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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体制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9 11:52:06

运行体制

运行体制范文篇1

第一，坚持合理分工，确保常委权责匹配。1.力求工作全覆盖不交叉：兼顾工作量多少、关联度高低、落实有难易及常委成员特长进行分工，做到职责清楚、人岗相适、各尽其才，专职副书记协助书记处理日常事务但侧重党的建设。2.力求人人参与经济工作：突出经济建设中心，在常委分管党务工作的同时，安排联系一些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方面的工作，负责一些阶段性重点工作和重大项目；对于兼任政府副职的常委，其工作分工和职责定位以政府为主。3.力求强化常委主体地位：常委对负责、分管、联系、协助的工作全权履行职责；不再实行书记办公会制度，重要事项由书记、副书记及相关常委根据需要适时召开酝酿会研究，确保常委由协管变主管、副将变主将、配角变主角。

第二，坚持高效运转，不断完善执行机制。1.建立定期汇报制。各位常委、“三个党组”、基层党组（党委）定期汇报工作，以便常委会及时掌握各项重大决策和部署的进展情况，研究解决突出矛盾和重要问题。2.建立限时完成机制。坚持全年目标阶段化、工作任务指标化、落实责任明确化、完成要求时限化，做到横向到底、纵向到边，精确设计、定点落实，以个体目标责任的落实来保证整体目标的完成。3.建立执行保障机制。保证常委有充足的人权、事权、财权，对负责、分管、联系、协管的工作享有日常事务的领导权、决定权、监督执行权，对分管负责工作的重大突发事件有临机处置权。

第三，坚持科学决策，着力规范执政行为。1.对重大发展规划的决定作出“四不”规定：议题事前没提出不上会，相互衔接不到位不研究，协商论证不充分不讨论，多数人员不赞同不通过；2.对重大投资项目的决策作出“四不”规定：未经调研不决策，未经专家论证不决策，未达成四大班子共识不决策，未经集体讨论不决策；3.对人事提拔任用的决断作出“四不”规定：未经民主推荐不考察，未经组织考察不上会，未经上会决定不算数，未经公示检验不行文。坚持凡超过领导职责范围的决策一律无效、凡重大问题的决策一律经过集体决策、凡是重大事项的决策一律进行社会公示、凡属于重要问题的决策一律实行票决制。

第四，坚持狠抓落实，努力增强履职实效。1.强化执行机制：探索完善议事决策交办制、分级分工负责制、重要工作报告制、重大事项限时办结制、专项工作述职报告制、突出贡献激励制等制度，促进常委会成员带头提升落实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2.强化任务分解。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对党委决策进行责任分解，逐一明确牵头常委和责任部门，把常委承担的工作任务制作成目标体系图，定期进行督促检查，同时以党委文件印发执行并接受监督。3.强化目标考核。坚持作表率、重激励、硬约束、严考核”，建立并发挥党委政府督查办公室和《常委会决策通报》作用，结合常委分工实际，进一步细化、实化、具体化常委工作目标，加强动态跟踪考核。

第五，坚持统筹协调，凝聚各方工作力量。1.对综合工作：实行全年统筹、月预安排、周部署制度；对重点工作实行几大家领导共同参与、协力推进的运行模式；对正常工作中形成的边缘地带、交叉地带、空白地带及其它突出矛盾和问题，由书记或指派专职副书记、其他常委进行协调；对工作中涉及多名常委的由主要涉及的分管常委牵头处理，相关常委予以配合；正确处理党代会与人代会、政府全体会和政协会的关系，防止重复建设和决策冲突。2.对重要活动：凡需要常委参加的重要会议、集体重要活动、重要接待工作，由党委办、政府办统筹协调，报主要领导审定后统筹安排；调整和规范各类领导小组，确有必要组建的领导小组，实行几大家班子成员共同参与，由分管常委负责牵头协调。3、对分管工作：常委实行“AB角”分工负责制，对常委负责、分管、联系、协管的重大事项，采取会议通报、谈话了解、专项报告等形式进行协调。

第六，坚持立体监督，有效制约权力运行。1、健全监督体系，形成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党政督查、行政监察、审计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共振联动的格局。2、创新监督方式，正确处理区县党代会、全委会、常委会的关系，探索建立党代会常任制，赋予党代表决策、建议、提案、质询、监督权，探索党务公开、党代表列席全委会、党委委员（候补委员）列席常委会、常委会议公开报道等途径，完善常委领导班子成员述职述廉制度，对常委的分管工作和全年目标任务在报纸上公布，邀请退居“二线”老同志组建巡视组推进监督工作。3、扩大监督范围：公开常委分工情况，让常委自觉接受党员和人民群众监督。建立党内情况通报和重大事项报告等制度，督促常委正确行使权力。

运行体制范文篇2

【摘要题】地域文化

体育管理体制是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与体育发展内在规律相互作用的产物。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体育体制对该国或地区体育运动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同时也可以从体育管理体制反映出该国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特点，以及体育运动的推展与活动过程。

由于历史的原因，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峡两岸分属于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更由于祖国大陆（以下简称大陆）和台湾地区（以下简称台湾）不同的政治主张与措施，使同宗、同语、同文化的两岸同胞长期处在分裂状态之中，两岸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两岸体育分别在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社会背景下发展，深受其影响。长期以来，两岸形成各自的体育组织管理体系，在体育体制及运行机制上也存在着差异。本文运用文献资料研究、专家访谈和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讨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与背景下两岸体育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的发展状况与特点，力图揭示两岸现行体育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的各自优势与不足，为全面推动两岸体育的交流，促进两岸体育的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1大陆体育组织机构概述

1.1政府体育组织机构

大陆政府体育组织机构中，包括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和解放军体育指导委员会。

国家体育总局是全国体育工作的主管行政部门。在1998年3月开始进行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原国家体委改组成国家体育总局，并由国务院组成部门改变为国务院直属机构，负责统一领导、协调和监督全国的体育工作。其职责也产生了一些变化，运行机制也已从政府“办”体育逐步向政府“管”体育转变，主要发挥其领导、协调、监督和服务的功能[1]。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是属于司局级的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的管理机构，主要负责全国学校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的管理工作。其主要职则是：宏观指导学校体育、卫生健康和艺术教育工作，制定有关体育、卫生、艺术教育教学的指导性文件；协调大中小学校及学生参加国际体育竞赛和艺术教育等交流活动；规划并指导有关的专业教材建设、专业师资培训；指导并协调学校国防教育和学生军训工作。

解放军体育指导委员会是管理军队体育的职能机构。它由军委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组成，负责开展军队体育活动，组织运动训练和竞赛，参加国际军事体育大赛等。

1.2社会体育组织机构

大陆社会体育组织机构主要有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等。

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原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同一单位。1954年国际奥委会承认中华体育总会为中国奥委会；1958年大陆退出国际奥委会；1973年在得到亚洲奥委会的承认后，大陆另行成立中国奥委会；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接受了中国奥委会的提案，在国际奥委会“名古屋”执委会上通过恢复中国在奥委会的合法席位，使中国重新回到国际奥运大家庭[2]。

中国奥委会的最高权力机构为全体委员会会议，执委会之下设秘书处、国际联络部、宣传部、竞赛部、港澳台办公室等；其业务一般由国家体育总局对外联络司兼任。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自新中国成立后，在原“中华体育协进会”的基础上改进而成。该会属于群众性的体育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体育工作者的纽带。全国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委员每届任期5年。目前，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与国家体育总局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及其活动，接受其业务主管单位国家体育总局及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民政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是体育科技工作者所组成的学术性群众团体，接受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体育总局和民政部的三重领导。该会与1980年12月15日成立，最高的权力机构是全国代表大会，5年召开一次，下设有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及其分支机构等。

2台湾体育组织机构概述

2.1政府体育组织机构

台湾政府体育组织机构有“行政院体育委员会”、“教育部”体育司和“国军体育总会”。

“行政院体育委员会”（简称体委会）是目前台湾主管体育的最高行政机构。在1997年7月台湾“体委会”成立以前，台湾体育行政权长期由“教育部”体育司行使。1997年6月26日，台湾“行政院”通过“行政院体育委员会暂行组织规程”及“行政院体育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体委会”被确立为部会级的体育行政机构。1997年7月16日“体委会”正式挂牌运作，成为台湾有史以来最高体育行政管理机构，改变了以往由“教育部”体育司领导台湾体育工作的格局。奉“行政院”指示及“体委会”与“教育部”体育司两度业务协商结果：全民体育、竞技体育、社会体育及国际体育，由体委会办理。“教育部”体育司专门负责学校体育推广，学生体能检测，以及各级学校运动联赛的规划与执行。“体委会”则全面策划和管理台湾地区的体育事业，包括各级学校的优秀运动选手培养，专任教练调训工作，以及国际体育和两岸体育交流等，在体育法令修改部分，也由其主政，并配合修正[3]。

“体委会”成立以后，负责统筹台湾地区的体育事务，其体育运动的政策是以推展全民运动为基础，以提升竞技化运动水准为目标[4]。“体委会”内设有综合计划处、全民运动处，竞技运动处，国际体育处，运动设施处五个专业管理机构和身心障碍国民运动委员会、法规委员会、诉愿委员会等三个委员会。台湾“体委会”的主要职能是：

