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效率范文10篇

政府效率范文篇1

关键词：政府投资效率消费者剩余真实需求

政府投资是政府财政投资、政府部门投资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投资的总和。

一、政府投资的必要性

政府投资是弥补市场失灵的有效工具，也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1.政府投资是弥补市场失灵的有效工具

市场失灵包括：第一，不完全竞争。比如，具有技术垄断和自然垄断性质的产业部门会形成垄断，减少产量、提高价格以获取超额利润，损害社会整体的经济福利。第二，外部性。比如，一个私人企业的减少污染、保护环境的努力会使得社会整体的福利增加，而企业自身的收益却可能不足以补偿其治理污染的成本。这种外部性会造成企业只顾自身效益、不顾社会利益的行为。第三，公共品的效用扩展于他人的成本为零，也不排除他人的共享，因而只靠市场的力量会使得公共品的供给不足。

为此，需要政府规制垄断，制定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提供公共品。在各种政策工具中，政府投资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一些公益性行业和基础性行业具有外部性或公共品的特征，这些行业就需要政府投资。

2.政府投资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政府主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如果说政府投资于公共品而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是政府在总供给中的作用，那么政府采取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相应的货币政策来抑制总产出、价格水平和就业的剧烈波动则主要是通过作用于总需求而实现的。

二、我国政府投资效率有待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投资虽然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但绝对数额在不断上升，2009年仅中央投资就近1万亿元之巨。这些政府投资对履行政府职能，引导和带动全社会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丰富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2008年末提出了4万亿元投资计划，一年之后，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干预下，我国经济回升向好的趋势得到巩固，2009年GDP增长率达到8.7%。

但是，政府投资效率还是有待提高。

1.政府投资不足的情况依然存在

(1)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滞后

基础设施一般应该由政府投资来进行建设。一国的基础设施恰当与否有助于决定其在从事多样化生产、进行国际竞争、解决人口增长问题、减少贫困以及保护环境等方面的成败。良好的基础设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改善生活标准。基础设施能力与经济产出是同步增长的，基础设施存量每增长1%，国内生产总值就增长1%。

然而，在我国西部，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而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又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

(2)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依然不足

人类依托自然而生活，但是自然现象有时会危及人类生产、生活和生命财产，给人们带来损害和痛苦。中国的自然灾害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几率进一步增大，降水分布不均衡、气温异常变化等因素导致的洪涝、干旱、高温热浪、低温雨雪冰冻、森林草原火灾、农林病虫害等灾害可能增多，出现超强台风、强台风以及风暴潮等灾害的可能性加大，局部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防范任务更加繁重。随着地壳运动的变化，地震灾害的风险有所增加。

政府显然应该当仁不让地加大投资，提高社会适应自然的能力，尽量阻止悲剧的发生。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必须提高政府投资效率。

2.政府投资未能有效地启动民间投资

民间投资是指家庭、个人、金融机构、非国有企事业单位或组织，以获取未来收益为主要目的，用其积累资金或融入资金在国内外经济领域及部分社会公益事业领域的资本投入。广义的民间投资还包含民间消费性投资。政府投资是民间投资的主导和基础，而民间投资是政府投资的扩展和延伸。

我国GDP的增长主要受惠于政府大规模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措施。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可能长期靠政府自身来维持。政府投资对经济恢复起到了一定作用时，就需要启动民间投资。

从逻辑上来讲，政府投资的基本投向是民生，主要是基础设施，而道路、通讯、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因而促进民间投资。

现实是，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行业——能源、原材料和装备制造业(国有经济在这些产业中占的份额大，民营经济在这些产业中不占主体地位)——的增长，而民营经济——基础设施的“消费者”之一——的投资积极性不高。

我国民营经济目前令人担忧的投资状况说明，政府投资并没有能够充分改善民间投资的环境，所以民间投资未能跟进政府投资。或者说，政府投资的效率有待提高。

三、政府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

投资效率是指投资所取得的成果与所消耗或占用的投入额之间的比率，也就是投资活动的所得与所费、产出与投入的比例关系。有效率的投资即在投资收益一定时使得投资成本最小，或在投资成本一定时使得投资的收益最大。为了提高政府投资效率，将有限的资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政府在进行一项投资决策时，要认真计算该项目的成本与收益。

政府投资的成本相对容易计量。

政府投资的收益要以政府投资项目的消费者剩余来计算。评价政府投资项目的绩效，不能以政府本身可以从投资项目中取得的赢利来衡量，而要用该投资项目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来衡量。政府投资项目的建成主要是为了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与私人投资相比，政府投资更注重社会效益的高低，更注重保证社会经济稳定运行、经济结构和经济环境的优化以及保证社会其他经济主体能够开展有效的经济活动。这具体表现为居民和企业的福利的增加。居民和企业是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所以，居民和企业福利的增加可以用政府投资项目的消费者剩余来衡量。

例如，政府考虑是否改造一个社区的排污设施。它对所有人都是免费的。在改造之前，这个社区的居民和店铺都把污水泼在街上，否则就无处可倒。为了说明的方便，假设这个街区的排污设施会影响到10000个人，而且假定这10000个人的偏好是相同的。经过测算，每个人愿意为这个排污设施支付300元，这或者是因为他不想趟在脏水里走路，或者是因为她不想闻脏水的气味，那么这个排污设施的消费者剩余就是300万元，即消费者愿意支付的金额300万元减去实际支付的金额0。如果改造这个排污设施的总成本小于300万元，那么这项投资就会提高社会的经济福利。在分析一项政府投资计划的成本与收益时，如果这个项目的总消费者剩余大于它的成本，就应该进行这项投资。对成本的考虑要包括机会成本。这种成本收益方法还可以用来评价政府的环境保护投入的效率。为了尽量准确估算一个政府投资项目的消费者剩余，政府有关部门要认真调查研究，深入基层，加强纵向和横向沟通，科学计算，最大限度地获取居民和厂商的真实需求。

参考文献：

[1]中国日报网消息.国家公布政府投资条例征求民意.

[2]甄诚.民间资本参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合作经济与科技，2008，6(347).

[3]http：///policy/jzxd/2009-05/11/content_17755648.htm.

政府效率范文篇2

关键词：行政效率；古典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政府创新；行政文化

Abstract：Regardingtheadministrativeefficiencyresearch，thewesternclassicaladministrativesciencehaspassedthroughalogicalprocessinitshistoricaldevelopmentandhaslaiddownagoodfoundationfortheadministrativeefficiencyresearch.In1970sthenewpublicadministrativesciencepresentedthreenewtrendsintheadministrativeefficiencyresearch.Intermsofwesterntheories，wecandiscovertheproblemsofChina’sadministrativeefficiencyanditsdilemma.Toenhancethegovernmentefficiency，weshouldmakeeffortsinthefollowinglevels：thegovernmentsystemandthemechanisminnovation，thepublichumanresourcedevelopmentandthepositiveadministrativeculturalreconstruction.

Keywords：administrativeefficiency；classicaladministrativescience；newpublicadministrativescience；governmentinnovation；administrativeculture

一、古典行政学关于行政效率理论的发展

19世纪下半叶，在企业管理运动的鼓励与影响下，学者们试图借助于科学管理来增进政府的行政效率。“这个运动的主要倡导人之一伍德罗·威尔逊早在1885年，以后又在许多场合，发出了争取提高政府效率的口号。”[1]1887年，威尔逊在其著名的《行政学研究》一文中，将提高行政效率作为行政学的根本任务。他说：“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理解：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显然更需要得到启示，只有认真进行研究才能提供这种启示。”[2]1自此以后，行政学便围绕着“行政效率问题”展开了不懈的研究。

几乎同时，在西方管理学史上兴起了以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为领导的科学管理运动。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不仅开辟了关于效率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促成了西方行政管理学对行政效率问题研究的深入。因此，“正是科学管理运动的兴起，才促成西方行政学的形成和兴盛，而对于这场科学管理运动的形成起着决定性影响的，乃是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3]泰勒认为，高效率取决于形成一个健全的组织，因此，科学管理的本质在于设计合理的职能组织。正是在科学管理运动兴起之后，一些行政学家便开始重视通过科学管理来寻求政府行政的有效性。曾经担任美国全国办公室管理协会会长的威廉·享·莱芬韦尔是第一个把泰勒的科学管理原则运用于机关办公室管理工作中并取得成功的人；美国著名行政学家纳德·D·怀特则进一步用科学管理理论研究政府行政管理，促进了政府工作的改进，提高了行政效率。他认为，“科学管理运动在促进改良处理公共事务方法上，已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从弗雷德里克·泰勒倡导这一开创性工作开始，这一运动已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和兴趣，并终于建立了完整的社会改良哲学的原则。”“由科学管理在一些工业企业中所造成的巨大进步，已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政府中是否可以同样实行这种改进方法?对这个问题无论有什么样的解答，无疑的是：科学管理的成就，已引起了对许多公共机关所习惯的旧法的大量不满。”[2]53随着公共行政管理实践的发展与行政学理论研究的深化，人们对行政效率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入。在行政学发展的早期，思想家对行政管理的理解主要视为对行政组织内部的管理，因此，管理效率的获得主要取决于对行政组织内部各要素的高度利用。而行政组织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究竟应该发挥哪个要素以及如何发挥这个要素的管理效率，各个理论学派持有不同的观点。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则把提高行政效率的着眼点放在行政组织内各部门、各成员的协力与合作上，而要处理好组织内的合作问题，其关键在于明确各机构与成员之间的权责关系。以法国管理学家法约尔为代表的功能学派则认为，行政管理是由一系列相互衔接和相互联系的活动环节组成的，只有当每个环节都承担了特定的职责，实现了相应的功能时，效率才能得到保证。可以说，西方古典行政学理论在思考提高行政效率的问题时，着眼点是放在行政组织中非人要素的管理效率上，明显忽略了行政活动中人的要素，而稍后的行为主义理论对此进行了全面的纠正。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梅奥领导的研究小组，在著名的霍桑试验中，发现了人员的心理对于工作效率提高的重要意义，由此拉开了行为主义革命的新序幕。

总之，西方行政学家在思考行政管理实践时，尽管其理论思路大相径庭，但最终的宗旨却都落在如何提高行政效率上，特别是在借鉴管理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上，行政学虽然异彩纷呈，但最终的旨趣却是同一的。比如：以法约尔和孔茨为代表的过程学派；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学派；以梅奥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学派；以巴纳德为代表的社会系统学派；以卡斯特罗和森茨韦克为代表的系统管理学派；以西蒙为代表的决策理论学派；以伍德沃德为代表的权变理论学派，等等。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尽管各学派所强调的重点与方法不尽相同，但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管理效率，思想家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组织效率”和“高度的生产率”。因此，管理理论中的许多原理包括计划原理、组织原理、领导原理、系统原理、优选原理、控制原理、激励原理、弹性原理、反馈原理等，贯穿其中的一个根本原理乃是效率原理；管理思想中提出的许多观念包括如全局观念、市场观念、竞争观念、服务观念、创新观念、战略观念、效益观念等，联结这些不同观念的一个核心观念乃是效率观念。

二、新公共行政学研究政府效率的动向

到了20世纪70年代左右，随着新公共行政学对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替代，行政学家对行政效率的研究出现了以下三个趋势。

1.研究视界由行政系统内部转向行政子系统与社会母系统的关系

行政学发展的前期，思想家们提高政府效率的着眼点在行政系统内部各因素的利用上，他们认为行政管理就是对政府组织系统内各要素的管理，如果组织系统内各要素获得了充分利用，那么，行政效率就自然而然提高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西方国家行政改革浪潮的带动下，政界与学界对“政府到底应当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的疑惑进行了重新思考，即威尔逊所言的“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的问题凸现了出来。因为公共行政效率体现了公共行政活动的意义与功能，它总是指向符合社会价值目标，并给社会带来有益成果前提下的行政管理活动的效率。如果政府的管理是不“适当”的，尽管政府的效率很高，但对于社会而言却无疑是一种浪费与无效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研究行政效率就是着眼于行政子系统与社会母系统的关系，给政府的职能进行合理的定位。

2.研究内容由重效率向效率与效益并重转化

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与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为基础，行政学把效率摆在突出的地位，认为效率是行政管理尺度的头号公理。效率标准在被过分推崇的同时却忽略了公平与效益等社会价值的因素，政府计划很少关注所服务的人的实际效果。从二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末，以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为理论基础，行政学一反过去注重效率的取向，将社会公平等价值的因素重新注入经济目标与效率目标中。尽管公平与效益的价值取向有所突显，但仍未动摇效率取向在行政学中的主导地位。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公共管理学为理论基础，行政学由重视工作过程与投入转向注重结果与产出，强调“顾客”至上，倾听“顾客”意见，建立明确的服务标准，向“顾客”作出承诺，为之提供优质服务，社会效益的价值取向受到空前关注，呈现出效率与效益并驾齐驱的势头[4]。

3.研究模式由一般性的原则研究向具体特定的问题研究转化

一般来说，科学研究与科学理论的形成有两个基本的研究模式，即原则研究和问题研究。结合行政效率的研究来看，行政学发展的早期对行政效率的研究大多从原则出发，关注的焦点是提高行政效率的一般原则与途径，由于这些原则和途径涉及到组织、领导、决策、人事等管理的各个方面，效率研究实际上成为管理的综合研究。像西方行政学家对效率原则的概括就属于这种原则研究方法。但是随着社会政治实践的发展和行政学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这种原则研究模式渐渐显得不合时宜。一方面，从实践来看，这种原则研究模式所提供的一般原则和途径有变成“常识”的可能，特别是在公共行政职能多样化和目标多样化的趋势下，这些原则与途径往往由于缺乏较强的针对性和相关性而难以付诸实施，所以往往成为“绝对正确的废话”。另一方面，行政学理论的深化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原则研究，必须面对现实中的各种问题展开，这样行政效率的研究就会选择特定的角度和特定的内容，比如：针对不同行政部门具有个性特点的效率研究以及效率测定与提高措施等。因此，原则研究关注的是行政效率的共性，而问题研究关注的是行政效率的个性，而个性研究恰恰是共性研究的深化[5]。

三、当代中国政府行政效率问题与困境

对于我国政府的行政效率，不管是从理论文章的内容来看，还是从各种对行政效率的社会评价来看，都一致地认定“我国政府的行政效率是低下的”，尽管这种认定到目前为止尚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这是由行政效率认定和研究的困难决定的。不论是学者的结论，还是一般人的结论都还只限于直觉与感性认识的层次上，但是这些都丝毫没有动摇人们所形成的这种信念。笔者认为，对于我国行政效率的认定，实际上是依据一定的判断标准而得出来的结论，尽管这个判断是直觉和感性的，这个判断标准有两个：

