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结构范文10篇

宪法结构范文篇1

一、引言：从第四次修宪说起

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既是国民权利的宣言书，又充分体现特定国家的基本价值追求。我国第四次修宪已圆满结束，但关于宪法修改以及司宪等问题的探讨并没有结束。2003年11月，法学界提出了一系列修宪建议[1]：“‘三个代表’入宪”、“完善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障”、“将迁徙自由重新写入宪法”、“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行使宪法监督权”等。从2004年通过的修正案来看，“三个代表”入宪、更加注重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保障人权的条款彰显明要。但是，“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行使宪法监督权”这一提议却被搁置了。关于司宪问题，有学者认为“司宪也称宪法的司法适用”[2]。此论者主张将全国人大监督宪法（督宪权）和解释宪法（解释权）与法院司行宪法（司宪权）三者界分清楚[3]。另有人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对违宪审查问题的热烈讨论带有很强的就事论事、急功近利色彩。而对与违宪审查相关的一些前提性、基础性理论研究都远不够充分。”[4]其主要理由是：没有充分研究什么是宪法，或者说对宪法的概念问题以及违宪概念问题、违宪与违法关系如何以及建立违宪审查的相关背景等问题缺乏深刻研究。对于司宪问题，论者认为法院根本就不能成为宪法诉讼的主角，理由：一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是法律而非宪法；二是人民法院没有宪法的解释权；三是法院没有审理宪法诉讼的权威[5]。

二、问题：宪法的性质

宪法究竟是什么？它是法律吗？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表达了何种意义？初步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明确“规范（norm）”与“规则（rule）”的不同内涵。规范用以表达意义，而规则或法则用以描述现象和事实。法律不过是一系列规范人类行为的规范性命题，通过这些规范我们表达那些应该是或应该要发生的事件或行为。规范表达意义，由此规范的创制意味着产生有意愿的行为。法律之所以不同于自然科学，就在于法律的产生是源于人类的意愿而不是纯自然的赋予。与此同时，规范作为一行为的特定意义（该行为指向其他人的行为），与意愿之行为有细致的区分。后者意味着规范的实在状态。也就是说规范是应然，而意愿之行为却是一种实然。因此，这一行为构成的情形被描述为：一个个别的意愿，要求其它个体应以某种特定方式行为。这句话的前半部分指涉一种实然，亦即个体的意愿行为之既存事实；后半部分指涉一种应然，亦即指向作为行为之意义的规范。上述分析便是凯尔逊“纯粹法”理论的基本前提。在凯尔逊看来，“法律是主权国家所意图或采纳的一系列命令的集合，这些命令应得到那些服从于它的臣民们的遵守，这些命令期待达成它所意愿之特定目的，其期待之未来应该是每一个行为者动机”[6]。在纯粹法学理论中，规范成为实然与应然的连接点。申言之，当某一行为既满足了行为人的个体意愿，又满足了规范的实质性的要求，就使得实然与应然联系起来。这一命题在凯尔逊的理论中，表达为有效和实效的关系。这一命题值得注意之处首先在于有效和实效之间是有区别的。其二，两者不能同时满足，一个法规范在其产生效用之前已经生效。因此规范的有效是不依赖于实际生效的。其三，如果规范不能保持永远的实际效力的话，那么规范将不再具有有效性。简言之，有效性表达的是一个正当性的命题，而实效则是正当性的实际表达，二者的联系惟在于事实会制约意义。如果意义永远不能实现的话，整个法律体系的实效是其成员规范的效力的条件，而不是理由[7]。由此我们获得了一个基本的分析工具：规范是表达意义的，因此宪法规范也是表达意义的。这一意义表达之所以有效，是来源于一种假设，而这一假设则是与规范的实际效力相关的。我们有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在这个法律体系中也并不是所有的规范都没有能够在实际中产生作用。宪法仍然在表达某种政党的或民众的意愿。问题是，这些意愿的实际效果在为这些宪法规范的有效性提供条件时的确还不充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分析现行宪法规范结构或意义表达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规范结构的构建：一个方法论基础

在关于规范结构命题上，分析实证法学派有许多尝试，如哈特的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按哈特的表述，第一性规则是一个产生权利义务的基本规则。在这一层面上，前法律社会与文明社会没有任何区别。界分法制文明的标准乃是第二性规则的出现，这一规则又包含着诸多规则，如承认规则、变更规则、审判规则，整个法律体系均由上述两种规则构成。在这一模型中，承认规则表达了一个发生学意义上的内容，整个法律体系之有效性赋予此规则，而此规则又与生活事实相关联，从而在哈特的语义分析逻辑上，严整的规范逻辑再次与生活命题相联系。哈特与凯尔逊的逻辑分析如出一辙。凯尔逊认为，基本规范必须在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或根据其产生的法令所规定的方式来表达，但是这一“历史上第一部宪法”却并非时下运行的宪法，理由就在于宪法也是一项规范，其有效性仍然需要论证[8]。因此，基础规范还要超越宪法之上，但这不意味着否定宪法的“万法定盘星”的地位，而是说它是宪法有效性的先决条件。有论者以为它不过是一种假设，目的是为了解释整个法律体系的有效性[9]。但也有论者认为“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是现行宪法的出发点，它包括一系列的宪法性授权，通过修改程序或其它程序产生的一种宪法的进化，因此并非是一个国家的最初的安排。从这一点上而言，它可能是独立宣言而非乔治三世治下的制度安排[10]。问题在于：这一种进化如何去解释一个通过革命性转换而产生的宪法。在这种情形下，现行宪法又是否为一种基本规范。这一点在凯尔逊的理论中得不到解释，但是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即如果法官不接受现行宪法的有效性，那么法官们就可能被免职。其有效性尽管难以证成，但却在实际中产生效力，最终，这一问题可能会产生一个与第三帝国实证法相类似的问题。但笔者的分析仍以此理论为基础，理由在于规范的逻辑结构在凯尔逊那里体现为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其规范之链是一种规范有效性的链条，这一项结构可能使得违宪问题在意义逻辑上得以澄清。相比较而言，尽管哈特的两种规则也表达意义，但其结构要复杂得多。

四、宪法规则体系的构建：一个方法论的尝试

体系的构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法规范并非彼此无关地平行并存，其间有各种脉络关联”，“发现个别法规范、规范之间，及其与法秩序主导原则间的意义脉络，并以得以概观的方式，质言之，以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乃是法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11]。拉伦茨将法律体系分为内部体系和外部体系两种，外部体系乃是一种概念体系，而内部体系是一种意义的逻辑关联。因此，要以法律原则为对象，探讨规定功能的法概念，整个体系是开放的[12]。这一类区分的前提是建立在凯尔逊的理论基础上，落脚点在内部体系。外部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一种寻求意义的工具。那么在这个层面上，法律不是条文，而是意义。只有意义才是法律的生命。这是一种法律中的文学笔调，不过因为这一意义不仅表达人们追求幸福的愿望，而且将人类急功近利的坏心情带入了法律，所以，也是在这个层面上，法律才是人类生活的反映。以此为参照来分析我国现行宪法的结构：1982年宪法包括序言及总纲、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和国家标志（国旗、国徽、首都）四章。各章节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宪法既非实体法也非程序法，那么其结构也一定不同于程序法和实体法。笔者试图先澄清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体系结构，进而对其进行意义评价，再将这些意义与宪法的规范意义作一考察。在此过程中，附带澄清违宪审查以及宪法诉愿以及宪法修改的必要及意义。按照日本著名学者三月章教授的考察，实体法与程序法有着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特征。实体法反映了调整对象的多样性，多采取罗列乃至并列式的结构，而程序法的调整对象不过是单一的裁判程序，因而不得不是圆环型的包容性的结构。程序法围绕着某一项权利可以形成一个规整，但这一项权利往往被诉讼程序和诉讼目的所吞并。所以在整个程序的变动过程中，权利具有丰富的内涵。整个诉讼程序，权利义务的分配都围绕着审判。程序法体系是以星座图为中心的诉讼法规的规定群[13]。但审判是以权利为中心的。拉德布鲁赫曾言，权利而非义务才是一切法律的出发点[14]。从三月章先生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作为“子法”的实体法与程序法在规范的具体构造上有差异。但是在规范结构上就并非如此。二者都是在表达意义，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区别在于具体化规范的结构不同。这仅仅是一种外在体系所表达出来的不同，在规范层面上他们都是一种规范意义的表达。因此在规范层面上，实体法与程序法并无差异——都具有有效性，其不同仅仅在于其有效性来源。修宪前要求加强对私产保护的呼声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国家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二是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对私人财产进行征用时，必须给予相应的补偿。一方面，“人民财物权应予保障之规定，旨在确保个人依财产之存继状态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处分之权能，并免于遭受公权力或第三人侵害，能实现个人自由，发展人格及维护尊严”[15]。因为“所有权是一种根本性的基本权，与个人自由的保障具有内在关联性。在基本权的整体结构中，所有权负有双重任务：确保权利人在财产法领域中的自由空间，并因此使得其自我负责地形成其生活。将所有权作为法之建制，有助于确保此项基本权。个人的基本权系以‘所有权’制度作为前提，若立法者以名实不符的所有权取代私有财产时，则个人基本权将无法获得有效的保障”[16]。与此相关，在我国台湾地区，“现行物权法是‘宪法’规范的具体化，在承认私有财产原则下，加以必要的规范，具有多种意义：对个人言，为自由与拘束的调和；对法律体系言，则为私法与公法的协力，构成了社会经济秩序的基础”[17]。由是言之，物权法规范体系的意义表达已十分明了，其意义之有效性源于宪法的所有权这一基本规范的授权。围绕着刑事程序中被告人或嫌疑人的辩护权，引发出“抵抗权”问题。抵抗在“其他部门法领域表现为刑法上正当防卫权和拒绝作证权、民法和家族法上自我决定权、劳动法上的团结权、集体交涉权、罢工权等”[18]。辩护权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正当防卫权、沉默权、拒绝自证其罪权，这些都是一种抵抗权。但抵抗权奠基于宪法规范的授权之中。如我国现行《宪法》第三十七条关于“公民人身自由权”的规定，第三十八条“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规定。由此观之，无论是何种具体的实体法与程序法，其最终有效性都来源于宪法。宪法规范的意义要求有具体规范以使这些基本规范具体化。宪法的每一章、每一条都是一种完全型的法条，这也就意味着每一个法条都产生意义，每一个法条的集合都产生意义集合。在某种程度上，宪法序言尤为重要。现行宪法以历史陈述的形式为序言，实际上彰显了宪法的优越地位以及万法之法的至上权威。国家机构设立方法在于表达某种政治理想，而国旗、国徽、首都则是一个国家的崇高与威严的象征，意义宏伟而庄重。也许正是在上述层次上，宪法规范是不能被移植的。

宪法结构范文篇2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世界万物莫不是由许多可以被划分为一定单元的基本要素所组成。它们按照一定的规则组合在一起,形成有机的整体,而各个基本要素之间的搭配与组合即为结构。由此推之,所谓宪法结构就是构成宪法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有机结合和搭配。然而,宪法结构远非这句话能够阐明的。既然事物由不同的元素构成,元素间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联系则呈现出不同结构。另外,不同的宪法定义也会推出不同的宪法结构研究内容。如只视宪法为宪法典,则相应的只有宪法典的形式结构和内容结构,而不涉及宪法体系的结构问题。有的学者把宪法定性为三种状态[1]:文书宪法、观念宪法和现实宪法。由此,不同形式的宪法也必然会表现出不同的宪法结构。本文试从多种角度对宪法结构问题进行论述,以期抛砖引玉。

一、不同形态下的宪法的结构问题

宪法形态是指宪法这种社会现象存在的形式和状态。[2]以宪法内容的存在形式划分为文书宪法、观念宪法和现实宪法。鉴于文书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将在后文有详细论述。1.观念宪法观念宪法即以思想意识形态存在着有关宪法的原理、原则以及应当具有的内容和精神的宪法理想状态。观念宪法实际上具有宪法模型的性质,它由一系列范畴、假设和原理构成。由于观念宪法一般被理解为对特定国家的宪法及宪政实践给予评价的主观标准,所以其结构问题往往被忽视。这里涉及到主观客观化的问题。笔者认为,观念宪法虽为主观事物,但同样存在结构问题,而绝非/虚无的真空地带。如前述,观念也是由一系列的范畴、假设和原理组成,那么,它们也必定存在一定的逻辑排列顺序。另外,按照对观念宪法的一般的分类[3]:个体宪法观念、阶层宪法观念和社会宪法观念,三种宪法观念之间以及每种宪法观念内部也必然存在一定的逻辑布局,这同样说明了观念宪法结构的客观性,只不过这种结构不像文书宪法结构那样易于理解和把握。2.现实宪法现实宪法是指应当由宪法来调整的那些社会关系在现实实践中的实际运作机制和效果[4]。它既是观念宪法、成文宪法的客观依据,又是成文宪法规范和调整的客体[5]。并且,按照王广辉教授的观点,现实宪法有两种存在状态。第一,文书宪法规范的实际运行状态,也就是表达在文书宪法中的那些原则、制度、对社会关系运行状态的设计在现实的政治、经济等关系中实现的程度。第二,没有以宪法规范表现出来,但却实际地存在的宪法惯例之中[6]。仅以现实宪法存在的外部形式而言,两种状态之间也是按照一定的规则搭配的,而绝非各行其道。与文书宪法、观念宪法的结构不同,现实宪法的结构具有动态性的特征。但是一般情况下,现实宪法的各个构成元素挣脱不开它们相互之间的张力而呈现出不确定性,否则就要涉及宪法修改或新的宪法解释等其他问题了,这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反观我国学者对宪法结构的研究多是局限于文书宪法的结构,尤其是对文书宪法中的宪法典的结构问题进行阐述。比如,有的学者认为:宪法的结构即是指单一宪法文件的成文宪法(即宪法典)在内容上的体系和安排[7]。如此定义视野过于狭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说/由于各国制宪的指导思想、现实情况、民族习惯和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宪法结构也有各自的特点。[8]所以学者对宪法结构进行研究的侧重点也不一样。笔者以不同形态的宪法为突破口,重新审视宪法结构,仅作为一种新尝试,当然理论论证还有待深化。如前所述,我国学者对宪法结构的研究多局限于宪法典形式体例的描述上,所以真正的研究成果颇为寥寥。笔者认为,除了要以不同形态的宪法为入口扩大视野外,根据我国具体实际对文书宪法本身也要多做突破。