(1)关于体育政策、制度、法规的综合研拟、推动及协调等事项；(2)关于全民体育运动的发展政策、方针与提升国民体能计划的规划、推动及协调等事项；(3)关于竞技运动发展政策与方针的规划、运动项目的推动及协调事项；(4)关于学校、军中体育及职业运动组织与选手培训的协调、联系及辅助事项。(6)关于奥运会与亚运会竞赛运动选手的选拔、训练、参赛工作的监督、联系、推动及辅助事项；(7)关于国际及两岸体育交流政策与方针的规划、推动及协调事项；(8)关于体育学术、运动科学研究与发展事项。(9)关于运动设施发展政策与方针的规划、推动及协调事项。(10)其它有关体育运动工作相关的事项等[5]。

“教育部”体育司。台湾体育过去长期由“教育部”主政。“教育部”下设国民体育委员会，研拟台湾体育政策，指导台湾的体育活动。1973年“教育部”修改教育基本法，并于同年10月31日成立体育司。体育司内设三个科，分别掌管学校体育、社会体育与全民体育等[3]。省（市）政府教育厅（局）、县（市）政府教育局设体育专管单位，乡（镇、县辖市、区）公所置体育专业人员，负责辖区内国民体育活动的规划辅导及推动事项。“教育部”体育司成立以后，原国民体育委员会依然存在，但其主要任务是体育政策的研拟，体育活动的指导、协调、咨询、研究等事项。1997年7月，台湾“体委会”成立以后，“教育部”国民体育委员会组织条例才由“教育部”报请“行政院”废止。体育司则以发展学校体育与学校卫生为主，一方面落实推展学校运动风气，全面提升学生体能，培育学生终身运动习惯与鉴赏运动能力；另一方面发展学校卫生保健，维护增进学生健康，奠定国民健康基础。

体育司在学校体育管理中的主要任务是：

(1)研究制定学校体育发展的目标与规划事项；(2)研究制定学校体育教学策划、督导与考核事项；(3)研究制定学校课余体育活动的策划、督导与考核事项；(4)研究制定学校课余体育运动训练的策划、督导与考核事项；(5)研究制定体育专业人员培养、进修的策划与辅导事宜；(6)研究制定学校体育的法规、法制建设并监督实施[6]。

“国军体育总会”。台湾“国防部”为增进官兵身心健康，研究发展并协调推进军中体育活动，于1958年成立“国军体育总会”。“国军体育总会”设会长1名，由参谋总长兼任，副会长2名，由副参总谋长（执行官）及主管体育业务的副参总谋长兼任。政策委员6人，有海、陆、空、联勤、海巡各总司令及总政治作战部主任兼任。下设执行委员会，置主任委员1人，由作战参谋次长兼任。总干事1人，由作战参谋次长室主管体育业务的副处长兼任。该会分设计划组和执行组，各设组长1名，干事3-5人。该会的主要职责如下：

(1)研究“国军”体育的改进；(2)发展“国军”各级单位的体育业务；(3)推行“国军”体育活动与竞赛；(4)办理“国军”对社会及国际间的体育活动[7]。

2.2社会体育组织机构

台湾社会体育组织机构主要有中国台北奥委会、“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以及其它民间体育社团组织。

中国台北奥委会。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后一直沿用“中国奥委会”，1973年被迫改为“中华民国奥林匹克委员会”。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接受了中国奥委会的提案，在国际奥委会“名古屋”执委会上通过恢复中国大陆在国际奥委会中合法席位的决议。国际奥委会确认以“中国奥委会”的名称承认设在北京的奥林匹克委员会，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国歌；以“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名称承认设在台北的奥林匹克委员会，条件是中国台北奥委会的旗帜和歌曲都必须有别于他到目前为止所使用的旗和歌。台湾方面在经过一年多的抵制之后，最终在世界潮流的压力下不得不接受国际奥委会决议中规定的条件。1981年3月23日，国际奥委会宣布，台湾奥委会同意改为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并改变原来使用的旗和徽[1]。

中国台北奥委会以推展全民运动、发扬奥林匹克精神、加强与国际奥委会、祖国大陆，以及其它国外各运动团体联系为宗旨，推展与完成其奥委会职责权限内的各项任务[8]。

“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简称体总）的前身为1924年8月在南京成立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1973年更名为“中华民国体育协进会”，1999年12月更名为“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是台湾地区社会体育的领导单位，以推进全民体育、发扬业余运动精神、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加强国际体育联系与活动为宗旨。“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的主要任务是：推展全民体育运动；设置运动训练中心，培养优秀运动选手，提高运动竞技水准，加强国际体育运动竞赛；辅导各会员单位的会务及业务的推展和规划台湾地区运动会，并辅导全民运动联赛等[9]。

台湾其它民间体育社团组织。台湾民间体育团体依台湾地区“人民团体法”的规定，同台湾“内政部”申请成立。民间体育团体的业务活动除了受主管机关“内政部”的指导与监督外，并受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行政院体委会”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与监督。目前，台湾地区向“内政部”登记的“全国性”民间体育团体有422个。大体上可分为七类，主要有：(1)综合类，如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中华民国大专院校体育总会”和“中华民国高级中等学校体育总会”等。(2)学术类，如“中华民国体育学会”、“中华民国运动医学学会”等。(3)运动类，如“中华民国田径协会”、台北市旅游协会等[7]。

3海峡两岸体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比较分析

在管理体制方面，由于组织与社会制度的不同，政府与民间组织系统产生性质、内容、结构各异的行政组织体系与管理体制。按照权力和利益的归属，可分为政府管理型、社会管理型和混合管理型等三种类型[7]。

目前，两岸体育体制均属于混合型管理体制，即由政府和社会体育团体共同管理体育事务；但其混合管理体制各有所侧重。同时，由于两岸体育在特定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下发展，受其政治、经济、文化及教育环境的影响，两岸在体育改革路径、社会基础、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着较明显的差异。

3.1大陆体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大陆体育体制实行的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举国体制”。这种管理体制经过40余年的运作，其基本特征是：政府以计划经济手段配置体育资源，以行政手段管理体育；政府既是“办”体育的主体，也是“管”体育的主体。历史地看，“举国体制”在新中国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是必然的，也是合乎规律的，表现出对体育管理目标、管理功能、管理形态等方面的一体化的特征，即“思想一盘棋”、“目标一体化”、“组织一条龙”。“举国体制”体现出强烈而鲜明的国家意志，缺点是缺乏社会自主性和运行机制的灵活性；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它有利于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更快地发展体育运动，特别是竞技体育在国际体坛中更能发挥其优势。大陆竞技体育优于台湾，就是与政府集中管理体制下的特有运作机制有关，如目标明确、单一，局部服从大局，有利于调动社会各方资源。但是长期实行这种由上至下、政府集中式领导的体育管理体制也容易产生种种弊端，如思想过分僵化，权利过分集中，行动过分统一，限制社会对体育的参与和支持，政府体育经费负担过重，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发展比例失调等。大陆改革开放以后，体育事业生存与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原有体育体制与转型中的经济体制出现异质矛盾，政府包办一切体育事务的管理方式难以为继；二是体育事业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益复杂，人民群众对体育的需求水平进一步提高，且呈现多样化、差别化的发展态势。这时，旧体制的不适应性开始显露，主要表现为体育事业发展经费不足和体育行政部门管、办矛盾突出两个方面。因此，通过80年代和90年代对旧体制的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符合现代体育发展规律的新型体育体制与运行机制；彻底打破了体委系统独家办体育的集中式组织管理制度，并开始推动体育社会化、科学化、产业化和职业化，籍以促进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在改革过程中，大陆体育体制逐步由政府集中型管理体制向政府与社会结合型管理体制过渡，力图改变原有体制过度强化政府的权利，抑制社会组织参与体育管理和发展体育的积极性，而造成体育社会组织极度萎缩的弊端。大陆在体育改革中，不断进行体育体制创新，积极寻求社会支持的渠道，扩大社会组织对体育管理与发展的参与程度，充分发挥社会办体育的实效。

2001年，在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提出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即“举全国之力，集全民之智”的体育事业组织与管理方式，形成政府、社会、个人共同举办，财政和市场双重推动的体育事业运行机制，这是一种着眼于新世纪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体制创新。这一新型“举国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对新世纪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10]。

就大陆目前的体育运行机制而言，还处在一个两种体制并存的阶段。是一种旧的体制逐渐弱化，一种新的但不完整的体制逐渐诞生、强化的混合时期。在体制转轨时期，旧的运行体制已被打破，过去某些运作机制已不适应现实的要求，而新的运作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新旧两种体育运行机制并存交替局面将会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如在“单位制”弱化的同时，开展社会体育的相应组织、机构、制度尚不健全，或处于空白，或整合力度不够，而使社会体育的发展受阻。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机制就其本性而言，要求完整。只有完整，其子系统才能通过阈值、传导、自动控制达到协调，整个系统的状态才能优化。如果一旦某一个环节被破坏，很可能整个系统的状态就被破坏。如大陆在竞技体育方面优于台湾，这与集中管理体制下的特有运作机制有关，即在特定的时期，有利于调动社会各方资源，实现竞技体育的发展目标。对社会体育的发展而言，台湾则明显优于大陆，这也与其社会体育组织、机构、制度等方面发展比较成熟有关，而大陆则刚刚起步，尚未建立良好的社会体育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

