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规制范文10篇

政府规制范文篇1

1.规制过度

我国的政府规制与西方国家的政府规制存在很大区别。西方国家规制之所以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存在市场失灵，而我国的政府规制带有更多强制性的色彩。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规制无处不在，与其说我国政府规制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不如说是为了消灭市场更确切些。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规制，不是解决市场失灵，而是计划经济的惯性和本能。从政府规制的背景来看，30年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资源配置方式的行政化、计划化力量，在我国经济体制运行的过程中形成了巨大的惯性，造成了无可匹敌的国家授权下的垄断力量和官本位的烙印。与此配套的政府规制是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所进行的全面的直接干预，建立什么样的企业、在哪里建立、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生产的产品卖给谁、价格如何等问题都由政府确定。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92年十四大的召开，首次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从此进入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这个时期的政府规制是一个混合体，即不可避免地带有原有计划经济的影子，又必然包括了构建市场经济体系的一些新的制度和措施。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们的政府规制涉及面广，对企业的影响程度深，突出表现为规制过度。

现行的政府规制内容相当广泛。在垄断方面，主要针对传统自然垄断领域，内容涉及电力、城市供水、城市燃气、公共汽车与地铁、电信、公路、铁路运输、管道运输、航空运输、水路运输等。现行的规制措施主要有两种，一是准入规则，其形式有国家垄断、申报、审批、许可、营业执照标准设立。二是价格规制，主要针对自然垄断领域，方式主要有法定价格、地方政府定价、行业指导、标准等。现阶段，政府规制的权力归属是：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所有政府机关都拥有规制权力。

政府规制超越了其应有的弥补和克服市场失灵的范围，抑制了市场经济的内在活力和正常发展，使企业缺乏竞争活力，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并为寻租活动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2.政府规制缺位

政府规制的缺位即指在需要行使规制的地方出现了政府缺位，市场失灵现象得不到抑制，社会福利水平下降。体制转轨中，政府规制缺位的主要表现是对市场竞争秩序维护的不足，对消费者保护、健康和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不足。政府规制缺位的后果是严重的，如：产品质量低劣、假冒伪劣现象泛滥，环境严重污染得不到有效制止，消费者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等等。

3.规制机构运行的高成本、低效率

政府规制虽达到了弥补市场失灵的目的，但成本昂贵、效率不高甚至可能出现效率低于规制实行前的情况。政府规制机构运行的高成本、低效率主要表现在：规制机构庞杂，协调困难；规制工作缺乏竞争力；缺乏降低成本的内在驱动，不能正确评估运行效率，监督信息不完备，缺乏对规制者主体的规制。

二、政府规制失灵的原因

1.一般意义上的原因

政府规制失灵一般意义上的原因指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规制失灵的共性原因。只要是市场经济，政府规制失灵都可能出现。一般原因又可以从经济和政治两个角度来分析。

从经济角度看，政府规制失灵首先在于政府部门所得信息的不完全性决定的有限理性。政府信息不完全性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其一，公共部门不可能拥有完全的信息（其实任何人都不能拥有完全的信息，因为信息的完全是相对的，信息的不完全性才是绝对的），而人们对信息的识别能力则是有限的。虽然政府具有信息识别、分析和处理的优势条件，但试图拥有完全信息的能力仍然是有限的。这就意味着政府选择规制政策、制定规章或制度时可能会犯错误，从而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规制目的，甚至离目标更远。其二，企业不会把它所知道的信息告知政府，甚至还可能提供虚假信息，政企之间的这种博弈加重了政府的信息不完全性和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其三，由于缺乏有效的利益和责任激励，规制者不一定有积极性去获取有关信息。

其次，政府规制的目的不仅是解决问题，还必须经济有救地解决问题，规制需要付出一定成本，当其成本高于规制者的最终收益时，则规制结果得不偿失，政府就会选择不规制。

从政治角度看，其一，政府的“道德人”假设与政府官员的行动目标之间存在差异和矛盾。从理论上说，政府作为公益人必须代表公共利益，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然而，现实中的政府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他们不可能是不食人间烟火、完美无缺的，他们的利益和行为目标并不一定具有与公共目标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保持一致的必然性。当二者发生矛盾时，就有可能出现政府官员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做有害于公共利益的决策。

其二，政府所具有的自由裁量权，使得规制可能引起再分配上的不公平和“寻租”的产生。政府规制以有关法律、政令及规章为基础实施。一般来说，相关的法律只提供了规制的原则和准则，大量具体而详细的规则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和规定，所以规制者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因此，有关利益集团便会通过合法或非法的途径“购买政府”，对政府规制政策施加影响，使之对自己有利，这种行为就被称为“寻租”。同时由于政府官员也有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在这种情况下，大权在握的政府官员极有可能做出“有利于提供报酬的人，从而损害公众利益的行”。可见寻租因政府干预成为可能，又必然因这种干预的过度且缺乏规范和监督而成为现实。其三，由于政府行为难以监督，行为效果难以测量等原因，引起对规制者的监督缺位。一方面，规制者也是垄断者，其行为是难以监督的。在缺乏监督约束的条件下，权力没有权力来制衡，规制没有公众来评价，这就在客观上为规制失灵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2.特殊原因

从特殊性的角度看，政府规制失灵与我国转型期的政治经济条件密切联系，主要有：

首先，政府角色的冲突和错位。政府规制过程有三个相互独立的主体，即决定对某行业进行规制的立法机构、具体实施规制的行政执行机构以及被规制对象。长期以来，我国对自然垄断性质突出的基础设施产业实行的是政府垄断经营的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电力、通信、铁路运输、煤气和自来水等基础设施产业的主要业务是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企业独家垄断经营，政府既是政策的制定者和监督者，又是具体业务的实际经营者。政府有关部门对自然垄断行业的进入、价格、投资等都实行了严格的规制政策。作为规制者的政府主管部门与企业之间政企不分甚至政企一体化的问题十分严重。因此，在规制实施中所涉及的不同主体，实际上三位一体，彼此间并不相互独立，缺乏必要的制度制衡，所谓的规制实质不过是自己管自己。同时，各省市所辖的规制机构，由于它们主要是对本地政府负责，因此在规制中往往要听从本地政府主要领导的指令，要顾及本地的经济发展和政府的形象。这样，规制机构就很难站在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立场上严格进行执法活动。

再次，受规制市场不健全、欠完善，以及我国干部考核制存在缺陷。在我国的受规制市场上，虽然企业和消费者都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但立法者和规制者却不用追求选票数的最大化，因为我国的干部考核是上级对下级的考核，考核中很少把群众满意度作为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因此，企业和消费者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政府，能够充分表达自身利益、进行合理博弈的独立、成熟、强大的企业主体和消费者主体尚未形成，这就在客观上为政府规制机构漠视企业和消费者利益、操纵规制过程或滥用规制权力提供了可乘之机。

最后，存在政府规制职能正常发挥的制度障碍。目前，政府规制从机构到规则都还处于建立过程之中、远未完善，其作用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使之无法正常发挥自己的作用。而原有的计划性政府管制的制度基础尚未完全消除，仍具有强大的惯性。政府官员对计划管制的机制、方法也都驾轻就熟，习惯于用计划管制的手段来管理市场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说，转型期的政府规制失灵就是政府职能尚未实现彻底转变、政府规制制度远未完善、难以发挥作用所造成的。

三、解决政府规制失灵的对策

从国际经验看，解决规制失灵的基本思路有两条，一是放松规制，引进竞争机制；另一条是把激励机制引人规制，对规制进行改良。随着中国加入WTO，随之而来的经济规则的一体化及日趋激烈的政府间的竞争，将我国传统的政府规制体系推到了改革的最前沿。对此，笔者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不要政府规制，也不是简单地放松规制或缓和规制，而是如何通过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把规制从一系列的困境中解放出来，并进而实现良好规制，让政府规制真正发挥其优势和作用，最终使政府规制成为一种高质量的政府治理工具。而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做到：

1.矫正政府失灵，对规制者进行规制

首先，确立有限政府的观念，从制度上约束政府规制行为。要确立有限政府的观念，以制度的建设和法制的完善来防止因权力的滥用而损害公共福利。其中，宪法制约和行政法治不失为矫正政府失灵的好方法。我们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拿起法律的武器，通过制定一系列合理的制度结构来对参与规制立法和具体执行规制的成员的自利性行为和投机行为进行约束，尽快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宪法救济制度，实行行政法治，以矫正规制目标的偏差。

其次，合理界定政府规制的边界。实行民主化规制，使相关利益各方能够依照程序进行磋商和协调，将政府规制权力行使的界线界定在不侵害国民和企业的自由权利之上。具体限定如：第一次限定，政府作用应严格限制在市场失灵的范围内；第二次限定，政府干预应限于能够修补的市场缺陷之内；第三次限定，政府干预应同样要遵循成本收益原则。

其三，建立地位独立、规制中立、有足够规制授权的规制机构。政府规制机构要想真正成为各方利益的协调者，就必须超脱于具体的利益纠纷之外，具有较大的中立性、独立性。为防止来自地方政府和行业管理部门的干扰，中国需要设立一批直属于全国人大的执法机构，并在各地设立垂直领导的执法机构，以保持其中立性。合理、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规制机构的规制权，使二者各负其责，互相监督。

最后，推行政企分开。在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基础上，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将政府的规制者职能和所有者职能分开，交由不同的行为主体承担，这才能保证规制机构的公正性。而推行政企分开关键就是政资分开。政资分开，有助于界定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效率，减弱行政干预，但又不放弃政府的责任和权利，政资分开的制度本身是约束政府各级领导滥用权力的办法之一。

2.放松规制，培育产权多元化市场

放松经济性规制，是以向规制产业引进竞争机制为目的。目前，在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比较统一开放的全国性市场体系并没有真正形成，而是被各级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条条”与“块块”不同程度地分割。市场准入仍受到行业主管部门的严格限制。为了消除垄断行业的非效率性，可以采取通过引人民间投资主体自由于进人竞争性环节，或是能够参与垄断环节的特许权竞争等民营化形式，对现有垄断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使其成产权多元化的现代公司制企业，培育不同的市场交易主体，完善市场交易机制。

3.加强对规制者的监督

首先，建立透明开放的政府规制程序，透明性要求规制机构的规制依据、规制过程和规制结果必须对公众公开，接受公众监督。其次，健全社会监督体系，建立各行业的消费者组织，建立健全听证会制度。公众参与是保证规制机构独立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任何规制政策都是政府规制机构，企业和消费者各方利益相互博弈的结果，因此规制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吸收消费者企业等各方利益集团的参与，通过听证会这种方式，各利益相关者集团的代表可以阐述自己对相关决策的观点，从而保证规制机构可以听取各方的意见，以保证规制政策制定的公正平等。最后，加强司法审查。加强对于公权力行使过程的违宪审查、司法审查、上级监督、专门监督等国家权力性监督，真正实现以权力监督权力的硬约束机制。

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编著.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27-33.

[2]李郁芳.体制转轨时期的政府微观规制行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6-10,144-155.

[3]胡家勇.政府干预理论研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122-131.

[4]植草益.微观规制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146-149.

[5]黄新华.体制转轨时期政府失灵的原因与对策浅探[J].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2)：27-31.

[6]崔炳善，司空泳浒.政府规制与腐败[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5)：77-83.

[7]胡税根.论新时期我国政府规制的改革[J].政治学研究，2001,(4)：70-79.

[8]李郁芳.体制转轨期间政府规制失灵的理论分析[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2,(6)：29-35.

政府规制范文篇2

1.规制过度

我国的政府规制与西方国家的政府规制存在很大区别。西方国家规制之所以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存在市场失灵，而我国的政府规制带有更多强制性的色彩。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规制无处不在，与其说我国政府规制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不如说是为了消灭市场更确切些。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规制，不是解决市场失灵，而是计划经济的惯性和本能。从政府规制的背景来看，30年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资源配置方式的行政化、计划化力量，在我国经济体制运行的过程中形成了巨大的惯性，造成了无可匹敌的国家授权下的垄断力量和官本位的烙印。与此配套的政府规制是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所进行的全面的直接干预，建立什么样的企业、在哪里建立、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生产的产品卖给谁、价格如何等问题都由政府确定。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92年十四大的召开，首次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从此进入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这个时期的政府规制是一个混合体，即不可避免地带有原有计划经济的影子，又必然包括了构建市场经济体系的一些新的制度和措施。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们的政府规制涉及面广，对企业的影响程度深，突出表现为规制过度。

现行的政府规制内容相当广泛。在垄断方面，主要针对传统自然垄断领域，内容涉及电力、城市供水、城市燃气、公共汽车与地铁、电信、公路、铁路运输、管道运输、航空运输、水路运输等。现行的规制措施主要有两种，一是准入规则，其形式有国家垄断、申报、审批、许可、营业执照标准设立。二是价格规制，主要针对自然垄断领域，方式主要有法定价格、地方政府定价、行业指导、标准等。现阶段，政府规制的权力归属是：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所有政府机关都拥有规制权力。

政府规制超越了其应有的弥补和克服市场失灵的范围，抑制了市场经济的内在活力和正常发展，使企业缺乏竞争活力，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并为寻租活动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2.政府规制缺位

政府规制的缺位即指在需要行使规制的地方出现了政府缺位，市场失灵现象得不到抑制，社会福利水平下降。体制转轨中，政府规制缺位的主要表现是对市场竞争秩序维护的不足，对消费者保护、健康和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不足。政府规制缺位的后果是严重的，如：产品质量低劣、假冒伪劣现象泛滥，环境严重污染得不到有效制止，消费者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等等。

3.规制机构运行的高成本、低效率

政府规制虽达到了弥补市场失灵的目的，但成本昂贵、效率不高甚至可能出现效率低于规制实行前的情况。政府规制机构运行的高成本、低效率主要表现在：规制机构庞杂，协调困难；规制工作缺乏竞争力；缺乏降低成本的内在驱动，不能正确评估运行效率，监督信息不完备，缺乏对规制者主体的规制。

