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路径范文10篇

运行路径范文篇1

关键词：黑龙江；教育发展；社会现代化；运河战略

一、人的现代化是实施社会现代化运河路径的关键

社会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8世纪到21世纪的400年里，广义社会现代化进程可分为第一次社会现代化和第二次社会现代化两大阶段[1]：

第一次社会现代化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特点包括：城市化、福利化、专业化、自动化、技术化、公平性、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大众传播等。

第二次社会现代化是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特点包括：知识化、信息化、城乡平衡、绿色化、创新化、妇女儿童权益、普及高等教育、终身学习等。

目前我国面临两次社会现代化的双重压力：一方面需要弥补以城市化和福利化为特点的第一次社会现代化的缺课，另一方面需要追赶发达国家以知识化和信息化为特点的第二次社会现代化的先进水平。瞻望中国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前景，可以说困境与希望同在，风险与机遇共生。国际经验表明，欠发达国家走发达国家老路，升级为发达国家的概率只有0.2%～1%。如果不采取跨越式发展战略，2050年中国成为中等发达社会的概率只有20%。因此，有学者提出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运河战略[1]，即中国式的社会现代化发展战略：如果按部就班地先实现第一次社会现代化后再朝向第二次社会现代化迈进，先建设工业社会再走向知识社会，无论无何是追赶不上发达国家的。因此，必须在工业社会和知识社会之间，开辟一条人工运河，沿着这条运河航行，就相当于同时推进两次现代化，就有可能迎头赶上发达国家知识社会的先进水平，而不是亦步亦趋，步步落后。其基本思路是：采用综合社会现代化原理，协调推进两次社会现代化进程，加速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知识社会的转型；2020年完成城市化和普及九年免费义务教育；2030年基本完成社会信息化、普及十二年免费义务教育、消灭绝对贫困、建成和谐高效的新型福利国家；2040年基本普及高等教育、消灭知识和信息鸿沟；2050年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社会现代化；21世纪末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全面实现社会现代化。

纵观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运河路径的每一步战略目标，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质量是重中之重，而提高国民素质是当务之急。任何社会领域的任何现代化都离不开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坚实基础。现代化并非只是“宏大叙事”，它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最早使用现代化概念的美国社会学大师帕森斯就是从个人观念与行为的角度提出现代化问题的，他的得意门生、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英克尔斯则系统研究了人的现代化问题：“痛彻的教训使一些人开始意识到，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种制度的真实生命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们的手中变成一堆废纸”。[2]因此，人的现代化是国家与社会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二、黑龙江省人口文化素质及教育的现状剖析①

人的现代化首要一点就是国民文化素质的现代化。国民文化素质是反映人力资源综合质量的重要指标，随着黑龙江省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人口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但也存在教育发展不均衡，地区差异较大等问题，这种情况若长期存在，必将成为影响和制约我省社会现代化运河战略实施的瓶颈。在大多数现代国家，教育是促使个体社会流动，获得较好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机会的重要机制。教育经济学家认为，教育收益率总是高于非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同时各教育阶段的边际收益随着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教育的提高而出现稳定的递增趋势[3]。因此，要提高人的素质，实现社会现代化，大力发展教育是必然选择。

（一）我省人口文化素质现状

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全省常住人口中具有大学、高中、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分别为232.7万、529.3万、1590.4万和1046.1万，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大学、高中和初中文化程度人口分别增加了55.7万、17.3万和156.4万，小学人口减少了107万。全省普通高校、成人高等教育和高中在校生分别为54.1万、14.2万和94万，分别比2000年增长了1.7倍、1.4倍和0.7倍，初中毕业生升学率和九年义务教育完成率分别提高15.7个和2.0个百分点。2005年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占6.18%，较2000年普查的6.33%文盲率下降0.15个百分点，全国文盲平均下降1.96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低于国家水平，依然是多文盲省份。

（二）我省教育发展现状与社会现代化运河战略的实施

1.高校与技工学校在校人数增加较快，成人职业学校适度减少。从学校在校学生数量上来看，2005年高等院校在校生与2000年相比人数增长了2.55倍，成人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职业中学在校生数分别增长了2.3倍和9.3倍，技工类学校人数增长了5.5倍，2005年高等院校和技工学校招生数比2000年招生和毕业生数量适当减少，这种变化有利于各专业学科的健康协调发展，使整个受教育人口不仅从数量上更从质量上有了明显的突破，使人才教育向高层次和多元化方向迈进，为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奠定了了人才基础。

2.城乡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差别依然明显。2005年在校学生人口中，乡村受教育程度依然以初级教育为主，高中以上在校生比重依然大大低于城市。从性别构成上来看，城市受高等教育男女人口数比例为0.92：1，而乡村受教育男女比例则随受教育层次提高而提高，乡村受高等教育人口数比例为4：1，比例差距依然较大，乡村女性人口进一步受教育意识还需加强引导。由此可见，我省农村人口文化素质低，必将阻碍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3.高等文化教育发展地区差异较大。我省受地域等条件制约，教育事业发展不平衡，高校数量及教职员工特别是高级教职员工差异较大，哈尔滨、大庆、牡丹江、齐齐哈尔高校数量占全省数量的80%，教职工数占全省87.9%，高级讲师（教授、副教授）占全省90.1%，其他地市的高等文化教育发展相对滞后。

三、进一步提高黑龙江省文化教育水平的几点建议

1.加强对扫盲工作的投入力度，着重关注女性文盲。2005年黑龙江省文盲比重较2000年下降仅为0.15个百分点，与高等教育成倍增长相对比，初级教育需进一步加强；女性文盲率为8.91%，明显高于男性的3.50%，性别比例依然较大。在基础教育已经普及多年的今天，女性扫盲工作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女性的现代化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指针，没有女性的现代化则不会有社会的全面进步。

2.创造条件逐步解决高校分布不均，制约偏远地区居民的进一步受教育机会和选择的问题。全省65所高校58.41万在校学生，其中哈尔滨高校数占55.38%，在校学生占65.63%，5～6所的城市分别是牡丹江，齐齐哈尔和大庆，其余各地市只有1~2所高校，因而偏远地区高等学府求学费用和投资较城市偏高。针对这种情况一方面可增加偏远地市的高等学府的数量和资金投入、加强对当地政府教育投资的督导力度；另一方面在对奖学金的发放和困难学生补助方面加大力度扩大范围，对家庭有困难的学生予以帮扶。

3.多渠道多方位引导求学方向，促进各方面人才全面健康发展。2005年全省高校应届毕业生比2000年增长2.18倍，就业压力凸显对部分普通中学在校学生产生消极影响，造成学习并不特别突出并且家庭条件一般的学生放弃进一步受教育的情况比较普遍，建议鼓励并引导在校学生适当关注技工类院校，以一技之长取得就业竞争中的优势；进一步加大对技工院校和就业方面的指导和正规化管理力度，使这类学生能够得到更高更适合自己兴趣和爱好的专业教育。

4.进一步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教育和生产技能培训的水平。首先应将当地群众光懂加减乘除就可以生活，靠天吃天，靠地吃地等陈旧思想彻底摒弃；其次应积极引导群众因地制宜地学习，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让广大乡村群众针对本地地域特色和本人特长爱好选择适合自己的学科和专业，此外当地政府应在教育上加强对基础设施投入的同时，还应通过加大对教职员工人才资金的投入吸引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投身乡村教育，以先进的教学思想和教育理念替代本地落后传统的教育模式，达到以教育改造思想，从思想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而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目的。

参考文献：

[1]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2006中国现代化报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385.

运行路径范文篇2

关键词：德治；法治；自律；他律；并举

一、“德法并举”是科学治国方略的内在要求

德治与法治同为治国方略。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既是依法治国的需要，又是以德治国的要求。对于制约人的行为来讲，道德主“内”，法律主“外”；对于抑制人的犯罪来说，道德治“本”，法律治“标”；道德扬善抑恶，法律惩恶扬善。法治是德治的升华，德治是法治的思想前提。道德因素存在于法治的各个环节，它不但是法治的基础，产生观念上的影响，而且发生规范和制度上的作用；它指导法律的制定，辅助法律的实施，促成法治的实现。它贯穿于法治的全过程，形成法治运行的内在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法治的恒久的活力。同时，道德也需要法治的保障。二者一刚一柔，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共同形成完整的社会规范系统和调控手段体系。

同志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同志把属于精神文明的道德建设和属于政治文明的法制建设都放到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高度来论述，并且强调二者的结合，将其上升到理论和实践的高度，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是党中央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治国思想的新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贡献。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二者的结合，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完善有治国特色的治国体系，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法治秩序的最低实现形式——法律之治

博登海默说过：“虽然法律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具有高度裨益的社会生活制度，它像人类创造的大多数制度一样也存在着某些弊端。如果我们对这些弊端不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完全视而不见。那么它们就会发展为严重的操作困难。法律的这些缺陷部分源于其保守的倾向，部分源于其形式结构中所固有的僵化呆板因素，还有一部分是源于与其控制作用有关的限制方面。”

在立法上，法治的基础是完备、清晰、明确、统一的法律条文。但是由于法律不可能完全预料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及人类不可能用语言包罗、穷尽所有行为和事件，因此，法律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永远是滞后的，法律也永远是不可能完备的，而只能是不断完善的。

在执法上，法律条文不可能对所有问题都作出明确的规定，不得不赋予执法者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赋予了法律一定的灵活性，但同时也使执法者滥用自由裁量权成了可能。

