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申请书范文10篇

刑事诉讼申请书范文篇1

申请人：_______________律师事务所__________律师。

通讯地址或联系方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事项：解除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__________采取的强制措施。

事实与理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______________因涉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一案，于_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日________________时始被_____________采取____________的强制措施，现已超过法定期限。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_______委托的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5条的规定，特担出申请。请予解除对其采取的强制措施。

此致

___________公安局（或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

申请人：（签名）

刑事诉讼申请书范文篇2

申请人：______________律师事务所_______________律师。

通讯地址或联系方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事项：对犯罪嫌疑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申请取保候审。理由：犯罪嫌疑人_____________因涉嫌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一案，于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经______________人民检察院批准（或决定）逮捕羁押。

根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案的犯罪嫌疑人___________或其法定人、近亲属____________）的要求，本人为犯罪嫌颖人提出申请取保候审。其保证人________（或保证金为_____）。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1条、第96条的规定，特为其提出申请，请予批准。

此致

____________公安局或（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申请人：（签名）

刑事诉讼申请书范文篇3

关键词:民事诉讼;集体回避;管辖

回避制度是指审判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在具有法律规定不宜参加案件审理有关诉讼活动的情形时，退出案件审理活动或有关诉讼活动的制度。正如“任何人不得作为自己的法官”所说，回避制度最主要的目的在于保护当事人，使案件能够公正的进行审理。另一方面，回避制度在保护审判者，避免其受到道德伦理的压制。

一、集体回避在民事诉讼及刑事诉讼中的实际操作

(一)民事诉讼中的案例。南京市某区的一所中学状告学校食堂的承包方张某至该区基层法院，随后张某以该法院副院长担任该校的法制副校长为由，申请法院集体回避，接到张某的申请后，该区法院立即向市中级法院请示。随后的决定中，同意该基层法院的回避申请，并另行指定法院对该案进行审理。在这起民事案件中，该区基层法院作为整体接受了当事人的申请，保证了程序上的正当性做出了尝试性的一步。(二)刑事诉讼中的案例。2009年，中国某一黑社会性质团伙主要嫌疑人龚某被起诉后，作为其原辩护律师的李某被当地检察院怀疑唆使嫌疑人伪造证据。随后对其提起诉讼。诉讼中，李某在申请法院人员集体回避后被当庭驳回且不予复议，其之后申请其它六位相关审判人员的回避也遭到了驳回。该案在中国法律界引起了诸多讨论，尤其是司法程序的正当性。俨然该法院自理自案，令人汗颜。由此观之，集体回避制度面临着法律的空白，在实际问题当中仅有少数法院能够正确的在合理范围内做出尝试，对集体回避制度予以支持。

二、集体回避制度的决定及其意义

(一)集体回避制度的决定。参照现行民事诉讼法相关司法解释，集体回避制度的执行应分两种情况，分别是自行回避和申请回避。由于法院有较大影响力，以下均以集体回避加以分析，其他翻译机构、勘验机构等均以法院为例。首先是自行回避。现实情况中，在关乎利益的状况下要求法院自行回避的可行性并不高，因此重点应当放在于普通当事人的申请上。在实际的司法操作中，只要普通当事人认为所受理案件的法院与其案件有直接或间接的利害关系，能够有证据证明其的观点并向上级法院提交申请该法院集体回避的申请书，则所受理案件的法院就应当暂停审理，等待是否集体回避的决定。集体回避的决定者，应是受理案件法院的上一级法院。在普通当事人递交了集体回避的申请书时，并不代表所受理案件的法院只能等待上一级的决定意见，这显然对该法院也是不公平的。因此在递交申请书的时间内，法院如果要继续审理该案件，则要提交强有力的证据证明普通当事人的申请理由不存在或不合理。(二)集体回避制度的意义。1．保证裁判者中立地位。法院作为人事的集合体，不外乎将受到感情、社会舆论、喜好偏见从而使其丧失原本的不偏不倚。而在集体回避制度的要求中，与案件有着利害关系的法院退出司法评判系统，抹去其原本的主观色彩，留下客观情况由另一个公正的裁判者定夺。2．节约司法资源。倘若法院在案件的审理之中成为了自己的法官，我们则可以推断法院要么为一己之私而胡乱判决，要么迫于舆论而铁面无私损失国家司法资源却没有真正追究当事人责任。第一种是已知结果无意义的判决而第二种则是放弃司法尊严的判决，无论是这两种哪种情况，都是对我国司法资源的一种浪费。而集体回避，则避免两种情况，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冤假错案的产生，减少因违反回避制度而发回重审的几率，从而节约司法资源。①3．使法律更加民主，增加民众对法院的信心。民事诉讼法的意义在于在程序上达到公平公正，集体回避制度则是使普通当事人排除内心怀疑的有力一步。不仅在理论上有合理的解释，在实际司法操作中也同样会得到群众的支持。

三、集体回避之后的管辖问题

当受理案件的法院进行集体回避后，应暂停对该案件的审理并有上一级法院进行指定管辖。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37条第1款之规定:“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所谓特殊原因，可是法律上的原因，如需要管辖法院的全体法官实行回避的情形。②

四、总结

关于回避制度可追溯至唐朝时期的“换推”制度。到了宋代的回避制度不但规定亲属、师生、仇嫌关系要回避外，同时规定上下级关系回避，同一案件的后审与前审官吏有亲嫌关系也应回避。由此可见集体回避并不是新兴的问题，而它的解决也是司法实践中的重要一步。

［注释］

①曹丽丽．回避事由扩张的合理性分析———以民诉中与律师存在特殊关系的法官应否回避为视角［J］．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02，22(1)．

刑事诉讼申请书范文篇4

新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增设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从第284条至289条共用五个条文，对强制医疗程序进行了框架性规定。这一特别程序的增设对于保障公众安全，维护社会和谐有序，及时妥善医治精神病人都将发挥重大作用。对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设置强制医疗的特别程序体现了法律对于社会安全和精神病人健康及其他合法利益的双重关怀，能够有效避免精神病人再次实施危害社会或自己的行为，也有利于精神病人的精神康复。但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只是初步搭建起了强制医疗程序的平台，并未解决强制医疗程序中的全部问题，具体的操作规程还有待于司法或者立法解释进行更为详尽的规定。

二、强制医疗程序的立法构建

本次新增设的强制医疗程序，虽然条文不多，但内容比较全面，基本上涵盖了强制医疗程序中的主要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一）规定了实施强制医疗的范围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84条规定：“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依照该条规定，实施强制医疗的对象，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犯罪行为的暴力性和后果的严重性；二是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鉴定的必经性；三是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人身危险性。这三个条件的设置，实际上也表明了立法者对强制医疗程序适用的审慎态度。也就是说，只有属于上述范围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才被视为有进行强制医疗的需要。这一方面是出于节约司法、医疗资源和防止社会安全被再度危害的成本权衡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强制医疗程序在性质上虽不属于刑罚，但确系违背（忽视）被追诉人意愿的强制程序，其适用必须有充分且正当的理由。

（二）规定了强制医疗程序的决定主体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85条第1款规定：“根据本章规定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由人民法院决定。”这一规定看似简单，但意义重大。首先，它公开宣告了只有司法的力量才能剥夺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即使是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也必须经过司法程序。与此相呼应，第285条第3款专门规定：“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这种保护性措施显然只是一种临时性预防措施，本身并无强制医疗的性质。其次，它明确将决定作为法院处理此类问题的裁决方式，有别于普通程序。在普通程序中，对实体问题的裁决用判决，对程序问题的裁决用裁定。采用决定作为裁决方式，表明了强制医疗的非纠纷性质。

（三）规定了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程序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85条第2款规定：“公安机关发现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的，应当写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或者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的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可以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本条规定了强制医疗程序启动的两个方式：一是申请制，即由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二是法院依职权启动制，即人民法院在人民检察院未申请的情况下，依职权启动强制医疗程序。这充分说明强制医疗程序的非讼性质，强制医疗程序不像普通程序那样，依诉权的行使而启动。其目的既是为了彻底防止精神病人继续危害他人人身和社会公众安全，又体现了对涉案精神病人的人文关怀。

（四）规定了强制医疗的审理程序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86条第1款规定了强制医疗的审判组织，即：“人民法院受理强制医疗的申请后，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第2款规定了庭审中的诉讼参与人，即“人民法院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应当通知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托诉讼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第287条第1款还对审理期限作了规定，即“人民法院经审理，对于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在一个月以内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这些规定说明，强制医疗本身虽非诉讼性质，但仍然要按照司法程序而不是行政审批程序来进行，而司法程序的核心就在于要以开庭的方式，在各方的参与下进行，而不是单方决定。（五）规定了强制医疗的救济程序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87条第2款规定：“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这一规定的设计也有别于普通程序。在普通程序中实行两审终审，通过上诉引起第二审是当事人的最为畅通的救济途径。在强制医疗程序中，考虑到时间的紧迫性以及案件本身的非讼性质，没有规定上诉审程序，实际上是一审终审。但考虑到对上述有关人员权利的充分保护，特设立复议程序。（六）规定了强制医疗的解除和制约机制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88条第1款规定：“强制医疗机构应当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对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应当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报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批准。”第2款规定：“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有权申请解除强制医疗。”第28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这些规定设计了两种强制医疗的解除模式：一是依职权主动解除；二是依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申请解除。同时为了防止滥用权力，还赋予了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职责。

三、强制医疗程序的司法完善

上述强制医疗程序的立法规定，虽然已经构建了该程序的主要框架，但限于立法条文数量的限制，仍然有很多更细的问题未能明确。主要问题如下：

（一）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和行政强制医疗程序如何衔接

严格说来，在实践中强制医疗的处分对象有三种：一是实施危害行为的无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这类人不负刑事责任，但由于具备较强的人身危险性，应处以强制处分；二是实施危害行为的限制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这类人在承担一定刑事责任的基础之上，采取强制医疗的保安处分，消除其人身危险性；三是实施了、的性病患者，这类人应处以收容于专门的医疗场所进行强制医疗。①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范围很窄，仅限于第一种，对于第二种和第三种没有规定。从性质上讲，强制医疗程序是对患有精神疾病的被追诉人采用的一种医疗性的强制措施，这种措施不是刑罚，因而不以被追诉人构成犯罪为前提；同时这种强制的目的是为了消除或隔离被追诉人的人身危险性，因而必须重点关注被追诉人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因此，无论被追诉人是否负刑事责任，只要其因精神疾病有可能导致继续危害社会的后果，都应当成为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对象。也就是说，比起关注行为人已经从事的犯罪行为，强制医疗程序关注的是行为人未来危害社会的可能性。当然，出于对精神疾病患者利益的尊重和司法资源优化配置的考虑，这一程序的适用范围可以限于那些确有必要采取强制医疗措施的被追诉人。而“确有必要”的判定，按照《保护精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保健的原则》①的倡导，应当通过“法庭公平听证”决定。笔者的意见是，对于第三种情况，应当通过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另行规定，使之与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类强制医疗程序相对应，成为行政类强制医疗程序。第二种情况，则应当制定司法解释，对于由此造成的诉讼中止、医疗措施的实施，医疗期间的监管，以及病情消除后，如何恢复刑事诉讼程序等问题进行详细规定。

（二）如何处理好强制医疗程序和已经启动的刑事诉讼程序的关系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84条的规定，启动强制医疗程序的前提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经法定程序鉴定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从实体法的角度讲，已经失去了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可能性。那么从程序法的角度讲，就有一个如何终结已经展开的刑事追诉问题。而这个问题又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在侦查阶段就已经经过鉴定认定犯罪嫌疑人为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第二种情况是到审查起诉阶段经过鉴定认定犯罪嫌疑人为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第三种情况是到审判阶段才经鉴定程序认定犯罪嫌疑人为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笔者认为，对于上述三种情况应当区别对待。在第一种情况下，公安机关应当就刑事案件部分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然后写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经过审查，同意公安机关的强制医疗意见书的，再制作强制医疗申请书，并向同级人民法院提交；在第二种情况下，人民检察院应当就刑事案件部分依据法定不起诉的条件，作出不起诉决定，然后再制作强制医疗申请书，并向同级人民法院提交。在这两种情况下，随着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申请的受理，强制医疗的审判程序便正式启动。在第三种情况下，情况则比较复杂。因为到审判阶段刑事案件的审判程序已经启动，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只有到第一审程序完结时才能作出，所以审判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就有两个特点：其一，强制医疗程序只有在第一审程序终结，且对被告人作出了不负刑事责任的判决之后才能启动；其二，这个阶段强制医疗程序原则上应由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启动。由此而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人民法院未依职权主动启动强制医疗程序，人民检察院是否也可以提出强制医疗程序的申请，这一点应当作出更加明细的规定。

（三）公安机关所采取的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性质如何界定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85条第3款的规定，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由于这一措施实质上涉及到其人身自由的强制限制，甚至剥夺，那么其性质如何界定，就需要研究。可供选择的方案有两种：一种是定位于行政管控措施，另一种是定位于特种强制措施。如果是前者，那么要通过修订包括《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内的有关行政法规来解决。如果定位为后者，则应当明确其程序，包括审批和决定程序、使用何种法律文书、向其法定人告知保护性约束的时间、地点、方法等。

（四）强制医疗程序的审判组织如何确定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86条第1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而对合议庭如何组成未予规定。这在司法实践中，会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是到法院审判阶段，法院才依职权主动启动强制医疗程序，是另行组成合议庭还是在刑事案件庭审结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强制医疗案件？笔者认为，原则上应当由审判刑事案件的审判组织继续审理强制医疗案件。这样做，有利于避免重复调查，节省司法资源。第二个问题是，可否吸收人民陪审员参加强制医疗案件的审理？笔者认为，强制医疗程序重点审查的不是被申请人的刑事责任，而是被申请人的人身危险性和有无强制医疗的必要性，在这个问题上，医学专家比职业法官更有专业优势，因此在必要情况下，聘请医学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参加强制医疗案件的审理，更有利于对案件的准确判断和对要否实行强制医疗决定的准确作出。

