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理念范文10篇

司法理念范文篇1

改革开放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经济大门，也同时成就了制度研究的新起点，我们不断地向西方学习制度建设、法律修订、机构设置，希望实现后发优势，用先进的制度来促进中国的发展，相信制度的落后是造成中国屈辱的罪魁祸首。但当我们为此孜孜以求，以为离模板——美国不远时，一个个案例却告诉我们“youarewrong”。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背后是一整套理念、文化支撑，这是制度设计和运行的原则。制度可以移植，制度背后的理念、逻辑却不可复制。司法制度是最能体现这种理念文化的，因为它表达出了国民对是非、真假、善恶的基本判断标准。当人们面对生命，对视死亡时，人心中深植的或者被理智掩盖的观念文化就会被激发出来，形成最本能、最原始的反应，所以本文中选取了两个比较有影响的刑事案例，希望从这粒水珠中折射出太阳的光辉。

1中美司法理念的案例比较

1994年美国辛普森案引起全世界关注的“世纪大审判”。在刑事审判中，涉嫌杀妻的辛普森胜诉，因为证据被污染，程序不合法。在民事诉讼中，辛普森被判败诉，承担了巨额民事赔偿。与此相比，1998年河南“赵作海冤案”也引起了国人的极大关注。两个案例的背景并不一致，辛普森案发生在保守主义复兴，种族关系趋向紧张的90年代的美国，而且辛普森本人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体育、电影、广告三栖明星，是美国人心中的英雄。而赵作海只是一个当地村庄的“强人”，并不具备大量的社会资源，社会背景也很迥异。但抛却这些背景事实，根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两人都只是重大嫌疑人，有着杀人动机并有一定证据指证。一个是应该判刑而结果是无罪释放，一个是没有杀人却被判处死刑。如果辛普森案发生在中国，赵作海案发生在美国，也许引起的讨论和诧异会更大，甚至爆发群体性事件，可正是因为前者是在美国，后者在中国，虽然掀起讨论和谴责，但也自然而然地发生并被接受了，其中原因值得我们探讨。

2中美司法理念的比较分析

本文无意于探讨中美司法制度在法律规定、机构设置、组织运行中的差异，亦无意于指点中美司法制度存在哪些缺陷才使得辛普森案件和赵作海案件引起来如此大的争议。任何文本制度、组织建设都是可以学习仿照的，但是移植不过来的是这些制度背后的理念，这些文化传统是深深根植于一个民族的心中，也深刻影响着这些文本制度的运行成效。在这两个案例中，我们能看到中美两国在司法理念层面上的种种差异。（1）中国以社会秩序为本位，美国以个人权利为本位。通过辛普森案，我们可以看到，“无罪假定”决定了检方和辩方从道义上是平等的，这也是因为美国将法律深深地植根于人权本位的理念之中，对于政府及其司法官员持不信任感，认为公民与政府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而在中国，人们接受并认同以国家与社会秩序作为本位理念，强调社会对个人权利的干涉与调整，强调刑事法律作为维护社会法度与秩序的工具职能。社会本位主义在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上，主要表现为重视惩罚犯罪目的的实现。（2）中国注重追求个案正义，美国注意维护普遍正义。中国的司法裁判目标倾向于追求实质的个案正义。无论警方还是法庭，其着眼点在于本案的公平正义，力争让所有案情都真相大白，追究犯罪人所有刑事责任。美国的法律制度与司法裁判所注重的是普遍正义以及普遍正义指导下的个案正义，即所寻求的个案正义不是无限制和无条件的；当个案正义与普遍正义发生冲突时，为了坚持普遍正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个案正义。（3）中国注重实体公正目标，美国强调程序公正优先。“程序公正指的是过程的公正，即对于正义与否的判断不依赖个案的处理结果,而是以裁判的过程是否公正来评价司法活动公正与否。而实体公正则强调个案处理结果的公正性,即根据某些程序之外的标准来判定司法判决正义与否。”

3中美司法理念的逻辑差异

在统计学中有第Ⅰ类错误与第Ⅱ类错误：当假设检验拒绝了实际上成立的零假设时，所犯的错误被称为第Ⅰ类错误。当假设检验接受实际上不成立的零假设时，所犯的错误被称为第Ⅱ类错误。如果运用到司法中，辛普森案充分体现出美国的司法理念暗含第Ⅰ类错误的可能性，即不冤枉一个好人，代价是有些坏人能逍遥法外。而中国的司法理念则容易走向第Ⅱ类错误，即不放过一个坏人，代价是连累一些好人。当然这是从概率的角度来说，而不是绝对判断。中国是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农业社会形成的观念意识仍有意无意的影响着当代社会某些文本制度的运行，这些意识有些又转化成了司法理念，形成了某种逻辑关系。中国长期的思维是以社会本位为逻辑起点，首要价值是维护社会秩序，秩序在人们心中除了安定有序同时也意味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有因果报应的秩序才是正义的，所以我们尽力追求每个个案正义，为了将恶人绳之以法，可以运用多种手段方法，即使在现在，我们也对古代断案中突破常规寻求事实真相的案例津津乐道。但为了追求实体公正往往使得当事人主张更多的是依据他们所认可的事实本身而不是证据逻辑链条，但事实本身中又掺杂着诸多情、理、道德等因素，凭借这些因素和经验得出的结果不一定符合严格的证据要求，有时就会容易形成II类错误，赵作海就是其牺牲者。两个反目成仇的老伙计，一段难以言说的三角恋情，一具无头无名尸，根据经验和想象，一个符合正常逻辑的故事就成立了。而在西方，个人权利是其本位。为最大程度避免个人权利遭受侵害，要求判定一个人有罪必须是有完整的证据链条，且所有证据都指向同一人，形成判定有罪的充分条件。这样就需要一个公正程序，形成程序的合法性，而这寻求的只能是普遍正义，固定的程序不一定适合每个个案，是从“法律的眼光”出发，而不一定是从“生活现实”出发。所以虽然本案中辛普森是唯一凶嫌，而且控方掌握了大量关于辛普森谋杀的证据，但是由于满足不了严格的证据要求，最终辛普森谋杀罪名不成立而无罪释放。事实真相到现在也不确定，但是从刑事诉讼的结果来说，我们还是感叹辛普森的幸运。建立市场经济之初，经济虽得到很大发展，但是人们的思想却陷入了混乱，改革开放为国人打开一扇窗，同时开启了对西方世界的向往和崇拜。西方国家的繁荣稳定、人们的素质教养深深地冲击了国人，于是另一场轰轰烈烈的学习西方的运动开始了，不仅仅只是经济，还有政治、文化，“法治”更是成了受到争相追捧的宠儿，无论是党和国家的会议报告、教科书、学者著作等都是“无‘法治’不欢”。我们建立很多法律，设立很多执法机构、赋予很多执法权限，但是却发现这些法律经都成了“doc”而非“exe”，只有文本没有执行。这就成了中国独特而又尴尬的局面，逐步有了“法制”，却实现不了“法治”，培养不出具有现代法律精神的公民，甚至法官。以西方为蓝本的现代法律制度,所倡导的是一种以城市文化为主导，崇尚个人主义的现念。司法的启动与运行遵循着严格的法定程序，司法解决的常态更多地是在法庭上根据事实和证据进行充分相互辩论和质证，是一种对峙博弈而非交涉合作的方式。比较来看，中国人的法律观和正义观是一种以人情为基础、以伦理为本位的法律观、正义观。我们更习惯于用自己朴素的感觉和直观的感受评价法院对纠纷的处理，人们更愿意从伦理道德、实质合理性及自身利益的角度看问题。如果强制地把西方的司法制度嫁接到中国，往往会形成更大的司法漏洞或使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受到威胁。文化理念的改变是个漫长的过程，落后于实际制度转变的速度，但并不意味着不可改变。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一些传统观念文化都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逐渐与现代性、与市场经济相适应，比如从简单的审判结果的追求到对过程的重视，从事实的眼光转向法律的眼光，从为“大局”考虑，伦理考量过渡到对基本人权的关注。同时也要注意到，司法理念对司法制度并不是单向度作用，实际中的制度建设，权利体系调整也推动着理念和逻辑的演化，只是这个过程比较漫长和不显著而已。

司法理念范文篇2

从基本意义上讲,政策是指政治国家或社会公共组织为管理公共事务而制定的指导方针和行动方案。〔1〕刑事政策就是国家和社会为预防犯罪、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而制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方案。它主要以刑事犯罪(包括违法行为)为对象;以打击、预防犯罪为基本手段;以/维护社会秩序,也即强调构成社会的个人和集团之间的调和、安定并促进社会的发展0〔2〕为目的;/刑事政策的首要的长期的使命是通过满足人身和财产安全需要以保障社会整体的和谐与延续0〔3〕。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将贯穿于包括刑事立法、执法等在内的所有环节,并适用于所有刑事侦查、检察及审判和执行活动。因此,它既可以体现于实体法的运用中,也可以体现在程序法的贯彻中,还可以二者兼具。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研究必将带来我们刑事法领域的一次革命,许多原有的检察司法理念将面临转变或被替代,并引入一些新理念;检察司法实践中的许多固有的做法都将面临重新梳理和遴选。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中的检察司法理念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我国进入了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凸显,犯罪浪潮汹涌而来,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尤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进入了一个严打时期。在这种严打的背景下,我国一直沿用着工具主义的法律观。但是随着理论的成熟,以及工具主义刑事法措施的收效渐微,人们逐步认识到在现有社会经济历史条件下,犯罪态势是不可能通过单纯的严打措施加以大幅度改变的。在对我国犯罪态势进行科学判断的基础上,提出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目的决定手段,当我们确立了以和谐社会的理念作为刑事政策的终极价值时,法律的功能也应随之发生变化,法律不再是专政的工具,而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各种社会矛盾的化解器。正如我国学者陈兴良所言:/从政治理念上来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提倡是从专政的政治理念到治理的政治理念转变的结果。0〔4〕由此可见,在当今历史条件下,实现刑事司法理念的根本转变,是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势所必然,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应当强化以下司法理念:

(一)司法人性化

人性化司法的理念就是要重视人性、尊重人权。在执法中体现以人为本、保护人权是司法活动的目的和归宿,任何与人权相悖的司法理念都应受到坚决抵制和摒弃。长期以来,由于受到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的人权保护走过了一段坎坷的历程,个体人权遭到了漠视。虽然在2004年我国宪法修正案中确立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0这一重要宪法原则,但在检察工作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强调打击犯罪,忽视对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的保障等陈旧观念和做法。特别是在犯罪率不断上升,恶性刑事犯罪频发,社会方方面面强烈呼吁司法机关加大打击力度的情况下,不严格执法、不文明执法、漠视当事人权利的思维惯性则更为普遍。强调司法人性化的理念,这在一定意义上要求我们的司法工作实现从控制到服务的转型,逐渐将刑事司法过程视为一种服务,将当事人视为司法服务的对象。作为一种交换关系,服务提供者必须提供较高水平的服务才能吸引消费者。〔5〕强调对当事人和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主要是为了防止司法人员利用行使国家公权力的便利,侵犯个人正当合法的权利,影响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种理念在检察实践中的贯彻,就是要求检察执法应以人为本,摒弃先入为主、有罪推定等执法理念,杜绝滥用职权、刑讯逼供等执法陋习。在诉讼中,不仅应充分尊重当事人与公民的人格尊严与权利,还应保障公民和当事人的权利最终得到有效救济,从而提高执法的正当性和信任度,避免执法游离民众意愿。

