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权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3 00:06:21

授权

授权范文篇1

如果说资本是公司的血液,那么公司资本制度就是其运行的规则。纵观公司资本制度的发展历程,实质上是一个在安全与效率之间不断寻求最佳平衡点的过程。

法定资本制充分体现了人类在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出现初期为保证交易安全所持的谨慎态度。随着效率在一国经济发展中所占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人们逐渐发现固守资本制度的安全性大大降低了经济的效率,于是资本制度又走向了追求效率的极端——授权资本制应运而生。授权资本制对效率的促进作用无可否认,但其导致公司的滥设和损害交易安全同样有目共睹。当人们遍尝了这两种资本制度的优缺种种后,便试图在安全与效率之间寻求最佳的平衡点。于是出现了折衷资本制的设计。就安全性而言,折衷资本制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回归,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了法定资本制与授权资本制的优点,成为资本制度的新宠。关于折衷资本制本身的优点在理论和他国实践中都得以充分的论证和体现,笔者在此不再赘述。在我国,就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而言,学界大致持如下观点:对有限责任公司采取折衷资本制,而对股份有限公司实行授权资本制。在这个问题上,多数学者的分析论证主要立足于资本制度本身的优越性,但鲜有充分考虑在现阶段我国的相关社会环境是否适合实行这两种制度。作为总体法律制度乃至社会制度系统中的一部分,某项具体法律制度是否会被整个制度系统和社会接纳,其自身的优越性并不足以成为论证其立足于一国社会制度的充分必要条件。如果不能与现有的行之有效的制度磨合成为一体,或时机不成熟就贸然引进,再好的制度也只会被社会系统排斥在外,并由此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一个立法上的例证就是证券法确立的金融业分业经营的体制,虽然早在20世纪70年达国家金融业混合经营的趋势就已初露端倪,但考虑到我国金融业总体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立法者还是切合实际地采取了金融业分业经营的经营监管体制,这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拒绝与国际接轨,只是国情使然。

一、折衷资本制与授权资本制的共通之处

客观地说,折衷资本制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了法定资本制与授权资本制的优点,从辩证的观点看,集两种制度优点于一身的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或某种情况下也会集两种制度的缺点于一身,出资不实和导致欺诈的恶疾同样会出现在折衷资本制中,并且随首次发行资本与授权资本界点的位移而程度有所不同。既然折衷资本制设计的初衷是在部分地保证安全性的同时降低公司的门槛,那么公司设立时发行或缴付的资本必然只相当于公司总资本的一部分,那么从纯理论上我们可以简单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说折衷资本制更接近于某种资本制度的话,答案显然是授权资本制。如果说公司滥设和导致交易秩序混乱是授权资本制的两大致命缺点,折衷资本制同样会遭遇类似问题。既然这两种资本制度本身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为什么许多国家还是选择了其中之一呢?答案就在于,虽然从法律角度来说,“人的安全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1],但就经济而言,效率应置于更重要的位置,从某种程度上说毕竟法律是为经济服务的,这是国家选择折衷资本制或授权资本制的根本原因。当然,笔者并不是说法律制度必须完美无缺,因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要基于某种制度的优点采用该制度,必须同时为其固有缺陷“买单”,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此缺陷带来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降至最低。也就是说,采用某项法律制度不仅要从制度本身考虑,同样要有经济上的考虑。引用法律制度不能不计成本,就比如在原始社会中土地的主要用途是放牧而不是耕种,相对于土地数量而言,社会人口较少,牧群也很少。在此不存在施肥、灌溉等其他使土地增值的手段、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实施土地所有权的公共登记制度可能会远远超过其收益,并且代价很大[2]。同理,在公司资本制度的问题上如果时机选择不当会遭遇同样情形——付出本可避免的经济代价与社会代价。在此笔者认为授权资本制与折衷资本制安全性缺陷的弥补,首期缴付或发行的资本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完善的个人和社会信用系统及具有较大能动性的司法制度。

二、中国实行折衷资本制与授权资本制度的时机仍不成熟

(一)社会环境:信用在克服折衷资本制和授权资本制缺陷中的事先基垫作用

法律的作用在于增加破坏信誉的成本,使人们自觉地也是被迫地遵守信用。从制度本身来讲,若不考虑其他因素,如果好的信用环境在授权资本制下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其保证交易安全,那么它在折衷资本制国家发挥的作用会更大,故在这里只须分析信用在实行授权资本制国家对资本制度的保驾护航作用,就可以了解信用在实行折衷资本制的国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以实行授权资本制的美国为例,其资本运作的效率和安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相关法律极为健全,并且信用观念已深入人心。美国的信用管理服务可以追溯到1830年。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美国在原有信用管理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与信用管理相关的法律,经过不断完善,目前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框架体系,相关立法有17部。即便如此,自美国的“安然”、“毕马威”、“施乐”等信用丑闻曝光后,据美国一个公司调查,全美在纽约上市的7000家公司中,有1/3的财务报告不真实,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纽约时报》披露,52%的美国公民认为美国经济正走在危险的道路上[3]。立法如此完善的征信国家尚会出现这样的信用问题,处于信用危机中的中国拿什么来降低现阶段实行折衷资本制或授权资本制所必然付出的巨大社会成本呢?我国目前属于非征信国家,国人信用观念淡漠,信用的维持仍处于自发或放任自流阶段,国家尚未制定专门的信用法律,有关信用管理和服务的实践也刚刚开始,1997年人民银行批准了9家信用评级公司,才掀开了信用评级的始页。2000年7月,上海率先在全国实行个人信用联合征信制度,并采取

政府組建公司运营,才开始有了消费者信用服务公司[4]。在此种背景下,根据中国企业联合会理事长张彦宁的判断:我国每年信用缺失的代价是5855亿元。其中因为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为18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产品质量低劣和造假售假造成的损失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地财务成本约2000亿元。有人估计,2001年GDP中大约有10%-20%为失信的损失成本[5]。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近期公布的“中国企业信用调查报告”:我国有77.9%的被访者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信用令人担忧,有62%的企业认为在商务活动中一定要谨防受骗[6]。目前的信用状况已经如此,甚至有人悲观地估计中国重新产生信用需要50年,在这样的信用背景下实行折衷资本制或授权资本制只会令中国的信用危机雪上加霜,信用危机反过来又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或抹杀这两种制度本身的优越性。虽然同是出现失信的状况,中美两国的情况却大有不同,美国是在立法相对完善的情形下出现信用问题的,反映出其法律应社会的需求应该进一步完善的需要,而我国的信用危机出现的背景是无相关法律予以规制,如果说美国面对的是第二轮信用立法的呼唤,那么中国面对的首要任务是初步构建其信用体系与信用立法。我们不能因为美国出现一系列的信用丑闻就将信用立法和信用管理体系贬得一文不值。在我国现在的信用状况下,实行自由的折衷资本制或授权资本制,无疑为恶意圈钱或的人开了制度上的口子。

(二)、司法环境:司法在克服折衷资本制和授权资本制缺陷中的事后补救作用。

有权利就要有救济,实行折衷资本制或者授权资本制赋予公司股东更宽泛的权利,相应地,可能受其影响的相对方在范围或受侵害程度上都不同程度上有别于在法定资本制下,所以对股东相对方权利的救济应更为完善充分。美国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在股东责任方面,逐渐形成了公司人格否定原则、深石原则和控制股东诚信等原则,并逐渐为大陆法系国家所接受或借鉴。该救济途径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公司人格否定理论,在英美法系称之为“刺破公司面纱”,该理论的孵化器为英美法系,更确切地说是判例法。该理论作为公司法人制度的有益补充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都曾倍受推崇,即使在某些方面曾受到质疑,但其地位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其原因在于,在两大法系的司法框架下,该理论在法律制度和法律职业者方面获得了双重认同,因而获得了产生和生存以及被移植的可能性和空间。在保护股东相对方利益的同时也求得了公司法人制度的自身发展。一项法律技术或法律理论的产生是有其特殊背景和环境的,其他国家移植也不是无条件的,虽然并非将其土壤全部移植,但也应在主要成分上不要有太大的差异,否则只会出现水土不服等症状。当初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移植公司人格否定这一法律技术时,至少具备了较高素质的法官这一非常重要的条件。我国司法制度与两大法系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1、司法方面的差异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在适用法律时有着较大的能动性,具有造法的功能。由于其司法的基本特性,就授权资本制来讲,因其较为灵活,实施起来出现的情况必然多种多样,这就要求司法能够及时地予以补救,公司法人格否定原理就是以判例法形式确认起来的,在英美法系判例法具有法律效力,能够较为及时地回应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可以弥补成文法立法滞后的缺陷。法官创造了判例法,也正是由于判例法这种法律传统的存在,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得以最大程度上的发挥,法律的相对灵活性也因此而来,授权资本制的缺陷因此在较大程度上得以弥补。就大陆法系来讲,以德国为例,德国虽然不承认判例的法律效力,但法院判决实践中,经常能够确立一些惯常做法或惯例,例如,德国联邦法院在1987年的一个基本的、造法性的判例中判决:即便在股份法中没有提及,所有涉及公司根本的事项必须得到股东大会3/4多数的同意[7]。就公司人格否定的法律技术来讲,德国并不是予以全盘照抄,而是持较为谨慎的态度,其适用范围远远小于英美法系。

从司法的灵活性以及公信力的角度而言,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有代表性的大陆法系国家,其司法体系中都具有能够不同程度地弥补折衷资本制或授权资本制缺陷的制度。那么从同一角度看中国,在中国判例没有法律效力,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限,对于个案中出现的法律没有涉及的问题,若利用禁止权利滥用、诚实信用原则无法解决,法官往往束手无策,很多时候,只有在一类案件成批出现、情况比较严重、成为一类典型时,才可能由最高法院以司法解释形式对法律进行解释以适用于个案,司法应变力不高,而且救济途径不畅,法律中大量的权利没有规定救济途径,而规定了救济方式又无法操作的情况比比皆是。没有救济或救济不及时是实行折衷资本制或授权资本制的大碍。其后果只能是给予少数人更大的圈钱空间,而广大的中小股东只有买单的份。在中国,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直接导致司法的公信力不高,据北京市对企业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企业发生纠纷,首选“私了”为解决方式的占65%,首选诉讼为解决方式的只占20.8%[8]。一言以蔽之,就克服折衷资本制或授权资本制缺陷而言,中国并不具备司法制度和公信力方面的条件,我国的司法制度还承受不了实行授权资本制或折衷资本制带来的司法震荡。