（五）在强制医疗程序中，到场的有关人员可为哪些行为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8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应当通知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托诉讼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笔者理解，这一规定的主要目的是赋予有关人员以程序参与权，也符合联合国《保护精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保健的原则》的基本要求。问题是，对于到场以后他们能够行使哪些权利并相应地进行哪些行为，则是一个需要仔细研究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取决于对到场行为的性质认定，一种可能不甚准确的理解是将其理解为见证，如果是这样，那么可以对其诉讼权利和诉讼行为不作任何规定，只要规定到场，对法院的审理过程进行见证即可。另一种可能更为准确、更为接近立法原意的理解则是将其理解为对强制医疗程序的参与。笔者认同后一种理解，因为如果仅仅是见证，便毫无意义，且有浪费资源之虞，有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官在场见证足矣。参与则应当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包括对检察机关提出申请强制医疗程序所依据的材料，以及应否作出强制医疗决定发表意见等。强制医疗毕竟是对被申请人人身自由的重大处分措施，只有让参与各方充分发表意见，才能保证这一程序最低限度的公正，才能防止被追诉的（疑似）精神病人被不公正地纳入强制处遇，才能避免有责任能力的被追诉人借此逃脱刑法的制裁。笔者以为，刑事诉讼法中之所以没有使用发表辩护意见而使用“到场”一词，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发表意见，而是由于强制医疗不是基于纠纷而引起的，因而没有指控存在，无指控便无辩护，这是诉讼的一个基本原理。

（六）申请复议会产生何种效力

根据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87条第2款的规定，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如前文所述，此规定可以看做是法律赋予了上述人员对强制医疗决定的救济权。问题是这一权利的效力如何理解？能否在复议决定做出前暂时停止决定的执行？笔者认为，强制医疗程序实际上采取的是一审终审制，强制医疗决定一经作出就应发生法律效力，应当及时展开有关的强制医疗工作。因此，复议不同于上诉，复议行为不能影响强制医疗决定的执行。上级法院如果经过复议驳回了复议请求，确认了下级法院的强制医疗决定，强制医疗工作继续进行；如果经过复议肯定了复议请求，撤销了强制医疗决定，则终止强制医疗工作。这样的理解，有利于保证对精神病人的及时治疗。问题的关键是，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规定强制医疗实行一审终审制，也没有对复议的效力作出规定，这会导致实际执行过程中发生理解上的偏差，迫切需要司法解释予以界定。

刑事诉讼申请书范文篇5

一、简易程序的价值取向

公正与效率作为现代程序所追求双重价值目标，简易程序的创立就是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因此，如何协调公正与效率的关系成为适用简易程序必须面对的问题。研究简易程序，有必要从程序的正义性和经济性两大价值目标谈起。

（一）程序的正义性（proceduraljustice)

1.正义性是刑事诉讼程序的内在价值

程序的内在价值是我们据以判断一项刑事程序本身是否具有善的品质的标准。正义是法律制度所要实现的最高理想和目标，也是人们用来评价和判断一种法律制度具有正当根据的价值标准。作为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审判程序本身也必须符合正义的要求，才能具备一种内在的优良品质。正如一部非正义或不公正的法律不是好的法律一样，一项不符合正义要求或公正标准的刑事审判程序也不是好程序。质言之，程序的正义性是程序的内在价值。

2.程序正义（proceduraljustice)和实体正义(substativejustice)

一项程序的适用，使案件得到了公正的裁判实现了保障所应得到的利益。这种裁决体现了实体正义，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种“结果价值”，体现在法律程序的结果之中。然而，程序结果的公正并不当然的意味着程序本身的公正。一项法律程序本身是否具有程序正义所要求的品质，要看他是否使那些受程序结果影响的人受到了应得待遇，而不是看他能否产生好的结果。这种程序上的正义是一种“过程价值”，它体现在程序的运作过程中，是程序本身正义性的价值标准。

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正如美国学者泰勒（tyler）所指出：“在一般情况下，公正的程序比不公正的程序能够产生更加公正的结果。”贝勒斯认为，包括法官中立原则、获得听取审判的权利、提供裁决及理由的原则等在内的各项程序正义原则分别从不同方面确保程序结果的公正性。要是裁判这最大限度的减少不公正的裁判结果，确保实体正义得到普遍、整体和长远的实现，建立一套公正、合理、科学的刑事诉讼程序是必要的。

3.程序正义的标准

根据西方学者的传统观点，判断法律程序公正与否有两项原则：一为“自然正义”原则（naturaljusticeprinciple）;二为“正当法律程序”原则（duelawprocessprinciple）。当然，这两项原则也适用于对刑事审判程序的评判。

“自然正义”源于古老的自然法理论，其内容至少有以下两项：（1）任何人不得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nemojudexinpartesua）；（2）法官应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audialternpartem）。“自然正义”原则法律程序公正性的基本价值目标，而自然正义的这两项内容成为评判程序正义的最低标准。“正当法律程序”是美国法院所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与“自然正义”一样，“正当法律程序”也深深扎根于西方传统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理论之中。美国学者认为，正当法律程序体现了公平、正义、合理等基本理念。

（二）程序的经济性（proceduralecnomical）

1.程序经济性是刑事诉讼的次级价值

程序的经济性，是指刑事审判程序的设计和运行应当符合经济效益的要求。也就是说，一项符合经济效益要求的刑事程序必须确保司法资源的耗费降到最低程度，同时使最大量的刑事案件尽快的得到处理。有学者将程序的这种经济性定位于程序价值体系中的次级价值。其实，程序的经济性同程序本身的内在价值、外在价值一样，都是在评价和重建一项刑事审判程序时所要考虑的重要标准。正如匈牙利学者阿尔培德.欧德（arpaderdei）所说得那样，“在我们当今的时代里，几乎所有刑事司法程序改革都有两个目标：一是发现实施一种迅速、简便和成功程序的新方式和新途径，换言之，使刑事诉讼活动的进行更有效率；二是确保诉讼参与人的权利，这与公正的要求密切联系”。我国台湾学者陈朴生也认为，“刑事诉讼之机能，在维护公共福祉，保障基本。……惟为寻求事实真相，维持公共福祉，或为保全程序的公正，保障基本，不计程序质繁琐，进行之迟缓，亦属于个人无益，与国家无损。故诉讼经济与诉讼制度之建立实不可忽视。”“任何一位关心公共福利的人都有理由选择其经济耗费较低的程序。”刑事审判程序的“投入与产出”是诉讼无法回避的机制。影响诉讼的“投入与产出”的重要因素是诉讼周期。

2.程序的正义性与程序的经济性

“一个社会，无论多么‘公正’，如果没有效益，必将导致社会集体的贫困，那也谈不上什么公正，即使有这种‘公正’，也是社会和人们所不取的。”效益就是指程序的经济性，公正是指程序的正义性。效益与公正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也是社会科学尤其是法学研究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正如张文显教授指出的，“一个良好的社会必须是有秩序的社会，公正的社会，自由的社会，也必须是高效率的社会。”

对程序正义的追求，需要大量司法资源投入，这就会导致程序的正义性背离其经济性。辩而言之，对程序经济性的不适当追求往往会使正义的要求无法在刑事审判结果中实现。程序经济与程序正义在此就发生了矛盾。如何来协调这一矛盾呢？正如奥肯所说的，“在效率和平等间权衡，并不意味着凡有利于这一方面的因素必然有害于另一方面。如果对富者的税率重到足以扼制其投资，就会影响到贫者就业的数量和质量，这就使效率和平等两败俱伤。”“两者的确是有冲突的地方。”但是从本原意义上讲或从理想模式上说，程序的正义性与程序的经济性是一体的，即是同一价值形态。如波纳斯所宣称：“正义的第二种意义，简单地说来就是效益。”作为刑事审判程序所追求的目标的正义与经济（效益），二者之间的协调存在一个“度”的把握。“为寻求二者（正义与效益）协调，有时候为了效率要放弃一些平等；另一些时候，为了平等要牺牲一些效率。”简易程序自身的特点必然使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受到一定限制，但这正是简易程序为提高诉讼效率所付出的代价。程序的经济性与正义性二者不可偏废。离开经济性强调正义性，会致司法资源的浪费，案件积压，诉讼拖延；离开程序的正义性强调经济性，必然导致被告人的诉讼权利难以保障。只有二者兼顾，相互协调，才能取得良好的结果。程序的经济性毕竟属于刑事审判程序的次级价值。因此，对程序经济的追求不可能也不应该以牺牲程序的正义为代价。“对效率的追求是有一定限制的。”这里要遵循一条原则——正义优先。如果说兼顾原则是程序正义与程序经济性的统一，那么正义优先原则就是从另一侧面强调了程序正义。

刑事审判简易程序的目的就是协调程序正义与程序经济之间的关系。“适用简易程序使被告人的确良诉讼权利受到较大限制，这正是简易程序为了提高诉讼效率所付出的代价。”针对具体案件应具体分析使用那一审判程序。罪行轻微、实施简单的案件已使用简易程序，以求诉讼经济；案情重大、复杂或社会影响大的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而应当采用普通程序，以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之行使即其他诉讼权利的实现，保证诉讼正义。简言之，即宜简则简，宜繁则繁，寻求正义与经济的平衡。

二、简易程序的两个模式

（一）辩诉交易

所谓“辩诉交易”（pleabargaining)，是指检察官与辩护律师在对抗式审判开始前对被告人定罪和量刑问题所进行的协商和交易。通过这种协调和交易，被告人放弃获得对抗式审判的权利，检察官则降低对被告人所控罪行的严重程度或所请求的量刑幅度，这样就使案件不经法庭正式的审判而得到迅速处理。辩诉交易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关于控罪方面的交易（chargebargain),二是关于判刑方面的交易（setencebargain）。在前一种交易程序中，检察官可以将起诉书中记载得多项罪状撤销其中一项或多项，以促使被告人对其余挖罪作出有罪答辩。同时，检察官也可以将起诉书中唯一的一项较重的罪换成较轻的罪，但条件是被告人必须承认犯有后一罪行。在后一种交易程序中，检察官可以提出对答辩有罪的被告人使用较低幅度刑罚的具体建议，这种建议的刑罚往往与被告人的控罪不相适应。

尽管答辩交易有其是否合宪、合理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看到它使大量刑事案件不经正式法庭审判而获迅速处理，解决了刑事案件积压、司法拖延的问题。美国前最高法院首席官沃伦.伯格认为即使将使用辩诉交易的案件比例从目前的90%降到80%，用于正式审判的人力、物力等司法资源的投入也要增加一倍。可以说，辩诉交易是美国刑事司法制度得以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没有它，美国刑事司法制度就会面临崩溃的危险。

（二）处刑命令程序

处刑命令程序（thepenalorder）是大陆法系国家在一些简单、轻微案件中所适用的简易刑事审判程序。在这种程序中，法院或法官只对检察官提出书面申请和案件进行审查即可对被告人处以罚金等轻微刑罚，而不再进行正式的法庭审判程序。目前，这种简易程序被德、法、日、意等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纳。

处刑命令程序以检察官向法官提出适用处刑命令的申请开始。申请书中必须详细记载案件的情况以及对其案卷材料进行审查，并据此决定是否一项处刑命令。法官如果决定处刑命令，只能按照检察官申请书中所要求的适用刑罚。如果拒绝处刑命令，必须将案件移交法庭进行正式审判。在法官按照检察官的申请处刑命令后，被告人既可以接受，又可以拒绝这一命令。如果拒绝，就应将案件移交法庭正式审判。

三、我国刑事诉讼简易程序进一步完善的思考

（一）我国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创设

创设简易程序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发展的趋势。“对简单案件，可能采用，也应当采用简易程序。”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改革也就适应这一国际趋势，规定了刑事审判的简易程序。新刑事诉讼法第174条规定，下列案件适用简易程序（1）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2）告诉才处理的案件；（3）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这一简易程序的设立，无疑对缓解我国司法机关的办案压力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简易程序的审判由审判员一人独任主持进行，而不再由合议庭合议；审判过程中可以不限于普通程序的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证据以及法庭辩论的程序；审理期限应在受理案件后20日内。这些简易的程序可以节约司法资源，加快轻微刑事案件的审结，从而提高审判效率。

（二）我国刑事审判简易程序的不足之处

1.简易程序没有赋予被告人选择权

简易程序的目的是程序正义和程序经济的协调。程序经济的追求要尽量以程序正义为前提。当然，适用简易程序的被告，其诉讼权利往往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这实际上是正义对效益的让步。但这种让步应由案件的被告人来决定。因为适用简易程序意味着被告人对审判人员的信任，对案件证据调查权的部分放弃。只有把适用简易程序的主动权赋予被告人才能确保其诉讼主体地位得到维护，从而体现程序正义。被告人的选择权至少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以“被告人认罪”作为适用简易程序的前提。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91条之二规定“被告人……关于所记载的诉讼原因作了有罪供述时，法院可以听取检察官、被告人及辩护人的意见，以对被告人所供述的有罪部分为限，作出按照简易公审程序进行的裁定。”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451条规定“被告在侦查中自白者，得请求检察官提请法院以简易判决处刑。”（2）适用简易程序，须经被告人同意。日本刑事诉讼法第461条之二规定：“a.检察官在请求作出简易命令时，必须向被告人预先说明必要的事项，以便使之对简易程序有所理解，并在告知可以按照通常规定受审的意旨后，应当就依照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有无异议加以肯定。b.被疑人对依据简易程序进行审判没有异议时，应当用?槊娌牧峡隙ǜ靡庵肌！币獯罄淌滤咚戏ǖ?38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时需要被告人提出请求。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对于起诉案件认为宜以简易判决处刑者，可征得检察官及被告人之同意，以简易判决处刑。”（3）裁决作出后，如被告人提出异议，案件可按普通程序进行审理。法国刑事诉讼法第528条规定：“如果检察院或被告人提出异议，案件应由违警罪法庭以普通诉讼程序审理。”日本刑事诉讼法第465条规定：“接受简易命令的人或检察官可以自接受该公告之日起24天内，提出正式审判的请求。”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把这种主动权赋予人民法院，并要求得到人民检察院的建议或同意，却不考虑被告人是否同意或自行主动选择适用简易程序。不仅如此，人民法院在审判中发现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时，有权中止审判，放弃简易程序而转入普通程序重新审理，然而被告人却没有因认为简易程序的待遇不公正而放弃或自行要求适用普通程序的权利。这样一来，简易程序的价值取向就被极端化了，程序正义在司法机关追求程序经济的过程中湮没了。

