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范文10篇

乡村范文篇1

关键词：乡村文化；乡村实情；乡村振兴

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重大部署，要求“把乡村建设成为幸福美丽新家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居民进入城镇，一些农民的乡村文化认同感淡薄，乡村文化建设面临困境。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乡村振兴，先要文化振兴，用文化带动思想，用文化带动经济，在乡村振兴的发展道路上起铺垫作用。

1甘肃乡村文化发展现状

1.1甘肃文化历史悠久、丰富多彩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的交汇地带，有高山、盆地、沙漠、戈壁等地形特征。根据地形特征，发展出了风格各异的地方特色和文化。沿着河西走廊，寻找金戈铁马的古战场和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这里有肃南肃北的裕固风情和蒙古风情，还有天祝藏区的藏族文化，各种文化交相辉映。东南部的天水和陇南地区，风景秀丽，山川葱郁，有“小江南”之称，伏羲文化、陇东黄土地文化、河陇文化为一体，天水的大地湾文化距今有7800多年。甘肃礼县是秦族、秦文化发祥地。秦人最早的都邑所在地。甘肃境内的岩画、碑石都有发现，拥有的姓氏文化在全国有重要影响，如陇西的李氏文化[1]。戏曲方面有甘肃陇剧、曲子戏、甘南藏剧、高山戏、陇南花灯戏、搬山戏等。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在中国四大石窟中甘肃石窟就占了两个，可以说甘肃石窟文化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奇迹。

1.2甘肃文化混融多元、民族性强

甘肃位于三大高原的结合部，称之为“民族走廊”，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东亚和中亚结合部，是中原连接西域的通道，是古丝绸之路重要一环。它成为历史上许多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舞台。甘肃省位于黄河上游，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重要交汇之地，至今，甘肃境内依然生活着54个民族，其中东乡族、裕固族、保安族为甘肃所独有。众多的民族在这块土地繁衍生息，众多的文化在这块土地生根发芽，甘肃文化以它特有的形式存在发展，兼容并蓄，融合东西。每一种文化都有一段故事，每一种文化都令人心之向往。在多种文化与宗教融合的甘肃，被历史赋予了神秘的色彩，混融性与多元性是甘肃文化最闪亮的特征[2]。

1.3乡村文化基础薄弱、表现形式相对单一

甘肃乡村由于环境因素，条件制约，因此导致乡村文化基础薄弱。发展停滞不前，基础设施空缺，比如电影院、剧场、文化站、活动馆等基础建设数量少、质量低，环境卫生较差，限制了乡村文化发展。其次，文化传承出现断层，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传统技艺无人传承。最后，缺乏专业老师进行指导，导致乡村文化表现形式单一，缺乏创新性与趣味性[3]。

1.4农村思想观念落后、主流意识相对偏低

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了农耕文明的发展，同时也导致了农民思想观念中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封建思想、甚至迷信活动，阻碍了现代农村的发展，也阻碍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部分地区科学精神欠缺，长久以来的小农思想，束缚了道德观念和文明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城乡一体化进程快速推进，城市的主流文化对乡村的民俗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反应出了乡村文化的弊端与不足，比如文化缺乏自信、主流意识偏低、内生动力不足、与产业融合不够等问题。

2乡村文化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和价值

在党的中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充分认识文化建设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坚持党的领导，坚定文化自信，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推动乡村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

2.1文化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思想保障

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国家战略，它包含了城乡融合、产业融合、文化融合以及改革创新，是由上到下，由小到大的全员参与，全员配合，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因此要充分发挥文化的宣传主导作用，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凝心聚力，整合力量。

2.2文化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条件保障

通过文化建设形成良好的发展氛围，为社会发展凝聚力量，在乡村文化建设中，要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化道德引领作用，教育引导村民改正陋习，改变思想，弘扬公序良俗，传承优良传统，培育文明乡风，是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村民文化脱贫的必由之路。针对落后的封建迷信，要坚决抵制，有些农村小农意识根深蒂固，陋习恶习也仍然存在，这些思想和行为都是不利于推动乡村振兴的发展，因此，倡导现代文明理念新风尚，培育良好家风乡风，传承优良民族技艺，为乡村振兴发展注入新鲜血液，提供良好环境。

3乡村文化助推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

3.1建立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我国的城乡文化发展目前存在有一定的差距，对乡村文化事业的资金投入远远低于城市资金的投入，因此导致乡村文化活动匮乏，文化设施落后，文化质量不高等种种问题。针对以上问题，首先要加大资金投入，保证基础设施的供给。其次要开发市场资源，打通来源渠道，建立健全保障机制。再次要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人员的整体素质，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文化宣传队伍，有质有量的开展各项乡村文化活动。推动基层公共文化设施资源整合、共建共享、集中进行文化宣传、党员教育、科学普及等多方面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3.2运用信息技术发挥新媒体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数字化和新媒体已成为社会主流，信息技术不断发展，随时随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新媒体以开放性、互动性、多样性、灵活性等特征正在对传统媒体产生巨大的冲击。凭借着网络信息技术和新媒体的平台，乡村文化和乡村产业不断发展，文化传播、文化振兴的进程也明显加快，作为推动文化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工程，数字化网络技术突破地域阻隔、扩大延展范围、随时随地都能获取到各种丰富资源。利用网络资源和新媒体技术，凭借新理念和新方法，实现线上线下的跨界融合，共享文化信息资源，对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起到深远影响。

3.3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产业融合

乡村文化发展与乡村产业发展息息相关，相辅相成，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大力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积极促进乡村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将传统文化、农耕文化根植于乡村文化建设，依托乡村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发展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大力开发传统节日文化用品及表演项目，带动消费，促进文化资源与现代消费需求有效对接。每一个乡村都有它独特的历史记忆，也体现了一代人的成长与社会的变革，因此振兴乡村文化，必须加大对地方文化的挖掘，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导向，加强村民素质和美德，使乡风民俗转化为特色产业和文化事业。结合自身优势，运用创新思维，将“互联网+”与“文化+”相结合，大力开发旅游资源和生态资源，建设民宿、客栈等旅游设施，打造特色、鲜明的旅游文化景区，创建乡村文化新载体和产业新模式，促进乡村文化资源与现代消费有机融合。

4结束语

甘肃与中部发展地区相比，经济相对落后，我们需要一种直面现实的勇气和放眼世界的眼光，更需要勤奋执着的创新和融汇并通的文化氛围，与外省交流，与世界接轨。乡村文化建设的方向，在于把农村建成新型农村。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将乡村文化与乡村建设融于一体，有效衔接。强调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将农村、农业、农民三者结合，打造美丽乡村、魅力乡村。同时，作为农业类高等院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我们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提升乡村文化水平，助力乡村振兴战略，自觉担负起历史使命与责任。

参考文献

[1]叶兴庆.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论纲…[J].改革，2018，（1）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8-02-05（001）.

乡村范文篇2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东北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策略

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标志着乡村旅游已经成为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领域[2]。乡村旅游已经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也是系统解决“三农问题”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之一[3]，例如：湖南湘西十八洞村通过开展以农家乐为主要形式的乡村生态旅游，使整个乡村呈现出蓬勃生机[4]；婺源县将扶贫开发与乡村旅游发展有效结合，带领更多贫困群众参与旅游发展，共享旅游红利，实现贫困群众增收脱贫、稳定脱贫致富[5]。由此可见，乡村旅游的开展在推动农村产业兴旺、解决“三农问题”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也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乡村旅游始于20世纪70、80年代，经过近40年的蓬勃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业态、新亮点[6]。乡村旅游在开展过程中可以起到促进资源与效益的转化、保护农村民俗旅游资源、保障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以及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等多方面的作用。但是，我国乡村旅游发展仍不成熟，相比于其他旅游产品仍然存在着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不完善、旅游产品同质化、缺乏科学的开发手段、旅游服务质量低等问题。因此，如何通过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具备条件的乡村实现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升级，成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7]。

一、小南河村乡村旅游发展概况

小南河村位于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饶河县境内，村内共有226户村民，在发展乡村旅游之前全村以种植玉米为主要收入来源，一直处于看天吃饭的状态，村民也长期处于贫困之中。自2015年起，小南河村立足于自身资源优势，依托大顶子山等自然旅游资源和东北农村民俗等文化旅游资源大力开展乡村旅游，发展出了较为完整的旅游服务链。共发展出“农家乐”16家，关东民俗老屋7处；创新设计出以二月二“开耕节”为代表的集观赏性、互动性于一体的特色民俗活动；推出了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小南河“六大盆”农家美食旅游项目。截至2017年，小南河村共接待省内外游客1万余人，带动旅游服务及特色农副产品销售收入70余万元，实现了整村脱贫的质变[8]，曾经蜷缩在大山之中的贫困村落，由此焕发出新的活力。

二、小南河村乡村旅游发展的SWOT分析

（一）小南河村发展乡村旅游优势(Strengths)分析

1.绿色资源颇丰小南河村坐落在完达山脉的大顶子山下，动、植物资源丰富，自然景色清新宜人。一年四季均有自然风景可供观赏，可以满足旅游者的不同需求。春天，冰雪消融、万物竟发；夏天，林木葱郁、鸟鸣山幽；秋天，杜鹃竟放、五花山色；冬天，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完达山山脉，森林覆盖率较高，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完好，东北虎、黑熊、狍子等国家保护动物应有尽有，县域内有着亚洲唯一的专门为单一蜂种设立的部级自然保护区——东北黑蜂部级自然保护区。2.民族、民俗文化绚烂饶河县有许多少数民族世居于此，在长期与汉族交错杂居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赫哲族居民保持着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仍然过河灯节、鹿神节、乌日贡节等传统节日，在与汉族文化的交流之中发展出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开江节，每年春季以祈求河神保佑一年风调雨顺。小南河村作为传统的东北村落，村域内仍然保存着完整的关东风情木刻楞老屋大院和东北传统民俗，建筑复古、民风淳朴，完美展现了独特的民俗风情。闻名海内的《乌苏里船歌》以及《大顶子山高又高》等文艺作品，都是取材并创作于此。3.红色资源丰富饶河县是一块红色的热土，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发祥于此，大顶子山就曾是其抗日根据地。在抗战期间，抗联曾多次在此与日寇血战，至今，县域内的小南山上仍然完整地保留着日伪修筑的碉堡与战壕，小南山上的抗日游击队纪念碑，被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珍宝岛保卫战也在此处打响，并取得了胜利。4．文化遗产丰厚小南山遗址位于饶河县境内，自1958年被发现后共经三次发掘。小南山遗址发现了迄今北部中国最早的陶器、世界上最早的和最多地一批玉器，颠覆了学术界对新石器时代玉器方面的认识，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小南山遗址被考古学家盛赞为“黑龙江的牛河梁、阿速江畔的金字塔”。同时，小南山遗址也被评为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二）小南河村发展乡村旅游劣势(Weaknesses)分析

1.旅游服务设施落后，基础条件仍需加强其一，小南河村位于完达山山区，与旅游客源地距离较远。与客源集散地的距离远近直接影响了游客旅游目的地的选择，饶河县距哈尔滨市730公里，佳木斯市352公里，双鸭山市298公里，交通不便。其二，饶河县县域内并无铁路与机场，游客到访只能通过长途汽车，且公路的道路等级较低，交通可进入性差。其三，旅游接待能力较弱，无星级酒店可供游客选择，仅有为数不多的农家乐可为旅游者提供食宿。2.旅游产品层次较低，挖掘深度仍需加强小南河村乡村旅游发展的时间较短，旅游产品仍停留在初级层次，与其他乡村旅游目的地相比并无凸出的创新点，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对游客吸引力较弱。同时，小南河村对各种现有的独特旅游资源没有深度挖掘，旅游产品缺乏当地特色，未能根据市场需求开发新型旅游产品，制约了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3.旅游市场开拓不够，宣传力度仍需加强当前，城市生活节奏过快、压力过大，越来越多的旅游者对于乡村旅游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兴趣，并对高质量乡村旅游资源的需求也在不断提升。饶河县具有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绿色资源、民族文化资源，但缺乏对旅游资源的包装与推广。4.专业服务人员缺乏，人才培养仍需加强小南河村现有的旅游服务人员大都由本村村民转化而来，并无专职服务人员。村民的学历、服务意识、服务接待水平有待提高。景区由村民直接经营，而并非专业的经营管理人员，村民的经营意识不足，也导致了景区后续持续发展乏力。

（三）小南河村发展乡村旅游机遇(Opportunities)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以及东北振兴战略的实施为东北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自2017年起，黑龙江省了一系列关于乡村旅游的发展规划，政府对乡村旅游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使黑龙江省乡村旅游业呈迅速发展的态势[9]。自1999年起，我国开始不断调整节假日的休息时间，包括双休日在内，全年公民可以休假的时间已达114天，占全年天数的31.2%。闲暇时间的增多，加之城市生活压力过大，城市居民渴望返璞归真，都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便利[10]。

（四）小南河村发展乡村旅游威胁(Threats)分析

在旅游消费者需求多样化的大背景下，旅游者日益重视旅游目的地的选择，小南河村以吃农家饭、看自然风光作为旅游特色的传统乡村旅游产品不能满足旅游者高层次的需求。虽然黑龙江省乡村旅游发展迅猛、遍地开花，但是各个景区之间缺乏合理有效的联动机制，各旅游目的地之间为竞争关系，且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资源配置并未得到有效合理利用，导致恶性竞争。乡村旅游活动的开展必然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乡村在开发旅游资源过程中，由于想要快速的开发出当地的特色旅游资源，以此来吸引住游客的目光，渐渐产生盲目开发和商业化过度开发的现象，导致许多乡土文化在这种商业化开发中失去鲜明的地方特色，不考虑自然条件的限制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伤害。

三、小南河村乡村旅游发展对策

（一）优化基础服务设施

旅游地的服务设施对旅游产品的档次和客源有着直接地影响[11]。乡村旅游设施由乡村旅游基础、辅助和服务设施三部分组成[12]。小南河村应对乡村旅游设施进行建设。其一，政府应主导改善乡村旅游的基础设施，如：开展厕所革命改善卫生条件和为游客提供便利、修建公路增强景区的可进入性；其二，完善乡村旅游辅助设施，如：沿途合理增设加油站、停车场等服务设施，为游客提供针对性地服务；其三，增建乡村旅游服务设施，如：增加高品质农家乐数量、建设特色产品购物店，提高游客满意程度。优化乡村旅游设施，可以不仅可以提高景区质量、改善人居环境，还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速新农村的建设与发展的脚步。

（二）开发特色旅游产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旅游者更偏向于选择具有“个性化”的旅游目的地。原有的“农家乐”模式不仅与周围其他旅游地同质化严重，且不能满足旅游者的个性化需求。小南河村应根据本村景区特点，着重打造特色乡村旅游产品，开发设计出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的精品旅游线路和特色旅游纪念品。也可在进行市场细分后开发新型旅游产品，如：针对不同年龄群体开发出康养旅游、研学旅游等旅游产品。深度开发特色旅游产品，既能吸引不同旅游者群体到访，增加旅游产品文化内涵，满足旅游者的多样化需求，又可以增加旅游产品地供给与需求，从而提高旅游经济发展。

（三）开拓新型旅游市场

其一，在当前产业融合的大背景下，乡村旅游要在众多旅游产品中脱颖而出，就要大力开展跨界旅游，既要促进旅游业与工、农业深度跨界融合，发展出以乡村民俗为核心的观光农业，实现对农业资源的充分利用，促进“新农业”发展。也要联合其他旅游景区进行资源整合，避免同质化竞争，形成一个具有可持续性的整体联动的大型旅游景区。其二，景区所在政府与旅游企业应增加对景区的宣传，探索新型营销模式，充分利用互联网便捷快速的优势，将旅游产品以及旅游地特色产品进行推广，如：在短视频平台旅游地体验视频、通过电商对旅游地特色产品进行销售。在扩大潜在客户群的同时，对景区进行品牌塑造，提高旅游者到访欲望。

（四）培养专业旅游人才

景区的长期发展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且需要对现有的服务人员，开展系列培训活动，提高服务人员素质，同时也要进行人才引进，为景区的可持续化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对旅游服务人员进行素质培训，可以在提高服务质量的同时促进乡风民风的提升，提高村民整体素质。

[参考文献]

[1].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2017-10-18.

