社会职能和经济职能推向社会，从而减轻政府负担，缩小政府规模，精简政府人员。这种做法在西方国家如英国、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行政改革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公共部门不同于私人企业，不能只考虑效率而忽视了政府更为重要的存在价值——公平和责任。政府行政部门是需要为公民谋求公共利益的公共机构，而私人企业是为顾客提供商品和劳务、谋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竞争者。政府在保障平等、防止歧视等方面起着私营企业无法替代的作用。这种做法虽然有助于提高效率与效益，但却缩小了公共责任的范围。市场的基本价值是效率，企业追求的是效率背后的利润，政府尽管也追求效率，但在管理和提供服务时还要考虑作为公平的正义、公共利益、公民权利和公共责任等。

2．使用者付费制度。政府以某种形式吸引私营部门参与基础建设或提供某项服务，在政府规制下，私营部门通过面向消费者的价格机制来实现投资回报，这样既借社会资源提高公共服务生产能力，又借价格机制显示真实的社会需求。但是，私营企业不是慈善机构，它投资公共服务的目的和它投资一般的生产一样，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而且由于投资公共事业或多或少会得到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而且提供公共产品的垄断性更强，这样也许会使它们比从事一般生产获得的收益更多。从另一角度来讲，公民在获得公共产品的消费之前，就已经通过纳税的形式向政府支付了一定的费用，政府本应该为它的公民提供可能的管理和服务，再要求公民向提供服务的私营企业付费的做法是否合理是值得探讨的。如深圳市对公民收取日常垃圾处理费就曾引起了市民的质疑。说通过使用者付费制度能反映真实的社会需求，以达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我认为这种说法实在值得怀疑。比如对于某项公共服务，某个公民不购买很有可能并非因为他不需要，而是因为他根本支付不了它的费用。公共服务市场化本身就意味着增大资本的影响，必定会削弱政府对公共事务和经济的调节能力。莫尔就尖锐地指出：“以市场机制解决公共问题基本上违背了政府存在的目的。”

3．倡导顾客导向。新公共管理为纠正传统官僚制下公民只能被动接受服务的情况而提出顾客导向，要求政府在管理中将公民当作顾客，以顾客需求为中心，通过各种具体措施给公民提供“用脚投票”，自由选择服务机构的机会，并定期征求公民对公共服务的满意程度，期望“顾客主权”能形成对公共机构的压力，达到改善公共服务的目的。这种顾客至上的理念虽提供了回应性、多样化的服务，但却把公民降低为一般的消费者。“公民”和“顾客”是分属于两个领域内的概念，公民是社会契约的一部分，顾客是市场契约的一部分，顾客仅仅是公民的一部分，公民位居顾客之上。顾客各具特色的消费需求之间没有直接的矛盾和冲突，生产者可以满足不同的顾客需要，而公民对公共事务的需求往往处于矛盾的状态，每个公民个体在政府所提供的所有服务当中都有一种利害关系，国家和政府正是这些矛盾无法解决的产物。而且，政府难以协调满足顾客私利和促进公利之间的矛盾。政府及其公共管理作为整个社会的调节领域，其目标是实现和捍卫公共利益，解决公共问题。

二、构建中国政府的公共责任

长期以来，我们为了提高综合国力，将经济建设始终放在政府工作的中心位置，再加上政府对社会采取的集中化社会管理体制，使我国的社会总体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水平，并积累了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社会的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能力十分缺乏，作为“多中心主体”治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中介组织或第三部门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公民社会的发育仍显迟缓，还未能真正成为政府职能转移的载体，阻碍了政府行政改革的推进和整个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突出表现在我国社会结构的调整，如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阶级阶层结构的调整落后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覆盖面和公共卫生覆盖面不足以抵御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风险，社会应急系统不健全。

而且，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旧的社会资源分配体系，控制机制趋于解体，而新的体系和机制尚未完善并充分发挥作用，诱发和加剧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实际上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风险加剧的时期。这一切都使得政府社会管理的难度加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定位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个方面，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明确定义为政府的主要职能。现阶段政府所承担的公共责任已经不仅仅是促进经济发展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更需要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其中，所谓社会管理就是通过制定社会政策和法规，依法规范和管理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化解社会矛盾，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正，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保护生态环境等。我们还提出了建立服务型政府，由行政管制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从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

三、结语

认识到我们现在也是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时期，就应该借鉴学习西方国家的市场化、民营化的先进经验，将政府的职能交给社会去承担，不但能够减轻政府的负担，还提高了行政管理的效率。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无视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现状，没有充分认识到西方的公共管理市场化是在市民社会成熟、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展开的，是强有力的社会自治力量和规范的市场机制对政府过度规制的一种回应。而我国目前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市场发育很不成熟，市场机制很不健全。无论是市场制度的约束力量，还是经济个体或者市场中介组织的自律能力都十分有限。市场化、民营化的结果不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造成一些公共管理领域的真空地带，出现了公共服务的责任缺失问题（市场化中最常见的是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因为市场化后，政府把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转包了出去，非政府机构承担了这些职能，在市场化机制下，这些机构都有盈利取向，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它们可能会忽视公共责任和公共利益。而政府已经把公共职能转包出去了，所以也常常推卸责任。因此，我国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要想成为公民心中有责任心的政府，就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实际国情，真正解决好我们自己的问题。

参考文献：

政府责任范文篇6

关键词:责任政府;官员问责制;政府改革

“责任政府”(responsiblegovernment)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价值理念,“从最广义上来看,政府责任是指政府及其公务人员能够积极地对社会民众的需求做出回应,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公正、有效率地实现民众的需求和利益。”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要求政府对社会各领域的管理负起更加重要的责任,而不是仅仅关注经济增长和发展,更重要的还有社会公平发展,而“只有权衡各方面利益的政策策略才能够同时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公平发展的目标。”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构建责任政府,对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1当前我国政府责任缺失的表现及其原因

当前我国政府在责任体制建设方面存在不少问题:责任与权力出现了严重的分离,政府在实际管理过程和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存在着效率低下、相互推诿责任、争夺权力等多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和现象。政府责任的缺失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权力对责任的侵犯,如权钱交易、越权施政、关系用权、滥用权力等权力腐败现象。一些行政官员时时不忘手中的权力,往往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对社会领域进行不正当的干预。表面上是对社会和市场进行必要的管理和调控,实质上却是借助公共权力谋取私利。二是权力对责任的回避,如推诿、扯皮、踢皮球等现象。一些行政官员把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推给社会,表面上是向社会放权,实质上是把行政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把责任和义务推给社会和公民。