1.以西方公共行政的实际效率作为判据

在改革开放之前，这个判断标准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只有极少数人有这种比较的机会。改革开放之后，处在同一时间维度中的中国行政效率与西方政府的行政效率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学者甚至是一般老百姓(一开始是投资商人)的视野中。由于西方近性精神的影响，西方的行政组织体系设置也呈现出高度理性化的特征，加之西方一直未断的行政改革都把高效率作为政府的基本追求目标之一，因此，效率精神与效率原则是西方政府行政管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与此相比较，中国行政效率的低下是显而易见的，于是，追求高效率也一直是我国政府历次行政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2.以我国其他社会组织尤其是企业的实际效率作为判据

同样，这个标准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是不存在的，那时，我国整个社会都处在低效运转中。改革开放之后，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口号作为标志，“效率”成为社会组织尤其是企业生存的关键因素。现在，我们很难想像一个没有效率的企业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但是，政府组织由于缺少外在竞争环境的压力、由于没有竞争对手和危机感，再加之“帕金森定律”所揭示的行政管理负效应的存在，即行政管理效率增长的消极与对抗力量的存在，最终导致行政机关机构臃肿、人员膨胀、官僚主义与效率低下等。因此，政府管理效率与企业管理效率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在世界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由于政府效率的低下不仅会影响政府的竞争力，而且还会影响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因此，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对此，行政学界应深入对行政效率问题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效率的问题一直受到我国行政学界的关注，到目前为止，此类研究公开发表的文章数目不下百篇，一般都涉及到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成因及其解决对策这三个方面。但仔细研究会发现从理论上很难将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与“成因”分割开来。因为效率低下的“表现”实际上也是效率低下的“原因”，比如有很多学者把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之一概括为“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这种概括是没错的。但是又有一些学者会将“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概括为行政效率低下的成因，这同样也是正确的。从严格的学术研究的角度，我们必须解决这种概念和命题的不确定性，以免引起混乱。因此，从理论上把这一问题说清楚，笔者认为这是行政效率研究的基础。

在本文中，笔者就试图对“表现”与“原因”这对概念作出界定以示区别。第一，行政效率低下的“具体表现”旨在探讨与效率低下具有某种直接联系、甚至可以为一般人所感觉到的影响行政效率的诸因素，它们往往是政府行为本身所表现出来的，与政府行为本身具有密切的联系。第二，行政效率低下的“深层原因”，这实际上是在更进一步寻求“具体表现”后面的原因，这些因素往往不是政府行为本身所能解决的，解决它们常常需要寻求政治与社会力量的支持。比如，行政效率低下的“具体表现”可以是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而形成“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的深层原因可能是：理论上对政府职能研究的不足与制度上对政府职能供给的不足。这样，既可以把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与“原因”区别开来，又可以拓展解决行政效率问题的思路。

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在我国政府行为中的表现错综复杂，恐怕政府行为过程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与其有联系。对此，不同学者概括的思路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可以将政府过程或政府行为进行适当的分解，然后再选择合适的角度加以概括。首先，任何政府的存在是社会管理的客观需要，即政府职能的问题；其次，政府的职能必须由一定的组织机构来承担，这就牵涉到政府机构的设置；再次，行政机构是由人来运作的，政府官员是行政机构的主体，这就涉及行政人员；最后，行政主体必须借助于相应的手段和方式来达到社会管理的目的。这样，政府过程就被分解为：政府职能、政府机构、行政人员与行政手段这四个方面，从理想的状态看，一个高效的政府，应该是科学的职能定位、合适的机构设置、精干的人员配备和合理的行政手段这四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任何一个环节的不适都会影响其整体效率的提高。而我国政府效率的低下，恐怕在这四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理论研究可以按照这一思路深化下去。另外，就影响我国政府效率的深层原因来看，应该是多方面的，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详述。

四、提高我国政府行政效率的宏观思路

1.制度保障：政府体制与机制

在行政学史上，行政学专家发现了三条破坏行政效率的定律，知名度首屈一指的当是帕金森定律。中国人民大学齐明山教授则从“熵定律”的角度探讨了行政管理效率递减的规律[6]。不管是帕金森定律还是熵值效应都共同反映了行政效率提高的负效应，体现了行政管理效率增长的消极与对抗力量的存在，这种负效应会最终导致行政行为的低效。因此，要想跨越帕金森定律，避免公共行政的熵值效应，只有“通过改革与创新，不断减少组织内产生的正熵，增加负熵，使组织高效运转。只有这样，才不会产生面对公共行政的熵值效应无能为力的情况，才会认识到行政改革和各种组织变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6]。

因此，提高我国政府效率，必须从政府体制与运行机制这一层面着手，以寻求提高行政效率的制度保障。①从我国行政改革的实践来看，政府体制改革的实质性内容包括调整行政体系内部纵横向的权力机制以及理顺与建立行政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权力机制。笔者认为，我国政府体制改革遵循的基本价值取向应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政府职能的市场化取向，即用市场的力量来改造政府的行政管理模式以促进政府效率的提高。二是政府组织的扁平化取向，即借鉴企业的组织再造理论来改造行政组织的结构以提高政府效率。②自1988年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大政方针已基本确定，行政改革对行政效率的追求进入到通过政府机制创新来确保行政体制改革成效的阶段，也就是说，我国政府改革将由宏观体制性改革转变为宏观体制改革与微观机制创新并重的新阶段，在继续加大宏观体制改革的同时，微观层面的运行机制创新正日益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2.担当主体：政府人力资源开发

当今，我国公共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已成为困扰政府竞争力与政府效率的症结之一。这种低效率从行政个体来看，表现为行政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责任心不强，缺乏自律性；从政府组织来看，表现为组织创新意识不强，缺乏活力，信息流通渠道不畅，反馈机制弱化，行政人员不能很好地贯彻落实上级的决策和计划等。

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组织的管理者从强调对物的管理转向对人的管理，是管理领域中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告别传统的人事管理，大力发展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为适应这一管理潮流，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正在经历一场变革。在我国，首要的是在政府人事管理中树立“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意识与观念，确立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把人看作“第一资源”，他们有理想、有情绪、有需要、有性格，期望得到他人的关心、理解和尊重，实现自身价值。

公共人力资源开发的价值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它不但可以提高行政人员的素质、改变行政人员的能力与引导行政人员的期望，而且还能满足行政个体适应社会发展、获取职业技能以及自我发展、自身修养等方面的需求。事实上，我国行政管理人力资源总量是世界第一，因此，公共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也是最大的。一旦通过开发，提高了行政管理人才的整体素质与职业技能，发挥其潜力与创造力，对于提升我国政府的竞争力及行政效率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

3.软件支持：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

当代美国公共管理学的著名学者威尔逊在其著作《美国官僚政治》中列举并分析了大量的有意识培养组织文化且将其用于加强管理美国政府的情况，他认为，组织文化将使组织在内部管理方面变得更加容易和富有成效[7]。鉴此，德鲁克就说：“企业文化：利用它，不要失去它”[8]。可以说，利用组织文化以提升组织的竞争力与效率是现代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思路，政府组织也应如此。

行政文化是指以一定的社会文化为背景，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形成的，决定或影响行政主体行为的一整套成形或不成形的内外规则的综合体，它作为一种深层次的因素，对行政效率有着特殊的作用。从其性质来看，行政文化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只有积极的行政文化对政府组织的发展才具有支持、维护与激励的功能，才有利于政府组织效率的提高；而消极的行政文化对政府组织的发展具有阻碍、延缓与离心的作用，是提高行政效率的负面因素。

目前，我国行政文化正处在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交替与融合时期，行政人员的现代观念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由于文化所具有的历史惯性，传统的行政文化仍然显现出很大的惰性与张力，它所表现出来的行政原则、行政习惯与行政传统仍然是制约行政效率提高不可忽视的一种力量。因此，从提高行政效率着眼，需要在建构行政文化上有所创新，也就是说，需要通过文化的创新与整合来改变在传统行政范式下所形成的不利于效率提高的行政习惯与行政传统。笔者认为，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可以考虑三条基本路径：①营造具有压力感的行政组织气候；②培育珍惜时间的行政组织氛围；③建立讲究人际合作的行政组织关系，以这样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就可以有效地规避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等消极的行政文化。

参考文献：

[1]哈罗德·孔茨，西里尔·奥唐奈.管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58.

[2]彭和平，竹立家.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3]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45.

[4]但洪敏.西方公共行政效率研究的新趋势[J].地方政府管理，2001(9)：15-17.

[5]周志忍.行政效率研究的三个发展趋势[J].中国行政管理，2000(1)：37-40.

[6]齐明山.公共行政的熵值效应——管理效率递减规律初探[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1999(3)：11-14.

政府效率范文篇3

[关键词]地方财政竞争；财政监督；制度外税收竞争

随着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建立财政分权体系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改善政府效率实践的重点。地方财政竞争与我国以前高度集中财政管理体制相比，代表着各级政府自主理财意识的复苏，它意味着我国财政分权已经使各级政府存在着潜在和现实的竞争论文。随着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和税制环境的改善，我国地方财政竞争将进一步规范，效率将得到进一步发挥。

一、分权体制下财政竞争：一个理论综述

最早在理论上阐述地方财政竞争思想是美国经济学家蒂博特（Tiebout），在《地方支出的纯粹理论》提出了“以足投票”理论。他认为人们愿意在地方政府周围是由于他们想在全国寻找地方财政支出与税收的一种精确组合，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人们之所以在某一区域工作和居住，接受当地政府的管辖，是因为政府服务与税收符合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正如施蒂格勒指出的，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于本地居民，同时在一个国家内硕士论文，不同的人们有权利对不同数量的公共品服务投票选择①。

蒂博特之后，对于财政竞争的研究多从财政支出和税收竞争两线展开。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扑向底层的竞争”理论。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和各地区广泛采取积极财政政策鼓励投资，为了吸引资本的流入，各个地区政府主动减少自己应得的投资收益，这种税收竞争的最后结果就是使得地方服务的产出水平低于有效率的产出水平。为了吸引企业投资而采取的低税率，地方政府需要维持一个低于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时的支出水平，特别是在提供那些不能为企业提供直接收益的项目上。奥茨（W.Oates）认为在各个地方政府税收竞争中，没有谁可以获得好处，最终都会陷入非合作博弈的囚徒困境之中。

高登和威尔森（GordonandWilson，2001）也认为，人员和资源流动或者流出某一地区，不仅仅取决于该地区的低税率，而且要看该地区的公共支出状况和社会福利水平，即便税率相对较高，但如果本地的公共服务更好，也可以吸引人才和资源的流入。他们的研究还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经济论文，就是随着人员和资源在地区的流动性的增强，分权制将强化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方面的竞争，从而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对于财政支出竞争效率问题，公共选择学派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作为地方政府决策主体的官员，分权化导致地方官员作为中央政府的人在财政支出决策中易产生道德风险，企业与地方官员的寻租和腐败行为的结果不是福利最大化而是政府预算最大化。但是税收竞争可以增进福利，限制政府预算消费，因此税收竞争被看成一种有效的，旨在对高税率的内在压力的制约不充分的制度性约束的补充，这种税收竞争促进了税收制度的趋同，降低了公共服务的成本。诺贝尔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更是指出税收竞争是“扑向顶层的竞争”，是限制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且不是以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二、我国地方财政竞争现状及问题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在税收竞争基础上，又通过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来吸引外来资源，扩大税基，从而使地方财政竞争逐步转向税收竞争和支出竞争并存的新阶段。随着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推行，财政支出在地方政府财政竞争中占到了主导地位，一方面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其问题也不容忽视。

1.财政支出比重过大，监督不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从总体而言是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总财政支出的比重逐步上升，地方财政支出的高比重反映出地方财政资源配置的自主程度提高，但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财政体制存在着内在矛盾，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公共品供给责任，虽然分税制改革以后，经济权限似乎得到了明确划分，然而社会责任主要采取中央与地方分担方式，中央把支出责任给地方，地方则向中央要钱，正常的转移支付被轻视；地方利用信息优势欺上瞒下，通过预算外收支及体制外收支来满足自身利益要求。

长期以来，我国财政监督存在重收入、轻支出的现象。受传统计划体制影响，我国财政支出管理中，财政支出预算约束软化问题十分严重。很多地方根本不按《预算法》行事，实行赤字预算或随意追加预算支出。缺乏真正有效的管理制度和办法，资金使用中的浪费现象比较普遍。在支出项目决策方面，我国历来缺乏一套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支出预算基本上是按照基数法加增长的方法编制而成的，这种方法由于是在承认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容易把以前决策的错误进一步累积，影响了支出安排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较之西方发达国家的项目专家决策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最低费用选择法等等，我国常常由长官意志决定，无法反映公众的真实需求，造成支出的低效率或无效率。

2.制度外税收竞争有欠公平

地方政府税收竞争是财政资金来源基础，也通常作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手段之一。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现象普遍存在，既有因中央差别性税收及地方合法税收权限引起的制度内税收竞争，也存在制度外税收竞争。

制度外税收竞争是税法规定的税权范围内，制定的差别税收政策。使用的手段主要包括差别税率（额）、减免税、不同的起征点、个别税种是否开征、差别税目、不同的纳税期限等。制度外税收竞争形式灵活，因此决定和影响其效率的制度外因素十分复杂，如税收征管力度、征管人员素质、税收计划、地方行政干预、办税服务水平等都可能。此类竞争形式隐蔽且多样，性质上也存在较大差别，既有合理、合法的竞争，又有不合理甚至非法的竞争，如擅自减免税、有意放松税收征管力度、包税、买税、税收“先征后返”、税收奖励、减免费等。税收竞争不易监督，容易产生地方政府官员的道德风险，滋生腐败，严重损害了地方政府和税务部门的形象。而且各地在不规范的税收竞争的执行与操作中存在很多盲区，难以保证财政收入合理使用。

三、提高地方财政竞争效率的对策

根据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对地方财政竞争效率的分析，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有利于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钱颖一，魏加特，1995）。但是这个结论有三个理论前提：（1）地方政府在财政方面拥有自主权，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不进行干预；（2）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充分流动，允许“以足投票”；（3）地方政府面临预算的硬约束，即不可以发行货币和无限制贷款。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我国财政的分权实际造成的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和要素的流动性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好的制度前提。但是我国财政体制的分权受到集权政治体制的影响，对企业和地方金融机构还存在直接和间接的控制关系。正如Bird（1998）指出的，地方政府的企业家行为产生了极大的危害，一方面，政府过多地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并过多地依赖企业税源阻碍了民间投资和创新，这反过来又制约了政治体制的分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的所有权必然导致沉重的企业补贴，因为中小企业的破产率总是很高，地方政府不得不承担其经营风险。

1.地方财政远期目标：适度收权

我国地方财政竞争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财政资源浪费，而且给腐败及政府决策的低效率提供了温床。因此，改革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体制成为当前非常迫切的课题。

