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艺范文10篇

陶艺范文篇1

烈汉总是积极探索，自辟蹊径，开拓自己的陶艺创作之路。法国学者丹纳说过艺术是花，她长在不同的土壤、气候、水气之中，因而有不同的形态和风格。烈汉生于南方，求学于南北，做过南方景德镇青花、粉彩，但在北京这几年，他直接用邯郸的大缸泥制陶艺，却是一种实在、有考虑的选择。近年来，因艺术市场和社会爱好风尚的转变，大家都在做一些光亮而悦人眼目的东西，但对一些不那么光亮、甚至有些土味的东西，比如“质朴”、“民间”的东西似乎做得越来越少。而烈汉的取材，虽是最“质朴”、“民间”的材料，表现的方法也多用原始的泥条盘筑法，却用最原始的材质，加以最简朴的造型来表达最丰富、最本质的情感，把自然的特征和人的特征尽情表现出来，把艺术形态与表现技巧结合起来，展现了中国陶艺在当展的新风范。

烈汉的陶艺，从取材到立意都是超脱于市场的。他很少考虑这些陶艺作品如何卖钱，如何取悦顾客，只求这些作品是“陶艺”自身一种极致“表现”。因而，烈汉可以做一些他自己认为的纯粹“陶艺”。这不能视为一种自娱自乐，而应该视为一种挑战陶艺表现极限的艰苦劳动，而这种劳动又是认真的、严谨的。而这些认真、严谨的创作一旦出炉，成为物质的外现时，这种转换也是烈汉的快乐之一。

烈汉用大缸泥，就是想充分发挥这些灰乎乎的泥料、细腻而粗犷的特点，通过这种土得掉渣的泥土，表现陶性和泥性，使之成“器”，赋器以“境”，表现这泥性的气势和建构。比如其作品《斑驳的圆球》：在一个正圆的球体上展开不同的纹理构成，成为一种气势饱满，张力无限的物自体。这种外在的力量，由内圆核深处涌出，形成不同的层面构成。它使我联想到所有事物的结构。一层外壳既完成，又有新的内壳在转换，刚刚完成了一半，由六角型，这一完美的蜂窝结构在圆壶的中央，组成不规则的变化，从而造成不同层次、大小、形状、肌理的对比，而圆球本身的统一为惊人的和谐，题目“斑驳的圆球”却赋予这件作品的无穷意味。作品《方舟》，有意用一种不规则的扁圆组成。其稳重协调、又充满对比变化。“方舟”之名加深了这件作品多种意味，它意味着我们在苦难而绝望的世界，唯一救赎之路吗？

作品《赎》，用四面体砖，立体面以精细的写实手法浮雕一观音头像，却似现代少女的优美，肖像做得很秀美，很细腻，体现了他的严谨和理性。他从不马马虎虎、随意制作，代表了他的工艺观点。作品《南海一号》，取材于南海沉船水下考古的故事，却赋予了一个陶艺家的丰富联想。沉船的朽木与生动的游鱼相安无事，而朽木上的船篷、风帘微微卷起，又使人想到船在水上的情景。其朽木、船篷、风帘制作极为细致真实。肌理层次对比巧妙，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作品《恋人》又是同样的想法，两人面部和身体的构成，形成一组异国的情人情调，令人想起古代伟大文明巴比伦的覆灭。《明窗余韵》扁圆体镂空，颇似中国的扁壶却因镂空而变为空透的明窗，在体表用湿泥撒上干粉，其泥性裂纹丰富了作品的表面肌理。作品《盼》、《信心的守望》表现了作者幼时守候母亲回来的经历。《盼》中幼小的女孩与所立的巨大枯木构成了鲜明的反差，女孩的期盼之神态，与粗质的围巾、手牵的小羊都增加了作品的形象细节，带动了人们的联想。《盼》是一件形完意足的经典之作。作品《一刹那》、《鱼跃双耳扁瓶》、《逐》显示了作者用有限的材料表现无穷的动感的尝试，而在万物的运动过程中显示某些生命的本质性。用泥表现动感，它涉及到作者对于陶泥表现技巧的高度自信。作品《春天的犁》、《眼中的鱼》、《套磁》都表现了作者对鱼、苗木乃至意象的热忱。

作者熟悉各窑口的区域特质、特点、风格及差异，掌握了各种陶瓷材料的表现技巧和手法，又多次赴欧美、日韩采风，了解世界陶艺发展现状，从而把不同材质、窑口、地域和文化内涵以及他个人的切身体验和创作灵感融为一体，创造出集观赏性和装饰性、文化性与艺术性于一身的陶艺作品，从而也获得更宽广、自由的创作空间，他喜欢用泥条盘筑法，用条条、块块的泥条和泥团组成不同的泥性结构，赋予其作品以不同的内涵和象征意义。这种方式既体现了他在平面、立体构成方面的丰富学养，又体现了他在陶艺制作方面的严谨和理性。他认为国外欧美陶艺有个性、大胆、感情丰富，但过于随意。从这种认识之中也可见他对陶艺的态度。他把采风、构思、制作、造型、绘制到烧制都视为有机的过程，注重作品的丰富内涵和生命力，注重材质的开发和工艺的创新，他注重将立体构成的切割、镂空、穿插、组合等方法，用在他新近的陶艺创作中。

烈汉的成果也可谓惊人。2005年他陶瓷作品“采莲图”获“第二届北京工艺美术展”银奖。2006年作品“眼中的鱼”获“第八届全国陶瓷艺术创新与设计评比”铜奖。2006年作品“鱼跃双耳扁瓶”获“第二届中国现代工艺美术展”铜奖。2007年作品“踏雪寻梅”荣获“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银奖。2008年陶艺作品“恋人”荣获“中国陶瓷艺术作品展”优秀奖。2008年陶艺作品“恋人”获“江西景德镇第六届陶瓷艺术百花奖评比”二等奖。2008年陶艺作品“盼”获“香港首届紫荆花杯国际文化艺术博览会”金奖。2008年陶艺作品“信心的守望”获第九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国际艺术精品博览会2008“天工艺苑·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铜奖。2008年青花瓷“春、夏”获第九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国际艺术精品博览会2008“天工艺苑·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铜奖。2008年陶艺作品“恋人”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学会“2008年第43届国际陶艺大会”学术交流优秀作品奖。2008年陶瓷作品“采莲图”获北京“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精品大展”铜奖。1988年作品入选“香港景德镇陶瓷学院艺术作品展”。1989年作品入选“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作品展”。1993年作品“风范”、“返朴”入选“澳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作品展”。2000年作品“采莲图”、“小憩”、“晕彩”入选中国美术馆“清华大学国际陶艺交流作品展”。2001年作品“红马”入选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一届全国陶瓷艺术展”。他发表的作品，也遍及全国各大专业艺术刊物，如1988年第3期《中国陶瓷》杂志上发表陶艺作品“成熟”。1990年第1期《中国陶瓷》杂志上发表陶瓷挂盘“渡口”、“情”。1991年第3期《装饰》杂志发表陶艺作品“釉乐”，挂盘“渡口”。1992年第1期《装饰》杂志发表陶艺作品“莲池情趣”。1992年第1期《艺术生活》杂志发表陶瓷首饰作品20余件。1994年第10期《美术》杂志发表陶艺作品“采连图”、“小憩”、“映日莲花别样红”、“秋韵”。2000年《清华大学国际陶艺交流作品集》发表陶艺作品“采莲图”、“小憩”。2001年12月出版陶艺作品集《土与火》。……累累硕果不但没有使作者自满而止步，反而使他以更大的力量去征服一座座艺术的高峰，攀登得更高更远。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繁忙的工作之外，能始终保持着对陶艺的忠诚和执著的追求，他用刻刀、泥料和双手，塑造了一个闪耀着激情、灵感、智慧及创造的陶艺世界，熊熊的火焰熔铸了陈烈汉充满坎坷、又不断升华的“陶艺人生”。

陶艺作品清单：

《方舟》：46×20×30厘米。

《赎》：36×16×55厘米。

《南海一号》：59×15×30厘米

《恋人》：32×12×66厘米

《明窗余韵》：45×16×49厘米。

《盼》：59×13×32厘米。

《一刹那》：64×19×47厘米。

《信心的守望》：37×20×74厘米。

《春天的犁》：35×11×33厘米。

《眼中的鱼》：47×17×49厘米。

《套磁》：43×21×37厘米。

《鱼跃双耳扁瓶》：45×10×47厘米。

《老树根》：25×23×405厘米。

《日落》：23×19×29厘米。

《春天的化身》：42×12×39厘米。

陶艺范文篇2

尽管中国现代陶艺发展很快，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都与中国的独特国情密切相关，或者受传统的因素影响过大。在此，笔者对中国现代陶艺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对中国现代陶艺的发展有所裨益。

2陶艺作品的风格仍不够多样化

陶瓷本体作为一种表现媒介，没有什么不可表现的。现代艺术中的种种风格、流派，如抽象表现主义、波普风格、超写实主义、具象风格、装置风格、极少主义、怪诞主义等，在陶艺领域都可以得到体现。有很多陶艺家仍然仅仅沿用原有的“实用”、“装饰”手法，仍然沿用传统陶瓷语言样式，缺少对陶瓷造型的把握或理解，缺少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表达自我的感受。象在景德镇，釉中、釉下、釉上是主流，现代陶艺仍然是以画为主，有很多陶艺家只懂临摹古董。有些人还没有把陶艺作为现代艺术中独有的语言与媒体，观念仍然停留在产品设计上，尽管很多陶艺家已经有了现代设计的意识，但这一观念终究不能取代现代艺术的观念。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习一下西方，在西方，无论是材质范围﹑工艺手段﹑形式语言和个体精神，还是对材料非单纯可视性和在公共环境中的运用等方面，都大大地超出了陶瓷艺术的中国经验。中国的现代陶艺转型较迟，所经历时间较短，还没有建立起较完整的观念，而且没有较现代的技术支持以及教学和社会审美的跟进。中国陶艺一贯提倡向传统和民间学习，一直在传统的边缘徘徊，而这种对艺术传统的过度崇拜，也压抑了国人的思维和想象力。不过，我们从材质、工艺手段、形式语言等方面学习西方时，也不应该全部照搬西方，不然就会掉进别人成果的窠臼里。

真正的陶艺家必须亲身实验，找出适合自己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体验，这样才能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陶艺语言。一个有创造意识的陶艺家，只有善于用将来的眼光来审视传统与现代的陶艺创作现象，这个陶艺家才富有创造性，才不会重复别人已经走过的路。

3国内陶艺缺乏创造性

陶艺家应该尽可能以陶瓷为媒介，去表达自己所追求的某种精神或审美上的价值，放弃对物质性、实用性的追求，多一点强调精神价值和审美价值。有些陶艺家太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还是把现代陶艺当成工艺品，没有表现出现代人的理想、个性、情感心理、意识和审美价值，没有运用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意象等手法把陶艺视觉化，还没有把“器”转化为“艺”，还是把实用放在第一位上。对于陶瓷的材质、工艺手段、形式语言等方面没有把握好。从目前状况来看，强调形式、泥性、肌理、釉色美感仍是陶艺主流，作品的深度显得不足，基本还是在遵循陶瓷的工艺技法范围内进行。在我国，官方的界定还是将陶瓷划归入工艺品之列，或是工艺美术范畴，长期以来倡导的是实用、美观、经济的产品化要求。陶瓷审美的评判标准是严格、规矩、精美，中国的陶瓷艺术太受传统观念的束缚，还没有脱离实用的观念。在西方，陶艺已经较早地与实用陶瓷分离，形成独立的、纯粹的艺术形式，加上其良好的现代艺术环境，现代陶艺得到空前的发展，陶瓷材料的丰富表现性和创造性也得到充分的展现，而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应用和挖掘也由观念的更新推动了发展。许多中国陶艺人怀着“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的思路，从中国传统陶瓷艺术中寻找所谓的“本土化”风格。但在传统文化中，陶艺是作为工匠存在的，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古训使中国的文人雅士不屑与之为伍，造成了中国制陶缺少理论的指导，甚至以视觉造型上以及釉色上的完美无缺和复杂的装饰为追求目标。中国艺术教育一贯是技巧重于材料，功利重于游戏，缺少对材料的关注和放松的心态，这正是陶艺不可或缺的元素。不可否定，灵感之源是传统，传统是一块丰富的沃土，传统的价值随着时代的推移，表现出某种相对性，并显示出与时代同步的积极方面，就此而言，能不能“再发现”传统的价值，也是评价一个艺术家高下优劣的重要标准。