究其根源,导致我国政府责任缺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受传统官僚政治、等级文化影响,行政人员的责任观念尚未完全树立。

由于传统文化和人治观念的影响,广大群众还缺乏公民意识、权利观念和平等思想,而政府官员也习惯于以言代法,政府行政人员习惯于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作风,“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现象严重,搞一言堂,权大于法。在这种情况下,公民行为的规则是以义务为本位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之间具有严重的不对等性,政府缺乏履行自身责任的内在动力,“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更多地停留为一种行政格言。行政人员自身缺乏责任感与服务意识,责任政府的基本理念无法落实到现实的行政活动中。

(2)政府自身的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导致政府责任缺失。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些机关,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凌驾于社会之上。”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有其自身的利益,作为公共权力行使者的个人或组织也都有追求自身利益的倾向,而这些利益又可能与公共利益相背离,这些利益包括政府官员的私人利益和各级政府组织的小集体利益以及不同的压力集团的利益等,这些非公共利益的存在使得政府在决策时可能背离公正的轨道,做出错误的或者是损害公共利益的决策。尤其在市场经济利益驱动影响下,一部分政府官员自律意识差,私欲膨胀,以权谋私,渎职失责,大搞权钱交易,道德品质败坏,违法乱纪,腐败现象日趋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严重损害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影响了政府形象。

(3)对行政机和官员的监督力度的弱化是导致政府责任缺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对行政机关监督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控制行政权的惟我独尊,切断行政权的无处不在,限制行政权的无事不管,转化行政权的无所不能,并使行政权与利益脱钩,与责任挂钩,建立责任政府。”建立各种监督制度,构成全面的监督网络,这是建构责任政府的督促机制和制衡力量。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府两院”都由人大选举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这在理论上具有责任体制之框架。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的政府管理体制往往是对执政党及其政府负责的,而少有是对代议机关负责的,代议机关对行政机关渎职、失职的责任追究往往很难落实。同时,对“权力一把手”的制衡乏力导致政府责任缺失。由于我国政府传统上的“官本位”意识浓厚,加上国家法制不健全,政府管理的程序化程度不高,政府决策的随意性、长官意志明显,许多官员在政府管理中习惯于家长式的作风,独断专行,习惯于用非正式的约定取代正式规则,人治倾向突出,政府管理中“书记第一”的决策体制容易导致权责不清。

(4)公民政治参与热情不高也是导致政府责任缺失的一个原因。

责任政府与公民参与具有内在的互动关系。公民积极地政治参与对政府行为的关注和监督,对于政府形成责任观念是必不可少的外部支撑。在公众参与的制度中,公众的声音表达机制将诱导政府在公共服务做出更有回应性和更加负责任的行为。由于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尚未建立完备的公民参与途径,对公民的知情权和话语权尊重得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民参政议政的热情,也限制了公民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效力,不利于改善政府责任缺失的现状、建立政府责任体制和宏观的责任政府的构建和完善。

有学者曾言,在中国当官是风险最少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政府的责任观念淡漠和责任体制的不规范、不完善导致的政府责任缺失现状。因此,如何构建政府责任观、完善政府责任体制、建立政府责任的保障和实现机制,是构建我国责任政府必须认真思考并切实加以解决的问题。

2我国责任政府构建的方向

如何在现行的政治体制框架下建构责任政府模式,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我国责任政府建设应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管理方式、规范行政行,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责任型政府,为我国经济的再次腾飞创造良好的环境。

2.1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政府、服务政府

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政府是服务于社会的工具,政府的权力来自于社会并受社会的监督和制约。这种关系规定了政府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即政府是一个权力有限的服务于社会的工作系统。建立责任政府首先必须明确政府在某个时期的基本任务,确立政府的工作重心,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适时转化政府职能。它必须了解自己当前的职能并切实加以履行,强化其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即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政府应该管什么,不应该管什么,应该弱化那些“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职能,强化那些“应该管、管得好、管得了”的职能。

2.2实行官员问责制,建立政府责任追究制度

责任追究制度也就是惩罚制度,“没有惩罚的制度是无用的。只有运用惩罚,才能使个人的行为变得较可预见。”而“问责制”的本质在于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以及对过失权力进行责任追究,体现了“责任政府”的原则,是责任政府的具体体现形式,其最终目的在于保证政府系统的正常运行,遏制权力腐败以及保障公众利益尽量不受损失或损失最小化。实行“问责制”的关键不在于提出口号与原则,而在于建立健全“问责制”的运行机制,以法律或条例的方式规定何种官员所负何责,谁来问责,何人依何种程序判定官员失责,失责官员当受何种处分,以实现“问责制”的制度化。因此,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行政责任追究程序,加大行政责任的惩戒力度。对负有行政过失责任的公务员,必须施以惩戒,即要求其承担其失职产生的不利后果。增大公务员失职、渎职、不作为的成本,不仅仅是名义上的谴责,还应有经济上的惩罚。公务员之家

2.3完善权力监督体系,构建责任政府

“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建立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使公民有足够的力量监督和制衡国家权力,促使国家机关根据公民的意志和愿望进行管理,从而保障公民的主人地位,维护公民的政治自由。”在当前中国,为了改变我国政府权力监督制度虚置、行政责任不落实的现状,必须在国家权力分配层面加强对政府权力的制衡。一方面,人大既要加强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对违宪失职、有违民意、实质腐败、缺乏为官之德才的政府官员坚决予以罢免;另一方面,司法权对行政权进行司法审查的范围应该扩大,由只能涉及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行政行为扩大到能审查涉及公民政治权利、文化权利的行政行为,由只能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扩大到既能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又能审查抽象行政行为。

2.4培育社会与组织的自治能力,实现政府与社会相互合作与互补的社会治理体系

建立“责任政府”并非只能依靠政府和高级官员来自上而下地推动,公众及社会舆论的参与同样重要,建立“责任政府”与每个公民的点滴努力高度相关。“积极参与是以公民与政府合作为基础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公民积极地从事对政策制定过程和政策制定内容的界定和参与”,这样才更有利于公民监督政府负责任地行政。因此,一方面应该通过积极参与基层民众自治,增进公民对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能力和兴趣,培育市民社会力量、提升社群的自组织能力,可以有效地制约制衡行政权力,促进政府的责任行为。另一方面,应该加强新闻媒体舆论的监督。作为第“四种权力”,媒体能够以一种高度艺术性的形式来报道政府官员以及公务员的活动,对政府的规划及实施进行调查,抓住那些不负责任的行为进行曝光,从而可以将政府行为放在社会层面进行评价,从而实现对政府行为的监督。