除了这些明显的弊端，法律还有一个更根本的缺陷，即法律不能治本，所以法律虽可以至上，但不能万能。法律只能规范约束人们的外部行为而无法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它不能造就服从规则的品质，而这种品质却是法律得以运行的先决条件。法律可以规定人们必须履行的义务，但服从法律的义务却不能由法律作出，只能由道德完成。对于法律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具体的法律条文和法律义务，而是服从法律的品质，如果没有服从法律的品质，法律就不会获得也不能实现其精神价值，即对正义和公正的追求。可以说，现代中国之所以有法制却难以实现法治，就是因为缺少“服从法律”的“一般义务”。

因此法律本身存在的僵化性和滞后性等缺陷，只是一种对人类的最低程度的文明要求，而且要依靠强制力来保证，社会为此付出高昂的物质成本和效率成本。高度依赖法律的惩罚性、强制力维护的法律秩序只是法治秩序的最低实现形式，并且存在难以克服的瑕疵。法治要获得持久的生命力，需要寻求一种更高级的实现形式。

三、法治秩序的高级实现形式：道德之治

法制的历史告诉我们：徒法不足以为治，繁法也不足以为治。社会成员的道德自觉、自律是法治秩序的基础与归宿。如果社会成员缺乏对法律的信仰和道德自律，不能将“外在法庭”变为“内心法庭”，社会就无法形成法治氛围，也就不可能构建良好的法治秩序。现代法治要形成自觉、自律、理性的法治秩序，须臾离不开社会成员的自觉自律。任何法律，其精神与价值必须深入到人们的心灵中去，使外在的法律规范变为内心的价值与行为准则，进而把法律视为人类共同体得以共存与发展，个体获得安全与保障的基本保证，这样才能形成认同、尊重、服从法律的自律行为。

一个社会要形成良好的法治秩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提高和改善人们的道德水准和社会风尚。正如有外国学者指出的，狭隘地依赖重视惩罚的法律理性，其结果就是人们普遍地采取只遵守法律条文，寻找法律漏洞的策略从而逃避惩罚，对此就需要严格先前的法律，弥补漏洞，而这会使法律变得更加严厉。如果所有人都把自己的事业发展限制在法律的范围内，那么生活就会变得不可忍受。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奴役而不是带来自由”。由此，一个规则体系如果没有社会成员的自愿合作，这种创制的权威，法律和政府的强制力就不可能建立起来，而伦理道德对于社会价值观的优化和整合，对于社会有序发展和文化的进步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道德不仅是一种自律，更重要的是一种对人类文明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一个道德水平高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运转成本低、效率高，而又充满人情味的社会，这正是法律所办不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自律乃是法治秩序的最高实现形式。

四、积极探索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途径

在现实生活中，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必然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它们是可以结合而且必须结合的。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实现法治秩序必须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1)全面、准确地认识和领会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避免认识上的任何片面性。二者结合起来是完整的治国方略，而不是可以彼此分开的两个方略。法治起到的是外在地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不能内在地遏止和感化人们的思想动机。法治只能在“最不敢”的层次上遏止各种犯罪行为，而难以在更深的层次即“该不该”、“愿不愿”、“有没有”的原始动因上遏止犯罪心理。只有坚持法治与德治结合，标本兼治，才能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2)根据时代的要求，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赋予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新的内涵。今天我们倡导的法治，是各级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要按照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法律和制度来治理国家。我们所主张的德治，是中国社会先进文化建设的范畴，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先进的思想文化、道德观念、理想信念。我们要结合社会现实，大力倡导大众化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使社会主义德治更加充分地表达广大民众的利益、愿望和需要，使其更活泼地流淌进社会生活的每一块土地，以帮助更多的人养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在全体人民中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

(3)要运用立法、执法、法制宣传等手段，促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

一是立法要重视法律的道义基础，司法要体现社会主义的道德要求。法律不能违于理，背于德，没有道德支持的法律，只能是内在残缺的法律，只能作为权宜之术被运用。我们实行依法治国的目的在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依之法必须是良法。唯有良法，才能满足人们对利益分配合理性的要求，从而才能为人们所遵行。立法对实现法治国家的价值主要在于为其提供良法，而良法的产生必须依赖于道德提供的保障。通过立法，直接把社会主义道德中最低限度的义务法律化，使之从“软约束”变为“硬约束”。

二是公正执法，增强公民的道德意识。立法只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前提，如仅有善法而不循法，立法则无异于虚设之条文。公正执法是依法治国的一个根本环节，也是衡量法治国家的一块试金石。公正是建立在道德之上的，无道德就无公正，“厚德”才能“载法”。

另外通过公正执法来提高公民的道德意识，如通过政务公开、审判公开，既可增强公民的监督意识，又可强化公务人员的廉政意识；通过惩治不道德行为，既可增强公民对国家、社会的信任意识，又可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通过打击制造假冒伪劣商品活动，可以促进职业道德等。

三是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法制宣传活动，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奠定道德基础。美国比较法学家伯尔曼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法律信仰是法治建设的核心要素。个人乃至社会法治信仰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依法治国的进程，有时甚至在其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法治，作为奠定于现代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基础之上的理想治国方略，其要义不只在于完善的法律制度及其严格的执行和遵守，更在于法律及其运作过程中所内含的法治理念——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价值的要素和取向，立法所表现出的具体的法律条文不过是其外表，支撑法律的精神、理念、原则与价值才是法治化的筋骨和精髓。”“法律信仰是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最高目标”，“法律意识培养的最高境界是公民对现代化法律的普遍信仰，法律信仰是公民法律意识修养的综合体现”。“公民对法律全身心的拜崇也是法律文化建设最难达到的境界”。因此，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完成的任务。

(4)道德建设要把遵纪守法作为公民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提出，使法治和德治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建立道德和法律的良好转化机制。制定切实可行的道德规范，并务使其落到实处。道德是法律运作的基础，为法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对于一个法治社会来说，人们对基于道德的理解、接受、认同是人们理解、接受、认同、遵守法律的充分必要条件。一个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会把遵守法律作为自己的道德义务，即使在有机会违法并可以逃避制裁的情况下，也会依法办事，即所谓的“内在守法”。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越高，内在守法意识就更强，建立法治社会的可能性就越高。

(5)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成为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有力推动者。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的记载。先秦时，法家提出“名主治吏不治民”的论断，其实质不在于轻视和否定治民，而在于强调吏治的重要性。孔子“为政在人”的观点突出强调了君主与官吏在国家治乱和“法治”兴衰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苟子的“有治人，无法治”，更明确地阐述了法与人的关系。他认为作为统治者的“人”决定着作为国家制度的“法”，法律能有效执行和适应变化，都离不开“人”的灵活、廉洁和清明。苟子重视人治，并非不要“法治”，“法者，治之端也”，但发挥法的作用与功能要靠人，官吏守法和秉公执法是治国的关键。我们说，良法与廉吏是实现法治必不可少的两个环节，它们相互联系，承前接后，内在要求是一致的。只要各级领导干部不徇私枉法，不以身试法，做守法有德之人，就会使正气得到弘扬，邪恶得到遏制，真正实现法治与德治的相辅相成。wWw.gWyoO

运行路径范文篇3

关键词：德治；法治；自律；他律；并举

一、“德法并举”是科学治国方略的内在要求

德治与法治同为治国方略。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既是依法治国的需要，又是以德治国的要求。对于制约人的行为来讲，道德主“内”，法律主“外”；对于抑制人的犯罪来说，道德治“本”，法律治“标”；道德扬善抑恶，法律惩恶扬善。法治是德治的升华，德治是法治的思想前提。道德因素存在于法治的各个环节，它不但是法治的基础，产生观念上的影响，而且发生规范和制度上的作用；它指导法律的制定，辅助法律的实施，促成法治的实现。它贯穿于法治的全过程，形成法治运行的内在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法治的恒久的活力。同时，道德也需要法治的保障。二者一刚一柔，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共同形成完整的社会规范系统和调控手段体系。

同志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同志把属于精神文明的道德建设和属于政治文明的法制建设都放到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高度来论述，并且强调二者的结合，将其上升到理论和实践的高度，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是党中央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治国思想的新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贡献。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二者的结合，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完善有治国特色的治国体系，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法治秩序的最低实现形式——法律之治

博登海默说过：“虽然法律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具有高度裨益的社会生活制度，它像人类创造的大多数制度一样也存在着某些弊端。如果我们对这些弊端不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完全视而不见。那么它们就会发展为严重的操作困难。法律的这些缺陷部分源于其保守的倾向，部分源于其形式结构中所固有的僵化呆板因素，还有一部分是源于与其控制作用有关的限制方面。”

在立法上，法治的基础是完备、清晰、明确、统一的法律条文。但是由于法律不可能完全预料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及人类不可能用语言包罗、穷尽所有行为和事件，因此，法律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永远是滞后的，法律也永远是不可能完备的，而只能是不断完善的。

在执法上，法律条文不可能对所有问题都作出明确的规定，不得不赋予执法者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赋予了法律一定的灵活性，但同时也使执法者滥用自由裁量权成了可能。除了这些明显的弊端，法律还有一个更根本的缺陷，即法律不能治本，所以法律虽可以至上，但不能万能。法律只能规范约束人们的外部行为而无法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它不能造就服从规则的品质，而这种品质却是法律得以运行的先决条件。法律可以规定人们必须履行的义务，但服从法律的义务却不能由法律作出，只能由道德完成。对于法律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具体的法律条文和法律义务，而是服从法律的品质，如果没有服从法律的品质，法律就不会获得也不能实现其精神价值，即对正义和公正的追求。可以说，现代中国之所以有法制却难以实现法治，就是因为缺少“服从法律”的“一般义务”。