3.2台湾体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分析

台湾体育管理体制属于混合型管理体制，此种体制的优点是政府可以发挥主导作用，亦可鼓励社会对体育的参与和支持，缺点是权责不容易划分清楚。台湾早期的管理体制大多采取与民间社会团体分权管理体育，而近年来已开始逐步强化政府的管理职能。其原因是：在台湾早期的体育理念里，体育是教育的一环。在1997年7月台湾“体委会”成立以前，依照当时“国民体育法”的规定，由“教育部”体育司主管台湾体育行政工作，办理台湾体育的规划、辅导与考核事项。因此，台湾体育行政组织隶属于教育行政体系之内。在“教育部”体育司主管台湾体育工作期间，各级政府对学校体育非常重视，将其列为体育工作的首位，其学校体育管理体制也比较健全，使学校体育得到较好的发展。但台湾早期的竞技体育与社会（国民）体育管理体制却不够健全，由于体育主管机关的层级不高，专业工作人员缺乏，政府偏向于与民间社会团体分权管理体育，许多业务由民间体育社团组织。如，台湾竞技运动选手的选、训、赛工作，教育部“体育司”就委托给台湾体育运动总会（原体协）主办。这种“委办”形式在管理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如操作过程中，“体总”在人力、财力、物力及管理方面都难以得到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强有力的管理权限，难以解决选、训、赛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难题，以至台湾地区运动训练与竞赛水平不高，这也是台湾竞技体育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据报道，在台湾奥运和亚运体育代表团中有3成以上是中学生选手，这说明了台湾竞技体育人才严重匮乏，究其原因，也是其竞技体育管理体制不完善而造成的。客观地说，中学生选手无论是在其代表资格，或是竞技运动水平上均存在争议，也很难有所作为。在社会体育管理方面，依台湾地区“人民团体法”成立的民间体育团体与组织，是以“内政部”为主管机构，业务则接受体育专业主管机关的指导与监督。“体委会”与台湾各体育社会团体组织之间并无直接隶属关系，只存在财政补助与业务指导、监督方面的关系；各体育社会团体其内部实行民主管理，不受“体委会”的制约。台湾地方政府对社会体育团体组织的管理也是采用立法或经济补贴等方式间接地进行管理，此种多头马车式的领导管理体制给台湾早期社会体育的开展带来诸多不利因素，如政府统筹不够，行政管理效能低，社会体育活动不活跃，体育运动设施利用率不高，造成大量社会体育资源的浪费等，这种尴尬局面直到1997年7月台湾“体委会”成立后才逐渐结束。

就台湾体育运行机制而言，目前也是处在一个新旧两种体制及运行机制并存的阶段。一方面台湾主管体育行政工作的最高机构是“体委会”。但“体委会”在台湾省（市）、县（市）、乡（镇）等地方政府中并无体育管理机构。由于“体委会”缺乏其基层体育管理机构，“中央”、地方与民间体育社会组织均无法直接衔接。因此，其业务仍然依赖教育部门的专职体育管理机构及相关社会体育团体组织推展。另一方面，台湾“全国性”民间体育组织业务重叠性较高，其组织的自主性不足，且社会体育组织的主管机构是“内务部”，而“体委会”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只是业务指导关系。因此，其业务也难以推展。加上社会体育组织、教育行政机构及体育行政主管单位之间缺乏密切联系，甚至带有浓厚的官方及派系色彩，在执行业务或发挥政府权力时，经常会因为权责、法令、制度、经费预算及人事运作等方面的问题，造成业务中断或政策执行不力，产生不必要的困扰与障碍。所以台湾地区体育行政管理政令不畅，体育运动无法做到有效地推展、监督与管理。这种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也使台湾社会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及国际体育等相关组织机构与资源无法得到有效整合。这也是导致台湾地区竞技体育运动水平不高和社会体育人口比例较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4研究结论

两岸分别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发展，所形成的体育管理体制均属于“混合管理型”，但在实际操作中各有所侧重。台湾体育管理体制过去偏向于与社会团体分权管理体育的混合型管理体制，但近几年来却开始逐步强化其政府的管理职能；大陆体育管理体制是由政府集中式管理体制向政府与社会共同管理体育的混合型管理体制过渡，倡导社会组织参与体育管理。目前，这两种体制在各自的社会背景下均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促进了各自体育运动的发展。具体来说，大陆应在竞技体育管理上保持“举国体制”的优势，而在社会体育、体育产业、两岸体育交流等方面应发挥社会组织与民间团体的力量，争取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台湾应该继续加强政府对体育的统筹管理，特别是对政策的制定、法规的推行、运行机制的改革，以及竞技体育管理等方面加强其政府行为。

两岸体育管理体制改革都是采取渐进的方式进行，新旧双重体制并存局面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且新旧两种体育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并存交替局面将会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因此，两岸在体育交流中，应做到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在互动过程中，对细节和操作层面上的把握，应注重方法、手段与方式的灵活性，以积极的心态避免泛政治化倾向，淡化意识形态的分歧，积极推动两岸全方位的体育交流合作，不断扩大体育交流层面，并形成良性互动，以促进两岸体育和两岸关系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任绍祖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综合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42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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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台湾“教育部”体育司简介[EB].台湾“教育部”网站资料2002.6

[7]曾贤亮，王同茂，詹德基，等.我国体育组织制度的现况及发展策略[R].台湾“体委会”委托研究计划，1999.

[8]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简介[EB].台湾奥委会网站资料2002.7（网址http//）.

[9]“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简介[EB].“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网站资料2002.8（网址http//www.ncpfs.gov.tw）.

运行体制范文篇3

运行体制范文篇4

关键词：体育管理体制；运行机制

一、我国体育管理体制和体育运行机制分析

体制和机制从表面上看是两个不相同的内容，但是这两者之间既存在一定的联系又是相互独立的两个范畴。体制和机制是任何一个实体机构在运作过程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1、体育管理体制分析。体育管理体制实质上指的是体育管理组织机构的设置、领导隶属关系等的总称，体育管理体制的制定目的在于实现体育组织的目标，这种体育体制受到国家政治经济体育体制的制约。我国的体育管理体制大致分为三种形式，分别为政府管理型、社会管理型和结合型管理体制。体育的运行机制指的是影响体育运行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结构、功能之间的联系，以及由这些因素而产生的影响、发挥功能的作用过程和作用原理。1）政府管理型体育体制体育管理体制中的政府管理型体制是由政府部门专门设立的机构，在进行体制实施的过程中也采用行政的方式进行，这种体育体制的管理形式是其他社会组织所不具有的管理功能，政府管理型体育体制在进行管理时是从宏观到微观多个层次进行管理的，具有特殊的管理方式。政府管理型体育体制是塔级结构，在塔级结构的最高处是拥有最高权力的管理人员，拥有最高权力的管理人员通过下级机构提出的相关信息进行管理计划的制定，然后以命令的形式将计划进行指示，如果下级机构想要将计划进行修改，需要向上级进行请示，如果没有得到上级的批准，不能够私自将计划进行修改。但是由于这种体制在进行计划制定的过程中具有非常复杂的过程，也相对缺乏科学性，因此，这种政府管理型体育体制的效率不高。2）社会管理型体育体制社会管理型体育体制主要是由多种社会体育组织构成的，与政府管理型体制不同之处是社会管理型体育体制没有政府部门专门设立的体育管理机构，很少对其体育事务进行干预，即使有对社会管理体制的干预也是以补助的形式进行。社会管理型体育体制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中，组成社会管理体制的各个组织都具有一定的权力，实现了权力的分散，不再像政府管理型体育体制，只有塔级结构的最高人员具有权力，这种权力的分散使各个组织可以根据自身组织的需求和利益做出一些决定。社会管理型体育体制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不仅能够使自身的结构得到最大的利益，还能够为社会做出一定的贡献。但是由于市场处于动态变化当中，这种社会管理型体育体制缺乏一定的统一能力。3）结合型管理体育体制结核性管理体育体制是由政府和社会进行合作共同进行的一种管理体制。在结核性管理体育体制中，具有政府管理型体制中的某些特征即结核性管理体制中有政府专门设立的体育管理机构，能够将体育体制进行宏观的管理，然后社会体育组织进行相关体育业务的管理。这种结合型管理体制所偏向的机制性质取决于国家财产所有性质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多项因素。2、体育运行机制分析。体育运行机制也有一定的分类，体育运行机制按照不同的分类方法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其中按照体育运行机制的形成过程可以将体育运行机制分为自发机制和认为机制，按照作用领域进行分类可以分为竞技体育运行机制、群众体育运行机制、学校体育运行机制等，按照表现形态进行分类，可以将体育运行机制分为显机制和隐机制，按照结构层次进行分类，可以分为动力机制、实现机制和调节机制等多种分类方式。

二、我国体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发展原则

1、要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体育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将成为市场，体育发展的结构应当与市场的发展协调，因此，要将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确立，以满足社会不断发展的需求。2、要符合经济与发展的规律。在当前体育经济全球化发展中，要遵循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下，去充分发挥体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多元化的功能。3、要符合国际交往的需要。一个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代表着整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水平，因此，当前我们对于体育事业的发展不能懈怠。所以，我国体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制定当中，要将体育事业的发展与国际接轨、与世界接轨，才能全面的推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4、将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进行协调发展。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是当前我国体育发展中最为重要的两个部分，因此我们在探索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当中，要更好地将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进行协调，以促进两者之间的共同发展。