二、政府规制失灵的原因

1.一般意义上的原因

政府规制失灵一般意义上的原因指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规制失灵的共性原因。只要是市场经济，政府规制失灵都可能出现。一般原因又可以从经济和政治两个角度来分析。

从经济角度看，政府规制失灵首先在于政府部门所得信息的不完全性决定的有限理性。政府信息不完全性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其一，公共部门不可能拥有完全的信息（其实任何人都不能拥有完全的信息，因为信息的完全是相对的，信息的不完全性才是绝对的），而人们对信息的识别能力则是有限的。虽然政府具有信息识别、分析和处理的优势条件，但试图拥有完全信息的能力仍然是有限的。这就意味着政府选择规制政策、制定规章或制度时可能会犯错误，从而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规制目的，甚至离目标更远。其二，企业不会把它所知道的信息告知政府，甚至还可能提供虚假信息，政企之间的这种博弈加重了政府的信息不完全性和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其三，由于缺乏有效的利益和责任激励，规制者不一定有积极性去获取有关信息。

其次，政府规制的目的不仅是解决问题，还必须经济有救地解决问题，规制需要付出一定成本，当其成本高于规制者的最终收益时，则规制结果得不偿失，政府就会选择不规制。

从政治角度看，其一，政府的“道德人”假设与政府官员的行动目标之间存在差异和矛盾。从理论上说，政府作为公益人必须代表公共利益，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然而，现实中的政府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他们不可能是不食人间烟火、完美无缺的，他们的利益和行为目标并不一定具有与公共目标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保持一致的必然性。当二者发生矛盾时，就有可能出现政府官员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做有害于公共利益的决策。其二，政府所具有的自由裁量权，使得规制可能引起再分配上的不公平和“寻租”的产生。政府规制以有关法律、政令及规章为基础实施。一般来说，相关的法律只提供了规制的原则和准则，大量具体而详细的规则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和规定，所以规制者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因此，有关利益集团便会通过合法或非法的途径“购买政府”，对政府规制政策施加影响，使之对自己有利，这种行为就被称为“寻租”。同时由于政府官员也有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在这种情况下，大权在握的政府官员极有可能做出“有利于提供报酬的人，从而损害公众利益的行”。可见寻租因政府干预成为可能，又必然因这种干预的过度且缺乏规范和监督而成为现实。其三，由于政府行为难以监督，行为效果难以测量等原因，引起对规制者的监督缺位。一方面，规制者也是垄断者，其行为是难以监督的。在缺乏监督约束的条件下，权力没有权力来制衡，规制没有公众来评价，这就在客观上为规制失灵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2.特殊原因

从特殊性的角度看，政府规制失灵与我国转型期的政治经济条件密切联系，主要有：

首先，政府角色的冲突和错位。政府规制过程有三个相互独立的主体，即决定对某行业进行规制的立法机构、具体实施规制的行政执行机构以及被规制对象。长期以来，我国对自然垄断性质突出的基础设施产业实行的是政府垄断经营的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电力、通信、铁路运输、煤气和自来水等基础设施产业的主要业务是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企业独家垄断经营，政府既是政策的制定者和监督者，又是具体业务的实际经营者。政府有关部门对自然垄断行业的进入、价格、投资等都实行了严格的规制政策。作为规制者的政府主管部门与企业之间政企不分甚至政企一体化的问题十分严重。因此，在规制实施中所涉及的不同主体，实际上三位一体，彼此间并不相互独立，缺乏必要的制度制衡，所谓的规制实质不过是自己管自己。同时，各省市所辖的规制机构，由于它们主要是对本地政府负责，因此在规制中往往要听从本地政府主要领导的指令，要顾及本地的经济发展和政府的形象。这样，规制机构就很难站在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立场上严格进行执法活动。

再次，受规制市场不健全、欠完善，以及我国干部考核制存在缺陷。在我国的受规制市场上，虽然企业和消费者都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但立法者和规制者却不用追求选票数的最大化，因为我国的干部考核是上级对下级的考核，考核中很少把群众满意度作为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因此，企业和消费者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政府，能够充分表达自身利益、进行合理博弈的独立、成熟、强大的企业主体和消费者主体尚未形成，这就在客观上为政府规制机构漠视企业和消费者利益、操纵规制过程或滥用规制权力提供了可乘之机。

最后，存在政府规制职能正常发挥的制度障碍。目前，政府规制从机构到规则都还处于建立过程之中、远未完善，其作用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使之无法正常发挥自己的作用。而原有的计划性政府管制的制度基础尚未完全消除，仍具有强大的惯性。政府官员对计划管制的机制、方法也都驾轻就熟，习惯于用计划管制的手段来管理市场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说，转型期的政府规制失灵就是政府职能尚未实现彻底转变、政府规制制度远未完善、难以发挥作用所造成的。

三、解决政府规制失灵的对策

从国际经验看，解决规制失灵的基本思路有两条，一是放松规制，引进竞争机制；另一条是把激励机制引人规制，对规制进行改良。随着中国加入WTO，随之而来的经济规则的一体化及日趋激烈的政府间的竞争，将我国传统的政府规制体系推到了改革的最前沿。对此，笔者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不要政府规制，也不是简单地放松规制或缓和规制，而是如何通过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把规制从一系列的困境中解放出来，并进而实现良好规制，让政府规制真正发挥其优势和作用，最终使政府规制成为一种高质量的政府治理工具。而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做到：

1.矫正政府失灵，对规制者进行规制

首先，确立有限政府的观念，从制度上约束政府规制行为。要确立有限政府的观念，以制度的建设和法制的完善来防止因权力的滥用而损害公共福利。其中，宪法制约和行政法治不失为矫正政府失灵的好方法。我们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拿起法律的武器，通过制定一系列合理的制度结构来对参与规制立法和具体执行规制的成员的自利性行为和投机行为进行约束，尽快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宪法救济制度，实行行政法治，以矫正规制目标的偏差。

其次，合理界定政府规制的边界。实行民主化规制，使相关利益各方能够依照程序进行磋商和协调，将政府规制权力行使的界线界定在不侵害国民和企业的自由权利之上。具体限定如：第一次限定，政府作用应严格限制在市场失灵的范围内；第二次限定，政府干预应限于能够修补的市场缺陷之内；第三次限定，政府干预应同样要遵循成本收益原则。

其三，建立地位独立、规制中立、有足够规制授权的规制机构。政府规制机构要想真正成为各方利益的协调者，就必须超脱于具体的利益纠纷之外，具有较大的中立性、独立性。为防止来自地方政府和行业管理部门的干扰，中国需要设立一批直属于全国人大的执法机构，并在各地设立垂直领导的执法机构，以保持其中立性。合理、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规制机构的规制权，使二者各负其责，互相监督。

最后，推行政企分开。在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基础上，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将政府的规制者职能和所有者职能分开，交由不同的行为主体承担，这才能保证规制机构的公正性。而推行政企分开关键就是政资分开。政资分开，有助于界定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效率，减弱行政干预，但又不放弃政府的责任和权利，政资分开的制度本身是约束政府各级领导滥用权力的办法之一。

2.放松规制，培育产权多元化市场

放松经济性规制，是以向规制产业引进竞争机制为目的。目前，在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比较统一开放的全国性市场体系并没有真正形成，而是被各级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条条”与“块块”不同程度地分割。市场准入仍受到行业主管部门的严格限制。为了消除垄断行业的非效率性，可以采取通过引人民间投资主体自由于进人竞争性环节，或是能够参与垄断环节的特许权竞争等民营化形式，对现有垄断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使其成产权多元化的现代公司制企业，培育不同的市场交易主体，完善市场交易机制。

3.加强对规制者的监督

首先，建立透明开放的政府规制程序，透明性要求规制机构的规制依据、规制过程和规制结果必须对公众公开，接受公众监督。其次，健全社会监督体系，建立各行业的消费者组织，建立健全听证会制度。公众参与是保证规制机构独立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任何规制政策都是政府规制机构，企业和消费者各方利益相互博弈的结果，因此规制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吸收消费者企业等各方利益集团的参与，通过听证会这种方式，各利益相关者集团的代表可以阐述自己对相关决策的观点，从而保证规制机构可以听取各方的意见，以保证规制政策制定的公正平等。最后，加强司法审查。加强对于公权力行使过程的违宪审查、司法审查、上级监督、专门监督等国家权力性监督，真正实现以权力监督权力的硬约束机制。

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编著.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27-33.

[2]李郁芳.体制转轨时期的政府微观规制行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6-10,144-155.

[3]胡家勇.政府干预理论研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122-131.

[4]植草益.微观规制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146-149.

[5]黄新华.体制转轨时期政府失灵的原因与对策浅探[J].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2)：27-31.

[6]崔炳善，司空泳浒.政府规制与腐败[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5)：77-83.

[7]胡税根.论新时期我国政府规制的改革[J].政治学研究，2001,(4)：70-79.

[8]李郁芳.体制转轨期间政府规制失灵的理论分析[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2,(6)：29-35.

[9]王学庆.管制垄断[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4：17-25.

[10]王玉楼.政府改革与行政法治[J].体制改革，2002，(11)：11.

政府规制范文篇3

关键词:宪政政府建设

宪政是国家依据一部充分体现现代文明的宪法进行治理,以实现一系列民主原则与制度为主要内容,以实行法治为基本保证,以充分实现最广泛的人权为目的的一种政治制度。其中民主是宪政的基础,法治是它的重要条件,人权保障则是宪政的目的。在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三权中,立法权具有人民性、抽象性和间接性,司法权具有程序性和被动性,行政权具有主动性和直接性。因此,作为行政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宪政的关系也就成为焦点,它在许多重要方面和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宪政的实现。宪政视域下,政府在权力、职能和规模上受到严格的宪法和法律约束、限制,政府建设只有在宪政的基础和平台上进行才能得到民众的理解和认同,才具有合法性。

1宪政视域下的政府结构:精神、实体和程序要件“三位一体”

宪政视域下,价值要件,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三者互为存在条件,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一个政府的宏观结构。

首先,精神要件是政府建设的基础。精神要件是政府的价值基础和导向,政府要牢固树立以民为本的导向理念、公平公正的价值理念和法治理念。在宪政制度下,政府与人民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政府是人民为了一定的目的而从基本人权中派生出的一种权力。政府的权力产生于人民的授权,政府受人民委托行使权力。而人民之所以设立政府并授予权力。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和实现公民权利,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公平公正”是政府的观念柱石和灵魂,政府应承认社会的所有公民具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这些权利和机会不因为个人的出身、天赋、种族性别、财富等的差别而受到损害,不能被特权和权力所剥夺,也不能拿来于其他人的经济利益交换。政府应奉行法治之上的理念,其一切行为活动都应限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法治意味着政府除非实施众所周知的规则以外不得对个人实施强制,所以它构成了对政府机构的一切力的限制,这当然也包括对立法机构的权力的限制。”[1]

事实上.宪政视野下政府建设是对政府价值的重新定位。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政府的治理理念是一种管制型的理念。政府以管理者和统治者的身份对公民进行管理和制约。在管制型政府之下,政府以强制手段进行管理.公民只能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政府与公民的主次、轻重关系被颠倒了。当前服务型政府成为政府建设的目标和努力方向,它以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为基础,是颠倒的政府和公民关系的重新归位。

其次,实体要件是政府建设的核心。政府的实体要件是政府权力来源、内涵、运行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它具有实质性、规范性和结构性。政府实体要件表现在:第一,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来源于法律,并且最终都受制于法律,没有法律授权的政府权力不得行使。而公民只履行法律以内的义务,任何对公民施加的法律以外的义务,公民都有权拒绝。第二,切实规定人权的基本内容,明晰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细化和完善部门法中的公民权利保护条款,形成法治体系化的权利保障网络。其中,特别强调保护公民自由、财产、生存、安全等基本人权,重点突出为公民提供教育、社会保障、低息住房等全方位公共福利措施。第三,界定政府的职能空间,明确哪些领域由政府管,哪些领域由市场管,哪些采取管制模式,哪些采取服务模式。第三,加强对公民权利的落实与救济,建设完善的权利实现的社会保障体系。第四,构建政府权力运行的责任机制。在宪政学看来,“权力无法脱离责任而单独存在,法治政府权力的行使,必须有责任的规定为前提,否则,这种权力必然是非法的。凡是没有责任的权力必然是权力的放任和腐败,因而行使这种权力的政府也就没有资格称之为法治政府。”[2]责任机制能够有效地督促政府自律,从而政府权力按法定的轨迹运行。

再次,程序要件是政府建设的关键。政府的程序要件是关于政府权力的运行的形式,步骤,顺序和空间的问题。宪政视域下,所有公民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公平公正也应是政府的价值诉求,而公平公正首先必须体现在程序规则中。程序具有预定性,它的基本功能在于限制和取消当事人为实现目的而选择手段的自由,将实现目的的手段规范化和标准化。程序可以限制程序义务人的主观随意性,当程序所预先确定的要件成立时,程序义务人,必须按照程序的规定做出既定的行为,而无法利用手段选择的自由随意加速或者阻挠程序目标的实现[3]。宪政府的程序化建设影响到如何体现政府的价值导向,实现形式和内容的结合,权力和责任的互相制约。如果不遵从法定的正当程序,如需要向当事人告知的没有告知,应该备案的不备案,必须允许当事人申辩或昕证的而不给予或剥夺这种机会,那么,这种政府即使有良好的动机和效果,也不能视为合理合法,而应该视为违法。

2宪政视域下的政府角色定位:经济社会的服务者和合作者

宪政的精髓在于政府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在于建设一个有限政府,从而保障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个体的权利不受侵害,实现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良性互动,促进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纵观历史的发展,宪政经历了从消极宪政到积极宪政再到适度积极的转变,政府管理经历了从统治行政、管制行政、服务行政三个阶段,政府的角色也经历了从守夜人到全能者再到服务者的角色。

