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制范文10篇

政府管制范文篇1

其次，市场需求是融合的又一推动力，在用户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推动下，操作简便的一站式服务能够屏蔽多种异构网络间的差异，同时运营商也须依托于一个低成本的网络和平台，以降低成本和扩大经营。因此市场融合和业务融合推动了网络融合。

第三，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成为电信业的共识。首先从发达国家开始放松电信管制，打破垄断。1996年美国颁布《电信法》标志着美国电信业从垄断性行业转变为竞争性行业。欧盟成员国也于2000年全面放开电信市场。中国电信从1994年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革电信管制机构，组建信息产业部，实行政企分开、管制与业务分开；打破垄断，引入竞争。通过组建中国联通以及先后两次拆分重组中国电信，形成了包括中国电信、新网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铁通和中国卫星通信等几大公司在电信领域初步竞争的局面；加强电信管制的法律法规建设，出台电信条例，在此框架下完成电信市场管制和电信企业行为管制。电信业的发展导致了客户需求、业务创新、利润分布的巨大变化，随着管制的放松，进入者与在位者展开激烈的竞争，从而形成了网络融合的内在动因。

网络融合下政府管制面临的挑战

随着新技术和新应用的不断涌现,网络融合在技术上已经不成问题。在融合过程中，企业间形成了兼并重组、竞争合作的局面。2000年世界最大的互联网服务公司美国在线收购世界上最大的媒体公司时代华纳，成为国际产业融合化发展的标志性事件。2004年，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等传统媒体纷纷涉足网络电视领域，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也纷纷开始提供手机电视服务。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集互联网、多媒体、通讯等多种技术于一体，利用宽带有线电视网，向家庭用户提供包括数字电视在内的多种交互式服务。IPTV的出现对电信、广电管制政策提出了严峻挑战。

融合意味新进入者既可以来自非规制行业，也可以受其它规制体系的约束。那么市场准入、标准、产业相互渗透的程度、规制方式的连贯性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网络融合为政府管制提出了新挑战。

首先，在市场准入管制方面，条块分割和产业间进入壁垒制约着产业融合。随着新技术和新应用的不断涌现,电信网、互联网和广播电视网业务的交叉将日益明显，打破产业的条块分割和进入壁垒迫在眉睫。

其次，网间互联互通问题从单纯的电信网之间扩展到电信网、互联网和广播电视网之间，复杂的网间结算成为更大的难题。主导企业为维护本部门利益，利用行业内的规制，通过拒绝接入或制定高昂的接入价格排斥包括行业外企业和非主导企业的接入；而在强制互联互通政策下，过低的接入资费规定又会损害主导产业的积极性，阻碍互联互通的实施。网间的互通互联成为打破垄断、促进产业融合的瓶颈。

第三，企业创新、企业间的重组和兼并受到行政手段的干涉，无法做到完全的企业行为，因此不能依靠市场上的有效竞争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由政府主导的企业重组，部门利益与产业融合的冲突将不利于企业在产业之间进行广泛的合作竞争。对政府管制模式改革的建议

在网络融合的基础上，必然产生电信业、计算机业、广播电视业的产业融合。产业融合是产业发展遵循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即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低化的结果。通过产业融合，可以突破产业间条块分割，加强产业间的竞争合作关系，减少产业间进人壁垒，降低交易成本，最终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融合在客观上有利于企业创建核心竞争能力，争取全球的竞争优势。

基于以上对产业融合的认识，网络融合下的管制应最大限度地促进三大产业的经济发展，一方面要消除相关产业内部各行业和产业间进入的政策壁垒，创造良好的有利于形成产业融合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管制内容要从严格的市场准入转向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保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等方面来，同时还要避免管制机构被市场中的各方利益集团所俘获。未来的管制模式应包括对管制机构、管制内容和管制方法的改革，具体有以下几点：

重构管制机构。原则是要有利于产业融合下新的产业形态形成和发展。有两种选择：一个规制者或多个规制者。多个规制者将导致决策的协调问题。但是近来一些理论强调在不同的规制者之间分配任务有以下好处：首先是确定基准，如果从规制者的活动中获得的信息彼此相关，则在规制者之间能形成一种标尺竞争，如果规制者之间没有合谋，那么基准就是有效的；其次，特定产业的规制者致力于增强他们的技术专长，但不利之处是便于他们与行业合谋；第三，分割规制能够防止被业界所俘虏。一个规制者能够消除规制机构之间的竞争并将规制体系外部化，但也有以下不利的方面：增加了滋生官僚作风的可能；管制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可能威胁到管制的独立性。另外在一些竞争性领域里，应选择竞争政策来替代规制，使前者发挥突出作用。要尽快出台《电信法》，使管制机构依法管制，将管制决策的协调置于法律框架下，同时管制机构本身也要接受法律的监督。

实现网络互联互通。互联互通的重要性在网络融合下变得日益突出，在三网合一的趋势下，扩大互联规则的适用范围意味着实行更简单的管制。另一方面不仅在增值业务领域，而且要在基础网络运营中致力于消除产业间壁垒，引入竞争，这样有利于在互联互通中达成一致，使竞争合作成为互联互通的有效手段。具体措施有：尽快向主要的电信运营商(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移动)发放全业务牌照,有助于形成真正的全业务竞争局面；允许广电、电力等与电信的互相进入，鼓励产业间的横向竞争与合作。在互联互通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以规制方式还是以公司谈判方式解决双向接入费，尤其是在谈判无法达成时的缺省规制。当缺省规制是强制互联互通时，就覆盖范围而言，进入者有保持低姿态的动机，且缺省规则的接入资费越底，进入者在谈判中就越有利。

明确企业主体地位。无论是拓展经营范围,实现技术创新,或是收购兼并行动，其主体都是企业。由于各企业分属不同的部门管辖，出于维护各部门利益的目的，企业的经营范围受到严格限制，同时企业的兼并重组更多的是体现部门主管的意志，而非完全的企业自主行为。为打破垄断进行的电信拆分，就是政府主导下的企业重组，而在网络融合下，政府则需要通过放松管制，由企业自身在市场框架下完成兼并重组和资源的重新配置。同时要加强政府的市场监管作用，维持公平的市场秩序。

总之，网络融合下的管制应致力于组成独立于行业、政府的管制机构，在法律框架下对电信、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实行综合协调管制；放松市场准入，打破行业和产业间的进入壁垒，在广泛的市场上形成有效竞争；确定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鼓励企业创新和兼并重组，依靠市场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另外，为防止由于企业兼并重组下形成新的垄断，政府还需要进一步放开国内电信市场，放眼于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竞争合作，获得一个动态的有效竞争局面。

参考文献：

政府管制范文篇2

政府对自然垄断产业的控制，一是出于对社会整体利益的考虑，二是出于对产业发展的正确引导，三是出于政治上稳定的考虑。政府进行管制需要付出极大的成本，其中政府管制执法成本所占的比重最大。在政府管制的实际过程中，应当考虑边际成本的边际收益情况，如果政府管制的收益大于政府管制成本，则这种政府管制是十分必要的。

在制度经济学看来各国政府颁布的管制法规都属于公共产品，政府管制本身也是公共产品。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实行管制的必要性在于：

抑制企业垄断价格，维护社会分配效率。市场活动中普通商品的定价，是通过多个买方和卖方的竞争自动形成的，一般不需要政府进行干预。由于自然垄断行业往往只有一家企业，垄断企业本能地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如果任由垄断企业自行定价，就会出现远远高于实际成本的垄断高价。这种情况既损害了整体经济效率，也损害了社会公平。

防止破坏性竞争，保证经济效率和供应稳定。自然垄断行业需要巨额投资，投资回报周期长，资产专用性强，由一家或少数几家垄断经营能使社会效率最大化。自然垄断行业的充分竞争属于浪费性和破坏性竞争，它将导致企业不能取得正常利润甚至亏损。如果不进行政府管制，许多企业就会盲目进入自然垄断行业，导致重复投资和过度竞争。

制约垄断企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自然垄断企业往往同时经营竞争性业务，这就为自然垄断企业采取不正当竞争行为提供了条件。例如，自然垄断企业可能在垄断性业务领域制定高价，在竞争性业务领域制定低价，通过内部业务交叉补贴行为排斥其他竞争企业。自然垄断企业也可能将垄断性业务和非垄断性业务进行联合定价，通过捆绑经营和搭载销售获取垄断利润。为制约自然垄断企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需要政府实行经济管制。

目前政府管制方面有一种流行说法是“放松管制”，这种说法来自始于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的放松管制改革。我国对垄断行业的政府管制，与西方国家背景完全不同。我国从未有过市场经济大环境下的政府管制，有的只是计划经济下的行政管理。我们说的放松管制，实际上是取消或逐渐取消原来计划体制的管理体制和管理办法、管理方式，主要是针对过去的计划体制说的。在计划体制下，政府对企业的管理与市场经济下的政府管制是有根本区别的。政府管制的环境是市场经济，由于出现垄断，导致“市场失败”或“市场失灵”才管制。计划经济不存在市场经济的那种市场环境和市场力量，也就不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管制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英国、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对电信、电力、铁路运输、管道燃气和自来水供应等具有网络特征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政府管制体制改革，允许一部分新企业进入自然垄断行业，积极培育市场竞争力量，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作用，打破了长期以来由个别企业垄断经营的格局，提高了企业活力和经济效率。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进行了初步改革，采取了政企分离、放松进入管制、培育市场竞争力量、推行股份制等改革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我国的政府管制改革还处于初始阶段，在投资管制、价格管制、进入管制和企业竞争行为管制等方面都面临着许多实际问题。中国电信业的应对之策

电信服务业是中国最早施行政府管制体制初步改革的基础设施产业，它为中国政府管制理论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实证资料。同时，中国电信服务业政府管制体制的改革实践对其他基础设施产业的改革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和示范意义。面对“入世”的挑战，纵观中国电信服务业的发展现状，特别是电信市场因政府管制行为不当而存在的严重结构性缺陷，令人担忧。面对来自国内外的挑战，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政府在新的条件下如何对电信行业进行规制，值得探讨。

重构管制体制

政府管制体制的核心内容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因此，重构电信服务业政府管制的首要任务是调整管制部门与企业的关系。以电信、电力、铁路、民航等为代表的中国基础设施产业一直施行典型的政企合一管制体制，作为管制者的行业主管部门与企业之间政企不分甚至政企一体化的问题十分严重。因此，重构管制体制的目标应是建立一个超越部门利益、与企业无行政隶属或产权关系的中立性国家管制机构，即政府应当从电信服务业的垄断经营者转变为竞争性经营的组织者、维护者，破除管制机构与被管制企业之间的利益纽带，使管制机构能够依法超然地行使正当的市场管制职能。近年来，世界各国在电信改革中，普遍建立了独立的电信管制机构。全球目前已有近百个国家依据《电信法》设立了专门机构，它们的主要任务是执行法律，并拟定法律草案和法律援助范围的实施办法。

建立完善的电信法律保障体系

健全法律环境，对于规范市场秩序，改善外商投资环境，保障竞争有效和有序进行，是十分急迫的。纵观全球电信改革，都是从电信立法或修改电信法开始的。美国1934年制订第一部电信法，到1996年新电信法颁布，新旧电信法成为美国电信发展史上的两个里程碑。所以，针对电信业存在的问题，目前首要的是加快电信立法工作，建立完善的电信法律保障体系。

政府电信行业监管部门应加紧制订有关法律、法规，特别是针对加入WTO的行业规制方面的研究。由于WTO有其自身的游戏规则，我国电信业的发展也面临着遵从新规则、掌握新规则、利用新规则的挑战。应该把进一步修订和完善过去仅仅针对国内电信业的竞争管理办法，依据WTO相关条例和国际电信业市场的通用规则，建立一整套既适合中国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竞争规则摆上工作议程，使地方电信业市场逐步形成“依法监管、开放公平、对我有利”的竞争局面。

预先确定互联互通规则

在电信业，形成有效竞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竞争者进入市场时肯定会面临着许多困难。在法律条文上规定开放电信市场是一回事，在实际中解决引入竞争后所出现的问题则又是另一回事。由于本地网络和接入市场具有自然垄断性，竞争难以展开，因此，新进入者往往需要借助互联互通政策，或者特殊的市场准入帮助。虽然利用非对称管制协助市场准入是目前比较常用的方法，但是这种做法也带来很多问题，最主要的是偏向新进入者的做法显然有悖于公平竞争的原则，因此这种政策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特别是在国外运营商进入中国市场以后，非对称的管制政策更不可行，因而有效竞争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公平透明的互联互通政策。至少在中短期内，公平透明的互联互通政策寄希望于由运营商自己协商解决的答案是行不通的，最终需要由政府部门出面来确定游戏规则。

参考资料：

1.陈富良.放松规制与强化规制[M].上海三联书店，2001

政府管制范文篇3

然而，与WTO的规则和我国经济内在发展要求相比较，我国政府在减政放权、解除管制、减少政府对经济干预等方面的工作力度还很不够。从朱总理在“两会”期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不难看出，今年八大工作重点中，有好几个方面都涉及减少政府管制和干预问题。报告明确提出：努力推进垄断行业改革。通过政企分开和企业重组，打破行业垄断，引入竞争机制。尽快实施电信、电力、民航管理体制改革，抓紧研究制定铁路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彻底摆脱传统计划经济的羁绊，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继续理顺政府部门职能分工，防止有些事情互相推诿和无人负责。进一步改革和减少行政审批，必须审批的也要规范操作，简化程序，公开透明，明确责任。

可以说，管制改革已成为政府今后几年的头等大事，其进展将直接影响到与世贸规则的接轨，更关系到下一步的改革大局。这是一步“将军”棋，世人都在关注。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时期，从国内银行、证券金融、会计行业、国有企业等领域反映出的许多棘手的重大问题看，很多矛盾和冲击与行政管制有直接关系，因此管制这根链条到了非进行大幅度调整不可的时候了。基于此，本期报告我们选择政府管制问题进行探讨。为了行文的完整，首先概论政府管制的起因，然后深入分析当前在我国进一步解除政府管制过程中存在的障碍、难点，最后提出解除政府管制需要遵循的几个原则和今后的工作重点。

政府管制的形成

一、什么是政府管制

政府管制（governmentregulations），就是政府行政机构依据法律授权，通过制定规章、设定许可、监督检查、行政处罚和行政裁决等行政处理行为，对构成特定社会的个人和构成特定经济的经济主体的活动进行限制和控制的行为。政府管制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依法管制，也即通常所说的依法行政。但这里的“法”必须是合理的法，是所有利益相关集团都接受的法。否则依法行政或依法管制就成为少数强势利益集团侵害弱势利益集团的“合法”工具。

经济学上把政府管制分为经济管制和社会管制两类。

1．经济性管制。经济管制是指对价格、市场进入和退出条件、特殊行业服务标准的控制。一般来说，是对某一个特定行业、特定产业进行的一种纵向性管制。这些行业往往具有一些特点，如自然垄断性。像电信中的本地网络、电力中的配电和输送、铁路的轨道传输网络等，这些环节获得合法垄断，有合理意义和社会效应。如果他们的服务质量和价格不合理，很可能危及到购买并使用这些产品的人的利益，在这个时候，政府要在准入管制的同时进行价格管制。此外，对运输、金融证券、电台电视台等媒体的管制也属于经济管制。

