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赔偿制度范文10篇

司法赔偿制度范文篇1

关键词：刑事司法赔偿；归责原则；独立赔偿程序；精神损害

根据我国的法治发展及需求，刑事司法赔偿在国家赔偿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刑事司法赔偿在各个国家大体是指司法机关在审查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因职权行为给当事人造成损害。所以刑事司法赔偿制度是不良社会后果的一种补救，也是国家对不公正司法行为从法律上给予否定性评价的一种重要方式。刑事司法赔偿制度的重要意义在于使公民看到了国家有错必究的勇气和事后积极补偿受害人的认真态度。它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受害人的身体和心理伤害，而且在公民对法律的认可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刑事司法赔偿制度的不断完善，2016年1月最新司法解释的，针对刑事司法赔偿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作出了进一步详细的规定；内容涵盖了受害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包括刑事赔偿范围和标准、赔偿金的确定、赔偿决定的效力等方面的多个重要问题。但在新的司法解释中没有涉及赔偿程序的规定，而且也没有对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考量因素作出规定。这些不完善的地方都有可能对受害者的救济造成阻碍，所以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司法赔偿制度。

目前我国刑事司法赔偿制度存在诸多问题的原因在于：（1）刑事司法赔偿的归责原则存在缺陷。我国的归责原则经历了从违法原则逐步向结果原则的转化，对刑事司法赔偿制度作出了重要努力和改进，但“结果归责原则”在法条中并没有全面落实。在《国家赔偿法》修改之前我国采用违法原则。但是结果归责原则更有利于我国目前的法治发展，重点突出“结果”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只要因职务行为造成了损害结果的出现，受害人就可以向国家提起赔偿。但结果归责原则的覆盖范围并不全面，《国家赔偿法》规定,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该规定就是以违法为前提条件的，而且武器和警械的攻击性相对较大，造成的后果相对较严重，所以在实践中能否及时地对受害人进行赔偿至关重要。“违法”的前提条件给实际操作带来诸多不便，更与国家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不符，“结果原则”成了妥协的产物。（2）刑事赔偿委员会设置不合理。在我国赔偿委员会审理赔偿案件的性质是非诉讼程序，导致在非诉讼程序中的质证、辩论等核心环节得不到充分展现。另外，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内部人员的组成过于单一，很难保证赔偿委员会审判的中立性。司法机关传统的“分工负责”“独立办案”的原则，导致了司法侵权行为的“自我审查、自我确认、自我纠正”的系统内部处理。（3）缺乏专门独立的刑事司法赔偿程序。刑事司法赔偿程序具体分为三个阶段：先行处理、刑事司法赔偿的复议、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的决定。受害人必须按照赔偿程序的先后顺序进行申请，且前面的司法机关进行裁定后，才能启动下一个程序，严重影响了申请进度。刑事赔偿的目的不单单是对受害人进行赔偿，还要对相关司法机关的错误行为进行纠正，在一定法律意义上具有监督的性质。而在刑事司法赔偿程序中没有独立的机构对赔偿审查进行客观评价。在先行处理的程序中，申请人首先要对赔偿义务机关进行确定，但在实践中受害人有时不能对侵害主体进行明确的判断，这就为后面的申请带来困难。复议程序是对先行处理的裁定不满而提出的进一步申请，复议程序的实质是对受害人与下级机关进行纠纷处理，而不是对赔偿申请的审查，并且上下级的关系，使得审查主体地位的中立性不能充分保证。

复议审查时间较长，而且不是刑事赔偿程序的最终决定机关，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当事人的时间。笔者对于我国存在的现状提出几点建议：（1）坚持区别对待原则。区别对待原则指的是在刑事赔偿案件的责任追究机制中对司法人员问责的同时应该区别对待追究，即不能让受害者无辜蒙冤，又不能因国家对司法人员的责难性太重给执法者造成负担。区别对待原则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要求，国家对公民进行最大化权益的保障，对受害人进行最全面的赔偿，不应一味地对错误行为的相关责任人进行追究，对客观造成的损害后果过分考虑而忽略其主观因素。在进一步审查的过程中，对造成损失的起因、社会影响的大小、职员的经济能力和对受害人的伤害程度进行量化考虑。这样使受害人得到充分赔偿的同时，减少了司法机关的责难色彩和沉重的思想包袱，让追究机制充分合理地落实。（2）细化、完善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国家赔偿法》中仅进行了抽象概括性的规定，笔者认为应该对其内容进行细化，划分为不同程度的赔偿数额，给法官提供相对具体的参考标准，同时可以参照民事侵权行为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标准，如行为主体的具体情形、过错程度、侵权方式、社会影响、损害后果和当事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又因为刑事案件比民事案件的社会影响更大，所以，在明确刑事司法赔偿中精神损害时考虑的因素更加严格。通过以上的参考归纳出精神损害程度的判断标准：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侵权行为的过错程度和主观方面的故意程度；侵害行为的方式和场合等具体情形；受害人遭受侵害的程度；司法机关赔偿的及时性和充分性。（3）独立刑事司法赔偿制度的构建。一方面，简化刑事司法赔偿程序。现行《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无形中延长了受害人获得赔偿的时间，若没有及时得到赔偿，受害人有可能要经过六个月左右的漫长等待。首先，可以给予受害人是否向赔偿义务机关的上一级进行复议的权利，即受害者可以省略复议的繁杂程序，复议的目的是对违法或不当的侵权行为进行修正，而且根据我国司法现状，将刑事赔偿程序纳入刑事诉讼的特别程序还有很远的路程，所以可以在《国家赔偿法》中作出明确规定。受害人对赔偿义务机关的判决不满意时，可以直接向赔偿义务机关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赔偿申请。另一方面，需要完善赔偿委员会的组成结构，以保证审判的公平性。所以刑事赔偿委员会可以在目前法官单一组成的基础上让多元的社会因素参与，形成由法官、人民代表和法律知名学者按照合理的比例组成的审判队伍，来保证审判的中立性。这样，不同层次的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监督的作用，又体现了回避原则，符合刑事赔偿程序的正义要求。所以完善刑事赔偿委员会的设置是法制进步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陈春龙.中国司法赔偿[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64.

[2]谢佑平.刑事救济程序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马怀德.国家赔偿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99~102.

[4]张红.美国刑事赔偿论要[J].北京行政法学研究,2005(12)(下).

司法赔偿制度范文篇2

一、现行司法赔偿制度的现状

现行司法赔偿包括刑事赔偿与民事、行政诉讼的赔偿。刑事赔偿是指司法机关在行使刑罚权的过程中对于错拘、错捕、错判，致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国家承担的赔偿责任。民事、行政诉讼的赔偿是指在民事、行政审判过程中因司法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执行措施违法所造成的赔偿。

司法赔偿的范围：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规定，人身侵权的刑事赔偿包括：（一）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二）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三）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四）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五）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六条规定，财产侵权的刑事赔偿包括：（一）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二）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罚金、没收财产已经执行的。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一条的精神，民事、行政诉讼的赔偿包括：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

司法赔偿的免责条款：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规定了刑事赔偿的免责情形：“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一）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虚伪供述，或者伪造其他有罪证据被羁押或者被判处刑罚的；（二）依照刑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三）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四）行使国家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的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五）因公民自伤、自残等故意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六）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一）因申请人申请保全有错误造成伤害的；（二）因申请人提供的执行标的物有错误造成伤害的；（三）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四）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情形的；（五）被保全人、被执行人，或者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的保管人员违法动用、隐匿、毁损、变卖人民法院已经保全的财产的；（六）因不可抗力造成伤害后果的；（七）依法不应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其他情形。”

司法赔偿的程序：第一、进入司法赔偿程序的前提是司法机关对其行为是否违法自行确认程序。第二、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程序。第三、司法赔偿复议程序。第四、赔偿委员会决定程序。第五、赔偿义务机关履行赔偿义务程序。

司法赔偿的特征：第一、赔偿责任由国家承担，赔偿事务由义务机关负责。第二、以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违法为前提。第三、司法赔偿在实行违法归责原则的前提下，辅之以结果责任原则。第四、赔偿范围有限。在刑事赔偿中，只对无罪被羁押者给予赔偿，对轻罪重判一般不予赔偿。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只对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并造成损害的予以赔偿，对错判造成的损害不予赔偿。第五、司法赔偿适用非讼决定程序，法院赔偿委员会的决定为一次性终局决定，赔偿义务机关和赔偿请求人无上诉权。第六、司法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并采取直接的物质损失赔偿原则，赔偿标准基本属于抚慰性标准。

二、现行司法赔偿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赔偿义务机关行使违法确认权，自己给自己当“法官”

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于职权行为是否违法由赔偿义务机关、其上一级机关作出，即由行为机关或其上级机关作出。这一审查制度的设置，结果只能是司法职权行为是否违法脱离了相关审判程序最终审查的范围，而由各赔偿义务机关行使对其职权行为违法性的最终审查。违背了司法最终审查（法院审判审查）原则、自己不得审判自己案件原则，也违背了最基本的自然公正原则。实践证明，让赔偿义务机关自己确认自己的行为违法，也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司法赔偿程序中赔偿案件的启动要先由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自行确认是目前司法赔偿制度存在的最关健的问题，也是引起现今司法赔偿无法进一步推进的最主要原因。

（二）司法赔偿案件书面审理方式，难避司法不公之嫌

司法赔偿案件的处理过程缺乏基本的公正机制和程序保障，法院内部的赔偿委员会不是司法机关，其处理案件没有明确的程序依据。司法赔偿和行政赔偿一样都是对国家机关违法行为的制裁。行政诉讼的成功实践已证明，司法程序对于公正解决法律争议特别是对于保护老百姓的权益是多么重要。实际上，法律纠纷裁决程序的司法化是世界法治文明已经证明了的法治之路。现行的司法赔偿程序实行书面审理，缺乏公开性，赔偿请求人不能质证、辩论，当事人很难有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很容易让当事人认为司法赔偿案件的处理存在“官官相护”的情况，很难使社会对司法赔偿案件的处理过程进行监督。

（三）确认与赔偿规定相脱节，权利人求偿障碍多

确认与赔偿规定脱节，主要表现在国家赔偿法及相关规定对免责情形的规定上。一方面，司法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违法，另一方面，符合免责情形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按理说在《国家赔偿法》中规定司法赔偿的免责条款是必要的，关键是免责条款要规定合理。从我国十余年的实践看，有些免责条款已成为赔偿义务机关加以曲解的工具。如“因公民自己做虚假陈述或者伪造有罪证据而被羁押或判刑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一条，在实践中已成为侦查、检察和审判机关钻空子的一个条款。因为按我国目前的刑法和刑诉讼规定，只要公民两次变更其陈述就被视为有责任，而实际上作为被告人的公民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做出虚假陈述或改变其陈述的原因往往不在其自身，常常在于客观环境，如刑讯逼供、长期羁押等因素造成。在此情况下，法律一概将做出虚假陈述的责任归于公民，而在其被羁押或判刑后又获释时不予国家赔偿显然有失公平。在赔偿义务机关独享“举证权利”的情况下，“当事人自己虚假供述”、“情节轻微不认为是犯罪”、“因公民自伤、自残”等都可以成为赔偿义务机关拒赔的理由。免责条款成为赔偿义务机关拒绝司法赔偿的“法宝”。其次，赔偿范围过窄，是确认与赔偿不一致的第二个表现。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第三十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三条第（一）、（二）项，第十五条第（一）、（二）、（三）项规定情形之一，并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虽然可以确认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情形，但因损害结果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还是不予赔偿。过窄的赔偿范围成为碍阻公民实现获得司法赔偿的“瓶颈”。

（四）没有强制执行规定，司法赔偿兑现少

《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必须执行。”按照这一规定，作为国家行政、司法机关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自觉履行。但事实上有不少赔偿义务机关采取了明拖暗顶的态度。据调查，近年来各级法院赔偿委员会处理的赔偿案件近三分之二的赔偿金不能履行到位，一些赔偿请求人抱怨说赔偿决定书是一纸空文、法律白条，有的四处上访、甚至进省、进京。造成执行不力的因素很多，我国司法赔偿制度没有具体规定强制执行制度也是原因之一。