二、文书宪法的宪法结构

文书宪法,即文本宪法,是以确切的词语组合而成的法律规范构成的宪法。既可为单一的法律文书,又可以多个法律文书的方式而存在。就各国的情况而言,文书宪法的实际构成除了宪法典还包括宪法性法律、宪法解释、宪法惯例等。所以,文书宪法的宪法结构从广义的宪法渊源形式看,表现为宪法体系;而从狭义的宪法典理解则表现为宪法典的内容结构和形式结构。1.宪法体系把宪法体系视作宪法结构是长期被忽视甚至是被排斥的。因为宪法体系的关注多局限于宪法的不同渊源形式,被等同为宪法形式了。其实宪法的不同渊源形式之间同样存在着有逻辑、系统的关联。而且在不同的法系国家表现为不同的结构。在成文法国家,宪法体系表现为成文宪法典为核心,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解释为补充的/中心发散性结构;而在不成文宪法国家,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判例等,它们之间的结构问题可称之为/等列平行型,没有处于核心地位的法律规范,故结构较零散。由我国宪法的渊源形式,可知我国宪法体系应包括:成文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解释、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表面上看是健全的,但由于我国法统接近于大陆法系,而且宪法形式直接移植于前苏联,这就对宪法典的过度崇拜成为必然,以至于宪法成为/供奉在神龛上的圣物![9]最明显的就是宪法立法实质上的落后,致使因/公民的基本权利未落实为立法,就成为-不可诉.的权利。宪法上琳琅满目的公民权利与自由就缺乏法律的保障,就只是一张写满漂亮言辞的空头支票或者-乌托邦.条款而已。[1]为此,针对我国宪法体系的现状,力求摒弃思想上的种种障碍,逐步健全完善我国的宪法体系。目前,迫在眉睫的是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立法:公民基本权利立法、国家机构组织立法、监督立法、地方自治立法、有关宪政程序、宪政特别举措等方面的立法。这是积极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不能怠慢,但应遵循我国实际,防止急功近利、妄想一蹴而就的心理。2.宪法典的结构学术界较为一致的观点是把宪法典的结构分为形式结构和内容结构。但二者的具体所指又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宪法典的形式结构即指宪法典的体例而言[11]。另一种观点认为宪法典的形式结构不仅包括宪法典的体例,还包括宪法典的格式[12],即指名称、目录、序言、正文、附件等。笔者认为两种观点并无实质上的差别,只不过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故而得出的结论也存在差异。相比之下,后者更为细致深入一些。针对宪法典的体例而言,我国现行宪法堪称佳品,也是以往宪法结构研究的重点,成果较多,故略去不谈。这里仅就以宪法典的格式反映出来的宪法典的内容结构加以论证分析。宪法典的内容结构是指由于调整对象的性质和调整方式的不同,按宪法典的格式形式把宪法典的整体内容划分为若干部分,并由此形成的合乎科学的搭配和组合。一般而言,包括六大部分:序言、总纲、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国家机关的组织职权、国家的标志及宪法的保障与修改等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的统治者治理国家的经验和理想,体现着一国政治的传统和精神。

1.序言序言是指放在宪法正文之前,说明宪法制定的由来、目的、制宪者的意志、治国的基本原理等内容的一段陈述性或宣告性的文字[13]。一些学者认为,序言存在的必要性在于:首先,有利于表述那些宪法规范难于反映的内容。其次,序言放在宪法的开头,庄重而严肃,尤其是一些属于宣告性的大事。再次,一些宪法基本原则概括性地写在序言中更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也便于人们理解和遵守。最后,宪法序言还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它是国家的宣言书,总纲领、总政策的宣布[14]。笔者也认为宪法序言有存在的必要。对宪法序言可作如下分类:目的性序言,代表为1787年美国宪法;原则性序言,代表为斯里兰卡1978年宪法;纲领性序言,代表为我国现行宪法;综合性序言,代表为南斯拉夫1974年宪法。造成各国宪法序言的内容不同的原因就在于各国的文化传统、历史背景不同。比如英美法系国家有实用主义的传统,政治上体现出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比较看重宪法的功用和实效,具体表现就是宪法序言的内容极少,一般仅为制宪目的的描述。大陆法系国家则采取了相对严谨的规则主义,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序言一般较长,多为纲领性序言,制宪者的目的在于阐明社会主义宪法基本原则制度的特殊性,以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我国序言的内容存在的缺陷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注意。笔者认为,宪法序言应简明扼要,而非面面俱到,即只需对制宪根据、制宪目的以及宪法的重要原则作出规定即可。国家的基本制度和基本政策等内容完全可以规定在宪法正文中,没有必要在宪法序言中作出规定。有的学者对宪法序言的文字表述也提出意见[15],认为宪法序言的文字应更规范,更具有法的意义,而不是泛泛地叙述指导思想,要更多地考虑宪法序言也是宪法的组成部分,而不仅是一种政治宣言。除此之外,我国宪法序言的最大缺陷在于没有提及宪法的基本原则,这绝不是/美中不足这么简单的问题。没有规定宪法基本原则的宪法序言,其存在的必要性都要受到质疑。正如英国著名宪法学家晦尔所言:宪法/应完全尽可能地使它去说明这些法律规则,而不是说明那些思想、希望、指示和政策。[16]笔者深以为然。

宪法结构范文篇3

一实践中宪法内容选择的几种模式

宪法内容的选择,受各国不同的法律文化传统、宪法权威的价值评价,特别是受该国通过宪法所要建立的各种体制的制约。本文要分析探索的是,关于宪法自身结构性的内容选择,而非具体制度性内容的选择,因此,该部分内容是关于宪法文化自身发展的理论探讨。

1以美国宪法为范例的资本主义宪法模式

美国宪法是世界第一部成文宪法,并且第一次将反对封建专制集权体制,建立共和体制规定在宪法中,因而对世界各国的民主革命发生了深远影响,所以,美国宪法也成为全世界最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宪法模式。美国宪法在制定过程中的立意,就是把宪法作为国家权力之间制衡,以及保障国家权力行使法制化的依据。从这个立意出发,美国宪法内容就是制定国家权力的分配、行使、制衡与监督的规则。从美国宪法原本的结构我们可以看出它的这个特点,即美国宪法原本只有七条,前三条分别规定联邦国会、总统和联邦最高法院的组成和职权,第四条规定联邦各州间法律的效力、州加入联邦等内容,第五条规定宪法的特殊修改程序及有关事项,第六条规定联邦宪法和法律与各州宪法和法律的效力关系,第七条规定宪法的生效条件。¹关于公民权利的内容,美国宪法原本并没有规定,而是后来的宪法修正案作的补充规定。但是,之后的宪法修正案内容,只是对宪法原本的补充,在结构上没有扩充。所以,从宪法的实践内容来看,美国宪法只包括国家权力的分配与制衡和公民权利这样两部分内容,其余部分属于程序性内容。一从美国宪法的结构性内容的选择可以看出,美国人的宪法权威观的特点,他们对宪法权威主要理解为它是联邦公民最高意志的体现,为保障公民权利的充分实现,必须使国家权力纳入法制化轨道,通过国家权力的分解与制衡,保障国家权力行使的法制化。因而,美国宪法的结构内容选择体现的是宪法至上观念,充分保障宪法的稳定性和最高权威,而经济制度内容只字不提。这种结构的选择,首先是由美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决定的,宪法只规定社会生活中必需的社会管理规则,新生问题先由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司法审查权对宪法的解释来解决,待实践要明确了,再决定是否通过宪法修正案。美国宪法的结构模式,是使它二百多年来极为稳定的主要原因。美国宪法模式被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接受,尽管在具体安排上有些差别,但结构性内容选择是一致的,因而形成了资本主义宪法结构选择的模式。

2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模式

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为基本结论,而认为建立社会主义是从体制上根本解决社会矛盾的出路。根据这种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被确定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发展体制。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决定了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内容,这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管理模式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中都把经济制度作为主要内容之一进行详细规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典范的苏联1936年宪法,就在第一章社会结构中的第四条至第十二条规定了经济制度的内容。º二战结束后,新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仿效苏联宪法,形成了社会主义宪法模式。社会主义宪法规定经济制度,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决定的。作为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直接参加社会经济生活管理,同时必须通过国家权力保障国家计划的落实,宪法中若不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国家直接管理经济的活动就失去了法律根据。所以,传统社会主义宪法结构模式,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特有产物。我国现行宪法在结构性内容的安排上,’受前苏联1936年宪法的影响相当明显,当然,其中也有前苏联1977年宪法的影响。我国宪法第一章“总纲”,实际就相当于前苏联1936年宪法的第一章“社会结构”。我国宪法从第六条到第十八条规定了经济制度内容,另外比前苏联1936年宪法还增加了一些基本原则和精神文明规定。所以,总的讲,我国现行宪法的结构内容,还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类型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大都是将经济制度给以专门规定,其中保加利亚共和国1947年宪法以第二章全章规定经济制度。»所以,充分重视所有制形式,把它列为社会制度的重要内容进行规定,是传统社会主义宪法的共同特征,这主要是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

3二战后世界各国宪法的结构性特点

美国宪法的结构模式对资本主义各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各国并没有照搬美国宪法模式。资本主义国家宪法的结构特点是,不规定经济制度内容,而只规定公民权利,国家权力的划分、及制约与平衡的体制。联邦制国家对联邦与州权力的规定,实际也是对联邦与州之间权力分配的规则。这种结构性特点,虽然没有采取美国宪法那种不划分章的方法,而只是以大条,再划分项、款的立法方式,但从结构性内容的取舍方面,还是一脉相承的,区别只在于各国从本国的特殊需要的角度,而对某些方面给以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人类从战争造成的残酷悲剧中得到了反省‘因而,资本主义各国在保持宪法结构性选择总方向不变的前提下,具体特点发生了一些改变。这些变化主要体现为许多国家对经济内容进行专门规定。意大利1947年宪法第三章就专门规定经济内容,当然,它的规定与社会主义宪法对经济制度的规定是有区别的,它实际是对公民经济权利的保障,应该说,它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福利原则的发展。¼另外,许多国家对文化发展不再采取漠视态度。对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内容的规定,以社会主义国家尤为有代表性。前联苏1977年宪法,我国现行宪法,都对文化建设做了明确规定。资本主义国家宪法结构中,出现了经济内容的专门规定,一方面是对经济危机造成的危害有所认识,另外也是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而形成的对资本主义国家管理意识的影响。二战后各国宪法的结构性变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各国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还规定了一些特殊原则。日本和联邦德国作为二战的发起国和战败国,在各自的宪法中将和平原则规定下来。我国现行宪法将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下来。非洲一些国家还把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规定为宪法原则。对世界各国结构内容选择模式的划分,是以成文宪法为依据的。不成文宪法由于不通过成文法典规定宪法内容,所以不存在宪法结构安排上的选择问题,但是,宪法的具体内容方面,也受到近年来各国的影响。从总的实践情况来看,对于宪法结构性内容的选择模式划分方面,是由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宪法模式和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宪法模式构成的。两种模式的共同点是,将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作为宪法内容给以规定,当然,对国家权力的性质和行使原则上,是有不同认识的。两种模式的区别在于对国家经济制度和精神文明及文化建设是否作为宪法内容,采取不同选择。两种模式在选择内容上区别的原因,根本上是不同的经济体制和国家权力结构造成的。在两种典型模式之间,还有一些中介类型,但比较分散,缺乏典型性。

二宪法内容的选择对宪法实施的影响

1宪法内容的选择,是影响宪法修改频率的自身因素法律不能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必然遭到社会的淘汰,但法律修改过于频繁,对于法律的实施有消极影响。特别是宪法,对国家生活的稳定具有根本性保障作用,限制对宪法的修改,是各国法制的一项重要原则。影响宪法修改的因素有社会因素和宪法自身因素,社会因素是客观的,起根本决定户用的。宪法自身因素也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特别是从宪法学的角度,主要应研究宪法自身的保障机制。社会内容是客观的.而宪法规定哪些内容却是可以选择的。宪法作为实现国家管理法制化的依据,它的内容应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以及规范国家权力的行使,将国家权力运行纳入法制化轨道。试图将所有社会关系都归入宪法调整,是不符合法制发展规律的,尤其是经济生活的具体内容,应通过其他部门法调整。因为经济生活是社会中最活跃的因素之一,集中地体现了社会实践的恒动性特点,宪法对经济制度内容的详细规定,很容易将宪法置于与实践脱节的状态,而使大量违宪行为被视为正常现象。

2宪法内容的选择,直接影响宪法实施的可操作性宪法是社会生活管理法制化的工具,在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区别于其他社会规范。宪法的制定,必须充分考虑其规范内容的可操作性。在社会生活中,有的社会行为有规范调整的可能性,有些就很难实现,或者说硬性规范反而不利于社会发展。社会生活从宏观上划分,可以分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精神生活渗透着人的主观因素,是呈开放性状态的。社会的发展,根本在于人的发展,而人的发展实际是人的文明程度的提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精神生活应保持相对开放性,因为任何时代的观念都是该时代的群体性观念,与局部的超前意识和滞后思想并存的。这种交错并存现象是精神生活的特点,以统一规范强行一致,反而使超前意识具有的引导作用也被扼杀了。所以,宪法对精神生活的调整,是从保障公民思想自由的角度进行的,其他具体内容的调整,则通过道德规范调整,而且精神生活中的大部分义务性内容,只能由道德规范调整。宪法一旦把精神生活中大量的义务内容规定出来,实际很难保障它的实现,反而将宪法落入了道德规范的层次,损害了宪法的权威性。3宪法内容的选择,直接影响到公民对宪法的价值评价宪法在国家生活中起重要的保障作用,然而,一旦宪法经常成为社会发展的滞后因素,便会对宪法权威的实现造成社会压力。对道德内容的原则性规定,不可能有法制化的保障措施,反而在宪法内容中出现了宪法保障的机能性空白,因而引起社会对宪法规范的漠视。所以,宪法学充分探索宪法的结构内容,形成宪法权威的自身保障机制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三宪法内容选择的一般规则及趋势

立宪过程中,各国并没有统一必须遵循的模式和规则,但是随着宪政实践在各国的发展和成熟,从法律文化的自身积累方面,各国对宪法内容的选择上逐渐形成一些共识,这些共识便被看作是一般规则。

1保障宪法在本国的可行性在一个国家制定宪法之后,必须能够贯彻实施,它包含两层含意,一方面是所涉择内容与本国实际情况相一致,能够贯彻实施,这在本文前面已经分析论证。另一方面指宪法结构性内容的选择,必须保障宪法实施过程中的可操作性。这是宪法结构性内容的选择中,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否则它会造成社会对宪法的价值评价产生消极影响。