宪政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在资本主义国家确立之后,政府职能被局限于保护财产权利和生命等最基本权利和为经济发展服务的范围内,政府奉行消极的“守夜人”的角色。从政府和公民的关系来看,公民处在“自我照顾”的地位。19世纪朱20世纪初开始,政府管理的缺位导致社会、经济等问题层出不穷,西方国家的经济、财政和信任危机使人们重新审视市场机制和国家的作用,政府干预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社会职能和经济职能空前扩大,社会和家庭组织的经济功能全面萎缩,“福利国家”形成。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全面管制,政府扮演着“全能政府”角色,公民处在“团体照顾”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出现“滞胀”,官僚主义倾向泛滥,政府的角色重新被审视。西方政府改革再次举起限制政府职能的大旗,引起行政改革的浪潮。这一时期,在宪政价值反思的基础上,人们重新认识宪政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价值,政府的角色由积极走向适度积极。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推行公共福利政策改革,缩减政府的社会职能,实行政府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和放松对经济的直接管制,扩大社会,市场参与公共管理的空间。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政府扮演着经济社会的服务者和合作者角色,公民处在“政治照顾”的地位。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公民社会的不断壮大,政府的行政职能也应由管理转向服务,由政府单中心的治理转向多元多中心的共同治理并走向善治。然而在实然层面上,尽管市场和社会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发挥了某些功能优势,但由于政府还处在强势状态,处在强有力的掌控者或者是主导者地位。为了其本身的利益,政府依据国家强权按政府的意志强力整合调控社会公共资源。政府权力的触须有意无意地延伸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垄断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忽视市场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空间。政府应从全能政府中走出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角色定位,承担起公共服务者和社会的合作者的角色。

3宪政视域下的政府运行机制:科学规范、公平公正

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限制的地方才休止”。[4]政府权力的运行需要建立一整套科学的机制,没有科学规范、公平公正的运行机制,政府权力就可能偏离其“公共属性”,民主就无法得到保证,人权就不能真正落实,服务行政也就会异化。政府政策制度必须具有合法性基础,政府施政目标的制定必须首先征得服务对象即民众的同意,让公民参与到决策的过程中,增强政府对公民的回应性,由民众和政府通过双向的交流互动达成一致来决定。政府制度设计必须科学,公共政策执行具有平等性,承认个体生存环境的差异性。当前,在建设服务型政府过程中,应着力制定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实施细则,完善社会公众参与决策的制度,建立重大决策事项的合法性、合理性专家咨询论证和成本效益分析制度。加强电子政务建设,进一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完善政府重大决策事项、投资项目、承诺事项、招投标等公告、公示制度。另外,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对政府的行政部门和机构进行权能划分,使它们分别掌握行政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

参考文献

[1][2]沈荣华.地方政府法治化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突破口[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0,(6).

政府规制范文篇4

政府规制理论为现代行政法学对行政过程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应该说，政府规制研究本质上是一种问题导向的政策分析理论，它是法律学科内的整合，它不只是行政法，甚至也不只是公法，而是为了彻底解决问题而综合运用各种法律手段、法律机制和法律思想的理论。

政府规制研究最早肇始于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美国经济学界，代表性的学者先后有斯蒂格勒、佩尔兹曼和卡恩等，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政府规制分析逐渐开始在美国行政法学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在当代美国行政法学家中，布雷耶大法官专长风险和能源规制，皮尔斯教授专长电力和天然气市场规制，夏皮罗教授以职业安全和卫生规制见长，几乎每个行政法学者都有着自己的“独门暗器”。

在我国目前的行政法学研究中，对于规制框架的设计和变革，还着墨不多。我们传统的行政法案例分析方法，更多的是将行政过程割裂成一个个的片断进行分析，更多沿用的是民法上以请求权为基础的分析模式，这样的案例分析到法院的判决作出后就戛然而止，即使是学者们的评论，也是围绕不断完善司法审查的精细度和正当性而展开的。

但是，很多行政决定背后蕴藏着对诸多复杂的政策和政治因素的考量，因此很难通过传统的案例分析方法，通过概念和逻辑的推演，来导出相应的“正确答案”。这时，将政府规制理论融贯其中的三层次规制分析方法就开始凸现其魅力。

第一层次是传统法律解释技术的应用，它以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和法律适用问题为核心展开分析，我们可以去审视有无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审视法律的构成要件如何规定？所认定的事实是否与法律构成要件的要素相当；

第二层次则是制度与程序层面的分析，力图超越当事人之间的争议，超越法院的考量，从整体上把握事件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权力部门之间的功能、角色及相互关系；

第三层次则是在前面的基础上，对整个体制运行的政策和策略予以审视，去探讨政府规制是基于哪些理由？政府有哪些可能可供选择的活动形式？政府事实上选择了哪种活动形式？政府是否选择了最为有效的规制形式？

可以将政府规制分析方法与政府规制理论，应用于对环境标准、燃油税、核电站选址、城市水务民营化、排污权交易、社会保障基金等等问题的研究。这可以把原来缺少分析框架和思路不能纳入研究视野的问题，包容入新的分析框架之内，并能从法律学上为其制度设计和优化提供指南。这将极大的拓宽行政法学的疆域，使得行政法学更加贴近现实的法律生活。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现代行政法学对政府规制理论和方法的引入，对行政过程的关注，并不会引起“行政法学的终结”，相反还可以为行政法学研究增加新的生机和活力。

例如政府规制理论中对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方关系的讨论，就可以促使我们去反思传统的行政相对人及行政法律关系理论；而诸多独立规制机构的涌现，又促使我们去检讨和修正传统的行政主体及行政组织法理论；而现代社会出现的不胜枚举的崭新政府规制形式，又会促使我们去对行政行为型式化理论以及非正式行政活动予以反思和重构。

政府规制理论不应与传统行政法学成为不相往来的单行道，相反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去革新传统行政法的概念架构和学理体系，从而逐步建立起对真实世界行政过程有解释力的现代行政法学体系。

成本收益分析方法

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运用最为成熟也最为广泛的是美国。

在美国，规制成本居高不下一直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例如1996年，美国规制机构的规章达到7000多个，规制成本达到6300多亿，尤其是各种名目繁多的规制政策对小企业的负担更为沉重，同年，美国独立企业联合会对3471家小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小企业所面临的10个最为严重的问题中，“不合理的政府规制”位居第四位。

降低规制成本成为一项迫切的要求。卡特、里根和克林顿相继签署总统行政命令，要求对政府的规制政策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只有在一项规制政策的潜在收益大于潜在成本的情况下，规制才可以实施，并由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进行审核。

这种由总统执行机构而非法院通过成本收益分析的行使进行一体化的审查和监督来取消不合理规制的模式，构成了一种行政式的行政法体系，且这种分析性规制模式被国会所采纳，并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来保障成本收益分析成为一项法定程序。

在我国这样一个监管型政府体制下，有必要引入成熟的规制分析方法，从而为政府的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2004年我国政府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第十七条明确提出要“积极探索对政府项目尤其是经济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政府立法不仅要考虑立法过程成本，还要研究其实施后的执法成本和社会成本”。作为一种政策评估方法，我们并不能排除在一些市场取向改革较为迫切和政治考量较少的领域更多地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可能性。例如对于行政许可的创设和评估，对于燃油税的征收，对于天然气价格的上涨等问题，都有可能引入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当然成本收益分析是一种综合评估方法，它需要经济学家提供技术标准，伦理学家提供道德边界，而法学家的工作则是为它提供制度架构。

首先在评估主体和对象方面，应该确立专门的审核机构作一体化的审查。在我国主要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法制机构，重点是政府的经济立法项目和一些与市场关系较为密切的立法项目如劳动力规制、环境标准、税费改革等，必要时可要求立项者提供一个成本收益分析报告。

其次，行政机关应借鉴和吸收非官方的政策研究机构关于成本与收益的成本界定、项目设计、量化标准和成本估算结果，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成本与收益分析的评估框架。在美国，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卡图规制研究中心和美国企业研究中心等独立政策研究机构，对政府规制成本与收益的研究方法、范围界定以及分项成本与总成本的指标设计，几乎都达成了共识。它们在美国政府规制成本与收益分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第三，成本收益分析的运用需要一套完善的配套机制，尤其重要的是政府对市场信息的收集和档案的归类整理，这在美国称为文书规制。没有灵敏的信息收集和信息整合能力，审核机构就不可能对规制的成本和收益作一个准确的预期估算，这也是导致规制失败的最大诱因。

权利救济面与实体政策面的双重关注

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确认、行政给付、行政奖励、行政契约……这些类型化的描述性概念对于一个行政法学的研习者来说，自是耳熟能详。不仅如此，在司法实践和行政实务上也到处充斥着如此的话语。进一步地关注现实，我们却会发现：如果仅仅依赖传统的行政行为理论，行政主体在面临许多真实世界中的规制问题时将“束手无策”。于是，现代管制国家催生出了许多新型的行政活动方式，规制的工具呈现多元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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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外的行政实务中，各种政策手段大概包括以下几种：

1.传统的规制工具，诸如许可、处罚（行政制裁）、强制等等，传统手段基本上是命令——控制模型的规制手段。

2.协商式规制：例如，某工厂的防污设施未能按照技术水准改善污染，如果根据环保法规采用传统的规制工具，主管机关可以作出诸如责令停产、撤回许可等行政行为。但是这种命令——控制式的规制手段常常因为过于激烈而缺乏效率。于是，主管机关往往与污染工厂进行协商式规制，后者承诺进行一定的环境改善行为，而前者也不再实施激烈的行政行为。

3.激励型规制（经济诱因规制）：行政主体往往使用补贴、征税（寓禁于征）、减免税、技术或资金扶持等经济诱因方式引导公众作出或不作出一定的行为，以实现其既定的政策目标。另外，国外广泛实行的排污权交易制度事实上也是一种激励型规制，对于采用最新排污技术的业者来说，可以通过出售排污许可证而获得相当的经济回报。

4.信息规制：包括对信息的规制和通过信息的规制两种。前者主要是由主管机关要求相对人强制披露有关信息，比如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要求药物的相关信息包括危险警告，都必须在标签上表明；后者是指在现代网络社会、资讯社会的背景下，由主管机关公布一定的信息以达到规制和惩罚的目的，比如日本的违法事实公布、德国的公共警告、推荐，都是该种规制手段的典型。

5.标准规制：由国家或者行业组织制定适当的标准以实现规制目标。比如环境标准、产品质量标准等。

6.价格规制：该种规制工具主要适用于公用事业领域。为解决自然垄断、过度竞争等市场失灵现象而使用统一确定费率、进行价格补贴等规制手段。

对于行政法学者而言，面对诸多规制工具，最为重要的是去了解和研究各该规制工具的用途和局限，从而为选择最佳的规制进路提供策略。

设计良好的政府监管程序

在我国，证监会、银监会等监管委员会，其作为新型的政府规制机构，在实际的监管过程中，应设计贯穿以参与、公开等为要素的良好监管程序，以有效实现监管目标。此外，通过监管程序的设计，其实际上也为监管机构的行为划定了一定的外部边界。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官员与其他个人和组织一样，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这些个人利益同所属部门的规模相关。因此，政府部门具有扩张自身规模，要求尽可能的预算最大化的需求。由于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往往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因此规制内容、规制目标的设定往往会集中于政府部门内部产生。而如果转而依靠市场机制，市场价格往往只能反映局部的私人成本，而不能充分反映整体的成本。如果借助一定的公民参与程序，则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单纯地对于政府利益的追逐，以及单纯依靠市场可能存在的弊端。

实现公民的充分参与，其前提和基础在于监管机构对于相关信息的公开和公布。这是因为，监管机构和被监管者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信息不对称。

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监管机构往往掌握着所有的信息，而被监管者则知之甚少。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一方面，被监管者可以通过市场获得一定的信息，如电信企业往往熟知市场信息以及消费者的需求信息。另一方面，被监管者对于监管机构的相关决定抑或政策形成过程则缺乏必要的信息和了解。由此，监管机构和被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容易导致规制政策设计悖离规制实体目标，而且也不利于被监管者利益的保障。

因此，对于监管机构来说，监管程序应当清晰透明，应当使被监管者和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人充分了解监管政策。通过信息的充分披露，增强了规制中的灵活性、参与及自愿，减少了被监管机构对于政府的依赖。此外，信息的披露和公布也可以避免“管制俘获”的发生。

目前法律法规对于监管机构的信息公开已经有了一些规定，但实际中如何界定应予公开和秘密的界限，以及采取何种公开的方式，仍需进一步明晰。

政府规制范文篇5

有线数字电视的政府规制，即政府运用法律或行政手段对有线数字电视进行管理和控制，以克服或弥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失灵，保证市场利益的合理分配。规制的内容主要有内容、市场和技术等几个层面。在此我们重点讨论有线数字电视的市场规制，即政府对有线数字电视的市场进入，市场结构，市场行为，费率和技术标准等的规制，不包括政府对内容的规制。

政府对有线数字电视进行规制，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1.有线电视的自然垄断属性要求政府规制

有线电视被公认为具有很强的自然垄断属性。自然垄断产业需要巨大投资，且需要通过较长周期才能逐渐获得回报，沉淀成本大，对企业的经济实力要求高，但一旦运营，容易取得规模经济效益。有线数字电视的整体平移，规模大，资金消耗大，这就要求政府对有线数字电视的市场进入制定管制政策，以保证自然垄断产业的规模经济；有线数字电视的自然垄断属性容易带来另一个后果，即生产的低效率和分配的低效率。垄断企业可能凭借其垄断地位制定高于平均成本的垄断高价。这就要求政府出台有利于市场竞争的政策，放松市场进入的门槛。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应采取积极的措施，在规模经济和市场竞争之间取得平衡。美国有线电视发展的政府规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92年的美国有线电视法尽管在法律上禁止某一地区有线电视的特许约定，但并不禁止或者说默认某一地区事实上的垄断。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和增加市场竞争的力度，美国在1996年的《电信法》中打破了电信和有线电视的界线，允许电信业进入有线市场，刺激了有线电视市场的有效竞争。

2.新型的媒介业务要求政府规制

每一种新的媒介产业或新的媒介业务的出现，都必将对原有市场结构产生影响，给市场带来新的问题。这就需要政府和市场的共同参与，以确保媒介市场有序、良性地运行。美国有线电视才兴起的时候，与无线电视竞争，产生了许多矛盾，曾困扰着有线电视的发展。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Must-CarryRule（有线电视系统有责任传输当地无线电视台的信号），较好地调节了二者的矛盾和平衡二者的利益，保证了有线电视的发展。

