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1 10:55:13

形成范文篇1

在这一判断标准中,由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发展程度的认识有所不同,又有几个不同的意见。有的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为标准,有的以有关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理论的提出和初步阐述为标准,有的以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为标准,有的以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和政策策略问题的解决为标准。尽管以上各种意见由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发展程度的具体认识不同而使得对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的具体标准产生了分歧,但在这些分歧之中却有它们共同的因素,那就是这些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的标准都充分考虑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这一点是合理的。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思想得以萌芽、形成、成熟和继续发展的实践基础,思想正是在这个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反过来又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伟大的实践,使这个斗争实践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因此,判断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理所当然离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实践标准。

二、以思想相对完整内容的形成为标准

思想是一种理论体系。思想发展史就是思想的内容由不完整到相对完整,由相对完整到愈来愈丰富的发展历史。思想的形成就应该是指这一理论体系具有了相对完整的内容,并构筑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形成不同于萌芽,也不同于成熟。思想在萌芽阶段时,内容尚不完备,还只是这一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一个部件。当思想成熟时,内容就非常丰富了,它不仅构筑起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而且充实了这一框架。既然思想形成时只是具有相对完整的内容,那么形成时期的思想当然不可能包含它进一步发展之后所具有的全部内容。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民主革命阶段就无法提出来。但是,与民主革命实践直接关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理论,根据这一判断标准,都应该在思想形成时具有初步的内容。这是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的第二个标准,即看思想是否具备了相对完整的内容来判断思想形成与否。

三、以思想的初步理论形态的形成为标准

所谓理论形态,主要有两个含义。一是,形成时的思想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对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概括,而不是具体经验和具体政策。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党中央和党的一些领导人积累了经验教训,并根据实际提出一些正确的具体政策,如果不抽象成关于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认识,那么还不能成为理论。有的同志将党的一些领导人在土地革命、根据地政权、经济建设等方面提出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政策,作为思想形成的标志之一。其实,这些具体政策尽管与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有联系,但并不直接是关于这些规律和特点的认识。它们为这些认识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却不能代替这些认识。二是,形成时的思想应该有其比较坚实的哲学基础。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缺乏哲学体系就难以建立起来。思想也是如此。但是,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思想的哲学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思想的理论体系也不可能形成和发展起来。

因此,判断思想的形成,还要考虑到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基本思想的发展程度。1930年,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命题,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实际上提出了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思想活的灵魂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

四、以思想是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为标准

稳定不是说一成不变,而是指思想在形成后,其基本结论不发生摇摆。一种科学理论体系里所包含的最基本的结论,是经过多次认识才得出来的,因而在其形成之后不应当再发生大的反复,后来的认识只是对它们的补充、丰富和发展,而不是对它们的否定。反之,如果基本结论提出来之后,又为以后的认识所改变,那就表明它们还有摇摆性,因而一种理论体系也就不能说已经形成。

形成范文篇2

关键词:矿床;地质;模型法

矿床是复杂地质作用的结果。矿床形成后又经历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变化。由于已发现矿床的大多数是在其形成后经过变化而保存下来的,因此矿床学研究应兼顾矿床的形成(成因)和矿床的变化、保存(产出)两个方面,以提高矿产预测的能力。矿床变化与保存的研究内容包括:

(1)控制要素;

(2)变化,改造的过程;

(3)变化、改造的产物;

(4)不同矿床类型的变化;

(5)不同时-空域中矿床的变化;

(6)矿床保存条件。研究成矿后变化的基本方法有:地质构造制图、地球化学分析和模拟实验,提出要研究和建立矿床的变化、改造模型;将矿床演变作为含矿区域地质历史的一个环节,将矿床个体变化研究与区域成矿系统演变相结合。矿床变化研究既有利于矿产预测和勘查,又可为改善矿区和区域生态环境提供基础资料。由地质作用形成的、有开采利用价值的有用矿物的聚集地。包括地质的和经济的双重含义。矿床是地质作用的产物,但又与一般的岩石不同,它具有经济价值。矿床的概念随经济技术的发展而变化。19世纪时,含铜高于5%的铜矿床才有开采价值,随着科技进步和采矿加工成本的降低,含铜0.4%的铜矿床已被大量开采。

确定矿床的基本条件是:

①有用元素或矿物的含量要达到最低可采品位,如铜的最低可采品位是0.4%,铁的最低可采品位一般是2.5%。

②矿石工艺性质,包括有用组分的赋存状态。如铝在霞石和高岭石中含量较高,也可分离出来,但加工工艺复杂,成本很高,因此一般只从铝土矿中提取铝。

③矿体的形状和内部结构。有用物质在岩石中是均匀分布,还是在局部集中(如矿脉),对于采矿难易和成本影响很大,因而也对确定矿床的最低可采品位有重要影响。

④矿床规模。指可采矿石的储藏量。矿床规模大,矿山建设投资大,但经济效益很高。获得矿产品的全部部用,包括采矿、选矿、交通运输、设备、能源和水源供应,劳动工资等的开支,也决定着矿床的最低可采品位。上述条件的综合分析和评价决定着一个矿床的经济价值。

矿床种类繁多,固体矿床分布最广,液态矿床有石油、热卤水和地下水,气态矿床有天然气,按成矿作用方式,矿床可分为内生矿床(内力地质作用生成)、外生矿床(外力地质作用生成)和变质矿床(变质作用生成)。按矿产性质和工业利用情况可分为金属矿床(如金矿床、钨矿床)、非金属矿床(如耐火粘土、萤石矿床)和能源矿床(如石油、煤和天然气)。

指地壳中富集了有用矿物或组分,在质和量上目前已达到工业要求,并具备开采条件的部位。矿床中含有矿石,矿石是指在目前技术、经济条件不可从中提取有用元素、有用组分或有用矿物的矿物集合体,矿石中常包括有用矿物(又名矿石矿物)和脉石矿物两类矿物,有用矿物是指能提供有用元素(或组分)或本身可直接被利用的矿物,脉石矿物是指矿石中没有用处的那些矿物。随著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某种矿物集合体是否可作为矿石是可以变化的,相应地矿床的概念也是可变的。矿石中有用元素、有用组分或有用矿物的含量称为品位。金属矿石的品位是指其中有用金属元素或组分的含量;非金属矿石品位常指其中有用矿物或有用组分的含量。矿床周围的岩石叫做围岩,而提供矿床中成矿物质来源的岩石叫做母岩。

