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范文10篇

乡村社会范文篇1

太极拳使陈氏家族在晚清动乱中具备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自19世纪中期以后，河南怀庆府（今焦作）成为捻军的主要活动区域。由于地方防卫体制薄弱，河南全省骑兵、步兵“可用者不过十之三四”，清廷不得不准河南巡抚严树森所请，动员当地民众举办团练保卫身家。这为陈氏宗族参与地方事务创造了机会。曾任直隶巨鹿县知县的陈季甡，与兄长陈仲甡一起参与镇压了捻军起义。“自道光二十三（1843）年至同治十年间（1872），兄弟皆因战功齐名”。其子陈淼“十七岁随父参加亳州、六安之战，屡建奇功，同治二年率众驰援怀庆，不幸中炮身亡”。咸丰八年（1858年），兄弟俩因公被授予五品官衔。但陈氏昆仲淡泊名利，执意回家奉母务农。次年正月，清廷改授其“武节将军”，准予归里。军功所换来的政治地位，使陈氏宗族因此具备了晋身仕途的平台和机会。很多家族成员受功名吸引，科甲得第成为贡生或武庠的庠生。

作为强身健体、捍卫家园的家传技艺，太极拳原本只在陈氏族内进行封闭性传播，师徒传承和家族世系高度统一，不对外姓子弟授业。晚清以来，由于战乱和灾荒的影响，乡村社会日益凋敝和动乱。这不但使得更多陈氏族人需要出外教拳，以养身家，而且也使太极拳被迫打破陈规，开门授徒，承担起了保卫乡里的公益职能。道咸年间，直隶广平府人杨露蝉师从陈长兴学拳，成为陈氏太极拳第一位外姓弟子，并在陈氏太极的基础上创立了杨式太极拳。其再传弟子又将太极拳传给吴鉴泉，由吴鉴泉创立吴式太极拳。继陈长兴之后，另一位陈氏拳师陈清平又将太极拳分别传给武禹襄、和兆元、李景彦，从而派生出武式太极拳、和式太极拳和太极拳忽雷架。武禹襄的弟子又将太极拳传给孙禄堂，孙禄堂创立了孙氏太极拳。陈氏太极拳的族外传承，不但丰富和发展了太极拳技艺，而且开启了太极拳走出陈家沟、传播于全国各地的进程。杨露禅学成后，曾因拳术精湛而受邀赴京传拳。陈氏太极拳因此而名震京津，为后来陈氏族人受邀去全国各地传拳铺平了道路，逐渐由家学而演变为国术。

民国时期，中原地区匪患猖獗，军阀混战。豫北各地纷纷成立自卫组织，捍卫乡里。不但太极拳因此成为河南各地民众赖以强身健体和保护家园的手段之一，而且陈氏族人也成为各地绅耆和官员竞相交结的对象。

陈照丕是早期走出家乡对外传播太极拳的拳师之一。民国初年，他曾在陕西、甘肃、直隶等地传拳。1928年，又受北京同仁堂东家乐佑申之邀，赴京传拳。为了引起人们对太极拳的重视，陈照丕在北京宣武门立擂挑战拳术名家，17天内未遇敌手，名声大振，随后被北京市政当局、朝阳大学等17个机构聘用教拳，成为最早在北京传授陈式太极拳的拳师之一。1930年，陈照丕应南京市市长魏道明之邀，先后在南京市政府、全国民营电工联合会等处并兼任中央国术馆名誉教授。他的堂叔陈发科也曾在北京传授太极拳数十年，徒众甚多。与此同时，另一陈氏拳师陈子明则将太极拳传到了上海。1928年，他受青帮头目黄金荣、江子诚等邀请，前往上海等地传授太极拳术。次年也被聘请为南京中央国术馆太极拳教授。由于南京时为中华民国首都，陈子明因此知名于全国武林。

1949年以后，剧烈的社会变动迫使宗族逐渐从内聚走向了开放。从“”到“”，集体化的狂飙，逐渐消解了宗族的组织和原有功能。乡村政治、经济格局在新时期的变化，在把族中的年轻一代拉出宗族、置入更加宽泛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同时，也使他们的行为和意识更为外向和开放。乡村集体经济模式使拳术不再成为族人谋生的职业，和平局面也不再需要拳术保家卫国。相反，拳术及其相关的信仰、习俗被当做“四旧”受到打压，不得不重新回到陈氏家庭内部，在家族内部秘密传承。

20世纪60年代，中国国际处境趋于险恶。“全民皆兵”的舆论动员，使陈氏太极拳找到了重新发展的机会。陈氏族人陈伯先利用其在村内担任村干部的便利条件，以“强身健体，保卫祖国”的名义，支持族叔陈照丕的传拳活动。他还多次上门恳请族叔陈克忠开设家庭拳场，引导青年人练拳。1963年曾带领陈家沟武术队代表县里参加河南省首届武术运动会荣获一等奖。这为太极拳提高了名声，有利于它的发展。在陈照丕、陈伯先、陈克忠等陈氏族人的努力下，太极拳在本村及附近地区的传播情况有了好转。

改革开放后，太极拳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重新得到保护和发展。而国际社会对于古老中华文明的极大兴趣，也为太极拳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条件。陈家沟第十九世掌门人陈小旺自1981年起被调入河南省武术馆。此后在全国太极拳比赛和中国首届国际武术邀请赛中多次荣获冠军。1990年，陈小旺赴澳大利亚等地拓展事业，将太极拳传遍大洋洲、欧洲、美洲，并成立了世界陈小旺太极拳总会。此后，日本、欧洲等地相继出现了陈氏族人和门人主持的太极拳学校、武馆和研究会。

乡村社会范文篇2

就地方行政单位而言，清代县级衙门确是最低一级的单位。但值得注意的是，州县官署的职官设置，除正印官县令或知州之外，还有佐贰官（县丞与主簿）和属官（典史、巡检等）之设。其中主簿为知县佐官，与县丞分掌一县之粮马、征税、户籍、巡捕诸事；典史则掌监察狱囚诸事，他们的官署通常在县城县衙之内〔3〕。对本文课题来说值得重视的是县丞与巡检，县丞是一县之中仅次于知县的官员，为正八品官，与县主簿分掌一县之粮马、税征、巡捕、户籍等事务。与主簿不同的是，县丞不仅设有专署办公，而且一部分县丞署不设在县城，而设在县内其他重要城镇。如湖北天门县县丞署，始设于县城，乾隆九年迁至岳家口〔4〕；来凤县丞署在大旺司〔5〕。均是各县城以外的重要城镇。这些设于县治所以外的县丞署，有其固定的辖区，实际上可发挥一个次县级行政管理单位的功能，因而民间俗称其为“二衙”，是我们考察清代国家的基层行政控制网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官署。不过，县丞不是一个普遍设署的行政职位，到光绪时期，湖北省设有县丞的县只有18个，全国共设县丞缺只有345个〔6〕。

巡检司的设置比县丞广泛，清代州县巡检司缺合计千余个。作为知县的属官，巡检司为从九品官，掌缉捕盗贼、盘查奸伪之职。巡检司署通常不设于县城，而是在关津要冲之地（关隘）和离州县治所较远的繁华市镇地方，因治安缉捕的需要而设立。江苏江都瓜洲巡检司，设于仙女庙镇；江苏甘泉县的邵伯巡检司所在地邵伯镇，为水陆通道和商业集散地，据县城45里，还兼辖邻近的黄钰镇。〔7〕巡检司不仅有固定的治所，而且一些繁杂地方的巡检司也有明确的辖境，如广东番禺县设有4个巡检司，除县治所（捕属）外，全县各乡均属各司管辖，茭塘司所属有乡或村164个，沙湾司属112个，鹿步司属314个，慕里德司属525个〔8〕。南海县除捕属与九江主薄所辖之外，另设有五个巡检司，各管辖5～28堡不等〔9〕。湖北江夏县也设有四个巡检司，其中鲇鱼司在县南，距县城5里，水陆所辖计120里；金口司在县西南，距县城60里，水陆所辖计150里；山陂司在县城南120里，水陆所辖150里，浒黄司在县城北30里，水陆所辖100里，各司所辖的乡、里甲及场集明确〔10〕。从以上的举征可见，巡检司虽然只是县令的属官，其官署是县衙的派出机构，但事实上在部分基层墟镇中已形成一个有明确辖境的行政单位。如同治《番禺县志》统计该县社仓储谷量均以巡检司属为单位〔11〕。巡检司署设置较长久稳定的地方，民间也有以巡检司为区域单位的概念，如太平天国时期清军捕获的起义红兵，在审讯中不少自称为XX县XX司属XX乡人氏。〔12〕可见在官府及民间，巡检司实际上具备有某种基层行政单位的作用。

巡检司的职责虽以缉盗诘奸为主，但不同于驻防地方的绿营“营汛”，后者属于军队，而巡检是知县或知州的属官，仍是行政官员，其所依赖的缉盗的武装是本地“弓兵”，属于民兵。各巡检司拥有弓兵少则十数名，多则上百名〔13〕。这种拥有一定民兵武力的基层行政官署的存在，作为国家机器深入地方社会最基层的设置，对保障国家法律在乡村社会的贯彻执行和维护地方秩序有重要作用。一位曾在江苏靖江县任巡检的官员称：“巡检之设，职专缉盗诘奸，故其署多抗扼津要，……其阶虽卑，而责实重。虽列县属，而实有专制之权。盖许其摘发机密而望以曲突徙薪之功也”〔14〕。而且，巡检司除执行缉捕外，作为出现在乡村墟镇的国家官署，往往还协助知县履行其他职能，如调解民间纠纷，司法及社会救济等。一些巡检还有权对基层的粮食仓储——社仓进行监管。雍正二年广东社仓条约规定，对强借和不肯按时归还者，负责社仓的社正与社副可禀请巡检司追究，根据广东地方文献记载，各地的巡检司或者直接“董其事”，或者监督主持社仓的士绅，协助追回拖欠未还的仓谷〔15〕。从地方历史文献中还可看到巡检司赈济灾害、安定民心和维持地方治安等方面布告，其官印在基层集镇也具有官方权威，显示了巡检司对乡村社会的多方面行政管理职能〔16〕。《江夏县志》总结了巡检司在该县基层社会控制中的作用，该县设有四个巡检司，“以四境辽阔，知县不能日遍历於乡村，故以耳目寄之四人，各察其所分治之地以告於知县，岁有丰歉，田有肥硗，民有秀顽，俗有美恶，皆其耳目所闻见；知县复从而审察之，则巨细无遗，可以不劳而理。”〔17〕

简言之，巡检司在关隘及墟镇的存在，代表了国家机器对基层社会实行法律控制的一个重要设置。巡检司有固定辖境和治所，甚至筑有小城〔18〕，承担了多方面的社会控制职能，是清代州县以下最重要的一级基层行政设置，在功能上已颇类似于民国时代次县级行政单位的“区”的建制。由此看来，通常所认为的清代皇权统治只达于县级衙门的看法，并不十分准确。州县以下的巡检以及少数设治于墟镇的县丞署，把国家的法律控制带到远离州县城的墟镇，并向周边乡村辐射，构成清代乡村社会控制网中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

二、基层官缺的设置与裁废

清中叶以后，随着人口的巨大增长和基层社会控制的复杂化，清朝国家如果要维持和加强其在基层的行政控制网，就必须相应扩大它的基层“管民之官”的官缺设置。在郡县制之下，这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实现：其一是增加县级行政建制，其二是在州县以下析分出次县级基层行政单位。

从前一途径来看，自秦汉郡县制确立以来至19世纪，中国的人口增加了至少7倍（从汉代全盛期的6千万增至晚清时的4亿多），疆域也扩大数倍，县级行政单位的数目却没有相应增加。汉代全盛时期，有1180个县，每县人口约5万人。如果按此县辖人口的比例，到晚清应有8500个县。但略为考察各朝代的县数可以看到，自汉以后的1800余年间，县级行政单位的数量十分稳定，就各朝代全盛期的大约县数来看，隋朝为1255个，唐代为1235个，明代为1385个，清代雍正时期仅为1360个。考虑到随疆域的扩大与新县的设立，施坚雅认为，原有定居地区的县数量实际有所减少，不但很少析分新县，而且县的规模随朝代的更迭逐步扩大〔19〕。到19世纪县级行政单位平均所辖人口已超过30万，辖境也远远超出汉代县的面积。这一历史现象表明，历代统治者都没有通过增置县级行政单位来扩大其基层管理体制的规模。

既然县级行政单位大体稳定，没有随人口增长而相应增加，那么，随着19世纪以来人口增长与乡村社会的动荡不安，县以下增设基层理民之官，不仅为加强清朝国家对基层社会的行政管理所必需，而且巡检司署等基层官缺的存在及在乡村社会控制中所承担的实际职能也表明，析分出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单位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事实上，咸同时期关于加强地方行政管理的改革呼声中，有不少士人提议在州县之下增设“乡官”，加强官府对乡村社会的行政管理〔20〕。冯桂芬在《复乡职议》中更提出了一套变革基层行政体制，重构乡村社会控制体系的改革方案。他提出大幅度扩大巡检司的设置，州县以下，每五千家设一巡检，每千家设一正董，每百户设一副董，由这些乡官来公断民间纠纷，协助政府征收赋税和维护地方治安〔21〕。可见，在晚清关心地方吏治的士大夫眼中，增置县以下基层行政建制势在必行，且借鉴已存在的巡检司，也是可以实现的。

然而查考地方历史文献却会发现，巡检司等基层官缺不仅没有随晚清人口的增长而增设，反而减少。以县丞署而论，在湖北省即先后至少有五个县（蕲水、罗田、广济、石首、来凤）的县丞缺被裁废，其中两个是咸丰年间裁废的，一个为乾隆年间裁废，另两个裁废时间不明〔22〕。在整个清代县丞官缺数目都较小，且只有一部分县丞署驻于县城以外的基层地方，因此这个“二衙”并没有成为一个普遍设立于县衙门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中介行政单位，在清代乡村社会控制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大。

巡检司的数目较县丞多，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重要性也大得多。但其官缺在清代设裁无常，也没有普设于所有州县，因而其总数少于州县数。据《光绪会典》所载巡检司缺，全国巡检司总数为1029个，不及县级行政单位数目（至光绪时期县级行政单位为1500多个），这表明并非每个州县均下设巡检司。在各省的分布也极不均衡。人口密度较大、社会治安较差而又有足够财政供养能力的省，巡检司缺较多。如巡检司缺数目最多的广东省有152个，在明代即是全国最动荡不安的省，据一项依据地方志记载进行的计量研究显示，明代广东民变的频率居各省之冠〔23〕。同时广东也是经济较发达的省，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到清代已是全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这些因素可能是广东省维持巡检司官缺数目最多的原因。

各州县巡检司设置的数目也不一，有的不设，大县则多者5个。以湖北省为例，据《湖北通志》记载，有11个州县没有巡检司缺，26个州县设1处巡检司，23个州县设2处巡检司，7个州县设置3处巡检司，两个县设置4处巡检司。各州县巡检司的设置与否或设置的密度，大体上是以地理位置、管辖面积、重要程度及地方事务之繁简而定。考察湖北不设巡检司的11个州县可以看出，除武昌为繁、难二字中缺外，其余10县均为简缺，而设置有3、4个巡检司的县，则均为要缺或最要缺的县。同一资料来源还显示，自明代至清，湖北先后设立的巡检司合计101个，绝大多数是在明代设立的，清代延续下来，少数于清初新设，清中叶已不再有新增设者，只有裁废者。注明裁废的巡检司共25个，裁废的时间：记清代者4个，太平天国时期或其后裁废者8个，其余13个情况不详。此外。还有8个巡检司虽然没有裁废，但无官署，僦居民房或租用民房办公，注明的原因有三种情况：其一是一直没有建署，其二官署毁于水患后无力重建；其三毁于太平天国时期，毁后没有重建〔24〕。

湖北巡检司设置与兴废情况是否具有代表性？我们可将其与其他省份的情形加以对照。据浙江嘉善、镇海、桐乡、定海、余杭、龙游、平阳、青田八县志，该8县先后共设巡检司17个。其中有9个被裁废，另有两个无官署，赁民居办公，也没有清中叶以后添设者。此外，温州府明代共设有巡检司11个，清代从顺治九年至康熙二年先后裁废3个，雍正时添设1个，此后至清末无增减，维持9个，总数比明代少两个〔25〕。从上述各州县来看，浙江巡检司设置情况与湖北大体相同。可以认为，以上所举证的湖北与浙江巡检司设置的情况，大体上反映了各省的一般情形。总之，以捕盗缉奸、维护基层社会秩序为主要职责的巡检司官缺，并没有随着19世纪以来社会动乱的加剧而加强，反而还被削弱，其官缺被裁废及部分巡检司无署办公，即反映了这一情形。

三、基层官缺萎缩的原因

晚清以来，当乡村社会动荡不安，民变四起，对清朝国家而言迫切需要加强基层社会控制之时，以维护社会治安为责职的巡检司等基层官缺却在逐渐萎缩，成为一个无足轻重、不为人所注意的职位。至清末民初，或者为新设立的警察分局所取代；或者为乡镇自治机构所取代。专注于皇权集权统治的专制者为什么不适应人口增长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扩大和强化它的基层行政建制？清朝统治者为何对曾经在乡村社会控制网中承担重要职能的巡检司署，听任其萎缩不振？

历史学、人类学及社会学家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已证明，清代从州县衙门到乡村民户之间的社会控制，并不完全依赖于国家机器，地方士绅与乡族组织不仅是乡村礼俗控制的承担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法律控制的执行者。清朝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他们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管理，然而士绅与乡族礼俗与法律控制功能的发挥，是建基于一定的物质资源之上的。在农业生产技术并无突破性发展，农业生产力没有大的提高的条件下，农业产品的剩余并没有随人口的增长而增加，相反，在耕地面积与农业生产力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增长越大，消耗掉的农业产品越多，剩余越小。这样，国家若需根据人口增长与社会发展需求来加强社会控制与管理，无论增置县级行政单位，还是析分次县级行政区划，增加巡检司等基层官缺，都意味着基层衙门与国家官僚队伍的巨大增加，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扩大赋税征收以供养庞大的衙门与官僚队伍。但扩大赋税征收，必然影响地方士绅与乡族的利益，尤其在清代实现摊丁入地的赋税改革以后，地主士绅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加大赋税必然削弱他们的物质基础，并引起其不满。在这样的情况下，清代国家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若大力扩大其基层行政体制，由国家设置官署直接控制乡村社会，势必加重地方士绅与乡族的赋税负担，引起后者的不满，削弱了朝廷在乡村社会的基石，从而增加社会控制的难度；若指望和依赖士绅与乡族承担部分社会控制职能，就必须承认其利益，这样国家赋税的增加就必须受到限制，国家的行政管理编制也不可能随人口增长而扩大。清朝统治者显然是选择了后者，有清一代地方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并无扩充，而地方绅权与族权逐渐扩大，士绅与乡族对土地的占有不断增加。

衡量清朝州县地方的财政能力，可为上述推理提供一些佐证。清初以来清朝政府通过设立奏销制度，实行了财税管理上的高度中央集权化。清朝政府既要维持轻徭薄赋，不致大幅度提高对乡村的财政榨取，又要保证中央的财政收入，因而往往裁扣地方经费，从而使清代地方经费在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降低，州县地方财政基础十分簿弱。州县官员通常要以征派差役与加收耗羡等等非法途径来获得地方行政经费及个人收入。雍正年间实行了耗羡归公的财政改革，使早已由地方官吏私征的“耗羡”制度化与规范化，其收入主要用于地方官员的养廉银与地方政费，使地方财政有了基本的保障。但耗羡作为田赋正税的附加税，一般只为正税的10～20％左右，数额有限〔26〕。对清朝政府而言，如果适应人口与基层社会的发展而在县以下增设基层行政官缺，必将意味着地方官吏规模的巨大增长，超出既有的财政税收能力。清朝政府既不可能削减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提高地方的财政收入比例，也不可能开辟新的税源或增加田赋，那么便宜的选择当然是限制地方行政官缺的数额，以节省开支。