(二)司法高效

司法高效,即以一定的司法资源投入换取尽可能多的诉讼成果,或者在取得同样诉讼成果的前提下追求司法成本的最小化。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司法效率,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诉讼效率,强调的是诉讼进行的周期长短、费用高低、程序繁简等。从世界范围看,诉讼效率已经成为评判一国司法制度是否科学的基本条件;二是司法效益,即我们经常所说的实际效果,强调从社会意识层面上评价司法公正与否,它的好坏在某种意义可以说是社会法治程度的突出表现。因此,若效率是注重于诉讼进行速度上的/快0,则效益是追求实际效果上的/好0。过去,在检察执法实践中,在片面追求公正或/政治效益0的口号下,不计司法成本的现象时有发生,尤其是面对那些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或者涉案面广民众普遍关注的大案要案时,有人会自然地发出/要不惜一切代价打击犯罪0的豪言壮语。这些口号和提法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总的说来还是欠缺周密谨慎的考虑。因为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并不发达,物质更谈不上丰富,如果在执法活动中不计成本,或者对某些案件不计成本,势必导致某些需要更多投入的案件投入不足,难以保证案件处理结果的公正。当前,在检察执法活动中,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发挥办案人员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探索提高司法效率的改革措施,缩短办案周期,减少诉讼环节,加快办案节奏,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贝卡里亚曾指出:/诉讼本身应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结束,0/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0〔6〕另一方面,我们更要追求司法的实际成效,注重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三)司法民主

司法民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司法民主,在理念层面是指司法必须对民主有限吸纳,注重民主的因素,强调公众对司法的参与性,去除司法神秘化的面纱。司法民主在检察环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人民监督员制度实质上是将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带有终局特色的实质性权力交由人民监督的一种方式,是司法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我国检察权从根本上说,源于人民的授予,同时检察权又是极为重要的国家权力,让群众通过人民监督员制度行使检察决策监督权,更是司法民主的直接标志。二是实行检务公开制度。过去,我们对检务公开的价值取向存在片面的认识,某些检察人员也只是用这项制度来/作秀0。由此而导致检察执法活动公开流于形式或走过场的现象时有发生,公开的效力没有体现应有的强制性和刚性。/公开性是司法民主的主要内容,因为只有司法活动是公开的,才能使司法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并能使司法活动为民众所了解和理解。同时因为提高了司法的透明度,有利于化解民众对司法的暗箱作业的疑虑。可以说,司法越公开,其体现的民主性越强。0〔7〕三是增加诉讼当事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的分量,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程序主体。这是司法过程民主的体现和司法过程公正的保证。这种理念在检察实践中的贯彻,就是要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并通过诉讼程序制度的设计来保证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能够充分行使各种诉讼权力。

(四)司法中立

中立性原则是现代程序的基本原则,是程序的基础。司法中立理念要求检察官应在冲突各方当事人之间保持一种超然或无偏袒的态度,不得对任何一方有偏见,因为检察官的不中立尤其是偏见和预断会妨碍公正地对待当事人各方特别是犯罪嫌疑人,从而影响公平地审查案件。在检察司法行为中,遵循司法中立原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体现:一是检察官要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全面收集有利于查明案件真相的各种证据。检察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二是要全面贯彻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是现代法治国家所要求的一种司法观念,检察官在侦查、批捕、审查起诉等诉讼阶段都要坚持无罪推定的原则。要严格依照/罪刑相适应0的刑法原则和/疑罪从无0的诉讼原则来处理公诉案件。只要不是办/人情案0、/台阶案0、/关系案0、/利益驱动案0;只要是严格按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办案,该撤案的就得撤案,不该起诉的就不能起诉。三是应改革公诉案件办案质量考核指标体系。近年来,很多检察机关都把有罪判决率100%作为证明办案质量的唯一标准并实行一票否决制,致使检察官在决定是否对案件提起公诉时,不是考虑法定的起诉条件,而是看法院的态度行事,被法院牵着鼻子走,从而丧失了公诉的积极主动性和办案独立性,这也与检察官的中立立场背道而驰。要正确认识无罪判决,检察机关存在个别案件的无罪判决,既符合诉讼规律,也是符合人的认识规律。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检察工作中的实现方式

(一)慎用逮捕人身自由是享有其他自由的基础。为了防止刑事追诉过程中发生任意剥夺被追诉人人身自由的现象,现代法治国家均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逮捕制度,而逮捕条件的规定正是逮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刑诉法明确规定了逮捕的三个条件或称三元素:即/罪行要件0、/刑罚要件0和/必要性要件0。根据我国刑法和刑诉法的规定,逮捕条件中的/罪行要件0和/刑罚要件0均是由刑法明确规定,因而,其不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而逮捕/必要性要件0被称为如何适用/逮捕、少捕、不捕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分水岭0。〔8〕从逮捕的法律规定及其实践来看,逮捕与刑事政策发生联系,刑事政策能够影响到逮捕的运用,主要是通过对逮捕的/必要性要件0的把握来体现的。一个时期以来,由于我国社会治安形势不稳定及国家出台严打的刑事政策,有的地方为了适应严打形势的需要,往往出台了一些以片面追求逮捕案件的数量,把逮捕罪犯的人数作为考核工作政绩优劣的规定,因而,办案人员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多捕无碍0的执法思想。应当明确的是,以逮捕作为维护自由、平等和秩序手段的时候,是以牺牲具体个人的权利为代价的,而错捕或不当逮捕则是以牺牲公民的人身自由为代价的。如果我们不是时刻地想到逮捕是柄双刃剑,具有两面性,那么滥用、误用逮捕将随时发生。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我们要严格依法掌握逮捕条件特别是/有逮捕必要0这一条件,对可以从宽处理的犯罪嫌疑人慎用逮捕措施,可捕可不捕的坚决不捕。这个理念所表现的思想内核即是慎用逮捕,尽可能地不适用逮捕,以最大限度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具体到逮捕的适用,我们必须严格把握法律规定的逮捕三条件,不能盲目夸大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既便犯罪嫌疑人具有一定罪行危险性或者人身危险性的,也要首先考虑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是否可以防止这种危险性的发生。只有在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这种危险性的,才应当适用逮捕。

(二)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就是在查明犯罪事实的的基础上,借助社会基层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协作和利害关系人的参与,在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等环节,以恢复社会和谐和节省诉讼资源为原则,根据个案情况,综合或单独运用刑罚或非刑罚的方法,尽可能地达成兼顾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社区利益、被害人利益和被告人利益,有利于惩治和预防犯罪、恢复社会和谐关系的处理方案。〔9〕可见,刑事和解是一种处理轻微犯罪案件较好的处理方式,是司法上非犯罪化的一种有效措施,它所体现的是恢复性司法的理念。恢复性司法是西方司法中最新的一种理论,它是一种通过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结果的犯罪处理方法。就恢复正义与刑事和解之间的辩证关系而言,恢复正义是目标,刑事和解是途径。根据我国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允许刑事自诉案件当事人自行和解,而刑事和解在我国公诉案件范围内没有任何依据。因而注定了其被刑事司法系统所否定、排斥的命运。但是,实践中,/公诉私了0的案件不在少数,尤其是在农村,出现了严重的/和解0游离立法的情况。山东创纪律师事务所提供的一项调查表明,目前我国农村发生刑事案件后进行私了的占农村犯罪案件的25%以上;而在城镇,这个比例不足4%。仅2002年某县政法部门就对7起刑事犯罪后私了的案件依法进行了处理,9名曾被私了的犯罪人受到了法律应有的处理。虽然从法律上看,/公诉私了0现象不合法,但是对于诉诸司法手段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迫使农民不得不私了。〔10〕鉴于刑事和解这种崭新的刑事问题解决方式对于减少社会矛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浙江省公检法机关也于2004年出台了旨在化解民间矛盾、稳定社会治安,要求公检法系统慎用强制措施、刑罚的5关于当前办理轻伤害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6。该5意见6实施两年多的司法实践证明,上述改革举措不仅对于节约司法成本和维护社会和谐有一定裨益,产生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而且为我国对轻伤害案件非刑事化处理提供了实践基础。

(三)起诉便宜

起诉是刑事诉讼活动中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十分重要的诉讼环节。关于起诉,存在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之分。目前世界各国,既没有采取绝对的起诉法定主义也没有采取绝对的起诉便宜主义,而是同时受到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的共同调整。只不过英美法系国家将起诉便宜主义作为其起诉的基本立场,检察官享有广泛的起诉裁量权,检察官的裁量权不受案件范围的限制。在我国,在对犯罪行使追诉权方面,同样实行起诉法定与起诉便宜相结合的原则,刑事诉讼法第141条的规定,就是我国刑事诉讼中起诉法定主义的法律基础。同时,该法第142条第2款的规定就是裁量不起诉,体现了起诉便宜主义精神。从当前实际运行看,我国的裁量不起诉制度并未很好地体现立法精神,集中表现在不少检察机关将案件的不起诉率高低作为衡量办案质量的标准,甚至人为地确定案件不起诉比例。申言之,从制度的层面上来讲,有的地方在不起诉决定权问题上采取了/下管一级0的内部办案制度,从严控制不起诉的比率;从认识的层面上来讲,一方面,受传统起诉法定原则独占的惯性影响,不少人仍存在不起诉案件多会造成打击不力的思想顾虑,同时,有人还提出鉴于目前我国检察官的执法水平、执法环境、社会治安形式等方面考虑,在检察机关内部规定一定的不起诉率,不失为一种防止不起诉被滥用的有力手段。其实,诉讼法理论认为,起诉便宜主义里面虽说是/便宜0,也决不是允许检察官恣意、独断地作出处理,而是必须客观、公正地进行判断,决定是否提起公诉。〔11〕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起诉便宜主义更加符合刑罚个别化和轻刑化,更加有利于教育、改造、预防、挽救罪行较为轻微的人,实现刑事法律的目的。事实上,我国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权是刑诉法明确规定的。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应该实事求是地适用,这也是法治原则关于严格按照法律规范进行诉讼活动的基本要求。我们决不能因为要降低不起诉率,而变相取消不起诉权。

司法理念范文篇3

[关键字]现代司法理念，司法独立，司法改革

随着我国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由人治走向法治，由单一的专政转向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由贫穷落后发展到小康社会，由义务主导转向权利主导，那些不能反映司法职能特有性质和司法活动特有规律的传统司法观念将会逐渐退出司法制度的历史舞台，那些明显不适应新形势要求、违背客观规律的司法体制与工作机制也将遭遇巨变。时代的变革呼唤司法制度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锐意改革，而改革的基础就是要树立现代司法理念。