矿床的大小、形状及产出深度可以有相当大的变化,矿体的形状可以有不连续的脉状及凸镜状,不规则块状、筒状或胡萝卜状,裂隙网脉状、破碎岩石及沉积地层中的浸染体及沉积层状等。目前对矿床形成的确切深度或最大深度知道得还不多。金刚石晶体可能形成于几公里深的地方;硫化物矿物形成于几百至数千公尺深的范围内。许多矿床形成的深度可深达16公里。成矿的温度及压力变化范围很大,这取决于成矿的深度。由岩浆熔融体分异作用形成的岩浆分凝矿床在非常高的温度和压力条件下形成。成矿时的压力一温度关系可能是复杂的。静水压力梯度取决于地下水的密度或含盐量,一般每加深30公尺增加3千克/平方公分(每加深100迟增加40-45磅/平方时)。在同样深度下,地静压力或岩石压力是静水压力的2~3倍。

共生次序是指在某个矿床内不同矿物形成的先后次序。在同一矿床内,随着成矿熔液温度,压力及化学成分的变化,在不同时间将产生不同矿物的沉淀。在不仅有一个热液活动期的成矿条件下,共生次序会进一步复杂化。根据对全世界许多热液矿床的研究,按照矿物的稳定性顺序,已确定了矿物沉积的一般顺序。与矿物共生次序有关的是矿床的分带现象。当成矿熔液沿著岩石中通道运动时,它们在温度、压力及化学成分上发生变化。结果在沉积过程中,随着距岩浆源距离的增加,可形成不同矿物的富集。这种分带现象是常见的,但是在矿床中并不都出现。一般情况下,锡、钨及铋矿物比铜矿物更靠近岩浆源,而铅及锌矿物则远些,自然金、自然银和含金、银矿物则更远,而距岩浆源最远的是锑和汞矿物。

“矿床模型法”是一种经常用于成矿预测的科学方法。“取象比类”是属于东方科学思维的另一类科学方法,将它用于矿床研究。

矿床模型法深受应用条件制约。“从已知到未知”同是矿床模型法和取象比类的准则,但是两者的侧重点不同。前者是以物质组成为依据建立矿床模型,后者是将矿床作为一个整体,探索它与外界环境的联系。在我国用矿床模型法指导找铀矿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经历了由典型矿床模型、综合矿床模型,统计模型到成矿概念模型的进化,实现了物理模型向数学模型的转型。从方法论上它得到了很大的改进与提高,但是它的实际应用效果并未获得相应提高,其有效率十分有限,对指导我国找铀矿有实效的只有俄式砂岩型铀矿床模型,其它各类矿床模型在实践中都业绩不佳。其成败完垒决定于建模区与预测区地质背景的可比性。俄式砂岩型铀矿床模型在我国应用的成功,完垒是因为中亚与新疆两地的地质演化历史相似所致。

“矿床模型法”的尴尬。矿床模型是以典型矿床或同类矿床为原形建立起来的。国际上都以含矿主岩(除不整合脉型外)作为铀矿床分类的标准,我国现已发现的铀矿床分属四大(即花岗岩、火山岩、碳硅泥岩和砂岩)铀矿类型。然而,在华南常见到两种不同的铀矿类型混在一起不可分割(如上部为碳硅泥岩或火山岩或砂岩型深部为花岗岩型)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存在不仅对现行铀矿床分类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它还波及到矿床模型法的通用性,使其处境十分尴尬!

形成范文篇3

在这一判断标准中,由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发展程度的认识有所不同,又有几个不同的意见。有的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为标准,有的以有关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理论的提出和初步阐述为标准,有的以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为标准,有的以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和政策策略问题的解决为标准。尽管以上各种意见由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发展程度的具体认识不同而使得对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的具体标准产生了分歧,但在这些分歧之中却有它们共同的因素,那就是这些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的标准都充分考虑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这一点是合理的。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思想得以萌芽、形成、成熟和继续发展的实践基础,思想正是在这个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反过来又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伟大的实践,使这个斗争实践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因此,判断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理所当然离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实践标准。

二、以思想相对完整内容的形成为标准

思想是一种理论体系。思想发展史就是思想的内容由不完整到相对完整,由相对完整到愈来愈丰富的发展历史。思想的形成就应该是指这一理论体系具有了相对完整的内容,并构筑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形成不同于萌芽,也不同于成熟。思想在萌芽阶段时,内容尚不完备,还只是这一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一个部件。当思想成熟时,内容就非常丰富了,它不仅构筑起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而且充实了这一框架。既然思想形成时只是具有相对完整的内容,那么形成时期的思想当然不可能包含它进一步发展之后所具有的全部内容。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民主革命阶段就无法提出来。但是,与民主革命实践直接关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理论,根据这一判断标准,都应该在思想形成时具有初步的内容。这是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的第二个标准,即看思想是否具备了相对完整的内容来判断思想形成与否。

三、以思想的初步理论形态的形成为标准

所谓理论形态,主要有两个含义。一是,形成时的思想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对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概括,而不是具体经验和具体政策。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党中央和党的一些领导人积累了经验教训,并根据实际提出一些正确的具体政策,如果不抽象成关于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认识,那么还不能成为理论。有的同志将党的一些领导人在土地革命、根据地政权、经济建设等方面提出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政策,作为思想形成的标志之一。其实,这些具体政策尽管与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有联系,但并不直接是关于这些规律和特点的认识。它们为这些认识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却不能代替这些认识。二是,形成时的思想应该有其比较坚实的哲学基础。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缺乏哲学体系就难以建立起来。思想也是如此。但是,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思想的哲学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思想的理论体系也不可能形成和发展起来。

因此,判断思想的形成,还要考虑到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基本思想的发展程度。1930年,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命题,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实际上提出了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思想活的灵魂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

四、以思想是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为标准

稳定不是说一成不变,而是指思想在形成后,其基本结论不发生摇摆。一种科学理论体系里所包含的最基本的结论,是经过多次认识才得出来的,因而在其形成之后不应当再发生大的反复,后来的认识只是对它们的补充、丰富和发展,而不是对它们的否定。反之,如果基本结论提出来之后,又为以后的认识所改变,那就表明它们还有摇摆性,因而一种理论体系也就不能说已经形成。

比如,敌强我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之一,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中国革命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30年代初,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他比较西欧各国和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认为前者的革命力量虽比中国强些,但前者的敌人比中国“更要强大许多倍”。六年之后,的结论却大不一样。他指出,中国革命面临“强大的敌人”,这个敌人“夺取了政权而且相对稳定了他的政权”,“它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他得到了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援助”,它的军队“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显然,后一结论是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状况的,以后一直坚持并不断阐发了这一结论。可见,30年代初,有关中国革命基本特点的认识还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以上四条标准是一个有机整体。离开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的认识程度,对思想形成与否的判断就会失去它的实践基础。不对中国革命的经验和具体政策作理论上的升华和哲学上的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就不会有深刻的认识,因而就会发生理论上的摇摆。没有相对完整的内容,人们就难以对各个方面相互联系的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进行宏观认识,理论的抽象和哲学的总结就会受到很大的局限。缺乏理论上的稳定性,在认识上总是发生摇摆,思想各个方面的内容就难以形成一个整体。因此,在研究思想形成问题时,应当从四个方面进行综合考察,不能只注意一个方面而忽视或者偏废其他方面。