责任政府作为民主政治时代的一种基本价值观念,要求政府必须回应社会和民众的基本要求,政府必须积极地履行其社会义务和职责,必须承担道义上的、政治上的和法律上的责任,必须接受来自内部的和外部的控制以保证责任的实现。现在我们又站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起点,改革发展的新任务、人民群众的新需求、民主政治建设的新压力,都要求加快责任政府建设的步伐。一方面,我们需要以多元化的方式与路径保证责任政府早日建立;另一方面,在我们大刀阔斧地进行责任政府改革的同时,还需要确立合理与客观的评价标准,在加强人大、司法等国家权力的监督力度的基础上,同时培育市民社会,提高市民社会对政府权力的制约能力,做到“上下连贯,一致监督”,从而实现我国责任政府的建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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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责任范文篇7

关键词：风险管理者，风险制造者，政府责任

一、保险业的双重角色特征

一般来说，风险管理有多种手段，但众所周知，保险是对风险进行管理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它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减震器”和“安全网”的作用。这是因为：一方面保险将未来的“不确定性”所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限制在可预见的范围内，并“锁定”这种损失，由此在很大程度上将结果的“不确定性”变得“确定”，使人们可以在比较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决策，并从事各种生产、经营活动；另一方面，它将人们个体的力量整合成了一支集体的力量，使得人们应付灾难的能力呈几何级数增长。因此，保险在现实中能够完美地扮演风险管理者的正面角色。

但是，在有些的情况下，如果某些方面处理不好，它也可能制造新的风险，扮演风险制造者的负面角色。例如，在保险市场出现系统性震荡或危机的情况下，与原先没有覆盖广泛的保险制度的状态相比，建立这样的制度后发生严重问题将带来可怕的“乘数破坏效应”。这是因为：一方面人们在灾难发生之时，把保险作为托付希望的一种特别的制度安排，如果他所依赖的这个体系发生危机，希望破灭的打击将是非常残酷的，它对公众心理和社会和谐的破坏力将是巨大的；从另一方面来说，保险公司可以说是一个风险聚集单位，如果一旦发生问题，后果必然非常严重，有可能造成资金链的断裂，把风险传递到其它金融市场，从而造成整个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保险业是一个专业的风险管理者，但它也可能会制造风险，扮演风险制造者的角色。后者虽然不是它的本义，但在现实中，它们可能制造风险的这一负面效应却是我们无法也不应回避的。由此引出了一个严肃话题：在保险业双重角色下政府的责任是什么?

二、保险业作为风险管理者角色下的政府责任

当保险与社会保障处于健康发展时期，在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扮演着风险管理者的角色时，政府应该从外部发展环境人手，对保险业进行扶持和引导，从而保证其有效的运行。

1.实行积极的资金支持政策。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历史还很短，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如英国的保险业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美国有二百多年，日本有一百多年，我国严格来说只有二十多年。因此，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尤其是资金层面上的政策支持。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财政政策的支持。由于我国的老龄人口基数大、比例高、增速快，以及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起步晚、历史欠账多和覆盖面低等特点，导致了我国的社会保障不仅没有积累，相反还存在着巨大的资金缺口。因此需要中央的财政进行拨款，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但是从这两年的实际情况来看，财政拨款的年度之间的差异数很大，同时缺乏稳定性。所以政府在安排财政支出时，应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抓住财政收入较快增长、超收较多的大好时机，采取按财政预算或超收部分的一定比例固定拨款的方式，以实现社保基金的快速稳定增长。

二是税收政策的支持。政府要认真研究和完善对保险营销人员的征税制度，减轻其税负，这样可以不断壮大营销队伍，同时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对于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保险产品，例如，企业年金保险、健康保险等，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给予优惠的税收政策，以此作为鼓励商业保险参与社会保障事务的重要手段。

三是融资渠道上的政策支持。政府要鼓励和培育有实力、重诚信的保险公司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这样，一方面可以快速充实保险公司的资本金，提高保险偿付能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这个公共信息平台，来加强对保险公司经营效率的激励和约束，降低保险公司在运营过程中存在的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保险公司的股东和经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2.多层次、多渠道加大保险宣传力度。西方保险界有句名言：保险是靠宣传卖出去的，而不是消费者主动购买的。由此可见，保险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但是，当前我国保险宣传的力度不够、宣传的对象范围狭窄、宣传的形式和内容单调以及社会媒体对保险的过多负面宣传，这些都与政府没有有效地介入保险的宣传有关。

因此，政府应加强对保险宣传工作的组织管理，引导社会媒体从正面加大对保险的宣传，调动保监会(包括其派出机构)、保险行业协会及保险公司三方面的力量。具体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加以建设：一是由于保险知识的普及和民众保险意识的提高是我国整个保险市场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工程，所以，保监会与保险行业协会应主要负责保险基础知识的普及和全民保险意识的提高，并且由保监会领导、保险行业协会具体实施；二是保监会应制定出保险宣传工作的总目标及相应的总规划，保险行业协会与保险公司亦应根据保监会制定的总目标、总规划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计划，以确保保险宣传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这样，在政府领导下，通过保监会、保险行业协会和保险公司三方的分工协作，将使一般性宣传与重点宣传、广度宣传与深度宣传、基础知识宣传与应用知识宣传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人们直观地认识或感觉到参加保险的真正好处，才能真正启动人们的保险意识。

3.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保险产品是一种以承诺性为特征的商品，因此诚信建设对于保险业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在当前，既要提高企业诚信，避免保险公司及保险人、保险经纪人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误导甚至恶意欺骗消费者；也要提高公众诚信，避免投保前和出险后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甚至制造各种保险欺诈、骗赔事件。为此，政府要加快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信用信息持有机构的合作与配合，建立起社会化的社会信用信息共享机制，保障守信者的合法权益，提高失信成本和处罚力度，形成全社会良好的社会风气和信用环境。

三、保险业作为风险制造者角色.下的政府责任

在以财政为主导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家承担相当大的保险和社会保障责任，现在这些责任转化成为高度分散的社会的市场性能，这个变化带来的利益摩擦和隐含的制度要求是相当尖锐的。因此，需要政府转变其职能，从过去由政府承担大部分风险到现在政府应该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和监管运作来防范和监控保险市场的风险。