4现代陶艺未能引起普通大众的持续关注

中国艺术界对于现代陶艺的关注与讨论仍然较少。例如去年在景德镇举办的世界陶瓷博览会，参加的大多是搞陶艺的人，搞其它艺术门类的人甚至也很少参加，更不用说是普通大众。人们对于现代陶艺的概念还很模糊甚至有一种误解，认为陶艺仅仅是陶艺家的工作，不是普通人所能做的，缺乏对陶艺的关注。目前，中国虽然有些地方出现了陶艺热，在专业界，京城各大商场甚至办起了陶艺作坊，电视等媒体也纷纷介绍，但是也只是在某几个瓷区和都市中基础较好，也只能成为一种时尚和文化消费，是一种有钱人的游戏。总的来说，它的群众基础还是相当薄弱，没有培养出一个大范围的陶艺欣赏群体。与此同时，市场上大量粗制滥造的陶瓷制品大量充斥，也给许多群众造成了负面影响。造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是由于陶艺在我国有着太深厚的传统，因此无论是对于进行创作实践的艺术家还是理论工作者，实现陶艺的现代转型都是一件艰难而收效缓慢的工作；另一方面是陶艺一直以来都是以工艺品的身份而形成自给自足的圈子，很少与“纯艺术”拉上关系。

据资料介绍，陶艺教育在台湾的比例为：高等院校11%都设有陶艺课程，高中学校有8%、初中和小学有50～60%左右都设有陶艺教育课；而我们内地省份中陶艺教育推广最好的是深圳市，中、小学合在一起也只有3%的学校有此类课程。在美国各大院校里，陶艺总是被列为一个主要的专业。作为一种文化的普及，陶艺的培训项目在美国很多艺术中心里都有设置，在百姓的家庭里面也经常看到主人甚至是孩子们自己创作的陶艺作品，因此在美国，陶艺已是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种类。

我国陶瓷的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有着深厚的普及教育的基础和条件。陶艺教育是培养情操极好的课程，像日本的插花、茶道一样，人们可以从学习中受益良多。我国有如此深厚的基础和条件，却沦落到今天的局面，这与院校的陶艺教育几乎是零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不能不说是造成陶艺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对陶艺教育的忽视直接影响到我国陶艺在世界上的地位，我们应齐声呼吁陶艺普及教育的到来，迎接中国陶艺的新生。

5部分陶艺家缺乏较全面的艺术修养

在陶瓷艺术的创作中，艺术家是主体，他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文化水平等人格素质，以及他的生活实践范围、思想与情感的社会化程度、具体的人生体验等生存状态都对他的陶艺作品有影响。众所周知，艺术是相通的。但是有些陶艺家只是了解陶瓷这一种艺术，而对别的艺术种类不关心或不熟悉。其实，一个陶艺家可以从其它的艺术中寻找一些适合自己的手法并将其运用到陶艺创作中。有些陶艺家缺乏一定的文化素养，对社会不关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不够，仅仅是展现一种纯粹的形态；有些陶艺家静不下心来，对陶艺自身语言的一些规律没有把握好，浮躁、不扎实，创作心态没有把握好；有些陶艺家与外界交流不够、较闭塞，没有掌握一定的信息量，另外与外国同行的联系也比较少，以上这些问题严重影响陶艺家的创作。现代陶艺也如同绘画、雕塑、装饰等现代艺术形态，是全方位地向当代文化展开的一门艺术。当代优秀的陶艺家应该深刻地掌握陶艺的特性，培养现代意识，以积极参与当代文化的势态，把中国陶艺推到现代艺术的前台。在此，一方面要求陶艺家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位置，调整陶艺家与公众的关系，更多地走向社会；另一方面，陶艺在创作上应该走向开放，将陶艺家和公众的界限变小。真正的陶艺家应该积极参与展览、研讨会，与群众打成一片，不应该孤芳自赏。另外必须要勤奋，与世界上许多陶艺大师相比，有些中国陶艺家还表现得不够。

纵然艺术家的“主体性”是有限的，但是任何一种艺术形式没有什么不可表现的内容与形式，一般来说，艺术本体价值的实现，就是对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的一种贡献。所有的陶艺家都应该注重自己本身的修养，实现本体价值的艺术便是真正的艺术，因为它能帮助人们从精神上超越现实。

6陶艺理论的构建没有跟上陶艺创作的进程

陶艺理论的构建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又缺乏平衡。陶艺创作发展很快，日新月异，而理论方面却发展缓慢，没有对陶艺的创作起到指导的作用。目前的陶瓷理论把研究重点仅仅放在了实物史料的搜集与专题研究上面。现代陶艺的理论与批评几乎没有，陶艺界甚至整个艺术界对于“现代陶艺”的一些基本问题仍然含糊不清。现代陶瓷理论在逻辑上没有较为完整的理论文字，批评上有时能见到一些文章，但是大多是将陶瓷的学科批评作为陶瓷的历史评论和文化批评，缺乏对陶艺理论建设的高见。有很多陶艺书籍只是介绍一些作品，没有涉及到理论方面，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的思维。“现代陶艺”的概念问题，因为有沉重而丰厚的陶瓷传统作为对应物，概念问题就已不单纯是一个名词的辨析，而是一种根本性观念的选择，可是今天陶艺家在谈论它的时候，仍然说不明白；再如陶艺中的“设计”和“装饰”问题，又牵扯到实用和非实用性的争议等，这些瓶颈，成为制约近十几年来中国现代陶艺整体水平无法提高的问题。有些陶艺理论大多只是介绍陶瓷成形的技法，或只是介绍一些好的作品，没有教人从心底激发对陶瓷艺术的热爱。陶艺理论应该指导人注重陶艺的品质，使大家对陶艺语言的探索、语言的规范形成一种共识，在本民族的基础上，把陶艺向前推进，充分体现中国人的情感和情趣，使作品的语言更简练，去掉那些粗野、浮躁、哗众取宠，以及急功近利的想法。

7结束语

尽管现代陶艺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但不可否认，中国现代陶艺发展的时间不长、风格样式也不成熟，更没有形成人数可观的高水平创作队伍。面对现代陶艺的发展现状，陶艺家们还有许多扎实的工作要做，抛开浮躁，纳入新生力量，在继承、延伸基础上真正做到创新与突破，达到质的飞跃，走上与世界艺术同步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中国陶瓷工业专辑.2004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艺术教育大会论文集[C].2004,6

2杭间.语焉不详的中国“现代陶艺”[J].文艺研究,2003,1

3陈淞贤.陶艺的当代风格[J].新美术，1989,2

4范迪安.演泽泥性——中国当代青年陶艺家学术邀请展作品集[M].广东美术馆,2000,3

5孙振华.传统资源与公共空间·千年之烧——佛山陶艺走进新纪元文献图集[M].2001

陶艺范文篇3

严格来说，中国现代陶艺的发展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具有丰厚而悠久的陶瓷文化历史，并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我们不光有辽阔的疆土所提供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有上千年的制陶历史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更有民族文化传递给我们的精神滋养，其中更为珍贵的是先民对陶瓷物质特性和人文品格的深透而独特的理解与把握。这一切，为中国现代陶艺的发展以及人们接受这种发展提供了广泛而深厚的基础。同时，1999年以来，密集的展览和活动使中外陶艺家有了更广阔的交流和展示的平台，大大提高了中国现代陶艺的总体水平。

尽管中国现代陶艺发展很快，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都与中国的独特国情密切相关，或者受传统的因素影响过大。在此，笔者对中国现代陶艺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对中国现代陶艺的发展有所裨益。

2.陶艺作品的风格仍不够多样化

陶瓷本体作为一种表现媒介，没有什么不可表现的。现代艺术中的种种风格、流派，如抽象表现主义、波普风格、超写实主义、具象风格、装置风格、极少主义、怪诞主义等，在陶艺领域都可以得到体现。有很多陶艺家仍然仅仅沿用原有的“实用”、“装饰”手法，仍然沿用传统陶瓷语言样式，缺少对陶瓷造型的把握或理解，缺少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表达自我的感受。象在景德镇，釉中、釉下、釉上是主流，现代陶艺仍然是以画为主，有很多陶艺家只懂临摹古董。有些人还没有把陶艺作为现代艺术中独有的语言与媒体，观念仍然停留在产品设计上，尽管很多陶艺家已经有了现代设计的意识，但这一观念终究不能取代现代艺术的观念。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习一下西方，在西方，无论是材质范围﹑工艺手段﹑形式语言和个体精神，还是对材料非单纯可视性和在公共环境中的运用等方面，都大大地超出了陶瓷艺术的中国经验。中国的现代陶艺转型较迟，所经历时间较短，还没有建立起较完整的观念，而且没有较现代的技术支持以及教学和社会审美的跟进。中国陶艺一贯提倡向传统和民间学习，一直在传统的边缘徘徊，而这种对艺术传统的过度崇拜，也压抑了国人的思维和想象力。不过，我们从材质、工艺手段、形式语言等方面学习西方时，也不应该全部照搬西方，不然就会掉进别人成果的窠臼里。

真正的陶艺家必须亲身实验，找出适合自己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体验，这样才能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陶艺语言。一个有创造意识的陶艺家，只有善于用将来的眼光来审视传统与现代的陶艺创作现象，这个陶艺家才富有创造性，才不会重复别人已经走过的路。

3.国内陶艺缺乏创造性

陶艺家应该尽可能以陶瓷为媒介，去表达自己所追求的某种精神或审美上的价值，放弃对物质性、实用性的追求，多一点强调精神价值和审美价值。有些陶艺家太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还是把现代陶艺当成工艺品，没有表现出现代人的理想、个性、情感心理、意识和审美价值，没有运用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意象等手法把陶艺视觉化，还没有把“器”转化为“艺”，还是把实用放在第一位上。对于陶瓷的材质、工艺手段、形式语言等方面没有把握好。从目前状况来看，强调形式、泥性、肌理、釉色美感仍是陶艺主流，作品的深度显得不足，基本还是在遵循陶瓷的工艺技法范围内进行。在我国，官方的界定还是将陶瓷划归入工艺品之列，或是工艺美术范畴，长期以来倡导的是实用、美观、经济的产品化要求。陶瓷审美的评判标准是严格、规矩、精美，中国的陶瓷艺术太受传统观念的束缚，还没有脱离实用的观念。在西方，陶艺已经较早地与实用陶瓷分离，形成独立的、纯粹的艺术形式，加上其良好的现代艺术环境，现代陶艺得到空前的发展，陶瓷材料的丰富表现性和创造性也得到充分的展现，而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应用和挖掘也由观念的更新推动了发展。许多中国陶艺人怀着“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的思路，从中国传统陶瓷艺术中寻找所谓的“本土化”风格。但在传统文化中，陶艺是作为工匠存在的，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古训使中国的文人雅士不屑与之为伍，造成了中国制陶缺少理论的指导，甚至以视觉造型上以及釉色上的完美无缺和复杂的装饰为追求目标。中国艺术教育一贯是技巧重于材料，功利重于游戏，缺少对材料的关注和放松的心态，这正是陶艺不可或缺的元素。不可否定，灵感之源是传统，传统是一块丰富的沃土，传统的价值随着时代的推移，表现出某种相对性，并显示出与时代同步的积极方面，就此而言，能不能“再发现”传统的价值，也是评价一个艺术家高下优劣的重要标准。

4.现代陶艺未能引起普通大众的持续关注

中国艺术界对于现代陶艺的关注与讨论仍然较少。例如去年在景德镇举办的世界陶瓷博览会，参加的大多是搞陶艺的人，搞其它艺术门类的人甚至也很少参加，更不用说是普通大众。人们对于现代陶艺的概念还很模糊甚至有一种误解，认为陶艺仅仅是陶艺家的工作，不是普通人所能做的，缺乏对陶艺的关注。目前，中国虽然有些地方出现了陶艺热，在专业界，京城各大商场甚至办起了陶艺作坊，电视等媒体也纷纷介绍，但是也只是在某几个瓷区和都市中基础较好，也只能成为一种时尚和文化消费，是一种有钱人的游戏。总的来说，它的群众基础还是相当薄弱，没有培养出一个大范围的陶艺欣赏群体。与此同时，市场上大量粗制滥造的陶瓷制品大量充斥，也给许多群众造成了负面影响。造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是由于陶艺在我国有着太深厚的传统，因此无论是对于进行创作实践的艺术家还是理论工作者，实现陶艺的现代转型都是一件艰难而收效缓慢的工作；另一方面是陶艺一直以来都是以工艺品的身份而形成自给自足的圈子，很少与“纯艺术”拉上关系。

据资料介绍，陶艺教育在台湾的比例为：高等院校11%都设有陶艺课程，高中学校有8%、初中和小学有50～60%左右都设有陶艺教育课；而我们内地省份中陶艺教育推广最好的是深圳市，中、小学合在一起也只有3%的学校有此类课程。在美国各大院校里，陶艺总是被列为一个主要的专业。作为一种文化的普及，陶艺的培训项目在美国很多艺术中心里都有设置，在百姓的家庭里面也经常看到主人甚至是孩子们自己创作的陶艺作品，因此在美国，陶艺已是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种类。

我国陶瓷的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有着深厚的普及教育的基础和条件。陶艺教育是培养情操极好的课程，像日本的插花、茶道一样，人们可以从学习中受益良多。我国有如此深厚的基础和条件，却沦落到今天的局面，这与院校的陶艺教育几乎是零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不能不说是造成陶艺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对陶艺教育的忽视直接影响到我国陶艺在世界上的地位，我们应齐声呼吁陶艺普及教育的到来，迎接中国陶艺的新生。