摘要:学术界对思想形成问题争论的实质是对思想形成的标准看法不一。搞清楚判断思想形成的标准将有助于对思想形成问题的研究。本文阐述了判断思想的四个标准,并强调应综合考察这四个标准,不能只强调其中的某一个标准而忽视其他。

形成范文篇4

论文摘要:学术界对思想形成问题争论的实质是对思想形成的标准看法不一。搞清楚判断思想形成的标准将有助于对思想形成问题的研究。本文阐述了判断思想的四个标准,并强调应综合考察这四个标准,不能只强调其中的某一个标准而忽视其他。

思想究竟形成于何时,思想形成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在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中历来是有争议的。这些问题争论的实质,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对思想形成的标准所持看法不同。首先搞清楚判断思想形成的标准将有助于对以上这些有争议问题的研究。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标准判断思想是否形成。

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部分内容或基本内容的提出和初步阐述为标准

在这一判断标准中,由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发展程度的认识有所不同,又有几个不同的意见。有的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为标准,有的以有关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理论的提出和初步阐述为标准,有的以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为标准,有的以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和政策策略问题的解决为标准。尽管以上各种意见由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发展程度的具体认识不同而使得对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的具体标准产生了分歧,但在这些分歧之中却有它们共同的因素,那就是这些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的标准都充分考虑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这一点是合理的。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思想得以萌芽、形成、成熟和继续发展的实践基础,思想正是在这个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反过来又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伟大的实践,使这个斗争实践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因此,判断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理所当然离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实践标准。

二、以思想相对完整内容的形成为标准

思想是一种理论体系。思想发展史就是思想的内容由不完整到相对完整,由相对完整到愈来愈丰富的发展历史。思想的形成就应该是指这一理论体系具有了相对完整的内容,并构筑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形成不同于萌芽,也不同于成熟。思想在萌芽阶段时,内容尚不完备,还只是这一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一个部件。当思想成熟时,内容就非常丰富了,它不仅构筑起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而且充实了这一框架。既然思想形成时只是具有相对完整的内容,那么形成时期的思想当然不可能包含它进一步发展之后所具有的全部内容。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民主革命阶段就无法提出来。但是,与民主革命实践直接关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理论,根据这一判断标准,都应该在思想形成时具有初步的内容。这是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的第二个标准,即看思想是否具备了相对完整的内容来判断思想形成与否。

三、以思想的初步理论形态的形成为标准

所谓理论形态,主要有两个含义。一是,形成时的思想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对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概括,而不是具体经验和具体政策。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党中央和党的一些领导人积累了经验教训,并根据实际提出一些正确的具体政策,如果不抽象成关于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认识,那么还不能成为理论。有的同志将党的一些领导人在土地革命、根据地政权、经济建设等方面提出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政策,作为思想形成的标志之一。其实,这些具体政策尽管与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有联系,但并不直接是关于这些规律和特点的认识。它们为这些认识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却不能代替这些认识。二是,形成时的思想应该有其比较坚实的哲学基础。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缺乏哲学体系就难以建立起来。思想也是如此。但是,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思想的哲学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思想的理论体系也不可能形成和发展起来。

因此,判断思想的形成,还要考虑到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基本思想的发展程度。1930年,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命题,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实际上提出了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思想活的灵魂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

四、以思想是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为标准

稳定不是说一成不变,而是指思想在形成后,其基本结论不发生摇摆。一种科学理论体系里所包含的最基本的结论,是经过多次认识才得出来的,因而在其形成之后不应当再发生大的反复,后来的认识只是对它们的补充、丰富和发展,而不是对它们的否定。反之,如果基本结论提出来之后,又为以后的认识所改变,那就表明它们还有摇摆性,因而一种理论体系也就不能说已经形成。

形成范文篇5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把反腐倡廉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重大任务,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促进社会和谐的紧迫任务,要求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落实这一要求,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以正确行使权力为重点,以保证廉洁从政为目标,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把党内监督与各方面监督结合起来,形成监督合力,提高监督实效,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着眼大局,拓展监督内容。近年来,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反腐倡廉工作深入开展,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也在不断加强,呈现出监督意识越来越强、监督思路越来越清晰、监督途径越来越多样的良好态势。但也必须看到,目前监督工作还存在着薄弱环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所面临的形势仍然比较严峻。这既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反腐倡廉工作要更好地为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就必须加强和改进监督工作,进一步拓展监督内容。一是通过监督促进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围绕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监督检查,促使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认真执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正确运用手中权力,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二是通过监督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党风正则干群和,干群和则社会稳。应围绕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和部署,找准工作切入点,加大监督力度,促使各级领导干部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及时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三是通过监督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践证明,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应通过推行党务政务公开和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改正纠错制度等,促使各级领导干部增强民主意识,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扩大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四是通过监督促进依法行政。党的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自觉做到依法办事。对于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来说,就是要坚持依法行政。应加强对依法行政情况的监督检查,着力解决多头执法、重复执法、交叉执法等问题,推动政府职能转变,防止公共权力滥用。