之所以地方政府经济上适度收权，是要求地方政府退出微观经济活动领域，主要是放弃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直接控制，从企业家式政府转变成市场维护型政府。这样做可以为财政体制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优化地方的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相应地要逐步切断地方政府对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依赖，逐步培育地方自有税基。但是，经济上过度分权对经济造成的危害并不意味着回归集权体制是可行的。适度收权的提出是相对于过度的地方经济自主与集权的政体之间的矛盾而言的，所以在经济权利收缩的同时，逐步推进政治的分权化也是必要的，政治分权化可以塑造最终的政府监督人，从而解决财政监督的缺位问题。委托理论已经证明，在委托人缺乏监督效力或存在委托人缺位时，成本会非常高，以致于整个体制长期处于低效率状态。因此，财政支出改革的核心在于塑造一个最终监督人群体，对政府财政预算有强有力的决定权，这要求有相应的政体改革措施，即适当的人事任免权的下放是必要的。

财政支出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地方财政有明确的财权和事权。因此在分税制的基础上，应该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使地方人大具有开征地方税种和安排地方税税率的权利，以法制化、程序化的税收竞争代替制度外税收竞争。另一方面，让纳税人真正行使监督权利，利用地方人大会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进行合法监督，并实施奖惩，更进一步的是通过地方直选来真正落实纳税人的监督权。

2.地方财政改革近期对策

政治分权作为一种远期目标是必需的，但近期内还缺乏实施的条件，这不仅是因为路径依赖的约束，更重要的在于政体改革涉及到权利变更，存在很大的改革成本，因此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思路是必要的。通过政府职能和财政监督体制的逐步调整，来提高政府的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1）调整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把地方政府定位在地方公共品的供给角色上。近期内在不调整现有的事权政府间配置结构的前提下，改革地方政府的事权结构，即鼓励或强制地方政府逐步退出地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可以先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审计局对各地的国有和集体企业进行清产核资，然后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制定政府所有权拍卖名单、价格、次序与规则，在各地产权交易所对政府所有权进行拍卖，购买者必须承担该企业的债务及就业责任。拍卖资金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用于当地社会保障支出。（2）改革财政监督体制，加强财政预算管理。财政支出管理的薄弱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财政监督的不到位造成的，尽管改革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以财政部门为主体的财政监督体系，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财政监督缺位是纳税人没有真正行使监督权利，政府部门的行为规范很大程度上依靠关于自律，而这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行的。一个有效的政府离不开人民的约束，政府官员必须对人民负责。所以，财政监督制度的改革必须围绕财政公开化原则，从纳税人监督和财政体系内部监督两方面着手，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约束。

参考文献

[1]王加林。地方财政———跨世纪改革与发展[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徐斌。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与地方政府竞争[J].当代财经，2003，（12）。

政府效率范文篇4

关键词：行政效率；古典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政府创新；行政文化

Abstract：Regardingtheadministrativeefficiencyresearch，thewesternclassicaladministrativesciencehaspassedthroughalogicalprocessinitshistoricaldevelopmentandhaslaiddownagoodfoundationfortheadministrativeefficiencyresearch.In1970sthenewpublicadministrativesciencepresentedthreenewtrendsintheadministrativeefficiencyresearch.Intermsofwesterntheories，wecandiscovertheproblemsofChina’sadministrativeefficiencyanditsdilemma.Toenhancethegovernmentefficiency，weshouldmakeeffortsinthefollowinglevels：thegovernmentsystemandthemechanisminnovation，thepublichumanresourcedevelopmentandthepositiveadministrativeculturalreconstruction.

Keywords：administrativeefficiency；classicaladministrativescience；newpublicadministrativescience；governmentinnovation；administrativeculture

一、古典行政学关于行政效率理论的发展

19世纪下半叶，在企业管理运动的鼓励与影响下，学者们试图借助于科学管理来增进政府的行政效率。“这个运动的主要倡导人之一伍德罗·威尔逊早在1885年，以后又在许多场合，发出了争取提高政府效率的口号。”[1]1887年，威尔逊在其著名的《行政学研究》一文中，将提高行政效率作为行政学的根本任务。他说：“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理解：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显然更需要得到启示，只有认真进行研究才能提供这种启示。”[2]1自此以后，行政学便围绕着“行政效率问题”展开了不懈的研究。

几乎同时，在西方管理学史上兴起了以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为领导的科学管理运动。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不仅开辟了关于效率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促成了西方行政管理学对行政效率问题研究的深入。因此，“正是科学管理运动的兴起，才促成西方行政学的形成和兴盛，而对于这场科学管理运动的形成起着决定性影响的，乃是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3]泰勒认为，高效率取决于形成一个健全的组织，因此，科学管理的本质在于设计合理的职能组织。正是在科学管理运动兴起之后，一些行政学家便开始重视通过科学管理来寻求政府行政的有效性。曾经担任美国全国办公室管理协会会长的威廉·享·莱芬韦尔是第一个把泰勒的科学管理原则运用于机关办公室管理工作中并取得成功的人；美国著名行政学家纳德·D·怀特则进一步用科学管理理论研究政府行政管理，促进了政府工作的改进，提高了行政效率。他认为，“科学管理运动在促进改良处理公共事务方法上，已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从弗雷德里克·泰勒倡导这一开创性工作开始，这一运动已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和兴趣，并终于建立了完整的社会改良哲学的原则。”“由科学管理在一些工业企业中所造成的巨大进步，已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政府中是否可以同样实行这种改进方法?对这个问题无论有什么样的解答，无疑的是：科学管理的成就，已引起了对许多公共机关所习惯的旧法的大量不满。”[2]53随着公共行政管理实践的发展与行政学理论研究的深化，人们对行政效率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入。在行政学发展的早期，思想家对行政管理的理解主要视为对行政组织内部的管理，因此，管理效率的获得主要取决于对行政组织内部各要素的高度利用。而行政组织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究竟应该发挥哪个要素以及如何发挥这个要素的管理效率，各个理论学派持有不同的观点。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则把提高行政效率的着眼点放在行政组织内各部门、各成员的协力与合作上，而要处理好组织内的合作问题，其关键在于明确各机构与成员之间的权责关系。以法国管理学家法约尔为代表的功能学派则认为，行政管理是由一系列相互衔接和相互联系的活动环节组成的，只有当每个环节都承担了特定的职责，实现了相应的功能时，效率才能得到保证。可以说，西方古典行政学理论在思考提高行政效率的问题时，着眼点是放在行政组织中非人要素的管理效率上，明显忽略了行政活动中人的要素，而稍后的行为主义理论对此进行了全面的纠正。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梅奥领导的研究小组，在著名的霍桑试验中，发现了人员的心理对于工作效率提高的重要意义，由此拉开了行为主义革命的新序幕。

总之，西方行政学家在思考行政管理实践时，尽管其理论思路大相径庭，但最终的宗旨却都落在如何提高行政效率上，特别是在借鉴管理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上，行政学虽然异彩纷呈，但最终的旨趣却是同一的。比如：以法约尔和孔茨为代表的过程学派；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学派；以梅奥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学派；以巴纳德为代表的社会系统学派；以卡斯特罗和森茨韦克为代表的系统管理学派；以西蒙为代表的决策理论学派；以伍德沃德为代表的权变理论学派，等等。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尽管各学派所强调的重点与方法不尽相同，但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管理效率，思想家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组织效率”和“高度的生产率”。因此，管理理论中的许多原理包括计划原理、组织原理、领导原理、系统原理、优选原理、控制原理、激励原理、弹性原理、反馈原理等，贯穿其中的一个根本原理乃是效率原理；管理思想中提出的许多观念包括如全局观念、市场观念、竞争观念、服务观念、创新观念、战略观念、效益观念等，联结这些不同观念的一个核心观念乃是效率观念。

二、新公共行政学研究政府效率的动向

到了20世纪70年代左右，随着新公共行政学对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替代，行政学家对行政效率的研究出现了以下三个趋势。

1.研究视界由行政系统内部转向行政子系统与社会母系统的关系

行政学发展的前期，思想家们提高政府效率的着眼点在行政系统内部各因素的利用上，他们认为行政管理就是对政府组织系统内各要素的管理，如果组织系统内各要素获得了充分利用，那么，行政效率就自然而然提高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西方国家行政改革浪潮的带动下，政界与学界对“政府到底应当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的疑惑进行了重新思考，即威尔逊所言的“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的问题凸现了出来。因为公共行政效率体现了公共行政活动的意义与功能，它总是指向符合社会价值目标，并给社会带来有益成果前提下的行政管理活动的效率。如果政府的管理是不“适当”的，尽管政府的效率很高，但对于社会而言却无疑是一种浪费与无效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研究行政效率就是着眼于行政子系统与社会母系统的关系，给政府的职能进行合理的定位。

2.研究内容由重效率向效率与效益并重转化

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与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为基础，行政学把效率摆在突出的地位，认为效率是行政管理尺度的头号公理。效率标准在被过分推崇的同时却忽略了公平与效益等社会价值的因素，政府计划很少关注所服务的人的实际效果。从二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末，以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为理论基础，行政学一反过去注重效率的取向，将社会公平等价值的因素重新注入经济目标与效率目标中。尽管公平与效益的价值取向有所突显，但仍未动摇效率取向在行政学中的主导地位。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公共管理学为理论基础，行政学由重视工作过程与投入转向注重结果与产出，强调“顾客”至上，倾听“顾客”意见，建立明确的服务标准，向“顾客”作出承诺，为之提供优质服务，社会效益的价值取向受到空前关注，呈现出效率与效益并驾齐驱的势头[4]。

3.研究模式由一般性的原则研究向具体特定的问题研究转化

一般来说，科学研究与科学理论的形成有两个基本的研究模式，即原则研究和问题研究。结合行政效率的研究来看，行政学发展的早期对行政效率的研究大多从原则出发，关注的焦点是提高行政效率的一般原则与途径，由于这些原则和途径涉及到组织、领导、决策、人事等管理的各个方面，效率研究实际上成为管理的综合研究。像西方行政学家对效率原则的概括就属于这种原则研究方法。但是随着社会政治实践的发展和行政学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这种原则研究模式渐渐显得不合时宜。一方面，从实践来看，这种原则研究模式所提供的一般原则和途径有变成“常识”的可能，特别是在公共行政职能多样化和目标多样化的趋势下，这些原则与途径往往由于缺乏较强的针对性和相关性而难以付诸实施，所以往往成为“绝对正确的废话”。另一方面，行政学理论的深化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原则研究，必须面对现实中的各种问题展开，这样行政效率的研究就会选择特定的角度和特定的内容，比如：针对不同行政部门具有个性特点的效率研究以及效率测定与提高措施等。因此，原则研究关注的是行政效率的共性，而问题研究关注的是行政效率的个性，而个性研究恰恰是共性研究的深化[5]。

三、当代中国政府行政效率问题与困境

对于我国政府的行政效率，不管是从理论文章的内容来看，还是从各种对行政效率的社会评价来看，都一致地认定“我国政府的行政效率是低下的”，尽管这种认定到目前为止尚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这是由行政效率认定和研究的困难决定的。不论是学者的结论，还是一般人的结论都还只限于直觉与感性认识的层次上，但是这些都丝毫没有动摇人们所形成的这种信念。笔者认为，对于我国行政效率的认定，实际上是依据一定的判断标准而得出来的结论，尽管这个判断是直觉和感性的，这个判断标准有两个：

1.以西方公共行政的实际效率作为判据

在改革开放之前，这个判断标准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只有极少数人有这种比较的机会。改革开放之后，处在同一时间维度中的中国行政效率与西方政府的行政效率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学者甚至是一般老百姓(一开始是投资商人)的视野中。由于西方近性精神的影响，西方的行政组织体系设置也呈现出高度理性化的特征，加之西方一直未断的行政改革都把高效率作为政府的基本追求目标之一，因此，效率精神与效率原则是西方政府行政管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与此相比较，中国行政效率的低下是显而易见的，于是，追求高效率也一直是我国政府历次行政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2.以我国其他社会组织尤其是企业的实际效率作为判据

同样，这个标准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是不存在的，那时，我国整个社会都处在低效运转中。改革开放之后，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口号作为标志，“效率”成为社会组织尤其是企业生存的关键因素。现在，我们很难想像一个没有效率的企业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但是，政府组织由于缺少外在竞争环境的压力、由于没有竞争对手和危机感，再加之“帕金森定律”所揭示的行政管理负效应的存在，即行政管理效率增长的消极与对抗力量的存在，最终导致行政机关机构臃肿、人员膨胀、官僚主义与效率低下等。因此，政府管理效率与企业管理效率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在世界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由于政府效率的低下不仅会影响政府的竞争力，而且还会影响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因此，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对此，行政学界应深入对行政效率问题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效率的问题一直受到我国行政学界的关注，到目前为止，此类研究公开发表的文章数目不下百篇，一般都涉及到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成因及其解决对策这三个方面。但仔细研究会发现从理论上很难将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与“成因”分割开来。因为效率低下的“表现”实际上也是效率低下的“原因”，比如有很多学者把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之一概括为“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这种概括是没错的。但是又有一些学者会将“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概括为行政效率低下的成因，这同样也是正确的。从严格的学术研究的角度，我们必须解决这种概念和命题的不确定性，以免引起混乱。因此，从理论上把这一问题说清楚，笔者认为这是行政效率研究的基础。

在本文中，笔者就试图对“表现”与“原因”这对概念作出界定以示区别。第一，行政效率低下的“具体表现”旨在探讨与效率低下具有某种直接联系、甚至可以为一般人所感觉到的影响行政效率的诸因素，它们往往是政府行为本身所表现出来的，与政府行为本身具有密切的联系。第二，行政效率低下的“深层原因”，这实际上是在更进一步寻求“具体表现”后面的原因，这些因素往往不是政府行为本身所能解决的，解决它们常常需要寻求政治与社会力量的支持。比如，行政效率低下的“具体表现”可以是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而形成“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的深层原因可能是：理论上对政府职能研究的不足与制度上对政府职能供给的不足。这样，既可以把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与“原因”区别开来，又可以拓展解决行政效率问题的思路。

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在我国政府行为中的表现错综复杂，恐怕政府行为过程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与其有联系。对此，不同学者概括的思路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可以将政府过程或政府行为进行适当的分解，然后再选择合适的角度加以概括。首先，任何政府的存在是社会管理的客观需要，即政府职能的问题；其次，政府的职能必须由一定的组织机构来承担，这就牵涉到政府机构的设置；再次，行政机构是由人来运作的，政府官员是行政机构的主体，这就涉及行政人员；最后，行政主体必须借助于相应的手段和方式来达到社会管理的目的。这样，政府过程就被分解为：政府职能、政府机构、行政人员与行政手段这四个方面，从理想的状态看，一个高效的政府，应该是科学的职能定位、合适的机构设置、精干的人员配备和合理的行政手段这四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任何一个环节的不适都会影响其整体效率的提高。而我国政府效率的低下，恐怕在这四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理论研究可以按照这一思路深化下去。另外，就影响我国政府效率的深层原因来看，应该是多方面的，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详述。