三、完善现行司法赔偿制度的建议

（一）由人民法院行使最终违法确认权

司法赔偿因其制度设置上的障碍，使其无法向前迈出实质性的步伐，主要原因是行使职权的司法机关自行行使对职权行为是否违法的审查权，即确认权。笔者认为，司法赔偿事业要有一个实质性的发展，获得全社会的进一步认同，必须将对司法行为违法性审查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使各作出职权行为的机关不能独享确认权，更不能由其行使最终的确认权，不能对赔偿请求人提起司法赔偿设置人为的障碍和门槛。笔者认为，可以考虑由人民法院行使对司法行为的终局确认权，设立专门的审判法庭，与行政审判庭并立，分别制约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在人民法院设立司法审判庭，建立司法诉讼制度，以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对各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进行监督和审查，将对司法行为的审查纳入法院审查的体系中。

（二）统一确认与赔偿标准

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被依法确认违法后，不一定给予赔偿，这是目前赔偿请求人和人民群众反映较为强烈的问题，原因就在于确认标准与赔偿标准不统一，所以统一确认与赔偿标准乃当务之急。一般情况下，确定司法行为违法，应该作出相应的赔偿决定。尽量减少确认违法而不予赔偿的情况出现。《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明确了对刑事行为、民事、行政诉讼行为有关免责情形不予赔偿，并没有明确以上行为是否应纳入确认程序。笔者认为，应当将免责情形纳入赔偿确认程序，确认符合上列情形，即应发出文书不予确认。以免虽然通过确认程序，而在赔偿程序中不能获得实际的赔偿，造成精力和时间的浪费，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

（三）扩大司法赔偿的范围

行使侦查、检察、审判和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违法侵权行为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违法侵权行为同样是违法行为，对其产生的后果应承担相同的法律责任，即使是国家也不能搞特权。司法赔偿不应只是损失补偿。所谓“补偿”是指“抵销（损失、消耗）”、“补足（缺欠、差额）”。对于给予补偿者来说，它强调对于损失的填补、帮助，具有某种施舍、赐与的含义，与作为责任和义务的赔偿是有一定区别的。换言之，赔偿不仅限于“抵销损失、补足差额”。更多情况下意味着一种责任和义务，而不含有施舍、恩赐的含义。司法赔偿并不单纯是补偿受害人损失的制度，而是以补偿为基础的表明国家某种义务或责任的制度。受害人有权得到这种赔偿，国家也有义务对受到司法侵权的人给予赔偿，国家向受害人支付赔偿金并不是优惠的补助或施舍。所以建议司法赔偿的范围参照民事赔偿的规定，对于确认为违法行使职权的，不仅赔偿直接损失，还应赔偿间接损失、可得利益损失，以及赔偿请求人所受到的精神损失。国家立法机关在划分国家司法赔偿范围问题上，不能只考虑国家财政的负担能力，而不顾及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否则，《国家赔偿法》就极有可能成为某些滥用司法权力，侵犯公民合法权益行为的“保护伞”。

（四）加大司法赔偿决定的执行力度

司法赔偿制度范文篇3

一、现行司法赔偿制度的现状

现行司法赔偿包括刑事赔偿与民事、行政诉讼的赔偿。刑事赔偿是指司法机关在行使刑罚权的过程中对于错拘、错捕、错判，致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国家承担的赔偿责任。民事、行政诉讼的赔偿是指在民事、行政审判过程中因司法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执行措施违法所造成的赔偿。

司法赔偿的范围：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规定，人身侵权的刑事赔偿包括：（一）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二）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三）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四）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五）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六条规定，财产侵权的刑事赔偿包括：（一）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二）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罚金、没收财产已经执行的。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一条的精神，民事、行政诉讼的赔偿包括：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

司法赔偿的免责条款：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规定了刑事赔偿的免责情形：“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一）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虚伪供述，或者伪造其他有罪证据被羁押或者被判处刑罚的；（二）依照刑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三）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四）行使国家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的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五）因公民自伤、自残等故意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六）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一）因申请人申请保全有错误造成伤害的；（二）因申请人提供的执行标的物有错误造成伤害的；（三）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四）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情形的；（五）被保全人、被执行人，或者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的保管人员违法动用、隐匿、毁损、变卖人民法院已经保全的财产的；（六）因不可抗力造成伤害后果的；（七）依法不应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其他情形。”

司法赔偿的程序：第一、进入司法赔偿程序的前提是司法机关对其行为是否违法自行确认程序。第二、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程序。第三、司法赔偿复议程序。第四、赔偿委员会决定程序。第五、赔偿义务机关履行赔偿义务程序。

司法赔偿的特征：第一、赔偿责任由国家承担，赔偿事务由义务机关负责。第二、以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违法为前提。第三、司法赔偿在实行违法归责原则的前提下，辅之以结果责任原则。第四、赔偿范围有限。在刑事赔偿中，只对无罪被羁押者给予赔偿，对轻罪重判一般不予赔偿。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只对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并造成损害的予以赔偿，对错判造成的损害不予赔偿。第五、司法赔偿适用非讼决定程序，法院赔偿委员会的决定为一次性终局决定，赔偿义务机关和赔偿请求人无上诉权。第六、司法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并采取直接的物质损失赔偿原则，赔偿标准基本属于抚慰性标准。

二、现行司法赔偿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赔偿义务机关行使违法确认权，自己给自己当“法官”

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于职权行为是否违法由赔偿义务机关、其上一级机关作出，即由行为机关或其上级机关作出。这一审查制度的设置，结果只能是司法职权行为是否违法脱离了相关审判程序最终审查的范围，而由各赔偿义务机关行使对其职权行为违法性的最终审查。违背了司法最终审查（法院审判审查）原则、自己不得审判自己案件原则，也违背了最基本的自然公正原则。实践证明，让赔偿义务机关自己确认自己的行为违法，也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司法赔偿程序中赔偿案件的启动要先由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自行确认是目前司法赔偿制度存在的最关健的问题，也是引起现今司法赔偿无法进一步推进的最主要原因。

（二）司法赔偿案件书面审理方式，难避司法不公之嫌

司法赔偿案件的处理过程缺乏基本的公正机制和程序保障，法院内部的赔偿委员会不是司法机关，其处理案件没有明确的程序依据。司法赔偿和行政赔偿一样都是对国家机关违法行为的制裁。行政诉讼的成功实践已证明，司法程序对于公正解决法律争议特别是对于保护老百姓的权益是多么重要。实际上，法律纠纷裁决程序的司法化是世界法治文明已经证明了的法治之路。现行的司法赔偿程序实行书面审理，缺乏公开性，赔偿请求人不能质证、辩论，当事人很难有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很容易让当事人认为司法赔偿案件的处理存在“官官相护”的情况，很难使社会对司法赔偿案件的处理过程进行监督。

（三）确认与赔偿规定相脱节，权利人求偿障碍多

确认与赔偿规定脱节，主要表现在国家赔偿法及相关规定对免责情形的规定上。一方面，司法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违法，另一方面，符合免责情形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按理说在《国家赔偿法》中规定司法赔偿的免责条款是必要的，关键是免责条款要规定合理。从我国十余年的实践看，有些免责条款已成为赔偿义务机关加以曲解的工具。如“因公民自己做虚假陈述或者伪造有罪证据而被羁押或判刑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一条，在实践中已成为侦查、检察和审判机关钻空子的一个条款。因为按我国目前的刑法和刑诉讼规定，只要公民两次变更其陈述就被视为有责任，而实际上作为被告人的公民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做出虚假陈述或改变其陈述的原因往往不在其自身，常常在于客观环境，如刑讯逼供、长期羁押等因素造成。在此情况下，法律一概将做出虚假陈述的责任归于公民，而在其被羁押或判刑后又获释时不予国家赔偿显然有失公平。在赔偿义务机关独享“举证权利”的情况下，“当事人自己虚假供述”、“情节轻微不认为是犯罪”、“因公民自伤、自残”等都可以成为赔偿义务机关拒赔的理由。免责条款成为赔偿义务机关拒绝司法赔偿的“法宝”。其次，赔偿范围过窄，是确认与赔偿不一致的第二个表现。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第三十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三条第（一）、（二）项，第十五条第（一）、（二）、（三）项规定情形之一，并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虽然可以确认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情形，但因损害结果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还是不予赔偿。过窄的赔偿范围成为碍阻公民实现获得司法赔偿的“瓶颈”。

（四）没有强制执行规定，司法赔偿兑现少

《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必须执行。”按照这一规定，作为国家行政、司法机关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自觉履行。但事实上有不少赔偿义务机关采取了明拖暗顶的态度。据调查，近年来各级法院赔偿委员会处理的赔偿案件近三分之二的赔偿金不能履行到位，一些赔偿请求人抱怨说赔偿决定书是一纸空文、法律白条，有的四处上访、甚至进省、进京。造成执行不力的因素很多，我国司法赔偿制度没有具体规定强制执行制度也是原因之一。

三、完善现行司法赔偿制度的建议

（一）由人民法院行使最终违法确认权

司法赔偿因其制度设置上的障碍，使其无法向前迈出实质性的步伐，主要原因是行使职权的司法机关自行行使对职权行为是否违法的审查权，即确认权。笔者认为，司法赔偿事业要有一个实质性的发展，获得全社会的进一步认同，必须将对司法行为违法性审查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使各作出职权行为的机关不能独享确认权，更不能由其行使最终的确认权，不能对赔偿请求人提起司法赔偿设置人为的障碍和门槛。笔者认为，可以考虑由人民法院行使对司法行为的终局确认权，设立专门的审判法庭，与行政审判庭并立，分别制约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在人民法院设立司法审判庭，建立司法诉讼制度，以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对各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进行监督和审查，将对司法行为的审查纳入法院审查的体系中。

（二）统一确认与赔偿标准

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被依法确认违法后，不一定给予赔偿，这是目前赔偿请求人和人民群众反映较为强烈的问题，原因就在于确认标准与赔偿标准不统一，所以统一确认与赔偿标准乃当务之急。一般情况下，确定司法行为违法，应该作出相应的赔偿决定。尽量减少确认违法而不予赔偿的情况出现。《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明确了对刑事行为、民事、行政诉讼行为有关免责情形不予赔偿，并没有明确以上行为是否应纳入确认程序。笔者认为，应当将免责情形纳入赔偿确认程序，确认符合上列情形，即应发出文书不予确认。以免虽然通过确认程序，而在赔偿程序中不能获得实际的赔偿，造成精力和时间的浪费，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

（三）扩大司法赔偿的范围

行使侦查、检察、审判和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违法侵权行为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违法侵权行为同样是违法行为，对其产生的后果应承担相同的法律责任，即使是国家也不能搞特权。司法赔偿不应只是损失补偿。所谓“补偿”是指“抵销（损失、消耗）”、“补足（缺欠、差额）”。对于给予补偿者来说，它强调对于损失的填补、帮助，具有某种施舍、赐与的含义，与作为责任和义务的赔偿是有一定区别的。换言之，赔偿不仅限于“抵销损失、补足差额”。更多情况下意味着一种责任和义务，而不含有施舍、恩赐的含义。司法赔偿并不单纯是补偿受害人损失的制度，而是以补偿为基础的表明国家某种义务或责任的制度。受害人有权得到这种赔偿，国家也有义务对受到司法侵权的人给予赔偿，国家向受害人支付赔偿金并不是优惠的补助或施舍。所以建议司法赔偿的范围参照民事赔偿的规定，对于确认为违法行使职权的，不仅赔偿直接损失，还应赔偿间接损失、可得利益损失，以及赔偿请求人所受到的精神损失。国家立法机关在划分国家司法赔偿范围问题上，不能只考虑国家财政的负担能力，而不顾及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否则，《国家赔偿法》就极有可能成为某些滥用司法权力，侵犯公民合法权益行为的“保护伞”。

（四）加大司法赔偿决定的执行力度

司法赔偿制度范文篇4

一、现行司法赔偿制度的现状

现行司法赔偿包括刑事赔偿与民事、行政诉讼的赔偿。刑事赔偿是指司法机关在行使刑罚权的过程中对于错拘、错捕、错判，致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国家承担的赔偿责任。民事、行政诉讼的赔偿是指在民事、行政审判过程中因司法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执行措施违法所造成的赔偿。

司法赔偿的范围：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规定，人身侵权的刑事赔偿包括：（一）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二）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三）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四）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五）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六条规定，财产侵权的刑事赔偿包括：（一）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二）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罚金、没收财产已经执行的。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一条的精神，民事、行政诉讼的赔偿包括：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