探索规律,完善监督机制。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反腐倡廉工作面临着新情况、呈现出新特点。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迫切需要提高监督的实效性。从目前监督工作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看,提高监督的实效性,应在加强监督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上下功夫,不断完善监督的体制和机制。首先,完善监督的民主机制。把加强监督工作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结合起来,形成群众支持和参与反腐倡廉的有效机制,充分调动监督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解决好监督者愿意监督、能够监督、主动监督的问题;解决好被监督者不能不接受监督、不敢不接受监督、不得不接受监督的问题。其次,完善监督的运行机制。把完善监督体制和机制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应市场经济的特点和规律,用与市场机制相一致、与改革取向相配套的办法完善监督的体制和机制,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做到能放权的不收权、能分权的不集权、能公开的不“暗箱操作”、能引入竞争机制的不垄断、能靠市场解决的不搞行政干预,等等。第三,完善监督的整改机制。加强监督的目的在于促进改革发展,防止各种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监督要伴随改革发展的全过程,改革推进到什么领域,监督就要深入到什么领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监督就要着力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因此,既要增强监督工作的预见性、前瞻性,又要切实抓好监督中发现的问题的整改,善于从反复出现的问题中发现规律性,从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中查找制度上的原因,及时加强薄弱环节,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形成合力,提高监督效果。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我国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监督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并在反腐倡廉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不可否认,各种监督尚未充分形成合力,监督力度不够和效果不佳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因此,不断拓宽监督的渠道,进一步探索提高监督整体效能的有效途径,真正把党内监督、专门机关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有机结合起来,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应把加强党内监督作为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重大举措和重要保证,采取措施扩大党内民主、推进党务公开,完善议事决策规则和干部选举选任制度,对权力进行合理分解和科学配置,特别要解决好对“一把手”进行监督的问题;认真实施人大监督,充分发挥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通过审议核准、民主评议、咨询问政、专题调研等形式,对“一府两院”的工作实行有效的监督;积极开展民主监督,加强与派的沟通协调,广泛征求他们对党政重大事务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推进群众监督,充分调动广大群众支持和参与监督的热情,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建议权和批评权,疏通群众有序参与民主政治、参与反腐倡廉活动的渠道;适当强化新闻舆论监督,充分发挥各种媒体的作用,在弘扬正气的同时,积极批评和揭露消极腐败现象,推进监督工作深入开展。

形成范文篇6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开创了奥运经济扭亏为赢的历史先河,为被经济困扰的奥林匹克运动注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成为成功举办大型运动会的典范之作。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申办成功,对于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对外开放、促进发展的绝佳良机,因为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是21世纪最具潜力的巨大市场之一。在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不仅能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促进奥林匹克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更重要的是会促进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促进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奥林匹克运动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奥运经济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面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本文研究目的旨在为了解、认识和把握北京奥运会的商机,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依据。

2奥运经济的概念、形成及其背景分析

2.1奥运经济的概念

奥运经济是指主办国组委会的直接效益,即电视转播权销售,指定赞助商的赞助和门票收入,以及对主办国其它行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巨大的诱发效益的总称。中国著名企业形象策划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莫斯科”奥运宣传万里行活动总策划陈放先生认为,“如果把奥运经济仅仅理解为狭义的组委会的直接收入,那就太正视了,关键是它的:“间接效应”,“精神效应”。因此,奥运会的“直接收益”是奥运经济的基础,而“间接效应”、“精神效应”才是做大“奥运经济”的根本。

2.2奥运经济的形成

奥运经济的全面赢利源自于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但就广义的“奥运经济”而言,1964年日本东京的第18届奥运会,应该是现代奥运经济形成的重要时期。

我们知道,日本作为第2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在20世纪50年代国力窘迫,民不聊生。正是由于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举办;使日本的通讯、卫星、汽车等工业得到巨大发展。特别是在1964年的奥运会上,日本实现了奥运会首次使用卫星向全世界实况转播的工作,对奥林匹克运动世界性的直接宣传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使日本的经济复苏,并得以快速增长,GNP由奥运前的年增长10.1%猛增到奥运会后的26.1%,日本国人和世界经济学家称之为“奥林匹克景气”。虽然,最终东京奥运会的直接收益亏损,但间接效益的巨大成功,使人们看到了“奥运经济”蕴藏潜在的巨大商机。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奥运经济”的全面成功,开创了奥林匹克事业的里程碑,自此以后历届主办国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利润,拉动了地区经济的增长,使奥运经济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见表1)

注:从25届奥运会开始启用了大量的奥运志愿者服务,减少了一定的就业人次。

2.3奥运经济形成的背景分析

国际奥委会经济来源主要依靠社会非商业性投入,致使国际奥委会经济不能独立运作,造成国际奥委会的经济窘迫,以致影响国际奥委会的生存问题。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前奥林匹克运动的经济来源,主要是依靠社会非商业性的投入为主,且形成了以政府投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非商业性投资形式。随着国际奥委会组织的不断壮大,国际奥委会的开支也日渐增多,以政府为主的非商业性投入已不能满足奥林匹克事业发展的需要。

另外,由于1985年前国际奥委会章程禁止商业行为和以职业为目的职业运动行为进入奥林匹克运动,导致国际奥委会的经济不能独立,只能依靠社会的投入,最终造成国际奥委会经济窘迫的尴尬局面,到1976年国际奥委会的帐面资金仅剩有2,000万美元,几乎到了组织难以维持运作的困难境地。

奥运会耗资的巨大膨胀,导致1984年前各届奥运会主办国经济亏本,甚至负债累累,以致影响奥运会的积极申办。

由于蒙特利尔奥运会的债务影响,使美国洛杉矶成为1984年夏季奥运会唯一一个申办城市。1980年,萨马兰奇当选为国际奥委会主席之后明确指出:“奥运会的财政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奥林匹克运动的经济危机,已成为影响奥林匹克运动会生存发展的首要问题。

美国经济不景气,国际市场竞争能力下降,开创了奥林匹克事业发展的新里程碑。

受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经济危机规律的影响,在1974-1975年间,美国发生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通货膨胀率首次达到战后的12%的双倍数字。美国在国际上的经济霸主地位也急剧衰落。虽然,里根政府实施减税政策,使美国经济到1984年取得了连续回升50个月的成就。但美国经济已使美国联邦政府债台高筑,走向较为困难的道路。

受美国经济的影响,政府无力投资奥运会所需的巨额资金,面对巨额的资金缺口、政府不投一分钱的情况下,美国商业奇才尤伯罗斯先生决定承办了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开创了民间承办奥运会的历史先河。本届奥运会在尤伯罗斯先生天才的策划与务实的领导下,不仅没有亏损,而且净赚2.37亿美元。

洛杉矶奥运会经济运作的成功,开创了奥林匹克事业发展的里程碑。

2.4面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奥运会已被纳入国际市场经济体制之中,奥运经济的价值也进一步得以体现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不断转变,市场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调节杠杆。《世界银行1992年发展报告》中强调指出:“经济靠市场”是发达国家多年来行之有效的经验。

从1984年开始,奥林匹克运动以计划经济为主的非商业性投入,逐渐被市场经济为主的商业性投入所取代。虽然商业精神不能凌驾于奥林匹克精神之上,但奥林匹克运动的生存发展却永远背离不了商机无限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运行体制的转变,使奥林匹克运动从奥运会上获得了巨大而稳定的经济收入,为奥林匹克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也为各主办国(1984年以来的各届奥

运会)的经济腾飞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奥运经济的“生产效应”已初步形成,奥林匹克运动蕴藏的巨大商机再次成为世界各国众口分争的巨大“蛋糕”(指经济)。