2．社会性管制。社会管制主要用来保护环境以及劳工和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主要针对外部不经济和内部不经济。前者是市场交易双方在交易时，会产生一种由第三方或社会全体支付的成本。像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和枯竭性开采等。政府因此必须对交易主体进行准入、设定标准和收费等方面的管制。后者是交易双方在交易过程中，一方控制信息但不向另一方完全公开，由此造成的非合约成本由信息不足方承担。比如说假劣药品的制售、隐瞒工作场所的安全卫生隐患等。所以，政府要进行准入、标准以及信息披露方面的管制。

二、政府管制的理论依据

在经济学理论上，政府管制的理论依据是市场失效。经济学把市场失效定义为市场均衡状态偏离“帕累托”状态，主要表现在公共产品、外部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不确定性等方面。政府管制理论设想通过政府的特定管制能够实现“帕累托”改进或者在存在约束条件的情况下达到一种次优的配置效果。

1．信息不对称。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将会导致两种资源配置低效的情况：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又称败德行为）。以药品市场为例，由于买者不知底细，就可能会出现卖者坑蒙拐骗的事情，所以美国成立了专门针对食品和药品市场进行管制的食品医药管理局。这种情形还广泛存在于金融、证券、保险等影响投资者财产安全的行业。由于存在消费者对这些行业信用度有多大，投资能不能收回，以及他们通过做假把钱圈走，买保险出了问题不给赔偿怎么办等等问题，为把这一系列潜在的危险和失真压到最低限度，政府也要进行准入和信息披露方面的管制，尽最大努力减少信息的不对称。

2．外部性和公共性。外部性是指在两个当事人缺乏任何相关的经济交易的情况下，由一个当事人向另一当事人所提供的物品。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企业得到了全部的好处但有一部分成本它没有承担，像企业排放污染就是这样，政府为此制定各类标准来限制企业排污。公共物品由于具有非排他性，即某人对某种商品消费的增加并不会使他人对它的消费下降，造成搭便车的问题，私人生产者缺乏生产它的积极性，因此需要政府的干预和管制。

3．企业市场运作过程中的反竞争行为。反竞争行为主要包括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垄断是建立在沉淀成本基础上的进入壁垒而形成的一种市场力量。例如，由于技术理由或特别的经济理由而形成的“自然垄断”或几个企业联合起来搞“卡特尔”定价，制定垄断价格剥削消费者。这些行为对消费者形成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尤其那些寡头性垄断企业之间的限产限价行为危害就更大，政府因此必须也要进行反垄断管制。另一种反竞争行为通常被称为不正当竞争，它是市场竞争者之间为削弱对方的竞争优势而采取的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如贬毁竞争对手、侵犯商业秘密、假冒他人商标、倾销、串通投标等。

三、中国政府管制形成的特殊原因

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管制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市场经济得到充分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时代后出现一些“市场失灵”现象，政府才开始逐步加强对经济行为的管制。但是，我国政府管制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没有经过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因此，我国管制的成因与西方经典管制理论中的分析有很大不同。西方管制的出发点是维护市场秩序，而我们搞的计划经济从一开始就是立足于取消市场，在当时中国经济生活中到处存在着的管制。具体分析起来，我国政府管制的特殊成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历史因素。这里要讲得稍为远一点，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就否定了市场，认为市场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在经济制度上就应当实行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是国家依靠其权力“剥夺剥削者”之资产或政府直接投资产生的，在这一过程中市场经济没有得到发展，而是由一个统一的国家来替代市场配置资源，替代企业家精神。

2．政治因素。自建国以来，我们的资源就相对匮乏，为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政府通过掌握国有企业来控制国家经济命脉，不能随便放弃对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的直接控制。

3．财政因素。建国初期，财政资金紧缺，财政收入来源较少，再加上当时的税收成本较大，为了能够集中资金建设当时急需支持的行业和项目，国家通过维持和掌握国有垄断企业,可以直接取得其利润。

4．投资体制因素。在公用事业和技术密集性产业，大部分国有垄断企业都是由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直接审批而形成的，因此政府和企业间有一种天然的“父子情结”。

不可否认，在经济资源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经济资源的直接支配，保障了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基本满足了人民的生活需要。但是，在我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和自然资源的制约，我国政府仍对经济的方方面面进行过直接干预，采用过行政手段对资源相对稀缺的行业进行进入管制。例如，形形色色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行为，最终保护的是落后，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人为阻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效率提高，增大了交易成本。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垄断性行业向竞争性行业转变，新的管制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如果不对我国现有的政府管制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政府管制不但不能发挥治理市场失灵的作用，反而会阻碍市场经济体制和竞争秩序的建立和完善。

中国政府作为WTO的一个新的成员国，是一个享受权利与履行义务的承担者和执行者，它必须接受世贸组织规则，并按规则行事。因此，如果说入世冲击的话，首当其冲的就是政府管理部门。入世对中国政府管理经济不啻为一场制度性革命，它要求政府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放松管制、对自身的治理体系进行全面改革。但是，由于中国自身在历史、文化、体制和制度背景，以及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中国政府在转变职能、放松管制过程中还存在诸多的障碍和难题。

解除政府管制的障碍

打破国有经济垄断，开放国内市场，引入竞争机制，最终建立健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纵观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20多年的历史，同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经济改革，尤其是垄断性产业的改革的初始动力来自于对资金的需求，也就是说单纯依靠政府投资无法满足市场高速增长的需要，这些行业一度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为了解决供给短缺和投资不足，政府开始吸引社会资金和放松价格管制。尽管国家垄断体制相对放松，行业垄断势力却有所增强，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国家和行业垄断越来越妨碍市场自由竞争体系的建立。因此，打破原有利益集团的垄断格局、消除现有经济体制障碍成为经济改革中最迫切的问题。

一、利益集团：解除政府管制的拦路虎

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管制形成的一些行业垄断者和各种利益集团利用政府给予的权利将一般的行为垄断逐步变成了法定垄断，致使这些垄断者为所欲为，很难去挑战它。众所周知，我国的电信、电力、民航等行业的垄断价格严重超出了百姓的承受能力，政府也下决心破除这些行业的垄断势力，但最终结果多数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例如，中国电信业从1994年中国联通建立开始进行大幅改革，并于2000年9月就通过《电信管理条例》，旨在为建立电信竞争体系对中国电信业进行拆分和重组，并加强电信价格制定透明度，但只在今年年初才出台一个电信拆分的大体框架，其他许多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细化。其他，如电力、民航等行业的改革进程也与其相似。这些行业的改革进程之所以如此缓慢，当然有牵涉范围广，没有现成模式供参考等方面的因素，但最主要的因素是这些行业的改革触及了当前某些个人、部门、行业或者地方上的利益以至受到百般阻挠。因此，改革必须深入下去，彻底打破即得利益者垄断。。

（一）部门利益冲突：广电与电信——谁该入主互联网业

网络媒体，即“新媒体”，是基于IP协议的高速互联网，目前被公认为继报刊、广播和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它从根本上改变以往人们被动接受信息的方式。通过网上链接，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更加立体化，并且成为信息选择的主体。而使之成为可能的信息传播技术就是大家已不陌生的“三网融合”，即整合了声音（电话）、图象（电视）和数据（计算机）业务的宽带通信系统。这种宽带系统为受众提供的是需求导向和交互式的“一站购齐”的全方位的信息服务，如IP电话、图文并茂的新闻和专业信息、视频点播和网上购物等。

整合宽带系统的实现可以有多种技术渠道和市场方法。如现有的固定电话网，在其大覆盖的光纤干线网管基础上，利用电话调制解调器、数字技术对其以双绞电缆线组成的接入网进行改造，使其能够同时提供视频和数据服务；而新兴的网络运营商甚至已经开始独立建设全光纤入户的以提供IP业务为主要目标的新型骨干传输网，直接进入整合宽带系统。另外，固定电话公司、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传统媒体公司以及在线数据服务商之间通过互相兼并重组和技术改造，也可以成为各种高速户聯网的物理基础。

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今后在网络媒体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经过改造后的有线电视网。这不仅因为有线电视网的覆盖率与固定电话网不相上下，还因为它的光纤同轴电缆混合（HFC）网管系统，由于数字压缩技术和高效数字调制技术的应用，频道容量和多功能服务的能力得到大大的拓展，使其带宽远高于现有电话网的光纤双绞电缆系统。更由于其广播式传输有条件接收的技术特点与计算机网在逻辑上天然的兼容性，使它自身有无限的发

展前途。全世界的专家都一致认为，有线电视是解决信息高速公路“最后一公里”的最佳传输媒介。因此，有人把国内现有经过改造的电信网称为第一代低速因特网，而把光纤同轴电缆混合网逐步被光纤入户网取代以后的有线电视网称为第二代高速因特网。

但令人遗憾的是，广电系统至今没有取得互联网业务的经营许可，甚至在广电网通过加盟“中国网通”已经实际进入了因特网数据业务市场之后，国办[1999]82号文（《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的意见》）中的规定仍限制广电和电信交叉经营。此外，信息产业部也在多种场合不断声明，广电提供因特网数据业务和电话业务是违法的，理由是广电没有完成网台分开。似乎只有当有线电视传输“网”完全从制作和播出电视节目的“台”中分离出来，由信息产业部统一管理并最好与电信网合二为一后才有资格提供基础电信服务。

其实从国际经验来看，作为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所属的有线电视系统，其节目的传输和播出并不存在完全的分离。其次，为鼓励整合宽带通信网的尽快发展和维持有线电视产业的文化特殊性，一方面，许多国家的政府允许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自由进入电信产业，而严格限制电信企业提供视频服务；另一方面，为规避WTO对开放电信业的要求，有的国家还特意将有线电视从统一的电信业中分离出来，或专门建立独立的有线电视网，以抵御外国文化的肆意入侵。与此同时却并不限制有线电视网参与国内整合宽带通信网的建设和运营。因此，国内现行的对有线电视的管制政策，恐怕还是从保护落后的中国电信网的利益出发而制定的。

（二）地方诸侯经济：消除市场分割的最大难题

加入WTO后，我国中央政府为与国际惯例接轨，积极主动修改或取消原有的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法律文件，颁布新的法律法规。然而，正如有些海外人士所担忧的那样，加入WTO后中国最可能出现的违反WTO规则的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各级地方政府。目前，地方保护在我国仍然普遍存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计划经济时代的惯性。过去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在发展单一的国有经济、在各地形成“小而全”的经济体系过程中，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律、法规、规章，它们在出发点上、管理体制上都体现了地方利益。尽管当前为加入世贸组织要求进行文件清理，但有些地方仍以落实中央对各省市的要求、加快本地经济发展为出发点进行清理，没有按世贸组织的要求来做，造成不仅老文件清理得不彻底，新文件的制定也有地方干预的痕迹。

2．地方利益的驱动。我国实行的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地方政府负责制，地方政府要承担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职责。这种管理模式使地方政府存在管一方土地保一方平安，守土有责的思想，因而地方保护主义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其他各个领域都成为地方领导的一种束缚。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产生垄断经营、封锁市场，抵制外地产品进入的情况。县与县之间，都不允许外县的产品进入本地市场，更不用说全省、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

3．经济管理体制的产物。我们的企业一直都是由国家直接投资，企业有行业管理部门，有主管部门，还有地方政府各类政策的支持，考虑到企业的利润、产品的市场，行业保护、地方保护的出现是难以避免的，甚至还形成了不同程度的攀比：哪个行业保护得好，哪个行业利益就好；哪个地方保护得好，哪个地方就得到发展。

当前以上种种问题和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中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按要求需要破除地方保护，中国经济发展自身也需要建立一个全国统一市场。为此，2001年4月国务院通过了《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负起消除地区封锁、保护公平竞争的责任。但是，其执行效果并不令人满意，以药品连锁经营为例，药品连锁经营既方便了群众，也降低了药价，然而目前在我国却很难发现有跨地区的药品连锁经营企业。

根据国家药监局调查，一些地区仍对连锁经营采取的或明或暗的地方封锁。部分地区对跨地域开办药品连锁经营明令禁止，有的以“换证期间不予受理”、“垂直管理未到位、不予办理”、“本地区未开始对外地申请的受理，不予办理”等为由拒绝受理；有的以“现在是整顿治理期间”、“本地区药品零售企业已经很多了”等为借口，对申请者进行推辞；还有的宣称“你们全来了，我们这儿的企业怎么活呀！”公开进行抵制。另外有些地区为“抵御”外来“势力”，采取暗地的保护措施。有的是省推市、市推省，相互推诿，无人受理；有的是嘴上答应得好，对申请人却一拖再拖，采取对付的办法；有的要么限制数量，要么收取费用，设置障碍；有的是在地区内先搞表面连锁，抬高自身价格，伺机以高价吓走外来者。

此类明令禁止或暗地保护的做法在啤酒、建筑、烟草等行业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在道路、车站、港口、航空港或者本行政区域边界设置关卡，阻碍外地产品进入或者本地产品运出。今后一段时间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发展国内统一大市场将成为中央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不合理管理制度：解除政府管制的痼疾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加入WTO的中国政府将像全球市场中的一个“企业”那样面临激烈竞争，只不过竞争的内容由产品变为制度，哪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提供更好的投资环境、更清晰的法律环境，谁就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因此，中国政府如何定位、职能如何转变、应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管制制度以及如何改革我国的政府管制等有关问题将关系到未来我国政府和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成败。然而，由于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存在一些不合理性，行政审批事项过多，审批周期过长；同时一些部门和行业的垄断势力强大。这些不合理的制度给本已不堪重负的企业又增加一道枷锁。

（一）行政审批制度过多、过严

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事无巨细的管理方式使企业几乎丧失了自主经营的权力，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由于政府改革滞后，这种管理方式依然通过大量行政审批制度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大量以企业设立、经营资格、许可证等行业管理为名存在的行政性审批，不仅给企业的创立和正常经营增加大量负担，而且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创新活力，降低了企业运作效率。此外，行政审批为有关部门的官员和员工创造了权利“寻租”的机会，容易滋生制度性腐败。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对我国行政性审批造成的特有危害性认识不够，没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到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更没有充分认识审批经济办事效率低下的危害性；另一方面，改革到了现在攻坚的阶段，涉及到权力和利益的调整，掌握权力的行政部门，不愿意自愿地退出历史舞台，这需要外界的推动。

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必须要下决心加快改革行政性的审批制度。要减少行政性审批，改革审批经济必须注意三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央部门的审批多于地方；二是后进的地区多于发达地区；三是对非公有制经济多于公有制经济。

由此，应该首先从法制理念上、从政府管理的理念上的创新上来解决。在制度上要有所创新，要弱化审批，该取消的一律取消，对确实需要审批的，简化程序，公开透明。政府在减少审批环节方面搞“一条龙”服务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这条“龙”也不能过于臃肿、庞大。对于因政府部门职能交叉存在的“重复性审批”，应在统一权利和责任的基础上合并，这样才能真正减少审批。