5.部分陶艺家缺乏较全面的艺术修养

在陶瓷艺术的创作中，艺术家是主体，他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文化水平等人格素质，以及他的生活实践范围、思想与情感的社会化程度、具体的人生体验等生存状态都对他的陶艺作品有影响。众所周知，艺术是相通的。但是有些陶艺家只是了解陶瓷这一种艺术，而对别的艺术种类不关心或不熟悉。其实，一个陶艺家可以从其它的艺术中寻找一些适合自己的手法并将其运用到陶艺创作中。有些陶艺家缺乏一定的文化素养，对社会不关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不够，仅仅是展现一种纯粹的形态；有些陶艺家静不下心来，对陶艺自身语言的一些规律没有把握好，浮躁、不扎实，创作心态没有把握好；有些陶艺家与外界交流不够、较闭塞，没有掌握一定的信息量，另外与外国同行的联系也比较少，以上这些问题严重影响陶艺家的创作。现代陶艺也如同绘画、雕塑、装饰等现代艺术形态，是全方位地向当代文化展开的一门艺术。当代优秀的陶艺家应该深刻地掌握陶艺的特性，培养现代意识，以积极参与当代文化的势态，把中国陶艺推到现代艺术的前台。在此，一方面要求陶艺家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位置，调整陶艺家与公众的关系，更多地走向社会；另一方面，陶艺在创作上应该走向开放，将陶艺家和公众的界限变小。真正的陶艺家应该积极参与展览、研讨会，与群众打成一片，不应该孤芳自赏。另外必须要勤奋，与世界上许多陶艺大师相比，有些中国陶艺家还表现得不够。

纵然艺术家的“主体性”是有限的，但是任何一种艺术形式没有什么不可表现的内容与形式，一般来说，艺术本体价值的实现，就是对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的一种贡献。所有的陶艺家都应该注重自己本身的修养，实现本体价值的艺术便是真正的艺术，因为它能帮助人们从精神上超越现实。

6.陶艺理论的构建没有跟上陶艺创作的进程

陶艺理论的构建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又缺乏平衡。陶艺创作发展很快，日新月异，而理论方面却发展缓慢，没有对陶艺的创作起到指导的作用。目前的陶瓷理论把研究重点仅仅放在了实物史料的搜集与专题研究上面。现代陶艺的理论与批评几乎没有，陶艺界甚至整个艺术界对于“现代陶艺”的一些基本问题仍然含糊不清。现代陶瓷理论在逻辑上没有较为完整的理论文字，批评上有时能见到一些文章，但是大多是将陶瓷的学科批评作为陶瓷的历史评论和文化批评，缺乏对陶艺理论建设的高见。有很多陶艺书籍只是介绍一些作品，没有涉及到理论方面，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的思维。“现代陶艺”的概念问题，因为有沉重而丰厚的陶瓷传统作为对应物，概念问题就已不单纯是一个名词的辨析，而是一种根本性观念的选择，可是今天陶艺家在谈论它的时候，仍然说不明白；再如陶艺中的“设计”和“装饰”问题，又牵扯到实用和非实用性的争议等，这些瓶颈，成为制约近十几年来中国现代陶艺整体水平无法提高的问题。有些陶艺理论大多只是介绍陶瓷成形的技法，或只是介绍一些好的作品，没有教人从心底激发对陶瓷艺术的热爱。陶艺理论应该指导人注重陶艺的品质，使大家对陶艺语言的探索、语言的规范形成一种共识，在本民族的基础上，把陶艺向前推进，充分体现中国人的情感和情趣，使作品的语言更简练，去掉那些粗野、浮躁、哗众取宠，以及急功近利的想法。

陶艺范文篇4

关键词：构成艺术几何抽象现代陶艺精神土壤

一、现代陶艺之概念

中国素来以“瓷国”著称，具有悠久的陶瓷文化历史，对世界的陶瓷艺术做出过杰出的贡献。但正是由于这种极为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根植于国人心中的陶瓷审美模式拖延了中国现代陶艺的萌芽时间，忽略了世界范围内新兴的现代陶艺审美观念，而一些西方国家，如英美和日本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便开始了近现代陶艺的起步和不断发展。

现代陶艺以其内在的张力、实验性、具象和非具象性的形式美感来承载当代文化精神，是现代人远离城市的喧嚣和冷漠、回归自然的一种最好方式。就现代陶艺的观点来看，陶和瓷都只是媒材，现代陶艺并不泛指所有的陶和瓷的艺术。现代陶艺是艺术家借助陶瓷材料，或是以陶瓷材料为主要创作媒介，远离传统实用性质的观照是，表现现代人的思想个性、情感、心理意识和审美价值的作品形式。它有最重要的两点：一是作为精神性的表现媒体而存在，精神属性是主要特征；二是表现手法技巧不拘一格，造成极丰富而随机的视觉效果，超越传统的技术标准，拓展全新的表现领域。

这些也正是构成艺术在现代陶艺中得以运用的契机。而且艺术本身无疆界，一种风格或主义的确立，必将影响当时一切与艺术相关的领域。正如抽象表现主义对建筑、服装、平面设计等的冲击。陶艺界也就不可避免地迎来了抽象艺术在其界内的发展，立体主义大师毕加索加入陶艺作品创作，从而开启了抽象艺术运用之先河。

二、何谓构成——几何抽象

对于构成，并不单纯指三大构成的知识，它的触角可以涉及到艺术的各个领域。如果非要加个定义，那么所谓构成，就是组装，即把设计中诸要素像机器零件那样，按照美的法则进行组装，形成一个新的适合需要的艺术作品。而直观一点说，就是几何抽象的艺术。

三、解读几何抽象与现代陶艺的融合

顺着构成艺术即几何抽象艺术的发展脉络，去探寻现代陶艺的变化，通过拜读现代陶艺家们的作品，可以从中体味抽象艺术渗透的魅力，窥探现代陶艺是怎样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中接纳和吸收了抽象艺术，从而开启了现代陶艺由具象或实用到抽象或非实用的转换。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艺术观念处于大变革时期，反传统、追求艺术的独立性与纯粹性的运动风起云涌。而立体主义的丰碑人物毕加索更是致力于从描绘自然具体形象向抽象化形象的转化，从他的陶艺作品中便可见一斑。分解与重组，不同视点的并置都是立体主义理念为陶艺注入的新鲜血液。立体主义的理念被他直接运用到陶艺的创作上，陶盘、陶器都只是画布的替代品。虽然在陶艺语言上毕加索还没走向深入，但这种直接的挪用或者甚至说玩票性质的举措却为现代陶艺揭开了新的篇章，是对现代陶艺家们抛开传统束缚探讨新的陶艺语言最早的启发，开始了陶瓷艺术对实用器具背离的萌芽。

上世纪20至30年代是几何抽象艺术的感觉性表现的发现期。1931年，法国成立“抽象一创作”的艺术团体，推动了与自然完全断裂的几何造型艺术的发展，并在1936年把几何造型表现的艺术命名为“具体艺术”。在陶艺界，我们看到的是以美国的彼得·沃克思为首的抽象表现主义风格的兴起。他主张陶艺创作中即兴、自由的发挥，将黏土作为表现情感的载体，随意地叠、刮、戳、压。背离传统，彻底放弃了以往的造型完整和传统工艺技巧美感。甚至，他在作品上总是有意无意留下产生的瑕疵、开裂和斑孔，一目了然地记录着作品创作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沃克思用于表述隐喻及记载人与水、火、土的交流和联系的重要手段。没有具象，只有抽象表达，正是先锋派艺术家在陶艺领域对构成艺术的最好回应。陶瓷艺术开始了真正的对于传统的反叛，一切实用的器具已失去意义，几何抽象的表达方式为现代陶艺揭开了新的篇章！

上世纪60至70年代是几何抽象艺术的成熟期，同时也是极少主义成为具有绝对统治地位的艺术流派的时代。在陶艺界,与之相呼应的是极限主义的崛起。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布瑞斯·梅森和西班牙的恩瑞特·梅斯特。极限主义需要一套严格的成型工艺技法的支撑，但这并不妨碍陶艺家们对黏土的抽象表现。理性、简洁是其根本。极限主义陶艺家的作品通常采用一种预先构想的理智方式，根据数学体系、几何图形的一些理念来对烧成品进行艺术创作。而真正将这种风格发展得比较好的是布瑞斯·梅森。他的巨大的“+”字型雕塑，尽显气派和庄重；西班牙的恩瑞特是极限主义的又一典范。他的作品造型结构严谨，棱角的平直转折犹如刀切，是严格意义上的硬边风格，精心设计又使其具有精妙的比例尺度，把构成因素发挥得可谓是淋漓尽致。

而极少主义的另一端则是被称为集合主义的构成艺术。艺术家们利用现代材料和“现成物”为素材，提倡基于“单个间的关系”来把握世界。以很多数量相同或相似的作品集聚在一起，经过理性的形式化的组合，使之构成了另一崭新的巨大的艺术形式。

“装置风格”则是“集合艺术”在陶艺领域的又一体现，是陶艺家对单件陶艺或非场域性的作品，在情感观念和视觉艺术氛围整体表达上的乏力和不足的必然选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堆积或叠加，而需要考虑的除了作品本身的材料、色泽、形态，还包括与作品共生的环境的因素，诸如灯光、布局等。日本的三岛喜美代是这方面的灵魂人物。她擅长布置场面巨大的、极具震撼力的展览作品。其作品甚至超越了普通装置艺术所展示的视觉和观念的范畴。她对材料质感具有敏锐的把握力。报纸书籍、纸箱的酷似，垃圾方体的逼真，都让她的作品无懈可击。而当多个单位造型组成一个巨大的集合体时，自然地产生了一定的造型扩张性，环绕着一股内在的力量，似乎有一种可视的运动存在。陶土的可塑性和亲和性则更将它的视觉冲击力提升到了极致。

在陶艺这一领域，构成艺术的痕迹还可一一探寻。像日本的八木一夫——陶艺界的泰斗，他的许多作品表现与象征并存。他不断将自己融入黏土之中，感知黏土与生命深处的渊源。这种纯粹的方式和净化的结果让人从他的作品中感到如宗教符咒般的昭示。在《我的自述传》中，他说：“如果要忠实地服从自己的心情创造，应该脱离传统陶瓷工艺过程。(转第97页）(接第113页）我想现代人的心理情感这个世界，如果用古文来陈述，怎么也表达不了。根据这些想法，我走向了所谓超现实立体造型，从此我可以自由自在的自我展开了。”正是这样，他的作品《萨姆先生的散步》将陶艺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同时也是对构成艺术作了最好的诠释。

而在陶艺创作中，只单纯追求形式美感、讲究比例尺度重理性的作品也不少见。有的将对象进行分裂、破坏、拆散，然后根据需要进行重构和组合，有的更直接将二维的构成因子注入到立体造型中去，这里便不再列举了。

结语

艺术是相互融会贯通的，现代几何抽象艺术在世界美术史中虽然只踞于一种艺术类型的位置，但在现代设计史中却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因为有了印象派、立体主义到抽象主义等各种艺术发展的脉络，才有了现代陶艺由具象到抽象、由实用到纯粹艺术的转变。现代构成艺术的历史从某一方面来讲，也是陶艺由传统到现代的变迁史。

总之，纵观现代构成艺术和陶艺的发展、抽象艺术的概念和语言，随着年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逐渐渗透到陶艺的每一块领域。通过摆脱传统，从单纯的抽象走向了多元化、综合性的陶艺制作。不只对泥土自身特性的挖掘，还采用多种现代手法，加强高科技与泥土的对话，创造出土与火、土与自然、土与人的心灵相融合的艺术。其中构成艺术始终是现代陶艺不可逃离和最眷恋的精神土壤。

参考文献：

[1]白明编著．世界现代陶艺概览．江西美术出版社．

[2]白明编著．外国当代陶艺博览．江西美术出版社．

[3]许以祺主编．陶艺家通讯．

[4]世界构成艺术100年．

[5]（美）阿纳森著．西方现代艺术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陶艺范文篇5

关键词：粤剧陶艺瓦脊公仔

多年来，专家学者对粤剧和佛山石湾陶塑艺术研究与探讨的有关论文、专著为数不少，这些论著分别对粤剧和石湾陶塑艺术成就有过精辟的论断。但对粤剧影响下的佛山石湾陶塑艺术相互影响的渊源关系的论述甚少。佛山是粤剧的发源地，也是陶塑艺术之乡。粤剧与陶瓷作为佛山两大本土文化，都有着较高的技术和艺术。它们不仅给佛山带来不可估量的经济价值，而且一直熏陶着佛山人的精神、情趣和审美等，并且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影响。