树立现代司法理念，首先应当知道何谓理念？所谓“理念”，实际上就是原理、信念或价值观。她是一种制度在构建和设计中内在的指导思想、原则和哲学基础，她是经过历史历练后价值选择的结果，指向某种特定的目标。理念具有特定的客观基础，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现状决定的，而不是纯主观的、先天的和超然的东西；理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不是静止和一成不变的；理念应该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应然的或普适的，理念应该能够通过外在的表现形式和活动得到反映和验证，具体化为一系列实证性的可考察的制度和实践，理念的合理性必须与具体的制度及其运作环境相结合才有真实的意义。具体制度是理念的惯常表现方式，而理念则在这种制度的产生、发展和运作中贯穿始终，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和完善。每一个拥有思维的人都有理念，一个人在其行为中始终遵循的原则或信念、信仰，就是他们的个人理念。而一个制度的理念，则必须建立在若干人的集体智慧之上，是这个群体在围绕这个制度行为的过程中普遍遵循和奉行的原则和信仰。

现代司法理念即是如此。法官个人在审判活动中既需要通过自己的生活理念和学理知识进行事实判断和法律理解，又需要准确把握整个法官群体在运行法律规则和构建法律制度过程中所普遍遵循和奉行的现代司法理念。司法理念是指导司法制度设计和实际运作的理论基础和主导价值观，也是对司法的功能、性质和应然模式的系统思考，是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司法制度在设计中应该有系统成熟的理念作为基础，理论准备不足会导致立法的矛盾、混乱和缺乏可操作性；也会带来法律和制度的不稳定性；[1]其次，司法改革应当从理念的变革切入，但必须形成相对成熟的思考和共识，没有理论指导的改革将会反复无常，逻辑混乱，比如本文将探讨的司法独立问题与现行体制中的司法监督，就存在逻辑上的冲突；再次，理念的匮乏会导致信仰的危机，以往我国关于司法理念的论述，很多往往是以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出现的，表现为类似于“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满意的好法官”之类的口号，并辅之以运动式的动员和推进。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表述，往往把理念推向极端，一方面容易导向谬误，另一方面则掩盖了其内在的合理性，以至于极易招致同样意识形态化的反驳，使建立在正当性与合理性之上的理念研究失去了科学性的基础。口号在其热情鼓动之下，往往可能掩盖着一种片面性甚至错误，在矫枉过正的做法之后，有时会产生许多始料不及的危害。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口号这种特殊的话语形式往往张扬了一种强硬的语言暴力色彩，力图用斩钉截铁的语义和简洁短促的句式结构遮蔽所有的话语空间，将对话、讨论、质疑、辩驳等统统拒之门外。诚然，口号运用得当往往可以充分发挥其感召力和号召力，成为凝聚民心的话语磁场.然而，口号式的感性宣泄终究代替不了理性的思考和务实的实践，口号的泛滥或许会潜伏着一种非理性的灾难。法治口号往往成为主流法律意识的话语载体，甚至会拥有法治领域的话语霸权。”[2]

因此，在当前司法领域中各项具体的改革措施方兴未艾、加快司法改革步伐、实现司法公正之呼声日渐高涨之际，树立系统周密的现代司法理念，夯实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理论基础，为司法制度的设计和实际运作提供科学完善的价值观导向，就成为摆在所有致力于中国司法改革的法律人面前的瓶颈。

现代司法理念，是人们在现代司法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的基本观念，是支配人们在司法过程中的思维和行动的意识形态与精神指导，是我国实现依法治国需要确立的司法理念。现代司法理念的内涵是现代法治原则的结晶，是法律文化的积累，是司法客观规律的集中反映。它虽然不包括具体的法律制度，不同于普通的司法理论，但这些理念支配着人们建立制度、运用制度、改造制度的一切行动。从人民法院的审判实践来看，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树立了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司法独立、司法尊严、司法民主、司法文明、司法正义等现代司法理念。其中，司法独立是现代司法理念的核心，是实现司法的公正与效率这一现代司法理念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的唯一出路和根本保障。

司法独立，在我国宪法中称之为审判独立，即经国家确权的中立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按照法定程序和方法对冲突事实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排除任何非理性干预的法律自主性。德国学者把司法独立概括为八个方面：1.独立于国家和社会间的各种势力；2.独立于上级官署；3.独立于政府；4.独立于议会；5.独立于政党；6.独立于新闻舆论；7.独立于国民的时尚与时好；8、独立于自我偏好、偏见与激情。[3]我国有些学者认为，司法独立体现的是特定社会司法实体的法律自主性，是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国家权力架构中法院的独立地位，即法院单独享有全部司法裁判权力而不依附于任何其他机构；二是司法程序上法官的独立地位，即法官只依法律、自身的学识和道德裁判，不服从任何外部命令和利益；其中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院和法官独立于社会其他政权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二是一个法院独立于其他法院（不论上下级或同级）和一个法官独立于其他法官（同样不论级别）；三是法官不受自身的私欲、偏见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4]笔者以为，司法独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含义是就政治层面而言，司法独立指司法权独立，源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原则；第二层含义是法院独立，法院独立是司法权独立的制度表现，包括法院独立于非法院机构和法院之间相互独立；第三层含义是法官独立，既独立于其他职业的公民，又须特别强调法官与法官之间的自主性，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最高形态。法官个人独立与法院独立是司法独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没有法院独立，单个法官无法独立履行其职责；同样，如果法官不能免于其独立审判可能会带来的种种担心，就不可能有独立的审理与判决，也就不可能有司法独立。[5]正因为如此，世界许多国家的司法独立都十分强调法官的个人独立，德国基本法第97条规定：“法官具有独立性，只服从宪法和法律”；日本宪法第76条规定：“所有法官依良心独立行使职权，只受本宪法和法律的拘束”。

1、实现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在现实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在矛盾中相互依存，各种力量在其中起着不同的调整作用，在真正实行法治的国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以公知的法律调整为特征的司法手段是最稳固和最有力的手段，也是社会不公平的最后和最权威的救济手段，它事关社会关系能否最终得到正确调整，社会秩序能否最终得到实现。正是司法手段的这种地位和使命决定了司法制度的本质应是公正。耶林说：“法律的立场，就如一位公正的调解人，是要评判所有互相竞争的需要及主张。”[6]公正对于司法裁判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法哲学家们通常认为公正在解决冲突这一特殊过程中具有更高的价值”，[7]而不公正的司法对一个法治社会的损害无比严重，“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弄坏了。”[8]公正的司法制度是秩序的保障，不公正的司法制度则是秩序的祸患，追求公正的司法制度是我们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和改革司法制度的初衷和最高目标。为保证具有如此重要价值的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就必须要求行使该权力的机关和个人必须中立于争执双方，与争执双方及所争执的问题没有感情和利益的纠葛，更不能从属于或受制于其中的任何一方。美国学者福布森指出：“不论成败，也不论好坏，裁判总是法官的使命。不过裁判的正义总是与中立者联系在一起。”确实，中立并不必然通向裁判正义，但裁判正义必然要求中立，中立是实现裁判正义的必行之路，没有裁判的中立性，就不会有公正的判决。虽然中立与独立不是同一含义，但实现中立要求司法独立。司法不独立，从属于或受制于他人，法官不得不服从权势者施加的种种压力，司法岂能保持中立？裁判者的居中立场一旦被动摇，公正的判决从何而来？因此，公正的裁判以裁判者独立为必要条件，无法保障裁判者的独立地位就不能保证裁判的公正。广大群众在评价司法公正与否时，往往仅从个案的处理及其效果来进行，不能全面地进行实质性的衡量，此时司法是否独立这一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唯有在现代司法理念的指引下真正实现统领司法运行机制全局的司法独立，人们才有可能最直接地观察达到公正的全过程，才有理由在相信个案达到公正目标的同时也相信其他案件同样达到。因此，要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方略，要确保司法公正，首先就必须实现司法独立，走上司法独立之路。

2、实现司法独立有利于定纷止争，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法院和法官不仅是私人之间所生争执的公断人，而且还是行政权力乃至立法权力的“宪法裁决人”。[9]司法真正独立能够缓解诸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司法不独立，导致的结果必将与我们希望和追求的效果背道而驰，南辕北辙。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当事人只要不服法院的裁判，就可以不断地通过上访改变对其不利的裁判；允许当事人向司法机关以外的机关和部门申诉，其结果可能是使一方当事人暂时地获得他原来所期望的满足，但是另外一方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手段满足自己的愿望，于是纠纷就这样永无止境地纠缠下去，最后获胜的将不是掌握真理或代表正义的一方，而是在诉讼方面更有耐心和更有毅力的一方。[10]这样不仅无法解决矛盾，反而促使矛盾的激化，长期恶化下去，法律在广大群众的心中，只会是一纸空文，法律的终极权威性将不复存在，法律不再是社会控制的有效手段，人们将寄希望于非法律途径解决本应按法律程序解决的问题，社会的动荡不安则可想而知。只有司法能够独立，才能在人民心目中形成权威，法院才能成为任何团体和个人在受到他人或政府的不公正待遇时的最后选择，独立公正的审判，使败诉方承认失败并接受最后的结果，起到的正是缓和社会矛盾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作用。

3、实现司法独立能够使社会和人民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以满足人民对效率的需要。“在资源有限的世界中，效益是一个公认的价值。表明一种行为比另一种行为更有效当然是制定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11]在司法过程中，法院、当事人都要投入一定的人力、财力、物力和精力，这些组成了审判成本，而通过独立公正的审判，迅速有效地解决社会纠纷的数量和质量就是审判效果，以尽量少的时间消耗和物质投入，实现更大意义上的公正已成为现代司法理念和实践上的一个更高的理想和要求。司法独立，能够避免不必要的人力投入，消除不合法的影响裁判的因素，节约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降低诉讼成本，并且能在更大程度上保证裁判的公正和高效。因此，愈接近于司法独立则愈有利于公平、效率的优化配置；反之，如果司法独立还只是一个遥远的理想，那么司法效益的实现必将受到巨大影响。在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和进行司法改革的各个环节当中，司法独立处于核心地位，司法改革的各项措施都与司法独立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都围绕并体现着司法独立的精神实质。可以说，司法独立是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司法独立的传统并有着悠久人治历史的国家，司法独立就显得更为重要。

4、实现司法独立是我国目前形势的客观需要。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司法制度正面临着与国际司法制度全面接轨的问题，1985年8月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并经联合国大会决议核准的《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规定：“司法独立应该由各国以宪法或法律加以保障，尊重并遵守司法独立是所有政府及其他组织的义务。”1993年6月26日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行动纲领》则将司法独立列为实现人权和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条件。而作为有关司法独立的一些国际会议决议和联合国文件的参与起草国或加入国，承认并接受这些文件中有关司法独立问题的基本内容和要求，也是我国的应尽义务。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正处于培育、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时期，需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协调好利益多元化、价值观多元化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特别是人们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日益增强，渴望一个更为安全稳定的法治社会，对司法公正与效率的期望与要求也就日趋增多。只有司法与社会之间形成“正常的互动关系，司法才能够成为社会关系的有力调整者和社会发展的有力推进者。”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由于法律和制度的不甚健全，法律的盲点还大量存在，所以发展的空间也非常大。在审判实践活动的不断积累下，通过个案探索实现社会公正的空间和机会很多，现代司法理念的树立会比稳定发展时期具有更大的突破。以现代司法理念为理论基础，构建司法改革出路，健全司法独立制度，对保障公正与效率这一目标的实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完善创造一个良好的司法环境并给予司法上的保障，实现全民司法观念的更新，使现代司法理念贯穿于整个司法体制，在我国当代司法实践和法律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参考书目：