（二）行政性垄断势力强大

行政性垄断是指中央、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及其授权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或者排除企业竞争的不当行为。其主要成因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彻底完成以及贯彻执行不力；多元化的行政利益的趋动，国家对行政性垄断缺少必要的法律管制以及行政人员依法行政意识的淡薄等等因素。

目前，行政性垄断广泛分布于各行业和各类市场中；企业组织形式上表现为高度的纵向一体化（如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等）；在市场占有率上，他们在全国市场上占有绝对的市场份额；在垄断行为上，主要体现为限制竞争（如中国电信以技术标准为理由阻碍其他基础电信运营商的网络接入、排挤广电提供电信服务、国家电网限制地方电网的电能输入）和高额垄断定价（如邮资和铁路票价、手机双向收费），此外，如价格串谋（如民航的航线收入联营）、掠夺性定价（前几年的寻呼价格大战）、价格歧视、指定购买、搭售、以及明显倾向于垄断的企业组合（如三大航空公司的“自愿”合并）也被广泛使用。

行政性垄断的普遍存在，使我国经济实际上被分割为相对不兼容的两个部分，经济运行中同时存在着市场机制与行政机制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在以国有经济为代表的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等领域，行政性资源配置方式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并且通过行政性垄断阻隔、制约着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其基础性作用，提高了整个经济运行的成本，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极大危害。具体来说，其危害主要表现在：

1.由于长期的供给不足和服务质量低劣，造成社会福利的严重损失；

2.限制竞争延缓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调整，降低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

3.由于企业治理结构的不完善，所有者缺位造成“内部人”控制现象相当严重，因而企业经济效率较低，带来社会成本的提高；

4.由于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政府重复建设和企业重复投资无法控制，造成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同时由于缺乏基于充分信息的产业政策的正确指导，由此造成产业结构的长期失衡和低度化；

5.行政保护下的垄断行为，恶化了市场竞争秩序，延缓了公平有序之市场竞争环境的形成；

6.不利于政企分开和政府职能转变，即便有了形式上的政企分开，政府过度干预（投资和人事权控制）的继续维持，还有可能产生危害性更大的政企同盟；

7.现有的国有大型企业监管制度不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8.政府的直接垄断和对垄断企业的保护，实际上是对落后的保护，与WTO规则相悖，在全球竞争环境下不利于提高我国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9.政府对垄断行为的参与和政府决策的非“三公”（公开、公正、公平）做法，以及广泛的“寻租”和腐败现象，有损政府的威信和执法效率。

放松管制减少干预

一、政府管制改革的原则

在改革和完善现有政府管制制度的过程中，通过借鉴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管制制度的经验教训，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应把握如下几个原则：

（一）合理性原则

我国的政府管制，通过大量“合法”和非法的行政性审批和许可，其职能所及，可谓泛滥成灾。因此在管制改革过程中，对管制领域及其手段的设立，必须对上述管制的经济理由所建立的标准上，重新加以审定，并在制定监管政策时积极引入成本—效益分析。尽量取消和缩小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为此，为防止现存管制机构“自纠自查”过程中的机会主义，中央政府设立一个行政改革的临时调查机构是必要的。

（二）独立性原则

如上所述，在经济性管制领域，我国目前的行政管制机构大都存在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资不分和政社不分的事实。它们的职能结构基本是宏观政策调控（如行业规划和产业政策）、微观管理和行政管制的混合体。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行政机构就很难具备独立性，很难摆脱部门偏好，从而难以在中立的立场上公正执法，或者难以有效利用有限的行政资源，难以从源头上遏制“寻租”和腐败的机会主义倾向。因此建立独立于各种利益集团的管制机构是深化政府机构改革的首要任务。

（三）公正性原则

合理设定原则和独立性原则并不能完全保证管制行为的公正性。管制机构在缺乏有效制衡和监督的条件下，很容易做出不作为、滥用权力、歧视性执法和违背程序等行政违法行为。为防止这些行为的产生，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行政程序制度和外部监督机制；另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强制行政机构公开其内部信息；再次必须加大行政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四）高效性原则

在我国的管制机构之间，同一项管制权，无任纵向的还是横向的分配，存在极其混乱的状况。此外，预算内行政资源稀缺，导致政府管制机构的效率严重低下。因此应适当增加管制机构的行政资源是必要的。同时，对现有管制权的重新划分也至关重要。针对不同的管制要求，是采取纵向集中，还是采取横向配置，或者兼而有之的分权模式，需要认真的研究。

（五）职权法定原则

所有的管制权及其执行，都必须基于严格的法律界定。这实际上是政府管制的法律合法性完善的问题。行政管制的法律合法性完善，有两层含义，一是要根据行政管制的经济合理性，严格界定其职能范围及其行使方式，并通过新的立法或修改现有实体法，对缺乏经济合理性的管制制度予以废除，同时保留和完善合理的管制制度；二是通过制订行政程序法或专门的行政许可法，建立政府管制的合理程序和管制者的管制结构。

二

、政府管制改革的重点

目前，我国政府对电信、电力、铁路、民航及其他强管制的行业进行“松绑”。但是，从一些案例行业的改革过程来看，目前的改革还主要集中在政企分开，以及对原有的国家垄断格局采取分拆重组以构造竞争局面等基本问题上，对于引入竞争后如何依法维护竞争环境和规范竞争行为，如何调整政府管制机构的职能和方式以适应竞争性市场的需要，如何依法对垄断行为进行必要的管制以防止滥用市场权利等问题都较少涉及，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是我国政府今后进行管制改革的重点。总的来说，今后政府的工作应逐步转移到“以制度建设为中心”上来，也就是说政府要集中精力搞好宏观调控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制订和保护产权、维持公平交易的规则，而不要直接干预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过去20年的经济改革，我国政府主要是打破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树立市场经济观念；而在未来20年，为了继续发育和完善市场经济，政府应以维护市场公平为中心，放松管制的同时，重新构建合理高效的管制制度，具体来说，应侧重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独立于政府以外的管制体系

按照WTO原则，成员国要在国内建立一个公开的、公正的、透明的、独立于政府以外的管制机构。但是，我们国内的管制机构一般都是设在政府部门，有些甚至是一身兼数职，既是政策制定者也是监管者，如国家计委（制定价格政策、投资政策）和国家经贸委（制定产业政策、协调国有企业生产运行、准电力监管）；另有一些集监管、行业发展和国企管理三种职能为一身的产业主管部（如信息产业部、广电总局、铁道部、民航总局），尽管政府开始对这些产业主管部的监管和业务进行分离，但还没有完全政资分开，政府与国有资产仍混在一起。

按照WTO的要求，今后若干年将有大量独立的管制机构出现。但是，如何独立将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独立的机构是设置在某个部门内，还是设在人大下面，或者就设在国务院直管的部门里？现在的电信管理局设在信息产业部是否合适？民航管理总局是单独设立，还是成为交通部下面的一个部门？电力管制机构应不应该放在国家经贸委的下面？

根据我国目前机构设置情况以及发达国家在管制机构改革方面的经验，下面一个机构设置方案也许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操作性：

1.电信监管机构从信息产业部和广电总局分离出来，而信息产业和电视广播传媒产业的政策职能可以考虑转移到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和文化宣传部门；

2.电力监管机构从国家经贸委分离出来，而后者和国家计委可以继续保留包括电力在内的能源产业政策的职能；

3.在铁路产业结构重组完成后，铁路监管机构将从铁道部分离出来，铁路产业内的国有企业的改制和产权管理可以移交给国家经贸委或现有的大型企业工委，而铁路产业的产业政策则可以考虑转移给国家经贸委和国家计委；

4.在民航产业结构重组完成后，主要负责安全监管和航线分配的民航监管机构将从民航总局分离出来，后者的产业政策则可能转移给国家经贸委和国家计委；

5.国家计委的价格监管职能将转移给上述新建立的监管机构。

（二）削减政府权力

削减权力就是把大量的本来就应该属于个人和企业的权力归还给他们。当务之急，要尽快消除各种各样不合理的审批。行政审批在计划经济时代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现行审批制度的弊端日益明显，有些地方和部门常以规范市场的名义用审批制进行“关、卡、要”。

今后凡不符合政企分开和政事分开原则、妨碍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以及实际上难以发挥有效作用的行政审批，要坚决予以取消；对于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要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做到审批程序严密、审批环节减少、审批效率明显提高，行政审批责任追究制得到严格执行。

其实对政府而言，限制自己的权力也是有好处的。过去人们认为政府越不受制约，政府得到的好处就越大。事实上，政府享有的权力越大，政府行为的任意性就越大，人们对政府就越没有信心，投资者没有信心就不来投资，老百姓没有信心就不会多花时间去投资专业技术、教育和人力资本。这样，经济发展就会日益落后。相反，政府对自己约束越多，经济发展可能越好，尤其当一个国家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时更是这样。

（三）改变管制方式，促进管制法制化和科学化

如果政府仍要对某些方面进行管制，那就要考虑改变现行管制方式，尽量用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式来改变公共权力行使的方式。有一些审批制度，例如土地的审批权，政府一时不能放弃，则应减少审批手续，简化审批过程，提高办事效率。就电信改革来讲，政府管制的重点应从直接对企业行为的管制——如价格管制，转移到对市场结构的调整——降低市场壁垒和导入竞争机制中来，以增强企业竞争实力，在开放的国际电信市场中抢占优势地位。

政府管制范文篇4

自然垄断产业的经济特征

对自然垄断产业经济特征的认识体现了自然垄断理论的演进过程。

（一）规模经济性

传统理论认为，自然垄断是市场经济中不应当竞争的领域，该领域的竞争会导致浪费性或破坏性竞争，而如果把某种产品的全部生产交给一家企业进行垄断生产，对全社会来说，总成本最小，独家垄断能产生最大的规模经济效益。因此，为了实现规模经济、维护社会公益，政府必须对自然垄断进行管制，即政府运用行政权力，以一定条件选择一家或几家企业生产而限制其他厂商进入，这就是市场准入限制。

（二）范围经济性

在这种管制实践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发现传统的观点对自然垄断的认识不全面，由此导致了政府对自然垄断企业管制的不正确做法，因为原来的一个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的假设不符合实际情况。实际上，一个企业生产多种产品的情况非常普遍。针对这种观点进行研究，导致了对自然垄断的重新认识。如夏基和鲍莫尔提出，自然垄断最显著的特征是其成本函数的弱增性，即由一家企业提供整个产业的产量成本低于这家企业与另外的企业共同提供相同产量的成本，按这一观点来解释自然垄断，即使在某一产量上企业发生了规模不经济，但只要成本弱增，就是自然垄断。

因此，规模经济并不是自然垄断的必要条件，决定自然垄断的是成本弱增性，多产品自然垄断的成本弱增性表现为范围经济性。在多产品自然垄断的情况下，多产品的总成本不是简单地取决于各个产品的规模经济，而主要取决于各种产品成本的相互影响，这种影响可用范围经济来描述，即在某一多产品的产业中，只要一家企业生产所有产品的总成本小于多家企业分别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之和，该产业就是自然垄断产业。因此，政府对自然垄断产业的管制并非像过去那样一概而论，而要根据自然垄断的强弱采取不同的做法。

我国自然垄断产业政府管制改革的必要性

自然垄断主要存在于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其需要巨额投资，投资回收期长，投资专用性强，规模经济、范围经济非常显著。按传统的管制理论，自然垄断产业应由政府直接投资，垄断经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世界上许多国家对自然垄断产业的管制都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但是，政府垄断经营使企业缺乏竞争活力，使自然垄断产业长期处于低效率的运转状态，因而迫切需要对自然垄断行业的管制进行改革。从长远来看，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技术创新能力增强，行业的市场结构总发展趋势必将是从垄断走向竞争，自然垄断的边界将被逐渐打破，自然垄断业务将逐渐缩小。因此，为了提高效率，为了适应自然垄断边界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行了自然垄断行业的管制改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自然垄断产业基本上也实行了政府直接投资、垄断经营的管制体制，这种政企高度合一的管制体制对建国初期集中大量资金建设基础设施产业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技术的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深入，弊端日益显露。严格的管制极大地抑制了企业的经营活力，使企业丧失了进取精神和应有的竞争力，效率极其低下。同时发达国家放松管制带来了自然垄断产业供应能力的增强，供需矛盾表现为供过于求，我国是拥有12亿人口的大国，基础设施产业存在供小于求的供需矛盾，自然成为发达国家投资的重点，这就给我国的自然垄断行业造成强大压力，尤其在加入WTO之后，更多的领域向外界开放，我国在自然垄断领域面临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内部的需求和外部的压力迫使我国必须进行自然垄断行业管制体制的改革。我国自然垄断产业政府管制改革的思路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对自然垄断行业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总体收效不高，仍存在着缺乏竞争机制、服务质量不高、投资渠道单一等问题。自然垄断行业改革的目的在于实现有效竞争，提高效率。为了进一步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理清思路。

（一）健全法律法规，为政府管制改革提供依据

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我国的自然垄断产业改革必须依法进行。今后要按照《立法法》规定的程序，大力推进自然垄断行业管制法律体系的建设，对已经制定出的自然垄断产业管制法律进行修改完善，另外还要做好与相关法律的协调工作，尤其是与反垄断法的协调。我国正在积极出台《反垄断法》，自然垄断体现为《反垄断法》的豁免，当然只是本身存在的豁免，而非行为的豁免，自然垄断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一样应该受到《反垄断法》的查处。

（二）设立独立的管制机构，实现政企分离

长期以来，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的主要业务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垄断经营，政府既是管制政策的制定者与监督执行者，又是具体业务的实际经营者，政企不分，行政垄断现象严重。在这种体制下，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由政府计划安排，企业无经营自主权，也不承担风险，这是我国垄断行业低效率的主要原因，因此政企分离是释放企业经营活力的关键。我国应该削减过多的狭窄管制机构，根据“功能线”要求组建对应产业数量较多的综合性管制机构，管制机构在国家法律授权范围内，独立执法，依法行政，并且还要做好与相关部门的合作。

（三）分离自然垄断业务，实现有效竞争

电信、电力、煤气、自来水等都是自然垄断产业，但这不等于这些产业的所有业务都具有自然垄断性质。在特定的自然垄断产业，总是既有自然垄断业务，又有非自然垄断业务，显然，对于垄断性业务只能由一家或极少数几家企业经营，以获得规模经济，应由政府管制；对于非自然垄断业务，则应实行多家企业竞争经营，以取得竞争活力，政府应放松管制，交由市场竞争。自然垄断领域改革的方向应是把垄断性业务与非垄断性业务分离，垄断性业务仍实行垄断性经营，非垄断性业务则应实行竞争性经营，以提高效率。但这种分离在实践中应考虑自然垄断业务与非自然垄断业务之间的范围经济性，区别对待。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产业的技术经济特征也会发生变化，总的趋势是使成本弱增的范围不断缩小，从而使自然垄断业务的范围缩小，技术进步不断改变着自然垄断的边界。

（四）制定合理的管制价格，模拟竞争

对于非自然垄断业务，政府可放松管制，交由市场竞争，市场机制有利于实现有效竞争。但对于自然垄断业务，政府该如何管制才能使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相协调？这就需要政府把其从非自然垄断业务中分离出来，由一家或极少数几家企业垄断经营，政府以这类业务作为管制重点，建立模拟竞争机制。而制定合理的管制价格，是模拟竞争机制建立的核心。自然垄断业务的管制价格要同时实现促进社会分配效率、刺激企业生产效率和维护企业发展潜力三个目标，制定时难度较大。

