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机制范文10篇

形成机制范文篇1

融资是企业资本运动的起点,也是企业收益分配赖以遵循的基础。足够的资本规模,可以保证企业投资的需要,合理的资本结构,可以降低和规避融资风险,融资方式的妥善搭配,可以降低资本成本。因此,就融资本身来说,它只是企业资本运动的一个环节。但融资活动,决定和影响企业整个资本运动的始终。融资机制的形成,直接决定和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以及企业财务目标的实现。

一改革开放以来,企业融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

1.企业资本由供给制转变为以企业为主体的融资活动。

改革以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均在国家计划下进行,企业是否需要资本,需要多少,长期资本或是短期资本,均由国家通过财政或银行予以供应。这种体制下,企业不需要研究融资渠道、融资方式和融资成本,更不用研究企业资本结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企业自主权的扩大,特别是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建立以后,企业为主体的融资活动代替了原来的供给制。企业根据市场状况和前景,进行投资计划,并努力为实现投资计划融资。这一变化表明,融资活动由宏观性计划分配转变为微观性融资。

2.由纵向融资为主向横向融资为主转变。

供给制条件下,企业资本均由国家限额、限用途供应,资本分配是由上而下的分配活动。随着改革的不断进行,为了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企业与企业间的横向融资活动日益增加,存量流动提高了资本运营效率。

3.融资形式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

计划分配资本体制下,企业融资形式单一,财政分配形式或银行分配形式,至多也是二者兼而有之。商业信用的确立,资本市场的建立,企业内部积累机制的形成,企业融资形式呈现多元化,形成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股本融资与债务融资等多种形式(见表1)。

上述变化,最本质的在于融资体制正在实现计划分配向市场引导融资的转变。过去,财政、银行作为国家总资金分配的两个手段,不断进行着总资金量的分割。尽管后来银行分割总资金量的比例增大,并占了绝对比例,但与现在资本市场融资相比是不同的,这是一个质的变化。伴随这一变化,各种融资工具职能回归并日益得以体现。对财政投资与银行贷款的认识,也不只限于有偿和无偿的划分、量上的分割,而是循其自身的特点,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虽然融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企业融资机制并未形成。

以企业为主体的投融资活动,还没有真正的以市场为主导,理性地根据资本成本、风险和收益对称原理选择融资方式,确定资本结构。因此,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还需要从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进行。

存量调整是基础,它是针对过去融资行为及其形成结果进行的处理;增量是存量形成的前提。融资活动在增量方面的规范性和规律性,则是企业融资机制形成的关键。存量调整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而国有企业高负债率是由于体制原因形成的。据统计,1980年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18.7%,1993年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7.5%,1994年为79%。如此巨大变化,不是非体制原因所能形成的。我国8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固定资产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即所谓的“拨改贷”,从1998年开始银行统管流动资金。这一改革的初衷是国家试图通过银企债务关系来硬化对企业的约束。但实践结果事与愿违,由于银行体制本身的严重缺陷,借贷双方因产权不清而形成信贷软约束。尽管1993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贷款约束规则,延缓了国有企业“完全债务化”的速度,但负债增长速度仍远远超过资本增长速度。

企业与银行关系不顺、不清,他们之间不仅仅是债务关系,而且存在着在这种关系表面掩盖下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关系。而且,银行还承担有政府的职能,企业依附于银行,银行贷款并非遵循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三原则,有时不仅不遵循,反而相背,在企业严重亏损或停产、半停产而不能破产情况下,银行仍不得不发放违背市场规则的贷款。因此,当国有银行实行商业化改革时,国有企业高负债率问题,已经造成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同时也加重了企业的支出负担。为了减轻企业利息支出负担,1996年以来中央银行先后七次降息,但企业减负效果并不明显。其实,企业利息支出高,不是利率水平高引致,而是贷款数额大形成,而效率不高情况下的高负债形成,是典型的计划分配结果。降低利率不仅没有减轻企业利息负担,相反,降低利率有可能进一步刺激贷款需求,国家不得不进一步强化行政干预手段,在降低利率同时,仍辅以贷款规模限制,抑制贷款需求。

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贷款是计划分配结果,而非市场引导的资源配置,因此,贷款数量并非企业所能左右。由于贷款数额过多造成高负债率,从而加重企业负担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股权融资(或自有资本)的股利支付是在投资形成效益以后,而债务融资在投资活动开始就支付利息,在国有企业投资缺乏资本金的基本上,贷款包揽一切的后果,造成了企业巨大的利息负担。另一方面,由于贷款关系模糊不清,特别是80年代中期推行所谓“税前还贷”,使得贷款关系更加复杂化。在后来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界定中,将“拨改贷”投资形成的资产界定为国有资产,意味着企业贷款面临两次分配,一是支付贷款利息回报债权人,二是支付股利回报所有者。

公司融资理论认为,增加负债可以取得财务杠杆收益,由于企业支付的债务利息可以计入成本而免交企业所得税,债权资本成本低于股权资本成本,因此,资产负债率似乎越高越好,因为负债率提高时,企业价值会增加,但负债比率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再上升时,企业价值因破产风险和成本的增加反而会下降。这样,由于企业负债率增高会令企业价值增加,同时也会引起企业破产风险和成本上升而使企业价值下降,当两者引起的企业价值变动额在边际上相等时,企业的资本结构最优,负债率最佳。

上述讨论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企业必须要用较高的销售利润率来弥补负债经营带来的风险,企业的盈利能力(净资产收益率)只有超过银行贷款的资本成本时,企业负债经营所体现的财务杠杆效应才是正效应,否则为负效应。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企业运行良好,盈利能力强,负债再高也是可以良好运转的。从这一角度分析,负债率高低只是说明了企业融资结构,而不能以此作为衡量企业负担高低的标准。我国理论界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造成企业经营困难的原因是过高的负债率造成的,这是值得商榷的。

我国近几年致力于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降低的研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高负债率是由于体制原因形成,必然应从体制上解决这一问题,因此,高负债率治理过程,不只是企业负债多少的量的治理过程,而是企业融资渠道、融资方式等选择和形成的过程,需要综合配套措施才能解决。例如1998年开始推行的“债转股”制度改革,如果只限于债权转成股权,降低负债率从而减少企业利息支出的思路操作,这一改革最终是要失败的。因为体制不改变,企业治理结构不改变,降低了的资产负债率还会再提高,债权和股权的性质仍会被扭曲。因此,债转股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债权转股权,形成企业新的治理结构,使得股权所有者通过改造企业制度,实现融资结构最优。我国第一家实行债转股的企业———北京水泥厂,债转股以后,资产管理公司持有股份达到70%以上,从而为通过债转股实现企业转制、改造提供了可能。

计划分配资本的体制引致国有企业高负债率,改革正是应从体制入手,改变国家计划分配资本从而决定企业融资结构的做法,形成企业在市场条件作用下自主决定融资结构的体制。

三现代公司融资理论认为,融资机制的形成,表面上是融资形式的选择,实际上是企业通过决策融资结构,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过程。

所有这些,都是由融资工具本身的特征、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决定的。

融资方式的选择,是企业融资机制的重要内容。融资方式多种多样,按照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等。

企业融资是一个随经济发展由内源融资到外源融资再到内源融资的交替变迁的过程。一个新的企业建立,主要应依靠内源融资。当企业得以生存并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利用外源融资可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竞争能力。当企业资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往往会从融资成本的比较中选择一种更高层次的内源融资方式。实际上,就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关系来说,内源融资是最基本的融资方式,没有内源融资,也就无法进行外源融资。从国外资料分析,在发达市场国家中,企业内源融资占有相当高的比重(见表2)。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表2主要发达国家企业资金结构(%)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内源资金75544662443475外源资金25405926526632其他06-51240-7注:美国为1944—1990年平均数,其他国家为1970—1985年平均数。

内源融资获得权益资本,企业之所以可以外源融资,首先取决于企业内源融资的规模和比重。内源融资规模大,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投资,同样的,也才能获得借入资本。从融资原理分析,企业负债经营,首先是企业自有资本实力的体现,自有资本为企业负债融资提供了信誉保证。而且,经济效益好的企业,投资回报率高,股东收益好,更应注重内源融资。如果增发股票,无异是增加更多的股东,良好的投资回报会被新的投资者分享,这是得不偿失的做法。

与发达经济国家不同的是,我国企业主要依赖于外源融资,内源融资比例很低,这说明:(1)体制决定了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2)企业缺乏自我积累的动力和约束力;(3)一些上市公司可以比较便宜地通过股票融资。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式的选择,是外源融资决策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以前,企业只允许间接融资,而否定直接融资。实际上,能否直接融资,主要是取决于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企业制度改革。1952—1978年,我国采取的是低收入分配加社会福利的政策。低收入集中分配的政策,造成了积累主体单一化,直接融资是经济体制改革、国民经济分配结构变化后才出现和可以利用的。从1978年开始到90年代初,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方式实现了政府向国有企业分权,1994年以后又推行以股份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1978年,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仅占全部金融资产的14%左右,占GDP的比重为7%;1995年上述两个比重分别为50%以上和76%。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选择,还与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发育和金融体制有密切关系。目前,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究竟以谁为主,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以证券融资方式(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另一种是以日德为代表的以银行融资方式(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由于英美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国家,资本市场十分发达,企业行为完全是在市场引导下进行。在美国,曾任美国金融学会会长的著名学者梅耶斯(S·Myers)提出的优序融资理论(ThePeckingOrderTheory,1989)得以实证,企业融资的选择,先依靠内源融资,然后才外源融资。外源融资中,主要是通过(1)发行企业债券,(2)发行股票方式从资本市场上筹措长期资本。由于法律上严格禁止银行成为工业公司的股东,英美企业与银行之间只是松散的联系。日德模式的特征是:间接融资为主,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居主导地位,产融结合。资本市场发展受到抑制。日本的银企关系有着特定的制度安排,即主银行制度。主银行是指对于某企业来说在资本筹措和运用方面容量最大的银行。这一银企关系的特征表现在:(1)主银行是企业最大的出借方。所有公司都有一个主银行,每个银行都是某些企业的主银行;(2)银行与企业交叉持股。(3)主银行参与企业发行债务相关业务,是债务所有者法律上的托管人。德国实行主持银行制度,特征与日本主银行制度相似,其存在背景都是资本市场不发达,产权制约较弱,银行在金融体制和企业治理结构中扮演重要角色。

上述分析说明,试图确定一个所谓的以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似乎没有必要。典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融资结构构成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是一个随机变量,根据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条件,成本和效率的变化,由企业自身决定。我国长时期形成了企业对银行的依附关系。90年代也曾实行了主银行制度,但这一制度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与日本等国家都有重要差异。尽管我国不可能达到美英那样直接融资比例,也很难确定最佳的融资比例,但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必然的。发展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形式,改善企业融资结构,将是我国企业融资结构方面的方向性选择。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发展,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成为企业的重要外源融资方式。但如何决策股票融资或是债券融资,现代公司融资理论已有明确的结论:融资成本决定融资方式,股票融资成本高于债券融资成本。现实却与经典理论相背,我国目前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具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内外源融资比例失调,外源融资比重畸高;二是外源融资中偏好于股权融资,债券融资比例低;三是资产负债率较低。由于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上市直接融资,对企业来说可以带来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以至于企业还来不及研究和掌握股票融资的特点,就不遗余力地积极争取股票融资了。由于中国资本市场规模的限制,能够成为上市公司的数量很少,而通过重组、改制,按市场经济要求塑造的上市公司,其非经营性资产、无效资产可以剥离,可以取得优惠融资权,紧缺的壳资源成为企业争宠的对象。在这种状况下,公司通过股票融资的成本远远低于债务融资成本,这是因为:(1)理论上说,股权融资成本最高,这是以企业正常的运营,即生存和发展为前提的。如果企业经营不善,甚至亏损企业仍可以发行股票的话,那么这种股票的融资成本很低,甚至趋近于零。(2)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权占有绝对比重,由于国有股权所有者虚位,对投资分红的要求呈软性,而中小股东要么无权或难以左右分配方案,或者根本就不关注利润分配,因此,上市公司较少发放现金股利,权益融资能避免债务融资造成的现金流压力。

上述原因造成了股票融资成本低于债务融资成本(债转股也有这种嫌疑),以至于一些企业不惜一切手段成为上市公司,实现股票融资。一旦融资成功,似乎万事大吉,许多公司通过股票募集资金后无法落实投资项目,不得不存放银行;有的上市公司甚至通过发行股票融资偿还债务,例如,1997年底上市公司股东权益比上年增长了36.66%,负债增长了10.6%,由此使上市公司整体负债率下降了5.26%,说明上市公司通过发行新股和配股所募集的资金的相当一部分用于偿还了债务。另外,一些经营效率指标均保持较好水平的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却较低。据对1998年868家上市公司调查分析,在这些公司中,有27家公司的平均净利润率高达24.1%,而其资产负债率却低于10%。有的上市公司公开宣称“不缺钱花”,甚至干脆就不再向银行借款,通过负债实行财务杠杆的效应没有得以充分利用。

上述现象可以说明企业通过上市进行股票融资,增资减债,存在数量上的矫枉过正,本质上的问题依然是体制原因造成企业尚未能就融资方式等问题做出合理的、科学的决策。

四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结论性意见是:

1.体制决定政策。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创造有效地市场经济环境,在此基础上,企业财务政策决定企业融资方式、融资结构。

2.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依赖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制度创新。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合理法人治理结构,使融资活动融于企业产权运营和变革中。

3.培养和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增加市容量,完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结构。在完善主板市场的同时,推动二板市场的设立,以满足各类企业融资需要。

4.只有当资本的使用者使用任何资本都必须支付其真实的社会成本,从而不存在免费成本时,企业的资本结构选择才有意义。

5.企业根据收益与风险,自主选择融资方式,合理确定融资结构,以资本成本最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是企业融资机制形成的标志。

参考文献:

1.刘鸿儒,李志玲:《中国融资体制的变革及股票市场的地位》,《金融研究》1999年第8期

2.谢德仁:《国有企业负债率悖论:提出与解读》,《经济研究》1999年第9期。

3.陈晓,单鑫:《债务融资是否会增加上市企业的融资成本?》,《经济研究》1999年第9期。4.袁国良:《规范配股理性融资》,《金融时报》1999年4月14日。

5.杨咸月,何光辉:《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与国有企业运作效率》,《金融研究》1998年第5期。

形成机制范文篇2

融资是企业资本运动的起点,也是企业收益分配赖以遵循的基础。足够的资本规模,可以保证企业投资的需要,合理的资本结构,可以降低和规避融资风险,融资方式的妥善搭配,可以降低资本成本。因此,就融资本身来说,它只是企业资本运动的一个环节。但融资活动,决定和影响企业整个资本运动的始终。融资机制的形成,直接决定和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以及企业财务目标的实现。

一改革开放以来,企业融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

1.企业资本由供给制转变为以企业为主体的融资活动。

改革以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均在国家计划下进行,企业是否需要资本,需要多少,长期资本或是短期资本,均由国家通过财政或银行予以供应。这种体制下,企业不需要研究融资渠道、融资方式和融资成本,更不用研究企业资本结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企业自主权的扩大,特别是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建立以后,企业为主体的融资活动代替了原来的供给制。企业根据市场状况和前景,进行投资计划,并努力为实现投资计划融资。这一变化表明,融资活动由宏观性计划分配转变为微观性融资。

2.由纵向融资为主向横向融资为主转变。

供给制条件下,企业资本均由国家限额、限用途供应,资本分配是由上而下的分配活动。随着改革的不断进行,为了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企业与企业间的横向融资活动日益增加,存量流动提高了资本运营效率。

3.融资形式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

计划分配资本体制下,企业融资形式单一,财政分配形式或银行分配形式,至多也是二者兼而有之。商业信用的确立,资本市场的建立,企业内部积累机制的形成,企业融资形式呈现多元化,形成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股本融资与债务融资等多种形式(见表1)。

上述变化,最本质的在于融资体制正在实现计划分配向市场引导融资的转变。过去,财政、银行作为国家总资金分配的两个手段,不断进行着总资金量的分割。尽管后来银行分割总资金量的比例增大,并占了绝对比例,但与现在资本市场融资相比是不同的,这是一个质的变化。伴随这一变化,各种融资工具职能回归并日益得以体现。对财政投资与银行贷款的认识,也不只限于有偿和无偿的划分、量上的分割,而是循其自身的特点,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虽然融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企业融资机制并未形成。

以企业为主体的投融资活动,还没有真正的以市场为主导,理性地根据资本成本、风险和收益对称原理选择融资方式,确定资本结构。因此,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还需要从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进行。