四、提高我国政府行政效率的宏观思路

1.制度保障：政府体制与机制

在行政学史上，行政学专家发现了三条破坏行政效率的定律，知名度首屈一指的当是帕金森定律。中国人民大学齐明山教授则从“熵定律”的角度探讨了行政管理效率递减的规律[6]。不管是帕金森定律还是熵值效应都共同反映了行政效率提高的负效应，体现了行政管理效率增长的消极与对抗力量的存在，这种负效应会最终导致行政行为的低效。因此，要想跨越帕金森定律，避免公共行政的熵值效应，只有“通过改革与创新，不断减少组织内产生的正熵，增加负熵，使组织高效运转。只有这样，才不会产生面对公共行政的熵值效应无能为力的情况，才会认识到行政改革和各种组织变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6]。

因此，提高我国政府效率，必须从政府体制与运行机制这一层面着手，以寻求提高行政效率的制度保障。①从我国行政改革的实践来看，政府体制改革的实质性内容包括调整行政体系内部纵横向的权力机制以及理顺与建立行政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权力机制。笔者认为，我国政府体制改革遵循的基本价值取向应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政府职能的市场化取向，即用市场的力量来改造政府的行政管理模式以促进政府效率的提高。二是政府组织的扁平化取向，即借鉴企业的组织再造理论来改造行政组织的结构以提高政府效率。②自1988年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大政方针已基本确定，行政改革对行政效率的追求进入到通过政府机制创新来确保行政体制改革成效的阶段，也就是说，我国政府改革将由宏观体制性改革转变为宏观体制改革与微观机制创新并重的新阶段，在继续加大宏观体制改革的同时，微观层面的运行机制创新正日益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2.担当主体：政府人力资源开发

当今，我国公共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已成为困扰政府竞争力与政府效率的症结之一。这种低效率从行政个体来看，表现为行政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责任心不强，缺乏自律性；从政府组织来看，表现为组织创新意识不强，缺乏活力，信息流通渠道不畅，反馈机制弱化，行政人员不能很好地贯彻落实上级的决策和计划等。

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组织的管理者从强调对物的管理转向对人的管理，是管理领域中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告别传统的人事管理，大力发展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为适应这一管理潮流，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正在经历一场变革。在我国，首要的是在政府人事管理中树立“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意识与观念，确立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把人看作“第一资源”，他们有理想、有情绪、有需要、有性格，期望得到他人的关心、理解和尊重，实现自身价值。

公共人力资源开发的价值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它不但可以提高行政人员的素质、改变行政人员的能力与引导行政人员的期望，而且还能满足行政个体适应社会发展、获取职业技能以及自我发展、自身修养等方面的需求。事实上，我国行政管理人力资源总量是世界第一，因此，公共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也是最大的。一旦通过开发，提高了行政管理人才的整体素质与职业技能，发挥其潜力与创造力，对于提升我国政府的竞争力及行政效率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

3.软件支持：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

当代美国公共管理学的著名学者威尔逊在其著作《美国官僚政治》中列举并分析了大量的有意识培养组织文化且将其用于加强管理美国政府的情况，他认为，组织文化将使组织在内部管理方面变得更加容易和富有成效[7]。鉴此，德鲁克就说：“企业文化：利用它，不要失去它”[8]。可以说，利用组织文化以提升组织的竞争力与效率是现代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思路，政府组织也应如此。

行政文化是指以一定的社会文化为背景，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形成的，决定或影响行政主体行为的一整套成形或不成形的内外规则的综合体，它作为一种深层次的因素，对行政效率有着特殊的作用。从其性质来看，行政文化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只有积极的行政文化对政府组织的发展才具有支持、维护与激励的功能，才有利于政府组织效率的提高；而消极的行政文化对政府组织的发展具有阻碍、延缓与离心的作用，是提高行政效率的负面因素。

目前，我国行政文化正处在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交替与融合时期，行政人员的现代观念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由于文化所具有的历史惯性，传统的行政文化仍然显现出很大的惰性与张力，它所表现出来的行政原则、行政习惯与行政传统仍然是制约行政效率提高不可忽视的一种力量。因此，从提高行政效率着眼，需要在建构行政文化上有所创新，也就是说，需要通过文化的创新与整合来改变在传统行政范式下所形成的不利于效率提高的行政习惯与行政传统。笔者认为，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可以考虑三条基本路径：①营造具有压力感的行政组织气候；②培育珍惜时间的行政组织氛围；③建立讲究人际合作的行政组织关系，以这样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就可以有效地规避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等消极的行政文化。

参考文献：

[1]哈罗德·孔茨，西里尔·奥唐奈.管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58.

[2]彭和平，竹立家.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3]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45.

[4]但洪敏.西方公共行政效率研究的新趋势[J].地方政府管理，2001(9)：15-17.

[5]周志忍.行政效率研究的三个发展趋势[J].中国行政管理，2000(1)：37-40.

[6]齐明山.公共行政的熵值效应——管理效率递减规律初探[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1999(3)：11-14.

政府效率范文篇5

关键词：行政效率；古典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政府创新；行政文化

Abstract：Regardingtheadministrativeefficiencyresearch，thewesternclassicaladministrativesciencehaspassedthroughalogicalprocessinitshistoricaldevelopmentandhaslaiddownagoodfoundationfortheadministrativeefficiencyresearch.In1970sthenewpublicadministrativesciencepresentedthreenewtrendsintheadministrativeefficiencyresearch.Intermsofwesterntheories，wecandiscovertheproblemsofChina’sadministrativeefficiencyanditsdilemma.Toenhancethegovernmentefficiency，weshouldmakeeffortsinthefollowinglevels：thegovernmentsystemandthemechanisminnovation，thepublichumanresourcedevelopmentandthepositiveadministrativeculturalreconstruction.

Keywords：administrativeefficiency；classicaladministrativescience；newpublicadministrativescience；governmentinnovation；administrativeculture

一、古典行政学关于行政效率理论的发展

19世纪下半叶，在企业管理运动的鼓励与影响下，学者们试图借助于科学管理来增进政府的行政效率。“这个运动的主要倡导人之一伍德罗·威尔逊早在1885年，以后又在许多场合，发出了争取提高政府效率的口号。”[1]1887年，威尔逊在其著名的《行政学研究》一文中，将提高行政效率作为行政学的根本任务。他说：“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理解：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显然更需要得到启示，只有认真进行研究才能提供这种启示。”[2]1自此以后，行政学便围绕着“行政效率问题”展开了不懈的研究。

几乎同时，在西方管理学史上兴起了以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为领导的科学管理运动。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不仅开辟了关于效率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促成了西方行政管理学对行政效率问题研究的深入。因此，“正是科学管理运动的兴起，才促成西方行政学的形成和兴盛，而对于这场科学管理运动的形成起着决定性影响的，乃是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3]泰勒认为，高效率取决于形成一个健全的组织，因此，科学管理的本质在于设计合理的职能组织。正是在科学管理运动兴起之后，一些行政学家便开始重视通过科学管理来寻求政府行政的有效性。曾经担任美国全国办公室管理协会会长的威廉·享·莱芬韦尔是第一个把泰勒的科学管理原则运用于机关办公室管理工作中并取得成功的人；美国著名行政学家纳德·D·怀特则进一步用科学管理理论研究政府行政管理，促进了政府工作的改进，提高了行政效率。他认为，“科学管理运动在促进改良处理公共事务方法上，已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从弗雷德里克·泰勒倡导这一开创性工作开始，这一运动已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和兴趣，并终于建立了完整的社会改良哲学的原则。”“由科学管理在一些工业企业中所造成的巨大进步，已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政府中是否可以同样实行这种改进方法?对这个问题无论有什么样的解答，无疑的是：科学管理的成就，已引起了对许多公共机关所习惯的旧法的大量不满。”[2]53随着公共行政管理实践的发展与行政学理论研究的深化，人们对行政效率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入。在行政学发展的早期，思想家对行政管理的理解主要视为对行政组织内部的管理，因此，管理效率的获得主要取决于对行政组织内部各要素的高度利用。而行政组织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究竟应该发挥哪个要素以及如何发挥这个要素的管理效率，各个理论学派持有不同的观点。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则把提高行政效率的着眼点放在行政组织内各部门、各成员的协力与合作上，而要处理好组织内的合作问题，其关键在于明确各机构与成员之间的权责关系。以法国管理学家法约尔为代表的功能学派则认为，行政管理是由一系列相互衔接和相互联系的活动环节组成的，只有当每个环节都承担了特定的职责，实现了相应的功能时，效率才能得到保证。可以说，西方古典行政学理论在思考提高行政效率的问题时，着眼点是放在行政组织中非人要素的管理效率上，明显忽略了行政活动中人的要素，而稍后的行为主义理论对此进行了全面的纠正。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梅奥领导的研究小组，在著名的霍桑试验中，发现了人员的心理对于工作效率提高的重要意义，由此拉开了行为主义革命的新序幕。

总之，西方行政学家在思考行政管理实践时，尽管其理论思路大相径庭，但最终的宗旨却都落在如何提高行政效率上，特别是在借鉴管理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上，行政学虽然异彩纷呈，但最终的旨趣却是同一的。比如：以法约尔和孔茨为代表的过程学派；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学派；以梅奥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学派；以巴纳德为代表的社会系统学派；以卡斯特罗和森茨韦克为代表的系统管理学派；以西蒙为代表的决策理论学派；以伍德沃德为代表的权变理论学派，等等。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尽管各学派所强调的重点与方法不尽相同，但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管理效率，思想家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组织效率”和“高度的生产率”。因此，管理理论中的许多原理包括计划原理、组织原理、领导原理、系统原理、优选原理、控制原理、激励原理、弹性原理、反馈原理等，贯穿其中的一个根本原理乃是效率原理；管理思想中提出的许多观念包括如全局观念、市场观念、竞争观念、服务观念、创新观念、战略观念、效益观念等，联结这些不同观念的一个核心观念乃是效率观念。

二、新公共行政学研究政府效率的动向

到了20世纪70年代左右，随着新公共行政学对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替代，行政学家对行政效率的研究出现了以下三个趋势。

1.研究视界由行政系统内部转向行政子系统与社会母系统的关系

行政学发展的前期，思想家们提高政府效率的着眼点在行政系统内部各因素的利用上，他们认为行政管理就是对政府组织系统内各要素的管理，如果组织系统内各要素获得了充分利用，那么，行政效率就自然而然提高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西方国家行政改革浪潮的带动下，政界与学界对“政府到底应当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的疑惑进行了重新思考，即威尔逊所言的“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的问题凸现了出来。因为公共行政效率体现了公共行政活动的意义与功能，它总是指向符合社会价值目标，并给社会带来有益成果前提下的行政管理活动的效率。如果政府的管理是不“适当”的，尽管政府的效率很高，但对于社会而言却无疑是一种浪费与无效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研究行政效率就是着眼于行政子系统与社会母系统的关系，给政府的职能进行合理的定位。

2.研究内容由重效率向效率与效益并重转化

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与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为基础，行政学把效率摆在突出的地位，认为效率是行政管理尺度的头号公理。效率标准在被过分推崇的同时却忽略了公平与效益等社会价值的因素，政府计划很少关注所服务的人的实际效果。从二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末，以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为理论基础，行政学一反过去注重效率的取向，将社会公平等价值的因素重新注入经济目标与效率目标中。尽管公平与效益的价值取向有所突显，但仍未动摇效率取向在行政学中的主导地位。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公共管理学为理论基础，行政学由重视工作过程与投入转向注重结果与产出，强调“顾客”至上，倾听“顾客”意见，建立明确的服务标准，向“顾客”作出承诺，为之提供优质服务，社会效益的价值取向受到空前关注，呈现出效率与效益并驾齐驱的势头[4]。

3.研究模式由一般性的原则研究向具体特定的问题研究转化

一般来说，科学研究与科学理论的形成有两个基本的研究模式，即原则研究和问题研究。结合行政效率的研究来看，行政学发展的早期对行政效率的研究大多从原则出发，关注的焦点是提高行政效率的一般原则与途径，由于这些原则和途径涉及到组织、领导、决策、人事等管理的各个方面，效率研究实际上成为管理的综合研究。像西方行政学家对效率原则的概括就属于这种原则研究方法。但是随着社会政治实践的发展和行政学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这种原则研究模式渐渐显得不合时宜。一方面，从实践来看，这种原则研究模式所提供的一般原则和途径有变成“常识”的可能，特别是在公共行政职能多样化和目标多样化的趋势下，这些原则与途径往往由于缺乏较强的针对性和相关性而难以付诸实施，所以往往成为“绝对正确的废话”。另一方面，行政学理论的深化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原则研究，必须面对现实中的各种问题展开，这样行政效率的研究就会选择特定的角度和特定的内容，比如：针对不同行政部门具有个性特点的效率研究以及效率测定与提高措施等。因此，原则研究关注的是行政效率的共性，而问题研究关注的是行政效率的个性，而个性研究恰恰是共性研究的深化[5]。

三、当代中国政府行政效率问题与困境

对于我国政府的行政效率，不管是从理论文章的内容来看，还是从各种对行政效率的社会评价来看，都一致地认定“我国政府的行政效率是低下的”，尽管这种认定到目前为止尚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这是由行政效率认定和研究的困难决定的。不论是学者的结论，还是一般人的结论都还只限于直觉与感性认识的层次上，但是这些都丝毫没有动摇人们所形成的这种信念。笔者认为，对于我国行政效率的认定，实际上是依据一定的判断标准而得出来的结论，尽管这个判断是直觉和感性的，这个判断标准有两个：

1.以西方公共行政的实际效率作为判据

在改革开放之前，这个判断标准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只有极少数人有这种比较的机会。改革开放之后，处在同一时间维度中的中国行政效率与西方政府的行政效率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学者甚至是一般老百姓(一开始是投资商人)的视野中。由于西方近性精神的影响，西方的行政组织体系设置也呈现出高度理性化的特征，加之西方一直未断的行政改革都把高效率作为政府的基本追求目标之一，因此，效率精神与效率原则是西方政府行政管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与此相比较，中国行政效率的低下是显而易见的，于是，追求高效率也一直是我国政府历次行政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2.以我国其他社会组织尤其是企业的实际效率作为判据