政府管制范文篇5

近年来，随着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发展，出现电信网、计算机网和广播电视网等网络的融合趋势。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描述，网络融合就是通过互联、互操作的电信网、计算机网和电视网等网络资源的无缝融合，构成一个具有统一接入和应用界面的高效网络，使人类能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以一种可以接受的费用和质量，安全地享受多种方式的信息应用。如图1所示，从内容到终端，融合发生在价值链上的每一个环节。

推动网络融合的重要因素有技术进步、市场需求和放松管制。

首先，通信、软件、集成电路等技术的进步为网络融合创造了条件，尤其是软交换技术将是网络融合的关键技术。利用软交换分组技术的优势，能实现简单、高效、灵活的网络拓扑，降低运营成本，并开发新的业务，提供差异化服务。技术的不断成熟意味着网络融合时代越来越近。

其次，市场需求是融合的又一推动力，在用户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推动下，操作简便的一站式服务能够屏蔽多种异构网络间的差异，同时运营商也须依托于一个低成本的网络和平台，以降低成本和扩大经营。因此市场融合和业务融合推动了网络融合。

第三，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成为电信业的共识。首先从发达国家开始放松电信管制，打破垄断。1996年美国颁布《电信法》标志着美国电信业从垄断性行业转变为竞争性行业。欧盟成员国也于2000年全面放开电信市场。中国电信从1994年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革电信管制机构，组建信息产业部，实行政企分开、管制与业务分开；打破垄断，引入竞争。通过组建中国联通以及先后两次拆分重组中国电信，形成了包括中国电信、新网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铁通和中国卫星通信等几大公司在电信领域初步竞争的局面；加强电信管制的法律法规建设，出台电信条例，在此框架下完成电信市场管制和电信企业行为管制。电信业的发展导致了客户需求、业务创新、利润分布的巨大变化，随着管制的放松，进入者与在位者展开激烈的竞争，从而形成了网络融合的内在动因。

网络融合下政府管制面临的挑战

随着新技术和新应用的不断涌现,网络融合在技术上已经不成问题。在融合过程中，企业间形成了兼并重组、竞争合作的局面。2000年世界最大的互联网服务公司美国在线收购世界上最大的媒体公司时代华纳，成为国际产业融合化发展的标志性事件。2004年，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等传统媒体纷纷涉足网络电视领域，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也纷纷开始提供手机电视服务。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集互联网、多媒体、通讯等多种技术于一体，利用宽带有线电视网，向家庭用户提供包括数字电视在内的多种交互式服务。IPTV的出现对电信、广电管制政策提出了严峻挑战。

融合意味新进入者既可以来自非规制行业，也可以受其它规制体系的约束。那么市场准入、标准、产业相互渗透的程度、规制方式的连贯性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网络融合为政府管制提出了新挑战。

首先，在市场准入管制方面，条块分割和产业间进入壁垒制约着产业融合。随着新技术和新应用的不断涌现,电信网、互联网和广播电视网业务的交叉将日益明显，打破产业的条块分割和进入壁垒迫在眉睫。

其次，网间互联互通问题从单纯的电信网之间扩展到电信网、互联网和广播电视网之间，复杂的网间结算成为更大的难题。主导企业为维护本部门利益，利用行业内的规制，通过拒绝接入或制定高昂的接入价格排斥包括行业外企业和非主导企业的接入；而在强制互联互通政策下，过低的接入资费规定又会损害主导产业的积极性，阻碍互联互通的实施。网间的互通互联成为打破垄断、促进产业融合的瓶颈。

第三，企业创新、企业间的重组和兼并受到行政手段的干涉，无法做到完全的企业行为，因此不能依靠市场上的有效竞争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由政府主导的企业重组，部门利益与产业融合的冲突将不利于企业在产业之间进行广泛的合作竞争。

对政府管制模式改革的建议

在网络融合的基础上，必然产生电信业、计算机业、广播电视业的产业融合。产业融合是产业发展遵循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即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低化的结果。通过产业融合，可以突破产业间条块分割，加强产业间的竞争合作关系，减少产业间进人壁垒，降低交易成本，最终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融合在客观上有利于企业创建核心竞争能力，争取全球的竞争优势。

基于以上对产业融合的认识，网络融合下的管制应最大限度地促进三大产业的经济发展，一方面要消除相关产业内部各行业和产业间进入的政策壁垒，创造良好的有利于形成产业融合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管制内容要从严格的市场准入转向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保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等方面来，同时还要避免管制机构被市场中的各方利益集团所俘获。未来的管制模式应包括对管制机构、管制内容和管制方法的改革，具体有以下几点：

重构管制机构。原则是要有利于产业融合下新的产业形态形成和发展。有两种选择：一个规制者或多个规制者。多个规制者将导致决策的协调问题。但是近来一些理论强调在不同的规制者之间分配任务有以下好处：首先是确定基准，如果从规制者的活动中获得的信息彼此相关，则在规制者之间能形成一种标尺竞争，如果规制者之间没有合谋，那么基准就是有效的；其次，特定产业的规制者致力于增强他们的技术专长，但不利之处是便于他们与行业合谋；第三，分割规制能够防止被业界所俘虏。一个规制者能够消除规制机构之间的竞争并将规制体系外部化，但也有以下不利的方面：增加了滋生官僚作风的可能；管制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可能威胁到管制的独立性。另外在一些竞争性领域里，应选择竞争政策来替代规制，使前者发挥突出作用。要尽快出台《电信法》，使管制机构依法管制，将管制决策的协调置于法律框架下，同时管制机构本身也要接受法律的监督。

实现网络互联互通。互联互通的重要性在网络融合下变得日益突出，在三网合一的趋势下，扩大互联规则的适用范围意味着实行更简单的管制。另一方面不仅在增值业务领域，而且要在基础网络运营中致力于消除产业间壁垒，引入竞争，这样有利于在互联互通中达成一致，使竞争合作成为互联互通的有效手段。具体措施有：尽快向主要的电信运营商(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移动)发放全业务牌照,有助于形成真正的全业务竞争局面；允许广电、电力等与电信的互相进入，鼓励产业间的横向竞争与合作。在互联互通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以规制方式还是以公司谈判方式解决双向接入费，尤其是在谈判无法达成时的缺省规制。当缺省规制是强制互联互通时，就覆盖范围而言，进入者有保持低姿态的动机，且缺省规则的接入资费越底，进入者在谈判中就越有利。

明确企业主体地位。无论是拓展经营范围,实现技术创新,或是收购兼并行动，其主体都是企业。由于各企业分属不同的部门管辖，出于维护各部门利益的目的，企业的经营范围受到严格限制，同时企业的兼并重组更多的是体现部门主管的意志，而非完全的企业自主行为。为打破垄断进行的电信拆分，就是政府主导下的企业重组，而在网络融合下，政府则需要通过放松管制，由企业自身在市场框架下完成兼并重组和资源的重新配置。同时要加强政府的市场监管作用，维持公平的市场秩序。

总之，网络融合下的管制应致力于组成独立于行业、政府的管制机构，在法律框架下对电信、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实行综合协调管制；放松市场准入，打破行业和产业间的进入壁垒，在广泛的市场上形成有效竞争；确定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鼓励企业创新和兼并重组，依靠市场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另外，为防止由于企业兼并重组下形成新的垄断，政府还需要进一步放开国内电信市场，放眼于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竞争合作，获得一个动态的有效竞争局面。

参考文献：

政府管制范文篇6

关键词：农村税费负担政府职能与管制政策财政体制农业人口

近年来政府一直在不断尝试、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却是“减负”年年讲，“负担”逐年增，效果不甚理想。现阶段“并税式”的农村税费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很多地方负担出现了反弹，似乎陷入所谓“黄宗羲定律”陷阱。实际上，农村税费负担涉及两方面的问题：农民收入与政府税费。那么，究竟是农村税费负担过重导致农村经济发展迟滞、农民收入下降，还是农村经济发展过慢导致税费负担加重？抑或是隐含着其他因素，使得农民收入增长放缓，农村税费负担过重？笔者认为，深层次的原因主要在于长期以来政府职能定位不当及政府管制政策失误。

一、政府职能与政府管制政策问题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府与市场关系扭曲，政府职能定位不当。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政府的经济职能还大量留存于市场中，还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政府为了实现对于发达国家的赶超，人为地扶持了众多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为了支撑这些产业，又必须围绕一定的发展战略目标，制定各种管制政策，干预整个经济体系，形成资源配置机制、宏观相对价格、微观决策权“三位一体”的制度结构。实际上，“战略”本身就是一种系统性的政府管制。

政府管制政策的首要功能是对社会资源配置权的控制。经济转轨以后，政府主要通过强化对财政系统和金融系统的控制，来掌握和配置主要的社会资源，在农村也不例外。政府控制大宗农产品和农用生产资料的流通，对劳动力流动直接干预，抑制农村金融发展。其次是宏观价格信号的扭曲。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品价格的管制逐步放松，但对农产品的干预却依然存在。政府为了控制粮棉流通，干预农民的具体生产举措，控制农产品市场和相应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使农户对市场需求的具体变化无从判断。而政府无论压低还是抬高农产品价格，都是对市场价格的干扰，从经济上看是没有效率的。再次是微观管理自主权的丧失。为了贯彻中央的各种政策，基层政府对乡镇企业和农业生产的具体环节多方面直接干预，尤其是对一些粮棉的主产区和乡镇企业。政府对农村社会经济的管制，扭曲了农村各种生产要素和产出的相对价格，抑制了农村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发育，阻碍了农村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资源配置，使得农村资源的配置以及农户的生产、经营决策背离比较优势，抑制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非农经济的发展，制约了农村经济的长远增长。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管制政策在政府内部的传导过程，引起政府规模的自然扩张，政府与民间部门争夺经济资源。中央政府管得越多，基层政府越庞大，寻租机会就越多，经济就越落后。当然，农业本身有其特性，但政府对农村经济干预政策存在失误。当市场结构被人为扭曲之后，任何治理结构均告无效，看似正确的法律的实施也无从谈起。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解除管制，实现市场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中国已然参与到国际经济大循环中，而且程度日益加深。因此必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由传统的“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构筑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取消对农业经济的各种不当管制政策，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二、减少农业人口问题

农民收入增长，一般的方法是提高农业生产率。2002年世界银行曾对50年来其自身和其他国际机构的农业发展战略作总结性回顾，其时林毅夫发言指出，50年来，提高农民收入传统上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改进农业基础设施、引进科技为基础。这样一个政策基本上没有成功，长期、可持续地提高农民收入的水平，仅靠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增加农业产出无法达到目标。农产品需求弹性低，即使全国经济水平有很大提高，人均收入增加对农产品需求的拉动作用也较小。农产品价格弹性也低，农产品生产率提高，产量增加，价格会下降很多，以致“谷贱伤农”。所以，靠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业产出，无论力度多大，都不可能成为长期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主要办法，长期、可持续的办法只有靠减少农业劳动力。通过调整产业、就业结构，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不断降低农业就业的比重和数量，相应增加农村劳动力的耕地和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农民收入才有可能保持和国民经济同步增长。理论分析和别国实践都已证明了这一点，我国的经验也同样如此。从1978年到1984年，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民收入增加靠的是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此后，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途径是减少农业人口。1985年到1990年初乡镇企业快速增长，提供了1亿多个离土不离乡的非农就业机会。此后则是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对大量的农民工的需求，又提供了1亿个离土离乡的就业机会。近几年城市里出现“通货紧缩”，新增就业机会减少，农民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的渠道阻塞，大量劳动力滞留农村。而且，由于生产能力过剩，市场竞争加剧，许多乡镇企业破产，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也回流到农业。这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民收入如果要有比较合理的增长，则“十五”计划期间每年必须在城里为农民提供800万个就业机会。1990年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74%，200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13亿，农村人口8亿，占全国人口总数64%.农村人口比重10年降一成，速度缓慢。

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并维护进城农民的权益：一是解决农民户籍问题。户籍制度不改革，进城农民就不可能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我国宪法赋予所有公民迁徙的自由，农民不应该受到歧视。二是解决土地问题。可在农村实行永佃制，土地产权属于集体，使用权属于农民。生不增、死不减，可有偿转让，促进土地流转和土地市场建设。三是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根据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目前我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多、劳动力便宜，应该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较为密集的区段，而这类产业和区段中的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可以满足城市就业的需要和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目前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在于缺乏金融支持和服务，投融资困难。因此，金融体制改革应促进以中小银行为中介的间接融资，政府在财税政策上也应给予中小企业大力支持。四是加快城镇化建设。

三、增加农民收入问题

（一）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

打破农产品市场现有格局，积极建设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充分发挥各地区农业的比较优势。东部地区将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产品生产成本的提高，逐渐失掉比较优势。让出部分农产品市场给中、西部，从而形成东部拉动中西部农村发展的良性循环。如果国内市场分割，东部地区农业生产比较优势丧失之后，直接从国外进口农产品，将和国际市场形成循环。而中、西部农村无法分享东部发展带来的好处，东、中、西部的差距就会不断拉大。政府应积极推动诸如市场中介、信用、法律等软环境的建设，诸如道路、通讯、运输、仓储等硬环境的建设可由各级政府财政支持，或由国内和国际民间资本投资。

（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

现阶段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使农村劳动力离土离乡的异地转移和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渠道受阻。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少、工期短、见效快，具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增加与农村居民生活和生产紧密联系的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改善农村的水、电、路等小型基础设施，可以在农村地区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直接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有助于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消化过剩生产能力，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也有助于改善农村生产环境。只有解决通货紧缩问题，使国民经济恢复正常运转，增加非农产业的投资和就业机会，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才能有序和持续，农民收入才可能有和城市居民大致相等的增长。因此，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当前实现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措施，也有利于启动农村的存量需求，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

（三）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支持力度

加入WTO对我国农民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国粮食科研特别是水稻科研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而蔬菜、水果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科研与国际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因此，某些地区、品种面临着国外进口产品的竞争压力，如大豆、玉米、小麦等土地密集型产品。政府应加大对农产品的科研支持力度，促进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合作，改善品种和质量，达到国际市场的要求，帮助农民把握住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发展机遇，增加收入。

四、财政体制问题

农村税费负担与现行财政体制有一定关系。现行分税制下中央财政将多数规模较大、征收成本较低的税种集中在自己手里，属于地方财政的都是小税种，且难以征收。地方财政也缺乏必要的税种选择权、税率调整权及一定条件下的设税权。目前乡镇一级政府承担着许多中央政府的实施任务，却无相应的收入来源，加重了农村的税费负担。