司法赔偿的免责条款：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规定了刑事赔偿的免责情形：“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一）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虚伪供述，或者伪造其他有罪证据被羁押或者被判处刑罚的；（二）依照刑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三）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四）行使国家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的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五）因公民自伤、自残等故意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六）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一）因申请人申请保全有错误造成伤害的；（二）因申请人提供的执行标的物有错误造成伤害的；（三）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四）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情形的；（五）被保全人、被执行人，或者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的保管人员违法动用、隐匿、毁损、变卖人民法院已经保全的财产的；（六）因不可抗力造成伤害后果的；（七）依法不应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其他情形。”

司法赔偿的程序：第一、进入司法赔偿程序的前提是司法机关对其行为是否违法自行确认程序。第二、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程序。第三、司法赔偿复议程序。第四、赔偿委员会决定程序。第五、赔偿义务机关履行赔偿义务程序。

司法赔偿的特征：第一、赔偿责任由国家承担，赔偿事务由义务机关负责。第二、以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违法为前提。第三、司法赔偿在实行违法归责原则的前提下，辅之以结果责任原则。第四、赔偿范围有限。在刑事赔偿中，只对无罪被羁押者给予赔偿，对轻罪重判一般不予赔偿。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只对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并造成损害的予以赔偿，对错判造成的损害不予赔偿。第五、司法赔偿适用非讼决定程序，法院赔偿委员会的决定为一次性终局决定，赔偿义务机关和赔偿请求人无上诉权。第六、司法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并采取直接的物质损失赔偿原则，赔偿标准基本属于抚慰性标准。

二、现行司法赔偿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赔偿义务机关行使违法确认权，自己给自己当“法官”

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于职权行为是否违法由赔偿义务机关、其上一级机关作出，即由行为机关或其上级机关作出。这一审查制度的设置，结果只能是司法职权行为是否违法脱离了相关审判程序最终审查的范围，而由各赔偿义务机关行使对其职权行为违法性的最终审查。违背了司法最终审查（法院审判审查）原则、自己不得审判自己案件原则，也违背了最基本的自然公正原则。实践证明，让赔偿义务机关自己确认自己的行为违法，也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司法赔偿程序中赔偿案件的启动要先由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自行确认是目前司法赔偿制度存在的最关健的问题，也是引起现今司法赔偿无法进一步推进的最主要原因。

（二）司法赔偿案件书面审理方式，难避司法不公之嫌

司法赔偿案件的处理过程缺乏基本的公正机制和程序保障，法院内部的赔偿委员会不是司法机关，其处理案件没有明确的程序依据。司法赔偿和行政赔偿一样都是对国家机关违法行为的制裁。行政诉讼的成功实践已证明，司法程序对于公正解决法律争议特别是对于保护老百姓的权益是多么重要。实际上，法律纠纷裁决程序的司法化是世界法治文明已经证明了的法治之路。现行的司法赔偿程序实行书面审理，缺乏公开性，赔偿请求人不能质证、辩论，当事人很难有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很容易让当事人认为司法赔偿案件的处理存在“官官相护”的情况，很难使社会对司法赔偿案件的处理过程进行监督。

（三）确认与赔偿规定相脱节，权利人求偿障碍多

确认与赔偿规定脱节，主要表现在国家赔偿法及相关规定对免责情形的规定上。一方面，司法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违法，另一方面，符合免责情形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按理说在《国家赔偿法》中规定司法赔偿的免责条款是必要的，关键是免责条款要规定合理。从我国十余年的实践看，有些免责条款已成为赔偿义务机关加以曲解的工具。如“因公民自己做虚假陈述或者伪造有罪证据而被羁押或判刑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一条，在实践中已成为侦查、检察和审判机关钻空子的一个条款。因为按我国目前的刑法和刑诉讼规定，只要公民两次变更其陈述就被视为有责任，而实际上作为被告人的公民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做出虚假陈述或改变其陈述的原因往往不在其自身，常常在于客观环境，如刑讯逼供、长期羁押等因素造成。在此情况下，法律一概将做出虚假陈述的责任归于公民，而在其被羁押或判刑后又获释时不予国家赔偿显然有失公平。在赔偿义务机关独享“举证权利”的情况下，“当事人自己虚假供述”、“情节轻微不认为是犯罪”、“因公民自伤、自残”等都可以成为赔偿义务机关拒赔的理由。免责条款成为赔偿义务机关拒绝司法赔偿的“法宝”。其次，赔偿范围过窄，是确认与赔偿不一致的第二个表现。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第三十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三条第（一）、（二）项，第十五条第（一）、（二）、（三）项规定情形之一，并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虽然可以确认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情形，但因损害结果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还是不予赔偿。过窄的赔偿范围成为碍阻公民实现获得司法赔偿的“瓶颈”。

（四）没有强制执行规定，司法赔偿兑现少

《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必须执行。”按照这一规定，作为国家行政、司法机关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自觉履行。但事实上有不少赔偿义务机关采取了明拖暗顶的态度。据调查，近年来各级法院赔偿委员会处理的赔偿案件近三分之二的赔偿金不能履行到位，一些赔偿请求人抱怨说赔偿决定书是一纸空文、法律白条，有的四处上访、甚至进省、进京。造成执行不力的因素很多，我国司法赔偿制度没有具体规定强制执行制度也是原因之一。

三、完善现行司法赔偿制度的建议

（一）由人民法院行使最终违法确认权

司法赔偿因其制度设置上的障碍，使其无法向前迈出实质性的步伐，主要原因是行使职权的司法机关自行行使对职权行为是否违法的审查权，即确认权。笔者认为，司法赔偿事业要有一个实质性的发展，获得全社会的进一步认同，必须将对司法行为违法性审查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使各作出职权行为的机关不能独享确认权，更不能由其行使最终的确认权，不能对赔偿请求人提起司法赔偿设置人为的障碍和门槛。笔者认为，可以考虑由人民法院行使对司法行为的终局确认权，设立专门的审判法庭，与行政审判庭并立，分别制约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在人民法院设立司法审判庭，建立司法诉讼制度，以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对各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进行监督和审查，将对司法行为的审查纳入法院审查的体系中。

（二）统一确认与赔偿标准

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被依法确认违法后，不一定给予赔偿，这是目前赔偿请求人和人民群众反映较为强烈的问题，原因就在于确认标准与赔偿标准不统一，所以统一确认与赔偿标准乃当务之急。一般情况下，确定司法行为违法，应该作出相应的赔偿决定。尽量减少确认违法而不予赔偿的情况出现。《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明确了对刑事行为、民事、行政诉讼行为有关免责情形不予赔偿，并没有明确以上行为是否应纳入确认程序。笔者认为，应当将免责情形纳入赔偿确认程序，确认符合上列情形，即应发出文书不予确认。以免虽然通过确认程序，而在赔偿程序中不能获得实际的赔偿，造成精力和时间的浪费，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

（三）扩大司法赔偿的范围

行使侦查、检察、审判和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违法侵权行为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违法侵权行为同样是违法行为，对其产生的后果应承担相同的法律责任，即使是国家也不能搞特权。司法赔偿不应只是损失补偿。所谓“补偿”是指“抵销（损失、消耗）”、“补足（缺欠、差额）”。对于给予补偿者来说，它强调对于损失的填补、帮助，具有某种施舍、赐与的含义，与作为责任和义务的赔偿是有一定区别的。换言之，赔偿不仅限于“抵销损失、补足差额”。更多情况下意味着一种责任和义务，而不含有施舍、恩赐的含义。司法赔偿并不单纯是补偿受害人损失的制度，而是以补偿为基础的表明国家某种义务或责任的制度。受害人有权得到这种赔偿，国家也有义务对受到司法侵权的人给予赔偿，国家向受害人支付赔偿金并不是优惠的补助或施舍。所以建议司法赔偿的范围参照民事赔偿的规定，对于确认为违法行使职权的，不仅赔偿直接损失，还应赔偿间接损失、可得利益损失，以及赔偿请求人所受到的精神损失。国家立法机关在划分国家司法赔偿范围问题上，不能只考虑国家财政的负担能力，而不顾及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否则，《国家赔偿法》就极有可能成为某些滥用司法权力，侵犯公民合法权益行为的“保护伞”。

（四）加大司法赔偿决定的执行力度

司法赔偿制度范文篇5

一、现行司法赔偿制度的现状

现行司法赔偿包括刑事赔偿与民事、行政诉讼的赔偿。刑事赔偿是指司法机关在行使刑罚权的过程中对于错拘、错捕、错判，致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国家承担的赔偿责任。民事、行政诉讼的赔偿是指在民事、行政审判过程中因司法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执行措施违法所造成的赔偿。

司法赔偿的范围：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规定，人身侵权的刑事赔偿包括：（一）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二）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三）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四）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五）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六条规定，财产侵权的刑事赔偿包括：（一）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二）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罚金、没收财产已经执行的。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一条的精神，民事、行政诉讼的赔偿包括：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

司法赔偿的免责条款：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规定了刑事赔偿的免责情形：“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一）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虚伪供述，或者伪造其他有罪证据被羁押或者被判处刑罚的；（二）依照刑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三）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四）行使国家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的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五）因公民自伤、自残等故意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六）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一）因申请人申请保全有错误造成伤害的；（二）因申请人提供的执行标的物有错误造成伤害的；（三）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四）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情形的；（五）被保全人、被执行人，或者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的保管人员违法动用、隐匿、毁损、变卖人民法院已经保全的财产的；（六）因不可抗力造成伤害后果的；（七）依法不应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其他情形。”

司法赔偿的程序：第一、进入司法赔偿程序的前提是司法机关对其行为是否违法自行确认程序。第二、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程序。第三、司法赔偿复议程序。第四、赔偿委员会决定程序。第五、赔偿义务机关履行赔偿义务程序。

司法赔偿的特征：第一、赔偿责任由国家承担，赔偿事务由义务机关负责。第二、以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违法为前提。第三、司法赔偿在实行违法归责原则的前提下，辅之以结果责任原则。第四、赔偿范围有限。在刑事赔偿中，只对无罪被羁押者给予赔偿，对轻罪重判一般不予赔偿。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只对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并造成损害的予以赔偿，对错判造成的损害不予赔偿。第五、司法赔偿适用非讼决定程序，法院赔偿委员会的决定为一次性终局决定，赔偿义务机关和赔偿请求人无上诉权。第六、司法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并采取直接的物质损失赔偿原则，赔偿标准基本属于抚慰性标准。

二、现行司法赔偿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赔偿义务机关行使违法确认权，自己给自己当“法官”

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于职权行为是否违法由赔偿义务机关、其上一级机关作出，即由行为机关或其上级机关作出。这一审查制度的设置，结果只能是司法职权行为是否违法脱离了相关审判程序最终审查的范围，而由各赔偿义务机关行使对其职权行为违法性的最终审查。违背了司法最终审查（法院审判审查）原则、自己不得审判自己案件原则，也违背了最基本的自然公正原则。实践证明，让赔偿义务机关自己确认自己的行为违法，也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司法赔偿程序中赔偿案件的启动要先由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自行确认是目前司法赔偿制度存在的最关健的问题，也是引起现今司法赔偿无法进一步推进的最主要原因。

（二）司法赔偿案件书面审理方式，难避司法不公之嫌

司法赔偿案件的处理过程缺乏基本的公正机制和程序保障，法院内部的赔偿委员会不是司法机关，其处理案件没有明确的程序依据。司法赔偿和行政赔偿一样都是对国家机关违法行为的制裁。行政诉讼的成功实践已证明，司法程序对于公正解决法律争议特别是对于保护老百姓的权益是多么重要。实际上，法律纠纷裁决程序的司法化是世界法治文明已经证明了的法治之路。现行的司法赔偿程序实行书面审理，缺乏公开性，赔偿请求人不能质证、辩论，当事人很难有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很容易让当事人认为司法赔偿案件的处理存在“官官相护”的情况，很难使社会对司法赔偿案件的处理过程进行监督。