[2]银元,李晓琴.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的发展逻辑与路径选择[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5):182-186+193.

[3]宋子千.推动乡村旅游转型升级为乡村振兴作更大贡献[N].中国旅游报,2017-12-11(3).

[4]张红艳.乡村战略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发展路径探索——以湘西十八洞村为例[J].农业经济,2018(09):53-55.

[5]乡村旅游助力精准脱贫[J].老区建设,2020(17):51-53.

[6]张辉,方家,杨礼宪.我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现状与趋势展望[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7,38(09):205-208.

[7]赖佳鑫,赵俊杰,刘峰,尹洪,卓小平,赵小燕,张辉,高洁,胡瑾.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基于SWOT分析的山地烟区乡村旅游发展策略——以巫山县鸳鸯烟叶科技示范区为例[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0,41(04):235-242.

[8]冷菊贞.依托景区发展乡村旅游找准脱贫致富新路子[J].奋斗,2017(14):43.

[9]常青,罗文双,陈梓琼,苏建伟.全域旅游视阈下黑龙江省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研究[J].商业经济,2019(08):9-10.

[10]王中雨.基于SWOT分析的河南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研究[J].农业经济,2014(03):111-112.

[11]何景明,马泽忠,李辉霞.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问题的调查与思考[J].农村经济,2004(07):36-38.

乡村范文篇3

关键词：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战略

一、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高速腾飞阶段，不断的改革加速了城镇化发展，推动了信息化与现代化进程，改善了城市公共设施，优化了人民居住环境。但与此同时也加大了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大量的农村资源涌向城市，乡村空壳化、老龄化程度严重，公共设施、教育环境、医疗资源远落后于城市。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是为了解决三农问题，期望通过阶段性的努力彻底解决我国农业不发达、农村不兴旺、农民不富裕的现状，在各项政策的扶持与各项措施的实施下帮助农村提高产业发展，规范产业类型，让农村变样、农民受惠，并且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打造美丽乡村。

二、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机制

（一）高质量经济发展能激发乡村经济发展的活力。俗话说“产业兴，百业兴”，产业兴盛是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前提，在当前特殊时期，社会矛盾转变，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在不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上，推动农村产业兴旺，打造生态宜居的乡村，同时要兼顾乡风文明、美丽乡村的政策，让健全的乡村经济发展机制与政府政策相连接，这样才能加快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不同于传统小农经济，它的融会贯通要求农村产业发展兼顾生态、文化、教育、科技，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融合其他各色产业，在协同条件下相互运营。由此可见，高质量经济发展绝不是单一的进步，而是多方面、多角度的乡村振兴。从实践角度上思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生态文明与绿色导向，新时代的经济发展必须与生态环境和谐相处，农产品的加工流通、农民种养都应该在绿色经济的基础上进行，另外最好联合乡村旅游业、乡村服务业、乡村特色小镇等，积极践行所有现代化产业，使农村具有发展新动能。把单一的经济发展方向放射性扩散到关联产业，更能激发乡村经济活力。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已逐渐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过渡阶段，这些现实情况的转变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都给我国农业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在本次战略提出前，我国就提出了加快城乡一体化的政策，改善了乡村基础设备与公共服务，农村的休闲娱乐与教育医疗较之前有所提高，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几年，我们能明显发现，农村的产业投资机会越来越多，对比城镇而言其发展优势逐渐凸显，乡村经济发展走势不再单纯为农耕饲养，更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涌现，这得力于领导层的认知，也得力于人民群众思想观念的改变。高质量经济发展的价值已得到共识，像休闲农业、乡村电商等新产业层出不穷，这些新型产业的繁荣激发了乡村发展活力，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乡村增强了内生发展动力，改善了乡村的外部环境，推动了不同的新动能产生。（二）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推动特色乡村产业发展、优化乡村产业结构。我国疆土辽阔，各方经济实力、风土人情大有差异，不同地域的乡村发展情况也不可同日而语。地域间的差异要求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因地制宜，下达的决策必定要立足当地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经济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改变原先单一的农村经济模式，在现有条件下拓展产业空间，集合人力智慧与物质基础创新产业形态，让乡村发展有特色。在振兴改变的进程中，要达到经济高质量发展可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延伸农业产业链，提高农副产品的附加值。现代人对食物的需求早已摆脱了填饱肚子这一基本标准，大众期待看到健康、美味、艺术的食物，因此发展高质量经济就要发展优质、高效、无害的种植业，在生态养殖业中突出特色农土产品。将农业的散养式与个体式经营规模化，组建集成式农业，提升农产品的优质特色。第二、探究乡村独有的资源优势，在不同地域内形成不同的生产格局，为本地特色农产赋予新的内涵，让农产品的文化商标走向更广阔舞台，推动乡村特色经济的建设。第三、建设特色小镇，在小镇中开发休闲旅游功能，在吸纳投资中增加就业，拉动农村内需，激发农村青年人的创业热情，当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以此为依托发展非农产业，使乡村地区的产业结构能更多元的发展，全面开启乡村城市生活时代。第四、借助互联网与网络通信的力量拓展不同的农业产业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全方位建设农村，利用基础经济拓展农村的现代物流，使产品能走出去也能引进来。第五，在高质量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打造农村创业园，在政策扶持的基础上吸引农民、城市退休人员回农村服务，并与高校搭建大学生服务平台，活跃农村的人才市场。（三）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增加农村创新创业的动力，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我国农业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中，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也是核心目的，在实现该目的的同时，其他的乡村问题也会得到解决。针对目前农村发展的主要矛盾，现在亟需解决的是人口和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在农业种养中推广新科技，加速农业创新，培养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农民。首先，优化升级现有的农业经营制度，积极践行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就要拓展不同的农业经营主体，打造更大规模的农业发展层次，在创新中营造良好的乡村氛围。其次，用优厚的条件吸纳更多人才主动投身于乡村建设，长期以来优质人才盘踞城区，说明农村没有人才吸引力，高质量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为作用，改革用人待遇也是发展的重点。

三、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高质量经济发展路径

（一）重建乡村生态。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与生态环境和谐相处，所谓重建乡村生态，就是改变农村现在固有的生态环境，摒弃以往粗放式的农业发展，让环境保护与健康生态深入人心。这里的生态，不单单指狭义的自然环境，还包括广泛的农村社会环境，在人文教育与自然生态的双重坚持下，保持农村原有的健康文明，创新自治机制，逐步形成有规律、有文化的乡村生态。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修复农村自然的生态环境，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具有长远战略思想，改革开放几十年，人们为发展经济贪图便利确实给环境带来了不小的伤害，农村环境问题在日复一日的累积中竟成为了发展短板，乡村振兴立志要修复这短板，恢复农村健康的生态环境。其次，要促成资源要素的城乡双向流动，城乡经济发展有差距这是我们面临的矛盾之一，经济高质量发展应该是相对平衡的健康发展，乡村振兴要改变城乡不均的畸形发展。乡村为城镇繁荣付出了太多代价，多年来，乡村的优质资源单向流动至城市，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要重建这种单一模式，促成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二）培养可靠民力。战略的执行、经济的发展最终都依赖人为实现，要摆脱农村落后的现状，也应从人力资源方面下手，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由人组织，也为人服务，培养懂农业、爱农村的优质人才刻不容缓。这里的人才泛指两种，一种是农村本地的农民，长期生活在农耕种养一线的工作者，这些农民、工人、下岗工人都应接受可靠的农业教育培训，培训内容既要包括基本农业常识、国家当前政策，还应按照他们从事的农业类型分类教育。另一种指愿意投身农村建设的知识分子，或者在农村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工作人员，打造一批有能力、懂教育、品行好的高质量复合型人才服务基层，服务农村。

参考文献：

[1]苗泽华.研究农民问题及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部作品———《土地对第三代农民发展的供养问题研究》评介[J].智库时代,2018(26).

[2]梁雯,孙红.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物流影响因素研究———以安徽省合肥市为例[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2).

乡村范文篇4

关键词：乡村旅游；“民生三感”；环境治理；产业发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需求也由之前满足于温饱的生理层面的需求，转向更高层次的精神层面的需求。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性能源环境危机事件的高发频发、世界环保运动的兴起以及人们环保意识的觉醒，人们对于清新的空气、干净的饮水、优美的环境等优质生态产品的需求变得越来越迫切。因此，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的乡村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乡村旅游也快速发展起来。白银市拥有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近年来为了不断满足人们对优质生态产品的需求，提升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白银市在发展中始终注重拧紧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总开关，坚守底线，大力发展十大生态产业，打造了白银市主城区周边多个乡村旅游点，如黄湾村、平堡乡、顾家善等一批乡村旅游点，受到了广大市民和旅游爱好者的喜爱。

1新形势下白银市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1.1坚持生态环境保护

白银市周边有黄河大峡、白银黄河湿地公园、现代农业科技示范观光园、北武当山等丰富的旅游资源，具备发展乡村旅游的条件。但白银市作为典型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多年的采矿行为也留下了一些环境问题，导致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生态环境是乡村地区开发旅游的资本，因此在发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白银市始终非常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白银市的生态环境持续好转。一是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为打好蓝天保卫战，白银市紧抓企业达标排放、燃煤锅炉整治、建设清洁低碳能源体系等工作，空气质量明显改善。据统计，2020年，白银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344天[1]，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4.25%。二是水环境质量总体良好。白银市严格贯彻落实国务院“水十条”要求，全面落实“河长制”“湖长制”，综合运用工程、管理、监察等手段，推进对工业污水的处理、对饮用水水源地的保护，水环境综合防治水平不断提高。白银市还大力推进祖厉河等重点流域的水污染治理，编制《祖厉河水体达标方案》并印发实施，设置监测点位，与定西市开展跨界联合执法[2]。同时，对乌金峡水电站和大峡水电站生态流量完成实时在线监测，结果显示：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结果均达到Ⅲ类标准，水质良好，达标率100%。三是土壤环境质量稳定。白银市耕地土壤环境监测结果表明：全市所有监测点位中除聂家窑村、白茨滩村的污染等级为“尚清洁”外，其余各监测点污染等级均为“清洁”。四是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稳定。2019年，白银市5个农村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点位SO2、NO2均达到国家一级日标准限值，PM10和PM2.5除个别天数超过二级标准，其余天数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限值。

1.2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白银因矿得名、因企设市，产业结构偏重于以有色金属冶炼、煤炭、化工、火电等为主的重化工，在能源消费上也是以煤炭为主。这样的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模式如果不改变必然会导致环境污染，因此白银市非常注重对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一是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加快构建核心产业聚集区，构建以白银区、靖远县、平川区为重点的中部产业聚集区，发展“一区六园”工业集中区；构建以会宁县为重点的南部生态恢复和循环农业发展区，努力提升农产品生产、加工、储运绿色化水平；构建以景泰县为重点的北部生态产业示范区，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二是努力打造绿色产业体系，发展先进制造业。以知识、技术等新生产要素为支撑，立足白银市产业基础，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对于“散乱污”企业，综合运用质量、环保、能耗等标准，建立“散乱污”企业动态管理机制，持续开展“散乱污”企业专项整治工作[3]。三是建设清洁低碳能源体系。实施煤炭总量控制，加大监督、执法、管控力度，严格把控区域内煤炭消费总量。同时，有序推进清洁能源发展，按照集中分散并举原则，加快在建风电项目建设，加快平川光伏领跑技术基地建设，积极推广应用太阳能光热利用技术，提高非化石能源的消费量。四是大力发展循环农业。实施耕地质量保护提升与农药化肥使用“零增长”行动，推动形成“市有特色片区、县有知名品牌、乡有专业市场、村有产业园区”的现代循环农业发展格局。

1.3开展乡村人居环境整治

人们都希望家附近是个公园，不愿意自己家附近是个垃圾处理场。长期以来，农村的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收集与处理，这导致农村环境污染情况相对比较严重。近年来，白银市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做好“三清一改”，仅2021年就清理农村生活垃圾9.4万余吨，清理农业生产废弃物1.8万余吨[4]。此外，白银市还对村内水塘、沟渠、积存垃圾进行了清理，农村人居环境有了明显改善。同时，白银市还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大力推进“厕所革命”。针对农村存在的如厕难、厕所环境差等问题，白银市着力对农村厕所进行改造，并雇佣保洁管理人员对厕所进行管理。在厕所数量的设置上，保证景点游客步行半小时范围内有厕所。二是大力推进生活污水和垃圾的处理。在乡村旅游示范村率先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做好污水、垃圾的收集处理工作，改善农村环境。三是大力提升村容村貌。近年来，白银市对乡村的供排水设施、供电设施、道路、住房、通信设施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改造，目前白银市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实现了通电、通光纤和4G网络，这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也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