2保障宪法的稳定实施宪法是国家生活法制化的核心,保持宪法的稳定性,是法制建设的一项原则。过专有一种误解,以为保障宪法的权威与稳定,应对宪法内容尽可能作原则性规定,由其他部门法作具体规定。实际上宪法的许多内容是宪法特有的,如公民权利和国家机关的职权等,对此只作原则规定会造成实践中过多的分歧,因而影响宪法实施。所以,保障宪法的稳定,在宪法自身因素方面,关键是结构性内容的选择。因此,在确定宪法的结构性内容时,应坚持保障宪法稳定实施的原则,避免将实践中变动很快的内容规定在宪法中。

宪法结构范文篇4

一、形式意义宪法稳定观之检讨

中国宪法学所理解的宪法稳定性，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宪法稳定性，指的是宪法在一定时期的不

变动性。这种认识源于对宪法形式上严格的制定和修改程序这一特征的逻辑推论，即认为宪法较之于普通法律具有更为严格的制定和修改程序，宪法往往不易修改，因而具有稳定性，故宪法的稳定性就是指宪法在一定时期的不变动性。亦有学者将宪法的稳定性表述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对宪法进行较大的修改。①这种基于宪法形式上的特征而得出的有关宪法稳定性的认识，是一种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笔者认为，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没有揭示出宪法稳定性的实质，基于形式意义宪法稳定观而追求的所谓宪法稳定性也只能是宪法形式上的稳定。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追求的宪法形式上的稳定并不一定是宪法的真正稳定。从宪法发展的历史来看，徒具形式稳定的宪法，不能对社会生活进行有效的调控和引导，往往没有实际意义和现实作用。

其次，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不能解释和描述一个国家现实的宪法状况。对成文宪法国家而言，虽然宪法典是宪法规范的主要表现形式，但宪法规范往往还以宪法性法律和宪法惯例等形式存在。即使宪法典在一定时期内没有变动或进行较大修改，也不能说明宪法是稳定的，也许宪法是以制定和修改宪法性法律与创设宪法惯例的形式在变化。因此，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即使是对成文宪法国家而言，也不能对其现实的宪法状况（稳定与否）进行客观描述。对不成文宪法国家而言，形式意义宪法稳定观在逻辑上将不成文宪法的稳定性问题排斥在其解释体系之外。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作为一种解释宪法稳定性的观点，缺乏对不成文宪法稳定性的说明，既不具备理论的普适性，更不能对现实的宪法状况（稳定与否）进行解释。

最后，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排斥宪法修改，更确切地说是排斥对宪法“进行较大的修改”。宪法修改是对宪法进行变更的法定方式，宪法一般规定了较为严格的修改程序。按宪法规定的程序修改宪法应被视为是实现宪法的途径和完善宪法的方式，而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实际上把宪法的稳定性同宪法修改以及由宪法修改所体现的宪法自身完善与发展对立起来了。虽然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从宪法稳定的相对性出发，可以从理论上为宪法修改留有一定的空间，但是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形式上的宪法稳定与社会发展间的矛盾，不能揭示宪法稳定与宪法修改间的必然联系。同时，基于形式上宪法稳定的相对性而可能允许存在的宪法修改也不一定就是反映宪法发展和完善宪法的那种宪法修改。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所言的宪法稳定的相对性没有找到和指明标志宪法发展的参照系。笔者认为，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只有作为实质意义宪法稳定的表现时才有意义。

二、实质意义宪法稳定观之探讨

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的不足，表明有必要探讨满足转型社会及其宪法发展需要的宪法稳定观。这种宪法稳定观必须一方面能在吸收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合理性的同时较好克服形式意义宪法稳定观的理论缺陷，另一方面具有防止和消弭社会转型时期可能出现的宪法危机的实践功能。从宪法史上几次成功地化解宪法危机的情形来看，大多是“牺牲”宪法形式上的某些尊严，吸纳或承认反映新时代的政治方略，在实质上发展宪法，从而使宪法和宪法监督机关渡过危机。②不拘泥于宪法的形式，而从宪法与现实社会的关系看，所谓实质意义的宪法稳定性可以表述为宪法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适应性。这是因为：第一，从宪法的产生来看，宪法同其他法律一样都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的；第二，宪法规则存在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之中，以法的形式存在的宪法，是通过制宪、修宪等形式表达的存在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之中的宪法规则；第三，宪法的意义和生命在于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进行组织和调控，而其基础和前提是宪法能否反映存在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中的宪法规则；第四，只有将宪法的稳定性理解为宪法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适应性，才能较好地认识宪法。这样的宪法稳定观提供了认识宪法的参照系，即宪法的稳定与否，不是从宪法本身来理解，也不是从一部宪法与其他宪法在是否修改方面的比较来下结论，而应在宪法与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适应关系中去理解。

实质意义的宪法稳定观表明，无论宪法是否有过修改，甚至是否有过较大的修改，只要与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相适应，就应被视为是稳定的。反之，宪法不适应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即使不修改也不是稳定的。因此，判断宪法稳定性的依据不是宪法条文有无变动，也不是宪法是否有较大的修改，而是宪法是否适应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适时、适当地变化。这样理解宪法稳定性的主要意义在于：

第一，它表明宪法的稳定具有动态性，是一种动态的稳定。宪法在随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发展过程中，通过本身的变化来保持与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某种程度的平衡。宪法既不超前于社会，使宪法的精神、原则、规范虚置，又不滞后于社会，使其精神、原则、规范为社会所抛弃。

第二，它表明宪法的稳定具有协调性，即宪法通过修改等形式达成与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协调以及自身内部的协调，从而与社会相适应并保持稳定。就前者而言，宪法实现稳定的具体机制是：（1）通过宪法要求、宪法评价吸收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中的发展因素；（2）通过体现在宪法中的目的性和价值追求，引导宪法主体的行为，调整基本社会关系，使社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宪法体制内发展变化。就后者而言，宪法实现稳定的具体机制是：（1）在宪法精神、宪法原则和宪法规范等内部构成要素间进行协调，避免冲突，使宪法内部结构和谐，保证宪法与社会整体性适应；（2）宪法内部构成

要素的协调与和谐同时要求作为宪法形式构成要素的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和宪法惯例（往往以宪法典为核心）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达成宪法形式上的稳定；（3）在宪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内容上，要求协调基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防止某一社会关系在宪法上超前或滞后于其他社会关系。

第三，它表明宪法的稳定具有相对性。梅因曾指出：“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意见常常是或多或少走在‘法律’的前面的。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它们之间缺口的接合处，但永远存在的趋向是要把这缺口重新打开。因为法律是稳定的，而我们所谈到的社会是进步的。”③梅因的见解表明：法律的稳定是与社会发展相对的。宪法稳定性相对的是宪法赖以依存并发挥作用的那个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它既不是相对同一法律体系的其他法律，也不是其他国家或政治社会的什么宪法、宪章。当然，宪法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适应也是相对的，宪法不可能绝对地、每时每刻地处于适应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大大小小的变化而变化之中。

第四，它表明宪法的稳定具有连续性，即宪法稳定性是宪法适应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变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具有内在必然的关联性。无论宪法以何种形式适应社会，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应该具有连续性，这是实质意义宪法稳定性的一个重要要求和表现。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和演变是具有规律性的历史过程，宪法稳定的连续性，正是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反映。

综上所述，以宪法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适应为本质，以动态平衡性、协调性、相对性和连续性为特点的实质意义宪法稳定观，具有克服形式意义宪法稳定观不足的意义，并能以较现实的立场指导我国转型社会的宪法修改实践。

注释：

①现有的宪法学教科书大都持这种见解。

宪法结构范文篇5

宪法规范,是调整国家宪政关系的法律规范,它规定了国家基本的政治制度、国家制度、社会制度及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宪法规范同其他法律规范一样,有着共同的逻辑结构,但它又有自己的特点。

一、关于宪法规范的逻辑结构问题

任何法律规范都必须是完整的,宪法规范更不能例外。从逻辑结构上讲,宪法规范由“假定”、“处理”、“假定行为”、“行为后果”四个环节组成。假定,是指宪法所设定的某种行为的前提条件;处理,是指销”的规定,对于有权机关来说,是一种“处理”,代表一种“行为模式;对于被“罢免”或“撤销”者来说,则是一种“制裁”,表示一种“法律后果”。所以.对于宪法规范的逻辑结构,必须运用动态的方法、系统的观点进行科学的分析。同样道理,一个宪法规范的“处理”部分,也可能是另一宪法规范的“假定”部分。例如,宪法第l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闰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摹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的范几个问题论有关法宪规宪法所设定的在假定的条件一下,宪政法律关系主体应该采取的具体行为;这两者可归结为“行为模式”。假定行为,是指在上述“行为模式”中,宪政法律关系主体实际采取的具体行为;行为后果,是指宪政法律关系主体因其“假定行为”可受到的制裁或奖励;“假定行为”和“行为后果”可归结为“法律后果”。根据形式逻辑三段论格式,“行为模式”为大前提,“假定行为”即小前提,“行为后果”是结论。宪法规范逻辑结构的完整性具有独特的表现。由f宪法的性质和特点所决定,宪法规范在宪法条文中规定“行为模式”较多;规定“法律后果”较少。而且在“行为模式”中,也多只有“处理”部分,没有明确的“假定”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某一宪法规范的“假定”部分可能是隐含在“处理”部分之中,也可能是与其他宪法规范的“处理”部分一起,同在一“假定”节制之下。例如,宪法第33条至第56条关于公民纂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实际上是一种对公民(包括人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确认.是一种“处理”方式。这个“处理”的“假定”部分是什么呢?这就是宪法第2条第1款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根本制度”,可视为是一种确认式的“处理”,它同时也可视为对第2条所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J飞人民”的“假定”。第二条本身也是一种“处理”,它也可能是其他有关宪法规范的“假定”

二、关于宪法规范的种类问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将宪法规范作不同的分类。我们研究宪法的目的在f促进宪法的完善、保障宪法的实施。而宪法的完善和实施要求宪法规范本身具有结构形式上的完善性和具体内容卜的科学性。对宪法规范的分类也应据此标准。宪法规范具有共同的逻辑结构.但其“行为模式”却有不同的侧重点。有的“行为模式”侧重于设定权利,可视其为权利性宪法规范。有的“行为模式”侧重J’设定义务,可称其为义务性宪法规范。也有的“行为模式”既设定权利又设定义务,可称其为权利义务结合性宪法规范。这种权利义务结合性宪法规范,可能表现为权利义务统一的宪法规范,如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时权利可以放弃,义务必须粗行;也可能表现为权利义务同一的宪法规范,宪法规范的“法律后果”部分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无法体现法律的国家强制性,宪法的最高权威性。但是,宪法规范的“法律后果”在宪法条文中却有不同表现。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可能存在于同一条文中;可能存在于不同条文之中;可能存在于不luJ的宪法性文件中;也可能共同存在于宪法性文件及其他法律性文件中。对于“法律后果”,也不能仅仅理解为“制裁”。根据行为主体“假定行为”的不同,其“法律后果”可能是“制故”,也可能是“奖励”。即使是“制战”,它可能直接表现为“宪政制战”,也可能具体表现为刑事制故、民事制故、行政制裁。而且,在某种情况下,某几种“行为模式”也可能具有一概括性“法律后果”。对于同一宪法条文,在不同的宪法规范逻辑结构中也可能担任不同的角色。如宪法关于“罢免”、“撤如宪法第62条、第67条、第89条关f全因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职权的规定,这种职权既是权利又是义务,不得放弃、转让,必须履行。这样,根据宪法规范逻辑结构的“行为模式”,可将其分为如下三点:(l)权利性宪法规范;(2)义务性宪法规范;(3)权利义务结合性宪法规范。它又分两种情况:一种可视为(l)、(2)两种宪法规范的逻辑归宿,即权利义务统的宪法规范;另一种则是权利义务同一的宪法规范,即职权性宪法规范。根据宪法规范的内容,可将其分为如卜三点:门)关于国家制度的宪法规范。如我国宪法关j、国家性质、政治制度、选举制度、立法、司法、行政制度的规定。〔2)关于国家形式的宪法规范。如我国宪法关于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国家政权机构形式、国家结构形式的规定。(3)关于公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宪法规范。如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规定。上述两种分类方法,既可使我们从立法技术上使宪法规范更加科学、完整,又可从内容上使宪法更能全面系统地反映国家民主政治的现实。这样,就可运用宪法学原理进一步完善宪法,当加则加、当减则减,使宪法简繁适当、完整统一。

宪法结构范文篇6

[关键词]宪法公民国家宪法义务

宪法义务的存在既是古代的、现代的又是后现代的，它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全能政府和自由主义危机所进行的一种学理与实践的反思和内省。今天宪法义务已经得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肯定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联合国在《世界人权宣言》第29条规定：“（一）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可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二）人人在行使它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三）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行使，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规定，权利附有特别责任及义务，为“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风化。”可以进行某种限制。1981年的《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规定家庭和社会、国家和其他社区及国际社会负有义务，顾及他人权利、集体安全、道德和共同利益；不歧视相互尊重；维护家庭和谐、尊重、赡养父母，为本国社会服务；不得危害国家安全，维护社会和国家团结，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纳税，维护非洲文化的积极价值，为实现非洲统一贡献力量。1948年《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规定了社会义务，父母与子女的义务，受教育义务，选举，守法，为社区和国家服务，与社会保险和福利有关的义务，纳税，工作，克制在外国从事政治活动等。1969年《美洲人权公约》规定对家庭社会人类负有责任，每人的权利都受其他人的权利、全体的安全和大众福利的正当要求所限制等。

如同各洲人权宪章规定的宪法义务有区别一样，在各国宪法中，宪法义务的内容和结构也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以地域、时间、发达程度和国家性质为别对我们所掌握的宪法予以分类，并量化各国宪法义务的数量、种类和结构。通过对各国宪法义务共识与差异的比较研究，推测宪法义务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尝试归纳与总结各国的经验教训，为我国宪法义务的完善提供借鉴。这种基于数据的比较有的我们认为印证了某种发展趋势，有的我们试图从中推出一定的结论，有的我们并没有结论或者根本得不出结论，我们仅从兴趣和资料的角度把数据提供给读者，留下的问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一、宪法义务内容比较

关于宪法义务的内容比较主要涉及在各国宪法中有无直接规定宪法义务以及种类。宪法义务的内容与特定地域、特定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同时似乎也与一国的经济、政治制度有所关联。

（一）基于地域的比较

学习和借鉴是人类的本性，地理原因为同一洲的不同国家之间相互学习和借鉴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这使得他们宪法和宪法义务的规定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也有一些国家的宪法义务因战争、民族、种族、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等原因表现出与该地区其他国家或多或少不同的内容与特征，如以色列、梵蒂冈等，不过总体而言，就我们所掌握的155部宪法中①，各洲的宪法义务有趋同的倾向，具体如下：