（三）确认与赔偿规定相脱节，权利人求偿障碍多

确认与赔偿规定脱节，主要表现在国家赔偿法及相关规定对免责情形的规定上。一方面，司法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违法，另一方面，符合免责情形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按理说在《国家赔偿法》中规定司法赔偿的免责条款是必要的，关键是免责条款要规定合理。从我国十余年的实践看，有些免责条款已成为赔偿义务机关加以曲解的工具。如“因公民自己做虚假陈述或者伪造有罪证据而被羁押或判刑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一条，在实践中已成为侦查、检察和审判机关钻空子的一个条款。因为按我国目前的刑法和刑诉讼规定，只要公民两次变更其陈述就被视为有责任，而实际上作为被告人的公民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做出虚假陈述或改变其陈述的原因往往不在其自身，常常在于客观环境，如刑讯逼供、长期羁押等因素造成。在此情况下，法律一概将做出虚假陈述的责任归于公民，而在其被羁押或判刑后又获释时不予国家赔偿显然有失公平。在赔偿义务机关独享“举证权利”的情况下，“当事人自己虚假供述”、“情节轻微不认为是犯罪”、“因公民自伤、自残”等都可以成为赔偿义务机关拒赔的理由。免责条款成为赔偿义务机关拒绝司法赔偿的“法宝”。其次，赔偿范围过窄，是确认与赔偿不一致的第二个表现。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第三十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三条第（一）、（二）项，第十五条第（一）、（二）、（三）项规定情形之一，并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虽然可以确认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情形，但因损害结果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还是不予赔偿。过窄的赔偿范围成为碍阻公民实现获得司法赔偿的“瓶颈”。

（四）没有强制执行规定，司法赔偿兑现少

《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必须执行。”按照这一规定，作为国家行政、司法机关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自觉履行。但事实上有不少赔偿义务机关采取了明拖暗顶的态度。据调查，近年来各级法院赔偿委员会处理的赔偿案件近三分之二的赔偿金不能履行到位，一些赔偿请求人抱怨说赔偿决定书是一纸空文、法律白条，有的四处上访、甚至进省、进京。造成执行不力的因素很多，我国司法赔偿制度没有具体规定强制执行制度也是原因之一。

三、完善现行司法赔偿制度的建议

（一）由人民法院行使最终违法确认权

司法赔偿因其制度设置上的障碍，使其无法向前迈出实质性的步伐，主要原因是行使职权的司法机关自行行使对职权行为是否违法的审查权，即确认权。笔者认为，司法赔偿事业要有一个实质性的发展，获得全社会的进一步认同，必须将对司法行为违法性审查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使各作出职权行为的机关不能独享确认权，更不能由其行使最终的确认权，不能对赔偿请求人提起司法赔偿设置人为的障碍和门槛。笔者认为，可以考虑由人民法院行使对司法行为的终局确认权，设立专门的审判法庭，与行政审判庭并立，分别制约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在人民法院设立司法审判庭，建立司法诉讼制度，以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对各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进行监督和审查，将对司法行为的审查纳入法院审查的体系中。

（二）统一确认与赔偿标准

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被依法确认违法后，不一定给予赔偿，这是目前赔偿请求人和人民群众反映较为强烈的问题，原因就在于确认标准与赔偿标准不统一，所以统一确认与赔偿标准乃当务之急。一般情况下，确定司法行为违法，应该作出相应的赔偿决定。尽量减少确认违法而不予赔偿的情况出现。《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明确了对刑事行为、民事、行政诉讼行为有关免责情形不予赔偿，并没有明确以上行为是否应纳入确认程序。笔者认为，应当将免责情形纳入赔偿确认程序，确认符合上列情形，即应发出文书不予确认。以免虽然通过确认程序，而在赔偿程序中不能获得实际的赔偿，造成精力和时间的浪费，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

（三）扩大司法赔偿的范围

行使侦查、检察、审判和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违法侵权行为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违法侵权行为同样是违法行为，对其产生的后果应承担相同的法律责任，即使是国家也不能搞特权。司法赔偿不应只是损失补偿。所谓“补偿”是指“抵销（损失、消耗）”、“补足（缺欠、差额）”。对于给予补偿者来说，它强调对于损失的填补、帮助，具有某种施舍、赐与的含义，与作为责任和义务的赔偿是有一定区别的。换言之，赔偿不仅限于“抵销损失、补足差额”。更多情况下意味着一种责任和义务，而不含有施舍、恩赐的含义。司法赔偿并不单纯是补偿受害人损失的制度，而是以补偿为基础的表明国家某种义务或责任的制度。受害人有权得到这种赔偿，国家也有义务对受到司法侵权的人给予赔偿，国家向受害人支付赔偿金并不是优惠的补助或施舍。所以建议司法赔偿的范围参照民事赔偿的规定，对于确认为违法行使职权的，不仅赔偿直接损失，还应赔偿间接损失、可得利益损失，以及赔偿请求人所受到的精神损失。国家立法机关在划分国家司法赔偿范围问题上，不能只考虑国家财政的负担能力，而不顾及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否则，《国家赔偿法》就极有可能成为某些滥用司法权力，侵犯公民合法权益行为的“保护伞”。

（四）加大司法赔偿决定的执行力度

司法赔偿制度范文篇6

一、现行司法赔偿制度的现状

现行司法赔偿包括刑事赔偿与民事、行政诉讼的赔偿。刑事赔偿是指司法机关在行使刑罚权的过程中对于错拘、错捕、错判，致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国家承担的赔偿责任。民事、行政诉讼的赔偿是指在民事、行政审判过程中因司法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执行措施违法所造成的赔偿。

司法赔偿的范围：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规定，人身侵权的刑事赔偿包括：（一）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二）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三）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四）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五）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六条规定，财产侵权的刑事赔偿包括：（一）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二）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罚金、没收财产已经执行的。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一条的精神，民事、行政诉讼的赔偿包括：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

司法赔偿的免责条款：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规定了刑事赔偿的免责情形：“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一）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虚伪供述，或者伪造其他有罪证据被羁押或者被判处刑罚的；（二）依照刑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三）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四）行使国家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的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五）因公民自伤、自残等故意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六）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一）因申请人申请保全有错误造成伤害的；（二）因申请人提供的执行标的物有错误造成伤害的；（三）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四）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情形的；（五）被保全人、被执行人，或者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的保管人员违法动用、隐匿、毁损、变卖人民法院已经保全的财产的；（六）因不可抗力造成伤害后果的；（七）依法不应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其他情形。”

司法赔偿的程序：第一、进入司法赔偿程序的前提是司法机关对其行为是否违法自行确认程序。第二、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程序。第三、司法赔偿复议程序。第四、赔偿委员会决定程序。第五、赔偿义务机关履行赔偿义务程序。

司法赔偿的特征：第一、赔偿责任由国家承担，赔偿事务由义务机关负责。第二、以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违法为前提。第三、司法赔偿在实行违法归责原则的前提下，辅之以结果责任原则。第四、赔偿范围有限。在刑事赔偿中，只对无罪被羁押者给予赔偿，对轻罪重判一般不予赔偿。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只对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并造成损害的予以赔偿，对错判造成的损害不予赔偿。第五、司法赔偿适用非讼决定程序，法院赔偿委员会的决定为一次性终局决定，赔偿义务机关和赔偿请求人无上诉权。第六、司法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并采取直接的物质损失赔偿原则，赔偿标准基本属于抚慰性标准。

二、现行司法赔偿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赔偿义务机关行使违法确认权，自己给自己当“法官”

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于职权行为是否违法由赔偿义务机关、其上一级机关作出，即由行为机关或其上级机关作出。这一审查制度的设置，结果只能是司法职权行为是否违法脱离了相关审判程序最终审查的范围，而由各赔偿义务机关行使对其职权行为违法性的最终审查。违背了司法最终审查（法院审判审查）原则、自己不得审判自己案件原则，也违背了最基本的自然公正原则。实践证明，让赔偿义务机关自己确认自己的行为违法，也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司法赔偿程序中赔偿案件的启动要先由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自行确认是目前司法赔偿制度存在的最关健的问题，也是引起现今司法赔偿无法进一步推进的最主要原因。

（二）司法赔偿案件书面审理方式，难避司法不公之嫌

司法赔偿案件的处理过程缺乏基本的公正机制和程序保障，法院内部的赔偿委员会不是司法机关，其处理案件没有明确的程序依据。司法赔偿和行政赔偿一样都是对国家机关违法行为的制裁。行政诉讼的成功实践已证明，司法程序对于公正解决法律争议特别是对于保护老百姓的权益是多么重要。实际上，法律纠纷裁决程序的司法化是世界法治文明已经证明了的法治之路。现行的司法赔偿程序实行书面审理，缺乏公开性，赔偿请求人不能质证、辩论，当事人很难有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很容易让当事人认为司法赔偿案件的处理存在“官官相护”的情况，很难使社会对司法赔偿案件的处理过程进行监督。

（三）确认与赔偿规定相脱节，权利人求偿障碍多

确认与赔偿规定脱节，主要表现在国家赔偿法及相关规定对免责情形的规定上。一方面，司法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违法，另一方面，符合免责情形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按理说在《国家赔偿法》中规定司法赔偿的免责条款是必要的，关键是免责条款要规定合理。从我国十余年的实践看，有些免责条款已成为赔偿义务机关加以曲解的工具。如“因公民自己做虚假陈述或者伪造有罪证据而被羁押或判刑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一条，在实践中已成为侦查、检察和审判机关钻空子的一个条款。因为按我国目前的刑法和刑诉讼规定，只要公民两次变更其陈述就被视为有责任，而实际上作为被告人的公民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做出虚假陈述或改变其陈述的原因往往不在其自身，常常在于客观环境，如刑讯逼供、长期羁押等因素造成。在此情况下，法律一概将做出虚假陈述的责任归于公民，而在其被羁押或判刑后又获释时不予国家赔偿显然有失公平。在赔偿义务机关独享“举证权利”的情况下，“当事人自己虚假供述”、“情节轻微不认为是犯罪”、“因公民自伤、自残”等都可以成为赔偿义务机关拒赔的理由。免责条款成为赔偿义务机关拒绝司法赔偿的“法宝”。其次，赔偿范围过窄，是确认与赔偿不一致的第二个表现。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第三十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三条第（一）、（二）项，第十五条第（一）、（二）、（三）项规定情形之一，并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虽然可以确认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情形，但因损害结果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还是不予赔偿。过窄的赔偿范围成为碍阻公民实现获得司法赔偿的“瓶颈”。

（四）没有强制执行规定，司法赔偿兑现少

《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必须执行。”按照这一规定，作为国家行政、司法机关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自觉履行。但事实上有不少赔偿义务机关采取了明拖暗顶的态度。据调查，近年来各级法院赔偿委员会处理的赔偿案件近三分之二的赔偿金不能履行到位，一些赔偿请求人抱怨说赔偿决定书是一纸空文、法律白条，有的四处上访、甚至进省、进京。造成执行不力的因素很多，我国司法赔偿制度没有具体规定强制执行制度也是原因之一。

三、完善现行司法赔偿制度的建议

（一）由人民法院行使最终违法确认权

司法赔偿因其制度设置上的障碍，使其无法向前迈出实质性的步伐，主要原因是行使职权的司法机关自行行使对职权行为是否违法的审查权，即确认权。笔者认为，司法赔偿事业要有一个实质性的发展，获得全社会的进一步认同，必须将对司法行为违法性审查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使各作出职权行为的机关不能独享确认权，更不能由其行使最终的确认权，不能对赔偿请求人提起司法赔偿设置人为的障碍和门槛。笔者认为，可以考虑由人民法院行使对司法行为的终局确认权，设立专门的审判法庭，与行政审判庭并立，分别制约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在人民法院设立司法审判庭，建立司法诉讼制度，以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对各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进行监督和审查，将对司法行为的审查纳入法院审查的体系中。

（二）统一确认与赔偿标准

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被依法确认违法后，不一定给予赔偿，这是目前赔偿请求人和人民群众反映较为强烈的问题，原因就在于确认标准与赔偿标准不统一，所以统一确认与赔偿标准乃当务之急。一般情况下，确定司法行为违法，应该作出相应的赔偿决定。尽量减少确认违法而不予赔偿的情况出现。《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明确了对刑事行为、民事、行政诉讼行为有关免责情形不予赔偿，并没有明确以上行为是否应纳入确认程序。笔者认为，应当将免责情形纳入赔偿确认程序，确认符合上列情形，即应发出文书不予确认。以免虽然通过确认程序，而在赔偿程序中不能获得实际的赔偿，造成精力和时间的浪费，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