对州县正印官而言，由于地方财政大体上实行州县官包干制，赋税征收也是州县地方官的私利所在，在财政方面他们所依赖的是本地胥吏与私人幕僚。据估计，到19世纪末，各级衙门胥吏与幕僚的人数已达150万人，其中一半是负责财政事务的〔27〕，不仅国家难以控制，而且作为正印官属吏的巡检司等县以下基层行政官员，也难以染脂。巡检司虽然是基层社会控制中承上启下的重要设置，但它是作为县令的属官，其经费靠县衙门拨付。巡检为从九品官，年薪仅为31两5钱，养廉银60两5钱〔28〕。这样的处于官僚等级中最低一级的小官，若在任职地既无社会联系，又无较强的财政资源，往往会难于开展工作。上面征举的湖北与浙江部分巡检司无力修建其衙署，而需借用民居办公，即反映了其困顿情形。同治年间任湖北应山县平靖关巡检司的谢超描述他走马上任时的情形：该处虽地处要冲而设巡检以镇抚之，但当谢氏上任时，“问官设则乌有也，问吏胥则寥寥也”，连置办日常生活用品也很困难。谢氏只得自己筹款兴建署所〔29〕。一些无力建官署的巡检司，甚至常寓县城“营差自润”，难以履行其职责〔30〕。可见，巡检司这类县以下基层行政官缺，虽然根据地方捕盗诘奸的需要而设，但能否维持，在很大程度上受各地财政情况限制。

与晚清以来基层巡检司的萎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由本地士绅和乡族组织领导或官督绅办的各类非官方机构，在乡村社会控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太平天国起义后，乡村社会动荡不安，民变四起。巡检司等基层官署面对大动乱，基本上束手无策，相反，由本地士绅组织领导的团练被视为是平定动乱的“济变之略”和“安民靖寇”、“除暴安良”的良法〔31〕。各地士绅和乡族纷纷以团练自救，在乡村墟镇构筑堡寨，设立团练公局或公所等机构。这些获得清朝官方认可的团练局所，可以从地方筹措经费，从本土本族招集子弟，训练自卫的民兵，因而在晚清的乡村社会控制中，实际上已取代了官方机构。如前面举证过的广东番禺县慕德里司，即是一个巡检司的辖区，该司在两广天地会起义期间设立有3个团练局（分别称为慕德里公局、安良局和安和局），他们均执行了本属巡检司的捕盗缉奸的职能，在不到两年时间内，3个团练局捕除的人犯达5800多人〔32〕。与巡检司在经费上的困顿情形相比，由地方绅董控制的团练局所建基于本地绅权根基之上，往往能以按户派捐或按粮征收附加税等方式筹措到较充足的经费。

与此同时，团练局所的功能也进一步扩大，除了组织对基层社会实行保甲控制和地方防卫、配合清军镇压叛乱之外，团练绅董们还往往履行乡村社会控制的其它职能，负担起社会救济、教化等事务，诸如经理社仓、义仓，兴立乡校、义学等，如湖南龙山县在动乱平息后，团绅们即组织社会救济和善后，一面进行平粜，一面进行善后，拟定“抚恤难民，缓收兵谷，收瘗暴骸，清查掳掠，弥补公项，修葺考棚，布置边防”等七条善后措施〔33〕。浙江桐乡县青镇，旧设有巡检司，太平天国后于同治三年，设立了官督绅办的善后局，善后局由绅董办理，经禀明官方同意，筹款派捐，负责处理战乱后的善后事务〔34〕晚清著名督抚胡林翼曾说：“自寇乱以来，地方公事官不能无绅士而有为”〔35〕。事实上，太平天国以后，掌握地方各类公局、公所、乡局之类绅局机构的绅董，已成为联接州县衙门与乡村社会之间不可或缺的中介，在功能上已取代巡检司等基层官缺，且其在乡村社会控制中所发挥的效能远远超过没有财政来源的巡检司。因而同治中兴时期，一些地方督抚加强基层行政管理的改革中，注重的往往是利用本地绅董。如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内，曾经推行过吸纳地方士绅，加强乡村社会控制的措施。其内容包括“严治盗贼以弭隐患”，办法是“既养捕役以治其标，又择团长以治其本”，团长由州县官选择本地“贤士”，由官府派充，优加礼貌，并给薪资。此外，还奖励地方人才，依赖其推行教化，“端本善俗，以一方之贤士化一方之莠民”〔36〕。这些措施实际上只是对太平天国以后乡村社会控制中出现的新变局的认可，并将地方绅董已承担的职能官僚化。从这一变局中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19世纪中叶以后，基层社会动荡不安，而一些巡检司反被裁废或事实上瘫痪的原因。四、结束语

晚清以来地方吏治的腐败、基层社会秩序的失控、地方绅权及乡族主导的自治化与官治的竞争及矛盾等，使重新探讨和批评清朝地方政治，要求进行改革的呼声日高，并最终在清末汇集成声势颇盛的地方自治思潮。对清朝地方基层行政建制的批评、大多集中于县以下缺乏相应的基层建制，如康有为于1902年在探讨清朝官制得失的《官制议》中即指出，清朝“区划治地设官分职之谬”是中国积弱不振的重要原因，他总结清朝地方官制有“三失”，第二失即是区划不当，县以上有府、道、省，其下却无乡邑小区；县官之上有府、道，有司及督抚等层层钤制，而县官下却无乡官，他将这种情形称之为“墙高峻天，而无分村之基；头大逾斗，而无纤细之跌”〔37〕。清朝统治当局在清末推行地方自治时也说，“亲民之职，古今中外，皆所最重”，但清朝却是管官之官多，管民之官少，“以州县一人，萃地方百务于其身，又无分曹为佐”〔38〕。类似的言论还多见于《皇朝经世文续编》等晚清文集中，这些反映晚清地方情形的言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自民国以来关注基层社会的研究者，本文对巡检司等基层官缺的粗略考察表明，皇权对县以下基层社会的控制，并没有完全留给地方绅权与乡族。在清朝前期中期，位于州县衙门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巡检司等基层官署，在部分地区的乡村社会控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到晚清，随着太平天国后团练的广泛兴起，地方绅董依赖团练局所等获得官方认可的权力机构，在功能上才完全取代官方的基层行政官署，成为乡村社会的主要支配者。清末民初以后地方自治的推行，更进一步确认了地方绅董的权力，使之完全掌握了县以下的区乡镇政权。因而从长时段的视角来观察，乡村社会控制中的官治与绅权自治的消长，应看成是一个渐变的动态过程。

四、结束语

晚清以来地方吏治的腐败、基层社会秩序的失控、地方绅权及乡族主导的自治化与官治的竞争及矛盾等，使重新探讨和批评清朝地方政治，要求进行改革的呼声日高，并最终在清末汇集成声势颇盛的地方自治思潮。对清朝地方基层行政建制的批评、大多集中于县以下缺乏相应的基层建制，如康有为于1902年在探讨清朝官制得失的《官制议》中即指出，清朝“区划治地设官分职之谬”是中国积弱不振的重要原因，他总结清朝地方官制有“三失”，第二失即是区划不当，县以上有府、道、省，其下却无乡邑小区；县官之上有府、道，有司及督抚等层层钤制，而县官下却无乡官，他将这种情形称之为“墙高峻天，而无分村之基；头大逾斗，而无纤细之跌”〔37〕。清朝统治当局在清末推行地方自治时也说，“亲民之职，古今中外，皆所最重”，但清朝却是管官之官多，管民之官少，“以州县一人，萃地方百务于其身，又无分曹为佐”〔38〕。类似的言论还多见于《皇朝经世文续编》等晚清文集中，这些反映晚清地方情形的言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自民国以来关注基层社会的研究者，本文对巡检司等基层官缺的粗略考察表明，皇权对县以下基层社会的控制，并没有完全留给地方绅权与乡族。在清朝前期中期，位于州县衙门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巡检司等基层官署，在部分地区的乡村社会控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到晚清，随着太平天国后团练的广泛兴起，地方绅董依赖团练局所等获得官方认可的权力机构，在功能上才完全取代官方的基层行政官署，成为乡村社会的主要支配者。清末民初以后地方自治的推行，更进一步确认了地方绅董的权力，使之完全掌握了县以下的区乡镇政权。因而从长时段的视角来观察，乡村社会控制中的官治与绅权自治的消长，应看成是一个渐变的动态过程。

〔摘要〕学术界一般认为，县级衙门是清朝国家对地方控制最基层的行政设置。本文考察县以下行政官署的设置及其职能，说明清代的县级衙门并非皇朝统治的终点，巡检司署等基层官署是相当一部分州县中位于县级行政衙门与村落之间的重要基层官署。然而，无论是县级、还是次县级的行政官缺，到晚清时均并没有随着人口的巨大增长与乡村社会管理的复杂化而增加，巡检司等官缺反而减少。其原因应从传统中国皇权与地方绅权的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与牵制的复杂关系中加以理解，太平天国以来，随着团练的广泛兴起，地方绅董依赖团练局所等非正式机构，在功能上逐渐取代官方的行政官署，成为晚清乡村社会的主要支配者，从而使晚清基层行政官署萎缩不振。

〔关键词〕皇权巡检司社会控制团练局绅权绅董注：

〔1〕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46页。

〔2〕JosephW.EsherickandMaryBuckusRankineds.,ChineseLocalEliteandPatternsofDominance,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0,Introduction,P.3.

〔3〕参见刘鹏九：《明清县衙建筑规制及建筑物功能考》，《历史档案》1991年第1期，第85页。

〔4〕《天门县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05页。

〔5〕〔22〕〔24〕〔29〕《湖北通志》卷26，民国10年重刊本。

〔6〕〔37〕见刘子扬：《清代地方官职考》，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55页。

〔7〕乾隆《江都县志》卷19，光绪七年重刊本；《增修甘泉县志》卷2，第3页。

〔8〕《番禺县续志》卷2，宣统三年修，民国十七年刻本，第1～21页。

〔9〕《续修南海县志》卷3。

〔10〕〔17〕《江夏县志》卷1，第15～16页。

〔11〕同治《番禺县志》卷19，第22页。

〔12〕见广东文史馆、中山大学历史系编：《广东洪兵起义史料》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6～99、108页。

〔13〕参见《靖江县志》卷7（民兵），第10页；河南《陕县志》卷11，民国25年刊，第1页；《平阳县志》卷14，民国14年刊，第178页。

〔14〕江苏《靖江县志》卷2，光绪五年刊，第11页。

〔15〕参见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6页。

〔16〕广东社科院历史所中国古代史研究室等编：《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6～419页。

〔18〕湖北襄阳县双沟巡检司署，位于县城北60里，即有小城。见《湖北通志》卷26，第38页。

〔19〕施坚雅著，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

注：

〔1〕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46页。

〔2〕JosephW.EsherickandMaryBuckusRankineds.,ChineseLocalEliteandPatternsofDominance,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0,Introduction,P.3.

〔3〕参见刘鹏九：《明清县衙建筑规制及建筑物功能考》，《历史档案》1991年第1期，第85页。

〔4〕《天门县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05页。

〔5〕〔22〕〔24〕〔29〕《湖北通志》卷26，民国10年重刊本。

〔6〕〔37〕见刘子扬：《清代地方官职考》，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55页。

〔7〕乾隆《江都县志》卷19，光绪七年重刊本；《增修甘泉县志》卷2，第3页。

〔8〕《番禺县续志》卷2，宣统三年修，民国十七年刻本，第1～21页。

〔9〕《续修南海县志》卷3。

〔10〕〔17〕《江夏县志》卷1，第15～16页。

〔11〕同治《番禺县志》卷19，第22页。

〔12〕见广东文史馆、中山大学历史系编：《广东洪兵起义史料》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6～99、108页。

〔13〕参见《靖江县志》卷7（民兵），第10页；河南《陕县志》卷11，民国25年刊，第1页；《平阳县志》卷14，民国14年刊，第178页。

〔14〕江苏《靖江县志》卷2，光绪五年刊，第11页。

〔15〕参见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6页。

〔16〕广东社科院历史所中国古代史研究室等编：《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6～419页。

乡村社会范文篇3

本调查制度包括两部分内容：《农村社区基本情况调查制度》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抽样调查方案》。《农村社区基本情况调查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乡镇社会经济发展基本情况、村基本情况、乡村劳动力及转移情况、农业社会化服务副业情况。《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抽样调查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农户与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农户建房投资情况。

本制度中的统计报表报告期别分为三年、年报和季报，乡和村基本情况每三年进行一次全面调查，其他内容为年报和定期报表。调查方法有全面调查和抽样调查两种。调查范围：乡镇一级在全国所有乡、建制镇进行调查；社区基本情况的村一级范围为全国所有村，固定资产投资的村一级范围为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村网点；农户在全部农村抽样调查户中进行；非农户单位在现有农村住户抽样调查乡、村网点内进行。

数据收集方法：在调查乡（镇）、村建立乡村社会经济情况登记台帐，定期登记调查期内有关指标的变动情况。乡（镇）、村社会经济基本情况和农村集体固定资产状况，通过登记台帐和其他业务报表取得资料；农户固定资产情况根据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整理、推算；乡村劳动力情况采用年底对调查户一次性访问调查方式取得样本资料，进行推算；农村社会化服务事业调查，要求对调查乡、调查村范围内所有的农业服务单位逐一调查。

乡村社会范文篇4

我县是一个山区农业县，国土面积2372平方公里，山大人稀，居住分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任务十分繁重。我县总人口20.6万，农业人口占到全县人口总数的90%以上，农业人口分布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99%以上。这一数据说明：我县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重点就是要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从全县的整体形势来看，到年，全县治安形势总体平稳，呈现出“八无”格局：无集体到市赴省进京上访，无影响全市稳定的群体性事件，无在全市有影响的重大刑事犯罪案件，无群死群伤治安事故，无在敏感时期、重大活动、要害部位发生的安全保卫事故，无政法干警犯罪案件，无重特大火灾事故，无涉爆涉枪案件和事故，“”控制达到“三个为零”。去年在开展争创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的过程中，通过发放《群众安全感调查问卷》调查，人民群众对我县社会治安安全感比较满意、满意的占95%以上，群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率逐步提高，农村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环境进一步改善。

但从我县来看，农村不稳定因素仍然不少，治安形势仍不容乐观，农村山林田界纠纷、婚姻家庭矛盾、青少年违法犯罪等仍然是影响农村社会治安的主要问题。

一、当前影响我县农村社会治安的主要因素

通过调研和思考，我感到，当前影响我县农村社会稳定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一是刑事案件增多。年，全县发刑事案件146起,比上年同期上升14.1%；破案111起，破案率为76%；其中发“八类”重大刑事案件9起，比上年同期下降50%,大要案破案率77.8%；发命案2起，全部侦破，破案率为100%;没有发生投毒、绑架等恶性刑事案件；破隐积案38起，比上年同期多破17起。主要是杀人、抢劫、强奸、敲诈勒索、伤害、盗窃、纵火、寻衅滋事和破坏生产经营九类犯罪。尤其是盗窃类的侵财性案件比较突出，近年农村中盗窃类犯罪占到全部刑事案件的70%以上，盗窃的目标主要是现金、家用电器、摩托车、家禽家畜及农用物资。另外，破坏农村生产经营类犯罪，前几年来在各乡镇都有发生，主要表现是：砍果树苗木，毒杀别人家禽家畜等。二是治安案件时有发生。主要是打架斗殴、小偷小摸、、酒后滋事四类。近年来，全县共查处治安案件每年都呈高发态势；另外，“黄、赌、毒”等治安问题，近几年也开始“下乡”，从公安机关掌握的情况来看，目前我县登记在册涉嫌吸毒人员有20多人，据掌握的情报反映，实际吸毒人员已超过40人。年轻的居多，涉及到渔洋关镇、镇、仁和坪镇和采花乡。吸毒人员逐年增加，许多吸毒人员往往都是靠贩毒、偷盗、抢劫等犯罪来获取毒资，成为危害我县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个新的不安全因素。“赌”的问题近年来也有了新的动向，主要是地下“”、“赌码”等问题。这几年我县公安机关在渔洋关、仁和坪镇开展了专项打击地下“”、“赌码”行动，以及聚众案。三是山林土地纠纷突出。农村山林土地纠纷历来是影响我县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2004年减免农业税费之后，这类矛盾纠纷更加突出。从县司法机关近年来调解的各类纠纷来看，涉及农村山林土地的纠纷高达100件左右。这类矛盾，有的是邻里之间争山争田发生的纠纷，有的是父母兄弟姐妹之间争山争田发生纠纷，有的则是与项目建设单位因占山占田补偿发生争议，如修公路、修电站等占了农民的山田，发生补偿纠纷。四是婚姻家庭类矛盾纠纷呈上升趋势。改革开放以后，带来了农村婚姻家庭观念的变化。婚姻家庭纠纷在农村越来越突出，尤其以一方打工者为多。近年来，我县法院受理的婚姻家庭案件占全部民事案件的比例占35%左右，也就是说法院每受理三件民事案件，就有一件是婚姻家庭类纠纷。这类矛盾纠纷的主要表现是：表现一，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不稳定家庭增多。表现二，非法婚姻现象突出。农村女青年外出务工的增加，导致农村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出现了“光棍汉”的特殊群体，少数人置法律、道德不顾，违法婚姻、非法姘居等现象在农村“见多不怪”，成为引发矛盾纠纷的一个重要因素；表现三，赡养矛盾增多。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随着人口外流的加剧，居乡老、弱、病、残人口增加，实际供养人数在减少，另一方面，有些人置传统美德于不顾，即使有几个兄弟姐妹，都有赡养能力，但相互推诿扯皮都不尽孝，不赡养老人的例子也不少。如县法院前两年审理了一件赡养纠纷，原告镇肖某，今年八十多岁，生有五子二女，除一子在家外，其他子女均出门做媳妇或上门做女婿。在家的儿子接受了父母财产和山林土地经营权，负责肖某生养死葬。后来，肖某与儿子发生争执，儿子不愿奉养老母，肖某走投无路，只好在公路边用四捆苞谷梗搭棚遮寒。在县法院的努力下，肖某的生活才得到保障。五是“”、“旷野窄门”等邪教活动有所抬头。目前，我县“”邪教组织已得到有效控制，但“旷野窄门”顽固分子活动频繁，涉及到全县八个乡镇10多个村。他们散布信神能治病、信神能保平安、能吃到生命粮等谣言，蛊惑人心，诱骗群众参加邪教组织。六是群体性矛盾增多。群体性矛盾及事件诱因较多，特别是乡村公路和重点项目建设极易诱发群体性事件；群众集体上访明显增加，农民工工资不到位问题，山林土地补偿纠纷，镇油菜坪村部分村民与水尽司三级电站产生的电站权属、电价及土地争议等问题；香党坪农场因改制补偿问题都发生了集体到县、市有关部门上访的事件。七是青少年违法犯罪比例上升。受教育体制改革的影响,我县每年都有近两千名青少年从学校流向社会。这部分人中的大部分由于不能就业，外出务工又缺乏必要的技能，长期在外游荡，有些青少年受到了许多不良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又缺少必要的生活来源，许多人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从县公安机关统计的数据来看，近几年我县青少年违法犯罪主要集中在两类犯罪，一类是侵财性犯罪，尤其是盗窃、抢劫居多。另一类是暴力性犯罪，杀人、强奸、伤害、寻衅滋事等。但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社会治安和稳定的因素远不止以上七种，如农村流动人口的管理、“两劳”释放人员的管理、农村民爆物品和烟花爆竹的管理、森林防火、乡村道路运输安全等，这些问题都是不容忽视。