存量调整是基础,它是针对过去融资行为及其形成结果进行的处理;增量是存量形成的前提。融资活动在增量方面的规范性和规律性,则是企业融资机制形成的关键。存量调整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而国有企业高负债率是由于体制原因形成的。据统计,1980年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18.7%,1993年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7.5%,1994年为79%。如此巨大变化,不是非体制原因所能形成的。我国8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固定资产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即所谓的“拨改贷”,从1998年开始银行统管流动资金。这一改革的初衷是国家试图通过银企债务关系来硬化对企业的约束。但实践结果事与愿违,由于银行体制本身的严重缺陷,借贷双方因产权不清而形成信贷软约束。尽管1993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贷款约束规则,延缓了国有企业“完全债务化”的速度,但负债增长速度仍远远超过资本增长速度。

企业与银行关系不顺、不清,他们之间不仅仅是债务关系,而且存在着在这种关系表面掩盖下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关系。而且,银行还承担有政府的职能,企业依附于银行,银行贷款并非遵循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三原则,有时不仅不遵循,反而相背,在企业严重亏损或停产、半停产而不能破产情况下,银行仍不得不发放违背市场规则的贷款。因此,当国有银行实行商业化改革时,国有企业高负债率问题,已经造成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同时也加重了企业的支出负担。为了减轻企业利息支出负担,1996年以来中央银行先后七次降息,但企业减负效果并不明显。其实,企业利息支出高,不是利率水平高引致,而是贷款数额大形成,而效率不高情况下的高负债形成,是典型的计划分配结果。降低利率不仅没有减轻企业利息负担,相反,降低利率有可能进一步刺激贷款需求,国家不得不进一步强化行政干预手段,在降低利率同时,仍辅以贷款规模限制,抑制贷款需求。

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贷款是计划分配结果,而非市场引导的资源配置,因此,贷款数量并非企业所能左右。由于贷款数额过多造成高负债率,从而加重企业负担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股权融资(或自有资本)的股利支付是在投资形成效益以后,而债务融资在投资活动开始就支付利息,在国有企业投资缺乏资本金的基本上,贷款包揽一切的后果,造成了企业巨大的利息负担。另一方面,由于贷款关系模糊不清,特别是80年代中期推行所谓“税前还贷”,使得贷款关系更加复杂化。在后来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界定中,将“拨改贷”投资形成的资产界定为国有资产,意味着企业贷款面临两次分配,一是支付贷款利息回报债权人,二是支付股利回报所有者。

公司融资理论认为,增加负债可以取得财务杠杆收益,由于企业支付的债务利息可以计入成本而免交企业所得税,债权资本成本低于股权资本成本,因此,资产负债率似乎越高越好,因为负债率提高时,企业价值会增加,但负债比率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再上升时,企业价值因破产风险和成本的增加反而会下降。这样,由于企业负债率增高会令企业价值增加,同时也会引起企业破产风险和成本上升而使企业价值下降,当两者引起的企业价值变动额在边际上相等时,企业的资本结构最优,负债率最佳。

上述讨论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企业必须要用较高的销售利润率来弥补负债经营带来的风险,企业的盈利能力(净资产收益率)只有超过银行贷款的资本成本时,企业负债经营所体现的财务杠杆效应才是正效应,否则为负效应。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企业运行良好,盈利能力强,负债再高也是可以良好运转的。从这一角度分析,负债率高低只是说明了企业融资结构,而不能以此作为衡量企业负担高低的标准。我国理论界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造成企业经营困难的原因是过高的负债率造成的,这是值得商榷的。

我国近几年致力于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降低的研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高负债率是由于体制原因形成,必然应从体制上解决这一问题,因此,高负债率治理过程,不只是企业负债多少的量的治理过程,而是企业融资渠道、融资方式等选择和形成的过程,需要综合配套措施才能解决。例如1998年开始推行的“债转股”制度改革,如果只限于债权转成股权,降低负债率从而减少企业利息支出的思路操作,这一改革最终是要失败的。因为体制不改变,企业治理结构不改变,降低了的资产负债率还会再提高,债权和股权的性质仍会被扭曲。因此,债转股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债权转股权,形成企业新的治理结构,使得股权所有者通过改造企业制度,实现融资结构最优。我国第一家实行债转股的企业———北京水泥厂,债转股以后,资产管理公司持有股份达到70%以上,从而为通过债转股实现企业转制、改造提供了可能。

计划分配资本的体制引致国有企业高负债率,改革正是应从体制入手,改变国家计划分配资本从而决定企业融资结构的做法,形成企业在市场条件作用下自主决定融资结构的体制。

三现代公司融资理论认为,融资机制的形成,表面上是融资形式的选择,实际上是企业通过决策融资结构,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过程。

所有这些,都是由融资工具本身的特征、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决定的。

融资方式的选择,是企业融资机制的重要内容。融资方式多种多样,按照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等。

企业融资是一个随经济发展由内源融资到外源融资再到内源融资的交替变迁的过程。一个新的企业建立,主要应依靠内源融资。当企业得以生存并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利用外源融资可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竞争能力。当企业资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往往会从融资成本的比较中选择一种更高层次的内源融资方式。实际上,就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关系来说,内源融资是最基本的融资方式,没有内源融资,也就无法进行外源融资。从国外资料分析,在发达市场国家中,企业内源融资占有相当高的比重(见表2)。

表2主要发达国家企业资金结构(%)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内源资金75544662443475外源资金25405926526632其他06-51240-7注:美国为1944—1990年平均数,其他国家为1970—1985年平均数。

内源融资获得权益资本,企业之所以可以外源融资,首先取决于企业内源融资的规模和比重。内源融资规模大,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投资,同样的,也才能获得借入资本。从融资原理分析,企业负债经营,首先是企业自有资本实力的体现,自有资本为企业负债融资提供了信誉保证。而且,经济效益好的企业,投资回报率高,股东收益好,更应注重内源融资。如果增发股票,无异是增加更多的股东,良好的投资回报会被新的投资者分享,这是得不偿失的做法。

与发达经济国家不同的是,我国企业主要依赖于外源融资,内源融资比例很低,这说明:(1)体制决定了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2)企业缺乏自我积累的动力和约束力;(3)一些上市公司可以比较便宜地通过股票融资。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式的选择,是外源融资决策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以前,企业只允许间接融资,而否定直接融资。实际上,能否直接融资,主要是取决于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企业制度改革。1952—1978年,我国采取的是低收入分配加社会福利的政策。低收入集中分配的政策,造成了积累主体单一化,直接融资是经济体制改革、国民经济分配结构变化后才出现和可以利用的。从1978年开始到90年代初,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方式实现了政府向国有企业分权,1994年以后又推行以股份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1978年,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仅占全部金融资产的14%左右,占GDP的比重为7%;1995年上述两个比重分别为50%以上和76%。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选择,还与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发育和金融体制有密切关系。目前,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究竟以谁为主,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以证券融资方式(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另一种是以日德为代表的以银行融资方式(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由于英美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国家,资本市场十分发达,企业行为完全是在市场引导下进行。在美国,曾任美国金融学会会长的著名学者梅耶斯(S·Myers)提出的优序融资理论(ThePeckingOrderTheory,1989)得以实证,企业融资的选择,先依靠内源融资,然后才外源融资。外源融资中,主要是通过(1)发行企业债券,(2)发行股票方式从资本市场上筹措长期资本。由于法律上严格禁止银行成为工业公司的股东,英美企业与银行之间只是松散的联系。日德模式的特征是:间接融资为主,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居主导地位,产融结合。资本市场发展受到抑制。日本的银企关系有着特定的制度安排,即主银行制度。主银行是指对于某企业来说在资本筹措和运用方面容量最大的银行。这一银企关系的特征表现在:(1)主银行是企业最大的出借方。所有公司都有一个主银行,每个银行都是某些企业的主银行;(2)银行与企业交叉持股。(3)主银行参与?笠捣⑿姓裣喙匾滴?是债务所有者法律上的托管人。德国实行主持银行制度,特征与日本主银行制度相似,其存在背景都是资本市场不发达,产权制约较弱,银行在金融体制和企业治理结构中扮演重要角色。

上述分析说明,试图确定一个所谓的以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似乎没有必要。典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融资结构构成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是一个随机变量,根据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条件,成本和效率的变化,由企业自身决定。我国长时期形成了企业对银行的依附关系。90年代也曾实行了主银行制度,但这一制度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与日本等国家都有重要差异。尽管我国不可能达到美英那样直接融资比例,也很难确定最佳的融资比例,但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必然的。发展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形式,改善企业融资结构,将是我国企业融资结构方面的方向性选择。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发展,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成为企业的重要外源融资方式。但如何决策股票融资或是债券融资,现代公司融资理论已有明确的结论:融资成本决定融资方式,股票融资成本高于债券融资成本。现实却与经典理论相背,我国目前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具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内外源融资比例失调,外源融资比重畸高;二是外源融资中偏好于股权融资,债券融资比例低;三是资产负债率较低。由于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上市直接融资,对企业来说可以带来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以至于企业还来不及研究和掌握股票融资的特点,就不遗余力地积极争取股票融资了。由于中国资本市场规模的限制,能够成为上市公司的数量很少,而通过重组、改制,按市场经济要求塑造的上市公司,其非经营性资产、无效资产可以剥离,可以取得优惠融资权,紧缺的壳资源成为企业争宠的对象。在这种状况下,公司通过股票融资的成本远远低于债务融资成本,这是因为:(1)理论上说,股权融资成本最高,这是以企业正常的运营,即生存和发展为前提的。如果企业经营不善,甚至亏损企业仍可以发行股票的话,那么这种股票的融资成本很低,甚至趋近于零。(2)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权占有绝对比重,由于国有股权所有者虚位,对投资分红的要求呈软性,而中小股东要么无权或难以左右分配方案,或者根本就不关注利润分配,因此,上市公司较少发放现金股利,权益融资能避免债务融资造成的现金流压力。

上述原因造成了股票融资成本低于债务融资成本(债转股也有这种嫌疑),以至于一些企业不惜一切手段成为上市公司,实现股票融资。一旦融资成功,似乎万事大吉,许多公司通过股票募集资金后无法落实投资项目,不得不存放银行;有的上市公司甚至通过发行股票融资偿还债务,例如,1997年底上市公司股东权益比上年增长了36.66%,负债增长了10.6%,由此使上市公司整体负债率下降了5.26%,说明上市公司通过发行新股和配股所募集的资金的相当一部分用于偿还了债务。另外,一些经营效率指标均保持较好水平的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却较低。据对1998年868家上市公司调查分析,在这些公司中,有27家公司的平均净利润率高达24.1%,而其资产负债率却低于10%。有的上市公司公开宣称“不缺钱花”,甚至干脆就不再向银行借款,通过负债实行财务杠杆的效应没有得以充分利用。

上述现象可以说明企业通过上市进行股票融资,增资减债,存在数量上的矫枉过正,本质上的问题依然是体制原因造成企业尚未能就融资方式等问题做出合理的、科学的决策。

四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结论性意见是:

1.体制决定政策。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创造有效地市场经济环境,在此基础上,企业财务政策决定企业融资方式、融资结构。

2.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依赖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制度创新。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合理法人治理结构,使融资活动融于企业产权运营和变革中。

3.培养和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增加市容量,完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结构。在完善主板市场的同时,推动二板市场的设立,以满足各类企业融资需要。

4.只有当资本的使用者使用任何资本都必须支付其真实的社会成本,从而不存在免费成本时,企业的资本结构选择才有意义。

5.企业根据收益与风险,自主选择融资方式,合理确定融资结构,以资本成本最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是企业融资机制形成的标志。

参考文献:

1.刘鸿儒,李志玲:《中国融资体制的变革及股票市场的地位》,《金融研究》1999年第8期

2.谢德仁:《国有企业负债率悖论:提出与解读》,《经济研究》1999年第9期。

3.陈晓,单鑫:《债务融资是否会增加上市企业的融资成本?》,《经济研究》1999年第9期。4.袁国良:《规范配股理性融资》,《金融时报》1999年4月14日。

5.杨咸月,何光辉:《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与国有企业运作效率》,《金融研究》1998年第5期。

形成机制范文篇3

论文摘要：可以把教师的实践性知识划分为可言传的与难以言传的两类知识。教师的实践性知识是通过教师的内隐学习与外显学习获得的。影响教师实践性知识获得的内因有教师的职业理想与动机水平、原有的知识背景、理论学习状况和自我反思意识等，外部因素则主要是社会和学校氛围。

目前对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形成机制的研究较为零散，本文拟对此进行梳理、分析与探讨，以期形成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一、实践性知识的形式

学者们将教师的实践性知识分为三个层次，即可言传的、能意识到但无法言传的(缄默理论)和无意识的(内隐理论)。笔者倾向于把教师的实践性知识划分为可言传的、难以言传的两类，其中难以言传的又可分为两个层次：可意识但难以言传的，下意识且难以言传的。作如此的划分主要是基于认识论的考虑。人的意识来源于外界的刺激，只要存在着实践性知识，那么不管是在当时、还是过后，不论是自己、还是他人，它迟早都会被意识到，并通过语言、行动或其他方式表现出来。真正无意识的知识是无法被感知的，因此也是不存在的。过于强调实践性知识的无意识和缄默性只会让我们陷入神秘主义的泥潭。

可言传的实践性知识，即所谓的显性知识。它在教学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对一些理论知识的描述和解释，包括教师传授的学科知识和对一些教学方法、课堂管理技巧的说明。这种实践性知识的表述符合一定的逻辑规律，界定较为明确，并易为现象所证实或证伪。它在实践中能得到广泛传播与应用，可以同时为不同的人们所分享。

难以言传的知识，即所谓的缄默知识。可以将难以言传的知识细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其一，可意识但难以言传的知识。我们能意识到这类知识的存在，但却难以用语言表达，有些经过努力可在一定程度上将其挖掘和表达出来。例如每个人都体验过愁的滋味，可是却无法对此进行具体描述，而少数杰出的文学家却做到了这一点。女词人李清照在《武陵春》中，先写花已尽，泪先流，倦梳头，事事休；继而写“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但再接下来却是“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这样，就把一种难以言传的愁绪表现得极为具体和形象。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说，难以言传的知识中的大部分仍停留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状态上。波兰尼举例说，我们可以认识一个人的脸，可以在成千上万张脸中辨认出这张脸，但却说不出我们是如何认出这张脸的。

其二，下意识的且难以言传的实践性知识。教师的实践性知识除了能被主体意识到的以外，还有未被意识到但却实实在在地在影响着主体行动的知识。这种知识有的表现为熟练技巧，这是在一定理念指导下经过反复练习习得的；有的表现为顿悟、直觉与醍醐灌顶，看似无意识，实际上是以个人以前所获得的知识为基础的。在《默会维度》一书中，波兰尼讨论了关于阁下知觉的实验。在实验中，实验对象被示以大量的无意义的音节，在给他展示了其中的某些音节之后，就实施一个电击。不久，实验对象就显示出这样一种征象，即当他看到那些“电击音节”时，就预期电击会到来。显然，他已经知道如何来预期电击的到来，他具备了这方面的知识。但是，当被问及是凭什么来预期电击时，他却难以明确地指认是什么使他能够做出这样的预期。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一些看似没有关联的现象却能激发科学家的灵感，而导致一项重大成果的产生。

长期以来，人们对难以言传的实践性知识研究不多，但恰恰是这类知识能更深刻地影响教师的教育活动。事实上，尽管教师对有关理论知识耳熟能详，但他们原有的隐性教育观念却能更深地支配教师的行为。探究实践性知识的形成机制将有助于一线教师对实践性知识的挖掘。

二、实践性知识的形成

研究表明，人脑中存在着许多分离的信息处理机制以实现某种特定的分析，但由于信息传导的串行性加工和平行性加工，使不同脑区的活动具有更为广泛的联系。任何加工过程，即使是相对简单的感觉过程，也非仅定位于少数脑区，而是多个脑区协调活动的庞大功能系统所产生的集合场效应。实践性知识是在内隐学习和外显学习的共同作用下，通过个体对知识的不断建构而习得的。一般而言，内隐学习的过程是一种心理上的自动加工过程，这类学习所获得的知识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的特点，并会形成一定的积累效应，是创造力的要素诸如直觉、顿悟、高峰体验等形成的基础。内隐学习所习得的知识通常表现为缄默知识，而外显学习则表现为一种心理上的控制加工过程，是通过严格的意志控制来进行的，结果就以有意识的观念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表现为一些可陈述的知识。尽管形成机制各不相同，但内隐的自动化加工与外显的控制性加工过程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由控制向自动化的转化中，练习起到了催化的作用。