（三）扩大司法赔偿的范围

行使侦查、检察、审判和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违法侵权行为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违法侵权行为同样是违法行为，对其产生的后果应承担相同的法律责任，即使是国家也不能搞特权。司法赔偿不应只是损失补偿。所谓“补偿”是指“抵销（损失、消耗）”、“补足（缺欠、差额）”。对于给予补偿者来说，它强调对于损失的填补、帮助，具有某种施舍、赐与的含义，与作为责任和义务的赔偿是有一定区别的。换言之，赔偿不仅限于“抵销损失、补足差额”。更多情况下意味着一种责任和义务，而不含有施舍、恩赐的含义。司法赔偿并不单纯是补偿受害人损失的制度，而是以补偿为基础的表明国家某种义务或责任的制度。受害人有权得到这种赔偿，国家也有义务对受到司法侵权的人给予赔偿，国家向受害人支付赔偿金并不是优惠的补助或施舍。所以建议司法赔偿的范围参照民事赔偿的规定，对于确认为违法行使职权的，不仅赔偿直接损失，还应赔偿间接损失、可得利益损失，以及赔偿请求人所受到的精神损失。国家立法机关在划分国家司法赔偿范围问题上，不能只考虑国家财政的负担能力，而不顾及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否则，《国家赔偿法》就极有可能成为某些滥用司法权力，侵犯公民合法权益行为的“保护伞”。

（四）加大司法赔偿决定的执行力度

司法赔偿制度范文篇7

国家在对社会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一些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国家应当对受损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给予公平、及时、有效的补救。正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三项提出的：“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一）保证任何一个被侵犯了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或自由的人，能得到有效的补救，尽管此种侵犯是以官方资格行事的人所为；（二）保证任何要求此种补救的人能由合格的司法、行政或立法当局或由国家法律制度规定的任何其他合格当局断定其在这方面的权利，并发展司法补救的可能性；（三）保证合格当局在准予此等补救时，确能付诸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规定也为健全国家赔偿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国家赔偿法》实际上是一部人权保障法，是兑现宪法保护公民权庄严承诺的重要机制，是国家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免受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的最后防线，它应当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等现代司法理念。（9674个字符）

「以下正文」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不断向前发展，世界各国人民在长期的司法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法律文化，并形成了一系列科学的基本观念，即现代司法理念。1966年第21届联大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国际人权公约》等，在保障人权等现代司法理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代司法理念主要包括司法公开、公平、公正、独立以及尊重和保障人权等等。在大陆，由于经历了长期的封建社会，权力高度集中，行政权司法权合二为一，故在建国初期大陆建立的司法制度还相当落后，未摆脱封建残余的影响。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的民主意识和法制意识开始觉醒并提高。1994年，大陆以基本法的形式确立了国家赔偿制度，是大陆建设法治社会进程中的重要成果，对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近年来，大陆加入世贸组织后，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司法的交流更加广泛和深入，国际上的一些先进的法律文化和现代司法理念被广大国民所接受，国民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和权利意识日益增强。中共中央顺应形势，高瞻远瞩，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在十六大提出要在全社会实现公平与正义；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直接写入宪法。这些都为大陆完善国家赔偿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大陆现行《国家赔偿法》实施十年来，我们认为，该法的立法精神、目的和宗旨总的是符合现代法治和现代司法理念的，但其中一些具体规定已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不符合公开、公平、公正以及人权保障等现代司法理念的要求。下面就大陆司法赔偿制度中比较突出的几个问题进行研究。

本文所指的司法赔偿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中的刑事赔偿与非刑事司法赔偿。

一、司法赔偿归责原则问题

《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这里的“侵犯”有“违法”二字的限定。有的理论界人士和司法实践者根据此条规定认为，国家赔偿归责原则为违法赔偿原则；而有的则认为，国家赔偿中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为违法赔偿原则，司法赔偿的归责原则应为违法兼结果原则。《国家赔偿法》的归责原则不明确，不仅造成理解认识上的不统一，而且给司法赔偿实践也带来了较大的困惑。

比如，以证据不足为由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或人民法院以证据不足作出的无罪判决，受害人是否能直接持不起诉决定书或无罪判决书申请国家赔偿，争议很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司法赔偿归责原则的认识理解不一致导致的。公安、检察等有关机关认为，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司法赔偿原则为违法赔偿原则。根据刑诉法的规定，刑拘、逮捕、判决各阶段对证据的掌握不同，对以证据不足判决无罪的案件，往往刑拘、逮捕符合刑诉法规定的条件。因此以证据不足为由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或无罪判决不能视为错误逮捕的确认文书，应由检察机关确认逮捕措施是否违法才能进入赔偿程序，法院赔偿委员会不应直接受理此类案件。法院赔偿委员会则认为根据“疑罪从无”的刑法原则，只要受害人结果未被定罪，则司法机关对其采取的刑事拘留或逮捕措施错误，受害人有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这实际上突破了公安、检察机关所认为的违法赔偿原则。

如何理解《国家赔偿法》中的司法赔偿原则？笔都认为：第一，国家在对社会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一些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国家机关（包括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给受害人造成损害有两种情形，一是违法行使职权造成的损害，另一种不违法行使职权造成的损害。不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为是否违法，所造成的损害如果让受损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自己承担，就意味着让他们受到了特别的牺牲，承受了本应由全社会承担的负担，这是不公平的，因而必须由国家承担亦即由全社会共同承担，才符合公共负担平等的社会正义原则。[1]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这里的“侵犯”没有“违法”二字的限定。应当注意的是，《国家赔偿法》在第三条、第四条行政赔偿范围中，均使用了“违法”二字；而该法在刑事赔偿范围的规定中较少使用“违法”二字，其中第十五条第（一）项“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第（二）项“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未使用“违法拘留”或“违法逮捕”的提法。而“错误拘留”、“错误逮捕”中的“错误”通常是通过结果来判断，其外延比“违法拘留”、“违法逮捕”宽。第三，《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虽然使用了“违法”二字的限定，但我们不能孤立地理解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而应从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赔偿法等有关法律的立法精神去判断。比如，前文所提及的司法机关根据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条件，对嫌疑人采取了刑事拘留或逮捕措施，后因证据不足终止了刑事追诉程序，这种情况下受害人是否能获得赔偿的问题。根据刑法“疑罪从无”的原则，即使刑拘或逮捕时符合刑诉法的相关规定，但结果以证据不足作出不起诉决定或判决无罪，只要结果没有被定罪，则该犯罪嫌疑人在法律意义上没有罪，无罪之人应享有宪法和刑法等赋予的人身自由权及财产权等基本权利。司法机关作出的刑事拘留或逮捕措施侵犯了该公民的人身自由权，违反了宪法对公民权利保障的规定，实际上也是违法的，国家应承担司法赔偿或补救责任。

综上两点原因，大陆司法赔偿归责原则应当是违法兼结果原则，建议修改《国家赔偿法》时，在该法总则中予以明确。

二、司法赔偿确认制度问题

大陆《国家赔偿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赔偿请求人要求确认有本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被要求的机关不予确认的，赔偿请求人有权申诉。从以上规定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只要有关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作出的结论，如监察机关对有关责任人的处分决定；对嫌疑人刑拘或逮捕后，检察机关以没有犯罪事实或以证据不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或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的形式作出的调查处理结论；嫌疑人被刑拘或逮捕后，人民法院作出的无罪判决；或人民法院对责任人作出的有罪判决等结论足以证明侵权机关的职权行为符合刑事赔偿范围，受害人可以直接申请赔偿。因此，并非所有的赔偿事项必须经赔偿义务机关或其上一级机关确认违法后才能申请赔偿。但是，由于赔偿法该条对确认制度的规定模糊，以致部分赔偿义务机关片面地认为，赔偿法将先行确认权赋予了赔偿义务机关，所有的赔偿事项均应由赔偿义务机关先行确认违法后才能申请赔偿；如果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作出的确认结论不服或赔偿义务机关不答复的，赔偿请求人可以向赔偿义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诉。

目前在实践中争议最大的是，如前文所述，对检察机关以证据不足作出的存疑不起诉案件或人民法院以证据不足作出的无罪判决，赔偿请求人申请赔偿的，法院赔偿委员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批复认为不起诉决定书或人民法院作出的无罪判决书应当视为确认文书，应当受理赔偿请求人的赔偿申请；检察机关认为应当先经其确认是否违法才能进入赔偿程序，其依据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规定》第七条第二款关于“对人民检察院因证据不足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不起诉决定书或者人民法院因证据不足作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书、裁定书申请赔偿的，人民检察院的逮捕、拘留决定有无违法侵犯人身权情形，应当依法进行确认”的规定。由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该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批复不一致，法院要执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和批复，而检察院要执行最高检察院的司法解释。

刑事司法活动中的刑讯逼供现象以及违法收取或没收保证金的现象相当突出，但受害人能得到赔偿的微乎其微。《国家赔偿法》在第十五条第（四）项将刑讯逼供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死亡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但是根据该法的第二十条的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也就是说，刑讯逼供违法行为是否存在，要经依法确认。这里就存在一个谁来确认，如何确认的问题。在实践中，除非刑讯逼供致死或重伤或精神失常，刑讯逼供的事实无法掩盖，有的受害人获得了赔偿。对于刑讯逼供所致的轻伤、轻微伤，待关押一段时间后，受害人的伤往往已痊愈，伤痕证据已消除，又无旁人作证（即没有旁人也不愿作出对自身不利的证言），从证据方面来说，对受害人极其不利。只要侵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否认，则无法确认刑讯逼供违法行为的存在。因此，受害人受到刑讯逼供违法侵害后，通常无法获得赔偿。关于违法收取或没收取保候审保证金的问题，由于《国家赔偿法》实施以来，将错误刑事拘留纳入了刑事赔偿范围。公安机关将符合或不符合刑事拘留条件的人责令办理取保候审，交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保证金一交，就如同“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其中绝大多数是违法没收的。这个问题非常突出，仿佛一块真空，没有监督、没有约束。《国家赔偿法》未将违法收取或没收保证金纳入刑事赔偿范围，即使根据赔偿法总则第二条的规定将此情形纳入赔偿，但确认这一关又过不了。受害人向侵权机关申请确认，实践中，绝大多数的公安机关置之不理，受害人向其上一级机关申诉，往往也得不到答复。而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赔偿案件程序的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赔偿请求人依法向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的被侵权事项，应当先经过依法确认，赔偿委员会不受理要求确认的申诉案件。这样下来，受害人要求退还保证金的赔偿请求被确认这一关给挡住了。

根据大陆的司法体制，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公安局长有的是政法委书记，法院的中立、独立体现困难。公安、检察机关认为应当由他们确认的赔偿事项，如果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直接受理了，则要么找人大、要么找政法委、要么以不履行赔偿金相胁。《国家赔偿法》在司法赔偿部分如此设计的确认制度带来的结果是，较多的赔偿义务机关把确认程序作为“挡箭牌”，利用确认程序来规避赔偿，对赔偿请求人的确认申请，作出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应当确认违法而确认不违法，进入不了赔偿程序，二是置之不理，不作结论，仍然进入不了赔偿程序。赔偿请求人向其上一级机关申诉，得到纠正的也为数甚少。由于进入不了赔偿程序，有的被迫放弃，有的便在确认申诉中疲于奔命，浪费时间。这样极大地增加了受害人的诉讼成本，更重要的是由于侵权问题长时间不能得到解决，则《国家赔偿法》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起到社会减压阀的作用，反而增加了官民矛盾，疏远了官民关系，国家机关必将为此付出了极大的道德成本、社会成本甚至是政治成本。[2]为数较少的侵权机关即使作出了确认违法或不违法的决定，但各机关对确认的标准、方式、确认文书的格式以及适用法律等不统一，导致五花八门的确认出现，这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形象。赔偿法所设立的确认制度极大地阻碍了司法赔偿工作的顺利开展，使《国家赔偿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的宗旨、目的难于实现。