1.4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旅游业

只有产业兴旺了，农民才能富有，因此白银市始终非常重视农村产业发展。目前根据各地气候、土壤以及产业基础等条件，白银市已形成牛、羊、菜、果、薯、药、文冠果、生猪等“十一大特色产业”，这些产业的发展使农民的钱袋子切切实实地“鼓”了起来。在各村产业“兴”的基础上，白银市坚持不搞大拆大建的原则，注重原生态，坚持乡土味，针对各村的实际情况，按照不同的规划定位、规划理念和规划重点，因地制宜地发展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如对于位于城市郊区、黄河边的顾家善村、金山村等村庄，选择城郊农（渔）家乐的乡情体验模式；对于文物古迹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自然风光壮美的平堡乡、五柳村等村庄，则选择基于古遗迹保护开发的人文乡村规划建设模式；对于自然条件优越、毗邻黄河、背山面水、以温室蔬菜种植业为主的大川渡村，则选择农业观光及采摘体验的休闲乡村规划建设模式等多种建设模式。充分发挥不同村庄的区位优势，使白银市乡村旅游快速发展。随着乡村产业的发展和乡村旅游越来越受欢迎，不但农民的腰包“鼓”了，农村的环境也“美”了。农村对于年轻人来说也越来越有吸引力了，外出务工的村民也愿意选择回村发展，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2新形势下白银市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经营分散，规模效应匮乏。当前白银市周边的乡村旅游目的地还没有统筹好一个村内或者一个地区内的乡村旅游资源，还是以家庭作坊式经营模式为主，存在同质化竞争、价格虚高等现象，这导致了当地资源的浪费以及环境污染处理难度的加大。同时，由于认识上的不到位，将乡村旅游简单地看成“逛一逛、看一看、吃一吃”，导致旅游项目经营模式还是比较单一，只能满足游客低端的旅游需求。因此虽然游客花费了资金，但其实并没有实际体验到乡村生活。这样的乡村旅游项目也发挥不出乡村旅游该有的综合效益。2）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乡村旅游目前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行车难、停车难问题。很多农村在规划时没有规划停车位，道路也普遍比较窄，这导致在农村车辆一多就非常容易造成拥堵。甚至在有些乡村路段车辆根本没有办法通行、没有地方停车，再加上如厕难、住宿餐饮相对简陋，使得游客综合体验较差，不想再来第二次，这制约着乡村旅游的发展。3）服务质量有待提升。目前，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多数文化程度都不高并且参与相关专业培训的次数也比较少，因此服务水平不高，造成游客的综合体验比较差。一方面，由于认识上的不到位，从业人员不能很好地坚持本土特色，如将原本很漂亮的石板路拆除后改建成马路，将极具本土特色的茅草屋拆除，这些行为破坏了当地乡土文化，不利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乡村旅游管理人才的匮乏，目前多数管理人员是由乡镇干部兼任的，他们不具备旅游管理的专业知识，不能胜任旅游管理工作，这也不利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4）生态环境极易受到破坏。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和私家车拥有量的快速增加，节假日白银市各乡村旅游点的游客接待数量也在快速增长，尤其是到了每年的“黄金周”，游客数量更是激增。这是好事，但同时也要看到由于在乡村垃圾桶数量比较少、一些游客环保意识不强等原因，游客的增加也给乡村带来了垃圾处理的压力，同时游客多了还会造成当地植被的破坏，使得乡村的生态环境遭受严峻考验。

3新形势下白银市乡村旅游发展的建议

乡村范文篇5

1.1乡村旅游的基本概念

乡村旅游特指在乡村地区开展的，以特有的乡村人居环境、乡村民俗文化、乡村田园风光、农业生产及其自然环境为基础的旅游活动，即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和人文客体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属于环境旅游范畴，以具有乡村性的人文客体为吸引物的旅游活动属于文化旅游范畴。所以，乡村旅游包括了乡村性的环境旅游和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在某一乡村地区开展乡村旅游活动，活动内容究竟是以环境旅游为主，还是以文化旅游为主，取决于该地区的本质特征。

1.2乡村旅游本质特征的认识

乡村旅游始于法国，其最初的发展是欧美度假旅游发展的一种空间选择。始于一群贵族到乡村度假，品尝野味，乘坐独木船，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通过这些活动，他们重识了自然，加强了城乡居民之间的交往。后来，各国相继有了乡村旅游。至20世纪80年代后，欧美乡村旅游已走上规范发展的轨道，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和越来越大的发展潜力。

2乡村旅游的市场开发

开发农业旅游资源，主要是对农事活动、农村部落、农民生活、农业生态、农业收获物等农村事物进行开发。分析各省的发展农业旅游的条件，包括发展农业旅游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农业特色优势和客源优势等，为区域农业旅游开发提供了依据。进行乡村旅游的开发有多重意义。

2.1乡村旅游开发的意义

它迎合了都市人“回归自然”的心理需求，且从另一面也圆了都市人的绿色梦，亦丰富了我国生态旅游的内容；符合我国旅游产品结构化调整的客观要求，是旅游开发形式转型的新探索。

2.2乡村旅游市场特点

就国际市场而言，旅游业市场已发展成熟，已形成了“观光(感知)、度假(享受)、专题(认知)”三合为一的旅游产品复合体。即乡村旅游具有田园观光、休闲度假、自然生态和民俗文化专项旅游的综合功能。

就国内市场而言，因国内旅游市场起步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绝大多数乡村旅游者享受到的是较低价位的消费水准、较低档次的旅游服务和较低层次的精神感受，对旅游景区、农业生产的收获活动和传统节庆活动具有极大依托性。但对自然环境的天然性、纯净性、优美性要求越来越高，对人文环境的古朴、新奇、“乡土味”、“民族味”的呼声越来越强，作为旅游目的地，这些都是吸引游客的必备条件。

2.3乡村旅游需求趋势

单说国内，对乡村旅游产品的需求仍表现出明显的需求层次初级阶段的特征，尚停留在观光——休闲娱乐阶段，表现为乡村旅游产品类型单一，产品粗糙，经营粗放。当然，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旅游正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国内旅游多极化趋势和旅游消费个性化发展趋势正旺，国内乡村旅游也正向着融观赏、考察、学习、参与、娱乐、购物和度假于一体的综合型方向发展，国内的需求层次也在不断提高。总体来看，当前乡村旅游需求呈现多元化、多样化、特色化的发展趋势，游客对环境旅游与文化旅游紧密结合的多功能、复合型乡村旅游产品的需求日渐旺盛。

就旅游产品而言，乡村旅游是一个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旅游活动，是系列产品的集合，是一个产品集，它所提供给游客的旅游产品，可以是复合型的，可以是单功能型的，能够很好地满足不同群体的消费者。也就是说，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对乡村旅游产品都会有一定的需求，所以乡村旅游开发和建设面对的是整体的旅游消费市场，应根据个性化需求分层次进行开发和建设。

2.4乡村旅游产品的规划与设计：以案例研究为主

有的专家，如王仰麟、祁黄雄，借鉴区域旅游规划的一般流程，结合农业开发实践，对区域观光农业规划的一般过程和方法进行了探索，即在对市场、区位、自然、社会经济、农业基础、旅游发展基础等开发条件的分析和评价的基础上，确立了规划区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进行总体布局和功能区分，并对观光农园进行了CI形象设计。

而章锦河等专家分析了安徽黑多县宏村古村的情况后，提出了宏村古村落旅游形象定位理念，并就主题口号、视觉形象、行为形象进行了方案设计，另有多位专家学者分别就西双版纳胶园农场度假区、南京汤泉农业科技师范园、昆明市呈贡县观光农业、广州市郊满山农庄进行了旅游规划的案例研究，进一步丰富了乡村旅游规划的研究内容。但这些案例研究的缺点是：大多停留在定性研究和一般的归纳总结水平上，缺乏理论的抽象，研究方法也比较简单。

3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3.1存在的问题

发展策略是我国乡村旅游研究的另一热点，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我国目前观光农业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即观光功能、区位功能设计简单、重复，缺乏特色；农业基础薄弱，资金投入不足；我国农村人口过多，客源市场有限；生态环境和景观的破坏；观光农业园土地使用的非农化倾向突出等。对此，我们既要坚持持续发展，又要根据现实分阶段发展；既进行生态消费，又要注意生态保护；既要促进农业用地的合理流转，又要保证农业土地的正确使用方向等相应的对策和主张。

3.2相应的对策

如以旅游城市为客源市场的乡村旅游开发，我们可以提出面向回城知青、城市离退休职工、周末工薪阶层、城市学生和自城市输出的外国游客等几个富有潜力的市场，开发农业旅游、乡村民俗旅游的策略。

就像前面所谈到的，可以把农耕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和谐相融”作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点来讲。

都市文化属于先进文化，其对传统文化的吸附与冲击可想而知，旧难敌新，现代文化的魅力难以抗拒也不应抗拒，要发展就得接受新事物，乡村旅游也不例外。乡村旅游从业者应有超越农耕文化社会阶段的现代意识，既是农耕文化“戏中人”，又是农耕文化这场戏的“导演”，清醒地抉择两种文化的精华，使其有主宾、分主次地熔铸与乡村旅游大地上。当然，要搞好乡村旅游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其前景还是广阔的。它投资少，风险小，是一项创意到位即可“点石成金”的旅游项目。

参考文献：

[1]潘新华，刘平安.延安旅游业的发展途径.改革与战略，2005，（138）：28.

[2]马彦琳.环境旅游与文化旅游紧密结合.旅游学刊，2005，20（1）：63.

[3]阳芳.国内会展旅游的发展形势与战略选择.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40（40）.

乡村范文篇6

认真负责的做好医疗工作。“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是医生的职责所在，也是社会文明的组成部分。医疗工作的进步在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我抱着为患者负责的精神，积极做好各项工作，热情接待每一位患者，坚持把工作献给社会，把爱心捧给患者，受到了村民的好评。

本人还积极参加各项业务培训，不断吸取新的医疗知识，自己的业务水平也慢慢的有所提高，现在掌握了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在日常生活中严格执行各项工作制度，诊疗常规和操作规程，一丝不苟接待并认真负责的处理每一位病人，从最大程度上避免误诊误治。还通过订阅大量业务杂志和书刊，网上查阅等手段，从而开阔了视野，扩大了知识面，不断加强学习，不断涉取新的营养，促进自己业务水平的提高。

每次到卫生院开会，我都认真听取积极完成上级领导布置的任务，积极的向广大村民宣传党和国家的惠民政策。在儿童计划免疫工作中，走家串户送儿童防疫针的通知单，做了不少实实在在的工作，对于儿童家长的询问总是耐心的给予解释，直至满意为止。尤其是自年开展农村合作医疗以来，更是在我和村民之间架起了沟通心灵的桥梁，我不厌其烦的向村民解释，宣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政策，并且认真执行上级政策。

乡村范文篇7

缓解乃至消除阶层、地区以及城乡差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之一，这就要求我们在各个方面做大量的工作，其中有一项紧迫任务就是改进我国的乡村治理。关于乡村治理，尤其是关于村民自治这个我国近年来实施乡村治理的新措施，许多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但是，已有的研究大多致力于对我国某个或某些村庄的治理进行细致的描述与分析，而较少联系其他国家在乡村治理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也较少放在我国宏观政治体制改革的背景中去考察。我们选取发达国家德国、转轨国家匈牙利、以及人口大国印度作为研究对象，就是希望通过比较分析，看看这些国家在乡村治理的体制和操作方面对我们有哪些启发。

就乡村治理而言，考察面很多，例如选举、政府职能、财政收支体制等。这些问题我们也将有所涉及，但不是我们的线索。我们考察的线索是乡村公共事业（如道路建设、校舍修建、饮用水供应、垃圾处理等等）的决策、融资、实施与监督过程；考察的主要内容是围绕这些公共事业的建设，厘清这些国家决策权力在乡村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之间是怎样分配的、这些公共事业是怎样融资的（特别是各级政府在融资过程中的作用如何），以及这些公共事业是怎样实施与监督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考虑到改进乡村治理的基本目标之一是要促进乡村公共事业的建设、改善乡村的生产与生活环境，建设和谐的乡村社会。

我们的分析在理论上参照治理的分析框架。治理理论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目标模型，各国的现实状况与这个理想模型相比较一定是有差距的，我们要分析这个差距，同时找出形成这些差距的原因，进而讨论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

根据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完善的公共品供给应该具备以下九个要素：（1）合法性，即关于公共品提供的决策被自觉认可和服从；（2）透明性，即有关的决策和执行过程是公开的；（3）责任性，指的是有关管理人员对其行为的负责程度；（4）法治，即法律成为公共管理的最高准则；（5）回应（responsiveness），它的基本含义是，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对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时的和负责任的反应；（6）有效，主要指公共品的决策和执行富有效率；（7）参与，指决策和执行的过程有人们的广泛参与；（8）廉洁，指有关的决策人员奉公守法、清明廉洁，公职人员不以自己的职权谋私；（9）公正，即不同性别、阶层、种族、文化程度、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公民在享有公共品的服务方面是平等的①。

一个国家在公共品的提供问题上，是否符合以上九个标准，能否达到上述理想状态，取决于一系列的因素。已有的研究表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民主制度的完善程度、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关系、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大众传媒的开放程度等都是影响善治的变量。理论上，一个国家经济越发达，在公共品的提供上就会越充分，决策人员就越有经济资源去回应居民对公共品的需求。因为回应充分，所以也容易在“公正”和“有效”方面有好的表现。健全的民主制度则是合法性、透明性、法治、参与和廉洁的保障。中央和地方的适当分权可以提高决策的效率，也有助于厘清各级政府的责任。传媒的开放程度对监督的影响很大，开放的媒体有助于治理过程的公正、廉洁、透明和高效。这些方面都是我们要研究的。不仅如此，我们还要研究乡村的经济、社会、人口规模和构成等要素，因为它们对乡村公共品的提供也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将考察和分析德国、匈牙利、印度和我国乡村治理，比照善治的理想状态和影响善治的变量，分别就各国在乡村公共品提供的状况，以及造成这些状况的原因进行分析。本文是建立在这些研究基础上的比较分析。