2.简易程序没有强化辩护律师的作用

与普通程序相比，适用简易程序，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更需要辩护律师的参与、指导和帮助。否则，被告人将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世界上规定刑事审判程序的各国，都强化了辩护律师的作用，在被告人物理情侣时的情况下，法院还会强制为其指定一位辩护律师。例如在英国，“被告人在治安法院出庭，需要有律师为其辩护，如果被告人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清部七律时，法院要为其提供免费的公派律师”。我国目前的情况表明，国民的法律意识、权利观念还很淡薄，强制性为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尤显重要。

3.简易程序为控审不分留下隐患

据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简易程序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这样无疑使追诉与审判两相权利集于法官一身。权力一旦没有了制约的机制必然导致权力的泛滥，法院的审判没有检察院的监督也容易背离程序公正。审判中的法官中立原则是程序正义的重要内容。从各国相关法律规定来看，简易程序的运转多以检察官的直接参与为条件和前提，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尽管拥有一定的司法审查权，但仍需处育种礼物片的地位，确保控审分离。

4.简易程序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

刑事诉讼法对简易程序的规定过于简单，一些环节需要具体的制度来规范。有学者提出用“参与模式”的精神重新设计和改造简易程序。然而，这恐怕一时难以实现。笔者更倾向于在实践中不断制定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来充实简易程序的内容，增强其可操作性。而且有些法院已开始了这方面的实践，得了一定的效果。例如，制定了《一审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审查受理及开庭前的准备工作细则》、《一审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庭审程序》、《刑事自诉案件的受理标准》等，拟制了《征求适用简易程序函》、《同意（不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复函》等文书样式，尽量做到检、法两家文来文往，手续齐备。

（三）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制度完善

针对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制度不足，结合国外关于这方面的立法经验，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完善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1.关于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4条规定严格限制条件，以下情形不适用简易程序：（1）公诉案件的被告人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的；（2）比较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3）被告人是盲、聋、哑人的；（4）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5）其它不适宜用简易程序的。

2.关于被告人的选择、放弃权。是否适用简易程序要由被告人自愿、自主的选择；在审判中，如简易程序不利于被告人，他有权放弃适用简易程序而选择普通程序。

3.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对被告人的优待。为鼓励被告人选择简易程序，应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相对于适用普通程序的优待条件。

4.关于辩护律师的指定。刑事诉讼法虽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被告人可以聘请律师为其辩护，但没明确在被告人无力聘请律师的情况下，法院应强制为其指定。

刑事诉讼申请书范文篇6

1、缺乏统一完整的立法规定。《规定》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而《办法》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均仅限于民事、行政诉讼，而不包括刑事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国家赔偿诉讼，没有制定统一的司法救助法，难以全面对司法救助制度进行规范和设计。

2、司法救助范围过于狭窄，而且存在随意扩大和缩小的倾向。《规定》及《办法》采取列举式规定，很难穷尽，而且审判实践中，经常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司法救助范围被扩大；二是司法救助范围被缩小。

3、司法救助的内容规定不具体。首先，申请减免交诉讼费用是否包括证人、鉴定人、理算人员在人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发生的交通费、生活费、住宿费和误工补贴没有规定；其次，再审案件、支付令案件、执行案件的当事人可否申请司法救助无规定；再次，救助内容只有缓、减、免诉讼费用，没有规定其他救助内容，明显过于单一。

4、司法救助条件规定不科学。《规定》第二条以“经济确有困难”、《办法》第四十四条以“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作为救助条件，但没有规定具体的标准。而“经济确有困难”在实务中很难界定和把握，没有具体标准可比对，导致司法救助随意性较大。

5、司法救助主体规定不明确。营利性法人和外国国民是否属司法救助主体规定不明确。

6、司法救助实施程序缺乏可操作性。《规定》及《办法》对实施司法救助的程序作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没有具体的操作细则，审批程序不透明，不利于当事人进行司法救助。

为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对我国司法救助制度内涵与体系进行重构：

1、重新界定概念及确立基本原则

笔者认为，司法救助是人民法院为了维护司法公正，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原则得以真正实现，以法律化、制度化的形式，对部分经济困难、诉前、诉中、诉后陷入困难或者需要法律帮助以及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的经济救助和法律帮助。这个定义和原来的定义相比在救助阶段、救助对象、救助方式、救助内容上都进行了扩容，它将更好地满足人民对司法的需要，保障公民诉讼权利的充分及时行使。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重构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合法权益及时救济原则；二是弱势群体优先救助原则；三是经济困难先决原则；四是公开、公正原则。

2、扩大适用范围和主体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要求司法救助制度必须具有普适性和平等性，即司法救助范围应涵盖刑事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国家赔偿诉讼及司法ADR；不仅包括一审程序、二审程序，还包括再审程序、督促程序和执行程序；享有司法救助权利主体应包括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既包括福利性单位，也包括营利性法人，既包括原告、上诉人、申请人、再审申请人、申请执行人，也包括被告、被上诉人、被申请人、再审被申请人、被执行人，不仅适用于中国公民或组织，而且还根据国际条约适用于其他国家的国民。

3、扩大适用条件及救助内容

司法救助适用条件为：（1）有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有胜诉可能；（2）有证据证明经济确有困难且年收入或月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金；（3）符合司法救助主体和适用范围；（4）经人民法院审查同意。司法救助内容主要应包括：（1）诉讼费用缓交、减交、免交。缓交期限为立案阶段，适用情形为《办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仅适用于原告、上诉人、申请人、再审申请人、申请执行人；减交、免交为立案后至宣判阶段，减交比例为总额30%，减免交在作出判决时一并决定，并均在法律文书上载明。减交适用情形为《办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四种情形，免交适用情形为《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五种情形，但只适用于自然人；（2）民事、行政诉讼、刑事自诉、刑附民诉讼、国家赔偿诉讼而有胜诉可能时指定人，适用于当事人文盲而又无人的情形；（3）刑事诉讼中指定辩护人，适用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刑事案件；（4）设立法律咨询机构，为当事人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和相关诉讼信息；（5）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金制度。（6）建立执行救助金制度。

4、完善启动、审批程序

（1）由当事人申请启动。在立案审查阶段、审理阶段或执行阶段，由当事人依照不同的救助内容书面提出申请并附有相关证明材料（主要是由县级民政、劳动保障部门出具的优抚对象和收入的证明等），由法院审查决定是否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如决定救助，对当事人请求缓交诉讼费用的，应当在起诉、上诉或申请时提出，由负责立案的审判人员或合议庭提出意见，报庭长审核同意后报院长审批。在决定立案之日作出准予缓交的决定并在宣判之日补交；对当事人请求减交、免交诉讼费用的，由承办案件的审判人员或合议庭提出意见，经庭长审核同意后，报院长审批；对于申请刑事救助金和执行救助金的，由审判人员或执行人员提出意见，经庭（局）长审核同意后报院长审批。对其他救助内容的，则由审判人员或合议庭审查决定即可。法院经审查决定予以司法救助的，应当制作《司法救助决定书》并书面告知当事人办理相关手续，对于没有获得救助的，应告知其不能救助的原因及理由，并告知其申请复议的权利。（2）由法院依职权启动。适用这种启动方式的案件应当限制在现代型诉讼，即围绕着离散性利益、扩散性利益、集团性利益引发的纷争。如医疗事故赔偿纠纷、消费者权益受损纠纷、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交通事故赔偿纠纷、产品责任纠纷等案件。建议立法规定法院对此类案件除诉讼费用救助外的其他救助内容，可依职权启动司法救助程序。

5、增设撤销、复议程序

如果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有不当企图或行为时，经对方当事人申请或者人民法院发现，应当作出撤销司法救助的决定并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对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未获批准的，当事人可以在接到书面决定后三日内向作出决定的上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上级法院应在接到复议申请书三日内予以复议并书面答复。

刑事诉讼申请书范文篇7

关键词：行政诉讼举证时限立法缺陷立法建议

OnthePerfectionofInstitutionof

TimeLimitforProvidingEvidenceinChineseAdministrativeProcedure

Abstract：InstitutionoftimelimitforprovidingevidenceisapeculiaroneofadministrativeprocedurelawinChinanow.But，asthelegislativedefectsofinstitutionoftimelimitforproducingevidence，bothacademiccirclesandjudicialworldholdtheviewpointthatthetimelimitforproducingevidenceofthedefendantisnotin10daysfromwhichthedefendantreceivescopyofbillofcomplaint，butbeforetheclosureofcourttrialoffirstinstance.Theessay，basedontheanalysisofthelegislativedefectsofinstitutionoftimelimitforproducingevidenceofadministrativeprocedureinChina，putsforwardsomelegislativerecommendationstoperfectit.

Keywords：administrativeprocedure；timelimitforprovidingevidence；legislativedefects；legislativerecommendations

举证时限制度，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效法律后果的一项诉讼期间制度。举证时限制度作为举证责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减少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益，实现程序公正具有重要的司法意义。

一、我国行政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立法及其缺陷

举证时限制度是目前我国行政诉讼法特有的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并没有真正建立举证时限制度。[1]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在整个诉讼过程均可以举证，并且检察机关如果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提出建议，经人民法院许可后进行补充侦查；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可以随时地、不断地收集和提供新证据，且不受审级的限制。[2]与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不同，我国行政诉讼法对被告的举证时限作了严格的限制性规定，即行政诉讼法第43条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并提出答辩状。”这里的“有关材料”就是行政诉讼法第32条“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也就是说，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时间应限定在庭审前被告收到起诉状副本的10日内，否则，被告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行政诉讼法确立的被告举证时限制度，既是对行政行为“先取证、后裁决”的必然要求，也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重要形式。

但是，由于我国行政诉讼立法的缺陷，学术界和司法界普遍认为被告的举证时限制度不是由行政诉讼法确立的，而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第30条确定的。[3]由此，行政诉讼中被告的举证时限便不是被告在庭审前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的10日内，而是《意见》所规定的第一审庭审结束前。把行政诉讼法确立的被告举证时限延长到一审庭审结束前，允许被告在一审期间的任何时间都可以提供证据，实际上是降低了对被告的要求，为被告对原告搞突然袭击创造了条件，这样对原告是不公平的；同时也不利于法官掌握庭审进程，不利于诉讼效益的提高和程序公正的实现。[4]具体说来，我国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时限制度的立法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受民事诉讼举证制度立法的影响，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举证时限制度的规定不明确、不具体，容易使人产生歧义。众所周知，我国行政诉讼法脱胎于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的立法模式与法律条文的具体表述深深影响着行政诉讼法，这表现在举证制度的规定方面更是如此。民事诉讼法第11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5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在收到之日起15日内提出答辩状。”“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而行政诉讼法第4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5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并提出答辩状。”“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仔细分析，除了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应当”一词，两者的文字表述模式基本上如出一辙。虽然行政诉讼法第43条规定了“应当”一词，但“应当”的含义是什么，被告如果违反这一条规定将承担何种法律后果，即如果被告在收到起诉状副本的10日内不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和答辩状，将承担何种法律后果，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只是同民事诉讼法一样规定“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的审理。”这样，行政诉讼法一方面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人民法院举证，另一方面又规定被告若不举证，“不影响人民法院的审理”，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如果行政诉讼中被告在举证时限内不举证，法院将如何继续审理，是不是意味着行政诉讼中的被告也可以像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一样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随时可以举证呢？因此，我国行政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立法规定的不明确、不具体，引起人们对举证时限制度的不同理解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行政诉讼法法律条文的矛盾性，容易使人们对举证时限制度产生不同理解。行政诉讼法第33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在这一规定中，有两处表述值得推敲。首先是“在诉讼过程中”，这是不是意味着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后到相对人起诉之前这段时间里被告可以继续取证，如果在这段时间可以取证，是否违反行政行为“先取证、后裁决”的程序要求，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其次是关于“自行”的理解。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自行”一词含义有二：“自己”与“自动”，若把“自行”放在法律条文中，我们可以作如下两种理解：[5]一是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己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言外之意是，若案件有不清楚的地方需要查证，只能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被告在任何情况下都丧失了继续取证的权利。若作此种理解，“自行”一词的存在便没有必要。二是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自动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言外之意是，若经人民法院允许，被告就有权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实践中持第二种观点的人大有人在。[6]但笔者认为，此种理解虽不违背“自行”的字面含义，但却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本意。并且，若作此种理解，必然同行政诉讼法第43条的规定相冲突。一方面，在人民法院许可的情况下，被告能够获得在诉讼中继续取证的权利，而能够继续取证也就意味着可以继续向人民法院举证，因为“取证是举证的前提，举证是取证的目的所在”；[7]另一方面又把被告的举证时限确定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的10日内，被告在诉讼过程中不能继续举证。这种法律条文之间的矛盾性，容易使人们对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时限存在不同的理解。