3奥运经济的构成

奥运经济的构成分类有许多种方式,如我国学者陈放先生以时间作标划分的“奥运经济”为:①“前前奥运经济”指1999年北京决定申奥到2001年7月13日申奥成功;②“前奥运经济”指2001年—2008年的迎奥运阶段;③“中奥运经济”指2008年9月15日—10月2日奥运会期间;④“后奥运经济”指2008年10月2日奥运会结束以后的经济。但无论哪种构成分类方式都必须符合奥运经济的特点。

为了更加直接地反映奥运经济的构成,本文研究采用“奥运直接经济”和“奥运间接经济”的分类方法(附图)。

附图

附图奥运直接经济与间接经济构成

3.1奥运经济的直接经济

奥运经济的直接经济是指奥运会期间的经济运作,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奥运经济的直接经济主要包括:①门票收入;②广告赞助;③电视转播出售;④奥运发行;⑤奥运会纪念品发售。

从直接经济收入看,大头是电视转播,悉尼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收入高达7.98亿美元,占总17.56亿美元直接经济收入的45.4%;其次是广告赞助5.36亿美元,占30.5%;门票收入是3.56亿美元,占20.3%;其余的收入占直接经济的3.8%。

3.2奥运经济的间接经济

筹备奥运会一般需6-7年的时间,其间要兴建大量体育、交通、通讯、服务、环保等设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筹备举办奥运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压力,增加了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为邮电通讯、体育产业、旅游餐饮、房地产业、招商引资、教育产业、金融环保、交通运输、娱乐行业、建筑技术、环保产业等众多领域的经济辐射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其中体育产业被称之为奥运经济的“阳光产业”,1999年的全球体育产业年产值达4,000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5%,而且还在以年增长6%-10%的速度增长。美国20世纪80年代体育产业产值大约占GDP的1%,在各大行业中位第22位;而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GDP则上升为2%,排名上升至第11位。而中国1997年体育产业的产值为156.37亿元,仅占GDP的0.2%。

奥运经济的间接经济效应已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商业手段,奥林匹克运动的经济价值成为人类世界共同拥有的巨大财富。也使奥运会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唯一一个申办城市,突增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10个城市。其商业行为,奥运经济利益驱使不言而喻。

4结束语

奥运经济的话题深远悠长,内容众多,但面对中国经济的日益腾飞,面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借历届奥运会经济运作成功的范例与数据,对奥运经济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以期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经济运作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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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世界之窗》编辑部.奥林匹克之窗[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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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语明.100名家策划[M].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1年.

[6]王英杰.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形成范文篇7

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现在有两个社会焦点问题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个焦点问题的变化是民生问题的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的民生问题,是没有完全解决温饱问题基础上的民生问题,是短缺经济和卖方市场条件下的民生问题。现在,新的短缺不再是存在于商品领域,而是发生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低收入者住房、公共交通等方面,这个变化引发人们对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思考。另一个焦点问题的变化是收入分配格局的深刻变化,过去收入分配格局的主要问题是平均主义和大锅饭,所以改革的主要取向是打破平均主义、拉开收入差距、引进竞争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现在收入分配格局的主要问题已经转变为收入差距过大,这个变化引发人们对效率和公平关系的重新思考,即如何在保持社会充满活力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公平,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社会建设方面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和新问题,也要求我们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方面要有新思路、新办法。

首先,要建立更加灵敏快速的社会政策反应机制。比如今年的民生问题,比较突出的表现在食品价格上涨和就业问题上。食品价格上涨,受国际粮食价格上涨和国内粮食生产成本提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且从今后的长期发展来看,食品价格上升是一个长期趋势,因此一方面要对粮食生产进行补贴,稳定粮食生产、保证食品供给,另一方面也要有对低收入者实行食品补贴政策。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建立起了比较灵敏快速的宏观经济调控的反应机制,但在社会宏观调控方面,还需要建立和完善一种灵敏快速的政策反应机制。

其次,要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在社会体制的整合方面,要注意随着社会流动的规模加大、速度加快,出现的两个大的变化:一个是社会管理的基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即社会管理从过去以“单位”组织(机关、企业、事业、公社)为基础,转变为目前以“单位”、社区、社会组织为基础,并逐步地向主要以“社区”为基础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等各种新型社会纽带,将成为处理国家、社会、个人三者之间关系的重要中介;另一个是社会管理方式的重大变化,是从以户籍制度、档案制度、单位制度为特征的行政化管理,向以公民制度为特征的社会化管理转变,这涉及到户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一系列社会体制的改革。社会体制的改革,也要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采取渐进式的办法,积极稳妥地推进。正像在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社会体制改革开始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但不改革或走回头路,都是没有出路的。

第三,要加强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当前,要特别注意协调好三个方面的利益关系:一是协调好群体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特别是贫富之间、劳资关系之间和干群之间的利益关系,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甚至各种所谓“无直接利益群体性事件”,往往是围绕着这三种社会关系展开的;二是要协调好不同类型组织之间的利益关系,要协调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协调垄断组织和竞争性组织的关系,协调官方组织和民间组织的关系,等等;三是协调好地域之间的关系,要协调城乡之间的关系、地区之间的关系,以及表现为区域关系的宗教和民族关系等等。另外,还要造就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总之,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形成了“中国经验”,但目前这个“中国经验”中,最主要的部分还是经济建设的经验,社会建设可以说是新的伟大实践,这个伟大实践的成果,也将是“中国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着眼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和谐社会结构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大国,农民的利益能否得到保障、农村是否和谐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看社会是否公平,要看农民的生活是否与城里人一样得到了改善,看农民的社会地位是否与城里人一样发生了变化,看农民是否与其他社会阶层一样享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同样,看社会是否稳定、和谐,要看农村是否稳定、和谐。农村稳,大局稳;农村和谐,全社会才能和谐。和谐社会建设不可能回避利益冲突问题。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关键所在。

和谐社会构建的关键在于服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我们决不能仅仅把农民看作是城市帮扶的对象、工业反哺的客体。我们应从思想认识上和在工作实践中把农民作为建设新农村的主体,着眼于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广大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新农民是农村的主体,他们以多种形态参与城市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建设,新农民不是城市的“客人”,而是社会的主人,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力量。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决不能仅仅把农民看作是城市帮扶的对象、工业反哺的客体。我们应从思想认识上和在工作实践中把农民作为建设新农村的主体,着眼于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广大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与核心力量。