授权范文篇2

通过以上分类将对我国行政授权立法的总体情况有一初步的了解,但是立法实践往往是复杂的,我们不能以一概全,而应继续探索发现,以求对其有更新地认识。

我国行政授权立法中存在的相关问题

行政授权立法的正当性经得住实践的论证,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种通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与发展,我国的行政授权立法迅速地发展起来,贯穿于国家行政管理的各个领域,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极大地贡献,受到了政府与理论界的重视,但是在制度确立与发展中,关于这种制度的弊端,人们也有不少的议论,主要质疑集中在授权立法对权力机关立法权的冲击和授权立法的滥用上,基于此,人们认为应当严格限制行政授权立法,甚至有学者提出“授权立法利弊得失皆有,两相权衡,弊大于利,得小于失。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权应当集中行使,减少或避免授权分散。”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免有点极端化,目前,行政授权立法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实,我们所要关注的不应再是它的存废问题,而应该是如何发挥其优越性,克服其存在的弊端,从而让其更好地执行。但是纵观我国的行政授权立法,我们发现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行政授权立法的立法理念缺失行政授权立法理念缺失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行政授权立法既具有行政性又具有立法性,同时又要考虑到授权性,行政授权立法应当有立法的科学性和实践性,但是在立法实践中,一些法规、规章内容缺乏科学性,概念模糊,逻辑性差,有的甚至包含了大量道德的、笼统的要求,缺乏可操作性;一些行政机关不考虑出台的法规、规章是否符合本地的实际状况,盲目跟风出台相关法规、规章,造成了法制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不论是对授权机关还是受权机关,行政授权立法都是职权行为,所以授权者和立法者都应当谨慎负责对待,但是现实立法中行政机关往往寻租部门利益,有利握权、无利授权、该授不授、该立不立现象时有发生。2.行政授权立法相关授权事项规定不明确这主要是从授权立法的实际操作层面来分析的,主要表现为现实立法中授权理由不明确,授权范围和应遵循的原则不明确,缺乏相应的授权期限和授权标准规定,授权立法程序混乱、过于简单、缺乏立法程序的严肃性,授权规定的文字表述不够规范、不够明确或者过于弹性,如法条没有直接明确规定受权机关在授权的情况下“应当”制定行政法规或者行政规章。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了行政授权立法中乱立法、不立法或者以通知、决定代替立法的现象。虽然《立法法》第10条、第11条对我国人大专门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立法目的、原则、范围以及与正式法律的接轨问题进行了规定,但是这些规定是否适应于其他的法条授权,以及如何来具体运作则没有相应的依据。在总体上来讲我国现在需要一部专门的授权法对行政授权立法的主体、授权范围、授权目的以及授权立法程序进行相应的规定。3.行政授权立法缺乏应有的监督机制监督是保障制度运行的最好机制,再好的制度如果没有监督的话都有可能偏离制度本意。授权立法作为一种技术性和实践性较强的立法活动,本应有完善的监督机制,但是我国目前行政授权立法的监督却不尽如人意。首先,立法机关对授权立法的监督控制不力,立法机关的授权是行政机关行政授权立法权力的来源,立法机关应该对授予行政机关的本该属于自己行使的权力负责,其可以进行授权控制、撤销控制和备案批准控制等。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立法机关并没有很好发挥自己的监督权,立法机关的授权范围、性质和程序等都不甚明确,丧失了授权监督的第一道防线;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立法所拥有的撤销权和改变权几乎从来未行使过,其备案审查也只是仅备不查、不告不理。其次,行政监督成效不大,行政机关内部上级对下级的变更、撤销监督权的行使缺乏应有的机制保障,同时由于受部门利益影响的评价,人们对其不持支持态度。再次,司法机关的监督审查权行使不到位,虽然我国没有建立起司法机关审查行政授权立法的司法审查制度,但是实际上人民法院享有对行政规章的参照使用权,即合法的使用,不合法的不予使用,其实际上享有了一定的审查权,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受人民法院地位的限制,这项监督权没能发挥实效。最后,行政授权立法的监督缺乏社会民众的参与,民众意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民主制度赋予了人民群众监督权,而且法制发展中公民对行政授权立法的建议也越来越多,但是真正被接受并进行相应审查的几乎没有。

授权范文篇3

一、教师心理授权的内涵、结构及测量

(一)教师心理授权的内涵

在探讨教师心理授权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授权与心理授权的概念。

由于分析的角度或侧重点的差异,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于授权的定义一直未能达成共识。授权即放权,从领导科学的角度讲,授权是一种用人策略。授权使权力下移,从而使下属感到自己是分担权力的主体,这样他们就会在权力的支配下形成更为有效的凝聚作用和责任力度。康格(Conger)等(1988)认为,研究者应该从关注授权的管理实践到关注授权后个体所产生的体验,从个体体验的角度来定义授权。因为只有当个体体验或感觉到“被授权”之后,授权才能真正产生效力。他们把授权定义为:员工的努力、绩效期望水平的提高,即自我效能的提升。

托马斯(Thomas)等(1990)在康格等的基础上提出了心理授权的概念,心理授权是指个体体验到的心理状态或认知的综合体,这个综合体是四种认知的格式塔:工作意义、自我效能、自主性和工作影响。工作意义是指个体根据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标准,对工作目标和目的价值的认知;自我效能是指个体对自身完成工作的能力的认知;自主性是指个体对工作活动的控制能力;工作影响则是指个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所在组织在战略、行政、管理和运营等方面的结果。目前,托马斯等提出的心理授权概念及其结构已经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到现在该概念仍被广泛沿用。

莫奈茨(Melenyzer,1990)认为教师心理授权指的是教师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工作,并相信自己能够对自己的工作方式产生影响。绍特(Short)等人(1994)提出教师心理授权是教师发展自己的能力,以促进自身发展、解决问题的过程。它是个体认为自己具备技能和知识以改善自己工作环境的一种信念,并强调授权不仅包括教师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对组织加以改变,还要具备能作出这种改变的信念。

可见,大多数学者倾向把心理授权视为由多维结构构成,是个体体验到被授权的一种心理状态或认知的综合体,是一种内在的、持续的工作动力,是个体在运用知识和能力,从能产生激励和满意感的工作中获得的积极的、有价值的经历,是一个内在激励的过程。

(二)教师心理授权的结构及其测量

由于研究心理授权的学者在对心理授权概念的具体定义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而提出的结构维度以及测量工具也未达成一致。目前,斯伯莱茨(Spreitzer,1995)针对企业员工编制的心理授权量表在国内已经得到了验证并应用,但关于教师心理授权的量表还很少见。

目前研究者己经针对心理授权开发了几个测量工具。基于托马斯等的理论,斯伯莱茨(1995)开发了心理授权量表,该量表采用利克特5点记分法,整个问卷包括四个维度:工作意义、自我效能、自主性和工作影响,每个维度3道题,整个问卷共12道题。信效度检验结果表明:心理授权问卷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处于0.79~0.85之间,验证性因素分析的各项指标也达到了先定的标准,表明心理授权的信度与效度均比较理想,该量表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员工心理授权量表。我国学者李超平等(2006)采用企业员工样本对该量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α在0.72~0.86之间)和效度,因此可应用于国内的相关研究,也有研究者采用该量表来测量教师的心理授权水平。

邵特(Short)和瑞内哈特(Rinehart)编制了学校参与量表,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教师心理授权应该包括六个维度:参与决策、专业发展、地位、自我效能、自主性、工作影响力。各个维度的克伦巴赫(Cronbach)α系数为0.81~0.89之间,总量表的克伦巴赫(Cronbach)α系数为0.94。该量表尽管被一些研究者用于测量教师的心理授权,但它既包含结构授权的内容,也包含心理授权的内容。

王金良(2009)以齐默尔曼(Zimmerman)的心理授权理论为依据,编制了中小学教师心理授权量表,认为心理授权包括三个维度:一是教师的心理授权内部体验,相当于心理授权的个体内部成分;二是教师心理授权技能,指的是教师懂得如何通过适当的方式(如与其他教师合作等)在工作中发挥自己的影响力,相当于心理授权中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成分;三是教师心理授权行为,指的是教师个体具备心理授权内部体验和心理授权技能。该量表采用利克特5点记分方式,共38道题项。研究结果表明,三个维度的克伦巴赫(Cronbach)α系数在0.71~0.88之间,构成三个维度的各因素的克伦巴赫(Cronbach)α系数在0.69~0.81之间,内容效度、校标效度和结构效度良好,均达到了测量工具的要求。

二、教师心理授权的相关研究

(一)教师心理授权的影响因素研究

1.个体变量

综合以往的相关文献,影响教师心理授权的人口学变量主要有性别、年龄、教龄、教育程度、职称、职务等。

瑞内哈特(Rinehart,1994)的研究发现,教师的年龄、教龄能够显著预测教师的心理授权水平。台湾潘安堂(2002)的研究也表明,小学教师的授权水平在性别、年龄、教龄、教育程度、职务等变量上存在显著性差异。王金良(2009)以中小学教师为研究对象,发现教师心理授权在各维度及各因素上的得分均存在显著性别差异;教师心理授权的发展存在年龄差异;教师心理授权水平在教龄、学校类型、学校属性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不同职称的教师在心理授权上存在显著性差异;教师心理授权在是否担任行政职务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2.学校组织氛围

学校组织氛围是影响教师心理授权水平的重要组织环境变量,组织环境变量主要包括同事交流、决策参与氛围、领导方式、专业发展等。

教师心理方面的研究表明,同事间经常交流有助于形成团队意识,增强教师的“力量感”。有研究表明,组织的决策参与氛围对心理授权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决策参与氛围有助于教师感受到学校对自身工作和能力的重视,从而有助于提高心理授权技能。学校组织行为学方面的研究表明,校长的领导方式与教师心理授权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如果校长注重与教师之间人际关系的处理,那么教师的心理授权水平就高。王金良研究发现,学校组织氛围的各个维度(工作超负维度除外)对教师心理授权的各个因素、维度均存在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学校组织氛围中的同事交流、评价认可、专业发展、决策参与和领导支持对教师心理授权的三个维度均有显著影响。说明学校的组织氛围是影响教师心理授权的重要因素,学校组织氛围越积极,越有助于教师心理授权水平的提高。

3.人格变量

在人格变量对教师心理授权的影响方面,国内外学者主要探讨了自尊与归因方式对心理授权的影响,但研究结果存在着不一致性。

自尊指的是个体对自身价值的总体感觉,自尊水平高的个体将自己看作是组织的宝贵资源,更可能在工作中采取积极主动的行为。相反,自尊水平低的个体不太可能认为自己能够对工作和组织产生影响,因而心理授权水平可能会较低。梅农(Menon,1999)的研究表明,自尊与总体心理授权及其各维度均存在显著正相关。王金良研究发现,自尊对教师心理授权有正向的预测作用,教师的自尊水平越高,其心理授权水平也就越高。

西蒙尼(Simoni)等(2004)在研究中考察了内归因方式与心理授权内部体验之间的关系,发现内归因方式能够显著地提高个体的心理授权水平。罗世辉(2003)等的研究发现控制点对心理授权能够产生影响,与外控型的个体相比,偏内控倾向的个体其心理授权水平更高。斯伯莱茨(Spreitzer,1995)发现归因方式对心理授权没有显著影响。王金良的研究中也没有发现归因方式对教师心理授权有显著影响。产生研究结果不一致现象可能是由于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不同导致的。

(二)教师心理授权的后果变量研究

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教师心理授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心理授权与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如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职业承诺和社会认知加工方式等。