中国有线数字电视的开展，将导致原有市场资源的重新配置，势必对原有媒介市场产生一定影响，这就要求政府能发挥全盘宏观调控的作用，来预防或弥补市场的失灵；

有线数字电视的兴起，并不仅仅对市场结构产生影响，还在双向互动的平台上提供许多新的业务：如数字电视付费节目，影视作品的点播，游戏，股票交易，数据库等信息服务。这些新的服务的出现，需要政府针对种种市场行为出台相应的规制措施，来确保其发挥良好的市场效应和社会效应。

3.有线电视的国家产权要求政府规制

根据《有线电视管理规定》，我国的有线电视台由政府或机关、部队、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设立，个人不得申请设立有线电视台，且不得与境外机构或个人合资、合股设立有线电视台和建设、经营有线电视网。尽管我国媒介遵从市场规律，按照产业方式运作，追求市场效益，仍然是公共资源，需要求得市场效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这就需要政府在市场机制失灵出现恶性竞争和垄断时利用法律和行政手段进行规制，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收获最大的市场效益。

二、我国有线数字电视政府规制现状

我国有线数字电视的政府规制主要涉及到有线电视的一系列法规和新出台的有线数字电视法规。

1990年11月2日，国务院批准了《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于11月16日施行。我国有线电视事业由此走上了政府规制的轨道。广播电影电视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有线电视的行政法规和技术规划、标准，如《〈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有线电视系统技术维护运行管理暂行规定》等。1994年2月3日，广播电影电视部了《有线电视管理规定》，将有线电视台分为行政区域性有线电视台和非行政区域性有线电视台。1999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资讯产业部和国家广电总局的《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路建设管理的意见》（简称「82号文件」）。2003年12月1日起实施了国家广电总局颁发的《广播电视有线数字付费频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试行），2005年1月开始执行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广电总局的《有线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管理暂行办法》。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了《有线数字电视频道配置指导性意见》（暂行）等四项行业技术要求。

总的说来，我国有线电视和有线数字电视的规制在不断发展，但还存在着一些弊端：

1.规制的权威性不足

纵观我国的有线电视规制，主要以行政手段进行，由国家广电总局和其他管理部门颁发，而不是通过立法。这些条例的出台往往缺乏谨慎的考虑和长远的目标，经常更改，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这就导致对有线电视乃至有线数字电视的规制缺乏足够的权威性和稳定性。比如2003年12月1日施行的《广播电视有线数字付费频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中第四章第三十五条关于有线数字电视的费率规定为：“付费频道的收费标准，由付费频道集成运营机构与付费频道开办机构、付费频道用户接入运营机构等相关运营机构按照国家有关物价管理的规定，共同协商确定，并报相关物价主管部门备案”。在一年后的《有线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中重新规定：“有线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实行政府定价，收费标准由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第十二条规定“制定或调整有线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收费标准应执行《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和《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试行）》有关规定”。虽然这一规制的更改避免了付费频道集成运营机构与付费频道开办机构、付费频道用户接入运营机构因利益分配的分歧导致的拖延，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更举行了一系列政府举办的价格听证会，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也暴露出我国有线数字电视规制不够科学和权威，给有线数字电视的推广带来了一定损失。

2.有线数字电视的规制缺失

在我国的有线电视规制中，存在着管制太笼统的问题，尤其是对有线数字电视这一新兴的电视业务，还缺乏细致的规定和相应的管理。比如2005年1月开始执行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广电总局的《有线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管理暂行办法》，没有具体规定有线数字电视的基本收视维护费的构成，太过笼统。实际上有线数字电视的费用中应包含安装费、维护费以及频道节目费用。长期以来我国有线电视收取的费用主要是较为低廉的安装维护费，基本上不含节目费用。而有线数字电视的推行，意味着开始收取付费节目费用，目前尚没有法规对有线数字电视费用的构成以及不同费用的征收进行相应的规制；另外对有线数字电视的其他环节如全面实行有线数字电视后的多余频道如何处理分配也缺乏相应的规则。

三、我国有线数字电视规制的完善

目前我国各省市有线数字电视的推广正在全面展开，亟需完善现有的政府规制，以促使有线数字电视良性发展。《广播电视有线数字付费频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一章总则规定“开展付费频道业务，应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广播电视发展规律，按照产业方式运作，培育市场运营主体，实行成本核算，自负盈亏。”这实质上为我国有线数字电视的规制指明了方向，即政府在确保媒介所有权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对市场的结构、市场行为等方面进行规制以促进有线电视市场的有效竞争。

1.对市场结构的规制

一个合理的市场结构有利于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我国的有线与无线在2001年已经合并，加上其他行业不能进入，实际上没有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但我们看到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已经决定“加强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和下一代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三网融合’。”“三网合一”意味着有线电视进入门槛的放松，电信可以进入有线电视，有利于形成有效竞争。因此，政府应有前瞻的眼光，对有线（数字）电视的市场结构进行立法，对市场准入的条件以及实施时间进行明确规制，使得有线数字电视市场形成合理结构。

2.对有线数字电视费用的规制

有线数字电视的费用是有线数字电视发展的重要因素。收取多少费用，怎样征收费用都应该有明确的政府规制。我国数字电视的推广一开始就以有线电视为切入点，征收的数字付费频道的费用对于长期以来只交纳基本的安装维护费的广大用户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因此，除了“内容为王”，以丰富的内容来吸引受众外，还应该制定合理的收费，才能真正促进有线数字电视的推广。我国可以借鉴美国有线电视分级收费的方式，为受众提供可供选择的服务等级，收取从低到高的费用。在美国，1992年《有线电视法》依据不同的服务等级建立起相应的费率管制。基本服务级由政府参照FCC制定的规则进行管制，高级服务级由FCC制定规则并管理，按频道收费和计次收费不受管制。这样基本可以保证收费的合理。

对有线数字电视的营运资金扶持的政策规制由于有线数字电视承担了一定的公益性服务的任务并且具有正外部性，政府理应有一定的财政扶持；再加上有线数字电视的整体转换需要大量的资金，运营商需承担很大的风险和压力。事实上目前有线数字电视推广的不如人意跟资金的紧缺有很大关系。因此，如何降低运营商的风险，保证足够的资金，政府应尽快出台相关的优惠扶持政策。具体来说一方面通过政府对有线数字电视事业进行补贴，另一方面降低贷款利息，以减轻运营商在机顶盒及其它环节上的巨大开支。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与国家开发银行签了战略合作协议，由国家开发银行放贷扶持试点城市有线数字电视转换，目前也有个别省市政府出台了对有线数字电视的资金扶持政策，但力度仍然不够，仍缺乏一个国家的统一政策规制。

事实上，有线数字电视的发展还有多方面的规制要完善，如实行数字电视后多余频道的分配原则，服务的规范细则和惩罚的条例，以及技术标准的统一等，政府都应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并尽量通过立法的手段加以规制。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有线数字电视是一个发展中的事业，需要政府在制定法规进行规制时有前瞻的眼光和不断调整的策略，在不同时期有针对性地进行管理，促进我国有线数字电视市场形成有效有序的竞争，做到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益的双丰收。

参考文献

政府规制范文篇6

第一条为了加强政府法制工作，科学、合法、有序地制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和规章，提高政府立法工作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程序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地方性法规草案(以下简称法规草案)，是指省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省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制定、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审议公布，在全省范围内施行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草案。

本办法所称规章，是指省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制定、以省政府令的，在全省范围内施行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

第三条省政府立法工作必须遵照“改革决策、发展决策和立法决策紧密结合”的原则，充分反映本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第四条省人民政府法制局(以下简称省政府法制局)负责政府法制的综合工作，编制省政府立法工作计划草案，组织立法工作计划的实施，承担省政府审议法规草案和规章草案的审核职能。

第五条加强对政府立法工作(以下简称立法工作)的领导，促进立法工作队伍建设，提高立法工作质量和效率，为保证立法工作任务按时完成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二章立法工作计划的编制

第六条立法工作计划按照立法年度编制，年度计划包括法规草案和规章两部分，分别划分为一类计划和二类计划。

条件成熟的项目，列入一类计划；条件尚未成熟，需要调查研究和论证的项目，列入二类计划。

省政府认为有必要时也可编制较长期的立法工作计划。

第七条各市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以下简称市(地)政府)和省人民政府直属各部门(以下简称省直部门)凡需要提出立法项目建议的，应当于当年12月底前将下一年度的立法项目建议报送省政府法制局。立法项目建议上报前必须经本市(地)政府、本部门领导集体讨论审定。

第八条省政府法制局编制年度立法工作计划草案，应当遵循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原则，并结合省政府领导及市(地)政府、省直部门提出的立法要求和建议。年度立法工作计划草案应当经综合协调后，提交省政府常务会议审定。经审定的法规草案计划同时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九条承担法规草案和规章草案起草任务的市(地)政府或省直部门，必须按照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的要求按时完成草案起草工作。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完成的，或者要求取消计划项目的，必须提前1个月向省政府法制局作出书面说明，并报省政府领导批准。

因特殊情况需要提出计划外立法项目建议的，应当事先征求省政府法制局意见，报经省政府领导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十条省政府法制局对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的实施情况，应当向省政府报告。

第三章法规草案和规章草案的起草

第十一条法规草案和规章草案一般应当由提出立法项目建议的市(地)政府或省直部门负责起草；内容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市(地)政府或省直部门的，应当由有关市(地)政府或省直部门共同起草；重要的法规草案和规章草案可以由省政府法制局组织有关市(地)政府或省直部门起草或者直接起草。

起草法规草案和规章草案，应当组成起草班子或指定专人负责起草工作，起草单位或部门的主管领导应当加强对起草工作的组织领导。

第十二条起草法规草案和规章草案，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一)法规草案不得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规章草案要以法律、法规为依据；

(二)坚持从实际出发，根据需要与可能，认真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尤其是基层群众意见，并进行科学论证，使法规、规章切实可行，不得在起草中扩大行政职能；

(三)法规草案和规章草案的内容(立法目的和依据、主管部门、调整对象、适用范围、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等)必须具体、明确，结构严谨，文字简明、准确、易懂，符合规范要求。

第十三条起草单位或部门在起草法规草案和规章草案的过程中，应当广泛征求意见，对合理的意见应当予以采纳；对分歧意见较大的内容，应当主动做好协调工作，力求取得一致意见；对难以协调的问题，应当在法规草案和规章草案报送省政府时，随附具体的书面说明。

未征求意见和协调的法规草案和规章草案，不得上报。

第十四条法规草案和规章草案应当经起草单位或部门的领导集体讨论审定，并由主要领导签发后上报。

第十五条省政府法制局对列入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的法规草案和规章草案的起草工作，可以提前介入，参与调研、论证，并予以指导。

第十六条对承担起草任务的市(地)政府或省直部门，不按年度立法工作计划规定的期限上报法规草案或规章草案，又不按规定向省政府法制局作出书面说明的，省政府法制局可给予通报批评。

第四章法规草案和规章草案的送审程序

第十七条法规草案和规章草案以正式文件并随附下列材料报省政府：

(一)法规草案和规章草案及其起草说明40份；

(二)有关单位或部门的书面意见；

(三)法规草案和规章草案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及有关参考材料。

第十八条省政府法制局收到按本办法规定组织起草的法规草案和规章草案后，应当即送有关单位和部门征求书面意见，被征求意见的单位和部门应当认真组织研究、讨论，并在限定的时间内函复。

省政府法制局收到法规草案和规章草案后，发现不是按本办法规定组织起草，或者内容与有关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可以退回并要求按规定重新起草后再报。

第十九条法规草案和规章草案经征求书面意见后，省政府法制局应当视不同情况，作出以下处理：

(一)对无原则性分歧意见的，由省政府法制局审核、修改后，报送省政府有关领导审核同意，再提交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二)对存在原则性分歧意见、经省政府法制局组织有关市(地)政府或省直部门协调后取得一致的，按本条第(一)项规定办理；

(三)对存在原则性分歧意见、经省政府法制局协调后未能取得一致的，由省政府法制局报请省政府有关领导组织协调；协调后取得一致意见的，按本条第(一)项规定办理；

(四)对存在原则性分歧意见、经省政府有关领导协调后仍未能取得一致的，由常务副省长、省长裁定，或者由其提请省政府常务会议裁定；提请省政府常务会议裁定的法规草案和规章草案，由省政府法制局提出解决分歧意见的初步方案。

存在原则性分歧意见、又未经协调的法规草案和规章草案，不得提请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第二十条省政府法制局通知有关市(地)政府或省直部门参加法规草案和规章草案协调会的，被通知的市(地)政府或省直部门应当认真准备意见，并由本单位或本部门领导参加会议。因特殊情况市(地)政府或省直部门领导不能参加会议的，必须派代表本单位或本部门意见的人员参加，并提交加盖本单位或本部门公章的书面意见。

第二十一条提请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的法规草案和规章草案应当随附审核报告、起草说明、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单位或部门的意见。

审核报告由省政府法制局负责起草，主要内容包括：

(一)审核过程；

(二)制定该法规草案和规章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三)分歧意见及协调处理情况；

(四)内容、结构的修改或调整情况等。

第五章法规草案和规章草案的审议

第二十二条法规草案和规章草案应当由省政府常务会议审定。

第二十三条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法规草案和规章草案时，由省政府法制局负责人作审核说明。必要时可通知与该法规草案和规章草案内容有关的单位或部门领导列席会议。

第二十四条经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原则通过但需作进一步修改的法规草案和规章草案，由省政府法制局根据省政府常务会议上提出的要求进行修改后，报省长或受其委托的省政府领导签发。

第二十五条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法规草案和规章草案所作出的决定，有关单位和部门应当遵守。

第六章法规草案报审和规章的

第二十六条法规草案经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以省政府议案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审议。

第二十七条经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规章，以**省人民政府令，《**政报》全文刊登，与群众关系密切的规章15天内《**日报》全文刊登；省电视台、省广播电台同时播发有关消息。