同样，这个标准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是不存在的，那时，我国整个社会都处在低效运转中。改革开放之后，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口号作为标志，“效率”成为社会组织尤其是企业生存的关键因素。现在，我们很难想像一个没有效率的企业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但是，政府组织由于缺少外在竞争环境的压力、由于没有竞争对手和危机感，再加之“帕金森定律”所揭示的行政管理负效应的存在，即行政管理效率增长的消极与对抗力量的存在，最终导致行政机关机构臃肿、人员膨胀、官僚主义与效率低下等。因此，政府管理效率与企业管理效率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在世界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由于政府效率的低下不仅会影响政府的竞争力，而且还会影响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因此，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对此，行政学界应深入对行政效率问题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效率的问题一直受到我国行政学界的关注，到目前为止，此类研究公开发表的文章数目不下百篇，一般都涉及到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成因及其解决对策这三个方面。但仔细研究会发现从理论上很难将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与“成因”分割开来。因为效率低下的“表现”实际上也是效率低下的“原因”，比如有很多学者把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之一概括为“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这种概括是没错的。但是又有一些学者会将“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概括为行政效率低下的成因，这同样也是正确的。从严格的学术研究的角度，我们必须解决这种概念和命题的不确定性，以免引起混乱。因此，从理论上把这一问题说清楚，笔者认为这是行政效率研究的基础。

在本文中，笔者就试图对“表现”与“原因”这对概念作出界定以示区别。第一，行政效率低下的“具体表现”旨在探讨与效率低下具有某种直接联系、甚至可以为一般人所感觉到的影响行政效率的诸因素，它们往往是政府行为本身所表现出来的，与政府行为本身具有密切的联系。第二，行政效率低下的“深层原因”，这实际上是在更进一步寻求“具体表现”后面的原因，这些因素往往不是政府行为本身所能解决的，解决它们常常需要寻求政治与社会力量的支持。比如，行政效率低下的“具体表现”可以是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而形成“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的深层原因可能是：理论上对政府职能研究的不足与制度上对政府职能供给的不足。这样，既可以把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与“原因”区别开来，又可以拓展解决行政效率问题的思路。

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在我国政府行为中的表现错综复杂，恐怕政府行为过程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与其有联系。对此，不同学者概括的思路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可以将政府过程或政府行为进行适当的分解，然后再选择合适的角度加以概括。首先，任何政府的存在是社会管理的客观需要，即政府职能的问题；其次，政府的职能必须由一定的组织机构来承担，这就牵涉到政府机构的设置；再次，行政机构是由人来运作的，政府官员是行政机构的主体，这就涉及行政人员；最后，行政主体必须借助于相应的手段和方式来达到社会管理的目的。这样，政府过程就被分解为：政府职能、政府机构、行政人员与行政手段这四个方面，从理想的状态看，一个高效的政府，应该是科学的职能定位、合适的机构设置、精干的人员配备和合理的行政手段这四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任何一个环节的不适都会影响其整体效率的提高。而我国政府效率的低下，恐怕在这四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理论研究可以按照这一思路深化下去。另外，就影响我国政府效率的深层原因来看，应该是多方面的，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详述。

四、提高我国政府行政效率的宏观思路

1.制度保障：政府体制与机制

在行政学史上，行政学专家发现了三条破坏行政效率的定律，知名度首屈一指的当是帕金森定律。中国人民大学齐明山教授则从“熵定律”的角度探讨了行政管理效率递减的规律[6]。不管是帕金森定律还是熵值效应都共同反映了行政效率提高的负效应，体现了行政管理效率增长的消极与对抗力量的存在，这种负效应会最终导致行政行为的低效。因此，要想跨越帕金森定律，避免公共行政的熵值效应，只有“通过改革与创新，不断减少组织内产生的正熵，增加负熵，使组织高效运转。只有这样，才不会产生面对公共行政的熵值效应无能为力的情况，才会认识到行政改革和各种组织变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6]。

因此，提高我国政府效率，必须从政府体制与运行机制这一层面着手，以寻求提高行政效率的制度保障。①从我国行政改革的实践来看，政府体制改革的实质性内容包括调整行政体系内部纵横向的权力机制以及理顺与建立行政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权力机制。笔者认为，我国政府体制改革遵循的基本价值取向应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政府职能的市场化取向，即用市场的力量来改造政府的行政管理模式以促进政府效率的提高。二是政府组织的扁平化取向，即借鉴企业的组织再造理论来改造行政组织的结构以提高政府效率。②自1988年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大政方针已基本确定，行政改革对行政效率的追求进入到通过政府机制创新来确保行政体制改革成效的阶段，也就是说，我国政府改革将由宏观体制性改革转变为宏观体制改革与微观机制创新并重的新阶段，在继续加大宏观体制改革的同时，微观层面的运行机制创新正日益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2.担当主体：政府人力资源开发

当今，我国公共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已成为困扰政府竞争力与政府效率的症结之一。这种低效率从行政个体来看，表现为行政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责任心不强，缺乏自律性；从政府组织来看，表现为组织创新意识不强，缺乏活力，信息流通渠道不畅，反馈机制弱化，行政人员不能很好地贯彻落实上级的决策和计划等。

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组织的管理者从强调对物的管理转向对人的管理，是管理领域中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告别传统的人事管理，大力发展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为适应这一管理潮流，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正在经历一场变革。在我国，首要的是在政府人事管理中树立“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意识与观念，确立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把人看作“第一资源”，他们有理想、有情绪、有需要、有性格，期望得到他人的关心、理解和尊重，实现自身价值。

公共人力资源开发的价值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它不但可以提高行政人员的素质、改变行政人员的能力与引导行政人员的期望，而且还能满足行政个体适应社会发展、获取职业技能以及自我发展、自身修养等方面的需求。事实上，我国行政管理人力资源总量是世界第一，因此，公共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也是最大的。一旦通过开发，提高了行政管理人才的整体素质与职业技能，发挥其潜力与创造力，对于提升我国政府的竞争力及行政效率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

3.软件支持：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

当代美国公共管理学的著名学者威尔逊在其著作《美国官僚政治》中列举并分析了大量的有意识培养组织文化且将其用于加强管理美国政府的情况，他认为，组织文化将使组织在内部管理方面变得更加容易和富有成效[7]。鉴此，德鲁克就说：“企业文化：利用它，不要失去它”[8]。可以说，利用组织文化以提升组织的竞争力与效率是现代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思路，政府组织也应如此。

行政文化是指以一定的社会文化为背景，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形成的，决定或影响行政主体行为的一整套成形或不成形的内外规则的综合体，它作为一种深层次的因素，对行政效率有着特殊的作用。从其性质来看，行政文化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只有积极的行政文化对政府组织的发展才具有支持、维护与激励的功能，才有利于政府组织效率的提高；而消极的行政文化对政府组织的发展具有阻碍、延缓与离心的作用，是提高行政效率的负面因素。

目前，我国行政文化正处在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交替与融合时期，行政人员的现代观念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由于文化所具有的历史惯性，传统的行政文化仍然显现出很大的惰性与张力，它所表现出来的行政原则、行政习惯与行政传统仍然是制约行政效率提高不可忽视的一种力量。因此，从提高行政效率着眼，需要在建构行政文化上有所创新，也就是说，需要通过文化的创新与整合来改变在传统行政范式下所形成的不利于效率提高的行政习惯与行政传统。笔者认为，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可以考虑三条基本路径：①营造具有压力感的行政组织气候；②培育珍惜时间的行政组织氛围；③建立讲究人际合作的行政组织关系，以这样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就可以有效地规避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等消极的行政文化。

参考文献：

[1]哈罗德·孔茨，西里尔·奥唐奈.管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58.

[2]彭和平，竹立家.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3]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45.

[4]但洪敏.西方公共行政效率研究的新趋势[J].地方政府管理，2001(9)：15-17.

[5]周志忍.行政效率研究的三个发展趋势[J].中国行政管理，2000(1)：37-40.

[6]齐明山.公共行政的熵值效应——管理效率递减规律初探[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1999(3)：11-14.

政府效率范文篇6

关键词：政府投资效率消费者剩余真实需求

政府投资是政府财政投资、政府部门投资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投资的总和。

一、政府投资的必要性

政府投资是弥补市场失灵的有效工具,也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1.政府投资是弥补市场失灵的有效工具

市场失灵包括:第一,不完全竞争。比如,具有技术垄断和自然垄断性质的产业部门会形成垄断,减少产量、提高价格以获取超额利润,损害社会整体的经济福利。第二,外部性。比如,一个私人企业的减少污染、保护环境的努力会使得社会整体的福利增加,而企业自身的收益却可能不足以补偿其治理污染的成本。这种外部性会造成企业只顾自身效益、不顾社会利益的行为。第三,公共品的效用扩展于他人的成本为零,也不排除他人的共享,因而只靠市场的力量会使得公共品的供给不足。

为此,需要政府规制垄断,制定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提供公共品。在各种政策工具中,政府投资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一些公益性行业和基础性行业具有外部性或公共品的特征,这些行业就需要政府投资。

2.政府投资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政府主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如果说政府投资于公共品而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是政府在总供给中的作用,那么政府采取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相应的货币政策来抑制总产出、价格水平和就业的剧烈波动则主要是通过作用于总需求而实现的。

二、我国政府投资效率有待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投资虽然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但绝对数额在不断上升,2009年仅中央投资就近1万亿元之巨。这些政府投资对履行政府职能,引导和带动全社会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丰富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2008年末提出了4万亿元投资计划,一年之后,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干预下,我国经济回升向好的趋势得到巩固,2009年GDP增长率达到8.7%。

但是,政府投资效率还是有待提高。

1.政府投资不足的情况依然存在

(1)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滞后

基础设施一般应该由政府投资来进行建设。一国的基础设施恰当与否有助于决定其在从事多样化生产、进行国际竞争、解决人口增长问题、减少贫困以及保护环境等方面的成败。良好的基础设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改善生活标准。基础设施能力与经济产出是同步增长的,基础设施存量每增长1%,国内生产总值就增长1%。

然而,在我国西部,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而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又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

(2)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依然不足

人类依托自然而生活,但是自然现象有时会危及人类生产、生活和生命财产,给人们带来损害和痛苦。中国的自然灾害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几率进一步增大,降水分布不均衡、气温异常变化等因素导致的洪涝、干旱、高温热浪、低温雨雪冰冻、森林草原火灾、农林病虫害等灾害可能增多,出现超强台风、强台风以及风暴潮等灾害的可能性加大,局部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防范任务更加繁重。随着地壳运动的变化,地震灾害的风险有所增加。

政府显然应该当仁不让地加大投资,提高社会适应自然的能力,尽量阻止悲剧的发生。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必须提高政府投资效率。

2.政府投资未能有效地启动民间投资

民间投资是指家庭、个人、金融机构、非国有企事业单位或组织,以获取未来收益为主要目的,用其积累资金或融入资金在国内外经济领域及部分社会公益事业领域的资本投入。广义的民间投资还包含民间消费性投资。政府投资是民间投资的主导和基础,而民间投资是政府投资的扩展和延伸。

我国GDP的增长主要受惠于政府大规模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措施。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可能长期靠政府自身来维持。政府投资对经济恢复起到了一定作用时,就需要启动民间投资。

从逻辑上来讲,政府投资的基本投向是民生,主要是基础设施,而道路、通讯、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因而促进民间投资。

现实是,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行业——能源、原材料和装备制造业(国有经济在这些产业中占的份额大,民营经济在这些产业中不占主体地位)——的增长,而民营经济——基础设施的“消费者”之一——的投资积极性不高。

我国民营经济目前令人担忧的投资状况说明,政府投资并没有能够充分改善民间投资的环境,所以民间投资未能跟进政府投资。或者说,政府投资的效率有待提高。

三、政府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

投资效率是指投资所取得的成果与所消耗或占用的投入额之间的比率,也就是投资活动的所得与所费、产出与投入的比例关系。有效率的投资即在投资收益一定时使得投资成本最小,或在投资成本一定时使得投资的收益最大。为了提高政府投资效率,将有限的资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政府在进行一项投资决策时,要认真计算该项目的成本与收益。

政府投资的成本相对容易计量。

政府投资的收益要以政府投资项目的消费者剩余来计算。评价政府投资项目的绩效,不能以政府本身可以从投资项目中取得的赢利来衡量,而要用该投资项目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来衡量。政府投资项目的建成主要是为了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与私人投资相比,政府投资更注重社会效益的高低,更注重保证社会经济稳定运行、经济结构和经济环境的优化以及保证社会其他经济主体能够开展有效的经济活动。这具体表现为居民和企业的福利的增加。居民和企业是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所以,居民和企业福利的增加可以用政府投资项目的消费者剩余来衡量。

例如,政府考虑是否改造一个社区的排污设施。它对所有人都是免费的。在改造之前,这个社区的居民和店铺都把污水泼在街上,否则就无处可倒。为了说明的方便,假设这个街区的排污设施会影响到10000个人,而且假定这10000个人的偏好是相同的。经过测算,每个人愿意为这个排污设施支付300元,这或者是因为他不想趟在脏水里走路,或者是因为她不想闻脏水的气味,那么这个排污设施的消费者剩余就是300万元,即消费者愿意支付的金额300万元减去实际支付的金额0。如果改造这个排污设施的总成本小于300万元,那么这项投资就会提高社会的经济福利。

在分析一项政府投资计划的成本与收益时,如果这个项目的总消费者剩余大于它的成本,就应该进行这项投资[5]。对成本的考虑要包括机会成本。

这种成本收益方法还可以用来评价政府的环境保护投入的效率。

为了尽量准确估算一个政府投资项目的消费者剩余,政府有关部门要认真调查研究,深入基层,加强纵向和横向沟通,科学计算,最大限度地获取居民和厂商的真实需求。

参考文献:

[1]中国日报网消息.国家公布政府投资条例征求民意./hqcj/2010-01/08/content_9287210.htm,2010-01-08.

[2]甄诚.民间资本参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合作经济与科技,2008,6(347).

[3]/policy/jzxd/2009-05/11/content_17755648.htm.