粤剧与佛山的渊源

粤剧，又称广东大戏、广府戏等，诞生于明朝中期。明朝开始，受“外江戏”之影响较大，最盛行的外江戏班是安徽的徽州班和湖北的汉剧班，粤剧唱腔的二黄、梆子、西皮与汉剧的很相似。即为此故，广东本地人组织的戏班出现了，而当时上演的仍是“外江戏”，其中有些较具规模的戏班还雇下一艘大船，顺着河道走南闯北，在各处演戏，演员宿舍、器材布景就在船上，这些戏船多漆上红油以作记认，又称“红船”。正是这些戏班拉开了粤剧发展史的序幕。粤剧正是汇聚了诸腔之长，并吸收广东当地的各种声腔曲调发展而成。因此听起来既有梆子腔的古朴高亢，又有昆山腔的典雅深沉；既有皮黄腔的流畅苍劲，又有广东乐曲的轻盈俏丽，数百年来一直是本地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佛山是粤剧的发源地。佛山“琼花会馆”建于明代中叶，是最早的粤剧行业组织。至今，粤剧行内仍有“未有八和，先有吉庆，未有吉庆，先有琼花”之说。明代，佛山民间演戏活动繁盛，本地戏班相继出现。嘉靖年间，建立了戏行会馆，称为琼花会馆，馆址设在佛山大基尾，因供奉戏行祖师“华光”，故又称之为“琼花宫”，为本地戏班艺伶排练、教习、切磋艺术之地，也是当时戏班管理的机构。在会馆附近的水涉头边立下一石碑，上刻“琼花水涉”四字。艺伶在水涉上落戏箱，乘船到各地演出。琼花会馆的出现，说明佛山已成为当时粤剧发展的中心。

清朝，佛山戏剧活动相当兴盛，因不断吸收广东音乐、民谣曲律，改用粤语演唱，融入南派武术，使用大锣、大鼓、大笛、喉管，形成了生动传神、语言通俗、声腔独特、武打新奇的风格，是群众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一大地方剧种。粤剧戏班以红船做交通工具巡回演出，故粤剧艺人又被称为“红船子弟”。据记载，当时佛山镇方圆十数里之地已有大小戏台30余个。清代有这样一首竹枝词：“梨园歌舞赛繁华，一带红船泊晚沙，但到年年天贶节，万人围住看琼花。”可见当时粤剧活动之盛。粤剧经过数百年兼收并蓄，不但流行于粤、桂、港、澳、台地区，并随着粤籍侨民散居各地，传播到美洲、澳洲、欧洲、非洲，成为海外拥有最多观众和最有影响力的剧种之一，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佛山粤剧枝繁叶茂。粤剧在民间的演出不绝如缕，榕树下、公园里、文化站中，随处可听到人们的唱和；走在大街小巷，也常有广东小曲把你的耳朵叫醒，那是轻快愉悦的《荔枝颂》，那是传唱不衰的《帝女花》，那是气势高昂的《步步高》……据了解，佛山目前有正式名称的私伙局206个，加上居民家庭中无名无姓的，私伙局数

量已超过400个。粤剧至今还是佛山市井文化中最重要的形式。

粤剧对瓦脊公仔的影响

瓦脊陶塑，又叫“花脊”，它是专门用于屋脊建筑装饰上的，故称“瓦脊”。采用陶塑人物、动物、花卉进行装饰，体现了岭南民间建筑装饰的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由于它的题材常以某一些故事或戏曲为内容，一些规模较大的瓦脊往往像长卷国画一样，展现故事的主题情节，或由若干出折子戏的故事片内容联合组成整条瓦脊陶塑。这类如连环画般的陶塑长卷，需要若干甚至数百人物雕像，以瓦脊为舞台，以陶塑人物为“演员”，才能组成整条陶塑瓦脊。屋脊建筑装饰上，有单面和双面瓦脊，安放于屋顶正脊的多为双面，一般正反的题材是不一样的。单面的多安放于看（眉）脊上。而“瓦脊公仔”的创始人是康熙年间的石湾著名陶艺家文如壁，技艺精湛，作品为大众所喜爱。后来其子孙继承其艺，将大批历史、戏曲、传说故事人物搬上瓦脊，使陶塑的品种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石湾人喜爱粤剧并熟识粤剧。上了年纪的石湾人每谈到粤剧都津津乐道，从事陶艺的人对于粤剧有着浓烈兴趣，他们当中有些师傅善于研究粤剧舞台上的表演技法。石湾人对戏剧中的历史故事和神话故事很熟悉，对于剧中出现的人物各种行当、台步、情节、扮相都心中有数，可见石湾人与粤剧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诚然，粤剧对佛山陶瓷最明显的影响就是石湾的“瓦脊公仔”。是一种高浮雕艺术，把高浮雕陶塑装置于屋顶瓦脊的宽面中，是一种风格独特的艺术装饰。石湾艺人将粤剧连台大戏的故事、人物移动到瓦脊的宽面，由动的表演艺术变为静的高浮雕艺术，这是它的主要特色。人们看到装置在瓦脊上的人物故事，表现出明丽纷繁的色彩，衬托着脊梁高耸、檐牙凌空的建筑物更显其雄伟壮观的气魄。我国南方气候潮湿、高温多雨，经过高温烧制的瓦脊，耐高温、抗腐蚀、不怕热胀冷缩，久经风雨依然色彩明丽。然而，作为建筑装饰的“瓦脊公仔”，突出其鲜明性和耐久性特色，也成为陶塑建筑高浮雕艺术装饰而备受尊崇的原因。“瓦脊公仔”高峙在屋顶上，一节一节连接砌成。所有大小人物、动物都一定向前倾斜，让下面观赏者抬头仰望恰好成为平面相对的视角，一目了然看得清楚。各种作品所处的空间上下、位置的高低、尺寸的比例也有所不同。各种飞禽走兽翱翔漫游，奔驰腾跃，栩栩如生。各类花卉小草绚丽缤纷。它们上下堆叠，左右摩接，层次分明，互相呼应，连缀成为一个艺术整体。

著名的古建筑佛山祖庙、广州陈家祠、罗浮山冲虚观的屋脊上都分别装上了石湾制造的人物瓦脊。这些“瓦脊公仔”，内容大多数取自粤剧中的题材、中国历史故事和神话故事。粤剧、人物脸谱及表演程式对石湾陶塑瓦脊的影响比较深，如《姜子牙封神》《穆桂英挂帅》等。民间故事《牛郎织女》之类的题材在陶塑艺术中也得到反映。在小小见方的瓦脊上，塑造的粤剧场面结构严谨，亭台楼阁布景逼真，如同在戏台上看到栩栩如生的人物一样，在鼓乐声中作精彩演出。这些“瓦脊公仔”都是分别在同治、光绪年间由文如壁、均玉等店家制造。这些陶塑也是粤剧舞台人物服装的真实写照，陶塑艺人对粤剧有深刻的了解，他们采取某些戏剧情节，捏制出穿着特定的戏服的人物轮廓。有的就请粤剧名艺人对泥塑人物服装表情身段进行鉴定，然后定型入窖烧制。精致生动的“瓦脊公仔”历来受粤剧观众的称赞。从“瓦脊公仔”可以看到粤剧服装造型的地方特色。当年的陶塑艺人不仅掌握高超的造型工艺本领，而且深刻了解粤剧的表演艺术。陶塑人物的戏装打扮，也严格遵守戏行规矩，有所谓的“宁穿破，不穿错”。扮相亦有种种区别：文武有别，善恶有别，贫富有别，贵贱有别，老少有别，番汉有别。帝王将相的打扮：蟒袍玉带，圆领阔袖，袍脚刺绣着水和云的图案，上身和两袖刺绣龙蟒花纹，有团龙蟒、大龙蟒和散龙蟒花纹。历史戏《斩黄袍》的赵匡胤及三国戏的曹操、刘备一般穿红色蟒。粤剧大都在胸前有所谓“护心镜”，用红、黄、蓝、白、绿五种颜色的扎带从胸前绕扎于后。这些粤剧服装造型都能从瓦脊陶塑看到。从瓦脊陶塑武将盔头额前看到有一小块圆形的头插装饰，称“结子”，粤剧大花面、二花面插圆圈空心的结子，不涂脸的角色插圆形呈蚬壳形的结子。瓦脊陶塑人物戏服的男披风、女披风，释道僧尼装，宫女装和梅香装等，现在舞台上用得仍较普遍。瓦脊陶塑女装有一种“竹叶肩”，现在舞台上已不多见了。粤剧风格的二花面、大花面和公脚等角色，在“瓦脊公仔”中表现得活灵活现、神气十足。

从“瓦脊公仔”人物也可看出广东刺绣戏服特色。虽然不直接表现各种色彩，但戏服的刺绣图案是丰富多样的，有佛山剪纸图案花开富贵、龙凤呈祥，广东刺绣图案如鸳鸯嬉荷和狮子滚球等。早在唐代兴起的广东刺绣是我国四大名绣之一。“瓦脊公仔”上的戏服图案，卷草蔓藤表现得流畅婉转，莲花莲瓣显示出清雅优美。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是纯洁无邪的寓意，故在戏服上描绘荷花莲叶的就很普遍。从“瓦脊公仔”看到的传统粤剧服装，和古老朴实的戏服图案，有着明显的地方特色，它倾注着前辈艺术家们巨大的辛勤劳动，闪烁着艺术智慧的火花。

“瓦脊公仔”不但塑造人物服饰、道具的表象形式，更注重神似的表达。如《杨家将》中的孟良、焦赞以武将、侠士形象出现，而杨六郎则以文武生的造型、番将以大花脸的身份塑出，不但鲜明突出、神态活现，而且使观赏者在欣赏时如同观赏粤剧《杨家将》演出时一样，审美情感随着剧情的发展变化而起伏，从而展开联想与再创造，得到美的感受和体验。此时观赏者不在乎人物形象的脸面、服饰是否合乎史实，人们的情感则重于陶塑人物形象的忠、奸之感情表达。而且以戏剧脸谱、服饰、道具，循表演艺术的动态架步进行塑造，会使陶塑“瓦脊公仔”更丰富多姿、辉煌艳丽，建筑美化的装饰效果更加强烈，气氛更为浓郁。

显然，石湾陶塑以粤剧、人物脸谱及表演程式为母题所创造的“瓦脊公仔”，更符合岭南人包括东南亚各地华侨同胞的审美体验与要求。从而形成了石湾“瓦脊公仔”的独特艺术风格：一是人物形象有较强的面谱化，二是“台步”明朗，三是吸收应用道具服饰。在“瓦脊公仔”中，通过贴捏等丰富技法的塑造，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再被艺术地展现出来，使服饰道具系统化，丰富多样而有条不紊。

粤剧对石湾陶塑公仔的影响

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改善与提高，石湾陶塑人物从屋脊建筑装饰上的“瓦脊公仔”为主逐渐走下屋顶到大众生活中来，使人物陶塑成为了案头观赏品。

粤剧对佛山陶瓷的影响比较明显的是石湾“陶塑公仔”。人物雕塑是石湾陶艺中最常见、产量最大的品种。石湾“陶塑公仔”在人物塑造上，造型生动传神，注重细致的刻画与雕琢，“衣纹繁复，线条流畅，表情传神”，人物面部多数不施釉料，使人物的表情更能体现出作者在雕塑时的手感。每件作品都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各种造型达到了“百物百形，千人千面”的艺术境界，较少雷同化，对物象的剖划细致入微，因此形象栩栩如生。自明清至今，历代艺人们塑造了数以百次的屈原、钟馗和关公的形象，面貌长相大同小异，各具特色，绝不相同。这是艺人们各自强调自己的艺术理解，形成自己风格，而不互相抄袭照搬的缘故。这种造型方法，正是石湾陶塑工艺的优良传统。粤剧与石湾人们的关系非常密切，自然就成为石湾陶塑的选择题材之一。如石湾陶塑人物中常见的醉酒人物有刘伶、毕卓、杨贵妃、史湘云、济公、曹国舅、武松打虎（或醉打将门神）等，但每个人物的个性都非常鲜明，让人一看即知道塑造的形象是谁：刘伶瘦削，神情飘逸而超然物外；毕卓胖态可掬，和蔼可亲；贵妃娇媚迷人；史湘云醉中也透出活泼与开朗；济公邋遢中透出机智与热心；曹国舅手执绰板、雍容大度；武松英勇刚烈等等。又如“八仙过海”也是许多艺人喜欢塑造的题材，但在每一件作品中，八位仙人除衣饰和手持的法宝不同外，各人的动作、表情也各不相同，个性显而易见，生动传神、富于动感。

2005年9月1日,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潘柏林在佛山祖庙万福台将限量作品“000号陆游像”,赠送给广东粤剧博物馆作永久收藏。这件陶塑艺术珍品中的陆游高50厘米，以素胎为基本色调，凸现了古朴凝重的神韵。其作品栩栩如生、内涵丰富、形神兼备、立意高远。此像一出，立即引起在场不少陶艺界人士的关注。潘柏林选择了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罗家宝先生扮演陆游的形象为创作原型，呈现了陶瓷与粤剧两大本土文化的成功融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梅文鼎认为，此像活灵活现地刻画出粤剧“虾腔”艺术一代宗师的神采与风范，将粤剧与陶塑的艺术精华共冶于一炉，从而使作品大气传神，极具视觉冲击力与艺术感染力。潘柏林说：“之所以我选择了罗老师这个舞台形象作为创作对象，首先，我自小喜欢粤剧，尤其是‘虾腔’，其独创一格的唱法和表演艺术有着很高的艺术造诣，由此我很敬重罗老师；其次是我想以一件最有代表性的创作来表现罗老师的艺术成就，所以我选择了他的舞台代表形象——陆游。这次创作完全是来自粤剧方面的灵感。”