因此法律本身存在的僵化性和滞后性等缺陷，只是一种对人类的最低程度的文明要求，而且要依靠强制力来保证，社会为此付出高昂的物质成本和效率成本。高度依赖法律的惩罚性、强制力维护的法律秩序只是法治秩序的最低实现形式，并且存在难以克服的瑕疵。法治要获得持久的生命力，需要寻求一种更高级的实现形式。

三、法治秩序的高级实现形式：道德之治

法制的历史告诉我们：徒法不足以为治，繁法也不足以为治。社会成员的道德自觉、自律是法治秩序的基础与归宿。如果社会成员缺乏对法律的信仰和道德自律，不能将“外在法庭”变为“内心法庭”，社会就无法形成法治氛围，也就不可能构建良好的法治秩序。现代法治要形成自觉、自律、理性的法治秩序，须臾离不开社会成员的自觉自律。任何法律，其精神与价值必须深入到人们的心灵中去，使外在的法律规范变为内心的价值与行为准则，进而把法律视为人类共同体得以共存与发展，个体获得安全与保障的基本保证，这样才能形成认同、尊重、服从法律的自律行为。

一个社会要形成良好的法治秩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提高和改善人们的道德水准和社会风尚。正如有外国学者指出的，狭隘地依赖重视惩罚的法律理性，其结果就是人们普遍地采取只遵守法律条文，寻找法律漏洞的策略从而逃避惩罚，对此就需要严格先前的法律，弥补漏洞，而这会使法律变得更加严厉。如果所有人都把自己的事业发展限制在法律的范围内，那么生活就会变得不可忍受。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奴役而不是带来自由”。由此，一个规则体系如果没有社会成员的自愿合作，这种创制的权威，法律和政府的强制力就不可能建立起来，而伦理道德对于社会价值观的优化和整合，对于社会有序发展和文化的进步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道德不仅是一种自律，更重要的是一种对人类文明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一个道德水平高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运转成本低、效率高，而又充满人情味的社会，这正是法律所办不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自律乃是法治秩序的最高实现形式。

四、积极探索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途径

在现实生活中，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必然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它们是可以结合而且必须结合的。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实现法治秩序必须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1)全面、准确地认识和领会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避免认识上的任何片面性。二者结合起来是完整的治国方略，而不是可以彼此分开的两个方略。法治起到的是外在地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不能内在地遏止和感化人们的思想动机。法治只能在“最不敢”的层次上遏止各种犯罪行为，而难以在更深的层次即“该不该”、“愿不愿”、“有没有”的原始动因上遏止犯罪心理。只有坚持法治与德治结合，标本兼治，才能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2)根据时代的要求，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赋予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新的内涵。今天我们倡导的法治，是各级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要按照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法律和制度来治理国家。我们所主张的德治，是中国社会先进文化建设的范畴，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先进的思想文化、道德观念、理想信念。我们要结合社会现实，大力倡导大众化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使社会主义德治更加充分地表达广大民众的利益、愿望和需要，使其更活泼地流淌进社会生活的每一块土地，以帮助更多的人养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在全体人民中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

(3)要运用立法、执法、法制宣传等手段，促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

一是立法要重视法律的道义基础，司法要体现社会主义的道德要求。法律不能违于理，背于德，没有道德支持的法律，只能是内在残缺的法律，只能作为权宜之术被运用。我们实行依法治国的目的在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依之法必须是良法。唯有良法，才能满足人们对利益分配合理性的要求，从而才能为人们所遵行。立法对实现法治国家的价值主要在于为其提供良法，而良法的产生必须依赖于道德提供的保障。通过立法，直接把社会主义道德中最低限度的义务法律化，使之从“软约束”变为“硬约束”。

二是公正执法，增强公民的道德意识。立法只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前提，如仅有善法而不循法，立法则无异于虚设之条文。公正执法是依法治国的一个根本环节，也是衡量法治国家的一块试金石。公正是建立在道德之上的，无道德就无公正，“厚德”才能“载法”。

另外通过公正执法来提高公民的道德意识，如通过政务公开、审判公开，既可增强公民的监督意识，又可强化公务人员的廉政意识；通过惩治不道德行为，既可增强公民对国家、社会的信任意识，又可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通过打击制造假冒伪劣商品活动，可以促进职业道德等。

三是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法制宣传活动，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奠定道德基础。美国比较法学家伯尔曼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法律信仰是法治建设的核心要素。个人乃至社会法治信仰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依法治国的进程，有时甚至在其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法治，作为奠定于现代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基础之上的理想治国方略，其要义不只在于完善的法律制度及其严格的执行和遵守，更在于法律及其运作过程中所内含的法治理念——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价值的要素和取向，立法所表现出的具体的法律条文不过是其外表，支撑法律的精神、理念、原则与价值才是法治化的筋骨和精髓。”“法律信仰是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最高目标”，“法律意识培养的最高境界是公民对现代化法律的普遍信仰，法律信仰是公民法律意识修养的综合体现”。“公民对法律全身心的拜崇也是法律文化建设最难达到的境界”。因此，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完成的任务。

(4)道德建设要把遵纪守法作为公民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提出，使法治和德治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建立道德和法律的良好转化机制。制定切实可行的道德规范，并务使其落到实处。道德是法律运作的基础，为法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对于一个法治社会来说，人们对基于道德的理解、接受、认同是人们理解、接受、认同、遵守法律的充分必要条件。一个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会把遵守法律作为自己的道德义务，即使在有机会违法并可以逃避制裁的情况下，也会依法办事，即所谓的“内在守法”。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越高，内在守法意识就更强，建立法治社会的可能性就越高。

(5)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成为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有力推动者。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的记载。先秦时，法家提出“名主治吏不治民”的论断，其实质不在于轻视和否定治民，而在于强调吏治的重要性。孔子“为政在人”的观点突出强调了君主与官吏在国家治乱和“法治”兴衰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苟子的“有治人，无法治”，更明确地阐述了法与人的关系。他认为作为统治者的“人”决定着作为国家制度的“法”，法律能有效执行和适应变化，都离不开“人”的灵活、廉洁和清明。苟子重视人治，并非不要“法治”，“法者，治之端也”，但发挥法的作用与功能要靠人，官吏守法和秉公执法是治国的关键。我们说，良法与廉吏是实现法治必不可少的两个环节，它们相互联系，承前接后，内在要求是一致的。只要各级领导干部不徇私枉法，不以身试法，做守法有德之人，就会使正气得到弘扬，邪恶得到遏制，真正实现法治与德治的相辅相成。

运行路径范文篇4

关键词：德治；法治；自律；他律；并举

一、“德法并举”是科学治国方略的内在要求

德治与法治同为治国方略。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既是依法治国的需要，又是以德治国的要求。对于制约人的行为来讲，道德主“内”，法律主“外”；对于抑制人的犯罪来说，道德治“本”，法律治“标”；道德扬善抑恶，法律惩恶扬善。法治是德治的升华，德治是法治的思想前提。道德因素存在于法治的各个环节，它不但是法治的基础，产生观念上的影响，而且发生规范和制度上的作用；它指导法律的制定，辅助法律的实施，促成法治的实现。它贯穿于法治的全过程，形成法治运行的内在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法治的恒久的活力。同时，道德也需要法治的保障。二者一刚一柔，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共同形成完整的社会规范系统和调控手段体系。

同志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同志把属于精神文明的道德建设和属于政治文明的法制建设都放到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高度来论述，并且强调二者的结合，将其上升到理论和实践的高度，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是党中央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治国思想的新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贡献。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二者的结合，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完善有治国特色的治国体系，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法治秩序的最低实现形式——法律之治

博登海默说过：“虽然法律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具有高度裨益的社会生活制度，它像人类创造的大多数制度一样也存在着某些弊端。如果我们对这些弊端不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完全视而不见。那么它们就会发展为严重的操作困难。法律的这些缺陷部分源于其保守的倾向，部分源于其形式结构中所固有的僵化呆板因素，还有一部分是源于与其控制作用有关的限制方面。”

在立法上，法治的基础是完备、清晰、明确、统一的法律条文。但是由于法律不可能完全预料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及人类不可能用语言包罗、穷尽所有行为和事件，因此，法律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永远是滞后的，法律也永远是不可能完备的，而只能是不断完善的。

在执法上，法律条文不可能对所有问题都作出明确的规定，不得不赋予执法者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赋予了法律一定的灵活性，但同时也使执法者滥用自由裁量权成了可能。

除了这些明显的弊端，法律还有一个更根本的缺陷，即法律不能治本，所以法律虽可以至上，但不能万能。法律只能规范约束人们的外部行为而无法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它不能造就服从规则的品质，而这种品质却是法律得以运行的先决条件。法律可以规定人们必须履行的义务，但服从法律的义务却不能由法律作出，只能由道德完成。对于法律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具体的法律条文和法律义务，而是服从法律的品质，如果没有服从法律的品质，法律就不会获得也不能实现其精神价值，即对正义和公正的追求。可以说，现代中国之所以有法制却难以实现法治，就是因为缺少“服从法律”的“一般义务”。

因此法律本身存在的僵化性和滞后性等缺陷，只是一种对人类的最低程度的文明要求，而且要依靠强制力来保证，社会为此付出高昂的物质成本和效率成本。高度依赖法律的惩罚性、强制力维护的法律秩序只是法治秩序的最低实现形式，并且存在难以克服的瑕疵。法治要获得持久的生命力，需要寻求一种更高级的实现形式。