三、结语

总之，我国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之间，既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又存在一定的联系，因为在我国体育事业管理发展当中，要将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协调统一，将体育管理体制中的结合型管理体制进行完善，将管理权限进行适当的分配，才会使体育管理体制更好的运行。同时，还要将体育运行机制进行更好的转变，以最终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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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体制范文篇5

(一)强化效率效益机制

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需强化效率机制，一方面是由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要求所决定的，同时，又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当前，需要着重从市场经济要求的角度去认识强化行政管理效率机制的必要，险。

效率观念是随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作为市场中的商品生产者，不但其生产的产品对人们要有用，而且其生产该种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要低于同类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样，其产品在市场上才具有竞争力，才能实现其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才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所以，商品生产者都非常重视其生产经营活动的效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和社会逐步建立和发展起了一系列调控和管理经济活动的机构，这些机构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商品生产的生产经营活动过程，因而必然会影响其经济效益。市场经济的运行，不但要求商品生产者、经营者必须讲求效率，也同样要求政府和社会的经济调控和管理部门以及一切与经济活动、经济关系有关的行政部门都要讲求效率。市场经济社会奉行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信条，是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的。我国当前为了吸引外资，改善投资环境，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提高行政办事机构的工作效率。

我国新的行政管理体制需强化的效率机制包括以下几种具体的效率机制:

1、社会效益与成本效率相结合的效率机制

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是社会主义的行政管理体制，因而，我们的行政管理中的效率和效益，首先要求对人民要具有有益性，对社会要具有有益性，要讲求为人民服务的质量和时效性。我们的行政管理系统面对着广大的城乡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大量问题的解决，往往带有很强的时间性，要求及时得到妥善处理和优质服务，不容拖延。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必然要求这种体制注意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质量和时效，首先要求这种社会效益。

行政行为又是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是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的。这就必然存在一个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问题，也就是对行政的投入与行政行为效果之间的比率题。我国政府部门重投入不重产出的现象相当普遍，不少部门争编制，争预算，争拨款，而高编制、高预算往往带来的是机构林立，冗员增多，经费浪费，最终是产出率低，效率低下。因此，强化成本效益观念与机制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运行应该用最少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尽可能少的投入，尽可能低的行政成本，取得最佳的效果。

把上述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应形成并强化社会效益与成本效益相结合的效率机制。

2、机构效率机制

我国行政管理的组织机构就应具有效率机制，机构设置不叠床架屋，不重复交*;机构之间各自职能的界定科学明确，责权分明，避免相互之间扯皮、推i}、争权等现象;人员编制合理精干，每个岗位都有各自的科学的设置依据，有其岗位职责，人人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这样，行政管理体制就具有一种机构效率机制。

3、决策效率机制

行政机关要依据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要求，做到作出的决策应是最佳的决策，避免决策上的失误。决策上的失误，往往会造成物质财富的重大损失，带来人民群众生产和生活的严重困难，而正确决策带来的效益往往是最大的效益。强化决策效率机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向。

4、程序效率机制

当前在行政效率方面，行政程序不科学、不合理，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一件事往往由于环节过多，手续繁复，职责不清，久久不能得到及时妥善处理。公文旅行、推拖扯皮成了行政管理运行中的公害。行政程序合理、科学，会极大地提高整个行政管理体制的效率。针对现存行政管理程序的状况，强化程序效率机制，政府和各部门需制定科学的行政程序，严格杜绝时间和精力的浪费，使行政管理程序符合高效的原则。

5、素质效率机制

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由行政人员个体形成的集体协作完成的。行政人员个体的素质水平以及由个体形成的集体素质水平，对行政工作的质量、效率有着直接的重要的影响。很难设想一支政治、业务素质不高的行政人员队伍能高效地完成行政任务。

行政人员的素质主要包括政治思想素质、行政管理知识能力素质和专业管理业务素质。在政治思想素质方面，要求行政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倡奉献精神，树立艰苦奋斗作风，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和群众路线，勤政廉政，遵纪守法。在行政管理能力方面，要求行政人员具有行政管理的科学知识，‘懂得并把握行政管理的特点和规律，具备较高的行政管理能力。在专业管理业务素质方面，要求行政人员具有所从事的专业管理的专门知识和技能，精通所管理的业务，能胜任其专业管理工作。行政人员有了这些方面的较高的素质，就具有明确的方向、高度的责任感，能够做出高效工作和优质服务，出色地完成各项行政工作。

(二)强化规范约束机制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运行应该按照我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精神文明所要求的规范运行，强化以下几种规范约束机制:

1、法制规范约束机制

行政机关本身就是执法机关，必须依法行政，其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规范。法律这一国家强制力实行的社会行为规范，同样规范和约束各级政府和一切行政部门以及全体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由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影响，行政部门和行政人员的法制观念相当薄弱，“政府要守法”、“民可告官”这些观念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吏治观念大相径庭。①因而，应该强化行政管理体制的法制规范约束机制，既要强化这方面的“硬件”建设，又要强化这方面的“软件”建设。“硬件”建设主要是指制定并完善规范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使行政行为有法可依。同时要加大对己颁布实施的有关法律、法规的执法力度，做到对行政机关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如当前在《行政诉讼法》的执行中，就存在着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民要告官仍存在着重重阻力和困难。“软件”建设主要是指强化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的社会主义法制观念，强化依法行政意识，明确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表现，对于任何政党机关、团体和个人，都具有同等的规范约束力，而且行政机关更应模范地依法行政，起表率作用。

2、监督规范约束机制

行政管理体制的监督规范约束机制，首先来自各级权力机关的监督。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受人民的委托，代表人民群众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力，监督各级一府两院，听取和审查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对一府两院的工作提出质询，组织人大代表视察工作。加强各级权力机关对各级政府和执法部门的监督规范约束机制，会有力推动行政机关和执法部门在法制的轨道上有序地规范地运行，促进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和法制化，防止行政机关和执法部门出现不符合法律规范的行为以及侵犯、妨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

监督规范约束机制还包括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行政监察是指对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法律、法规、政策和决定、指令的情况及违法违纪行为进行监察，严肃政纪，搞好政风，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对各级政府及行政执法部门的审计监督是整个审计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的审计监督主要包括对各级政府的财政审计，对财政预算执行的审计，对国家各种专项资金的审计，对各级政府的固定资金投资的审计，对行政机关财务收支的审计，对财税部门理财行为的监督，以及对领导干部离任的审计等，以维护国家财经纪律，改进财政预算的客观调控和管理，提高各类资金的使用效率，规范政府和行政执法机关的财经行为，防止侵占挪用、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以及为小团体和个人谋私利等现象的发生。我国审计制度和机构是在改革开放中新建的，时间不长，需进一步强化和完善。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监督规范约束机制的基础，还是要归结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规范约束机制。权力机关的监督、行政监察监督、审计监督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代表人民监督，但毕竟是人民通过中介进行的间接监督。这里讲的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则指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监督权的直接监督。这种直接民主监督，一是群众的社会舆论监督，人民群众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报刊、广播、电视等)，对政府及其各部门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工作中的失误提出批评，对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曝光。二是人民来信来访，向各级政府的信访部门，对政府及其部门和工作人员以来信或直接来访的形式，提出意见、检举、申诉等。各级领导干部也可建立接待日制度，直接接待群众，听取群众的意见。三是群众举报，群众利用各级政府和部门设立的举报站、举报箱、举报电话，对行政机关、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违纪问题，进行揭发、检举。人民群众的直接的民主监督形成了对我国管理体制的最广泛的监督规范约束机制，督促行政管理遵照法律规范，依照国家的方针、政策，按照行政纪律，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有序而规范地运行。

3、信用规范约束机制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信用不但成为经济关系中的一种普遍的规范约束机制，而且也拓展到行政行为规范运行之中。我国在过去一段时间，由于排斥商品经.济，市场机制受到限制，信用机制也未发展起来，社会缺乏系统化的信用管理体系，人们的信用意识淡薄，契约、合同等信用形式未被很好运用，信用的规范约束不强。随着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人们在经济交往中的信用意识逐渐强化，契约、合同等信用形式逐步发展了起来，经济运行中的信用规范约束机制正在形成，并产生越来越广泛和重要的作用。与经济运行中的这种机制相适应，行政管轰体制中也开始采用信用规范约束手段，女口对政府和各部门的领导人实行目标责任管理，签订目标责任书，在到期时由上级检查验收，实现目标任务者给予奖励，未实现目标任务者给予惩罚。在专业管理如科技管理中，也可采取合同信用形式，如农业科技承包合同等。由于我国未经历社会经济信用关系普通发展的历史阶段，在行政管理行为中，信用规范约束极为薄弱，需强化行政管理的信用规范约束机制。

(三)强化廉政监督机制

本来行政管理规范约束机制中应包括廉政机制，但考虑到反腐倡廉是当前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人民群众最为关切的社会热点，关系到党群关系、政群关系、干群关系，关系到民心的向背，故而专题进行研究。

一个廉洁的政府，是社会主义制度所要求的，是我国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所决定的，本来是顺理成章之事，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必然具备的根本特征和运行机制。而今天特别强调需强化廉洁机制，是由于我国历史传统背景与当前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的历史条件这些因素的作用。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腐败作风，对社会影响甚深。加之，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产生货币拜物教，货币在人们心目中似乎成了无所不能的崇拜偶像，拜金主义思想逐渐滋生起来，我国近年来向市场经济转轨，货币拜物教、拜金主义思想的滋生，腐败之风的侵袭，是不争的事实。因而，今大强调强化行政管理体制的廉政机制，就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强化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廉政机制。需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1、强化他律康政机制