可见粤剧对石湾陶塑艺术创作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陶塑公仔”的出现，造就了一批杰出的陶艺大师。同样，这些陶艺大师也创作了许多传世的“陶塑公仔”作品。

总之，粤剧和佛山石湾陶塑艺术经历了悠悠岁月的发展，成为岭南文化传统特质的、融汇了南粤民族审美情意和民族生活的特有艺术形式，积淀了深厚的经验，不但对岭南文化宝库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是对华夏文化的重大贡献。粤剧和陶塑艺术是佛山的两大本土文化。希望他们将来能更好地结合，更能体现佛山的特色。

参考文献：

林明体著.石湾陶塑艺术[M].广东人民出版社

陶艺范文篇6

关键词：粤剧陶艺瓦脊公仔

多年来，专家学者对粤剧和佛山石湾陶塑艺术研究与探讨的有关论文、专著为数不少，这些论著分别对粤剧和石湾陶塑艺术成就有过精辟的论断。但对粤剧影响下的佛山石湾陶塑艺术相互影响的渊源关系的论述甚少。佛山是粤剧的发源地，也是陶塑艺术之乡。粤剧与陶瓷作为佛山两大本土文化，都有着较高的技术和艺术。它们不仅给佛山带来不可估量的经济价值，而且一直熏陶着佛山人的精神、情趣和审美等，并且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影响。

粤剧与佛山的渊源

粤剧，又称广东大戏、广府戏等，诞生于明朝中期。明朝开始，受“外江戏”之影响较大，最盛行的外江戏班是安徽的徽州班和湖北的汉剧班，粤剧唱腔的二黄、梆子、西皮与汉剧的很相似。即为此故，广东本地人组织的戏班出现了，而当时上演的仍是“外江戏”，其中有些较具规模的戏班还雇下一艘大船，顺着河道走南闯北，在各处演戏，演员宿舍、器材布景就在船上，这些戏船多漆上红油以作记认，又称“红船”。正是这些戏班拉开了粤剧发展史的序幕。粤剧正是汇聚了诸腔之长，并吸收广东当地的各种声腔曲调发展而成。因此听起来既有梆子腔的古朴高亢，又有昆山腔的典雅深沉；既有皮黄腔的流畅苍劲，又有广东乐曲的轻盈俏丽，数百年来一直是本地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佛山是粤剧的发源地。佛山“琼花会馆”建于明代中叶，是最早的粤剧行业组织。至今，粤剧行内仍有“未有八和，先有吉庆，未有吉庆，先有琼花”之说。明代，佛山民间演戏活动繁盛，本地戏班相继出现。嘉靖年间，建立了戏行会馆，称为琼花会馆，馆址设在佛山大基尾，因供奉戏行祖师“华光”，故又称之为“琼花宫”，为本地戏班艺伶排练、教习、切磋艺术之地，也是当时戏班管理的机构。在会馆附近的水涉头边立下一石碑，上刻“琼花水涉”四字。艺伶在水涉上落戏箱，乘船到各地演出。琼花会馆的出现，说明佛山已成为当时粤剧发展的中心。

清朝，佛山戏剧活动相当兴盛，因不断吸收广东音乐、民谣曲律，改用粤语演唱，融入南派武术，使用大锣、大鼓、大笛、喉管，形成了生动传神、语言通俗、声腔独特、武打新奇的风格，是群众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一大地方剧种。粤剧戏班以红船做交通工具巡回演出，故粤剧艺人又被称为“红船子弟”。据记载，当时佛山镇方圆十数里之地已有大小戏台30余个。清代有这样一首竹枝词：“梨园歌舞赛繁华，一带红船泊晚沙，但到年年天贶节，万人围住看琼花。”可见当时粤剧活动之盛。粤剧经过数百年兼收并蓄，不但流行于粤、桂、港、澳、台地区，并随着粤籍侨民散居各地，传播到美洲、澳洲、欧洲、非洲，成为海外拥有最多观众和最有影响力的剧种之一，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佛山粤剧枝繁叶茂。粤剧在民间的演出不绝如缕，榕树下、公园里、文化站中，随处可听到人们的唱和；走在大街小巷，也常有广东小曲把你的耳朵叫醒，那是轻快愉悦的《荔枝颂》，那是传唱不衰的《帝女花》，那是气势高昂的《步步高》……据了解，佛山目前有正式名称的私伙局206个，加上居民家庭中无名无姓的，私伙局数

量已超过400个。粤剧至今还是佛山市井文化中最重要的形式。

粤剧对瓦脊公仔的影响

瓦脊陶塑，又叫“花脊”，它是专门用于屋脊建筑装饰上的，故称“瓦脊”。采用陶塑人物、动物、花卉进行装饰，体现了岭南民间建筑装饰的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由于它的题材常以某一些故事或戏曲为内容，一些规模较大的瓦脊往往像长卷国画一样，展现故事的主题情节，或由若干出折子戏的故事片内容联合组成整条瓦脊陶塑。这类如连环画般的陶塑长卷，需要若干甚至数百人物雕像，以瓦脊为舞台，以陶塑人物为“演员”，才能组成整条陶塑瓦脊。屋脊建筑装饰上，有单面和双面瓦脊，安放于屋顶正脊的多为双面，一般正反的题材是不一样的。单面的多安放于看（眉）脊上。而“瓦脊公仔”的创始人是康熙年间的石湾著名陶艺家文如壁，技艺精湛，作品为大众所喜爱。后来其子孙继承其艺，将大批历史、戏曲、传说故事人物搬上瓦脊，使陶塑的品种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石湾人喜爱粤剧并熟识粤剧。上了年纪的石湾人每谈到粤剧都津津乐道，从事陶艺的人对于粤剧有着浓烈兴趣，他们当中有些师傅善于研究粤剧舞台上的表演技法。石湾人对戏剧中的历史故事和神话故事很熟悉，对于剧中出现的人物各种行当、台步、情节、扮相都心中有数，可见石湾人与粤剧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诚然，粤剧对佛山陶瓷最明显的影响就是石湾的“瓦脊公仔”。是一种高浮雕艺术，把高浮雕陶塑装置于屋顶瓦脊的宽面中，是一种风格独特的艺术装饰。石湾艺人将粤剧连台大戏的故事、人物移动到瓦脊的宽面，由动的表演艺术变为静的高浮雕艺术，这是它的主要特色。人们看到装置在瓦脊上的人物故事，表现出明丽纷繁的色彩，衬托着脊梁高耸、檐牙凌空的建筑物更显其雄伟壮观的气魄。我国南方气候潮湿、高温多雨，经过高温烧制的瓦脊，耐高温、抗腐蚀、不怕热胀冷缩，久经风雨依然色彩明丽。然而，作为建筑装饰的“瓦脊公仔”，突出其鲜明性和耐久性特色，也成为陶塑建筑高浮雕艺术装饰而备受尊崇的原因。“瓦脊公仔”高峙在屋顶上，一节一节连接砌成。所有大小人物、动物都一定向前倾斜，让下面观赏者抬头仰望恰好成为平面相对的视角，一目了然看得清楚。各种作品所处的空间上下、位置的高低、尺寸的比例也有所不同。各种飞禽走兽翱翔漫游，奔驰腾跃，栩栩如生。各类花卉小草绚丽缤纷。它们上下堆叠，左右摩接，层次分明，互相呼应，连缀成为一个艺术整体。

著名的古建筑佛山祖庙、广州陈家祠、罗浮山冲虚观的屋脊上都分别装上了石湾制造的人物瓦脊。这些“瓦脊公仔”，内容大多数取自粤剧中的题材、中国历史故事和神话故事。粤剧、人物脸谱及表演程式对石湾陶塑瓦脊的影响比较深，如《姜子牙封神》《穆桂英挂帅》等。民间故事《牛郎织女》之类的题材在陶塑艺术中也得到反映。在小小见方的瓦脊上，塑造的粤剧场面结构严谨，亭台楼阁布景逼真，如同在戏台上看到栩栩如生的人物一样，在鼓乐声中作精彩演出。这些“瓦脊公仔”都是分别在同治、光绪年间由文如壁、均玉等店家制造。这些陶塑也是粤剧舞台人物服装的真实写照，陶塑艺人对粤剧有深刻的了解，他们采取某些戏剧情节，捏制出穿着特定的戏服的人物轮廓。有的就请粤剧名艺人对泥塑人物服装表情身段进行鉴定，然后定型入窖烧制。精致生动的“瓦脊公仔”历来受粤剧观众的称赞。从“瓦脊公仔”可以看到粤剧服装造型的地方特色。当年的陶塑艺人不仅掌握高超的造型工艺本领，而且深刻了解粤剧的表演艺术。陶塑人物的戏装打扮，也严格遵守戏行规矩，有所谓的“宁穿破，不穿错”。扮相亦有种种区别：文武有别，善恶有别，贫富有别，贵贱有别，老少有别，番汉有别。帝王将相的打扮：蟒袍玉带，圆领阔袖，袍脚刺绣着水和云的图案，上身和两袖刺绣龙蟒花纹，有团龙蟒、大龙蟒和散龙蟒花纹。历史戏《斩黄袍》的赵匡胤及三国戏的曹操、刘备一般穿红色蟒。粤剧大都在胸前有所谓“护心镜”，用红、黄、蓝、白、绿五种颜色的扎带从胸前绕扎于后。这些粤剧服装造型都能从瓦脊陶塑看到。从瓦脊陶塑武将盔头额前看到有一小块圆形的头插装饰，称“结子”，粤剧大花面、二花面插圆圈空心的结子，不涂脸的角色插圆形呈蚬壳形的结子。瓦脊陶塑人物戏服的男披风、女披风，释道僧尼装，宫女装和梅香装等，现在舞台上用得仍较普遍。瓦脊陶塑女装有一种“竹叶肩”，现在舞台上已不多见了。粤剧风格的二花面、大花面和公脚等角色，在“瓦脊公仔”中表现得活灵活现、神气十足。

从“瓦脊公仔”人物也可看出广东刺绣戏服特色。虽然不直接表现各种色彩，但戏服的刺绣图案是丰富多样的，有佛山剪纸图案花开富贵、龙凤呈祥，广东刺绣图案如鸳鸯嬉荷和狮子滚球等。早在唐代兴起的广东刺绣是我国四大名绣之一。“瓦脊公仔”上的戏服图案，卷草蔓藤表现得流畅婉转，莲花莲瓣显示出清雅优美。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是纯洁无邪的寓意，故在戏服上描绘荷花莲叶的就很普遍。从“瓦脊公仔”看到的传统粤剧服装，和古老朴实的戏服图案，有着明显的地方特色，它倾注着前辈艺术家们巨大的辛勤劳动，闪烁着艺术智慧的火花。

“瓦脊公仔”不但塑造人物服饰、道具的表象形式，更注重神似的表达。如《杨家将》中的孟良、焦赞以武将、侠士形象出现，而杨六郎则以文武生的造型、番将以大花脸的身份塑出，不但鲜明突出、神态活现，而且使观赏者在欣赏时如同观赏粤剧《杨家将》演出时一样，审美情感随着剧情的发展变化而起伏，从而展开联想与再创造，得到美的感受和体验。此时观赏者不在乎人物形象的脸面、服饰是否合乎史实，人们的情感则重于陶塑人物形象的忠、奸之感情表达。而且以戏剧脸谱、服饰、道具，循表演艺术的动态架步进行塑造，会使陶塑“瓦脊公仔”更丰富多姿、辉煌艳丽，建筑美化的装饰效果更加强烈，气氛更为浓郁。

显然，石湾陶塑以粤剧、人物脸谱及表演程式为母题所创造的“瓦脊公仔”，更符合岭南人包括东南亚各地华侨同胞的审美体验与要求。从而形成了石湾“瓦脊公仔”的独特艺术风格：一是人物形象有较强的面谱化，二是“台步”明朗，三是吸收应用道具服饰。在“瓦脊公仔”中，通过贴捏等丰富技法的塑造，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再被艺术地展现出来，使服饰道具系统化，丰富多样而有条不紊。

粤剧对石湾陶塑公仔的影响

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改善与提高，石湾陶塑人物从屋脊建筑装饰上的“瓦脊公仔”为主逐渐走下屋顶到大众生活中来，使人物陶塑成为了案头观赏品。