1.加强制度建设，树立起制度的权威性。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对现阶段保险功能的发挥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是防范和化解保险市场风险的必然要求。安排经济制度来解决我国的保险与社会保障中存在的风险问题，一定要树立制度的权威性，而制度的权威性在很大意义上要靠法律。这样，加强立法对于改善国社会保障状况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可以说，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在于社会保障的强制性，这——强制性必须通过国家立法才能得到有效的保证。例如，当前我国存在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窄和社会保障基金征缴率低等问题，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很多的非农就业人口、新增劳动力没有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因此，政府的重要职责就是尽快实行强制性的，但是灵活的、可携带的个人账户式社会保障制度，以使尽可能多的非农就业人口、新增劳动力进入社会保障机制，包括对更多的人进行强制性缴费；同时，理顺和规范现有法律、法规，特别是加快制定一部统一的《社会保障法》，依法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而对于我国的商业保险来说，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所可能产生的经营风险，资本市场快速发展、金融衍生产品日益增多所导致保险公司的市场投资风险，使得商业保险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虽然我国已于1995年颁布了《保险法》，但该法律还存在着很多不足，需要政府进一步修订。

2.实行有效的监管运作模式。那么，是否只要政府建立起完备的法律制度，就能有效地防范和化解保险业中的风险呢?其实，任何法律都是不完备的。因为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而法律存在相对稳定性，立法者无法预料所有将来会发生的事，更不可能将其准确无误地描述出来；相反，监管者可以主动执法，在损害行为发生前采取措施予以制止，灵活有效地弥补法律本身的不完备性。因此，在法律不完备的情况下，引入监管者是一种可行的制度安排，而且保险业更需要政府的监管是由于保险业的内在属性所决定的，即保险业的负债性、保障性和广泛性、保险合同的特殊性以及保险技术的复杂性。因此，针对保险业有可能充当风险制造者这一角色，以及保险法规在制定过程中存在的内在不完备性，政府加强对保险业的监管是必要的。

现阶段政府应该探索符合经济发展水平和现有体制环境的监管模式，针对保险业所具有的负债性、保障性和广泛性的特点，应建立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的监管模式；针对保险合同的特殊性和保险技术的复杂性，应建立起专业化监管、法制化监管、技术型监管相结合，外部监管、内部监管相结合的监管模式。同时，还应积极推进保监办与人民银行、银监局、证监办的协作，共同规范和发展金融市场，推进金融保险产品的创新，拓宽金融保险产品的销售渠道，打击金融违法犯罪的行为，防范和降低金融系统性风险。

政府责任范文篇8

[论文摘要]面对我国转型期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社会保障再分配制度显得十分乏力甚至扭曲，其根源在于我国的初次分配的不公平性。垄断行业的“福利腐败”问题是我国初次分配不公的重要表现形式，“福利腐败”现象的蔓延和扩散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外部负效应，造成了国家的制度僵化症。确立政府在初次分配领域中的责任，通过政府干预的方式铲除“福利腐败”、解决初次分配不公问题，成为新时期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关于国民收入分配领域内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我国当前理论界的主流观点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这是针对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分配体制弊端而提出来的，在一定时期内适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但这种观点包含着认识上的偏颇和历史的局限性，已经不完全符合我国基本社会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现实，并造成了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社会关系紧张、利益冲突加剧等严重后果。所以，追踪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源、寻求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办法是研究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问题的当务之急。

一、初次分配不公：我国再分配制度乏力的根源

我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城乡、地区、行业以及个人之间出现的收入差距问题日益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根据世界银行专家的估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由1982年的0.30上升到2002年的0.45。2001年，中国10％最贫困人口消费份额只有1.8％，而10％最富裕人口消费份额高达33．1％，后者是前者的18.4倍。目前，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约3000万，城镇失业下岗者中的贫困人口约3000万，再加上残疾人、受灾人口等其他生活困难者，需要社会救助的人口数以亿计。

针对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问题，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消除收入差距的再分配制度改革。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加大了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力度，但由于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快，社会养老基金历史上形成的空账运转等原因，我国养老保险的资金缺口越来越大；同时，由于二元经济体制的存在，处于极低收人群体的广大农民得不到基本保障。有学者认为，自1997年中国城镇开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开始，由于中国“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使城镇居民的贫困问题得到一定改善，而对农村居民基本没有起到作用，拉大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这样，中国的再分配机制不但没有缓解初次分配造成的差距，反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

政府的再分配制度之所以难以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一定条件下的初次分配是企业行为或私人行为，是无数个市场主体通过一系列的博弈实现的，具有高度的自发性和分散性。初次分配格局已经基本体现了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格局；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是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础；初次分配领域一旦出现重大社会不公，政府再分配是很难加以扭转的。

当代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运行良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是显而易见的。以分配率(分配率是劳动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分配率越高，则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平)为例，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之间，如1999年，日本分配率为54.18％；2000年，美国、德国、英国的分配率分别为58.31％、53.84％和55.27％。在我国，劳动力仍然具有商品属性，雇佣劳动制度仍然存在，但我国分配率明显偏低，如2001年全国各地区加总分配率为51.45％，而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分配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上海、北京、广东三地的分配率分别为34.90％、45.75％和46.47％。在雇佣劳动者中，尤其是农民工和城镇非正规就业者的工资水平长期低于其劳动力价值。

我国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按照形成的原因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合理合法收入造成的收入差距，它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具有激励效应，应该加以肯定，因为让市场决定工资会创造出高效率的激励因素，而这种激励因素对于成功的改革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这种情况造成的收入差距只能依靠政府再分配手段调节。第二种情况是由不合法收人造成的收入差距，即通常所说的“地下经济”或者“非法经济”；它一般从事政府禁止的生产项目或交易，如制毒贩毒、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等。非法经济的存在严重扰乱了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从事非法经济的厂商和个人则取得了高额的非法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拉大了我国的收入差距。根据陈宗胜和周云波的估算，各类非法非正常收入在全国范围内使居民收入差距上升了13％～23％，使全国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上升到0.4以上。第三种情况是合法不合理收人造成的差距。它是我国现阶段初次分配不公的另外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国家基于发展战略决策进行经济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却造成了事实上分配起点和分配过程的不公平，导致了日益严重并引起广泛关注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行业差距问题。其中行业差距是指垄断行业和部门凭借其垄断地位，占有和支配优势资源、获得超额利润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垄断行业依靠无偿占有和低偿占有全社会公共资源，用行政性的垄断手段获取垄断利润，再实行市场的分配原则，行业利润高，员工的收入就高，使中国各行业职工收入差距扩大。如2004年全国职工收入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业中的证券业，人均为50529元；最低的是林业，为6718元，两者相差7.52倍。垄断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不但普遍高于其他行业，而且职工均可享受高水平的福利待遇，这就形成所谓的“福利腐败”问题。