所谓“他律”廉政机制，是指在行政行为主体外部以强制性的方式或者以其他社会主体施加的方式，促使行政行为主体按廉政规范运作。他律廉政机制中也同样包含了前述规范约束机制中的法律机制、监督机制等，不再赘述。这里，从另外一个角度，即他律廉政机制中的治标机制与治本机制两个方面探讨强化他律廉政机制的措施。

反腐倡廉应该标本廉治，综合治理。治标主要是运用法制和政纪手段，严厉责处腐败，惩治腐败，遏制腐败;治本，主要是在体制、机制、政策、制度、教育方面加以完善，从源头上堵塞腐败发生的漏洞，减少和消除腐败滋生的条件，预防腐败的发生。当前在治标廉政机制方面，主要需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又在于首先解决好执法部门存在的不秉公执法、循私枉法、以执法权谋私等腐败问题，首先要搞好执法部门的自身廉政建设。这样才能真正运用法制手段，严肃惩处各种腐败分子。

廉政的治标机制固属重要，可以对腐败分子发挥法制的威慑作用。但是，强化他律廉政机制中的治本机制，则尤为重要。为什么有些腐败现象惩而复生，反复性很大，就是治本机制还不完善。需要从制度建设等方面强化治本的他律机制，从源头上解决腐败问题。如中央制定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等制度，都着眼于从源头上堵塞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产生的漏洞，从治本方面强化对领导干部

廉政的他律机制，防患于未然。又如中央最近决定，政法机关部门一律不得再从事经商活动，这些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要认真进行清理，这些公司与政法机关要尽快脱钩。这是保证政法机关廉洁奉公、公正执法的一项重大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政法机关肩负着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重大职责。而政法机关经营办企业，是政法机关发生种种腐败现象的一个根源，会在经商谋利与公平执法之间发生矛盾。如有的利用政法部门的权力，违反公平交易、正当竞争的原则，搞垄断性经营，与民争

利;有的违反国家经济法规，走私贩私，牟取非法暴利等，不但干扰了正常的经济秩序，而且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严重损伤了政法部门的形象。又如决定在公检法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实行“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也是从体制和制度方面防止执法机关腐败现象滋生、强化廉政的他律治本机制的重要举措。应该看出，我们在反腐倡廉的治本方面，在强化廉政他律治本机制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2、强化自律廉政机制

所谓“自律”廉政机制，是指行政行为主体自觉、主动、积极地按廉政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

在自律廉政机制方面，最重要的是培育行政机关和公务员的职业伦理道德，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行政管理伦理道德，而且首先应形成和培育廉政伦理道德。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廉政伦理道德规范。

第一、要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应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与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把为人民服务、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廉政伦理道德的核心。这样，才能摆正政府、公务员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才能摆正小团体利益、个人利益与人民群众利益的关系。只有摆正了这种关系，才会具有人民公仆的意识，才能不滥用人民赋予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的权力，才一能不会在个人合法收入之外去侵吞国家和人民的资财。这是一种建立在社会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基础之上的廉政伦理道德，是一种高境界的廉

政伦理道德。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社会制度下廉政伦理道德的最重要的准则。

第二、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谈义利观，首先得弄清“义”这一道德内涵。“义”是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虽然诸子百家以及各个朝代对“义”有不同的解说，但一般而言，“义”的内涵可概括为公正无私、行为端正、扬善耻恶、处事合乎理。义与利的关系是中国伦理道德史上长期讨论的话题，我们在这里不去赘述。总的来说，占主导地位的义利观是:先义而后利，将“义”作为取舍利的标准，如“义然后取”(《论语》);“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如果个人私利违背了“义”的规范，则提倡舍利取义，以至“舍生而取义”(《孟子》)。我们今天要的新的义利观在继承传统义利观的精华的基础上，应具备新的时代内涵。今天我们讲“义”，除了吸取传统“义”的内涵的积极意义之外，应该将“义”提到社会主义道德的高度去认识，这就是同志提出的我们做人的标准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要把是否有益于人民作为我们做人处事的最高标准，有益于人民的事就干，不利于人民的事就不干。古代也把“义”作为处事的标准，所谓“义者，宜也”(《礼记》)，也就是说，义就是应当的、合理的。但那时候不可能把是否有益于人民作为衡量适宜不适宜、合理不合理的最高标准。当然，马克思主义的义利观，并不排斥个人应该获得的合理的利益，不能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应该是义利统一观。但这种统一关系，是建立在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必须服从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的基础之上，应该在维护人民的权益、为人民谋福利之中去实现个人的合理的利益。

第三、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今天之所以要强调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是由于在现实生活中，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屡见不鲜，有的己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权力成了谋取私利的最有力的工具，如果说他们认为“钱能通神”，那么，在他们手中，“权又通钱”，因而认为“权更能通神”。无怪乎登门买官者有之，买官到手后，大搞权钱交易者更有之。当今中国社会最富的群体中，有不少是用权取得非法收入而暴富的。有无正确的权力观，己成为关系到能否坚持廉政的关键。不论是我国的各级权力机关、行

政机关、执法机关，其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是执行人民的意志，而且行使职能与权力的目的是维护人民的权益，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将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损害人民利益、谋取私利的工具，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人民应该而且必然要从这些人手中剥夺其权力，让权力的运行回归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而以权谋私、滥用权力者，也必然要受到反映人民意志的法律的制裁。

第四、应批判地继承我国传统的廉政美德。在这方面有着值得借鉴、吸取和发扬的丰富的遗产。我国传统廉政伦理道德有如下一些主要的内涵:第一，对“廉”的界定。认为廉是轻淡资财、重视道义的大节问题，如“所谓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轻恬资财也”(《韩非子》);“故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吕氏春秋》)。还认为廉是从政的根本，是考察官吏的最高标准，如晏子认为“廉者，政之本也。”又如《周礼·天官》判断官吏的六条标准是:廉善(即清廉而政绩优异)、廉能(即廉洁而有才能)、廉敬(即清廉而敬业)、廉正(即廉洁正直)、

廉法(即清廉守法)和廉辨(即廉正而明辨是非)，六条标准都冠之以“廉”，也就是说，廉是判断官吏的六条标准的核心、灵魂。有的著述中还对廉提出了具体的规范要求，如“尚廉，谓甘一心淡薄，绝意纷华，不纳苞直，不受贿赂，门无请渴，身远嫌疑，饮食宴会，稍以非义，皆谢却之。”(徐元瑞:《史学指南》)第二，将廉政提到关系国家安危、政令能否贯彻执行的高度去认识。如管子认为廉政是立国的“四维”之一，四维绝则国覆灭。孔子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这些关于廉政伦理道德的论述，对于今天我们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廉政伦理道德规范都有借鉴、继承的价值。

(四)强化协调指导机制

我国新的行政管理体制应该是运转协调的体制，防止和消除政令不畅、各自为政、扯皮推诱等妨碍协调运转的现象。为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协调指导机制。

第一、强化纵向协调指导机制

纵向协调机制，是指上下级之间、上下级对口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

要强化纵向协调指导机制，从我国的实际出发，首要的是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将集权与适度分权结合起来，一方面又必须贯彻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的原则，保证政令的统一、通畅的执行，保证国家规划、计划、政策以及各项宏观决策的实现:一方面又要充调动和发挥各个地区、下级部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高度集中统一、过分集权的状况，使各地区、各下级部门在自己职责范围之内，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出发，制定相应的计划、政策，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处理本地区、本部门所管理的事宜。这就需要根据各级地方政府、各下级部门的职责，下放相应的权力，改变职责与权力不符、有职无权、有责无权的状况，以减少和消除事无巨细都向上级请示、依赖上级、上交矛盾等现象，使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的工作都具有活力和创造性，使得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各对口的上下级部门之间处于协调运转的状态。

第二、强化横向协调指导机制

横向协调指导机制，是指同级政府之间、同级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指导机制。强化横向协调指导机制，首要的则是科学合理地界定各级政府、各部门的职能与相应的权限，做到职能界线分明，责权分工明确，相同或相近的职能交由同一个部门承担，克服职权不清、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互相推i}扯皮或互争权力等弊端，以免导致横向关系之间经常出现摩擦、不能协调运转的现象发生。

第三，强化各方协同运作机制。

以现代化信息手段，及时调节上下左右各行政行为主体之间的协同运作机制。

行政管理是一个社会系统，在这个系统之中，系统整体与系统各要素之间、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都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行政管理系统的整体功能，依存于整体中各个要素合乎规律的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这就要求从系统整体功能的角度经常观察系统与各要素之间以及各个要素相互之间的运行状况与关系，在动态中协调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的运作与关系。

要在动态中及时调节行政管理系统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化解各种影响协调运转的因素，需要充分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手段。特别在今天知识经济社会条件下，办公信息化、办公家庭化正在成为现实，就是一个部门之内的行政活动，也离不开信息网络。各级政府、各个部门从决策到执行以至执行结果的反馈，都得*信息的收集、储存、处理、传输和应用。特别在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行使行政职能过程中，上下左右之间更需经常交流信息，及时协调处理在相互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消化解决妨碍各行政行为主体之间协调运转的因素，调节各行政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和各自的行政行为，使整个行政管理系统经常处于协调运转的最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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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体制范文篇6