地域

项目

欧洲亚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非洲

宪法（共部）473617111034

有宪法义务规定的宪法33311011216

保卫祖国，依法服兵役的义务25246708

依法纳税的义务181722210

抚养子女，受教育的义务11105526

环境保护的义务8101120

遵守宪法、法律的义务8175426

劳动的义务594503

尊重、赡养父母的义务322221

（二）基于时间的比较

在人类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宪法义务也呈现不同的特点。美国宪法之前是人类以“启蒙思想”为标志的第一代人权最为活跃的时期；到19世纪，由于权利膨胀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开始向有限自由主义过渡；进入二十世纪，福利国逐渐兴起并对宪法义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60、70年代后，大批的民族国家崛起，与此同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环境的破坏日益加剧，环境问题成为影响人类繁衍生息的全球性问题，“环境保护作为一个较为明确和科学的概念在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被提出来。”①基于此，我们将宪法义务按时间大致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如下：

时间

项目

美宪

之前

1789年法宪-20世纪前

1900-1972年

1973-

宪法（共部）387272

有宪法义务规定的宪法053860

保卫祖国，依法服兵役的义务002149

依法纳税的义务001734

抚养子女，受教育的义务001326

环境保护的义务00121

遵守宪法、法律的义务001131

劳动的义务00818

尊重、赡养父母的义务00012

（三）基于发达程度的比较

宪法义务似乎也与一国经济发展程度有着某种关系，因此我们把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宪法义务作以比较。对于发达国家的定义，有多种说法，但公认的标准是：较高的人均GDP（不是GDP总量）和社会发展水平。根据2005年联合国世界发达国家最新名单，将过去的人均GDP在8000美元（按名义汇率计算）的标准提高到10000美元以上。按这个定义，在原有24国基础上，又有8个国家已经加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即共有32个发达国家，分别是卢森堡、挪威、瑞士、爱尔兰、丹麦、冰岛、瑞典、英国、奥地利、荷兰、芬兰、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葡萄牙、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加上后来的塞浦路斯、巴哈马、斯洛文尼亚、以色列、韩国、马耳他、匈牙利和捷克。另外，阿联酋、科威特等产油国人均GDP很高，但社会发展程度低，文盲率在30％以上，不能列入发达国家之中；摩纳哥、列支敦士登等微型国家也不列入其中，香港、台湾、荷属安的列斯等未获国家地位的经济体也不列入其中。共有宪法32部。如下：

发达国家的程度

项目发达国家非发达国家

宪法（共部）

有宪法义务规定的宪法1687

保卫祖国，依法服兵役的义务1357

依法纳税的义务942

抚养子女，受教育的义务732

环境保护的义务220

遵守宪法、法律的义务240

劳动的义务422

尊重、赡养父母的义务012

（四）基于国家性质的比较

宪法义务在不同国家性质和意识形态下也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特征，我们按国家性质的不同将宪法义务作分类比较。一般认为，现存的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越南，古巴．朝鲜,中国，加上收集到的前苏联1918年、1924年、1936年和1977年4部社会主义宪法共8部。如下：

国家性质

项目

社会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国家

宪法（共部）

8

147

有宪法义务规定的宪法

7

96

保卫祖国，依法服兵役的义务

7

63

依法纳税的义务

2

49

抚养子女，受教育的义务

4

35

环境保护的义务

1

21

遵守宪法、法律的义务

6

36

劳动的义务

7

19

尊重、赡养父母的义务

3

9

（五）简要地说明

1、就我们掌握的155部宪法而言，按照地域比较，宪法中直接规定公民义务的南美国家比例最高，其次分别是亚洲、欧洲、北美、非洲和大洋洲。非洲国家公民宪法义务规定的比例不高，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也鲜有公民宪法权利的规定，如1960年马里共和国宪法、1960年上沃尔特共和国宪法、1961年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等既无宪法义务规定也无宪法权利的规定。2、在时间上，20世纪60年代后欧亚大陆各个民族国家纷纷崛起，建立国家和制定宪法，在一时期的宪法义务受“国家社会化”的影响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工业化导致各国的环境破坏明显，甚至影响公民的生存和国家的发展，环境保护作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开始被很多国家所接受。3、发达国家的宪法义务并不多，主要涉及保卫国家和纳税的义务。4、社会主义国家把依法纳税作为公民宪法义务的并不多，这与特殊的社会经济制度有关，在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对国家经济起到主要的支撑作用，国家的存续与公民纳税没有特别明显的因果关系。另外，社会主义国家更加强调与“家”相关的义务，以及对道德的要求较多，如劳动的义务、尊重、赡养父母的义务等。

对于上面的四表，还需要说明的是：1、从国家权力或公民权利角度来推定的宪法义务虽然也具有明显的宪法义务的特征，如所罗门群岛宪法第8条规定“不得强行占有任何财产，不得强行夺去任何财物的股权或所有权，除下列情况：为了防务、社会治安、社会秩序、社会道德、公共卫生、城镇或国家计划和发展，占有或获得财产，以及为提高社会福利而利用的一切财产，都是理所当然的……”但由于没有在宪法中直接表述为公民的义务，因此没有列在表内。2、抚养与教育子女是两个义务，但是二者在教育方面又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将之归为一类，主要是突出公民受教育的义务。3、严格的讲，遵守宪法与遵守法律也是两个义务，将撰它文予以探讨。3、宪法义务的内容还有很多，许多宪法义务只在个别国家宪法中规定，不具代表性，如印度宪法关于“提倡友爱精神”、“发展科学精神”、“人道主义和探索改革精神”、“奋斗进取，创立功业”的规定；1977年前苏联宪法中的“国际主义义务”的规定以及朝鲜宪法关于“严守国家秘密”的规定等，由于没有得到各国宪法的普遍认可，我们没有列在表内。二、宪法义务结构比较

（一）基于宪法义务与宪法权利的结构关系比较

各国的宪法义务结构多种多样，我们按照宪法义务是否和宪法权利规定在一起，分为宪法义务-权利捆绑式结构和宪法义务-权利分散式结构。这一分类可能与各国在特定时期对宪法以及宪法义务与宪法权利关系的认识有联系。我们把这些宪法义务的结构在155部宪法中所占的比例列出，如下：

宪法义务的结构图

(100%)

宪法义务-权利捆绑式结构（79.35%）

权中有义（33.55%）

义中有权（0.64%）

权在义前（34.19%）

义在权前（1.29%）

义权交叉（9.68%）

宪法义务-权利分散式结构（20.65%）

义务专立（9.68%）

义务分散（10.97%）

（二）简要的说明

宪法义务-权利捆绑式结构是义务与权利规定在同一章或节中，在155部宪法中占79.35%。在宪法义务-权利捆绑式结构中，若继续细分，还可分为“权中有义”、“义中有权”、“权在义前”、“义在权前”和“义权交叉”。

所谓“权中有义”是指在宪法中没有直接而明确的义务规定，宪法义务被包含在宪法权利或国家权力条款中。在我们所掌握的155部宪法中，有52个国家的宪法属于这类情况，占33.55%。如巴哈马宪法第21条关于公民财产权保障的条款规定，其中“合理要求”不视为违背和触犯本条。对“合理要求”的解释之一就是“征收国家税、地方税和期限税……”

所谓“义中有权”，是指宪法中的权利条款是国家赋予公民通过宪法形式确定下来的，而不是公民天赋或自我争取的，换言之，从国家角度来说，宪法权利是要求公民进一步为国家服务和承担义务的筹码。我们所接触到现行宪法只有朝鲜宪法一部，占0.64%。从朝鲜宪法来看，权利与义务是国家给予，朝鲜宪法第50条（1998年修改为第64条）规定：“国家给一切公民切实保障真正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以及幸福的物质文化生活。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进一步扩大。”公民的义务在宪法中居于尤为重要的地位，该宪法第49条（1998年修改为第63条）规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以‘以一人为全体，全体为一人’的集体主义原则为基础。”第67条（1998年修改为第82条）规定，“公民必须彻底遵守国家的法律社会主义的生活规范和社会主义的行动准则。”第68条（1998年修改为第81条），公民必须高度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公民必须热爱集体和组织，树立为社会和人民的利益、祖国和革命的利益而献身工作的革命风格。第69条（1998年修改为第83条），“劳动是公民的神圣义务和荣誉。公民必须自觉地诚实地参加劳动，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和工作时间。”第72条（1998年修改为第86条，），“保卫祖国是公民的最大的义务和荣誉。公民必须保卫祖国，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服兵役。背叛祖国和人民，是最大的罪恶。背叛祖国和人民的人，依法严厉惩办。”（1998年修改删除了后半句，即“背叛祖国和人民，是最大的罪恶。背叛祖国和人民的人，依法严厉惩办。”）等。

“权在义前”，是宪法权利规定在义务之前，大部分国家都是如此，占155部宪法的34.19%如中国、列支敦士登、丹麦等国宪法。“义在权前”，是指宪法义务规定在宪法权利之前，这样的国家并不多，占1.29%，主要有吉尔吉斯斯坦和黎巴嫩。“义权交叉”，权利与义务交叉规定在宪法之中，占9.68%。如日本、土耳其等国宪法。

宪法义务-权利分散式结构是宪法义务与权利不在同一章或节中，共有32部宪法属于这种类型，占20.65%。这一结构又可分为“义务专立”和“义务分散”。

“义务专立”是指宪法义务设立独立的章或节，这样的国家有15个，占9.68%。如斯里兰卡、泰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

“义务分散”是义务既不与权利规定在一起，也没有专门的章或节，这样的国家有17个，占10.97%。在这17个国家中，瑞士、巴基斯坦、菲律宾、克罗地亚和圭亚那的宪法义务规定在宪法权利之前。

在宪法义务的结构中，“权中有义”的规定方式多为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规定方式；“义务专立”的方式在宪法中更系统和易于辨认；“权在义前”的规定方式为现代多数国家所认可，也更明确的表达了宪法权利与宪法义务的密切关系以及权利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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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结构范文篇7

关键词：宪法结构，总纲，国家政策，宪法效力

引论

在以往的宪法学研究中，对宪法序言与正文的效力已有较多与翔实的分析，[①]而总纲的宪法地位与效力还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与讨论。与纯粹具有法规范性质的宪法正文不同，宪法文本中“总纲”的地位比较特殊，它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法规范，但也不同于非法律文件的道德宣示，而是具有独特的法律意义。考察“总纲”的内容，其中多数属于国家的政策规定，故也可称为基本国策或者国家政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对宪法中国家政策给予不同的性质认定，有的称为“方针条款”，[②]有的称为“政策指导原则”，[③]也有的称为“宪德”，以区别于严格意义上的宪法规范或者“宪律”。[④]作为“方针条款”或者“政策指导原则”，虽然总纲与宪法正文的纯粹法规范对国家诸机关所产生的拘束力不完全相同，但它们又并非没有任何拘束力，而是以区别于宪法正文的方式对国家机关和社会生活事务产生影响。

在法学理论上，原则和指导方针与严格意义上的法规范具有很大差异。原则是笼统的，法规范是具体的；原则是待执行的，需要进一步的立法才具备实施的基础，法院不可以此作为裁决纠纷的依据，法规范是自身可以执行的，也是法院可以直接实施的依据。原则与法规范在特性与法律效力上的差异决定了国家政策特殊的宪法形式。总体而言，宪法中的国家政策规定与一般意义上的宪法规范有三方面的差异：一是在名称上，其内容多被称为国家政策；二是在宪法文本结构上，其不被置于正文之中，它们或者在总纲中，或者在章节上单独列出，或者被置于其它部分，如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等处；三是在宪法效力上，国家政策不像普通宪法规范那样产生直接的拘束力，它是宪法对国家机关发出的指示与委托，其实施有待立法机关进一步制定法律，以明确具体概念、实施的标准与程序。

目前，虽然国家政策入宪仍然不属于一个普遍的宪法现象，但却是一个值得在宪法理论上加以探讨的宪法问题。为了对国家政策入宪及其宪法效力获得更为深刻的认识，本文将通过两种实证方法开展分析：一是法社会学意义上的实证方法，目的是探求宪法结构形式变化的现实基础；一是法律科学意义上的分析实证方法，目的是探求宪法总纲及国家政策宪法效力的特征。

一、国家政策入宪的原因

国家政策入宪与宪法文本结构变迁是一种伴生现象，它是国家和社会关系变化与宪法理念变迁所导致的宪法调整内容变化的宪法形式表现。国家政策也称为基本国策，是国家就社会生活发展所确立与制定的基本方针、原则与指导思想，包含了对未来社会生活的政治期待。有学者认为，“基本国策，指的是国家一切政策所应遵循之基本政策，而为全国上下必须共同努力之目标。”[⑤]由于法治国家以宪法作为规范国家总体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形式权威，是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文件，故指导方针与政策载入宪法，以宪法形式表现。

国家政策入宪具有象征意义，标示着异于传统宪法文本结构的时代意义。作为高度形式化的宪法，其发展变化也遵循“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是内容的反映”这一基本的哲学律例，因此，宪法文本结构变迁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宪法现象，而是社会现实与宪法理念变迁综合作用的结果。考察近代第一批政治宪法，无论是1787年的美国宪法，还是1791年的法国宪法，除字数少量的序言外，其宪法文本结构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设定国家机关之权限，一部分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并未出现一个可称为国家政策的部分与内容。将基本国策这一“软条款”或者弹性条款体现在宪法文本结构中是其后的事情，它在实际上得益于一系列因素的综合。

首先，国家与社会融合是国家政策入宪的社会现实基础。决定传统政治宪法内容二分性结构即公民基本权利义务与政府组织和职权的现实基础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在这样的结构之下，宪法一方面既规范代表公共利益、行使公共权力的政府机关，一方面又保障属于私人性质的公民权利，亦即宪法只规范政治生活，对市民社会的经济文化等活动则保持沉默。但是，国家与社会的融合改变了政治宪法所赖以生存的现实基础，政治宪法进而开始调整传统其不予介入的社会经济文化领域，宪法范式遂出现了相应的改变。[⑥]传统政治宪法属于限制宪法或者消极宪法[⑦]，调整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宪法则为干预宪法或者积极宪法。干预宪法与限制宪法不同。限制宪法为国家权力设定界限，具有确定性，积极宪法则表现为宪法赋予国家权力。国家在什么方面深入社会生活，干预到何种程度，采取什么方式，何时制定法律等又带有一定的机动性，需要国家相机行事。并且，国家干预并不是，也不可能通过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在管理社会事务过程中的方法、标准与程序而进行，而只能笼统地规定一般原则与指导方针，故而干预的内容就以国家政策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规范形式表现。