三、法治秩序的高级实现形式：道德之治

法制的历史告诉我们：徒法不足以为治，繁法也不足以为治。社会成员的道德自觉、自律是法治秩序的基础与归宿。如果社会成员缺乏对法律的信仰和道德自律，不能将“外在法庭”变为“内心法庭”，社会就无法形成法治氛围，也就不可能构建良好的法治秩序。现代法治要形成自觉、自律、理性的法治秩序，须臾离不开社会成员的自觉自律。任何法律，其精神与价值必须深入到人们的心灵中去，使外在的法律规范变为内心的价值与行为准则，进而把法律视为人类共同体得以共存与发展，个体获得安全与保障的基本保证，这样才能形成认同、尊重、服从法律的自律行为。

一个社会要形成良好的法治秩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提高和改善人们的道德水准和社会风尚。正如有外国学者指出的，狭隘地依赖重视惩罚的法律理性，其结果就是人们普遍地采取只遵守法律条文，寻找法律漏洞的策略从而逃避惩罚，对此就需要严格先前的法律，弥补漏洞，而这会使法律变得更加严厉。如果所有人都把自己的事业发展限制在法律的范围内，那么生活就会变得不可忍受。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奴役而不是带来自由”。由此，一个规则体系如果没有社会成员的自愿合作，这种创制的权威，法律和政府的强制力就不可能建立起来，而伦理道德对于社会价值观的优化和整合，对于社会有序发展和文化的进步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道德不仅是一种自律，更重要的是一种对人类文明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一个道德水平高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运转成本低、效率高，而又充满人情味的社会，这正是法律所办不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自律乃是法治秩序的最高实现形式。

四、积极探索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途径

在现实生活中，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必然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它们是可以结合而且必须结合的。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实现法治秩序必须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1)全面、准确地认识和领会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避免认识上的任何片面性。二者结合起来是完整的治国方略，而不是可以彼此分开的两个方略。法治起到的是外在地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不能内在地遏止和感化人们的思想动机。法治只能在“最不敢”的层次上遏止各种犯罪行为，而难以在更深的层次即“该不该”、“愿不愿”、“有没有”的原始动因上遏止犯罪心理。只有坚持法治与德治结合，标本兼治，才能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2)根据时代的要求，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赋予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新的内涵。今天我们倡导的法治，是各级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要按照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法律和制度来治理国家。我们所主张的德治，是中国社会先进文化建设的范畴，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先进的思想文化、道德观念、理想信念。我们要结合社会现实，大力倡导大众化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使社会主义德治更加充分地表达广大民众的利益、愿望和需要，使其更活泼地流淌进社会生活的每一块土地，以帮助更多的人养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在全体人民中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

(3)要运用立法、执法、法制宣传等手段，促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

一是立法要重视法律的道义基础，司法要体现社会主义的道德要求。法律不能违于理，背于德，没有道德支持的法律，只能是内在残缺的法律，只能作为权宜之术被运用。我们实行依法治国的目的在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依之法必须是良法。唯有良法，才能满足人们对利益分配合理性的要求，从而才能为人们所遵行。立法对实现法治国家的价值主要在于为其提供良法，而良法的产生必须依赖于道德提供的保障。通过立法，直接把社会主义道德中最低限度的义务法律化，使之从“软约束”变为“硬约束”。

二是公正执法，增强公民的道德意识。立法只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前提，如仅有善法而不循法，立法则无异于虚设之条文。公正执法是依法治国的一个根本环节，也是衡量法治国家的一块试金石。公正是建立在道德之上的，无道德就无公正，“厚德”才能“载法”。另外通过公正执法来提高公民的道德意识，如通过政务公开、审判公开，既可增强公民的监督意识，又可强化公务人员的廉政意识；通过惩治不道德行为，既可增强公民对国家、社会的信任意识，又可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通过打击制造假冒伪劣商品活动，可以促进职业道德等。

三是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法制宣传活动，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奠定道德基础。美国比较法学家伯尔曼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法律信仰是法治建设的核心要素。个人乃至社会法治信仰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依法治国的进程，有时甚至在其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法治，作为奠定于现代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基础之上的理想治国方略，其要义不只在于完善的法律制度及其严格的执行和遵守，更在于法律及其运作过程中所内含的法治理念——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价值的要素和取向，立法所表现出的具体的法律条文不过是其外表，支撑法律的精神、理念、原则与价值才是法治化的筋骨和精髓。”“法律信仰是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最高目标”，“法律意识培养的最高境界是公民对现代化法律的普遍信仰，法律信仰是公民法律意识修养的综合体现”。“公民对法律全身心的拜崇也是法律文化建设最难达到的境界”。因此，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完成的任务。

(4)道德建设要把遵纪守法作为公民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提出，使法治和德治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建立道德和法律的良好转化机制。制定切实可行的道德规范，并务使其落到实处。道德是法律运作的基础，为法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对于一个法治社会来说，人们对基于道德的理解、接受、认同是人们理解、接受、认同、遵守法律的充分必要条件。一个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会把遵守法律作为自己的道德义务，即使在有机会违法并可以逃避制裁的情况下，也会依法办事，即所谓的“内在守法”。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越高，内在守法意识就更强，建立法治社会的可能性就越高。

(5)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成为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有力推动者。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的记载。先秦时，法家提出“名主治吏不治民”的论断，其实质不在于轻视和否定治民，而在于强调吏治的重要性。孔子“为政在人”的观点突出强调了君主与官吏在国家治乱和“法治”兴衰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苟子的“有治人，无法治”，更明确地阐述了法与人的关系。他认为作为统治者的“人”决定着作为国家制度的“法”，法律能有效执行和适应变化，都离不开“人”的灵活、廉洁和清明。苟子重视人治，并非不要“法治”，“法者，治之端也”，但发挥法的作用与功能要靠人，官吏守法和秉公执法是治国的关键。我们说，良法与廉吏是实现法治必不可少的两个环节，它们相互联系，承前接后，内在要求是一致的。只要各级领导干部不徇私枉法，不以身试法，做守法有德之人，就会使正气得到弘扬，邪恶得到遏制，真正实现法治与德治的相辅相成。

运行路径范文篇5

关键词：多Agent系统；滑行道调度；路径优化；航空器运行

1概述

民航运输业的持续增长和航班数量的急剧增加导致机场场面运行日益拥堵，从而引发管制员工作负荷过重，安全隐患增加，航空公司成本增加，旅客舒适度降低，增加了噪声污染和燃油尾气的排放，加重对环境的破坏。本文从场面航空器运行安全和效率角度出发，提出一种在满足航空器滑行过程中安全无冲突的前提下，减少所有进离场航空器的等待时间与滑行时间的调度模型，从而提高航空器场面运行效率与动态容量，为大型机场场面资源调度提供决策依据。

2航空器运行规则

滑行道调度问题最大的难点就是航空器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三类冲突:交叉冲突、追尾冲突以及对头冲突，对于三种冲突本文定义以下运行规则：1）任意一架航空器fi在网络中抽象为一个点，任意代表两架同向航空器的点之间的距离大于最小安全间隔dsep。2）航空器fi在滑行道中的滑行速度在满足滑行道最大滑行速度的约束下尽可能的接近最大滑行速度νmax。3）航空器fi通过交叉口节点时，滑行速度必须降低至最大转弯速度，即νi燮νE。4）航空器在网络中进行路径选择时，在满足调度策略的前提下，选择最短路径。

3算法设计

Agent是一种能够自我决策，自主完成任务，且能相互协作的智能体。多Agent系统（MAS）是一种分布式人工智能系统，尤其擅长处理Agent之间的交互、协作与竞争等行为。采用MAS系统能够将路径搜索问题转化为Agent之间协作共同决策问题，实现分布式求解，避免了建立数学模型导致的问题规模大，求解效率底下的问题，易于实现。3.1MAS结构设计。本文设计的航空器滑行调度模型MAS结构采用层次型体系结构，设计两类Agent：航空器Agent、滑行道资源A-gent完成仿真调度工作。航空器Agent是整个系统仿真的主体，主要执行滑行道资源Agent发出的指令，并根据滑行道系统的实时变化做出相应的路径选择。通过加减速模拟真实航空器因为转弯和避让等活动导致的速度损失，更加准确的模拟航空器在滑行道系统的实际运行情况。滑行道资源Agent是整个系统的核心，负责管理整个滑行道系统资源的分配与调度。检测滑行道系统资源使用情况，监控航空器在滑行道系统中的活动。通过向航空器Agent发送指令避免滑行冲突，同时提高滑行道资源利用效率。通过两种不同的Agent的配合实现从单一决策到集体决策的转变。形成多个决策主体，每个主体拥有一部分决策权，形成子方案。然后通过Agent间的相互通讯形成一个整体的方案。3.2Agent设计。1）航空器Agent。航空器Agent主要负责在滑行道资源Agent中寻找无冲突的最短路径。模拟真实的航空器在滑行道中运行方式，实时反映运行数据为优化提供依据。通过设定航空器Agent的初始速度ViA、viD，加速度ai+、a-i物理长度L等参数来模拟由于航空器转向和避让导致运动状态的改变。接收滑行道资源Agent发出的减速、等待与避让指令，化解滑行冲突。三类滑行冲突中，超越冲突是通过定义航空器Agent间前后最小间隔避免的，当两架航空器将要发生超越冲突时，后方航空器自动减速，保持最小安全间隔来化解冲突。2）滑行道资源Agent。滑行道资源Agent主要由滑行道网络、传感器、控制器、监控器组成。其中滑行道网络定义了滑行道空间布局形态与物理尺寸，是航空器Agent运行的实体，分为主滑行道、快速出口滑行道与联络道，主滑行道与快速出口滑行道优先级较高，处于联络道上的航空器必须进行避让。3.3MAS运行过程。MAS系统具体运行过程说明如下：1）生成的航空器Agent根据自己起讫点，通过计算自身位置与目标终点的最短路径，决定自身以下一步的滑行路径。2）滑行道资源Agent对系统中的航空器运行与资源利用状态进行监控，对可能出现运行冲突的航空器发出避让命令，或对即将进入容量已满的滑行道的航空器发出禁止驶入指令。3）收到避让指令的航空器Agent根据冲突类型，选择进行按原路径等待避让或重新规划滑行路径避开冲突。进行等待避让的航空器根据自身的优先级选择直接通过或是减速等待等行为；收到禁止驶入指令的航空器Agent直接重新规划路径，绕开容量已满的滑行道。4）重复2）3）直到所有的航空器完成滑行作业，到达讫点。输出所有航空器最优路线。

4结论

利用Anylogic软件建立多Agent的航空器滑行道调度模型，将航空器在滑行道上的滑行问题抽象成航空器自主寻找最优路径与滑行开始时间调度问题。仿真结果表明，基于多Agent航空器滑行调度优化模型优化效果较好，不仅能降低总滑行距离与时间，同时还是避免航空器运行过程中的冲突问题，为航空器在滑行道上的调度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新方法。

参考文献

[1]王艳军，胡明华，苏炜.基于冲突回避的动态滑行路径算法[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9（6）：933-939.