二、“福利腐败”：我国初次分配不公的重要表现

“福利腐败”是2006年3月份由全国政协委员温克刚提出来的一个新名词，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讲的垄断福利。所谓“福利腐败”是指一些垄断行业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和优势，将掌握的行业资源无偿或者廉价地向本行业的职工和家属提供，即在福利的名义下形成的行业腐败现象。例如，公交职工免费乘公交车、铁路职工免费乘火车、电力职工免费用电、电信职工免费打电话、供热职工免费供热、医院职工免费挂号、银行职工低价低息福利买房、民航免费机票全家通用，等等。

中国社会由来已久的这种“福利腐败”现象，实质上就是曼瑟尔·奥尔森(MancerOlson)教授所说的“分利联盟”(distributionalcoMifion)问题。“分利联盟”即在市场约束力量不足以规范其经济行为之前，一批通过采取寻租等集体行动影响经济政策制定、寻求收入再分配来增加自身收入份额的个人所组成的、能为共同利益而一致行动的“搭便车”群体或组织。“分利联盟”本质上是一种“搭便车”行为，只不过其行为主体是一个集体而不是个人。奥尔森指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它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所以，“分利联盟”获得成功的两个条件是：一是实行了人数控制，即集体人数少、集体成员不对称；二是存在选择性激励，即在集体内对个人的奖励与惩罚都具有针对性，从而能够吸引或强迫个人为集体利益做贡献。“分利联盟”与阶级、政党这样一些集团相比，相对来说，人数少得多，而且每一个个体的作为都会对联盟的利益产生极大影响，联盟也会对每一个个体的作为或不作为采取有针对性的奖励或惩罚，从而敦促个体为联盟的利益而努力工作。但当联盟的利益与个体的利益趋于一致，并且个体能从联盟中获得选择性刺激时，个人理性便很容易地转化为集体理性了。“分利联盟”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协调一致性，它的行动往往比单个个体的行动更有效率，这种规模效应能够节约更多的交易成本。

但是，“分利联盟”的这种“有效率”的活动不可避免地损害着社会整体利益，因为“分利联盟”往往只求获得自己的更大份额而置社会总体收益的下降或“公共损失”于不顾。“分利联盟”可以通过经济寻租、政治寻租等活动影响经济政策(包括财税政策、企业进入壁垒、资金与人才流动壁垒、地方保护主义等政策)的制定，改变收入分配方案以增加其收入。“分利联盟”的各种寻租活动降低了国家决策效率，延长了经济政策制定的时间，影响了整体社会创新能力和资源重组能力，从而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陷入所谓“制度僵化症”(奥尔森语)。另外，“分利联盟”的频繁活动还会排斥或扭曲市场价格，妨碍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改变社会激励机制，毒化社会风气，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制造“政府失效”和“官员腐败”。

在中国，催化“分利联盟”“细胞”裂变的另外两个条件是目前正处于渐进式改革“权力真空”与“市场真空”同时并存的改革中期以及“价格双轨制”、“股份制改造”等制度设计缺陷。垄断行业之所以不仅为其职工发放普遍高于其他行业的平均工资，而且为本行业职工及其家属提供巨大的垄断福利，并不是因为它们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创造了更多的价值，而是因为它们可以凭借其垄断地位，占有和利用巨大的社会经济资源，获得本应属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福利腐败”所具备的“腐败”主体的不确定性、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享受”人群的局限性以及利益的不正当性等特征基本符合“分利联盟”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四个基本条件；“福利腐败”现象的蔓延和扩散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外部负效应；它是初次分配不公的重要表现形式，并造成了国家的制度僵化症；它不但以均摊的形式侵占国家和公众的利益，导致了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且转嫁福利成本增加公众负担，加剧了社会不公平，拉大了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权力腐败的延伸和缩影，损害了政府公共管理部门的信用。

基于上述“福利腐败”的特征、危害及其根源的分析，笔者认为单靠市场机制是无法也无力消除这颗毒瘤的，政府在初次分配领域具有不可回避的责任和义务。

三、政府责任：初次分配公平的应有之义

“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进程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方面，也是最容易诱发嫉妒心理和社会动荡混乱的方面。”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成为长期制约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瓶颈。由于我国现阶段还处于市场发育还不成熟、体制建设还不完善的经济转型时期，在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上，市场本身显得力不从心，以收入差距悬殊为外在形式的分配不公尤其是初次分配不公不仅存在于整体社会经济空间，而且有加速蔓延之势，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导致政府的再分配失去了客观可靠的基础。因此，要依靠政府力量整顿初次分配秩序，创造自由竞争的、依靠合理合法手段获得收入的制度环境。

第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速政府职能的转变。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政府在微观经济领域和宏观经济领域都存在着“越位”和“缺位”，该插手管理的地方没有管理，不该插手干预的地方却干预过度，造成了许多经济体制上的漏洞，如价格双轨制等，也造成了大量经济租金的存在，市场受到扭曲。所以，必须在初次分配领域发挥政府作用，尽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在分配的起点和分配过程中，制定统一、公平的规则，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使各经济主体拥有相对公平的机会，堵住经济体制中的漏洞。与此同时，要加速政府职能的转变，摒弃那种认为“微观经济领域交由市场，宏观经济领域交由政府”的错误理念，使“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紧密配合，共同调节，从而实现政府经济职能的微观调控与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

第二，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壁垒，平衡劳资利益，建立利益协调型劳资关系。长期以来“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以及非均衡发展政策导致全国统一的平等、自由、灵活的劳动力市场难以形成，存在诸多的人为设置的劳动力流动壁垒，人岗不匹配现象严重。所以，必须创造条件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促进劳动力信息的流动，推动劳动力跨企业、行业和地区的自由流动，保证人们可以公平地获得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应该平衡资本利益和劳动利益之间的关系，适当向劳动方面倾斜，逐步提高分配率，提高工资在成本中的比重；加快最低工资立法，全面贯彻执行劳动法，使低端劳动者同其他经济主体一样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全面健全工会、行业协会、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强化其代表和维护劳动者利益的职能，强化集体谈判、劳动参与分配的力量，从而真正建立起利益协调型劳资关系机制，保持国内劳资关系的长期协调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

第三，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在分配起点上，使农村居民拥有的生产要素尽可能平等，主要包括劳动者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的平等以及财产占有权力的平等；西部大开发应摒弃以资源开发为主的思维定势，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多元化产业发展战略，把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在分配过程中，加强农业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用事业建设，增加对农业科技和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破除户籍、福利和就业等制度性障碍，建立统一、平等、自由、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以缩小城乡之间和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差距；西部大开发应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大力开发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提高加工增值能力；同时在投资项目、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上向西部倾斜，逐步实现同东部地区的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政府责任范文篇9