同样一部法律，为什么行政赔偿工作的开展比司法赔偿工作效果好得多呢？这是因为在行政赔偿中，赔偿请求人申请赔偿义务机关确认并要求赔偿不是唯一途径，还有行政诉讼程序为保障，行政诉讼程序为行政赔偿工作的较好开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笔者认为，为了保证赔偿请求人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在受到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权侵害后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赔偿或补救，同时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法制的统一，司法赔偿程序部分可参照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赔偿程序设置，但应当有别于诉讼程序。一是因为大陆的司法体制决定了司法赔偿只能适用决定程序而非诉讼程序；二是行政赔偿诉讼是建立在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司法监督理论上的，行政机关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而且现行行政赔偿原则是违法赔偿原则，人民法院可以判决确认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违法；而司法赔偿不同的是，如前第一个问题所述，并非仅以违法与否判断，有的是以结果判断司法行为是否错误。以结果判断的，往往需法律规定的后置程序中的相关机关作出的结论为确认结论，而非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所能处理。比如，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在受理赔偿请求人的赔偿申请后，发现终审刑事判决有误，只能提出司法建议，启动审监程序处置后，才能恢复赔偿案件的审理。

笔者建议：综上，可以参照行政赔偿程序设置司法赔偿程序。但不同的是司法赔偿案件以人民法院最终确认和决定程序的监督为保障，而非诉讼程序保障。当然，应当注意的是，人民法院的最终确认权就是审查判断确认与否的权力，对职权行为违法而不需后置程序的有关机关作出结论的部分，赔偿请求人申请赔偿的，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应当有权直接确认违法与否并作出赔偿决定。与行政赔偿程序不同的是，需法律规定的后置程序中的相关机关作出的结论为确认结论的，应当待该结论作出后，才能受理赔偿请求人的赔偿申请。

三、司法赔偿决定引入听证程序问题

大陆三大诉讼法均把公开审判作为基本诉讼制度确立下来，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时，没有公开就没有公正可言，审判权威就不能建立。《国家赔偿法》在赔偿程序中，没有规定公开决定程序。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赔偿案件程序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规定：赔偿委员会审理案件依法不公开进行。这与公开透明的现代司法理念是冲突的。《国家赔偿法》把司法赔偿决定权赋予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虽然司法赔偿适用决定程序，有别于诉讼程序，但仍然不能背离公开这一基本的司法原则。实践证明，只有“阳光”下的审判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任。因此，保证赔偿义务机关、赔偿请求人享有对证据的知情权和陈述申辩权利，是公开、公正现代司法理念的必然要求，是司法赔偿案件审判方式改革的必然发展方向。

大陆现有的司法体制决定了司法赔偿不能参照诉讼模式引入审判程序，但引入听证程序却是适当的。通过十年的司法赔偿实践可以证明，司法赔偿案件引入听证程序有以下几方面的优越性：第一、能够促进司法公正。《国家赔偿法》将司法赔偿案件的审理权赋予了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由于大陆司法体制存在的弊端，以及大陆公民受传统的“官官相护”意识的影响，对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公安、检察、法院等司法机关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赔偿案件的公正性持怀疑态度。在审理司法赔偿案件中引入听证程序，实际上就是在审理程序上公开化，增加案件审理的透明度，增强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司法赔偿案件的信任感，这符合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公平、公开、公正原则。第二、能够提高审判效率。司法赔偿案件引入听证程序审理，赔偿请求人与赔偿义务机关在听证过程中面对面地对争议事项进行质辩，有利于赔偿委员会查清事实，使审理人员能够较快地把握双方的理由、观点和争议焦点，加快审理进度，正确适用《国家赔偿法》。第三、有利于化解矛盾。赔偿请求人在法律意识较低或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在赔偿案件的审理程序上不够公开公正的情况下，其“官官相护”的意识极易产生且不易改变。司法赔偿案件如果不引入听证程序，让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面对面地质辩，不论赔偿委员会作出了多么正确公正的决定，绝大多数的赔偿请求人或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是不信任的，是有抵触情绪的。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通过在听证过程中举证、质证，进行辩论，赔偿请求人不但认为有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与赔偿义务机关能平等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和理由，而且能进一步了解案件事实，了解《国家赔偿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对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依法作出的赔偿决定更能理解更能接受一些，从而减轻了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和人民法院的抵触情绪或对抗心理。第四、引入听证程序审理的司法赔偿案件效果都很好。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都比较服从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尤其是赔偿请求人对司法赔偿案件引入听证程序非常欢迎，认为自己的“官司”即使输了，也输得明明白白，输得心服口服。

综上所述，引入听证程序，是实现司法赔偿程序公正的重要保障，是准确地确定国家赔偿范围和数额的必要途径，是防止审判人员滥用裁量权的重要措施，是公平、公正、公开司法原则的具体体现[3].笔者建议，在修改《国家赔偿法》时，在司法赔偿程序中增加听证程序条款。凡是重大、疑难、争议较大、证据较多的赔偿案件，均应引入听证程序审理。但由于司法赔偿包含了刑事赔偿和非刑事司法赔偿，故不能象其他案件开庭审理一样，应有别于庭审，因此，参加听证的法院审判人员不宜着法官袍，也不宜使用法槌。

四、赔偿费用的支付问题

《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必须执行。第二十九条规定，赔偿费用，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国务院《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国家赔偿费用由赔偿义务机关先从本单位预算经费和留归本单位使用的资金中支付，支付后再向同级财政机关申请核拨。通过长达十年的国家赔偿司法实践，赔偿费用的执行兑现也存在诸多问题。一是有些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决定存在抵触情绪，不履行先行支付义务，也不向财政机关申请核拨。二是各地区财政收入存在差异，尤其是一些区县财政机关没有把赔偿费纳入每年度财政预算，一部分财政困难的区县对国家赔偿费用不予核拨或只核拨一部分。三是一些财政机关与赔偿义务机关为追偿问题产生分歧，财政机关未核拨。四是部分国家机关负责人考虑政绩等因素，未向财政机关依法申请核拨。五是部分赔偿义务机关以财政机关不拨款等理由，对赔偿请求人不履行先行支付义务。赔偿费的执行问题，少部分的地区执行兑现状况良好，但多数地区赔偿费的执行兑现状况堪忧，实践中赔偿义务机关或财政机关拒付的现象相当普遍，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书成为“一纸空文”的情形并不少见。国家对受其权力侵害的弱势群体一点抚慰性的赔偿金都要打“白条”、耍“赖皮”，《国家赔偿法》的尊严、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书的权威必然受到影响，同时国家机关的形象也必然受到极大的损害。一个公民受到国家机关违法行为的侵害，本身就是对社会正义的极大侵害，对蒙受冤屈或受到损害的人依法给予赔偿，不仅仅是个人权利的恢复问题，而且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恢复问题。[4]赔偿费不能及时全面兑现，不但公民个人权利没有得到恢复，而且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也没有得到恢复。大陆赔偿费的执行兑现状况不符合公平等现代司法理念的要求，也不符合《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关于“补救确能付诸实施”的规定。

《国家赔偿法》没有规定执行的具体措施，该法的行政赔偿有部分是在行政诉讼程序解决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第六十五条第三款规定了对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的四项执行措施，比如，通知银行从该行政机关的账户内划拨应当归还的罚款或应当给付的赔偿金，或在规定期限内不履行的，对该行政机关按日处50至100元的罚款等。行政赔偿与司法赔偿一样，均是国家承担赔偿责任，向受害人支付赔偿费用，行政赔偿费用的执行有人民法院相应的强制执行权作保障，但司法赔偿费用的执行兑现则完全靠赔偿义务机关或财政机关的自觉性，无相关措施予以保障。根据大陆司法体制，如果完全照搬民事强制执行模式是不合适的，《国家赔偿法》应制定适合自身特点的执行措施。这是《国家赔偿法》的一大缺陷，应当弥补。

笔者建议：第一，由于国家赔偿中的行政赔偿有部分是在行政诉讼程序解决，故在修改《国家赔偿法》中赔偿费的支付部分时，同时应当结合《行政诉讼法》关于执行部分作相应修改；第二，关于赔偿费的支付应专列一章；第三，由于申报赔偿费用有一过程，应强化赔偿义务机关的先行支付义务；第四，赔偿费最好由省一级或中央财政纳入预算并统筹列支为宜；第五，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赔偿决定送达给赔偿请求人时，还应各送达一份给省级财政机关和赔偿义务机关；第六，赋予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对省级财政机关的支付情况进行监督等权力，以保障赔偿费能及时全面地支付赔偿请求人。以上几点建议，既能避免部分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决定不服拒不履行赔偿费的情况，也能避免财政机关与赔偿义务机关为核拨与否扯皮不休的问题，不但能将赔偿费用及时兑现赔偿请求人，也切实解决部分困难地区财政支付困难问题，同时便于掌握赔偿费的数额，便于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监督。对追偿的问题，我们认为只要有赔偿法第十五条第（四）、（五）项规定情形的，以及在处理案件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导致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查明的，在作出的赔偿决定中，同时对追偿与否、追偿的数额和期限作出决定，支付赔偿费的财政机关应当代表国家行使追偿权，侵权机关有义务协助追偿。

五、司法赔偿范围问题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在全社会实现公平与正义。因此，作为国家赔偿责任主体国家，应当对受到其权力侵害的受害人给予公平合理有效的补救。而大陆现行《国家赔偿法》仅在第十五条规定了五项侵犯人身权、第十六条规定了两项侵犯财产权的，受害人可以获得赔偿的情形，均无兜底条款；而第十七条则规定了七种国家免责情形，其中第（六）项为兜底条款，为国家免责情形留下了余地。前面可以获得赔偿的情形不留余地，而国家免责情形则留了余地，无论怎么说，对受害人来说都是不公平的。确认制度的设置和赔偿范围的过窄，使《国家赔偿法》以“犹抱琵琶半掩面”的姿态出台。有相当一部分受到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为侵害的情形，无相关法条予以适用。大陆的国家赔偿就目前来说实际上是一种抚慰性的赔偿，但是有的受害人连抚慰性的赔偿也得不到，这是现行赔偿法的重大缺陷，不符合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要求，也不符合有关国际公约的要求，当然也不符合公平、公正的现代司法理念的要求。有人说，大陆国力弱，现有的国情决定了不能给予受害人充分有效的补救。既然民事侵权赔偿案件中，法官不可能因为侵权方的赔偿能力弱而减轻其赔偿责任。那么一个国家怎能以国力弱为由而减轻其赔偿责任呢！表面看，国家以此节省了一笔开支，但付出的却是法治滞后的代价。如果依法应当获得的赔偿不能得到解决，将影响社会稳定，国家付出的代价远远高出在国家赔偿方面节省的费用。

笔者认为，为了能更充分地保障受到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职权行为侵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国家赔偿法》应当扩大司法赔偿范围。根据三大诉讼法的规定，司法机关的权力范围相当广泛，侵权行为相应也种类繁多，在刑事和非刑事司法赔偿范围中不可能一一列举，这就需要用兜底条款来进行平衡。而现行赔偿法对刑事赔偿范围在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以列举式进行规定，没有兜底条款，在实践中有些情形找不到法条适用，给司法实践带来较大的困难。对非刑事司法赔偿范围，赔偿法仅在第三十一条进行了概括性的规定，而且范围过窄，是不能适应司法赔偿实践的需要的。《国家赔偿法》关于刑事与非刑事司法赔偿范围的规定，将较多受到司法权侵害的受害人的赔偿请求权挡在门外，其补救功能没能得以真正地实现，这是不符合公平公正现代司法理念要求的。

根据公共负担平等的社会正义原则，以及公平、公正以及人权保障等现念的要求，笔者认为在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以下几类情形应当纳入司法赔偿范围。

1、有罪被超期羁押的赔偿

有罪被超期羁押是指被告人被判有罪，但其被羁押或服刑的时间超过判决确定的时间。超期羁押现象相当普遍，主要是部分司法机关或其工作人员受落后的司法观念影响，认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触犯刑法，应当被打击，多关押一段时间没什么大不了。司法领域侵犯人权最为突出一个方面就是超期羁押。有罪被超期羁押的人对超期羁押部分是否应当获得赔偿呢？大陆现行《国家赔偿法》以所谓“无罪赔偿原则”将有罪超期羁押排除在司法赔偿范围之外。何谓“无罪赔偿原则”？是指一名被告人只要被判有罪，被关押或服刑的时间超过判决确定的时间，对其超期羁押部分国家是不承担赔偿责任。最高法院作出的个案批复亦认为，根据《国家赔偿法》关于刑事赔偿范围的规定，对超期羁押的部分，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笔者认为，被告人被判有罪应当受到相应的刑罚处罚，这是毫无异议的，但其人格应当受到尊重，合法的权利应得到依法保障。根据宪法、刑法及刑诉法的立法精神和有关规定，罪犯在法院判决的刑期届满，就应当立即释放，则该被告人应当依法获得自由并恢复享有一个公民应有的自由权利，那么超期羁押的部分实际上就是无罪被羁押，无罪被羁押就是非法侵犯了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基本权利，属于国家赔偿范围，对此国家应当予以赔偿。如果不这样认识，就不利于解决反映强烈的超羁押问题。只有这样，才符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以及“以人为本”的现念。