运行路径范文篇6

论文摘要：低轨道（LEO）卫星移动通信系统是卫星距离地面500～1500km，运行周期2～4小时的卫星通信系统。铱系统、全球星系统及系统是地轨道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发展最快的范例。LEO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1LEO卫星移动通信系统的特点

低轨（LEO）卫星移动通信系统与中轨（MEO）和静止轨道（GEO）卫星移动通信系统比较，具有以下特点：

1.1由于具有更小的信号衰减和更低的传播时延，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更有利于实现个人全球通信。LEO系统的路径传输损耗通常比GEO低几十分贝，所需发射功率是GEO的1/200-1/2000，传播时延仅为GEO的1/7~1/50，这对于实现终端手持化和达到话音通信所需要的延时要求是十分有利的。

1.2蜂窝通信、多址、点波束、频率复用等技术的发展为LEO卫星移动通信提供了技术保障。

1.3由于地面移动终端对卫星的仰角较大，天线波束不易受到地面反射的影响，可避免多径衰落。

1.4它在若干个轨道平面上布置多个卫星，由星间通信链路将多个轨道平面上的卫星联接起来。整个星座如同结构上连成一体的大型平台，在地球表面形成蜂窝状服务小区，服务区用户至少被一个卫星覆盖，用户可随时接入系统。

1.5由于卫星的高速运动和卫星数目多，也带来了多普勒频移严重和星间切换控制复杂等问题。但不管怎样，低轨卫星移动通信系统的上述特点对于支持实现个人通信是有巨大吸引力的。

2LEO卫星通信系统用户切换的一般过程

低轨卫星移动通信系统中，由于卫星的高速运动，使得它的波束覆盖区也跟着移动，而波束覆盖区的移动速度远大于用户的运动速度，因此，在LEO卫星移动通信系统中，切换主要是由于卫星波束移动引起的。

对于卫星移动通信系统中的呼叫切换，通常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2.1用户周期测量当前使用波束和邻近波束的导频信号或广播信道的信号强度的变化，以便确定它是否正在穿越相邻波束之间的边界或者处于相邻波束的重叠区内。

2.2若用户进入相邻波束的重叠区，达到切换触发的条件，将开始启动切换过程。用户中止利用当前波束进行通信，等待分配信道利用新波束进行通信。

2.3切换过程开始后，需要在新到达波束中为该用户按照一定的信道分配算法进行信道分配，并在原先波束中释放使用的信道；如果采用了波束内切换或信道重安排，则原先波束还须按照呼叫结束后的信道重安排算法进行波束内的信道优化分配，进行必要的波束内分配。分配完成后，将数据流从旧链路转移到新链路上来，完成切换。

3LEO卫星通信系统用户切换的种类

低轨卫星通信系统用户切换可分为以下类型：

3.1同一信关站和卫星的不同波束之间的切换

目标波束和现用波束在同一信关站和同一卫星内，该切换涉及两个波束的信道分配和修改同一信关站(不采用星上交换)或卫星(采用星上交换)的交换路由表。

3.2同一信关站不同卫星之间的切换

目标波束与现用波束不在同一颗卫星内、但在同一个信关站范围内，它涉及两颗卫星的信道分配；对于采用星上交换的体制，需要改变两颗卫星星上交换路由表；对于卫星透明转发的体制，需要修改信关站交换路由表。

3.3不同信关站同一卫星的波束间的切换

目标波束和现用波束属于同一颗卫星，但属于不同的信关站，它涉及两个信关站之间的切换，包括信道分配、改变地面线路连接、位置更新、记费等，对于采用星上交换的卫星还需要改变其交换路由表。

3.4不同信关站不同卫星之间的切换

目标波束和先用波束属于不同的卫星且属于不同的信关站，它涉及两个信关站和两颗卫星之间的切换，信关站涉及信道分配、改变地面线路连接、位置更新、记费等问题，对于采用星上交换的卫星需要改变其交换路由表。

4LEO卫星通信系统中用户切换目标卫星的选择准则

在低轨卫星移动通信系统的切换控制中，切换的目标卫星的选择策略对切换的最终性能也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根据系统的需要，设计出适合于本系统的切换目标卫星选择方案至关重要。目前，低轨卫星移动通信系统中的切换目标卫星选择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种：最近卫星准则、最强信号准则、最长可视时间准则、最多可用信道数准则、覆盖时间与仰角加权准则及最小跳数切换准则。

其中，最近卫星准则认为距离用户终端最近（仰角最大）的卫星能够提供很好的服务质量（QoS），可从纯几何上对其性能进行分析，也称为最大仰角准则。采用该准则时，用户终端在任何时候都选择能够为其提供最大仰角的卫星。该准则实现简单，但一般不会在实际系统中采用，因为它既没有考虑无线信号在空中的传播条件，也没有考虑网络的运行状况。强信号准则是终端在任何时候选择能够接收到最强信号的卫星。拥有足够高的信号强度是无线通信的一个基本条件，可以认为最强信号卫星准则能够提供较好的服务质量。

最长可视时间准则又称为最大覆盖时间准则。按照这个策略，用户将利用星座系统运行的先验知识，始终选择具有最大服务时间的卫星作为其切换的目标卫星。该准则基于对最小化系统的切换请求到达率考虑，延长了切换后呼叫一直被某个卫星服务的时间，从而可获得较低的被迫中断概率。

最多可用信道数准则为：用户选择具有最多可用信道数的卫星为它提供服务。该准则出于对整个系统信道资源利用率考虑，以使卫星系统中每个卫星所承载的业务量趋于均匀分布，避免因某个卫星节点超负荷而失效，从而影响到整个系统性能。应用这个准则时，不管卫星的具体位置，新呼叫和切换呼叫会经历相同的阻塞率或被迫中断概率，从而可以避免出现某个卫星超载的情况。

最小跳数切换准则则应用于具有星上路由的情况，策略要求用户在任何时候都选择能够为其提供最少跳数路径的卫星。在具体实现过程中，通信双方周期性检测其可见卫星中是否有比当前通信路径的跳数更少的路径，如果存在则进行切换，否则继续使用当前卫星进行通信。当然，如果通信双方的当前卫星出现低于最小仰角（或信噪比）时，也需要进行切换。假定卫星系统使用准静态路由算法，路由表项中带有卫星到卫星的路由跳数，而且其路由信息随着网络拓扑变化由系统自动刷新。

5低轨卫星通信系统用户切换与路由

在切换时，由于服务卫星的改变，对于采用星上交换和星上路由的卫星通信系统，原有路由也需要被重新建立。重建路由有以下几种方案：全路由重建，部分路由重建，重路由结合扩展路由，动态概率优化路由，最小跳数路由。

其中全路由重建卫星切换方案：原有路由完全被新路由代替，该方案得到的新路由仍然是最优化路径，但其处理时延比较大。

部分路由重建卫星切换方案：当切换发生时，原有路由被部分保存，只有变化部分被更新，该方案处理时延比较小，但新生成的路由可能不是最优化路径。

重路由与扩展路由结合：切换后首先进行路由扩展，再进行路由优化。以降低延时，但信令开销增大。

动态概率优化路由：全路由重建节约带宽，但是扩大了信令资源，需要选择合适的优化概率P，在带宽和信令资源之间折中。即并不对所有扩展后的路由进行优化，而是以概率P，对一部分路由进行优化，一部分仍保持原扩展路由。

最小跳数路由策略：用户在任何时候都选择能够为其提供最少跳数路径的卫星。通信双方周期性检测其可见卫星中是否有比当前通信路径的跳数更少的路径，如果存在则进行切换，否则继续使用当前卫星进行通信。该策略能够获得较低的传播延时和较小的切换频率，具有很好的系统性能。