【关键词】市场经济健康运行政府主导个性化利益驱动社会化利益驱动

市场经济的基本动力机制是利益驱动机制，它包括个性化与社会化两种利益驱动机制。其中，个性化利益驱动机制犹如一把双刃剑，既推动了经济繁荣，又成为影响我国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主要因素。把个性化利益驱动机制同社会保证机制结合起来，逐步建立由政府主导的、社会化利益机制主驱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我国市场经济科学运行的关键。

实现个性化利益驱动机制与社会保证机制的有机结合

科学运用个性化利益驱动机制，需要实现趋利避害。其根本途径就是坚持推进经济、政治、文化与和谐社会“四位一体”建设，综合运用法律、道德、文化教育、民间及社会组织等各种社会保证制度、机制，严格规范、纠正以牺牲消费者、社会公众利益来换取个人、小集团利益的盲目扩张、无序膨胀的行为，使其沿着服从他人、公众、国家等社会化利益的正确航道前进。

运用个性化利益机制驱动经济增长时，须通过政治、精神文明建设保证经济建设为广大民众利益服务的社会主义方向。通过社会建设，改变在救死扶伤、人才培养以及文化传承等领域单纯依靠个体化利益驱使的制度、机制。通过民主与法制建设规范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唯利是图性。通过培养高尚道德情操、伦理观念、民族气节、奉献精神，确立科学理想信念、荣誉感、爱国意识等核心价值观，遏制见利忘义、损公肥私的极端自私倾向。

严格立法、执法，始终对经济犯罪保持高压态势。健康运行的市场经济，不仅活力强劲，而且秩序井然。一方面，我们通过完善市场经济的个性化利益驱动机制，激发社会各阶层与一切生产要素的创造性活力。另一方面，也要将其同社会稳定机制统一起来，实现经济秩序的协调稳定、和谐发展。因此，我们应始终对经济领域各种犯罪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各类扰乱经济秩序的犯罪分子，并突出解决由盲目的个性化利益驱使导致的公众关系扭曲与群体利益对立等问题。

缺乏规范与监管的个性化利益驱动，必然导致为富不仁、竭泽而渔式开发经营和弱势群体遭遇不公结伴同行。对此，首先，政府确保个人、企业等个性化利益须在维护与增进社会化利益的前提下增长。其次，在增加各类群体收入时，一律将收入调整与其对社会化利益贡献统一起来。想方设法将个性化利益驱动的负面作用降至最低，促使所有员工、企业都来关心社会化利益。

政府运用人们对名誉、地位的重视与追求，建立制度、机制，激励、引导先富者通过纳税、捐献、救助、扶贫开发等形式帮助后富者。通过财政等政策倾斜，或地方、部门、单位结对援建等途径，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困难行业和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综合运用法律、行政与经济等手段，逐步建立社会化利益公平保障机制，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把运用个性化利益驱动机制与发挥传统政治优势、创新群众工作体制结合起来，形成长效机制。缺乏监管、放任自流的个性化利益驱动，容易导致权力滥用。因此，我们需要建立灵敏、高效的监管制度、机制，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保证我国公检法，工商、税务部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管理等领域的权力运行不受个人利益驱动规则干扰，有必要在它们之外成立一个专司监管制度落实与权力运行的监管机构，确保这些领域一旦出现权钱交易现象，就能得到及时制止，这样既能减少国家的经济损失，又能挽救一批领导干部。

健康运行的市场经济依赖的是国家权力与公众权力良性互动、国家行政管理与公民个人自主管理相统一的社会环境。在制度不完善、道德扭曲、诚信缺失、监管力度不够，公共、自我约束力较弱的社会环境中，个性化利益驱动最易暴露出阴暗的面目。对此，各级政府可通过村委会、社委会、行业协会等自治组织，以及社会、民间团体和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形成社会管理和约束个性化利益机制过分自私的整体合力。

建立社会化利益机制与个性化利益机制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

深化改革，逐步建立由政府主导的，社会化利益机制主驱动的，社会化利益机制与个性化利益机制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

建立以公务员薪金报酬与群众每月考核挂钩为核心内容的长效机制。根据公务员对社会化利益的贡献，将其个人收入划分为若干块，分别按各自的履职标准由群众及组织部门进行考核，视考核情况确定是否发放全额薪酬。用完成社会化利益贡献指标方能拿到全额报酬的个性化利益驱动机制，取代或杜绝那种为群众办事图收受贿赂、好处费的个性化利益驱动机制。以此为核心，建立一套包括科学的个性化利益驱动机制、有力的政治保障机制、顺畅的民意沟通机制、有效的矛盾调处机制、便民利民的服务机制、公正无私的司法机制、严格的监督管理机制、灵敏的纠错机制与责任追究机制等在内的相互配合而又融为一体的长效机制。

建立由政府主导的、社会化利益机制主驱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缺乏国家政府主导和社会化利益机制驱动的市场经济，必然会使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积聚和集中。当社会财富的分配朝着维护和增进企业、民众、国家等社会化利益的方向发展时，人民和国家利益就能得到应有的尊重，社会财富的分配与占有才可能实现相对均衡与公平。

其一，建立政府主导下的价格机制。国家不仅要控制价格的总体水平，还应掌握基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定价的主导权。如果基本消费品由企业私自定价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导致价格虚高、物价飞涨，进而拉大收入差距，致使社会公平正义失衡。因此，关系国计民生商品的定价权应由政府来主导，通常可以让企业拿出预案，专家进行成本论证，消费者参与表决，最后再由政府拍板，这样的价格机制才是合理的。另外，政府要下大气力完善价格听证制度。国家还应保证拥有大量的农副产品储备，随时用于保障供给。这样，我国的市场经济才能成为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其二，形成维护民众、国家利益的财税制度。通过严格的立法，健全监管制度机制，全面提高税收人员素质，进一步改革财税制度。终止税务部门依靠企业财务报表报税的制度。一切经济组织的经济活动都应纳入税务部门的网络管理体系，企业及其员工的收入以及应缴税款都能在网上看到，从根本上杜绝偷逃税款的现象。科学确定财政预算支出比例，重点解决缩小群体差距等方面的诉求和问题。

其三，建立起以社会化利益贡献作为尺度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机制。首先，将各经济组织应有的社会化利益贡献量化为一系列的考核指标。通过考核分数、档次确定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工资奖金总额。相对于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中央政府是考核者和社会化利益的代表者。中央政府通过对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的考核得分档次，分别确定国家财政拨付给各地方政府的工资奖金津贴总额和中央企业初次分配的员工收入总额。而相对于地方企业而言，地方政府作为社会化利益的代表者和考核者，按照社会化利益贡献考核指标对所属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进行逐一考核，根据各自成绩确定其员工薪金总额。在企业和政府人员贯彻按劳分配时，把每个人对社会化利益贡献之大小作为“劳”的重要内容，并以此作为确定个人收入的重要尺度。这样，就可以将企业员工、政府公务员的个人收入多少与其对社会化利益的贡献大小有机统一起来，在全社会范围内以社会化利益驱动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机制便得以确立了。

运行体制范文篇7

关键词：财政体制；制度变迁；税权划分；公共财政

我国传统意义上的财政体制包括预算管理体制、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体制、行政事业财务管理体制、税收体制和基建投资体制等内容，其中企事业财务体制是基础，预算体制是主导和代表，税收体制和投资体制等则分别规定收入与支出方面的有关体制问题。从广义上讲，财政体制改革包括制度和体制两个方面的改革，其中体制改革是以平衡中央和地方的税权划分和理顺省以下财政体制为重点。

一、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演进与评价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始终扮演着积极、重要的角色，相应地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历经多次变革，经历了“高度集中、统收统支——划分收支、分类分成——划分收支、总额分髓——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分税制(包括建立现代公共财政体制和理顺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的制度变迁过程，具体见表1。

总体而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财政体制是高度集中的，1951—1952年虽然开始实行了初步的分级管理，但从实质上看仍然是统收统支的办法。这个时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体制，在短时间内改变了过去长期分散管理的局面，对平衡财政收支、稳定市场物价、保证经济发展，以及促进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

从1953—1956年实行分类分成到1957年实行总额控制办法，财政体制改革的总趋势是逐步加大地方财政的管理权限，逐步健全“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一五”时期比较集中的财政体制基本适应了当时国家有计划地、大规模地进行经济建设的需要，集中资金建成了156项重大工程。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强调集中统一有余、注意因地制宜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方的积极性。

1958年的财政体制改革是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基础上，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责、权、利相结合体制的一种尝试。这一时期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调动了地方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但是，这次体制改革是在“”中进行的，在“左”倾错误思想影响下过多地下放了中央管理的企业，过多地扩大了地方和单位的财权，过分地分散了国家财力，因而本次改革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从1959年起实行的“总额分成、一年一变”财政体制，试图通过“一年“”期间，我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由于经济处于极端不正常的运行状态，导致财政收入极不稳定，在这种局面下财政管理体制频繁变动，基本上是维持过日子，其弊病很多，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财政体制也随着新时期及其不同发展阶段作了4次比较大的调整，其共同的特征是“包干”。包干体制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实行了十余年，从这种体制发挥的历史作用看，即调动了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理财积极性，促进了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从而有利于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强有力的财政支持。但是，“包干”体制作为一种过渡性财政体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化，其弊端也越来越明显。