通过内隐学习与外显学习的共同作用，教师的实践性知识得以形成，但它不是被动的，而是一种个体的主动建构过程。在实践性知识的形成过程中，外显学习是在不断地对新知进行同化与顺应的过程中形成的。同化的过程是指新知能够被纳入到已有的知识结构中去，使知识发生量的扩大；顺应的过程则是新知与原有知识结构不相容，需要对知识结构进行调整，调整以后的知识发生了质的改变。相比而言，外显学习习得的更多的是显性的实践性知识，通常以理论知识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内隐学习更多地是在动态的“建构——解构——建构”的基础上形成的，更多地表现为隐性的实践性知识。

三、实践性知识的转化

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提出的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相互转化的四种模式(即SECI模型)可以用来对此进行描述。

社会化——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过程。在传统的师徒制中，经过师傅的示范和传授，徒弟可以学到相关工作中重要的技术与诀窍，这在书本上是得不到的，有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波兰尼认为：“不能够详细描述的技巧也不能通过规则的方式加以传递，因为它并不存在规则。……通过观察自己的导师，通过与他竞争，科研新手就能不知不觉地掌握科研技巧，包括那些连导师也不是非常清楚的技巧。隐性的实践性知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传递并得以延续的。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所以传播上有很大的局限性。

公开化——从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将自己未经编码的经验转化为可编码的系统化的逻辑化的内容，并通过语言来描述和表达，成为宝贵的知识财富。公开化的过程扩大了实践性知识的传播空间。

综合化——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实践性知识以专业知识的形式进行传递，零星的显性实践性知识组成知识体系。这种综合也许并未扩展现有的实践性知识，但却对实践性知识进行了归纳与整理，能大大提高对实践性知识的应用能力。这正如系统论所揭示的：要素间的互动所产生的“系统效应”远远大于要素的叠加之和。

内在化——从显性知识转化为隐性知识的过程。它在知识共享的基础上产生。显性实践性知识内化为组织中所有成员的知识，并促使他们拓宽、重构自身的隐性实践性知识。隐性知识又将开始新的、在更高起点上的转化，使实践性知识呈螺旋上升态势。

以上四种模式是相互转化的。以教师的校本学习为例，专?ahref="http://"target="_blank"class="infotextkey">医淌νü勰涣骰疃萄牡?以隐性知识形态存在)传递给其他教师，其他教师将收获转化为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并通过不断的交流在学校内部共享。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们在汲取他人之长为我所用的同时，又结合自身的特点进行新的探索，从而形成具有个性化的、独具魅力的教学风格。教师的实践性知识经历了从隐性一显性一隐性这种循环转化的过程，教师们也在这一过程中达到了专业成长与进步。需说明的是，公开化和内在化的过程是实践性知识得以增加的最为关键的两个环节，它们都要求作为主体的人的积极参与。如果丧失了人的主动性，对实践性知识的挖掘与深化显然将会成为空谈。

四、影响教师实践性知识形成的因素分析

1．内部因素

(1)个人的职业理想与职业动机水平。教师对自己的职业的理想及职业发展动机是影响教师实践性知识获得的重要因素。一个热爱教育、关心学生、目标明确的教师，自然会投人更多的精力于教育教学中，研究教学中发生的问题，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不断从实践中获取知识，乐此不疲。相反，如果只是把教师职业作为谋生的手段，那么他对待工作就会应付了事。当然，在教师的实践性知识的获得过程中，既需要有激励教师深入钻研的内部动机，也要有外界刺激产生的外部因素。但无论是何种动机，都需要教师进行自我调节，使自身的内在需求与外在诱因相协调，从而维持教师的职业发展。

(2)原有的知识背景。学习的效果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努力，还在于所学内容是否能成功地与学习者原有的知识建立起联系。教师如果没有相应的知识基础作为支撑，将很难敏锐地感知到新的实践性知识，并将其纳入自己的知识框架。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已有知识对新知识的“前摄”作用，尤其是在新的知识与已有知识不兼容的情况下。教师在长期教学过程中会受到习惯性思维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个人化的“教学理论”，这既是教学工作的有利资源，也可能是教师开展教学改革的沉重包袱。

(3)自我反思意识。实践性知识的获得与教师的自我反思意识的发展有密切的关联。反思既是实践性知识的重要组成，也是影响实践性知识形成的重要因素。首先，在教学过程中表现出的实践性知识是教师在特定情景下对特定问题的应对，虽然合乎目的，但仍存在着对它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的必要，需要运用反思手段加以理性分析。其次，实践性知识有处于显性状态的，但绝大部分处于隐性状态。能否了解或能够了解多少不易于显性化的隐性知识，取决于个体对这种隐性知识的敏感程度，而反思则是达到这一目的的良好途径。

(4)自觉的理论学习。教师不能仅仅满足于对实践的反思与回顾，还需要自觉运用理论的武器对实践性知识进行深挖。教师面对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丰富的世界。广泛地涉猎各种理论，成为一个杂家，是教师职业持续发展的要求。

(5)人际交往。实践性知识的特点决定了它必定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形成的，所以教师间的良好互动，共同探讨，将会有力地促进实践性知识的交流与传播。当然，作为个体的教师也处在与学生的交往和互动中，教师在影响学生的同时，学生的个性和行为也在影响着教师，促使教师不断进行反思与学习，以丰富自己的实践性知识。

2．外部因素

形成机制范文篇4

政府是对外援助的主要行为体，在对外援助工作中起着主导、管理和协调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就开始进行对外援助活动。随着对外援助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的援外管理机构也几经改变，但总的来说我国对外援助的工作主要是由商务部及其前身进行管理的。从商务部机构变迁的过程就可清晰地掌握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管理机构的设置、职能的发展过程。

(一)我国对外援助管理初始阶段(1950—1960年)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开始对外提供援助，主要是物资及少量现汇和技术援助。当时，对外援助任务由中央人民政府直接下达，交有关部门执行。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7次会议决定，设立对外贸易部，从此，物资援助开始由对外贸易部统一管理，组织下属各进出口总公司实施。财政部负责拨款并直接管理现汇援助。

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同年，中国开始对外提供成套项目援助，由对外贸易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归口管理，其中对外贸易部负责援助谈判和协议签订工作，国家计划委员会则按照专业分工原则将项目交国务院有关部门执行。1956年对外贸易部下设技术合作局、成套设备局和对外经济联络部等，共同负责援外工作的执行。

(二)我国对外援助管理发展阶段(1961—1982年)

1对外经济联络总局(1961—1964年)

1961年3月1日设立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对外经济联络总局下设成套设备局和经济合作局，负责全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的归口管理，将原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负责管理的成套项目援助和由财政部管理的现汇援助改由对外经济联络总局负责管理。

2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1964—1970年)

1964年撤销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同时设立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总管对外经济技术援助。该委员会下设三局负责对社会主义国家、亚洲地区和非洲地区的援助，并成立设备材料局和技术室负责对外经援事宜。1965年3月1日在华东、华北、东北和中南等四大区成立对外经济联络局，作为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派出机构，负责组织援外材料设备、派遣专家、培训外国实习生，以及接待外国代表团等工作。

3对外经济联络部(1970年6月—1982年3月)

随着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受援国的数目以及援助项目的数量和规模都有了显著增加。为了强化援外业务的功能，1970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改为对外经济联络部。对外经济联络部下设办公厅、政治部和6个局，分别掌管社会主义国家、非洲国家、外国实习生、计划财务和经济合作事务等。在地方上，除了青海、宁夏和西藏外，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也都相继成立了援外管理机构，如对外经济联络局、对外经济联络办公室、援外办公室等等。

对外经济联络总局以及后来的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对外经济联络部的工作任务主要是负责我国对亚、非、拉国家的经济援助和经济技术合作工作，主要职责为在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负责对亚、非、拉国家经济援助谈判工作，对外签订科技合作协定、议定书，掌握协议、议定书的执行情况，了解援外项目和科技合作项目的工作进度，办理清算手续等；安排对外援款的拨款使用计划，编制援外计划；处理列席八国经互会各常委会的工作，办理国际间有关国家的铁路、交通、民航、邮电和农林电等方面的经济技术合作工作；对外派遣技术援助专家，考察专家，推荐和派遣实习生，交换技术资料和实物样品等工作。

(三)援外管理体系化阶段(1982年至今)

我国对外援助管理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已逐渐体系化，对外援助的主要工作由主管对外经济贸易的国务院直属部门承担。

1对外经济贸易部(1982年3月—1993年3月)

1982年3月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合并，成立对外经济贸易部。对外经济贸易部归口管理我国的对外援助，其对外援助方面的主要职责为：拟定和执行对外援助的政策、规章、制度和援助方案，签署有关协议；编制和组织实施年度援助计划；监督检查对外援助项目的实施情况；管理援外经费、专项优惠贷款、专项基金等；推行援外方式改革。

2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1993年3月—2003年3月)

1993年3月16日，对外经济贸易部更名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作为中央具体负责计划和管理外援的机构，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的职责之一就是归口管理对外援助，负责对外援助工作，具体包括：拟定并执行对外援助政策和方案；签署并执行对外援助计划，监督检查援外项目执行情况，管理援外资金、援外优惠贷款、援外专项基金等政府援外资金；推进援外方式改革。其下设的对外援助司是管理我国对外援助的专门机构，职能包括：拟定和执行对外援助的政策、规章、制度和援助方案；编制对外援助计划并组织；编制对外援助成套项目、一般物资、现汇援助、人才培训援助与决算，组织实施并监督检查实施情况，具体管理成套项目资金的使用；宏观监督、管理企业实施优惠贷款和援外合资合作项目基金项目，并解决政府间重大问题；牵头制订对发展中国家人才培训管理办法，会同地区司及有关单位提出年度工作方案，负责项目资金的管理和监督；推行援外方式改革。

3商务部(2003年至今)

商务部是主管国内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国务院组成部门，归口管理我国对外援助工作，负责对外援助工作中政府层面的事务管理和对外援助政策的制定；主要负责拟定并执行对外援助政策，起草对外援助法律、法规，拟订部门规章，研究和推进对外援助方式改革，编制对外援助计划，拟订国别援助方案，确定援助项目并组织实施等。商务部援外司是国家援外工作的归口管理机构，负责拟订并执行对外援助政策和方案，签署并执行有关协议；编制并执行对外援助计划，监督检查援外项目执行情况，管理援外资金、援外优惠贷款、援外专项基金等我国政府援外资金；推进援外方式改革。

从我国对外援助管理机构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我国对外援助管理机构主要是由商务部及其前身主管的，这与其他国家对外援助主要由外交部主管有所不同。商务部及其下属的援外司在主管援外工作比较侧重对外援助的经济层面；而外交部主管则更多地考虑政治和外交利益，视援外为外交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对外援助管理体制

对外援助项目的实施涉及国内大量物资、人力、资金的筹集和组织，需要中央和地方许多部门、单位的协作配合；同时，还必须同受援国政府协调行动，密切合作。纵观五十多年来对外援助的发展，我国对外援助管理体制经历了从总交货人部制、承建部负责制到投资包干制、承包责任制、企业总承包责任制的变化历程。

(一)总交货人部制(1958年—1970年)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刚开始对外提供成套项目援助，经援管理体制基本上是参照苏联向中国提供成套设备项目的做法。1958年，进一步确定实行总交货人部制，即为了确保援外项目的工程质量和按期完成，国家计委按援外项目的专业性质，指定中央有关部担任总交货人。总交货人部应该根据承担的项目，负责选调人员，搜集资料，勘察厂址，编制和审定设计任务书，编制援外预算，供应设备和材料，进行设备安装、调整和试运转等工作，并且负责培训受援国家的生产技术人员。中央总交货人部可以根据地方的工业特点和生产能力，委托某一个省、市、自治区负责完成援外项目的全部或者一部分任务。总交货人部和有关地区必须加强协作，共同保证任务的完成。

在总交货人部制的管理体制下，可以由总交货人部调集力量，直接组织援外项目实施；也可以由总交货人部委托下属企业、事业单位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专业厅(局)(总称为筹建单位)来执行，这些执行单位作为筹建单位，此时的总交货人部仅负责审定项目建设方案和设计，以及制定实施计划，组织协调，督促检查，指导出国考察组、专家组的工作。一些援外项目中包括的土木建筑、广播、电信、动力等工程，如果总交货人部没有这类专业单位和技术力量，则委托有关专业部门协作完成。接受协作任务的部门称为协作交货人部，它们大多也把协作任务委托其下属企业、事业单位或地方专业厅(局)(统称为协作单位)执行。

1961年以后，由对外经济联络总局(1960—1964)和后来的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1964—1970)负责协调各总交货人部和协作交货人部的工作。总交货人部制管理体制如下表所示：

50年代和60年代，对外援助的国别和经援项目由少到多，逐步增加，但总的援助规模还不大。总交货人部制基本上同当时的援外任务和国内经济体制相适应，有效地保证了经援项目建设任务的完成。

(二)承建部负责制(1971年—1980年12月)

随着受援国的增多，援外规模和数量日益扩大，五六十年代实行的总交货人部制已经不能适应对外援助工作的实际需要。1971年放弃总交货人部制，开始实行新的援外管理体制——承建部负责制。

承建部负责制的出发点是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由承建部对经援项目的实施负经济和技术责任，而项目的具体实施工作交由地方来完成。具体做法是：国家对外承担的经援项目，按行业分工，确定由国务院有关部门作为承建部。承建部根据项目要求，征得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同意后，确定项目的筹建单位、设计单位、协作单位；然后由对外经济联络部(1970—1982)代表国务院正式向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下达项目筹建(协作)任务。项目的土木建筑、广播、电信、动力等工程，仍可由承建部直接委托有关专业部门(称为协作部)负责。协作部在获得地方政府同意后，也可将协作任务委托给有关企业、事业单位或地方专业厅(局)负责完成。

承建部负责制的运作，主要依靠各承建部、协作部和各地方政府之间的互相支持，密切配合。但是这种管理体制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由于这种管理体制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对经援项目进行管理，因此承建部和项目实施单位在项目实施中缺乏必要的自主权，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项目实施单位责任不落实、经费实报实销等弊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避免承建部负责制的缺陷，对外经济联络部根据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精神，开始探索用经济和行政手段相结合的方式来管理经援项目。

(三)投资包干制(1980年12月—1983年12月)

1980年12月，对外经济联络部颁发了《关于对外经援项目试行投资包干制的暂行办法》。所谓的投资包干制，就是国家把实施某一经援项目的全部工作，承包给某一特定部门或地区，由其负担全面经济技术责任，并对项目实施的管理享有自主权。

(四)承包责任制(1983年12月—1993年)

经过三年的试行，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1983年12月对外经济贸易部颁布《对外经援项目承包责任制暂行办法》，全面实行承包责任制。具体做法是将原规定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作承包单位，改为由其所属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或其他具有法人地位的国营企业、事业单位作承包单位，实行政企分开，有利于真正实现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同时引入竞争机制，部分项目通过招标确定国内承包单位，使承包单位的责、权、利相结合，增强了经济核算和质量与效益观念，调动了它们完成援外任务的积极性，缩短了一些项目的建设周期。

(五)企业总承包责任制(1993年至今)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到1993年，根据政企职责分开，政府转变职能、企业转换机制的原则，援外工作由行政和事业单位分段管理的体制，改为行政部门集中行使管理职能，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政府部门运用行政规章和经济手段对援外工作实行规范化的宏观管理，同时建立企业总承包责任制，由总承包企业作为中国政府指定中方执行机构负责实施援外任务，以充分发挥企业的积极性，从而提高援外工作的质量、效率和效益。

我国对外援助管理体制的转变折射出我国对外援助项目的具体管理从计划经济时代的总交货人部制、承建部负责制到逐渐市场化阶段的投资包干制、承包责任制、企业总承包责任制的变化过程。建立合理的、同国内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实施对外援助的管理体制，对于保证各项对外援助任务的顺利完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当前中国的对外援助管理体系

随着我国对外援助事业的不断发展和对外援助过程中经验的积累，我国对外援助管理体制开始形成。目前中国对外援助管理机构除主管部门商务部外，中央政府各机构和部门中，负责对外援助事务的主要有外交部、财政部等23个部委，以及地方省区商务部门、驻外使领馆等也共同参与了对外援助的管理体系。现阶段中国对外援助工作的管理机构按层级可以划分为国家归口管理机构、部门管理机构、地方管理机构和驻外管理机构四个层次。