参考文献

[1]陈振国，杨鸿文，郭文彬.卫星通信系统与技术.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3

运行路径范文篇7

作为输电线路及其设备安全重要保障基础工作，线路巡查管理需要对线路周边环境的变化、线路运行情况、危及线路的安全隐患进行巡视检查，制定出相关检修意见，及时对隐患和危险因素进行消除，对事故发生几率以及事故范围进行有效控制，对输电线路的安全及电力系统稳定、经济运行予以保证。传统线路巡视检查采用手工纸质记录、人工巡视的方式进行，其主要缺点有人为因素较多，无法对巡检人员的工作状态进行有效监督管理，以及管理成本高等。因此运用自动识别技术进行计算机管理的方式对传统的巡检方式进行改进，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对巡检人员的工作状态进行客观、定性、及时、定量地考核。目前不少单位使用的信息钮方式产品所存在的缺点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而损坏，并且安装复杂，使用不便等。同时巡检工作具有复杂性和繁琐性，长期重复容易影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使巡检管理效率和质量受到影响。目前输电线路智能巡检系统应运而生，经过一系列的设计开发，通过手机端、电脑端和服务器共同组成的智能化巡检信息辅助系统，以野外路径导航为基础，以地理信息标记为主、危险预警为辅的巡检辅助软件，对输电线路巡检管理系统进行创新，对传统巡检工作模式进行技术改造，使巡检过程中的错检、漏检情况得到极大限度的改善，使电力线路的稳定性、高效性和安全性得到有效保障。

2系统优势

2.1可靠性。选择稳定成熟的硬件系统，并经过恶劣工作环境下长时间的运行测试，确保其性能可靠性；充分考虑软件设计时用户接口管理、信息安全等相关技术，并通过相关测试对系统长期稳定性和超强容错性予以保证。2.2开放性。遵循业界主流标准，对数据库操、系统网络协议、产品集成和开发工具等采取标准化设计模式以及开放式系统结构，与现行的管理系统和电力自动化系统的无缝连接和平滑过渡得以实现，全面开放性得到充分体现。2.3扩展性。此智能巡检管理系统配置灵活，组合方式多样，层次化、模块化的软件设计模式进行外部扩展和升级极为便捷，同时组态功能强大，对各类用户的需求都能予以满足。2.4易用性。系统的图形操作界面基于人性化设计，具有友好、简洁、易学、直观等优点。

3系统结构组成

3.1组成。基于服务器，通过手机端、电脑端与服务器之间的通信功能，为手机端和电脑端提供数据服务；为巡检人员提供地图导航和信息服务；为系统提供基础数据服务，以及为个人用户提供地图信息服务等。3.2手机端。手机端提供路径服务、标记服务、预警服务，以及个人账号的贡献簿的相关操作。路径服务主要包括：路径数据服务；巡检固定路径的在线查询、下载、导航巡检自定义路径的在线查询下载；自定义路径的录制及上传；路径图层操作；路径挑选、叠加、显示、隐藏。标记服务主要包括：隐患点标记数据服务；隐患点的在线更新；隐患点的新建与上传；隐患点处理后的删除；隐患点图层操作；隐患点的类型选择显示；危险区域块数据服务；区域块在线更新；区域块的新建以及上传；区域块危险解除后的删除；危险区域块图层操作；区域块的显示与隐藏；自定义服务数据信息；服务信息更新；服务信息的新建上传以及删除；服务信息图层操作；服务信息的显示与隐藏。预警服务包括：位置偏离提示；危险区域出入提示；附近待处理隐患点提示等。手机功能中最有特点的贡献簿，能够起到员工激励的作用，其主要对巡检人员自身工作进行记录，主要包括：我对导航线路的贡献；我对杆塔输电安全的贡献；我对同事人身安全的贡献；我工作中的体力劳苦贡献等，让巡检人员的成就感和自豪感得到有效提升。3.3电脑端。电脑端提供基础信息类型操作、全局纵览、以及日志的导出功能。根据用户所在组别提供服务，主要有管理员和用户两大类。管理员服务内容主要包括：地图基础信息操作；杆塔位置操作（导入&输入&移除）；巡检路径操作（增删改固定线路）；标记操作（增删改地图标记）；系统账号操作；账号状态操作；权限分配；标记点类型操作；威胁等级划分；贡献纵览与查询；全局日志导出等。用户服务内容主要包括：导出日志；标记的分层纵览；标记点的信息更新；全局纵览等。3.4服务器端。服务器端对手机端以及电脑端提供数据支持服务。数据服务类型包括路径数据、标记点数据、威胁分极数据，人员账号以及权限数据。路径数据主要有：行车路径数据（主路数据）；步行路径数据（爬山数据）两种。标记点数据包括：对线路造成威胁的隐患；对巡检人员人身安全造成威胁的隐患；对周边民众造成人身安全的威胁的隐患。威胁分级数据主要根据设定对标记点或标记区域进行威胁等级划分，对不同级别的威胁用不同颜色简图标出。人员账号以及权限数据包括：账号不开放注册，由管理员电脑端分配账号以及权限；管理员可对账号进行注册、冻结、解冻、删除。3.5数据来源。数据来源主要有山区空白图像地区利用等高线绘制大体地图的方式采集的山区地图数据；由固定格式Excel导入生成的杆塔地图数据，由电脑端建立调整；由软件公司制作精准线路的固定巡检线路数据，由巡检班组自行录制，再由电脑端手绘大致路径；采用服务器智能匹配以及电脑端手动调整的数据关联。

4在巡检工作中的应用

目前输电线路智能巡视管理系统，在实际运用中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在零下十度以及高温等恶劣的环境和运行条件下，能够保持正常运转；巡检设备具有小巧灵便、定位准确快捷的优点；记录缺陷的语言和格式统一化、标准化；操作系统不会因断电和设备损坏等原因，造成数据损失的问题。另外可根据线路实际情况以及缺陷管理模式，对缺陷库进行自行制定和修改，使管理系统的维护和运行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并对缺陷记录格式和术语进行了统一和规范。

5结束语

输电线路智能巡检管理系统对传统的线路巡检方式进行创新和改革，是线路巡检工作质量得到提升，并对巡检工作的及时性、高效性、快速性等要求予以满足，同时使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得到调动，成就感提升，责任意识增强，整体提升了线路巡检管理水平，使管理工作的电子化、智能化、信息化得以实现，使电力系统的安全、低故障、高效运行得以有效保障。

参考文献

[1]王广鑫,褚衍华.基于无线通讯系统的输电线路智能巡检管理系统研发探究[J].中国电力教育,2013(17):224-225.

[2]陶书中,钱建波,於文刚.基于GPS的商品砼企业智能管理系统的研发[J].电脑编程技巧与维护,2012(12):105-106.

[3]胡春霞,王素珍,孙成龙.基于GPS的输电线路巡检[J].计算机技术与发展,2012,22(6):175-178.[

4]马进,丁斌,MaJin,etal.输电线路巡检导航系统的开发与应用[J].华北电力技术,2013(10):44-47.

运行路径范文篇8

关键词：次任务；换道测试；驾驶绩效；驾驶行为

随着车载多媒体系统的快速发展，驾驶人执行车内次任务的情况明显增加，而驾驶过程中执行车内次任务会对驾驶行为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而对道路车辆、行人造成安全隐患，因此开展车内次任务对驾驶人驾驶行为的研究显得非常必要。Rakauskas等[1]利用驾驶模拟器研究了不同的手机通话难度级别对驾驶人驾驶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无论通话难度大小都会增加驾驶负担。Steven等[2]以驾驶过程中超速、碰撞、错过停车标志等的次数为试验指标，研究了手机通话对驾驶人驾驶行为的影响。瑞典道路与运输研究所、新西兰RolandMatthews等研究了机动车驾驶人在不同的交通环境下，驾驶人手持手机通话、免提通话以及不进行通话3种状态的驾驶行为的表现进行了分析[3-5]。王抢等[6]在虚拟环境下研究了视觉以及听觉次任务对驾驶员视觉特性的影响和差异性，统计视觉搜索面积、瞳孔面积和次任务完成时间等指标，得出视觉次任务对驾驶人的影响更为明显的结论。本文针对驾驶过程中视觉、认知以及视觉和认知叠加次任务对驾驶人的影响展开研究，在驾驶模拟器上应用换道测试（LCT）为主任务，并且设计了相应的认知、视觉和叠加次任务，最后统计部分车辆运行状态数据进行驾驶绩效分析。

1实验环境和设计

1.1LCT标准实验环境。LCT（换道测试）是一个依托于PC机的驾驶模拟器，其包括了ISO制定的标准实验环境和操作流程。实验过程中要求驾驶人保持60km/h的车速匀速行驶，测试的场景路段会随机出现3种换道标志，要求驾驶人在看清换道标志后尽快完成相应的换道动作，同时PC机记录车辆的实时运行状态数据[7]。通过LCT可以定量地表现由于执行车内次任务而引起的驾驶人驾驶性能的退化程度。1.2实验设计。本次实验为组内实验，选取来自不同年龄、性别、职业以及驾龄的10名驾驶人，其中，5名男性，5名女性，平均年龄28岁，平均驾龄2.1年，并要求驾驶人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相关要求[8]。实验在单屏驾驶模拟器上进行（模拟器包含座椅、方向盘、变速器、踏板等相关设备），同时使用手机作为虚拟车载信息服务设备。在驾驶人熟悉驾驶模拟器后进行LCT基本换道测试，车辆行驶路径偏差不高于1.2，每名驾驶人进行4组实验，完成每组实验后驾驶人休息2分钟后进行下组实验，其中：1）主任务为LCT驾驶任务。2）视觉次任务为观看手机给出的PPT，驾驶人在提示音期间将视线由道路前方转向手机PPT界面。3）认知次任务为记忆并复述手机以音频给出的四位随机自然数。4）叠加次任务为记忆并复述由手机以PPT给出的四位随机自然数。为避免学习效应，实验中视听数据均为随机抽取，执行次任务的总时长控制在4s。