二、通过比较获得的初步观察

1.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制度的影响

通过四个国家的比较，我们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极大地影响着乡村公共品的提供状况。从四国情况来看，德国乡村公共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比匈牙利好，匈牙利的状况大大优于中国，中国的情况又略微优于印度。这与德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于匈牙利，匈牙利大大高于中国，中国略微高于印度的情况是一致的。因此，经济发展水平对公共品的供给数量和质量有决定性的影响。

但是，经济发展水平不能自动解决与公共品提供有关的一切问题，比如公共品提供过程中的合法性、透明度、责任性、效率、廉洁、公正等问题。并不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这些方面的情况就一定越好，经济发展水平越低，这些方面的情况一定就越差。德国和匈牙利的经济都比较发达，而且两国的民主制度都比较健全，但是在乡村公共品的提供方面，匈牙利却有很多问题，主要是效率低下。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过于散碎②，中间层级的政府过于弱小，没有干预和协调的能力，致使一切跨地方政府的公共事业都难以开展。虽然部分地方政府横向联合起来的各种地方政府协会起到了一定的弥补作用，但是散碎的地方政府和弱小的中间层级政府构成了制度性的障碍。匈牙利地方政府的散碎化，是对1990年代以前体制下匈牙利地方被强迫合并的一种反弹，改革以后，人们唾弃过去的强制合并，各地纷纷要求建立自己的村镇政府，整个社会的思潮也赞美这种做法，造成村镇地方政府数量大增，规模大大缩小，产生了新的困难。目前改革地方政府，尤其是解决地方政府规模过小的问题，正在匈牙利全国上下进行热烈辩论。

经济不发达固然严重制约着公共品的提供，但是其他方面的制度和机制可能使得情况变得更糟，也可能使得糟糕的情况有所缓解。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印度相当，都远远落后于匈牙利和德国，所以在公共品的提供水平上远低于匈牙利和德国。但是印度的民主制度使得乡村公共品的提供在决策的合法性、参与、透明度、回应性、廉洁和公正方面都有优良的表现。同时印度政府掌握的资源较少，所以印度大力发展非政府组织，使得国内外的非政府组织在乡村公共品的提供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利用非政府组织调配资源的能力，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资源匮乏的困境。虽然从总体上看，中国乡村地区的公共品与印度相比，在数量上更充足些，质量也更高一些，同时中国的公共品提供在决策和实施的效率上比印度高，但是中国乡村公共品供给与善治的几个标准相比差距依然很远：合法性的程度低、民众的参与度低、不透明、回应性差、有很多的腐败现象、不够公正，造成很多地方的乡村地区公共设施落后，或者造成政府改善基础设施的努力反而会导致群众抗议。虽然不够普遍，但是在中国的一些地方，高效率的建设恰恰是社会高度紧张的原因。高度的社会紧张，造成群众和乡村政府之间的对立，最终会损害地方政府的决策和实施效率。

2.政府间责任与权力分配的影响

通过对中国、德国、匈牙利和印度四个国家的比较，我们发现，政府间权力与责任的分配，以及决策在政府间的传导机制对公共品的供给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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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中国的政府间责权分配与其他三国的政府间责权分配有巨大的差异。简单说来，德国、匈牙利和印度的政府间责权分配是清晰的，有些任务上级政府不能随意摊派给下级政府，而有些上级规定的任务对下级来说不是强制性的。而在中国，情况大不相同：首先，政府间责权分配是模糊不清的；其次，所有的任务都可以下派给下级政府；第三，所有上级规定的任务对下级来说都是强制性的。综合比较，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正如我们在德国、匈牙利和印度所看到的，这些国家的地方政府法律都清楚地规定了地方政府的责任，以及相应的决策权力。相关的法律规定甚至清晰到幼儿园、小学、中学、技术学校、公园、图书馆、老年人福利住房、残障人教育与福利住房、道路交通建设与维护、供排水系统建设与维护等等责任和决策权力分别属于哪一级政府。法律的规定是细致的，一目了然。但是，中国的法律对各级政府的责任和权利的规定则非常模糊。我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组织法第五十九条和第六十一条规定了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能，只是笼统地要求地方各级政府要“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环境和资源保护、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但在任务分配方面不再有具体的规定。

其次，在德国、匈牙利和印度，有些责任是不能随便下放到基层政府的，法律清楚规定了某一水平的政府有哪些责任、没有哪些责任。比如，在匈牙利，就教育类的责任分配而言，法律明确规定，学前和小学教育是乡村政府和城镇政府的责任，不是县政府的责任；而中学、技术学校和残障人学校教育是县政府的责任，乡村和城镇政府没有这方面的责任。县政府不能把举办中学、技术学校和残障人学校教育的责任下派给乡村和城镇政府。中国则是上级政府可以把所有责任无限下派给下级政府直到最基层的乡镇政府。我国的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组织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省、市、县政府应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以及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乡镇政府应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③。村委会组织法也规定，村委会要接受乡镇政府的指导和帮助，协助乡镇政府工作④。这样，在法律且事实上，就导致了上级政府可以将一切任务都下派给下级政府，直到最底层的乡镇政府，甚至村民委员会。

第三，在德国、匈牙利和印度，对基层政府来说，并不是所有的责任都是强制性的，有些责任是自愿性的，就是说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是否举办某项公共事业。每项公共事业是否是某级政府的强制性责任，法律都有清楚明确的规定。例如，在匈牙利，学前和小学教育是乡村政府的强制性责任；而图书馆、文化中心、影剧院等则为自愿性的责任。但在中国，一切任务都是强制性的。法律根本没有赋予基层政府自主选择的空间。由于法律没有规定具体的某项责任只能下派到哪一级政府为止，又由于法律要求下级政府必须执行上级政府的决定和命令，完成上级政府交办的任务，所有一切责任都可以下派，而且一切责任都是强制性的。

在我国，上级政府将任务转移给下级的另一条途径是党的系统，各级政府受同级中共党委的领导，而党的组织原则之一是下级服从上级，所以上级政府的任务可以提交党委形成党的决议，或者上级政府的任务本身就是同级党委决议所提出的，这个决议下派给下级党委，再通过下级党委转移给下级政府，如此不断地向下转移，乃至乡镇政府和村委会⑤。这种状况在德国、匈牙利和印度是不存在的，不用说这些国家存在着上级政府的执政党与下级政府的执政党分属不同党派的情况，不同党派之间不但没有从属关系，甚至可能是对立关系，转移公共事业建设的任务根本无从谈起；即使上下级政府的执政党都属于同一个党派，法律也已经清楚规定了哪些公共事业建设的任务是由哪一级政府承担的，把建设任务转移给另一级政府，即使主观上转出方与接受方都愿意，也是违法的，是绝不允许的。相比之下，我国的体制特点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首先，它造成了互相推诿的现象，需要建设某项公共事业时，没有人知道应该由哪一级政府去提出和实施，各级政府都可以尽量把这份责任推卸到其他层级的政府那里去，尤其在公共事业出现短缺需要追究政治责任时，因为没有清晰的法律规定，各级政府更是互相推诿，以致有关责任不了了之。

其次，我们没有制度保障，可以清楚明确地阻止上级政府任意“盘剥”下级政府直到乡村的意图。如果我们像德国、匈牙利和印度一样，法律明确规定某些任务不是强制性的，是乡镇政府或村委会可以自主决定的，而且某些任务是不得下派给下级政府的，那就可以大大制约上级政府“盘剥”下级政府的企图，大大增加村民自治乃至乡镇自治的空间。

第三，它导致基层政府和村委会的行为严重扭曲，要完成所有的任务是不可能的，所以基层政府要么最大限度地从居民那里汲取资源，造成居民与基层政府严重对立；要么谎报数字隐瞒真相做表面文章来欺骗上级政府，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其他方面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整个体制的决策是自上而下的，所以谈不上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也无法做到决策过程透明。这些决策很难得到普通群众的认可和自觉服从，也就是说合法性不足，同时因为没有自下而上式的多主体参与，责任回应性很低；没有自下而上的监督，廉洁难以保证。

3.村与乡镇治理结构的影响

如前所述，政府间责任和权力的分配，以及决策传导机制的差异对乡村治理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它们制度化地界定了乡村治理能够自主转圜的空间。在有限的空间内，村与乡镇治理结构的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我们以乡村政府或村委会的决策过程为例，来分析乡村治理中的核心人物（如下表所示）。

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些核心人物在决策与实施过程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先从匈牙利的村镇公务长（notary）谈起，这是一个公务员的职位，也是一个非政治性的职位，跟村镇政府的换届选举没有关系，其工作业绩由内政部根据公务员的有关法律规定进行评定，而不是由当地居民来评定。因此，这个职务没有任何的决策权，而决策和实施权完全在经由选举产生的村镇长手里，村镇公务长要确保村镇长的决策和实施符合法律规定，即村镇长在考虑某件事情时，他要事先告知其相关的法律规定，在决策的过程中他要纠正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部分；在实施的过程中他也要时时地对照法律，确保整个过程符合法律规范。如果决策和实施过程中出现违反法律的状况，他应该拒绝为相关的指示背书（所有村镇政府的指令、签订的合约、以及提交的报告都必须同时有村镇长和村镇公务长的签字才是有效的）。由于他要关照决策和实施的法律面向，因此要求村镇公务长应该是律师出身。德国没有村镇公务长这个职务，但是德国的村镇长要完成匈牙利的村镇长和村镇公务长两个职位应当完成的工作，因此，德国的村镇长大多数也是律师出生，因为其他职业的人很难担负起需要复杂法律知识背景的村镇长的工作。同时，无论德国、匈牙利还是印度，村镇长都是经由自由、开放、透明、竞争的选举产生，村镇长是得到了选民充分授权的决策者，他的决策计划也得到了选民事前的考察，同时他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的决策效果还要受到选民在下次选举中投票考验。正是村镇长及村镇公务长候选人的特殊要求使匈牙利与德国乡村治理满足合法性条件在我国乡村治理结构里，没有类似村镇公务长这样的角色，它反映了我国乡村治理的法律制度很不完善，缺乏必需的法律规范，也就没有了遵守法律规范的必要。同样重要的是，我国乡村治理的核心人物在决策过程中很难照顾到居民意愿，因为民意对这两个职位产生过程的参与非常有限，对这两个职位的监督和制约也极为有限。党支部或党委书记是由上级党委经由党员大会同意任命的，这个过程没有普通民众的参与。虽然近年有些地区的村庄在党支部书记的任命过程中采取所谓“两票制”的做法，尝试整合普通群众的民意，这些新的举措值得鼓励，但是到目前为止效果如何还不甚清楚，而且即使是这种举措，实行的地方也很少。而乡镇党委书记的任命方面，还没有尝试整合民意的举措⑥。村主任的产生过程，虽然近年的选举在透明、公开、公正方面有进步，但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乡镇长的选举虽然也有“公推公选”的新举措，但是实施的过程仍然有很多制约，实施的乡镇数量也很少。总的来说，我国乡村治理的核心决策人物较少反映民意，也较少照顾到是否合乎法律规范，这也造成了许多弊病。

4.融资机制的影响

德国乡村公共事业项目的融资完全由政府预算提供。虽然政府不禁止私人捐款建设敬老院、残障人福利机构、初级教育机构等，但是政府有责任和义务提供这些方面的基础性服务，私人提供的这些服务只是给有关人士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政府不能以已经有私人投资为借口不建设这些项目。进一步地，一个项目的融资方式和结构与该项目的性质有关。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委托的地方政府建设的项目，则其全部开支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以专项转移支付的方式拨付。由法律规定强制性地由地方政府建设的公共事业工程，则由地方政府与州和联邦政府共同承担，联邦预算和州预算则根据给定的公式统一为各地方政府拨付一定的资金，地方政府从自己的预算中拨付其余的支出。由法律规定地方政府可以自主决定的项目，地方政府要全部从自己的预算中支付，也可以由本地区的公民投票决定建设某个项目，并为这个项目单独设立一项一次性的税收。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举办的公共事业项目，不接受任何企业或个人的捐助。企业和个人可以自己出资举办某项公共事业，但它们不能出资让政府去操办这一项目。

匈牙利是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在名称上不叫联邦政府，中央政府以下没有一个权力广泛的州政府层级。匈牙利也有中央政府全额拨付委托地方政府实施的项目，有村镇政府与中央政府共同融资而由村镇政府举办的公共事业项目，有完全依靠村镇政府预算的自主选择的项目。政府不禁止私人举办公共事业项目，但不能替代政府提供同样设施和服务的任务。匈牙利的村镇公共事业项目的另一个资金来源是欧盟的资助，这在2004年加入欧盟后成为可能，当然目前这项资金来源的数量还很有限。由于村镇政府的常规财政收入不足，村镇政府更多地依赖的是居民公决，并收取项目导向的一次性税收来给村镇的自主选择项目进行融资。

中国的财税体制在政府间的收入划分上是很明确的，而且是向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与省政府集中的。但是在支出责任的分配上无相应的法律规范。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那样，事实上支出责任通过地方政府组织法和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以及党系统内下级服从上级的体制不断地转移到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乡镇政府和村委会非常有限的收入完全无法应付不断转移下来的建设责任。一个办法是向上级政府申请补助，但这些补助的数量极其有限。即使是这笔微薄的补助，也是通过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的谈判来达成的，而没有清楚明确的公式或规章可循。谈判年复一年地进行，谈判的结果也在年复一年地变动，因而地方政府在公共事业建设上的融资能力很不稳定。更为严重的是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专款不能专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常常全部或大部分被基层政府挪作他用，这在其他三国都是不可想象的。融资不足和融资渠道不明的问题造成了我国无法公平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在乡村地区进行公共事业建设，使许多乡村公共品供给处于极为匮乏的状态。