(一)国家归口管理机构

商务部是主管国内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国务院组成部门，归口管理我国对外援助工作，负责对外援助工作中政府层面的事务管理和对外援助政策的制定。商务部下设援外司，负责对外援助工作中政府层面的事务管理和对外援助政策的制定。援外司的具体职能包括：拟定并执行对外援助政策，起草对外援助法律、法规，拟定部门规章，研究和推进对外援助方式改革；编制对外援助计划并组织实施，拟订国别援助方案，确定援助项目；负责政府间援助谈判，商签援助协议，处理政府间援助事务，办理援外项目对外移交，负责援外贷款偿还和债务重组工作；核准各类援外项目实施企业的投标资格，组织援外项目决标，下达援外项目任务，检查监督各类援外项目的实施；负责编报对外援助资金预决算和援外统计工作；负责使用援外经费，监督和管理援外优惠贷款和援外合资合作基金项目，并解决政府间重大问题；指导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的相关援外工作等。

2003年3月，商务部成立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援外司将原由其负责的援外项目的具体实施和管理交由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承担，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在工作中接受援外司的指导。

(二)部门管理机构

除商务部外，国务院所属各有关部委也负责承担和管理一些对外援助事务，参与对外援助工作，按行业分工负责，组织实施。各与对外援助有关的部门，一般都设有管理对外援助的机构，有的由对外联络司(局)，或外事司(局)兼管，有的专设援外办公室，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对外援助的各项工作。商务部及其下属的援外司在制定和执行具体的援外项目时，比较侧重对外援助的经济层面；外交部在制定与外援有关的政策时主要是出于政治和外交利益的考虑，往往视援外为实现外交总体战略的一个载体，对援外的原则和导向等做出规定；财政部负责财政援助，部内财务、人事、纪检和地区司等单位与商务部、外交部以及技术专家建立了对援外项目的巡检制度；卫生部负责援外医疗队的选派和管理；商务部国际司负责国际多边组织间的援助事务；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与多边开发银行的联系；中国进出口银行负责优惠贷款项目；科技部管理中国对外科技援助工作；农业部承办政府间农业涉外事务，组织有关国际经济、技术交流；教育部、全国妇联也承担部分援助事务。

(三)地方管理机构

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负责一定的对外援助的归口管理，在对外援助中发挥协调管理职能，一方面，协助商务部做好各方面工作，执行对外援助的政策、规章、制度和援助方案；另一方面对援外实施主体的监督管理、推荐属地援外企业的工作、参与与属地企业相关的援外项目管理，监督检查对外援助项目的实施情况。

(四)驻外管理机构

中国对外援助工作的驻外管理机构是驻外使馆经商处(经济参赞处或经济商务参赞处)，或中国派驻受援国的经济代表处。中国驻越南大使馆1956年5月设立的中国驻越南经济代表处，是中国第一个驻外管理对外援助的代表机构。

驻外使馆经商处是中国与受援国发展经贸合作的桥梁和纽带，协助商务部对援外物资项目进行监督管理，并根据商务部授权处理有关的政府间事务。驻外使馆经济参赞处或经济代表处在管理中国对外援助工作方面的职责包括：执行国家援外方针政策和国务院关于援外工作的指示。重视国别研究，加强与驻在国政府有关部门的交流和沟通，疏通和拓展经济技术合作的渠道，促进双方经济技术合作关系的发展；根据国内主管部门的授权，及时办理政府间协议(包括协定、换文、会谈纪要、交接证书、账务处理细节等)的有关事宜；加强对各类援外项目的管理与协调。要将项目中方人员纳入援外人员管理，关心他们的思想、工作、学习和生活；做好对受援国的人才培训工作。及时了解对方的培训需求和对中国培训项目的反馈意见，审核受训人员，研讨新的培训方式；及时反馈受援国援助要求，如认为可行，应报国内主管部门研究；做好中国援外工作的对外宣传工作，以增进了解，扩大影响，促进双边关系和经贸合作。

经过逐步的调整和改革，中国已经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内到国外，从政府到企业和中介机构的援外管理网络，形成了由商务部牵头，有关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业参与，国内外相互配合的援外工作格局。2006年，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为契机，商务部、外交部、财政部与中央各有关部委、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强了部门沟通与协作，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不断优化援外管理机制，提高援外管理水平。随着我国对外援助各机制的建立和强化，对外援助工作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援外管理体系总体框架基本形成。

三、对外援助执行机构

对外援助包括成套设备项目、一般物资援助、现汇援助、人才培训援助、援外合资合作、政府优惠贷款等，根据对外援助方式的不同我国对外援助的程序及执行机构也有所不同。

(一)对外援助成套项目

成套项目援助历来是我国对外援助的主要方式。受援国政府提出项目要求后，两国政府签订政府间援助协议，由中国专家组成的考察组考察受援国提出项目的可行性；若项目可行，则两国政府办理立项换文手续，选择中国国内的设计咨询机构与受援国签订设计合同，对项目进行设计；再通过招议标方式选择中国企业与受援国签订施工合同实施项目；项目完成后，由两国政府主管部门各自派专家组成项目验收组进行项目验收，并签订交接证书。

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简称中成集团)成立于1959年11月。在此后的三十四年间，公司受中国政府委托，作为我国对外援助成套项目唯一的专门执行机构，对内行使政府职能，统一组织管理我国对外援助项目的建设工作，对外作为我国援外项目的总实施单位，在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组织实施了1400多个大、中型成套项目，在我国成套项目对外援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93年中成集团进行改组，改组后的中成集团在实施我国对外援助中成套设备和技术进出口中依然具有优势。

(二)技术合作项目

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是在中国已在受援国援建成套项目的基础上进行的，应受援国政府请求，我国可对已援建成套项目进行技术合作。双方政府办理换文手续，对技术合作的内容、派遣人数、专业、合作费用、合作期限及提供项目所需维修零配件等加以规定，由中国商务部选派中国企业(一般为原项目实施企业)承担项目的技术合作。在项目技术合作期间，受援国政府主管部门负责提供技术援助的中方企业必要的生活条件，办理所需物资进口，派遣合格人员参加培训等。

(三)政府贴息的优惠贷款项目

政府贴息优惠贷款项目始于1995年5月，是我国对外援助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政府指定中国进出口银行作为该项贷款的唯一承贷行，负责优惠贷款的项目评审、贷款协议的签订、贷款发放、贷后管理和本息回收等工作。商务部为该项业务的政府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制订政策和计划及与受援国商签政府间框架协议，并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推荐优惠贷款项目。

“优惠贷款”主要用于我国企业与受援国企业合资合作建设、经营的生产性项目，或提供我国生产的成套设备和机电产品等。根据受援国的要求和我国的可能，我国政府同受援国政府就提供“优惠贷款”的额度、主要贷款条件、使用范围、承贷行、转贷行等签订政府间框架协议。我国企业和受援国企业在两国政府签订框架协议前可以先行探讨项目供我国向受援国提供“优惠贷款”时参考。中国政府主管部门审核由受援国政府或两国合资企业或中国企业提出的拟使用优惠贴息贷款项目，并推荐给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同受援国政府指定银行对项目进行经济和技术可行性分析，对确有经济效益的项目，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受援国政府指定银行或政府部门签订借贷协议。在借贷协议签订后，中国进出口银行会同受援国银行选择贷款使用企业实施项目，并规定监督贷款使用，以及收回到期贷款本息。

以政府贴息优惠贷款形式的对外援助实施过程涉及到较多部门，商务部与中国进出口银行是主要管理机构，财政部提供贴息资金，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监督中国进出口银行业务。每年的贷款规模，由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商务部、外交部、中国进出口银行提出，并报国务院批准。

政府贴息优惠贷款项目实施过程中，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起到较大作用，尤其表现在协助商务部对申请援外优惠贷款项目企业资信进行审核。而且地方商务主管部门须参加由属地企业承担实施援外成套项目的检查验收及重大援外工程联合检查。

(四)援外合资合作项目

援外合资合作项目基金是用于支持我国企业利用受援国当地资源和我国设备、技术，与受援国企业在受援国经营有市场、有效益并以生产性为主的中小型合资合作项目的专项资金。

援外合资合作项目基金由商务部和财政部统一实施管理。商务部负责援外合资合作项目的立项审批，对外签订协议，向财政部报送“基金”的年度使用计划和“基金”的年度决算，负责项目借款合同的签订、拨款和借款催收，并根据财政部核准的“基金”年度使用计划、决算和有关规定进行帐务处理。

国务院有关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计划单列市的外经贸厅、委对申请基金的项目进行审核，合格后转报商务部。我国各驻外使馆经商参处配合企业做好境外项目的考察和当地市场的调研工作，并根据驻在国的经济、政治情况，对项目进行审核，合格后向商务部出具项目建议书。援外司负责对项目进行审核、计财司负责审查借款单位财务状况并核定借款金额，对于借款金额超过(含)1000万元人民币或等额美元的项目，由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共同审核并确定借款金额。

(五)援外人力资源项目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援外人力资源培训得到快速发展。2002年以来，用于人力资源开发培训的援外支出增长近五倍，且培训领域和专业范围不断扩展。援外人力资源项目的实施需要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相关部委、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以及全国性行业的推荐，并由商务部最终评审确定。

2000年，我国面向非洲国家设立的“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用于帮助非洲国家培训各类管理和技术人才等，该基金的使用根据培训专业的数量和非洲国家学员报名的情况而定，不设固定限额。由商务部负责以经济管理官员研修活动、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项下的专业技术培训、双边培训、派专家“走出去”培训等方式为非洲国家进行人员培训。

(六)一般物资赠送

受援国政府提出物资赠送要求后，两国政府签订政府间协议。受援国国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所需物资清单，并与中国商务部根据协议金额确定物资的品种和数量。中国商务部选定中国企业负责物资的组货和发运，如有必要即提供售后服务，如设备安装、人员培训等。

(七)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是指在海啸、地震、飓风、旱灾等自然灾害发生后，我国政府向受灾过提供紧急救灾物资、派遣救援队和医疗队，以及现汇资金等的援助。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实施过程中涉及外交部、商务部、卫生部、国家地震局等，各部门按各自职能，协调配合，落实救援事项。

对外援助项目通过中央和地方各部门、单位的密切合作，对于保证各项对外援助任务的顺利完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法律法规建设

随着我国对外援助工作的开展，特别是1994年对外援助改革以来，相关部门相继出台了一些行政法规、管理办法等，对援外活动进行协调管理，这些部门法规对援外资金使用、项目管理管理、援外人员的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没有相应的对外援助法律、法规。现有的对外援助工作主要是在由部门规章为主体，由一系列规范文件和部门规章构成的援外制度体系下进行的。

(一)援外资金使用

关于援外支出预算资金的使用，1998年财政部颁布了《对外援助支出预算资金管理办法》，对对外援助支出的范围、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和调整、财务监督和管理做出了相对较为具体的规定。援外资金由财政部按预决算制统一管理，国务院有关主管部委根据职责分工具体管理本部门的援外资金。

关于援外专项基金的管理，1992年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财政部联合下发《多种形式援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多种形式援外专项资金”由财政部和经贸部共同管理，并对专项资金和借款单位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1998年用新的《援外合资合作项目基金管理办法》代替原管理办法，加强对援外专项资金的管理，并制定《援外合资合作项目基金管理办法细则》，加强对援外合资合作项目基金的财务管理。

(二)援外项目管理

1998年以来，外经贸部以及后来的商务部在援外项目管理方面制定了大量的政策、法规，用以规范援外物资项目、成套设备项目、人员培训项目工作。1998年对外经贸部制定了《对外援助物资检验管理办法(试行)》、《对外援助工程质量检验评定及验收办法》、《对外援助工程施工技术资料管理办法》；1999年又颁布了《对外援助项目奖惩办法》；2004年商务部又出台了《对外援助成套项目施工任务实施企业资格认定办法》、《对外援助物资项目实施企业资格认定办法》；2005年商务部全面启动各类援外项目合同标准文本的协定工作，并开始起草《援外成套项目安全生产管理办法》、《对外援助物资项目管理办法》《对外援助人力资源项目管理办法》，同时制定并了《商务部关于进一步加快对外援助实施进度的意见》、《对外援助培训项目实施管理内部暂行规程》等规范性文件；在此基础上，2006年商务部正式颁布了《对外援助物资项目管理暂行办法》、《援外成套项目安全生产管理办法》，同时制定了《对外援助成套项目考察设计评标办法(暂行)》和《商务部关于对外援助项目评标结果公示和质疑处理的规定(试行)》。由此逐步形成了基本完备的援外项目法规制度，明晰了援外项目的分类管理，规范了援外项目招标制度和实施企业的资格认定，并加强了对援外项目的质量和安全的监督、管理。《对外援助成套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商务部2008年第18号令)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三)援外人员的管理

商务部于2004年颁布了《援外青年志愿者选派和管理暂行办法》，就援外青年志愿者范围、相应条件、招募方式、志愿服务期限、业绩考核和奖励、主管部门和管理机构等做出了明确规定，将援外青年志愿者服务纳入援外人员进行管理，援外青年志愿者成为援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的新方式。同时，更广泛的《援外人员的管理办法》也在制定过程中。与此同时，为了提高援外人员的素质，中国连续几年坚持举办援外管理规章培训班，对援外项目执行单位的国内负责人、技术组负责人、设计代表、监理工程师和项目质检员进行培训，切实把好援外项目质量关。以2003年为例，全年共举办5期培训班，对27个项目的近200人进行了培训。

形成机制范文篇5

一、资金短缺条件下的储蓄动员机器

在1996年之前，中国的资金供求形势，一直是非常紧张的。按照钱纳里的理论，中国是典型的国外和国内资金“双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农村金融机构在整个国民经济和金融发展过程中，主要扮演储蓄动员机器的角色。

实际上，自计划经济时期，包括农村金融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都是按照二元经济和二元金融的逻辑，围绕城市工业化建立和发展的，是一种城市偏向性(city—bias)的金融安排。当时的中国金融体系，实质上是如林毅夫等所言的因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策略”而内生出来的一种融资制度安排。这一融资制度的中心，是为发展重工业筹措、配置资金。这样的制度安排，由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延续到1978年之后。

1978年后，市场的逐步放开和各个地方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使得资金短缺，更加成为发展的瓶颈。作为金融中介的各类金融组织，延续并强化了储蓄动员功能。笔者曾经发表了多项研究，说明了在资本短缺的基本背景下，大量资金在中央政府主导的金融纵向分割和地方政府主导的金融横向分割下，流向了国有工业部门。在政府的金融控制下，长期金融发展让位给短期经济增长，使得金融功能财政化，金融机构扮演起“第二财政”角色：在动员储蓄过程中，替代税收收入功能；在资金贷放上，替代财政支出功能。因此，金融机构在农村的活动主要是为了城市部门工商业发展动员储蓄。正式金融安排的动员储蓄目的，必然与农村非正式安排可能产生的储蓄分流发生冲突。于是，在政策设计者眼中，正式金融安排和非正式金融安排是水平竞争，而非垂直合作关系。压抑民间非正式金融组织的发展，以确保农村正式金融组织储蓄动员功能的发挥，就是这段时期金融政策演变的重点。

图1从“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描述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特殊逻辑：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来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动员储蓄，为工业化、城市化动员储蓄和方便政府控制的需要，而非基于解决农村融资困境的基本问题。由此，使得农村金融安排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动员储蓄的机器，资金外流、农村“失血”是这种制度安排的必然。

由图1可见，在20世纪50年代确定以重化工业化作为国家目标之后，为了获得工业化最稀缺的要素——资金，国家对金融业采用了完全垄断的方式，控制由乡村到城市的所有金融机构网点，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当然包括资金)，进行国家工业化的努力。周立、胡鞍钢的研究显示，19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使得金融控制的方式发生了转变，由于改革本身就是将经济自主权利还给民间的过程，这一过程也自然伴随着国民财富的转移——由“集财于国”到“散资于民”。原来由政府集中控制的资金，在改革后散布在民间的各个企业和居民手中。这使得中央财政能力大大下降，逐渐变为“弱财政”。经济改革和转轨的需要，要求中央政府必须要有强大的动员和支配资源能力。为了收集民间资金，中央政府以组建国有独资专业银行和拆分中国人民银行为主要标志，建立了一个以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为主体，以行政区划为网点分布原则的强大的金融部门，自上而下地将触角延伸到各个民间部门，去替代利税上缴的计划制度安排，重新集聚财富，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这启动了中国金融业的大发展，带来了金融资产的迅速膨胀(“高增长”)。但是，由于资金配置不是依据市场原则，而是依据中央政府的财政投资安排，出现了发展经济学中所言的“没有发展的增长”(“低效率”)。例如，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期的专业银行体制下，每一家专业银行都对准相应的行业和地域，互不混淆，形成了金融纵向分割的局面。直到地方政府介入金融发展时，这一局面才有所打破。