2车辆运行状态数据

2.1典型车辆轨迹变化LCT。换道测试中会产生随时间变换的车辆轨迹信息和方向盘转角数据，图1为车辆由左侧车道换入中央车道时车辆横向位置随时间变化数据，不同次任务下车辆位置信息有明显差异。驾驶人在仅执行LCT基本换道任务时，驾驶人的车道保持能力优秀，车辆的中心横向偏移小于4m；驾驶人在执行认知次任务时，车辆的中心横向偏移虽有增加，但还是保持在4m左右，同时驾驶人的车道保持能力出现一定的下滑；而驾驶人执行视觉次任务和叠加次任务时，车辆的横向偏移均接近或达到5m。2.2典型方向盘转角变化。驾驶人仅执行LCT主任务时，方向盘保持平稳，车辆的最大转向角为5°；在执行认知次任务下方向盘出现一定的波动，最大转向角超过7°，驾驶人的方向保持能力出现下滑，而在执行视觉次任务和叠加次任务时方向转向角均达到10°左右，驾驶过程中表现为车辆一次性换道成功率低，需要进一步调整车辆姿态位置，并且叠加次任务下车辆的方向盘转角波动相较视觉次任务下更加明显。

3单一指标特性分析

3.1平均路径偏差。平均路径偏差MD是实际换道路径与理想换道路径之间的包络面积除以行驶距离的结果[9]。（1）（2）式中：Xd,i为车辆横向偏移量；Xp,i为车辆实际运行时的车辆横向位置；同样Xr,i是车辆理论运行路径的横向距离；式（1）中s为分析的数据单元个数；Yi+1，YI-1分别为i+1和i-1时车辆的纵向位置，i是车辆运行时不同的时间点。驾驶人执行各组次任务下的平均路径偏差如图3所示，认知任务组与基本任务组相差不大，认知任务组平均路径偏差的均值要略大于基本任务组；而视觉任务组和叠加任务组的平均路径的偏差要明显大于基本任务组和认知任务组，叠加任务组的均值小于视觉任务组。数据证明了执行次任务使驾驶人驾驶绩效降低的结论，同时也表明，叠加此任务下驾驶绩效下降的最为严重，视觉次任务次之，认知次任务虽有下降但是变化不大。3.2正确换道比例。驾驶人执行不同类型次任务时的正确换道比例有一定的差异，基本任务组的正确换道比例为97.25%；认知任务组的正确换道比例为89.87%；视觉任务组的正确换道比例为85.18%；叠加任务组的正确换道比例为75.97%。由此可见基本任务组的正确换道比例最高，认知任务组次之，叠加任务组的正确换道比例最低。3.3车道偏移次数。驾驶人实际驾驶路径超出LCT理论范围内的次数称之为车道偏移次数。统计驾驶人执行不同次任务下的车道偏移次数，结果表明：LCT基本任务组车道偏移次数平均值为0.25次，认知任务组为0.33次，视觉任务组为1.33次，叠加任务组为2次。视觉任务组和叠加任务组明显高于基本任务组和认知任务组。

4结语

运行路径范文篇9

(一)概念。智慧旅游的概念是根据智慧旅游和智慧城市演变而来，智慧旅游主要是为了满足游客在旅行时的个性化需求，新时期的旅游不仅是单纯的风景观看，还包括身心放松或者通过网络技术以及移动设备把旅游体验、管理和产业结合在一起，利用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通过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为游客提供智能感知、方便利用的旅游信息，从而获得良好的旅游体验并且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智慧旅游的基本组成主要包括数据整理中心、用户使用端、服务端口。使用端口是运用中端转接对旅游服务信息中的政府机构以及旅游体验者、民营旅游企业开展服务，在需求的基础上，从数据中心提取一定的数据在服务端付费，取得酒店、餐饮和相关旅游景点的门票及其服务。数据中心有着较为庞大的数据库，连接服务端和使用端，由大多数的服务器组成。其中大量的旅游信息，能够提供数据计算和存储交流等服务。服务器端为旅游者提供相关的旅行信息，在存储中分析数据;服务器端口是为旅游者提供相关的交通、饮食、住宿信息，游客把相关的消息存入到数据中心。

(二)智慧旅游的内涵探究。“智慧旅游”可以运用三个关键词进行描述:智慧化、个性化、泛在化。智慧作为旅游服务系统，这个系统不但要包括机器运行中的自动化，更应该包括个性化的旅游服务定制。个性化旅游是个人定制旅游模式的开展，在开展过程中不同的人会选择不同的旅游方式，所以要针对个人的信息和情况制定不同的旅游路径和旅游方法。泛在化是指无处不在的旅游发展状态。智慧旅游实质是人人服务，旅游者在何时、何地，使用任何方式进行旅游，都能有精准的消息定位。

(三)智慧旅游的理念体系。智慧旅游的理念体系涵盖智慧旅游信息管理瓶体、智慧旅游信息服务项目、智慧旅游营销方略，最终目的是促进旅游智能化的发展路径。智慧旅游的关键点一是实现了数据信息中心、运用旅游信息服务平台、把信息产业和旅游有机融合在一起，把分散的信息旅游信息有机融合在一起，呈现给用户，方便用户安排、决定以及购买;二是通过网络数据监控和大数据挖掘有效挖掘客户的需求和想法，在客户需求中创新产品，精准定位服务营销策略，有效地发挥社交媒体的互动传播功能性;三是进行新技术服务的广泛推广应用，流程优化中形成完整的体系，创造旅行全程优质服务。

二、智慧旅游的智慧功能

(一)智慧管理的功能性。智慧旅游与传统旅游不同，它颠覆了传统的旅游运营模式，将信息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引入旅游管理中，大大提高了旅游管理的质量与效率。智慧旅游时代，在信息渠道不断增多的基础上，官方信息决策能力逐渐弱化，旅游者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合适和自己认同的旅游路线和旅游方式。智慧旅游的管理功能有三方面内容:一是根据游客的实际需求，为其提供相关的旅游信息;二是利用信息咨询服务，正面影响旅游者的决策;三是咨询服务做到及时有效，便于旅游者每一个环节能够便捷的使用;很多咨询的提供自身前期的旅游情况介绍，当游客到达该地因为对当地的风土人情不了解，并且旅游路线设定不够科学合理，所以没有体验到该地的地方特色，导致整个旅行效果不佳，因而在向周边朋友渗透的时候，也带来消极的影响。所以信息咨询服务要做到全程跟踪性，可以根据旅游者提供的信息制定合理的的旅行路线，并在旅行中也做好旅游方略和向导，提升旅行质量，发挥其应有作用。

(二)智慧营销功能。智慧旅游的营销功能主要凭借智能化的营销手段提高大众对于某一地点的了解程度，形成将来或者潜在旅游导向。营销内容包含旅游所在地文字、音像、图片等相关的旅游资源，对潜在旅行者进行主动推送的方式开展营销。推送过程中注意全程性、动态性、互动性，同时鼓励主动用户渗透传播。新媒体的传播方式是现代大众传媒的关键，诸如微信中朋友圈，让其周边的人在互动中了解咨询信息，为其出行提供导向信息。智慧营销是运用现代设备和媒体加大潜在旅游意向群体到某地旅游的可能性。

(三)智慧服务功能。智慧旅游的服务功能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政府职能机构为旅游者提供信息公共服务功能。例如，开放景区的三维信息展示、游客携带导游和导览，在制定服务的位置触发服务按键，提供相关的服务咨询。二是信息服务企业根据商业市场的推进和旅游热点的预估开发出为潜在旅游用户使用的智慧服务，运用智能手机下载相应APP，为旅游者提供路线图和酒店预订等相关的延伸信息服务。

三、智慧旅行的基本实现途径

(一)政策路径。智慧旅游实现智慧功能，主要依赖政策约束力以及行业法律、法规。随着国家《旅游法》的颁布，许多地方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智慧旅游项目，但智慧旅游是系统的、综合性的旅游，国家颁布的一些政策对智慧旅游功能的发挥具有一定的限制，是其未来发展的瓶颈。要实现智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应理清在这个过程中要施行的权利。另外，强化政策执行力度，鼓励政府在合理运用自己职能的基础上发挥政府政策性功能，但避免政府在智能使用过程中把职能特性和商业项目挂钩;强化监督力度，项目上维护政府的公信度，让智慧旅行呈现良性发展态势。

(二)管理路径的实施。旅游智慧化管理主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大量旅游信息零散，不能和海量的旅游者相对称。二是旅游中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不能协调对策。三是中小型旅游信息服务公司对信息资源的运用能力偏低。应通过建立“一中心多系统”的管理架构解决智慧旅游管理中存在的以上问题，建立调度能力强的指挥中心，构建多系统确保智慧旅游功能的有效发挥，这样各项功能发挥效率才能提升。

(三)智慧旅游的技术路径。智慧旅游和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因而在研究中智慧旅游的技术开发问题是研究的重点。但从实现路径的角度考虑，当前的关注重点不仅在具体的技术问题中，其核心是要确保各项技术功能的最大发挥。建立完整的信息数据库及服务平台是智慧功能的实现基础。

(四)营销路径。智慧旅游时代的到来，旅游者可以在目的地、路线、出行时间等方面自己选择合适的旅游方式。智慧旅游功能的实现不仅要依托以上的“三化”，更要构建智慧营销系统。在框架下有四个子系统包含其中。一是决策支持系统，主要功能是满足旅行者对旅行路线的选择。二是营销评价系统，主要功能是刺激有潜在旅游欲望的人旅游。三是游客的互动积分活动，作为旅游评价反馈情况，这也是了解游客个性倾向的重要平台，根据数据分析出游客的喜欢，制定相关的旅游策略。四是开展旅游自媒体营销政策，目的是为旅行者提供个性化服务。