二、当前影响农村社会治安和稳定的主要原因

综合以上调查分析，我认为当前我县农村存在各种不稳定因素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五点：一是群众文化素质偏低，法治观念不强。农民文化素质不高，导致许多人在处理问题时方法简单、粗暴。从近年我县发生的命案来看，近80%的犯罪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有近20%的人是文盲。由于文化程度不高，他们思维简单，遇事不能冷静思考，不能克制自己，不懂寻求解决问题的正当途径，而更多的是争强好胜，刀棍相见，大打出手，以致发生命案。同时，文化素质不高，群众缺乏必要的鉴别能力，导致非法婚姻和邪教在许多村都存在。且法治观念不强，许多人犯了法自己还不知道。二是防范意识不强。在我县农村，群众脱贫致富的情绪高涨，大部分人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发展经济上，忽略了治安防范和管理，加之农村技防、物防条件相对落后，在治安防控方面出现一些漏洞，给了犯罪分子可趁之机。三是警力严重不足。我县国土面积大，人民群众居住分散，治安防范的工作量极大，但我现公安系统总共只有120多人（包括行政、事业编制10人），其中县公安局机关20多人，其他业务部门如刑警大队、经警大队、交警大队、国保大队等60多人，真正到基层派出所抓治安防范的只有40多人，也就是说派出所每一名干警平均要管辖49平方公里的地域，警力严重不足。公安机关接处警任务繁重，平均每天接警10次以上，每次接处警都要出动车辆、警察去调查核实，牵扯了大量的警力和精力。四是综治基层基础力量薄弱。从近几年我县发生的矛盾纠纷来看，大部分是因为山林田界、婚姻家庭纠纷等因素引起，只要矛盾纠纷一发生，我们的基层治保、调解组织早知道，早介入，早化解，很多“民转刑”完全可以防止。但也有一些基层干部在矛盾纠纷面前“怕”字当头，一怕结仇，二怕当事人纠缠不休，“惹火烧身”，三怕处理不好两头受气，致使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得不到及时处理，导致矛盾激化，小事拖成大事。五是深化农村改革的措施尚有差距。在完全取消农业税费之后，农村山田土地分配不均的矛盾进一步显现，村级债务化解问题，没有完善的配套改革措施，都极有可能产生新的社会矛盾。另外，每年都有大量的农民进入城打工，一些歧视性政策，他们的居住权、子女受教育、医疗、社会救济等无法保障。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下，一些农民心态失衡，出现仇富心理。在不能通过正当渠道获得收入时，就走上了犯罪道路。这种因素日益成为农村社会乃至整个社会治安不稳定的隐患。

三、当前确保农村社会稳定的主要对策

乡村社会范文篇5

关键词乡村社会国家政权建设治理转型

提及乡村社会的基层政权建设，人们并不陌生，至少从上个世纪年代体制解体以来，它就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一个话题。不过，那个时候，人们不说是政权建设，而是说体制改革，于是就有了“乡政村治”格局下的村民自治和乡镇体制改革及其研究。有那么几年，农村基层政权的改革好像并不仅仅是关乎农村和农村研究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乎中国和中国研究的大问题，因此，其一举一动总会扯动整个知识界的视线。结果，心有所鹜，载荷甚重，就不免进人到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话语自我建构的境界。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讲，这种话语建构于农村的现实关切如何暂不清楚，但至少已经离理论的预期不远，于是便有人开始说，关于中国的研究几近进人一个言必称乡村民主的“草根时代”。

当然，细心人知道这是一种略带几州皆谑的说法，所以才有“热闹中的冷想”一说。川然而，如果不做如此解读，却也可以反过来正解为学界进人一个让农村和农民来为国家发展投石问路的年代。

中国农村似乎总是在晚近以来的历史中扮演某种特殊角色，不过，人们旋即明白，这一次似乎是有些太过于看重自我的想象。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按的话来讲，最大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即改造农业和农村，而不是被其所改造。虽然自晚清以降，引领历史前行的城市这一现代化的火车头，因为拖不动过于庞大的乡村而翻车出轨，一度反由农村决定了城市的命运，但山穷水覆以后，历史最终还是选择让城市来铺排农村的前途。当人们从理论自我建构的楼阁中领悟到这一由历史经验所积淀出来的常识时，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构想便也由空中回落到地面，成为真正关乎乡村的问题。于是，人们开始认真去发掘“草根民主”的乡村价值，并且还真有人从中看出了些许门道-眼下的改革是否就是近代以来乡村社会之“国家政权建设”在新时期的延续从此，村庄的选举便被一些学者相应地视为国家通过其在乡村社会权力合法性的再构，以图完善基层政权建设之功的举措。这一新的说法，似乎还能从近代乡村基层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中找到论据，或者帮助人们在历史和当下之间建立起某种连接。国家政权建设是一个舶来的概念，它原本对应的是一段欧洲政治发展的经验。按照张静在《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一书中的说法，它特别指分散的、多中心的、割据性的权威体系逐渐转变为一个以现代国家组织为中心的权威结构。从时间上看，这即是一般史书上所讲的民族国家的建构，而从空间上看，它又往往表现为近代意义上的权力结构不断集中和不断向基层社会扩张的过程。海外汉学界中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似乎感觉也可以用这一概念来照应中国乡村的政治变迁，而其基本着力点就在于，借此来分析近代以来地方社会如何出现一个以国家权力为中心的基层社会权力结构的重组，以及这一过程对传统“绅治”秩序的弱化和替代。不过，这多是历史学家的视野，与现实研究无关，而上世纪年代以来国内政治社会学界将这一概念引人到当代乡村基层政权的研究，却有另一番新解，它所强调者，不是历史研究中所着意要凸现的“官治”对“自治”的解组，而是为了说明草根民主在弥补后公社时期治理真空中的作用。也就是说，借用这一概念所要说明的，已经不是选举对于中国发展的路径效应，而是其可能具有的重塑乡村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功能。

这样，在农村基层政治的研究中便出现一种有别于宏大国家关怀的底层取向，它所对应者，正是年代以来中国乡村基层治理功能不断弱化的困局。由此便生长出另外一种对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的定位，其功用首在治理，而非民主。当然，笔者也知道这种区分有些牵强，因为现代治理观所讲求的正是公共权力合法性转换基础上的权能运作绩效，它本身即内含了公民权利保障和政治参与的成分。但许多研究者在做这种区分时，并非不知道这一涵盖关系，而是有意借这种概念的区分来凸显与单纯民主理路的乡村体制改革所不同的思路，即欲借“治理”一词来强调如何救治和缓解因为乡村基层公共权力弱化所导致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是真真切切存在的，诸如前些年一些地方村庄公共品供给缺失、村庄公益事业废弛、农民因为公共权力无为而面临种种从生产到生活的困窘、当前在新农村建设中公共权力的作用无法发挥等。既然学界已经有了以国家政权建设的思路来考量近代乡村发展的前提，那么，这种救治和缓解的现实努力自然也容易形成其向历史反溯的意向，并依此重新整理出近代以来乡村政治发展的逻辑及其得失成败的依据。

这样一来，一些新生代学人不仅自认为打通了乡村治理研究与晚清以降的乡村社会国家政权建设的关系，似乎还重新挖掘出实践在这一政权建设历史序列中的位置与价值。因为谁也无法否认，公社时期正是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和管控最为得力的时期，这种得力已经不仅表现在它曾经努力扮演过的向理想社会渡的“桥梁”作用这种通往未来之路的尝试似乎不再愿意被今人所提起，或者干脆就要刻意地忘记，更在于它将基层社会拧成一股绳的无上功力。如果说，这种功力在年前曾经是学界所要检讨的对象，那么，在现今一些人的眼里，却可能正是其要被重新整理和强调的价值，尤其是当他们在痛感因“权力无助”而致的当今乡村治理弱化之时。结果，依此标准，一种重新被发现整理出来的历史逻辑便被呈现大集体时期标志着自近代开始的乡村社会国家政权建设进程的成功和结束，而自年代开始的治理变革，反倒可能是某种退化。因为，人们在无法看到外在权力秩序之于乡村社会无所不在的约束之时，却看到了农村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而这些问题又被一言以蔽之为权力退出状态下的村庄原子化。于是，当新世纪初有人开始思考农民善分还是善合的问题时，作为救济之道，便有人开始期盼权力对于农村社会的重新介入，且以为要解决农民合作的问题，非权力的大力涉人，没有他途。虽然还未看到这种呼唤有否被我们的地方政府所采纳，可若单就认识的发展线路来讲，思想的历史确实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拐点，当一年代的学界在全力反思全能主义之弊时，仅仅在短短的年之后，似乎又有人要历史折回到它的起点-这样说也许太夸张，准确地说应该是想要在历史的武库中去寻觅可以缓解当下问题的利器。这一轮回来得如此之快，让我们这些过往之人有些来不及适应。难道当初的反思错了中国乡村社会只配被捆绑起来才有望奔向幸福的康庄大道问题当然不会那么简单，而且也没有人会如此天真地看问题，但关键倒不是我们如何对待历史尽管这也十分重要，而是应该如何来应对现实。在这方面，我们的确面临一个似乎是悖论的选择。从现实来看，因权力不足而引致的问题确实存在，但这显然不是酿成当下乡村困局的全部原因，因为人们同样也可以找出因权力强悍而致的乡村和农民受困的大量案例。可见，面对复杂的现实，任何单项度的解释都显得单薄无力，或者反过来讲，目前学界所存在着的对权力制约和涉人这两种不同的主张，各自都有足够充分的理由。学界显然已经没有了年代那份单纯的批判性自信，人们意识到，当下农村诸多困局的缓解，可能既与限制权力过深的涉人有关，又与改变权力的消极无为相连。一方面，权力如何摆脱历史的运作惯习，仍然是改善农村和农民状况的基本政治前提另一方面，增加权力的作为也确是克服乡村治理弱化的必要举措。所以，面对不同的态度和立场，尽可不必去苛责谁不面向现实，谁又缺乏历史的体验，因为我们确已经难以单凭遏阻权力来保护农民，也同样难以单凭弘扬权力去推动发展，缺乏权利的保障与缺乏权力的扶助，可能都是乡村社会中农民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所要遭遇的真实问题。

无疑，深人的农村调查既能让我们看到摆脱全能型治理后农民在自由、自治和自立状态下所获得的解放，也能让我们目睹他们不时仍旧会遭遇权力侵害的无奈既能让我们找到因权力扶持而脱贫致富的案例，也会向我们展示因权力无为而任凭市场风雨吹打的乡村社会的凋敝，各种情况同时存在，几乎很难厘清谁是促进发展的动力，谁又是加重问题的根源，或者不如说它们在相互的交切与强化中共同促成了成绩与问题的生成。所以，要理清对立两极间矛盾与悖论共生的困惑，便不是要做单项度的思考，也不应该是在回到权力的深度介人与维持无为的守夜人角色之间再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要进一步厘清乡村社会中公共权力的运作特性、功能及其绩效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寻找改良与完善之策。所以，在治理实践中，我们究竟要规范和制约什么样的权力，又要改善和提升何种权力运作的功能，才是应该思考的正题。

在这方面，英国学者迈可·曼的权力二分理论可能会对我们有一定的启发。迈可·曼把国家权力分作两个层面，一是强制性权力，即国家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二是基础性权力，即国家渗透市民社会，在其统治的领域内有效贯彻其决策的能力。〔这提醒我们去进一步关注乡村基层权力运作之不同项面的关系。因为，在乡村社会的权力运行中，同样可以细分出强制权力与基础权力两个方面，前者标志着公共权力相对于社会和农民个体所具有的无可挑战的势能，后者则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公共权力对社会所承担的公共供给与服务职能。以此线路来思考乡村权力运行中两者的关系，笔者发现，中国乡村社会中的公共权力包括国家在乡村社会的正式权力设置和代表国家行使村庄治权的社区自治权力运行似乎受到历史惯习的影响，往往表现出一种整体主义的特征也可以叫做大一统，即其强制性和基础性两个方面关联密切，往往是一进俱进、一退俱退，一强俱强、一弱俱弱。即要么以强制性权力作支撑，基础性权力表现得强而有力如时期那样，要么当强制性权力受到约束，或有所减弱之时，基础性权力也相应地被削弱甚至崩解如前几年一些地方的情况就是如此。反之，为了重新增强基础性权力，似乎又只有再去寻求强制性权力作支撑，哪怕因此而牺牲农民的基本权利。

由此，笔者得以理解现实乡村社会中两类全然不同的权力运作现象并存，以及由这种并存所造成的种种权力运作之混合效果的原因。一方面，强制性权力已经极大地隐匿于后台，并不时示人以威慑，但总体上却不受社会制约，仍然存在着很大的自主行动空间。所以，当某些基层权力组织在市场状态下想要将自己变为谋利工具时，其所具有的权力势能会非常容易地帮助它们达到目的。这最为明显地表现在征地等开发性事宜中农民缺乏基本的谈判能力，只能听任政府组织对利益分割做出安排。另一方面，基层权力的供给与服务能力受财政和政策环境等因素的限制，又被极大地消解，致使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常常因为缺乏公共权力这支“有形之手”的扶助，而遭受“无形之手”的“折磨”和“蹂厢”。并且，也会因为缺乏公供品有效供给与服务，而让村庄公益事业陷人瘫痪、半瘫痪的境地。这可能只是对一些最为极端的状态所做的分析，其中自然省略了公共权力造福于民这一更为基本和主流的事实但是，这些极端的状态和事例却可能产生相当消极的影响，从反面去形塑乡村社会的治理生态。

我们说，农民也要分类，其中也有不是省油的灯者，这些人动辄会用“弱者的武器”来与强势的权力抗衡，从而使硬统治遭遇软抵抗而减弱其效能。又有人说，现在“无公德个人”的泛化改变了乡村治理的社会和文化基础，使以村庄公共伦理与需求为基础的公益职能在普遍私德的包围中难有作为。其实，这些同样属于特殊的事例和状态，即是这一特定治理生态的陶塑物。什么样的社会生态磨练什么样的生存技术，有自由无权利者在遭遇侵害时最节约成本的反应自然是弱者武器的运用，而被遗忘的底层原子化生存状态，更是普遍催生转型期无公德自利行为时事观察的温床。这一切，都既与强制性权力仍旧过强有关，又是基础性权力遭到消解的结果。更有那些不是省油的灯的农民更为准确地讲，可能是由某种既无权利保障、又无社会责任意识的“准丛林”状态所塑造出的典型原子化个人，往往会为一己之利而利用种种制度裂隙与政策不接轨来“反制”于国家之于乡村治理的种种努力。如前些年隐匿土地数量、拖欠税费，近些年在土地开发中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捞上一把，甚至利用“缠访”等非正常手段步步营利等，都是这样一种状态的极端化表达。站在局外的角度，可能会以为这些都是农民的正当维权但深人农村实地观察，却发现它们更可能是由于治理不能正常施展而孵化出来的一种个人对社会的逃逸与不合作，或者说是行为者对社会及其公共权力的一种基于个体而非集体理性的“反制”，即行为者以牺牲普遍伦理和社会公益为代价以求自利。因此，这种农民的“反制”在削弱基层政权治理绩效之时，其实也牺牲了社区的公共利益如果近距离看，还会发现行为者可能也在挥霍社会对弱者的同情心，从而使治理失效，也使治者和被治者陷人一种从长时段来看是“双输”的权力博弈中。

一方面要不断形塑自身的公共性，其运作要受到制度规约，另一方面则要不断提高和完善其作为基层公共组织的供给与服务职能。当然，与此同时也意味着农民要公民化，既能享有权利，又具备公民的义务、责任和道德伦理。这是一个官与民相互塑造的过程，但矛盾和责任的主要方在前者，在当下中国乡村社会，毕竟是它掌握着现代规制与村民文化培塑的主动权。

这些并不都是笔者个人的发现，而是历史的经验。历史经验未必有普世性，但却可以有借鉴性以及对现实的引导性和规范性。总之，有感于“政权建设”一词在汉语语境中总是更易于引发人们对诸如“增强”、“强化”及“扩张”权力效能的单面想象，而易于忽略这一概念中所本应内含的对权力制约、授权来源重构那个“元历史”的价值积淀，为避免因词蔽义，笔者以为，不如就将权力和治理的变革叫做治理转型更好。转型的概念更容易让人联想到权力合法性重建及治理之道的重新探讨，也包含了增强和改善基础性权力功能等一系列内容，不易失之偏颇。

所以，笔者在此敬上一言乡村社会中“政权建设”的概念，不用也罢。毕竟，相对于历史上的欧洲，当下中国乡村社会所更需要的，不是一种去家族化和去分割化的政权公共性建设，而是治道的变革。

可见，对于乡村社会中公共权力运作的特征以及由此塑造的官民关系，绝不可轻率地做非此即彼的定位，前述两种单项度的主张，应该说都各自看到了问题，却又都有珑曲痴枷，

乡村社会范文篇6

一、乡村社会面对城市化的召唤：现状与问题

城市化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城市化不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人口集聚、财富集聚、技术集聚和服务集聚的过程，同时也是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组织方式转变的过程。

城市化总是与乡村社会相关联。在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迁。二元经济体制导致中国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在中国的体制下，一种称为“半城市化”的现象产生了。“半城市化”是相对于“城市化”而言的。农村流动人口虽然进入城市，也找到了工作，但是没有融入城市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系统，在城市的生活、行动得不到有效的支持，在心理上产生一种疏远乃至不认同的感受，处在“半城市化”状态。具体表现为：一是非正规就业和发展能力的弱化。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得不到法律和制度的有效保护，经常受到市政管理部门的清理和追赶；报酬低，工作环境恶劣，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得不到正常的休息保证，更享受不到法定的节假日休息权利；就业不稳定，缺乏职业经历累计和晋升的保证机制。二是居住边缘化和生活“孤岛化”。政府只允许农村人口进城工作，而没有从体制上接纳他们，流动人口也没有能力租住或购买体面的住房，他们的居住条件是非常“边缘化”的，往往居住在城市最简陋、环境最恶劣、区位最差的房子里。三是社会认同度差。其一是他们要么对城市社会不认可，或者不被城市社会所认可。更多的情况是他们不被城市认可。其二是对农村社会逐渐失去了认可或者不被认可。在这一点上，更多的是他们不认可农村社会。其三是逐渐转向对自己群体的认可，或被自己群体所认可，在这点上认可与被认可同时存在。［1］

与半城市化相对应的是，今天的中国乡村越来越陷入衰败的困境。中国乡村社会受到来自城市的强势挤压，经济文化以及其他社会资源占有的失衡导致农民强烈的失落感，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剪刀差持续扩大，社会政策上的不公平使农民产生被边缘化的感觉，农民成为没有“劳保”、“老保”的“二等公民”，“孔雀东南飞”导致的农村空巢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伦理问题越来越严重。凡此种种都表明，城乡不公平是当今中国最大的不公平，乡村社会必须积极行动起来，以应对城市化浪潮的挑战。

二、城市化语境下的农村、农民和农业的三个基本估计

进入21世纪以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农业和农村正经历着深刻变化。对城市化语境下的农村、农民和农业，我们有三个基本估计：

1.农村的命运

中国正致力于探索建立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中国将着眼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加快破解城乡二元体制难题，努力形成城乡发展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劳动就业和社会管理一体化新格局。政府正健全城乡统一的生产要素市场，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向农业和农村流动，逐步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产业发展相互促进。切实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完善各级行政管理机构和职能设置，逐步实现城乡社会统筹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农村是城市的温床。在未来社会里，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将不复存在。95％的农村将聚集在数千人口规模的城镇。个别聚落虽然人口规模小，但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地位也城市化了。与“大部制”改革同步，中国近期正在广大农村推动村庄合并，“大村庄制”将与“大部制”一起，成为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实行村庄合并的“大村庄制”，对于加速农村城镇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起好步”、“开好头”的重要作用。村庄合并的真正意义，还在于推动中国农村由村民自治迈入“社区化管理”，令农村变成城镇，农民变成市民。［2］

2.农民的命运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兹曾说，21世纪之初影响世界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的信息化，一是中国的城市化。2007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45%，已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经济发展的轴心转向了城市。

21世纪工农业差别将趋向消失，二元结构解体，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将不复存在，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人们将能得到平等的对待，生存在小城镇的则是农业生产者。农业生产者在全社会的比例大为减少。正如约翰·奈斯比特所说：在传统农业时代，90％的美国人生产100％美国人所需要的粮食，而在今天，3％的美国人生产120％美国人所需要的粮食。茅于轼也认为，“现在我国大约有六亿城里人、七亿农村人。在未来的三五十年中，将有大约六亿人要进城，农村只需要一亿农民就够了”。［3］