5.监督机制的影响

监督是确保基层政府以合乎法律规范的方式实施法律规定的任务，包括动议提出、决策、筹资、资金使用、项目建设以及交付使用与维护。在德国、匈牙利和印度，反对党在民意机关内外的监督和自由的新闻媒体的监督是强有力的，它使得任何水平的政府都不敢有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除此之外，对基层政府的监督还有来自中央政府的力量。匈牙利中央政府在各地区设置了公共事务公署（publicaffairadministration），这些公署最重要的职能就是监督地方政府的行为并使之符合有关规范。这些公署的监督并不是在发现地方政府的不当行为以后变更地方政府的人事和改变它们的决策，公署没有这个权力。公署对地方政府行为恰当与否的考察角度，只能是决策和执行是否符合有关法律的形式规范，它无权评判地方政府的行为恰当与否，比如它无权评判一项公共事业的决策是否有利于当地居民的利益，它只能评判诸如一项决策是否经过了法律规定的投票程序等等。当公署确信某个地方政府的某项行为不当以后，可到法院对地方政府的行为提起公诉，地方政府依从法院的判决维持、撤销或修正自己的行为，但公署无权直接指令地方政府采取或不采取某项行动。

我国的监督非常薄弱，这是众所周知的。虽然在反对党的监督和新闻媒体的监督方面我国与上述国家没有可比性，但是这些国家的监督机制仍然有许多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地方。富有启发意义的一点是，这些国家的监督“对事不对人”，我国的监督则倾向于“对人不对事”。具体地说，在确保基层政府的行为符合上级政府的规范方面，德国、匈牙利和印度依靠的不是基层政府的人事由上级政府控制和监督，因为基层政府的执政者与上级政府的执政者可能分属不同党派，而国家的整个行政机制仍然能够井然有序地运行，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法律规范了行政秩序，无论什么人，只要按相关的规范行事就可以了。但在我国，对下级政府的约束主要依靠任命下级政府的人事来实现，关于决策的程序和规范、责任和义务的分配等等没有明确而具体的规定，通过任命服从上级命令的人、领会上级意图的人来实现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领导。这种机制有一定的效率，缺点是难以对其实施监督，不仅因为没有规范政府官员行为的法律可遵循，而且即使有法律，也因为上下级在人事上的亲密关系，上级不可能站在客观的立场根据一般性的、非人格化的法律来监督下级的行为。

三、初步的结论

与德国、匈牙利和印度相比较，我国乡村治理存在着巨大的缺陷。经济发展水平固然是我国乡村地区治理绩效不佳的原因，但是我国乡村治理绩效欠佳还有很多原因，如我国法律在政府间责权分配的规定上模糊不清，上级可以无限制下派任务给下级，上级下派的所有任务都是强制性的，乡村基层的自治和自主空间被极力压缩；乡村治理结构反映民意不足，对决策和实施过程是否合乎法律程序的关照不够；融资渠道不畅通；对各级政府的监督过度依赖上级机构和党的组织，而上级机构和党的组织又任命了下级政府的人事，因此监督难以到位等等，造成或加剧了乡村治理的不良状态。当然，其他国家，特别是匈牙利和印度，也不仅有良好的经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验，其教训也值得我们吸取，比如匈牙利地方政府散碎化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再比如印度也存在资源分配非常不平衡的问题，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有巨大的差别，富裕的城市地区，公共品的供给比较充分，但是大多数贫穷落后的地区，公共品的供给也都量少质次；此外，印度在公共品提供过程中也存在着巨大的腐败，如此这些弊端均值得我们引以为戒。

注释：

①俞可平，“善政：走向善治的关键”，文汇报，2004年1月19日。

②匈牙利地方政府有3200多个，平均每个政府下辖人口3000多人，多数人口集中在布达佩斯等大城市，所以村镇政府的规模是很小的，有些村镇政府下辖人口只有一两百人。

③见2004年10月27日公布的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组织法有关条款。

④见1998年11月7日公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规定。

乡村范文篇8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进一步提高乡村党员、基层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乡村、构建和谐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二、轮训对象及内容

轮训对象：各村(组)基层干部、农民党员、乡村入党积极分子。

主要内容：一是重点学习党的十七大报告原文和新党章。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二是学习省九次党代表大会、州五次党代表大会、市七次党代表大会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加快我市实现跨越式发展战略部署上来；三是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和省委印发的关于党员先进性长效机制建设的四个配套文件精神，落实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长效机制；四是开展市场经济知识、实用技术和乡村政策法规知识培训，增强乡村党员和基层干部带头致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能力和本领。五是开展民主评议党员活动，严肃处置不合格党员，巩固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

三、轮训方法及步骤

本次轮训以乡(镇、街道办事处)党委集中组织为主，整个轮训工作从年月下旬开始。市委将对全市所有村主职干部进行一次学习贯彻轮训。具体步骤如下：

㈠制定培训方案培训前。掌握实情，找准乡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主要问题，拿出具体、操作性强的培训方案，搞好宣传发动，落实培训责任，确保乡村党员能全部、及时参训。

㈡以乡(镇、街道办事处)党委为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地开展教育培训。科学设置培训内容，采取集中面授、专题讨论、典型示范、远程教育等形式，增强培训效果。

㈢以村党组织为单位。开展民主评议依托办公活动场所抓好党员集中学习培训，党员人数较多的村，可分期分批进行。结合培训，对照无职党员设岗定责和党员承诺制要求，召开专题生活会，组织党员逐一进行分析评议，对照党员标准亮思想、谈认识、找差距，对照岗位职责找位置、定目标、公开承诺，做到边学边查、边议边改。对不履行党员义务、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党员，要及时帮助教育，促其改正；对经教育不改的要按照党章和党内有关规定作出处理。同时，抓住春节外出流动党员集中返乡有利时机，抓好流动党员培训。对常年外出的流动党员，所在村党组织要采取电话联系、邮寄学习资料等方式，落实好学习任务。对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老党员，要采取送学上门的方式进行。

四、轮训工作要求

㈠党员轮训是加强党员教育管理、提高党员队伍整体素质和发挥党员先进性的有效途径。各乡党委要高度重视。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周密安排、精心组织，提前做好培训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参训人员、培训场地和培训效果三落实。培训过程中，一要紧密联系当前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党建工作实际；二要邀请专家对十七大报告进行解读，帮助广大乡村党员干部准确把握实质；三要采取现场观摩、专题研讨、观看电教片和座谈交流等形式，增强培训灵活性、生动性；四要突出教育重点，区分层次，认真抓好对各类党员的教育培训；五是进一步扩大轮训的覆盖面和影响力，组织党员就近到科技示范乡、村、户(点)现场观摩，请当地致富能手现身说教，介绍经验，传授致富本领，切实把培训工作抓出特色，抓出成效。

㈡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党委要紧密结合乡村党员干部的思想和工作实际。表彰先进，鞭策落后，促使党员干部积极发挥模范作用。

㈢深入开展以“送、送温暖、送技术下乡”为主要内容的三送”活动。市委党的宣讲团要进一步深入乡、村、组宣讲党的。要与本地的党员集中培训有机结合。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深入村、组、户，特别是要到各自的联系点，宣讲党的，指导并督促好党员轮训工作，走访慰问困难党员和群众，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各级党政机关特别是涉农部门要以轮训为契机，组织党员干部、农业专家、科技文化工作者进村入户，向乡村党员群众宣讲党的、传递致富信息、讲授实用技术、开展文艺演出。

乡村范文篇9

乡村旅游在国内的一些地区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并且走上规范化发展的道路，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和越来越大的发展潜力。国家旅游局举办“**中国乡村游”主题年活动，是对我国已开展的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方向的肯定，也是对未来乡村旅游产品拓展、旅游产业延伸的政策导向，通过以旅助农，城乡互动，推出更多的乡村旅游产品和线路，推动全国乡村旅游更快更好的发展。布尔津县是一个以旅游为支柱产业的县，旅游创造的增加值已占到全县生产总值的39.5％，同时布尔津也是一个农牧业大县，有70％的农村人口和90％以上的农村土地，找准旅游与农村的结合点，做好乡村旅游这篇文章显得更为重要。

一、乡村旅游的内涵

乡村旅游，是指依托于乡村良好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景观，以农业生产活动、农村田园风光、村寨文化特色、地方民族习俗等为吸引物，以农民为市场经营主体，以城市居民为主要目标市场，利用城乡之间在自然景观、生活习俗及文化方面的差异，通过创新策划、规划设计、开发组合成旅游产品，提供城市居民和旅游者观光游览、休闲度假、康体娱乐、学习和购物为一体的旅游活动。

由于旅游业是关联性很强的产业，旅游业的辐射效应和联动效应决定了旅游业对产业融合的基础作用和产业层次的提升作用。旅游产品的演绎是无限的，农业做为基础产业要为旅游业服务的同时，自身要成为旅游的景点或要素，乡村旅游把旅游与农业有机结合起来，不仅丰富旅游产品和扩大旅游容量，而且带动农民脱贫致富和增加收入、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

二、布尔津县提出乡村旅游的背景

布尔津县地处西部边区，受多种不利条件制约，农村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产业层次低，发展乡村旅游是促进县域经济新突破和推动新农村建设的现实选择，也是最有发展潜力的产业：

（一）发展乡村旅游是布尔津县实现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需要。奇特的山水风光、浓郁的民族文化底蕴、优良的生态环境、丰富的物产是布尔津县经济社会赖以生存的根本和加快发展的优势，乡村旅游可以把这些优势转化为产品，形成卖点，创造出效益，富民又强县。乡村旅游又是新农村建设的最佳契合点，拓宽了“生产发展”的渠道，提高了农民“生活宽裕”的程度，也为农民实现“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提供了内在的动力机制。

（二）乡村旅游的可进入性强，是农牧民突破传统一产后最易选择的产业。布尔津县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28.8万亩的耕地和1015万亩的草场制约使农业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农民从农业本身很难再获得丰厚的收入，大多数农民仍处于生存性消费区间。农民从农业生产以外获取的收入也很低，全国农民工资性收入平均占总收入的水平已达35.5％，其中东部地区达46.3％，布尔津仅为14％。发展乡村旅游起步门槛低，投资成本少，见效快，风险小，农牧民普遍能够承受，依靠已形成的良好旅游环境，广辟增收渠道无疑成为布尔津县农牧民增收致富的根本出路。

（三）乡村旅游的择业灵活，是农村转移闲散劳动力最现实的途径。布尔津县城镇化水平低，以城镇化转移农村劳动力的能力较弱，**年，全国城镇化水平达41.8％，布尔津城镇化率仅为28％；同时，受农民自身素质和适应城市就业能力的限制，让大部分农民脱离乡土进城创收很不现实。乡村旅游是一项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是一种“老百姓”经济，不受时间、地点、技术等条件制约，可以让农牧民充分利用自有生产资料搞经营，又可兼顾家庭成员生活和农事生产，是农村经济实现突破的一条捷径。

（四）乡村旅游使农村、农牧民直接受益，能较快实现资本积累和文化积累。目前布尔津县农村经济自我发展能力不强，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力量弱，在全县生产总值中工业创造的增加值占10％，在县财政收入中工业创造的收入仅占6.88％，同时由于农村长期囿于相对封闭的环境，农牧民形成了循规蹈矩的思维习惯，创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差。乡村旅游对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综合带动功能，农民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可以通过发展旅游进行经济积累，促进农村经济良性循环，同时旅游观念的形成能改变传统的观念，农牧民通过与外来游客的交流沟通，将促进其破除陋习，形成新的区域文化，拓展生产空间，推动文明生态农村建设。从长远看，乡村旅游可以对新农村建设形成自下而上的推动力，通过旅游积累，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为推动城镇化、发展工业化奠定基础。

（五）乡村旅游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随着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生活在由钢筋混凝土构筑的高楼大厦“森林”中的城市人，对田园、森林、山川、湖泽有一种天然的向往。农村的自然景观、新鲜空气、清澈水源、纯天然食品、淳朴的民风越来越受到城市居民的青睐。乡村旅游已成为人们回归自然、放逸身心、感受自然野趣、体验农村生活、进行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之一，这种需求为乡村旅游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商机，是布尔津县乡村旅游发展的难得机遇。

（六）通过近几年的发展，布尔津县已具备大力开发乡村旅游的条件

1、景区带动优势明显。布尔津县共有旅游景点32处，分属六大类20个基本类型，占全新疆56个基本类型的35.7%，其中高品位景点11个。新疆五大自然景观之首的喀纳斯自然生态保护区就在县境内，近年来，布尔津县牢固树立“喀纳斯兴旺,布尔津发展”的观念，紧紧抓住喀纳斯被列入新疆“五区三线”旅游龙头景区加快建设的机遇，举全县之力培育壮大旅游经济。喀纳斯景区正在为建设成为“百万游客”景区、世界一流的生态精品景区和中国最大的“国家西部公园”而努力。大量的游客为乡村旅游带来了充足的客源市场。

2、乡村旅游自然资源丰富。布尔津县有14.25万亩的水域面积，其中可利用平原湖泊面积2.36万亩，渔业资源丰富，适宜发展以水为核心的旅游产品；生态资源丰富，全县森林面积288万亩，其中两河河谷林面积61万亩，林中生活有700余户农牧民，是发展农业休闲旅游的可贵资源；沙漠是一种特殊的旅游资源,在国际上沙漠旅游正成为一种新兴的旅游方式，布尔津县域内有50万亩的沙漠、沙山，围绕沙漠文化展现人与自然关系生态主题特征，是乡村旅游的又一大特色。

3、民俗风情淳朴。全县有21个民族，各自的民族文化、宗教、艺术和风俗习惯，形成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哈萨克族、俄罗斯族、蒙古族图瓦人、回族等以其独特的民族历史及文化形成自己别具一格的民风民俗民情，如特色饮食、饰物、民居、歌舞等对游客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4、旅游环境优良。布尔津县坚持旅游立县、旅游兴县、旅游强县的发展战略，放宽准入领域，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吸引各大旅游企业和民间资金注入布尔津旅游，全面推进了布尔津县旅游业整体向标准化、规范性方向发展，形成了良好的旅游发展氛围和宽松的政策环境；以创建国家旅游强县为契机，规范整顿旅游市场，推动各项服务设施升级上档次，全面提升旅游服务接待水平，营造了安全、秩序、健康、舒适的旅游环境。同时布尔津县多元筹措资金，致力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旅游的通达性高，公路交通外网四通八达，喀纳斯机场建设全面开工，奎北铁路、高速公路建设也进入实质性阶段，通油通达工程的实施基本实现了乡乡通柏油路、村村通沙石路，农村电网改造、通讯设施建设全面完成，旅游者得到更加方便、快捷、安全的服务，这些都为布尔津乡村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布尔津县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近几年，布尔津县抓住喀纳斯旅游大开发的机遇，积极打造百里旅游文化长廊，不断丰富旅游内涵，在发展乡村旅游业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和实践，乡村旅游已显示出了生机：