政府规制范文篇7

内容提要:民营经济的发展与政府规制改革关系密切。其中，民营经济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结构变迁，对政府规制和行政法理论实践产生了重要冲击。而政府规制改革则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法治环境，政府采用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政策工具和执行工具来实现规制目的。文章在阐述和梳理基本理论的基础上，以电动自行车为个案，对政府的规制形式和规制程序进行了剖析，并以此为契机展望行政法学的新领域。

民营经济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结构变迁，对传统行政法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大冲击。一方面，政府规制改革的成果为民营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另一方面，民营经济的发展也为政府规制形式选择（行政活动方式选择）以及政府规制程序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一、政府规制改革及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总体影响

“规制”一词源于英文的“Regulation”①，它一般是指为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对企业和国民的活动进行的干预和介入。而“规制改革”(RegulatoryReform)则是放松或取消规制，由事前规制型行政向事后监督型行政转变，并创设新的规则，以促进竞争的过程和方式。

自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将规制作为治疗“市场失灵”的一剂良药之后，无孔不入的强化规制日益导致行政权力的扩张和政府过分介入市场从而成为阻碍市场发展的因素之一。以美国为例，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一落千丈。当时一些经济学家对美国生产下降的原因作了分析，结论是近一半的因素在于政府规制过多。这一研究结果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得到美国政界的广泛认同。②1996年，美国规制机构的规章达到7000多个，规制成本达到6300多亿，尤其是各种名目繁多的规制政策对小企业的负担更为沉重。据当年度美国独立企业联合会对3471家小企业所作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小企业所面临的十个最为严重的问题中，“不合理的政府规制”位居第四位。在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日本等国，过多的政府规制也都曾一度制约其经济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放松规制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法治理念的主流。在重新反思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础上，西方国家兴起了一场以放松规制或者说是寻求放松规制与强化规制的最佳平衡为主题的政府规制改革。主要表现为政府退出市场、退出社会，减少审批，将自由还给个人和社会；政府把直接决策的权力大多数转移到立法机关，减少部门利益法律化的途径，并加强对行政机关规则制定行为的审查，使其基本上只承担执行机构的角色；改变政府权力运作的方式，为实现政府既定政策目标而灵活采用传统形式之外的其他多种行政活动方式，并更倾向于采用激励型管制和协商型管制；提高政府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和信誉度，减少寻租，强调公行为改变的可预期性和公民的信赖保护，降低行政行为的成本和风险等等。

我国也是一个管制大国，无所不在、无所不管、无所不包的全能政府的形成，与市场失灵无涉，更多地源于长期以来实行的计划经济的惯性和本能。政企不分、政府角色错位以及对市场过度干预已成为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障碍，同时也引发了腐败、权力滥用等社会性问题。在我们的调研中，上述观念更得到了验证：有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认为现在的政府规制仍然过多，许多不合理的规制使民营企业负担重重。③

因此，在我国，为促进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促进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必须进行政府规制改革，在遵循放松规制的主流理念之同时，又要运用恰当的规制手段努力克服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公共产品分配、社会公正等等问题。应该说，《行政许可法》的出台和实施秉承了世界范围内“放松管制”(Deregulation)的趋势，该法第13条明确列举了4种可以不设定事前管制型的行政许可的事项。在《行政许可法》放松管制的理念与规则下，中央政府大幅度削减许可事项，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先后审核了国务院各部门共3674项行政审批项目，报经国务院批准后，对其中的1795项作出了取消和调整的处理。地方政府削减与调整的行政审批事项更是不计其数。事实上，早在2001年，在《国务院批转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发[2001]33号）和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的指导下，中国政府就正式开始了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大批的审批项目被取消或者转化成其他管理方式。当然，正如前面所阐述的那样，在放松规制之余，我们还必须为克服市场盲点而在若干领域寻找替代管制手段。

总的来说，政府规制改革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法治环境。这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其一，就实体层面而言，政府对民营经济的规制方式将发生越来越大的变化。以前有报道说，浙江金华一个农民为办一个养鸡场居然先后跑有关部门盖了80多个章。而在政府规制改革的背景之下，如此闹剧将不再上演。政府将更多地采用事后监管以及激励型管制、协商式管制等多种灵活的管制手段对民营经济进行规制和放松规制。其二，在管制的程序设计上，政府将更多地贯彻公众参与机制，让民营经济作为利益代表普遍地参与到规制政策的制定及其实施中去。下文将重点就政府规制改革对民营经济发展产生的两大影响展开论述。

二、政府规制民营经济的形式选择——从命令控制型手段到多元行政活动方式

（一）政府规制民营经济的各种政策工具和执行工具

政府选择怎样的形式规制市场行为和民营经济？规制的诸形式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和联系？大陆法系的行政法学学说已经发展出相当精巧的行政行为型式化理论，④但是应该看到，在现代行政国家中，这些传统的行政行为形式也逐渐不敷现实行政活动之需。面对福利、药品、环境、核能等现代社会问题，各国在行政实践中都创造了许多新颖的规制形式，构成了对传统行政法学说的修正与挑战。在美国，适用非正式程序的管制活动比重已经占据了90%，被称为“行政活动的生命线”；在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利用没有实体法授权的“非正式行政活动”实现管制目标，也日益受到重视。⑤而且对于行政规制过程中的某一特定规制制度而言，也许会涉及到不同规制形式之间的选择，而且更有可能的，它是一个由不同的规制方式组合而成的动态过程。

在传统行政法学理论上，行政活动方式主要包括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等。但是，在全球规制改革的背景下，一方面，传统的行为形式由于其“命令——控制”色彩反而导致管制效率低下；另一方面，以政府政策目标为导向的各种规制手段迅速发展，成为弥补传统行政活动方式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根据国内外的理论和实践，再结合民营经济的特征，我们认为目前在政府对民营经济的规制上，至少存在以下几类规制形式（行政活动方式）：

1.各种传统的政策工具和执行工具

传统工具诸如许可、处罚（行政制裁）、强制等等，基本上是命令——控制模型的规制手段。目前，行政处罚仍然是政府在规制民营经济过程中经常采用的政策工具，比如说，对民营企业治理环境污染不力而进行的罚款，对食品卫生抽查不过关采取的吊销营业执照等等。所谓行政强制，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两者。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或在紧急、危险情况下，根据法律规定，对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或者财产实施暂时性控制的措施。在民营经济规制领域，表现为诸如行政机关针对民企在工商、海关、税收、金融领域的违法行为而限制相关责任人的人身自由，以及对民企的财产进行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执行是指行政主体依法自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对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决定的行政相对人采取强制方式，以迫使该相对人履行该义务，或者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之状态的行为或制度。行政强制执行包括代履行、执行罚和直接强制三种方式。⑥在行政强制领域，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法律规范，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从1999年3月开始着手《行政强制法》的调研起草工作，于2001年4月完成《行政强制法》草案初稿。此后，经过反复征求中央部门、地方人大和政府以及法律专家的意见，并作多次修改，于2002年4月形成了《行政强制法〈征求意见稿〉》。

可见，不论是行政处罚或是行政强制，都是在对民营经济的规制策略已经确定的基础上，为确保既有的规制策略实效性的执行工具，具有事后性。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政府对药品生产企业采用事先许可准入的规制策略，如果某民营企业未获得许可而生产药品，则将受到处罚。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求药品生产企业的事先许可准入是一种政策工具，而为了保障该种政策工具的实效性，又设置了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执行工具。因此，我们的行政法理论除了关注确保实效性的各种执行工具之外，还应当探讨处于其“上游”的各种政策工具。

在传统的活动方式中，处于“上游”的政策工具主要是事先许可。这里所指的事先许可是广义的，包括了专业职业许可、产品许可等普通许可以及特许制度。其中与民营经济规制关系最为紧密的是产品许可和公用事业特许制度。以下分述之：

为什么政府需要对民营企业的许多产品实行事先许可这样高强度的干预？原因主要在于：(1)产品制造加工的技术高度复杂，由权威机构审核许可，可以更好地保证产品的质量；(2)外部性；(3)产品的危害后果常常显现于产品上市之后的相当时间内，即有所谓的“时滞”(TimeLag)效应。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在对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产品质量进行规制时通常都选择事先许可的高权政策工具。最为典型的当属药品领域，比如在英国，“每一个药品都必须有许可证，许可制度构成了英国药品规制的核心”。⑦从1920年以后，除了特定类别的危险药物需要许可之外，传统的药品规制手段是标准和标签。在1962年“反应停”事件后，引入了自愿事前许可制度；但随即为英国《1968年药品法》中确认的强制性“许可制度”所代替，许可证范围包括产品许可证、药品制造商许可证、药品批发商许可证、药品临床试验证书以及兽药许可证等，据此，英国药事局(MCA)制定了《药品许可证照标准》。⑧再比如新加坡，其《药品法》第二部分“与药品有关的许可证和证书”，共19条，占该法全部条文的25%。我们国家也不例外，《药品管理法》第29条、第31条分别规定：“研制新药，必须按照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如实报送研制方法、质量指标、药理及毒理试验结果等有关资料和样品，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临床试验。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的认定办法，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共同制定。完成临床试验并通过审批的新药，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发给新药证书。”“生产新药或者已有国家标准的药品，须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发给药品批准文号……药品生产企业在取得药品批准文号后，方可生产该药品。”而《行政许可法》则从一般性的高度规定：“对于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产品、物品，需要按照技术标准、技术规范，通过检验、检测、检疫等方式进行审定的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可见，事先许可是各国产品质量领域规制的重要政策工具。

市政公用行业特许经营制度是指在市政公用行业中，由政府授予企业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对某项市政公用产品或服务进行经营的权利，即特许经营权。政府通过合同协议或其他方式明确政府与获得特许权的企业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其适用范围包括城市供水、供气、供热、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及公共交通等直接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和涉及有限公共资源配置的行业。⑨目前，我国在原由国家经营的公用事业中已实行特许制度，将经营权放手给企业（包括许多民营企业）去运作。例如：2004年7月29日，铁道部公布了5条铁路线的国内招标结果，标的为140列时速200公里的铁路客车动车组，分为7包，每包20列。最后由获得法国阿尔斯通技术支持的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获得日本川崎重工株式会社等技术支持的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加拿大庞巴迪公司等与原四方车辆厂合资的BSP公司三家中标。在此政府便是将原本由政府操作的铁路经营权特许给企业。

2.激励型规制（经济诱因规制）

行政主体往往一改原来的命令控制型管制手段转而使用补贴、征税（寓禁于征）、减免税、技术或资金扶持等经济诱因方式引导（民营）企业作出或不作出一定的行为，以实现其既定的政策目标。另外，排污权交易制度事实上也是一种激励型规制，对于采用最新排污技术的企业来说，其可以通过出售排污许可证而获得相当的经济回报。

(1)补助性政策工具。比如我国台湾地区推行的融资奖励政策，设立诸如开发基金供民营企业污染防治设备低利贷款、设备贷款、策略性投资计划贷款、辅导中小企业升级贷款、畜牧事业污染防治设备低利贷款⑩等等。

(2)减免税政策工具。比如我国有关部门规定：“对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中的加工型企业和街道社区具有加工性质的小型企业实体，凡安置下岗失业人员并签订一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经劳动保障部门认定，税务机关审核，自2003年1月1日起，每吸纳1名下岗失业人员，每年可享受企业所得税2000元定额税收扣减优惠。”(11)

(3)排污权交易。如前所述，所谓的排污权交易制度实际上也是一种激励型规制工具。因为对于能够采用最新排污技术的企业而言，其通过转让排污指标而获得的经济回报便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激励。在国外，特别是美国，排污权交易制度已经比较发达。包括补偿政策(Offset)、气泡政策(Bubble)、银行储存(Banking)、容量节余政策(Netting)、酸雨计划、可交易的许可证制度。(12)在中国，排污权交易虽然并未在整体上获得制度化，但也在部分地区获得实验性的尝试。例如，《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31条规定：“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区域内的排污单位，其污染物排放必须达到规定的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指标。在保证本区域环境质量提高的前提下，经市环保局批准，有关单位可以有偿转让部分排污指标。”《上海市黄埔江上游水源保护条例实施细则》第12条规定：“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可以在地区内综合平衡，可以在企业之间有条件地调剂余缺，互相转让；但必须经环境保护部门同意。”《上海市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理规定》第21条规定：“排污单位经治理或产业（包括产品）调整，其实际排放物总量低于核准的允许排放污染物总量部分，经市环保局批准，允许进行有偿转让。”浙江省也已在海洋环境保护领域引入海域排污权区域调剂制度。《浙江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第23条第4款规定：“在不突破重点海域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指标的前提下，排污单位的排污指标可以在同一海域内进行调剂，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3.信息规制

信息规制包括对信息的规制和通过信息的规制两种。前者主要是由主管机关要求企业强制披露有关信息，比如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要求药物的相关信息包括危险警告，都必须在标签上表明；后者是指在现代网络社会、资讯社会的背景下，由主管机关公布一定的信息以达到规制和惩罚的目的，比如日本的违法事实公布，德国的公共警告、推荐，都是该种规制工具的典型。

我国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中规定了产品质量信息和价格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制政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9条第3款规定：“商店提供商品应当明码标价。”第18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由于消费者相对于生产和经营企业而言，在信息上居于明显的劣势，因此信息的披露非常重要。这方面，著名经济学家阿克洛夫提出了“柠檬市场理论”(13)：以二手车市场为例，“高质量车”是5000元，“低质量车”是2000元。如果消费者得不到相关的质量信息，认为这些车质量是一样的，消费者就会接受3500元的平均价位，厂商就无法因“高质量车”而获得利润，于是容易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因此，信息规制是政府针对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市场失灵”现象而采取的有效规制工具。

“通过信息的规制”也不仅仅出现在国外。比如，我国《产品质量法》第17条规定：“依照本法规定进行监督抽查的产品质量不合格的，由实施监督抽查的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责令其生产者、销售者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产品质量监督部门予以公告。”本条所确立的制度便是通过公布违法事实使得生产企业产生心理上的压力，从而达到规制目的。