2、自诉案件中的国家赔偿

有的自诉案件，一审被判刑收押，二审发现证据不足发回重审，在重审期间原告即自诉人撤回起诉，这种情况下国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这类情形在赔偿法第十五条刑事赔偿范围中也是没有规定的。被害人被判刑收押，虽然与自诉人有关，但主要是因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所致，而且自诉人在二审发现证据不足发回重审在重审期间撤回起诉的，不排除一审判刑收押行为的错误。根据公共负担、公平的现代司法理念，这类案件的结果给受害人造成了损失，国家应承担一种公平补救责任。

司法赔偿制度范文篇8

本文以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为分析对象，主要探讨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关离婚损害赔偿的理论基础；二是我国现行立法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不足；三是完善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对策。通过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拟对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展开较为系统的研究。

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基本理论

（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概念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民事赔偿责任制度的一种，是指因夫妻一方的重大过错而致婚姻关系破裂，离婚时无过错配偶一方有权要求有过错配偶一方对其所受之损失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予以赔偿的制度。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概念可以得出，首先，离婚损害赔偿的原因是由于夫妻一方的重大过错而导致了婚姻关系的破裂，侵害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其次，无过错的一方享有赔偿请求权，立法之所以这样规定，是为了保护婚姻关系中的权利人的合法权益，避免无辜者的权益由于配偶存在过错而受到伤害，正如我国学者所说的：“这适应了我国新形势下调整离婚关系新情况的需要，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有利于维护合法婚姻关系，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制裁过错方的违法行为。”

（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法理基础婚姻损害行为是一种侵权行为，这从法律条文使用到了“过错”、“赔偿”、“暴力”、“虐待”等用词可以看出端倪。亦即，离婚损害赔偿是侵权赔偿的一种，是由于行为人的行为侵害了权利人的权利，而需要对权利人的权利进行修复，即对权利人进行赔偿，这种赔偿包括物质赔偿和精神赔偿。所以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建立在侵权理论之上的，而非契约理论，“将契约的一般原理用于婚姻关系有些牵强附会。虽然婚姻的缔结也是建立在男女双方平等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合意，但在内容等方面与一般契约关系有明显不同，将离婚损害赔偿的理论依据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显有不妥，离婚损害赔偿责任应为侵权责任而非契约责任。”那么，婚姻损害行为侵害的是什么权利呢？笔者认为，这需要综合分析、具体判断。如夫妻一方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那么行为人侵害的是对方的配偶权，行为人所违反的是忠诚义务；如果行为人采取暴力、虐待的行为虐待对方，那么他（她）侵害的是对方的人身权等权利。这就说明，婚姻损害行为侵害的并非单纯的权利，而是一种或者多种权利，且这些权利均为人格权、人身权等权利所包含。事实上，从应然的角度来看，婚姻侵权行为所侵害的权利范围可能更大，只不过由于我国立法采取了列举式的规定，将婚姻损害赔偿仅限于几种法定的情形而已，因此从理论上说，我国在将来的立法中还可以对这些情形进行进一步的扩展。

二、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中存在的不足

（一）我国现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规定

我国现行婚姻法有关离婚损害赔偿的内容主要规定在《婚姻法》第46条，主要规定了四种情形，即重婚的情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此两种行为也就是人们平时说的不忠诚于婚姻，此外还有实施家庭暴力以及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情形，无过错方也有权提出损害赔偿请求。除了《婚姻法》的规定外，我国《婚姻法》解释（一）也进一步对《婚姻法》第46条做出了解释，司法解释第28条规定：“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可见，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赔偿的范围，即不仅仅包括物质赔偿，还包括精神损失的赔偿，使我国婚姻立法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内容具备前瞻性，也和《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基本精神相吻合。

（二）我国现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虽然已经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但是这一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导致了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未能很好地起到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有必要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一些分析，笔者认为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主要有如下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1．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过于狭窄我国目前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范围比较狭窄，只局限于立法所规定的几种情形，即重婚、同居、家庭暴力和虐待。这几种情形在婚姻生活中比较常见，如目前社会上比较流行的“包二奶”就涉法制园地嫌重婚和婚外同居，一般均会引起严重的家庭矛盾，造成夫妻之间的隔阂。我国学者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立法的缺陷，如有学者指出：“四种违法行为不足以涵盖所有对婚姻当事人造成严重伤害的行为，比如说长期通奸行为可能比一般的虐待、遗弃对当事人的伤害更大。”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我国婚姻法中第一次出现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因此立法者不敢将范围规定得太广，以免造成此类案件过多；第二，在立法技术上采取列举式的立法难免会造成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显得太狭窄。2．离婚损害赔偿的主体范围不明确我国立法规定，如果出现法律规定的四种情形，那么无过错方可以请求赔偿。从该条文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逻辑上的混乱，且主要表现为法条对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规定得不明确。如立法规定“无过错的一方”有权要求赔偿，那么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我们可以认为是没有过错的夫妻一方，而不是他人；但是在法条列举的四种情形中，还有实施家庭暴力、虐待家庭成员的情形，这就会使人误解，认为不仅仅是无过错的一方，而是其他没有过错的家庭成员，如果在遭受家庭暴力侵害，或者遭受到遗弃、虐待的，也可以进行索赔。这种认识是错误的，造成这种认识的原因是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中主体的不明确有关。3．离婚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不合理我国将离婚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规定为对于感情破裂，造成离婚有过错的一方，且是婚姻关系之内的一方，而不限于婚姻关系之外。实践中出现这样的情形，即由于第三者的插足，而造成婚姻关系破裂的，第三者是否要承担责任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议论的热点。但是，“第三者”侵害婚姻家庭的行为侵害了何种权利，则见解各异。笔者认为，第三者的行为在客观上破坏了他人的家庭幸福，在法律上破坏的乃是他人的配偶权。立法者可能考虑到了婚外情、包二奶等行为具有隐秘性，因此调查取证等均不易，因此在离婚损害赔偿的主体方面，将第三者排除在外。而根据法学理论，事实上不仅仅第三者，只要配偶权被侵犯，那么权利主体都可以向行为人要求赔偿。

三、完善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对策

针对上述问题，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情况，笔者认为我国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通过完善立法的方法，赋予权利人更多的权利，保护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一）扩大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

我国采取列举式的方法难免会造成疏漏，因此在立法技术上应该有所改变，以加大对权利人的保护。对此，我们可以适当参考国外的立法。《瑞士民法典》第151条规定：因离婚导致无过错配偶一方在财产权或期待权方面受到侵害时，有过错配偶一方应负一定损害赔偿的责任。因离婚而导致无过错配偶一方的生活有重大损害时，法官可允其向他方要求一定的慰抚金。这种概括式的立法可以供我国参考，我国在未来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可以不再仅仅用列举式的方法对侵权的情形做出具体的规定。为了和原有的立法保持体系上的一致，可以在一般性规定之外，再通过对若干种具体情形的列举，以指导法官判决。具体来说，我国可以规定：因配偶一方或者其他人不法侵害他方配偶合法权益，致使婚姻关系破裂离婚，无过错配偶一方对由此遭受的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有权请求赔偿，过错配偶一方负有赔偿损失、给付慰抚金的民事责任。前款规定的情形包括：重婚的、与他人同居的、违反其他忠诚义务的、虐待、遗弃对方的等等。

（二）明确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

鉴于我国离婚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中的权利主体不是很明确的现状，容易引起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上的一些误解，因此我国在法律条文的表述上，应该做出一些改变，使人们明确认识到，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是婚姻关系中的无过错一方，而不是其他权利主体。换言之，权利主体仅仅包括夫或者妻一方，且该方必须无过错，而不包括婚姻家庭关系中的其他成员，如未成年子女、老人等等。这是因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专门为离婚而设，而离婚是对于存在婚姻关系的男女而言的，不涉及其他主体。如果婚姻家庭关系中的其他主体受到了遗弃或者虐待，完全可以通过另外的法律途径来解决争议，而没有必要在离婚诉讼中进行。

司法赔偿制度范文篇9

现行国家赔偿法集实体法和程序法于一身，包含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两部分。“在日本于1947年制定单独的国家赔偿法后，这种体系完整、内容全面、实体与程序统一的国家赔偿法典模式，即成为各国效仿的榜样。”国家赔偿法集实体法与程序法于一身的立法方式是世界各国国家赔偿立法普遍采取的模式，这种模式集中反映国家赔偿制度实体和程序具有的特殊性，有利于保障实体法的实施，有利于正确及时解决国家赔偿案件，充分考虑了实体与程序的协调配合，在司法实践中便于群众和司法机关操作。学者们对此种立法模式几乎没有异议。学者们争论较多的是将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共同规定在一部国家赔偿法中是否适当的问题。其实这一问题在国家赔偿立法之初学者们就有不同的主张。有的学者主张将刑事赔偿规定在统一的国家赔偿法中，否则会造成法律之间的重复或不协调，或者会造成缺乏可资遵循的共同原则。有的学者坚持将刑事赔偿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还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刑事赔偿制度立法应参酌各国经验，对刑事赔偿单独立法。最后国家赔偿法采取了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统一立法的体例，立法者为什么采取这一体例，有的学者认为统一立法方式不仅有利于协调部门间关系，省去不必要的重复立法，而且也可以避免某类国家赔偿责任在立法上的空白，有利于受害人起诉获得赔偿。原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顾昂然也解释说：“国家赔偿有一个发展过程，是先从行政赔偿开始的，逐步发展到冤狱赔偿。我国制定国家赔偿法，可以把行政赔偿、刑事赔偿一起规定。”

一、大陆法系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赔偿立法体例考察

（一）德国刑事赔偿的立法情况。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有关刑事赔偿的法律制度就已经建立起来，1898年德国颁布了《再审无罪判决赔偿法》，1904年颁布了《无辜羁押赔偿法》，1932年正式颁布《冤狱赔偿法》。1971年3月8日颁行《刑事追诉措施赔偿法》。1981年6月26日联邦德国颁布《国家赔偿法》，但1982年10月19日被联邦宪法法院宣判无效，目前德国尚无统一的国家赔偿法典，虽然1981年德国国家赔偿法已经废止，但体现了德国国家赔偿制度发展的趋势。从该法法律条文的规定来看，该法实为国家赔偿的一般性规定，对刑事赔偿的明确规定体现在第5条司法和立法的责任一条。《刑事追诉措施赔偿法》为现行刑事赔偿依据的法律，该法专门规定了刑事赔偿的归责原则、赔偿范围以及适用的特别赔偿程序。

（二）日本刑事赔偿的立法情况。1947年，日本制定了《国家赔偿法》，并于同年10月27日正式公布施行，1950年，日本又制定了《刑事补偿法》。日本《国家赔偿法》只有9条，内容主要是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赔偿的范围、民法的适用、有关赔偿额的规定等，没有规定赔偿的程序，没有明确规定刑事赔偿的有关内容。日本《刑事补偿法》共26条，还有附则多条，详细规定了刑事补偿的归责原则、范围、标准、程序等内容。

（三）奥地利刑事赔偿立法情况。1948年12月18日，奥地利制定了《公职责任法》，实际就是国家赔偿法。1969年7月8日奥地利国民议会通过了《刑事赔偿法》对刑事赔偿的内容进行了详细规定。奥地利法律有关刑事赔偿的制度具体体现在《刑事赔偿法》中，1989年奥地利《公职责任法》的修改，并没有将刑事赔偿法的内容纳入进来，继续保持《公职责任法》、《刑事赔偿法》并行的立法模式。