1984年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前，地方政府并没有控制金融机构的冲动，因为在集权经济体制背景下，财政远远比银行更重要。当时国有金融体系的纵向分割基本上是中央政府的一手安排，各地庞大而均齐的银行科层组织结构，明显地带有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着意安排的痕迹。但伴随中央财政能力的下降，中央计划内安排的资金越来越不足以继续支付地方投资建设所需的资金，地方政府在财政包干制下，也开始有意识地减少其税收努力，使得基本建设投资体制不得不由财政拨款转为银行贷款(“拨改贷”)。投融资体制的改变，使得地方政府将关注对象，由财政转向了银行。于是，地方政府开始加强对当地金融机构的控制。一方面，它们竭力控制国有银行在当地的营业网点(国有银行和新兴的专业银行也有在各地铺设网点的冲动)，另一方面，自行组建各类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等，并争取在本地设立融资中心、证券交易中心等，力图最大程度地动员本地储蓄，让本地储蓄用于本地投资，尽力争取吸引并利用外地资金。其后果是，各类国有金融机构在各地网点迅速膨胀的同时，由地方控制的各类金融机构甚至非法融资机构遍地开花，出现了各地方激烈的“金融竞赛”局面，将金融机构又横向分割为块块。地方政府介入金融发展过程后，各地区经济发展普遍出现了这样一副景象：地方官员的升迁竞争主要表现为地方政绩竞争；地方政绩竞争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竞争；经济增长竞争主要表现为投资竞争；投资竞争主要表现为金融资源竞争；金融资源竞争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竞争。由此，以“银行多过米铺”为标志，进一步推动了中国金融规模的“高增长”，但也加剧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政府对金融业的控制，使得金融机构发挥的主要是动员储蓄，而非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的功能。设在农村的金融机构尤其如此，农村正式金融部门在吸收储蓄上，必然与非正式部门发生竞争，而非正式部门吸收的储蓄，并不会像正式部门那样，可以通过行政命令和资金划拨，朝向政府意愿的投资方向放贷。因此，政府和正式金融部门都有打压农村非正式部门发展的冲动，而正式金融部门动员的储蓄，又大部分流出了农村社区。所以，资金短缺形势下，农村金融体系出现了“双重失灵”——“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时并存。“三农”领域，则出现农业缺投入、农村缺资金、农民难融资的农村金融困境。

二、储蓄动员角色的体制背景

农村金融体制之所以呈现上述逻辑，与计划经济以来政治经济体制安排的宏观背景密不可分。这要从中国传统体制形成逻辑的分析中，进一步探寻其发展(见图2林毅夫等做出的分析框架)。

在20世纪50年代以“一化三改”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的大规模的工业化才开始真正起步。而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意识形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道路，有着重大的区别。这种区别最主要体现在资本原始积累方式上。

早期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一是靠类似“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把农民赶出土地，强制发展资本主义大农业，同时给现代化工业的建立提供劳动力和原材料的准备；二是靠海外殖民掠夺，扩大原材料来源和商品销售市场。这两种资本积累手段在后来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采用。那么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由何而来?首先提出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问题的理论家是苏联的“托洛斯基派”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认为社会主义原始资本积累是在“国内外市场相对隔离”的条件下，通过“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不等价交换”所得到的“来源于国营经济综合体之外的物质资源的积累”，“这种积累在落后的农业国中应当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当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理论遭到斯大林的严厉批判，但通过国内不等价交换积累原始资本的方式，在苏联的工业化过程中实际上被采用了，并且成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积累原始资本的通行方式。

按照林毅夫等的分析框架，1949年以后，中国在极低的工业化起点(人均国民收入仅为50美元)上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同样面临着资本原始积累问题。为了服从这种重化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中国建立了一套类似于苏联，又有很强中国特色的一整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低农产品与原材料价格”等价格扭曲政策，实现了“高积累”，设置了一套维持“不等价交换”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来推进中国工业化的进程。由于当时中国的国情状况就是所言的“一穷二白”，而国家经济最主要的支撑是农业部门。于是，一系列不等价交换的体制剥夺的对象最终自然转向农业部门。

在工业化起步和推进过程中，中国为何要扭曲价格，以推进工业化进程呢?原因在于，重化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需要动员大量社会资源，而中国当时经济剩余主要来自农业，数量少、分布分散、政府在农村的税收能力低。为此，需要有一套不同于市场调节机制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使资源的配置有利于重工业发展。具体地说，就是要人为地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同时提高资源动员能力，包括为重工业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资金、原材料，以及进口设备和技术。为此，就要全面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人为扭曲利率、汇率、原材料、劳动力等各种生产要素与产品的价格。最终建立起一个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在微观经营体制上，城市部门表现为国有工业企业，农村部门表现为。由此带来的产业结构失衡、效率低下、农村部门的凋敝，是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农村金融体制，自然也服从这样的发展逻辑，成为为工业化、城市化积累低成本资金的必然安排。

即使在1978年以后，多次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也都是在支援“三农”的名义下，壮大了为城市工商业发展动员储蓄的基础。以“一国两策，城乡分离”为基本特征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不仅使得金融供给远远不敷农村金融需求，反而使农村地区出人意料地成为金融资源的净供给者。农村金融供求表现出了总量和结构的明显失衡。农村建设和发展没有完成“非农化”，农村资金却一直在“非农化”，农村金融机构似乎成为农村资金的大漏斗，它们在农村吸收储蓄存款而对农户和涉农企业的贷款相当少，甚至不少地方的商业银行根本就不对农户和涉农企业发放贷款。从短缺经济角度看，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使得中国农村金融的供不应求成为常态，农村发展也长期处于“负投资”的状态。面对总量越来越大，结构越来越丰富的农村金融需求，制度安排的农村金融供给却一直是刚性，甚至是相对萎缩的。

三、资金形势的方向性转变

资金短缺和政府的金融控制同时并存的条件下，金融机构下乡的主要目的，是动员农村储蓄，然后配置到投入产出比高的非农领域。所以，一家家设在农村的金融机构，成为把农村资金抽取到城市的一根根管子。农业银行、邮政储蓄如此，连所谓的“支农主力军”——农村信用社，自1970年代以来，实际上也一直是向农村“抽血”的主力军。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1992的数据和《中国农村住户调查》1996年的数据显示，自1970年代开始，农村信用社对农村的贷款余额就持续小于农村的存款余额(即贷／存比小于1)。1980年代贷／存比大体在1／2左右，1990年代大体在2／3左右。其中，1995年农户储蓄仅有22％用于农户贷款。即农民似乎在“自愿”地把资金让渡出去，以至于农村存贷差成为各家金融机构争夺的对象。1990年代中后期的银行商业化改革，使得各家金融机构出于成本收益考虑纷纷撤出农村市场，此时就留下来在城市里没有大本营的农村信用社，它被多次强调恢复合作制，并冠以“支农主力军”的名号。但实际上，农户从农信社获得的贷款仍不足其向农信社存款的1／3，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

事实上，在资金短缺时代，农村金融改革几乎没有成功的条件，作为置身于整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弱势金融组织，农村金融机构只能扮演储蓄动员机器的角色。这导致了农村“缺血”现象日益突出，农村资金不断“净流出”，使得中国农民事实上在集体“扶富”，成了资金的净供给者。

但是，资本短缺的状况，在1990年代中期，发生了方向截然不同的变化。自1996年起，中国金融体系的资金，由短缺走向连年过剩，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由贷差到存差的转换上。

由图3可见，1978-1995年间，人民币存贷款一直处于贷差状态，在1987年，贷／存比达到最高(140.7％)，当年贷差为2144亿元。1991和1994年，贷差都超过了3000亿元。但1996年开始，贷差转为存差，而且连年大幅度上升。贷／存比低于1，连年大幅度下降。比如，人民币存差增长率由2004年底的28.84％提高到2005年6月底的38.81％，人民币贷／存比由2004年底的73.65％下降至2005年6月底的69.18％。超过30％，即8.5万亿元资金处于闲置状态。2006年一季度，贷／存比进一步下降到68.3％，9.2万亿元资金处于闲置状态。到2009年5月，金融机构的贷／存比进一步下降到66.3％的历史低点，存贷差已达18.4万亿元，相当于2008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的85％，或者农村居民储蓄的4.5倍。即使考虑存款准备金、备付金、银行投资结构转变等因素，流动性严重过剩，巨额资金滞留在金融体系内部，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资金供求形势的逆转，为农村摆脱以往单纯向农村“抽血”的不合理政策安排，留下了腾挪的空间。至少，农村的资金回流，不再影响城市工商业的资金总量了，所以，也就没有一直以来必须响应“有余粮卖给国家，多储蓄支援建设”政策口号的必要了。在此背景下，各项鼓励解决农村融资难题的政策，也开始出台了。四、资金宽裕条件下的政策调整

1996年以来的资金宽裕，使得中国金融体系内部的流动性不断堆积。进入2000年后，流动性过剩的特征已经十分明显，资金空转，引发了许多争议。虽然中国还没像日本那样，步入了凯恩斯所言的流动性陷阱，但政府、央行以及监管部门多次调控的乏力，凸现了中国正罹患着流动性综合症。就资金供求结构失衡的状况而言，我们不妨把它叫做流动性悖论：在国民经济体系内，金融部门流动性过剩与企业部门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在企业部门内部，大企业流动资金供给充裕与中小企业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在金融部门内部，大银行流动性过剩与中小金融机构流动性不足甚至流动性危机同时并存；就农村和城市部门而言，城市流动性过剩与农村流动性严重不足同时并存；就区域而言，东部发达地区流动性过剩与中西部地区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

周立曾经分析过，流动性过剩与农村流动性危机并存的基本原因，是长期以来城乡不等价交换带来城乡经济失衡的结果，是片面扶持正式金融体系压抑民间金融的结果。更深层的原因，则与资本雇佣劳动的产业体系在全球的扩张，以及在中国更加走向极端化有关。

但无论怎样，资金过剩和流动性悖论的出现，都为解决农村融资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宽松金融环境。于是，中国政府的各种意图解决流动性悖论的政策，在不断地出台。自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金融体制的历次政策变化有三大特点：一是以正式金融机构为主，极少为非正式金融出台相应政策，即使出台，也是打压性的，如《民法通则》对于民间借贷，尤其是高利贷的规定，以及1998年7月《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出台。二是以农信社为主，尤其是1996年行社分家之后。三是自上而下安排，由关注动员农村资金，到关注农村资金回流，但最终还是落得“一农难支三农”的结果。进入21世纪起，诸多政策，都是朝向解决农村融资困境的方向的。比如，2004-2009年，已经连续6个中央1号文件，强调农村融资问题的重要性，以及改革农村金融体系的决心。

五、农村资金短缺依旧

金融系统内部的存差十年来不断累积，以至于如何处理流动性过剩，成为一个世纪难题的时候，农村融资难题，却似乎愈趋严重。由“三农问题”成为共识，再到将其提到“重中之重”的高度，最终推出“新农村建设”的这十年间，政府、央行及金融监管部门，已经针对农村融资难题，出台了一批又一批的政策，推出了一个又一个以“支农”名义成立的金融组织，也给出了前所未有的各项优惠政策，但农村资金短缺却依然照旧。普通农户想得到最基本的“存、放、汇”金融服务，也近乎无路。这体现在：

首先，农户贷款覆盖面小。依据多个调查报告，农户贷款占农户有效需求的覆盖面，基本上不超过一半。若计入全部农户，得到贷款的比率，可能仅仅三成。还有大量的农户，连存款和汇兑等对金融部门而言毫无风险的金融服务，都不能得到。

其次，农村短缺总量巨大。农村金融缺口庞大，也是一个基本事实。据估计，到2020年，中国的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增资金15-20万亿元，以2006年用于新农村建设的3397亿元，2007年的4317亿元衡量，资金缺口之巨大，可以用杯水车薪形容。必须要金融部门弥补这一巨大缺口。可是，直至2009年5月，短期贷款中的农业贷款余额仅2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仅5.66％，如何才能填补这一巨大缺口?

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是共生、共存关系，而三农又是需要服务和支持的机体，那么，在新农村建设中，强调金融支持，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机体本身并不能带来足够的产业利润，以支持金融利润。金融支持要么就是赴汤蹈火，要么就是空喊口号。实际上，金融机构更愿意空喊口号，而不愿意赴汤蹈火。数据表明，1998年以来，所有的涉农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一直在10％上下，这和11％－12％的农业产值占比，基本匹配，却和60％以上的农村人口和50％的农业劳动力比重，极不匹配。这一配比显示，贷款资源的配置，基本上是按照效率，而非公平的维度配置的。从金融角度看，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金融业就是配置资源的，如果农村经济不景气，农业产业没有利润，那么，就没有足够的产业利润去支撑金融投资，只有农村经济有活力了，才有可能容纳更多的金融资本。所以，在中央三令五申，一个个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在多元化竞争性市场的旗号下成立的过程中，对农村的贷款规模却相对稳定，而非增加。这也表明，现行制度安排下，市场金融在农村金融中的力量，基本上用尽了。指望一个多元化竞争性金融体系在农村的建立，去解决农村融资难题，实在是开错了药方。这不仅对农村融资的解决有害，也带来了对农村金融机构有害的水平竞争格局，是一个“双输”机制。

十多年来，中国的流动性过剩和农村流动性不足，以及农信社流动性危机同时并存的现实，已经清楚表明了，市场金融不能单独解决农村金融问题。一个庞大的、内生于农村社区的合作性金融体系，以及界定清楚的政策金融体系，必须建立起来，并与市场金融体系相伴随，去适应农村资金的多样化需要。在没有弄清楚农村经济基本性质的情况下，一厢情愿地将其定位为市场经济，并推出市场金融与其相适应，是政策误判的关键因素。

六、如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

本文通过对中国农村金融体系30年改革与发展的回顾，试图说明农村金融体系形成的体制原因和农村金融安排的复杂性。

实际上，如果中国不能建立一个有利可图的农村经济，不能将农村金融根植在健康的农村经济机体上，资金离农仍是必然。我们的努力，充其量只能是体制内的零敲碎打。我们只是得到了一些短期的、局部的、技术含量比较强的改良方案，并不能解决农村融资的根本难题。原因在于，我们一直没能认清中国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基本特点，天真地认为市场能彻底解决农村融资问题，就像相信市场化能解决农业经济问题，产业化能解决中国农业组织化问题一样。市场金融，充其量只能满足农村有较大利润空间，并有还贷保证的那一部分融资需求。这些融资需求，多来自富裕的农村和富裕的农户。因此，它只是“草尖金融”，绝不可能成为“草根金融”。市场金融“嫌贫爱富”是必然的。我们不能因此而指责市场金融机构，因为市场金融本身就是做“优胜劣汰”工作的。要质疑的，是相信市场万能论的制度设计者和他们做出的制度安排，是不顾农村基本社会环境和融资规律，空降一些制度让农村部门和金融部门执行的机构和人士。

当前的农村金融改革方案，多还停留在市场逻辑之内，寄希望于不同的市场化主体，能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加大农村金融竞争，以竞争来换取更好的金融服务。依笔者的判断，恰好与这种思路截然相反。当对农村的金融排斥一直存在、农业的产业利润率一直低于二三产业、小农经济依然延续、小农依然分散经营的时候，靠农村部门或金融部门自身去解决融资问题，都是无解的。铺设到农村的市场金融组织，要么继续争夺优质客户的“草尖金融”活动，漠视大多数小农的金融需求，要么累积亏损，最终变为央行下一步要救助的对象。

形成机制范文篇6

关键词:道路运输价格机制改革

运输价格，简称运价，是指运输劳务的销售价格，是运输劳务价值的货币表现，它包括水陆客货运价、搬运装卸价格、车辆维修价格和汽车综合性能检测、驾驶员培训、运输服务业收费等。

运输价格是国民体系价格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调节运输市场供求关系的重要经济杠杆。运用价值规律，制定正确的运价政策和保持合理的运价水平，不仅能促进运输业自身的发展，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道路运输价格的形成机制

均衡价格理论是市场经济价格形成机制的普遍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路运输价格的形成机制也必须遵循均衡价格理论。因为:

当道路运输价格下降的时候，人们会放弃其他运输方式，更多地选择道路运输方式，道路运输需求量随着价格的下降而增加。道路运输价格下降时，可运输可不运输的货物选择运输，可出行可不出行的人选择出行，货物运输和人出行的数量随着价格的下降而增大。随着价格的下降，道路运输需求量也会增加，道路运输需求曲线表明了价格与市场上愿意接受道路运输服务的数量关系，即价格越低，市场对道路运输的需求量越大。

当然这些分析是在特定条件下所作的，比如当前的道路运输条件、收入水平、运输成本、市场环境、其他运输方式的价格等等相对不变的条件。如果这些条件一个或多个变化了，都会引起道路运输需求曲线的移动，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均衡。而这种移动和均衡是经常发生的。如开征运管费后，道路运输经营者的实际利润减少，供给量随着减少，供给曲线向左移动。每次向道路运输业增加税费，都伴随着道路运输需求量的减少，供给曲线向左移动，都使其他运输方式得到更多的市场。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路运输价格应有的形成机制，即由市场竞争形成道路运输价格。干扰这个机制，都会影响道路运输的健康发展，都会影响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应有作用，都会带来不良影响。

现在市场出现的低水平过剩，并不是市场机制的问题，而是我们没有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的结果。因为市场机制本身具有自动调节供求关系趋向均衡的功能。市场机制通过淘汰落后来维持市场均衡。现在我们人为地保护落后，造成了低水平的重复和低水平的过剩。

道路运输价格由市场形成，只会使价格更能适应市场的变化，使道路运输行业竞争力提升，促进社会经济更好地发展。如果有人实施低于均衡价格或高于均衡价格的行为，那必定会受到市场的惩罚，最终必被市场所淘汰。

二、道路运输价格形成机制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1.道路货运价格

在道路货物运输价格方面，道路运输市场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大量的个体户和社会企事业单位的车辆加人到营运性货物运输中，再加上各地普遍采用单车承包制，使得道路货运市场的运输主体越来越多，运输经营规模越来越小。道路货运市场已经处于完全竞争的状态，除了运送抢险救火物资、军事物资等特殊情况，道路货运价格基本上已由市场调节。总体上讲，虽然货物运输价格有一定波动，但由于道路运输市场已经全面开放，再加上一些不正常的因素，道路货运价格处于一种非正常的价格竞争状态。

2.道路客运价格

道路旅客运输是按照审批的客运线路运行，其竞争度相对比货物运输小，所以基本上执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的道路客运价格。但是一些季节性变化较为明显的地区，道路客运价格执行的难度很大。在道路客运淡季，道路客运经营者之间相互压价争夺客源;在道路客运旺季，又提高客运票价。同时，随着城市化速度加快，城乡差距逐渐缩小，城市公共汽车的公交线路逐步拉长，许多公交客运线路已经延伸到农村和道路运输客运线路上，与道路客运形成了竞争局面。由于公交运输享受财政补贴，对道路客运价格造成一定冲击。

3.道路运输价格及其形成机制存在的问题

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道路运输市场开放后发展形势的需要，中国的价格管理部门和交通管理部门对道路运价体制和运价水平进行了必要的改革调整，这些措施对于道路运输市场机制建设和促进道路运输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从根本上说，目前的道路运输价格形成机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一是运价管理体制不顺、责权划分不合理;二是汽车运价法规不完善、运价实施缺乏监督检查，从而导致目前道路运输市场竞争无序、效益不高。自从汽车运价改革开放以来，交通部门一直非常重视汽车运价法规法制建设，制定了相应的法规制度，对促进汽车运价改革起到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改革的深人，现行的《汽车运价规则》和《公路运价管理暂行规定》中有些条款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需要，必须进行相应完善。

三、改进我国道路运价形成机制的对策和建议

道路运价形成机制的改革要坚持全面深化和重点推进相结合。一方面继续增加价格形成的市场化比重，把不该由国家直接管理和具有竞争性一类的客货运价进一步放开，继续完善已经初步建立的道路运价的结构和运价体系。另一方面要重点推进规范市场价格秩序为内容的道路运价改革。特别要完善有关运价的法规，强化对道路运价的监督检查，规范市场价格秩序。

1.赋予交通部门对道路运价管理的应有权限

众所周知，交通部门及下属运管机构，在道路运价管理上有丰富的经验，有一批业务熟练、力量强的专业管理队伍，有的地方还有着装上路的权力，而物价部门需要对各行各业的价格实施管理，对于具体的道路运价，由于力量和精力有限，监督起来力不从心。因此，应当把目前由物价部门的部分监督检查权委托给交通部门及其下属的运管机构，充分利用交通部门的人力和物力。当然对于违反运价政策行为实施行政处罚仍然由物价部门负责。今后，交通部门和物价部门在管理道路运价上承担的责任、权力应有一个明确分工，并要在法律上形成制度，为建立科学合理的道路运价管理体制创造基础。

2.构建新的道路运输价格结构

客运价格直接影响人民的生活，且有一定程度的自然垄断性，在目前情况下应主要采取指导性价格形式，并实行省、地分级管理办法。

(1)跨省和省内跨地、市的线路班车旅运价实行国家指导价，其基准价和浮动幅度由省交通主管部门会同同级物价部门确定;地、市范围内的线路班车旅客运价的基准价和浮动幅度可由地、市交通主管部门会同同级物价部门确定。各级主管部门确定的基准价应及时随物价指数变化进行调整。

(2)对于高档汽车、包车旅客运输实行市场定价和协议价，涉外旅客运输中两国有运输价格协议的，从其协议。

(3)出租汽车运价实行国家定价。汽车货运市场基本属于完全竞争性市场，货运价格可采用市场调节为主导的形式。

3.加快道路运输价格的法规建设

建立健全道路运价政策、法规体系。首先，现行的《汽车运价规则》的内容需要有大幅度的修订，特别是货运方面，其中大多数由政府干预的部分都应当取消。在道路运输市场管理法规建设方面，要根据《价格法》制定相应的道路运价管理规则，以此作为道路运价管理的总方法和原则，内容应包括:适用范围、价格形式、管理权限、运价行为规范、法律责任等。应明确界定涉及运价主体违规的行为包括:相互串通、操纵道路运输市场价格、损坏其他消费者或经营者的行为;为排挤竞争对手或独占市场以低于成本进行压价的行为;以及其他不正当和谋取暴利的行为。在存在自然垄断或关系国计民生道路运输服务方面应着重于政府定价行为的规范，包括关于按公正报酬确定价格、反垄断、价格决策听证制度等。此外，应制定必要的配套的、可操作的运价规则和措施，包括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认定、具体罚款等。

4，完善政府对道路客运的定价制度

道路公共客运具有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特性，同时也是公众的一项基本需求。因此其服务由为数不多的实体来提供，并由政府管制定价才适当，其价格的形成机制应当与主要由市场调节的道路货运价格相区别。

政府在制定普遍客运价格时，首先应考虑客运企业适当的报酬率。道路客运管制价格简单地说一般由两部分构成，即准许成本十准许利润，以此为原则的定价称为公平报酬定价法。也可借鉴有些国家的“价格上限制”。

其次，道路客运经营应当引人竞争机制。应在公平的规则下，建立多家企业为获得某一线路客运服务经营权而竞争，同时打破一家公司垄断而允许几家客运公司在一条线路上竞争，以便从根本上改进服务、降低成本，从而大大削弱垄断性定价。

再次，强制实行提价听证会制度。对道路客运企业的提价要求，管制部门有责任召集听证会，听取广大旅客的质询。19%年以后，一些地方政府公用事业提价已尝试性地举行听证会，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应当在道路客运部门推行，并使之制度化。

5.加强应对国际竞争的能力

形成机制范文篇7

融资是企业资本运动的起点,也是企业收益分配赖以遵循的基础。足够的资本规模,可以保证企业投资的需要,合理的资本结构,可以降低和规避融资风险,融资方式的妥善搭配,可以降低资本成本。因此,就融资本身来说,它只是企业资本运动的一个环节。但融资活动,决定和影响企业整个资本运动的始终。融资机制的形成,直接决定和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以及企业财务目标的实现。

一改革开放以来,企业融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

1.企业资本由供给制转变为以企业为主体的融资活动。

改革以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均在国家计划下进行,企业是否需要资本,需要多少,长期资本或是短期资本,均由国家通过财政或银行予以供应。这种体制下,企业不需要研究融资渠道、融资方式和融资成本,更不用研究企业资本结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企业自主权的扩大,特别是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建立以后,企业为主体的融资活动代替了原来的供给制。企业根据市场状况和前景,进行投资计划,并努力为实现投资计划融资。这一变化表明,融资活动由宏观性计划分配转变为微观性融资。

2.由纵向融资为主向横向融资为主转变。

供给制条件下,企业资本均由国家限额、限用途供应,资本分配是由上而下的分配活动。随着改革的不断进行,为了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企业与企业间的横向融资活动日益增加,存量流动提高了资本运营效率。

3.融资形式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

计划分配资本体制下,企业融资形式单一,财政分配形式或银行分配形式,至多也是二者兼而有之。商业信用的确立,资本市场的建立,企业内部积累机制的形成,企业融资形式呈现多元化,形成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股本融资与债务融资等多种形式(见表1)。

上述变化,最本质的在于融资体制正在实现计划分配向市场引导融资的转变。过去,财政、银行作为国家总资金分配的两个手段,不断进行着总资金量的分割。尽管后来银行分割总资金量的比例增大,并占了绝对比例,但与现在资本市场融资相比是不同的,这是一个质的变化。伴随这一变化,各种融资工具职能回归并日益得以体现。对财政投资与银行贷款的认识,也不只限于有偿和无偿的划分、量上的分割,而是循其自身的特点,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虽然融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企业融资机制并未形成。

以企业为主体的投融资活动,还没有真正的以市场为主导,理性地根据资本成本、风险和收益对称原理选择融资方式,确定资本结构。因此,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还需要从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进行。

存量调整是基础,它是针对过去融资行为及其形成结果进行的处理;增量是存量形成的前提。融资活动在增量方面的规范性和规律性,则是企业融资机制形成的关键。存量调整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而国有企业高负债率是由于体制原因形成的。据统计,1980年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18.7%,1993年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7.5%,1994年为79%。如此巨大变化,不是非体制原因所能形成的。我国8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固定资产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即所谓的“拨改贷”,从1998年开始银行统管流动资金。这一改革的初衷是国家试图通过银企债务关系来硬化对企业的约束。但实践结果事与愿违,由于银行体制本身的严重缺陷,借贷双方因产权不清而形成信贷软约束。尽管1993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贷款约束规则,延缓了国有企业“完全债务化”的速度,但负债增长速度仍远远超过资本增长速度。

企业与银行关系不顺、不清,他们之间不仅仅是债务关系,而且存在着在这种关系表面掩盖下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关系。而且,银行还承担有政府的职能,企业依附于银行,银行贷款并非遵循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三原则,有时不仅不遵循,反而相背,在企业严重亏损或停产、半停产而不能破产情况下,银行仍不得不发放违背市场规则的贷款。因此,当国有银行实行商业化改革时,国有企业高负债率问题,已经造成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同时也加重了企业的支出负担。为了减轻企业利息支出负担,1996年以来中央银行先后七次降息,但企业减负效果并不明显。其实,企业利息支出高,不是利率水平高引致,而是贷款数额大形成,而效率不高情况下的高负债形成,是典型的计划分配结果。降低利率不仅没有减轻企业利息负担,相反,降低利率有可能进一步刺激贷款需求,国家不得不进一步强化行政干预手段,在降低利率同时,仍辅以贷款规模限制,抑制贷款需求。

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贷款是计划分配结果,而非市场引导的资源配置,因此,贷款数量并非企业所能左右。由于贷款数额过多造成高负债率,从而加重企业负担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股权融资(或自有资本)的股利支付是在投资形成效益以后,而债务融资在投资活动开始就支付利息,在国有企业投资缺乏资本金的基本上,贷款包揽一切的后果,造成了企业巨大的利息负担。另一方面,由于贷款关系模糊不清,特别是80年代中期推行所谓“税前还贷”,使得贷款关系更加复杂化。在后来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界定中,将“拨改贷”投资形成的资产界定为国有资产,意味着企业贷款面临两次分配,一是支付贷款利息回报债权人,二是支付股利回报所有者。

公司融资理论认为,增加负债可以取得财务杠杆收益,由于企业支付的债务利息可以计入成本而免交企业所得税,债权资本成本低于股权资本成本,因此,资产负债率似乎越高越好,因为负债率提高时,企业价值会增加,但负债比率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再上升时,企业价值因破产风险和成本的增加反而会下降。这样,由于企业负债率增高会令企业价值增加,同时也会引起企业破产风险和成本上升而使企业价值下降,当两者引起的企业价值变动额在边际上相等时,企业的资本结构最优,负债率最佳。

上述讨论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企业必须要用较高的销售利润率来弥补负债经营带来的风险,企业的盈利能力(净资产收益率)只有超过银行贷款的资本成本时,企业负债经营所体现的财务杠杆效应才是正效应,否则为负效应。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企业运行良好,盈利能力强,负债再高也是可以良好运转的。从这一角度分析,负债率高低只是说明了企业融资结构,而不能以此作为衡量企业负担高低的标准。我国理论界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造成企业经营困难的原因是过高的负债率造成的,这是值得商榷的。

我国近几年致力于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降低的研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高负债率是由于体制原因形成,必然应从体制上解决这一问题,因此,高负债率治理过程,不只是企业负债多少的量的治理过程,而是企业融资渠道、融资方式等选择和形成的过程,需要综合配套措施才能解决。例如1998年开始推行的“债转股”制度改革,如果只限于债权转成股权,降低负债率从而减少企业利息支出的思路操作,这一改革最终是要失败的。因为体制不改变,企业治理结构不改变,降低了的资产负债率还会再提高,债权和股权的性质仍会被扭曲。因此,债转股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债权转股权,形成企业新的治理结构,使得股权所有者通过改造企业制度,实现融资结构最优。我国第一家实行债转股的企业———北京水泥厂,债转股以后,资产管理公司持有股份达到70%以上,从而为通过债转股实现企业转制、改造提供了可能。

计划分配资本的体制引致国有企业高负债率,改革正是应从体制入手,改变国家计划分配资本从而决定企业融资结构的做法,形成企业在市场条件作用下自主决定融资结构的体制。

三现代公司融资理论认为,融资机制的形成,表面上是融资形式的选择,实际上是企业通过决策融资结构,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过程。

所有这些,都是由融资工具本身的特征、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决定的。

融资方式的选择,是企业融资机制的重要内容。融资方式多种多样,按照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等。

企业融资是一个随经济发展由内源融资到外源融资再到内源融资的交替变迁的过程。一个新的企业建立,主要应依靠内源融资。当企业得以生存并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利用外源融资可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竞争能力。当企业资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往往会从融资成本的比较中选择一种更高层次的内源融资方式。实际上,就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关系来说,内源融资是最基本的融资方式,没有内源融资,也就无法进行外源融资。从国外资料分析,在发达市场国家中,企业内源融资占有相当高的比重。

内源融资获得权益资本,企业之所以可以外源融资,首先取决于企业内源融资的规模和比重。内源融资规模大,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投资,同样的,也才能获得借入资本。从融资原理分析,企业负债经营,首先是企业自有资本实力的体现,自有资本为企业负债融资提供了信誉保证。而且,经济效益好的企业,投资回报率高,股东收益好,更应注重内源融资。如果增发股票,无异是增加更多的股东,良好的投资回报会被新的投资者分享,这是得不偿失的做法。