[1]范愉：《现代司法理念漫谈》。

[2]刘武俊：《口号的法理解构》，载于《北京青年报》2000年12月18日。

[3]龙宗智，李常青：《论司法独立与司法受制》，载于《法学》，1998年第12期。

[4]孙建华：《我国司法独立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对策》。

[5]周汉华：《论建立独立、开放与能动的司法制度》，载于《法学研究》，1999年第5期。

[6][美]丹尼斯·诺德著，张茂伯译：《法律的理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第195页。

[7]马丁·P·戈尔丁：《法律哲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32页。

[8][英]弗兰西斯·培根：《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3页。

[9]王德志：《以保障法官独立为核心推进司法改革》，载于《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

司法理念范文篇4

引言

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顺利进行，法制建设推进司法改革，全国审判机关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探索司法改革的新途径，在司法改革领域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世界所瞩目，也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法制环境。

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司法公正，这就不仅需要反映人类理性和良知的优秀法律和健全的司法体制，更需要一个高素质、高效率的司法群体去执行法律。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法官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职业，他们代表着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体现着人类的道德与良知。人们在评论法院和评价法官时，不仅是从法院整个审判工作，更是通过对法官言行举止的切身感受来了解和衡量。只有维护法官职业的高尚性、法官的高素质性，才能够保障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制顺利进行。

而在现实生活中，有相当一部分法官的形象显然与人们的期待有一定距离……看看最近两年的案件，也许我们能从中得到些启示：2003年法庭集体作假的案发1，还有那接连出现的法官集体腐败案2……

过去，我们对法官的政治思想教育从未间断，但对职业道德的教育并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对保障法官依法履行职责的职业道德建设抓得很不够；而法官的形象直接影响着法官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公信力，法官职业道德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司法公正，关系到党和政府形象。所以，无论法官的法理水平多高、业务能力多强、审判经验多么丰富，对法官的职业道德教育都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本文拟以建立“中立、公正、高效、独立、文明”的现代司法理念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浅谈对法官职业道德的理解，以期在推进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化进程中有所裨益。

一、本文切入点——现代司法理念的确立

（一）理念的由来、含义

“理念”本是希腊语ideas，通常指思想。3它的原意是“图画”和“模型”，而后一些哲学家赋予其新的含义，并形成了特定的概念。譬如，苏格拉底、柏拉图认为“理念”是圆满的、真实的、永恒不变的，是自然本有的，由神所创造出来的非物质的实体，是现实世界的起源；康德则注入了理性概念，认为“理念”指从知性产生而超越经验可能性的概念4；黑格尔是“理念说”的集大成者，他认为理念是“概念和体现概念的实在的二者的统一”。

拙见认为，对于“理念”一词，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带有理性的信念”，是一种升华了的观念，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一种价值观。具体来说，“理念”是人们通过长期实践活动总结出来的、并能够广泛适用于以后生产、工作、学习、生活等的原则、指导思想。一种制度在构建和设计之初，是需要有一种哲学原理作为其存在合理性的支撑，同时需要有一种理论成为其指导方向，作为其价值选择的标准，这就是该制度的“理念”。在随后的实际运作中始终贯彻它的理念，并使其得到验证。在这个过程中，某人始终遵循的原则或信念、信仰，就相应可以理解为他的个人理念。也就是说，我们在分析讨论“理念”时，一定要从两方面入手：制度层面和人的层面。

（二）司法理念

“司法”的组成主要包括司法体制、司法组织、司法程序、司法人员、司法实践、司法理念和司法环境。5我们这里讨论的“司法理念”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司法理念，即人们在认知司法客观规律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的基本观念，是指导人们在司法制度设计和司法实际运作的理论基础和主导的价值观。

（三）现代司法理念

1.什么是现代司法理念？

在明确了“司法理念”之后，再来分析“什么是现代的司法理念”。

现代司法理念就是以现代司法所要求的中立、公正、独立、民主、效率、公开等意识形态和精神指导来支配人们在司法过程中的思维和行动。从这个含义来看，每一项司法制度设计和司法实际运作都在一定程度上都要体现出现代性的司法理论基础和主导的价值观。现代司法理念的内容主要包括司法中立、司法独立、司法公正。

2.法官的司法理念：

从真理和实践之间的辨证关系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没有正确的司法理念为指导，很难会有正确的法律实践。正确的司法理念来自于法律实践，并在此基础上的加以总结，而它反过来又会对司法实践起指导、推动的作用，同时又丰富并发展了自身……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前进。所以笔者认为司法理念在司法活动中扮演着一个指挥者的角色，处于基础性的地位。

探讨司法理念，结合之前我们对“理念”所做的定位，也要一方面要从司法制度方面入手，另一方面就要从其主体来进行分析。由于篇幅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本文只分析人的层面，也就是今天讨论的法官这个角度。

法官的司法理念就是法官在进行司法活动中所形成的总体上的原则和根本上的指导思想，也就是符合法律与司法品质的理念，其中便包括公平、正义、效率、廉洁等基本的司法职业道德观。

二、培养法官的司法理念，必须树立法官职业道德

（一）对道德的界定：

1.道德的含义：

在我国古籍中，最早是把“道”与“德”两个词分开使用的。道，本意是“道路”，引申理解为必然性的法则、方法等，同时具有价值评价的标准、理想的含义。德：本义为“得”，人之内在所得，即在成其为人的必要要求方面之所得。6

道德：（其英译为morality，principlesofgoodbehavior），指相应于一定社会基本人际关系规范的行为标准及其个人的品德养成。7

我们可以再看几个对于道德的经典理解：法国哲学家霍尔巴赫认为“道德是对他人、对社会有利的行为”；而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则说过“道德是主观意志的法”；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更是称“道德就是幸福”！

可以说，道德是由社会舆论和个人信念构成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是一种无形的共用物品，是人们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一种社会形式。他的社会功能是通过道德的行为规范，使一部分社会制度的成本私人化，并通过自觉的形成合作而提高制度运行的绩效。8

2.道德的类型：

按照调整关系的不同，道德可以分为社会道德、宗教道德、自然道德、个人道德。按照存在的领域不同则可以分为恋爱婚姻家庭道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9而后者由于其分类的特点，在当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当前建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过程中，尤为突出。

（二）什么是职业道德？

1.定义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是把一般的社会道德标准与具体的职业特点结合起来的职业行为规范或标准。也就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在特定的工作和劳动中所应遵循的特定的行为规范。恩格斯曾指出：“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为，都各有各的道德。”10职业道德是一般社会道德的特殊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费尔巴哈》11一文中指出：职业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社会的、阶级的道德在职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反映行为的道德调解的特殊方向，又带有具体职业或行业活动的特点，是一般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重要补充。

2.职业道德的基本特点：

在范围上，职业道德存在于从事一定职业的人中间，是家庭、学校教育影响下所形成的道德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在内容上，职业道德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形成比较稳定的职业心理和职业习惯；在形式上，职业道德具有具体、多样和较大的适用性。12可以说，职业道德是维护一种职业的信念与尊严的基础。构筑良好的职业道德，有利于人们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有利于促进社会生活的稳定发展，推进法治化国家的进程。

（三）法官的职业道德：

1.法官的职业特性：

法官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每天翻阅案卷，分析案情，开庭审理，处理实体事务、程序事务和审判管理事务；他们每天都在运用法律思维方式，对事实问题做出判断，解决一个个法律适用问题，通过日复一日的具体工作，将人类社会对公平、正义的信仰和追求具体化。法官不仅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同时肩负着医治社会疾病、解决社会矛盾的极其重要的职能，是保护人民利益的最后一道屏障，被公众视为社会正义的守护神，社会正义的化身。

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官的职业类似于医生。良医不但需要高超的医术，有精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更重要的是他要有一颗救死扶伤的仁爱之心。除了为患者解除病痛外，他还应使患者体味到关爱，体味到生命的可贵。医生是病人生命的守护者，而法官则是国家法律的守护者、实现者，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一名不称职的庸医或缺乏职业道德的恶医，会给病人的生命带来创伤，而一名不称职的法官却会给民众乃至社会正义带来难以抹去的创伤。因此，法官的德行，不仅仅影响着他个人的形象，而且还影响着公众对法官职业、对法律正义的认知和评价。13正是法官职业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对法官职业道德的要求成为维护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基础。

2.诠释法官职业道德：

在进行法官职业道德教育时肖扬院长曾提出过“三个德化于”，即德化于自身，德化于本职，德化于社会。14如果把实现公平、正义作为法官最大之德，他们正是以日常的审判工作将自己对公平、正义的理解融化在自我严格要求、维护当事人权益、实现社会正义的过程中。法官就是在多样化的社会生活中，以其特有的工作方式，通过辛勤工作，把广大人民所信奉和追求的公平、正义价值传承下去。因而法官的职业道德自然有别于其它职业道德，它应该远远高于其他职业道德标准。它应该是公正的标尺、正义的化身。

所谓法官职业道德，是指法官在履行司法职能过程中或者从事与之相关的活动时，在法官职业范围内逐渐形成的比较稳定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习俗的总和。15笔者认为，法官职业道德的内涵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法官职业道德是一种职业规范，得到社会普遍的认可。

2.法官职业道德是长期以来自然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3.法官职业道德没有确定形式，通常体现为观念、习惯、信念等。

4.法官职业道德依靠文化、内心信念和习惯，通过自律实现，大多没有实质的约束力和强制力。

5.法官职业道德承载着法院文化，体现法律的权威性，彰显司法机关的凝聚力，影响极为深远。

三、法官职业道德体系的构筑

不论在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还是在欧洲等大陆法系国家，司法职能的重要地位是有目共睹的。全社会、全体人民都依赖这样一种机制，依赖那些在机制中公正裁判的法官。人们相信：法官们会依法裁判，而且他们执掌的法律是可靠的；法官会凭良知行事，而他们的良知是高尚的；法官依特有的司法工作方式进行审判，而且这些工作方式是科学的。16这种信任便源于法官职业道德体系的构筑。

当前，法官职业道德体系的构筑于当代中国法治也成为一种必要的尝试。法官的职业道德培养，是一个接受他律并经过内在良心调整达到自律的过程。笔者在此提出，构筑法官职业道德体系可以分为如下层次：其一，把法官自身修养看作形成职业道德约束机制的内在动力；第二，职业道德的教育和监督作为形成职业道德约束机制的外部条件；第三，从体制保障方面进行维系。