我国政府间关系尚未理顺，责权利不对称且缺乏法律约束。财权的划分应以事权为基础，根据公共产品的不同性质，在划分事权的基础上，再相应划分财权，并在程序上予以规范化、法治化。这是国外的普遍做法，也是成功经验。目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职责比较混乱。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是一个历史问题。中央政府事无巨细，样样干涉，管不了也管不好。地方政府则成为中央政府的附属、缩影，无独立意识也无独立地位，往往不对本级负责，而只对上级负责。在这种状况下，一些本应由中央政府承担的职责转嫁给了地方，而一些应由地方承担的职责，越俎代庖。其次，地方政府层级和财政层级过多。市场经济国家一般为三级或准三级架构政府，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为五级政府。相应地，地方财政也层级过多，且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地方各级政府职责模糊、交叉，而且省与省以下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往往比照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责权较多地集中于省级政府，事权却大量下移。因此，需要加快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在完成政府职能和角色转变的基础上，适度简化政府层级。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责权，属于全国性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事务，管理权限划归中央；属于行政区域内的地方性事务，管理权限划归地方；属于中央和地方共同管理的事务，分别不同情况，明确中央与地方各自的管理范围和责任。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管理责权的前提下，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税领域的分工和职责。按照“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的原则，构造完整的多级财政。同时，不断完善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构建科学、合理的公共财政体系。

五、规范政府税费问题

（一）取消农业税，逐步建立一元税制

最近国务院作出降低农业税税率并逐步取消农业税的决定，以减轻农民负担，发展农业经济。但从长远看，应建立一元税制，将农业税并入统一的税收体系，彻底解决现行二元税制弊端。近期来看，我国依靠从农业提取积累支持工业发展的历史阶段已经过去，2001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占整个GDP的比重为15.2%，当年农、牧业税收收入总额为285.8亿元，如果包括耕地占用税、农业特产税和契税则为481.7亿元，当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37213.49亿元，即使把农业各税都提高一倍用以支持工业建设，也只不过能使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加1.3%.农业税占政府财政收入比重很低，2001年农业各税只占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5.6%，取消农业税应当可行。2002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的总额为7332亿元，如果取消农业税，地方政府减少的税收由中央政府以专项转移支付补贴，则中央政府要增加的转移支付也只有6.6%，财政可以承受。

（二）规范农村收费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税费各有定位，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财政收入形式。税收服务于公共产品，费则主要服务于准公共产品。规范的财政收入机制应税费并存。收费曾是农民沉重负担的重要原因，在农村税费改革中，“三提五统”等不合理收费已经取消，但合理的收费也还是必要的。合理收费应予以保留，并纳入预算内管理。

参考文献

（1）秦晖《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2002年第3期。

（2）唐仁健《对农村税费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探讨》，《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12期。

政府管制范文篇7

关键词：政府干预社会性管制整体改革

政府管制也称为政府规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干预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公共政策目标，由具有法律地位的政府管制机构，依照一定的法律法规对被管制者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政府管制按管制性质和内容一般可分为经济性管制和社会性管制两大类。经济性管制“主要是指政府对企业在价格、产量、进入和退出等方面的决策进行限制。”会性管制是指为保障全体公民的安全、健康、卫生和防止公害、保护环境及确保教育、文化等社会福利而对社会经济主体各种特定行为进行规范和限制的政府干预。

政府管制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结合点，而社会性管制改革又是管制革的一大重点。目前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明显滞后，社会性管制本身存在不少严重问题。当前我国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问题，禁而不止的煤矿矿难问题，层出不穷的假酒、假药和有毒食品问题等的存在，反映了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职能的缺失和社会性管制能力的不足，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政府转变以GDP为中心、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传统做法。把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解决国民健康、环境保护、社会公平等基本问题上来，这些问题都属于政府社会性管制职能的范畴。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加快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步伐，完善社会性管制职能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事关重大，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必须统筹安排，整体推进。在和谐社会构建背景下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整体改革，应从以下七个方面协调推进。

一、完善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

政府社会性管制必须以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基础，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否直接决定着政府社会性管制职能的有效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颁布了一系列针对健康、环境、安全、教育、文化等领域的社会性管制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应当说，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涵盖健康卫生、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灾害防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内容的政府社会性管制法律体系。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从政府社会性管制职能的现实需要上看，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还很不完善，与社会性管制的广泛性、深人性和重要性不相适应。因此，必须坚持修法与立法并重，细化相关法律条文，建构系统规范的法律法规群体，增强法律的惩处力度和可操作性，以完善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

完善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还有利于增进政府管制的合法性。“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有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就是说，“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皖善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依法规范政府在配置社会资源、控制市场冲突、维护公共秩序、增进社会福利等方面的职能和行为，从而维持和强化社会成员对政府社会性管制的认同和支持，这意味着政府管制合法性基础的巩固。因为“合法性的基础是同意”，即社会公众认为政府的管理是合法的和公正的。如果“缺乏同意，政府就只能依靠高压手段。”

二、健全社会性管制的行为主体

管制行为主体状况，直接决定着社会性管制水平。要完善社会性管制职能，必须健全其行为主体。

第一，构建新的社会性管制主体体系。传统上，政府行政机关是唯一的管制主体，其管制内容不分巨细、管制手段单一的特点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治理的需要。随着社会日益复杂化，政府压力不断增大，必须考虑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在这种背景下，将部分管制职能由中央政府下放给地方政府，由行政机关转移到社会中介组织，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要使非政府公共组织同相应的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一起，构成新的具有合理分工的社会性管制主体体系。

第二，解决好各管制主体之间的工作机制问题。

一是合理安排各主体间的权责分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哪些管制职能由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履行，哪些应下放给地方；哪些管制由行政机关保留，哪些交给其他公共组织。二是确定管制主体问的协调沟通机制，特别是当管制权存在交叉时要有明确有效的协调渠道，如定期会议、联合办公等。

第三，建立和完善各管制主体之间的分权制衡制度。在管制活动中，由于政府集准立法权、执行权、自由裁量权、准司法权于一身。管制机构问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安排，很可能出现寻租现象，使管制者成为被管制者的俘虏，使社会性管制偏离社会福利目标。为此，可借鉴西方国家行政改革中实行的“行政三分”原则，即将社会性管制的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环节由不同的部门来实施，以实现分权制衡，从而防止某一环节的偏废或腐败。同时，要注意解决好管制体制改革中地方和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维护各管制主体之间关系的和谐稳定。

三、设置社会性管制的合理目标

与其他管制手段一样，社会性管制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因素：一是管制方法。在社会性管制中，政府多是通过命令和控制来直接配置资源，这导致社会性管制容易严重干预被管制企业的运行，乃至影响到企业的微观管理。二是管制成本。实践中，社会性管制往往是以具有货币价值的产品为代价(成本)，来增加不具有货币价值的产品(收益)。比如法律强制要求更清洁的空气和更安全的工作环境，这必然会提高企业活动的私人成本，或降低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除了这些可计算的经济损失之外，社会性管制更大的成本来自对企业自由意志和行为的限制，来自对一般竞争的依法限制。除了被管制方遵守管制政策需要付出成本外。政府管制本身也需要巨额成本。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成本包括立法成本、司法成本和旧制度的终结成本等，其管制的综合成本相当高昂，并且管制越是浩繁细密，成本就越是高昂。

因此。在设置社会性管制目标时必须权衡各种关系。权衡是政府管制的核心要求。政府管制并不仅仅是尽可能地降低某种风险的发生概率，同时还需要衡量管制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效率，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达到政府管制的目标。应该寻求一种符合社会最佳利益的管制，既要考虑管制有益的一面，也要权衡管制的成本和可能产生的负效应：在注重社会效益的基础上，还应符合经济效益的要求。以实现经济的良眭运行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所以，社会性管制的合理目标，应该使环境、安全、质量、卫生等维持在社会可接受的水平之上。从而既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又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四、构建“适度型”社会性管制模式

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同时面对着计划经济时代“全面管理”、“过度管制”、“管制主宰”的遗留影响和市场经济带来的新问题(既包括由市场机制本身缺陷所造成的市场失灵，也包括由市场经济运行所需的配套制度、机制暂时缺失所造成的市场失灵)。因此，如何在“市场失灵”与“管制失灵”的双重困境中确定管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模式，显得尤为重要。确定社会性管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模式，就是要在加强与放松管制之间作出选择。然而，无论是加强还是放松管制的做法，都无法单独达到管制的目标，统领社会性管制改革的方向。啤实上，两者之间是个巨大的连续体，我们要做的便是在其间选择二者的最优配置比例。一方面，基于对社会性管制在行政管理中重大意义的认识，必须积极发挥其应有作用，也就是要加强管制；另一方面，如果管制数量浩繁巨大，内容细致庞杂，超过维持一定监控水平的需要，反而会抑制社会活力，阻碍社会发展，破坏社会和谐，因而必须控制管制水平或者放松管制。权衡以上两个方面，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模式应是松紧结合，构建“适度型”管制模式，逐步完善其整体结构和运行机制。具体而言，在某些领域、某些层面上适度地加强，在其他领域、其他层面上温和地放松。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凡是市场可以解决的，应当尽量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凡是通过中介组织、行业自律能够解决的，政府不应进行干预：凡是可以通过招标、拍卖形式进行分配的事项，政府不再进行审批。对于那些政府应该有所管理、却不需要管制尤其是不必审批的事项，就必须转变管理方式，如降为核准或备案。同时要尽量充实政府的引导、调控、监督、咨询和其他服务职能，防止过度管制倾向的产生，陷入“管制崇拜”的陷阱，这在“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要引起特别注意。随着煤矿事故、食品中毒、重大环境污染等恶性事件的不断发生，安全生产、食品卫生、污染防治等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公共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有技术性和偶然性因素，但政府社会性管制的不得力也是重要原因。对那些关系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政府必须有重点地加强管制。在具体管制环节上，也要改变传统的被动检查工作模式，坚持主动预防、关口前移的原则，逐步实现从源头开始的全过程监控。以尽可能地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

五、综合运用强制型和激励型管制方法

政策工具是政府治理的手段和途径，是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的桥梁。社会性管制过程中政策工具的运用是否适宜，直接影响管制绩效，影响社会福利的增进程度。以往为实现社会性管制政策目标经常采用的工具如行政许可、标准设立、监督检查等，基本上都属于强制型的政策工具。而激励型管制政策工具则是放弃强迫企业服从的传统方式，转而利用市场机制，为被管制者提供选择和行动的机会，引导、激励被管制者主动服从管制要求，从而实现管制政策目标，因而又称为市场化的政策工具。

与强制型政策工具相比，市场化政策工具对于被管制者而言具有两个突出的优点：市场化工具使企业和其他被管制主体能以成本最低的方式达到监管目标：市场激励机制鼓励通过创新和技术革新实现这些目标。府通过税收、补贴、排污权交易、押金返还等市场化政策工具。提高或降低从事某种特定活动的成本，从而对被管制者提供充分激励，以鼓励被管制者作出政府所希望的行为或避免出现不合理的行为，进而实现社会性管制的政策目标。与强制型政策工具相比，激励型政策工具还能更好地解决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竞争不足以及设租、寻租等问题，在改善企业服务方面效果也比较明显。目前我国社会性管制领域仍然以强制型工具为主，市场化工具的运用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但在国家实行绿色GDP后，节能减排工作进展并不顺利，市场化工具更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因此，在节能减排等重点领域，有必要加大市场化政策工具的，运用范围和力度，综合运用强制型管制方法和激励型管制方法，增强企业服从管制的责任感和主动性，以确保政府管制政策目标的如期实现。

六、强化安全、健康和环境的管制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生活质量，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需求增长，同时对于安全、健康、环境等问题，也有了更多、更高的认识和要求。但对于安全、健康、环境等重大问题，很多情况下公民个人所能承担的责任是非常有限甚至无能为力的，必须依靠政府加以协调和解决。政府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受托者、代表者和管理者。政府行为的最大目的应是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共利益。政府社会性管制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安全、健康和环境管制。这种管制正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是对和谐社会微观基础的巩固。

安全和健康管制，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在政府职能中的重要体现。在经济发展中，人是生产中的主体，是市场中的消费者，更是发展的目的。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目标是满足人的各种需要和发展人的能力。如果人的各种需要中最基本的安全和健康需要都得不到保障，以人为本就无从谈起。通过安全和健康管制。政府在个人与企业组成的市场交易的双方中，保护处于弱势的个人一方，保障劳动者生产和消费者使用产品的安全与健康，这既是对公民基本权益的维护和尊重，也是和谐社会本质内涵中“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环境管制以节能减排为中心，以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标准等促进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维护社会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树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观、社会观和发展观。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政府必须对人们的社会活动进行必要干预与合理调节，将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生态环境作为统一的整体加以规划。为此，政府要采取强有力的社会性管制措施，保护生态，治理污染，坚持计划生育、保护资源和环境的基本国策，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七、实现对管制者的有效管制

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失灵还普遍存在，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所谓政府社会性管制失灵，就是社会性管制未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预期目标，并且由于管制不当而出现新的社会问题和负面效应，从而导致社会福利净损失的现象。要根治社会性管制失灵，防止管制机构不作为或违反管制规定现象发生，必须强化对管制者的管制，建立一套保证和促使管制者坚持以资源有效配置和社会福最大化为管制目标和行为准则的规范体系。

第一，建立对管制者管制的机构。企业作为一种利益集团，对政府管制有特殊的影响力，而政府管制者也有各种利己的动机。这两者结合会产生“管制俘获”现象。即管制者对被管制者特别关心，允许其规定更高的价格，赚取更高的利润，及降低服务标准和质量，从而偏离和违背公平正义的管制原则。因此，建立对管制者实行管制的机构，以之对作为“法定垄断者”的管制者滥用权力加以限制，监视其是否按照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去行动。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管制部门要健全信息公开披露制度。信息不对称是永远存在的，但不能过度，要保证法定的、必需的信息正常披露和传阅。管制部门应公开所有业务活动，全盘公布影响决策的有关信息，并在实际决策公布前，提前预示该决策可能实施，接受监督，以避免同利益团体或政府官员达成私下协议。

政府管制范文篇8

政府管制（governmentregulations），就是政府行政机构依据法律授权，通过制定规章、设定许可、监督检查、行政处罚和行政裁决等行政处理行为，对构成特定社会的个人和构成特定经济的经济主体的活动进行限制和控制的行为。政府管制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依法管制，也即通常所说的依法行政。但这里的“法”必须是合理的法，是所有利益相关集团都接受的法。否则依法行政或依法管制就成为少数强势利益集团侵害弱势利益集团的“合法”工具。

经济学上把政府管制分为经济管制和社会管制两类。

1．经济性管制。经济管制是指对价格、市场进入和退出条件、特殊行业服务标准的控制。一般来说，是对某一个特定行业、特定产业进行的一种纵向性管制。这些行业往往具有一些特点，如自然垄断性。像电信中的本地网络、电力中的配电和输送、铁路的轨道传输网络等，这些环节获得合法垄断，有合理意义和社会效应。如果他们的服务质量和价格不合理，很可能危及到购买并使用这些产品的人的利益，在这个时候，政府要在准入管制的同时进行价格管制。此外，对运输、金融证券、电台电视台等媒体的管制也属于经济管制。

2．社会性管制。社会管制主要用来保护环境以及劳工和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主要针对外部不经济和内部不经济。前者是市场交易双方在交易时，会产生一种由第三方或社会全体支付的成本。像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和枯竭性开采等。政府因此必须对交易主体进行准入、设定标准和收费等方面的管制。后者是交易双方在交易过程中，一方控制信息但不向另一方完全公开，由此造成的非合约成本由信息不足方承担。比如说假劣药品的制售、隐瞒工作场所的安全卫生隐患等。所以，政府要进行准入、标准以及信息披露方面的管制。