3.农业的命运

21世纪，农业不会因城市化和工业化而消失，只是农业生产采取了现代化的作业方式而已。人的生物性需求决定了农业存在的必然性。在三次产业中，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作用。中国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顺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符合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基本途径，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举措，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产业基础。

中国将十分重视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中国持续多年实施农业产业化提升行动，努力培育壮大一批成长性好、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支持龙头企业跨区域经营，促进优势产业集群发展，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合作社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或参股农业龙头企业。

三、乡村社会的诉求和应对

基于上述三个基本估计，笔者认为，在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中国，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任务将非常艰巨。但是只要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统筹城市和乡村社会建设，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就有可能实现城乡一体化。

第一，发挥新型城市化道路对城乡协调发展的统筹功能。城市化不只是一个由农业向非农业转化的过程，更是一个通过结构变动、人口素质提高、城市功能增强、生产和生活方式转变，实现社会经济资源合理配置、城乡协调发展的过程。新型城市化是“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和“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相融合的城市化，但起主导作用的是“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其显著特征是，在城市的带动和辐射作用下，周边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深刻的城市化转型。从我国的国情看，社会经济结构的城市化转型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二是就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三是空间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四是文化结构的城市化转型。可以发现，这四大结构的城市化转型从不同方面体现出新型城市化对城乡协调发展的统筹功能。［4］

第二，搞好小城镇建设与发展县域经济并举。中国新型城市化道路和城乡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发展小城镇。2008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继续发展小城镇和县域经济。2008年8月13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该规划纲要提出，到2010年和2020年，城镇化率将分别达到48%和58%。在新农村建设、构建城乡一体化格局以及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和谐稳定发展上，小城镇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搞好小城镇建设，要与发展县域经济结合起来。要以工业化为龙头，以产业集群和专业镇为载体，积极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使工业化更多地惠及农民。要从实际出发，选准和发展特色支柱产业，培育市场竞争力强的优势产业、优势企业和优势产品，形成具有县域特色的产业结构。要理顺和规范乡镇财政体制，建立和完善农村基层政权运转的财力保障机制。要进一步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深化农村综合配套改革。

第三，要建设现代农业。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顺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符合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现代农业的核心是科学化，特征是商品化，方向是集约化，目标是产业化。与传统农业相比，它具有四大特点：一是突破了传统农业仅仅或主要从事初级农产品原料生产的局限性，实现了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生产，使得农工商的结合更加紧密；二是突破了传统农业远离城市或城乡界限明显的局限性，实现了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城市中有农业、农村中有工业的协调布局，科学合理地进行资源的优势互补，有利于城乡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组合；三是突破了传统农业部门分割、管理交叉、服务落后的局限性，按照市场经济体制和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求，建立了一个全方位、权责一致、上下贯通的管理和服务体系；四是突破了传统农业封闭低效、自给半自给的局限性，发挥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实现农产品优势区域布局、农产品贸易国内外流通。

第四，要积极推动政策和体制机制创新。城乡协调发展内在包含着城乡制度统一和权利平等的诉求。根据目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必须逐步进行诸项改革：一是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通过给予农民工准市民待遇到市民待遇的逐渐过渡，最终形成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二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机制，强化农民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发展农村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三是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5］要缩小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异，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要合理配置城乡资金投入，不断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

总之，21世纪城市化语境下的乡村社会变迁的趋势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将不复存在，农村逐步变成城镇，农民逐步变成市民。二元结构趋于解体，工农业差别日趋缩小，中国农民生存状态彻底改观历史时期已经到来。但农业不会因城市化和工业化而消失，只是农业生产采取了现代化的作业方式而已。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和乡村社会的区别在未来社会中转化为大中城市和城镇的区别、居民从业结构的区别。

参考文献：

［1］王春光、王芳.农村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现象堪忧.中国信息报，2007.10.10.

［2］中国正推动村庄合并“大村庄制”成未来政改新目标.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1.30.

［3］黄胜利.以更科学高效的方式推进城市化.中国经济时报，2009.1.16.

乡村社会范文篇7

[关键词]乡村社会法律控制普法

一、问题的提出

在法治的背景下，乡村秩序的安排不管是从现实还是从理想来看，都寄希望于法律。从1985年的“一五”普法教育开始，乡村的法律教育已进行了二十多年。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试图将统一的法律知识和观念推向农村，以此实现法治现代化。法治就其内容来说，包括两个方面，即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和对国家权力的限制，这一点不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不应有任何不同。这是因为权利作为一种利益或是一种资格，能给当事人带来利益，在利益的引导下，很难认为乡村社会会对其加以抵制。因而在乡村社会的法律控制中，我们必须研究作为法治主体的一个部分，乡村社会，特别是普通的村民，他们对待法律的态度到底是什么，他们是不是总是处于被动的接受者的地位，因而对法律的控制有一种本能性的抵制；作为法治主体的另一部分，基层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是否总是在法制建设中处于一种正面的地位；实行自治的乡村自治组织在乡村社会的法律控制中应处于何种地位；作为法律的制定者和法治的倡导者，国家究竟应站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乡村社会的法律控制。只有在回答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对乡村社会的法治建设有一个更为客观的认识。

二、普法背景下的乡村法治观念

法律控制的一个关键是法律能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通常认为当行为按法律所希望的方向而动时，就被认为有效。从“一五”普法到“五五”普法，农村一直是普法所面向的对象。所谓普法，不可避免地涉及一套规则及其价值观念的教和学的问题，相对来说，国家处于主导的地位。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国家的普法是处于被抵触的方向的，恰恰相反，普法、大众媒体和宣传教育所提供的权利观念，在乡村社会中被广泛接受。

例一：周广立现象

周广立是山东阳谷县一个只有五年级文化的农民，1995年9月周广立在赶集的时候遇到县法院正进行《行政诉讼法》实行五周年的法律宣传，当时县法院在大街上摆了3张宣传桌，来一个人就边递材料边说：“有冤案没有？民可以告官。”周广立在咨询一个有关计划生育的罚款是否符合立案条件，并得到法官的肯定回答后，便了这一案件并且最终胜诉。自此以后，他成了一个免费为当地村民民告官官司的“土律师”。在他的案件中，胜诉率达到90％以上。1

例二：计划生育中的人身自由

在广东韶关始兴县都亨乡进行的一次法律调查中，都亨乡的乡长向调查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案例：有一个村民与原配生有一个孩子，在原配去世后又结婚并生有一个孩子，计生人员认为该村民没有实行相应的节育措施，并将强制执行。但该村民一口咬定法律中“人身自由不可侵犯”这一规定，拒不执行，多次拨打110报警，称自己的人身自由受到侵害。1

在以往的论述中，学者们过分强调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中，往往是“法律不入”之地，并找出其中原因，如法律过分都市化、市民化；再如乡村社会更注重内部和谐，而轻视借助法律，依据公开程序解决纠纷等等。周广立的实践充分证明，所谓反映都市人要求的“陌生人的法律”，通过恰当的方式也可以很好地进入乡村社会。2周广立是一个农民，他所的对象也多是农民，而状告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乡政府。从法律知识的来源来说，周广立最先是在法律宣传的过程中，从广义上说也就是普法的过程中获得法律知识的。他对这种外来知识的接受，开始时虽然出现过疑问，但是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障碍，他至少顺利接受了进行法律咨询的法官可以立案的说法。由于这一案件是周广立他人的案件，从新闻报道来看，他的被人也是顺利、甚至是高兴地接受了这一知识，因为“有申冤的地方了”。当时虽然有村民对周广立的行为表示出一种不信任，但胜诉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一不信任，否则的话，他的案件不可能跨出省界进入河南省与山东相邻的县，甚至进入其他省。从当时情况来看，行政诉讼法颁布五周年，民告官在城市都算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周广立等却将其顺利地接受了下来，并在实践中运用，因而很难以法治过分都市化作为农村法治推行不利的理由。对于乡村社会来说，它所关注的重点并不是法律是都市化还是乡村化，而是法律能否解决其现实问题，能否为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提供保障。

从周广立现象来看，普法只是为法律知识进入乡村社会创造了条件，当人们知道了法律的存在后，也会按照自己的需要主动学习法律知识。周广立就多方面自己搜集相关的法律书籍进行学习，他并没有将自己的法律知识仅限于那次普法。实践表明，人们会根据自己的要求，主动寻求他所需的法律，并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在韶关的法律调查中，被访者向调查者展示了一份写好的起诉书，事实和理由写得相当规范。材料显示，被告李某家中有多个兄弟，为村中的恶霸。曾依仗其兄弟势力横行乡里，引起村民纠纷。1我们对此案的结果在这里不进行预测，但是足以说明一个事实，当出现纠纷或者说当权利被侵害时，人们会主动根据法律的要求，寻求法律的救济。

与之不同的是，例二中的权利观念就更复杂一些。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也是乡村社会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同样人身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也是基本的人权，两者都没有问题，但是当村民将两者结合起来时，问题就出现了。以权利对抗权力固然没错，但是权利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这一村民能接受前者，但却没有接受后者。也就是说，当法律进入乡村社会时，乡村社会会以自己的方式接受它。对于普法所宣传的法律和法律观念，特别是有关法律可以保护权利的观念，并不是在乡村社会中没有被接受，而是以其自己的方式在发挥其作用，尽管有时候这种作用不是国家所愿意看到的。就例二来说，村民以人身自由权抵抗计划生育固然没有法律依据，但是至少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就乡村社会而言，人们愿意用法律维护个人权利，这一点与城市并无不同，国家所要做的只是将这种权利的维护确认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

三、法律控制的障碍——法外部的原因

在法治的背景下，以普法为代表的法治教育所输送的国家法律的正当性是无疑的。这一正当性使法律承担的使命并不仅仅在于让乡村社会熟悉法律和维护个人权利，还在于秩序的维护和乡村的现代化。在这一目标没有实现的情况下，很多人将其原因归于乡村社会对法治的不接受，这可能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是上面的分析可以证明这不是一个主要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或许更为重要。

在乡村的法治建设中，乡村自治组织—村委会和基层政权—县乡政府处于重要的地位。从法律上讲，村委会和基层政府的地位不同，村委会行使的是自治权，基层政府行使的是国家权力，但两者都在乡村社会中处于主动的位置。在乡村法治建设中，村委会和基层政府虽然可发挥积极的作用，但也往往会对法治的推行造成障碍。就基层政府来说，法治的本质在于限权，其中主要限制的是政府的权力，出于自身的考虑，即使对权力的限制是国家法律的要求，也会遇到权力的阻碍。而对村委会来说，自治权的行使容易以多数人的利益对抗少数人的利益，从而对国家法的实行造成障碍。

例三：周广立的苦恼

周广立打官司虽然受到当地乡村社会的欢迎，但在官方却是另外一回事，周广立曾被威胁，也被一个副乡长殴打。但他的苦恼不在于此，而是大案办不了。

1995年5月，阳谷县四棚乡以薛庄村部分村民犯有“妨碍公务”罪，并有制造假冒伪劣商品和超生、非法占地建房等行为为由，动用推土机将部分村民的60余间民房推倒，家电、衣物全部抢走。周广立起诉后，阳谷县法院在向县委和县政府请示后，决定不立案。1

例四：姑娘户问题

在我国乡村，一般将外嫁他村但户口仍留在娘家的妇女，称为“姑娘户”。富裕乡村一般通过制定村规民约收回“姑娘户”已分配土地或拒绝分给她们土地及其相关权益。虽然各地法院从保障村民特别是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宗旨出发，将“姑娘户”起诉村民委员会案件，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进行立案审理，但只能判决村民委员会重新开会，而不能直接判决应对“姑娘户”分多少土地、发多少财物。2周广立所的案件已超出山东省。就案件类型来说，他所的案件大多是相当简单的行政案件，在这些案件中，行政机关明显缺乏基本的依法行政观念。就例三来说，乡政府的行政违法性相当明显，但仍不愿接受最起码的法律约束。在没有周广立参与的情况下，阳谷县曾召开了“周广立现象”研讨会，会后的结论是周广立的出发点有问题，对于这一现象，只能引导，不能提倡。1也就是说虽然国家法向乡村提供的法律观念是行政权应依法行使，个人权利应得到保障，但是基层政权对此却持保留态度。就周广立现象来说，乡村民众愿意以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这方面普法的宣传教育是顺畅的，而周广立的苦恼则不是单靠普法或法律宣传所能解决问题的了。在周广立的苦恼中，不管是县乡政府还是县法院，并不是不懂法。从理论上讲，县政府与县法院肯定明白司法独立和依法行政，但在实践中则是另一回事。在县法院的请示报告中明确写明“此案属法律规定的受理范围，理应立案。从现有材料看，立案裁判，乡政府行为无法可依，将会败诉。而此类行为并非四棚乡一乡仅有，判决结果对今后规范乡政府的行为是有益的，但其产生的连锁反应，对目前四棚乡乃至全县工作将造成很大影响，县有关领导认为应暂不立案，应是基于此种原因”。2也就是说，当农民希望以法律解决问题时，管理者却害怕法律。在韶关的法律调查中，有一位乡镇长说了这样一句话：“村民的法律意识的进步，实际上是管理的退步。”这虽然是针对上文所提到的计划生育事件说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基层政权中的一种看法。农民掌握法律知识后，确实会对乡村的管理产生一定的限制，但是只要这一限制不是无理由无依据的，而是法律所赋予的，那么对法制建设只有益处而无害处。因为法治既是以清晰的权利边界为基础的，也是以清晰的权力边界为基础的。

韶关的法律调查显示，村委会非常清楚其在国家法制建设中的地位，在村委会的调查问卷中，认为村委在贯彻国家法律法规的过程中作用很大的占了90％，作用一般占10％，作用很小和无用的没有；认为村干部经常进行法律学习的占80％，一般的占20％，没有人选择较少和基本没有；当村民发生矛盾纠纷时，选择依法律规定的方式解决占60％。有意思是对于这一选项没有像前两个那样的一致，有人进行了重复选择，因而选择与村里有威望的人协调解决同时占了50％。3从这一数据来看，村委会对自己的地位和法律在乡村管理中的作用是明确的，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当对外作为一个问题来回答时，他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标准的答案。但是当涉及到解决实际问题时，就不象回答问题那么容易了，这也是第三个问题没有第一和第二个问题那么一致的原因。他们所接受的知识让他们知道法律应是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但实际操作中可能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因而他们一方面选择了法律，另一方面则做了保留，使正确的知识和实际的操作处于两个不同的层面。在姑娘户案件中，村委会则以自己的方式阻碍了国家法的运行。如果问村委会及村民是否知道男女平等，获得否定答案的机会可能不多，但实际的做法却正好与正确的答案相反，并且作为一个现象广泛存在。国家法律在这方面产生的困难并不在于权利受到侵害的村民没有法律观念，他们实际上是试图通过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法律却无法实现它给村民所提供的法律预期。因为法治意味着限权，限权意味着权力的边界，在有关姑娘户的问题中，村委会拥有的是自治权，姑娘户拥有的是平等权，而法院所拥有的是司法权。司法权作为一种公权力有一种边界，平等权作为一种个人权利当它受到侵害以后只能由公权力进行保护，而自治权力的基本构成要素就是其具有公权力不可介入的自治意志，法院在此类案件中无权直接指示或要求村民委员会对土地或财产进行如何分配，审判的结果通常是法院只能撤销村民委员会的决议，或指定村民委员会另行作出决议。在这种情况下，村委会就以合法的方式阻碍了国家法律在乡村社会的运行。

四、法律控制的障碍——法本身的原因

当说到国家法律对乡村社会控制的失效时，乡村社会非正式的制度，或者说民间法，被认为是法律实行的主要障碍。民间法与国家法相对，具有多种多样的形态。社会中的习惯、道德、惯例、风俗等社会规范（socialnorms）从来都是一个社会的秩序和制度的一个部分，因此也是其法治的构成性部分，并且是不可缺少的部分。它们之所以能长期存在，绝不可能仅仅是人们盲目崇拜传统的产物，而没有什么实际的社会功能。1不管是民间法还是国家法，如果要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必须能满足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具有可执行性，二是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简单地说，就是法律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例五：农村养老问题

当前在农村，老人诉说儿子儿媳妇不孝的越来越多，可以说已经达到怨声载道的地步，反映遗弃、虐待和侵犯老人合法权益的人和事不断见诸报端。据司法部门提供的资料，各级法院受理的赡养纠纷案件逐年上升。农民普遍富裕起来以后为何不愿尽孝的反而多了起来是当前农村家庭养老出现的一个新问题。1

例六：曾某的继承权

在一次普法活动中，农村妇女曾某咨询其父亲死后留下一幢房产，两个兄弟因此发生争议，应如何处理。在得知其可以分得遗产后，她启动了诉讼程序。在诉讼中，曾某的兄弟认为已在其舅舅的主持下，就房产的分配和其母亲赡养费的分担达成书面协议；曾某的妹妹放弃了遗产继承权。判决的结果是：他们的母亲分得了房产的5/8，而曾某和两个兄弟各分得了1/8，对母亲的赡养费问题法官没有涉及。包括曾某在内，所有的人都对这份判决心存不满。最终结果是虽有判决，但仍执行了原来的书面协议2.孝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社会、国家宣传的主流社会观念，在法律上，不管是《婚姻法》还是《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对其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实际情况是对于孝来说，不论是国家法还是民间法，都没有得到实行。就民间法来说，现代法律观念是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而传统的孝是家族式的，以个人权利为代表的法律观念和法律制度向农村社会的渗透，孝所依赖的家族式的观念的根基就会发生动摇，传统中的孝也就丧失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国家法来说，与现代法治所伴随的是不会因一个人的道德问题而对其施以惩罚，只有当事情触犯了法律时，其所应承担的不利后果才会明显。传统社会中的“孝”不仅涉及对老人进行物质上的“养”，还包括在精神层面的“敬”，这两方面不可分割，相对来说“敬”更为关键。但是当到了法律层面，其重心在于物质层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放弃了精神层面的“敬”，以至法律上的圆满解决，只能是把“赡养”问题合法地简化为钱财供应，而当事人则可能无可挽回地失去亲人看顾、情感和慰藉，以及，总之一句话，传统所谓“孝”和“养”所代表的许多东西。1就其原因来说，现代法律以强制性为特征，但并不是所有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都是可由强制性来解决的，故法律可以通过强制执行赡养费用来实现对老人的物质赡养，但对于精神赡养，对于家庭中的亲情，法律是无力进行强制的。即使法律得以执行，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赡养老人的问题，最终造成对老人的赡养问题成了农村社会的主要问题。就曾某的案件来说，其中所涉及的赡养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依据民间法得到了处理，按照曾某的兄弟的协议，他们两人得到了房产，也同时需履行对母亲的赡养义务，虽有法院的判决，最终履行的是这份协议而不是法院的判决。但是在这一案中，民间法之所以能代替国家法发生作用的原因并不在于民间法，而在于国家法，因为依照国家法的判决本身就不具有可执行性。就房产的分割来说，按我国法律规定，农村房产属宅基地建房，此类房屋与城市房地产的区别在于其转让受到限制，也就是曾某所分到的那八分之一很难兑现，不仅难以转让，也难以通过管理而得到利益，她所得到的是一个形式上的判决，除了得罪其兄弟外，没有任何益处，她所应得的房产只能最终由其兄弟支配。在这方面曾某所接受的现代权利观念是因为其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而让位于民间法。这在曾某的母亲方面更为明显。由于现代法律强调不告不理原则，只要曾某的母亲没有对赡养问题提起诉讼，此事就在法院管辖之外。但是生活并不象法律这样权限分明，曾某的母亲得到了八分之五的房产，作为一个老人来讲，法律所给她的并不是她所需要的，这八分之五的房产无法解决她的生活问题。她的兄弟以得到母亲的房产为代价承担了赡养义务，这从表现上看是依从民间社会进行的安排，但实际上与国家法并不冲突，因为不论是民法通则还是继承法，都有遗赠抚养协议的规定。曾某的行为虽然符合法律的要求，但这不是一个经济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换句话说，如果曾某懂得的法律再多一些，她会选择一个更加有效的法律解决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国家法肯定能被民间法代替。