（一）树立现代法官司法理念，保障法官职业道德的内在动力——自律

法律是我们道德生活的见证和外部沉淀物，法律的历史就是人类道德演进的历史。17在这一意义上说，审判实践和生活实践才是法官职业道德形成的基础。而那种自上而下的观念灌输，在大多数情形下只能让法官们认识到，什么样的职业道德观念是被最高法院所要求的。而“过分地强调道德的重要性，而把它变得如同法律一样威严，不可侵犯，其结果是取消了道德，磨灭了人们的道德意识，把所谓德行变得徒具虚名。”18一种颇具影响的理论认为，法律与道德的区别可见于这样的一种事实，即法律调整人们的外部关系，而道德则支配人们的内心生活和动机。19因此，法官职业道德的维系更重要的则是法官自身素质的提高，依靠自律加以实现的。

英国的丹宁勋爵在“通向正义之路”这一著名演讲中曾经告诫读者：“起步伊始，君当牢记，有两大目标需要实现：一是领悟法律乃是正义的，一是务使其得被公正施行”。20转借这一用意，“规则”意识应是法律从业者“起步伊始”所当养成的法律理性的重要内涵。也正因为如此，法律从业者在研习法律之初就应当明了并有所思想准备，应将自己的个性色彩归纳入、体现在对于法律、法学的学科域界和学术纪律的规范之下。

自律，意味着对职业道德规范的自我认识、自身努力和自觉遵守，教育只是解决认识问题，同时起到警示作用，而更主要的还在于自我修养。自我修养包括自我感悟、自我体验、自我控制。道德上的自我修养是一个较高的境界，必须善恶辨清，是非分明，小处做起，持之以恒，正所谓修身养性，以求品端行正。也就是法官要自我约束、自我控制，把个人的一言一行自觉纳入法官的职业道德规范中去。要做到自律，首先必须树立“唯法至上”的理念和追求公正的强烈意识。法官只有追求公正的坚强理念，才能有正确的道德价值取向，把法律信仰作为法官最基本的价值观念，真正在灵魂深处忠实于法律。

正如有的学者提出的“信仰法律”。21相信法律是公平、正义的规则，是我们的内心信念的忠实表达和外在行为的最佳规范；认可法律作为规则对于事实的组织和网罗，即对于自己的生活的描述与厘定的准确与允当，视为生活本身天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明了法律是维系人世生活、达成理想的人间秩序所可能有的较不坏的选择；坚信法律的伟大力量，信仰法律规则，失衡的人间秩序必将复归均衡，因而，法律不过是将对于行为与结果间的特定因果关系及其预测呈现于世，使得人们对于自己的举止做出一定的预期，从而妥帖措置……强调最好的法律乃是最能体贴人心、照拂人生的规则，是最为通情达理的规则，是最为有利于居民根据自己的常识、常理和常情，安排过好自家日子的规则。

在信仰的同时，法律从业者也应当如一切人类生活的建设者，对传统保持必要的尊重甚至敬畏。法律既是传统的产物，而且是传统本身；不仅每一种法统总是特定人文类型传统这一“家族之树”的分枝，而且，法律生命的肥瘠荣枯，紧系于其所属人文类型传统的盛衰存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包括法律传统在内的一切传统，不仅意味着时间之维上的一个“过去”，而且构成了时空之维上的“当下”。就法律传统而言，正如有人说的那样，它是“当下的一个重要的规则性存在”。22

这样，法官获得对法律信仰、敬畏以及对正义追求的精神支持，才能带动内心严格的理性自律，从而产生巨大的工作动力和无私无畏的勇气。

（二）树立现代法官司法理念，保障法官职业道德的外部约束——他律

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如果仅靠法官自觉提升其职业道德，是很困难的。他律，最主要的就是以监督来完善法官的职业道德，而最有效、最经常、最基本的监督，是法院内部监督。这种监督不仅仅是对法官行为的规范、对审判权的制衡，同时，是对法官的爱护和保护。需要建立一种规则，使法官在履行职务时遵循这种规则，这对于公正司法非常重要。而对于职业道德最有效的内部监督，就是有相应的道德规范作为调整依据。

参看其他国家：1924年，在美国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关于法官职业道德伦理的规范，即“美国法官行为准则”。以后加拿大也制定了法官行为准则，欧洲许多国家是将法官的职业道德伦理在法官法中加以体现。

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认真贯彻落实《法官法》，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建立了法官考评委员会，实行了法官等级制度，建立了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制度，强化了法官回避制度，改革了法官培训体制，为保证审判职能的实现提供了良好的人才基础。尤其是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法官职业道德基本标准》，要求法官保障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保持公正廉洁、遵守司法礼仪、加强自身修养、约束业外活动，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官职业道德体系，综合来讲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法官应当忠诚。这是法官职业道德的最高原则。

第二，法官应当公正。这是对法官最根本、最核心的道德要求。

第三，法官应当廉洁。“公生明，廉生威”。公正与廉洁从来就是联系在一起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廉洁就没有公正，法官作为国家法律的实施者必须清正廉洁。一个清正廉洁的法官，可以促进司法公正，保证司法职责有效、便捷地履行，提高公众对司法乃至政府的信任，保持法官的内心高尚与自重。

第四，法官应当文明。法官文明的言行举止能使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法律产生一种信赖感。

第五，法官应当严谨。因为法官的形象直接关系到法律的尊严，如果一名法官能够做到谨言慎行，一言一行完全符合法律的要求，不仅能使当事人和公众对其产生信任感，也能使当事人和公众对法律、对社会的正义性充满依赖，在公众中树立起一种权威，从而使法官所代表的法律的尊严得以维护。

道德虽主要靠自觉遵守，但一些违反法官职业道德的行为，严重影响法官职业的群体形象，破坏司法权威。对法官队伍中一些道德沦丧的行为，可以通过法官惩戒制度来解决。对既违反职业道德情节严重，又构成违法违纪的，应疏通“出口”，以保证法官队伍的整体形象。同时，要严把法官队伍“进口关”，防止一些道德较差的人通过种种方式进入法官队伍，因为法官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形象。

（三）树立现代法官司法理念，保障法官职业道德的体制完善

1.实行法官职业化，建立法官身份保障机制。

现在，虽然法官的社会地位较高，但其职业荣誉感尚未树立起来，这与当前执法环境有很大关系，与司法公正的社会评价标准也有关联。逐步在体制上保障司法权独立于行政的制度，革除法院体制安排中地方化严重的现状，确保司法权的国家统一行使；革除法院内部行政化管理模式，建立足以使法官保证个人独立的各项具体制度。23使法官在办案时无须担心因秉公办案得罪他人而在职务上受到不利变动”24的情况下排除来自行政权力的、舆论的以及作为上司的、同行的种种压力，以自己的良心和声誉对自己的判决负责。

综观历史，我们应当明了法治国的发展，大体上要经历“警察国”（专制）到法律国（立法）再到法官国（司法）的过程。随着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法官职业化是大势所趋，国家和人民授予法官的最终裁决权，将日益显得突出和重要。所以，未来法治国家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法官这个阶层在国家法律制度形成中的影响力和贡献。25

2.实行高薪养廉，确保法官待遇。

从事法官这个职业的正当的报酬足以保证其衣食无忧及在社会上有一定的经济地位，对于保证司法公正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法官是高尚的职业，是只有社会精英才能胜任的职业，因此必须保证法官的高薪。“高薪养廉”在我国提了很多年，但至今仍然阻力重重难以实行。如果不同地区的法院之间的经费和法官之间的收入还是悬殊，如果还继续存在一些地方的法院为了解决经费问题而将当事人当作创收对象的情况，如果一部分法官还是忙于搞第二职业或“吃完原告吃被告”，如果法院还是充斥着冗员，……任何谈及司法公正的论调都将是天方夜潭！

结语

在新世纪，我们面临严峻的挑战，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和大好机遇。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经济、科技上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给我们很大压力，我们自身还有许多困难。当前的司法改革既要努力推进，锐意创新，又要充分论证，知而后行，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始终关注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法律正义的需求。26

时代在激励法官，法治正需要法官，人民离不开法官。我始终认为，做法官无上光荣，定纷止争，惩恶扬善；做法官无比神圣，维护公正，弘扬正义。始终保持崇高的职业操守和司法人格，让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人民法官既是传播法律的使者，也是涵养道德的楷模。

注释：

1李同欣崔佳：《调查：三名基层法庭法官为何要编造25起假案？》，详见《人民日报》2003年09月19日第五版。重庆市大足县法院档案室中25个编造的假案在4年后重见阳光。这25个假案均出自大足县法院的三驱法庭。据记者称，这些案件从起诉书、立案表、受理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到开庭笔录、送达回证等都有一套十分完整的审理程序。单看资料本身似乎案件没有任何的差错，而错的是，这些案件从来没有发生过，所有的一切都是几个法官共同编造的。

2华怀良、陆承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13名法官受贿44名律师帮忙》，详见《工人日报》2004年6月7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13名法官案发总受贿金额达400万元，行贿人涉及44名律师。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的金鑫、吴旭明二人在一份关于湖北近年出现的法官职务犯罪问题的调查分析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仅在2002年至2003年6月期间，湖北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涉嫌职务犯罪的法官91人，其中高级法院副院长1人，中级法院院长2人，副院长4人，基层法院院长2人，副院长1人；涉嫌贪污贿赂犯罪51人，涉嫌循私舞弊、枉法裁判等渎职犯罪40人。

3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1月版的《辞海》。

4江涛《“理念”的滥用》，转自《人民教育出版社》网站

5范愉：《现代司法理念漫谈》，转自《中国法理网》，newsid=350

6详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学科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6月第一版，第645页。

7《现代汉语词典》对其的解释为，道德：社会意识形态之一，使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德通过社会的或一定阶级的舆论对社会生活起约束作用。（详见P259），商务印书馆1997年5月版。9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进一步明确提出，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当前要以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为重点”。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又进一步提出，“努力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必须放在突出的位置来抓”。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要以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

10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页。

11该文全称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2《各行业简明职业道德规范（一）》，转自《中国职业道德在线》网站？ArticleID=47

13马立娜：《法官文化随想》，转自《法制日报》2003年2月24日。

14肖扬：《法院、法官与司法改革》，本文为2002年12月8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举行的“大法官讲坛”开幕式暨首场演讲。

15主编：《法官职业道德教程》，法律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13页。

16同注解15.

17霍姆斯撰，汪庆华译：《法律的道路》。1897年1月8日，时为美国麻省最高法院法官的霍姆斯（Oliver？Wendell？Holmes？1841—1935）在波士顿大学法学院发表了一篇题为《法律的道路》的演讲。

18梁治平著：《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修订版，第288页。

19[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87页。

20AlfredThompsonDenning，TheRoadtoJustice（London：StevensandHaynes，1955），at6-7.

21许章润：《论法律的实质理性*——兼论法律从业者的职业伦理》，《中国社会科学》2003（1）

22MartinKrygier，“LawasTradition”，inS.Panouetal（eds），PhilosophyofLawintheHistoryofHumanThought–12thWorldCongressProceedings），Stuttgart：FranzSteinerVerlagWiesbadenGMBH，p.180.