二、政府管制的理论依据

在经济学理论上，政府管制的理论依据是市场失效。经济学把市场失效定义为市场均衡状态偏离“帕累托”状态，主要表现在公共产品、外部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不确定性等方面。政府管制理论设想通过政府的特定管制能够实现“帕累托”改进或者在存在约束条件的情况下达到一种次优的配置效果。

1．信息不对称。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将会导致两种资源配置低效的情况：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又称败德行为）。以药品市场为例，由于买者不知底细，就可能会出现卖者坑蒙拐骗的事情，所以美国成立了专门针对食品和药品市场进行管制的食品医药管理局。这种情形还广泛存在于金融、证券、保险等影响投资者财产安全的行业。由于存在消费者对这些行业信用度有多大，投资能不能收回，以及他们通过做假把钱圈走，买保险出了问题不给赔偿怎么办等等问题，为把这一系列潜在的危险和失真压到最低限度，政府也要进行准入和信息披露方面的管制，尽最大努力减少信息的不对称。

2．外部性和公共性。外部性是指在两个当事人缺乏任何相关的经济交易的情况下，由一个当事人向另一当事人所提供的物品。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企业得到了全部的好处但有一部分成本它没有承担，像企业排放污染就是这样，政府为此制定各类标准来限制企业排污。公共物品由于具有非排他性，即某人对某种商品消费的增加并不会使他人对它的消费下降，造成搭便车的问题，私人生产者缺乏生产它的积极性，因此需要政府的干预和管制。

3．企业市场运作过程中的反竞争行为。反竞争行为主要包括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垄断是建立在沉淀成本基础上的进入壁垒而形成的一种市场力量。例如，由于技术理由或特别的经济理由而形成的“自然垄断”或几个企业联合起来搞“卡特尔”定价，制定垄断价格剥削消费者。这些行为对消费者形成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尤其那些寡头性垄断企业之间的限产限价行为危害就更大，政府因此必须也要进行反垄断管制。另一种反竞争行为通常被称为不正当竞争，它是市场竞争者之间为削弱对方的竞争优势而采取的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如贬毁竞争对手、侵犯商业秘密、假冒他人商标、倾销、串通投标等。

三、中国政府管制形成的特殊原因

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管制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市场经济得到充分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时代后出现一些“市场失灵”现象，政府才开始逐步加强对经济行为的管制。但是，我国政府管制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没有经过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因此，我国管制的成因与西方经典管制理论中的分析有很大不同。西方管制的出发点是维护市场秩序，而我们搞的计划经济从一开始就是立足于取消市场，在当时中国经济生活中到处存在着的管制。具体分析起来，我国政府管制的特殊成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历史因素。这里要讲得稍为远一点，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就否定了市场，认为市场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在经济制度上就应当实行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是国家依靠其权力“剥夺剥削者”之资产或政府直接投资产生的，在这一过程中市场经济没有得到发展，而是由一个统一的国家来替代市场配置资源，替代企业家精神。

2．政治因素。自建国以来，我们的资源就相对匮乏，为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政府通过掌握国有企业来控制国家经济命脉，不能随便放弃对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的直接控制。

3．财政因素。建国初期，财政资金紧缺，财政收入来源较少，再加上当时的税收成本较大，为了能够集中资金建设当时急需支持的行业和项目，国家通过维持和掌握国有垄断企业,可以直接取得其利润。

4．投资体制因素。在公用事业和技术密集性产业，大部分国有垄断企业都是由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直接审批而形成的，因此政府和企业间有一种天然的“父子情结”。

不可否认，在经济资源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经济资源的直接支配，保障了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基本满足了人民的生活需要。但是，在我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和自然资源的制约，我国政府仍对经济的方方面面进行过直接干预，采用过行政手段对资源相对稀缺的行业进行进入管制。例如，形形色色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行为，最终保护的是落后，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人为阻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效率提高，增大了交易成本。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垄断性行业向竞争性行业转变，新的管制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如果不对我国现有的政府管制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政府管制不但不能发挥治理市场失灵的作用，反而会阻碍市场经济体制和竞争秩序的建立和完善。

中国政府作为WTO的一个新的成员国，是一个享受权利与履行义务的承担者和执行者，它必须接受世贸组织规则，并按规则行事。因此，如果说入世冲击的话，首当其冲的就是政府管理部门。入世对中国政府管理经济不啻为一场制度性革命，它要求政府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放松管制、对自身的治理体系进行全面改革。但是，由于中国自身在历史、文化、体制和制度背景，以及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中国政府在转变职能、放松管制过程中还存在诸多的障碍和难题。

解除政府管制的障碍

打破国有经济垄断，开放国内市场，引入竞争机制，最终建立健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纵观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20多年的历史，同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经济改革，尤其是垄断性产业的改革的初始动力来自于对资金的需求，也就是说单纯依靠政府投资无法满足市场高速增长的需要，这些行业一度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为了解决供给短缺和投资不足，政府开始吸引社会资金和放松价格管制。尽管国家垄断体制相对放松，行业垄断势力却有所增强，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国家和行业垄断越来越妨碍市场自由竞争体系的建立。因此，打破原有利益集团的垄断格局、消除现有经济体制障碍成为经济改革中最迫切的问题。

一、利益集团：解除政府管制的拦路虎

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管制形成的一些行业垄断者和各种利益集团利用政府给予的权利将一般的行为垄断逐步变成了法定垄断，致使这些垄断者为所欲为，很难去挑战它。众所周知，我国的电信、电力、民航等行业的垄断价格严重超出了百姓的承受能力，政府也下决心破除这些行业的垄断势力，但最终结果多数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例如，中国电信业从1994年中国联通建立开始进行大幅改革，并于2000年9月就通过《电信管理条例》，旨在为建立电信竞争体系对中国电信业进行拆分和重组，并加强电信价格制定透明度，但只在今年年初才出台一个电信拆分的大体框架，其他许多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细化。其他，如电力、民航等行业的改革进程也与其相似。这些行业的改革进程之所以如此缓慢，当然有牵涉范围广，没有现成模式供参考等方面的因素，但最主要的因素是这些行业的改革触及了当前某些个人、部门、行业或者地方上的利益以至受到百般阻挠。因此，改革必须深入下去，彻底打破即得利益者垄断。。

（一）部门利益冲突：广电与电信——谁该入主互联网业

网络媒体，即“新媒体”，是基于IP协议的高速互联网，目前被公认为继报刊、广播和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它从根本上改变以往人们被动接受信息的方式。通过网上链接，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更加立体化，并且成为信息选择的主体。而使之成为可能的信息传播技术就是大家已不陌生的“三网融合”，即整合了声音（电话）、图象（电视）和数据（计算机）业务的宽带通信系统。这种宽带系统为受众提供的是需求导向和交互式的“一站购齐”的全方位的信息服务，如IP电话、图文并茂的新闻和专业信息、视频点播和网上购物等。

整合宽带系统的实现可以有多种技术渠道和市场方法。如现有的固定电话网，在其大覆盖的光纤干线网管基础上，利用电话调制解调器、数字技术对其以双绞电缆线组成的接入网进行改造，使其能够同时提供视频和数据服务；而新兴的网络运营商甚至已经开始独立建设全光纤入户的以提供IP业务为主要目标的新型骨干传输网，直接进入整合宽带系统。另外，固定电话公司、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传统媒体公司以及在线数据服务商之间通过互相兼并重组和技术改造，也可以成为各种高速户聯网的物理基础。

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今后在网络媒体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经过改造后的有线电视网。这不仅因为有线电视网的覆盖率与固定电话网不相上下，还因为它的光纤同轴电缆混合（HFC）网管系统，由于数字压缩技术和高效数字调制技术的应用，频道容量和多功能服务的能力得到大大的拓展，使其带宽远高于现有电话网的光纤双绞电缆系统。更由于其广播式传输有条件接收的技术特点与计算机网在逻辑上天然的兼容性，使它自身有无限的发

展前途。全世界的专家都一致认为，有线电视是解决信息高速公路“最后一公里”的最佳传输媒介。因此，有人把国内现有经过改造的电信网称为第一代低速因特网，而把光纤同轴电缆混合网逐步被光纤入户网取代以后的有线电视网称为第二代高速因特网。

但令人遗憾的是，广电系统至今没有取得互联网业务的经营许可，甚至在广电网通过加盟“中国网通”已经实际进入了因特网数据业务市场之后，国办[1999]82号文（《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的意见》）中的规定仍限制广电和电信交叉经营。此外，信息产业部也在多种场合不断声明，广电提供因特网数据业务和电话业务是违法的，理由是广电没有完成网台分开。似乎只有当有线电视传输“网”完全从制作和播出电视节目的“台”中分离出来，由信息产业部统一管理并最好与电信网合二为一后才有资格提供基础电信服务。

其实从国际经验来看，作为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所属的有线电视系统，其节目的传输和播出并不存在完全的分离。其次，为鼓励整合宽带通信网的尽快发展和维持有线电视产业的文化特殊性，一方面，许多国家的政府允许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自由进入电信产业，而严格限制电信企业提供视频服务；另一方面，为规避WTO对开放电信业的要求，有的国家还特意将有线电视从统一的电信业中分离出来，或专门建立独立的有线电视网，以抵御外国文化的肆意入侵。与此同时却并不限制有线电视网参与国内整合宽带通信网的建设和运营。因此，国内现行的对有线电视的管制政策，恐怕还是从保护落后的中国电信网的利益出发而制定的。

（二）地方诸侯经济：消除市场分割的最大难题

加入WTO后，我国中央政府为与国际惯例接轨，积极主动修改或取消原有的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法律文件，颁布新的法律法规。然而，正如有些海外人士所担忧的那样，加入WTO后中国最可能出现的违反WTO规则的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各级地方政府。目前，地方保护在我国仍然普遍存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计划经济时代的惯性。过去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在发展单一的国有经济、在各地形成“小而全”的经济体系过程中，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律、法规、规章，它们在出发点上、管理体制上都体现了地方利益。尽管当前为加入世贸组织要求进行文件清理，但有些地方仍以落实中央对各省市的要求、加快本地经济发展为出发点进行清理，没有按世贸组织的要求来做，造成不仅老文件清理得不彻底，新文件的制定也有地方干预的痕迹。

2．地方利益的驱动。我国实行的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地方政府负责制，地方政府要承担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职责。这种管理模式使地方政府存在管一方土地保一方平安，守土有责的思想，因而地方保护主义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其他各个领域都成为地方领导的一种束缚。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产生垄断经营、封锁市场，抵制外地产品进入的情况。县与县之间，都不允许外县的产品进入本地市场，更不用说全省、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

3．经济管理体制的产物。我们的企业一直都是由国家直接投资，企业有行业管理部门，有主管部门，还有地方政府各类政策的支持，考虑到企业的利润、产品的市场，行业保护、地方保护的出现是难以避免的，甚至还形成了不同程度的攀比：哪个行业保护得好，哪个行业利益就好；哪个地方保护得好，哪个地方就得到发展。

当前以上种种问题和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中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按要求需要破除地方保护，中国经济发展自身也需要建立一个全国统一市场。为此，2001年4月国务院通过了《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负起消除地区封锁、保护公平竞争的责任。但是，其执行效果并不令人满意，以药品连锁经营为例，药品连锁经营既方便了群众，也降低了药价，然而目前在我国却很难发现有跨地区的药品连锁经营企业。

根据国家药监局调查，一些地区仍对连锁经营采取的或明或暗的地方封锁。部分地区对跨地域开办药品连锁经营明令禁止，有的以“换证期间不予受理”、“垂直管理未到位、不予办理”、“本地区未开始对外地申请的受理，不予办理”等为由拒绝受理；有的以“现在是整顿治理期间”、“本地区药品零售企业已经很多了”等为借口，对申请者进行推辞；还有的宣称“你们全来了，我们这儿的企业怎么活呀！”公开进行抵制。另外有些地区为“抵御”外来“势力”，采取暗地的保护措施。有的是省推市、市推省，相互推诿，无人受理；有的是嘴上答应得好，对申请人却一拖再拖，采取对付的办法；有的要么限制数量，要么收取费用，设置障碍；有的是在地区内先搞表面连锁，抬高自身价格，伺机以高价吓走外来者。

此类明令禁止或暗地保护的做法在啤酒、建筑、烟草等行业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在道路、车站、港口、航空港或者本行政区域边界设置关卡，阻碍外地产品进入或者本地产品运出。今后一段时间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发展国内统一大市场将成为中央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不合理管理制度：解除政府管制的痼疾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加入WTO的中国政府将像全球市场中的一个“企业”那样面临激烈竞争，只不过竞争的内容由产品变为制度，哪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提供更好的投资环境、更清晰的法律环境，谁就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因此，中国政府如何定位、职能如何转变、应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管制制度以及如何改革我国的政府管制等有关问题将关系到未来我国政府和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成败。然而，由于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存在一些不合理性，行政审批事项过多，审批周期过长；同时一些部门和行业的垄断势力强大。这些不合理的制度给本已不堪重负的企业又增加一道枷锁。

（一）行政审批制度过多、过严

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事无巨细的管理方式使企业几乎丧失了自主经营的权力，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由于政府改革滞后，这种管理方式依然通过大量行政审批制度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大量以企业设立、经营资格、许可证等行业管理为名存在的行政性审批，不仅给企业的创立和正常经营增加大量负担，而且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创新活力，降低了企业运作效率。此外，行政审批为有关部门的官员和员工创造了权利“寻租”的机会，容易滋生制度性腐败。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对我国行政性审批造成的特有危害性认识不够，没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到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更没有充分认识审批经济办事效率低下的危害性；另一方面，改革到了现在攻坚的阶段，涉及到权力和利益的调整，掌握权力的行政部门，不愿意自愿地退出历史舞台，这需要外界的推动。

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必须要下决心加快改革行政性的审批制度。要减少行政性审批，改革审批经济必须注意三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央部门的审批多于地方；二是后进的地区多于发达地区；三是对非公有制经济多于公有制经济。

由此，应该首先从法制理念上、从政府管理的理念上的创新上来解决。在制度上要有所创新，要弱化审批，该取消的一律取消，对确实需要审批的，简化程序，公开透明。政府在减少审批环节方面搞“一条龙”服务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这条“龙”也不能过于臃肿、庞大。对于因政府部门职能交叉存在的“重复性审批”，应在统一权利和责任的基础上合并，这样才能真正减少审批。

（二）行政性垄断势力强大

行政性垄断是指中央、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及其授权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或者排除企业竞争的不当行为。其主要成因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彻底完成以及贯彻执行不力；多元化的行政利益的趋动，国家对行政性垄断缺少必要的法律管制以及行政人员依法行政意识的淡薄等等因素。