其次，国家政策入宪是社会法治理念的形式表现。政治宪法在宪法理念上秉承自由法治传统，自由法治传统奉行极端个人主义，认为宪法的作用只是通过规范政治与国家机构，确保属于社会领域的事务如经济与文化等私人活动的自由。具体到经济生活方面，自由法治观认为，国家的职能仅在于以消极方式保证个体的经济自由与交易安全，国家不应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社会经济生活属于私人领域，应依其自力自由发展。社会法治观与自由法治观不同，社会法治观在观念上坚持团体主义，这种观点认为，国家的职能不仅仅是维护与促进个体的经济自由，它还负有促进平等的使命，而要促进平等，国家就必须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这就表现为宪法对社会经济事务的规定。由于促进平等需要国家主动作为，故无法像传统自由宪法那样明确设置国家行为的界限，宪法只能做出政策性规定，为国家机关明确工作方向。值得注意的是，除少数国家外，当今多数国家的宪法是不同理念混合的结果，并非表现为绝对的自由法治观或者纯粹的社会法治观，既不采行极端的个人主义，也不采行极端的团体主义，而是将各种不同的法治理念融为一炉，确立对各类事务不同程度与不同方式的保护，促进其均衡发展。

国家政策入宪的实质是国家责任的扩大。古典政治宪法所体现的是消极国家责任，表现为只要国家不靠近市民社会，只被动履行维护秩序的责任就可保障公民自由。但是，干预宪法与之不同，国家不仅需要被动地履行消极责任，还必须主动采取行动，才能促成纲领性目标的实现，这一过程也是国家责任扩大的过程。具体表现为立法机关得制定法律，行政机关须采取措施。考察宪法文本，其中国家政策多以这样的方式表述国家责任，如“国家促进……”、“国家发展……”、“国家鼓励……”、“国家培育……”、“国家指导……”、“国家保护……”、“国家推行……”等字样[⑧].“促进”、“发展”、“鼓励”、“培育”、“指导”、“保护”与“推行”都意味着需要国家的积极作为，这与早期消极宪法对国家责任的不作为表述方式形成了反差。消极宪法中的国家责任主要是防禁性的规定

，宪法的职责就是负责关住国家这头“怪兽”，使其不能为所欲为，相应地，宪法条款在表述方式上也多为：“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美国权利法案第一条）：“民团……不得侵害人民备带武器的权利”（权利法案第二条）：“未经房主的许可，平时不得驻扎军队于民房”（权利法案第三条）。[⑨]“不得”是“离我远点”，是禁止性规定，在不出现纠纷或者个人不求助之时，国家只要袖手旁观就可以：“保护”、“发展”、“促进”等则意味着国家趋身向前，伸出双手进行救助。虽然这一救助过程可能伴随或者导致国家对私人生活安宁与自由的侵扰，但毕竟救助是一种主动承揽的积极作为责任，与消极不作为的责任方式与范围有很大不同。那些积极的国家责任好比是一只伸长的臂膀，必须以恰当方式在宪法文本结构中有所体现，以区别于传统政治宪法所规定的消极国家权力。这一恰当的文本形式就是国家政策。

国家政策入宪改变了传统宪法结构。由于传统宪法结构根据宪法目的设定宪法的两大任务，宪法只规定国家机构的权限，列举公民的各种基本权利，通过避免政府滥用权力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而国家政策入宪则使宪法包容了属于政策性的内容。宪法中的国家政策虽然不是刚性条款，但其是“国家发展的指针”与方向，这无疑是对国家各机关发出了指示，意味着所有的国家权力均有遵循的义务。这样，国家政策就成为传统宪法国家机关与人权规定之外的内容，构成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独特的、有异于传统宪法规范的效力亦不可等闲视之。

二、国家政策的宪法内容

宪法中的国家政策是指那些不具有明确的规范力，不是法院可以执行即不具有司法适用性，但却对国家生活具有指导价值和意义的方针条款。考察各国宪法，入宪的国家政策多包括这样一些内容。

（一）国民经济

国民经济是国家关于经济生活所采取的政策，它是宪法中典型的带有政策性质的内容。宪法中的经济政策主要体现经济公平，是对古典宪法所奉行的经济自由的一种补充。古典宪法是政治宪法，宪法只规范政治生活，认为经济属于市民社会的范畴，国家政治权力不予介入，不对之进行干预，经济生活依其自力自由发展，其经济自由表现为宪法对经济生活保持沉默和中立，因此，第一批宪法中几乎没有有关国家经济方面的内容，而只是笼统地规定私有财产权不可侵犯。在宪法史上，第一部规定有关经济内容的宪法是1919年德国的魏玛宪法。此时的魏玛共和国试图调和、缓解阶级对立，在经济上奉行积极的干预政策，宪法中规定了许多有关经济内容的条款。魏玛宪法在结构上辟“经济生活”作为专章，以第一五一条至一六五条共15条的篇幅规定有关经济生活的内容。

由于宪法经济政策贯彻国家对私人经济生活干预的精神与方针，所以，这些条款的内容主要体现的是经济公平，而非严格的自由主义理论之下的经济自由，表现为多数条款在坚持经济自由的前提下，又对经济自由进行限制。如魏玛宪法第一五一条规定：“经济社会之组织，应与公平之原则及人类生存维持之目的相适应。在此范围，各人之经济自由，应予保障”。此外，其它条款也体现了经济公平精神，如宪法对有关契约自由（第一五二条），所有权，征收，土地的分配和利用，私人企业的社会化，及劳工、工会等都进行了限制。其后，由于很多国家调整经济政策，不再奉行严格的自由主义，这些国家的宪法也先后参照魏玛宪法的结构，规定属于经济政策的内容，贯彻经济公平。如意大利宪法，独立后的非洲国家的宪法，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华民国宪法，都用较大的篇幅规定经济政策内容。我国现行1982年宪法也体现了这一点，宪法从第六条至第十九条共14条，规定了有关经济政策的内容。这些经济政策涉及所有制、财产权、土地、自然资源、各种经济形式、企业管理制度、积累与消费、经济手段如计划和市场等，具有典型的社会主义宪法特质。这是因为，与资本主义宪法相比，传统社会主义宪法在价值理念上更加关注平等而非自由，特别是经济平等，且为了实现平等，在所有制形式上实行公有制，在经济手段上实行国家全面管理经济生活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样，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比起倡导社会福利的资本主义宪法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宪法中出大量的经济生活条款，也就不足为怪了。

因此，宪法经济政策的规定并非像通常认为的那样毫无价值。如果坚持古典宪法的自由理念，宪法只规范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依其自力自由发展，宪法就完全没有必要规定经济内容；而如果在宪法理念上不仅坚持自由，而且强调公平，则经济政策方面的内容还是非有不可的。以此观之，那种主张宪法在有关经济生活方面保持中立，只规定私人财产权不可侵犯的观点也就有了局限性，[⑩]因为这一观点没有考虑宪法理念上的差异与国家对经济生活的侧重，即是只强调自由呢，还是也关心平等，其所持的观点只不过是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宪法的理论翻版，而考虑我国的社会经济现实、经济政策与宪法理念，我国未来宪法改革不可能是对自由资本主义宪法范式的简单回归。这样，在涉及经济生活方面的内容之时，宪法只规定私人财产权不可侵犯恐怕就很不够。

（二）社会安全

社会安全是一个典型的强调社会正义和实质平等理念，促进社会团结的宪法内容，它力图通过国家干预社会，促进平等关怀，弥和社会差距，从而在根本上消除贫穷与无知，建立一个以健康生理与心理为基础、以健全人格为主体的和谐社会。由于社会安全只是国家与社会所追求的理想与目标，不可能通过严格的规范来落实，故其属于国家政策被规定在宪法中。社会安全所体现是对弱者的关怀，是国家伸出的援助之手，其主要内容包括充分就业、劳工、妇女、残障人、老人、子女，涉及社会福利与保险制度，及环境保护等。魏玛宪法第二章“共同生活”、意大利宪法第二章“伦理与社会关系”也规定了这些内容。我国现行宪法在“总纲”中规定了属于社会安全方面的内容，如第二十五条（计划生育），另在“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的社会权利体系中规定了这方面的内容。

（三）民族平等

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文化等事项各有自己的特点，它们根深蒂固，构成一个民族文化和生存状况的一部分。同时，民族地区多地处边远，交通不便，文化设施较为落后，国家必须给予一定的扶助，帮助其发展，促进文化的生长壮大与进步发展，而不能任由其自生自灭，这样才能加强民族地区人民对国家的向心力，共同建设国家。这就构成了宪法中的民族政策。

民族政策的内容主要包括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自决、民族互助等。在联邦制国家，民族政策更多的体现在国家结构形式的分权体制中，各民族通过行使自治权或者自决权使民族自主发展。在单一制国家，民族政策的内容与实施方式与联邦制国家有些不同，除了宪法在总体上规定民族政策，并通过法律、具体制度和措施落实民族政策之外，还通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禁止国家在政治、法律上对不同民族、种族、宗教信仰进行差别对待来体现民族平等。如塞浦路斯宪法在第一章的总则部分，全部内容都是有关民族问题的规定。我国宪法总纲第四条规定了民族政策，确立我国民族政策的内容为民族平等、团结和互助，并规定国家帮助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民族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并且，宪法还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中规定平等条款，在诉讼中规定少数民族的权利。

（四）教育文化

教育文化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国家与民族的文化水准，建设“文化国家”。教育文化的宗旨是发展人民的民族精神与自治精神、国民道德、健全体格、科学及生活智能。教育文化在一些国家除通过宪法规定社会文化权利，即规定公民有受教育权等予以体现之外，还通过宪法规定促进国家社会文化水准的文化政策，并通过这些政策的实施来达到促进和发展文化的目的，因此，教育文化更多是一种国家政策或者方针条款。魏玛宪法在第四章专章规定“教育及学校”。教育文化的内容包括教育、科学、艺术、体育、医疗卫生、新闻广播、出版发行、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名胜古迹、珍贵文物等，其具体内容包括国家教育制度，规定教育机会均等、教育文化的监督、教育科学文化经费等。我国宪法除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中规定公民有关教育文化的权利之外（第十九条-第二十四条），还在总纲中规定了发展教育文化的指导原则与方针。其中精神文明的内容是构成我国宪法“文化国家”的主要特色之一。

（五）国防外交

国防与外交既密切相关，又是两种不同的事务。它们的共同点之一是涉及国家主权，是主权国家设定的具有对外性质的防务与外交方面的政策性规定；共同点之二是它们都带有高度的政治性，虽然其实施有赖中央立法机关制定法律，但在很大程度上，国防与外交政策的落实构成法治原则的例外，表现为行政机关在此方面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法院通常以“国家行为”、“政府行为”或者“政治问题”等理论作为借口，排除对这类行为的司法审查，其政策性与灵活性由此可见一斑。

国防与外交政策又包含不同的内容。国防的目的是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国防政策的内容重点阐明国防的目的、武装力量的归属和建设、及为国防立法提供依据。我国宪法总纲第二十九条规定了国防政策的内容，明确了国防的性质、任务和建设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国家加强武装力量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增强国防力量。”此外，宪法在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规定公民服兵役的义务（第五十四条、五十五条），在国家机构一章中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以具体地贯彻实施国防政策（第九十三条、九十四条）。

外交是国家的涉外事务，是国际之间的交往与交涉。由于国际事务灵活多变，外交也带有很强的弹性，不宜以十分刚性的条款规范国家的外交行为，而是在服从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确立一国总体的外交政策。外交政策的内容包含外交的精神、原则、方针与目标。外交的精神是独立自主，外交的原则是平等、互相尊重和互惠，外交的方针是团结和睦、尊重条约与联合国宪章，外交的目标是维护正义、促进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关于外交政策在宪法结构中的地位，各国宪法并不一致，有的规定在序言中（如日本），有的则列为专章（如苏联1977年宪法）。我国宪法则在序言中阐明了国家的外交政策。“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

尽管国防与外交是主权国家的政治行为，带有高度政策属性，但也正是由于这一特点，其政策的实施又受到了很大限制，表现为国防与外交政策除服从本国国家安全与利益的要求之外，还须受到国际法的约束，国家须认真履行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及与他国或者国际组织缔结的有关防务与外交方面的国际条约所产生的义务。

总体而言，除少数内容如国防与外交之外，宪法中的国家政策体现的是公平而不是自由，是以公平或者实质平等补充古典宪法所强调的纯粹个人自由，并以公平弥补自由之不足。因此，国家政策入宪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宪法现象，而是社会现实变化所导致的宪法理念变迁在宪法文本结构上的反映，而强调公平和社会正义的宪法也因此成为现代宪法的突出标志之一，区别于第一批古典自由主义宪法。

三、国家政策的宪法形式

国家政策入宪始于一九一八年的德国魏玛宪法，对宪法文本结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改变了古典政治宪法将其内容二分为政治机构与公民权利的结构，另外增加了一些政策性的规定。各国在将这些内容体现在宪法过程中采用了不同的形式，且国家政策在各国宪法文本结构中的位置与名称也不相同，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规定在总纲中的国家政策

我国宪法采行这一形式。宪法总纲部分对经济、文化、教育、环境、人口、国防与外交等问题做出了纲领性与原则规定。我国宪法共一百三十八条（不包括修正案），其中“总纲”的条款数目为三十二条。考察“总纲”的内容，除规定国体（第一条）、政体（第二条）、国家机构的原则（第三条）、法制原则（第五条）外，其余主要内容涉及国家政策，包括民族政策（第四条）、经济政策（第六条-第十八条）、社会政策（第二十五、二十六条）、教育文化政策（第十九条-第二十四条）、环境保护政策（第二十六条）及国防政策（第二十九条）。有关国家政策内容的条款为27条，占全部宪法条款将近五分之一。

（二）规定在“社会制度基础和政治基础”之中的基本国策

前苏联东欧国家宪法中的国家政策部分并不叫做“总纲”，而是“社会制度基础和政治基础”。苏联1977年宪法，1968年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以及1952年的波兰宪法采用了相同或者类似的结构。1977年苏联宪法序言之后为“苏联的社会制度基础和政治基础”。该部分包括如下内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发展和文化、对外政策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相当于国防政策）。1968年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第一章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基础”，第一节为政治基础；第二节为“经济基础、科学、教育和文化”。波兰1952年宪法第一章为“政治结构”；第二章为“社会经济结构”。除规定国家基本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的内容外，其余部分与有些国家“总纲”中的内容大体相近，多为国家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对外政策和国防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具有纲领性与目标作用，其地位即为调整社会生活的国家政策。

（三）规定在“国家政策指导原则”中的国家政策

印度宪法的文本形式比较独特，它采用二元结构方式，将权利体系划分为自由权与社会权。自由权规定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中，社会权规定在第四编“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中。“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这一概念取自1937年的爱尔兰宪法，该原则旨在阐明印度作为一个福利国家将要实现的立宪目标，像免费义务教育，工作的权利和改善生活水平的权利。这些权利的特征之一就是并不由法院直接实施，但由于其“在国家治理中至关重要，国家有义务在制定法律时适用这些原则。”宪法要求国家为人民提供美好生活，[11]这就体现为国家的政策指导原则。受印度宪法的影响，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的宪法虽然与印度宪法有一定的区别，但大都以这种形式规定了社会权利的内容。泰国、缅甸宪法也属于这一类型。