23具体可参阅王利民《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程竹汝《司法改革与政治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等专著。

24肖扬主编：《当代司法体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页。

司法理念范文篇5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之历程,优越的法治制度是促进其迅速繁荣富强的重要力量和有力保障。而我国自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这段充满变数的历程告诫我们,不推行社会主义法治,就不能很好地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因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步伐。在我国致力于引进西方现代司法制度的同时,由于在涉及一些形而上的概念时,缺乏对现代西方司法语境的实证性研究,使得人们对现代司法理念的了解也是不充分的[1]。法律制度及其所包含的司法理念,无不是建立在它所依赖的社会经济制度和宗教、文化思想等之上的,而其中经济基础是决定性因素,宗教、文化、历史等是重要的影响性因素。这些舶来品是否适应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是评价这个/外来和尚0到底能不能念好经的决定因素。因而我国的司法理念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司法理念。

一、现代法学传统司法理念

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2]。而在从事这些司法活动的过程中,对司法人员有指导意义的观念上的事物就是司法理念。有的学者将其界定为:司法理念是指导司法制度设计和司法实际运作的理论基础和主导的价值观,也是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对司法的功能、性质和应然模式的系统思考。司法理念是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体现在司法体制、司法组织、司法程序中,并直接作用于司法人员,形成-行动中的法.即司法实践中的重要因素。现代法学,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孕育的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法学体系下的司法,是与立法、行政相对应的一项国家活动。它具有以下蕴含着相应司法理念的特征:1、独立性。司法的任务就是解决公民之间以及其与国家间的法律争端,从而消除社会不安因素,维护社会正义。为了公正有效地解决争端,司法就应该排除一切外界干扰,只忠实于法律。2、终局性。终局性是现代司法的根本属性。一切纠纷,一旦进入司法程序,由司法机关依法做出生效的判决、裁定或决定,便应得到最终的解决或平息,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应再做处理,以维护法律的权威,维持社会关系的稳定。3、公正性。公正是司法工作的灵魂和生命,也是司法工作的内在要求和本质反应,是司法最基本的价值。司法的意义就在于合理公平地解决争端,如若不能达此目的,它将失去其历史作用而被人们所抛弃。司法公正主要由司法活动的公开性;审判人员的中立性;当事人地位的平等性;司法活动的合法性;案件处理的正确性等构成。4、效率性。刑法学之父贝卡利亚说过:/迟来的正义即非正义0。如果欠缺相当的效率性,公民们将不能很直接的体会到司法给他们带来的公正。要做到真正的公正,就必须以司法的效率做保障。司法的效率性主要由司法机关的精简性;司法人员的专业性;权责的科学性和明确性;程序的简明性;期间的适度性和严格性;诉讼费用分担的合理性等构成。5、交涉性。法律适用离不开多方当事人的参与,司法者所做的裁判,必须是在受判决直接影响的有关各方参与下,通过提出证据并进行理性说服和辩论,以此为基础促进裁判的制作。此外,司法的惩罚功能、调整功能、保障功能、服务功能以及教育功能也都蕴含和体现着现代司法理念。

二、我国司法理念的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司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标志,而要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司法理念,就要掌握其所产生的土壤，社会主义法治的精髓。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同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总结过去的实践经验教训,实现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新的历史发展,是人类法治文明的创新和升华。同志在总结党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包含: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党的十七大将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创造性的概念载入历史性文件。这种探索是从价值基础及治国理念层面提出的,具有全局性与根本性。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治国理政的根本方略,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在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必须贯彻良法治国、人民主权、法律权威、法律平等、依法办事和权力制约原则,要吸收人类法治文明的精华,更要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既要防止/言必称西方0的倾向,也要防止/人治0的流毒。执法为民是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0理念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法治建设中的表现,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目标,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追求。古往今来,所有法学家与法律家都反复强调法律公正的内在联系,甚至把法律看成是公正的化身。但公平正义是具体的,没有抽象的正义与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能真正做到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公平正义。在现阶段,它要求在持公平正义的理念中,做到合法合理、平等对待、及时有效、公正执法。服务大局,就是正确认识法治与经济、法治与国家、法治与各项工作的相互关系,它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始终处于党的领导之下,从思想到行动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切实做到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法律。必须明确:离开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法治。

司法理念范文篇6

从理论层面、法律层面和制度层面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并将更多的目光关注在制度建设上。近年来,有的学者开始关注法律共同体的形成等研究,而研究的本身以及司法改革的终极目标是促进司法公正。本文拟就法官的司法理念对司法公正的影响谈及一些看法。

一、问题的提出

法官依据什么断案?几乎一致的回答是依据法律。这个回答并没有错,但适用法律不是事实+法律=判决的简单公式,也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是有法可依,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可依的判决也时有发生。如何避免非理性因素对司法的恣意,确保司法公正,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严肃课题。从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个公认的法适用的基本原则作为起点,其成为我国公式化了的司法基本命题。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律不是自动售货机,法官只需将事实这枚硬币投入即可得到所期望的货物。在司法实践中,确定事实的过程就非常艰难。作为案件的承办法官,首先具有的基本条件是:法官既不能是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也不能是证人。即便是当事人或证人,有些事实也由于认知等原因,无法完整地反映案件的全貌,因而在大多数案件中,司法实际上依据的是在法定范围内认可的并为一些证据所支持的事实,即法律事实而决定的。正如吉尔兹所说的,法律事实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为的,它们是根据证据法规则、法庭规则、判例汇编传统、辩护技巧、法官雄辩能力以及法律教育成规等诸如此类的事物而构设出来的,总之是社会的产物。[1]有学者称法律所要适用的事实无法确定的。因此,适用法律的前提是事实,如果确定事实在客观上不可能,则制定这种法律,不仅无法适用,而且会损害法律的权威。[2]也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所谓的以事实为依据,在诉讼中只是一种无限趋近的理想状态。[3]假定在事实已经基本确定的情况下,那么怎样适用法律?法律的抽象性、概括性和一般性的特点,在具体而复杂的事实面前,它往往是粗略模糊或有缺陷漏洞的,因为,在白纸黑字规则与现实案件中时常不存在精确的对应关系,法官不仅要对案件事实作出解释,而且要对规则甚至规则所依据的原则或观念作出解释。[4]就特定纠纷而言,法官必须作出明确而具体的判决。因而,对所选择的法律进行理解、判断和解释,才将确信的事实纳入法律之中。应的、不偏不倚的、按图索骥的法律。据此,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家弗兰克(JeromeFrank)把案件的审理所适用的法律说成是由法官的个性决定的,他把每个法官独特的特点、性情、偏见、习惯等称之为法官的个性,他说:如果法官的个性是司法中的中枢因素,那么法律就可能要看审理某一具体案件的法官的个性而定。[5]他把法官的个性凌驾于法律至上,难免有些夸大,但法官的个性与其审理的案件所使用的法律和结果之间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在我国,人们的惯性思维是,只要法官品德高尚、公正廉明,案件就不会有错。正如有些学者所说的:特别是在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中,按照定义说来,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法院和检察院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人们对它发现和确证事实的可能性和可靠性一直比较绝对。[6]政府是正义的象征,法官是正义的化身,这是千百年来由于司法资源被垄断造成的人们理想化的思维定势。法官审理案件,特别是我们所说的疑难案件,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依照如美国著名学者伯耳曼所说的法律信仰来断案,从而得出人们所认为合理的结论。法官的法与制定的法是有差距的,决不是原意主义者所说的不偏不倚。作为司法主体的法官,其个体的理念对案件的审理过程和结果有直接影响,由于这种理念存在个体的差异性,从而导致法律的不确定性和结果的不确定性,使同一行为得出不同的、甚至是迥异的法律评价。

二、司法理念及其形成

理念是西方思想史上非常重要而又非常古老的一个范畴。就理念一词的古希腊词源而论,是指见到的东西即形象。柏拉图排除这个词的感性意义,用它指称理智的对象。进而把理念看作是离开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7]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客观唯心主义理念论。此后从亚里士多德到阿奎那,从康德到黑格尔都对理念有不同的哲学见解,他们把理念归结为思维中对某一对象的一种理想的、精神的普遍类型,这对研究司法理念无疑具有方法论的意义。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司法理念是人们对司法的本质及其规律的理性认识与整体把握,是司法实践中对法律精神的理解和对法的价值的解读而形成的一种观念模式。司法理念有个体性、独立性、稳定性以及职业性等基本特点。在过去,我国大多数学者所关注的是法律理念,如宪法理念、民法理念、刑法理念,等等。近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启动,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司法理念的问题,即由关注书本上的法到行动中的法律(即活法)。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把法律理念与司法理念混为一谈,它们存在于不同的范畴,司法理念与司法职业有密切联系,可以说,司法理念是司法中法律理念的彼岸。司法理念是社会实践与司法实践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形成与变迁深深地植根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中。在古代,伴随着司法实践的发端,中国历史上也形成过严明执法、刚正不阿等观念,也出现过象包拯、海瑞等主持公道的官吏,他们为世人所传颂。而他们所作的裁判并不是依法,仅仅是一种理念,甚至这种理念是道德而非法律。我国古代等级特权的法,在西方人看来不是法,而是破坏法律的法律。在不是法中得出公正的结果,这显然是一种悖论。他们依据的是内在的法而作出外在的判决。在近代,体现自由、平等、人权等基本精神的近代资产阶级法律的出现,伴随而来的是司法公开、司法独立、司法中立等观念。到了现代,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司法民主等观念相继出现。不仅要求在理论层面、制度层面和操作层面得以体现,而且要求内化为司法个体的信念。所以,司法理念要通过长期的、各种形式的教育以及丰富的司法实践,从而形成法律思维定势和行为模式。

司法理念范文篇7

司法理念，是指国家司法主体依据法定职权和程序开展司法活动中形成的理论化观念，是对司法性质、功能、目标方向、价值取向和实现途径等重大问题的系统化认识和反映。作为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根植于司法活动之中，并直接作用于司法主体，是影响司法实践的内在动力。实践证明，树立正确的、符合本国基本国情的司法理念，对于维护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树立司法权威、发扬司法民主以及推进司法改革创新具有重大而现实的意义。

一、中国司法理念的变迁及现状

纵观我国的法制发展史，在古代没有司法的概念，司法一词是清朝末年从西方引进的。然而，亘古至今，我国的司法活动就没有停止过，随之相伴的司法理念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经历了从“明德慎罚”、“德主刑辅”到“明刑弼教”，从“无讼即德”到“重义轻利”的转变。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才迈开了坚实而重要的步伐，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理念。建国初期，我国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基本原理与新中国的政权和法制建设相结合，提出并实施“民主建国”。从根本上讲，这一时期的法律是巩固新生政权，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重在打击反革命、反人民的敌对分子，司法理念主要体现为法律工具主义价值观。1957年下半年，我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此前法制建设所取得的一些成果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法律完全被最高指示和政策取代，公检法合署办公，司法体制被破坏。这一阶段的法律成为一种摆设，法律虚无主义思潮大行其道。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历史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提出“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开放和各项社会主义建设是非得失的标准，创造性地阐释了一系列具体而明确的法治思想，要求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遵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司法建设已开始向现代化转变。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1999年更是将其写入宪法。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后，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出发，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并以此为统领，在总结借鉴的基础上，提出和阐明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由此，我国走向了“法律至上”的法治道路，司法理念实现了从工具论到至上论的飞跃，标志着司法建设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二、中国特色司法理念的不足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各项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法制建设更是突飞猛进，进一步科学化、民主化，司法理念也不断丰富和发展。然而，从总体上看，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和不足，让我们感到一丝忧虑。