粤剧对佛山陶瓷的影响比较明显的是石湾“陶塑公仔”。人物雕塑是石湾陶艺中最常见、产量最大的品种。石湾“陶塑公仔”在人物塑造上，造型生动传神，注重细致的刻画与雕琢，“衣纹繁复，线条流畅，表情传神”，人物面部多数不施釉料，使人物的表情更能体现出作者在雕塑时的手感。每件作品都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各种造型达到了“百物百形，千人千面”的艺术境界，较少雷同化，对物象的剖划细致入微，因此形象栩栩如生。自明清至今，历代艺人们塑造了数以百次的屈原、钟馗和关公的形象，面貌长相大同小异，各具特色，绝不相同。这是艺人们各自强调自己的艺术理解，形成自己风格，而不互相抄袭照搬的缘故。这种造型方法，正是石湾陶塑工艺的优良传统。粤剧与石湾人们的关系非常密切，自然就成为石湾陶塑的选择题材之一。如石湾陶塑人物中常见的醉酒人物有刘伶、毕卓、杨贵妃、史湘云、济公、曹国舅、武松打虎（或醉打将门神）等，但每个人物的个性都非常鲜明，让人一看即知道塑造的形象是谁：刘伶瘦削，神情飘逸而超然物外；毕卓胖态可掬，和蔼可亲；贵妃娇媚迷人；史湘云醉中也透出活泼与开朗；济公邋遢中透出机智与热心；曹国舅手执绰板、雍容大度；武松英勇刚烈等等。又如“八仙过海”也是许多艺人喜欢塑造的题材，但在每一件作品中，八位仙人除衣饰和手持的法宝不同外，各人的动作、表情也各不相同，个性显而易见，生动传神、富于动感。

2005年9月1日,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潘柏林在佛山祖庙万福台将限量作品“000号陆游像”,赠送给广东粤剧博物馆作永久收藏。这件陶塑艺术珍品中的陆游高50厘米，以素胎为基本色调，凸现了古朴凝重的神韵。其作品栩栩如生、内涵丰富、形神兼备、立意高远。此像一出，立即引起在场不少陶艺界人士的关注。潘柏林选择了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罗家宝先生扮演陆游的形象为创作原型，呈现了陶瓷与粤剧两大本土文化的成功融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梅文鼎认为，此像活灵活现地刻画出粤剧“虾腔”艺术一代宗师的神采与风范，将粤剧与陶塑的艺术精华共冶于一炉，从而使作品大气传神，极具视觉冲击力与艺术感染力。潘柏林说：“之所以我选择了罗老师这个舞台形象作为创作对象，首先，我自小喜欢粤剧，尤其是‘虾腔’，其独创一格的唱法和表演艺术有着很高的艺术造诣，由此我很敬重罗老师；其次是我想以一件最有代表性的创作来表现罗老师的艺术成就，所以我选择了他的舞台代表形象——陆游。这次创作完全是来自粤剧方面的灵感。”

可见粤剧对石湾陶塑艺术创作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陶塑公仔”的出现，造就了一批杰出的陶艺大师。同样，这些陶艺大师也创作了许多传世的“陶塑公仔”作品。

总之，粤剧和佛山石湾陶塑艺术经历了悠悠岁月的发展，成为岭南文化传统特质的、融汇了南粤民族审美情意和民族生活的特有艺术形式，积淀了深厚的经验，不但对岭南文化宝库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是对华夏文化的重大贡献。粤剧和陶塑艺术是佛山的两大本土文化。希望他们将来能更好地结合，更能体现佛山的特色。

参考文献：

林明体著.石湾陶塑艺术[M].广东人民出版社

陶艺范文篇7

一、当代公共艺术之境

所谓公共艺术皆是“环境艺术”的展现，它是在我们生活的公共场所内，用来对建筑、广场、公园等公共设施进行点缀的艺术作品。而目前较多的展现形式多以绘画作品以及雕塑作品为主。这些艺术作品构成了“环境艺术”的主体。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目前很多的环艺雕塑，所用的材料、表现的形式以及内容都不令人满意。尤其是在展现经济快速发展的主题时，对这一概念的表述通常会使用一些粗制滥造的金属形状来表现。这种千篇一律的艺术表现形式实在让人无法接受。虽然目前公共场所所用到的材料并不只限于这一种。但就实际情况来说，也不会更多。艺术在发展，其表现形式和内容也需要进行更新换代，因此所用到的材料应当与时俱进的呈现出其多样性的发展趋势。在城市发展的规划者与设计师们通过勤劳的双手来点缀我们的城市时，却发现很难寻找到一种适合的材料既能够完全展现出艺术之美，又符合我们城市绿色发展，保护环境的要求。在经过不断的探究和寻觅之后，我们发现“陶瓷”这种材质最贴近我们对公共艺术展现的要求。这是由于：陶瓷源于泥土，它是最为贴近大自然的产物同时兼具环保的特质。它能够寄托我们追求自然、回归简单的艺术发展需求。同时还能够承载我们对泥土天然的依赖情愫。因此，将陶瓷以艺术的形式进行展现，必然会引起人们对自然之美的赞叹，它能够给人予回归自然的朴实之美，同时还能够让人们有返璞归真的情感体会。让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们能够引发共鸣。这主要是因为陶艺的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从我国上前年的历史文化中就可以得知，陶是人类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最早使用的生产工具，而上千年的陶艺文化也能够证明其所具有的辉煌时刻。在现代艺术的发展环境中，人们对于艺术作品赋予了太多的情感寄托，有好有坏。但无论如何，现代艺术的发展其核心的目的仍在于美化我们的生活空间。让艺术之美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来消除钢筋水泥建筑的城市的冰冷气息。通过艺术形式的展现能够使都市中的人们更好地享受艺术之美。而笔者认为，这种美好正是陶土带来的艺术之美。这是因为陶本就源自于土，它承载着历史文化，它的展现形式更具有原始性、自由感以及质感。它向世人展现着历史的发展脉络，也彰显着原始生活的泥土气息。它是我们用来连接现代与历史的纽带，是我们能够切身体会到的艺术。

二、陶艺用于当代公共艺术的可行性

陶瓷作为一种使用年代久远的艺术材料，是否能够很好的适用于现代城市的室外公共环境。通过对其进行研究，我们发现陶瓷具有自身优势。它与目前广为使用的金属材料相较，更耐腐蚀。同时还能够展现出泥土本身所具备的古朴沉稳的特点。其次，从艺术角度出发，陶艺所能表现的艺术气息更能够承载广博厚重的情感，且能够历经千年而不衰。如：西安的“兵马俑”北京的“九龙壁”等。同时随着现代技术和工艺的革新，陶艺艺术向公共艺术发展更具有可行性。

三、陶艺在公共艺术推行中的障碍

（一）认识不充分。尽管陶艺具有这么多优势，为何我们在公共场所很难看见其身影，这是由于：陶瓷本身所具有的成本较低，没有金属材料贵重；陶瓷行业的发展趋势并不明朗；陶瓷行业的从业者以及艺术设计者对于陶瓷所具有的价值认识不足，缺乏创新思维，限制了陶艺的发展。（二）缺乏相应的发展认知。在生活水平不断发展的今天，人们的审美标准也更加多元化。因此给陶艺工作者带来了不小的挑战。而陶艺从业人员将陶艺的发展更多的看向市场的需求而非对陶艺发展之路的研究。使作品中缺乏文化艺术气息，处于价值洼地之中。（三）陶艺难以融入公共艺术。对于公共艺术相关的陶艺作品，大多数还处于研究、探索阶段。缺乏相应的认可度，因此所使用的领域和范围极为有限。

三、陶艺在公共艺术中的发展之路

陶瓷不同于其它的材质具有固定性，它兼有粗细、色泽以及釉色之分。因此能够呈现出多变的形态。陶瓷的意义表现也是一个因人而异的过程。而陶艺被应用于现代艺术中，不仅承载着历史文明，同时还延续着原始的工艺技巧以及思路。它是人们作为劳动者的一次创作，因此能够更符合大众对于陶瓷天然属性的审美需求。作为公共艺术其主要的作用就是承载艺术文化，因此对公共艺术的塑造过程中更注重于其艺术的独创性以及地域的文化属性。陶艺究其发展历史，在各地已经具备良好的文化基础，正是在这种环境下，陶艺更能够凸显出其固有的文化属性。陶瓷艺术源自于生活这是由于其材料的来源便捷，同时在早期的发展中陶的使用起到了工具的作用。因此，在后期的发展过程中更容易受到大众的认同并增强众人的参与热情度。任何一种公共艺术作品在投入使用时必须要考虑到与环境的匹配性，而陶瓷材质的作品因其自身的特点具有多种表现手段。同时因其具有的天然色彩感，因此更容易融入环境。

四、结束语

目前公共艺术设计领域所使用到的材料丰富多样，而陶瓷不仅能够充分的发挥其质朴厚重之美，同时还能够适应现代艺术的发展需求。所以，将陶艺运用于公共艺术中是我们最求自然，回归淳朴的最好选择。

作者:王烨佳 单位:成都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陶艺范文篇8

【关键词】钦州坭兴陶，造型，设计

钦州坭兴陶经过近年的发展，呈现出多样的风格和特征，呈现出繁花似锦的风格。其造型艺术手法蕴涵人文、文学、雕塑、书画、现代艺术等各种文艺形式，融合了广西特有的文化特质以及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这些都是钦州坭兴陶特有的文化精神，逐渐形成了注重造型美感，彰显艺术家个人特性，推崇深厚的文化内涵的坭兴陶艺术风格。尤其在造型上，汲取了其他陶瓷艺术的养分，获得长足发展。坭兴陶艺术的造型设计，种类繁多，百花齐放，多姿多彩，大到几米高的花瓶，小到几厘米的摆件，涵盖了日用产品，装饰器皿，家居摆件，茶具套件等常见的造型，也有中马产业园的大型雕塑，壁画等艺术形式，都皆有神采。坭兴陶的造型手法不是一层不变的，作为一种特有的造型表现材料，没有必要对其作出一个准确的一个定义，从而限制其艺术生长的空间和界限，只要把握好坭兴陶文化的“根”，任其在文化艺术的枝叶上自由生长，这样才能达到根深叶茂的大艺术。坭兴陶的造型主要以几何形体为主，常见的有各种花瓶、茶叶罐、水杯、茶具等，以块面为主，综合运用点线面结合构成各种形态的造型，如方形、菱形、梯形、方圆组合等，都是呈现几何造型为主的形态。还有取材于动植物的造型也非常常见，如各种吉祥物，飞禽、走兽，还有钦州特有的海洋生物等造型；植物有各种树木，花卉等，这些都是坭兴陶造型和装饰的重要元素。还有一部分借鉴吸收古代陶器、青铜器、漆器、竹木器、乐器等各种元素进行的造型再创造。还有其他各种陶艺人吸收各种文化，根据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创造的各种不同类别的造型，并不能统一概说，总而言之，钦州坭兴陶的造型讲究形态的完整，线条的流畅优美，以及使用价值等特点，这些都是坭兴陶艺人进行陶艺创作的首要考虑。坭兴陶沿袭继承了中国传统陶艺的精髓，大部分时间都以一种传统的工艺呈现于人们眼前。现代艺术的各种流派和思潮，也对坭兴陶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古老而又传统的技艺，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色彩，无论是在造型、工艺、装饰技艺、烧窑技艺等都有所吸收和创新。现代艺术以视觉的手段给人们以更直接的感受，这对坭兴陶艺而言，造型给人带来的美感，给人的视觉冲击，都是首当其冲的。

现代艺术将所有的物象高度抽象，将其归纳成为高度浓缩的几何造型中，甚至归结成点、线、面三个元素，坭兴陶艺的物象，也不能脱离其中。坭兴陶艺本身就是一个多维度的立体的艺术，点线面的几何元素是构成坭兴陶造型的最基本要素，将这三个元素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呈现无穷变化的体态。正确的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在传统的坭兴陶造型器皿推陈出新，不断的发展和创新坭兴陶的造型样式，为传统的坭兴陶补充新鲜的血液。点是起源，是所有造型元素的基础，在坭兴陶中，点可以变幻成为器皿把手，可以变成茶壶盖滴子，可以幻化成图案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点的变化都可以展现出陶艺家不同的构思和精巧的创意，有不少精彩的作品，是可以点泥成金的。造型需要点与线进行交融，需要线的移动形成面，面与面的结合和运动就体现了整个造型。线在造型中具有非常强的表现力，线能给人以丰富的想象空间，而这空间是超越了三维空间的，甚至能超越时间。各种坭兴陶艺造型的美感，主要是看形体的线条走势，线条的走折转承，器型轮廓线条的走势和节奏，是对坭兴陶艺人的造型能力，艺术修养，审美情趣的重要体现，人们对坭兴陶造型的欣赏，主要是通过线构成的面来进行的。好的器型设计，其器型线条走势一气呵成，浑然天成，没有过多的停顿感，没有连接口，像一曲动人的乐章，像一个优美体态仕女，一切恰到好处，让人心旷神怡，赏心悦目，“多一分则太肥，少一分则太瘦”，一切的一切刚刚好，没有一丝一毫欠美伤美的败笔。面的运动形成了“体”，就形成了坭兴陶艺的不同造型，而坭兴陶的大部分器型都是以简单的点线面几何造型来进行创作的，这是陶瓷艺术的基本构造形式，而无论多么复杂器皿，也可以用点线面的方式对其进行归纳分析。点线面的造型手法是高度抽象概况的，这些元素的运用能体现各种不同造型的形式美感，但是相对于世间万物的生趣而言，未免太过于生硬，过于高冷。将其与形态盎然自然形态结合起来，必然形成新的造型美感。陶艺人以自我不同的各项、喜好、审美情趣来选择不同的对象，以满足自我创作的需要。作为一个艺人，首先要热爱自然，热爱一切的造物，从大自然中的物态中寻找美感，学会观察体验，感受到物象的本质和规律，通过联想，把自然形体进行改进升华，把自然形体中美的部分得以保存和加强，把一些繁复多余的物象就减弱或者剔除，使保留下来的形态服从主题的构思和创造。将自然物象融入到陶艺的创作中，首要是摆脱单纯的模仿。要抓其精髓，抓其本质，达到形神兼备，同时融入创造者的品味、经验和社会认知，形成独特的个性。一件艺术品的价值正是因为有强烈的个性，能挖掘并强化形体的个性，把这种个性与艺术家自我的艺术感受糅合，转化成为独一无二的艺术作品，能满足人们对艺术审美的需求。对自然形态的把握就是把初始的，原生态的物象以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有意识的有机整合，去粗取精，去繁就简，留下最美最动人的那一面。对选择的形体整理加工改造创新，要能体现形体的基本形态特征，还有其运动趋势。形体的动势使得物象具有节奏和韵律感，这就赋予了造型以生命和活力。坭兴陶作为广西的二件宝之一，一方面把广西的文化精神不断的演化升华，形成广西特有的陶艺文化现象，一方面陶艺家把广西的众多传统元素融合进坭兴陶艺的创作中，不断传播者广西的传统文化。广西的坭兴陶艺人为此做了不少的努力，成功创作出多样精彩的作品。早期的《象山水月》就是把桂林象鼻山的景致融入茶壶造型创作中，让人一边品味香茶的同时，亦可以感受到象鼻山的神奇精妙。铜鼓是广西的重要宝物之一，坭兴陶艺人屡屡选用铜鼓作为题材，创作了各式各样不同的作品，不断的在这一传统的元素上融入时代的元素，创作出多样的坭兴陶艺作品。还有其他艺人把广西的绣球、广西的竹编艺术、少数民族的形象、荔枝等元素进行创作，都让坭兴陶这一闻名世界的陶艺形式充满了广西味道。