建设新农村的根本目的在于,从根本上转变农民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价值观念,引导农民通过投身建设新农村的实践,转变传统观念,提高文化水平,陶冶精神情操,在走向富裕迈向文明和建设新农村过程中使自己真正成为这个伟大事业的价值主体和创造主体。这无疑对农民的自身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由此,培育新农民,教育要先行。目前中央政府已明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尤其是基础产业和公共服务部门,要更多地关注和支持农村,把工作重心逐步地转向农村,把掌握的资源更多地投向农村,把基础设施建设重点转向农村。因此,把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任务落实到农村既是适应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需要,又具备了较好的时机和条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惠及亿万农民的德政工程、良心工程,是带领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开放文明成果的历史实践,也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历史任务。

社会建设是社会主义实现的新形态

民生这一个词,概括了百姓生活的诸多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那么民生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突出出来的?如果梳理一下人类经济生活的变迁,可以发现,民生问题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只要发展市场经济,民生问题就必然会凸现出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民生是社会主义萌生的起点和不变的主题。民生问题的最早凸现表现为针对资本主义弊病的尖锐批评,而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早萌生,恰恰是针对民生问题的解决而提出的。社会主义从思潮到运动,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都没有离开民生这一不变的主题。

民生第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特征。民生和社会主义紧密相连,无论是空想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民生问题始终是社会主义不变的主题。各种社会主义的不同,只是区别于解决民生问题的道路和途径,及其据以提出的基本理论和依据。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或者是制度性特征,可以概括为民生第一。民生第一,就是把民生放在想问题、作决策的出发点。可以说,民生第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志。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证明,民生关系着社会主义的实现,民生关系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逻辑的完整。民生是科学发展观的灵魂。从发展是第一要义到核心是以人为本,只有从民生出发,才能对其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民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落脚点。社会主义的实现,有很多标志,但归根结底要体现在民生上。民生第一是社会主义最生动、最具体、也是最容易把握的标志,民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落脚点。

社会建设是社会主义实现的新形态。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不断取得新认识和新进展。党的十七大,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创造性地提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并把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在一起,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由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社会建设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回答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市场经济由于资本的主导,民生问题不可避免。为了保持经济建设的繁荣,我们必须维护市场经济的秩序;为了解决民生问题,我们又必须克服市场经济带来的与社会主义原则不符的种种弊端。一方面,我们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经济体制上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另一方面,必须刻不容缓地直面现实的民生问题,寻找社会主义终端实现的新形态。如何切实改善民生,落实民生,使更多的人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是我们需要重视的问题所在。它既是执政党的“新的历史起点”,更是13亿中国人的新的期待。人民寄希望于社会建设。

为不同的城市人群创造平等的基本生活条件

国际城市是生产全球控制能力的城市,经过不懈努力,北京将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基础结构,从而结束构建现代化国际城市基本框架的阶段,并转入以创新驱动为主导的现代化国际城市国际职能高速成长阶段。根据国际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的一般特征来看,在这个阶段,北京社会贫富分化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为应对更严峻的贫富分化挑战,北京一应把教育和培训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大力提高人的素质,为全体人口进入国际职能高速成长过程创造平等条件,保障尽可能多的人口成为中上收入阶层和跨国收入阶层;二应为产业就业人口随产业一同转移创造条件;三应注意把握和协调好跨国阶层、中上收入阶层、社会底层的矛盾与冲突;四应建立健全与国际职能快速成长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针对社会分层化及贫富空间分隔的趋势,北京市提出了“按照‘大融合、小分散''''的空间分布模式,鼓励和引导各种类型、各个层次、各类群体住房的相对混合布局,避免社会排斥和隔离,促进和谐社区建设”的空间布局原则,促进社会公平和融合。北京的保障性住房及“两限”商品住房开发模式的转变无疑对遏制贫富空间分隔具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由于经济社会力量的强大作用,在国际职能高速成长阶段,贫富空间分隔趋势不可能扭转。北京应回应这一挑战,在调整城市发展模式的同时,着力建设不同层次的生活圈,为空间上分隔的不同人群创造平等的基本生活条件。

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中,民生问题的意义是不同的。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根本区别点,就在于社会成员的个人幸福(或者说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个人幸福)已经成为社会制度体系的最高目标或根本任务,支撑着现代社会运行的制度体系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法治秩序和能力本位。有关民生的制度安排是现代社会制度体系的核心要素之一。所以,只有在现代社会体系中,只有把民生问题当作是建设中国现代社会的根本任务,将有关民生的制度安排纳入社会制度体系的结构之中,民生问题才有根本解决的可能。

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中国已经积累了一些政府和经济运行分离的经验,可惜这一经验没有移植到其他领域。在解决民生问题上,一些人至今认为政府应当担负起全部职责或者认为政府应当担负起最主要的职责。实际上,正如同我们在经济领域不能依赖无限政府一样,我们在以民生问题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领域同样不能依赖于无限政府,因为无限政府不但不能彻底解决民生问题,反而会使民生问题更加恶化。

无限政府具有四个特征:责任无限、权威无限、组织边界无限、利益追求无限。无限政府的起源通常是无限责任(人民要求政府对所有的事情负责,或政府主动对所有的事情负责),无限责任必然导致政府要求有无限的权威,要求控制所有的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为了实现无限的权威,政府必然不断扩大自己的团队,最终结果是政府的组织边界无限。当政府的组织边界无限时,其结果当然就是政府自身的利益追求变得无限了。

形成范文篇8

关键词:;早期思想

思想成熟于延安时期,但经历了准备(早期)、萌芽(大革命时期)、形成(土地革命时期)等各个历史阶段。因此,研究延安时期的思想,有必要回顾与追溯其思想发展的历程。当然,这里不可能详尽描述这些阶段中的各个方面,而只能关注那些与“成熟”相关的主要问题。的早期思想不能说就是思想,但也不能说与思想毫无关系。汪澍白先生曾把早期思想称之为思想的准备阶段,颇为确切。“准备”的涵义有许多方面,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在学生时代形成了文化心理的结构性框架,其主要特征就是既强调主体思想的能动作用,又具有突出的现实的务实精神,这正是后来思想的特色。