五、乡村社会的法律控制与普法目标的实现

社会的有序或有规则之所以重要，并不是为了社会本身，而是为了个体在社会中的生活。因为只有在有序和规则的环境中，人们才可能对未来有一个大致确定的判断，才可能有自觉的、有意义的生活，也才有可能在社会生活中运用个人的知识采取有效的行动、做出种种安排，其努力才是有意义的。1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以普法为代表的国家法治教育在乡村社会中能够得到接受；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虽然没有国家权力的支持，有利于生活的民间法也能在乡村社会得到接受。

当我们谈到乡村社会的法律控制时，其中经常会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即乡村与城市的不同，这虽然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我们不能将之绝对化。乡村与城市的不同并不是因为生活在其中的要求不同，而在于社会条件的不同。在乡村社会中，相对来说权利观念在接受方面的困难远远不如在权利实现方面大，而后者的困难并不在于乡村社会不愿意接受法律的控制，而在于乡村社会的另一面，在周广立的苦恼中是基层政权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愿意接受法律的控制，在曾某的继承权中是国家法律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而无法实现其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仅仅将问题的落脚点放于乡村社会本身，无疑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要实现乡村社会的法律控制，必须要真正实现限权（力），避免公权力对权利的侵害，并且真正做到以权利对抗权力，以权力对抗权力。要实现这一目的，增强乡村民众的法律知识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必须是基层政权的依法行政，真正实现权利是权力的边界。但是由于权利有依靠权力实现的特点，除依靠权利限制权力外，还必须依靠以权力对抗权力，特别是通过司法权来限制行政权。在周广立的苦恼中，并不是权利的边界不清晰，这一点法院也认为农民有权提起诉讼，乡政府的行为无法可依，将会败诉，但是由于行政权的干预，最终连立案也无法立案，更无法做到对权利的法律保护了。

在姑娘户的案件中，问题稍微有些特殊。姑娘户的出现虽然与传统观念有关，但是对姑娘户的权利的侵害却不单单是所谓男女不平等的传统观念的适用结果，虽然在内容方面与此有关，但是其实际的适用与乡村自治权的法律性质有关。按照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乡村社会实行自治，其依据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按照该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在土地和财产分配方面，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因此按照法律规定，村民委员会有权决定土地及其它财产权益的分配，在实践中，侵犯姑娘户合法权益的也正是村民委员会的决定。这种决定的内容虽然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但其形式上是没有问题的，即使法院判决其内容违法，仍可以另行召开村民委员会做出同样的决定，从某种意义上说，乡村自治权的规定成为村委会侵权行为的晃子。自治权的本意是保护自治个体的合法权益，但当自治组织的集体利益受到个体利益的威胁时，即使这一利益是正当的，也可能被自治权所侵害。因而在乡村社会的法律控制中，除要求对以行政权为代表的公权力进行限制外，还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实现对自治权的控权。法治的目标之一是保护个人权利，在乡村社会中就要求自治权力应该是个体权利的守护人，它既为个体权利的保障提供社会性的力量支持，又要依靠和排斥国家公权力。如何做到三者的协调，自治意志的高度理性与国家意志的全民化之间的妥协是关键，而这妥协既有制定法意义上的，也有民间法意义上的。1

在我们上面分析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乡村社会的自治组织离这一要求还有相当的一段距离，在周广立现象中，我们虽然没有看到村委会对他的阻碍，但也没有看到村委会的支持，在曾某的继承权中，主持曾姓兄弟订立协议的是他们的舅舅和族中长辈，也就是说不管是在国家法，还是在民间法的运行过程中，村委会都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这一角度说，要实现乡村社会的法律控制，在村委会的地位和作用方面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并将对整个乡村社会的法治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五五普法将着力培养和增强农民参与村民自治活动和其他社会管理的能力，使农民了解和掌握解决矛盾纠纷、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途径。其内容便是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与法律服务的结合，创新农村基层法制宣传教育的途径和形式，开展对农村“两委”干部法制教育轮训活动，培养农村基层兼职法制干部。2

1广东商学院02法7班张引弛的毕业论文《我国乡村社会纠纷解决模式的构建》，张引弛同学在准备毕业论文的过程中向我提供了此次调查的《村民调查问卷》和《村委调查总卷》两份报告，并将两份报告作为附录收入毕业论文。本文的写作运用了两份调查报告的部分调查数据，在此向张引弛同学和进行调查的其他同学表示感谢。

2谢晖：《关注“周广立现象”——答〈法制日报〉记者问》，法律博客网站，

1广东商学院02法7班张引弛的毕业论文《我国乡村社会纠纷解决模式的构建》。

1罗旭辉：《我为农民讨公道》，《中国青年报》1999年9月6日，《冰点》周刊。

2韩德强、郝红梅：《论乡村自治权力区域效力的绝对性》，《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3期。

1郝铁川：《周广立现象的思考》，中国法治网，

2罗旭辉：《我为农民讨公道》，《中国青年报》1999年9月6日，《冰点》周刊。

3广东商学院02法7班张引弛的毕业论文《我国乡村社会纠纷解决模式的构建》附录二《村委调查问卷》。

1苏力：《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

1何善军：《农村家庭养老出现的新问题及其对策》，《人口与经济》，1995年第3期。

2黄鸣鹤《熟悉之治——论现代化背景下中国乡土社会司法能力的传承与重构》，东方法眼网，

1梁治平：《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载梁治平：《在边缘处思考》，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

1苏力：《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乡村社会范文篇8

关键词：乡村自治，保甲制、宗族、士绅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关清末乡村社会政治特征的主要观点有三个，即皇权政治、乡绅政治和宗族政治。“皇权政治”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从来都是在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官僚体系以及正统思想的控制之下，乡村组织和地方精英只是国家政权的附属，皇权控制清末乡村社会的一切。“乡绅政治”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存在着国家、士绅和村庄三方面的三角结构。在清末国家没有完全渗入自然村，各村庄是相对封闭的，村庄内各阶层中最上和最下层与外界关系较多，国家对村庄的联系是通过乡保进行的，而乡保是国家与士绅之间的缓冲器，各村庄是由士绅形成乡村领袖管理的。“宗族政治”则认为，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主要在宗族统治控制下，国家只不过是个放大的宗族组织。

应该说，这些观点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清末乡村社会的政治特征。但是，如果根据这些特征来描述乡村社会的政治模型，则有以偏代全之嫌。因为，清末乡村社会的政治特征应该是，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以体现族权的宗族组织为基础，以拥有绅权的士绅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乡村自治政治。

一、保甲制度：乡村自治的载体

清末的保甲制度作为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制度安排，是与官治体制相区别的自治体制。

中国传统社会自废封建建立郡县制以来，国家行政权力一般只到县一级，皇权止于县政，县以下建立的正式组织是保甲制度。但各朝各代设立保甲制度的目的并不一样，“在同之政主于教，齐之政主于兵，秦之政主于刑，汉之政主于捕盗，魏晋主于户籍，隋主于检查，唐主于组织，宋始正其名，初主以卫，终乃并以杂役，元则主于乡政，明则主于役民，清则主于制民，且于历朝所用之术，莫不备使。”清代康熙四十七年，清圣祖玄烨下诏曰：“弭盗良法，无如保甲，宜仿古法而用以变通。一州一县城关若干户，四乡村落若干户，户给印信纸牌一张，书写姓名、丁男口数于上。出则注明所往，入则稽其所来。面生可疑之人，非盘诘的确，不许容留。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若村庄人少不及数，即就其少数编之。无事递相稽查，有事互相救应。”自此以后，保甲制作为基层政权形式而通令划一，凡保甲之法，“十户为牌，立牌长，十牌为甲，立甲长，十甲为保，立保长。”而“居民皆有版籍，南方以者以图，北以里社，皆乡贯也。”

那么，为什么说，清代的保甲制度是一种乡村自治体制呢？

地方自治就是“一地方之人，在一地方区域以内，依国家法律所规定，本地方公共之意志，处理一地方公共之事务。”也就是说，地方自治主要的规定性在于，以地方之人、按地方之意、治地方之事。清代的保甲制基本上是这样一种制度规则。

第一，保甲制明文规定，保甲组织的执事人员须是本地域内的居民。

清代对保甲组织执事人员的资格标准和选任办法均有明确规定。乾隆二十二年《户部则例》通令规定，保甲长由“士民公举诚实、识字及有身家者，报官点充。”保正甲长牌头，向例由各地域范围内之居民，公举德才识兼备及家道富有者，呈地方官任之。事实上，清代的保正甲长牌头及更高一级的“团总”均为当地人士。清《刑部条例》规定，保正甲长牌头选正直老练之人任之，若豪横之徒，藉不正名义贪利者，当该长官，严为取缔，并饬其退职从严处罚。

第二，地方之意通过公举执事人员和乡老议事来体现。

在中国封建官僚政治下，官员一般都是由朝廷任命，他们的升降都操纵在皇帝或其上级手中。而乡里组织的领袖都“直接从乡里百姓中选任，按职责分类规定选任标准。”清《户部则例》规定，牌长、甲长和保正“限年更代，以均劳逸。”其中，牌长甲长三年更代，保长一年更代，其产生的方式是选举和推荐，但却必须报县级政府备案。

第三，保甲制的职能具有地域性。

保甲制度的管理职能是“什伍其民，条分缕析，令皆归于约会长，凡讼狱、师徒、户口、田数、徭役，一皆缘此而起。”其中，维护社会治安，各代保甲均以维护地方统治秩序、严密防范和镇压民众反抗即“弭盗安民”为首要。催办钱粮赋税，清收赋税，强调自封投柜和官收官解的原则，但乡里组织仍负有协征的义务和追索滞纳者的权责。1908年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地方自治以专办地方公益事宜，辅佐官治为主。这些公益事业主要是本地之学务、卫生、道路工程、农工商事务、慈善、公共营业等地方社会福利事业。二、宗族组织：乡村自治的基础

清末的保甲制度是与宗族组织联系在一起的，宗族组织是国家实施乡村自治的基础。

费正清认为：中国家庭是自成一体的小天地，是个微型的邦国。社会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家庭才是当地政治生活中负责的成分。从社会角度来看，村子里的中国人直到最近主要还是按家族制组织起来的，其次才组成同一地区的邻里社会。孙中山也指出，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大，往往因为保护宗族起见，宁肯牺牲身家性命。”正因为这样，封建国家对于宗族组织的合法性是承认的，并力图发挥其在乡村治理上的作用。事实上，宗族制度正是清代乡村自治制度的基础。这主要表现在，保甲制度与宗族制度息息相关，互为依存。

第一，保甲制度最小也是最直接的构成单位是家庭，宗族组织是保甲制度发挥作用的基础。

保甲组织是以一定地域为联系的户的组合。由于中国乡村社会的自然村大都是宗亲的生活聚集地，保甲的“户”具有非常明显的地域性。定居人户的保、甲两级编制通常与自然村聚落或地理区划相结合。如果从职能方面来看，宗族组织与保甲组织在维护社会治定、教化族人、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方面有许多相同之处。许多宗族的族规的基本内容就是：宣传敦人伦、崇孝悌，以正纲常；“安分睦族”；无犯国法；完粮纳税。这些族规具有封建法律的强制性。所谓，王者以一人治天下，则有纪纲，君子以一身教家人，则有家训。

但是，保甲组织不能等同于宗族组织。乡村自治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宗族自治。村是以地域为基础的，而保甲则在在一定区划内的户为基础的。杜赞奇根据对华北农村的研究得的结论也证明了这一观点，保甲或里甲的划分与设想中的十进位制并不完全符合，而且到了清末，“牌”、“十家”等划分渐渐以宗族为基础。具体表现为：一牌不一定非得10户组成；牌中往往包括居住并不相邻但却同属一族的人家。

第二，保甲组织领袖与宗族组织之间存在十分紧密的联系。

宗族制是按家长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族长被视为宗子，为一族之尊。为“子姓视效所关，宗族家务所系”，掌管全族事务，对不守家法、违悖教训者，随其轻重处罚。一般农村，大多数系属集族而居，其族长不特具全村之行政权，凡涉于民间诉讼安件及族中私事，亦有处决之权。族权在明代后期业已形成，至清则更进一步强化，终于与封建政权配合，起着基层政权的作用。族权是由族长、房长、祠堂、族田（义田）、族谱联结而成。族长、房长则是族权的人格化和集中体现。”族长一般由族中行辈最高而又年长有“德行”者为之。“由全族择廉能公正、人望素孚者，公举充任。”“族中殷实廉能者任之”。“以族中有科名者掌之。”“族中各房立房长，管理本房事务，由族长、族正择年长公正明白为本房素所敬服者任之。

乡里组织领袖有时是由宗族族长等人充任，而乡里制度的领导权也被宗族势力操纵和掌握。那些有名望、有地位、有钱有势者才有资格才容易充任乡里组织领袖，而作为一族之长的族长最有可能成为里组织领袖。所以，如果族长愿意，他们极有可能一身二任，既任族长又是乡里组织领袖，从而成为乡里社会权力的核心人物。另外，即使乡里组织领袖不是由族长担任，往往也受其控制，至少受宗族势力的影响。这就使这两者如同一对孪生兄弟，在许多方面具有相关性、相似性及其相同性，二者表现出较强的亲和力。

三、士绅：乡村自治的纽带

在清末的乡村管理体制中，土绅使乡村权力体系中的行政权和自治权融为一体。

一般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里很早就分化出两种人，这就是士绅与农民。组织农业社区的份子大多数是在田地里直接生产的农民，而士绅却是主要依赖地租为生的少数知识地主或退隐官吏。士绅与农民代表两种不同的经济基础，生活程度与知识水准，他们是上与下，富与贫，高贵与卑微的分野，在传统的社会结构里，具有声望的人物不是农民而是少数的士绅。费孝通先生就认为，士绅是封建解体，大一统的专制皇权确立之后，中国传统社会所特具的一种人物。

事实上，士绅是中国传统社会自科举制以来产生的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他们具有人们所公认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特权以及各种权力，并有着特殊的生活方式，同时承担了若干社会职责。他们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在政府官员面前，他们代表了本地的利益。他们承担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有时还有组织团练和征税等许多事务。他们在文化上的领袖作用包括弘扬儒学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以及这些观念的物质表现，诸如维护寺院、学校和贡院等。但是，士绅的这些事或许可称为“半官方”的，因为士绅代政而行事，但又不是政府的人。士绅仍然是一个社会集团，在自愿的基础上行事。这些以士绅为主体的地方精英是国家和地方政治衔接的桥梁，作为地方领袖，他们与政府结成联盟，在本地承担许多职责，他们担任官员与当地百姓之间的中介，就地方事务出谋划策，同时在官吏面前又代表了地方利益。在正常情况下，政府和士绅的主要利益是一致的，并且为保持社会的轮子运转和维持现状，他们相互合作。但是当他们的利益相悖时，士绅则会批评，甚至反对和抵制官府的行政，不过并不对中央政府造成严重威胁。但是，从总的来说，士绅是清末乡村自治政治的重要纽带。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士绅是保甲制度发挥作用的纽带。

在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着国家、士绅和村庄三方面的三角结构。作为官府在乡里社会的延伸，乡里制度是以士绅为其与民联系之桥梁。就是说，没有乡绅这些乡里精英作为纽带，乡里组织领袖是很难与民联系和沟通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乡绅直接充当乡里组织领袖；其二，他们作为乡里组织领袖的“背景”发生作用，即支持得力者，反对以至更换不得力者。

“对于整个权力结构来说，如果以县以下为界限的话，皇权与绅权一向是分工合作的。分工的方式相当于税制中的承包制，士绅在往昔似乎是整个权力结构中基层地方上的一个承包者或是受委托的者，负责办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义务履行的事务，酌量各地情形拟订一个负责的标准，士绅即负责经手交纳，政府在经常的情形下照例不得另加干涉或多所勒索。”“在通常情况下，地方官到任以后的第一件事，是拜访士绅，联欢士绅，要求地方士绅的支持。历史上有许多例子指出，地方官巴结不好士绅，往往被士绅们合伙告掉，或者经由同乡京官用弹劾的方式把他罢免或调职。官僚是和士绅共治地方的。绅权由官权的合作而相得益彰。”

第二，士绅对地方自治性事务发挥着作用。

绅权是一种地方威权，所谓地方威权是对于一个地方社区人民的领导权力，这社区好比一个县或一个村落，能够领导一个县的我们可以叫县绅，领导一个乡或一个村落的可以叫做乡绅。绅权是区域性的，区域性的意义是指出士绅的领导地痊有一定范围的界限，虽然范围有大有小。一个士绅离开了他所在的社区，不会对别人的生活发生影响，便无从发生控制别人的权力。一个士绅，他领导推行地方的自治公务，只要他不利用特权，侵夺公产，而真能用之于公，做些有益地方的工作，他就可以获得公正士绅的美名，得到农民的赞仰与拥护。然而，一个士绅地主若只注意稳固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就与全社区的农民站在冲突的地位。这样的士绅攫握了地方的威权，他可以不必考虑农民的利益，而只顾及个人或者士绅阶层的利益，这就是劣绅。而且，如果政府的权力的兵威不及，它不能达到县以下的村落，也就是不能实际控制基层社区。为了地方的利益，士绅还可以发挥反对的力量，对于政府委托的某种公务可以不加理睬，或者对于政府差人施以苛暴。

但是，士绅是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其资格和作用，以及参与政治的方式和途径都由国家法律严格规定，尽管在某些地方，士绅的基本上控制了乡村的主要政治资源，我们还是不能将中国传统的乡村政治描绘成为士绅统治。

乡村社会范文篇9

当代社会，大众传媒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随着大众传媒的不断成熟，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受到了极强的冲击。而作为对农村乡土文化的终结者与大众文化的创造者的大众传媒来说，这种悲壮化情结更为明显。“在当代社会，公众往往接受媒体所呈现的社会现实。因此，当代文化实际上就成了媒体文化——实际上媒体所宣扬的绝大多数文化符号都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并成功地挤占了那些在媒体上较少得到反映的传统文化或者弱势文化的空间。”相对来说，这也是今天中国社会大多数农村的文化现状。

改革开放20多年来，社会在变革，农村在变化，农民受众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单一仅靠农业劳作的被动接受者。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城市流动。正是由于有了大众传播媒介，流动的渠道增加了，新的思想从外界进入乡村并在农民之间蔓延。变化的农村在“旦旦而聒之，月月而浸染之”的大众媒介所营造的“氛围”中受到影响，它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大众传播媒介又将如何调整自己以适应新型农村的变化？我们在思考、关注的同时也在拭目以待这种交互式的变化。“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染”。深陷帷幕其中的我们，也未必能分得清楚，辨得明白。

我试图记录，但从不承认旁观和漠然。

一.大众传媒在农村的现状

1.“农民”角色的迁移

从社会学角度，角色变化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进步与活力的体现。农民这个庞大群体激烈的阶层分化，正证明了农村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与城市相比，农村受众一直是大众传播媒介所忽略的对象。纯粹意义上的农民逐渐成为农村中的弱势群体。之所以称之为“弱势群体”，不仅仅因为其人数的大量减少，还在于他们无论在年龄上、文化程度上还是经济收入上均明显处于劣势。以我们此次在乐园村入户访问的800多名村民为例，在家务农的劳动者都有以下特点：