一是增加了经济收入，创造就业机会。通过大力开展“农家乐”、“牧家乐”等乡村旅游项目，积极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旅游服务行业转移，以旅游促进农牧民增收，**年，全县有农家乐、牧家乐形式的个体经营户100余家，旅游从业人员达300余人，年旅游收入达300余万元，农户收入最高的达10余万元。特别是今年“乡村旅游年”活动的开展，使全县旅游经营户猛增到300多户。乡村旅游还出现了规模化、多样化发展的趋势，目前规模最大的丝路捷哈萨克民俗风情园有30户牧民经营，户均年增收3000元。随着冬季旅游的悄然兴起，**年在冲乎尔乡成立了一支马拉雪橇队，不但方便了冬季旅游的游客，也使冬闲的农牧民增加了不扉的收入。

二是实现产业联动，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多元化发展。乡村旅游作为传统农业的后续产业，不仅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创造了就业岗位，而且为农副产品销售提供了一个大市场，促进了特色种植和特色养殖业的发展，全县瓜果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由十五初的1900余亩增加到十五末的4400亩，今年达到了21200亩；土鸡、鸭、鹅等特色养殖迅速发展起来。随着游客对松籽、蜂蜜、野菜等土特产的需求量逐年增大，已建立了2个土特产品加工厂，延长了产品链，扩大了产业面，促进了农村经济多元化发展，推动农村形成了以一产服务旅游、旅游带动三次产业联动发展的经济良性循环。

三是成为喀纳斯旅游的重要补充。乡村旅游的发展缓解了喀纳斯主景区和县城的接待压力，活跃了县域旅游经济，同时解决了布尔津县域旅长游短的问题，对构建布尔津县众星捧月的旅游发展格局起到了推动作用。

四是提高农民素质，促进观念更新。随着乡村旅游业的兴起，不仅为当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经济效益，而且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信息。在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上有了新的突破，种植业引进设施农业，延长了农作物的上市期，畜牧业打破以往四季养殖一月出售的生产格局，形成了四季出栏牲畜，渔业首次在托洪台湖人工投放冷水性鱼苗获成功。同时在文化知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直至生活习俗方面都有所改变，促进了城乡之间的交流。

布尔津县乡村旅游起步较晚，总体上属于景区带动型产业，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面临诸多问题：

（一）、经营形式和内容单一，档次不高。布尔津县的乡村旅游目前基本上是以家庭为单元的农家乐、牧家乐形式为主，主要是通过在原有住房基础上稍加改动或搭建毡房来接待游客，大多仅限于独门独院的个体经营，在内容上只是为游客提供简单的餐饮服务，既不具备参与接待大规模观光的气势，也没有传统文化的乡土气息，没有形成乡村旅游所应有的氛围。体验乡俗民情的成份很低，农业观光、乡村休闲、农事活动参与体验（如农作物收获、农产品采摘）等内容开展得并不多。

（二）、组织分散，对乡村旅游的认识还有待提高。目前，布尔津县乡村旅游基本是农牧民自发组织，没有规划引导，发展总体目标不明晰，乡村旅游本身存在布局散、小、弱的问题，致力于树立整体形象的意识和协调发展的意识不强。游客参与也是一种自发状态，缺少旅行社的介入。

多数乡村旅游业的经营者目前对乡村旅游的内涵、本质归属尚不十分清楚。因此，在开发经营中缺少对生态环境营建和对传统文化恢复与保护的意识。在乡村旅游开发的投资方向上，依然存在着重设施建设轻环境营造、重实物量投入轻经营特色和服务质量等软件建设的现象。有的乡村在发展农家乐方面出现了筹建现代化饭店的趋势，失掉了农家乐的家庭温馨感。

（三）、文化含量低、缺乏地方特色的品牌产品。目前布尔津县乡村旅游的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不够鲜明，内容和形式上基本雷同，对乡土文化、民俗民风和本地民族传统文化的发掘上欠功夫，没有把更多的民族地方特色产品纳入到乡村旅游范围之内；本地开发生产的旅游产品、手工艺品种类数量少，所销售产品大多为泊来品。

（四）、对本地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活动的宣传开发不够。如作为展示哈萨克民风民俗、传诵民族文化的阿肯弹唱会未充分体现出文化搭台、旅游唱戏的优势，每年都是由政府出资办会，虽然办会时间是在旅游期举行，但没有获取任何旅游收入。

（五）、乡村旅游产品还处于低品质、低收入的经营状态。在发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还面临着农牧民缺少发展资金、经营者素质不高、乡村旅游卫生环境较差等问题，既不方便游客，又使旅游收入降低，使乡村旅游产品处于低品质、低收入的经营状态之中。个别景点因为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特色活动内容，对游客的吸引力不大。

四、布尔津县发展乡村旅游对策措施

（一）、加强领导，精心规划，科学指导乡村旅游健康发展

乡村旅游是布尔津县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按照“创新能力强、布局合理、特色突出、综合效益好”的乡村旅游产业总体目标的要求，提升乡村旅游开发水准，创新形象品牌，拓展产品内涵，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推动农业转型，推动新农村建设迈上新台阶。布尔津县政府应将乡村旅游做为一项产业来培育，出台政策，引导乡村旅游发展壮大。政府引导是乡村旅游得以发展首要前提，如成都和上海都是由政府推动引导乡村旅游发展取得明显成效，成都市通过制定统一规划大力扶持农家乐发展，农家乐经营成为成都市旅游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带动直接和间接从业人员34.8万人。上海市出台了《推进上海旅游休闲农业政策意见》，培育形成了上海郊区现代都市型旅游休闲农业产业，**年农业观光旅游接待游客近1500万人，有6个景点被评为部级旅游休闲农业示范点。布尔津县要制订相应的鼓励政策，对于发展乡村旅游的农牧民给予相应的资金补助、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各涉农部门和旅游行业必须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高度，进一步提高对发展乡村旅游重要意义和作用的认识，把发展乡村旅游与解决“三农”问题相结合，切实加强对乡村旅游发展的组织引导。

尽快制定出台乡村旅游发展规划，规划的制定应以县《十一五规划》和《大喀纳斯旅游区总体规划》为依据，按照“科学开发、综合利用、整合资源、打造品牌”的原则，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民族风情，深入挖掘乡村资源的旅游价值和经济价值，按照“生态环境优美、人与自然和谐、彰显田园风格”的要求，着力培植一批不同类型的“新型”农村，加快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要注重乡村旅游规划与农村抗震安居规划、新农村建设规划相衔接，因地制宜，突出优势，抓住重点，统一规划，分步实施，避免一哄而上，急于求成，盲目发展。

要注重发挥乡村干部和通过乡村旅游致富的农民的“领头羊”作用，要通过他们带领农牧民自主创新，发展乡村旅游。同时要注重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尽快培育一批不同资源特色、不同类型、广受游客欢迎的乡村旅游示范点，对乡村旅游开展成功的区域和景点要积极申报评定部级农业旅游示范点，以此提高布尔津乡村旅游的名气。目前阿勒泰地区仅有阿勒泰市金山葡萄园一处被评定为国家农业旅游示范点，布尔津县还没有一处部级示范点，旅游管理部门应积级开展申报工作。

（二）、优化乡村旅游的布局，加大投资，创新投融资机制

布尔津县域内乡村旅游要以喀纳斯景区为核心，以县城为旅游主服务区，沿县城至喀纳斯景区和沿217国道“两条轴线”进行乡村旅游服务区布局，实现“核心牵引、全县联动、有序推进、协调发展”的格局。根据各乡村特点及地域特色，充分考虑旅游市场的需求、规模和发展趋势，进行不同功能划分：县城周边地区如切克台村、托洪台村及杜来提乡、阔斯特克乡重点发展田园风光式农家乐和特色餐饮游；喀纳斯旅游沿线如阳光沙滩、冲乎尔石林及两河河谷森林重点发展休闲度假游；窝依莫克乡克孜哈巴克村、冲乎尔乡布拉乃村、海流滩区域重点发展民族饮食和旅游商品购物、手工艺品制造；也格孜托别乡阿贡盖提重点发展草原民俗文化游；哈纳斯村、禾木村、沿线少数民族村发展家访、民俗风情游；在有条件的乡村发展农牧业科技园区；在一些自然湖、人工湖开展休闲垂钓和水上项目。

寻求区域乡村旅游合作发展之路，高位推动布尔津县乡村旅游发展。当今中国旅游发展的趋势已不局限于一景一点式的旅游开发，而是强调区域旅游资源的整合与合作开发，如云南、西藏、四川三省联合开发“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这些旅游区打破地域封锁，按照区域联动、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原则，力促区域旅游经济成长，形成了国内旅游新热点。被誉为新疆乡村旅游发源地的昌吉回族自治州，提出了借力“中国乡村旅游年”打造新疆“休闲之都”的目标，以此来提高昌吉州乡村旅游整体水平。布尔津县乡村旅游不能独立于阿勒泰地区之外谈发展，对阿勒泰地区而言，“金山”就是一个大景区和大品牌，地区各县市资源的相近性、民俗的相通性是发展区域乡村旅游合作的基础，要做大做强乡村旅游就必须加强县市合作，共同打造阿勒泰乡村旅游经济，提高乡村旅游的影响力。

按照区域布局确定乡村旅游开发和建设项目，多方筹集资金加大旅游投入。需要政府投入建设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等，要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积极申请国家和上级部门支持，当地也应安排一定的财政预算。同时要积极招商引资或调动农民投资的积极性，吸引社会资金进行投资经营。要探索投融资新机制，县中小企业担保中心要支持乡村旅游企业发展，新成立的国有资产经营中心要发挥杠杆作用，在资金使用上以参股、入股、补息等形式引导乡村旅游企业发展，用足用活国有资金。有些地方对政府资金使用的效果非常好，如云南由政府筹资50亿元组建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建立旅游投资平台，广纳社会资金上千亿元，拓宽了旅游投资渠道。

发展乡村旅游要紧密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进行，充分利用新农村建设政策上、资金上的“东风”，借力发展。结合新农村示范村的建设，对有条件发展乡村旅游的示范村、整治村，可以把乡村旅游与新农村建设统一规划，结合新农村专项资金，在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改善、资金使用上统筹安排，重点打造一批有特色、有基础、能发挥示范作用的旅游村，这对乡村旅游与示范村建设都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三）、探索旅游组织新形式，乡村旅游要走个性化、规模化、组团式发展之路

对一个区域来讲，自发的、分散的、粗放的小农个体经营形式，其产业意义不大，分散的农户不可能成为乡村旅游开发的主体，对旅游市场来讲，没有特色、规模、管理不规范的旅游地是没有吸引力的，因此乡村旅游要朝着特色化、规范化、规模化、品牌化、组团式的产业化目标发展，变自由“生长”为重点“培养”。布尔津县要选择一些条件好、有潜力的村，高层次进行创意策划，组团发展，村民整体推进，形成乡村旅游产品集群行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产业集群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这种产业组织形式有利于经营户的相互学习，有利于知识技术传播和扩散，有利于创新。而且这种产业组织形式能够降低产业壁垒，创造市场需求，扩大市场边界，创造集体品牌效应，因而能够提升产业竞争优势和区域竞争力，形成一个经济增长空间。县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引导旅游服务合理聚焦，形成产业发展、市场扩大的良性互动机制。

乡村旅游的经营组织模式有两种：一种是乡村合作经济组织经营模式即“支部＋协会”模式，对乡村集体经济实力强的乡村可以由集体注入一定的资金，整合本村旅游和农户资源，建立农民旅游协会，组织农民经营旅游服务，村组织或农民协会可以与旅行社合作，通过旅行社开拓旅游消费市场。如北京市怀柔区怀北镇椴树岭村由村党支部、村委会牵头投入巨资对全村进行整体环境改造，制定政策鼓励村民优化生活方式、挖掘独特传统美食和人文历史、风俗，140多户村民在家里搞起了民俗接待，成为京北民俗旅游第一村。一种是公司化的经营模式即“公司＋农户”模式，对一些资源条件好、特色鲜明的区域通过招商引资引入有实力的公司进行统一经营，如成都郫县农科村是全国第一家农家乐村，在前期农民经营的基础上，由公司介入统一组织有意愿的农民参与经营，进行企业化管理，调整经营思路，增加经营设施，扩大接待场地，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西双版纳橄榄坝傣族园、大理的白族民俗园都是企业成功经营的典范。布尔津丝路捷哈萨克民俗风情园也是由企业牵头组织牧民开展牧家乐经营，规模虽然不大，但已初见成效。