一、改造思想与改造社会

1913年到1918年,就学于湖南第一师范。这正是新文化运动的酝酿与发动时期。“五四”前期的启蒙思想家们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政治上要求共和立宪,而思想上则没有触动与这种要求相矛盾的封建统治的基础。因此,他们奉精神革命为主旨,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青年形成了从改造哲学、伦理学人手来改造社会的思想。青年认为,社会制度的基础是思想与道德,中国之所以积弊太深,就因为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虚而不实,伪而不真,几千年流传至今,根深蒂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因此,只有改造哲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才能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为了“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青年提出了一整套办法。首先是要探得“大本大源”。他认为,、辛亥革命,都是从枝节人手,诸如议会、总统、军事、实业、教育等等。他分析了近代人物无术以救天下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学问”,即没有探得“大本大源”。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是末,是枝节,唯有思想尤其是哲学思想才是本,只有探得哲学上的“大本大源”,才能抓住根本,其他可迎刃而解。其次是“普及哲学”。青年认为,民智淤塞,国民全失其主观性灵,被那些强权者“颠倒之,播弄之,如商货,如土木”,而这些人竟“陋不自知”,“终日在彼等心中作战者,有数事焉:生死一生,义利一也,毁誉又一也。愚者当前,则只日于彼乎,于此乎?歧路徘徊,而无一确实之标准,以为判断之主。”[1]要改变这种状况,认为只有普及哲学,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而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只要宣传哲学真理,使“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其三,普及哲学的依靠力量是“圣贤”或“先觉之士”。青年认为,“小人”们终日忙碌于政治、法律、礼仪制度与工商业,“只顾目前梯米尘埃之争”,无暇也无能探究“大本大源”,对那些没有探得“大本大源”的小人寄予深切同情,反对圣人出世独善其身,主张人世对小人为一援手,“普及哲学”,使愚人“悉归于智”,“彼时至此,天下皆为圣慑”,愚人贤人“其跻圣域”,一个理想社会就会来到。青年关于从改造哲学、伦理学人手以改造社会的思想,对他以后的思想发展具有很大影响:其一,所谓抓“大本大源”,实际上是要求撇开枝节改良,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思辨语言,是推动他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巨大的精神力量。通过追寻“大本大源”,他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真理;其二,所谓改造哲学、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极大地突出了主体意志的能动性。青年还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心之力》。他在与同学张昆弟的谈话中,还主张人之心力与体力一起,任何事情都可办成。可见,突出主体能动性是青年的一大思想特色,尽管这是非常抽象的。但这一思想在他后来的发展中得到改造,被表述为“发挥正确的主观能动性”。其三,探寻“大本大源”、“普及哲学”,表明青年极为重视哲学研究与哲学普及,这一倾向贯彻的一生,而在延安时期尤为明显。

二、务实精神与国情研究

早年即已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行思想有所涉及并有自己的看法,总的来说是主张知行并重。如果说他关于全力探讨“大本大源”的思想是重“知”的话,那么,他同时又强调“行”的意义与作用,具有突出的务实作风。那时候同学中就有所谓蔡和森是理论家,是实践家的说法。在知行先后问题上,青年归本于朱熹,认为:“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为一种之信仰,即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2]他之所以主张全力探讨“大本大源”,就是基于这种知先行后的观点。但是,知先行后并不排斥行的重要性,在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关系本来并不纯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而主要是一个道德修养的问题,如要达到道德上的善,成圣成贤,必须去行。所以,知行关系的论辩,虽有先后、难易、轻重等不同说法,但大多数哲学家都主张知行统一,突出“行”在道德修养中的重要性。如果说,这种“行”还仅仅限于道德践履的范围,那么,青年所接受的十七、十八世纪“经世之用”思潮的影响,却表现出一种面向现实改造环境的外在性格。杨昌济先生的讲课,认为程朱陆王颜李皆有可取。从一师毕业以后,逐渐形成了他的务实精神与实践风格。他完全投身到了社会实践中,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发动“驱张运动”与“自治运动”,领导湖南的“五四’’斗争。为了有效地改造社会。他强调要从“实际去研究事实和真理”,“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在出国留学热潮中,他自己慎重地考虑了去留,并且认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为此,他提出要对农民、工人、女子、小学教师、车夫等进行研究:田主怎样待遇我们?租税是重是轻?我们的房子适不适?肚子饱不饱?田不少吗?村里没有没田作的人吗?工人“工值的多少?工时的长短?红利的均分与否?娱乐的增进与否?……”都要“切切实实章明较著的去求一个解答”。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他更是开列出100多个调查项目,想切切实实地对中国国情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青年的这一卓然独立的思想风格,在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展。延安时期,独具卓识地提出并解决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国情结合起来这一对中国革命至关重要的问题,不能不说与他早期的上述思想特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作者:张鹤 单位:佳木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形成范文篇9

[关键词]晏阳初;乡村教育;思想;形成

在《九十自述》一书中,晏阳初自己说:“‘三C’影响了我一生,就是孔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比较具体地说,“三C”就是指中国古代的儒家民本思想、西方传教士的榜样和来自四海的民间疾苦与智能。他经常自承:孔子的道理给予他做中国人的基本性格;耶稣的积极战斗,不惜牺牲自己的精神,指引他为国为民服务的正确道路;而全世界人民的疾苦使他终生致力于推行平民教育。在深入了解农村后,晏阳初认为农村存在的问题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主要是愚、穷、弱、私的问题,因而提出了“四大教育,三大教育方式”的乡村教育思想体系。也就是,对受教育者施行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健康教育、公民教育,通过学校式教育、家庭式教育、社会式教育来付诸实施。总的来说,晏阳初乡村教育思想的形成主要受到了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和西方基督教的影响。

一、儒家思想的影响

晏阳初出身于书香世家,父亲是他的启蒙老师,从小就熟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等儒家经典,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较深。他说:“我读的古书虽然有限,但他们却悄悄地,在我幼小的心田中,埋下一粒微妙的火种,要经过一、二十年,我才发现它的存在和意义。那是什么呢?就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天下一家的观念。平民教育运动、乡村建设运动,不论在中国,或是在海外,都是民本思想的实践,而以天下一家为最高宗旨。”

(一)“民本”思想。晏阳初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民本”一词来源于《尚书·五子之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及《春秋谷梁传》:“民者君之本也”等语。二战期间,他在法国从事为中国劳工服务的工作中发现那些所谓的苦力具有伟大的力量,只是没被开发而已,因此,他决心回国从事开发人民“脑矿”的事业。他在《乡村改造运动十大信条》中指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要建国,先要建民;要强国,先要强民;要富国,先要富民。世界上无论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国势强而人民衰弱与人民贫困”的。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屡屡遭受外国列强的入侵,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晏阳初不得不思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何在?在《农民运动与民族自救》一文中,晏阳初分析到:“现在国家所以弄到如此地步,主要的原因就是‘忘本’,整个的国家,人口有四万万之众,可是一点力量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侵入中国如入无人之境,妥协屈服,不知伊于胡底。我们要救亡图存,必须认清症结所在。‘民为邦本’,而这虽是一句老生常谈,可是我们不能因时间的变迁而抹煞其含有的真理。过去的政治经济文化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设施没有着眼于民众;民众伟大的力量,非但从来没有运用过,而且根本没有发现过。现在我们就要抓着这伟大的潜势力,教育他们,训练他们,组织他们,发挥其应有的力量。”他认为:“‘本’即不固,‘邦’又何能宁呢?欲从根本上拯救和建设中国,只有从‘民本’上求一个解决方法。”