“责任”一词有三重涵义:其一，使人担当起某种职务和职责；其二，份内应做之事；其三，做不好份内应做的事，因而应承担的过失。第一重含义，大都见于古代汉语之中。在现代汉语里，“责任”的涵义一般是指后两种。简而言之，责任有两重含义:其一，责任意谓份内应做之事；其二，责任意谓未做好份内应做之事所应受的谴责和制裁。前者为后者的基础，我们可以称前者为第一性责任，后者为第二性责任。概而言之，“责任是社会成员对社会所负担的与自己的社会角色相适应的应为的行为和社会成员对自己的实际所为的行为承担一定后果的义务。”

责任包括公民责任和政府责任两大责任体系。作为自然人与法人，主要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作为政府机关，主要是权力与责任的统一。政府责任是政府属性的本质。没有政府责任，行政权的运行就没有制约，公民权的行使就没有保障，违法行政就不可能受到追究，依法行政就只能是行政机关的一时激情而难以持久。

政府责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最广意义上来看，政府责任是指政府能够积极地对社会民众的需求做出回应，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公正、有效率地实现公众的需求和利益。从狭义的角度来看，政府责任意味着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违法行使职权时，所承担的否定性的法律后果，即法律责任。

二、政府责任的体系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政府由人民选举产生，政府的权力由人民赋予，政府对人民负责。这一政体决定了作为国家权威表现形式的政府具有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政府责任。具体来说，政府的责任主要包括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四个方面。

1．政治责任。概括地说，有两层涵义：一是指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所作所为，必须合乎人民的利益、权利和福利，其决策，也就是其制定的政策与法规、规章、行政命令、决定或措施，也必须合乎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二是行政机关的领导要负责决策得到有效贯彻执行。虽然，行政领导并不一定直接去执行每一项决策内容，也不可能全部知晓其属下每个部门所有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但他有责任制定有效的措施，督促、推动其下属按既定的目标行事，以确保决策内容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如果行政领导对其所管辖部门用人不当、管理不力、工作失察，或在发现问题后又不采取有效地补救措施，从而造成重大经济或社会损失，那就是失职，就要承担相关政治责任。

2．行政责任。指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具体行政管理活动和行政系统自组织或自身运作中所应履行的职责，以及政府工作人员对其本系统所应承担的义务。它包括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在具体的行政管理活动中所应履行的职责，主要体现为政府能否积极履行其在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中的行政职能；二是政府在行政系统的自组织和自身运作中所应履行的职责和政府工作人员对其本系统所应承担的义务。政府公职人员对行政系统所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是学术界普遍认为探究政府行政责任的一个重点。从积极意义上来说，这种义务和职责强调政府工作人员应克己奉公、尽职尽责，高效迅速地推动符合民意的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从消极意义上来讲，这种义务强调政府官员因未履行自己的职责应当承担的否定性后果。

3．法律责任。指政府官员在行使行政权力时触犯法律所应当承担的责任。美国著名学者哈耶克曾经指出:“撇开所有技术细节不说，法治的意思是指政府在一切行政活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个人可能十分肯定地预见到当局在某一情况中会怎样行使它的强制力，和根据对此的了解计划他自己的个人事物。”法治社会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强调与生活在法治社会中的普通公民一样，政府也只是法治社会中普通的一个法律主体。如果说政府和普通公民相比显得有所特殊的话，也只是因为政府垄断着公共权力的行使，掌握着比普通公民更多更广的公共资源，因此政府理应更加模范地遵守法治社会的各项法律规范，承担更多的法律义务，履行更重大的法律责任。

4．道德责任。指政府及其公务员依法行使公共权力、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时必须承担的思想道义上的责任，也就是指政府及其公务员虽然不违反宪法也不违反法律，但如果其行为明显的与社会公德、秩序、风俗相悖，就应承担道德责任。从道德责任承担主体的角度来看，可以说行政道德责任的内容和其他道德责任一样，也是“他律与自律的统一”。他律，指行政道德主体之外的社会公共监督，也就是违反行政道德者要承受公众舆论的批评和谴责以及对其社会评价的降低。自律，指行政道德主体所坚持的一种信念、恪守的一种情操，这种信念与情操保证了行政道德主体具有高度的道德责任感。它使行政人员在充分履行责任的过程中，获得自我实现的美好感受；在没有较好地履行责任的时候，受到的道德与良知的谴责。他律和自律的统一，就能够使行政公务人员自省、自警，以恪守职业道德。

我们可以说，政府的总体责任与行政人员的个体责任是相当一致的，对于公共行政来说，法律制度所规定的责任是被动责任，而积极的责任则是道德责任。与其他责任形式不同的是，道德责任的特点是自觉性和主动性的统一，表现为行政主体对责任的自觉认识以及行为上自愿的选择。行政公务人员只有具备较强的行政道德责任意识，才能在法律对其岗位与责任出现空档的时候，更充分地履行其自身应尽的责任。

三、中国政府责任的实现途径

中国政府责任的现状不容乐观，分析起来，原因很多，单从行政文化的层面来看，主要根源产生于两个方面：一是“官本位”的传统心理观念根深蒂固，这种传统的扭曲的权力思想，虽然激发了大家的权力意识，但他强调更多的是一种特权思想，是一种凌驾于责任之上的不受约束的权力，责任意识根本无从谈起；二是民众民主意识的不足，由于生活方式和历史的原因，特别是封建统治者愚弄和欺骗，中国民众向来轻视自己的基本权利，对官僚主义的种种恶习习以为常，见怪不怪，能忍就忍，从来不考虑通过行政与法律的手段讨回公平、弥补损失、追究责任。因此，在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今天，笔者认为，中国政府责任的实现必然是一个长期和渐进的过程，必然要建立在真正实现民众公民意识的觉醒和行政主体责任意识的养成的基础之上。