3.不适当的司法解释是造成我国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得以延长的直接原因。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第30条明确规定，“被告在第一审庭审结束前，不提供或不能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证据或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第32条和第54条第2项的规定，判决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正是这一规定，使行政诉讼举证时限这一本来非常简单的问题变得的复杂化了，它成为我国学术界和司法界把行政诉讼举证时限确定为“第一审庭审结束前”的直接理由。笔者认为，《意见》的规定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相抵触，是对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一次修订，歪曲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本意。根据法律效力的层级原则，这种与法律规定相抵触的司法解释当然无效。实际上，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发现并解决了这种法律与司法解释的冲突，在1999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88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纠正了《意见》第30条的规定，而代之以新的条款。《解释》第26条第2款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很显然，《解释》的这一规定同行政诉讼法第43条衔接、一致起来，并且该条规定还明确了逾期不举证的法律后果，这是我国行政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一大进步。当然，这种规定最终还应当通过修改现行行政诉讼法使之以法律条文的形式体现出来。

二、完善我国行政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立法建议

从行政诉讼法“保证”、“保护”、“维护和监督”的立法宗旨出发，我们认为，要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时限制度，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进一步完善关于被告举证时限的规定，明确规定被告逾期不举证的法律后果。对此我们可以参照行政复议法关于举证时限制度的立法模式来完善行政诉讼的举证时限制度。

原有的行政复议条例是作为行政诉讼法的配套法规而出台的，在关于被申请人举证时限的规定上，行政复议条例与行政诉讼法如出一辙。如行政复议条例第38条规定，“复议机关应当在受理之日起7日内将复议申请书副本发送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书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复议机关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或证据，并提出答辩书。逾期不答辩的，不影响复议。”至于被申请人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行政复议条例也没有规定。1999年4月29日通过的行政复议法改变了行政复议条例的这一状况，明确了被申请人的举证时限及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并删除了“逾期不答辩的，不影响复议”这一带有歧义性的规定。行政复议法第23条第1款规定，“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10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然后该法第28条复议决定部分又规定，“被申请人不按照本法第23条的规定提出书面答复、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视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决定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

参照行政复议法的规定，我们可以对行政诉讼法作如下修改：首先，把第43条第1款“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并提出答辩状”修改为“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并提出答辩状”；其次，删除第43条第2款“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第三，在第54条判决部分增加逾期不举证的法律后果，即“被告违反本法第43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逾期不提供或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提出答辩状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判决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

2.建立行政诉讼被告的补证制度。既然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时限确定在其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那么，被告在此后的诉讼过程中还能不能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呢？笔者认为，被告在举证时限届满后，经人民法院允许，可以补证。因为行政诉讼法第34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在此，被告的补证与举证不同，补证只是举证的一种例外形式，它是对被告在举证时限内基于正当理由而不能如期举证的一种有效补充。另外，补证与取证也不同，取证“是指重新调查和收集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本不具备的证据”，[8]而补证则是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考虑并采用过，但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没能在举证时限内提供的证据。也就是说，被告补充的证据只能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客观存在的事实证据，而不是事后重新调查获取的。[9]如果被告出于恶意，在法定期限内故意不提供某些证据，或者没有正当理由，人民法院则可以拒绝被告补证。具体说来，被告的补证大致有两种情形：一是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考虑并采用过的某些证据，不存在于被告处，被告在举证时限内无法提供的；二是被告在行政程序后因疏忽大意而没有将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收入行政案卷，致使被告不能及时提供证据。对此，行政诉讼法第34条应当对上述行政诉讼被告补证的范围加以明确规定，并且使之与修改后的第54条衔接起来。

3.对行政诉讼法第32条“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进行修改。如前所述，该条规定存在多处缺漏，容易使人产生歧义，建议把它修改为“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后，被告不得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这样既能够避免该法条与行政诉讼法第43条的冲突，又能体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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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栋（1970-），男，石油大学（华东）政法系讲师，法学硕士（257061）。

[1]参见宋雅芳：《完善行政诉讼举证制度之我见》，《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2期，第97页。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当在指定期限届满之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这个规定虽然明确了法院可以为当事人指定一个举证期间，但并未涉及逾期后证据是否可以被采纳，是否还具有证据证明的效力。因此，我国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制度并未完全落实到实处。参见陈桂明、张锋：《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初探》，《政法论坛》1998年第3期，第83页。

[3]参见潘荣伟：《行政诉讼取证期限与举证期限》，《法学杂志》1999年第4期，第31—32页。

[4]“第一审庭审结束前”，实际上是一个很长的阶段。因为每件行政诉讼案件从立案到庭审辩论终结前，都处于第一审庭审结束前的状态。并且每一行政诉讼案件在庭审辩论终结前，都有可能多次开庭，而不仅仅是一次开庭，如果允许被告在此期间随时提供证据，只能是引起一次次的开庭质证、认证，致使原告与法官实际上受被告举证时间的牵制，这对原告是不公平的，对法官掌握庭审进程也是不利的。同时，被告在庭审中提供的新证据，也有事后收集之嫌。

[5]参见宋雅芳：《完善行政诉讼举证制度之我见》，《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2期，第97—98页。

[6]参见杨解君、温晋锋：《行政救济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3页。

[7]参见潘荣伟：《行政诉讼取证期限与举证期限》，《法学杂志》1999年第4期，第31—32页。

刑事诉讼申请书范文篇8

（一）经都江堰市政府批准，设立市法律援助中心，指导、协调、组织全市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市司法局监督管理本市法律援助工作。

（二）市级有关部门和工、青、妇、残等群众团体应积极协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并根据实际需要，可成立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在市法律援助中心指导下实施法律援助。

（三）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在法律援助中心的统一协调下，实施法律援助。

二、法律援助的范围

（一）公民对下列需要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1、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

2、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3、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4、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5、请求支支付劳动报酬的；

6、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前款规定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项作出的补充规定。

公民可以就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事项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咨询。

（二）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1、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2、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3、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三）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三、法律援助的形式

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

刑事辩护和刑事；

民事、行政诉讼；

非诉讼法律事务；

公证证明；

其他形式的法律服务。

四、法律援助的程序

法律援助程序实行“四统一”原则，即统一由市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受理法律援助申请，统一审查，统一组织实施，统一监督检查。凡要求提供法律援助的，必须向法律援助中心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应证明材料，由法律援助中心统一审查，符合条件的，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法律服务人员，提供法律援助。

（一）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以下材料：

1、申请书；

2、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

3、家庭经济状况证明；

4、申请援助事项的有关案件材料；

5、法律援助机构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申请人为未成年人或无行为能力人的，应由其监

护人代为申请。代申请人应提交权资格的证明。

（二）市人民法院对需要指定辩护的案件，应在

开庭10日以前,将指定辩护律师通知书和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送交法律援助中心。同时附送被告人符合法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规定的法律援助条件的情况证明和经济困难的证明材料。

（三）法律援助中心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日内进行审查，作出是否予以法律援助的决定。法律援助中心认为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不完备或有异议的，可以通知申请人作必要的补充或向有关单位、个人索取有关证明材料，并可视情况进行调查，有关单位、个人予以接待、配合。

（四）对申请公证法律援助事项的条件审查，由法律援助中心与公证处共同决定。

（五）经审查，不提供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中心应及时通知申请人。

（六）决定提供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中心按各律师事务所注册人数依次向律师事务所分派刑事法律援助任务。

一般民事案件，结合区域和各法律服务机构实际情况分派。

（七）法律援助承办人员在援助事项办结后，应向法律援助中心提交结案报告。

五、法律援助资金

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政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建立经费保障制度，业务经费应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由法律援助机构管理并专款专用，接受司法行政机关、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保证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

六、法律责任

（一）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都应按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尽心尽责，依法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

不得疏于应履行的职责，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延迟或终止所承办的法律援助事项。法律援助承办人员拒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或者疏于履行法律援助职责致使受援人遭受重大损失，法律援助中心可以建议上级司法行政机关不予年审注册或给予相应的处罚。

（二）受援人不遵守法律规定以及不按法律援助协议的规定予以必要合作，经法律援助中心批准，承办人员可以终止提供法律援助。

受援人员以欺骗方式获得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撤销其受援资格，并责令其支付已获得服务的全部费用。

刑事诉讼申请书范文篇9

论文摘要: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是在双方当事人举证能力穷尽,而案件的证明仍处于“悬案”状态下所启用的一种司法推测机制。最大程度的获得贴近客观现实的司法推测,是司法公正的集中体现。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其实质是当事人之间诉讼利益的风险分担。单一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是无法适应复杂的行政诉讼实践需要的,以公民权对抗行政权的行政诉讼,其诉讼宗旨注定了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确立,应在坚持保障人权和司法公正的法律理念指导下,建立起一个以请求权人承担权利形成要件的证明责任为基础、以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自由民等标准为补充的多层次综合分配体机制。

一、行政诉讼行为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研究

举证责任最早出现在罗马法中,并且为古罗马法学家使用。历史发展到今天,举证责任问题已成为法律人的真正十字架。在英美法系与陪审制度密切相连的举证责任(burnofproof)又称举证负担,已演变成为推进证据的责任和说服责任两大层次。[1](p178)在大陆法系,自1883年德国法学家尤里乌斯·格拉查首次提出客观举证责任的概念以后,客观举证责任的概念便在德国法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日本深受德国的影响,对举证责任做出了颇具影响力的内涵界定,“举证责任是指在诉讼上无论如何也无法确定判断一定的法律效果的权利发生或消灭所必要的事实是否存在时(真伪不明的情况),对当事人有法律上不利于自己的假定被确定的风险,也就是说假如其事实未被证明,就产生所主张的有力的法律效果不被承认的后果。”[2]

深受大陆法系德、日等国的影响,1990年10月我国颁布实施的《行政诉讼法》首次引入了举证责任一词,伴随着我国审判制度的改革,10年后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法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2002年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标志着我国举证责任制度的初步确立。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2000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7条规定“原告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⒈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被告认为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⒉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的诉讼中,证明因受被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条又补充规定“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①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②原告因被告受理申请的登记制度不完备等正当理由不能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并能够作出合理说明的。”上述规定虽然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其粗犷性、过于简单性也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单一的事项性列举是不能穷尽司法实践需要的。究其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与标准,国内教科书中阐述的理由基本是一致的,“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居于主导地位,其对相对人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需要相对人的同意。由被告方负举证责任,有利于行政主体依法行政。”[3](p348)“被告行政机关的举证能力比原告强,行政机关是某一领域的专门管理部门,被告行政机关对其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根据更为了解。”[4](p416)举证责任分担的实质是双方当事人实体法权益的风险分配。举证责任的分配是证据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适当的、明智的证明责任分配属于法律制度最为必要的和最为值得追求的内容。”[5](p97)

在大陆法系举证责任的分配领域,罗森贝克的规范说占有统治地位,即请求权人承担权利形成要件的证明责任,请求人的对方当事人承担权利妨碍要件、权利消灭要件和权利阻碍要件的证明责任。1888年的德意志帝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第193条规定“如果谁提出请求权,应当证明其依据必要的事实。如果谁提出请求权的消除或请求权的阻碍,就应当证明消除或者阻碍请求权的必要的事实依据。”法国民法典第1315条规定“请求履行义务的人,必须对其进行证明。相反,主张免除义务的人,必须证明履行或者证明他的义务消灭的事实。”在英美法系,英美法系适用普通法,公私法不分。所以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适用民事诉讼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由于“违法性”是对“合法性”的否定,合法性是积极事实,违法性属于消极事实。所以,“拘禁机关负担证明其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被拘禁人或其人的申请,单方面向高等法院王座分院提出的,毋须通知执行拘禁和做出拘禁决定的对方当事人。申请书负有宣誓的陈述,法院审查申请书认为有初步理由时,即指定日期通知对方当事人就申请进行辩论,拘禁机关负担证明其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6](p190)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6节(d)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法规或裁定的提议人应负举证责任。”两大法系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表面上虽有不同,但实质是相似的,那就是主张权利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原告引发诉讼,即应对相应的诉讼程序法律事实负有举证责任。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2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27条之规定正是基于该原则作出的。

但是,值得借鉴的是世界各国在这一基本分配原则基础上,又不同程度的规定了一系列的补充原则。从而使举证责任分配机制达到“适当与明智”的完备状态。在日本的判决和学术界承认罗森贝克的规范说是证明责任的分配基础,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的法学界便出现了证明的接近等举证责任分配补充标准的讨论。(前)苏联、(前)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国都承认规范说的基本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国家的侵权法中都在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基础上对加害人的过错规定了证明责任的“转换”。在德国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基本规则在公法上的有效性问题的讨论,并在罗森贝克的规范说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的补充标准。这些有世界影响意义的学说主要包括:以瓦亨多夫为代表的盖然性说。即按着盖然性分配举证责任。“如果法官的一个要件真伪不明应该由该要件成立可能性较小因而不利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为什么谁主张了不具备相对占有的盖然性谁就要承担证明责任呢?原因很简单:相对占有的盖然性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东西。”“完全取决于每一个案件的情势、时间、地点和当事人等因素,由此得出的合法性和盖然性,对回答证明责任问题具有决定性。”;以普霍斯为代表的危险领域说是德国举证责任分配的又一个补充原则。“按照危险领域的证明责任分配,是一条一般的法理学原则和公正性要求,普氏认为原有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存在漏洞,这些法律漏洞的存在及通过危险领域进行补救的依据,就是受害人的证明危机,加害人对证明的接近以及责任规范的预防目的。普氏认为在危险领域由加害人承担证明风险的原因为危险领域就是真正的生命领域,其标志要么是空间的接近,要么是损害的原因来自于占有地或加害人自己的行为。危险领域概念除了危险领域或危险范围之外还包括责任领域,几者之间并无实质区别。”;此外,还有依据身份衡量分配证明责任的学说,在宪法行政法上考虑“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自由民”“遇有疑问时有利于上诉人”“遇有疑问时有利于申请人”“遇有疑问时不利于国库”“遇有疑问时有利于劳动者”的原则来分配证明责任。“因为对无罪的人错判导致的不利后果比实际上有罪的人宣告无罪的后果更加难以容忍”[7](p280)结合上述理论,笔者认为单一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是无法适应复杂的客观司法实践需要的,更无法在诉讼利益分配领域突出表现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控制行政权的滥用,以求在公民权与行政权之间谋求平衡的行政诉讼宗旨。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机制,应在保障人权追求司法公正的法律理念指导下,建立起一个以请求权人承担权利形成要件的证明责任,请求人的对方当事人承担权利妨碍要件、权利消灭要件和权利阻碍要件的证明责任为基础,以“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自由民”等标准为补充的多层次的综合分配机制。