与发达经济国家不同的是,我国企业主要依赖于外源融资,内源融资比例很低,这说明:(1)体制决定了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2)企业缺乏自我积累的动力和约束力;(3)一些上市公司可以比较便宜地通过股票融资。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式的选择,是外源融资决策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以前,企业只允许间接融资,而否定直接融资。实际上,能否直接融资,主要是取决于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企业制度改革。1952—1978年,我国采取的是低收入分配加社会福利的政策。低收入集中分配的政策,造成了积累主体单一化,直接融资是经济体制改革、国民经济分配结构变化后才出现和可以利用的。从1978年开始到90年代初,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方式实现了政府向国有企业分权,1994年以后又推行以股份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1978年,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仅占全部金融资产的14%左右,占GDP的比重为7%;1995年上述两个比重分别为50%以上和76%。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选择,还与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发育和金融体制有密切关系。目前,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究竟以谁为主,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以证券融资方式(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另一种是以日德为代表的以银行融资方式(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由于英美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国家,资本市场十分发达,企业行为完全是在市场引导下进行。在美国,曾任美国金融学会会长的著名学者梅耶斯(S·Myers)提出的优序融资理论(ThePeckingOrderTheory,1989)得以实证,企业融资的选择,先依靠内源融资,然后才外源融资。外源融资中,主要是通过(1)发行企业债券,(2)发行股票方式从资本市场上筹措长期资本。由于法律上严格禁止银行成为工业公司的股东,英美企业与银行之间只是松散的联系。日德模式的特征是:间接融资为主,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居主导地位,产融结合。资本市场发展受到抑制。日本的银企关系有着特定的制度安排,即主银行制度。主银行是指对于某企业来说在资本筹措和运用方面容量最大的银行。这一银企关系的特征表现在:(1)主银行是企业最大的出借方。所有公司都有一个主银行,每个银行都是某些企业的主银行;(2)银行与企业交叉持股。(3)主银行参与企业发行债务相关业务,是债务所有者法律上的托管人。德国实行主持银行制度,特征与日本主银行制度相似,其存在背景都是资本市场不发达,产权制约较弱,银行在金融体制和企业治理结构中扮演重要角色。

上述分析说明,试图确定一个所谓的以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似乎没有必要。典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融资结构构成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是一个随机变量,根据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条件,成本和效率的变化,由企业自身决定。我国长时期形成了企业对银行的依附关系。90年代也曾实行了主银行制度,但这一制度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与日本等国家都有重要差异。尽管我国不可能达到美英那样直接融资比例,也很难确定最佳的融资比例,但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必然的。发展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形式,改善企业融资结构,将是我国企业融资结构方面的方向性选择。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发展,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成为企业的重要外源融资方式。但如何决策股票融资或是债券融资,现代公司融资理论已有明确的结论:融资成本决定融资方式,股票融资成本高于债券融资成本。现实却与经典理论相背,我国目前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具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内外源融资比例失调,外源融资比重畸高;二是外源融资中偏好于股权融资,债券融资比例低;三是资产负债率较低。由于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上市直接融资,对企业来说可以带来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以至于企业还来不及研究和掌握股票融资的特点,就不遗余力地积极争取股票融资了。由于中国资本市场规模的限制,能够成为上市公司的数量很少,而通过重组、改制,按市场经济要求塑造的上市公司,其非经营性资产、无效资产可以剥离,可以取得优惠融资权,紧缺的壳资源成为企业争宠的对象。在这种状况下,公司通过股票融资的成本远远低于债务融资成本,这是因为:(1)理论上说,股权融资成本最高,这是以企业正常的运营,即生存和发展为前提的。如果企业经营不善,甚至亏损企业仍可以发行股票的话,那么这种股票的融资成本很低,甚至趋近于零。(2)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权占有绝对比重,由于国有股权所有者虚位,对投资分红的要求呈软性,而中小股东要么无权或难以左右分配方案,或者根本就不关注利润分配,因此,上市公司较少发放现金股利,权益融资能避免债务融资造成的现金流压力。

上述原因造成了股票融资成本低于债务融资成本(债转股也有这种嫌疑),以至于一些企业不惜一切手段成为上市公司,实现股票融资。一旦融资成功,似乎万事大吉,许多公司通过股票募集资金后无法落实投资项目,不得不存放银行;有的上市公司甚至通过发行股票融资偿还债务,例如,1997年底上市公司股东权益比上年增长了36.66%,负债增长了10.6%,由此使上市公司整体负债率下降了5.26%,说明上市公司通过发行新股和配股所募集的资金的相当一部分用于偿还了债务。另外,一些经营效率指标均保持较好水平的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却较低。据对1998年868家上市公司调查分析,在这些公司中,有27家公司的平均净利润率高达24.1%,而其资产负债率却低于10%。有的上市公司公开宣称“不缺钱花”,甚至干脆就不再向银行借款,通过负债实行财务杠杆的效应没有得以充分利用。

上述现象可以说明企业通过上市进行股票融资,增资减债,存在数量上的矫枉过正,本质上的问题依然是体制原因造成企业尚未能就融资方式等问题做出合理的、科学的决策。

四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结论性意见是:

1.体制决定政策。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创造有效地市场经济环境,在此基础上,企业财务政策决定企业融资方式、融资结构。

2.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依赖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制度创新。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合理法人治理结构,使融资活动融于企业产权运营和变革中。

3.培养和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增加市容量,完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结构。在完善主板市场的同时,推动二板市场的设立,以满足各类企业融资需要。

4.只有当资本的使用者使用任何资本都必须支付其真实的社会成本,从而不存在免费成本时,企业的资本结构选择才有意义。

5.企业根据收益与风险,自主选择融资方式,合理确定融资结构,以资本成本最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是企业融资机制形成的标志。

参考文献:

1.刘鸿儒,李志玲:《中国融资体制的变革及股票市场的地位》,《金融研究》1999年第8期

2.谢德仁:《国有企业负债率悖论:提出与解读》,《经济研究》1999年第9期。

3.陈晓,单鑫:《债务融资是否会增加上市企业的融资成本?》,《经济研究》1999年第9期。4.袁国良:《规范配股理性融资》,《金融时报》1999年4月14日。

5.杨咸月,何光辉:《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与国有企业运作效率》,《金融研究》1998年第5期。

形成机制范文篇8

(一)企业文化概述

企业文化也可以成为组织文化,其是一个组织由其自身所具有的价值观、信念、仪式、符号和处事方式等组成的其特有的文化形象。企业文化是在一定得条件下,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所创造出的具有该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企业文化的内容主要包括文化观念、价值观念、企业精神、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历史传统、企业制度等企业各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内涵。在企业发展中,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推动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其丰富的内涵,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企业文化核心内涵——价值观不是一个泛指的企业管理中的各种文化现象,其是一种包含企业和企业中的员工在从事商品生产与经营中所持有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涵盖的内容较为广泛,以员工的价值观念为基础,体现了企业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和理念。

(二)企业文化的形成机制

首先,企业文化是企业在一定环境中生存发展的需要。一般来说,企业文化是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总结发展经验而形成的。企业作为社会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并且发展,其单单只有发展策略是不足以令其具有发竞争展的潜力,企业只有建立企业文化,不断加深企业文化的影响力,才能够保证企业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而是的其发展受到限制,企业只能够尽力的去适应这种客观的发展环境,而想要良好的适应这种环境,就要形成自己的一种价值和发展机制。另外,企业只有不断的突出自己发展所需的文化,才能够活的员工的认可和支持,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从而推动企业的发展。其次,企业文化发端于少数人的倡导与示范。文化是由人所创造出来的,其是人类意识的产物。但是在一开始,只有很少的人能够真正认识到文化的作用,这些少数人在对文化有所感悟后,积极的提出能够反映客观需要的文化主张,以新的文化主张来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从而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这些人被称作是企业文化的先驱者。企业文化机制的形成通常是由少数人所建立的,在企业的发展中,也只有少数的人能够成为正确的领导者,这些少数人对于企业的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也正是由于少数领导者的领袖和示范作用,带动了企业其他的人转变传统的思想观念,从而形成了新的企业文化机制。最后,企业文化是坚持宣传、不断实践和规范管理的结果。企业文化完善需要经历一段长时间的发展,企业文化要不断的吸收企业发展中产生的集体智慧,不断的将新的内容融入到企业文化中,深化企业文化的内涵,使得企业的文化具有时代的特色。在企业文化具有新鲜元素时,企业的领导者应该大力宣扬,使得员工了解新的企业文化的内容,从而扩大企业文化的影响力,并且在进行企业文化宣传的同时,制定出相应的行为规范,完善企业的管理制度,建立起新的企业文化模式,以推动企业的发展。

二、企业文化的建设

企业文化建设是包括企业目标、经营方针、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等内容的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要让这一切为全体职工所认同,逐渐成为一种自觉的群体认识、群体行为,不仅需要有一个总设计、总规划和实施办法,更需要作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因此,企业文化建设不能急功近利,要有战略眼光和长远打算,最好能做到长计划、短安排。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应遵循以下原则并抓好以下主要环境。

(一)共性与个性统一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共性只能存在于个性之中,个性也离不开共性。同样企业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是互相连接又互相区别的,而不是彼此对立、相互分离的。因此我们在企业文化建设中,既要充分发挥传统优势,又要注重企业个性化的设计和塑造、正确处理企业文化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要在共性中充分暴露企业文化的个性,要反映出本企业的企业基础特点、队伍素质特性、企业的生产经营特点和行业的特点,充分挖掘出企业自身优势和个性,才能被广大职工所认可接受,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二)继承和创新并举

继承和创新是当代中国企业文化的又一突出特征,同时又是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的一对矛盾。建设企业文化既要从传统和泊来文化中吸取营养,吸取传统文化和泊来文化中先进的思想成分,诸如传统文化中的积极的入世精神、强烈的道德色彩、顽强的再生能力、注重“中和”的思想方法等,剔除和摒弃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是过时的观念、内容和方法,更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形式变化,坚持创新原则不断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实现继承与创新并举。

(三)科学地确定企业文化的内容

企业文化的功能在于,增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以尊重广大职工的主人翁地位、提高职工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中心,不断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和综合实力,增强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竞争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促进企业的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企业在确定企业文化的内容时应根据外部客观环境和内部现实条件,博弈众长,借鉴吸收其他民族和企业的优秀文化,重视个性发展,着眼企业发展战略,注重培养企业精神,形成企业的共性文化和个性文化。

三、结语

总而言之,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源泉,没有企业文化,企业就没有发展前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想要取得良好的发展,甚至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就要加大企业文化的建设,不断的形成新的企业文化机制,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从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房验茹 庄文妍 单位:牡丹江医学院

参考文献:

[1]王晋平.浅谈企业文化发展[J].大众标准化.2002(02).

形成机制范文篇9

关键词：总部经济；形成机制；政策建议

1对总部经济的几点认识

(1)总部经济属于区域经济的范畴。它首先表现为公司企业的总部和加工基地在地域空间上的分离。分离的结果必然增加了公司企业的调整成本，但由于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一种具有更大比较优势的总部区域给企业所带来的好处足以补偿总部迁移所带来的损失。所以，区域之间的不平衡是总部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作为公司企业而言，在总部迁移的决策过程中面临着区域选择的问题，而总部迁移之后，对入驻的区域带来一系列的经济影响。

(2)总部经济理论根植于区位理论。毕业论文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最早提出中心——论，他认为地区的发展不可能是均衡的，要利用独有的地理优势或者历史的传统把某些区域首先发展起来，使要素不断向这个区域聚集。由于聚集的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战略要素成本较高，受经济活动必须补偿要素成本这一法则的制约，形成了基于比较优势的中心区域和中心区域外的合作分工关系。在中心区域里，一般能更多地吸引资本、技术、人才，形成战略资源优势，适于公司总部在此聚集发展。而由于地价、劳动力成本优势，适于建立加工基地。区位理论对总部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作了理论上的阐释，为后来的产业集群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3)总部经济宏观表现为功能集群。一个产业链的不同部分在同一个区域密集分布，称为产业集群。除了按产业进行区域聚集外，不同产业的同种功能，如研发、商务等，由于需求的一致性，也可能在一个区域集群分布，这称为功能集群。众多公司总部地特定地域聚集所产生的规模经济和外部性，将使得单个公司获得其总部所需的生产要素资源，享受高质量的专业化配套关联服务，而付出较小的代价。因此，从总部入驻的区域来看，众多企业总部的聚集进一步促进了本区域经济的发展，为本地带来经济效应、税收效应和就业效应等。

2总部经济形成机制的理性分析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为了吸引更多的有实力的企业总部入驻，在政策上给予极大的扶持，硕士论文并不断改善城市的整体功能，优化和完善配套的功能设施，促进了总部经济的发展。故从形式上看总部经济是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其实不然。政府所起的作用从本质上看，只是进一步极化了区域之间的不平衡性，为公司和企业的总部与生产加工部门的空间分离创造条件但从公司企业的内部看，总部和其他部门能否分离，分离后给企业带来哪些效应，是什么力量促使它们在空间上分离，却要研究总部经济形成的一般机理。

2．1人才与知识资源的可流动性是总部经济形成的基础条件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企业之间的竞争显得空前高涨，由于一般性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加快，知识、信息、技术及高尖端人才资源在成为公司企业的战略性资源。其中人才是战略性资源的关键。由于城市具有在教育、就业、医疗等方面的优越性，人才向城市转移促使战略性资源向城市密集。而随着不同城市化的发展之间的不平衡，人才的流动则呈现出由发展程度较低的城市向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梯度演进。另一方面，公司企业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内部功能逐步密集和分解，出现了各种职能中心，而地区之间的资源公布的差异使得企业通过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以获取各种资源，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企业将内部的决策中心、控制中心、设计中心、研发中心等知识、信息和高尖人才密集的部门迁移到中心城市，而将加工生产基地分布在中心城市的或周边地区以获取丰富的常规资源，以谋求整个产业链的合理布局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实现企业的竞争优势。

从某种意义上讲，总部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的结果。其中，人才的流动性决定了知识的流动性，只有二者可以流动，才牵引着公司企业内部知识密集的功能部门的转移，而且二者的流动方向一致。企业总部与加工生产部门在空间位置上的分离，客观上增加了企业内部沟通和协作的成本，但由于信息网络化的快速发展，信息沟通和协调成本急剧下降，缓解了总部与加工生产基地之间因空间分离而导致成本增加的矛盾。而总部则将价值增值最大的环节集中在知识、信息和人才密集的区域，以更好地发挥其优势，获取更大的效益。

2．2追求资源的优化配置是总部经济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力

科斯认为，市场机制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企业也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二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在科斯看来，市场机制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交易费用的节省是企业产生、存在以及替代市场机制的惟一动力。显然，企业是资源配置和利用的基本单位。更加有效地配置和利用资源以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是企业所追求的目标。现代企业运用市场法则来解决企业内部的协调和管理，克服了企业因规模扩大引发的协调困难的矛盾，促进资源在企业内部的合理配置。首先，企业通过进一步强化内部专业化的分工，促进功能的聚集。尽量减少各部门之间重叠的职能，以免造成资源的浪费。尤其是知识、信息和人才等要素资源使用的部门，因为其自身的稀缺性和可流动性，越发具备从其他部门中独立出来的特点，为总部的迁移创造了组织条件。而那些智力资源密集的部门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些要素资源，必须将这些重要部门安排在这种要素密集的区域，以增强要索的可选择性，降低企业战略资源的使用价格，优化资源的配置。其次，降低转移成本使发展总部经济成为必然。由于空间是有距离的，从一端到另一端，不仅要耗费时间，而且要付出费用，这种为克服空间距离而在经济、社会和心理等方面所花费的全部成本就是转移成本。选择在任何一个区域作为总部都要包含一种空间成本，因此降低转移成为发展总部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来源。它必须能够解决以下四个方面的成本：(1)运输费用。包括营运费用、转运费用等。营运费用与运输方式、货物种类紧密相关，一般情况下，随距离的增加而增加；(2)时间成本。是指人类经济活动为实现一定距离的空间转移所花费的时间。它与地区经济和交通运输发展水平、运输方式及其布局状况有关。交通运输越发达，地区的通达性程度越高，实现相同距离的空间转移所花费的时间越少；(3)信息成本。在各个不同地区获得信息的便利程度是有很大差别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信息交流速度就越快，获得信息的成本就越低；(4)心理成本。由于各地区传统、习惯、文化、宗教、语言以及种族等方面的差异，使得距离越远，转移的心理成本就越高。

2．3企业创新和功能聚集是总部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催化力量

熊彼特的竞争优势理论认为，创新是企业不断地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医学论文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企业扩张到一定规模之后，规模经济给企业带来的效益逐步回落，企业向市场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进入饱和阶段。此时，企业的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更显得十分必要。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家面临着两种挑战：其一是如何牢牢控制企业的关键人才和关键技术，保持和推动企业在技术上的创新；其二是如何紧紧盯住同行业发展的动向，保持和跟进本行业技术创新的步伐。鼓励本企业高端人才在关键技术领域参与同行业保持合作，以减少新技术应用的成本。由于人才和知识资源的流动呈非均衡性，当少数企业总部迁移到有条件的中心城市后，其他企业也将决策中心和研发中心追随而入，这是企业基于战略需要而采取的跟进措施，从而推动了总部经济的快速发展。

3中国发展总部经济的政策建议

从总部经济形成机制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企业将总部与加工生产基地分离，最初缘于优化人才与知识资源的优化配置。反过来，大量的企业总部云集某一区域，极大地促进了本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税收效应、产业乘数效应、就业效应、社会资本效应等。为了稳妥地推动总部经济的发展，克服其盲目生，当前我国应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