政府效率范文篇7

[摘要]目前我国理论研究不足阻碍财政竞争问题的有效治理，为此，本文通过对财政竞争理论综述，结合我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现状分析，提出了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效率的政策措施。

[关键词]地方财政竞争；财政监督；制度外税收竞争

随着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建立财政分权体系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改善政府效率实践的重点。地方财政竞争与我国以前高度集中财政管理体制相比，代表着各级政府自主理财意识的复苏，它意味着我国财政分权已经使各级政府存在着潜在和现实的竞争。随着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和税制环境的改善，我国地方财政竞争将进一步规范，效率将得到进一步发挥。

一、分权体制下财政竞争：一个理论综述

最早在理论上阐述地方财政竞争思想是美国经济学家蒂博特（Tiebout），在《地方支出的纯粹理论》提出了“以足投票”理论。他认为人们愿意在地方政府周围是由于他们想在全国寻找地方财政支出与税收的一种精确组合，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人们之所以在某一区域工作和居住，接受当地政府的管辖，是因为政府服务与税收符合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正如施蒂格勒指出的，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于本地居民，同时在一个国家内，不同的人们有权利对不同数量的公共品服务投票选择①。

蒂博特之后，对于财政竞争的研究多从财政支出和税收竞争两线展开。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扑向底层的竞争”理论。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和各地区广泛采取积极财政政策鼓励投资，为了吸引资本的流入，各个地区政府主动减少自己应得的投资收益，这种税收竞争的最后结果就是使得地方服务的产出水平低于有效率的产出水平。为了吸引企业投资而采取的低税率，地方政府需要维持一个低于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时的支出水平，特别是在提供那些不能为企业提供直接收益的项目上。奥茨（W.Oates）认为在各个地方政府税收竞争中，没有谁可以获得好处，最终都会陷入非合作博弈的囚徒困境之中。

高登和威尔森（GordonandWilson，2001）也认为，人员和资源流动或者流出某一地区，不仅仅取决于该地区的低税率，而且要看该地区的公共支出状况和社会福利水平，即便税率相对较高，但如果本地的公共服务更好，也可以吸引人才和资源的流入。他们的研究还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随着人员和资源在地区的流动性的增强，分权制将强化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方面的竞争，从而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对于财政支出竞争效率问题，公共选择学派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作为地方政府决策主体的官员，分权化导致地方官员作为中央政府的人在财政支出决策中易产生道德风险，企业与地方官员的寻租和腐败行为的结果不是福利最大化而是政府预算最大化。但是税收竞争可以增进福利，限制政府预算消费，因此税收竞争被看成一种有效的，旨在对高税率的内在压力的制约不充分的制度性约束的补充，这种税收竞争促进了税收制度的趋同，降低了公共服务的成本。诺贝尔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更是指出税收竞争是“扑向顶层的竞争”，是限制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且不是以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二、我国地方财政竞争现状及问题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在税收竞争基础上，又通过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来吸引外来资源，扩大税基，从而使地方财政竞争逐步转向税收竞争和支出竞争并存的新阶段。随着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推行，财政支出在地方政府财政竞争中占到了主导地位，一方面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其问题也不容忽视。

1.财政支出比重过大，监督不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从总体而言是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总财政支出的比重逐步上升，地方财政支出的高比重反映出地方财政资源配置的自主程度提高，但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财政体制存在着内在矛盾，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公共品供给责任，虽然分税制改革以后，经济权限似乎得到了明确划分，然而社会责任主要采取中央与地方分担方式，中央把支出责任给地方，地方则向中央要钱，正常的转移支付被轻视；地方利用信息优势欺上瞒下，通过预算外收支及体制外收支来满足自身利益要求。

长期以来，我国财政监督存在重收入、轻支出的现象。受传统计划体制影响，我国财政支出管理中，财政支出预算约束软化问题十分严重。很多地方根本不按《预算法》行事，实行赤字预算或随意追加预算支出。缺乏真正有效的管理制度和办法，资金使用中的浪费现象比较普遍。在支出项目决策方面，我国历来缺乏一套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支出预算基本上是按照基数法加增长的方法编制而成的，这种方法由于是在承认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容易把以前决策的错误进一步累积，影响了支出安排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较之西方发达国家的项目专家决策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最低费用选择法等等，我国常常由长官意志决定，无法反映公众的真实需求，造成支出的低效率或无效率。

2.制度外税收竞争有欠公平

地方政府税收竞争是财政资金来源基础，也通常作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手段之一。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现象普遍存在，既有因中央差别性税收及地方合法税收权限引起的制度内税收竞争，也存在制度外税收竞争。

制度外税收竞争是税法规定的税权范围内，制定的差别税收政策。使用的手段主要包括差别税率（额）、减免税、不同的起征点、个别税种是否开征、差别税目、不同的纳税期限等。制度外税收竞争形式灵活，因此决定和影响其效率的制度外因素十分复杂，如税收征管力度、征管人员素质、税收计划、地方行政干预、办税服务水平等都可能。此类竞争形式隐蔽且多样，性质上也存在较大差别，既有合理、合法的竞争，又有不合理甚至非法的竞争，如擅自减免税、有意放松税收征管力度、包税、买税、税收“先征后返”、税收奖励、减免费等。税收竞争不易监督，容易产生地方政府官员的道德风险，滋生腐败，严重损害了地方政府和税务部门的形象。而且各地在不规范的税收竞争的执行与操作中存在很多盲区，难以保证财政收入合理使用。

三、提高地方财政竞争效率的对策

根据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对地方财政竞争效率的分析，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有利于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钱颖一，魏加特，1995）。但是这个结论有三个理论前提：（1）地方政府在财政方面拥有自主权，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不进行干预；（2）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充分流动，允许“以足投票”；（3）地方政府面临预算的硬约束，即不可以发行货币和无限制贷款。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我国财政的分权实际造成的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和要素的流动性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好的制度前提。但是我国财政体制的分权受到集权政治体制的影响，对企业和地方金融机构还存在直接和间接的控制关系。正如Bird（1998）指出的，地方政府的企业家行为产生了极大的危害，一方面，政府过多地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并过多地依赖企业税源阻碍了民间投资和创新，这反过来又制约了政治体制的分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的所有权必然导致沉重的企业补贴，因为中小企业的破产率总是很高，地方政府不得不承担其经营风险。

1.地方财政远期目标：适度收权

我国地方财政竞争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财政资源浪费，而且给腐败及政府决策的低效率提供了温床。因此，改革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体制成为当前非常迫切的课题。

之所以地方政府经济上适度收权，是要求地方政府退出微观经济活动领域，主要是放弃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直接控制，从企业家式政府转变成市场维护型政府。这样做可以为财政体制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优化地方的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相应地要逐步切断地方政府对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依赖，逐步培育地方自有税基。但是，经济上过度分权对经济造成的危害并不意味着回归集权体制是可行的。适度收权的提出是相对于过度的地方经济自主与集权的政体之间的矛盾而言的，所以在经济权利收缩的同时，逐步推进政治的分权化也是必要的，政治分权化可以塑造最终的政府监督人，从而解决财政监督的缺位问题。委托理论已经证明，在委托人缺乏监督效力或存在委托人缺位时，成本会非常高，以致于整个体制长期处于低效率状态。因此，财政支出改革的核心在于塑造一个最终监督人群体，对政府财政预算有强有力的决定权，这要求有相应的政体改革措施，即适当的人事任免权的下放是必要的。

财政支出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地方财政有明确的财权和事权。因此在分税制的基础上，应该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使地方人大具有开征地方税种和安排地方税税率的权利，以法制化、程序化的税收竞争代替制度外税收竞争。另一方面，让纳税人真正行使监督权利，利用地方人大会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进行合法监督，并实施奖惩，更进一步的是通过地方直选来真正落实纳税人的监督权。

2.地方财政改革近期对策

政治分权作为一种远期目标是必需的，但近期内还缺乏实施的条件，这不仅是因为路径依赖的约束，更重要的在于政体改革涉及到权利变更，存在很大的改革成本，因此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思路是必要的。通过政府职能和财政监督体制的逐步调整，来提高政府的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1）调整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把地方政府定位在地方公共品的供给角色上。近期内在不调整现有的事权政府间配置结构的前提下，改革地方政府的事权结构，即鼓励或强制地方政府逐步退出地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可以先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审计局对各地的国有和集体企业进行清产核资，然后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制定政府所有权拍卖名单、价格、次序与规则，在各地产权交易所对政府所有权进行拍卖，购买者必须承担该企业的债务及就业责任。拍卖资金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用于当地社会保障支出。（2）改革财政监督体制，加强财政预算管理。财政支出管理的薄弱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财政监督的不到位造成的，尽管改革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以财政部门为主体的财政监督体系，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财政监督缺位是纳税人没有真正行使监督权利，政府部门的行为规范很大程度上依靠关于自律，而这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行的。一个有效的政府离不开人民的约束，政府官员必须对人民负责。所以，财政监督制度的改革必须围绕财政公开化原则，从纳税人监督和财政体系内部监督两方面着手，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约束。

参考文献

[1]王加林。地方财政———跨世纪改革与发展[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徐斌。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与地方政府竞争[J].当代财经，2003，（12）。

政府效率范文篇8

关键词：政府投资效率消费者剩余真实需求

政府投资是政府财政投资、政府部门投资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投资的总和。

一、政府投资的必要性

政府投资是弥补市场失灵的有效工具,也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1.政府投资是弥补市场失灵的有效工具

市场失灵包括:第一,不完全竞争。比如,具有技术垄断和自然垄断性质的产业部门会形成垄断,减少产量、提高价格以获取超额利润,损害社会整体的经济福利。第二,外部性。比如,一个私人企业的减少污染、保护环境的努力会使得社会整体的福利增加,而企业自身的收益却可能不足以补偿其治理污染的成本。这种外部性会造成企业只顾自身效益、不顾社会利益的行为。第三,公共品的效用扩展于他人的成本为零,也不排除他人的共享,因而只靠市场的力量会使得公共品的供给不足。

为此,需要政府规制垄断,制定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提供公共品。在各种政策工具中,政府投资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一些公益性行业和基础性行业具有外部性或公共品的特征,这些行业就需要政府投资。

2.政府投资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政府主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如果说政府投资于公共品而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是政府在总供给中的作用,那么政府采取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相应的货币政策来抑制总产出、价格水平和就业的剧烈波动则主要是通过作用于总需求而实现的。

二、我国政府投资效率有待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投资虽然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但绝对数额在不断上升,2009年仅中央投资就近1万亿元之巨。这些政府投资对履行政府职能,引导和带动全社会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丰富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2008年末提出了4万亿元投资计划,一年之后,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干预下,我国经济回升向好的趋势得到巩固,2009年GDP增长率达到8.7%。

但是,政府投资效率还是有待提高。

1.政府投资不足的情况依然存在

(1)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滞后

基础设施一般应该由政府投资来进行建设。一国的基础设施恰当与否有助于决定其在从事多样化生产、进行国际竞争、解决人口增长问题、减少贫困以及保护环境等方面的成败。良好的基础设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改善生活标准。基础设施能力与经济产出是同步增长的,基础设施存量每增长1%,国内生产总值就增长1%。

然而,在我国西部,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而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又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

(2)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依然不足

人类依托自然而生活,但是自然现象有时会危及人类生产、生活和生命财产,给人们带来损害和痛苦。中国的自然灾害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几率进一步增大,降水分布不均衡、气温异常变化等因素导致的洪涝、干旱、高温热浪、低温雨雪冰冻、森林草原火灾、农林病虫害等灾害可能增多,出现超强台风、强台风以及风暴潮等灾害的可能性加大,局部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防范任务更加繁重。随着地壳运动的变化,地震灾害的风险有所增加。

政府显然应该当仁不让地加大投资,提高社会适应自然的能力,尽量阻止悲剧的发生。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必须提高政府投资效率。

2.政府投资未能有效地启动民间投资

民间投资是指家庭、个人、金融机构、非国有企事业单位或组织,以获取未来收益为主要目的,用其积累资金或融入资金在国内外经济领域及部分社会公益事业领域的资本投入。广义的民间投资还包含民间消费性投资。政府投资是民间投资的主导和基础,而民间投资是政府投资的扩展和延伸。

我国GDP的增长主要受惠于政府大规模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措施。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可能长期靠政府自身来维持。政府投资对经济恢复起到了一定作用时,就需要启动民间投资。

从逻辑上来讲,政府投资的基本投向是民生,主要是基础设施,而道路、通讯、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因而促进民间投资。

现实是,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行业——能源、原材料和装备制造业(国有经济在这些产业中占的份额大,民营经济在这些产业中不占主体地位)——的增长,而民营经济——基础设施的“消费者”之一——的投资积极性不高。

我国民营经济目前令人担忧的投资状况说明,政府投资并没有能够充分改善民间投资的环境,所以民间投资未能跟进政府投资。或者说,政府投资的效率有待提高。

三、政府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

投资效率是指投资所取得的成果与所消耗或占用的投入额之间的比率,也就是投资活动的所得与所费、产出与投入的比例关系。有效率的投资即在投资收益一定时使得投资成本最小,或在投资成本一定时使得投资的收益最大。为了提高政府投资效率,将有限的资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政府在进行一项投资决策时,要认真计算该项目的成本与收益。

政府投资的成本相对容易计量。

政府投资的收益要以政府投资项目的消费者剩余来计算。评价政府投资项目的绩效,不能以政府本身可以从投资项目中取得的赢利来衡量,而要用该投资项目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来衡量。政府投资项目的建成主要是为了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与私人投资相比,政府投资更注重社会效益的高低,更注重保证社会经济稳定运行、经济结构和经济环境的优化以及保证社会其他经济主体能够开展有效的经济活动。这具体表现为居民和企业的福利的增加。居民和企业是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所以,居民和企业福利的增加可以用政府投资项目的消费者剩余来衡量。

例如,政府考虑是否改造一个社区的排污设施。它对所有人都是免费的。在改造之前,这个社区的居民和店铺都把污水泼在街上,否则就无处可倒。为了说明的方便,假设这个街区的排污设施会影响到10000个人,而且假定这10000个人的偏好是相同的。经过测算,每个人愿意为这个排污设施支付300元,这或者是因为他不想趟在脏水里走路,或者是因为她不想闻脏水的气味,那么这个排污设施的消费者剩余就是300万元,即消费者愿意支付的金额300万元减去实际支付的金额0。如果改造这个排污设施的总成本小于300万元,那么这项投资就会提高社会的经济福利。

在分析一项政府投资计划的成本与收益时,如果这个项目的总消费者剩余大于它的成本,就应该进行这项投资[5]。对成本的考虑要包括机会成本。

这种成本收益方法还可以用来评价政府的环境保护投入的效率。

为了尽量准确估算一个政府投资项目的消费者剩余,政府有关部门要认真调查研究,深入基层,加强纵向和横向沟通,科学计算,最大限度地获取居民和厂商的真实需求。

参考文献:

[1]中国日报网消息.国家公布政府投资条例征求民意./hqcj/2010-01/08/content_9287210.htm,2010-01-08.

[2]甄诚.民间资本参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合作经济与科技,2008,6(347).

[3]/policy/jzxd/2009-05/11/content_17755648.htm.