（四）法国刑事赔偿立法情况。法国没有国家赔偿法法典，其国家赔偿制度是以判例法为中心的赔偿法体系。其刑事赔偿制度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在第三编第七节第三目临时羁押的赔偿部分对刑事赔偿的有关内容进行了规定。1972年7月5日，法国制定了《关于执行法官和关于民事诉讼程序改革法》规定了司法赔偿责任的一般规定。

（五）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赔偿立法情况。1959年6月11日，我国台湾地区公布《冤狱赔偿法》经过三次修正，具体确定了刑事赔偿依据的归责原则、范围程序等内容。1980年7月2日公布《中国台湾地区赔偿法》对国家赔偿作了一般性规定。

纵观大陆法系几个主要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赔偿制度的立法情况，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无论先行制定国家赔偿法，还是先行制定刑事赔偿法，凡采取国家赔偿法法典化的国家和地区，刑事赔偿都采取了单独立法的模式。国家赔偿没有采取法典化的国家，将刑事赔偿的有关内容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虽然以上的分析不尽周全，但不可否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带有普遍性的。所以笔者认为刑事赔偿之所以单独立法是由于刑事司法活动的特殊性决定的，那种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很少在国家赔偿法中规定司法赔偿而单独立法，是由于在这些国家中司法赔偿仅限于刑事损害赔偿，可以放在刑事诉讼法解决，或者由于冤狱赔偿事关重大，往往在国家赔偿立法之前就已经规定，或者囿于司法豁免原则，根本不作任何司法赔偿的规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二、我国学者对刑事赔偿立法体例的一些建议

国家赔偿法实施十一年来，对刑事赔偿立法体例上缺失学者们也多有关注，提出了一些可资借鉴的意见。有不少学者主张将刑事赔偿单独立法。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国家赔偿法将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合二为一是国家赔偿法宏观方面的缺失，因为二者法律义理不同，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赔偿范围，赔偿标准，赔偿费用，强行将二者合二为一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影响法律的实施及立法原意。有的学者认为学界提出了各种修改建议和意见，但国家赔偿法与刑事赔偿法分别立法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国家赔偿法可作为基本法，所有公务人员的过错侵权受此调整。有的学者主张创制国家赔偿程序法，来解决刑事赔偿立法存在的问题。还有的学者甚至主张废除现行国家赔偿法，以民法和民事诉讼法处理国家赔偿案件，根本没必要讨论刑事赔偿立法的问题。当然主张保持现有行政赔偿与刑事赔偿混合立法模式的学者也大有人在。

三、笔者的意见

“国家赔偿法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事物，求毕其功于一役是不太现实的。”就是西方法治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国家赔偿制度的发展也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我们不能苛求当初国家赔偿法的立法者在当时国家赔偿法理论研究不深、无国家赔偿传统可循、缺乏司法实践的情况下给我们制定出一整套完美无缺的赔偿制度。

司法赔偿制度范文篇10

关键词：惩罚性赔偿；适用条件；惩罚性赔偿金数额

一、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概述

（一）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界定。惩罚性赔偿制度，是指为达到惩罚不法行为人、赔偿受害人所受损失以及遏制类似不法行为再次发生的目的，由法院根据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况，综合考量受害人损失程度、加害人恶意主观程度等诸多因素后，最终作出判决不法行为人支付超出被害人实际损失的一种赔偿制度。（二）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基本内涵。1.目的具有独特性惩罚性赔偿金数额是依附于补偿性赔偿金数额但又高于其赔偿数额。其不同于传统的补偿性赔偿制度，仅为了补偿受害人实际损失，惩罚性赔偿更注重惩罚不法加害人和威慑到社会中潜在的行为人，以达到预防再发生类似的行为的作用。其判决超出实际损失的金额是一种针对其危害性更严厉的否定性评价。2.惩罚性赔偿金数额考量因素具有多样性惩罚性赔偿数额计算考量因素具有多样性，不单单只考虑受害人实际遭受损失这一种情形，其须从多个角度考量。计算惩罚性赔偿金数额时实际损害通常是不确定的，只有将各种因素都考虑在内之后，得出的赔偿金数额才能更有效地保障司法的公平和公平性。3.适用范围具有法定性英美法系国家允许双方订立合同时，事先通过意思自治约定违约行为人支付一定的惩罚性赔偿金。而在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只有在法律明文规定的特殊情况下才适用。

二、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司法裁判之立场

（一）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司法裁判现状。总体上，我国民事赔偿遵循传统的补偿性损害赔偿原则。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采取传统的补偿性赔偿制度处理具体案件已经无法充分体现公平和公正性。在面对社会中存在许多恶性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受害人在衡量诉讼成本、风险收益、举证责任难度等诸多因素之后，往往会选择放弃法律救济手段。此时即使行政机关介入到案件中，对侵权人作出一定的行政处罚，但其处罚的力度相较于经营者从中获得的高风险的收益相比，也只是微乎其微，治标不治本，大都数经营者会因违法成本过低，选择铤而走险继续实施该类似行为，从而不能高效的抑制诸如此类的违法行为。在侵权领域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主要集中在产品侵权。2009年《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有权要求赔偿实际损失外，还有权向法院诉请生产者或者主观明知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销售者向其支付商品价款十倍的赔偿金。从规定中可以看出，首先，针对生产者的主观要件法条未作明确的规定，换言之，无论其是故意、重大过失、一般过失，只要其存在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行为，消费者均有权要求其赔偿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其次，作出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的处罚，但在赔偿倍数上虽增至到价款十倍，但相较于消费者因其不符合食品标准所遭受的损失，存在显失公平性。举例来说，食品本身价格通常为几元到几百元不等，假使该食品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赔偿十倍的价款也仅是几十元到几千元。生产者或销售者在权衡赔偿的数额与巨额利润下，往往会选择继续实施不法行为。随之，2015年新《食品安全法》第147条规定了赔偿金额不足缴纳民事赔偿、罚款以及刑事罚金时，民事赔偿优先原则；第148条第1款增加首负责制，只要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而遭受损害的，均有权无先后顺序选择消费者或生产者赔偿，这二者不得推诿，先赔偿，后按照谁责任谁负责，即无责任一方向有责任的一方追责；第148条第2款增加除价款十倍以外的损失三倍的计算赔偿金数额的方式，受害人可选择有利于自己的计算方式，保障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此外，2009年《侵权责任法》第47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生产、销售，造成人身伤亡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支付相应的惩罚性赔偿。”适用该制度在主观要件上，侵权人必须是“明知”；在损害结果方面，必须达到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结果。该法条适用构成要件过于严苛，仅能适用于解决极个别案件中，其不适用于一般的案件中。另外，针对惩罚性赔偿金额仅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未按照以往的倍数标准、设置最低基础保障额，其给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易导致司法专横，严重损害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正义。（二）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之不足。1.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过窄。当前，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主要适用于少部分的合同领域以及侵权领域，由此可见适用范围极其狭窄。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于我国侵权领域主要还是集中适用于产品侵权，且是恶意的产品侵权案件。但事实上侵权领域的范围极广，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的恶意侵权案件，如环境污染、医疗侵权、网络侵权等，其侵害了社会广大人民利益。制度的制定是为了更好遏制违法行为，在侵权领域适用该制度具有较大局限性。因此，扩大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侵权领域是有必要的。2.惩罚性补偿金数额计算标准不尽合理。目前世界上适用惩罚性赔偿金制度计算模式主要有三大类型：固定金额模式、弹性金额模式、无数额限制金额模式。我国该制度适用的计算标准是：其一，采用固定倍数标准，其为固定金额模式；其二，采用“相应的”标准，其为无数额限制金额模式；其三，最低赔偿标准，最低赔偿标准是一种兜底条款，例如：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500元最低保障金额。而遵循固定“倍数”标准适用于具体案件中，法官在作出判决时，会过于单纯机械根据商品价款或服务费用来确定惩罚性赔偿金额，而不能具体案件具体对待，这样作出的判决往往是不适当的。举例而言，例如，二人同时同地购买同一家过期的食品，二者出现不同的不良反应，其中一人仅出现呕吐等轻微症状，另一个则出现不可逆转的永久性巨大损失。若最后这两种损害结果都按照同一标准赔偿的金额，显然对于后者的损失是不公正的。

三、完善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的建议

惩罚性赔偿制度是通过采用超出实际损失的经济赔偿手段，惩罚不法行为人，弥补受害人损失和威慑不法行为人，从而减少将来类似行为的发生。针对上述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现状中存在的不足，笔者认为完善制度尤为重要。（一）扩大侵权责任领域的适用范围。目前我国适用范围过于狭隘，从侵权领域适用现状看，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主要在产品侵权方面，但大规模的侵权案件、非医疗产品责任以外的医疗侵权以及除商标侵权以外的知识产权侵权都未曾涉及，这对于遏制其他侵权行为是明显不利的。可以将以下侵权行为纳入适用范围。1.医疗侵权。我国现行法律明确规定，除医疗产品侵权外的医疗侵权案件均以实际损失为限，其达不到真正意义的救济，结合当前我国的医患关系严峻，存在医疗损害责任举证难、鉴定难、责任认定难等现象，不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有效的保障，而且对侵权人的威慑力也起不到实质性作用。因此，应将医疗中的侵权行为全方位纳入到该制度中，可以弥补被侵害人的医疗损害；遏制和预防不良的医疗活动的发生；警示医疗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医疗规范。2.大规模侵权。大规模侵权在现代社会并不少见，其包括石油泄露、网络侵权、环境污染等侵权案件，此类案件的特点是：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损害造成的损失大、受侵害的主体为社会中不特定的多数人等。大规模侵权案件一旦发生，其损害结果不可小觑，特别针对恶意或重大过失的经营者，如仅适用补偿性赔偿制度，无法达到惩罚与遏制的功能。将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于大规模侵权案件中，其有利于加大对这类侵权案件的处罚力度，更好地减少和避免这类大规模侵权案件的发生，保障广大人民的利益，彰显社会公平、公正性以及缓解大规模侵权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二）细化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的计算标准。我国主要采用的标准是固定“倍数”标准以及“相应的”标准，我国该标准还有待完善。1.惩罚性赔偿金数额计算宜采用弹性金额模式。我国民事赔偿大多采用补偿性赔偿制度，但其与惩罚性赔偿原则并非完全独立关系，被侵权人有权向侵权人提起惩罚性赔偿诉请的前提条件是提起补偿性赔偿诉讼，无论是计算违约责任中的惩罚性赔偿金数额，还是计算侵权责任中国的赔偿数额，法院判决制度的惩罚性赔偿金额过低或过高，都无法达到相应目的。弹性金额模式是指对惩罚性赔偿金设定最低数额而不规定最高数额，换言之，即以受害人因加害人不法行为遭受的实际损失为基数，但不得超过作为补偿性赔偿金的若干倍。设置最高额一定程度上削弱该制度本身威慑的价值目标，使得该制度具有可预期性，但不利于区分拥有不同财富状况的人，也就不能在实践过程中针对不同情况做出恰当的判决。若设置了最高额，当不法行为人明知其将会被惩罚，仍然着手实施该非法行为时，此时行为人会权衡巨大利益与损失之间的比例关系后，作出是否实施不法行为的决定。若未设置最高额，其不知道其要支付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的限制，惩罚性赔偿金的威慑作用就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应该在倍数标准的基础之上，根据不同违约类型设定一个倍数区间而非严苛遵循单一的倍数标准。法官须根据具体案件情况和被侵权人请求，并结合考虑其他因素，在幅度内选择更是适宜的倍数加以处罚，达到不法行为与处罚结果相适应的法律效果，从而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2.明确惩罚性赔偿金数额计算考量因素。我国《侵权责任法》第47条只规定对于侵权人适用于惩罚性赔偿，而未明确规定计算数额时应该考量的因素。如果受害人损失少，而侵权人利益巨大且惩罚性赔偿数额较低，侵权人有很大可能继续实施此类侵权行为。因此，笔者认为在计算惩罚性赔偿金过程应结合我国当前司法实践的现状，将以下因素考虑在内：行为人自身的财富状况；当地的经济水平；行为人的悔过表现；加害人实施行为的主观动机；诉讼的费用等。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的功能在于惩罚、赔偿、遏制以及预防，其制定是为了更好地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从司法实践的案例中不难发现，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适用率低、胜诉率低的现象，在我国也鲜有“天价”的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典型案例。其制定不是仅仅停留于法条中，而是为了更好的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它。因此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完善，结合我国法制建设具体情况，从而适应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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