（一）与现实生活不相适应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违法犯罪现象呈现出上升趋势，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同时，人们的法律意识虽有所提高，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维权意识仍然比较淡薄，往往在遇到冲突或纠纷时持息事宁人态度，又加之少数法制不够健全、诉讼成本过高等原因而不愿诉诸法律。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变革司法理念，引导人民依法行事，以法维权，建设法治国家。

（二）制度机制尚需完善

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没有制度的保障，不但难以实现传统法律文化的继承，更谈不上法律文化的创新。现阶段，随着现代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关系日渐复杂，我国传统的法律体制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甚至出现了一些现有法律难以调整的新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必须给予相关司法裁判人员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空间，若没有完善的制度机制对司法裁判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司法腐败。因此，现代社会必须要有完善的司法体制来保障司法理念的贯彻。

（三）落后于当前经济发展

我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市场经济有了飞速发展，涉外经济法律关系渐趋多元化、复杂化，对我国原有的司法理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与世界各国所发生的经济法律冲突也越来越多，如果不能首先从司法理念上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应对来自WTO的挑战便显得有心无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因此，WTO的基本理念和原则要求我们必须对原有的传统司法理念进行整合和重构。

三、树立中国特色的司法理念

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中，我们必须不断变革现有的司法理念以应对不断发生的社会矛盾纠纷，并寻找同其他国家的差距，充分借鉴先进理念，树立和发展适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理念。

（一）以人为本理念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结合这一理念，发展出了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就是要把公民的利益作为司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司法制度安排和具体运作过程中珍惜人的生命和自由，尊重人的价值，强调人的地位，保护人的利益。因此，贯彻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以此不断促进司法理念的发展，是司法理念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司法终结理念

司法终结是指司法机关应是解决有关争议的最终机关。因为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相比，司法程序因其独立性、公正性而具有最终意义。而且，司法裁判具有最终法律效力，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都无权推翻或变更具有最终法律效力的司法裁判，进而维护司法的最终性权威。

司法理念范文篇8

中国的司法改革走到今天,已不仅仅是司法制度、司法体制革新的问题。由于缺乏法理学意义上足够的理论支持,各种具体方式方法的改革和创新不能从本质上改观中国的司法现状。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指出:只有在司法理念上有所突破,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任务才能落实。司法理念是支撑司法制度,形成法官思维方式,建构法官职业道德,推动司法改革的理论基石和原动力。因此,探析司法理念,构建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要求的司法理念是法理学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影响我国司法改革成效的本质性因素。理念一词具有较深的词源,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理念是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史上非常重要而又古老的范畴。司法理念作为一种法哲学属于实践理性。在法律适用的语境中,司法理念是司法主体对与司法相关的法律制度及其运行状况所持有的理性原则和观念。那么,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的司法理念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现代司法理念是司法主体在对司法过程进行价值判断,认识司法客观规律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的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基本原则和观念。

一、现代司法理念的内容

现代司法理念的基本内容学界观点纷纭。究竟哪些符合国际社会公认同时又适恰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需要?笔者认为,肖扬院长在分析当代司法制度与实践特征上提出的中立平等透明公正高效独立文明的现代司法理念,准确地反映了当代司法理念的共识,具有普遍性。在小康社会建设阶段,现代司法理念至少应有以下的内容:11司法独立。司法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司法公正,而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保障是司法独立。对于司法独立及其制度形态这样一种外来法律文化,我国法律中有相应的传承。1954年宪法第78条规定: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现行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宪法13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可见,第一,我国司法权包括审判权和检察权,司法独立包括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进行司法活动。由于我国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基础是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立法权领导之下的行政权、司法权,因此与西方国家建立在三权分立体制上的司法独立有明显的差异。第二,国际通行的司法独立包括双重含义,即法院审判独立和法官个人独立两个方面,我国法律强调法院、检察院作为一个整体独立行使职权。法官、检察官没有独立的职业人格。因此,笔者认为正是这一传承中的变异,造成我国司法运行中的制度性缺陷,司法独立的理念存在制度障碍。因此,在现行政治体制不变的前提下,对于实现司法独立而言最重要的是两点:首先,是确保司法的权威,减少法律程序外的监督和对司法活动的掣肘;其次,是确立司法官的身份保障制度,最终实现法官的独立审判。21司法中立。司法中立的理念是人类对司法职能的本质性认识,是一种重要的司法理念的内容,是从司法机构与其他国家机构、社会关系的角度对司法客观规律的描述。具体是指在各种国家权力之间、各种社会关系主体(通常指相对于国家的其他主体)之间发生的具有法律意义的纠纷中,国家设置一种居中裁判的角色依法解决纠纷,而这种角色就是国家的司法职能。司法中立是当代司法制度中立性的反映,它要求法官如体育裁判一样居中裁判,不偏不倚地对待原被告和控辩双方。31程序正义。在这些年的司法实践中程序正义经历了一个认识和探索的过程。首先是从重实体、轻程序到实体与程序并重,因为程序公正是看得见的正义,没有公正的程序,或者程序得不到严格遵循,即使做到了实体公正,也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和猜测。程序本身也直接体现出民主、法治、人权和文明的精神,不依附于实现实体公正而存在,它本身就是社会正义的一种重要内容。当前,根据当事人能力及国情,程序正义的要求主要是必须保证当事人平等的诉讼权利;在现阶段应尽量缩短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个体公正与社会公正的差距。程序正义理念有利于合理分配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权利与责任,但必须与法院自身利益严格区别开来。41司法消极和司法被动。任何公权力都有天然扩张的倾向。而司法中立的一个必然结果是要求裁判者在司法过程始终处于消极和被动的地位。正所谓:不告不理。目前,社会对司法机制寄予了过高的期待,但对诉讼自身的局限性及其供需失衡的问题却缺少足够的心理准备。同时,社会中原有的纠纷解决机制或者受到轻视,或者机能老化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状况,不能有效地分担诉讼的压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采取了逐年加大对法院的投入,以增加司法资源来应对需求增长的发展战略,除了少数涉及政策性的敏感案件外,法院原则上对民事案件不加限制。简易程序之所以受到重视,主要是基于对扩大司法和诉讼机制的利用,把纠纷解决集中于法院的基本思路。应该承认,诉讼的增长和对法院的积极利用,对于适应市场经济,改变社会调整机制以及社会主体的行为方式和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超过实际可能性的高速发展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司法质量的提高,粗放司法的状态因此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51司法透明。司法透明是司法民主的重要体现,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前提。根据WTO的透明度原则,司法透明首先是指各国与司法制度相关的法律文件以及司法判决必须要公布;其次指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审理和判决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应实行公开审判制度,允许公众参与审判过程的旁听;最后司法透明还指司法行为要接受社会的监督,立法机关、新闻媒体、法学专家教授、律师和人民大众均可以对生效的司法判决展开评论。司法透明的核心是反对秘密审判。61司法文明。司法活动方式与表现是否文明,直接影响着司法的公信力。建设社会主义司法文明,需要多视角、全方位的整体推进。要树立司法文明的理念,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清除不适合、阻碍司法文明的陈旧思想观念;要建设司法制度文明,立足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努力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旨在保障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要建立司法体制的文明,按照十六大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不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促进司法主体的文明,提高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队伍;要推进司法行为的文明,规范司法行为,努力实现对合法权益的全面保护。

司法理念范文篇9

司法理念是司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司法制度设计和司法实际运作的理论基础和主导的价值观。现代司法理念体现在司法体制、司法组织、司法程序中,并直接作用于司法人员,成为司法实践的重要因素,其意义在于:司法改革首先是理念的变革,没有相对成熟的理念指导,容易导致改革的盲目性;司法制度在设计中应该有系统成熟的理念作为基础,理论准备不足会带来制度的不稳定性。回顾我国司法理念的变迁,对我们今天树立现代司法理念,推进司法改革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一、中国古代的司法理念

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化的集权体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它给我们留下的是各种各样的封建主义文化遗产。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为核心的德主刑辅的治国理论,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专制体制,刑民不分的法律体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罚制度,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观念,惧讼、厌讼的民众法律心理。11德主刑辅的司法理念中国古代社会中儒家法律思想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法律思想是在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和出礼入刑等原则下实行儒法合流的。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汉代的贾谊也认为,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角;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衰。[2]这种法律理念强调道德教化作用为主,法律强制为辅,主张礼治、德治、人治,从而轻视法律的作用,受这种法律理念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处于一种专制的状态。21无讼即德的司法理念中国古代的国家统治者始终将法律看成是统治和镇压老百姓的工具,而法即刑这一思想是促成这种观念形成与加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将无讼看成一种最佳的社会状态,无讼即德,甚至形成了贱讼观,有代表性的论述即夫斗者,忘其身者也,忘其亲者也,忘其群者也。行须臾之怒而斗,终身之祸,然乃为之,是忘其身者也;家室离散,亲戚被戮,然乃为之,是忘其亲者也;群上之所至恶,刑法之所大禁,然乃犯之,是忘君也。[3]这样的一种法律观念使老百姓不愿或不敢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益,进而导致中国古代社会权利意识的普遍淡薄,维权意识基本为零。31重义轻利的司法理念义和利,孰轻孰重?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这是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虽然有主张重利轻义的观点,如法家,但儒家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儒家的主张是重义轻利,对后世影响深远。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以农为本成了社会成员生存的必要条件。儒家和古代统治者认识到这一社会环境后,推行了重农抑商的政策,由此,轻利的价值观逐渐形成,荀子说,工商众而国贫,汉代贾谊说,背本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儒家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又促成了重义价值观的形成。于是,重义轻利就成了中国传统法律理念的一部分。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也曾出现过呼唤民主和法治的思潮,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支持,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

二、新中国建立后司法理念的不断发展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向法制现代化迈开了重要的步伐。但是,因种种原因一度导致了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展开的中国社会变革,实际上是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也呈现出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由于文化传统和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带有自己明显的特色。2世纪7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时,国家领导人就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治国方针,经过近2年的时间,发展到1999年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的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中国领导人和全国人民对民主法制认识不断提高与成熟的产物,也与法学理论界的贡献分不开,而司法理念的引导与指引作用尤其突出。在7年代末,中国主要从十年动乱的历史教训来认识加强法制的必要性。之所以发生并持续十年之久,重要原因之一是长期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遗毒仍然是不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邓小平曾从制度和个人的关系这个角度来精辟论述了不切实加强民主政治的历史教训,指出,,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4]改革不可逆转的迅速发展使人们认识到旧体制的弊端,开放则使人们认识到法制不完善带来的经济壁垒和对市场经济之危害。虽然中国要真正成为依法治国的法治国家仍有各种现实阻力和不可预见的阻力,虽然中国历史上缺乏民主法制传统,但向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进军的号角已经吹响,现代司法理念的种子已经播下,长成法治的参天大树是指日可待。