4.标准规制

在全球风险社会的背景下，标准成为一种重要的行政活动方式和规制形式。如果说信息管制是建立在消费者能够面对信息作出理性选择的基础上，是低度的政府干预；事先许可是个案式的管制，是高度的政府干预的话，那么，标准则是规制强度介于两者之间的规制方式。以环境保护领域为例，政府往往通过设定标准来管制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环境问题。包括排放标准（规定企业在特定时间内允许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的数量和等级）、技术标准（要求管理对象使用特定的技术比如最佳实用技术、BAT战略等，控制和监测污染物的排放）、操作标准（对有显著环境影响的特定工作行为予以规范或禁止）。(14)

5.协商式规制

例如，某工厂的防污设施未能按照技术水准改善污染，如果根据环保法律规定采用传统的规制工具，主管机关可以作出诸如责令停产、撤回许可等行政行为。但是这种命令——控制式的规制手段常常因为过于激烈而缺乏效率。于是，主管机关往往与污染工厂进行协商式规制，后者承诺实施一定的环境改善行为，而前者也不再实施激烈的行政行为。这种协商式规制非常符合现代国家的公民参与取向，且常常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6.私的规制(PrivateRegulation)。

若以规制的主体作为规制分类的基础，则可将政府对企业的规制大致分为传统型规制以及“私规制”。简单地说，后者即是以私法的形式达成公法的任务。当然，为确保私法形式的公共性担当问题，政府还有必要通过转包、行政指导、提供诱因甚至设定处罚等执行工具予以相应的保障。关于私的规制及其实效性确保，将在下文的实例演示中展现。

以上只是列举了几种主要的规制工具，事实上，政策目标导向之下的规制工具形式是无法列举穷尽的。比如说，如果政府要禁止由市场交易来决定谁有权取得稀缺产品，就可能采取、拍卖甚至排队等规制方式。

对于行政法学以及规制理论专家而言，面对诸多规制工具，最为重要的是去了解和研究各规制工具的用途和局限，从而在确定政府施政目标的前提下根据目标来选择最佳的规制工具。例如，针对产品市场的信息不完全，至少可以有三种规制方式，首先是许可，即严把产品准入关，这种规制强度最大，但它显然限制了消费者可以购买的产品和服务范围；第二种是信息规制，即强制生产者和销售者以标签和说明书的方式披露产品信息，以增强消费者自行选择产品的能力，该种规制强度最弱；第三种则是制定产品标准，其规制强度介于前两者之间。此时，行政法学者就要综合权衡分析三种规制工具之间的优劣以确定最后的规制方案。当然，这离不开对政治和法律约束框架的考量，以及对不同产业结构特点的考虑。

二）个案演示：政府规制电动车行业的形式（政策工具和执行工具）选择

近年来，各地面对迅速升温的电动自行车行业（基本上属于民营经济）采取了消极的政策，甚至“全面禁止”，比如福州市曾在全市范围内全面禁止销售电动自行车。在阐述了政府规制民营经济的各种政策工具和执行工具之后，我们不妨尝试着通过政府对电动车行业的规制策略选择这一个案来演示规制形式理论。

管制目标的确定决定着管制工具的选择。因此，首先需要确定政府管制电动车的政策目标是什么？许多地方政府实施“禁电”政策的目标往往定位于将电动车排除于道路资源分配的竞争者范围之外。那么，该种目标定位是否妥当？定位于该种目标的人往往认为中国未来肯定是美国式的小轿车王国，所以在道路资源分配上应当向轿车一边倒。但是，这种定位存在突出的问题：中国现有13亿人口，未来将稳定在16亿，约是美国人口的6倍；中国的人均耕地约是美国的1/10，人均生存空间约是美国的1/15，所以，中国的未来，必然以大型快速公共交通网络作为解决中国交通问题的主导模式，小轿车只是为了满足特殊人群的特殊需求，因为燃油（能源）、停车用地、道路面积等等问题均不易解决。但是，大型快速公共交通网络只能解决站到站的运输，而“门到站”和“站到门”的交通，就需要借助于其它交通工具，其中最为方便的交通工具便是轻便的可折叠电动自行车。(15)所以，我们以为，在电动车管制领域，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标应当是在允许甚至鼓励电动车发展的基础上关注环保和安全。

那么，紧接着的问题便是：选择何种政策形式以实现这两大政策目标？最为简单和干脆的一种选择就是全面禁止——这也正是全国许多城市（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福州）的选择。问题是，全面禁止固然干净利落，却阻碍了发展，遏制了进步。所以，在政策选择上，全面禁止肯定不是正途。当然，允许电动自行车行业发展确实可能带来环保和安全方面的问题，对此，政府应如何进行有效管制？

电动车管制的第一个政策目标是环保。由于目前大部分电动自行车使用铅酸电池，所以人们对于由此可能带来的铅污染“谈之色变”。福州市政府在阐述禁售电动车的理由时更是如此行文：“废旧电池在回收和处置方面都存在问题，回收难……处置不当也会产生严重的二次污染……将对子孙后代造成无法弥补的严重影响。”(16)其对环境保护的殷切关注自然值得嘉许，但却缺乏相应的理性分析。一方面，电动自行车所使用的铅酸电池所占份额极小，小于1%。(17)更为重要的是，在现有的技术和资金条件下，铅酸电池可能的污染环节完全可以通过政府管制工具的恰当选择予以解决。首先是回收环节，废旧铅酸电池的回收可以通过“私的规制”(PrivateRegulation)(18)达到环保目标，即将废旧电池回收的政策目标之实现交给电动车生产厂家去进行“自我规制”。事实上，这一管制策略已获得部分展开，我们看到许多品牌的电动自行车使用说明书上，都明确写着电池要严格按照1:1的比例回收。所谓的1:1回收是指铅酸电池的使用寿命结束以后，消费者必须拿旧电池才能在专卖店更换新电池，以确保废旧电池由专门机构统一处理，从而保证电池不对环境造成污染。当务之急是，政府必须将这种“私管制”策略予以制度化并建立保障这种策略有效运作的执行工具：一方面强制电动自行车生产厂家在产品说明书中进行1:1回收的信息披露（信息规制），另一方面设定罚则或者设置诱导利益——即如果电动车企业未实施1:1回收计划，则予以行政处罚；或者对实施1:1回收计划的业主进行奖励或者政策鼓励等等（不管是处罚，还是诱导利益，都是作为私管制策略的执行工具）。(19)其次是废旧铅酸电池的处置环节。在该环节，对于目前业已成熟的技术问题，我们不作深究，因为这一命题涉及许多产业细节，已超出行政法学的研究范畴。笔者关心的是，政府的管制工具应作怎样的调整？在废旧电池的处置环节，目前唯一的管制工具是处罚，这种管制策略一则成本巨大、效果一般；二则由于罚款对政府所带来的短期利益驱动，使得政府怠于废旧电池处置环节中的新技术开发。因此，笔者以为，政府在废旧电池处置环节应加强激励型管制工具的使用，即对新技术予以鼓励从而达到环保的政策目标。

第二个政策目标是安全。福州市的新闻通稿在论证“交通安全存在隐患”时引用了一组数据：2001年，福州市发生自行车交通事故183起（其中与机动车发生事故168起），死亡50人（全部为与机动车发生事故造成），伤143人（与机动车发生事故127人）。这组数据固然说明了交通安全状况的严峻，但其罪魁祸首却绝非电动自行车（相反，电动自行车皆是受害者，从括号中的数据即可证明），而是交通管制政策上的缺位。新闻通稿本身已承认“目前福州市道路基本上是机动车、非机动车混行”，所以交通安全问题的解决，并不能依靠禁售电动车来实现。

笔者认为，为实现交通安全的政策目标，亦应选择合适的管制工具：一方面，在城市交通政策上，采行分道管制策略，区分机动车道（快速车道）、非机动车道（慢速车道）以及人行道的功能。机非混行道路不是未来城市道路的主流趋势，目前存在的混行道路主要是为机动车侵占非机动车道路资源提供方便。另一方面，对电动自行车进行产品标准管制。标准是一种重要的管制工具和行政活动方式，在全球风险社会的背景下，该种管制方式已获得巨大的作用空间。各国在新技术条件下进行立法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设计标准，但是不进行特定的技术型选择，不对特定产品进行封杀，从而让市场主体在符合标准的前提下自行选择。一旦设定标准，经营的商家或者市场主体会进行制度上的创新，会不断发明出既不污染环境，又安全可靠，还能获取超额利润的新技术。(20)在电动车管制中，应当对涉及安全和环保的技术指标设定强制性国家标准，比如制动系统、最高时速、电池等等；而对于其他如外观设计等方面，可建立一些推荐性的行业标准。此种标准管制，既能实现安全环保的政策目标，亦能激励技术进步。

三、政府规制民营经济的程序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从计划经济模式中挣脱出来，逐步走向由市场配置各种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作为公共政策与管制工具的提供者，逐渐从过去的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保留在政府手中的政策制定权与管制工具的使用权是政府作用市场的强有力工具。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布坎南因寻租理论及公共选择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从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到公共管理学中的管制俘获概念，都在不断精致化地描述一个行政法问题——政府执法动机问题（即行政作为的合理性问题）。从我们在调研中获得的数据来看，不少民企认为政府的执法在很多情况下可能被某些利益集团所俘获从而成为提供管制倾斜帮助的工具。(21)民企在这个环境内开始怀疑“执法为民”的理念是否能够真正落实。

事实上，在影响政府决策的过程中，未被组织化的民营企业群体和消费者群体相对于那些高度组织化的利益集团而言，处于明显的劣势。强势的利益集团可以通过听证会、日常活动等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渠道向规制当局进行直接游说，使其利害在规制政策中得以反映。由于任何社会都存在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凭借其势力总是力图将政府政策引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而在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下，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政治家以及政府官员等）同“经济人”一样是有理性、自私的人，他们在政治市场中也在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管这些利益是否符合所谓的公共利益。尽管选举以及其他一些法律制度可以约束政治家和政府的行为，但公民的权力在一些情况下依然是空洞的。(22)那么，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如何保证未被组织化的民营企业等弱势群体的利益呢？

政府规制范文篇8

关键词：城市公交；政府规制；竞争

2004年，我国提出公交优先发展战略，对城市公交事业进行民营化改革，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公交客运线路特许经营，允许不同产业形式的公交企业进入公交客运市场，打破国有公交企业垄断经营，形成多家公交企业竞争格局。在不断探索和推进城市公交事业民营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普遍服务不足、线路经营权私下倒卖、服务质量差、安全事故多等。世界范围内的民营化实践表明，民营化大潮席卷过后必然是政府规制的跟进，城市公交事业的民营化改革需要政府规制，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城市公交事业政府规制改革的政策思路：

一、法律制度是城市公交事业政府规制改革的准则

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任何社会经济活动都应纳入法治的轨道，城市公交事业也不例外，这就要求城市公交事业的政府规制要以立法为先导，按法定程序进行改革，以法律制度为规制依据。公交事业发达国家在进行政府规制改革之前，制定并颁布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并以此为纲领指导政府规制改革的实践。不言而喻，完善的法律体系对城市公交事业政府规制具有重要作用。

由于我国对公共交通研究不深，城市公共交通立法已经跟不上城市公交事业发展的步伐。现行的规制依据是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一些政策和办法，如《关于加强城市公共交通工作的若干规定》、《全民所有制城市公共交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实施办法》等，以及地方城市政府出台的一些管理条例，如大连、济南、武汉等城市制定的《城市公共客运交通管理条例》。这些规定、办法和条例对于加强城市公共交通管理，促进城市公交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法律层级低、法律效用较差，因而在执行中打了不少折扣，对城市公交行业的约束力不一，既缺乏统一权威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也缺乏本行业的专门法律。

根据公交事业发达国家在政府规制法律制度方面可资借鉴的经验，我国应建立城市公交政府规制体制的法律框架，作为政府规制体制改革的准则。当前，应尽快出台一部具有权威性、全国性的《城市公共交通法》，为城市公交事业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城市公共交通法》应对公共交通各方面的具体管理作出较为全面的法律规定，包括城市公共交通的性质、规划、设施建设、线路经营、服务质量和安全责任、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方面。然而我国地域辽阔，各城市之间的差异大，需要以《城市公共交通法》为指导，因地制宜，制定一部适合本地区特点的、具体的、操作性强的《公共交通管理条例》。

二、政企分离是城市公交事业政府规制改革的关键

城市公交事业民营化之前，其政府规制体制的基本特征是高度政企合一，政府既是规制政策的制定者与监督执行者，又是具体业务的实际经营者。这种高度政企合一的政府规制体制，其主要弊端是国有公交企业垄断经营，没有生产经营的重大决策权，缺乏提高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的动力，因而也就缺乏竞争活力。因此，实行政企分离是城市公交事业政府规制体制改革的关键。城市公交事业民营化重构政企关系，政企分开，即政府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公交企业所有者职能和公交企业经营者职能分离。

面对走向民营化的城市公交事业，政府将不再直接干预公交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而是通过组建一个独立、公正的规制机构（如城市公共交通监管委员会）来规制和监督公交企业的市场行为。城市公共交通监管委员会的职能定位为合理授权、完善规制、适当监管，即制定具体的行业规制规章、颁发公交企业经营许可证、对城市公交进入和退出市场进行规制、制定并监督执行价格规制政策、制定公交服务的质量标准和安全标准、规定公交企业的普遍服务、确定公交补贴方式和额度等。

政企分离后，公交企业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开展正常的经营活动，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建立以公共交通为依托、以多元化经营为扶持、以股份制经营为运作机制的全新型公交企业经营模式。利用公共交通优先的发展契机，向国内外开放城市公交市场，积极引进外部资金，运用控股、参股的方式，组建多家股份制公交企业在同一个层面上展开竞争。公交企业可以资产为纽带，建立紧密型的集团式经营企业，发展广告、房地产、旅游、商贸、物业管理、汽车维修与配件供应等相关领域的产业，突破城市的地域限制，与其他上市公交企业联合经营，进入其他城市的公交客运市场。