从年龄上看，务农人员中，46岁以上的人数占其留守总人数的51.71%，超过一半的比例；从文化程度上看，初中以下（含初中、小学、文盲）学历的务农人员占其总人数的79.92%；从经济收入来看，乐园村的主要农作物为水稻，人均耕地0.381亩，近63%的水田由种双季稻改种单季稻，按一家5口人一年种双季来算，一亩产700斤稻谷，每斤0.7元，扣除税费60元/人，农药等农支费200元/亩,一年收入才504.9元。但现实，农村农民这一“躬耕土地”的角色内涵早已开始有了较大的迁移，主体角色多元化的现代特征使得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在农村中成为弱势群体。而相比在家留守务农人员来说，乐园村一个明显的阶层分化是打工者的出现及其已经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力军，这一阶层形成了农村向城市的一次人口流动浪潮。对于乡村社会，打破城乡之间阻隔的方式是流动。作为文化信息高地的都市，未必能了解农村，固守于自己的“山峰”文化而沾沾自喜。而农民工进城，却打破了这种阻隔。当大量的农民工离开土地，流向全国各大城市时，他们所获得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新的思想观念。因为这种流动，使农业和非农业产生了联系，从而促进了乡村和城市价值观的交流，乡村和城市社会结构的交锋。随着务工人员辛勤的劳动不断付出，随着他们对城市的贡献逐渐明显，城市市民和媒介也逐渐接纳了他们，“农民工”一词，不再带有刻意鄙薄的意味。务工人员也开始融进城市，闲暇之余，他们会和城市人一样，买份报纸来看，媒介上报道的各种新闻，也成为他们工余饭后的消遣；他们的穿着打扮渐渐变得与城里人没有多大差别，尤其是年轻的打工者，城市化的衣着消除了以往另类的眼光。他们在改变自己的同时，也是在遗忘与妥协，与乡村久违，与都市合作。随着腰包日渐圆鼓，他们对于媒介也产生了既不完全同与城市，也不完全同与农村的需求。与务农人员相比，他们具备文化程度高、经济收入高、年龄低的特征。以乐园村为例，初中以上（含初中、高中、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占总数的69.33%；年收入在500元以上者达到87.75%,与在家务农的留守人员的收入形成极大的反差；年龄低于45岁的人员占外出务工人员总数的91.21%。

我们知道，在受众接触媒介的行为中，文化程度、年龄、经济收入、职业等因素无不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要决定受众接触某种媒介或传播的某种内容，需要两方面的条件。一是传播媒介所提供的内容是否为受众所需要；二是受众自身的文化水平、理解能力、经济条件与闲暇时间。因为这些因素也同样决定着受众对于媒介传播的选择态度。而外出务工人员“两高一低”的特点，表明他们具备了与在家务农人员不同的条件。因此，他们必将产生与农村劳动者不同的接触媒介的行为。换言之，农村受众群早已经开始了分化。

2．受众群阶层的分化

在湖南我们共调查148户人家，我所在小组共调查50户人家，在与被访者的接触中，我们分别采访了利用假期回家正外出的打工者，赋闲在家曾外出的打工者，及在家从未外出的打工人员对媒体的接触程度及对传播效果的态度，预设了类似的问题，总结出如下特点：

A．媒体的接触率的不同。

现如今，电视已经深入了农村家庭，成为家庭必备的耐用消费品之一。电视已跃居为第一媒介，占用了最多的闲暇时间。据2003年8月对常宁市洋泉镇的随机调查问卷中，有86.6%的被访者的家中拥有电视，远远高于其它媒介的拥有量。然而农村受众的角色却呈现出多元化，外出务工人员收看电视的时间要多于在家务农人员。由于外出务工人员在融入城市生活的同时渐渐习惯了城市的作息节奏，有定时的上下班作息时间，因此其收看电视的时间也相对固定；另外，融入同时也意味着生活观念的趋同，看电视获取信息的途径，电视所传播的内容成为与人交往时的谈资，一旦与其远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与大众文化的疏离，失去这个圈子即在心理上又造成弱势的垄沟。而相对于在家务农人员，由于受到经济及收视条件的影响，加之农村有着明显忙闲两季的差异，获取功利性信息的需求不急切。采访中一老农表示：他很喜欢收看中央电视台晚七点的新闻联播，但很少收看，因为地里的农活干完回到家新闻已经结束，种种客观原因阻碍了务农人员的收视频率。

对于电子媒介外出务工者与务农者之间虽有差异但差异不大，但在印刷媒介的接触上，两者可谓有天壤之别。在采访中乐园村在家务农人员定时购买或订阅报纸、书刊的几乎没有，仅有一人是因为其家庭经济比较优越，订阅的《老年报》也是其儿子孝敬老人的一种表示。并非自觉主动去接触此类媒体。而在外出务工人员中有不少人表示，他们已成为《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相对固定的消费群。笔者认为，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文化水平方面的因素，阅读与理解文字媒体需要一定的文化条件，文化水平越高，对文字的接纳越容易。有经济方面的因素，购买一定数量的文化精神用品是以一定物质付出为代价。与廉价的电视消费相对应，另一些有偿的选择是否物有所值？这是值得商榷的；另外，职业定位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长期从事农业活动的人员，外界信息与其生存条件的好坏关系不是太大，因此以传递新闻信息为主、娱乐性不强的报纸，没有多大吸引力。相反，在外务工的人员必须关注政策方针，就业动向，订购报纸是他们争取更好工作与生存条件的要件之一。

网络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媒介在城乡受众的处境有比较大的区别。在农村，它很少被使用：在城市，它却是仅次于电视、广播、报纸的第四大信息传播渠道。可是在入户访问中，不论是在家务农的人员，还是外出打工的人员，甚至是已外出打工近10多年的“老江湖”对网络的知识都并不了解。一些老人很多都没有听说过电脑，经济能力的局限决定了农村居民不可能大范围的购买电脑，对于处在并不富裕的门槛的乐园村民来说这并不奇怪。但这里笔者想指出的是，在接受到一定新思想及已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打工人员在观念上尚未清楚地认识到电脑的用途。他们大都把电脑与游戏结合在一起，所谓的网吧也就是游戏厅、聊天室。在采访中，一个月收入已达3、4千的农民工表示有钱也不会买电脑，“那东西只是用来消遣一下”。事实上，电脑除了娱乐外，还可以获取信息。相对于农村受众，城市受众他们更注重信息的时效性，讲求质量的同时，把快、准、到位作为评价的标准。网络最大的特点是可以自主选择信息，这是突破传统媒体霸权文化现实中相对最可行的途径。与此相反，农村居民在这方面则表示出比较淡的意识，对于他们，知道、了解新闻已经完全可以在他们的同质群体中表现出自豪的情绪，传统媒体完全能满足对新事物的需求，也就不会对信息的质量和报道方式做出更高的期望与要求。

B、节目内容的选择的不同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务工人员对媒体新闻的选择多集中于国内、国际新闻，内容涉及多方面，对于枯燥的经济类新闻也有所关注。而务农人员多喜欢看国内、本地的新闻，内容除了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政策法规报道，多集中于一些社会新闻。社会新闻大多是“里巷之事”，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的“琐闻”。笔者认为，传统农民囿于土地耕作，目光较多局限于自己休养生息的有限区域，局限于对家长里短的关注也即对琐碎生活的关注。而市场经济把跨出一方狭土的井底之蛙融入到了更为广泛的鲜活市场来。开阔的视野，竞争的意识是他们正在集结的资本。一位在广东打工近10年的制鞋厂小老板在谈到他的鞋已销到东南亚一带时，把原因归结到自己经常收看财经类新闻，不知道他究竟从中获益多，？但一脸的欣慰分明流露了自信的神情。

对于农村受众来说，娱乐节目更是影响了其观念的变更。面对娱乐节目，农村受众所获取的信息，所获得的感受也常常比城市受众多。在采访中，关于“看什么类型的电视”，受众回答最多的则是电视剧。面对一部反映现代都市生活的电视剧，农村受众不仅获得了娱乐感，同时他们还接触到了一个新的世界，感受现代化的世界。这种反映在在家的务农人员身上更为明显，而外出务工人员因为生活在相对优越的环境中，收视最大的热情在于满足自我，平衡现实与理想的差距，通过剧中人物的人生追求来实现自我，比如“灰姑娘的故事”，通过机遇改变生活等。两者出现的选择往往会相同，但目的可能会有所差异。对于城市受众，因为长期生活在其间，尽管也很喜欢此类节目，但他们所能获取的信息肯定小于农村受众。相对于讲究时效性的新闻来说，此类信息谈论过后很容易遗忘。而娱乐节目虽未直接反映这个时代的最新信息，但由于常常讲述一个个故事，每个故事都包含当代人的某种人生态度。人物的服饰、谈吐、生活方式都包含着新的观念，反映都市文化的精髓，对人的观念、价值取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另外，农村受众的文化程度偏低，接触媒介的机会少，渠道单一。因此，他们对此类节目的兴趣相对会更浓些。

C、反馈意识的不同

媒介参与度是衡量受众接触、使用大众媒介的重要指标。虽然在采访中外出务工人员表示没有过多的对媒体提供的参与性较强的项目给予过多的关注，对“刊登广告，给媒体提意见，电视直销”的反应都不太积极，甚至有些都没有听说过。但其中“利用手机进行有奖竞猜”有人提到。这至少可以说明，变了身份的农村人与纯粹的务农人员相比，显示了更多的主动意识。在接触大众媒介时，他们已开始不满足做被动的受众，而是有意识地拉进自己和媒介的距离，不管是否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起码可以利用大众媒介满足自己的文化娱乐需求。他们不仅仅是受众，而且是有一定反馈意识的受众。

3．“文化反哺”现象的思考

当乡村文化渐行渐弱，当大众文化在农村渐行渐强后，一个新的文化现象也随之出现，这就是“文化反哺”现象。周晓虹教授对“文化反哺”做出定义：“在急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这也许是社会的变迁所必须面对的改变，年轻的一代往往胜过年长一代，年长的一代失去了教育下一代的权威性与必然性，而年轻人具备施教的能力。

近十年来，年轻人成了代表农村文化的主体，年轻人成了家庭对外交流的主角，成为购买家电、使用家电的传教者。其一，在家务农的多为老人，其文化程度大大低于青年人，面对新事物，尤其面对需要有一定文化水平才能够接受的事物时，缺少相应的理解力，从而主动将裁决的地位让给青年人。其二，大批离开土地到城市打工者和一些进入大专院校深造的学生，在工作与学习中间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闻，渐渐融入了城市生活。这些人员在定期返乡时，必将成为城市文化的携带者，并以此冲击乡村文化。而由于城市文化代表了相对富裕阶层的文化，随即产生一种优越感，他们便当仁不让的成为施教者。

大众传播媒介是大众文化的主要传播者，接受这种文化传播的速度最快、兴趣最高、主动性最强的是青年人。大众媒介的种种内容，都会促进大众文化的流行。农村青年人在迅速地接受这种文化的同时，还积极地身体力行。从音乐到舞蹈，从服饰到语言，从爱好到行为，无不镌刻着大众媒介的烙印。农村家长由最初的看不惯不允许到勉强同意到习惯到欣赏的过程中，农村青年人的反哺现象始终贯穿期间。从这个意义上，大众媒介成为这一现象的催化剂，并使这种“反哺”的理由更为有说服力。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反哺现象也说明了传统文化在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出现的文化传承性的间歇式中断，逐步失去权威性，并逐渐慢慢被新文化的替代、覆盖的过程。这种文化缺位使本已岌岌可危的传统文化，在有合理的理由与充分的事实面前不得不折服又不甘心地褪色隐去。这毕竟是五千年文化与20年新文化的较量，而这种较量输得不太有尊严，却又惶惶地无可奈何。

二.大众传媒——农村的都市文化霸权的制造者

农民在大众媒介面前一直处于被动受传的地位，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在媒体上无法得到充分反映，他们只能接受由“文化高地”流下的文化信息，还依旧陶醉在这一温柔陷阱里。久而久之在农民心理上造成了一种累积性的压力，使他们对自身的文化失去了信心，倾向于接受外来文化，主要是来自都市的大众文化，而认为自身所属的地域性文化是一种弱势、落后的文化。大众文化抢占了传统文化，仅剩的那些文化也越来越趋于统一。媒体对于倡导什么，不倡导什么；说什么，不说什么，都有一个“看不见的手”在指挥。面对这一现实，被动的农村受众大多选择沉默的隐忍，在文化霸权的今天这种选择多多少少有些苍凉的悲情主义色彩。崇尚个性的时代，现实让我们失去了说话的脾气和那点秉性，如同80年代迷茫一代的垮掉宣言“你——别无选择”。

1．文化霸权的表现

很多时候，媒介组织在有意无意之间为受众营造一种有别于客观环境的“虚拟环境”。如今飞速发展的社会，人们所能感知与亲身体验的范围越来越小，而对于媒介的依赖也越来越大。因此，当代人特别是农村受众在大众传播面前往往表现出不自觉的软弱无力。他们脱离不开大众传播，而对其大多数内容往往缺乏一种批判与审视的态度，而更倾向于不假思索地完全接受。媒体霸权的意志轻而易举地慢慢腐蚀他们的最后一道防线。

我国的大众，已从混沌的“大众”转化为“分众”的概念。媒介有意识寻找适合自己的受众群，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核心读者群”。受经济利益的影响，媒介在受众定位上倾向于寻找有一定社会地位、收入较高、消费能力较强的群体。近几年来，我们周围所谓“精英文化”的“白领杂志”盛行，就是这一现象的集中体现。由于这些被认为是社会精英文化的群体其经济实力与购买力普遍较强，成为众多商业企业追逐的目标，以这群认为核心的读者群的媒体往往能吸引到更多的商业广告。看看周围琳琅满目的电视、报刊、杂志充溢的都是精英文化所营造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定价昂贵，使得普通城市消费者购买时也需三思而后行，更不用说中国社会刚温饱的农民。于是又根据工薪阶层的购买观念，贴近大众，服务生活，一些服务性的导报应运而生。但是，翻看林林总总的导报价格是降下了，已达到一般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可接受的心理价位。然而，在目标受众的寻求与划分上，媒介的目光始终紧盯在城市受众上，对于消费能力较低的农村受众，则普遍采取放弃的做法。回顾全国的农村目标受众，基本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媒体，没有一个真正为自己说话的声音。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上，农民减负、农产品价格、农民进城打工、撤乡建镇、计划生育等等问题及报道的忽视。大众传媒往往倾向于接受、关注、讨论大众传媒所关注的问题，崇尚都市文化的大众传媒多半关注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一些话题。除了农民减负这项议程屡有出现外，其它的却多“大音希声”后闲置在被遗忘的角落。一些被认为是引领中国正义的栏目、报刊，如《焦点访谈》、《南方周末》在打鱼撒网后也是力不从心。由于大众媒介的较少关注而重视程度较低。由此可见，农村的受众“议程”是由大众传媒代为设置的，而非农民自行设置。

2．文化霸权的影响

由于受众对大众传播的权威性缺乏批判，加之农民对于都市文化的心理弱势，使得承载于大众媒介之上的大众文化在农村的文化价值普遍保持一种认同与跟进的态度。然而，这种城乡文化的距离也是不争的事实，这种距离造成在文化上的“逆差”，使得农村受众被迫接受超出自己范围的信息，还不得不去面对、处理这些外来的信息。都市文化在流入的同时，不仅带来了精华，也带来了糟粕。不仅冲击了相对落后的乡村文化，也是一些优秀的文化受到打击，他们或多或少都处在焦虑、迷茫、无从选择的境地。新闻报道、电视剧、电影中前卫、大胆的行为成为他们之间默认的潜规则。这种现实与传统之间的冲突使得这些原本纯净的农民不知所从，其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文化得到的约束力的丧失，尽管受到批评与质疑，尽管受到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谴责，非法同居，离婚率上升，在我们的入户访问中也有涉及。

从现阶段来看，农村社会暂时还无法改变处于文化霸权下的“低地”的状态，而农村在文化上需要解决的不是如何抵制外来文化的进入，而是如何在吸收的同时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与延续性，而不至于走向没落与衰亡。

3．霸权文化隐忍下的“抗争”

强势的大众传媒代表的大众文化向相对弱势的乡土文化流动已是一个大趋势，但这种向乡村的流动却不是绝对的、毫不费力的，而是在不断冲突、不断适应、不断融合的基础上进行的。

从农村对都市文化的接收情况看，我们可以把流入的文化分为：其一定生活层面的文化，如服饰、娱乐、生活方式：另一种可看作是社会观念层面的文化。对于前者，农村受众所普遍采取的态度与行为是欣赏、羡慕进而模仿、学习，而较少批判与审视。比如在乡村许多年轻人身上都具有区别于年长者特有的符号，离子烫的发式，吊带衫的衣着，与潮流一致的流行歌曲。而对于后者，受众的态度则不像对待流行文化那样宽容。“当原有的价值体系受到威胁时，他们普遍采取戒备状态，在经过观察、分析后，发现这种文化对原有价值体系不构成根本威胁时，并发现它是种更为优秀、更为高级的文化时，则会渐渐接受。”而在农村，受众对于价值观念层面上的文化多采取不接受或有选择的改造接受。

这里指出的不接受不是指对这种文化形态完全的拒绝。可能受经济、能力方面的制约，在很多时候，力不从心。如果一旦条件成熟后，他们仍乐于实践。譬如说，上面提到对精英文化的仿效，他们仍抱着看看而已的心态，现实的压力，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向往的价值生活。在对自我条件的评估后有一个自我的平衡，但从农民工大举进城这一浪潮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也说明了向精英文化的渴求迈出了第一步吗？

在入户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在农村个体间的联系相对于城市更为紧密，没有围墙的村落，切肤相息的环境，可以掌控的生活方式，这种个体的群体感会更强。体现在传播方式上，表现为人际传播的传播效果要强于大众传播效果，因此相对与大众传播可能带来的压力，群体的压力可能会更为直接。媒介资源的相对匮乏、人际相对良好的固定可信赖的交往圈子，成为对不确定信息最好的评估途径，无论是在家务农还是外出打工的人，他们都会自觉或不自觉的在“精英文化”的无奈中，往往而会寻找相似背景中的“精英人物”。这一点在农村社会更为明显，但由于近年来外出打工人员的群体性“空巢”，在某一特定城市或特定区域已出现了一个数量规模相对大而固定的群落，这种有规模的迁移，同时把农村已根深蒂固所培养的传播途径又迁移至城市的群落中延续，此时“精英人物”在城市的这个群落中继续扮演领导角色，也是自然而然的应运而生。

城市人更倾向于通过独立思考做出自己的决定，只有在较单一的某一领域中会出现有领导性的人物给出意见，而这种领导人物可能在这一领域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占据主要地位；而在农村则不同，这种精英人物并不完全取决于此，相对更为复杂，其年龄、家庭沿袭地位、教育、人品都是形成领导者的条件，成为可信赖的对象的因素。一旦他们自己的决策结果与周围的人或是所谓“精英人物”不一致时，他们会主动修正自己观点，向群体意志靠拢，不至于产生被思想孤立的不合群看法。而正是由于农村所产生的“精英人物”个人素质的参差不齐，其个人魅力具有一定的号召性和权威性，但就其思想来说并不具备太多的与其它人员天壤之别的差距。所以这些领导人物，为了保证自己的意见高出其它个体，他们往往有意无意地倾向更多地接触大众媒介，更多采纳大众传媒众的主流观点。这似乎又落入到笔者上文提到被文化霸权所控制的怪圈中。

在湖南最多的视觉宣传是位于家家户户大堂中央被高高悬贴的像，处于大众传媒地围裹和压力下，传统文化萎缩殆尽的现实里，在越来越看不懂的媒介为他们营造的氛围里，也许，只有深深地怀念。“老人家会保佑我们的”不只一户人家重复这样的话。也许，只有的光辉会能驱除那些阴暗和寒冷，还有那最多的不确定，不能掌握。这究竟是文化的复古？还是文化的衰落？这种悲壮的影像，图文的纪录带来憧憬的同时却无情牺牲了精髓中的灵动，应和着没有火药味的霸道，留给悲情村庄人们的却是“甜美”的陶醉，带着笑的嘴角边涌动着的是无病的呻吟，缚茧过后早已伤痕累累。“人是悬在有他自己所编织网中的动物”，有些宿命，有些苍茫，对于这座悲壮化的悲情村庄来说却是不争的事实。