(二)“仁”的思想。“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者爱人”,爱人就是对人的生命的珍惜和爱护,真诚地把人当人看,尊重人的尊严和人格,爱护、同情、帮助他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爱人包括爱自己,爱由亲始,然后由近及远,推己及人,以至推及“泛爱众”、“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广大范围。“仁”也指个人或整个人类充分仁化而达成的高尚理想境界,如“大同”世界,天下一家,这正是儒家所要达到的理想蓝图。晏阳初不仅深受儒家爱人思想的影响,而且还把这种思想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他认为:不只是中国的人民处于疾苦之中,世界上大多数的人民也处于疾苦之中,因此,他要不分种族地负起天下一家的使命。不仅在中国做工作,还要跑到外国,到菲律宾、南美和非洲去工作,因时、因人、因地去做适合各国国情的四大教育工作,去开发世界的民力,共享治国的甘苦。

(三)“有教无类”。“有教无类”是孔子著名的教育主张,意思是说教育对象不分贵贱、不分贫富、不分愚智、不分恩怨、不分老少、不分民族、不分国籍都可给予教育,一视同仁,没有区别。《论语》说:“人乃有贵贱,宜同资教,不可因其种类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则善,本无类也。”中国旧时的教育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享有,而是少数人所专有。中国号称是有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但是却有四分之三的人是文盲。晏阳初认为中国的广大农民不是不可教,而是无教。“劳苦大众所需要的,不是脑筋,而是机会,受教育的机会”,特别是居住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更应该接受教育,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于是他亲自跑到农村和农民一起居住,在自己先农民化的基础上,去改造农民,把农民培养成有文化有教养的“新民”。“新民”是晏阳初推行乡村教育的目标,什么是新民呢?他说:凡是四力兼备的,即有知识力、有生产力、有健康力、有团结力,这四力兼备的人就是新民。所以,他在中国的口号是一方面除文盲,一方面做新民。二、基督教的影响

基督教是提倡爱的宗教,爱是整个基督教教义的灵魂。其基本内涵就是要爱所有的人,爱上帝,包括爱你的友人甚至是你的仇人,要爱人如己。正如《马太福音》中讲到的:无论任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不愿意人们恨你们,愿意人们爱你们,那么你自己首先要做到爱人,而不是恨人。不管朋友也好,敌人也好,都是上帝的儿子,对仇敌也不能恨,也要爱他们。由此可见,基督教的爱是一种博爱,不要求任何回报的爱。晏阳初对人民的爱就是这种爱,是不计任何回报的。他从小就受到了基督教文明的洗礼,1903年他父亲就送他到中国内地会创立的西学堂求学,跟随姚牧师(Rev.w.H.Aldis)学习了四年,在姚牧师的言传身教下,晏阳初决定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1907年,十四岁的晏阳初到成都美国以美会设立的中学读书,在这里他结识了传教士史梯瓦特(J8Xlle$Stewart),并给史梯瓦特取了一个中文名“史文轩”,作为对史梯瓦特诚挚友谊的报答和纪念。事实上,史文轩的言行对晏阳初的一生极有影响。正是由于这些传教士献身于宗教事业的精神激励了晏阳初,使他一生都执著于平民教育事业。

形成范文篇10

关键词:思想;形成;标准

思想究竟形成于何时,思想形成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在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中历来是有争议的。这些问题争论的实质,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对思想形成的标准所持看法不同。首先搞清楚判断思想形成的标准将有助于对以上这些有争议问题的研究。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标准判断思想是否形成。

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部分内容或基本内容的提出和初步阐述为标准

在这一判断标准中,由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发展程度的认识有所不同,又有几个不同的意见。有的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为标准,有的以有关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理论的提出和初步阐述为标准,有的以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为标准,有的以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和政策策略问题的解决为标准。尽管以上各种意见由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发展程度的具体认识不同而使得对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的具体标准产生了分歧,但在这些分歧之中却有它们共同的因素,那就是这些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的标准都充分考虑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这一点是合理的。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思想得以萌芽、形成、成熟和继续发展的实践基础,思想正是在这个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反过来又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伟大的实践,使这个斗争实践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因此,判断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理所当然离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实践标准。

二、以思想相对完整内容的形成为标准

思想是一种理论体系。思想发展史就是思想的内容由不完整到相对完整,由相对完整到愈来愈丰富的发展历史。思想的形成就应该是指这一理论体系具有了相对完整的内容,并构筑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形成不同于萌芽,也不同于成熟。思想在萌芽阶段时,内容尚不完备,还只是这一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一个部件。当思想成熟时,内容就非常丰富了,它不仅构筑起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而且充实了这一框架。既然思想形成时只是具有相对完整的内容,那么形成时期的思想当然不可能包含它进一步发展之后所具有的全部内容。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民主革命阶段就无法提出来。但是,与民主革命实践直接关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理论,根据这一判断标准,都应该在思想形成时具有初步的内容。这是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的第二个标准,即看思想是否具备了相对完整的内容来判断思想形成与否。

三、以思想的初步理论形态的形成为标准

所谓理论形态,主要有两个含义。一是,形成时的思想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对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概括,而不是具体经验和具体政策。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党中央和党的一些领导人积累了经验教训,并根据实际提出一些正确的具体政策,如果不抽象成关于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认识,那么还不能成为理论。有的同志将党的一些领导人在土地革命、根据地政权、经济建设等方面提出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政策,作为思想形成的标志之一。其实,这些具体政策尽管与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有联系,但并不直接是关于这些规律和特点的认识。它们为这些认识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却不能代替这些认识。二是,形成时的思想应该有其比较坚实的哲学基础。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缺乏哲学体系就难以建立起来。思想也是如此。但是,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思想的哲学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思想的理论体系也不可能形成和发展起来。

因此,判断思想的形成,还要考虑到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基本思想的发展程度。1930年,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命题,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实际上提出了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思想活的灵魂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

四、以思想是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为标准

稳定不是说一成不变,而是指思想在形成后,其基本结论不发生摇摆。一种科学理论体系里所包含的最基本的结论,是经过多次认识才得出来的,因而在其形成之后不应当再发生大的反复,后来的认识只是对它们的补充、丰富和发展,而不是对它们的否定。反之,如果基本结论提出来之后,又为以后的认识所改变,那就表明它们还有摇摆性,因而一种理论体系也就不能说已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