二、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盲点具体阐述

⒈关于被处罚人年龄、身体状况(是否患有精神病或其他法定减轻、免责情形)的举证责任分配:被处罚的当事人是否达到14岁、是否患有法定免责、减轻环节的疾病,这些因素通常直接涉及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依据《行政诉讼法》第32条的规定,应由行政机关负有举证责任,因为行政机关应对权利的形成要件负有举证责任。但在极特殊情形下:如一个衣食住行都一向正常的被处罚人,在行政诉讼中突然提出自己患有精神疾病;或者根据户籍的记载以及有效的身份证件,当事人的年龄已满14周岁,但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突然提出年龄记载有误。笔者认为,此时应当引用盖然性原则分配举证责任。即实施结果有利于一方当事人的可能性比对方要小,那么该当事人就要承担举证责任。被处罚人患有精神病或年龄记载有误可能性处于极端状态,由被处罚人承担最后的证明责任,就可以增加我们获得相对占优的盖然性几率。因为相对占优的盖然性是我们能够获得的最好的东西。只有最贴近客观事实的司法推测规则,才是司法公正的良好体现。⒉关于回避问题举证责任的分配:回避依当事人是否申请可以分为申请回避、自行回避和命令回避。申请回避包含了二个环节,申请事实+法定回避事由。关于申请事实举证责任的分配,依据我国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以及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由行管相对人负有举证责任,但由于行政机关登记制度不完备或其他正当事由而导致行管相对人无法作出合理说明的,则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由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关于回避法定事由是否存在的举证责任分配,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根据大陆法系举证责任的基本原则——罗森贝克的“规范说”,即请求权人承担权利形成要件的证明责任,回避法定事由是否存在应由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但笔者认为应由被告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除非被告行政机关能够证明回避得法定事由不存在,否则就要采取回避。此时应引用“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自由民”这已一补充原则,这与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被告”背后所隐藏的法律理念是一致的,那就是在行政诉讼中如果不将证明责任偏向相对弱势的原告——行政管理相对人,那么其宪法上的地位,尤其是其基本人权就要受到伤害。因此,在回避的法定事由上的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坚持“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自由民”分配原则,才能最大可能的求得人权的保障和司法公正性的实现。

⒊关于行政处罚是否显失公正问题的举证责任分配:从国外情况来看,在英国“申请人指控行政机关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负举证责任,包括说服责任。原告不能令人信服地证明被告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原告败诉。”[8](p697)在日本,“最高法院认为在对裁量行政处分的司法审查中,关于裁量权的逾越、滥用的事实的举证责任,由原告方面负担。”[9](p746)由原告承担裁量权是否滥用的举证责任,几乎是世界各国的通例,其背后隐言的规则便是对国民有利的要件事实的存在。但目前考虑到我国行政机关的工作惯例还尚未形成,在这方面的行政公开还尚有一段距离。因此,在行政诉讼中由原告负举证责任就显失公正,就会造成证明危机而不利于司法公正。所以笔者认为应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考虑由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更为适当。

⒋关于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存在问题的举证责任分配:“请求权人承担权利形成要件的证明责任”,因此原告对起诉权的成立负有举证责任。原告起诉时对于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发生与存在负有最后的说明义务,否则将会被裁定驳回起诉。但是笔者认为在特殊情况下,如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处罚时不送达票据而导致原告举证不能时,则应有被告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因为行政处罚的过程中,行政管理相对人在时间与空间上完全处于行政机关的控制之下,构成了“危险领域”。当然,在行政处罚中因行政管理相对人个人的原因,如拒绝接受票据、撕毁或丢弃票据等,导致举证不能时,则由原告承担败诉风险。

总之,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是司法公正的核心所在。行政诉讼不同于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它是公民权对行政权的抗争,是私权对公权的对抗。保障人权、控制行政权的行政诉讼的宗旨决定了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应是在规范说的基础之上的多层次综合分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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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申请书范文篇10