传统要么不断生长创新，要么有可能在社会的进步大潮中湮灭，坭兴陶需要接受新的事物，新的变化才能不断发展，永葆生机。坭兴陶的造型创新，不能局限于某一种类别器物的描摹，也不可以单纯的模仿动植物的形态。而是在把握新时代特征的基础上，从理念，从形态上将其运用，并不断结合优秀艺术学科，吸收新的艺术形式，以大海的胸怀吸收各种不同的文化创新元素，让坭兴陶这片池水变得像大海一样广博。钦州坭兴陶不能只拘泥于陶瓷产品这一小类，只是立足于各种花瓶器皿和茶具等类别，而将造型的取材扩展到不同的门类，从陶瓷的思维扩大到陶艺，把陶的思维进一步扩大到艺术的思维，让艺术的创造进一步的反哺倒陶瓷的发展中。坭兴陶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要遵循传统的技艺和手法，一方面更要吸收当代先进的艺术潮流，使其发展呈现出更多的多样性和可能性，才能不断的在国内，乃至全世界有更大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黄瑜.坭兴陶的图像特征提取和展示平台方案设计［J］.现代交际，2017（12）

［2］吴小玲.论钦州坭兴陶文化的传承与产业发展［J］.钦州学院学报，2013（03）

陶艺范文篇9

1装饰与成型的整合——结构即装饰

“装饰”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动词和名词两种词性的解释，作为动词使用的“装饰”被解释为在身体或物体的表面加些附属的东西，使之美观。从这种解释里我们可以体味到装饰的两个关键词：附属性和表面性，即装饰附属于造型主体表面。在先秦时代的论著中，装饰即“饰”，饰如同“伪”，伪又与“文”同。我们所熟知的孔子所谓“文质彬彬”，既强调重质不能轻文，追求文与质的辩证统一。苏珊·朗格说：“装饰不单纯像‘美饰’那样涉及美，也不单纯暗示增添一个独立的饰物。‘装饰’与‘得体’为同源词，它意味着适宜、形式化。”[1]（p56）苏珊·朗格强调装饰的适宜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所追求的文与质的和谐统一是一致的，从“适宜”的另一个角度来看，装饰是适宜于它所装饰的东西，装饰仍然是附属性的。

传统意义上的装饰多是附着于物体表面的纹饰，在传统陶艺中装饰的附属性和表面性表现的十分充分。传统陶瓷装饰手法可以绘、刻、堆、釉来概括。“绘”是指彩绘，在坯体和胎体上以描画的形式进行装饰，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青花、粉彩、古彩等。“刻”与“堆”的装饰手法流行于釉下彩和釉上彩兴盛之前，“刻”是指在坯体上以刻划花、剔花、镂空（玲珑）、半刀泥等手法进行的装饰，还包括在已经烧成的胎体上进行刻画——刻瓷。堆是指在坯体上的堆塑装饰。釉是指颜色釉装饰。这四种装饰形式有共同的特点，它必定是以坯体或胎体为装饰载体，以陶瓷装饰材料在载体上刻画一定的装饰内容，从而对造型主体进行锦上添花的修饰。纹样、纹饰是依附于器物表面的附属物，造型是装饰的载体。因此传统陶艺的装饰与造型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在传统陶瓷的发展演变中制陶先民强调造型与装饰的谐调性，而造型与装饰之间却鲜有渗透。传统陶瓷的装饰多是在装饰纹样和形式上的变化，因此传统陶瓷的装饰多是陶瓷造型的附属物，它的变化多存在于陶瓷造型的表层。

从传统陶艺到生活陶艺，实用的本质没变，但其装饰却由表面走向结构。生活陶艺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陶瓷器具，一般来说生活陶艺具有较强的手工性，这主要是因为生活陶艺吸收了纯审美的现代陶艺的造型、装饰、烧成语言。与传统陶艺的严谨、唯美不同，现代陶艺把陶艺本体语言的造型能力极大地释放出来。陶艺的泥料与釉料自身具有的丰富表情，泥料的可塑性可以记录陶艺家创作的每一个痕迹，泥料的质感，受力所产生的形变、裂隙，泥料与釉料的结合所产生的层次感都成为陶艺最朴实材质美的表现。现代陶艺本体语言的丰富性，使得陶艺艺术魅力的显现并不过于依赖造型形式，陶艺与雕塑的区别也在于此。生活陶艺的设计比较注重对这种材质美的保留与表达。与传统陶艺相比较，生活陶艺的装饰少了对造型的表面修饰，多了对陶艺材质美的显现，装饰多融合于陶艺的成型过程之中，融合于结构之中。

在传统陶艺中，造型与装饰是相对独立的两个领域，而在生活陶艺中这两者却走向统一，造型要素可以具有装饰意味，装饰要素也可以是造型结构的一部分，从装饰的角度来看则是装饰的结构化。“筛光”（图1）为一组灯具，这种被称之为“新薄胎”的陶瓷设计，因胎体近似普通白纸的厚度，使它具备极佳的透光性，作品由镶接手法而成，因泥片的重叠造成不同的厚度，在灯光的映衬下呈现有规律的叠影造型，叠影即是其装饰内容。这种材质和手法还被运用于咖啡的设计中（图2），同样的叠影效果隐现于杯体之上，不同的是，在灯具上有规律的叠影造型，在在咖啡杯上，则成为随意，无规律可循的。这两种效果都是坯体成型所造就的艺术效果，灯具的制作使用了相同尺寸的泥片拼接而成，光影有规律可寻，而杯子则是采用了制作灯具的泥片下脚料，因而制做杯子的泥片都是随意的、偶然的造型，这恰恰造就了杯子的叠影效果更加的随意、自然天成。陶艺泥性的一大特点在于它的随意性、随机性，传统生活陶艺的造型是中规中距的，讲究对称、均齐之美。生活陶艺则注重泥性的发挥，但这些因素也具有装饰意义。造型与装饰合而为一，难分彼此。模具成型是一种传统的成型方法，石膏模具成型需要将泥桨注满模具，待石膏吸收了一部分水分，泥桨变干而紧贴于模具内表的时候再将多余的泥桨倒出，完成注浆工序。北欧陶瓷设计师的作品《茶叶筛》（图3）采用石膏模具成型，而在这个作品中，作者并未采用这种传统的注浆工艺，而是利用模具吸收水分的特点，采用甩浆的方式，将泥桨抛洒于模具内，待泥浆具有一定硬度时，将坯体取出，这种泼洒泥桨的成型方式能够创造出一种类似波洛克似的抽象肌理。不难理解，抛洒的泥浆构成的点、线、面结构，既是筛的结构，同时也是筛的装饰，泥桨的泼洒兼有成型和装饰的作用。生活陶艺抛弃传统陶艺的表面装饰把装饰与结构同化，创造了生活陶艺“无装饰的装饰”的新结构，并使装饰更深刻地进入了结构层面，丰富和拓展了生活陶艺装饰的存在方式和意义。

生活陶艺装饰的结构化并非孤立的现象，早在设计的现代主义阶段，设计界曾经有反装饰思潮，今天看来所谓的反装饰设计其实就是装饰的结构化。反装饰运动中最为著名的设计师是奥地利建筑家阿道夫·卢斯。卢斯主张建筑以实用为主，崇尚简洁而抽象的造型。卢斯认为建筑“不是依靠装饰而是以形体自身之美为美”，甚至认为“装饰是罪恶”[2]（p56）。卢斯反对装饰，虽然从表面看来建筑强调实用，外部完全没有装饰，但是他强调了建筑物的比例，强凋墙面和窗子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建筑的窗子、线脚等细节依然是构成整个建筑之美的装饰元素。“现代建筑、设计等实用艺术对装饰的背离，实质是这一艺术内部的一种变革与调整，是自身整体的一种自我适应、更新与发展。自我的调整与变革，最终不是排除装饰，而是通过否定的方式找到更合理、更具时代性、更具结构意义的装饰与形式。”[3]（p173）

2烧成与装饰的融合——烧成即装饰

生活陶艺的最终完成离不开窑火的烧炼，火无疑是生活陶艺最本质的艺术语言。火在陶艺中的作用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今天，关于陶器的发明，有学者认为是古人用火烧结了覆在篮子表面的泥土，从而成功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种人造物的发明。尽管这是一个特例，但它却明确反映了火在最初的陶艺中的作用，火仅是使泥土凝结以便于储存水或食物的一种媒介。但是，窑火之于生活陶艺，不仅仅是媒介，同时更重要的是一种装饰手段。古人早就认识到了窑火对陶器的装饰效果。平地堆烧和坑烧是最原始的烧成方法之一，因其烧成温度低，温度极不均匀，所以堆烧而成的陶瓷表面呈现氧化与还原气氛的不确定性在器物表面形成或青或红的斑驳火痕，古人这种下意识的陶器烧成手法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陶艺家呈现远古情怀的一种重要手段。如果说堆烧和坑烧的表面肌理是古人下意识所为的话，那么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黑陶的发明则说明古人在用火装饰陶艺上已经由自发转向了自觉。龙山人利用封窑和渗碳技术将粗犷陶器修饰成黑亮如漆的黑陶，封窑和渗碳是古人在对火的作用认识上的一大提升，此时的烧成已经与装饰融合在一起。不过在传统陶艺发展过程中，烧成的装饰性并未获得较大的发展，因为传统陶艺的装饰是以釉为主体的，釉本身是对陶艺最好的一种装饰，在釉发明后的两千年多里，中国传统陶艺的装饰是围绕釉装饰展开的。

对材料本身语言表达能力的发掘是现代艺术的一大特征，生活陶艺同现代陶艺一样，都比较注重泥料和窑火装饰潜力的发掘。在国外，众多陶艺家热衷于探讨窑火在陶艺留下的痕迹与肌理，并使之成为生活陶艺装饰重要内容。美国陶艺家杰米·克拉克最喜欢的烧成方式是在地上挖一个坑，用木材、木屑和纸进行“坑烧”，整个过程没有火焰，长时间的还原烧成，燃烧中的碳素渗入坯体中，使他的作品厚重与沉着。他同时采用涂抹泥桨的技巧，在第一次素烧之后，用细泥浆涂抹在坯体表面，再经第二次、第三次烧成，涂抹在作品上的泥浆结成片状，并且每次烧成都会掉落一些，泥片在坯体表面使火烧的痕迹产生出丰富的层次与色彩，妙不可言。（图4）柴烧是生活陶艺常用的手法，柴烧与一般窑的差别在于火焰和灰烬可直接窜入窑室内，落灰与高温融熔状态下的坯体自然反应产生灰釉，其色泽温暖，层次丰富，质地粗犷有力。柴烧作品有受火面与背火面的不同，在同一件作品上有阴阳变化与火焰痕迹，使它散发一种质朴，浑厚，古拙的美感，这也是柴烧陶艺家为它着迷尽心追求的原因。