三.大众媒介的自省与回归

大众媒介在农村宣传中，长期扮演或长期处于缺位的角色。农民受众长期处于知情权享有不充分的局面。殊不知，8亿农民足可以影响国家决策和利益表达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等民主机制。知情全市公民实现其民主权利的基础，享有同等的知情权，本就是应有的国民待遇。

人微也是人，言轻也要言。

1．降低有线电视的收费增加宣传手段

据我们在乐园村的了解，乐园村每年有线电视的收费为120/年，如果不安装有线电视，村民家中只能收看湖南卫视和湖南经济这两个频道。但是每年120元的收费对于背负黄土的农民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开支。由于在家大多为年老及年幼的村民，是最不能生产价值的生产者，所以这笔开支更为其生活雪上加霜。中青年的人员外出打工，他们对家中的娱乐消遣及获取信息的渠道是否畅通并不太在意，使之往往成为忽视的对象。而在家的人员又顾及节省的原则，宁可舍弃本已不多的获取信息的渠道。试想，一个连中央电视台等国家传播机构都不能收得到人，只能接受到地方信息的受众如何面对瞬息变化的社会需求，如何与外界沟通？更不用说把自己的需求反馈给媒体。只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自我安慰，把苦楚付之于仅有的几句埋怨之后也就一笑而过。交谈中，连自己都没意识到这是对自己某种权利的剥夺。

以乐园村为例，村委会订阅了《人民日报》、《科技报》等为数不多的报刊，且这些报刊都放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名义上村民可随时翻阅，但由于村民把村委会都作为解决纠纷的场所，一般轻易不愿进出来往，这一现象使原本就闭塞的乡村，其信息传播渠道一定程度又被堵塞了。针对以上两点，笔者有些建议：1）在调定有线电视收费的价格时，应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实际要求，根据地方的不同经济水平，制定不同的收费标准，在原有基础上适当降低价格。2）各地广电相关部门也应时常关心农民的业余生活。定期文化宣传下乡，文娱演出下乡，送电影下乡，把中央或地方的相关政策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融进普通农民的生活。3）举办读书读报巡回展，选择适合于农民生活或农业耕作的相对浅显易懂的书，以图文并貌的方式介绍给农民朋友，弥补现今农村较单一的电视传播渠道，提高获取可用信息的传播效果。4）对于一些有条件的村镇，可以由地方政府、村委会补贴或自筹资金的方式成立以村为单位的图书室、活动室，让村民可自由借阅图书，养成村民阅读的习惯。此类图书室也可与村办小学合办，这样可最大程度的利用资源。在书报的构成上，可适当减少党政的一些机关报，这些信息在一般电视上都会有介绍，且篇幅较长、内容相对枯燥。除了国家大事外，受众在选择时会偏向于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信息，如税费、农产品价格、政务公开等，面对可自主选择阅读信息的报纸，受众可忽略不感兴趣的信息，这样只会造成可利用信息的相对重复阅读，造成不必要的厌倦感，并不适合一般农民的阅读口味。选择些大众化、通俗的读本，如《现代家庭》、《读者》、《大众卫生》等，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农民的精神文化面貌，真正把实惠和温暖让位于民。

2．调整节目设置增设农民频道

上文以从多方面论证了农民的角色分化已相当显着。尽管从户籍上看，许多离土不离乡甚至离土又离乡的非农业劳动者仍被我们称为农民，但他们内部已经表现出了很多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向大众媒介警示，重视农村中各类受众的差别和变化，在不能简单地视农村受众为一个无差异的群体。如果仍以传统的观念对待现在的农村与农民，它将失去的将是一个巨大的受众市场。

我们看到，农村中现在正在涌现一批高文化、高素质的综合型人才，面对印刷媒介，相对固定及对受众有一定要求的媒介，能否把过于集中的关注匀一些给农村这片极具潜力又未曾大规模开垦的市场？对于喧嚣的白热化城市竞争，这恐怕就是迎面吹来的一股清新之风吧。

对于报纸和电视相对具优势的定位，以往广播对于农村受众多是一些法制、政策的宣传，对于打工群体也多是些援助、倾听的节目，在几年前又兴办了情感咨询等人性化的栏目，但始终把他们处于被说服、传授、同情的角色中，这些节目农民朋友在新奇一阵后也并不领情。面向农村受众，广播要扬长避短，发挥其服务性强的特点，多开办一些服务功能较强的节目是广播节目亟待突破的关键。比如对农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常识、小窍门等等。

据了解，现在中央电视台有专门为农民朋友设置的栏目如《金土地》、《致富经》等，但在湖南农村受众对其极为冷淡，不知道的情况大有人在。仔细分析一下这些节目的内容，不外乎对成功者养殖或种植成功事例的报道，对农村新貌的宣传，对政策、法规的再宣传。更何况在乐园村148户被访人家中有138户人家有外出打工的人员，占总比例的93.24%。农耕人口的外流，真正从事养殖和种植的人数骤降，收视群体也就随之下降了。而对于在家务农的受众，这些节目都注重对样板经验的报道，而对种植中或养殖中面临的问题，做什么好、怎么做、产品市场在哪、市场行情如何、所需的相关科技辅导怎么样、国家的相关法规又是如何规定和保护的，没有一个系统的一条龙报道。忽视连续、追踪的系列报道，没有像对待像突发新闻的热情与敏感度，节目一直处于疲态，也就难怪观众不喜欢了。

在央视这一中国最大的传媒机构中，现有包括军事、西部、少儿等各类为不同受种群服务的频道。而唯独缺少了为8亿这一最大农民受众群所设立的农民频道。是否能够考虑为农民受众设立一个从多角度关注日益需求多样化的，但现仍旧处于“饥渴”状态下的农村市场受众的需求？培养一个日益成熟、民主、法律意识日益完善的新的中国受众群。

3．互联网上的话语权平等

尽管现在互联网在农村并不普及，但网络走入农民的生活将是一种未来的趋势，现在方方面面的条件不成熟，所以显得不太现实。但笔者始终认为，作为第四大媒体，网络媒介的交互式作用，提供、回收、反馈信息的能力比传统媒体胜出很多。而这种畅通的“高速公路”也是电视等媒介应当借鉴的。笔者认为，利用网络，现阶段最为可行的办法就是享受互联网上——话语的平等权。这对一个人，特别对一个弱势群体来说，这是极其珍贵的。身份并不重要，无论权贵与卑微，都可以有说话的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即拥有了实实在在的平等，虚拟的平等也是一种平等，这是在话语权上的平等。对相对弱势文化的扶持，对相对弱势群体的支撑，这是媒介和普通人在社会属性的一种自省与回归。农民朋友可以在论坛上发贴子，城市人也可以发贴子，在那里没有身份、职业的界限。其实更直白地说，现阶段其受众群还是城市人。但是这个渠道无疑是为城市与农村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特别是架起了青年人之间的桥梁。对“三农”问题的看法，对我们来说陌生而又未曾企及地方的关注，对国泰民生的关注，对整个中国的关注，把它称为修炼也不为过。使浮躁凌厉之气减少，在实际生活待人中更加宽容，多以宽容的心面对一切事物，平等意识变成自觉而自发的思想。对境遇甚忧的人，学会理解；对权贵，亦以平常心视之。学者平视，不俯视也不仰视。这对于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说，就是一种踏实的成长。从“孙志刚案”，到“宝马体彩案”，这是对普通农民工，普通农民基本权力的捍卫与保护，这种声音倾尽肺腑之情，竭尽了舆论之能，肩负起了铁肩担道义的顽强于无畏，让人震撼于深水之下岩浆急剧翻滚和愤怒咆哮的力量，更让人看到了媒介应有的力量，正在的成长。经历了这一巨大变革的新受众必将对媒介有着新的接触态度与评价，必将会对媒介产生新的需求，必将会给媒介带来新的生长点。

结语

对于相对落后于都市的农村来说，这种展示于大众传播媒介中的“文化”昭示着一种新鲜的行为、新颖的生存方式与生存空间、别样的一种理念，因此它又是一种召唤，又是一种比自身生活更令人向往和追求的文化示范。乡村文化相比之下也已泛晕黄昏，但请不要忘记，黄昏后的夕阳却是最为灿烂，最为挥之不去的印记。

我们不可否认，大众媒介进入农村给农村社会带来的巨大革新。从长远来看，从社会学角度来说，撤乡建镇是调整城乡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步。而与此相对应的，农民进城务工、包括大众文化的一定程度的“侵蚀”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媒介众多的今天，大众传媒对于受众，特别是对于为此付出过代价的农村受众，尊重他们的选择权利、考虑他们的实际利益，充分解释信息，给予应有的知情权来得比什幺都重要。村庄其实不是悲情的，是赋予的过程显得稍许悲壮，任何的变革都需要最后的悲壮，也许悲壮才会牢记。望着即将空巢的村庄，“仓惶而逃”的过客，没有精神依托的悲情生态，又是怎样的一种悲哀呢！“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这是我所希望的理想化的大众媒介。

参考书目：

1、《在媒介与大众文化之间》，陈龙著，学林出版社

乡村社会范文篇10

当代社会，大众传媒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随着大众传媒的不断成熟，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受到了极强的冲击。而作为对农村乡土文化的终结者与大众文化的创造者的大众传媒来说，这种悲壮化情结更为明显。“在当代社会，公众往往接受媒体所呈现的社会现实。因此，当代文化实际上就成了媒体文化——实际上媒体所宣扬的绝大多数文化符号都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并成功地挤占了那些在媒体上较少得到反映的传统文化或者弱势文化的空间。”相对来说，这也是今天中国社会大多数农村的文化现状。

改革开放20多年来，社会在变革，农村在变化，农民受众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单一仅靠农业劳作的被动接受者。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城市流动。正是由于有了大众传播媒介，流动的渠道增加了，新的思想从外界进入乡村并在农民之间蔓延。变化的农村在“旦旦而聒之，月月而浸染之”的大众媒介所营造的“氛围”中受到影响，它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大众传播媒介又将如何调整自己以适应新型农村的变化？我们在思考、关注的同时也在拭目以待这种交互式的变化。“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染”。深陷帷幕其中的我们，也未必能分得清楚，辨得明白。

我试图记录，但从不承认旁观和漠然。

一.大众传媒在农村的现状

1.“农民”角色的迁移

从社会学角度，角色变化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进步与活力的体现。农民这个庞大群体激烈的阶层分化，正证明了农村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与城市相比，农村受众一直是大众传播媒介所忽略的对象。纯粹意义上的农民逐渐成为农村中的弱势群体。之所以称之为“弱势群体”，不仅仅因为其人数的大量减少，还在于他们无论在年龄上、文化程度上还是经济收入上均明显处于劣势。以我们此次在乐园村入户访问的800多名村民为例，在家务农的劳动者都有以下特点：

从年龄上看，务农人员中，46岁以上的人数占其留守总人数的51.71%，超过一半的比例；从文化程度上看，初中以下（含初中、小学、文盲）学历的务农人员占其总人数的79.92%；从经济收入来看，乐园村的主要农作物为水稻，人均耕地0.381亩，近63%的水田由种双季稻改种单季稻，按一家5口人一年种双季来算，一亩产700斤稻谷，每斤0.7元，扣除税费60元/人，农药等农支费200元/亩,一年收入才504.9元。但现实，农村农民这一“躬耕土地”的角色内涵早已开始有了较大的迁移，主体角色多元化的现代特征使得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在农村中成为弱势群体。而相比在家留守务农人员来说，乐园村一个明显的阶层分化是打工者的出现及其已经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力军，这一阶层形成了农村向城市的一次人口流动浪潮。对于乡村社会，打破城乡之间阻隔的方式是流动。作为文化信息高地的都市，未必能了解农村，固守于自己的“山峰”文化而沾沾自喜。而农民工进城，却打破了这种阻隔。当大量的农民工离开土地，流向全国各大城市时，他们所获得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新的思想观念。因为这种流动，使农业和非农业产生了联系，从而促进了乡村和城市价值观的交流，乡村和城市社会结构的交锋。随着务工人员辛勤的劳动不断付出，随着他们对城市的贡献逐渐明显，城市市民和媒介也逐渐接纳了他们，“农民工”一词，不再带有刻意鄙薄的意味。务工人员也开始融进城市，闲暇之余，他们会和城市人一样，买份报纸来看，媒介上报道的各种新闻，也成为他们工余饭后的消遣；他们的穿着打扮渐渐变得与城里人没有多大差别，尤其是年轻的打工者，城市化的衣着消除了以往另类的眼光。他们在改变自己的同时，也是在遗忘与妥协，与乡村久违，与都市合作。随着腰包日渐圆鼓，他们对于媒介也产生了既不完全同与城市，也不完全同与农村的需求。与务农人员相比，他们具备文化程度高、经济收入高、年龄低的特征。以乐园村为例，初中以上（含初中、高中、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占总数的69.33%；年收入在500元以上者达到87.75%,与在家务农的留守人员的收入形成极大的反差；年龄低于45岁的人员占外出务工人员总数的91.21%。

我们知道，在受众接触媒介的行为中，文化程度、年龄、经济收入、职业等因素无不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要决定受众接触某种媒介或传播的某种内容，需要两方面的条件。一是传播媒介所提供的内容是否为受众所需要；二是受众自身的文化水平、理解能力、经济条件与闲暇时间。因为这些因素也同样决定着受众对于媒介传播的选择态度。而外出务工人员“两高一低”的特点，表明他们具备了与在家务农人员不同的条件。因此，他们必将产生与农村劳动者不同的接触媒介的行为。换言之，农村受众群早已经开始了分化。

2．受众群阶层的分化

在湖南我们共调查148户人家，我所在小组共调查50户人家，在与被访者的接触中，我们分别采访了利用假期回家正外出的打工者，赋闲在家曾外出的打工者，及在家从未外出的打工人员对媒体的接触程度及对传播效果的态度，预设了类似的问题，总结出如下特点：

A．媒体的接触率的不同。

现如今，电视已经深入了农村家庭，成为家庭必备的耐用消费品之一。电视已跃居为第一媒介，占用了最多的闲暇时间。据2003年8月对常宁市洋泉镇的随机调查问卷中，有86.6%的被访者的家中拥有电视，远远高于其它媒介的拥有量。然而农村受众的角色却呈现出多元化，外出务工人员收看电视的时间要多于在家务农人员。由于外出务工人员在融入城市生活的同时渐渐习惯了城市的作息节奏，有定时的上下班作息时间，因此其收看电视的时间也相对固定；另外，融入同时也意味着生活观念的趋同，看电视获取信息的途径，电视所传播的内容成为与人交往时的谈资，一旦与其远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与大众文化的疏离，失去这个圈子即在心理上又造成弱势的垄沟。而相对于在家务农人员，由于受到经济及收视条件的影响，加之农村有着明显忙闲两季的差异，获取功利性信息的需求不急切。采访中一老农表示：他很喜欢收看中央电视台晚七点的新闻联播，但很少收看，因为地里的农活干完回到家新闻已经结束，种种客观原因阻碍了务农人员的收视频率。

对于电子媒介外出务工者与务农者之间虽有差异但差异不大，但在印刷媒介的接触上，两者可谓有天壤之别。在采访中乐园村在家务农人员定时购买或订阅报纸、书刊的几乎没有，仅有一人是因为其家庭经济比较优越，订阅的《老年报》也是其儿子孝敬老人的一种表示。并非自觉主动去接触此类媒体。而在外出务工人员中有不少人表示，他们已成为《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相对固定的消费群。笔者认为，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文化水平方面的因素，阅读与理解文字媒体需要一定的文化条件，文化水平越高，对文字的接纳越容易。有经济方面的因素，购买一定数量的文化精神用品是以一定物质付出为代价。与廉价的电视消费相对应，另一些有偿的选择是否物有所值？这是值得商榷的；另外，职业定位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长期从事农业活动的人员，外界信息与其生存条件的好坏关系不是太大，因此以传递新闻信息为主、娱乐性不强的报纸，没有多大吸引力。相反，在外务工的人员必须关注政策方针，就业动向，订购报纸是他们争取更好工作与生存条件的要件之一。

网络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媒介在城乡受众的处境有比较大的区别。在农村，它很少被使用：在城市，它却是仅次于电视、广播、报纸的第四大信息传播渠道。可是在入户访问中，不论是在家务农的人员，还是外出打工的人员，甚至是已外出打工近10多年的“老江湖”对网络的知识都并不了解。一些老人很多都没有听说过电脑，经济能力的局限决定了农村居民不可能大范围的购买电脑，对于处在并不富裕的门槛的乐园村民来说这并不奇怪。但这里笔者想指出的是，在接受到一定新思想及已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打工人员在观念上尚未清楚地认识到电脑的用途。他们大都把电脑与游戏结合在一起，所谓的网吧也就是游戏厅、聊天室。在采访中，一个月收入已达3、4千的农民工表示有钱也不会买电脑，“那东西只是用来消遣一下”。事实上，电脑除了娱乐外，还可以获取信息。相对于农村受众，城市受众他们更注重信息的时效性，讲求质量的同时，把快、准、到位作为评价的标准。网络最大的特点是可以自主选择信息，这是突破传统媒体霸权文化现实中相对最可行的途径。与此相反，农村居民在这方面则表示出比较淡的意识，对于他们，知道、了解新闻已经完全可以在他们的同质群体中表现出自豪的情绪，传统媒体完全能满足对新事物的需求，也就不会对信息的质量和报道方式做出更高的期望与要求。

B、节目内容的选择的不同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务工人员对媒体新闻的选择多集中于国内、国际新闻，内容涉及多方面，对于枯燥的经济类新闻也有所关注。而务农人员多喜欢看国内、本地的新闻，内容除了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政策法规报道，多集中于一些社会新闻。社会新闻大多是“里巷之事”，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的“琐闻”。笔者认为，传统农民囿于土地耕作，目光较多局限于自己休养生息的有限区域，局限于对家长里短的关注也即对琐碎生活的关注。而市场经济把跨出一方狭土的井底之蛙融入到了更为广泛的鲜活市场来。开阔的视野，竞争的意识是他们正在集结的资本。一位在广东打工近10年的制鞋厂小老板在谈到他的鞋已销到东南亚一带时，把原因归结到自己经常收看财经类新闻，不知道他究竟从中获益多，？但一脸的欣慰分明流露了自信的神情。

对于农村受众来说，娱乐节目更是影响了其观念的变更。面对娱乐节目，农村受众所获取的信息，所获得的感受也常常比城市受众多。在采访中，关于“看什么类型的电视”，受众回答最多的则是电视剧。面对一部反映现代都市生活的电视剧，农村受众不仅获得了娱乐感，同时他们还接触到了一个新的世界，感受现代化的世界。这种反映在在家的务农人员身上更为明显，而外出务工人员因为生活在相对优越的环境中，收视最大的热情在于满足自我，平衡现实与理想的差距，通过剧中人物的人生追求来实现自我，比如“灰姑娘的故事”，通过机遇改变生活等。两者出现的选择往往会相同，但目的可能会有所差异。对于城市受众，因为长期生活在其间，尽管也很喜欢此类节目，但他们所能获取的信息肯定小于农村受众。相对于讲究时效性的新闻来说，此类信息谈论过后很容易遗忘。而娱乐节目虽未直接反映这个时代的最新信息，但由于常常讲述一个个故事，每个故事都包含当代人的某种人生态度。人物的服饰、谈吐、生活方式都包含着新的观念，反映都市文化的精髓，对人的观念、价值取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另外，农村受众的文化程度偏低，接触媒介的机会少，渠道单一。因此，他们对此类节目的兴趣相对会更浓些。

C、反馈意识的不同

媒介参与度是衡量受众接触、使用大众媒介的重要指标。虽然在采访中外出务工人员表示没有过多的对媒体提供的参与性较强的项目给予过多的关注，对“刊登广告，给媒体提意见，电视直销”的反应都不太积极，甚至有些都没有听说过。但其中“利用手机进行有奖竞猜”有人提到。这至少可以说明，变了身份的农村人与纯粹的务农人员相比，显示了更多的主动意识。在接触大众媒介时，他们已开始不满足做被动的受众，而是有意识地拉进自己和媒介的距离，不管是否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起码可以利用大众媒介满足自己的文化娱乐需求。他们不仅仅是受众，而且是有一定反馈意识的受众。