四、结语

运行路径范文篇10

关键词：逆全球化；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倡议

自2016年英国脱欧、美国新政府的贸易保护倾向等都使得全球化进程存在受阻的风险，也无疑增加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复苏的困难，也引发了人们对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诸多弊端的关注。加快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分散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呈现美元与欧元两极支撑甚至以美元为主导的系统性风险，强化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性。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金融的日益国际化使得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已是大势所趋[1]，中国政府也一直致力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2016年人民币“入篮”更被称为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上的“里程碑”事件。然而，国内外存在众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都可能会转变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风险和阻力，影响其路径设计，但致力于人民币国际化建设是我们自身发展也是国际经济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2]。

一、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风险评估

（一）逆全球化倾向使人民币国际化面临严峻的外部风险。1.英国“脱欧”导致人民币汇率贬值与中国股市的下跌由于全球化进程中收入分配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危机之后，很多国家的资本与劳动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引发了反全球化力量的兴起[3]。2016年6月24日，英国公投“脱欧”结果揭晓，当天全球股市重挫，英镑、欧元贬值，英镑兑美元汇率当日最大跌幅至31年来最低水平；英法德股市分别重挫3.2%、8%和6.8%；美国、日本、中国的股市也受到了较大负面冲击，美国三大股指下跌均超过3%,日本股暴跌7.9%，沪指跌1.3%[4]。华尔街分析人士表示，对于中国经济来说，中国目前已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是英国第四大贸易伙伴，英国也是连接中欧经贸合作的重要纽带。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英国“脱欧”对中国经济将产生影响[4]，冲击中国金融市场，人民币急剧贬值、资本大量外逃甚至会引发人民币危机可能是其最直接的表现[5]。2.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倾向有使全球贸易缩小的危险，直接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倾向将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产生影响。首先影响中美双边贸易。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地，2015年中国占美国进口21.8%。但中国又是美国第三大出口目的地，2015年中国占美国出口7.7%。中国也是美国的最大的贸易逆差国，2015年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3864亿美元，约占美国全部贸易逆差的二分之一[6]。一旦中美双边贸易因贸易保护而缩小，这将直接影响经济的增长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其次，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强美元倾向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影响。2009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进展迅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人民币的单边升值。人民币升值使得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的需求增加。但2016年以来，随着美国经济逐渐复苏回暖，美联储加息持续升温。北京时间2017年12月14日凌晨3点，美联储宣布将基准利率区间调升25个基点，这是美国央行当前加息周期的第5次加息，也是2017年内的第3次加息。美联储的最新经济及利率预期还显示，美联储预计2018年将加息3次，2019年加息2次[7]。尽管中国政府已经提前采取一些措施化解了人民币贬值和资本外流的压力，美联储加息势必导致美元走强的趋势。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清洁浮动将使得人民币汇率呈现双边波动格局。（二）资本项下不可兑换和深度有效率的金融市场的缺位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内部风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必须解决两大现实难题：一是资本项下不可兑换；二是深度有效率的金融市场的缺位。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首先一定是可兑换货币，当前中国人民币资本项下不可兑换；其次，防范金融风险是一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关键，当前不成熟的金融市场，不健全的金融监管制度，相对单一的规避金融风险的市场工具和手段，导致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进程缓慢。“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亚投行的运行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一方面，通过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贷款与援助，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接受和使用人民币；另一方面，通过在欧洲发行人民币债券，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欧洲人拿着人民币到中国市场上买过剩物资，实行货币和物资的双重循环[8]。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行路径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制度安排路径：“离岸市场+清算行”制度。“离岸市场+清算行”制度成为化解我国资本项下不可兑换风险的应急之策，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制度安排。我国资本项下不可兑换，大力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成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首选之策，同时必须解决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相联系的通道即资本项目受管制的问题。这就涉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到底是进一步发展在岸市场还是积极发展离岸市场，以及海外人民币如何回流的问题。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上海的行模式是在岸市场，香港和香港以外的清算行模式是离岸市场。目前中国的制度设计是实行清算行制度，清算行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将境外人民币清算回国，从而形成“离岸市场+清算行”的特别模式[9]。人民币的绝大部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和离岸业务都高度集中于中国香港。相比较于香港，上海也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下自由兑换，但在资本项下不可兑换，两地模式有了明显区别。香港在资本项下半自由兑换，意味着人民币可以在资本项下回流到大陆，而在上海人民币资本项下不可兑换，意味着海外人民币只有通过经常项下回流大陆。在香港模式下，其发达的金融市场促使海外人民币可以在香港市场进行各种金融安排，然后通过清算行回流大陆。截至2016年底，中国在2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10]。因此，要让上海本币市场发展起来，一方面要加快金融开放，尤其是资本项下开放，另一方面要注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二）人民币国际化的形态推行路径：交易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主要呈现出三种形态和规模，即交易货币、投资货币与储备货币。交易货币主要表现为在国际贸易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投资货币主要表现为在国际投资市场用人民币进行投资和定价。储备货币表现为外国政府官方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以及人民币储备资产所占份额。自2015年12月1日人民币加入SDR，国际货币上述三种功能，人民币渐次开始承担，尽管量比较小、形态还比较落后，但这三种形态都开始具备[9]。作为交易货币，人民币广泛成为跨境贸易的计价和结算货币。中国央行数据显示，中国以人民币结算的对外贸易从2010年0%激增到2016年的16%，截至2016年末人民币已连续六年稳居中国跨境收付第二大货币[10]。作为投资货币，2014年跨境之中，中国对外投资总额中76.7%是用人民币安排，截至2015年10月就已经达到140%。而除了直接投资之外，证券投资等也开始有了人民币安排，最典型的就是沪港通。2016年，将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试点范围扩大至全国；进一步开放和便利境外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简化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完善沪港通机制，取消总额度限度，启动深港通[10]。无论是交易还是投资，人民币日益成为广泛的国际支付货币，根据SWIFT统计，2016年12月人民币成为全球第6大支付货币，市场占有率为1.68%[10]，现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在使用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自2015年12月人民币加入SDR是一个标志性进步。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进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这标志着人民币跨入国际储备货币行列，截至2016年末中国已与3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总规模超过3.3万亿人民币[10]。这种官方的安排毫无疑问极大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但这离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为从国际货币的核心功能来看，既要看其他国家在国际贸易与借贷中使用人民币的程度，又要看他国央行通过人民币储备干预该国货币汇率的程度。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前面两个行为的主动权掌握在别的国家，二是人民币在资本项下自由兑换和汇率市场化的条件完全具备仍需时日[11]。（三）人民币国际化的区域推行路径：从欧洲美元逻辑到离岸人民币市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为何如此迅速，也就是说，为什么人民币的国际需求如此之大？曹远征认为基本逻辑在于亚洲的货币原罪，这种原罪表现在三个错配上——货币错配、期限错配和结构错配[9]。亚洲以及“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人口占世界的63%，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快、国际贸易规模最大的地区，但结算和投资的国际货币依赖美元，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很容易传递到亚洲地区，诱发亚洲金融风暴，亚洲对使用本地货币支付和投资有着内在需求；亚洲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新兴经济体，基础设施等长期限头寸需求旺盛，而国际资本流入具有短期性，因此对本地的国际货币需求强烈，这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有利契机。1.人民币国际化的区域路线特征亚洲地区对本地货币的国际支付和投资安排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就已启动，2003年中日韩与东盟十国签订了清迈协议，不幸的是，清迈机制没来得及安排实施，2008年就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随着入世和对外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亚洲地区第一大贸易体，中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有七位都是在亚洲，而中国在这一地区贸易又常年处于逆差状况。于是，亚洲地区的货币原罪导致人民币在亚洲具有很强的国际需求，人民币首先在亚洲快速区域化。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区域路线特征。2.人民币国际化的特殊推进路线人民币国际化的特殊路线还体现在推进的突破口上，即从货物贸易跨境结算开始，扩展到服务贸易，再延伸到资本项下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有数据显示，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自2009年开展以来增速很快；从结构上分析，服务贸易也在快速增长。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金融市场开放的力度随之加大。例如沪港通就是金融开放提速的一个重要表现，用人民币来进行跨境证券投资交易。香港交易所在《战略规划2016—2018》提出了新股通计划，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办公室近日发表研究报告称，在沪港通和深港通完成连接内地与香港的二级交易市场后，新股通计划将能连通两地的一级集资市场，证券市场的互联互通趋于完整，为内地与香港市场互联互通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突破性的契机[12]。（四）人民币国际化的先行先试：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面临的诸多风险与困难，凸显了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艰巨性。对于我国而言，迫切需要先行先试，打造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形成人民币国际化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良性互动[13]。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要实现在岸人民币市场和离岸市场的协同发展。借助上海自贸区平台，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外机构发行人民币债券，拓宽和扩大境内外主体参与上海金融市场的渠道和规模，探索境外个人投资者直接投资境内金融市场的有效方式，加强与其他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合作，实现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的互动发展。这也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自贸区和离岸人民币市场实现有机统一，离岸人民币市场与在岸人民币市场实现有机互动。上海要成为人民币回流的桥头堡，特别是资本项下人民币的回流机制，促进人民币“资产”和“负债”的协调发展。上海金融市场要便利人民币持有者用人民币对华进行贸易和投资。当人民币通过正常贸易渠道大量流出时，上海金融市场要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允许境外人民币回流国内，确保外国人可以使用人民币进行正常的跨境贸易结算和投资活动。通畅的人民币回流机制离不开人民币离岸和在岸市场的协同发展。人民币的回流还离不开完善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要健全外汇市场的交易品种和市场功能，推进上海外汇市场的国际化发展，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外汇市场上的重要品种，以此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