1.工作绩效

工作绩效被认为是某个个体在一定时间范围所做的与组织目标相关的可评价的行为以及结果。个体在工作中的心理授权水平与其工作绩效、创造性存在密切相关。大量研究发现,心理授权能够激发个体在工作中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够对个体工作绩效的提高和组织竞争力的增强起到促进作用。麦克布赖德(McBride)等(1995)提出,授权水平高的教师往往有更高的工作绩效,这是由于当教师体验到授权时,他们在工作中会更有动力,更有可能在教学中主动探索有效的教学方法,愿意与领导就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展开讨论。王金良的研究发现,教师的心理授权水平越高,其个人工作绩效越高。

2.工作满意度

工作满意度指员工对其工作积极或消极的评价,它包括了员工对其工作的认知评价和员工对其工作的情感反馈。国外对工作满意度的研究中,托马斯(Thomas)等(1994)提出,由于心理授权的各个层面能够给个体带来工作方面的内在奖赏,因此,心理授权应该与工作满意度存在正相关。潘安堂(2002)的研究表明,教师授权感与教师工作满意度存在显著相关,且授权感能够显著预测工作满意度。

3.职业承诺

龙立荣等(2000)将职业承诺定义为个人对职业或专业的认同和情感依赖,对职业或专业的投入和对社会规范的内化而导致的不愿变更职业的程度。职业承诺高的个体,会视工作为生活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工作本身以及工作中的同事、所属的组织对于个体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吴(Wu)和邵特(Short)(1996)考察了教师授权与教师职业承诺之间的关系,发现教师授权的专业发展维度、自我效能维度、影响力维度对职业承诺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4.个体社会认知加工方式

心理授权相关方面的一些研究表明,心理授权感会影响到个体的认知和情感。心理授权水平会对个体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低心理授权与个体的工作焦虑、抑郁等负性特质相关性较高,而焦虑、抑郁会导致个体的认知加工出现偏差。王金良运用社会认知加工的实验范式探讨了低心理授权水平教师在心理授权事件上的认知加工特点。结果发现,低心理授权水平的教师对工作相关事件的加工在编码、再认上都存在负性偏向,且在启动实验中也表现出负性启动偏向。

三、不足与展望

授权范文篇4

关键词:互联网信贷;征信授权;信用信息;征信监管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消费金融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民营银行等互联网放贷机构陆续接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截至2017年末,已有1214家小额贷款公司、17家消费金融公司、8家民营银行接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与此同时,商业银行等传统接入机构也纷纷依托互联网技术开展信贷业务,成立直销银行部,推出线上信贷产品。相比于传统信贷业务,互联网信贷充分利用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通过大数据信息和风险模型,大幅提升信贷风控水平和审批效率,有效突破了传统信贷业务的时间与空间限制,更好地满足了广大客户短、小、频、急的信贷需求。据统计,截至2017年末,中国互联网信贷余额约2.21万亿元,同比增长63.7%。与此同时,互联网信贷信用报告查询量也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以深圳前海微众银行为例,截至2017年末其授信客户超过3400万人,比上年末增长1.2倍,累计向1200万人在线发放贷款,信用报告的年查询量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50%。与传统信贷征信授权所需的现场身份核实不同,放贷机构通过互联网渠道获取客户对数据报送和征信报告查询的授权,只需客户在线填写身份信息、勾选电子授权书等,便可线上完成客户授权真实性审核,进而查询和报送客户信用信息。但互联网信贷线上征信授权的方式往往因缺乏有效的身份验证,而存在大量顶替或冒名办理业务的风险。同时,互联网放贷机构通过线上电子签名的方式获取客户征信查询授权的法律效力也有待商榷,使得在信息主体否认授权查询的情况下,难以认定查询机构提供的授权查询资料的真实性,对是否本人真实授权无法提供有力证明。因此,如何规范互联网信贷征信查询授权,确保征信查询授权的真实性,依法保障信息主体合法权益,是当前征信监管面临的迫切任务。

二、互联网信贷征信授权的主要做法

目前开展互联网信贷业务的主要有网络小贷公司、互联网金融机构和传统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在本质上,征信电子授权是依托互联网平台,将纸质授权转化为电子形式,借助电子签名等身份识别技术获取客户授权,再通过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查询客户的信用信息。其核心是电子签名及其他新型身份识别技术,应用场景不同,身份识别技术安全等级也不同[1]。在具体操作上,各类机构征信电子授权流程大同小异,其主要利用用户绑定的银行卡、电话号码等信息识别客户,再由信息主体在线勾选“同意查询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选项,输入密码验证后签订电子“征信授权书”,授权查询客户信用信息。在具体的网络客户身份识别技术上,不同机构由于自身技术水平和资源条件的差异,使用的技术和方法不同,识别效果和安全等级也不一样。

三、互联网信贷征信授权存在的问题

(一)征信授权模式法律效力有待商榷。互联网信贷主要通过在线签订电子合同取得征信业务授权。我国《征信业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查询和提供个人信用信息须取得信息主体的书面同意”,我国《合同法》第十一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由此可见,通过电子合同取得征信授权与通过纸质合同取得征信授权同属书面授权。因此,通过签订电子合同取得征信业务授权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关键是看征信电子授权的形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我国《电子签名法》规定,电子签名是指数据电文中以电子形式所含、所附用于识别签名人身份并表明签名人认可其中内容的数据,并规定了可靠电子签名所应具备的条件。即电子签名制作数据为签名人专有和控制,签署后对数据电文内容和形式的任何改动能够被发现。但目前由于征信授权机制和电子签名技术的不完善等原因,仍有很多机构难以达到可靠电子签名应具备的条件,征信电子授权的法律效力有待商榷。(二)客户身份真实性难以有效识别。与传统贷款“面签”相比,互联网信贷作为线上贷款方式更易发生身份不实、张冠李戴、冒名贷款、网络欺诈等风险。目前互联网信贷机构在对客户身份识别上,主要采用银行卡认证、手机号实名认证、密码认证等手段,以及少部分机构采用身份证拍照上传、人脸识别技术对客户身份进行真实性审核。但由于个人信息泄露、出借身份证等原因,以上措施仍然存在造假和欺诈的空间,难以有效识别客户身份的真实性,出现借款人借用或盗用他人身份证和银行卡信息进行征信查询进而冒名获取贷款的现象,极易引发征信异议和金融风险。如从2016年1月1日到2018年10月31日,江西省赣州市全辖区共受理征信异议117起,因网络信贷触发的征信异议占比较大,并呈逐年递升的态势,且绝大多数因网络信贷触发的征信异议最终被认定存在客户身份识别真实性问题,甚至在对辖内赣县、信丰、崇义、上犹、南康等5县(区)的抽样调查中发现,所有因网络信贷触发的征信异议最终均被认定属实。(三)授权书展示方式和内容不规范。我国《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向征信机构查询个人信息的,应当取得信息主体本人的书面同意并约定用途”,第十九条规定“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信息使用者采用格式合同条款取得个人信息主体同意的,应当在合同中作出足以引起信息主体注意的提示,并按照信息主体的要求作出明确说明”,第二十条规定“信息使用者应当按照与个人信息主体约定的用途使用个人信息,不得用作约定以外的用途,不得未经个人信息主体同意向第三方提供”。而在实际操作中,大部分互联网信贷机构都是通过客户勾选“同意查询人民银行征信记录授权协议和借款相关协议”即完成授权,无需弹窗显示内容,也无法勾选具体的查询用途并进行明确约定,只能概括地同意所有授权用途。同时,由于目前许多互联网用户多年来在线上签约养成了懒于细看合同内容和急于享受签约后服务的习惯,大多客户倾向于只看合同标题,忽视合同内容而直接点击“同意”勾选签订协议[2]。这种做法极易出现用户在非真实意愿的情况下被查询信用报告,并产生查询记录和授信记录,对用户在其他银行办理授信业务带来征信方面的不利影响,甚至引发大量征信业务纠纷和投诉。而在具体的合同内容上,部分征信授权条款超出了业务办理范围,存在以概括授权的方式扩大信息查询和使用范围,授权期限约定超出了业务存续时间。部分电子征信授权书还存在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在合同中增加己方权利、减少己方义务,同时增加对方义务、减少对方权利等现象[3]。(四)地方监管部门难以有效监管。一方面,互联网信贷不受地域和时间限制,客户多且分散,使得互联网信贷征信业务授权具有范围广、数量大、持续时间短、证据难于固定等特点,加上许多互联网放贷机构授权机制欠完善,电子档案资料保存不完整,核实难、认定难,过程缺乏有效记录等,对于是否为信息主体真实的意思表示无法被识别和保存,导致在信息主体否认授权的情况下,当地监管部门难以核实放贷机构获得授权的真实性。另一方面,许多互联网放贷机构的工作人员和相关业务系统并不在注册地,当地难以调取其查询档案。而传统商业银行互联网信贷大都通过其总行网络系统在线完成信贷业务全流程,其信贷业务和征信查询虽归属到当地分支机构,但当地分支机构却无法提供相关的征信查询授权及业务档案资料,当地监管部门难以进行有效监管。(五)信息主体的权益得不到保障。签订征信授权书的最根本目的是要保障信息主体的同意权和知情权,确保信息使用者按照客户授权的用途使用个人信息。而在当前互联网信贷征信电子授权模式下,信息主体签订的征信电子授权合同通常是由放贷机构提供的格式合同,放贷机构更多考虑其业务发展需要和便利,而忽视对信息主体权益的保护,从而出现授权书内容过于复杂,授权用途过于宽泛、超出业务范围,授权有效期过长,加列笼统的兜底查询用途,不良信息告知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同时在互联网环境中,受电子合同签订在时空方面的局限性,信息主体不能就合同中的具体条款提出异议,放贷机构难以按照信息主体的要求做出明确说明,信息主体只能对电子授权合同概括地表示同意与否,因此无法确保为客户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授权书内容的情况下做出的授权,信息主体的同意权、选择权、知情权等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四、规范互联网信贷征信授权的建议