摘要：为克服效率低下所导致的法庭堵塞，法国立法者于2004年3月9日引入了法式辩诉交易制度，即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与美国及意大利的辩诉交易程序相比，法国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具有三大特征，即较狭窄的适用范围、较弱化的合意制度以及较完善的保障机制。从3年来的践行效果上考察，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适用率并不太高，在程序规范性上仍有待加强。此外，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在价值认同及制度冲突层面还面临着五大挑战。关键词：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立法动机；技术设计；践行效果；挑战Abstract:Toraisethe“court-blockage”resultedfromlowerefficiency,onthe9thMar.,2004,theFrenchlegislatorsintroducedtheFrench-styledplea-bargainingintothecriminalprocedure,whichhasthreefeatures:limitedapplication,faintsenseofmeetofmindsandwelled-improvedprotectionmechanism.After3years’experience,thoughhavingmadesomegains,plea-bargaininginFranceprovesofnosatisfactoryapplicationanditsproceduresshouldbefurthernormalized.Also,inrespectofitsvaluesandinstitutionalconflicts,plea-bargaininginFrancehastotakeupanother5challenges.KeyWords:plea-bargaining;legislativeintention;techniquedesigns;experiences;challenges近10余年来，欧陆各国的刑事程序法普遍出现“美国化”（Américanisation）的趋势［1］。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美国司法文化在整个世界主流司法文化中占据强势地位，另一方面还因为欧陆刑事诉讼在当前面临着诸多共同问题，亟需从外部（主要为英美国家）获得经验启发。即便以固守自身法律传统著称的法国也不例外。(注:诚如法国著名的公法学家米歇尔·弗罗蒙教授（MichelFromont）所言：“不管在司法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法国人都对其制度的原创性津津乐道。”这种相对保守的态度及制度优越感也造就了所谓的“法兰西例外”（l’exceptionfranaise）。仅就刑事诉讼而言，颇具特色的预审制、参审制、民事当事人制度、受协助证人制度等无一不带有浓厚的本土色彩，这也在相当程度上给从事法国法研究的外国学者带来了一些困扰。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的刑事程序法开始越来越多地借鉴域外的经验，且这一发展趋势还在持续之中。参见MichelFromont,LajusticeconsitutionnelleenFranceoul’exceptionfran-aise,inLenouveauconstitutionnalisme,Mélangesenl’honneurdeGérardCONAC,Economica,2001,p.167ets；JeanPradel,Yaurat-ilencoredansl’avenirunespécificitédelaprocédurepénalefran-aise?,inMélangesBlanc-Jouvan,Sociétédelégislationcomparé,2005,p.789ets.)2004年3月9日，法国立法者在经过较周密的立法论证后创设了庭前认罪答辩程序（Comparutionsurreconnaissancepréalabledeculpabilité,CRPC），允许刑事被告在某些轻罪案件中以认罪为根本前提和检察官进行量刑交易，从而将“辩诉交易”正式引入了法国的刑事裁判体制。但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一出台便引发了法国学界和实务界的激烈争辩。争辩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如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正当依据、制度排异、技术设计甚至是预期的践行效果。法国宪法委员会、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以及司法部也通过各种方式介入了这场争辩，并对这一域外制度的完善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为了能够恰当地思考和研究是否应当以及如何在中国设立辩诉交易的问题，必要的步骤之一便是关注其它国家在确立和发展这一制度时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这也是比较诉讼法（droitdeprocédurecomparée）的重要功能之一［2］。因此，本文拟以法国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为研究对象，全面介绍该程序的发展历程、立法动机、技术设计、践行效果以及所应对的挑战，以期对中国建构合乎自身国情的辩诉交易制度提供可借鉴的域外经验。一、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发展历程和立法动机（一）发展历程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设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1975年之后）(注:参见Loin°75-624du11juill.1975,JORFdu13juill.1975,p.7219.)，法国便因刑事审判经常无法及时进行而开始探索新型的的刑事裁判方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3］。但法国立法者在提高诉讼效率这一领域中的探索是谨慎而又缓慢的。“发现案件真实”（lamanifestatoindelavérité）的诉讼价值定位以及“诉审分立”(leprincipedeséparationdesautoritéschargéesdelapoursuiteetdesautoritésdejugement)的裁判结构使得刑事审判改革遭遇了制度（如宪法委员会的违宪审查）及技术（如新型裁判方式与传统裁判方式的兼容和协调）的双重困境［3］。1987年，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通过一份建议鼓励欧盟各成员国在刑事诉讼中采用有罪答辩（guity-plea）程序。该部长委员会指出：“如果宪政传统和司法传统允许，则（各成员国）应建立有罪答辩程序或者其它类似程序。被告在审前阶段出庭公开宣布其承认或者拒绝承认所受之指控……判决法院可以裁定缩短或部分缩短预审阶段，并迅速转入对被告的人格分析，及时作出及量刑宣判以及必要情况下的赔偿裁定”。(注:参见Article7delarecommandationduConseildel''''Europen°R(87)18duComitédesministresauxEtatsmembresconcernantlasimplificationdelajusticepénale,adoptéele17septembre1987.)在这一背景下，戴尔玛斯·玛蒂教授(Delmas-Marty)所领导下的刑事司法和人权委员会（laCommissionJusticepénaleetdroitsdel''''homme）于1990年提出了在法国刑事诉讼中引入“认罪简易审程序”的立法建议——“如果被告对犯罪事实及事实的定性并无异议，则可简化庭审程序，由庭审法官直接进行量刑宣判。被告认罪与否的供述应由判决法院在被告出庭的情况下予以确认。”［4］虽然该立法建议最终因争议太大而未获采纳，但法国立法者在提高诉讼效率方面的努力却从未止步。1995年，法国立法者创设了刑事强制令制度（injonctionpénale），允许检察官在一些情况下对被告直接施以量刑，从而提高情节轻微之刑事案件的“裁判”效率。但法国宪法委员会以该制度违反“诉审分立”的宪政原则而予以撤销。1999年，立法者又在新的《刑事诉讼法典》第41-2条中创设了刑事调解制度（compositionpénale），即“对在提起公诉前承认实施了当处罚金刑或5年及以下监禁刑的一项或数项轻罪的自然人实施一项或数项惩罚措施以替代公诉”。但为避免被宪法委员会撤销，立法者从一开始便对刑事调解制度采取了诸多保留举措，例如增设了法官对刑事调解裁定的审查权，以减缓公正程序和裁判权分割之间的尖锐矛盾［5］。从某种意义上讲，刑事调解制度便是辩诉交易程序在法国的雏型，冉·布拉戴尔(JeanPradel)教授甚至曾将其称为法国式的认罪答辩程序（guilty-pleaàlafranaise）［6］。但应该看到，刑事调解程序和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还是存在根本的区别的：前者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公诉替代程序，而后者则是新型的刑事裁判程序［7］。自2000年以来，法国刑事诉讼便进入一段前所未有的动荡期。从2000年6月15日“关于加强无罪推定及被害人权利保护的法律”［8］到2004年3月9日“使司法适应犯罪发展的法律（又称为‘贝尔本第二号法律’）”［9］，再到2007年3月5日的《强化刑事程序平衡法》，法国立法者几乎从未停止过对现行刑事诉讼法典各个条款的思考和权衡。改革频率之高、变动幅度之大，甚至连司法实务部门的工作者也经常感到无所适从。著名刑事法学家西玛蒙蒂（Cimamonti）教授便曾将这一现象谑称为“立法狂热、立法过度甚至是立法躁动”（frénésie,overdoseoupruritlégislatif）［10］。但我们依然可从这些纷繁复杂的改革举措中整理出两条改革进路：即程序正当化进路和程序简约化进路。前者如侦查权的限制、辩护权的保障、司法审查的强化，后者则主要体现为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设立。（二）立法动机法国原司法部部长多米尼克·贝尔本（DominiquePerben）在2003年5月21日的议会辩论中对设立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立法动机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即“（设立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可提高诉讼效率，减轻轻罪法院的负担并使被告更好地接受量刑”［11］。1.提高诉讼效率，减轻轻罪法院负担“效率”（efficiency）一词源于拉丁语effetus，表示所获得的劳动效果与消耗的劳动量之间的比值关系，体现了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与此相对应，诉讼效率则指进行诉讼活动的效益与该活动所花费成本之间的比率，它所描述的是诉讼进行的快慢程度，解决纠纷数量的多少，以及在诉讼过程中人们对各种资源的利用程度和节省程度，其强调的是要尽可能地快速解决纠纷和尽可能合理地充分利用各种诉讼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讲，诉讼效率是人类社会在司法过程中永远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因为只要人类社会还生存于一个司法资源稀缺的环境中，不管出于自觉还是被迫，为了司法的良性运作以及纠纷的及时解决，就不得不考虑诉讼程序的效率性问题。正如波斯纳所指出的：“正义在法律中的第二个意义就是效率。”众所周知，法国刑事裁判严格适用犯罪分层理论（laclassificationtripartitedesinfractions），将刑事犯罪三分，即重罪（crime）、轻罪(délit)及违警罪(contravention)，并依犯罪种类的不同适用不同的刑事程序。但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刑事案件数量剧增而刑事诉讼程序却拖沓冗长，法国各种刑事法院均面临严重的工作负担，法庭堵塞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在轻罪法院尤为严重，因为轻罪案件占据法国刑事案件总量的8成以上，而审结期限却平均长达10个月。勿庸讳言，在传统的诉讼理论中，刑事诉讼以实现国家刑罚权为目的，其结果往往将导致被追诉者的个人自由、财产甚至生命被剥夺。因此，现代法治国家往往设置了严格而谨慎的程序规则以防止公共权力滥用并确保无罪的人不受追诉。“公正”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刑事诉讼的首要价值目标。但“正当人们还在为普通程序的正当化、严密化殚精竭虑之时，另一种相反但却并不矛盾的倾向已经开始发生、发展，并逐渐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那就是，“伴随着诉讼效率价值的凸现、刑罚目的的转换，各国越来越多地采用‘程序分流’而对特定的刑事案件进行处理”［12］。法国亦不例外。一如前述，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法国刑事诉讼程序因冗长拖沓、效率低下而长期为理论界及实务界所诟病。一方面，在公诉程序中，由于缺乏公诉替代程序（lesalternativesàlapoursuite），法国的检察官在面对案件时只有两种选择：立即起诉（lapoursuiteimmédiate）或不予起诉(classementssanssuite)。因此，对于一些情节轻微的轻罪案件，检察官往往处于两难境地：提起公诉，则占用大量的诉讼资源，降低诉讼效率；免于起诉，却又不能实现责任追究及刑罚震慑的刑事目的；另一方面，在轻罪案件的庭审程序中，检察官和被告的对抗胜于合作，法官的判定胜于审核。几乎所有的轻罪案件都适用完整的庭审程序，这既使轻罪法院的法官疲惫不堪，又极大降低了诉讼效率。上述缘由所造成的法庭堵塞已不能仅通过增加财政及人员投入解决。法国立法者唯有寻求域外经验以试图从诉讼机制上进行较根本的改变。美国及意大利的辩诉交易程序无疑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辩诉交易制度起源于美国19世纪，并在二战之后得以发扬光大［13］。冉·布拉戴尔（J·Pradel）教授在分析辩诉交易制度在美国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时指出，“美国法以对抗主义为特点，未设预审法官，也没有深入的预审程序。法官和陪审团可接受的所有证据均应在庭审中展示。因此，刑事庭审显得十分冗长和复杂。自十九世纪末开始，程序更越发如此。大量的案件积累和繁重的工作压力使实务工作者逐渐不能接受，并开始私下使用各种方式，以排除对证据问题的庭审。与此同时，实务工作者再也不能对所有案件进行完整的审判（fulltrial）——即陪审团审判。这种情况孕育了“辩诉交易制度”。从诉讼运作机制的角度考量，辩诉交易比传统的公诉模式更节约时间，也更节约人力和财力，因此，在司法管理上，辩诉交易更为合理（raisonnable）也更有有益(rentable)。正如伯杰（E·Burger）法官在1971年Santobellov.New-York的案件中所说的那样：“通过控方与辩方的合意来解决刑事案件……是审判管理的一个必备要素。如果这一程序（辩诉交易程序）合法进行，则应值得提倡。”(注:Santobellov.New-York，404.U.S.25,260(1971).)意大利在1988年刑事诉讼改革前亦面临着相同的困境。案件的积压、司法的迟缓使司法机关的权威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欧共体法院更是数次因意大利法院在审理案件中未能遵守“合理期限”的规定而判定意大利有罪［14］。为提高诉讼效率，意大利引入了包括辩诉交易在内的几种特别程序。如今，在意大利的司法实践中，辩诉交易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且效果甚佳［15］。为了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意大利立法者还在2003的法律修改中扩大了辩诉交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意大利学者麦尔克内（Mercone）教授评论到：“庭审程序的摒弃，将减少诉讼负担（deflazionedelcaricoprocessuale），合乎诉讼经济的原则。”［14］美国和意大利的成功经验无疑使法国立法者更坚定了移植辩诉交易制度的决心，并希冀借此诉讼机制从根本上解决诉讼效率和法庭堵塞的问题。[1][2][3][4][][]2.使被告更好地接受量刑（unemeilleureacceptationdepeine）“时下，对权力的尊重和敬仰已不再仅通过强制力量的运作……刑罚的目的只有依托于最低限度的合意才可有效实现。”［16］而“合意”（consentement）［17］正是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灵魂所在。在法国立法者看来，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具有两个核心要件：其一，被告承认犯罪事实；其二，被告可自由、清晰地表达对量刑的意见。理论上，被告承认犯罪事实是启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充分条件，但却非必要条件。换而言之，即便所有适用条件均满足且被告承认犯罪事实，检察官也不一定启动认罪答辩程序。司法实践中，被告承认犯罪事实的真实意图是检察官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18］。具体而言，如果被告仅为了获得较轻的量刑而认罪，则检察官通常不会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也不会因此减少对被告的指控；相反，如果被告具有悔改之意，主观认罪态度较好，则检察官会充分考虑这一基本情节，并通常会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可见，“使被告更好地接受量刑”既是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基本动机，也是该程序机制的意义所在。诚如学者所言，“如果（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成为罪犯寻求轻罚的避风港，则刑罚的教育目的将无从实现……更为严重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可能导致犯罪率的提高……这无疑与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设立初衷相违背。”［18］109当然，与传统的刑事司法相比，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这种“协商型刑事司法”（Justicepénaletransactionnelle）无疑更容易使被告接受量刑。在法国，传统的刑事司法以追求案件真实为基本目标，以证据运用为基本手段，以对抗和判定为基本的程序构造，整个刑事司法程序带有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强制力”（laforcedecontrainte）是欧陆传统刑事司法的基本定位。而“协商型刑事司法”则完全相反。它以节约诉讼时间、提高诉讼效率为追求目标，以被告认罪为适用前提，以控辩双方合作及协商为基本手段，程序带有极强的“契约”色彩。“协商”与“合作”是该套系统的基本主轴。因此，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中，“程序私化”（privatisation）所蕴含的“人格化”思想使被告更易于接受自身的诉讼定位，也更易于在庭前宽松的“协商”氛围中“坦诚承认自己的过错”并“勇于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19］。二、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技术设计及基本特征（一）技术设计1.适用范围依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95-7条的规定，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仅仅适用于主刑为罚金刑或者5年及以下监禁刑的犯罪。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95-16条又将以下几类犯罪排除在庭前认罪程序的适用范围之外：未满18岁之未成年人所实施的犯罪；虚假新闻罪；过失杀人罪（而非过失伤害罪）；政治罪；追诉程序由专门法律进行规定的犯罪（如税收方面的犯罪等）。依司法实践，案情过于简单的案件一般也不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2.运作进程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运作主要分为四个阶段：被告认罪；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被告接受或拒绝量刑建议；法官审核。（1）被告认罪一如前述，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启动的根本前提便是被告“承认所被指控之犯罪事实”（《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95-7条）。原则上，声明必须以言辞形式作出，且律师必须在场。但在由“直接传唤”或“司法传唤”启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情况下，认罪声明也可以以书面形式作出。依《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95-15条之规定，“（在直接传唤或司法传唤程序中），被告可亲自或通过其律师向共和国检察官寄送挂号信并要求回执，声明其承认被指控之犯罪事实并要求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2）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在量刑建议方面，共和国检察官具有较大的裁量权，“可建议执行一个或数个主刑或附加刑”（《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95-8条第1款）。但法律也设置了若干限制：其一，共和国检察官所建议之量刑的性质及幅度应合乎刑罚个人化的原则，充分考虑犯罪情节、被告人格、收入及负担等；其二，如果共和国检察官建议执行监禁刑，则刑期不得超过一年，也不得超过当处监禁刑刑期的一半；其三，如果共和国检察官建议执行罚金刑，则罚金的数额不得超过法定的最高罚金数额；其四，如果检察官建议适用无缓刑之监禁刑，则应向被告详细说明量刑是否立即执行或传唤至执行法官前以确定刑罚的执行方式。（3）被告接受或拒绝量刑建议在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后，被告有10天的思考期限，以决定是否接受该量刑建议。共和国检察官有义务告知被告享有这一思考期限。但被告在思考期限内不得要求解除相关的人身强制措施。共和国检察官得在提出量刑建议后将被告送往自由与羁押法官处，由该法官下令对被告进行司法管制。