3．1处理好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的关系

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有时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因此，政府在发展总部经济时，应注意适当地加以引导，作好长远规划。职称论文在充分尊重企业意愿的情况下，将企业总部向规划的园区发展。不断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有计划地鼓励一批金融、保险、法律等高端的服务业在园区分布，为总部经济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利用好总部迁移的机会，政府通过一定的投入，改造一批落后或不合理的区段分布，从整体上提升城市形象，推动产业长升级。

3．2处理好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关系

周边地区是企业加工生产基地分布的区域，企业将总部分离，客观上增加了企业总部与加工生产基地之间的空间距离。为了能让总部与其他部门之间方便快捷地进行联系，满足企业生产经营的需要，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之间应保持较高的对接性。地方政府应加强协作，统一部署，切忌条块分割的问题。只顾发展总部，而忽视生产加工部门的发展，人为割断了企业内部的联系，最终既不利于总部的长期发展，也不利于本区域经济的后续推进。在发展总部经济的过程中，坚持克服部门保护主义，要将周边地区的发展纳入中心城市统一发展的规划。

3．3处理好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关系

我们往往在发展总部经济时，英语论文总存在一个误区，认为总部经济只适合在大型中心城市发展，其实不然。作为企业的总部如决策中心、结算中心等需要强大的信息市场和金融市场以及高效的行政环境作为支撑。而对于研发中心则需要生态化的人居环境和浓厚了学术氛围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但这些条件并不是只有大型中心城市才具备，而有些中小型城市只要自身条件优越，适合总部在这里落户，一样能够发展总部经济。所以，地方政府不能一味地追求自身的扩张，而应该在内涵上做文章，要将精力放在改善基础设施和完善配套的服务功能上，以便稳妥地推动总部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超．总部经济及对其发展的思考[J]．当代财经，2005，(9)．

形成机制范文篇10

关键词：城市蔓延；夜间灯光数据；形成机制；户籍制度；土地供给

城市蔓延问题是城市发展过程中较为突出的问题，城市空间快速扩张，产业和人口分布密度较大，城市空间无序且低密度扩张（即城市蔓延）最明显的特征是土地扩张速度大于人口扩张速度。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城市化水平逐渐提高，建成区面积逐渐扩大，而人口增长速度较缓慢，这种土地开发失控、建设盲目扩张、建成区面积扩张速度快于人口增长速度的现象，表明中国也存在城市蔓延问题，这种人口低密度、空间分散、不可持续的蔓延方式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城市蔓延所带来的一系列诸如通勤成本增加、贫富差距增大、交通拥挤、房价上涨、边缘区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政府及相关部门都在寻找解决办法，想要真正解决及控制蔓延之势，必然要对城市蔓延的成因进行分析，找出形成城市蔓延的来源所在。我国同西方的城市蔓延形成有所区别，探讨我国城市蔓延的成因对我国有序城市化及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长江经济带作为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所在，城镇化发展迅速，城镇化进程中城市蔓延现象不断凸显，研究其地区城市发展所带的问题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因此，在已有文献基础之上[1-10]，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例，利用2005—2013年夜间灯光数据构建蔓延指数对城市蔓延现状进行分析，进一步运用2005—2015年地级市面板数据从政府政策角度研究城市蔓延的内在机制，对促进长江经济带的城市化水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城市蔓延测度

城市蔓延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不规律的现象。现有文献学者从多角度对城市蔓延进行测度，测度方法从单一指标到多指标以及随着GIS和RS技术的发展走向多元化，指标的选取也是多样化的，如：人口密度、居住密度、就业密度和建设用地不连续蛙跳式发展程度等[4,5]。为了科学准确的探析长江经济带城市蔓延的现象及特征，本文结合现有的蔓延测度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城市进行测度分析。参考秦蒙等（2015）[11]对蔓延指数的改进方法,运用2005—2013年全球夜间灯光数据（因灯光数据只更新到2013年）构建蔓延指数对城市蔓延进行测度，其蔓延指数：Sprawl=0.5´(L%-H%)+0.5（1）式（1）中，Sprawl代表城市蔓延度，L%是城市内部灯光亮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栅格面积占整个城市面积的比重；H%表示一个城市灯光亮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面积占比。Sprawl的取值在0到1之间，越接近1，城市蔓延程度越高。其中全球夜间灯光数据是来自于美国国防气象卫星计划的OLS传感器，数据可以在美国国家宇航局网站（NOAA）下载，灯光强度的取值范围0~30，采集方法很严谨，可信度和客观性都很高。本文借助夜间灯光数据，为消除因中国部分城市区划调整带来的影响，采用Arcgis10.2软件对夜间灯光数据进行提取分析，提取亮度大于6的城市灯光亮度，得到高于（低于）平均水平的栅格面积，根据式（1）计算蔓延指数，并将得到的蔓延指数分成三类分析长江经济带城市蔓延情况，如下页表1所示，并且得出蔓延度最高的城市和蔓延总体而言，长江经济带区域城市蔓延较严重，城市整体呈现蔓延式发展，各地区蔓延情况逐年略有变化。具体而言，（1）2005—2013年，长江经济带地区高度蔓延的城市数目从13个增加到39个，城市数目明显增加，蔓延度较高的城市数目虽逐年有所减少但仍存在较多蔓延城市，低度蔓延城市较少，说明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过程中，城市整体呈现一种蔓延的态势发展。（2）长江经济带东部城市蔓延度较低，上海市、苏州市、无锡市和嘉兴市等地区的蔓延指数都在0.33以下，属于低度蔓延城市，城市相对集中；蔓延度高的城市基本位于长江经济带的中西部，宿州市、阜阳市和安顺市等蔓延指数都在0.55以上，属于高度蔓延城市。（3）随着时间的推进，低度蔓延地区保持在东部发达地区，高度蔓延城市在中西部相对落后地区，东部地区部分城市也表现严重的城市蔓延现象。为了更好地研究长江经济带城市蔓延整体情况，基于2005—2013年夜间灯光数据构建的蔓延指数计算结果，本文进一步将长江经济带蔓延指数的均值作为城市蔓延综合水平进行分析。从图1可看出长江经济带区域整体蔓延现象较为严重。早年间东部地区呈较高蔓延水平，从2009年开始出现波动直到2013年呈现较低的蔓延水平。2009—2010年间，城市蔓延显著下降，与政府的合理管控有很大关系，政府放款农民工进城务工、落户条件以及对房地产行业的压制，有些城市开始实施限购政策，宽松的土地政策也消失，使得城市空间面积不再肆意增长，城市蔓延现象有所减弱。2010—2011年，城市蔓延现象再次回升，农民工进城务工可能会导致大量流动人口，居住在城市边缘地区，城市空间面积扩大，形成蔓延之势，2011—2012年间，政府对房地产和土地的从紧政策使得蔓延现象弱化，自此，东部地区的蔓延现象保持较低水平，中西部地区相对较为严重，2005—2013年一直呈较高蔓延水平，逐年略有提高，与长江经济带中西部的地理位置、历史条件等相关。

2城市蔓延空间分异分析

前文是基于长江经济带城市蔓延的时序分析，此处从空间角度来进一步分析长江经济带的城市蔓延情况，图2是2005年、2009年和2013年基于灯光数据构建的蔓延指数分4个等级形成的长江经济带城市蔓延空间分布图，总的来看，长三角区域城市蔓延整体呈现“东部低”“中西部高”的格局，蔓延现象较严重，地区差异较明显。（a）2005年城市蔓延分布（b）2009年城市蔓延分布（c）2013年城市蔓延分布Beregionsprawl0.55以上0.45~0.550.35~0.450.05~0.35图2长江经济带城市蔓延空间分布图从图2可看出，从2005—2013年我国长江经济带区域的城市蔓延逐步加重，城市蔓延的情况愈加严重。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区域的城市蔓延呈以下几个特征：（1）东部城市蔓延速度较低。东部城市大部分居于沿海城市带，早期政策的支持，使东部城市经济发展相对于其他地区更为发达，城市经济集中度较高，因此城市蔓延指数增长相对于其他地区较为缓慢。（2）中部城市蔓延度相对较高。由于我国致力于西部经济的开发，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加大对西部经济的政策支持，带动西部经济的发展迅速，不可避免会促使城市空间的扩张，城市蔓延度加大。（3）西部城市蔓延度逐渐增加。由于西部城市承接东部、中部的产业转移，使得东部、中部的城市发展带动了西部城市经济发展；又因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促使西部城市蔓延度进一步加深。城市蔓延的出现势必会导致环境恶化、交通拥堵和生活质量下降等问题，因此，相关部门应当制定一系列措施来控制蔓延现象的加重，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3城市蔓延形成机制分析

3.1形成机理。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城市蔓延的内在机理研究颇多，从经济、文化、交通和政府等多个方面切入研究蔓延的形成，外商直接投资、房地产的固定资产投入及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拉动经济的增长，交通便利性是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优良性的一个重要保障，也会减少城市蔓延成本，政府对土地的出售开发、对城区的规划及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行为将会促进城市蔓延的形成，地方政府在城市空间塑造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9-12]。本文着重从政府政策角度研究城市蔓延的影响因素，户籍制度、土地财政可能是加剧城市蔓延的主要因素，另外，经济增长、人口增长以及工业发展也可能导致城市低密度、无序扩张（即城市蔓延）。因此，这里从以上几个方面分析城市蔓延的内在机理。户籍制度是阻碍城市发展、加剧城市蔓延的重要因素。户籍制度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城乡二元结构模式，城市和农村的各种社会福利制度都是建立在户籍制度下形成的，城乡差距较大[11]。户籍制度产生的诸如户籍歧视、城乡居民不公平待遇以及资源不合理配置等不良反应对社会和个人都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使得外来劳动力居住边缘区居多以及流动人口较大[13]。在现行的户籍制度的制约下，外来务工人员想进城务工、在城市落户变得极其困难，造成大量的流动人口，户籍制度是流动人口高流动性和流动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的一个制度性障碍，流动人口需要在户籍地和务工城市两地奔跑，没有固定居住地点，一般为减少交通成本居住在工业区，这种跟随工作变动不停更换住所的状况使得城市空间扩张，加大对城市边缘区的土地利用，形成人口低密度的空间扩张趋势，这种发展趋势造成的一个后果是拉低中心城区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市的快速发展。土地供给是促成城市蔓延另一个重要因素。《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政府依法享有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农用地可通过法定征用程序，转为城市用地，并给予一定的补偿，征用补偿有最高限价，征用补偿与出让土地的差价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渠道，而且，出让土地收入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贡献极大，这极大促进政府出让土地的积极性[14]，边缘大量土地开发建设，推动了城市空间的快速扩张，促进城市蔓延的形成。土地供给在我国是处于政府垄断状态，地方政府会通过控制土地供给量增加财政收入，通常会选择低价的边缘区开发建设，此外，早期推出的土地承包权30年不变政策，农村享受的二轮承包制度基本完成，农民虽长期不从事农业，但出于自己的利益角度出发，也不会完全放弃土地承包权，“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现象显现，城市边缘区闲置用地增加，给投资者更多机会开发利用边缘地区。经济增长促进城市发展进而导致城市蔓延。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城市规模扩大，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人们对通勤条件、居住条件及生活质量的高度关注，边缘区居住是他们优先的选项，从而带来城市的扩张，而且，经济增长也源自投资建设的加大，尤其是房地产行业投资，房地产建设必然需要大量的土地供给，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城市蔓延。另外，地方政府为了政绩考虑，竞相寻求外来资金、技术来发展当地经济，以低廉的土地价格吸引外商直接投资[9]，在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外商投资建设会扩张城市边缘区的面积，加剧了城市蔓延现象。人口增长扩大城市规模形成城市蔓延之势。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口增长相对较快，人口增多对住房的需求增大，住房建设已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住房建设直接促进城市面积的扩张。而且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周边市县居民不断向中心城区聚集，对住房、交通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需求增大，促进城市的建设改造，使城市用地扩张加大，此外，原有城市居民偏向于选择环境质量相对较好的郊区居住，部分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进城就业和生活，也造成城市规模的扩大，推动城市蔓延式发展[14]。工业发展促进城市产业发展水平进而加剧城市蔓延。我国工业化发展越来越强，工业基地较大并有一定的噪声、污染，而且大多城市在进行环境治理和旧城改造，工业发展一般会选边缘区建设厂地[15]，工业园区集聚在郊区吸引着大量工业企业来此发展，会带来城市空间的扩张，促进城市的蔓延发展。3.2实证分析。3.2.1模型设定。长江经济带横跨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在中国是相对较快地区，对长江经济带城市蔓延问题的研究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对其成因的研究也是热点问题。因此，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例，基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以及本文的机理分析，实证探讨城市蔓延的内在成因，为此，本文建立如下的计量模型：SPRAWLit=β0+β1HRSit+β2LSit+β3PGDPit+β4CONTROlit+εit（2）式（2）中，被解释变量为城市蔓延用SPRAWL表示，解释变量有户籍制度（HRS）、土地财政（LF）和经济增长（PGDP），CONTROL是城市蔓延的其他影响因子。ε为模型中的随机扰动项，下标t为时间因素，i表示市级截面单元，βi（i是0到4的整数）为模型待估计的参数。被解释变量。国内外学者对城市蔓延的研究通常采用单指标和多指标两种方法，单指标方法中常用的指标有建成区人口密度、居住密度、蔓延指数等，多指标方法相对复杂，本文数据来源于长江经济带104个地级市，数据量较多，存在缺失问题，基于数据的可取性，本文参考李强等[16]学者的做法，城市蔓延以城市建成区面积与城市建成区人口之比来表征。解释变量。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把户籍制度和土地财政引入模型中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其中户籍制度是通过变量流动人口来表征，用HRS来表示，土地供给用土地出让收入与财政收入之比表征，用LS表示。由于城市蔓延成因影响因素较多，选取经济增长、人口增长和工业发展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中，经济增长用人均GDP来表征，人口增长和工业发展都参考李强等[17]做法，分别用URBAN和INDUS来表示。3.2.2数据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水平逐渐提高，国内外学者对越来越突出的城市蔓延现象广泛关注，对蔓延问题的研究一直是热点话题，本文以长江经济带2005—2015年104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数据包括104个截面单元和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共计1144个样本值，个别地区缺失数据采用移动平均法和回归替补法予以补齐。本文数据处理和实证研究都基于STA-TA11软件中完成，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3.2.3结果分析。本文这一部分采用静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表4中模型（1）至模型（4）是城市蔓延影响因素的计量检验结果。在判断静态面板模型选用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时，需要依据Hausman检验进行判别，由表中Hausman值可看出模型（1）至模型（4）均拒绝原假设，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估计。表4模型（1）的回归结果显示，户籍制度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户籍制度对城市蔓延具有显著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城市空间的无序扩张，土地供给变量的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说明地方政府依靠土地收入扩充政府的财政收入对城市蔓延影响并不明显，这可能不是影响城市无序扩张的主要因素。模型（2）至模型（4）是将经济增长、人口增长和工业发展引入模型得到的回归结果，综合模型（2）至模型（4）结果分析得出，户籍制度变量的系数为正，并在1%或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户籍制度对城市蔓延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是形成人口低密度、城市空间无序扩张的主要原因，这可能是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对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有一定的约束造成的，大量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务工，住所随着工作变动不断更换，没有稳定落脚居住地，形成流动人群，而且考虑生活成本因素，通常选择城市边缘区居住，这无疑拓宽城市的空间面积，因此，户籍制度的改革及落实是政府迫在眉睫的任务。土地供给变量的系数为正，但都不显著，表明土地出让收入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并不明显，土地出让收入虽然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一定的贡献，但这并没有造成城市空间的无序扩张。经济增长总体上对城市蔓延有正向的作用，说明经济增长促进城市低密度、无序扩张，意味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更高，选择在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边缘区居住更多，城市规模无形中扩大，形成蔓延之势，这也是城市蔓延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表4中模型（3）、模型（4）显示人口增长变量的系数为负，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人口增长对城市蔓延有抑制作用，与已有的文献结论不符,这可能与指标建立中没用城镇人口数据，而用非农业人口数据，对研究蔓延现象造成的偏差。工业发展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工业发展对城市蔓延有正向作用，扩大了城市规模，加剧了城市蔓延，表明城市工业发展在扩大，工业用地不断向郊区扩张，个别城市对城市边缘区无规划，造成城市杂乱无序的扩张发展。

4结论与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