三、中国现代化建设迫切要求司法理念更新发展

(一)社会现实生活的要求因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的更替与重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上违法犯罪现象日益增多,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公民的法律意识虽然比过去要强得多,但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维权意识仍比较淡薄。遇到纠纷与冲突,尽量把大事化小,把小事化了,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诉诸法律,无讼即德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仍影响着人们。人们希望社会安定,能够安居乐业,因此迫切呼唤现代司法理念的变革,建设法制社会。(二)法律制度自身发展的要求建设法治国家,制度建设是根本,是关键。没有完备和完善的法律制度,不仅难以继承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秀成果,还难以实现法律文化的创新。制度建设要求完备和完善。一是要完备和完善立法制度,健全法律体系。在现代社会,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推进,人民成了真正的立法者,通过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社会关系日趋复杂,传统的法律部门已不能涵盖,新的法律部门不断涌现,并出现了一些难以用现有法律部门来归属的法律。二是要完备和完善司法制度,保证司法公正。在古代社会,司法制度具有强烈的功利性色彩,司法腐败现象十分严重,因此,人们盼望为民做主,为民伸冤的清官,这映射出制度的悲哀。在现代社会,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整套完备和完善的司法制度。三是要完备和完善监督制度,实现监督有效。现代社会,我们不仅应该要完备和完善法律制度,还要保证制度的实效性,真正做到法律监督切实有效。任何一种社会邪恶都与制度的缺陷分不开,实现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仍需要制度的保证。(三)司法职业的内在要求树立现代司法理念是法官职业本身的基本要求,立法是公正的尺度,审判是公正的艺术,法学是公正的学问,法官是公正的使者。法官肩负着依法独立公正裁判的重任,在一般民众眼里,法官是国家和法律的化身,是社会正义和社会良知的象征。树立了正确的司法理念,法官在审判实践中就能通过缜密的思维而将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巧妙地结合起来,熟练地运用法律规则解决各类纠纷,同时在法律出现漏洞或空白时,能够运用法条背后的共同规则对案件进行综合判断,推导出合理的裁判结果。(四)入世的客观要求加入WTO后,涉外经济法律关系走向多元化、复杂化、对审判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这无疑会给中国法官原有的司法理念带来冲击,促使其遵循WTO的有关原则来审理案件。如果不能从司法理念上解决加入世贸问题,那么空谈应对WTO挑战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不切实际的。因此,WTO基本理念和原则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对自己的传统司法理念进行整合和重构。11以独立审判的制度理念取代司法依附的现实观念WTO的司法审查制度对司法机关提出了严格的完全独立性的要求,其关于司法机构独立性的要求与我国宪法规定的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是一致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宪法赋予法院独立审判的地位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司法实践中的一些状况还无法适应入世的要求。21以平等公正的市场主体观取代区别对待的主体观念非歧视原则是WTO的基本原则之一,它由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构成,要求成员方平等地对待所有的外国企业的产品,平等地对待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一律平等,应受到平等公正的对待。非歧视原则与法院的中立地位是一致的,这就要求执法者树立平等公正的市场主体观念,严守中立,公平地对待国内外当事人。31以公开透明的程序理念取代司法神秘的传统观念透明即公开,透明度原则具体到司法审判工作中就是要求法院做到审判程序公开、判决结果公开、裁判文书公开、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公开。透明度原则所要求的公开,除了对法律、法规、行政法规、规章公布和普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公布外,也包括对行政措施及执行程序的公开,而对行政实际做法或者行政惯例的公开是因为WTO透明度原则要求将此纳入审查机制。41以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市场经济理念取代超职权主义的传统理念自由精神在司法理念中的具体体现,即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当事人意思自治包括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内容,其具体表现在诉讼结构中,无例外地要求法官尊重当事人对其实体和程序权利的处分,维护其意思自治的权利。WTO也是奉行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促进贸易自由化是其基本宗旨。入世意味着对市场经济制度的彻底接受,意味着对市场经济规则的遵从,也意味着中国司法体制和法官司法理念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必要转换,超职权主义的观念已无存在的前提,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理念成为必然。51以法制统一的司法理念取代地方保护主义司法部门应利用入世的大好机遇,向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宣战,彻底摆脱地方保护主义的阴影,坚决维护国家的法制统一。

司法理念范文篇10

21年11月1日,WTO第4届部长级会议在多哈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WTO的决定。WTO不仅是一个国际经济组织,其规则还是一个庞大的法律体系。加入世贸后,严格遵守及执行协议所规定的规则是我国承诺及必须履行的一项义务。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指出:抓紧做好入世前的各项审判工作,尽快实现我国审判工作与WTO规则相衔接,建立良好的法治环境,已成为当务之急。可见,司法改革是势在必行的。但他同时又指出:落实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司法体制改革任务,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加强司法理念建设和创新,,,只有在司法理念上有所突破,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任务才能落实。[1]因此加入WTO后,首先须面对的不是急于掌握并运用WTO的具体规则,而是应在宏观上加强、调整与提高对某些基本法律思想、观点及法律心理的认识,即要以现代司法理念更新旧有的某些思维,以适应并融合在WTO这个先进意识框架之内。

一、加入WTO要求司法理念的更新

所谓司法理念是指指导司法制度设计和司法实际运作的理论基础和主导的价值观,加强、调整与提高是基于不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或文化传统)对司法的功能、性质和应然模式的系统思考。司法理念是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在司法体制、司法组织、司法程序中,并直接作用于司法人员,形成行动中的法,是指导司法实践的重要因素。[2]由于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以及司法制度设计的不同,司法理念还有地域与国别的差异。法律发展的统一化(或趋同化)和民族性并行不悖是其21世纪发展的重要趋势,尤其是WTO规则的普遍适用,将更进一步推进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必然促使各国为解决共同的国际经济问题而加强在法律层面上的合作。世界法律的法律趋同化,即它们之间相互吸收、借鉴、移植,甚至雷同乃至统一的现象将日益明显,司法作为市场经济秩序的保护神和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相应地也会有趋同化的特征。司法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呈现趋同化或统一化的趋势,形成某些宏观的共识,从而确立并不断加强其普遍性,这将是必然的。

二、需更新的司法理念之基本构成

肖扬院长在分析当代司法制度与实践整体的特征上提出中立、平等、透明、公正、高效、独立、文明的现代司法理念,准确地反映了当代司法理念的共识,具有普遍性。可见,现代司法理念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司法中立。这一理念具体是指在各种国家权力之间、各种社会关系主体之间发生的具有法律意义的纠纷中,国家设置一种居中裁判的角色依法解决纠纷,而这种角色就是国家的司法职能。[3]司法中立是当代司法制度的中立性的反映,它一方面不仅要求法官如排球裁判一样居中裁判,不偏不倚地对待原被告和控辩双方;另一方面还意味着司法的消极性和被动主义,即不告不理。一些私营企业的老板常抱怨国营企业经常享受各种各样的政府部门的保护。地方保护主义的作法与司法中立的理念是截然相悖的,如果加入世贸后不能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其产生的后果必然会给我国的政治与经济带来不利的影响。这是加入世贸以后得到的最大启示。

(二)司法平等。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国际社会各主权国家司法制度、司法机构与司法权的地位平等,任何国家的司法制度不能凌驾于别国之上,国家之间享有司法豁免权;二是指原被告(不论国籍、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家庭出身、财产和教育程度)享有同等的诉讼地位和在法律适用上享受同等对待。WTO最根本的原则是非歧视原则,这个原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最惠国的意思是给予不同国家的待遇要一样;国民待遇是指给外国人和本国人的待遇要一样。可见,非歧视就是平等。而司法平等的核心内容是反对司法特权和司法歧视。真正的平等不仅迎合WTO的需要,也是许多国人所渴望的。所以加入WTO,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首要的也是根本的是要改变过去的传统观念与习惯作法,强化平等意识,让平等观念真正深入到每一个法官心中,并自觉运用到司法活动之中去。

(三)司法透明。根据WTO的透明度原则,司法透明首先是指各国与司法制度相关的法律文件以及司法判决必须要公布;其次指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审理和判决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应实行公开审判制度,允许公众参与审判过程和旁听;最后司法透明还指司法行为要接受社会的监督,立法机关、新闻媒体、法学专家教授、律师和人民大众均可以对生效的司法判决展开评论。司法透明的核心是反对秘密审判。关于中国加入世贸,透明情况是西方最关心的,他们最怕我国各行各业的内部规定,可见这个原则最易涉及我国审判的公开程度。加入WTO以后,随着经贸等方方面面与世界的交流融合及人们观念的更新和法律意识的提高,必将对审判的公开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不进一步强化公开意识,裁决书的说理部分过于笼统,法院自己掌握着许多规定、标准,却对社会保密,这就不仅仅涉及审判工作的公正、合理性问题,还涉及世界对我国法院的认识和信任。所以我国法院和法官的公开意识不但要进一步加强,而且要走在前列。除法律有明文规定的外,一切司法活动都要公开进行,接受当事人、社会公众及新闻媒体的监督,杜绝暗箱操作。

(四)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和裁判行为必须严格依法办事,正确、合法、及时地实施法律,使体现在法律规范体系中的公平观和权利义务的内容得以实现。司法所追求的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实体公正是指法院的裁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都是公正的;程序公正又称为形式公正,是指司法程序必须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切实保护参与诉讼的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以求高效地处理和裁决纠纷。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有相当多的法官为了追求事实公正这一极限目标,往往忽视了程序规则。另外,诸如社会上对法院法律白条的类似指责,极易使法官背上思想包袱,这也促使了法官重结果、实体而轻程序。所谓的我国法官水平不高主要是指实体法方面,在程序是否合法方面涉及的不是法官的水平问题而是观念问题。加入WTO,就要彻底转变重结果轻过程、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及习惯,牢固树立只要没有违反程序,而且程序正当就是司法公正的观念。

(五)司法高效。司法高效是指司法机关的审理和裁判行为必须尽可能迅速与及时,争取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和审理期限内尽快地结案。司法高效是司法制度效率性的客观体现。司法高效的核心是反对超审限办案和久拖不决。目前,我国审判人员的素质还不能与加入世贸后的要求相适应。一方面,在审判人员中专家型、复合型人才相对缺乏,驾驭庭审、撰写法律文书的水平尚待提高,既精通外语又精通法律的审判人员屈指可数。加入世贸后,各类反倾销、反补贴及商标、专利类案件由于其专业性较强,现有审判人员缺乏反倾销、反补贴和商标、专利等方面的专业背景,需要进行系统的专业培训。另一方面,审判人员的数量与法院受理的案件数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一些案件起诉后法院不能及时审结,出现大量积压现象,这将损害我国司法制度尤其是法律保护方面的对外形象。为此,法官在思想上必须要有准备,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加强道德修养,以适应时代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