目前，行政性垄断广泛分布于各行业和各类市场中；企业组织形式上表现为高度的纵向一体化（如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等）；在市场占有率上，他们在全国市场上占有绝对的市场份额；在垄断行为上，主要体现为限制竞争（如中国电信以技术标准为理由阻碍其他基础电信运营商的网络接入、排挤广电提供电信服务、国家电网限制地方电网的电能输入）和高额垄断定价（如邮资和铁路票价、手机双向收费），此外，如价格串谋（如民航的航线收入联营）、掠夺性定价（前几年的寻呼价格大战）、价格歧视、指定购买、搭售、以及明显倾向于垄断的企业组合（如三大航空公司的“自愿”合并）也被广泛使用。

行政性垄断的普遍存在，使我国经济实际上被分割为相对不兼容的两个部分，经济运行中同时存在着市场机制与行政机制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在以国有经济为代表的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等领域，行政性资源配置方式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并且通过行政性垄断阻隔、制约着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其基础性作用，提高了整个经济运行的成本，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极大危害。具体来说，其危害主要表现在：

1.由于长期的供给不足和服务质量低劣，造成社会福利的严重损失；

2.限制竞争延缓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调整，降低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

3.由于企业治理结构的不完善，所有者缺位造成“内部人”控制现象相当严重，因而企业经济效率较低，带来社会成本的提高；

4.由于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政府重复建设和企业重复投资无法控制，造成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同时由于缺乏基于充分信息的产业政策的正确指导，由此造成产业结构的长期失衡和低度化；

5.行政保护下的垄断行为，恶化了市场竞争秩序，延缓了公平有序之市场竞争环境的形成；

6.不利于政企分开和政府职能转变，即便有了形式上的政企分开，政府过度干预（投资和人事权控制）的继续维持，还有可能产生危害性更大的政企同盟；

7.现有的国有大型企业监管制度不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8.政府的直接垄断和对垄断企业的保护，实际上是对落后的保护，与WTO规则相悖，在全球竞争环境下不利于提高我国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9.政府对垄断行为的参与和政府决策的非“三公”（公开、公正、公平）做法，以及广泛的“寻租”和腐败现象，有损政府的威信和执法效率。

放松管制减少干预

一、政府管制改革的原则

在改革和完善现有政府管制制度的过程中，通过借鉴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管制制度的经验教训，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应把握如下几个原则：

（一）合理性原则

我国的政府管制，通过大量“合法”和非法的行政性审批和许可，其职能所及，可谓泛滥成灾。因此在管制改革过程中，对管制领域及其手段的设立，必须对上述管制的经济理由所建立的标准上，重新加以审定，并在制定监管政策时积极引入成本—效益分析。尽量取消和缩小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为此，为防止现存管制机构“自纠自查”过程中的机会主义，中央政府设立一个行政改革的临时调查机构是必要的。

（二）独立性原则

如上所述，在经济性管制领域，我国目前的行政管制机构大都存在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资不分和政社不分的事实。它们的职能结构基本是宏观政策调控（如行业规划和产业政策）、微观管理和行政管制的混合体。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行政机构就很难具备独立性，很难摆脱部门偏好，从而难以在中立的立场上公正执法，或者难以有效利用有限的行政资源，难以从源头上遏制“寻租”和腐败的机会主义倾向。因此建立独立于各种利益集团的管制机构是深化政府机构改革的首要任务。

（三）公正性原则

合理设定原则和独立性原则并不能完全保证管制行为的公正性。管制机构在缺乏有效制衡和监督的条件下，很容易做出不作为、滥用权力、歧视性执法和违背程序等行政违法行为。为防止这些行为的产生，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行政程序制度和外部监督机制；另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强制行政机构公开其内部信息；再次必须加大行政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四）高效性原则

在我国的管制机构之间，同一项管制权，无任纵向的还是横向的分配，存在极其混乱的状况。此外，预算内行政资源稀缺，导致政府管制机构的效率严重低下。因此应适当增加管制机构的行政资源是必要的。同时，对现有管制权的重新划分也至关重要。针对不同的管制要求，是采取纵向集中，还是采取横向配置，或者兼而有之的分权模式，需要认真的研究。

（五）职权法定原则

所有的管制权及其执行，都必须基于严格的法律界定。这实际上是政府管制的法律合法性完善的问题。行政管制的法律合法性完善，有两层含义，一是要根据行政管制的经济合理性，严格界定其职能范围及其行使方式，并通过新的立法或修改现有实体法，对缺乏经济合理性的管制制度予以废除，同时保留和完善合理的管制制度；二是通过制订行政程序法或专门的行政许可法，建立政府管制的合理程序和管制者的管制结构。

二

、政府管制改革的重点

目前，我国政府对电信、电力、铁路、民航及其他强管制的行业进行“松绑”。但是，从一些案例行业的改革过程来看，目前的改革还主要集中在政企分开，以及对原有的国家垄断格局采取分拆重组以构造竞争局面等基本问题上，对于引入竞争后如何依法维护竞争环境和规范竞争行为，如何调整政府管制机构的职能和方式以适应竞争性市场的需要，如何依法对垄断行为进行必要的管制以防止滥用市场权利等问题都较少涉及，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是我国政府今后进行管制改革的重点。总的来说，今后政府的工作应逐步转移到“以制度建设为中心”上来，也就是说政府要集中精力搞好宏观调控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制订和保护产权、维持公平交易的规则，而不要直接干预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过去20年的经济改革，我国政府主要是打破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树立市场经济观念；而在未来20年，为了继续发育和完善市场经济，政府应以维护市场公平为中心，放松管制的同时，重新构建合理高效的管制制度，具体来说，应侧重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独立于政府以外的管制体系

按照WTO原则，成员国要在国内建立一个公开的、公正的、透明的、独立于政府以外的管制机构。但是，我们国内的管制机构一般都是设在政府部门，有些甚至是一身兼数职，既是政策制定者也是监管者，如国家计委（制定价格政策、投资政策）和国家经贸委（制定产业政策、协调国有企业生产运行、准电力监管）；另有一些集监管、行业发展和国企管理三种职能为一身的产业主管部（如信息产业部、广电总局、铁道部、民航总局），尽管政府开始对这些产业主管部的监管和业务进行分离，但还没有完全政资分开，政府与国有资产仍混在一起。

按照WTO的要求，今后若干年将有大量独立的管制机构出现。但是，如何独立将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独立的机构是设置在某个部门内，还是设在人大下面，或者就设在国务院直管的部门里？现在的电信管理局设在信息产业部是否合适？民航管理总局是单独设立，还是成为交通部下面的一个部门？电力管制机构应不应该放在国家经贸委的下面？

根据我国目前机构设置情况以及发达国家在管制机构改革方面的经验，下面一个机构设置方案也许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操作性：

1.电信监管机构从信息产业部和广电总局分离出来，而信息产业和电视广播传媒产业的政策职能可以考虑转移到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和文化宣传部门；

2.电力监管机构从国家经贸委分离出来，而后者和国家计委可以继续保留包括电力在内的能源产业政策的职能；

3.在铁路产业结构重组完成后，铁路监管机构将从铁道部分离出来，铁路产业内的国有企业的改制和产权管理可以移交给国家经贸委或现有的大型企业工委，而铁路产业的产业政策则可以考虑转移给国家经贸委和国家计委；

4.在民航产业结构重组完成后，主要负责安全监管和航线分配的民航监管机构将从民航总局分离出来，后者的产业政策则可能转移给国家经贸委和国家计委；

5.国家计委的价格监管职能将转移给上述新建立的监管机构。

（二）削减政府权力

削减权力就是把大量的本来就应该属于个人和企业的权力归还给他们。当务之急，要尽快消除各种各样不合理的审批。行政审批在计划经济时代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现行审批制度的弊端日益明显，有些地方和部门常以规范市场的名义用审批制进行“关、卡、要”。

今后凡不符合政企分开和政事分开原则、妨碍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以及实际上难以发挥有效作用的行政审批，要坚决予以取消；对于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要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做到审批程序严密、审批环节减少、审批效率明显提高，行政审批责任追究制得到严格执行。

其实对政府而言，限制自己的权力也是有好处的。过去人们认为政府越不受制约，政府得到的好处就越大。事实上，政府享有的权力越大，政府行为的任意性就越大，人们对政府就越没有信心，投资者没有信心就不来投资，老百姓没有信心就不会多花时间去投资专业技术、教育和人力资本。这样，经济发展就会日益落后。相反，政府对自己约束越多，经济发展可能越好，尤其当一个国家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时更是这样。

（三）改变管制方式，促进管制法制化和科学化

如果政府仍要对某些方面进行管制，那就要考虑改变现行管制方式，尽量用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式来改变公共权力行使的方式。有一些审批制度，例如土地的审批权，政府一时不能放弃，则应减少审批手续，简化审批过程，提高办事效率。就电信改革来讲，政府管制的重点应从直接对企业行为的管制——如价格管制，转移到对市场结构的调整——降低市场壁垒和导入竞争机制中来，以增强企业竞争实力，在开放的国际电信市场中抢占优势地位。

政府管制范文篇9

近年来，随着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发展，出现电信网、计算机网和广播电视网等网络的融合趋势。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描述，网络融合就是通过互联、互操作的电信网、计算机网和电视网等网络资源的无缝融合，构成一个具有统一接入和应用界面的高效网络，使人类能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以一种可以接受的费用和质量，安全地享受多种方式的信息应用。如图1所示，从内容到终端，融合发生在价值链上的每一个环节。

推动网络融合的重要因素有技术进步、市场需求和放松管制。

首先，通信、软件、集成电路等技术的进步为网络融合创造了条件，尤其是软交换技术将是网络融合的关键技术。利用软交换分组技术的优势，能实现简单、高效、灵活的网络拓扑，降低运营成本，并开发新的业务，提供差异化服务。技术的不断成熟意味着网络融合时代越来越近。

其次，市场需求是融合的又一推动力，在用户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推动下，操作简便的一站式服务能够屏蔽多种异构网络间的差异，同时运营商也须依托于一个低成本的网络和平台，以降低成本和扩大经营。因此市场融合和业务融合推动了网络融合。

第三，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成为电信业的共识。首先从发达国家开始放松电信管制，打破垄断。1996年美国颁布《电信法》标志着美国电信业从垄断性行业转变为竞争性行业。欧盟成员国也于2000年全面放开电信市场。中国电信从1994年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革电信管制机构，组建信息产业部，实行政企分开、管制与业务分开；打破垄断，引入竞争。通过组建中国联通以及先后两次拆分重组中国电信，形成了包括中国电信、新网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铁通和中国卫星通信等几大公司在电信领域初步竞争的局面；加强电信管制的法律法规建设，出台电信条例，在此框架下完成电信市场管制和电信企业行为管制。电信业的发展导致了客户需求、业务创新、利润分布的巨大变化，随着管制的放松，进入者与在位者展开激烈的竞争，从而形成了网络融合的内在动因。

网络融合下政府管制面临的挑战

随着新技术和新应用的不断涌现,网络融合在技术上已经不成问题。在融合过程中，企业间形成了兼并重组、竞争合作的局面。2000年世界最大的互联网服务公司美国在线收购世界上最大的媒体公司时代华纳，成为国际产业融合化发展的标志性事件。2004年，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等传统媒体纷纷涉足网络电视领域，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也纷纷开始提供手机电视服务。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集互联网、多媒体、通讯等多种技术于一体，利用宽带有线电视网，向家庭用户提供包括数字电视在内的多种交互式服务。IPTV的出现对电信、广电管制政策提出了严峻挑战。

融合意味新进入者既可以来自非规制行业，也可以受其它规制体系的约束。那么市场准入、标准、产业相互渗透的程度、规制方式的连贯性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网络融合为政府管制提出了新挑战。

首先，在市场准入管制方面，条块分割和产业间进入壁垒制约着产业融合。随着新技术和新应用的不断涌现,电信网、互联网和广播电视网业务的交叉将日益明显，打破产业的条块分割和进入壁垒迫在眉睫。

其次，网间互联互通问题从单纯的电信网之间扩展到电信网、互联网和广播电视网之间，复杂的网间结算成为更大的难题。主导企业为维护本部门利益，利用行业内的规制，通过拒绝接入或制定高昂的接入价格排斥包括行业外企业和非主导企业的接入；而在强制互联互通政策下，过低的接入资费规定又会损害主导产业的积极性，阻碍互联互通的实施。网间的互通互联成为打破垄断、促进产业融合的瓶颈。

第三，企业创新、企业间的重组和兼并受到行政手段的干涉，无法做到完全的企业行为，因此不能依靠市场上的有效竞争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由政府主导的企业重组，部门利益与产业融合的冲突将不利于企业在产业之间进行广泛的合作竞争。

对政府管制模式改革的建议

在网络融合的基础上，必然产生电信业、计算机业、广播电视业的产业融合。产业融合是产业发展遵循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即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低化的结果。通过产业融合，可以突破产业间条块分割，加强产业间的竞争合作关系，减少产业间进人壁垒，降低交易成本，最终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融合在客观上有利于企业创建核心竞争能力，争取全球的竞争优势。

基于以上对产业融合的认识，网络融合下的管制应最大限度地促进三大产业的经济发展，一方面要消除相关产业内部各行业和产业间进入的政策壁垒，创造良好的有利于形成产业融合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管制内容要从严格的市场准入转向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保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等方面来，同时还要避免管制机构被市场中的各方利益集团所俘获。未来的管制模式应包括对管制机构、管制内容和管制方法的改革，具体有以下几点：

重构管制机构。原则是要有利于产业融合下新的产业形态形成和发展。有两种选择：一个规制者或多个规制者。多个规制者将导致决策的协调问题。但是近来一些理论强调在不同的规制者之间分配任务有以下好处：首先是确定基准，如果从规制者的活动中获得的信息彼此相关，则在规制者之间能形成一种标尺竞争，如果规制者之间没有合谋，那么基准就是有效的；其次，特定产业的规制者致力于增强他们的技术专长，但不利之处是便于他们与行业合谋；第三，分割规制能够防止被业界所俘虏。一个规制者能够消除规制机构之间的竞争并将规制体系外部化，但也有以下不利的方面：增加了滋生官僚作风的可能；管制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可能威胁到管制的独立性。另外在一些竞争性领域里，应选择竞争政策来替代规制，使前者发挥突出作用。要尽快出台《电信法》，使管制机构依法管制，将管制决策的协调置于法律框架下，同时管制机构本身也要接受法律的监督。

实现网络互联互通。互联互通的重要性在网络融合下变得日益突出，在三网合一的趋势下，扩大互联规则的适用范围意味着实行更简单的管制。另一方面不仅在增值业务领域，而且要在基础网络运营中致力于消除产业间壁垒，引入竞争，这样有利于在互联互通中达成一致，使竞争合作成为互联互通的有效手段。具体措施有：尽快向主要的电信运营商(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移动)发放全业务牌照,有助于形成真正的全业务竞争局面；允许广电、电力等与电信的互相进入，鼓励产业间的横向竞争与合作。在互联互通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以规制方式还是以公司谈判方式解决双向接入费，尤其是在谈判无法达成时的缺省规制。当缺省规制是强制互联互通时，就覆盖范围而言，进入者有保持低姿态的动机，且缺省规则的接入资费越底，进入者在谈判中就越有利。