1．更新观念，弘扬先进的行政文化。我们知道，思想观念的形成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但思想观念一旦形成却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起作用，阻碍或者推动社会发展，因此，政府责任的观念并不能简单地在原有的思想基础上简单地建立起来，它需要实现深刻地观念更新与转变。第一，要实现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的转变。“任何政府都要建立一套责任机制……对任何主张民主的社会来讲，责任机制都是基本要素，这句话反过来说可能更有说服力。要成为民主社会，就需要有一套适宜的责任机制。政府组织由公众创立，为公众服务，就需要对公众负责。”现代政府机构是社会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唯一提供者，其所有权力来源于人民。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之源，是行政权力之本；政府责任是行政权力的核心。只有在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上形成一定的责任机制，才能保证“不是人民为了政府而存在，而是政府为了人民而存在”的现代民主理念的真正实现。作为公权力行使者的政府与其工作人员，必须实现这一观念的转变。第二，要实现政府本位向公民本位的转变。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政府责任的真正实现需要广大民众公民意识的觉醒和行政主体责任意识的养成。而行政主体责任意识的养成则需要完成深刻的理念变革，也就是要使政府及其公务人员从传统政治中的官贵民贱的观念，转变为现代民主政治中的政府与公民的平等交换和制约的观念，实现由“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公民本位”的转变。所有这些更新的实现，都需要通过不断加强新的行政文化建设来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行政文化建设的核心，就是加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道德教育，使政府及其公务人员自觉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最根本的伦理道德原则融入到官员和民众的内心深处，并内化为他们对国家、对事业、对群众负责的“政治良心”，最终增强政府官员依法行政的责任意识，为保证政府责任的实现奠定牢靠的道德基础和伦理保障。

2．健全机制，实现高效的制度依托。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政府具有代表人民群众的责任，但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主体，政府自身也有自利性，政府责任常常面临维护自身利益的挑战，因此，就必须要构建健全有效的机制对政府的行为进行约束和监督，使政府的行为符合他所代表的人民的利益。换句话说，只有依托高效的制度，才能保证政府责任有效的落实。首先，要进一步调整政府与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设，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权威，使之达到真正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应有地位。为此，应重点考虑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审查政府财政预算、在审查政府的行政立法中的权力，加大在对各级政府工作以及政府官员违法犯罪行为的调查处理的权力。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切实担负起监督政府及领导人是否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履行宪法和法律、是否存在违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行为的职责。其次，要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1)要理顺执法关系，落实执法责任。政府各部门要梳理、厘清执法依据及执法权限，明确执法主体，对共同管理、协同执法的行政行为，要分清执法责任的主与次，既要体现相互配合的全局观念，又要体现各司其责、各尽其责的原则。对权力内容进行具体分解、细化，使其明确、充分，从而形成系统而严密体系，责任落实到位、责任具体到人，没有疑问，消除因执法依据、权限或主体不明确而带来的相互推诿、扯皮现象，彻底消除有人无事、有事无人的局面，最终提高行政执法权威性；(2)要明确和严格执法程序和时限。执法应严格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坚持持证上岗；认真履行告知义务；使用规范的法律文书等。要明确：不按法定程序执法也属违法，同样需要承担各类行政责任；(3)要建立过错责任机制。各级政府行政机关要明确本部门适用的承担执法违法责任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以及行政主体违法行为的种类，建立过错追究和承担过错责任机制，切实增强行政执法人员的工作责任心。(4)要建立有效的救济机制，如：举报、申诉、控告、听证、复议、赔偿等制度，严格追究行政主体执法过错并向执行对象说明纠错情况，重新实施执法或进行其他方式的各类补救。通过对行政对象合法权益的保护以及行政对象对自身合法权益的保护，监督政府行政权力的行使，保证行政执法的准确性。最后，要强化政府责任的监督和追究机制。具体包括：（1）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以健全从上而下的政府责任监督机制，尤其是要制订出便于操作的行政人员引咎辞职的法律、法规，完善对行政人员失职和违法行为的惩戒机制。（2）构建多途径的有效监督体系，以实现对政府权力的多方位监督作用，比如建立完善的民主监督体制、健全的法律监督制度和良好的政德政风监督机制等。（3）完善政府责任的追究途径。逐步建立包括立法机关追究、司法机关追究、行政机关追究、行政救济追究等多种责任追究的有效途径。

3．完备法规，构建健全的法律体系。修改完备政府责任法律体系是实现政府责任的关键环节，只有健全的政府责任法律法规，才能保护公民正当权益，才能对政府行政行为进行有效约束，确保政府责任的落实。第一，要对现有的法律、法规及规范进行合理而全面的整合，克服各种法律法规之间、法律规范之间出现的相互矛盾的现象，增强法律对规范政府责任的适应性。第二，行政授权坚持权力与责任相一致的原则。行政授权指的是依照法律法规将某项或某方面的行政职权的部分或全部，通过合法的方式授予某个组织或个人的法律行为。相关部门在设计有关行政授权方面的法律法规时，必须坚持权责同授的准则，特别要增加对行政责任解释说明的各项条款，以便使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及相关公务人员从获得权力第一天起，就对自己拥有怎样的权力，权力的权限范围大小，行使权力的方式方法，以及在行使权力时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和后果等问题有个比较清晰的了解。使其明了“雷池”的边界，主观杜绝违反政府责任行为的发生。第三，要严格详细地规范政府责任追究的法律方法与程序。要有法可依，要依据宪法和行政法的规定，严格规范政府责任追究的方法和程序，不要使其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同时，要对政府责任追究的主体、政府责任的评价、政府责任的追究方式、追究步骤、追究时限以及失责惩罚的内容等问题做出明确的可操作性的规定，满足公民站在平等的立场上对政府责任过错进行追究的正当权力，确保政府责任的实现。第四，要公平公正地追究政府责任。要责任平等，对政府中任何人或组织的过失，要平等地追究其责任。特别是不能对行使公共权力的人或组织的不当行为进行辩护，不能出现不同层级政府在追究政府责任过程及结果上的不同。要做到有责必究，任何违法行为都要依法追究，不论官阶等级、机构层级；究责必公，要以且只能以法律为唯一准绳，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平等地追究法律责任。

4．提高素质，培养积极的行政人格。政府是由政府公务人员组成的，政府的行为最终是由公务人员体现出来的，政府公务人员是政府的代表，是政府责任的具体担负者，因此，政府公务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到政府责任的实现。只有政府公务人员的素质提高了，政府责任的实现才会成为可能。

政府公务人员的素质，从内容上来说，可以分为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及社会基础知识包括对当前政治的理解、对市场经济的熟知程度、对工作方法的掌握、对社会动态的了解以及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了解和对生活技巧的掌握等等多个方面。思想道德素质就是符合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真正服务于人民和社会，所表现出的热情、真诚、正真、刚毅等品质以及忠于职守、实事求是、廉洁奉公、以民为本的职业道德。从方法上来说，提高政府公务人员的素质，特别是道德素质的方法主要有自律与他律两种。行政伦理学的研究表明，必须将行政理想、行政态度、行政义务、行政责任心、行政纪律、行政技能、行政荣誉、行政作风等融为一体，将行政他律与自律有机统一起来，才能形成完善健全的行政人格，才能为构建完善的责任政府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具体原因有三：一是政府及其公务人员执行公务时行使的权力具有强制性，对实施者本身容易产生诱惑；二是政府及其公务人员执行公务时享有大量的自由裁量权，这部分权力的实施缺乏监督，容易滥用；三是政府本身及其公务人员相互间由于利益的关系，容易产生联系，从而形成明显的部门利益或机构利益，甚至影响到其为之服务的社会利益。