(一)完善电子授权流程和电子授权技术规范。针对目前互联网信贷征信电子授权标准不一致的问题,为确保征信授权的规范性和法律效力,建议尽快出台统一的征信查询电子授权技术规范及细则,完善相关配套的内控、操作、备案和监管制度。一是组织专家团队对现有的征信电子授权方法和技术进行调研和评估,结合现代技术手段,探讨与征信业务特点相适应的电子签名技术和执行标准,以建立统一的征信电子授权制度。二是要建立和落实征信电子授权报备制度。要求互联网信贷机构定期向当地人民银行报备征信查询授权管理办法、内控制度、电子授权书合同文本,并报送符合要求的电子签名、身份识别等技术规范及应急预案。(二)加强客户身份真实性审核。为保证征信授权查询的真实性,互联网信贷机构需不断完善网络客户身份识别措施,有效识别客户身份的真实性。各机构应进一步加强网络客户身份实名认证管理,综合运用生物活体识别检测、身份证联网核查、手机号实名认证、银行卡验证、数字证书验证以及必要时采用人工辅助手段等多种措施,对网络客户身份的真实性进行全面审核,确保征信授权查询的真实性,从而防范违规查询、冒名贷款和网络欺诈等风险。技术条件成熟的机构还可增加视频对话身份识别功能,并按照规定保存视频通话资料,以便网络信贷部门和监管部门进行监督和检查。(三)规范电子授权合同内容及展示方式。互联网信贷机构在使用电子授权方式查询客户征信过程中应遵循我国《合同法》和《征信业管理条例》的规定,严格规范电子合同内容及合同展示方式。一方面,在内容上应遵循合法、合理和必要的原则,按照实际业务需要限制信息采集和信息使用的范围,严禁以概括授权的方式,过度采集和使用客户的信用信息。另一方面,在展示方式上应确保客户先阅读合同内容后再签订授权合同。在具体做法上可采用强制弹窗的方式,以醒目文字、语音提醒、延时阅读等方式提示客户阅读授权书内容。在合同文本的展示方面,对于重要条款应采用加粗、斜体、下划线等足以引起客户注意的提示引导其重点阅读。(四)提升互联网信贷征信监管能力。采用电子授权方式获取客户征信授权必须保存独立的电子授权书,确保当地监管部门能随时调阅,同时电子授权书的存证要符合我国《电子签名法》可靠电子签名所应具备的条件,确保授权文件的真实性、完整性、不可抵赖性和合法有效性。明确电子授权书应当具备的必要要素,按照一定分类方法对每份授权书进行档案编号,确保可根据档案编号从“授权管理系统”或电子影像等相关系统检索对应的授权书及其相应的电子档案资料。在互联网信贷征信查询管理系统中,要保存被查询人姓名及身份证号码、查询用户、查询用途、授权书编号、产品名称等操作日志,确保每笔查询可追溯。同时,当地监管部门能够依法调阅互联网放贷机构系统中的贷款明细数据、征信查询明细数据、征信授权书等资料,确保征信管理部门能够有效识别征信授权的真实性,依法高效开展征信监管。(五)增强对信息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规范互联网信贷征信授权查询,应站在保护信息主体合法权益的角度,充分保护信息主体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同意权。一是在授权书内容上适当简化,做到通俗易懂,并以多种方式确保客户已完全阅读并充分理解相应的条款。二是征信查询应在完成客户身份识别、授权验证、反欺诈、业务区分、内部模型验证等环节过滤后发起,同时采取适当的手段确保客户可以根据业务办理需要选择具体的授权用途,保证客户能够对格式合同中的条款提出异议并获得放贷机构明确说明。三是完善互联网信贷不良信息告知机制,确保告知记录可查,告知时点应符合“逾期发生后,上报征信系统前”的要求,充分保障信息主体的知情权。四是进一步完善征信异议和投诉机制,畅通互联网信贷客户征信异议与投诉渠道,提高异议处理效率,切实保障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王艳芳,宋立志.征信电子授权法律效力分析及监管建议[J].金融科技时代,2016(6):67-69.

授权范文篇5

第二条财政授权支付改革试点年终预算结余资金(以下简称结余资金),是指按照有关财政、财务制度的规定,区财政核批预算单位跨年度结转使用的资金,即预算单位按区财政核批的当年纳入财政授权支付改革试点资金范围的预算指标(包括追加追减预算指标)减去当年财政授权支付数的差额,包括基本支出结余、专项业务费结余和项目支出结余资金。

第三条预算单位结余资金的申报程序

一、当年12月31日工作日结束时,银行通过网络和纸质两种方式向区财政国库科(支付中心)提供《预算单位零余额账户年度对账单》(附件1),经区财政国库科(支付中心)核对无误后,开具《财政授权支付汇总清算额度注销通知单》和《财政授权支付额度注销通知单》(附件3),加盖印章后分别送国家金库*支库和银行。国家金库*支库和银行据此注销预算单位零余额账户授权支付额度。

二、银行于下年度第一个工作日,将《财政授权支付额度注销通知单》送达所属各有关分支机构,各分支机构于次日向预算单位提供对账单和《财政授权支付注销额度到账通知书》(附件4)。

三、预算单位于下年度四个工作日内对截至12月31日时点财政授权支付额度的下达、支用、余额等情况与银行进行对账签证,并将银行的《财政授权支付注销额度到账通知书》作为记账凭证,进行年终注销额度账务处理。

四、预算单位于下年度十个工作日内依据区财政核批的当年财政授权支付的预算指标(包括追加追减预算指标)和财政授权支付数,在“国库集中支付系统”中分别填制《预算单位基本支出和专项业务费年度预算结余申报核定表》(附件5)和《预算单位项目支出年度预算结余申报表》(附件6),一式两份报送区财政国库科(支付中心)。

第四条预算单位结余资金的审批结转程序

一、基本支出和专项业务费年度预算结余审批结转程序

区财政国库科(支付中心)于收到单位上报的信息后二个工作日内,审核并确认预算单位基本支出和专项业务费年度预算结余,并将《预算单位基本支出和专项业务费年度预算结余申报核定表》批复预算单位,结转下年继续使用。

二、项目支出年度预算结余审批结转程序

1.区财政国库科(支付中心)于收到单位上报的信息后二个工作日内,将预算单位上报的项目支出实际支付数与银行对账单、支出明细账核对一致后,网上将《预算单位项目支出年度预算结余审批表》(附件7)送区财政业务科室。

2.区财政业务科室于三个工作日内,根据预算单位的实际情况和相关财政、财务管理规定,审核并确认预算单位项目支出年度预算结余,并将《预算单位项目支出年度预算结余审批表》批复预算单位,结转下年继续使用。未批准结转下年继续使用的项目区财政将统一安排。

第五条预算单位结余资金的使用

下年度,预算单位收到区财政批准结转的审批表后,视同增加预算指标,连同下年度预算数合并编制用款计划报区财政批复使用。年初区财政核批预算结余前,预算单位需要用款,可在上年底上报的新年度一季度(或一月份)用款计划中考虑(新年度预算指标),如新年度无预算指标或项目,可特案报批后使用。

第六条预算单位结余资金的账务处理

一、年底预算单位依据银行提供的《财政授权支付注销额度到账通知书》作相关注销额度会计账务处理:

(一)行政单位

借:财政应返还额度—财政授权支付

贷: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二)事业单位

借:财政应返还额度—财政授权支付

贷: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二、年底预算单位依据区财政全年的“关于下达预算指标的通知”和“财政授权支付额度到账通知书”进行核对,若本年度财政授权支付预算指标数大于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下达数,单位根据两者间的差额作相关会计账务处理:

(一)行政单位

借:财政应返还额度—财政授权支付

贷:拨入经费—财政授权支付

(二)事业单位

借:财政应返还额度—财政授权支付

贷:财政补助收入(拨入专款)—财政授权支付

三、每年工作结束后下年度,预算单位收到区财政批准结转的审批表后,依据银行提供的上年结转资金《财政授权支付额度到账通知书》作相关会计账务处理:

借: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贷:财政应返还额度—财政授权支付

第七条预算单位结余资金结转申报、确认的工作要求

授权范文篇6

【关键词】品牌授权风险品牌授权体系

一、品牌授权,创造“三赢”局面

品牌授权又称为品牌许可,最初起源于欧美国家,是指品牌的拥有者在一些商定的条款(如使用品牌的商品类别、商品销售的地区和使用的时间段)的基础上通过有关协议,允许被授权商使用授权商的品牌生产销售某种产品或提供某种服务,并向品牌授权商支付商定数额权利金的一种经营方式。

品牌授权作为市场营销的重要工具在欧美发达国家已广泛开展,它也被称为21世纪最有前途的商业经营模式。据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品牌授权业最发达的美国占据了世界品牌授权业65%左右的市场份额。相比之下,中国在世界品牌授权业所占的份额不足0.5%。有关专家表示:中国应引进品牌授权经营模式,大力发展相关产业。

有关专家同时也指出,品牌授权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新兴的行业,它可以为市场创造一个“三赢”的局面。

1、从品牌授权商的角度看。对于拥有知名品牌的授权商来说,这些容易被消费者识别的品牌作为有效投资授权出去意味着品牌的扩展,即拥有知名品牌的授权商不用投入厂房、设备、办公设备、人员等烦琐事宜就可以进入一个新的市场。

2、从被授权商的角度看。被授权商通过使用一个成功建立了多年的品牌名称、标识,使自己的商品能够立刻获得该品牌知名度带来的好处,迅速被消费者所知晓,并且更易于被分销渠道接纳。品牌授权为被授权商提供了一个对品牌形象已经熟悉且喜爱的消费群,而且消费者因为品牌的缘故也愿意付出比以前更多的金钱来购买被授权商的产品,从而也提高了产品的利润率。对被授权商而言,这一切的完成并不需要去启动和建立自己的品牌的投资,而且品牌的好处能够立刻实现,而建立一个新品牌可能要花费数年的时间。

3、从市场的角度看。进行品牌授权的原因还在于一个强大的品牌能够让消费者产生清晰的识别并唤起消费者的品牌联想,进而促进消费者对其产品需求。比如一个米老鼠的图像可以赋予一个普通的杯子在产品功能性以外的品牌故事,从而吸引喜爱米老鼠的消费者的购买。更为重要的是,消费者可以以合理的价格买到高质量的知名品牌产品,并成为最直接的受益人。

二、品牌授权的风险

品牌授权虽然可以创造一个“三赢”的局面,但同时也存在以下风险。

1、授权监控的风险。被授权者是通过“购买”的方式获得品牌使用权,所以被授权者必须考虑投资的短期收益,不会注重品牌的维护与发展,因此很可能出现一些短期行为。另外由于品牌授权者并不直接进行产品生产,大多授权者远在国外,甚至有的品牌授权者还是“二道贩子”,无法对具体的授权企业进行产品质量上的监督,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就会危及整个品牌。

2、授权产品冲突的风险。某些授权产品由于企业长期经营战略及实际操作的结果,消费者已经在某一领域认同了该品牌,使其可延伸性变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授权产品与原有产品的关联性较差,甚至产生抵触,就会使消费者产生心理不适,有损原来的品牌形象。例如品牌的原有产品是食品,而授权产品是药品,就会使产品的可信度降低。

3、授权变“圈钱”的风险。据报道,有关部门已经发现一些不法之徒打着品牌授权的幌子,有的甚至连商标都未注册,便搞起了所谓的品牌授权,在大肆圈钱之后,然后拍屁股走人,换一个招牌继续招摇撞骗。一旦加入了这样的“联盟”,其后果不堪设想。

4、授权品牌不受保护的风险。获得国外企业授权加工的商品,如果与国内企业产品的注册商标相同或相近时,在国内使用该商标就构成了侵权,也就是说,授权品牌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

5、克隆仿冒的风险。一个“鳄鱼”品牌,在我国市场上就有新加坡鳄鱼、香港鳄鱼、法国鳄鱼;鳄鱼头标识既有朝左的,也有向右的。尽管这些“世界名牌”都拥有自己的合法身份,但大都没有在相关的品牌发源地注册,更没有在世界知识产权国际组织——马德里国际商标注册组织进行注册。因此这些克隆品牌在我国是合法的,在国际上却根本得不到承认。