三、有效竞争是城市公交事业政府规制改革的目标导向

竞争是市场经济最显著的特征。“竞争出质量，竞争出效率，竞争机制的引入与完善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的根本之道”[1]。城市公交事业的自然垄断性意味着其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但是由一家或极少数几家公交企业经营又会扼杀竞争活力。因此，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便构成政府制定城市公交事业规制政策的两难选择。从世界范围看，任何一个城市公交市场均是适度开放和适度竞争的市场。对此，以实现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相兼容的有效竞争作为城市公交事业政府规制的目标导向，对城市公交规制并举。其一，适度的城市公交市场准入机制。城市公交行业并非自然垄断行业，由众多的私营公交企业进行公平竞争可以降低价格，减少政府补贴。城市公交市场应在政府的监控下，实行有限度的竞争，适当控制进入者的数量和规模，并逐步推行公交线路特许经营，对新增的公交客运线路或收回的现有公交客运线路的经营权，以拍卖、公开招标方式，让符合市场准入条件的公交企业公平竞争，由提供最低报价的那家公交企业获得特许经营权，规制机构与之签定特许经营合同，准许其经营城市公交业务。如果公交企业未能履行合同，规制机构可以取消与这家企业签订的合同，重新选择另一家，这打破了公交营运的终身制，把竞争机制注入城市公交行业。

其二，公交企业有序退出的制度安排。在通过特许投标来选择经营者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公交企业退出经营问题。如果政府对公交企业的退出缺乏一定程度上的规制，可能会使公交服务供给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进而影响城市公交的稳定运营。因此，政府必须要求已获准入的公交企业负供给责任，从而对它们实施退出规制：首先，选择退出对象。只要符合退出规制条件的，不论其所有制如何，均应列为退出对象。其次，退出对象补偿的问题。根据退出公交市场的经营者所遭受利益损失的程度进行等价补偿。最后，引入新的经营者。在妥善处理企业退出公交运营的过程中，应该同时引入新的经营者，让符合条件的公交企业进入客运市场，以确保公交运营的连续性。

四、激励性规制是城市公交事业政府规制改革的有效手段

激励性规制是相对于政府单方强制规制而言的一种新型管制方式。在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为纠正市场失灵、提高经济效率，通过激发、引导的方法使公交企业自愿按政府意图进行生产经营[2]。其实质是给予公交企业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促使公交企业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改善服务，诱导公交企业逐步接近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思路。为了提高行业效率而给予公交企业的激励方法是多样的，主要有：

一是在公交票价规制中引入区域间比较竞争机制。公交票价是公交企业和乘客的利益冲突点，需要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规制机构指导下制定市场竞争价格。我国城市公交行业基本上是由区域性垄断企业经营的，政府规制机构可以运用区域间比较竞争机制控制成本的变化，剔除各种影响成本的外部因素，以运营效率最高的公交企业的成本作为制定价格的依据，促使各区域的公交企业为降低成本而开展间接竞争。

二是建立规范的政策性亏损评估机制。政府对公交企业的扶持和财政资助体现了政府公共财政的职能，体现了政府为社会提供公益性公共产品的责任。我国应确立重点扶持城市公交企业财政补贴政策，建立规范的政策性亏损评估机制，对公交企业的运营成本和费用进行年度审计与评价，根据票价收入情况，结合公交企业服务质量评价的成绩，合理界定和计算政策性亏损基数，切实发挥政府财政补贴在城市公交发展中的作用。

三是提高城市公交服务质量。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市民对出门乘车的服务质量提出了上档次、多样化、便利性等需求，这要求城市公交创新服务模式，推出特色服务、特需服务、精品服务等新产品。公交企业有必要针对不同类型的乘客提供不同的乘车服务。比如，通过车型和票价的差异，开通普线、大站快线、直达线等类型的快速公交线路，相应地将票价上调至2～4元。

参考文献：

政府规制范文篇9

(一)政府规制的涵义

规制是由英文Regulation一词翻译而来，意思是政府运用法律、规章、制度等手段对经济和社会加以控制和限制。它要求政府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以行政手段为辅，并通过法律和规制来约束和规范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它是与市场相对应的政府用来调整、激励微观经济主体的规制系统。

国内外学者已从不同的角度对规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从经济学、法学和政治学等角度对规制这一概念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但目前对政府规制尚无统一的认识，对政府规制的定义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表达。其认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制是政府矫正市场失灵的努力和对公共利益的追求。规制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卡恩认为：规制是“对该种产业的结构及其经济绩效的主要方面的直接的政府规定……如进入控制、价格决定、服务条件及质量的规定以及在合理条件下服务所有客户时应尽义务的规定……”[1]。密特尼克认为：规制是“针对私人行为的公共行政政策，它是从公共利益出发而制定的规则”[2]。斯蒂芬则认为：规制是指“政府为控制企业的价格、销售和生产决策而采取的各种行动，政府公开宣布这些行动是要努力制止不充分重视‘社会利益’的私人决策”[3]。金泽良雄认为：政府规制是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下，以矫正、改善市场机制内在的问题(广义的失灵)为目的。

2.规制是政府的一种控制行为。梅尔认为：规制是“政府控制市民、公司或准政府组织行为的任何企图”，并认为“是政治家寻求政治目的有关的政治过程”。[4]植草益认为：“政府规制是政府机构依照一定的规则对企业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5]中国学者张建伟博士认为：规制是指政府依据一定的政策、法律和规章对市场经济主体的活动进行限制、制约或激励的行为。[6]张帆则认为：“政府规制是指政府利用法规对市场进行的制约。”[7]樊纲认为：政府规制“特指的是政府对私人经济部门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如价格限制、数量限制或经营许可，等等”[8]。

3.规制是规制对象利用政府权力谋取自身利益的一种努力。规制理论的泰斗斯蒂格勒认为：规制是“作为一种规则，规制通常是产业自己争取来的，规制的设计和实施主要是为规制产业自己服务的”[9]。这种理解也被称为“俘获”理论，即规制主要不是政府对公共利益的追求，而是行业中的某些规制对象通过采取各种手段利用国家强制权力满足自己利益和需要的一种努力，其最终目的就是增加自己的获利能力。

总结国内外学术界对政府规制的理解，归纳起来，我们可以得出政府规制的一些基本特征：（1）政府规制的主体是政府行政机构；（2）政府规制的对象是微观经济主体；（3）政府规制的手段是国家法律和法规；（4）政府规制的目标是直接控制各类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5）政府规制是规制者和规制对象的一种互动活动。[10]因此，本文认为政府规制是指政府依据一定的政策、法律和规章对直接市场微观经济主体及其活动进行限制、制约、规范和激励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

（二）确立政府规制和放松政府规制的理论

自然垄断理论。对自然垄断的研究，学者们最初是从规模经济性入手，在对自然垄断产业分析过程中发现社会经济中存在着自然垄断。传统的观点认为，所谓自然垄断产业是指由于产业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性，产品平均费用曲线随产品市场容量的扩大而向下递减，以致单个企业独占市场将比多家企业分享市场而能够取得更低平均成本，从而使得社会总成本最小的产业。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新的观点认为，自然垄断产业未必只能建立在规模经济性的基础之上，只要存在着所谓的成本的劣加性或范围经济性，该产业就是自然垄断产业。对自然垄断产业进行规制的根本目的，是因为在这类产业中实行独家企业垄断或少数几家企业寡头垄断在资源配置上可达到更高效率。因此，很多国家的政府都赋予特定的企业垄断供给权，并通过限制其他企业进入(即所谓进入规制)来维持垄断性结构，以免整个产业由于进入过度而使供给能力大量过剩，使得社会稀缺资源发生不必要的损失。另一方面，由于垄断企业的生存因政府的进入规制而获得了合法保护，它们就很容易凭其垄断地位制定垄断价格，谋取垄断利益，以致不可避免地对消费者和社会福利造成一系列的损害。为避免这些损害，政府很有必要在对自然垄断产业施以进入规制的同时，对那些影响经济发展的自然垄断产业进行直接规制。

信息不对称理论。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交易一方比另一方拥有更多信息的状态，它对市场的运行有很大影响。乔治·阿克劳夫是对信息不对称进行分析的第一人，他在对旧车市场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建立了柠檬市场模型(柠檬表示次品或不中用的东西)。信息不对称使低质量商品把高质量商品逐出了市场。所以，当市场上被交易对象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受控于拥有隐藏信息的一方时，就产生了所谓的逆向选择问题，交易中一方希望得到高质量产品，而另一方却只愿意提供低质量产品。柠檬市场的例子说明了信息不对称是如何导致市场失灵的。实际上，对于那些虽然具有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但消费者在自由选择问题上还不能保证得到充分的信息的产业，由于信息不对称极易导致消费者利益的损失。

公共利益理论。公共利益理论源于传统微观经济学，它认为，政府规制在于矫正市场失灵。这一理论假定政府规制是针对私有行为的公共行政政策，是从公共利益出发而制定的规则，目的是为了控制规制对象对价格进行垄断或者对消费者滥用权力，具体表现为控制进入、决定价格、确定服务条件和质量及规定在合理条件下服务所有客户时的应尽义务等，并假定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可以公众对市场作出一定理性的计算，使这一规制过程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所以，哪里有市场失灵，政府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就主张在哪里实施相应的政府干预，以矫正市场失灵，公共利益理论认为政府规制的潜在范围是无限的。

部门利益理论。部门利益理论是施蒂格勒在1971年发表的《经济管制论》中首先提出的。施蒂格勒认为，作为一种制度，政府规制是产业所需并为其利益服务而设计和实施的。他使用标准的经济供求分析解释政府规制的存在，确立了一个以工商企业或消费者为需求方，政府为供给方的供求分析框架，从供求条件的变化观察到规制政策究竟是为谁服务的。他还观察到政府规制在许多场合并不符合公共利益理论，许多产业总是试图谋求政府的强制力。由部门利益理论直接派生出政府俘虏理论。政府俘虏理论认为，促使政府进行规制的是规制本身的对象或其他有可能从中获益的人。更确切地说，政府规制是特殊的利益集团寻租和创租的结果。规制者会被受规制者所俘虏，而反过来为受规制者服务。政府规制与其说是为社会公共利益，毋宁说是特殊的利益集团寻租和创租的结果。

佩尔特兹曼对政府俘虏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研究。他认为，政府规制的实质，乃是将垄断利润的最终归属的决定权授于政府规制当局。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受规制企业及其他相关利益集团必然会尽最大的努力影响政府的规制决策，从而形成所谓“政府规制的市场”。在政府规制条件下，受规制者往往能够对规制的结果作出较为准确的预测，致使一个理性的产业显然会花光所有的垄断利润而只保留政府认可的利润。为此，它完全可以运用各种手段与政府规制当局分享垄断利润。而政府规制当局一旦从垄断利润中受益，就会通过规制活动为垄断者服务。只要政府规制当局分享的利益不超过垄断利润，垄断者的这种寻租活动就仍有利可图；在政府规制条件下，较之不加以规制而言，真正发生明显变化的不是受规制产业的产量和价格，而是收入在各相关利益集团之间的分配。

(三)政府规制的分类

政府规制按照规制机构和制约手段的不同，可分为直接规制和间接规制。直接规制是指政府部门对微观经济主体直接实施的干预，也被称为狭义的政府规制。它是政府部门为了在社会经济中防止因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使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福利受到伤害而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进行的制度安排。直接规制又可分为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经济性规制是指针对存在着自然垄断或信息不对称现象，为防止资源低效配置和确保服务供给的公平性，政府有关部门根据法律规定，通过许可和认可等手段，对企业的进入和退出、价格、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投资、财务、会计等方面的活动进行规定或限制。进入规制与价格规制是经济性规制的最重要内容。社会性规制是为保障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安全、健康、卫生以及保护环境和防止灾害，政府通过许可认可制度，对物品和服务的质量以及伴随着提供它们而产生的各种活动制定一定的标准，并禁止、限制特定行为的规制。间接规制是指由司法部门通过司法程序对微观经济主体实施的干预，它不直接介入经济主体的决策，仅制约阻碍市场机制发挥效能的行为，并努力建立完善的、能够有效地发挥市场机制效能的制度。

按照规制方式的不同，规制分为行为规制和结构规制。行为规制是指对企业行事方法进行的规制，包括：1．防止占市场支配地位的公司的反竞争行为的规制；2．价格控制；3．针对广告和其他竞争活动的限制规则。行为规制的一种最简单的形式是指令：规制者告诉被规制者做什么。这种指令涉及信息和激励这样一个双重问题。因为规制者与企业在成本结构、日常管理上信息不对称，使规制者处于不利的地位，规制者无论是在命令，还是在控制命令的服从上，都处于信息弱势。结构规制是指决定哪些特定企业或个体实施哪些行为的规制。它包括：1．进入的限制；2．垄断状态；3．单一能力规则(不允许从事多种经营等)；4．个体未经认证不能进行专业服务的规制。结构规制的一种重要形式是职能分解。享受垄断地位的公司不能同时进入竞争性领域。这种分解涉及到竞争的效率问题。

三、现阶段政府规制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步伐的加快以及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原来的政府规制正在不断向法治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新的政府规制过渡。虽然政府规制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但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求的新型政府规制来讲，我国现存的政府规制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一)非竞争性因素引起的垄断

首先表现为行政垄断。行政垄断又称人为垄断，它包括纵向的行业垄断及横向的准入障碍或地方保护主义。由于我国的多数规制是先由规制机构（规制机构本身又是垄断企业即规制对象）起草后报国务院再由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这就使规制在源头上不可避免的体现着规制机构和所属垄断企业的意愿，缺乏社会的公正性。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约束，这些行业的官僚作风和效率低下的问题十分突出。自然垄断产业的企业利用行业或地区垄断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社会上出现的乱收费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行政垄断引起的。

其次表现为缺乏市场竞争基础的经济性垄断。缺乏市场竞争基础的经济性垄断也即不是因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而引起的经济性垄断。现在我国在经济中存在的垄断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体系不健全、市场竞争机制还未完全形成，因缺乏市场竞争基础而形成的经济性垄断。因为缺乏市场竞争基础的经济性垄断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市场竞争秩序的形成。在社会经济领域我们看到的某些行业主管部门，以规范和整顿市场秩序为由，公开组织价格联盟，联手操纵市场价格现象，就是一种典型的缺乏市场竞争基础的经济性垄断。