要提升政府和公务人员的道德素质必须通过“自律”和“他律”两种方式加以实现。对“自律”而言，主要是要加强公务人员的行政伦理的教育与修养。开展持久有效的道德训练，强化责任意识，让行政主体的自律机制通过自我反省、悔过、道歉以及辞职等“内在驱动力”发挥作用。从“他律”的角度，主要有以下几个办法:（1）加强行政道德的立法，使政府及公务人员所承担的道德责任有法可依，违法可究。我们知道，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许多国家都把越来越多的道德规范纳入到其自身的法律规范体系之中，以推动社会整体风气的改良。我国也应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规定，把行政道德上升到制度的层面上来。（2）建立专门机构，负责处理政府公务人员违反行政道德但又尚未构成犯罪的行为，以有效遏止公务员行政道德责任缺位。（3）将行政道德水平作为公务人员任免、升降、调整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与公务人员的切身利益挂起钩来。（4）加大新闻媒体和舆论监督的力度，通过媒体和广大群众的监督，促使政府和公务人员倍加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严于律己，最终，在所有政府机关及公务人员中形成一种良好的行政道德社会文化氛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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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责任范文篇10

西方民主政治国家很早就有责任政府的观念。以“主权在民”、“公民基本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和法制为核心内容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为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确立了责任政府的理论基础。这主要是西方国家控权理论在公共管理理论上运用的结果。早期的政治思想家就已经对政府责任有深刻的理解。洛克认为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选举的结果，政府权力是由人民委托赋予的，政府在拥有权力的同时也被赋予相应的责任。政府与人民通过选举构成了一种契约性权责关系，政府的责任是人民赋予政府权力的伴随物，即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同时来源于人民，政府必须向人民负责。在新公共行政理论中，其代表人物弗德里克森教授认为公共行政应该把社会公平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在他看来社会公平是包含着一套价值偏好，组织设计偏好和风格管理偏好的词汇。社会公平强调政府服务的公平性；社会公平强调公共管理者的决策责任和项目执行的责任。在其所著的《公共行政的精神》中也特别强调：在民主政治的环境下，公共管理者最终应向公民负责。正是因为这种责任，我们的工作才显得崇高神圣。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任何政府都需要建立一套责任机制，这样才能获得广泛地社会支持。对任何民主社会来讲，责任都是一个基本要素。政府和公民之间可以视为是一种委托-关系，因此，政府必须在征得公民的同意基础上进行治理并对公民负责。

二、问责制在当代中国建构责任政府中的发展现状

问责并非始于今日，而是自古有之。从历史上看，我国自古以来对失职官员的惩戒几乎从未间断。但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问责在本质上不同于现代民主社会时期的问责，而“”时期的问责也是变了形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问责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行政现代化中，我国也逐步引入责任政府的概念。在2000年1月召开的国务院第五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政府一定要廉洁、勤政、务实、高效。这初步表达了责任政府的基本要求。2003年以来，面对非典型性肺炎的挑战，新一届政府总理在有关讲话中表明了面对新时期各种挑战，中国政府建立坦诚、负责政府的决心。也正是在这时，中国政府问责制开始在中国全面推行。2004年4月，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该文件对官员辞职和问责的内涵、情形以及追究方式给予了更为详尽的规定。对“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做出了严格规范。《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法、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制度的建立，从实质到程序逐步确立起政府的法律责任，尽管这些法律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中国正在向行政现代化方向不断迈进。

从事故、污染到日常行政管理行为，从追究“有错”到鞭策“无为”，中国的问责制度正在不断向纵深发展，已逐步进入制度化操作层面，出现了从追究“有过”官员向追究“无为”官员、从“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从事故多发部门向其他领域和部门(尤其是权力部门)推进的趋势，初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层层问责的制度框架，人民群众对此普遍认可。

三、通过完善政府问责制打造责任政府

（一）完善政府问责制的相关法律

我国虽已制定了一些有关问责方面的法律、法规，但到目前为止，尚无全国统一的关于政府问责制的法律。各地标准不一，甚至无法可依。而已有的法规、条例多散见于一些政策、文件中。这些规定在问责的范围、惩处的尺度等方面都不尽相同，缺乏可操作性。因此，有必要制定一部全国统一的法律，可以使问责的法律依据标准更加明确。属于集体负责的范围应由集体来承担相应责任，属于个人的责任则应由个人承担。

（二）加强人大的监督力度，扩大公民的参与，逐步完善政治问责制度

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政府即国务院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以此类推，各级政府都要承担对人民负责的政治责任。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我国的立法机构，具有对政府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监督的法定权力。同时，人大只有产生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政府才能不辜负人民的重托，因此，相对人民来说，人大与政府应该具有连带责任关系。可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对政府的监督，是实现责任政府的重要制度措施。要进一步加强政治问责的力度，就要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政府组成人员政治责任的追究机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完善预算控制权。其次，要完善人大罢免权，对启动罢免的情形、罢免案的提出、罢免案的审议与表决程序要予与明确的法律规定。三是完善引咎辞职制度，对有关引咎辞职的具体规定要用法律的形式给与明确，增加可操作性。此外，还要健全与完善不信任投票制度等等。

（三）完善行政道德责任机制

政府官员对政务的负责精神与政府官员的从政道德具有密切的联系，政府官员政德的自觉性，对于忠实履行政府责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具有崇高政德的政府总是负责任的政府，政府官员的道德水准深刻地影响政府的负责态度。1999年国际行政科学学会特别会议的主题定为“公共行政中的责任：民主、效率和道德的整合”确切地反映了责任政府与民主、效率和道德之间的关系。可见，责任政府的建设与政府官员从政道德的建设必须有机统一起来。要对公务员的道德责任提出明确的要求，如忠诚于国家和社会、服务于人民的价值观、权责并重的理念等等。加强公务员个人伦理建设，有必要制定一部公务员道德法，把对公务员的道德规范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以此为依据，对政府公务员实行严格的道德问责制。使公务员知道什么是该做的和什么是不应当做的，从而让公务员有正确的伦理定位和价值取向。将政府所承担的责任通过公务员对其职业道德规范的认同，内化为公务员的主观责任则更应该是一个责任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