三、如何正确地进行品牌授权经营

品牌授权的经营模式带来了品牌的商机,也凸显了没有品牌的危机。因此,作为授权方,应构建一套成熟的品牌授权体系。

1、对授权厂商的选择要慎重。要全面考核被授权者的资格,确立长远互利的合作关系,决不能谁交钱就给谁干。具体来说,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1)考查合作者的资金实力。潜在合作者的资金实力将是至关重要的考察因素。如果没有雄厚的资金实力,那么它就不可能承担起对品牌的建设和提升的重任,而只会从品牌原有价值中分享利益。

(2)是否拥有经营团队。除了品牌之外,经营团队是企业的灵魂。即使投资者拥有资金,如果其没有操作过实业(如张海收购健力宝),或者不拥有一支精干的经营团队,指望雇佣职业经理人是很难以成功的。毕竟,中国职业经理人生存和发展环境都还不成熟,更不要说职业经理人团队。

(3)对所选项目的操作方式。具体的操作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有的合作者会要求控股新公司,那么授权方要提前设定商标授权的使用范围和退出机制,否则会留下后患;有的投资方会选择以OEM的方式介入新的延伸业务,那么就要考察合作者的真诚度,要知道OEM是被授权方轻易进入的一种方式,此种操作方式产品质量、发货流程是很难以控制的,对品牌价值的提升度也是有限的。

(4)授权方和被授权方企业文化的相互包容性。由不同文化理念的多个企业共同经营同一个品牌,而且这种合作的各方又是独立自主的,其结果就会使同一个品牌逐渐地演变出不同的品牌形象出来,甚至是相互排斥的品牌形象。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可想而知,品牌的终结也就不可避免。因为文化理念的不同决定了经营理念的差异,而经营理念的差异必然对产品的质量、市场推广的行为以及服务的品质等等产生较大的冲击,从而容易导致市场对品牌认识的混乱,最终会大大削弱品牌的影响力。

此外,品牌的授权经营,还应考虑被授权方是否具有诚信的经营理念、是否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等问题。

2、要加强对被授权方的管理。品牌授权的基础是开发品牌形象并维持该品牌形象的知名度和地位,具体来说,加强对被授权方的管理,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加强对授权商品的品质控制。品牌授权人对被授权方的管理主要是授权商品的品质控制,不能让低劣的商品影响品牌的形象。

(2)加强对授权合同的控制。对被授权人可以生产销售的授权的商品种类、授权商品的销售区域也会在合同中确定清楚。像姗拉娜对SNOOPY的使用就被品牌授权商美国统一专栏联合供稿公司严格限定在沐浴粉、护肤霜/膏、乳液、润肤油、爽身粉、沐浴露、泡沐浴、洗面奶、啫喱水、护手霜、洗手液、驱蚊水、润唇膏、洗发露、香皂、湿纸巾、面霜等十七大类,并将每两年对姗拉娜的使用情况及经营情况进行审核。

(3)加强对授权方经营过程的指导和管理。授权方对被授权方在品牌授权后的经营过程要进行指导和管理,以防被授权者的品牌授权经营偏离了企业原有的轨道;要坚决杜绝授权方在授权后成为“地主”的现象:只顾收“租金”,对被授权方在品牌授权后的经营过程不管不问。

3、把握发展加盟商的节奏,切忌操之过急。授权方要把握发展加盟商的节奏,量力而行,切忌操之过急,免得消化不良。

中国作为世界最主要的生产基地,能够生产出高质量、低成本的产品,这是中国发展品牌授权业的优势。即将到来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我们进行品牌授权经营的好机会,对于缺乏品牌的中国民族制造业,现在正是了解品牌授权经营、与国际授权品牌合作、发展自己品牌的关键时期。

【参考文献】

[1]熊卫、高金城:批判营销[M].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1。

授权范文篇7

关键词:技术授权;非生产性企业;生产性企业

一、非生产性企业的技术授权

在很多国家,一些高素质的研究人员分布在大学和科研机构,大学和科研机构成为生产知识的地方,成为知识创新的主体,这些单位很少从事相关产品的生产,必须通过技术授权来完成技术的产业化过程,如Thursby&Thursby(2002)具体的分析了大学专利商业化的过程。在现实中,一些不从事生产活动的科研机构或大学通过技术授权方式转让其技术也时有发生,这也引发经济学家思考这些问题:对于这些非生产性企业而言,选择什么样的技术授权方式其利润最大?不同的授权方式对社会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对于这些问题分析,不同的产业组织专家回答不尽相同,即便结论相同,原因也不同。

Shapiro(1985)主要讨论参与研发企业数目不同时,技术授权对研发激励的影响。分析指出,当只有一个企业进行研发时,技术授权提高企业研发激励,且此时的研发激励高于社会最优水平;当有多个企业进行研发竞争时,技术授权对研发的影响不确定。同时,他还指出特许权收费便利了串谋,企业通过控制单位产出费来控制企业产出从而达到串谋的作用,而且双重收费以及交叉授权更能达到完全的串谋作用。

在实际生产中,由于技术拥有者难于监督技术接受企业的产出以及技术接受企业获得技术后可能会模仿生产等原因,导致特许权收费合同的实施不可行。因此,Katz&Shapiro(1985)只分析了固定收费合同条件下的技术授权。他们主要讨论的是,当研发者拍卖技术专利后,获得专利技术的生产企业向其竞争对手转让技术是否对研发者研发激励的影响。研究表明:技术创新程度较低时,技术授权可能发生;技术创新为剧烈创新时,技术授权不会发生,若允许采取双重收费的技术授权合同,则技术授权一定发生。技术授权对研发者的研发激励影响取决于技术授权方和技术接收方的利益分配,若技术接收方获利更多,则技术授权降低研发者的研发激励。

Katz&Shapiro(1986)主要研究技术拥有者采取拍卖的方式进行技术授权的最优策略(制定纯粹的拍卖价格、限定许可证拍卖数量、同时限制许可证拍卖数量和最低拍卖价格),并且探讨在最优策略下研发成果扩散程度及研发投资激励是否达到了社会最优水平。他们的研究表明:对技术拥有者而言,纯粹价格策略不是最优的,且在最优策略下技术拥有者的研发投资激励可能高于社会最优水平。若研发机构由下游几个生产厂商联合成立,大企业的研发扩散程度更小即联合研发并非能促使技术扩散;同时大企业的研发投资激励更小,独立研发投资激励最大。这与人们惯常的想法“联合研发促进技术扩散”相反。

当然,关于非生产性企业技术授权理论研究中最经典的理论非Kamien&Tauman(1986)莫属。该理论假定产品线性需求函数以及技术创新是过程创新,论证了当企业生产同质产品并进行产量(Cournot)竞争时,技术拥有企业更偏好固定收费方式,且此时消费者福利也更高;当企业生产同质产品进行价格(Bertand)竞争时,采取固定收费和特许权两种收费方式下技术拥有企业的利润相同。此后,很多相关的文献试图通过修改假设来推翻他们的经典结论。

考虑到企业的创新不仅仅有过程创新,还包括产品创新。Kamien(1992)在K-T(1986)分析的基础上,引入了产品创新的技术授权问题,指出当新产品的创新程度足够高时,则市场上只销售新产品;当新旧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足够接近时,新旧产品会同时在市场上销售。Kamien&Oren,Tauman(1992)也对K-T(1986)进行拓展,是将产品需求函数由线性函数改为一般函数,分析所得到的主要结论与K-T(1986)一致。

在现实中,产品需求函数往往呈现非线性特征,Kami-en&Tauman(2002)对Wang(1998)的需求函数由线性拓展到一般函数形式,他们认为:当技术拥有者是非生产性企业时,技术拥有者更偏好固定收费或拍卖方式进行技术授权,且在寡占市场结构下其创新激励更高,当技术革新程度足够大如接近剧烈创新时,其在完全垄断市场环境下创新激励最高。产量竞争仅是寡头企业之间的一种竞争形式,价格竞争也是一种很重要的竞争方式。Muto(1993)分析差异双寡头价格竞争框架下企业的技术授权策略,探讨指出:对于非生产性的技术拥有者而言,当技术创新为非剧烈创新时,特许权收费优于固定收费和拍卖,推翻了K-T(1986)的经典结论。

还需指出的是,企业之间的空间价格竞争在现实中也普遍存在。Paddar&Sinha(2004)分析空间价格竞争条件下的技术授权问题。当技术拥有企业为非生产性企业时,不管创新程度如何,技术拥有企业总偏好采取特许权收费合同向两个企业同时转让技术。这个结论与Muto(1993)不同,他们的区别主要源于产品需求是否有弹性。Muto(1993)市场需求有弹性,故特许权收费对需求扩张造成扭曲;而Paddar&Sinha(2004)中认为消费者的保留价格很高,故产品需求覆盖整个市场,这样产品需求无弹性。同时,技术转让前后技术接收企业的利润及消费者剩余不变,但由于技术转让发生后技术拥有者获得技术授权收入,因此,技术授权提高了总社会福利。

Gallini&Wright(1990)引入信息不对称,并且考虑了技术模仿的可能性。他们指出,与潜在的技术接受企业相比,技术拥有者对技术创新的价值了解更多,若在技术授权前与技术接受企业分享更多信息,则可能出现潜在技术接受者模仿该技术进行生产,这样会损害技术拥有者的利润。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技术接受企业先支付一定数额的费用,技术信息完全揭露后按单位产出支付一定数额的费用即采取双重收费合同方式。值得说明的一点是,现实中,双重收费合同在授权合同占的比重很大。同样,Beggs(1992)和Vishwasrao(1994)也引入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与Gallini&Wright(1990)不同的是,他们认为技术接受方对其所在地的市场条件比技术授权方有更多的了解,即技术接收方了解的信息更多,双重收费是解决这个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较好选择。Rockett(1990)则认为存在技术模仿情况下,双重收费是最优的合同形式,若不存在模仿,特许权收费是最优的合同形式。

前面的很多分析强调的是在确定条件下进行的技术授权,但现实经济中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即存在风险。Bousquet等人(1998)从分散风险的角度来讨论技术授权合同选择的问题。他们认为,在需求不确定情况下,风险厌恶的技术接收方偏好特许权收费,而风险厌恶的授权方偏好固定收费,双方博弈的均衡结果是采取有分散风险作用的双重收费合同;在成本不确定条件下,最优技术授权合同可能是双重收费、固定收费或特许权收费。

一直以来,人们对企业行为目标的分析局限于其追求利润最大化,忽视了现代公司的一个重要特征:公司所有者与经营者相分离,而作为经营者的企业经理其追求的目标不仅仅是利润,还包括销售量、相对业绩等,因此,在分析企业行为的时候有必要考虑经理激励因素。Saracho(2002)分析技术授权时考虑了和公司治理问题,假设企业经理的目标是最大化企业利润和企业销售量的加权平均总和,他的研究指出:对于拥有技术的非生产性企业而言,在双头垄断行业中,当技术革新程度适中时,特许权收费优于固定收费合同;当技术革新程度很低或很高时,固定收费优于特许权收费合同。同时,他将市场结构进一步拓展到寡头垄断情形下,当技术创新发生前该行业企业数目足够少时,技术拥有者可能偏好特许权收费合同;否则,其偏好固定收费合同。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们对耐用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对耐用品的技术授权研究也不容忽视。Li&Geng(2008)分析了垄断市场结构下耐用品的技术授权问题,并分别讨论过程创新、水平产品创新、纵向产品创新三种技术创新情况下的技术转让。他们的研究表明:对于技术拥有者而言,当技术创新是过程创新时,其偏好特许权收费;当技术创新是水平创新时,其偏好固定收费;当技术创新是纵向产品创新时,最优授权合同取决于技术授权的阶段及产品质量提高的程度。