政府效率范文篇9

关键词：政府适度规模；政府总体效率；政府技术效率；政府规模效率

引言

国内学者对政府规模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政府规模的衡量指标及适度规模的分析等方面(王玉明，1998；毛寿龙。2000；刘博逸，2000；孙亚忠，2005)，但对如何确定政府适度规模，或评价政府规模的影响，基本还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探讨，对于政府规模效率的实证分析，主要讨论中央和省市一级政府是否达到适度规模，所评价的也主要是政府规模与经济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认为，单纯讨论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规模，掩盖了各地方、各城市的问题，同时，随着和谐社会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日益深入，建立良好的社会和生态环境等公共服务越来越成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基于此，我们拟将政府规模细化到城市一级的政府，并把政府的社会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职能纳入进来，以更为合理地确定政府适度规模。

一、文献综述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规模一直是许多国家的争论焦点。“奥茨分权化定理”(Oares1972)曾指出，和中央政府相比，两个地方政府可以为不同偏好的本地居民提供差别化的公共物品，由此改进分配效率增进社会福利。但奥茨并未说明地方政府的最优规模应当是多大。1985年欧洲委员会制定的《欧洲地方自治政府章程》虽明确提出地方政府的规模应当尽可能小的原则，但从现有的研究看，对多大规模的政府更有效率并无定论。从规模经济来看，地方政府的最优(产出)规模应当是能够使边际社会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收益的规模。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确切地知道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的大小，从而无法清晰地确定规模经济或是不经济的程度，政府提供的某些公共服务(如治安保卫、老弱病残幼等)也并不总是规模经济型的产品，并非规模越大越具有效率。

在实证研究中，人们往往采用规模经济模型中一些非常总括的定义和指标来衡量政府规模，如总产出、单位产出、单位成本等。最常见的实证研究是用财政支出等指标来表示政府规模，研究其对经济的影响。但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既有政府规模促进经济增长的(Rubbinson，1977；Ram，1986；马拴友，2000；欧阳志刚，2004；刘霖，2005)，也有阻碍经济增长的(Landau，1983；Barro，1991；郭庆旺等，2003；张海星，2003)，也有二者没有关系或存在不确定关系的(Kormendi和Meguire1985；Grier和Tulloek1989；Evan，1997)。也有学者用政府所服务的人口规模来表示政府规模，认为人口规模与人均支出需求是正相关关系，人口规模越大，人均支出需求越高，从而对政府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就越高。金(King，1996)构建了一个最优人口规模模型，认为地方政府的最优规模将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动，需要定期对其调整。但地方居民只是服务产出的接受者而不是产出本身，一定总人口规模所产生的支出需求可能会由于社会经济和人口结构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有些研究采用相对指标来表示政府规模，如刘霖(2005)用政府部门的人均消费与全国的人均GDP之比来表示政府规模，指出从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来看，中国农村与中国城市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就公务员占总人口的比例而言，城市政府的规模要大于农村。实际上，地方政府负有多种责任和功能，所提供的产出和服务是多元的，单一的综合性的产出指标并不能够较好地衡量地方政府规模。

有关地方政府规模对区域经济影响的研究，曹阳(2002)用行政管理人员占用社会人力资源的比重和行政管理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两个指标，比较了1997年各省的政府规模，发现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政府规模有极为紧密的逆相关关系。金玉国等(2006)认为我国财政支出的分类口径前后差别较大，缺乏历史可比性，因此采用政府部门的就业和工资加权计算的办法(权重分别定为0.6和0.4)，回归分析了2004年省级政府规模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结论是地区政府规模过大，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国内各区域差别很大，特别是城市和乡村对于政府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需求差异较大，城市有着更加昂贵的土地、房产、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配套等公共品及向城市腹地提供服务等特性，城市人口对于政府的需求也更为强烈和集中，省级政府的数据往往掩盖了内部各地区、特别是各城市的千差万别。同时，人为设定指标权重容易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可能会产生较大误差。此外，对于政府规模效率高低的判断，也不应仅仅停留在财政和经济角度。随着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日益推进，政府对于公共服务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日益突出，因此，在衡量政府规模的指标设计上，不仅仅要包括经济产出和财政支出，也应包括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为避免上述问题。本文拟采用DEA方法，来横向地比较城市政府间的规模效率。

二、分析工具和指标的选取

(一)数据包络分析(DEA)

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是一种线性规划模型，1978年ChamesA.，CooperW.W.，RhodesE.首次提出了CCR模型，用以评价具有多项投入和多项产出的决策单元间的相对有效性，并正式命名为DEA方法。此后，研究者们对模型不断进行扩充和完善，将DEA方法运用到许多领域，对决策单位的效率进行比较，迄今已发展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方法，这里就不再就其原理展开说明(参见，CooUi,1998，T.etal.)。DEA的基本模型主要可分为CCR模型与BCC模型两种，CCR模型的假设是分析主体在固定规模报酬下运营，但实际上并非每一分析主体都在固定规模报酬下生产，若存在变动规模报酬，则导致在衡量技术效率时规模效率亦混杂其中。因此必须考虑变动规模报酬(vaffableReturnstoScale)的情况，BCC模型将CCR模型中的固定规模报酬的假设剔除，以衡量处于不同规模报酬状态下的相对效率值。BCC模型引进Shephard(1970)距离函数的概念，把技术效率(technologyefficiency：TE)分解成纯技术效率(puretechnologyefficiency：PTE)和规模效率(scaleefficiency：sE)。也就是说，技术无效率除了来自资源配置(投入产出)不当的因素外，也可能是源于决策单位(DMU)的不适度规模，因此我们就可以通过调整DMU的规模以改进其无效率的状态。

采用DEA方法对各个城市政府的规模效率进行比较具有如下优点：(1)DEA方法可以处理多投入、多产出的决策单元(DMU)的运转效率，且不必确定投入和产出间的生产函数关系。在本研究中，每一城市政府就是一个决策单元，它的投入和产出都是多元的。投入产出间关系也较为复杂，例如我们很难判定1单位的财政支出或人员投入就能产生多少单位的GDP或社会收益。(2)决策单元中投入产出变量的权重，是由DEA这种线性规划模型内定的，无需人为主观设定。例如本研究中，就无需人为设定从业人员在城市政府的总投入中所占比重或环境保护在产出中的比重。(3)具有单位不变性的特点，即是说，DEA衡量的决策单元的效率不受投入产出的数据单位的影响。城市公务员从业人员比重、工资与财政支出的比例，或人均绿地面积、医疗保险覆盖率等产出均可放人决策单元来进行效率比较，而无需考虑各衡量指标的单位；(4)可以进行敏感性分析、差异分析和效率分析，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各个城市政府的投入产出情况，以供城市管理者参考。

DEA方法的缺点在于，效率比较是在所有决策单元(本文是指城市)中进行的，因此它容易受到极值的影响。另外，它衡量的生产函数边界是确定性的，难以把随机因素和测量误差的影响分离出来。

从DEA方法的特点来看，运用DEA方法进行政府规模效率的比较研究是可行的。

(二)指标的选取

目前的研究主要使用两种测度指标来衡量政府规模：一是根据国民账户体系的测算，即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二是基于人力资源的测算，即将政府公务人员(或从业人员)数量占所有全社会就业人数(或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政府相对规模的指标。这两类指标尽管从数量上说明了政府的规模大小，但并未从质量上反映政府的规模(这可以称之为政府能力)，更未反映政府的效率，特别是人民生活、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产出效率。

为便于数据的收集整理和与世界银行2006年所作的调查数据相一致，我们收集了非农人口在50万以上、2005年GDP排名在前的88个城市的数据。同时。为能更便利地对比分析，我们选取两组数据来比较城市政府的规模效率。

第一组数据，只考虑政府投入的数量指标，即政府公务员人数和公务员工资。在各城市的统计年鉴中。只有公共管理和社会团体的从业人员和工资，可以用来表示公务员人数和工资，为更为准确地对比，我们用2005年“公共管理和社会团体”(即旧行业分类中的“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的从业人员占整个城市非农人口的比例来表示政府服务的城市人口(当然政府还服务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但为数据收集方便，我们予以忽略不计)，用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工资与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表示政府投入的行政成本。关于政府产出，我们从世界银行的调查报告中选取对法庭的信心、工业废物无害化处理率、人均绿地面积、医疗保险覆盖率、就业率五项指标，得到有效数据704个。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些文献专门研究了GDP与政府规模的关系。我们认为，GDP是整个城市的企业、居民和政府共同生产的，因而计入政府的产出是不恰当的。众多学者也认为，今天，政府最大的产出是公共服务，不再是GDP。在实际计算中，按照DEA的原理。加入一列产出数据也不会影响对各城市政府效率的排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不再考虑GDP。

第二组数据我们考虑加入政府规模的质量指标，即在公务员人数比重和公务员工资比重之外，加人税费、娱乐支出、与政府打交道的天数、进出口通关天数、因电力和运输不足所造成的损失作为衡量政府投入规模的质量指标(这些指标可以看作政府的行政能力或办事效率)。仍用对法庭的信心、工业废物无害化处理率、人均绿地面积、医疗保险覆盖率和就业率五项指标来比较政府的社会及环境产出，得到有效数据1056个。

三、城市政府规模效率的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采用BCC模型，从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三方面分析。

(一)城市政府的总体效率

我们把88座城市政府的两组投入产出数据输入DEA的软件Deap2.1，运行计算后得到城市政府各效率平均值的结果，整理见表1所示。

表1中，TE、FIE和sE分别表示综合技术效率值、纯技术效率值和规模效率值，三者之间的关系式是TE=PTE×sE。TE值为1时，综合技术效率为最优。从表1可见，第一组数据中，城市政府的综合技术效率仅为0.436，第二组数据的综合技术效率超过了0.75。两组数据相比较可见，在考虑政府行政能力的质量指标条件下，政府效率有较大提高，这说明，从行政能力或办事效率来看，我国的地方政府规模还是保持了较好的效率水平。从人员和工资投入来看，2005年有许多城市的公务员工资都有大幅增加，这对政府效率的数值有一定影响。由此来看，仅从数量指标来衡量城市政府的规模是不充分的。对综合技术效率进行分解，可以发现技术无效率主要源于纯技术效率。第一组数据中，纯技术效率为0.604，低于规模效率0.784，第二组数据纯技术效率为0.805，规模效率达到0.953。说明城市政府投入的人力资源和工资配置不尽合理。

从政府人员和工资的比重看(见表2)，政府综合技术效率为1的城市在第一组数据中只有上海、汕头和东莞3个城市，政府公务员人数比重平均为1.1％，工资与财政支出比重平均为8.88％。第二组数据中20个城市，政府公务员人数比重平均为4.41％，工资与财政支出比重平均为22.78％。这也说明，与第一组相比较，政府的高效率一定程度上来自更大的人员和工资投入。

(二)分地区城市政府效率比较

单纯计算城市政府的总体效率掩盖了各地区及各城市的差别。按照地域分布，我们可以把这88座城市分为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两组数据的计算结果整理见表3和表4。

表3是第一组数据的计算结果，各地区政府的总体效率都不高，均在0.6以下。东南、东北地区的效率相对较高，也只是超过50％，西北地区的相对效率最低，仅为0.2620

表4对应的是第二组数据，7项投入，5项产出，以环渤海和东南的效率最高，东北地区的政府效率也在0.8以上，中部地区为0.745，西南和西北效率最低。这一结果说明，环渤海和东南及东北地区的城市政府在向企业收取隐性和显性税费、为企业提供服务、进出口通关效率、电力和运输等基础设施供应等方面要好于其他地区。

(三)按城市规模分的城市政府效率

按城市规模，我们可以把88座城市分为四类，非农人口500万以上、200万～500万、100万～200万和50万～100万人口的城市，对各类城市政府的技术效率计算结果整理见表5、表6、表7。

第一组数据中(表5)，各个规模的城市政府效率都不高，规模效率最高的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政府，综合技术效率也不过为0.684，效率较高的是200万～500万和100万～200万人口的城市政府，分别为0.556和0.410，50万～100万人口的城市政府效率最差，仅为0.375。对50万～100万人口的城市进行细分，可以发现。政府效率以东南和东北地区效率最高，环渤海和西南地区居中，中部和西北地区效率最低。

第二组数据，即考虑质量指标的政府规模(见表6)，规模效率最高的仍是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政府，100万～200万人口的城市政府效率最低，为0.747，200万～500万人口和50万～100万人口的城市政府效率居中。对50万～100万人口的城市进行细分，可以发现。政府效率以东南地区效率最高，环渤海地区紧随其后，中部和东北居中，西南和西北效率最低。对技术效率进行分解，可以发现，西南地区的城市政府效率，主要是规模效率较低，仅为0.863。

(四)各地区城市政府效率改进分析

比较以上两组数据可见，依不同的评价指标，政府效率也有所不同，考虑质量指标的政府效率更高。这也说明，要想提高政府规模效率，不但要从政府投入的数量规模看，还应进一步提高政府的投入质量。运用Deap2.1软件，得到政府效率改进的目标值，见表7和表8。

政府效率的改进可从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来看。表7是针对第二组数据建立投入导向的BCC模型，运行Deap2.1软件整理得到的计算结果。投入导向的模型是假定产出不变，要得到最优效率而需要达到的各项投入目标。表7中的目标值是根据有效率的城市政府设定的效率前沿标准(效率为1)计算出来的各项投入目标值，从表中可见，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目标值明显小于实际值，西南地区的各项投入差值甚至高达90％以上，存在明显的投入过量和资源浪费。

表8是建立产出导向模型整理得到的计算结果。输出导向模型是假定投入不变，所能得到的产出目标值。表8中，西北和东北地区对法庭的信心相对不足，实际值与目标值分别相差55％和32％，人均绿地面积分别相差44％和140％。

综合表7和表8可以看出，我国的城市政府尚未达到规模效率，无论是投入，还是产出。均有改进空间。尤其是在投入方面，即使是发达的东南地区，在进出口通关、电力和运输等方面仍与目标值有近1／4的差距。

四、结论

我们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法对88座城市的政府规模效率进行了分析计算，得到的结果与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的感觉是基本吻合的。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资料收集和数据调查方面还存在诸多困难，如世界银行所作的调查仅有一年，还没有积累历史数据，难以作动态的政府效率变动评价；所选择的指标不同也可能会使评价结果产生一些偏离，有些指标如人均绿地面积可能会使西北地区的政府效率指数降低等等。此外，严格地说，我们很难找出具有完全相同环境的城市政府，来对其运行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比较。由于各个城市的居民对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偏好、区位环境差异、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规模大小差异等因素存在，可能导致即使是相同指标、相同数据的不同城市政府，表现出不同的效率，因此，我们并不能就此断定哪一城市政府就没有达到规模效率。尽管如此，通过上述计算我们仍能大致得到以下结论：

1总体上看，城市政府是否达到适度规模，仅仅考察其投入规模是不充分的，还应看政府的行政效率和产出效率。两组数据的计算结果表明，政府的高效率一定程度上来自更大的人员和工资投入。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的效率不仅仅取决于组织的正式结构，精简人员之类的组织结构变革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政府效率。