分税制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普遍推行的一种财政体制。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是我国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重大变革，实践表明本次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改革是成功的。主要表现在建立了财政收入稳定的增长机制，调整了财政收入增量的分配格局，促进了地方财源建设思路的转变。但也存在一些缺陷，如某些事权划分和支出责任不明晰，收入划分地区间受益状况苦乐不均，政府问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以及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不完善等。

二、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运行分析

(一)分税制财政体制的理论支撑

1、政府间财政关系理论。经济学家从公共品供一变”的办法改变财力分散和宏观失控问题，但由于“左”倾思想泛滥，决策失误，难于奏效。

由于在财政体制上开始转向较为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和“一五”时期的集中财政体制有所不同，即集中当中有分散，集中合理，分散适度，该紧的紧，该松的松，因此收到了良好的成效，国民经济逐渐恢复了生机。给的有效性与效率的角度研究分权问题。不过，他们在具体分析路径的选择上各有特点。财政分权理论有蒂布特(c·M·Tiebout)的“以足投票”理论、麦圭尔的“动态模型”、施蒂格勒(GeorgeStigber)关于最优分权模式的“菜单”(“MENU”)、奥茨(WallaceEOates)的分权定理、特里希(RicardwTresch)的偏好误识理论以及关于分权的“俱乐部”理论等。

此外，新制度学派的制度创新理论、信息经济学的有限信息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博弈均衡理论、有限理性理论、非均衡分析原理和阿罗不可能定理(中央政府不可能根据全体国民的偏好而制定政策，而地方政府却相对容易)等，从不同角度加以分析，均有一定的解释力。

2、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一个多层面、多角度的体系，它包含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及背后隐藏着的利益关系。其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础和核心，政治关系和法律关系是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制度化、法制化。因此，如何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普遍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任何实行层级制管理的国家所面临的一项长期任务。

(1)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目标。政治学研究和国内外实践表明，构建新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目标是建立一种“中央集权——地方分权有机结合的混合体制”，稳步推进国家与社会分权，并实现政治体系内部权力分配的集分平衡、权能平衡与动态平衡，通过制度创新，发挥“两个积极性”，进而实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双赢，并以法律形式使这种权力关系制度化、法制化。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政府向省级政府放权的同时，省级政府也有步骤、有计划地向下级政府放权，使下级地方政府从单纯的上级地方政府的人，转化为更多地代表当地利益，变成了相对独立的行为主体。

(2)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质。权力总是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政府是解决社会矛盾和人类事务的组织，为完成政府各自的职能，就应赋予政府一定的财权。中央与地方在权力分配上的矛盾，主要源于自身的权能不对称，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权力和职能关系，而财权划分的实质是税权，税权划分自然是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关键点。3)集权分权的矛盾与整合。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表象是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的纵向划分，这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个集权和分权的矛盾，这是各国行政权力分配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难题。中央与地方利益的一致性和差异性是客观并存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具有不同的效用函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可看作是利益和权力分配过程中的“零和博弈”关系。经济体制的转型赋予了地方政府利益追求的主观条件，分权改革又赋予了地方政府利益追求的客观条件，在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同时具备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基于利益冲突而产生的政策冲突就在所难免。因此，必须加强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对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加以修订，以保证国家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3、税权划分的因素与模式。税权是指主权国家有关课税权利的总称，即通常所说的税收管辖权。从广义角度讲，税权包括税收立法权、税收执法权和税收司法权；从狭义角度讲，税权仅指税收执法权。

(1)税权划分的决定因素。税权划分包括纵向划分，即税权在中央与地方国家机构之间的划分，这种划分要遵循“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和充分调动“两个积极性”的原则；横向划分，即税权在国家机构的立法、执法和司法部门之间的划分，这种划分应遵循“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的原则。

(2)税权划分的基础与模式。国家结构形式是一个国家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的基础，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最基本的制度安排。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结构分为单一制和联邦制两种形式，其权限划分为集权制和分权制。结合国家结构和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其关系大致有联邦分权、单一集权和单一分权三种形式。与此相对应，各国政府间税收收入的划分模式大体分为集中型、适度集中与相对分散型两种税权划分的类型。分散型可以视为一种类型，但实际工作中已没有哪个国家采用这种模式。

(3)我国政府间税权划分模式。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国家权力行使权在国家机构体系内的纵向分配关系，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中央和地方关系调整的核心是实现政府的权能平衡，因而我国采取了单一税权模式。

(二)中央与地方税权划分的相关分析

回顾新中国成立60的历史，我国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在改革开放前基本处于放权、收权的摸索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关系总体上可概括为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命令——服从”关系变化，到改革开放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讨价还价”的协商关系，再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税分级分管”相对稳定的法制关系。

1、立法上相对扩大了地方的税收立法权限。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但须经所在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批准；省级人民政府可以制定规章，但须经所在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批准；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制定规章”。《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明确规定了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和各级行政机关在国家政权组织中的地位、职权以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我国宪法赋予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专属立法权，并具体地列举了专属立法事项。明确了地方性法规的权限，把地方性法规可以规定的事项加以具体化，使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权限得到了明确、具体的划分，为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规范化、制度化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证。尽管有了上述制度供给，但在税收立法方面，权利仍过于集中。目前相对扩大了省一级政府和省级税务部门的地方税收法规和地方税收部门规章的范围与权限，如对国家财政和税务部门颁布的部门税收规章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使之具有可操作性。

2、执法上体制创新、收支拆分与强化征管。主要表现在：

运行体制范文篇8

一、农业科技进步系统的描述

本文研究的是宏观层面上(从整个国家的角度)的农业科技进步问题，构建的农业科技进步系统由研究与开发、推广服务、农业技术应用、市场和宏观调控五个子系统构成，根据“创新”的概念界定，该系统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层次的农业科技创新系统。系统中每一个子系统都是多因素、多结构、多变量的系统，都包含着具有复杂关系的要素。农业科技进步系统的运行展开为研究与开发过程、农业技术推广过程、农业技术应用过程、农产品价值实现过程、宏观调控过程和市场调节过程，这六个过程相互衔接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要使农业科技进步过程顺利地运行，必须保证每个子过程运行良好，必须使各子过程依次递进，有机衔接，协调配合。任何一个子过程内部运行不良，任何两个子过程之间衔接递进发生阻滞和断裂，都会导致整个农业科技进步过程的中断，从而影响农业科技进步的速度和质量。宏观调控过程和市场调节过程是农业科技进步总过程中的两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但它们不是农业科技进步顺序递进的第五、第六个过程，而是贯穿于农业科技进步全过程之中，是对农业科技进步全过程的系统调控。农业科技进步系统的环境因素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人口、资源、自然环境和国际环境等。其中，经济因素包括经济体制模式、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状况；资源包括劳动力、资金及自然资源，现代农业发展也受到上述九个因素共同影响。

二、农业科技进步系统运行过程解析

农业科技进步系统中五个子系统都可分为输入模块、运作模块和输出模块，三个模块相互作用。输入(运筹决策)模块主要由目标、计划、方案、决策等要素构成。在目标指引下，制定周密的计划，包括客观约束条件、资源配置、排序等，再做出决策。运作模块按可实施操作的规则，通过指令集，实现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经客体状态发生变化、转换的过程。输出模块最终实现人的目的，达到了目标，导致人化产物。人化产物为人所用，其功能、效果、价值等是否真正符合预计目的，将反馈至运筹决策模块，若不能达到预计目的，则反映系统存在功能障碍，需找出原因加以改进，使系统得到优化，导致系统的演进。

1．研究与开发子系统运行过程解析研究与开发是进行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活动，研究与开发各阶段的相互关系是科学与技术之间相互关系的反映。

(1)研究与开发子系统的输入模块研究与开发的基本功能就是增加知识总量及创造新技术，是科技成果的供给方。因此，笔者认为研究与开发子系统的目标就是产出农业科技成果。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下，由备子系统输入的要素包括资金、设备、研究选题、与研发相关的法规政策等，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选题、论证、立项并实施投入。提出研发选题的主体可能包括农业生产者、农业科研机构、教育部门、农业推广及中介机构、企业及政府等，不同的主体提出的研究课题是有差异的，不同时期研发的重点也会不同的。在一定时期，经济系统对科技的有效需求则是研发的根本动力，会促成研究与开发活动的开展。

(2)研究与开发子系统的运作模块运作模块是由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个阶段组成的统一过程，备阶段之间是相互传递与联系的，从基础研究到试验发展包含了如下几个科学和技术之间相互关系的中间环节：①科学原理的证实；②技术可能性的发现；③技术原理的提出与完善；④工程技术的设计和试验；⑤技术手段的研制。总之，在研究与开发子系统的运作模块中，科学要经过中间环节与技术联系起来，技术需要经过中介因素作用于科学，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又是在时代的、社会的环境中进行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思想的因素影响着科学和技术，科学和技术叉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3)研究与开发子系统的输出模块经过运作模块，预计目的包括产出科学论文、技术专利、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等农业科技成果及一些间接的收益，如技术贸易额的变动率、技术贸易收支比、科研人员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及质量的提高等。产出的科研成果进入推广服务子系统待推广，成果的相关信息也会反馈到宏观调控子系统、市场子系统和农业技术应用子系统，受信息传播途径、渠道及备主体对信息接收能力的影响，备子系统接收到的成果信息量会存在差别。另一类产出(包括该子系统运行的功能、效果、价值与预计的差距等信息)将反馈至运筹决策(输入)模块，作为系统下一轮运行的决策依据。