（四）规定在“社会关系”之中的基本国策

以“社会关系”规定属于基本国策内容的首创者是魏玛宪法。这部宪法第二编为“德国人民之基本权利及基本义务”。该编第一章为“个人”；第二章为“共同生活”；第四章为“教育及学校”；第五章为“经济生活”。除第一章“个人”的内容为国民的基本权利外，其余几章的内容均为调整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政策性规定，其宪法地位与宪法效力与第一章并不相同。这是最早采行这一立法例的宪法文本形式，魏玛宪法结构的这一体例为以往各国宪法所无，其后这一形式被意大利宪法所仿效。二战之后的意大利宪法在文本形式的很多方面与魏玛宪法相类似，有关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政策性内容大都规定在各种社会关系等章之中。意大利宪法第一篇为“公民关系”；第二章为“伦理及社会关系”；第三章为“经济关系”；第四章为“政治关系”。除“公民关系”一章规定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政治关系”一章为政治组织内容之外，其它几章的内容则属于国家政策范畴。这一宪法文本形式虽然将各种社会关系与公民的权利义务规定在同一篇内，但相互之间的宪法地位与宪法效力并不相同。各种社会关系属于政策性的内容，其规定不并十分具体和详尽，而是有待立法机关进一步制定法律。

（五）宪法单独列“基本国策”一章

我国历史上1946年的中华民国年宪法与台湾地区现行“宪法”采行这一形式，“宪法”第十三章题为“基本国策”。这部“宪法”在体系与内容方面相当程度上继承五五宪草的规定，其主稿者专精魏玛宪法，受魏玛宪法的影响很深，且有关基本国策的规定与魏玛宪法相比，其范围甚至更为广泛。[12]从篇幅比重而言，基本国策一章共六节三十三条，包括国防、外交、国民经济、社会安全、教育文化，及边疆地区等，占总条文的五分之一强，超过行政与立法的总和，（三十条）。足见基本国策在这部“宪法”中所占据的比重，及“制宪者”对基本国策的重视程度。

四、国家政策的宪法效力

国家政策的性质与其在宪法结构中的特殊位置决定了其与一般宪法规范效力的差异与区别。总体上，国家政策属于纲领性的规定，是原则而不是规范，其内容模糊而不确定，无法像一般规范那样对国家机关产生强制拘束力，法院也不能适用其作为裁判纠纷的法规范依据。但是，宪法中的各项规定均应具有拘束力，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其拘束性不能根据其本身规定的明确性与强制性来进行推论，否则将因其明确性不足而遁入“道德宣示”，使宪法空有其名，形同虚设。有学者也指出：“宪法规范拘束力应自宪法价值体系整体观之，始能掌握其精髓，因此，即便是‘方针条款’的规定方式，其规定内涵亦属于宪法价值之一环，自不能置外于‘宪法委托’的范围，否则将有使国家行为遁入‘方针条款’以规避违宪非难之虞”。[13]概而言之，国家政策的宪法效力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不具有法与规范的性质

一般而言，作为政策指导原则或者方针条款，国家政策的宪法规定不具有强制执行的属性，法院难以适用纲领性规定确定其具体内容作为裁决纠纷的依据。所谓法，排除其中蕴涵的价值成分，其在实证意义上即属于规范，意味着具有强制法律效力，可被行政机关遵守，并被法院执行。具体到宪法规范而言，由于宪法约束国家诸机关，宪法规范就对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具有强制拘束力，表现为立法机关制定法律需以宪法原则为依据，不得制定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行政机关的行为不得超越宪法规范设定的界限并负有实施宪法的义务。如果立法与行政违反宪法，按照法规范的一般性质，一切具有规范属性的宪法规范都可以被用来作为司法审查的依据，则法院可以宪法规范作为判断基准，实施违宪审查，判定机关违宪。但是，国家政策不具有法与规范的属性，既不能要求国家机关硬性和具体遵守，也不是司法机关司法审查的直接依据。

例如，印度等国宪法把人权分为基本权与国家政策指导原则，并体现在宪法文本结构中，就是赋予其不同效力的形式表现。自由权具有严格的法规范意义，可以取得宪法上的救济，是法院可以直接实施的法规范，而作为国家政策指导原则的社会权则不具有严格的法规范意义，不能由法院实施，法院在实施过程中会遇到认定上的困难。[14]

又如，规定在我国宪法总纲中而不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中的财产权，就呈现出某种政策属性，而不是权利与法规范属性，并招致国内外学者的讨论与批评。作为宪法规范，权利为国家权力划定了界限，是个人对抗国家侵犯的宪法权利，国家不可以法律或者其它方式予以剥夺，表现为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否决国会立法的合宪性-合基本权利性，来体现宪法规范的强制属性。而规定在总纲之中的财产权则不具备法规范的这一属性：它不能成为对国家的预先限制；不是个人可以将其作为向政府直接主张的权利，而仅仅是宪法为国家设定的纲领性目标；政府有权借助立法行为限制权利；没有确立独立审查法律的合宪性的有效手段。对于这一纲领性的规定，国家就有了立法裁量的权力，国家可宣布在适当的时候提供些什么权利而不会因尚未创立权利而陷入尴尬的境地。[15]根据无救济即与无权利的一般法谚，既然这些规定不可作为诉请法院救济的依据，其也就不属于真正法规范意义上的权利。

（二）作为政策指导原则

国家政策虽然不具有法与规范的一般性质，不是对国家设置的宪法界限，但是，它可以作为政策指导原则，为国家机关确立活动目标，指导国家机关的活动。具体而言，国家国策可以视为宪法向国家机关发出的指示与委托，它既是立法机关制定法律之时的政策指导参考，也是行政机关的行政指南，但对于司法机关而言，这部分内容不具有司法适用性，不是司法机关强制实施的法规范。

荷兰学者在对成文宪法的分类研究中，依据一定的标准，将宪法分为巩固性宪法与纲领性宪法、起指导作用的宪法和不起指导作用的宪法，认为纲领性宪法也就是起指导作用的宪法，它为未来发展确立规划，但规范性较弱。纲领性宪法也可称为计划性宪法，关系到确立目标以及试图鼓励向某些方向发展。其中这种分类又可称为真实的宪法与虚假的宪法，或者消极规定与积极规定。真实的宪法是通过强制规定外部界限，即可以说是禁止某种行为而实现的；后者则是通过规定某些目标实现的。按照这一分类方法，宪法国家政策便类似于积极规定，属于积极宪法。亨利。范。马尔赛文进一步指出，这两种宪法类型都具有规范性，但其规范的性质不同，尤其关系到宪法能否直接地适用和执行。因为，法院在确定纲领性规定的具体内容时，要比确定和适用巩固性规定的具体内容要难。大体而言，纲领性宪法较之其他宪法给予人民和政治机关更大的活动余地，除非宪法规定了达到目标的手段以及目标。[16]

纲领性宪法除了要保持现状之外，其最为主要的特点是它规划了制宪时期考虑适合需要的发展，以确保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观点能在将来得到贯彻，这样，纲领性宪法也是一部起指导作用的宪法，它主要确定政策的目的和手段，并指挥和指导政治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行为，也即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行为，包括社会团体的行为。亨利。范。马尔赛文又将其称为“行动”宪法与“资格”宪法。资格宪法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宪法与消极宪法，这样的宪法只规定关于权利的分配和外部界限，而不规定政治行为的指导和规范。而纲领性宪法就是行动宪法，这样的宪法“包括一些起指导作用的因素，常常是以列举各种社会权利的形式出现。”他认为，印度宪法和爱尔兰宪法就属于行动宪法，其宪法包括了政治行为指导原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起指导作用的宪法。这种分类方法与巩固性宪法与纲领性宪法分类有许多相似性，其区别在于起指导作用的宪法直接指导政治机关，而纲领性宪法更加侧重于将宪法用作在政治形势中规划变化的手段，或者是否用来巩固特定的形势。[17]

以印度为例，政策指导原则虽然不具有传统法规范的拘束力，并非一定通过法院诉讼来加以实现，但它可以为立法机关确立指导原则，明确立法方向。印度宪法第36条规定，本篇（指第四篇）所含条款不通过任何法院实施，但本篇所述原则，系治理国家的根本，国家在制定法律时有贯彻此等原则之义务。同时，印度学者对宪法中的政策指导原则的拘束力与效力问题也展开了讨论。一些学者认为，鉴于指导原则并不是印度宪法上规定的严格的宪法规范，不具有约束力，主张把指导原则的内容规定在基本权利部分，统一其宪法规范的效力。多数学者认为，尽管指导原则不具有法的约束力，但并不是说没有任何意义；宪法作为根本法规定国家机构的活动原则，掌权者必须按照人民的意志行使权力，在此过程中，掌权者要遵循作为人民指令的指导原则。[18]

其他受印度影响的宪法也肯定了作为政策指导原则的宪法效力问题。斯里兰卡宪法在第六章“国家政策指导原则与公民的义务”中明确规定：“国家政策基本原则将指导议会、总统和内阁制定法律和治理国家，以便在斯里兰卡建立一个公正和自由的社会”。孟加拉国宪法第八条规定国家政策基本原则的内容，并规定，这些内容连同从本章中所述原则中引申的原则一起构成国家政策的基本原则，国家政策的基本原则是治理孟加拉国的基本原则，是制定宪法、解释宪法和其他法律指南以及国家和公民活动的准则，但它没有司法强制性。[19]我国台湾学者也认为，基本国策是立法机关立法的依据，行政机关也可以依据基本国策，提出施政方针。[20]

（三）依赖立法裁量

宪法中规定的国家政策是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依据，是宪法委托给立法机关的义务，立法机关可酌情考虑何时，采取何种手段制定法律保障其具体实现。宪法委托，是指立宪者在宪法内，规定由立法者“有所作为”的指示，立法者因此负有制定法律，贯彻宪法的义务，这即为立法裁量。所谓立法裁量，是指作为一个立法者，享有政策的形成自由，被赋予一个广泛的考量、评价及形成的范畴。国家政策就是宪法委托给立法机关，并依赖其立法裁量的问题。因为，传统政治宪法所明确的国家消极责任，只要求国家负有不得作为的消极义务，而积极宪法则赋予政府权力，要求其制定法律，这就产生了立法者是否行使这一权力、何时行使这一权力，及如何行使这一权力的问题，这也属于立法裁量的内容。

以环境权为例，尽管很多国家和地区在宪法中规定了环境权，但由于其只属于纲领性条款和政策规定，并不具有自身可以执行的法律意义，法院在判决中往往认为缺乏制定法的明确标准而拒绝予以实施。所谓自身可以执行，是指像一般条款那样发生法律效力，也即可以诉请法院强制执行，而不是有赖其他机关。如果自身不可以执行，则必须由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进一步规定该权利的确切含义、标准、方法及程序等。

例如，1973年，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对盖茨堡战场瞭望塔公司提起诉讼。州政府认为，该塔的修建将会破坏历史遗迹盖茨堡战场的本来面目，根据州宪第一条第二十七款的规定，作为本州自然资源的受托管理人，州政府有权对被告提起诉讼。于是，州政府要求法院禁止该公司在盖茨堡战场附近修建用于观赏目的的瞭望塔。州最高法院认为，州宪的规定不是一项可以自身执行的条款，在缺乏有关专门立法的情况下，该条款不能直接作为提起诉讼的法律依据。最高法院指出：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谁和怎样来行使州政府的受托管理人的权力。当宪法把某一项权利授予州政府，而不是州政府的某一具体部门，如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时，该权力只是“一项由州政府的三个平等部门共同享有的权力”，州长不可以独自决定何时和怎样行使这项权力。州宪的规定只是初步确认了州政府的这项新权力，至于该权利应如何由州政府的某些具体部门共同分享并行使，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立法予以规定。州最高法院还指出，州宪中所规定的“清洁的空气和水”和“环境的自然的、风景的历史和美学的价值”等概念尚不明确，也需要由立法加以界定。并且，为保障这些条款不被违反，立法部门应当为已提出的行政行为设定标准和程序。[21]亦即宪法只对环境保护做出了原则与政策性规定，而有关政府的哪一机构可以行使这一权力、环境的具体概念及违反环境保护的具体标准与程序，都是需要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进一步明确的问题，而在立法机关没有制定法律之前，宪法中的这类条款就不具备可执行性，不是法院可以适用的规范，依然属于立法裁量的范围。

实践中，日本法院也承认宪法中有关规定需要立法明确设定。地方居民等联合控告北海道电力公司，要求法院禁止其发电站的建设，日本扎幌地方法院1980年10月14日就伊达活力发电站的合宪性作出判决。在该案中，停止请求权的法律依据主要是环境权，该权利被驳回。驳回的依据是，环境权的主张“只在宪法中有纲领性的规定”，“而环境是一定社会的自然状态，在对环境问题的评价上，居民普遍存在着差异，不可能共同享有排他的支配权，在立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不能将环境权理解为私权的对象。”该判决还认为，“环境问题应通过民主主义机构决定”，也即通过立法机关决定。[22]

（四）排除司法审查

通常情况下，作为宪法委托和立法裁量的纲领性规定是赋予立法者的责任，立法机关拥有立法裁量权，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决定何时、采取何种方式制定法律。这样，立法者就拥有了较大的立法定夺和决定的空间，在一般的违宪审查理论中，这种要求国家履行积极义务不属于违宪审查的范围，亦即属立法裁量的事项不发生抵触宪法的问题，是免于司法审查的范围，属于司法审查的界限。这是因为，传统宪法委托主要指立法者对公民防卫性的权利负有立法责任，新的宪法委托不仅包括防卫性权利，也包括积极权利，这一权利涉及国家积极的给付义务。对这部分属于立法者裁量范围的立法事务，许多国家认为它们是违宪审查所不及的，不发生与宪法相抵触的问题，如美国和日本。也即对于需要国家积极给付的宪法委托事项，立法者有立法裁量的空间，立法者得否立法、何时制定法律及制定怎样的法律由立法者自主定夺，法院不可强令立法者制定法律。[23]宪法中的国家政策规定就属于这种情况。我国台湾学者也认为，宪法规定的基本国策，是表示国家施政方针与目标所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无论其尚未达成宪法所规定的限度，或者已超越宪法规定的限度，均不发生违宪问题。[24]