3．“文化反哺”现象的思考

当乡村文化渐行渐弱，当大众文化在农村渐行渐强后，一个新的文化现象也随之出现，这就是“文化反哺”现象。周晓虹教授对“文化反哺”做出定义：“在急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这也许是社会的变迁所必须面对的改变，年轻的一代往往胜过年长一代，年长的一代失去了教育下一代的权威性与必然性，而年轻人具备施教的能力。

近十年来，年轻人成了代表农村文化的主体，年轻人成了家庭对外交流的主角，成为购买家电、使用家电的传教者。其一，在家务农的多为老人，其文化程度大大低于青年人，面对新事物，尤其面对需要有一定文化水平才能够接受的事物时，缺少相应的理解力，从而主动将裁决的地位让给青年人。其二，大批离开土地到城市打工者和一些进入大专院校深造的学生，在工作与学习中间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闻，渐渐融入了城市生活。这些人员在定期返乡时，必将成为城市文化的携带者，并以此冲击乡村文化。而由于城市文化代表了相对富裕阶层的文化，随即产生一种优越感，他们便当仁不让的成为施教者。

大众传播媒介是大众文化的主要传播者，接受这种文化传播的速度最快、兴趣最高、主动性最强的是青年人。大众媒介的种种内容，都会促进大众文化的流行。农村青年人在迅速地接受这种文化的同时，还积极地身体力行。从音乐到舞蹈，从服饰到语言，从爱好到行为，无不镌刻着大众媒介的烙印。农村家长由最初的看不惯不允许到勉强同意到习惯到欣赏的过程中，农村青年人的反哺现象始终贯穿期间。从这个意义上，大众媒介成为这一现象的催化剂，并使这种“反哺”的理由更为有说服力。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反哺现象也说明了传统文化在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出现的文化传承性的间歇式中断，逐步失去权威性，并逐渐慢慢被新文化的替代、覆盖的过程。这种文化缺位使本已岌岌可危的传统文化，在有合理的理由与充分的事实面前不得不折服又不甘心地褪色隐去。这毕竟是五千年文化与20年新文化的较量，而这种较量输得不太有尊严，却又惶惶地无可奈何。

二.大众传媒——农村的都市文化霸权的制造者

农民在大众媒介面前一直处于被动受传的地位，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在媒体上无法得到充分反映，他们只能接受由“文化高地”流下的文化信息，还依旧陶醉在这一温柔陷阱里。久而久之在农民心理上造成了一种累积性的压力，使他们对自身的文化失去了信心，倾向于接受外来文化，主要是来自都市的大众文化，而认为自身所属的地域性文化是一种弱势、落后的文化。大众文化抢占了传统文化，仅剩的那些文化也越来越趋于统一。媒体对于倡导什么，不倡导什么；说什么，不说什么，都有一个“看不见的手”在指挥。面对这一现实，被动的农村受众大多选择沉默的隐忍，在文化霸权的今天这种选择多多少少有些苍凉的悲情主义色彩。崇尚个性的时代，现实让我们失去了说话的脾气和那点秉性，如同80年代迷茫一代的垮掉宣言“你——别无选择”。

1．文化霸权的表现

很多时候，媒介组织在有意无意之间为受众营造一种有别于客观环境的“虚拟环境”。如今飞速发展的社会，人们所能感知与亲身体验的范围越来越小，而对于媒介的依赖也越来越大。因此，当代人特别是农村受众在大众传播面前往往表现出不自觉的软弱无力。他们脱离不开大众传播，而对其大多数内容往往缺乏一种批判与审视的态度，而更倾向于不假思索地完全接受。媒体霸权的意志轻而易举地慢慢腐蚀他们的最后一道防线。

我国的大众，已从混沌的“大众”转化为“分众”的概念。媒介有意识寻找适合自己的受众群，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核心读者群”。受经济利益的影响，媒介在受众定位上倾向于寻找有一定社会地位、收入较高、消费能力较强的群体。近几年来，我们周围所谓“精英文化”的“白领杂志”盛行，就是这一现象的集中体现。由于这些被认为是社会精英文化的群体其经济实力与购买力普遍较强，成为众多商业企业追逐的目标，以这群认为核心的读者群的媒体往往能吸引到更多的商业广告。看看周围琳琅满目的电视、报刊、杂志充溢的都是精英文化所营造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定价昂贵，使得普通城市消费者购买时也需三思而后行，更不用说中国社会刚温饱的农民。于是又根据工薪阶层的购买观念，贴近大众，服务生活，一些服务性的导报应运而生。但是，翻看林林总总的导报价格是降下了，已达到一般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可接受的心理价位。然而，在目标受众的寻求与划分上，媒介的目光始终紧盯在城市受众上，对于消费能力较低的农村受众，则普遍采取放弃的做法。回顾全国的农村目标受众，基本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媒体，没有一个真正为自己说话的声音。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上，农民减负、农产品价格、农民进城打工、撤乡建镇、计划生育等等问题及报道的忽视。大众传媒往往倾向于接受、关注、讨论大众传媒所关注的问题，崇尚都市文化的大众传媒多半关注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一些话题。除了农民减负这项议程屡有出现外，其它的却多“大音希声”后闲置在被遗忘的角落。一些被认为是引领中国正义的栏目、报刊，如《焦点访谈》、《南方周末》在打鱼撒网后也是力不从心。由于大众媒介的较少关注而重视程度较低。由此可见，农村的受众“议程”是由大众传媒代为设置的，而非农民自行设置。

2．文化霸权的影响

由于受众对大众传播的权威性缺乏批判，加之农民对于都市文化的心理弱势，使得承载于大众媒介之上的大众文化在农村的文化价值普遍保持一种认同与跟进的态度。然而，这种城乡文化的距离也是不争的事实，这种距离造成在文化上的“逆差”，使得农村受众被迫接受超出自己范围的信息，还不得不去面对、处理这些外来的信息。都市文化在流入的同时，不仅带来了精华，也带来了糟粕。不仅冲击了相对落后的乡村文化，也是一些优秀的文化受到打击，他们或多或少都处在焦虑、迷茫、无从选择的境地。新闻报道、电视剧、电影中前卫、大胆的行为成为他们之间默认的潜规则。这种现实与传统之间的冲突使得这些原本纯净的农民不知所从，其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文化得到的约束力的丧失，尽管受到批评与质疑，尽管受到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谴责，非法同居，离婚率上升，在我们的入户访问中也有涉及。

从现阶段来看，农村社会暂时还无法改变处于文化霸权下的“低地”的状态，而农村在文化上需要解决的不是如何抵制外来文化的进入，而是如何在吸收的同时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与延续性，而不至于走向没落与衰亡。

3．霸权文化隐忍下的“抗争”

强势的大众传媒代表的大众文化向相对弱势的乡土文化流动已是一个大趋势，但这种向乡村的流动却不是绝对的、毫不费力的，而是在不断冲突、不断适应、不断融合的基础上进行的。

从农村对都市文化的接收情况看，我们可以把流入的文化分为：其一定生活层面的文化，如服饰、娱乐、生活方式：另一种可看作是社会观念层面的文化。对于前者，农村受众所普遍采取的态度与行为是欣赏、羡慕进而模仿、学习，而较少批判与审视。比如在乡村许多年轻人身上都具有区别于年长者特有的符号，离子烫的发式，吊带衫的衣着，与潮流一致的流行歌曲。而对于后者，受众的态度则不像对待流行文化那样宽容。“当原有的价值体系受到威胁时，他们普遍采取戒备状态，在经过观察、分析后，发现这种文化对原有价值体系不构成根本威胁时，并发现它是种更为优秀、更为高级的文化时，则会渐渐接受。”而在农村，受众对于价值观念层面上的文化多采取不接受或有选择的改造接受。

这里指出的不接受不是指对这种文化形态完全的拒绝。可能受经济、能力方面的制约，在很多时候，力不从心。如果一旦条件成熟后，他们仍乐于实践。譬如说，上面提到对精英文化的仿效，他们仍抱着看看而已的心态，现实的压力，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向往的价值生活。在对自我条件的评估后有一个自我的平衡，但从农民工大举进城这一浪潮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也说明了向精英文化的渴求迈出了第一步吗？

在入户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在农村个体间的联系相对于城市更为紧密，没有围墙的村落，切肤相息的环境，可以掌控的生活方式，这种个体的群体感会更强。体现在传播方式上，表现为人际传播的传播效果要强于大众传播效果，因此相对与大众传播可能带来的压力，群体的压力可能会更为直接。媒介资源的相对匮乏、人际相对良好的固定可信赖的交往圈子，成为对不确定信息最好的评估途径，无论是在家务农还是外出打工的人，他们都会自觉或不自觉的在“精英文化”的无奈中，往往而会寻找相似背景中的“精英人物”。这一点在农村社会更为明显，但由于近年来外出打工人员的群体性“空巢”，在某一特定城市或特定区域已出现了一个数量规模相对大而固定的群落，这种有规模的迁移，同时把农村已根深蒂固所培养的传播途径又迁移至城市的群落中延续，此时“精英人物”在城市的这个群落中继续扮演领导角色，也是自然而然的应运而生。

城市人更倾向于通过独立思考做出自己的决定，只有在较单一的某一领域中会出现有领导性的人物给出意见，而这种领导人物可能在这一领域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占据主要地位；而在农村则不同，这种精英人物并不完全取决于此，相对更为复杂，其年龄、家庭沿袭地位、教育、人品都是形成领导者的条件，成为可信赖的对象的因素。一旦他们自己的决策结果与周围的人或是所谓“精英人物”不一致时，他们会主动修正自己观点，向群体意志靠拢，不至于产生被思想孤立的不合群看法。而正是由于农村所产生的“精英人物”个人素质的参差不齐，其个人魅力具有一定的号召性和权威性，但就其思想来说并不具备太多的与其它人员天壤之别的差距。所以这些领导人物，为了保证自己的意见高出其它个体，他们往往有意无意地倾向更多地接触大众媒介，更多采纳大众传媒众的主流观点。这似乎又落入到笔者上文提到被文化霸权所控制的怪圈中。

在湖南最多的视觉宣传是位于家家户户大堂中央被高高悬贴的像，处于大众传媒地围裹和压力下，传统文化萎缩殆尽的现实里，在越来越看不懂的媒介为他们营造的氛围里，也许，只有深深地怀念。“老人家会保佑我们的”不只一户人家重复这样的话。也许，只有的光辉会能驱除那些阴暗和寒冷，还有那最多的不确定，不能掌握。这究竟是文化的复古？还是文化的衰落？这种悲壮的影像，图文的纪录带来憧憬的同时却无情牺牲了精髓中的灵动，应和着没有火药味的霸道，留给悲情村庄人们的却是“甜美”的陶醉，带着笑的嘴角边涌动着的是无病的呻吟，缚茧过后早已伤痕累累。“人是悬在有他自己所编织网中的动物”，有些宿命，有些苍茫，对于这座悲壮化的悲情村庄来说却是不争的事实。

三.大众媒介的自省与回归

大众媒介在农村宣传中，长期扮演或长期处于缺位的角色。农民受众长期处于知情权享有不充分的局面。殊不知，8亿农民足可以影响国家决策和利益表达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等民主机制。知情全市公民实现其民主权利的基础，享有同等的知情权，本就是应有的国民待遇。

人微也是人，言轻也要言。

1．降低有线电视的收费增加宣传手段

据我们在乐园村的了解，乐园村每年有线电视的收费为120/年，如果不安装有线电视，村民家中只能收看湖南卫视和湖南经济这两个频道。但是每年120元的收费对于背负黄土的农民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开支。由于在家大多为年老及年幼的村民，是最不能生产价值的生产者，所以这笔开支更为其生活雪上加霜。中青年的人员外出打工，他们对家中的娱乐消遣及获取信息的渠道是否畅通并不太在意，使之往往成为忽视的对象。而在家的人员又顾及节省的原则，宁可舍弃本已不多的获取信息的渠道。试想，一个连中央电视台等国家传播机构都不能收得到人，只能接受到地方信息的受众如何面对瞬息变化的社会需求，如何与外界沟通？更不用说把自己的需求反馈给媒体。只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自我安慰，把苦楚付之于仅有的几句埋怨之后也就一笑而过。交谈中，连自己都没意识到这是对自己某种权利的剥夺。

以乐园村为例，村委会订阅了《人民日报》、《科技报》等为数不多的报刊，且这些报刊都放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名义上村民可随时翻阅，但由于村民把村委会都作为解决纠纷的场所，一般轻易不愿进出来往，这一现象使原本就闭塞的乡村，其信息传播渠道一定程度又被堵塞了。针对以上两点，笔者有些建议：1）在调定有线电视收费的价格时，应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实际要求，根据地方的不同经济水平，制定不同的收费标准，在原有基础上适当降低价格。2）各地广电相关部门也应时常关心农民的业余生活。定期文化宣传下乡，文娱演出下乡，送电影下乡，把中央或地方的相关政策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融进普通农民的生活。3）举办读书读报巡回展，选择适合于农民生活或农业耕作的相对浅显易懂的书，以图文并貌的方式介绍给农民朋友，弥补现今农村较单一的电视传播渠道，提高获取可用信息的传播效果。4）对于一些有条件的村镇，可以由地方政府、村委会补贴或自筹资金的方式成立以村为单位的图书室、活动室，让村民可自由借阅图书，养成村民阅读的习惯。此类图书室也可与村办小学合办，这样可最大程度的利用资源。在书报的构成上，可适当减少党政的一些机关报，这些信息在一般电视上都会有介绍，且篇幅较长、内容相对枯燥。除了国家大事外，受众在选择时会偏向于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信息，如税费、农产品价格、政务公开等，面对可自主选择阅读信息的报纸，受众可忽略不感兴趣的信息，这样只会造成可利用信息的相对重复阅读，造成不必要的厌倦感，并不适合一般农民的阅读口味。选择些大众化、通俗的读本，如《现代家庭》、《读者》、《大众卫生》等，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农民的精神文化面貌，真正把实惠和温暖让位于民。

2．调整节目设置增设农民频道

上文以从多方面论证了农民的角色分化已相当显着。尽管从户籍上看，许多离土不离乡甚至离土又离乡的非农业劳动者仍被我们称为农民，但他们内部已经表现出了很多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向大众媒介警示，重视农村中各类受众的差别和变化，在不能简单地视农村受众为一个无差异的群体。如果仍以传统的观念对待现在的农村与农民，它将失去的将是一个巨大的受众市场。

我们看到，农村中现在正在涌现一批高文化、高素质的综合型人才，面对印刷媒介，相对固定及对受众有一定要求的媒介，能否把过于集中的关注匀一些给农村这片极具潜力又未曾大规模开垦的市场？对于喧嚣的白热化城市竞争，这恐怕就是迎面吹来的一股清新之风吧。

对于报纸和电视相对具优势的定位，以往广播对于农村受众多是一些法制、政策的宣传，对于打工群体也多是些援助、倾听的节目，在几年前又兴办了情感咨询等人性化的栏目，但始终把他们处于被说服、传授、同情的角色中，这些节目农民朋友在新奇一阵后也并不领情。面向农村受众，广播要扬长避短，发挥其服务性强的特点，多开办一些服务功能较强的节目是广播节目亟待突破的关键。比如对农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常识、小窍门等等。

据了解，现在中央电视台有专门为农民朋友设置的栏目如《金土地》、《致富经》等，但在湖南农村受众对其极为冷淡，不知道的情况大有人在。仔细分析一下这些节目的内容，不外乎对成功者养殖或种植成功事例的报道，对农村新貌的宣传，对政策、法规的再宣传。更何况在乐园村148户被访人家中有138户人家有外出打工的人员，占总比例的93.24%。农耕人口的外流，真正从事养殖和种植的人数骤降，收视群体也就随之下降了。而对于在家务农的受众，这些节目都注重对样板经验的报道，而对种植中或养殖中面临的问题，做什么好、怎么做、产品市场在哪、市场行情如何、所需的相关科技辅导怎么样、国家的相关法规又是如何规定和保护的，没有一个系统的一条龙报道。忽视连续、追踪的系列报道，没有像对待像突发新闻的热情与敏感度，节目一直处于疲态，也就难怪观众不喜欢了。

在央视这一中国最大的传媒机构中，现有包括军事、西部、少儿等各类为不同受种群服务的频道。而唯独缺少了为8亿这一最大农民受众群所设立的农民频道。是否能够考虑为农民受众设立一个从多角度关注日益需求多样化的，但现仍旧处于“饥渴”状态下的农村市场受众的需求？培养一个日益成熟、民主、法律意识日益完善的新的中国受众群。

3．互联网上的话语权平等

尽管现在互联网在农村并不普及，但网络走入农民的生活将是一种未来的趋势，现在方方面面的条件不成熟，所以显得不太现实。但笔者始终认为，作为第四大媒体，网络媒介的交互式作用，提供、回收、反馈信息的能力比传统媒体胜出很多。而这种畅通的“高速公路”也是电视等媒介应当借鉴的。笔者认为，利用网络，现阶段最为可行的办法就是享受互联网上——话语的平等权。这对一个人，特别对一个弱势群体来说，这是极其珍贵的。身份并不重要，无论权贵与卑微，都可以有说话的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即拥有了实实在在的平等，虚拟的平等也是一种平等，这是在话语权上的平等。对相对弱势文化的扶持，对相对弱势群体的支撑，这是媒介和普通人在社会属性的一种自省与回归。农民朋友可以在论坛上发贴子，城市人也可以发贴子，在那里没有身份、职业的界限。其实更直白地说，现阶段其受众群还是城市人。但是这个渠道无疑是为城市与农村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特别是架起了青年人之间的桥梁。对“三农”问题的看法，对我们来说陌生而又未曾企及地方的关注，对国泰民生的关注，对整个中国的关注，把它称为修炼也不为过。使浮躁凌厉之气减少，在实际生活待人中更加宽容，多以宽容的心面对一切事物，平等意识变成自觉而自发的思想。对境遇甚忧的人，学会理解；对权贵，亦以平常心视之。学者平视，不俯视也不仰视。这对于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说，就是一种踏实的成长。从“孙志刚案”，到“宝马体彩案”，这是对普通农民工，普通农民基本权力的捍卫与保护，这种声音倾尽肺腑之情，竭尽了舆论之能，肩负起了铁肩担道义的顽强于无畏，让人震撼于深水之下岩浆急剧翻滚和愤怒咆哮的力量，更让人看到了媒介应有的力量，正在的成长。经历了这一巨大变革的新受众必将对媒介有着新的接触态度与评价，必将会对媒介产生新的需求，必将会给媒介带来新的生长点。

结语

对于相对落后于都市的农村来说，这种展示于大众传播媒介中的“文化”昭示着一种新鲜的行为、新颖的生存方式与生存空间、别样的一种理念，因此它又是一种召唤，又是一种比自身生活更令人向往和追求的文化示范。乡村文化相比之下也已泛晕黄昏，但请不要忘记，黄昏后的夕阳却是最为灿烂，最为挥之不去的印记。

我们不可否认，大众媒介进入农村给农村社会带来的巨大革新。从长远来看，从社会学角度来说，撤乡建镇是调整城乡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步。而与此相对应的，农民进城务工、包括大众文化的一定程度的“侵蚀”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媒介众多的今天，大众传媒对于受众，特别是对于为此付出过代价的农村受众，尊重他们的选择权利、考虑他们的实际利益，充分解释信息，给予应有的知情权来得比什幺都重要。村庄其实不是悲情的，是赋予的过程显得稍许悲壮，任何的变革都需要最后的悲壮，也许悲壮才会牢记。望着即将空巢的村庄，“仓惶而逃”的过客，没有精神依托的悲情生态，又是怎样的一种悲哀呢！“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这是我所希望的理想化的大众媒介。

参考书目：

1、《在媒介与大众文化之间》，陈龙著，学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