李长英、王君美(2010)分析了技术拥有者决定如何向两个生产不同质量产品的企业转移降低生产成本的技术,研究表明:对于技术拥有企业而言,固定收费未必优于特许权收费。双重收费合同会使授权利润达到最大,但有可能降低社会福利。李长英、王君美(2009)研究在Stack-elberg竞争条件,技术拥有者决定如何向两个生产同质产品的企业转让提高产品质量的技术,也得到与李长英、王君美(2010)类似的结论。

三、生产性企业的技术授权

表面上看,拥有技术的生产企业是不会向其(潜在)竞争对手转移技术,因为这样做会弱化其技术优势,加强企业之间的竞争从而降低技术拥有企业的生产利润。技术授权会降低技术拥有企业的生产利润这一点不错,但与此同时,技术拥有企业转让其技术后可以获得相应的技术转让费收入。因此,技术拥有者是否转让技术取决于生产利润减少量和技术授权费收入的权衡。

研究生产性技术授权的文献也很多,笔者认为最为经典的是Wang(1998)。Wang(1998)分析的是一个双头垄断模型,两个企业生产同质产品并进行产量竞争,研究表明:对于生产性的技术拥有企业而言,当技术创新非剧烈时,特许权收费合同优于固定收费合同。在特许权收费条件下,技术拥有企业有一个成本优势,但在固定收费合同情况下,两个企业的竞争程度相同;当技术创新剧烈时,技术授权不会发生。不进行技术授权,其可以获得整个行业的完全垄断利润。但对消费者而言,其更偏好固定收费合同。Wang(2002)将Wang(1998)模型中企业生产同质产品的假定修改为生产有差异的产品,得到不同的结论:技术创新剧烈时,技术授权仍然可能发生;对于技术拥有者而言,最优的授权合同形式取决于产品差异程度及技术创新程度,但对消费者而言,其仍然偏好固定收费。

受Muto(1993)的影响,Wang&Yang(1999)和Fauli-Oller&Sandonis(2002)分析了差异双寡头Bertrand竞争条件下生产性企业的技术授权问题,也得到了Wang(2002)类似的结论。Fauli-Oller&Sandonis(2002)还指出:当产品差异较小、技术革新程度足够大时,企业采取双重收费合同进行技术授权可能降低社会福利。

Kamien&Tauman(2002)认为当技术拥有者是生产性企业且其所在行业数目足够多时,技术拥有企业更偏好特许权收费,并且认为在完全竞争环境下,技术拥有企业的创新激励更高。这与Arrow(1962)一致,但他考虑技术拥有者为非生产性企业。

上面分析的是都是寡头垄断市场结构,即技术拥有企业所在行业存在多个企业,人们会想,一个垄断行业的企业有没有可能向潜在的竞争对手转让技术呢?初一看,肯定不可能,因为垄断市场结构下企业的利润最高。但是,若垄断企业的生产不能覆盖整个市场,则垄断企业有可能向潜在的进入者进行技术授权。Wang&Yang(2003)利用了Hotelling模型来分析垄断企业固定收费合同条件下的技术授权问题,研究指出,当消费者保留价格较低,技术授权发生前,由于消费者离生产企业距离较远购买成本较大,这部分消费者不购买商品;技术授权发生后有企业进入市场,消费者离新生产企业距离较近购买成本较低,这部分消费者会购买商品,即技术授权有较大的市场扩大效应。此时,技术授权能提高整个产业利润。

Paddar&Sinha(2004)在空间价格竞争条件下也分析了技术拥有者为生产性企业时的情形,结果表明:当技术创新剧烈时,技术拥有企业不会进行技术授权;当技术创新非剧烈时,技术拥有企业偏好特许权收费。然而,Fauli&Sandonis(2002)中指出的当技术创新为剧烈创新也进行技术授权,因为企业生产的产品有差异,所以当创新剧烈时,技术接受企业成本下降很多,从而带来较大的市场扩大效应,这样技术拥有企业的专利费收入也很高。由于技术创新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从而降低产品价格,技术转移发生后消费者剩余增加,生产成本降低导致整个产业利润上升,因此,技术授权也提高了总社会福利。同时,他们还将技术拥有企业是生产性企业与非生产性企业时进行对比,得到有趣的结论:不管技术拥有者是生产性企业还是非生产性企业,技术授权带来的社会福利增加幅度相同;技术拥有者是非生产性企业时其研发激励更高。

Erakal(2005)则站在社会角度来分析差异寡头条件下技术授权。他论证了当技术革新程度足够低、产品差异程度足够小的条件下,社会最优的技术授权不会发生;当技术创新剧烈时,技术拥有者选择的技术授权合同也是社会最优的;当产品差异程度接近0时,仅剧烈创新的技术授权对社会而言最优。

Mukherjee(2007)分析开放环境下即存在国际技术转移条件下解释不同授权合同存在的原因。他认为外国企业进行技术授权后可以节约出口运输成本,但同时加剧其在东道国产品市场上的竞争,技术授权发生与否就取决于这两方面的权衡,进一步说,取决于出口运输成本及企业间生产成本的差异。当企业间成本差异较大时,出口运输成本较高(低),技术拥有企业偏好固定收费(特许权收费);当企业间成本差异较小时,则特许权收费或双重收费是最优。然而,Mukherjee&Balasubramanian(2001)则认为产品差异和技术模仿威胁导致了多种授权合同形式的存在。

对现实世界的观察,人们可以发现有时技术是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进行转移的Paddar&Sinha(2010)。他们证明了当技术创新剧烈时,技术拥有企业偏好双重收费合同;当技术创新非剧烈时,企业间成本差异(下转第102页)较大(小),其偏好固定收费(特许权收费),企业间成本差异适中时,其偏好双重收费。

与前面的分析相同,企业技术创新不仅有过程创新,也有产品创新。李长英和宋娟(2008)重点分析纵向产品创新的技术授权问题,他们认为技术拥有企业总偏好特许权收费方式,但消费者更偏好固定收费方式。

四、总结

众多的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如市场结构、技术授权主体、技术创新形式等对技术授权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结论。但是,还是有一些重要的方面没有考虑:

1.技术授权的长期影响。很多文献对技术授权问题的分析仅仅在一种静态框架进行,并没有考虑技术授权发生后的长期影响。笔者认为,如果考虑到技术授权的长期影响,一些文献中的结论会发生变化,如论证了技术拥有者偏好固定收费合同的部分文献结论会变。事实上,一个企业在做决策时对当前利益考虑得较少,更多的想到该政策的长期影响。

2.技术授权双方交叉持股对技术授权的影响。现实中,很多技术授权是发生母子公司之间,尽管这些公司财务独立,但存在交叉持股的情况。因此,考虑这些因素后,技术授权双方的目标函数会变,最终会改变技术拥有企业的技术授权方式。

授权范文篇8

关键词:授权、管理、权力

授权是指管理者将自己的部分职权授予下属行使,使下属在一定的职责范围内全权进行工作,同时管理者对下属的工作结果承担最终责任。与分权不同,授权是各个层次的管理者都必须掌握的一门职能,一个成功的管理者,会通过适当的授权,让下属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分担自己的工作,达到完成任务的目的。为了解决许多企业管理者不愿意授权给下属的现状,我们进一步探讨如何才能避免授权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而又做到有效授权:

一、授权的内容和特点

管理者在授权之前,一定要清楚授权的内容,这样有利于把握授权的根本方向,有准备地将权力授予下属。授权一般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分派任务,即管理者将部分任务分派给下属,让下属独立完成;一是授予权力,即将权力授予下属,使之有权处理具体的某项任务,授予的权力随着任务的完成而消失。许多管理者在对授权的理解上存在着严重的误区:认为授权等于将这部分职权放弃,其实,授权只是一种暂时性的行为,它随着项目的完成而消失,在此过程中,管理者还可以随时收回授予出去的权力,重新安排授出。所以,授权者授权不是权力的放弃或转让,只是为了使下属能在替自己分担的工作中更好地掌握进程,暂时将部分权力让渡而已。

充分了解授权的特点有助于管理者对授权行为的进一步放开,也有助于管理者在授权时更好地掌握授权尺度。授权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授收自如。所有的授予出去的权力都可以随时收回,授予者不会永久性地丧失自己的权力。授收自如保证了企业运作的灵活性,在实行矩阵式组织结构的企业中,经常要授予临时项目小组负责人一定的权力,使其能够全权负责该项目,协调项目进程中出现的问题。

2.授权具有范围。授权是直接上级将权力临时授予直接下属的一种行为,它暗含了授权的范围及不可逾越性。被授权者的临时权力仅限于直接上级授予的范围,超出了该范围做出的决策将是不合法的。权力的授予也不可以架空中间领导层直接授予,越级授权在正式的公司制度中是不允许的,这样的做法只会导致工作混乱,越级授权经常导致被授予者的权力比中间领导层大,被授予者无意中获得了与中间领导层对抗的权力,同时也扼杀了中间领导层的劳动积极性,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已经不再受组织重视,产生争权夺利的后果。

3.责任自负。权力授予不等于管理者将该项目最终后果的责任也转嫁出去,管理者应当对项目完成结果负一定的责任,这一特点也导致了上级经常对被授权者产生不信任,事事过问,甚至宁愿自己辛苦点完成也不愿将权力授予下属。在中小企业的营销中或者保险公司中经常出现这样的困境,营销主管或者保险团队的领导经常抱怨说自己一个人的业绩比下属几个人的业绩加起来还多,其实,导致这样的结局可能因为这些领导者害怕业绩上不去,没有适当的授权的结果。

4.灵活性。“管理者必须灵活处理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Piotwisky,Roke.1963)。”权力授予对管理者来说也一样,其大小、范围、期限也必须根据实际项目做不同的规定,同时也需要根据各个人的能力,倾向做不同的分配。在项目较大,人手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可以授予下属更大的权力,使其负责的范围加大。在外界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个人管理能力突出的下属可以适当授予更大的权力。当管理者真正了解授权的内容和特点时,他们便可以从本质上把握授权的尺度。

二、授权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为了使授权行为达到良好的效果,在授权的过程中,应该尽量避免出现不该发生的行为的发生。

授权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琐碎小事让下级负责。管理者授予下属的权力一定要是实权,且必须具有重要性。授权是为了完成某项重要的工作,并非什么小事都让下级代办。所以在工作中必须防止上下级之间由于关系过好,上级的私事小事经常让下属负责,这样导致了下级变成秘书,在下级滋生了“大事没我,小事归我”的怀疑心理,对工作失去积极性。