2．推广服务子系统的运行过程解析推广服务子系统的目标是将研究与开发子系统输出的具有潜在生产力的农业科技成果传递给需求方。输入模块中由各子系统输入的要素包括农业科技成果、资金、设施、信息、潜在的技术采用者、与推广服务相关的政策法规等。推广眼务的运作过程包括沟通、创新扩散、培训、咨询等，推广服务过程结束，预计目的是农户等成果需求方获得知识、信息、生产技能，而且其观念、行为发生改变等。达到预计目的的产出进入农业技术应用子系统，其他相关信息分别反馈到本子系统的决策模块(即输入模块)及其宏观调控子系统、市场子系统和研究与开发子系统。推广服务子系统的主体主要是农业推广与中介服务机构。

3．农业技术应用子系统运行过程解析农业技术应用的主体主要有农户、农民合作组织、涉农企业等。作为技术需求方，农业技术应用主体的行为受至4许多主客观因素}臼影响，因此，分析农业技术应用子系统的运行过程，需先了解农业技术应用的主体及影响因素。农业技术应用子系统的目标是实现农业技术在生产中的大面积应用。由备子系统输入的要素包括农业技术、资金、农业生产组织体系、与农业技术应用相关的法规政策等，运作过程即农业生产过程，预计目的是产出有技术含量I初级农产品，间接产出是农业劳动者人力资本存量增加，素质得到提高。产出的初级农产品进入市场子系统，其他相关信息反馈到本子系统的决策模块及宏观调控子系统、研究与开发子系统和推广服务子系统，作为各子系统下一轮决策的依据。

4．市场子系统运行过程解析市场子系统的目标是将农业技术应用子系统产出的初级农产品投入市场流通，走产业化经营道路。由各子系统输入的要素包括技术、初级农产品、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关的法规政策等，经过流通过程，预计目的是实现农产品的价值，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或社会、生态效益)，产出结果反馈到宏观调控子系统，其他相关信息反馈至0本子系统的决策模块及研究与开发子系统、推广服务子系统和农业技术应用子系统，作为各子系统下一轮决策的依据，通过系统的不断优化，最终达到农民增收、农业发展的目的，市场子系统的主体是涉农企业。

5．宏观调控子系统运行过程解析宏观调控子系统作用于整个农业科技进步系统的全过程，鉴于农业科技进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技术经济现象，农业科技进步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运行过程，农业科技进步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技术经济系统，诸多因素对农业科技进步产生影响，因此，农业科技进步的宏观调控必须使用多种政策手段，采用多种调控方式来完成。因此，农业科技进步的宏观调控，就是要制定农业科技政策，运用各种政策手段，作用于农业科技进步系统的各个要素和各个过程，使其与农业科技进步系统运行的整体要求和整体目标相适应，提高农业科技进步系统的有序度和运行质量，从而达到促使农业科技进步系统有序运行，有效地促进农业发展的目的。农业科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一个自适应控制过程。设有w、Y、E、P、I、F、D、G、V、0等变量。农业科技政策系统的目标是w，实际产出是Y，两者之差为E。R是调节器，即政府行政当局，P是农业科技进步系统。I是系统辨识器，包括各种各样的统计、调查和软科学研究。I将收集到的各种参量，经过系统辨识，把重要参量F送给决策机构D，决策者将决策结果送给调节器R，对旧的政策进行修正或制定新的政策。调节器R根据决策者的指令G和政策执行误差E来制定或修正政策，产出是V，V与外界(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来的干扰O一起加在农业科技进步系统P上。这里包含一个农业科技政策的制订、实施和评估的负反馈回路(w—E—R—V—岬一Y)(w属于输入模块、E、R、V、P属于运作模块，Y属于输出模块)和一个自适应校正回路(Y—I—F一[>_卜_+R)。这样一种自适应控制系统正在我国科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逐步完善。

6．我国农业科技进步系统实际运行结果

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系统的实际运行结果是，据统计，“十一五”末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S2％，而发达国家在2O世纪8O年代就已达到80％左右，表明我国现行农业科技进步系统是存在功能障碍的。

电子系统的运行结果分别是：

(1)研究与开发子系统每年产生60：)0—7(X)O项农业科技成果，成果的数量达到系统目标，但质量情况需看其他子系统反馈信息；(2)改革开放以来，推广服务子系统每年完成的成果转化率只有30—4O％，有4OO0多项成果未能转化。而英、法、德的转化率达5o％，美国更是高达80—8S％。由此表明推广服务子系统和研究开发子系统都存在功能障碍；

运行体制范文篇9

一、如何理解常委分工负责制的内涵

随着地方党委换届工作的启动，常委分工负责制这一事关党的自身建设长远发展的战略性决策，已经开始由政策层面转向具体的操作层面，首先要明确的问题就是常委分工负责制的内涵。

我们理解的常委分工负责制，概括地说是党委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具体可定义为在坚持党委集体领导的前提下，就党委集体（党代会或全委会）决定的贯彻落实以及党委其他的日常工作，在常委成员中进行分工，相互配合，责任到人的领导体制。具体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党委集体对重大问题做出决定之后，要按照分工由专人去具体贯彻落实。第二，党委大量的日常工作进行分门别类，由专人负责。第三，在党委的分工负责中，书记负总责，负第一位的责任。书记的责任，是主持、组织、协调党委的工作，对处理党委日常工作负总的责任。

二、如何明确常委分工负责制的运作方式

实行常委分工负责，是对原有领导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的改革，必须在继承以往好的经验做法的基础上，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和工作运行机制，确保换届后常委分工负责的有效施行。

一是理顺完善决策机制。实行常委分工负责执行——全委会负责日常决策——党代会负责最高决策的机制。在党代会闭会期间，党委以全委会为决策中心，以常委会为议事中心，以常委所在的工作部门为执行机构。充分发挥全委会和常委会的作用，取消书记办公会，加强个别酝酿沟通，重大事项决策通过全委会和常委会的讨论决定来实现。常委会将由现在事实上的决策机构改为议事协调机构，主要负责各常委在执行全委会决策的过程中需要与其他常委协调一致、互通情况、互相配合的有关事项；负责提出需要提交全委会决定的议题；负责向全委会报告全委会决定事项的执行情况等等。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健全完善常委会和全委会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确保决策内容、决策规则、决策程序、决策方法符合法律和有关规定；积极建立票决制等决策方式，不断提高决策的质量和水平。

二是明确职责分工。要按照党中央提出的目标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对地方党委领导班子的职能进行科学界定，并按照“授权充分、各负其责”的原则，根据每个常委的能力特长，进行合理分工，明确责任，做到工作量大致均衡，责、权、利相互统一。同时，要从宏观上明确党委和政府的不同职责，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完善党委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对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重大方针政策、工作总体部署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经常性工作由政府及其部门按照职责权限决策和管理。对于兼任政府副职的常委，其工作分工和职责定位，应以政府为主；所分工负责的政府工作，应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合理安排。

三是加强对常委权责运行的监督。通过实施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常委决策重大事项公示制、常委履行职责承诺制、上级党委对下级党委常委考核等制度，推进民主监督和社会监督等制度，加强对各位常委的监督，督促他们正确行使权力，认真履行职责。

运行体制范文篇10

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必须有与之相应的财政收入运行机制相配套，也即必须建立与公共财政体制相适应的税收体系。

一、合理配置税种，既要满足市场体制发挥作用的需求，又要弥补市场失灵时的不足，保证财政资源配置职能的实现

在公共财政模式下，财政资金逐步退出经营性和竞争性生产领域，转到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方面上来，税收制度的设立也应逐步体现税收的资源配置职能，体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中性，并为公共财政的建立提供充足的资金。但公共财政并不意味着财政必须全部退出经营性、竞争性领域，只是由大规模的直接投资，改为间接的调控。因此，税收制度的设立还要考虑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税种的设置和税源的选择上，能够涵盖经济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主要环节、主要层次，实行普遍调节，既能保证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所需的财力，又能尽量减少对企业、个人行为的不当干预，降低其额外负担。如增值税是税收中性最突出的一个税种，在市场有效运作的情况下，减少了税收对经济的干预，是我国财政取得收入的主要渠道；所得税规范了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是财政资金的另一重要来源；消费税和资源税在增加财政收入、促进资源配置和调节收入分配方面也有独特的功能。总之，合理设置各个税种，使其相互协调，相互补充，

形成一个能在总体布局上符合公共财政要求的税收体系。

二、通过实行累进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社会保障税，实现对社会收入的公平分配

市场经济不能解决社会公正、公平问题，必须由政府通过财政分配政策加以调节，即强化财政对收入的公平分配职能。通过财政的收支活动，对各个社会成员的收入在社会财富中所占的份额施加影响，以实现分配公平的目标。而税收的收入分配职能主要体现在调整要素分配格局和不同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实现社会公平，所以应建立与此相对应的税收体系，如：建立累进的企业所得税制度，调节企业的利润水平；建立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调节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开征遗产税、赠与税，调节收入的存量，并调节代际之间的公平分配问题；开征社会保障税，以保障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来源。另外，资源税可以调节由于资源条件和地理条件而形成的级差收入；消费税可以抑制奢侈消费行为，将个人所得税征收不到的“死角”如灰色收入、隐性收入显现化，使税收在收入公平方面的调节作用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