目前，一个可见的发展趋势是，随着福利国家越来越多的要求国家履行给付义务，一些国家和地区正突破传统司法审查的界限，开始对属于立法裁量的事项进行司法审查。这一理论认为，属于立法裁量的事项，如与宪法原理相违背之时，并非司法权不可审查。于是，立法裁量在性质上由“司法权的界限”而变为“立法权的界限”。[25]与此问题相关联的是，如果属于立法裁量的事项可以作为司法审查的对象，则立法不作为也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也即立法不法需要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这是司法审查必然的逻辑上的后果之一。自由法治观认为，不法的立法不作为不构成国家赔偿责任，但社会法治国家认为，当立法者负有立法作为义务之时，如果接受司法审查，国家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这一问题，各国所持的观点并不相同，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程度亦有所不同，而对该问题的探讨也已成为违宪审查理论与实务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

四、国家政策的宪法意义

国家政策入宪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宪法现象，其背后有相当完整与成熟的宪法理念与社会现实因素作为支撑，它在极大地影响了宪法文本结构、促进了宪法理论发展的同时，还对违宪审查实务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宪法政策在理论上涉及宪法文本结构变迁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政策指导原则与法规范、消极宪法与积极宪法、宪法委托与立法裁量、立法作为与立法不法、立法者的界限与司法者的界限等。如果没有有力的宪法理论支持则难以解释这一现象，只能简单地否定它的存在价值，或者因无力解释而在宪法学讲授与研究过程中排斥其存在，对其视而不见，甚至抱怨宪法“总纲”像一只筐，将什么都装进去，更不可能在宪法理论中给予国家政策与“总纲”以恰当的位置。因此，正确认识这一现象，对于扩大宪法学的学术含量，及实践中落实宪法国家政策与总纲的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次，对宪法国家政策的研究可以增强宪法文本意识，使研究者在熟悉宪法文本基础之上厘清宪法结构中的不同部分与内容的宪法地位、宪法属性与宪法效力，确立宪法结构的整体意识，及各部分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宪法认识。

再次，对宪法国家政策的研究可以从宪法社会学意义上把握宪法理念与宪法范式的变迁过程，了解宪法形式与宪法内容、形式宪法与实质宪法之间的关系，探询形式宪法变迁之后的社会现实原因，加深对形式宪法与实质宪法之间关系的认识。

最后，对宪法国家政策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它可以帮助确立新的违宪审查标准。宪法中的国家政策服膺于宪法整体价值秩序，对国家机关同样产生拘束力，各种国家行为不应以不作为为借口逃避宪法责任。立法机关有义务按照宪法总纲所揭橥的方针与纲领性规定，及时制定法律；行政机关也需要根据国家政策确定施政方针。各种国家行为，不论其作为与不作为，只要与宪法相抵触，均应给以违宪评价，并担负其恢复合宪秩序的义务。这也是加诸于法院的一项新任务，意味着法院需要以新的不同于传统的审查标准来履行违宪审查的职责。

参考文献:

[①]关于宪法序言的法律效力，可参见许崇德教授新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70-772页。对于宪法序言的效力，许老师在此做出了清晰、明确和权威的阐述。亦可参见胡锦光教授所著的《中国宪法问题研究》之“宪法序言的法律效力”，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68-82页。

[②]“方针条款”是德国魏玛时期的宪法学者对宪法纲领性条款之宪法性质的学术概括，其意是指宪法条文的内容有待立法者的作为，即制定法律，方得具体且确定。由于“方针条款”被认为是纯粹的宣示性质，其在实际上对立法者并无任何拘束力，后由于《基本法》第一条第三项直接规定了基本权利的约束力，这一概念被抛弃，代之而起的则是“宪法委托”理论。目前，德国只有少数邦、学者及偶尔出现的判决仍持方针条款的概念。参见陈新民著：《德国国法学基础理论》（上册）之“宪法委托之理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170页。

[③]印度等国的宪法学者按照印度宪法的结构，将宪法中带有国家政策性质的那部分称为“国家政策指导原则”。参见韩大元教授著《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7-190页。另参见索利。J.索拉布吉著：《美国和印度的平等问题》，载[美]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编：《宪政与权利》，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4页。

[④]关于“宪德”与“宪律”的区别，可参见夏勇教授著：《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⑤][台湾]张世荧著：《中华民国宪法与宪政》，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67页。

[⑥]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导致宪法范式的变迁，可参见拙作《宪法的社会学观》，载《法律科学》2002年第3期。

[⑦]积极与消极宪法的名称与分类见于[荷兰]亨利。范。马尔赛文、格尔。范。德。唐所的著《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28页。

[⑧]如我国宪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第十九条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第二十三条规定：“国家培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各种专业人才，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创造条件，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等。

[⑨]其它古典宪法中的权利文件，如英国的“权利法案”（1688年）与法国的“人权宣言”（1789年）等，其中关于公民权利的内容也多用的否定性的规定与描述。作者注。

[⑩]已故的宪法学家龚祥瑞教授在1992年的《中国法学》杂志上发表了有关财产权宪法保障的文章，认为宪法只应规定私人财产权不可侵犯，而对经济生活保持中立。作者注。

[11]同注③《宪政与权利》，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4、115页。

[12]同注④引书，第267、268页。

[13][台湾]陈怡如：《浅论六次修宪变革：“基本国策与基本人权”篇》，载/jyfd6113arc8.htm.

[14]同注③《亚洲立宪主义研究》，第186、187页。

[15]参见[美]安德鲁。内森著：《中国权利思想的起源》，载夏勇编；《公法》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

[16]同注⑦引书，第328、329页。

[17]同注⑦引书，第329页。

[18]同注③《亚洲立宪主义研究》，第189页。

[19]同注③《亚洲立宪主义研究》，第189、190页。

[20]参见[台湾]管欧著：《宪法新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333页。

[21]王曦著：《美国环境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2、163页，转引自陈泉生、张梓太著：《宪法与行政法的生态化》，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109页。

[22]同注⒇引书，第108、109页。

[23]我国台湾地区曾有一判例，大法官会议就《全民健康保险法》进行“宪法”解释，以检讨该法的相关条款是否“违宪”：“中央政府”是否有权要求地方自治团体协力分担“国家”补助保险费：“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履行分担保险费义务是否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大法官苏俊雄在“协同意见书”中认为，“社会保险制度之推行乃涉及整体国家发展的宪法政策，”属于立法裁量之事项，除明显有不当者之外，不生抵触宪法之问题。并认为这一推演和设定建立在当代福利国家请求协同主义法理基础之上，其正当性不应当受到所谓“中央请客，地方埋单”的影响。地方自治团体就此项宪法政策之实践负有协力义务，即便不是“宪法”解释的当然结果，也符合“宪法”秩序的法定公法任务。

宪法结构范文篇8

宪法规范是法治国家的根本规范，是宪法学基本范畴之一。宪法规范之研究是宪政国家一项基础性理论研究，宪法规范是实施宪政、适用宪法的前提，因而具有极大的研究和应用价值。然而，学界对宪法规范的概念、结构、特点等研究仅满足于法理学的一般结论或是仅仅停留在理论假设阶段“，理论创新较少，解决实际问题不多”，[1]P18。因此，我们需要从实际出发，对宪法规范做出切合实际的理论阐述，以增强宪法规范理论的科学性和指导性。

一、系属宪法体系的宪法规范

目前“，宪法规范”一词在宪法学中被广泛使用，表明学界已接纳了这一法学术语。宪法规范是法制社会的根本规范，已为近代以降立宪运动所证实。宪法规范居于法律规范之首，其权威性无可质疑。然而，在西方法律哲学名著中，“什么是宪法规范”，法哲学家们却未给出现成的回答，甚至于根本没有论及宪法规范问题。在我国，学界对宪法规范的概念表述不一，仍然存在分歧。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一是“宪法规范是指调整国家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的各种规范的总和。”[2]P125二是“宪法规范是调整有关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根本原则和国家政权的组织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关系的(规范)。”[3]P13三是“宪法规范是由民主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宪法主体参与国家和社会生活最基本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4]P41四是“宪法规范是指具有宪法效力的法律规范。”[5]P21宪法规范与宪法体系是密切关联的。作为法律规范体系的一个单元，宪法规范有别于其他法律规范，且存在于宪法体系之中。因此，确立宪法规范的概念，首先必须明确界定宪法体系的范围，否则就会犯内涵过于宽泛或过于狭窄的逻辑错误。然而这一前提常常被研究者所忽略。就上述概念而言，它们对于学习和研究宪法规范虽有一定启发作用，但这些概念经得起宪政实践的检验吗？首先，上述前三种概念均将宪法规范定位于调整国家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上，此乃宪法的特点所决定的，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然而，此类概念超出了宪法体系的范围，内涵过于宽泛，因而不够科学。从实证分析角度看，并非所有调整国家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的规范都是宪法规范，各国在其它部门法中也存在一些类似规范，而它们却不属于宪法规范。例如刑法，从其调整的社会关系而言，其涉及面同样十分广泛，也有国家最基本、最主要社会关系。如社会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等；也有一般的社会关系，例如，市场交易关系、人身关系等。尽管刑法中也有调整国家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但它调整的手段是刑罚方法，且存在于刑法体系而非宪法体系之中，因此，它们只能称之为刑法规范，而不能因其调整的社会关系最基本、最重要之故而称2006年其为宪法规范。而第四种概念内涵则偏小。它只用宪法效力设为限制条件，把宪法规范仅仅限于宪法典范围内。然而成文法国家的宪法体系既包括宪法典，又有宪法性法律、宪法判例、宪法惯例等，从学理上讲，仅有宪法典才具有宪法效力，即最高法律效力。其实，从世界范围看，“宪法典或者宪法性文件都由各种宪法规范构成”[2]P30，也即宪法规范既存在于宪法典之中，也存在于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判例之中。显然，第四种观点过于狭窄，不可能正确揭示宪法规范的科学内涵。可见，我们在分析宪法规范时应将宪法规范确定在宪法体系范围内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就易造成以偏概全或概念不周延的逻辑错误，引起争议。其次，上述概念过于笼统。有的学者认为“：宪法规范是宪法最基本的要素和最基本的构成单位。”[4]P40这就产生了一个必须明确的问题，即宪法规范是等同于宪法规则，还是表示包括宪法规则、宪法原则、宪法概念在内的一个整体概念呢？上述概念表述者均未论及此问题，因而导致宪法学研究、宪法学理论中“话语不通”“、逻辑混乱”的现象。英国法学家沃克(David•M•Walker)主张“法律规范就是法律规则。”[6]P803近年来“我国法学家倾向于把规则与规范看作同一概念。”[7]P70概念必须明确、规范。据此，笔者认为，宪法规范与宪法规则当属同一概念，即与宪法规则并列使用，但不表示包含宪法规则、概念、原则三者在内的上位概念。美国法哲学家本杰明•N•卡多佐曾说过：“定义是种冒险，描述却可以提供帮助。”[8]P16据此，笔者在这里力图对宪法规范作这样的说明，即：宪法规范是指存在于一国宪法体系之中，规定宪法主体的权利（力）、义务、责任的准则、标准，或是赋予某种事实状态以法律意义的指示、规定，又称“宪法规则”。这一表述的优点在于：一是将宪法规范界定在宪法体系范围之内，避免了宪法规范的宽泛无边或过于狭窄：二是表明宪法规范即宪法规则，与宪法原则和宪法概念共同构成一国宪法的基本要素，明确了宪法规范与宪法规则、原则、概念之间的关系；三是宪法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一种，在分类上与刑法规范、民法规范、诉讼规范等是并列的，从而使宪法规范纳入法律规范体系之中。

二、宪法规范的两重结构

宪法规范不仅在内容上区别于其他法律规范，而且在逻辑结构上与其他法律规范也不同。法律规范（法律规则）通常有严密的逻辑结构，“这是法律的规范性最明显的标志，这同其它社会规范有着显著的区别，一般的规范都不具有这种严密的逻辑结构。”既然宪法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一种，宪法规范同样具有逻辑结构。受我国法理学的影响，宪法学界对宪法规范的逻辑结构研究主要有以下二种学说：一是主张宪法规范由假定、处理和制裁三要素组成；二是主张“宪法规范的逻辑结构一般包括规范发生的条件、规范形态和规范调控方式”。[5]P24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划分方法，但基本上均坚持“三要素说”。应当看到，对法律规则（规范）的逻辑结构分析是一个深奥而又一直颇有争议的问题。英国法学家边沁（JeremyBentham）对法律规范的结构是这样解释的：“在一个单一的法律规范或简单的规范中，基本的组成要素就是行为和方面。”纯粹法学派的创始人汉斯•凯尔森(HansKalsen)认为，一个法律规范应当由规范内容、规范主体、规范行为和履行条件四个要素构成。我国法学界对法律规范也同样有不同看法，主要有三要素说和二要素说。三要素说主张，法律规则有假定、处理、制裁三部分构成。二要素说主张将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分为行为模式、法律后果两部分。通说认为，法律是由法律规范构成的，所有的法律规范又都包含假定、处理、制裁三要素。凯尔森认为，法律规范的适用都是有条件的，而且，“如果这里界定意义上的‘强制’是法律的一个要素，那么组成法律秩序的规范就一定是规定强制行为，即制裁的规范。”从构建一国法律秩序讲，法律规范，尤其是义务性规范应当有假定、处理、制裁三要素。所以义务性规范应当具备三要素。而“二要素说”的确更为简明和具有可操作性，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和掌握。因此“，二要素说”和“三要素说”各有其优劣，不可一概而论。笔者并不赞同我国法理学界完全放弃三要素说而转采二要素说的观点。故笔者主张，宪法规范同时存在“三要素说”和“二要素”两重逻辑结构。这里的宪法规范的“三要素”是由行为主体、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三部分构成。“行为主体”是指宪法法律关系的参与者，即国家、民族、政党、国家机关、公职人员、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行为模式”是指法律规则中规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定主体可以行为、应该行为、不得行为的行为方式。它可以是苛以义务的，也可以是授权的。而“法律后果”是“指规则中指示可能的法律结果或法律反应的部分。”它包括鼓励、奖励和制裁。例如我国“八二宪法”第五条第三款“：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在这里“，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是行为主体“；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是行为模式；而“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则指出了法律后果。“二要素”是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组成。由于宪法规范的原则性、概括性等特点所决定“，三要素”结构在宪法条文中所占比例很少，而“二要素”结构所占比重大。以往学者试图用一种具体范式统摄所有的宪法规范，然而这种努力受到了宪法实践的无情挑战，因为，无论是主张“三要素说”，还是主张“二要素说”，都无法对宪法规范的结构作出合理的解释，难免出现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宪法学界开始产生诸多困惑：是宪法规范出现了问题还是法律规范理论出了问题？抑或目前我们还未寻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法？笔者所主张的“两式逻辑结构说”恰恰找到了一种解释方法，它简明易懂，具有很强的操作性、针对性，更适合宪法规范的自身特点。在分析宪法规范的逻辑结构时，有一种观点值得研究。学者有观点认为，宪法以条款形式只表述了宪法规范的行为模式部分，宪法规范的法律后果部分则表现于其它部门法之中或分散在其它部门法的条款之中。这实则是凯尔森的观点。凯尔森还举例说，一国实在法“首先在组成法律条文的几句话里确定偷窃的概念，然后在另一句话里规定制裁，而这另一句话可能是同一法律的另一条文的组成部分，或者也可能甚至是一个完全不同法律的组成部分。”的确，从一国整个法律系统或纯粹法理论而言是如此。但从法学的分科看，这一认识是有限的。宪法规范是宪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倘若宪法规范的部分要素可以存在于其他部门法之中，那么存在于某一部门法之中的该要素是属于宪法还是其他法律，或者是否某一个宪法规范同时为两种不同性质的规范呢？毫无疑问，这种认识混淆了宪法规范与其他法律规范、宪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界限，将损害整个法学体系，导致法学各学科之间的研究对象无法界分。