2.授予权限不当。“度能授权”是管理者必须掌握的一个重要技巧,权力的授予必须有一个度的范围,权力超过了这个度,会导致量变到质变,造成工作中的瞎指挥现象,进程杂乱无章,失去控制,对原本自己不熟悉的事情也指手画脚,乱出主意,导致专业人员的困惑。权力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度,那又等于没有被授予,上级因为没有适当授权,导致自己忙内忙外,工作太多,而下属则被排斥在工作之外,看别人在工作而自己在旁观,导致积极性受挫。

3.权力随意收回。在授予下属权力之前,一定要深思熟虑,合理安排,切忌由于考虑不周,随意收回权力。权力的授予,是上级对下级的一种信任,应当充分相信下属的能力,放手让他全权处理该任务中的各项问题。平时如果不注意培养下属的工作能力,一旦有突发任务,让下属贸然顶上,发现其经验能力不足后马上将其撤下,结果是对上级本身能力的一种否定,也对下属自信心的打击,这是授权中必须非常谨慎处理的问题之一。

4.权限界定不清。许多领导因为事务缠身,对授权过程不重视,授权的全过程就是一句话:“这件事交给你处理了。”其实,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授权方式,说了等于没有说,当下属遇到稍大的事情,超越了平时的权力范围,便会不知所措,又不敢再问上级,经常到事情结束后,结果跟上级想要的结果大相径庭,又被上级责备遇事不问,以致如此结局。其实,这样的事情在现实中经常发生,原因不是下属的能力有问题,而是上级在授权的时候没有将权力的边界界定清楚。一个工作任务和目标都不明确的授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5.害怕承担责任与竞争。失败是走向成功必须付出的学费,畏惧失败的人将永远无法体会成功的喜悦。许多管理者在授权的时候经常考虑到如果下属出错后,自己要承担责任而不愿意授权,或者害怕下属在出色完成任务后功高盖主反夺其位。认为下属承担的责任越大,所做工作越多,取得的成就就越可能超越自己,而且在企业中的声望、影响力就会扩大,造成对自己的威胁,因而往往不愿意将权力授予下属。6.自我满足心理膨胀。“在特定时刻,人的需求没有被满足时,其行为动机和行为便会带有此种需求未得到满足的特征(A.H.Maslow,1943)。”当上级渴望满足其努力工作欲望时,他便不会很好的进行授权。

权力的授予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艺术,授权过程中涉及各方面的内容也比较多,管理者把握了授权的本质要点,便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从容安排授权。当然,要成功运用好授权的技巧,除了了解授权的内容特点及注意事项,还必须有良好的监督反馈机制。

三、建立有效的授权管理方法

要有效地使授权行为得到成功运作,管理者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管理办法,对授权行为可能发生的问题做出充分的预备,这样才能处惊不变。建立有效的管理办法可以分为事前跟事后。常言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养兵并非随便地养,兵必须在平时中经常得到锻炼,到用时方能显出威力。授权的事前准备也是同样的道理,上级必须在平时将一些小项目大胆交给下属独立完成,时时刻刻注意严格培养他们独挡一面的能力,使之有资格、有经验来承担未来可能面临的突发性任务。当然权力与责任必须采用渐进的方式,随着工作经验的增加,慢慢适当的增加其任务的责任和权利,不可以一下子将下属摆在狂潮前沿,造成严重损失。事前培训准备是授权的基础,通过事前的培训可以大大减轻事后的监督力度,但是纵然有完备的事前培训准备,事后监督也是必须的。

事后监督可以使管理者掌握项目的进度,根据项目的要求及时发现问题,防止重大事故的发生,事后的监督机制应该包括以下几个要点:

1.建立授权检查方法。管理者应该掌握在建项目的时间进度,在项目进程中,根据时间进度表及时听取被授权者的报告,帮助解决具体问题。这种方法可以通过项目统计报告或抽样检查等量化的方式进行,也可以由管理者亲临项目现场考察。

2.建立合理的奖惩制度。有效激励是现代管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业条件不是生产效率的决定因素,而是员工的情绪。(G.E.Mayo,1929)”合理的奖惩制度对任务负责人来说是一种肯定也是一种鞭策。有效的激励可以提高员工的情绪,以更高的效率投入工作,保证任务的完成。

3.建立快速的反馈机制。反馈控制的对象可以是任务的最终结果,也可以是任务的关键点结果。在监督时应该将两者结合起来,不但及时对里程碑式的中间过程结果进行反馈,在任务完成后还必须对整个任务做宏观上的反馈控制。这样通过对里程碑式的结果的反馈控制,可以尽早发现问题,进行改正,防止错误进一步扩大。

4.界定被授权者应有的权限。被授权者应该有一定的权限,他的资金支配额度、命令及命令的对象、负责报告任务的进度及报告突发情况等,防止越权指挥行为的发生。

5.事故防范措施。“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进行任何事情都有不可预测的阻碍发生,未雨绸缪同样是事后监督的一个重要手段。

四、总结

授权是管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是每个管理者都必须掌握的一门技巧,只有通过授权分析,了解授权的内容特点,克服心理障碍,才能将授权这门艺术发挥地恰如其分。有效的授权监督同样有赖于事前事后的准备。我们希望更多的管理者能够运用授权职能,开展工作。

参考文献:

[1]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M].上海三联书店,1995

[2]芮明杰:管理学——现代的观点[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唐浩夫:授权的艺术[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2(11)

授权范文篇9

关键词:技术授权;非生产性企业;生产性企业

一、非生产性企业的技术授权

在很多国家,一些高素质的研究人员分布在大学和科研机构,大学和科研机构成为生产知识的地方,成为知识创新的主体,这些单位很少从事相关产品的生产,必须通过技术授权来完成技术的产业化过程,如Thursby&Thursby(2002)具体的分析了大学专利商业化的过程。在现实中,一些不从事生产活动的科研机构或大学通过技术授权方式转让其技术也时有发生,这也引发经济学家思考这些问题:对于这些非生产性企业而言,选择什么样的技术授权方式其利润最大?不同的授权方式对社会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对于这些问题分析,不同的产业组织专家回答不尽相同,即便结论相同,原因也不同。

Shapiro(1985)主要讨论参与研发企业数目不同时,技术授权对研发激励的影响。分析指出,当只有一个企业进行研发时,技术授权提高企业研发激励,且此时的研发激励高于社会最优水平;当有多个企业进行研发竞争时,技术授权对研发的影响不确定。同时,他还指出特许权收费便利了串谋,企业通过控制单位产出费来控制企业产出从而达到串谋的作用,而且双重收费以及交叉授权更能达到完全的串谋作用。

在实际生产中,由于技术拥有者难于监督技术接受企业的产出以及技术接受企业获得技术后可能会模仿生产等原因,导致特许权收费合同的实施不可行。因此,Katz&Shapiro(1985)只分析了固定收费合同条件下的技术授权。他们主要讨论的是,当研发者拍卖技术专利后,获得专利技术的生产企业向其竞争对手转让技术是否对研发者研发激励的影响。研究表明:技术创新程度较低时,技术授权可能发生;技术创新为剧烈创新时,技术授权不会发生,若允许采取双重收费的技术授权合同,则技术授权一定发生。技术授权对研发者的研发激励影响取决于技术授权方和技术接收方的利益分配,若技术接收方获利更多,则技术授权降低研发者的研发激励。

Katz&Shapiro(1986)主要研究技术拥有者采取拍卖的方式进行技术授权的最优策略(制定纯粹的拍卖价格、限定许可证拍卖数量、同时限制许可证拍卖数量和最低拍卖价格),并且探讨在最优策略下研发成果扩散程度及研发投资激励是否达到了社会最优水平。他们的研究表明:对技术拥有者而言,纯粹价格策略不是最优的,且在最优策略下技术拥有者的研发投资激励可能高于社会最优水平。若研发机构由下游几个生产厂商联合成立,大企业的研发扩散程度更小即联合研发并非能促使技术扩散;同时大企业的研发投资激励更小,独立研发投资激励最大。这与人们惯常的想法“联合研发促进技术扩散”相反。

当然,关于非生产性企业技术授权理论研究中最经典的理论非Kamien&Tauman(1986)莫属。该理论假定产品线性需求函数以及技术创新是过程创新,论证了当企业生产同质产品并进行产量(Cournot)竞争时,技术拥有企业更偏好固定收费方式,且此时消费者福利也更高;当企业生产同质产品进行价格(Bertand)竞争时,采取固定收费和特许权两种收费方式下技术拥有企业的利润相同。此后,很多相关的文献试图通过修改假设来推翻他们的经典结论。

考虑到企业的创新不仅仅有过程创新,还包括产品创新。Kamien(1992)在K-T(1986)分析的基础上,引入了产品创新的技术授权问题,指出当新产品的创新程度足够高时,则市场上只销售新产品;当新旧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足够接近时,新旧产品会同时在市场上销售。Kamien&Oren,Tauman(1992)也对K-T(1986)进行拓展,是将产品需求函数由线性函数改为一般函数,分析所得到的主要结论与K-T(1986)一致。

在现实中,产品需求函数往往呈现非线性特征,Kami-en&Tauman(2002)对Wang(1998)的需求函数由线性拓展到一般函数形式,他们认为:当技术拥有者是非生产性企业时,技术拥有者更偏好固定收费或拍卖方式进行技术授权,且在寡占市场结构下其创新激励更高,当技术革新程度足够大如接近剧烈创新时,其在完全垄断市场环境下创新激励最高。产量竞争仅是寡头企业之间的一种竞争形式,价格竞争也是一种很重要的竞争方式。Muto(1993)分析差异双寡头价格竞争框架下企业的技术授权策略,探讨指出:对于非生产性的技术拥有者而言,当技术创新为非剧烈创新时,特许权收费优于固定收费和拍卖,推翻了K-T(1986)的经典结论。

还需指出的是,企业之间的空间价格竞争在现实中也普遍存在。Paddar&Sinha(2004)分析空间价格竞争条件下的技术授权问题。当技术拥有企业为非生产性企业时,不管创新程度如何,技术拥有企业总偏好采取特许权收费合同向两个企业同时转让技术。这个结论与Muto(1993)不同,他们的区别主要源于产品需求是否有弹性。Muto(1993)市场需求有弹性,故特许权收费对需求扩张造成扭曲;而Paddar&Sinha(2004)中认为消费者的保留价格很高,故产品需求覆盖整个市场,这样产品需求无弹性。同时,技术转让前后技术接收企业的利润及消费者剩余不变,但由于技术转让发生后技术拥有者获得技术授权收入,因此,技术授权提高了总社会福利。

Gallini&Wright(1990)引入信息不对称,并且考虑了技术模仿的可能性。他们指出,与潜在的技术接受企业相比,技术拥有者对技术创新的价值了解更多,若在技术授权前与技术接受企业分享更多信息,则可能出现潜在技术接受者模仿该技术进行生产,这样会损害技术拥有者的利润。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技术接受企业先支付一定数额的费用,技术信息完全揭露后按单位产出支付一定数额的费用即采取双重收费合同方式。值得说明的一点是,现实中,双重收费合同在授权合同占的比重很大。同样,Beggs(1992)和Vishwasrao(1994)也引入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与Gallini&Wright(1990)不同的是,他们认为技术接受方对其所在地的市场条件比技术授权方有更多的了解,即技术接收方了解的信息更多,双重收费是解决这个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较好选择。Rockett(1990)则认为存在技术模仿情况下,双重收费是最优的合同形式,若不存在模仿,特许权收费是最优的合同形式。