生活陶艺创作中常用的烧成方式还有盐烧、苏打烧、乐烧、熏烧等方式。这些烧成方式所呈现的陶艺作品虽然风格鲜明、效果迥异，但在总体上可以将其归结为自然肌理一类。每一种烧成方式都可以在作品表面形成一种极富个性的烧成肌理装饰语言，不仅如此，这类烧成方式的艺术魅力还在于烧成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因此以烧成进行装饰的生活陶艺其作品的效果是唯一的、不可复制的。原始性的烧成手法往往呈现出粗犷、质朴、变幻莫测的艺术效果，这种粗犷、率真、自然天成的偶发肌理恰恰符合了当代人的审美需求。“当手工业和民间艺术被现代物质文明荡涤一空之后，面对着高科技的机器产品，又感到精神恍惚好像失去了什么产生一种文化‘复归’的念头。因为田园诗般的生活虽然不会再来，但是那些蕴涵着纯真感情的质朴艺术品，却是暖人心脾的，永远也不会过时。”[4]（p3）生活陶艺天然不假修饰，不矫揉造作，带有强烈的泥土气和不同程度的原始稚拙的属性，正是今天人们渐渐失去而又想拼命追回的一种朴实的品质和原始的情感，这也许就是生活陶艺烧成肌理的魅力所在。

从当前陶艺创作现状来看，国内陶艺家所采用的烧成方式比较单一，陶艺家对于窑火的装饰潜力重视不够。我国现代陶艺兴起较晚，长期以来陶瓷生产的细致分工导致了今天陶艺家对很多制作工艺存在依赖性，并不能完全把握陶艺的制作环节，在很多陶艺家眼里，烧成更是成为烧窑技师的专职。殊不知，陶艺是材料的艺术，陶艺家对烧成方式的把握程度可以决定陶艺家整个创作的基本风格。目前，我国生活陶艺的装饰更多地依赖在坯体表面的纹样装饰，对于陶艺材质的装饰潜质发掘还远远不够。陶艺家对窑火的掌握不够，作品的风格多依靠器物的表面装饰，这样的陶艺装饰是很难有较大突破的。

综上所述，生活陶艺的装饰越来越融会于制作过程之中，生活陶艺的装饰同现代陶艺一样更加注重陶艺本体语言泥与火的装饰性。因此生活陶艺的创作也应顺应陶艺的本体语言的装饰性，把装饰的环节转向整个陶艺的创作过程之中，从而创作出既有装饰意味又有鲜明时代感的生活陶艺作品。

[摘要]生活陶艺作为一种情感化的器具艺术，它既有日用陶瓷的实用功能，也有现代陶艺对材质美的利用，装饰仍然是生活陶艺的内在要素之一。与传统陶艺不同，生活陶艺的装饰整合于成型过程之中，即装饰的结构化；烧成与装饰的融合，烧成即装饰。

[关键词]生活陶艺；装饰特征；成型；烧制

参考文献：

[1]苏珊·朗格．艺术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2]同济大学等．外国进现代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

陶艺范文篇10

关键词：中国；日本；现代生活陶艺

中国现代生活陶艺与日本有着深厚的渊源。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快节奏的现代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发展，文化转型随之由传统向现代迈进，长期过度的理性束缚了人的情感，人的个性不能自由的发挥。随着现代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在本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大众消费观念和审美观念也随之提升，人们生活方式逐渐改变，中国的现代生活陶艺与大众生活的联系更加紧密。在陶艺家爱好者和设计师积极参与和引导之下，为中国现代生活陶艺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中国的现代生活陶艺起步较晚，生活陶艺的概念最早是由高校陶艺工作者从日本传入中国，过去由于我国艺术交流的相对封闭性，我国现代生活陶艺的发展较于日本与西方国家而言，一直处于滞后状态。接下来笔者通过对生活陶艺概念的诠释，从审美的角度出发，基于实用美、形式美、工艺美等方面去对比研究中日现代生活陶艺个性与共性，从而挖掘影响二者异同的背后民族造物观。

1生活陶艺的概念

生活陶艺分为传统生活陶艺与现代生活陶艺。“其实生活陶艺是传统手工生活陶瓷的延续，或者说是在现代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主导下的生活陶瓷艺术。”[1]就这个概念来讲，我们可以认为生活陶艺等同于手工生活陶瓷的概念，传统生活陶艺即所谓的传统手工生活陶瓷。“手工生活陶瓷，顾名思义就是指以陶瓷为材料，依靠手工制作的、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具有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的陶瓷，以满足生活使用为第一原则。”[2]表明手工生活陶瓷具有物质功能与审美功能属性，实用性为第一性原则。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传统的手工劳动生产遭到机械化威胁，一部分手工生活陶瓷的生产开始被机械生产所代替，使手工生活陶瓷的生产面临着巨大挑战。于是根据生产方式把生活陶瓷区分为手工生产和机械生产两种，即前者凭借手工生产方式制作完成，而后者依赖于机器生产手段完成。从理念形式与发展脉络上来讲，现代生活陶艺也与传统生活陶艺有所区别，现代生活陶艺是传统手工生活陶瓷的延续，是在当下时代生活与审美观念的主导下对传统生活陶艺的继承与发展。最早生活陶艺的概念诞生于日本，日本向来注重保护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同时又极具善于学习外国先进经验，所以日本在深受美国、德国等国家现代陶艺影响下，结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逐渐诞生活陶艺的概念。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生活陶艺概念由高校一批先进的陶艺工作者从日本带入中国，打破了中国传统陶瓷艺术氛围，给中国的陶瓷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

2实用美

实用美体现在对使用者的人文关怀上，即处理好人与物的关系，这是中外现代生活陶艺的共性。普列汉诺夫指出：“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的，只是后来才站在审美的观点上看待它们。”[3]从这个层面上讲，中国生活陶艺从古至今在满足对物质功能需求上始终坚持实用为第一性原则，同样对于物质资源贫乏，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的日本而言亦是如此。“日本人对陶瓷的喜爱，无论审美意义有多高，往往都还是与实用相联系的，日本人一般评价陶艺作品的优点时，常常用有趣、好用之类的词汇来表达其赞美之意。”[4]实用性与平民化是日本现代生活陶艺的文化特征，日本民艺运动促使了日本艺术在大众生活中更加活跃，如今，现代生活陶艺已然在日本形成一种大众审美时尚，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同时现代生活陶艺因地域性和民族性的不同，在大众生活中所凸显出来的用途又有所差异。其中以日本花道、茶道与日本料理三大主流文化形式为例，集中体现了日本现代生活陶艺风格特色与大众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而中国随着现代制瓷条件的成熟以及生活方式的转变，我国传统陶瓷品类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有的不再延续其传统用途，逐渐被淘汰；有的保留其合理性加以改进继续使用，使人机关系更加和谐，以独特的魅力重新融入人们的现代日常生活。从日本生活陶艺与大众生活相融度方面来看，中国的现代生活陶艺与日本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不过随着中国物质水平的提高与审美能力的提升，中国的现代生活陶艺已然呈现不可阻挡的发展态势。

3形式美

一件好的现代生活陶艺作品不仅要实现人的物质需求，同时也要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即实现物质功能与精神功能的统一，实用与审美的统一。形式是人造物的外在表现，本文中笔者把形式美分为造型之美与装饰之美，二者关系紧密，共同服务于器物的内在精神。器物的造型决定它的功能，一种功能，又可有多种造型形态与之匹配。器物造型出现之初就伴随装饰与之相济。装饰讲究对称、均衡、流畅、比例、变化与统一等等，是形式美感法则的视觉艺术化体现。中国传统生活陶艺在题材和手法上寻求多变，为器物的装饰提供了无限的表达空间。在陶瓷上，或彩绘，或高温颜色釉，或刻画，亦或捏塑，表现技法丰富多样，与器物造型相得益彰。而中国现代生活陶艺在继承传统生活陶艺的同时，又受到西方现代陶艺的影响。相较于中国传统的生活陶艺而言，陶艺家在进行设计和制作陶瓷时，器物形式自由度更加开阔，受理性的束缚较少，更加追求情怀的展现和个性的表达，甚至有意造成器物的残缺变形。通过打散、组合、重构、分割截取、夸张变形和抽象概括等手段进行各种造型的试验与探索，这是中国传统生活陶艺与现代生活陶艺在形式尺度上较为明显的区别，也是与日本现代生活陶艺在表现技法上的相似之处。当然，中国现代生活陶艺在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仍保留了中国传统生活陶艺的形式美法则。日本现代生活陶艺受本民族的自然地理环境与禅宗美学观念的深刻影响，在形式美表现上也具有个性的独特之处。日本现代生活陶艺在造型与装饰上注意器物、空间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小、巧、轻、薄的艺术特色，注重理性的设计与感性的表达，讲究自然肌理在器物上的运用，以及细节微妙的变化和处理。

4工艺美

若说实用性是人造物活动的根本，工艺则便是它的灵魂。正如柳宗悦先生在《民艺论》一书中谈工艺之美时讲到：“为实用而创造，为实用而服务，这是工艺之根本。”[5]陶瓷艺术是泥与火的艺术，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中国与日本现代生活陶艺的工艺之美主要表现在材质之美与火之美两方面。首先材质是人造物的首要条件。随着泥原料来源拓宽和工艺的多元化，泥料选择性具有更加多样性，不同的泥料的烧造温度、烧成色彩与质感也丰富起来。根据燃料划分，现代窑炉包括电窑、气窑与柴窑；按烧成温度划分，窑炉有高温窑、中温窑与低温窑之分；依据烧成方式划分，器物烧成有苏打烧与柴烧之分；根据烧成气氛划分，器物烧成有还原气氛与氧化气氛之分，不同的烧制方式给人的视觉审美和心理体验也不尽相同。日本的现代生活陶艺唯自然、唯材质和唯工艺，对工艺的把握尤为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工艺态度、严肃认真的工艺精神与有条不紊的工艺程序，注重器物泥与火的肌理变化、韵味和美妙。如在泥料的选择上，多采用陶泥，少用瓷泥；在窑炉的建设与烧制技术上，日本烧制技术多用柴窑，喜好柴窑所烧制器物的自然之美。日本生活陶艺中自然肌理的表现正是自然在艺术中的延伸。中国现代生活陶艺在泥料的选择上逐渐形成陶泥与瓷泥并重的取向，在烧制工艺都有涉猎气窑、电窑和柴窑，由于柴窑烧制成本较高，受众面积较小，故普遍还是采用气窑和电窑来烧制器物。但是总的来说，中日现代生活陶艺对手工之美的追求都趋向一致，皆借以手工的痕迹流露出制陶者对使用者的人文关怀。

5造物观

正所谓器以载道，人造物受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的影响，器物所象征的文化精神也具有个性表征。日本现代生活陶艺的个性与其地理环境、民族信仰和文化习俗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日本是历史悠久、传统文化深厚的单一民族岛国，以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使其既能保持自身民族文化习俗特色，又能很好地融入大潮，去善于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把传统陶艺与先进文明进行结合，同时主张艺术融入生活，合理把握器物尺度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日本多地震、火山自然灾害的原因，日本民族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轻圆融，喜残缺，重视瞬间，轻视永恒的禅宗美学观念，所以日本现代生活陶艺在禅宗美学观念的主导下，追求古朴、自然、空灵、甚至残缺和非对称美感，赋予器物自然朴实、永恒虚空和收敛含蓄的艺术魅力，是日本特有的美学意识“佗”与“寂”在器物上的具体体现，“佗”指枯淡与脱俗情绪，“寂”是深层意义上的闲寂，“佗”与“寂”的美意旨解脱人生烦恼的美和闲适淡泊的生活意趣，表露出日本民族的内在性格，彰显天人合一的理念。而中国现代生活陶艺是对本民族传统生活陶艺的延续，承载着传统文化的精神，深受道家“天人合一”哲学观念以及儒家“文质彬彬”美学思想的影响，反映在人造物上追求“道器合一”的境界，用“器”作为“道”的载体，来表现新形式下的瓷符号语言，传递出制陶者审美意识形态下的心灵情感。尽管有时器物在传统生活陶艺造物观的影响下，造型与装饰稍微显得严谨与工整，但是对于使用者来说，很少产生心理上的距离感。毕竟在手工生活陶瓷中注重对使用者人文关怀，表达亲近自然和返璞归真的情愫，一直是生活陶艺总的审美价值取向。

6结语

生活陶艺凭借着独特的工艺魅力与人文关怀在现代人类生活方式中彰显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笔者从审美的视角去对比研究中日现代生活陶艺在实用美、形式美与工艺美等方面的异同，可以发现：中日现代生活陶艺受不同民族造物观等因素的影响，器物也随之呈现多样性的面孔。但二者共有的特征皆是通过手工之美来实现器物的物质功能与精神功能，使人与物、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构成和谐的统一体。如今，随着大众审美的提高和多元文化的交流，越来越多的陶艺爱好者和设计师参与其中，现代生活陶艺与大众生活的联系日益密切。我国的现代生活陶艺与日本相比，在与大众生活的相融度上还具有潜大的发展空间，就这一点上，它所承载的时代命题显得格外迫切。

参考文献：

[1]黄胜等主编.生活陶艺[M].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2.

[2]吕金泉著.手工生活陶瓷艺术研究[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8.

[3][俄]普列汉诺夫:《论民艺》[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

[4]郑宁著.日本陶艺[M].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1.

[5]柳宗悦著.民艺论[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