如果共和国检察官所建议的一种刑罚是2个月以上的无缓期监禁刑且共和国检察官已提议立即执行该刑罚，则自由与羁押法官应下令对被告进行先行羁押，直至当事人再次被传唤至共和国检察官处（《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95-10条）。在10天的思考期限届满后，被告应对量刑建议作出答复：如果被告接受共和国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则共和国检察官应向大审法院院长或院长所委派的法官提出审核申请。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进入最后一个阶段，即审核阶段；但如果被告拒绝接受共和国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则共和国检察官应依一般的公诉程序向轻罪法院提起公诉或要求启动正式的侦查程序。之前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所作的各种声明及案卷笔录归于无效，不得作为证据提交给预审庭或审判庭。原司法部部长多米尼克·贝尔本在议会辩论中对这一规定的适用范围作了具体的说明：“无证据效力的材料指的是在检察长办公室运作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所获得的材料，而不是在宪兵队或警察局运作相关程序所获得的材料”［20］。因此，被告之前在宪兵队或警察局所作的各种声明尤其是认罪声明依然具有证据效力。（4）审核阶段如果被告接受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则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进入审核阶段。大审法院院长或院长所指派的法官得依共和国检察官之请求举行公开庭审，听取当事人及律师的陈述说明，并作出审核裁定。依法国宪法委员会的判决，审核法官应着重审查如下三个基本要点：其一，犯罪事实的真实性；其二，检察官所建议之量刑的适当性，即所建议之量刑是否与犯罪情节及被告的人格相匹配；其三，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运作是否合乎公正程序的要求。例如，律师是否在整个程序的运作过程中都在场、被告是否享有10天的思考期限、检察官是否履行了告知义务以及被告是否自主、明确地承认了有罪而非受到外来的压力等等。如果审核法官核准了检察官所提出的量刑建议，则应作出核准裁定。该裁定具有立即执行的效力。但如果审核法官拒绝核准检察官所提出的量刑建议，则检察官应可以一般的公诉程序向轻罪法院提起公诉或要求启动正式的侦查程序。之前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所作的各种声明及案卷笔录归于无效，不得作为证据提交给预审庭或审判庭。3.保障机制（1）律师的有效参与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运作意味着被告人放弃了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许多诉讼权利，如接受职业法官正式庭审的权利、对质权等，因此，为了防止检察官利用辩诉交易强迫被告人做出有罪答辩并防止无罪的被告人违心认罪，法国立法者确立了较完善的律师参与机制。依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95-8条第4款之规定，“（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中）被告不得放弃律师协助权。”律师应在程序的任何阶段现场为被告提供咨询和帮助。律师也享有较广泛的权力，例如案卷查阅权以及与当事人进行秘密交谈的权力等。（2）上诉机制上诉制度是各国刑事诉讼所普遍公认的一项重要诉讼制度，也是纠错止纷及保障法律统一适用的必要方式和手段。因此，为防止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所可能出现的畸变和偏差，法国立法者亦构建了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上诉机制。依《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95-11条第3款之规定：“被告如不服大审法院院长或院长所委派之法官所作出之裁定，可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检察院可提起附带抗诉。”但如果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则审核裁定产生既判力。（二）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基本特征——以美国、意大利辩诉交易制度为参照对象与美国及意大利的辩诉交易制度相比，法国的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具有三大特征，即较狭窄的适用范围；较弱化的合意制度以及较完善的保障机制。1.较狭窄的适用范围在美国，很难严格界定辩诉交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实施联邦与州的二级司法程序，因此，联邦与各州在辩诉交易程序适用范围上的规定并不完全相同。有些州禁止对某些种类的案件适用辩诉交易程序，而有些州则未做任何限制。而另一方面，美国对辩诉交易的各种技术规定大都体现在判例法中，很难在成文法中寻求依据。但综合辩诉交易在美国联邦与各州的实际运作情况，有3类案件一般不列入辩诉交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之内：首先，被告是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一般并不适用辩诉交易程序。这主要是考虑到未成年人的心智尚未成熟，尚不足以权衡交易过程中的各种利弊要素，也容易受到控方或律师的胁迫或诱导。其次，案情特别轻微的案件一般也不适用辩诉交易程序，如立法中仅仅规定罚金刑的案件等。一般而言，这类案件案情简单，控辩双方缺乏交易的筹码。从辩诉交易的实践看，适用辩诉交易程序的案件往往是可能处监禁刑及以上的案件，因为只有在此类案件中，被告才可能对控方所提出的减刑建议感兴趣。最后，一些特别严重的犯罪，如叛国罪以及间谍罪等，往往并不适用辩诉交易程序。如2003年9月22日，阿斯克罗夫特（Aschcroft）总检察长通令，要求联邦检察官对包括叛国罪、间谍罪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犯罪进行最严格的定性。这一通令原则上将某些特别严重的犯罪排除在辩诉交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之外。除上述3个限制之外，辩诉交易程序可普遍适用于其它各类案件，适用范围相当广泛。在意大利，辩诉交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要狭窄一些。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444条对辩诉交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意大利立法者于2003年6月12日对《刑事诉讼法典》第444条进行了部分修改，扩大了辩诉交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在2003年改革前，辩诉交易程序仅仅适用于“考虑各种具体情况并在减少1/3量刑后监禁刑不超过单处或与财产刑并处的2年有期徒刑或拘役”的案件。而在改革后，辩诉交易可适用的案件有两类：一类是“考虑各种具体情况并在减少1/3量刑后监禁刑不超过单处或与财产刑并处的5年有期徒刑或拘役”（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444条第1款）的案件。根据这一新条款的规定，意大利的辩诉交易程序可适用于量刑为7年6个月的刑事案件。这便是意大利学者所称的“扩大化的辩诉交易程序”（Patteggiamentoallargato）；第二类便是“特殊的辩诉交易程序”。这类辩诉交易程序主要适用于犯罪事实的性质较为严重或者犯罪嫌疑人较为危险的案件。例如，黑手党组织的犯罪、以勒索或者恐怖活动为目的的绑架、惯犯、职业犯以及累犯等等。考虑到这些案件性质的特殊性，立法者对辩诉交易在此类案件中的适用条件进行了较为苛刻的限制，即在“考虑各种具体情况并在减少1/3量刑后监禁刑不超过单处或与财产刑并处的2年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前提下方可适用。而在之前，此类性质的犯罪一律不得适用辩诉交易程序。除此之外，意大利立法者同样将未成年人作为被告的案件（1988年9月22日的法令第25条）以及某些案情特别轻微的案件排除在辩诉交易的适用范围之外。法国“辩诉交易程序”（即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适用范围最为狭窄。依据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95-7条的规定，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仅仅适用于主刑为罚金刑或者5年及以下监禁刑的犯罪。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95-16条又将以下几类犯罪排除在庭前认罪程序的适用范围之外：未满18岁之未成年人所实施的犯罪；虚假新闻罪；过失杀人罪（而非过失伤害罪）；政治罪；追诉程序由专门法律进行规定的犯罪（如税收方面的犯罪等）。依法国的司法实践，案情过于简单的案件一般也不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从辩诉交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看，美国对辩诉交易的限制最少，甚至没有任何限制（在某些州）。而意大利辩诉交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相对较大，而且有扩张的趋势。法国则最为保守。这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法国在对待来自异域文化之“舶来品”的慎重态度。[][][1][2][3][4][][]2.较弱化的合意制度一方面，从合意的互动性看，在法国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中，控辩双方缺乏实质意义的角力和“协商”。在美国，控辩双方在交易方案上的角力是毋庸置疑的。在被告向检察官提出适用辩诉交易程序的建议时，检察官可就该建议提出反建议。被告还可就该反建议提出新的建议。如此反复进行，直至合意最终作出。这个过程与商业活动中的“交易”并无区别。从语义学的角度看，bargain便具有“交易”、“讨价还价”之意。意大利与美国的情况相当类似。在意大语中，Patteggianeto便是“协商”之意。根据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第444条），所谓的辩诉交易（Patteggianeto）便是指根据控辩双方的协议适用量刑。确切地讲，在辩诉交易程序的运作过程中，控辩双方须将其在量刑上所达成的合意载入申请书并共同署名（一方当事人在获得另一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也可进行单独署名），之后再将申请书交由法官进行核准。然而，在签署申请书之前，双方当事人往往会对量刑的轻重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然而，在法国，情况刚好相反。如前所述，检察官在法国的庭前认罪程序中处于支配地位。检察官所提出的量刑建议并不需要征求被告的意见，也无需经过事先的讨论。被告尽管也可以提出量刑建议，但却无权对检察官所提出的量刑建议提出一个反建议。通常而言，被告仅能回答“同意”或“不同意”。因此，正如冉·布拉戴尔教授所言，（法国的庭前认罪程序）“只有合意，没有交易”（ilyaaccord,sansmarchandage）［21］。另一方面，从合意的内容看，在法国的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中，控辩双方的合意内容较为狭窄。美国的辩诉交易按照合意的内容可分为两类：指控交易和量刑交易。指控交易又包括罪名交易和罪数交易两种。所谓的罪名交易指检察官允诺比本应指控的涉嫌罪名要轻的另一罪名要求被告人认罪或者允诺以某一较为“体面”的罪名起诉（如以轻伤害罪起诉被告人猥亵儿童的行为）以换取被告人的认罪。罪数的交易则指当犯罪嫌疑人犯有数罪时，检察官为争取犯罪嫌疑人承认有罪,许诺将本应指控的数个犯罪改为仅指控其中的一个或较少个数的主要罪行。在量刑交易上，合意的内容更为繁多复杂，如法官同意给予被告人具体的在狱服刑时间或者具体的缓刑时间；检察官同意向法官建议给被告人一个具体的服刑时间（如2年有期徒刑）；法官只同意提出一个量刑幅度（如6个月以上，1年以下）；检察官不同意对惯犯或累犯援引特定的处罚条款；控诉方同意在量刑时保持沉默；控诉官同意不让被害人参加量刑听审；法官和检察官同意被告人在特定的监狱里服刑；法官同意具体的罚款数额或具体的赔偿额；指控方同意建议法官对被告人仁慈（宽大处理）或保护被告人的声明；指控方或书记官同意将被告人提交给一个仁慈的法官处理等等［22］。可见，在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中，合意的内容极为广泛，既包括指控的交易，还包括量刑交易，甚至还可以决定审理案件的法官。而在意大利和法国，合意的内容则要狭窄得多，仅限于量刑建议。在意大利，合意的内容可以是以替代性刑罚代替监禁刑，也可以减少被告的罚金刑或者监禁刑。在2003年改革前，立法者所设立的最低量刑为2年，2003年的改革后则为5年。此外，控辩双方还可就有条件中止量刑（即假释）达成合意（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444条第3款）。法国的合意内容则更为狭窄。依据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95-8条的规定，控辩双方合意的内容只能是减少罚金刑或者监禁刑(不得超过1年或预期量刑的一半)。合意的内容也可包括附加刑以及适用缓刑。3.较完善的法官审核机制与美国及意大利相比，法国立法者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中设立了较完善的法官审核机制。在美国，法官在答辩谈判中积极参与的程度在各管辖区差别很大。许多州禁止法官积极地涉入答辩谈判。在实务中，法官往往保持消极的姿态，仅进行表面的监督。这一做法固然可以保障高效解决案件、防止程序反复所带来的资源浪费，但却极易产生检察官空洞允诺欺骗被告或者恫吓威胁迫使被告承认“莫须有”的指控的情况。这一做法已遭到美国学界强有力的批判，并成为反对辩诉交易辩诉的一个重要依据［23］。大陆法系国家在引入辩诉交易制度时则十分重视加强法官在程序审查上的权力。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444条第2款规定，法官（审前法官或者判决法官）有义务对事实的司法定性（laqualificazionegiuridicadelfatto）以及对当事人各自阐述之犯罪情节的比较与适用（l’applicazioneelacomparazionedellecircostanzeprospettatedalleparti）进行核实。1990年，意大利宪法法院宣布《刑事诉讼法典》中关于“禁止法官对量刑建议的依据进行评估”的条款违宪(注:意大利宪法法院1990年7月2日第313号判决。)，进一步强化了法官在辩诉交易程序中的权力。但为了确保程序经济原则，意大利立法者增加了两个附加条款（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445条第1款与第2款）：其一，法官的判决不能改变关于司法费用、附加刑和保安处分的有罪判决，没收财产的除外；其二，法官的判决具有终局性，不得进行上诉，但检察官在量刑适用申请书上与被告意见不一而提起上诉的情况除外。法国立法者也明确规定了核准法官(juged’homologation）的权力。一如前述，核准法官必须“核实案件事实的真实性及其司法定性”，并“根据犯罪情节以及犯罪行为实施者的品格进行量刑合理性考虑”，最终方可做出核准裁定。如果核准法官基于“案件事实的本质、利害关系人的人格、被害人的处境或者社会利益”等要素的考量而认为应当进行普通的轻罪庭审，则可拒绝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同样，如果被害人的声明使核准法官对“实施犯罪的条件或者犯罪行为实施者的品格”产生新的看法，则核准法官也可以此为由拒绝检察官的量刑建议。由此可见，与美国和意大利相比，法国更注重保障法官的权力，以确保辩诉交易程序的正当性。诚如法国原司法部部长多米尼克·贝尔本在上议院辩论中所强调的：“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法国的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与美国的辩诉交易程序有着显著地区别……在美国的刑事诉讼中，一旦被告承认有罪，则由检察官全权负责。这与法国的检察官没有可比性。因为（在法国）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受到法官的约束。”［20］三、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践行效果从2004年10月1日至今，法国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已经适用了近3年。但法国司法部对该程序践行效果的考察报告一直并未出炉。这主要是因为各地轻罪法院对该程序的适用情况差异较大，难以在短时间内进行系统的调查和总结。不过，一些学术团体在这一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并出版了若干颇具影响力的考察报告。比较典型的如弗朗索瓦·德普雷（FranoisDesprez）博士在《刑事政策杂志》所发表的论文《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践行状况研究——以2004年10月1日至2006年4月1日蒙彼利埃轻罪法院18个月的践行状况为例》［18］。尽管各方面的数据并不齐整，但我们还是可从现有的调查报告中发现诸多问题，也基本可对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运作效果作一整体判断。（一）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适用率依据冉·布拉戴尔教授所提供的数据，从2004年10月1日至2005年4月8日6个月的期限内，法国境内181个法院中有139个法院适用了庭前认罪程序。其中，共有6326个诉讼案件通过这种新型的纠纷解决方式（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得以解决，成功率为83，2%［21］。但这一数据并不能反应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适用率，也不能直接证明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是否达到有效减缓轻罪法院压力的目标设置。因此，弗朗索瓦·德普雷博士以蒙彼利埃大审法院对研究对象进行了细化考察。从2004年10月至2005年8月，蒙彼利埃大审法院共通过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处理了58起轻罪案件；2005年9月至2005年10月，蒙彼利埃大审法院通过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处理了31起轻罪案件；2005年11月，21起；2005年12月，8起；2006年1月至2月，18起。仅从运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处理案件的数量上看，蒙彼利埃大审法院在全国的大审法院中大概处于第60至70位，略显薄弱，但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运用在蒙彼利埃大审法院呈较明显的增长态势。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轻罪法院每个月只对30起左右的轻罪案件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则几乎无法达到为轻罪法院减负的目的。因为蒙彼利埃大审法院每个月要处理大约500~600起轻罪案件。而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适用率仅为3%至5%。这一比例与全国轻罪法院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比例相近。(注:在2005年，全法国轻罪案件的总量为488496起，而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案件总量为28018起，适用率大约为5%。相关数据请参见法国司法部网站www.justice.gouv.fr（2008-05-20）.)蒙彼利埃大审法院希冀将这一比例提高至10%甚至以上，以达到每周可取消1.5至2次的正式庭审。但从现有的司法资源看，检察官的数量尚不足以承担这一重职。（二）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运作中的规范性问题法国立法者在创设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时便相当关注该程序运作的规范性。这主要是因为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本身极其“灵活”（intelligent），在司法实践中的运作情况可能千差万别。因此，立法者在给司法机关预留较大活动空间的同时可能出现导致一些颇具争议“违法”现象的发生（例如，法官和检察官在辩诉交易制度运作前事先达成协议），当然也包括一些“恶意违法”（violationdelaloidelavolontémauvaise）的行为（例如滥用公诉权及腐败现象）。而了解这些现象并在确保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有效运作的前提下规制（既可能是鼓励，也可能是禁止）这些“违法行为”便成为法国立法者所面临的一大难题。为此，宪法委员会、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以及司法部也多次在判决或行政通令中下达各层面的指示，以杜绝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出现各种畸变。1.合意机制是否在法定的框架下运作一如前述，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以合意机制为核心，鼓励不同诉讼主体在程序运作过程中展开合作。但依弗朗索瓦·德普雷博士的考察，在司法实践中，诉讼主体间的合作出现了一定的偏差，具体主要表现为：律师合作意向不强烈；法官和检察官存在“事前的共谋”；被告经常成为量刑建议的“推进器”等等。首先，律师的合作意向不强烈。在蒙彼利埃，检察院和律师公会达成协议：现阶段，如果检察官所建议的量刑为监禁刑，则不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这一协议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适用范围，并极大损害了该机制的生命力。之所以拟定这一协议，其根本原因在于律师在绝大部分的轻罪案件中对检察官所提出的量刑建议持观望态度，合作意向不强烈，甚至鼓励被告与检察官进行对抗，且颇有收效。