（四）、突出特色，发挥丰富多样的乡村旅游资源优势

旅游资源是旅游产品的核心吸引力，从全国的情况看，乡村旅游资源数量丰富、规模宏大，而且种类多样、特色鲜明。因此，在发展布尔津县乡村旅游过程中，必须突出地方特色，发挥优势，才能不断提升乡村旅游的吸引力和生命力。一是要突出乡村自然景观的优势，引导游客领略独特的山水生态景观，开展具有特色的乡村生态旅游，满足游客旅游审美的需求。布尔津县有许多待开发的生态景色，如冲乎尔石林、两河河谷森林、窝依莫克鸣沙山、湖泊等，可按照不同的旅游主题，建设各具特色的避暑山庄、森林休闲度假旅游公园、滑沙娱乐园、垂钓园等。二是要突出乡村的传统田园风光优势，包装具有特色的传统乡土生产技术，展示现代农业的科技水平、体验农事活动等，使游客在乡村旅游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历史知识、农业知识、现代科技知识等，满足游客物质和精神享受的需求。在一些条件好的村庄建立游客农园，包括菜园、花园、渔园、林园等，让游客亲近土地、消遣乡村。立足现有农业特色，开发哈纳斯密瓜庄园、设施农业园区、家庭牧场等景点。冲乎尔乡、窝依莫克乡还应围绕喀纳斯旅游机场建设和喀纳斯旅游后勤供应基地做文章，大力发展设施农业项目等果蔬基地建设，形成一批观光型农业基地；三是要突出体现地方民族特色，在建筑、服饰、饮食、歌舞乃至旅游活动的设计等方面，尽可能体现出民族风貌、风情、习俗等特色，满足游客对跨文化差异的了解、感受和体验，增强乡村旅游的吸引力。开发特色农家、牧家民间宾馆，既可体验农牧家劳动生活，又可缓解县城接待压力；开发各民族独特的传统饮食，如牛羊肉食、奶制品、面食、野菜、土鸡鸭等；大力开发民族特色旅游商品，如民间刺绣、手工骨制品、木刻品、皮制品等，使旅游商品在乡村旅游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在少数民族村开展家访活动，设计不同的体验形式，如睡哈萨克毡房、参与少数民族生产生活、骑马观光、射箭、观不同的民居建筑风格、揽不同的民族风情等。四是要大力发展冬季旅游，提高旅游设施使用效率，有目标的开展滑雪、雪橇观光、雪上运动等项目，多渠道促进农牧民增收，在布尔津逐步形成以“春赏花、夏游水、秋看树、冬玩雪”为内容的旅游新概念。五是发展节庆旅游，要进一步加强对阿肯弹唱会、敖包节等民族节庆活动的开发，形成文化搭台，旅游唱戏的局面，使阿肯弹唱会、敖包节等成为展示民族特色的草原盛会和最具民族特色的游客参与性旅游项目。阿肯弹唱会的时间不能局限于一年一次，在旅游期可以一月一次或者一周一次，在西双版纳可以搞“天天泼水”节，我们也能搞“月月阿肯”会或“周周敖包”节。布尔津县水域辽阔，水产品丰富，可以开展以品鱼为主题的鱼节；围绕蜜瓜资源开展以品瓜为主题的蜜瓜节等等。通过开办节庆活动推动特色农业旅游产品的发展。

（五）、规范服务，努力提高乡村旅游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加快乡村旅游的发展，不仅需要加强旅游“硬件”设施的建设，也需要不断提升旅游“软件”服务的质量。一要建立健全规范的乡村旅游接待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和配套食、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提高乡村旅游的综合服务质量和水平。二要规范农户家庭的接待服务标准，从接待设施、接待条件、卫生状况和接待能力等多个方面进行规范，近期新疆出台了农家乐服务标准，县旅游管理部门对已经从事经营接待的家庭要依据服务质量标准定期进行评审定星定级，加强监管，进一步提高接待服务质量和水平；对刚开始发展乡村旅游的家庭，要有序地引导和指导，提高准入门槛，使乡村旅游的服务标准达到和保持应有的水平。三要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相结合的办法提升乡村旅游整体素质。要走出去学习别人先进的管理经验，通过比较找出自身存在的差距，同时聘请专业学者和有经验的乡村旅游管理人员进行现场指导、进行传帮带，提高农牧民自我规范的能力。

（六）、培育人才，切实抓好乡村旅游的宣传促销工作

人才的培养是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全县乡村旅游经营户在知识、能力、经验等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在发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要立足于长远发展，有计划、有重点地加快乡村旅游人才的培养和加以正确的引导。旅游管理部门应加强与有关专业院校培训中心的联系，尤其要发挥县旅游学校的作用，对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分期分批地进行教育和培训，积极培养乡村旅游经营管理、服务人员，开阔经营者的行业视野，提高战略发展能力。同时教育、文化等部门要重视对广大村民的文化教育和文明素质的提高，增强村民的文明意识和开放意识，培养文明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营造文明、诚信、和谐、有序的旅游环境。

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切实抓好宣传促销工作，不断提高乡村旅游点的知名度和吸引力。由于布尔津县乡村旅游还处于起步阶段，除了禾木和哈纳斯村外，大多数乡村旅游点的知名度不高，宣传促销也多为自发和分散的行为，因此旅游管理部门要下大力气，花大功夫，指导和帮助抓好乡村旅游的宣传促销工作，确定宣传重点。要根据客源市场和旅游活动的变化情况，特别是结合“假日旅游”的规律和特点，找准目标市场，重点进行宣传促销；要充分借助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和现代信息技术平台，加大宣传促销的深度、广度和力度。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初期，也要发挥“口碑效应”，利用当地城乡居民和游客对乡村旅游点的认同，自觉地进行“口碑”宣传，不断提高乡村旅游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

（七）、加强管理，促进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乡村范文篇10

关键词：村民自治乡村关系偏离

随着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政社合一的体制的解体和村民自治的兴起，传统的行政命令─服从型的乡村关系为新型的“乡政村治”格局所取代，即在乡镇建立基层政权，对本乡镇事务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但不直接具体管理基层社会事务；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对本村事务行使自治权。这样，在基层农村管理体制中并存在着两个处于不同层面且相对独立的权力载体：一是代表国家自上而下行使行政管理权的乡镇政权，二是代表村民行使基层社区自治权的村民委员会①。

诚然，包括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组法》）在内的一系列成文法律都已确认了村委会的自治性质，并规定了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工作上的指导与被指导、协助与被协助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确认和维持无疑是村民自治正常、规范运作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障。但现实中的乡镇政权与村委会的关系（简称乡村关系）又常常与成文法律所规范的存在着种种“偏离”，严重制约着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和乡镇行政职能的有效履行。本文拟在对若干乡村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关系偏离的主要表现及其成因，并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一、乡村关系偏离的主要表现

乡村关系的偏离，最经常、也最突出地表现在许多乡镇仍然把村委会当作自己的行政下级或派出机构，仍然习惯于传统的命令指挥式的管理方式，对村委会从产生到日常工作进行行政干预。

村委会由村民依法直接选举产生而不受干预，这是它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必然要求，它使传统的乡村行政隶属关系丧失其合法依据。也正因为如此，不少乡镇政权总是力图通过种种手段干预、操纵选举，使他们认为“听话的”、“有能力”的人当选。当然，不同的地区，乡镇施加影响的方式与效果也有所区别。相对说来，实行直选的地区，乡镇对选举一般不定调子，不划框子。他们主要通过宣传、说服工作，在候选人资格认定，确定正式候选人等环节上做文章，其影响力依然存在，但不能完全左右选举结果。而其他地区的一些乡镇则存在直接干预甚至操纵选举的情况。我们在苏北某县调查时，就碰到一个乡的党委书记（曾任过县里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民政局副局长）以农民素质太低、该乡情况特殊为由，坚决抵制直选，并且直接操纵几个村的选举。有关研究资料和我们的调查均显示，现阶段，乡镇政权在村委会选举中大多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且这种干预一般不会激起村民与政府的冲突，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干预（如取消贿选产生的村委会）通常被认为是合法的。

在平时的村务活动中，乡镇对村委会的控制不仅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还往往运用手中的资源诱使村委会实现自己的意志。由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以及转型期社会问题复杂多变，村委会在遇到诸多棘手问题（如“钉子户”拒交公粮、提留款、计划生育问题等）时，自己实在难以解决，非得依靠乡镇帮助。同时，村委会还希望能从乡镇多得到一些拨款。因此，许多村委会便尽量地贯彻乡镇的意图，有的甚至有讨好乡镇的倾向。这样乡镇政权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村委会的权力，实现了对村委会的控制。

乡镇对村委会强有力的控制还表现在，乡镇党委(乡镇长大都任乡党委副书记)通过对村党支部的有效领导，来间接地“领导”而不仅仅是“指导”村委会。一般来说，在每一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之前，都要先进行村党支部的换届选举，根据《党章》的规定，村党支部一般都是通过全村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但乡镇党委不仅可以推荐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而且由乡镇党委提名的村支部书记候选人，落选的可能性很小，即使落选，乡镇党委也可以通过直接任命或通过另外推荐候选人，以保证合乎其意愿者当选。这样村党支部书记对乡镇党委有着很大的亲和力，比较自觉地贯彻乡镇党委的意图，包括对村委会的领导。笔者接触过的一些乡党委书记曾明白无误地告诉笔者：“《村组法》所说的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指导关系，实际上是领导关系，因为乡镇长同时又是党委副书记，村委会接受乡镇政府领导就是接受党的领导!”

一些乡镇还借助于“村财乡管”来强化对村委会的控制。据我们对江苏12个县40多个乡镇的调查，村财乡管主要有以下几种具体表现形式：有的是村里所有的资金、帐目都上交给乡镇的农经站和信用社管理，村里若需花钱，得事先由村委会和村党支部拿出预算，再报经乡镇农经站审核、批准；有的地方实行“三权分立”，即资金的使用权、管理权、审批权分开：村里用钱但不允许存钱、管钱，村里存钱过多或不将多余的钱存交于乡镇，将按贪污论处。乡镇农经站能管钱、存钱但不能用钱、批钱。乡镇政府能批钱但不能管钱；还有的地方将村里的会计人员统一集中在乡镇办公，用管住会计人员的办法来管住村里的资金和其他财产。村财乡管虽然形式多样，但其基本特征是一致的：扩张乡镇的权力，通过加大乡镇对村级以财务收支为核心的经济活动监督制约的力度，以此来重新调整乡村关系。

村财乡管作为一种制度强制推行，有悖于宪法和相关法律的基本原则，有悖于村民自治的基本精神。首先，既然村民自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农村基层民主，让广大农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即么村级财务就应由村落内部自我管理。即便乡镇是本着良好的愿望，是为了管好村级财务，防止村干部不把钱用在刀刃上，防止他们贪污腐败，以权谋私，也不应采用村财乡管的方式，而应积极引导村落建立健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机制，通过强化广大村民对村委会的权力基督来实现。村财乡管是乡镇对村民的一种制度侵权，它以侵蚀村民自治为代价。其次，村财乡管为乡镇侵占村级财产提供了便利条件。村级财产是交上去了，可用的时候却往往很难发下来。调查中，不少村干部向我们抱怨：“村里要用钱时，还得到乡里去求爷爷拜奶奶。自己用自己的钱，还要去求人！”“我们的钱有时给乡里挪用了，我们要用钱时，很难拿到，他们反正是千年不赖，万年不还！”乡镇为监督村里的经济活动实行村财乡管，可乡镇掌握了村级财产后，谁又能对其进行监督呢？在一个权力系统内，单向度的监督极易导致监督者因不受制约而滥用权力。再次，推行村财乡管弱化了乡镇同村的新型指导关系，强化了传统的领导关系，进而不利村干部改变过去那种对上不对下的工作作风，服务群众。

就村委会而言，对规范化的乡村关系的偏离则有两种典型表现形式。一是有些村委会只是一味执行或迎合乡镇政府的要求，完全听命于乡镇政府，忙于“收粮、催款、乱官、引产”，而置村民的意见和利益于不顾，从而呈现出“附属行政化”倾向。二是单纯从本社区利益出发，往往不愿接受乡政府指导，甚至力求摆脱乡政管理。实际上，越来越多的村委会对乡镇政府已不再唯命是从，而是采取各种方式弱化、抵制政府的过分干预。应该说，村委会的这种行为在一定范围内，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因为《村组法》已赋予了村委会自治权，乡镇政府不得对村委会随意发号施令，将其作为下属组织。但任何合理行为若超出一定限度也可能变得不合理。有学者在调查中发现，有少数村委会为了自己特定的利益，有意识地强化乡镇政府与村民之间的矛盾。当村民责怪村委会不能维护村民利益时，村委会就将全部责任推向乡镇，而当乡镇责怪村委会协助工作不力时，它们又把责任全部推给村民②。还有个别村委会干部甚至认为：“我是本村群众选举出来的，我只对群众负责”。在他们看来，村民自治就是本村村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村委会作为村民的合法代言人和人，有权决定自己的内部事务，没有必要接受乡镇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于是，他们对承担的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的职责，抱着消极、冷淡的态度，甚至与乡镇政府明争暗抗，如对本村村民的超计划生育不闻不问。从而使村委会呈现出“过度自治化”的倾向

二、乡村关系偏离的成因

造成乡村关系出现上述偏离的原因是非常错综复杂的，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浅层的，也有深层的，述其要者如下：

（一）现行的成文法律过于原则化

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委会对于作为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并无行政隶属关系或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二者只有工作上的指导与被指导、协助与被协助的关系，对此，《村组法》第四条作了如下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应该说，就成文的法律制度而言，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是非常粗略和原则化的：既没有明确规定“指导、支持、帮助”的内容、方式与方法，也没有明确规定“协助”的范围和形式③。这就为乡镇政府与村委会见仁见智、各取所需提供了过大的制度空隙，由此而衍生出种种偏离现象。

当然，在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社会迅速变迁及其发展的地区不平衡与区域特殊性，决定了国家不可能提供一个细致的整齐划一的具可操作性的成文法律，但在现有的法律制度框架内，补充有关程序性规定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二）乡村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

村民自治中偏离现象产生的另一个重要缘由，是一些乡镇干部作为原有乡村控制模式下既得利益者，不愿放弃手中的利益，不愿意下放权力。

我们知道，国家或政府是由官员组成的，官员是活生生的人，有着自己的特殊利益，并且也有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因此，由他们行使的国家权力除了代表公共利益以外，还有着自身的利益──“公共机构的利益”，包括公共机构的自身利益和机构之中人员自身的利益。这样，国家机构在执行法律原则时就难免出现背离之处。加之改革前中国“高度组织国家内的低度整合”的社会结构，改革中“放权让利”的基本思路，使得乡镇政权中的“干部利益群体”④经常利用对政策的变通这一方式对抗中央，截流国家下放给农村社会的权利。

改革前，国家垄断着绝大部分稀缺资源，并且为了执行国家的意志建立了一个严密的组织系统，表面上看政治机构有着强大的控制力。但是由于条件的限制（如不具备有效的统计系统、发达的科层系统、完善的组织条件、良好的交通、通讯条件等），就使所设定的集权型体制原则与体制的实际运作条件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张力。因此这种体制在制定政策时，一般只有笼统含糊的原则性目标，而要求各个地方和单位在执行中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加以理解和执行。在运用过程中，经常借助于党的文件、工作队、现场经验交流会乃至于政治运动等非程序化、非制度化的工作方式。这样变通便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领域了。所以看上去国家是高度组织化的，但是由于“政策执行变通化”，科层机构在功能上是互相分割的，在不同的层次和部门之间存在着经常的紧张状态、讨价还价和利益冲突。这就是所谓的“高度组织国家内的低度整合”，或唐尼索恩提出的“蜂窝状结构”。改革的二十年来，“放权让利”作为基本思路和核心内容，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进行：中央向地方放权；国家向社会放权。在这一进程中出现了地方化趋势、部门化趋势、单位的法团主义趋势，导致蜂窝状结构的加剧。这样，中央政府就面临着一系列拥有自主利益的主体。本来上级在“摸着石头过河”时为了鼓励下级大胆探索与试验，默许或示意下级进行变通，但下能的变通则是基于利益实体上的利益驱动。结果原来推动改革的措施，成了对抗中央政府的手段。于是我们便看到许多地方的“放权过程中的截留现象”⑤。