明确企业主体地位。无论是拓展经营范围,实现技术创新,或是收购兼并行动，其主体都是企业。由于各企业分属不同的部门管辖，出于维护各部门利益的目的，企业的经营范围受到严格限制，同时企业的兼并重组更多的是体现部门主管的意志，而非完全的企业自主行为。为打破垄断进行的电信拆分，就是政府主导下的企业重组，而在网络融合下，政府则需要通过放松管制，由企业自身在市场框架下完成兼并重组和资源的重新配置。同时要加强政府的市场监管作用，维持公平的市场秩序。

总之，网络融合下的管制应致力于组成独立于行业、政府的管制机构，在法律框架下对电信、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实行综合协调管制；放松市场准入，打破行业和产业间的进入壁垒，在广泛的市场上形成有效竞争；确定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鼓励企业创新和兼并重组，依靠市场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另外，为防止由于企业兼并重组下形成新的垄断，政府还需要进一步放开国内电信市场，放眼于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竞争合作，获得一个动态的有效竞争局面。

参考文献：

政府管制范文篇10

关键词：互联网，信息，政府管制，自我规制

1导言

今天的中国正在走向所谓的“互联时代”或新经济时代。据国际电信联盟的统计，截止1999年6月，全球互联网络（Internet）用户已经突破了1.6亿，联入网络的国家和地区已有187个，预计到2002年，用户将增加到3~10亿。互联网络已经成为信息时代最为亮丽的一道风景，和最外在也是最扩张的特征。「1」想起来著名经济学者汪丁丁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互联网经济评论的新作，书名就叫《自由人的自由联合》。「2」但是在这样一个虚拟的自由美丽公共空间里，也出现了信息过载，信息传递的无序乃至虚假失控现象，于是互联网信息的政府管制和行政立法就势在必行。不过当自由和秩序，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等具有“相互性的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利弊相权？「3」对互联网信息政府管制制度的管制动因、管制框架、管制模式，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把握和认识？本文就试图站在一个“价值无涉”的中立的研究人员视角，从政府管制理论和行政法学进路，以及制度分析的视角，对此加以初步的解构和品评。这篇文章很可能无法解决多少实在的问题，但是如果能够把一些问题“说清楚”，也就多多少少达到了本文的初衷。

2互联网信息政府管制的必要性

首先我们需要明了“什么是政府管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勒把他对政府管制的研究称为“经济管制的理论”，并创立了管制经济学。美国当代管制学者史普博将政府管制定义为“行政机构为直接或通过改变消费者和厂商供求决策而间接干预市场分配机制所颁布的法规或采取的特定行动”「4」；而中国学者将其定义为“政府行政机构根据法律授权，采用特殊的行政手段或准立法、准司法手段，对企业、消费者等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实施直接控制的活动。”「5」政府管制活动按其目标可分为经济性管制和社会性控制两种，前者侧重于处理企业间及企业和消费者间纯粹的经济关系，后者则偏重于处理企业的经济行为可能给消费者和社会带来的不健康或不安全问题。而笔者认为互联网信息的政府管制应主要归为社会性控制的范畴。

曾经有人认为网上构建了一个超越传统国家权力，仅仅受计算机控制，没有政府、法律和警察的网络空间。「6」但我们应该看到网络信息空间中也存在着“市场失败”（marketfailure），互联网上的信息者和受众（新闻学上的术语）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网络信息的失序有至少以下两种表现形式，一是“信息轰炸”，即在有限的时空内投放超密集的信息容量，使人们无从分辨，无法选择；二是“信息伪造”，即在网络中通过技术的方法伪造出一个以假乱真的信息环境来欺骗公众。在网上产品的生产商往往凭借自己的信息优势对产品做夸大的乃至虚假的宣传：“。com”的背后也可能是一个皮包公司；网络上的信息虽多，有时候也真的是鱼龙混杂，“亦真亦幻难取舍”。同时网络跨越了传统的地域国界概念，于是出现了信用证犯罪，个人隐私权被侵害，网上非法交易等现象。比如说从1998年开始炒的火爆男性性功能治疗药物，辉瑞公司（Pfizer）出品目前在中国已经获准上市的“万艾可”（它的俗称即“伟哥”，Viagra），至今在中国也好，美国英国也罢，都要经医师诊疗凭合法处方按限量取药，受到严格的管制，但是你在网上点击鼠标，就会发现成百上千个网上药房（cyberpharmacy），在那里你可以逃避法律的监管，轻松自如的购得“伟哥”。「7」这无不印证了互联网政府管制的必要性。而政府管制恰恰是力图保证互联网上信息的真实和准确的一种制度尝试。

从实证的角度，互联网信息政府管制已经成为了政府和公众关心的热点话题，我国政府正在努力建构一个综合性的互联网信息政府管制框架，并先后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国务院新闻办、信息产业部）、《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信息产业部）等部门规章以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中文域名注册管理办法》、《中文域名争议解决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尽管这些规范性文件的实体和程序内容都受到了不少的质疑，但我认为这本身已经是一项富有勇气的制度创新和可贵的探索尝试。但我们依然要对它进行客观冷静的分析，我们不由要问，互联网上，我们还拥有多少宪政层面的“表达自由”？网络上的数字化生存和交流，是否还是“自由人的自由言说”？

3互联网信息政府管制模式的实证评析

但是在承认政府对互联网信息管制的必要性的前提下，我们更应该审慎的反思我国目前互联网政府管制的模式。从行政法的角度看，目前出台的若干互联网行政管理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从制定程序，到内容表述，到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双方的权利义务配置，都存在着许多不合理之处。与互联网一起进入我们视野的名词是知识经济、信息经济，而我国新近出台的这些互联网信息管制法规的种种缺憾，也折射出了我国行政法学界面对互联网冲击表现出来的漠然，以及现实行政法制建设还停留在过去传统的“依法治民”的“管理法”模式层次裹足不前。「8」

我们不妨仔细打量一下这些所谓的“立法”，都有着浓重的“管理法”味道。就以《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这个联合部门规章为例，主要制定者是国务院新闻办，而此规定某种意义上对各互联网新闻媒体进行了区别对待，其第5条中写道“中央新闻单位、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新闻单位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直属新闻单位依法建立的互联网站（以下简称新闻网站），经批准可以从事登载新闻业务。”而这些新闻单位恰恰是体制内或者说是“官办”的新闻单位，属于事业单位或准政府组织，它们开办新闻网站受到的掣肘拘束最少；而其他的新闻机构只能设置网页还必须挂在这些“官办”的网站上面，没有应有的独立性；而对于那些“非新闻单位依法建立的综合性互联网站”（其实我想新浪、搜狐可能都属于此类）的限制就更为严格，只能刊登官方新闻单位的新闻，自己不能采写新闻也就罢了，对于其他“非官方”的新闻单位的新闻，根本就不在选用范围之内。读了这些冷冰冰的条款和文字，我在想，这样的规定如果真的贯彻起来，那么至少违反了行政法上的行政公正原则。「9」行政公正原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待相对人要一视同仁要“一碗水平端”，我们今天的行政法不应该是“身份法”，不应该因为相对人的资格身份而在网络新闻业务上有所区别，这也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同时在《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中，通篇18条，规定了互联网新闻业务的管理部门、管理措施、行政处罚，强调了新闻管理部门和电信主管部门的行政职权，但对它们的职责和违法责任只字不提，没有任何相对人受到不利处分时申请行政救济的规定条款。这难免有日本学者所谓的“过分有利于行政权，而不利于国民”的嫌疑，「10」且有悖于“权利先于救济”这句古老的如诗如画的法律格言。

同时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互联网信息政府管制模式还过于单调，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对传统的行政法学理论和行政执法实践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应该学会行政执法模式的转变。以上面提到的《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为例，通篇其实仅仅运用了两种行政执法手段，一种是行政审批和登记，大概都可以纳入行政许认可的范畴；再一种就是行政处罚。是的，互联网上形形色色的信息是需要政府的和法律的管制，但是问题是你怎样去管，不能“倒洗脚水倒掉了婴儿”，互联网时代强调信息的交互性、即时性和丰富性。互联网信息的政府管制固然要考虑我国国情，但是也要考虑到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保留适度的弹性空间。我国目前的互联网信息政府管制模式的价值取向更侧重于秩序的维护，但是应该看到，政府在规范网络讯息的真实性准确性的同时，是不是对网络快速、自由、流通的天性也所忽视，从而多多少少的阻滞了网络的生机和活力？4国外互联网信息“自我规制”的理论和实践：以加拿大为例

加拿大学者从理论上论述了在一国水平上的互联网政府信息管制的局限性：认为其管制成本十分高昂，损害了互联网的绩效；且很容易规避，（在互联网上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绕道而行”），影响管制的公正性；同时缺少了技术层面的支持，管制的可操作性也就打了折扣。从公共政策的视角，管制并不是最有效的互联网信息纠纷解决方案。「11」而加拿大互联网信息管制中的“自我规制”的合法性来自于政府部门对业界的正式管制授权，它的核心理念在于：通过私人自治、市场主导能够演化出互联网信息服务应遵循的游戏规则，并有助于国家正式立法的形成，提高政府管制效率。加拿大的“自我规制”实践旨在增强互联网运行的确定性和互联网经济的效率，其根本价值取向就在于保持和促进互联网上“言说的自由”或“表达自由”（freedomofexpression），以及信息的自由流动，并演化出对有争议的和攻击性网络信息的纠纷解决机制。「12」

正是在“自我规制”思想的指导下，加拿大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为发达的“互联国家”，在2000年初，34%的家庭，61%的中小企业，和所有的公共学校和图书馆都已经接通互联网。加拿大将网络信息分为非法信息（illegalcontent）和攻击性信息（Offensivecontent）两类，非法性信息的认定标准是以加拿大现行法律为依据，而攻击性信息则是指那些尽管没有违反加拿大现行法律，但是为公众的、社会的、文化的行为准则所不认可，如面向未成年人的烟酒广告；暴力内容等以及其他种种“反社会”的行为，对攻击性信息的界定和规制都有赖于公众的选择和行业组织的自律。加拿大加强了对公众互联网知识的教育，一个名叫“传媒认知网”（MediaAwarenessNetwork，简称MNet）的非营利性组织在1999年10月出台了名为“认知加拿大网络：理清要点”的互联网教育计划，使得年轻人成为“安全的有头脑的”互联网使用者。同时加拿大还先后制定了若干自律性的道德规范，如互联网服务商协会（CAIP）就规定“CAIP成员不应有意提供非法信息的服务”并且“和法律执行部门保持合作”，如加拿大标准化协会的《个人信息保护示范法》和最近的《电子商务中的消费者保护原则》，同时加拿大政府还颁布了《自律性规范指南的发展和应用》。在所有这些过程中，加拿大政府并非无事可作，它依然扮演着政策的倡导者和制定者的角色，并保障“自我规制”实践的公平运作，特别注重对消费者、公众和中小企业权益的保护。必要时提供资金上的支持以及国际间的合作。换言之，加拿大互联网信息的“自我规制”对互联网信息政府管制的遵循实施起到了促进作用，增加了管制行为的可接受性，促成了一个透明理性高效率的互联网信息政府管制制度的建立。这对于我国互联网信息政府管制制度的建构中，政府应该做什么，如何做，如何发挥社会中介组织或“第三部门”的作用，都有不少启示作用。

5中国互联网信息政府管制制度的现状与未来：主要从制度分析的视角

在互联网信息管制问题上，政府和公民的立场是不完全一致的。我国的互联网信息管理机构害怕什么，怕出岔子出乱子，因为它依然是国家官僚政治系统的组成部分，受到内在的和外在的制约。如果互联网信息虚假欺诈并导致了严重后果，所谓责任政府，那么至少理论上公务员和机构难辞其咎，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所以作为“政治人”的官员和机构出台的管制措施，事实上不仅考虑了社会对管制的期望和诉求，同时还努力让自己的风险最小化。在这两者利益出现矛盾的时候，官员们有时候从职能主义或者本位主义出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乃至本能的选择后者。所以站在官员的立场，互联网信息的政府管制的首要价值取向就是要保证信息的真实准确，减少欺诈。因而我认为总体上还是应该肯定我国政府为完善互联网信息政府管制近期所作的努力。

而作为互联网的受众，广大的网民则有着不同的呼声和诉求。波普尔说过“一切活着的事物都在追求更加美好的世界”。而互联网恰恰为多元化和个性化生存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知识将最终统治无知”，那么互联网恰恰起到了这样一种桥梁和纽带的作用。而且就从常人方法学（ReasonableMan）的角度，人总是有猎奇的心理，一定程度上期望听到更多千奇百怪的信息（想一想为什么许多报刊文摘都有“奇闻轶事”栏目）。「13」尽管他们也意识到虚假的网上讯息有可能给他们带来危害，但更多时候却对这些虚假讯息却抱有宽容的态度。网民们心目中的理想互联网信息政府管制范式就是，必须尊重互联网自由、流动、交互等天然属性，使得互联网保有盎然生机和活力。

以上的论证，说明了互联网信息政府管制过程中，管制方和被管制方的出发点与立场是注定无法完全相同的，那么互联网信息管制政策出台以后，官员、公众、网络各方对此褒贬不一，也就不足为奇。推广言之的一个结论就是，世界上没有哪一种管制措施能够成为所有人都说好的“好的治道”（GoodGovernance），我们出台的各项政策，都不过是政治生活中各利益群体反复博弈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管制双方的互动而演进变迁。而处于e时代的我们，今天的这些互联网管制措施更只不过是现阶段的一个“制度均衡解”，在未来它注定要受到实践的考验和公共选择。「14」

正如亨利·哈丁在1993年的《互联网的历史》（HistoryoftheNet）一文中写得那样：“网络是人类智慧独一无二的创造，网络是第一个人工智能生物，网络昭示着一个在旧社会母腹内不断生长的新社会，网络提出了全新的政府模式”。「15」面对席卷而来的互联网信息浪潮，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它给政府管制乃至依法行政观念和模式带来的冲击和变革，如何在政府管制和私人自治之间寻求一个合适的契合点，保留一定的弹性空间，以科技辅助和业界自律为重要手段，让网络社会自发的发展出来一套符合社会价值观的运作系统。这有待于学界和实务界共同的长期不懈的努力。也许只有在克服这样一个瓶颈之后，互联网上的信息世界才会迎来一个更为姹紫嫣红的春天！

参考文献

「1」李永刚：《互联网络与民主的前景》，载《江海学刊》1999年第4期。

「2」汪丁丁著：《自由人的自由联合》，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

「3」参见R·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载[美]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4」[美]丹尼尔·F·史普博著，余晖等译：《管制与市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张曙光主编：《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分析》（第2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6」郭瑜：《论电子商务的政府管理》，载《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2期。

「7」KirstenHarrington：LegalImplicationsofthePracticeofMedicineovertheInternet：TelemedicineandCybermedicine.

「8」参见周佑勇、龚向和：《知识经济与行政法治观念创新》，载《法学评论》2000年第5期，第78-83页。

「9」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页。

「10」[日]和田英夫著，倪健民、潘世圣译：《现代行政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

「11」Miller，etal.RegulationoftheInternet：ATechnologicalPerspective（1999）。

「12」PaulA.PIERLOT.Self-RegulationofInternetContent：ACanadianPerspective.S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