2从地区看，两组数据的计算结果均表明，东部沿海的城市政府要好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东南、环渤海和东北地区的城市政府在向企业收取隐性和显性税费、为企业提供服务、进出口通关效率、电力和运输等基础设施供应方面都要好于中部、西南和西北地区。

政府效率范文篇10

一、文献综述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规模一直是许多国家的争论焦点。“奥茨分权化定理”(Oares1972)曾指出，和中央政府相比，两个地方政府可以为不同偏好的本地居民提供差别化的公共物品，由此改进分配效率增进社会福利。但奥茨并未说明地方政府的最优规模应当是多大。1985年欧洲委员会制定的《欧洲地方自治政府章程》虽明确提出地方政府的规模应当尽可能小的原则，但从现有的研究看，对多大规模的政府更有效率并无定论。从规模经济来看，地方政府的最优(产出)规模应当是能够使边际社会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收益的规模。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确切地知道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的大小，从而无法清晰地确定规模经济或是不经济的程度，政府提供的某些公共服务(如治安保卫、老弱病残幼等)也并不总是规模经济型的产品，并非规模越大越具有效率。

在实证研究中，人们往往采用规模经济模型中一些非常总括的定义和指标来衡量政府规模，如总产出、单位产出、单位成本等。最常见的实证研究是用财政支出等指标来表示政府规模，研究其对经济的影响。但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既有政府规模促进经济增长的(Rubbinson，1977；Ram，1986；马拴友，2000；欧阳志刚，2004；刘霖，*)，也有阻碍经济增长的(Landau，1983；Barro，1991；郭庆旺等，2003；张海星，2003)，也有二者没有关系或存在不确定关系的(Kormendi和Meguire1985；Grier和Tulloek1989；Evan，1997)。也有学者用政府所服务的人口规模来表示政府规模，认为人口规模与人均支出需求是正相关关系，人口规模越大，人均支出需求越高，从而对政府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就越高。金(King，1996)构建了一个最优人口规模模型，认为地方政府的最优规模将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动，需要定期对其调整。但地方居民只是服务产出的接受者而不是产出本身，一定总人口规模所产生的支出需求可能会由于社会经济和人口结构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有些研究采用相对指标来表示政府规模，如刘霖(*)用政府部门的人均消费与全国的人均GDP之比来表示政府规模，指出从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来看，中国农村与中国城市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就公务员占总人口的比例而言，城市政府的规模要大于农村。实际上，地方政府负有多种责任和功能，所提供的产出和服务是多元的，单一的综合性的产出指标并不能够较好地衡量地方政府规模。

有关地方政府规模对区域经济影响的研究，曹阳(2002)用行政管理人员占用社会人力资源的比重和行政管理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两个指标，比较了1997年各省的政府规模，发现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政府规模有极为紧密的逆相关关系。金玉国等(2006)认为我国财政支出的分类口径前后差别较大，缺乏历史可比性，因此采用政府部门的就业和工资加权计算的办法(权重分别定为0.6和0.4)，回归分析了2004年省级政府规模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结论是地区政府规模过大，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国内各区域差别很大，特别是城市和乡村对于政府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需求差异较大，城市有着更加昂贵的土地、房产、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配套等公共品及向城市腹地提供服务等特性，城市人口对于政府的需求也更为强烈和集中，省级政府的数据往往掩盖了内部各地区、特别是各城市的千差万别。同时，人为设定指标权重容易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可能会产生较大误差。此外，对于政府规模效率高低的判断，也不应仅仅停留在财政和经济角度。随着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日益推进，政府对于公共服务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日益突出，因此，在衡量政府规模的指标设计上，不仅仅要包括经济产出和财政支出，也应包括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为避免上述问题。本文拟采用DEA方法，来横向地比较城市政府间的规模效率。

二、分析工具和指标的选取

(一)数据包络分析(DEA)

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是一种线性规划模型，1978年ChamesA.，CooperW.W.，RhodesE.首次提出了CCR模型，用以评价具有多项投入和多项产出的决策单元间的相对有效性，并正式命名为DEA方法。此后，研究者们对模型不断进行扩充和完善，将DEA方法运用到许多领域，对决策单位的效率进行比较，迄今已发展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方法，这里就不再就其原理展开说明(参见，CooUi,1998，T.etal.)。DEA的基本模型主要可分为CCR模型与BCC模型两种，CCR模型的假设是分析主体在固定规模报酬下运营，但实际上并非每一分析主体都在固定规模报酬下生产，若存在变动规模报酬，则导致在衡量技术效率时规模效率亦混杂其中。因此必须考虑变动规模报酬(vaffableReturnstoScale)的情况，BCC模型将CCR模型中的固定规模报酬的假设剔除，以衡量处于不同规模报酬状态下的相对效率值。BCC模型引进Shephard(1970)距离函数的概念，把技术效率(technologyefficiency：TE)分解成纯技术效率(puretechnologyefficiency：PTE)和规模效率(scaleefficiency：sE)。也就是说，技术无效率除了来自资源配置(投入产出)不当的因素外，也可能是源于决策单位(DMU)的不适度规模，因此我们就可以通过调整DMU的规模以改进其无效率的状态。

采用DEA方法对各个城市政府的规模效率进行比较具有如下优点：(1)DEA方法可以处理多投入、多产出的决策单元(DMU)的运转效率，且不必确定投入和产出间的生产函数关系。在本研究中，每一城市政府就是一个决策单元，它的投入和产出都是多元的。投入产出间关系也较为复杂，例如我们很难判定1单位的财政支出或人员投入就能产生多少单位的GDP或社会收益。(2)决策单元中投入产出变量的权重，是由DEA这种线性规划模型内定的，无需人为主观设定。例如本研究中，就无需人为设定从业人员在城市政府的总投入中所占比重或环境保护在产出中的比重。(3)具有单位不变性的特点，即是说，DEA衡量的决策单元的效率不受投入产出的数据单位的影响。城市公务员从业人员比重、工资与财政支出的比例，或人均绿地面积、医疗保险覆盖率等产出均可放人决策单元来进行效率比较，而无需考虑各衡量指标的单位；(4)可以进行敏感性分析、差异分析和效率分析，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各个城市政府的投入产出情况，以供城市管理者参考。

DEA方法的缺点在于，效率比较是在所有决策单元(本文是指城市)中进行的，因此它容易受到极值的影响。另外，它衡量的生产函数边界是确定性的，难以把随机因素和测量误差的影响分离出来。

从DEA方法的特点来看，运用DEA方法进行政府规模效率的比较研究是可行的。

(二)指标的选取

目前的研究主要使用两种测度指标来衡量政府规模：一是根据国民账户体系的测算，即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二是基于人力资源的测算，即将政府公务人员(或从业人员)数量占所有全社会就业人数(或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政府相对规模的指标。这两类指标尽管从数量上说明了政府的规模大小，但并未从质量上反映政府的规模(这可以称之为政府能力)，更未反映政府的效率，特别是人民生活、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产出效率。

为便于数据的收集整理和与世界银行2006年所作的调查数据相一致，我们收集了非农人口在50万以上、*年GDP排名在前的88个城市的数据。同时。为能更便利地对比分析，我们选取两组数据来比较城市政府的规模效率。

第一组数据，只考虑政府投入的数量指标，即政府公务员人数和公务员工资。在各城市的统计年鉴中。只有公共管理和社会团体的从业人员和工资，可以用来表示公务员人数和工资，为更为准确地对比，我们用*年“公共管理和社会团体”(即旧行业分类中的“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的从业人员占整个城市非农人口的比例来表示政府服务的城市人口(当然政府还服务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但为数据收集方便，我们予以忽略不计)，用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工资与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表示政府投入的行政成本。关于政府产出，我们从世界银行的调查报告中选取对法庭的信心、工业废物无害化处理率、人均绿地面积、医疗保险覆盖率、就业率五项指标，得到有效数据704个。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些文献专门研究了GDP与政府规模的关系。我们认为，GDP是整个城市的企业、居民和政府共同生产的，因而计入政府的产出是不恰当的。众多学者也认为，今天，政府最大的产出是公共服务，不再是GDP。在实际计算中，按照DEA的原理。加入一列产出数据也不会影响对各城市政府效率的排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不再考虑GDP。

第二组数据我们考虑加入政府规模的质量指标，即在公务员人数比重和公务员工资比重之外，加人税费、娱乐支出、与政府打交道的天数、进出口通关天数、因电力和运输不足所造成的损失作为衡量政府投入规模的质量指标(这些指标可以看作政府的行政能力或办事效率)。仍用对法庭的信心、工业废物无害化处理率、人均绿地面积、医疗保险覆盖率和就业率五项指标来比较政府的社会及环境产出，得到有效数据1056个。

三、城市政府规模效率的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采用BCC模型，从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三方面分析。

(一)城市政府的总体效率

我们把88座城市政府的两组投入产出数据输入DEA的软件Deap2.1，运行计算后得到城市政府各效率平均值的结果，整理见表1所示。表1中，TE、FIE和sE分别表示综合技术效率值、纯技术效率值和规模效率值，三者之间的关系式是TE=PTE×sE。TE值为1时，综合技术效率为最优。从表1可见，第一组数据中，城市政府的综合技术效率仅为0.436，第二组数据的综合技术效率超过了0.75。两组数据相比较可见，在考虑政府行政能力的质量指标条件下，政府效率有较大提高，这说明，从行政能力或办事效率来看，我国的地方政府规模还是保持了较好的效率水平。从人员和工资投入来看，*年有许多城市的公务员工资都有大幅增加，这对政府效率的数值有一定影响。由此来看，仅从数量指标来衡量城市政府的规模是不充分的。对综合技术效率进行分解，可以发现技术无效率主要源于纯技术效率。第一组数据中，纯技术效率为0.604，低于规模效率0.784，第二组数据纯技术效率为0.805，规模效率达到0.953。说明城市政府投入的人力资源和工资配置不尽合理。

从政府人员和工资的比重看(见表2)，政府综合技术效率为1的城市在第一组数据中只有上海、汕头和东莞3个城市，政府公务员人数比重平均为1.1％，工资与财政支出比重平均为8.88％。第二组数据中20个城市，政府公务员人数比重平均为4.41％，工资与财政支出比重平均为22.78％。这也说明，与第一组相比较，政府的高效率一定程度上来自更大的人员和工资投入。

(二)分地区城市政府效率比较

单纯计算城市政府的总体效率掩盖了各地区及各城市的差别。按照地域分布，我们可以把这88座城市分为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两组数据的计算结果整理见表3和表4。

表3是第一组数据的计算结果，各地区政府的总体效率都不高，均在0.6以下。东南、东北地区的效率相对较高，也只是超过50％，西北地区的相对效率最低，仅为0.2620

表4对应的是第二组数据，7项投入，5项产出，以环渤海和东南的效率最高，东北地区的政府效率也在0.8以上，中部地区为0.745，西南和西北效率最低。这一结果说明，环渤海和东南及东北地区的城市政府在向企业收取隐性和显性税费、为企业提供服务、进出口通关效率、电力和运输等基础设施供应等方面要好于其他地区。

(三)按城市规模分的城市政府效率

按城市规模，我们可以把88座城市分为四类，非农人口500万以上、200万～500万、100万～200万和50万～100万人口的城市，对各类城市政府的技术效率计算结果整理见表5、表6、表7。第一组数据中(表5)，各个规模的城市政府效率都不高，规模效率最高的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政府，综合技术效率也不过为0.684，效率较高的是200万～500万和100万～200万人口的城市政府，分别为0.556和0.410，50万～100万人口的城市政府效率最差，仅为0.375。对50万～100万人口的城市进行细分，可以发现。政府效率以东南和东北地区效率最高，环渤海和西南地区居中，中部和西北地区效率最低。

第二组数据，即考虑质量指标的政府规模(见表6)，规模效率最高的仍是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政府，100万～200万人口的城市政府效率最低，为0.747，200万～500万人口和50万～100万人口的城市政府效率居中。对50万～100万人口的城市进行细分，可以发现。政府效率以东南地区效率最高，环渤海地区紧随其后，中部和东北居中，西南和西北效率最低。对技术效率进行分解，可以发现，西南地区的城市政府效率，主要是规模效率较低，仅为0.863。

(四)各地区城市政府效率改进分析

比较以上两组数据可见，依不同的评价指标，政府效率也有所不同，考虑质量指标的政府效率更高。这也说明，要想提高政府规模效率，不但要从政府投入的数量规模看，还应进一步提高政府的投入质量。运用Deap2.1软件，得到政府效率改进的目标值，见表7和表8。

政府效率的改进可从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来看。表7是针对第二组数据建立投入导向的BCC模型，运行Deap2.1软件整理得到的计算结果。投入导向的模型是假定产出不变，要得到最优效率而需要达到的各项投入目标。表7中的目标值是根据有效率的城市政府设定的效率前沿标准(效率为1)计算出来的各项投入目标值，从表中可见，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目标值明显小于实际值，西南地区的各项投入差值甚至高达90％以上，存在明显的投入过量和资源浪费。

表8是建立产出导向模型整理得到的计算结果。输出导向模型是假定投入不变，所能得到的产出目标值。表8中，西北和东北地区对法庭的信心相对不足，实际值与目标值分别相差55％和32％，人均绿地面积分别相差44％和140％。

综合表7和表8可以看出，我国的城市政府尚未达到规模效率，无论是投入，还是产出。均有改进空间。尤其是在投入方面，即使是发达的东南地区，在进出口通关、电力和运输等方面仍与目标值有近1／4的差距。

四、结论

我们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法对88座城市的政府规模效率进行了分析计算，得到的结果与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的感觉是基本吻合的。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资料收集和数据调查方面还存在诸多困难，如世界银行所作的调查仅有一年，还没有积累历史数据，难以作动态的政府效率变动评价；所选择的指标不同也可能会使评价结果产生一些偏离，有些指标如人均绿地面积可能会使西北地区的政府效率指数降低等等。此外，严格地说，我们很难找出具有完全相同环境的城市政府，来对其运行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比较。由于各个城市的居民对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偏好、区位环境差异、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规模大小差异等因素存在，可能导致即使是相同指标、相同数据的不同城市政府，表现出不同的效率，因此，我们并不能就此断定哪一城市政府就没有达到规模效率。尽管如此，通过上述计算我们仍能大致得到以下结论：

1总体上看，城市政府是否达到适度规模，仅仅考察其投入规模是不充分的，还应看政府的行政效率和产出效率。两组数据的计算结果表明，政府的高效率一定程度上来自更大的人员和工资投入。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的效率不仅仅取决于组织的正式结构，精简人员之类的组织结构变革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政府效率。

2从地区看，两组数据的计算结果均表明，东部沿海的城市政府要好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东南、环渤海和东北地区的城市政府在向企业收取隐性和显性税费、为企业提供服务、进出口通关效率、电力和运输等基础设施供应方面都要好于中部、西南和西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