宪法结构范文篇9

当前对行政权的控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我国选择了法治作为控制行政权的基本路径，但其中相当部分的制度、机制并未能良好地运行起来，与法治化的目标尚有较大差距。要实现行政内部监督法治化，行政内部监督的权力配置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关键性问题。“对权力实施监督必须要有监督的权力，权力体系内的权力配置与监督权的地位直接影响到监督的效力，加强监督必须重视对权力结构的研究，最终要从权力结构上解决问题”。监督权与被监督权之间必须是一种大体平衡的关系，监督权过小难以起到监督效果，监督权过于庞大，其本身又会成为难以制约的权力，监督权虽为制约和监控行政权而设立的，但其自身也必须符合法治行政中权力的有效与有限原则，因此行政内部监督的权力结构应适当而均衡。行政机关的权力结构和行政内部监督之间联系极为紧密，可以说行政权力结构决定着行政内部监督的成效。一个国家的整体权力结构的布局是宪法要解决的问题，因此要梳理我国行政内部监督权力结构，必须从宪法规范中来考察行政权力的基本结构的形态以及这种结构形态对我国行政内部监督会产生哪些影响。

一、行政机关的权力结构

（一）宪法所架构的行政权力结构。权力结构包含着两重涵义，一重是权力的内在结构，包括了权力的要素构成等。另一重是形式上结构，指的是权力整体布局的问题。周永坤先生认为“，权力结构是指权力的组织体系，权力的配置与各种不同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孔繁军先生则认为“所谓权力结构是指因权力分配而形成的各权种之间及各权种与人民权力整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依赖这种相互关系所形成的权力体系。在法治国家中，权力结构问题是法治的基础问题，也是核心问题”。两位学者虽然表述不同，但意思相近。我国宪法将权力分为所有者和行使者，所有者是人民，而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是国家机构，孔繁军先生就是从权力的所有者与行使者这两者之间关系来分析权力结构的。周永坤先生则从权力自身来看，由组织体系、权力配置以及不同权力之间关系来解释权力结构，而人民权力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行政权力结构是权力分工基础上的行政权力整体性的关系状态和有序性的活动过程，既包括行政管理中权力安排的静态结构，也包括行政管理中权力运行的动态结构。我国行政权力主要还是由政府部门行使，因此其结构的基本构成是政府权力结构，“主要是指一级政府内部的机构框架和权力配置，其横向结构涉及到政府机构的规模、权力分工、不同职能机构的比例，各类机构之间的关系等，纵向结构包括管理层级，各层级的权力配置以及层级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行政权力的静态结构体现于我国行政组织的整体布局，宪法不可能将行政机关的组织明确地规定出来，而是通过纵横方向配置权力的形式来设置行政组织。国家权力结构有横向与纵向之分，横向是将国家权力依其性质分为立法、行政、司法，纵向而言就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配置。具体到行政机关的权力结构，大体也可以按纵横两道来进行划分。宪法对行政权力的横向结构设计，主要通过对政府职能的配置来实现。宪法在国家机构这一章中对国务院与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能、职权进行了划分，由此而形成了各级政府的横向权力结构。如《宪法》第89条第（五）至（十一）款对国务院职权的规定，就要求国务院根据职权职能的要求设立若干部委来履行这些职责。而地方各级政府同样依据宪法所配置的职能职权来设立本级政府的各个部门，搭建起权力的横向载体。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地方，地方政府中下级政府服从上级政府的领导。而作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上是有很大区别的。宪法对于国务院的职权用的是“领导和管理”，而各级地方政府的职权只用了“管理”，可见它们之间的权限是有区别的，这种权限的分配方式意在加强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我国的权力形态主要以中央集权为主导，强调的是地方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由此我国的行政内部监督的主要权力形态是以权力的层级制为主。从中央到地方行政权力的分配状况看，其结构是一个金字塔型，在顶端集合到一点，而越往下其结构面越广。每一层级的政府与其部门之间也存在一个塔形结构，政府作为本级政府部门的管理者，其权力等级高于政府的部门。而政府的权力直接对应的是上一级政府，政府部门的权力点则对应的是两点，一是本级政府，二是上一级的政府职能部门。因此本级政府与上一级的职能部门都有相应的权力来控制和影响职能部门。同一级的政府部门则各自在职权范围内对其他部门形成一定的制约力，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行政权力制约的复杂结构。行政内部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也即是行政权力的动态结构，行政权力的动态结构受制于行政组织的结构，由此可知我国的行政权力动态结构主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垂直运动过程。

（二）行政权力结构的调整趋势。宪法首先是从静态来规范行政组织与行政权力的结构，权力必须具体化并在实践中运行。行政权力结构是属于行政体制的范畴，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之后，我国对行政体制进行了多次的改革。行政权力结构必须要与经济体制相匹配，因此在实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之后，行政体制必须要随之调整，概括而言，行政权力结构调整的方式主要是放权、分权与收权。放权主要是纵向的权力结构调整，将中央权力向地方下放，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上，一直存在着放权与收权的博弈。这其实体现了一个法律关系上的问题，从目前宪法的规范来解读，地方各级政府是被当成中央在地方的代表，因此地方政府必须严格遵循中央的指令来行事。但实际上地方既有自身的利益需求，也有地方的特殊性，在现行宪法与法律中没有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得很清晰的基础之上，行政权力结构只是在政府组织这一层较为明确，而组织所承担的职权与职能则相对模糊。法与现实出现了较大的反差，导致了多次改革的循环往复而收效却不大。分权主要是横向权力结构调整，将政府权力向社会分解，能由社会自主处理的事务政府不再过多干预。社会与国家的相对分层是宪政的另一个重要基础。政府的功能总是有限度的，即便是在计划体制下的所谓“全能政府”，国家统管一切的时代，也并未能将一切事务有效地管理好，政府过多插手市场和社会的事务，反而造成了人民需求与公共供给的巨大矛盾。“发育成熟的社会自治使得公民可以根据自愿原则组织起来，提供公共服务和处理公共事务，自发形成一些社团或协会满足特殊公共需求。大量非政府组织或第三部门承担了政府不再行使的职能，既能满足公民的公共需求又能提高满足这种需求的效率，因为这些自治组织提供的服务非常具有针对性，交易成本低”。就我国的现状而言“，在市场日益发达的今天，在原有的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体系之外，出现了大量政府无法控制的自发性因素。无数的公司与政府不具备原来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那种行政隶属关系。大量的流动人口也脱离了原有的行政控制体系，政府控制的覆盖率已经大幅度地缩小。政府仅仅通过社会原有的信息传递系统，已经远远不能了解整个社会的状态。同样，通过这种行政化的自上而下的体系，政府也不能有效地治理每个人。政府与松散的个体打交道的成本，高得无法承受”。因此行政体制要能顺利改革，必须培育好社会公共治理的环境。而这在我国现行宪法中已然得到关注，如宪法中关于公民结社权以及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规定，其实都是宪法中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制度基础保障。收权是将部分地方权力回收，减少地方干预，确保职能的有效行使。比如将一些政府部门进行垂直化管理，或将原属于地市一级管理的县级地方由省级政府来管理，减少层级干预。收权最具代表性的措施就是实行垂直化管理模式，主要方式是对一些部门实行了中央垂直管理或省以下垂直管理。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央与地方职权以及目前的行政部门的双重管理模式的反思。其目的是为了遏制地方保护主义、保障上级政府的政令畅通，是中央和地方关系、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关系方面一个重要的改革举措。但垂直管理并非一剂能治“百病”的药方，必须要对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地方与地方的权力关系进行明确划分，属于上一级政府职能职权的事务并且不宜由下级政府进行管理的业务范围，才能采取垂直管理的模式。“省管县”其实有双重效果，一是放权的效果，即将权力下放到县，增强县一级政府的权力，减少中间层级；二是收权效果，省一级政府将市一级政府管理县的权力收回，使市与县一样同处于省的管辖之下，从而可以对公共行政权力和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宪法》第30条将我国的行政区域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第二层次是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第三个层次为乡、民族乡、镇。从宪法条文的表述来看，县与市同在一个层次并无市辖县之意。市辖县是在20世纪80年代推行起来的，因此省辖县其实是对宪法原旨的回归。但是由于市辖县已经成为我国大陆地区主要的行政层级模式，因此目前省辖县的改革也只是在局部地区开展一些试点。

二、权力结构形态对行政内部监督的影响

（一）行政职能与职权的模糊化对行政内部监督法治化造成困难。宪法所配置的行政权力架构是一种大体的框架，基于宪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因而行政权力架构必须由宪法来确定，但是宪法又不可能对行政权力结构进行细致的划分，而且宪法对国家机构的规定仍存在着一些亟待完善的地方，纵向上看，各级政府间的职能定位不准，权限划分不清，事权与财权、组织人事权的配置缺乏科学性，如从《宪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来比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的职能规定并无明显区别。从而每一级政府所设立的政府部门基本上呈现上下对应的状态，这样的模式，一方面可以强化上级对下级工作的控制，但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机构的重叠和结构层次的错乱。而且在同一级政府中也存在着多重结构。横向看，行政机关职能交叉、权限冲突现象严重，在具体行政执法中冲突不断，行政管理的缺位和越位已成为比较突出的问题。由于主要的法律依据均没有能够达到清晰划分职能职权的功能，在实践中往往依靠政策和政府内部制定相应的行政规范文件来对政府部门的职权、职能进行调整和规范，削弱了法对行政的规范作用，对于职权与职能上的冲突又基本以行政的方式予以解决，难以形成长效管理机制，不利于行政本身监控法治化的形成。

（二）行政权力结构缺乏下位法的细化。《宪法》与《立法法》均给特定层级的政府配备了相应的行政立法权，对于上位法规定模糊之处，可以行政立法的方式予以清晰化。然而“，政府权力结构的规范化程度也不高，权力运行主要是依靠政策和习惯来维系，法律条文规定很少。确定行政机关职能和权力分工的‘三定方案’既不是法律、也不是行政法规，因此，政府的权力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部门领导的个人风格，因为各个部门、各个层级的权力边界并非十分清晰，其中有着许多自由裁量的空间”。因此在坚持法治原则的要求之下，政府权力结构应该有法律加以完善。

宪法结构范文篇10

一、现行宪法为什么要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进行修改

现行宪法之前的。一部宪法是1978年宪法，而1954年宪法是第一部宪法，通常情况下，应当是在前一部宪法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之所以要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进行修改，而不以1978年宪法为基础进行修改，主要原因是：

1、这次宪法修改委员会主任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这次修改宪法，一定要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正确方法，采取多种形式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参加这项工作，在明年上半年公布修改宪法草案，交付全民讨论。我们这次修改宪法要认真总结建国以来制定和修改宪法的历史经验。一定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基础，同时也要参考当代外国宪法，尤其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吸收其中好的先进的东西。一个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一个是“本国经验与国际经验相结合”，这是同志领导制定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时总结的两条立宪经验。我们应该仍然充分重视这两条经验。

2、1978年宪法是中国的结束后不久通过的，处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部宪法是一部不成功的宪法。刚刚结束的当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来不及全面地总结建国30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也来不及彻底清理和消除十年中的某些“左”的思想对宪法条文的影响，以致1978年宪法中还有一些反映已经过时的政治理论观点和不符合现实的客观情况的条文规定。

3、第二部宪法即1975年宪法是在之中通过的，这部宪法从指导思想到具体规范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不可能作为现行宪法起草的基础。

二、现行宪法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的主要表现

（一）宪法修改的程序和方式

1978年宪法只规定由全国人大修改宪法，而没有具体规定宪法的修改程序。1954年宪法第29条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大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现行宪法即是按照1954年宪法所规定的程序进行修改的。

1954年宪法在由全国人大通过之前，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三次规模巨大的全民大讨论，参加讨论的达到了一亿五千多万人，提出了经过整理的意见138万条。现行宪法在修改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即决定要按照1954年宪法制定时的模式进行全民讨论。现行宪法的这次全民讨论从1982年5月至8月共进行了四个月，比1954年宪法要长一个月，参加的人数达到几亿人之多。为了能够充分地进行全民讨论，原定于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后推迟到第五次会议通过。

（二）宪法的基本指导思想

1954年宪法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这在当时是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的。这条经验或者说是指导思想在1982年修改宪法时得到了充分体现，在许多规定上，都是如此。例如，在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上，对于一些在目前条件下做不到的就没有规定，或者是按照中国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规定。而对于各国普遍所采用的制度或者规定，予以采纳。如关于政治避难的规定。

（三）宪法结构

1954年宪法的结构是序言、总纲、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旗、国徽、首都。现行宪法在起草过程中，秘书处部分成员曾想改变这一结构，但最后还是坚持了这一基本结构。只是将公民基本权利部分提到国家机构之前，基本结构并没有变化。

（四）宪法规范

1954年宪法的规范表述和文字是比较符合法的基本要求的。而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在这方面则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陷。其中最根本的是直接引用领袖的语录，将领袖的语录视为国家根本法的内容，同时在规范性上也不科学。现行宪法则基本纠正了这两部宪法的缺陷。一是在内容上更为健全：二是在具体条文上更为完善。例如在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上，1975年宪法和I1978年宪法规定，违背了宪法规定这一自由的基本出发点，现行宪法的规定则更为科学。

（五）国家机构

1954年宪法关于国家机构的规定是比较完善的。l975年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的设置和检察机关的设置，使国家机构的设置和国家权力的分配非常不正常，1978年宪法仍然没有恢复国家主席的设置。这两部宪法关于政府的设置、性质和地位的规定也比较含糊。现行宪法不仅恢复了国家主席的设置，还将中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革命委员会改为“人民政府”，并增加设置了县级以上的地方人大常委会。

（六）公民基本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