具体到村民自治制度上，国家并没有设计出具体、明细、严格的法律框架，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在地区非均衡的情况下，鼓励各个地区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制度创新，同时避免其它制度主体的创新积极性被扼杀，社会活力下降⑥。结果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有关法律过于相略和原则化，导致规范乡村关系和村民自治的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空隙过大。而乡镇政权又比村民拥有多得多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他们便能较为便利、有效地利用制度空隙，成功地对村民实现制度侵权⑦。于是这种制度的空隙客观上成了基层的干部利益群体谋求自己利益的活动空间。在推行村民自治制度时，不少乡镇干部往往从自身利益考虑，总是要大打折扣，甚至以种种手段抵制。有学者尖锐地指出，一部分乡镇干部、村级干部、乡村先富起来的“大款”构成了乡村的权势阶层，这个阶层手中的筹码日益加重，阵容逐渐膨大，形成了独立的利益集团和社会集团，他们不但与中央利益发生矛盾，更与当地农民利益发生冲突。在中央目前对农村的五大政策上，这个阶层采取了公开的抵制甚至对抗的态度⑧，成为农村政策在执行中的一大梗阻。

（三）国家的农村发展战略及其矛盾

乡村关系偏离的成因，既不能简单归之于一些乡镇领导对既得利益的维护，也不能完全归因于上面所说的有关法律规定的过于原则化。更关键的原因还是应该从国家的农村发展战略及其矛盾中探寻。

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和比较落后的农业大国，经济社会的超常规发展或现代化目标的尽快实现，需要国家开发农村社会的创造力，培育社会自组织力量。而现代化进程又要求国家对农村社会进行有效的控制，维护社会稳定，合理地抽取资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逐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了农户相对独立的生产经营者地位，“政社合一”的体制开始瓦解，国家通过改变对农村的控制方式，“让渡”给农民自主谋生空间，并在组织方式、政策及宣传上宽容和鼓励乡村自行发展乡镇企业，自行积累财富。这种“放权让利”的做法，一方面使农村经济体制产生深刻的变更，形成新的经济关系格局，使农村社会的潜在能量被空前地释放出来，使农村社会财富急剧增长，国家也因此从中抽取到更多的资源。另一方面也导致农村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导致农村政治结构、政治关系产生了脱胎换骨式的改造。农村权力和利益日趋分化，农民处于高度分散状态：政府权力相对从农村收缩，农村正式组织也因此渐趋衰落，这使得国家的方针、路线政策难以在农村贯彻，从而影响了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同时，新时期农村也出现了诸多新的社会问题，诸如社会治安紊乱，干群矛盾突出，农民防范自然和市场风险的能力低下等。这些都影响了农村的发展和稳定。而当前国家仍需要让农村继续为城市和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提供粮食作物，部分工业品和工业原料，以及限量的廉价劳动力。国家因此极其重视粮食作物生产和控制乡村人口流动问题，并且仍然通过下达计划而不是主要依靠市场价格来保证农业在农村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保障粮食生产和供应的基础，同时通过户籍制度来限制农民从职业身份改变走向摆脱区域附属关系和户籍身份。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国家必须加强在农村的影响、加强对农村的控制。那么，如何保持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如何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原来的“政社合一”的体制已失去基础；把正式的政府延伸至村一级，显然又是不可能的，国家实在不堪重负。剩下的可行性选择便是实行村民自治。国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村民组织起来，由村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同时，国家仍需要通过正式的政权组织渠道，特别是乡镇政权来引导和规约村民自治及其组织形式──村委会的活动。因此，村民自治是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维护农村乃至全社会的稳定，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保证能较顺利地从农村社会抽取资源，在政治上采用的一种新的控制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村民自治进程中乡村关系上出现的矛盾，正是在这种控制方式下国家艰难地寻求“放权”与“控制”两者平衡的外在表现。

（四）乡镇政权的特殊功能

与上一点密切相关，乡村关系偏离的另一个深层原因，是乡镇政府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及其所担负的职能。

众所周知，乡镇政府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居于基础和末梢地位，这决定了国家在农村的各项发展目标、计划和任务，最终都要乡镇政府加以贯彻、落实，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些目标、计划和任务是国家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由各级政府层层下达的，其完成情况是衡量乡镇领导“工作实绩”、决定其升降去留的一项主要指标。特别是目前县对乡镇领导的工作考核普遍实行“三个一票否决制”，即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信访社会治安一票否决制，发展经济一票否决制。这3项工作都被量化为一些具体指标。这些指标是自上而下制定的，指标制订后逐级分解并落实任务和责任到人，乡镇领导只能完成或超额完成，否则不仅升迁无望，还可能“乌纱”难保。这迫使乡镇领导及机关干部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上级部署的各项任务指标，特别是那些直接由村民负担的任务，如计划生育、征兵、粮棉种植和订购、税款负担等等。为此，乡镇政府必然会加强对村级组织特别是村委会的渗透、影响和控制，包括强有力的行政命令手段，以保证上级各项任务的贯彻落实。这其中的确有少数乡镇领导干部出于自身利益而假公济私或工作方法上粗暴、简单等方面的原因，但根本上还是乡镇政府所担负的特殊角色使然。我们所走访的几十位乡镇领导在谈及对一问题的看法时，都不同程度地表示有不得已的苦衷，他们都声称并不是不支持村民自治，也不是不知道村民自治长远来说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但上面交付的硬性任务难以完成，因此不得不干预甚至操纵村委会的工作。有的乡镇干部坦承他们做的许多事情违反了《村组法》，但又补充道：“我们是奉上级命令行事，是奉命违法”。理由很简单，若仅仅依靠《村组法》所规定的那种指导或协商方式，是很难支配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委会的，更无力通过村委会对村民汲取实现目标和完成计划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应该说，这种看法在目前的乡镇干部中有相当的普遍性。在理论界也不乏回应者。如有学者曾提出“村委会准政权化”的设想，试图在保持村民自治性质不变的基础上，给予村委会一定程度的政权性质和地位，以为政府提供一个合乎法理，可灵活使用的组织形式，既保持政权的控制能力，又为村民自治留下空间⑨。而由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和湖北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课题组1995年提交的一份权威报告，甚至主张将村民委员会下沉到小范围的自然村，在自然村之上设立村公所，作为乡政府派出机构，以进一步强化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行政管理⑩。这种似乎不合时宜的主张并非空穴来风，更非无稽之谈。

（五）村委会双重角色的失衡

上述两点决定了村委会实际上扮演着双重角色，而这双重角色的相互冲突和失衡恰恰是乡村关系偏离的又一深层根源。村委会无疑是法定的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希望通过由自己选举产生的村委会来控制社区资源，体现和维护他们的利益，而村委会由村民产生和罢免，也决定了村委会必须代表村民意愿，以为村民服务来换取村民的支持和信任。但是，这只是村委会性质和功能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乡镇的许多工作都要通过村委会在村民中得到贯彻实施，因此，村委会实际上又承担着某些行政职能，具有准政权组织的意味。许多调查显示，村委会除了完成属于自治范围的工作外，它的另一方面的工作(约占其全部工作的2/3)就是贯彻上级的方针、政策⑾。因此，村委会便居于乡镇和村民之间，扮演着既要代表乡镇政府，又要代表本村群众的“双重角色”⑿。这两种角色的最终归属应该是一致的（这是由国家政权的人民性质决定的），但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中国现代化迅速推进的背景下，这两种角色所分别体现的村民意志与乡镇行政意志的冲突则是大量的，经常的。这是因为中国所要实现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强制的现代化，它要求村民在较短的时间内即适应并接受原生型现代化国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因此，在其进程中，必然会有大量不受村民欢迎的国家任务和要求，要通过乡村组织去强制执行，这当然就会发生村民意志与作为国家意志者的乡镇意志的冲突。

对这种冲突，村委会“海选”模式的首创地吉林省梨树县的一些民选的村干部可谓深有体会，他们说，“当选”比“任命”的压力更重，因为原来只有一个责任方向(上级——乡镇)，现在至少变成两个；原来对他们只有一种要求，现在变成多种要求⒀。村委会要做到两者兼顾，有一定难度。但若偏重于某一角色，就势必引发纠纷。

三、理顺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关系的若干对策

上述可见，乡村关系的偏离，或者说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的矛盾和冲突来自于村委会(代表村民)和乡镇政府(代表国家)两方面，各有其合理性和依据，也各有其偏激之处。从总体上看，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乡镇政府，也就是说，拥有基层政权的行政权力、高度组织化的乡镇政府对村委会合法权益的侵蚀，是造成矛盾和冲突的主要原因。但缓解和克服矛盾的办法却不能仅仅从乡镇政府本身入手。笔者这里无意提出系统、成熟的对策，只想谈几点初步的设想。

一是将村委会与乡镇人大衔接起来。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是乡镇一级的国家权力机关，是本乡镇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行使当家作主民主权利的主要形式。它在性质上虽不同于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委会，但在功能上二者又有相通之处。笔者设想，是否可以考虑从组织上将二者衔接起来，即规定：村委会委员原则上应是乡镇人大的代表，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则是其当然代表，从而将村委会“巧妙”地纳入国家权力系统内，使之由完全的“体制外”力量变为一定程度上的“体制内”力量：一方面，作为乡镇人大代表的村委会成员可以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在乡镇一级国家权力机关表达和体现村民的愿望和要求，使乡镇人大通过的各项决定更充分地反映广大村民的意愿；另一方面，乡镇人大对作为人大代表的村委会成员又有一定的组织上的约束力，使之更主动、自觉、积极地协助乡镇人大的执行机关——乡镇政府开展工作，由此实现村委会与乡镇人大、政府的良性互动关系。而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会只是以个人身份参加乡镇人大，这并不会改变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性质。

二是改革乡镇政府政绩考核指标制定制度，规范乡镇政府行为。特别是要改革那种单纯由上级制定的数字化指标考核乡镇领导的做法。上级政府在制定乡镇发展指标时，既要符合中央政策精神，又要真正做到从乡镇实际出发，充分考虑乡镇的意见和要求。由于这些考核指标，大都要落实到每个村民，因此事先应与村民委员会进行协商，广泛征求村民意见。这样制定的考核指标才易于羸得村委会和村民的理解和支持，也才切实可行。同时规范乡镇政府行为。在实际生活中，乡镇政府往往将为谋求自身利益而作出的乡镇指令也以国家任务的名义下达给村委会，要求村委会完成。这一部分指令大都与中央政策精神相违背，诸如屡减不轻的农民负担，屡禁不止的达标升级以及乡镇主要负责人为个人目标而乐此不疲的“政绩”工程等等，它们恰恰是村民最激烈反对的，是造成乡村关系冲突的重要根源，因此，应通过制度化手段将其从正常、合理的政府行为中剥离出来。

三是明确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各自的职责权限。在中国农村处于急剧社会变迁且经济社会发展地区不平衡的背景下，乡镇与村之间的利益边界及权限范围往往是模糊的，变动着的，通过国家层面的法律制度(如《村组法》)是无法清楚界定的，而只能由各地以国家法律法规为依据建章立制，制定出上合国家大法，下合社情民意、简单明了、便于操作的制度，对乡政府和村委会的职责权限作明确具定的规定。近年来，一些地方在贯彻《村组法》过程中，已经制定了有关乡镇政府指导村委会工作、村委会协助乡政府的规则，使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在制度规范基础上有机地衔接起来，也就使村委会的双重角色能达到大体上的平衡。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考虑“增加、补充有关法律后果的条款，明确规定无正当理由拒不完成乡镇布置的国家任务和非法干涉村内事务的有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以防止村委会“过度自治化”和“附属行政化”的两种不良村治倾向⒁。需要说明的是，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乡政与村治之间并非简单的零和博弈，二者并不一定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从理论上讲，二者之间形成一种优势互补的良性互动关系并非不可能，在实践中这样的成例案例也并不少见。一些地区的村委会负责人注意平衡乡镇行政与村民群体两方面的意志，有意识地利用自己的智慧来减少乡镇行政与村民群体对抗的强度，从而使村委会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平衡两方面的利益，照顾到两种功能。

四是进一步提高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的素质。虽然近20年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群众政治素质的迅速提高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中国农村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在一些地区，村委会与乡镇政府之间的不协调，同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素质较低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表现在乡村干部中主要是不相信群众、官僚主义、人治观念、以权谋私等，表现在村民群众中，则是文化水平低，缺乏契约和合作意识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放任主义倾向。要改变这一状况，提高乡村干部和群众的素质，使之形成比较成熟的现代民主观念、法制意识和契约精神，加强对乡村干群的教育、培训固然是一个有效手段，但从根本上说，则是要在市场经济发展基础上实现乡镇民主管理和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从而为乡村干群政治素质的提高提供制度实践的课堂。

注释：

①参见徐勇：《论乡镇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机衔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②参见贺雪峰：《论理想村级组织的制度基础》，《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3期。

③参见白钢：《中国村民自治法制建设平议》，《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④干部利益群体是指“在国家生产及行政管理领域享有被赋予的决策权、管理权等相应的特殊权力及其地位的领导干部这一层”。见张琢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04页。

⑤参见孙立平：《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的国家自主性问题》，《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4期。

⑥参见贺雪峰：《论现行村级组织制度创新的策略选择》，《中州学刊》1998年第3期。

⑦参见贺雪峰：《村级组织制度安排：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及其原因》，《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4期。

⑧林平：《农村出了一个权势阶层》，《广角镜月刊》（香港），1999年第1期。

⑨参见曾军：《村委会准政权化设想初探》，《社会主义研究》1997年第5期。

⑩参见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湖北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课题组：《村级组织建设研究》第43页。

⑾参见李连江、熊景朋：《从政府主导的村民自治迈向民主选举》，《二十一世纪》1998年12月号。

⑿参见徐勇：《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人与当家人》，《二十一世纪》，1997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