影响律师合作意向的因素多种多样，如经济收入要素（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将极大减少律师的收入）、程序要素（律师在量刑建议中并不掌握主动权）、诉讼成败要素（在许多案件中，检察官之所以建议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往往是因为并无胜诉之把握）等等。因此，在许多轻罪案件中，即便检察官所建议的量刑已相当“宽容”，但对律师所主导下的当事人往往并无足够的诱惑力。其次，法官和检察官存在“事先的共谋”。尽管依2004年9月2日行政通令的规定，法官和检察官在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时有必要进行事先的讨论，尤其是对所建议之量刑的性质及标准。立法者的初衷是尽量避免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因要件瑕疵被审核法官撤销，进而影响诉讼效率。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和检察官所讨论的内容并不仅仅限于程序要件，“证据要素、被告人格甚至是案件预期的结果”都在讨论范围之列。这一做法将导致两大后果：其一，审核程序虚化；其二，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轨迹化”。前者已有数据印证，笔者将在下文中详述。后者则体现为：检察官对“经法官确认”、“稳操胜券”的轻罪案件不再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而适用普通的刑事公诉程序，而对“法官持质疑态度”、“无胜诉把握”的轻罪案件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沿着法官预定的“轨迹”进行。这也可以理解为何律师对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普遍持观望态度。最后，被告经常成为量刑建议的“推进器”。本来依法律之规定，检察官在法国的庭前认罪程序中处于支配地位。检察官所提出的量刑建议并不需要征求被告的意见，也无需经过事先的讨论。被告尽管也可以提出量刑建议，但却无权对检察官所提出的量刑建议提出一个反建议。通常而言，被告仅能回答“同意”或“不同意”。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被告、律师及检察官对案件预期结果的理解达成一定的默契（即一般认为预期结果有利于被告），因此，被告及律师往往更为主动。除非检察官所提出的量刑建议足够优惠，否则不会考虑接受。而被告及律师在检察长办公室里也往往会提出“反建议”，谋取最大的利益。2.检察官出庭问题在审核程序中，检察官是否应当出庭？对这一问题，《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原先并无明确规定。司法部、最高法院和最高行政法院的意见也不一致。依2004年9月2日司法部所颁布的行政通令，“检察官在审核程序中没有必要出庭”，因为“审核程序未设庭审辩论阶段……检察官已获是被告的认罪口供，如果出庭，则审核法官可能沦为调解者”［18］。但最高法院在2005年4月18日回答南特轻罪法院的意见咨询时明确指出：“依《刑事诉讼法典》第32条之规定(注:《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2条规定：“在各刑事法院，检察官都有其代表。检察官参加审判法院的庭审辩论。所有判决及裁定均应在检察官出席时做出宣告。”)，共和国检察官有义务参与审核程序。”2005年4月19日，司法部又新的行政通令，重申最高法院的意见没有约束力，但要求“共和国检察官在宣读审核裁定时必须在场。”此后，全法律师公会就该两个行政通令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紧急审理程序。最高行政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审核程序同样是判决前的庭审程序……应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典》第32条之规定，检察官必须参与审判法院的庭审辩论”。表面上看，这一问题已得到解决，但却在司法实践中引发极大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如果检察官在审核程序中必须出庭，则必然降低诉讼效率（审核程序和普通的庭审程序变得毫无区别），且对检察院的人事安排造成极大压力（检察官人手不够）。2005年7月26日，立法者再度介入，对《刑事诉讼法典》第495-9条进行了修改，规定“（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必须进行公开庭审。但共和国检察官可不参与庭审”。宪法委员会确认了这一法律修改。因此，即便在短短的3年内，蒙彼利埃大审法院的做法都差异极大。在2005年8月前，检察官必须出席审核程序，审核法官还可能要求检察官回答某些问题。但在2005年8月后，检察官便一律不出席审核程序。量刑建议以案卷文书的形式提交至审核法官处。由于检察官不再受制于审核程序，蒙彼利埃大审法院通过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处理案件的数量也大幅增加。在2005年8月前（2004年10月至2005年8月），蒙彼利埃大审法院通过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共处理了58起案件，平均每个月处理5.8起案件；从2005年8月起至2006年2月，蒙彼利埃大审法院则通过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处理了78起案件，平均每个月处理13起案件，增长了1倍以上。[][][1][2][3][4][][]3.审核机制是否有效运作审核机制是法国立法者防止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发生畸变的一大保障机制，也是该程序不被宪法委员会撤销的重要缘由。但如前所述，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检察官和法官在审核程序运作前存在“预先的共谋”，再加之检察官不会出庭审核程序，审核法官往往成为“橡皮图章”，并不会进行实质意义的审查。从某种意义上讲，审核程序已形同虚设。法国司法部在2006年3月3日所公布的一份数据报告足以证明此点。自2004年10月1日起，全法国共适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29308起，审核成功率高达86.7%［24］。一些法院的实证数据甚至表明，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审核率高达100%［25］。尽管尚未有进一步的实证数据佐证，但审核机制的弱化将使权力滥用成为可能，公民的个人自由及权利也因此受到极大的威胁。这对于崇尚“秩序”和“权利”的法国人而言尤其难以容忍。《刑事强制令》被撤销的后果已有前车之鉴，这足以引起法国立法者的高度重视。如何改革，值得进一步关注。四、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所面临的挑战如前所述，庭前认罪答辩程序面临着一些技术设计上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比较严重，已损及这一诉讼机制的生存空间。但在笔者看来，这些问题都可借由司法改革的手段加以解决。因此，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在法国所面临的真正挑战与其说是技术层面的挑战，毋宁说是源自价值理念及制度冲突方面的挑战。具体而言，这些挑战主要包括如下5个方面：其一，“传统刑事司法”与“协商型刑事司法”的冲突和博弈。诚如著名的法哲学家里克尔（Ricoeur）教授所言：“司法应是多元的”［26］。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刑事司法”与“协商型刑事司法”可自然地和谐共存。恰恰相反，两者在价值理念、基本原则和适用领域等方面既相互矛盾又相互竞争。仅从诉讼价值层面而言，传统的刑事司法以追求案件真实为基本目标，程序正当化是传统刑事司法的应有之意；而“协商型刑事司法”则完全相反。它以节约诉讼时间、提高诉讼效率为追求目标，谋求程序的简约化。因此，如何通过合理的诉讼技术以保障公正与效率的双赢便成为法国立法者所面临的头号难题。但问题还不仅于此。“协商型刑事司法”在对“传统刑事司法”构成挑战的同时也往往对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甚至是宪政的基本原则构成挑战。其实，早在1995年，法国立法者便以“协商型刑事司法”为基本理念确立了刑事强制令制度，旨在提高诉讼效率。但法国宪法委员会却以该制度违反宪法所规定的司法裁判原则为由予以撤销［27］。2004年，法国宪法委员会依然对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适用作出了相当保守的解释，旨在确保法国宪法及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序言篇所保障的司法审查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协调“传统刑事司法”与“协商型刑事司法”的冲突便意味着对法国传统诉讼理论甚至是宪政理论的调整，理应慎之又慎。这不能不说是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在法国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其二，“公诉权”与“裁判权”的分立和交叉。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在法国适用所面临的第二个挑战则是可能导致“公诉权”与“裁判权”的分立和交叉。在传统意义上，公诉权由检察官行使，裁判权由法官行使，公诉权和裁判权理应截然分立，避免同一机关行使双重职权或者某一机关越权及滥权。这便是欧陆宪法及刑事诉讼法所普遍认可的“公诉机关与裁判机关相分离原则”。但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中，检察官事实上行使了裁判权。检察官和被告及其律师的量刑协商包括量刑合议及量刑建议的形成都在检察官办公室里秘密进行，法官不会也不应在场。尽管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法官有对量刑建议进行司法审查的义务，但这一规定的实际践行效果并不乐观。诚如一些学者所言，“（法官的审核）大抵流于形式，根本不足以保障个人自由。……检察官事实上分享了法官的裁判权”［28］。其三，诉讼参与人职能定位的混乱与重构。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中，诉讼参与人的职能定位开始模糊和混乱：法官成为“审核者”而非“裁判者”；检察官成为“裁判者”，而非“公诉人”；被告成为“认罪者”，而非“被指控人”；律师成为“咨询者”而非“辩护人”。诉讼参与人的角色扮演混乱成为法国学者诟病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一大论据。例如，依传统理论，检察官应代表社会，负责确保法律适用。而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中，检察官却俨然成为“歪曲法律的始作俑者”，“法定量刑打折扣”、“规避公开庭审”等等均成为批评者的重要论据。法官的职能定位亦受到诸多苛责，“核准机器”（machineàhomologation）的评断在法国的学术成果中时有发现［29］。其四，刑罚价值的实现与阻碍。在法国传统的刑法理论中，刑罚价值是由多元价值内容组成的一个系统结构，惩罚、教育、预防、秩序维护等均是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讲，刑事司法制度的建构与运作便以实现刑罚价值为重要导向。但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中，传统的刑罚价值受到了质疑。例如，有学者认为，“（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中）被告认罪的动机并不在于他真正地了解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而是担心受到更严厉的刑罚”。因此，“刑罚的教育价值根本无法彰显”［18］109；也有学者认为，“（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中），未有严肃的庭审，未有旁听的民众，未有受害人及利害关系人，量刑可以‘打折’，权力可以交易，既有损司法机构的威信，也极大削减了刑罚的报应价值；”［30］等等。勿庸讳言，这些质疑都有一定的道理，也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因此，法国立法者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技术设计中强调了检察官及法官的说服义务，要求检察官和法官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运作过程中应让被告明白其犯罪行为的危害性以及犯罪行为和所受刑罚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有义务告诫被告避免再次实施类似行为，否则将遭受更严厉的否定性后果。但在这种以追求效率为根本目标的诉讼机制中，检察官和法官是否有充分时间履行说服义务以及履行该义务的实际效果都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其五，立法与实践的冲突与脱节。法国是传统的法典法国家。(注:也存在一些例外，例如法国的行政法院系统便将判例法作为重要的法源。)判例在法国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却不是法的渊源。因此，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所存在的脱节和冲突对立法者造成相当的困扰。这一方面是因为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本身是一个极其“灵活”的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运作情况可能千差万别，因此，立法者往往给司法机关预留了较大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还因为法国立法者大抵比较保守，对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适用和推广大抵持保留和观望态度，而实践部门则往往因法庭堵塞及工作压力而显得更为积极。因此，仅就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而言，实践部门的做法往往超前于立法。这就可能出现一些颇具争议的“违法”现象（例如，法官和检察官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运作前事先达成协议），当然也包括一些“恶意违法”（violationdelaloidelavolontémauvaise）的行为（例如滥用公诉权及腐败现象）。而如何在确保在庭前认罪答辩程序有效运作的前提下规制（既可能是鼓励，也可能是禁止）这些“违法行为”便成为法国立法者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当然，作为一种带有浓厚域外色彩的舶来制度，庭前认罪答辩程序在法国所面临的诸多挑战是必然的。但大体而言，这些挑战和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仅就法国而言，大部分学者还是持乐观态度，而较好的践行效果也为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助动力。或如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德普雷所言：“（我们所应做的是）将强制型的刑事审判和协商型的刑事审判有机地结合起合，在‘公平与合理’、‘个人与社会’以及‘合意与冲突’之间寻求一个最佳平衡点”［18］109。参考文献：［1］NathalieDongoisetBaptisteViredaz,Del’AméricanisationdessciencespénalesEuropéennes,inMélangesoffertsàRaymondGassin,SciencespénalesetSciencescriminologiques［C］.PressesUniversitairesd’Aix-Marseille,2007,pp.215-232.［2］JeanPradel,Droitpénalcomparé［M］.Dalloz,2002,p1ets.［3］C.Saas,L''''ajournementduprononcédelapeine,Césureetrecompositiondeprocèspénal［M］.Ed.Dalloz,Coll.Nouvellebibliothèquedethèses,2004,p.367.［4］Commissionjusticepénaleetdroitsdel''''homme,Rapportsurlamiseenétatdesaffairespénales,1990［R］.p.69à71.［5］F.LeGunehec,JCP,1999,Actualités［J］.p.1325.［6］J.Pradel,Uneconsécrationdu《plea-bargaining》àlafranaise:lacompositionpénaleinstituéeparlaloin°99-515du23juin1999［J］.D1999.II.379.［7］ClaireSaas,Delacompositionpénaleauplaider-coupable:lepouvoirdesanctionduprocureur［J］.RSC,2004,p.827ets.［8］贝尔纳·布洛克.2000年6月15日关于加强无罪推定及被害人权利保护的法律（上）［G］//施鹏鹏，李立宏，译.徐静村.刑事诉讼前沿问题.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2)：417，（3）：308［9］西尔维·西玛蒙蒂.PerbenII法与法国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保障［G］//施鹏鹏，译.孙长永.现代侦查程序.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352.［10］西尔维·西玛蒙蒂.法国审前程序改革［G］//施鹏鹏，译.崔敏.刑事诉讼法与证据运用.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3)：313.［11］JournalofficieldelaRépubliquefranaisedu22mai2003,Débatsparlementaires［R］.［12］张小玲.刑事诉讼中的程序分流［J］.政法论坛2003(2)：96.［13］GeorgeFisher.PleaBargaining’sTriumph:AhistoryofPleaBargaininginAmerica［M］.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3.［14］M.MERCONE,Dirittoprocessualepenale［M］.12èmeéd,edSimone,2004,p.532ets.［15］G.LOZZI.Patteggiamentoallargato:nessunbeneficiodall’applicazionediunagiestizanegociale,guidaaldiritto［M］.Editorialeprocessopenale,2003,p9ets.［16］CoralieAmbroise-Castérot,Leconsentementenprocédurepénale［C］.inMélangesenl''''honneurdeJeanPradel,ledroitpénalàl''''aubedutroisièmemillénaire,Cujas,2006.［17］X.PIN,Leconsentementenmatièrepénale［M］.LGDJ,Bibliothèquedessciencescriminelles,tome36,2002;J.-P.Ekeu,Consensualismeetpoursuiteendroitpénalcomparé(préfacedeJeanPradel)［M］.Travauxdel’InstitutdessciencescriminellesdePoitiers,Cujas,1993.［18］FranoisDesprez,Lacomparutionsurreconnaissancepréalabledeculpabilité:18moisd’applicationàMontpellier(1eroctobre2004—1eravril2006)［J］.inPolitiquecriminelleappliquée2006,p.109.［19］PINXavier,Laprivatisationduprocèspénal［J］.RSC,2002,p.257.［20］Assembléenationale,débatsparlementaires,3eséancedu22mai2003,JournalofficieldelaRépubliquefranaisedu23mai2003［R］.［21］JeanPradel:Leplaidercoupable:Confrontationdesdroitsaméricain,italienetfranais［J］.inRIDC,2005(2),p.480.［22］柯葛壮，杜民霞.略论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及检察官的作用［J］//陈光中.辩诉交易在中国.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95.［23］JeanPradel.Leconsensualismeendroitpénalcomparé［M］.Combra,1998.［24］CirculaireCRIM-APN°04-18.D2TomeIII,dumars2006,relativeàlamiseenuvredelacomparutionsurreconnaissancepréalabledeculpabilité［R］.［25］BastuckNicolas,ASarreguemines,lapratiques’estdéjàbanalisée(àproposdelaCRPC),Lemonde,20mai2005;GuibertNathalie,Leplaidercoupables’installedansunegrandeconfusion［N］.LeMonde,20mai2005.［26］P.Ricoeur,Lejuste,Paris［M］.Esprit,2000.［27］Décisionn°95-360DC,2févr.1995,JORF7févr.1995,p.2097et2098.B.Bourdeau,L''''injonctionpénaleavortée:scoliessurunequestiondeconfiance［J］.ALD1995,comm.p.45ets.;J.Pradel,D''''uneloiavortéeàunprojetnouveausurl''''injonctionpénale［J］.D1995,chron.p.172et173;J.Volff,Uncouppourrien!L''''injonctionpénaleetleConseilconstitutionnel［J］.D1995,chron.p.203.［28］ClaireSAAS:Delacompositionpénaleauplaider-coupable:lepouvoirdesanctioonduprocureur［J］.RSC2004(4),P6e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