再次表现为规制者的垄断。我国现阶段的规制者也是垄断利益所得者的现象尤为突出。规制机构为了本身的利益，在制定规制时把规制牢牢把握在本部门手中，规制对象寻租时只有寻到他们的部门才算寻到了真租，才能解决根本问题。我国2006年反腐败的重点反商业贿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规制者的垄断引起的。

总之，由于非竟争性因素引起的垄断的存在，使企业缺乏竞争活力，使价格形成机制不能刺激生产效率的提高，严重的企业寻租行为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

(二)政府规制机构效率低下

政府规制的目的是弥补市场的缺陷，提高社会公共福利水平，因此必然要求它是及时的、高效的和灵敏的。然而，在我国，行使规制职能的政府规制机构在制定规制政策时却常常表现得不尽如人意。政府规制机构往往表现为高成本、低效率，直接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蕴含和体现的制度正义价值理念和政府在社会和人民中的诚信度。政府规制机构产生高成本、低效率的主要原因：一是政府规制机构庞杂。现阶段，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政府部门几乎都拥有规制权力，而且对同一生产行为的政府规制往往涉及多个规制机构，因此，规制机构之间的协调成了规制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前提。二是政府规制工作缺乏竞争。从纵向看，没有哪个部门领导因为效率低而遭到上级的解雇。由于提供规制服务的政府部门缺乏竞争，必然导致政府官员缺乏提高效率的动力。三是缺乏降低成本的内在激励。鉴于规制机构工作的垄断性和任务的复杂性，因而使承担制约任务和执行管理预算职能的部门和人员无法了解其正的成本，进而使其不能准确评估自身的运行效率。四是监督信息不对称。监督部门和社会对规制机构的监督作用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失去效力。

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呼唤政府规制改革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语境中的政府规制，应当是既表现为一种放松规制的过程，也表现为一种强化规制的过程。应走松紧结合的道路，一方面逐步放松原经济体制时期所遗留下来的高度的政府计划管制，另一方面则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蕴含的政府规制政策与制度，也可称其为“加强规制与放松规制的双重变奏”[11]或“以规制的方法放松规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府规制应逐步从官权本位、市场否定、缺少制约和规制泛滥的旧规制模式向民权本位、市场肯定，依法规制和适度规制的新规制模式转变。现阶段，我国政府规制既存在着越位的情形，也存在着缺位的情形，为又好又快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必须对现在的政府规制进行改革。

1.建立健全规制法律体系，依法推进规制改革

改革和制定规制必须建立在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的基础之上。建立政府规制的法律框架，作为政府规制改革的准则。任何行政机关不得用无法律依据的规制来限制国民的权利或增加国民的义务。现阶段，政府规制的改革要以立法为先导，在规制制定和改革方面，要按法定程序进行规制的制定和改革，并依法进行政府规制，逐步确立法治政府的形象。

2.建立高效和权威的专门规制机构，持续推进规制改革

我国现有的规制机构庞杂，各规制机构之间存在着职能交叉、职权不明的现象，因而导致各规制机构执法宽严标准不一、相互推诿或重复干预等问题，这不利于维护法规的统一性，使得规制机构在执法中缺乏权威和效率。另外，有的规制机构与所属的企业并未真正政企分离，这也不利于执法的公正性，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和声誉。因此，政府规制改革不仅涉及到政府各部委的规章清理，而且需要根据我国和谐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具体情况以及规制改革本身的持续性和专门性在全国人大和国务院设立领导规制改革的专门组织机构。同时，国家要建立重大规制政策的研究和制定的官产学相结合的体制。在政策动议、政策规划、政策研究、政策评估、政策决定、政策执行与政策监督等环节中建立官民互动的机制。

3.制定规制改革计划，并对规制改革成本和效益进行分析与审查

因为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通过保证多元利益关系得到稳定，民主与公正得到保证的社会的过程，也是国家和公民关系互动互促的过程，所以它的建设是一种不断持续的动态过程，而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静止状态，因此我们在进行规制改革时，必须制定详尽的、先易后难的、分步实施的改革计划。当然，任何的改革都有成本，政府规制的改革也不例外。但是，政府规制改革与其他改革有所不同，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直接影响着我国微观经济的发展和我国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同时也直接影响着消费者的利益和国家公共利益，因此也直接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规制改革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成本与效益的关系。政府规制机构应在规制改革之前制订详尽的“规制预算”，说明将要进行的规制改革将对我国经济、社会、政治（政府）、文化的影响。我们认为，这里的成本与效益预算不仅仅指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体现层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硬件），它更多的指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部结构的第一、二两个层面即理念层面和制度规范体系层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软件）。

4.培育产权多元市场，健全社会中介团体经济组织，强化被规制者的参与

目前，我国的经济在我国现有政府规制的引领下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和开放的全国性的市场经济体系，而是被各级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以“条条”和“块块”所分割。市场准入仍受到行业主管部门的严格限制。一些行业仍基本以国有独资企业为主体，形成独家垄断或多家垄断的格局。为了消除垄断行业的非效率性，我们必须在非竞争性因素引起的垄断行业引入民间投资主体自由进入的竞争性机制，或是那些能够参与垄断环节的特许权引入竞争机制或民营化，对现有垄断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使其成为产权多元化的现代公司制企业，培育不同的市场交易主体，完善市场交易机制，彻底铲除非竞争性因素引起的垄断，维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成果。

对政府和市场来说，中间组织是一种中介，可以说既是桥梁又是纽带，既是市场和政府相互传递信息的途径，也是市场关系的维护者。但是，由于我国遗留下来的行政化的力量无处不在和过于强大，致使现在我国民间性质的社会中介团体经济组织几乎没有机会得到像样的发展和生存空间，社会民众及团体的监督影响能力甚微。充分培育和发展中介组织，加强消费者的知情权，提高政府规制的社会监督能力，在垄断性行业建立专业消费者、民间团体组织的监督，这也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语境下进行政府规制改革、促进和培育以及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公平与效率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5.明确政府规制的边界，强化被规制者的监督

政府规制的存在理由之一就是遏制市场失灵，弥补市场功能缺陷，恢复市场的功能，以保证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但是，随着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各领域干预的扩大和加强，政府在力图弥补市场缺陷的过程中，又产生了政府活动的非市场缺陷，即出现政府失灵现象。市场解决不好的问题，政府未必能解决的好，因此，政府干预是有限度的。正是由于政府失灵的存在，表明政府也不是万能的，政府也应是有限政府。针对经济发展，有必要对政府规制给出一个明确的边界：政府规制应严格控制在市场失灵的范围内；政府规制应限于能够修补市场缺陷的范围之内；政府规制应同样遵循成本与效益原则。

政府规制与市场机制的边界城池划定，要保持和谐，就需要参与者的自觉，同时也需要第三者的监督。完成监督的任务就必须建立规则和制度。针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语境下的政府规制改革，对政府规制的监督，我们应建立规制调查制度、规制谈判制度和制规听证制度等，以保证规制改革符合民意，获得国民的理解和支持，体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部结构的城乡结构的和谐、区域结构的和谐、社会阶层结构的和谐、就业结构的和谐、代际结构的和谐、人的发展和自然的和谐、价值观的和谐和国际交往环境的和谐。

6.对规制者进行规制

政府规制是政府部门依法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直接规范和约束的行为，在这种规制活动中，政府集执行权、自由裁量权、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等于一身。因而伴随着规制过程可能出现大量的寻租行为，规制者也往往成为受规制者的俘虏，使政府规制偏离社会福利目标。因此，要防止规制失灵，必须确立和强化对规制者的规制。建立一套使规制者以谋取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规范体系。具体来说，就是要提高政府规制制定和使用的透明度，强化社会各界对规制机构的监督，以防止和纠正规制机构不作为或违反规制现象的发生。

7.加强对规制的司法审查

现在，在我国，政府规制制定和修改的行为还没有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及法治社会的形成，政府规制纳入司法审查的主客观条件都已具备。再者，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蕴含的国家必然是一个宪政民主法治的国家，而宪政民主法治国家所蕴含的政府必然是一个宪政民主法治的政府，而宪政民主法治的政府本身就是一个一切行为都必须接受司法监督和司法审查的政府。依据宪政理论，宪政民主法治国家的政府必然是有限政府，有限政府的一切行为都应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并且其一切行为都必须受司法的监督和司法的审查。政府的规制行为必然包含在政府一切行为之中，所以，我们认为，我国应尽快把政府规制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不仅如此，我国还应把政府规制列入到我国司法审查的重点，因为，政府规制的越位和缺位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体现的公平、公正、效率的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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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规制范文篇10

摘要由于环境保护机制缺失，导致我国“生态旅游离生态更远”的尴尬现实。文章假定政府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制旅游企业，制定并实施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构建政府和企业的博弈模型，从政府规制角度对企业制定和实施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的行为进行分析，得出博弈双方的均衡战略：政府执行有效监管，对不实施环境保护规划的企业制定适当的惩罚力度，就可以促使企业自觉实施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从而证明政府规制企业实施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关键词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政府规制博弈论

1引言

生态旅游作为一个“舶来”的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末引入我国，并在随后的20多年得到蓬勃发展，一时间生态旅游成为最时尚的旅游消费，消费者趋之若鹜，生态旅游市场规模庞大。面对巨大利益诱惑，许多旅游开发商的触角开始转向生态旅游，政府对于生态旅游的开发热情也不断高涨。这些旅游企业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实力、业已形成的旅游产业链条及客源市场优势，能够很好地解决传统政府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促进了生态旅游的发展。但是由于我国生态旅游的研究尚处在初级阶段，政府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机制缺失，政府与开发商的协议在关乎环境成本补偿及惩罚机制的内容方面几乎是空白，于是，旅游企业对生态旅游区的开发和管理，落入了法律和规定的“制度真空”地带。结果导致旅游企业只关注开发生态旅游的经济价值，而忽视了更为重要的生态环境保护，对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缺少系统环境保护规划，肆意开发，造成了污染、环境退化、经营性设施侵占生态旅游资源等诸多问题。政府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制、监督企业制定和实施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迫在眉睫。本文假定政府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制旅游企业制定并实施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构建政府和企业的博弈模型，从政府规制角度对企业制定和实施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的行为进行分析，得出博弈双方的均衡战略，以期分析实施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政府规制的效用。

2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

针对生态旅游开发中存在的环境保护规划缺失与资源开发建设不当，对自然和社会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出现的生态旅游破坏生态的现象，诸如美国、西班牙等旅游发达国家就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制定了完备的法律法规，以期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规制旅游企业从生态旅游和环境保护相互作用机制入手，以环境评价与环境容量为科学依据，在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中对规划区域的功能区划、生态旅游规模与形式、生态旅游区工程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和环境美学保护等方面做出系统规划与实施方案。规制，又称政府规制，是指政府利用国家强制权依法对市场中的微观经济进行干预，其规范目标是克服市场失灵，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以确保公众利益。规制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政府部门的立法程序来干预，具体手段包括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我国生态旅游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发展都落后于旅游发达国家，但是各级政府对发展生态旅游给予了极大支持。由于财力有限，对旅游业的投资相对不足，导致地方政府在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选择中往往更倾向于后者，而对旅游企业只顾经济利益而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行为持默认态度，生态旅游环境规划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就无从谈起，更不要说对违规旅游企业采取行政处罚手段。

诚然，在当前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要求政府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制旅游企业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制定并实施环境保护规划，要考虑政府制定法律法规的成本、监督企业实施的成本，要考虑旅游企业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实施环境保护发生的成本以及企业违规时的处罚成本等资本投入问题。但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实践证明，缺乏系统环境保护规划，走“先污染再治理”的道路必定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开发和保护同步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这一系列的问题的实质是政府和旅游企业之间的一场博弈，是博弈双方围绕经济利益所制定的各种策略，而博弈的结果将检验政府实施生态环境保护规制的效用。

3政府与企业实施生态旅游环境规划的博弈

3．1基本假设

生态旅游环境规划在制定和实施推进过程中，面临的决策环境是复杂的，为了便于分析，笔者在不影响研究结论的前提下，做出以下基本假设：①博弈中仅有两个参与者，即政府与企业，二者可以选择的策略分别为“监督”和“不监督”、“实施”和“不实施”；②两个参与者做出决策前不知道对方的行动，可以认为他们的行动是同时的，即模型为静态博弈，参与人对相互的策略和收益函数有准确的知识，即模型为完全信息博弈；③环境的改变及其环境保护规划的成本是政府关心的主要目标；④企业在实施环境保护规划时受到一定约束，企业未制定（实施）环境保护规划，会对消费者的利益和环境造成破坏，如果被检查到，会受到法律诉讼和处罚等经济、名誉损失。

3．2构建博弈模型

依据上述模型的假设，可以建立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即完全信息条件下，不考虑时间因素的一次性博弈）：r1—企业实施环境保护规划时所获得的收入；r2—企业未实施环境保护规划时所获得的收入；c1—企业实施环境保护规划所发生的全部成本；c—政府在对旅游企业进行监督时所花费的各种成本；cp—企业不实施环境保护规划，被政府查处时所受到的惩罚；p—企业不实施环境保护规划被政府查处的概率。

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政府和企业都在权衡利益得失后，选择决策行为。博弈的策略矩阵见表1。

通常情况下，政府所得到的惩罚收入大于监督成本，本文假定pcp＞c；当企业未实施环境保护规划被查处时受到的处罚大于实施环境保护规划的成本，否则就企业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在生态旅游资源开发中就不愿意实施环境保护规划，只需要向政府交纳相应的惩罚金即可，本文假定pcp＞c1，企业实施环境保护规划的利润应小于未实施情况下的利润，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才有逃避实施环境保护规划的动机，即r1－c1＜r2，现实中，企业受到处罚后的收益应处于一个低的水平，才证明政策的相关政策是有效的，即r1－c1＞r2－pcp，其中，y和1－y分别是政府选择监督和不监督策略的概率，x和1－x分别是企业选择实施与未实施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