前面的很多分析强调的是在确定条件下进行的技术授权,但现实经济中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即存在风险。Bousquet等人(1998)从分散风险的角度来讨论技术授权合同选择的问题。他们认为,在需求不确定情况下,风险厌恶的技术接收方偏好特许权收费,而风险厌恶的授权方偏好固定收费,双方博弈的均衡结果是采取有分散风险作用的双重收费合同;在成本不确定条件下,最优技术授权合同可能是双重收费、固定收费或特许权收费。

一直以来,人们对企业行为目标的分析局限于其追求利润最大化,忽视了现代公司的一个重要特征:公司所有者与经营者相分离,而作为经营者的企业经理其追求的目标不仅仅是利润,还包括销售量、相对业绩等,因此,在分析企业行为的时候有必要考虑经理激励因素。Saracho(2002)分析技术授权时考虑了和公司治理问题,假设企业经理的目标是最大化企业利润和企业销售量的加权平均总和,他的研究指出:对于拥有技术的非生产性企业而言,在双头垄断行业中,当技术革新程度适中时,特许权收费优于固定收费合同;当技术革新程度很低或很高时,固定收费优于特许权收费合同。同时,他将市场结构进一步拓展到寡头垄断情形下,当技术创新发生前该行业企业数目足够少时,技术拥有者可能偏好特许权收费合同;否则,其偏好固定收费合同。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们对耐用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对耐用品的技术授权研究也不容忽视。Li&Geng(2008)分析了垄断市场结构下耐用品的技术授权问题,并分别讨论过程创新、水平产品创新、纵向产品创新三种技术创新情况下的技术转让。他们的研究表明:对于技术拥有者而言,当技术创新是过程创新时,其偏好特许权收费;当技术创新是水平创新时,其偏好固定收费;当技术创新是纵向产品创新时,最优授权合同取决于技术授权的阶段及产品质量提高的程度。

李长英、王君美(2010)分析了技术拥有者决定如何向两个生产不同质量产品的企业转移降低生产成本的技术,研究表明:对于技术拥有企业而言,固定收费未必优于特许权收费。双重收费合同会使授权利润达到最大,但有可能降低社会福利。李长英、王君美(2009)研究在Stack-elberg竞争条件,技术拥有者决定如何向两个生产同质产品的企业转让提高产品质量的技术,也得到与李长英、王君美(2010)类似的结论。

二、生产性企业的技术授权

表面上看,拥有技术的生产企业是不会向其(潜在)竞争对手转移技术,因为这样做会弱化其技术优势,加强企业之间的竞争从而降低技术拥有企业的生产利润。技术授权会降低技术拥有企业的生产利润这一点不错,但与此同时,技术拥有企业转让其技术后可以获得相应的技术转让费收入。因此,技术拥有者是否转让技术取决于生产利润减少量和技术授权费收入的权衡。

研究生产性技术授权的文献也很多,笔者认为最为经典的是Wang(1998)。Wang(1998)分析的是一个双头垄断模型,两个企业生产同质产品并进行产量竞争,研究表明:对于生产性的技术拥有企业而言,当技术创新非剧烈时,特许权收费合同优于固定收费合同。在特许权收费条件下,技术拥有企业有一个成本优势,但在固定收费合同情况下,两个企业的竞争程度相同;当技术创新剧烈时,技术授权不会发生。不进行技术授权,其可以获得整个行业的完全垄断利润。但对消费者而言,其更偏好固定收费合同。Wang(2002)将Wang(1998)模型中企业生产同质产品的假定修改为生产有差异的产品,得到不同的结论:技术创新剧烈时,技术授权仍然可能发生;对于技术拥有者而言,最优的授权合同形式取决于产品差异程度及技术创新程度,但对消费者而言,其仍然偏好固定收费。

受Muto(1993)的影响,Wang&Yang(1999)和Fauli-Oller&Sandonis(2002)分析了差异双寡头Bertrand竞争条件下生产性企业的技术授权问题,也得到了Wang(2002)类似的结论。Fauli-Oller&Sandonis(2002)还指出:当产品差异较小、技术革新程度足够大时,企业采取双重收费合同进行技术授权可能降低社会福利。

Kamien&Tauman(2002)认为当技术拥有者是生产性企业且其所在行业数目足够多时,技术拥有企业更偏好特许权收费,并且认为在完全竞争环境下,技术拥有企业的创新激励更高。这与Arrow(1962)一致,但他考虑技术拥有者为非生产性企业。

上面分析的是都是寡头垄断市场结构,即技术拥有企业所在行业存在多个企业,人们会想,一个垄断行业的企业有没有可能向潜在的竞争对手转让技术呢?初一看,肯定不可能,因为垄断市场结构下企业的利润最高。但是,若垄断企业的生产不能覆盖整个市场,则垄断企业有可能向潜在的进入者进行技术授权。

Wang&Yang(2003)利用了Hotelling模型来分析垄断企业固定收费合同条件下的技术授权问题,研究指出,当消费者保留价格较低,技术授权发生前,由于消费者离生产企业距离较远购买成本较大,这部分消费者不购买商品;技术授权发生后有企业进入市场,消费者离新生产企业距离较近购买成本较低,这部分消费者会购买商品,即技术授权有较大的市场扩大效应。此时,技术授权能提高整个产业利润。

Paddar&Sinha(2004)在空间价格竞争条件下也分析了技术拥有者为生产性企业时的情形,结果表明:当技术创新剧烈时,技术拥有企业不会进行技术授权;当技术创新非剧烈时,技术拥有企业偏好特许权收费。然而,Fauli&Sandonis(2002)中指出的当技术创新为剧烈创新也进行技术授权,因为企业生产的产品有差异,所以当创新剧烈时,技术接受企业成本下降很多,从而带来较大的市场扩大效应,这样技术拥有企业的专利费收入也很高。由于技术创新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从而降低产品价格,技术转移发生后消费者剩余增加,生产成本降低导致整个产业利润上升,因此,技术授权也提高了总社会福利。同时,他们还将技术拥有企业是生产性企业与非生产性企业时进行对比,得到有趣的结论:不管技术拥有者是生产性企业还是非生产性企业,技术授权带来的社会福利增加幅度相同;技术拥有者是非生产性企业时其研发激励更高。

Erakal(2005)则站在社会角度来分析差异寡头条件下技术授权。他论证了当技术革新程度足够低、产品差异程度足够小的条件下,社会最优的技术授权不会发生;当技术创新剧烈时,技术拥有者选择的技术授权合同也是社会最优的;当产品差异程度接近0时,仅剧烈创新的技术授权对社会而言最优。

Mukherjee(2007)分析开放环境下即存在国际技术转移条件下解释不同授权合同存在的原因。他认为外国企业进行技术授权后可以节约出口运输成本,但同时加剧其在东道国产品市场上的竞争,技术授权发生与否就取决于这两方面的权衡,进一步说,取决于出口运输成本及企业间生产成本的差异。当企业间成本差异较大时,出口运输成本较高(低),技术拥有企业偏好固定收费(特许权收费);当企业间成本差异较小时,则特许权收费或双重收费是最优。然而,Mukherjee&Balasubramanian(2001)则认为产品差异和技术模仿威胁导致了多种授权合同形式的存在。

对现实世界的观察,人们可以发现有时技术是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进行转移的Paddar&Sinha(2010)。他们证明了当技术创新剧烈时,技术拥有企业偏好双重收费合同;当技术创新非剧烈时,企业间成本差异(下转第102页)较大(小),其偏好固定收费(特许权收费),企业间成本差异适中时,其偏好双重收费。

与前面的分析相同,企业技术创新不仅有过程创新,也有产品创新。李长英和宋娟(2008)重点分析纵向产品创新的技术授权问题,他们认为技术拥有企业总偏好特许权收费方式,但消费者更偏好固定收费方式。

四、总结

众多的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如市场结构、技术授权主体、技术创新形式等对技术授权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结论。但是,还是有一些重要的方面没有考虑:

1.技术授权的长期影响。很多文献对技术授权问题的分析仅仅在一种静态框架进行,并没有考虑技术授权发生后的长期影响。笔者认为,如果考虑到技术授权的长期影响,一些文献中的结论会发生变化,如论证了技术拥有者偏好固定收费合同的部分文献结论会变。事实上,一个企业在做决策时对当前利益考虑得较少,更多的想到该政策的长期影响。

2.技术授权双方交叉持股对技术授权的影响。现实中,很多技术授权是发生母子公司之间,尽管这些公司财务独立,但存在交叉持股的情况。因此,考虑这些因素后,技术授权双方的目标函数会变,最终会改变技术拥有企业的技术授权方式。

授权范文篇10

第二条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管理权的申请、授予、履行及监督检查工作,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的外商投资企业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

外国(地区)企业的分支机构和常驻代表机构、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外国(地区)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以及其他依照国家规定应当执行外资产业政策的企业,其登记管理权的授予和规范,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管理工作实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登记管理和授权地方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管理的原则。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负责全国的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管理工作,并可以根据本办法规定的条件授予地方工商行政管理局外商投资企业核准登记管理权。被授权的地方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被授权局)以自己的名义在被授权范围内行使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登记管理职权。

第四条具备下列条件的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计划单列市和副省级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及地级市、自治州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统称地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可以提出授予外商投资企业核准登记权的申请:

(一)辖区内外商投资达到一定规模,已经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达150户以上;

(二)能够正确执行企业登记管理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申请前2年无因企业登记管理引发的行政败诉案件;

(三)已从事外商投资企业登记初审、年检初检和登记违法违章行为调查等工作2年以上;

(四)已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管理专职机构,有较稳定的工作人员,其数量与素质应当与开展被授权工作的要求相适应,其中至少有1名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

(五)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管理专职机构将统一行使外商投资企业核准登记权和监督管理权;

(六)有较好的办公条件,包括已配备通讯设备、计算机、交通工具和外宾接待室等;计算机网络建设达到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企业注册登记管理信息系统互联互通的标准;

(七)已制订健全的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管理工作制度。

第五条申请授予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管理权,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申请局签署的授权申请书,申请书应当列明具备本办法第四条所规定授权条件的情况以及申请授权的范围;

(二)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名单,名单应当载明职务、培训情况及从事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管理工作情况;

(三)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管理工作制度的文件。

除前款规定的文件外,申请局为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计划单列市或副省级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还应当提交同级政府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批准其成立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管理专职机构及人员编制的文件,申请局为地级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还应当提交省级政府机构编制管理部门和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申请局成立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管理专职机构及人员编制的文件。

第六条地级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授权的,应当向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书面报告。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经审查,认为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应当出具审查报告,与申请局提交的申请文件一并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第七条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经审查,认为申请局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决定授予其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管理权,颁发授权文件,并向社会公告。

第八条被授权局的登记管辖范围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实际情况确定,并在授权文件中列明。

被授权局负责核准其登记管辖范围内企业、机构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被授权局负责其登记管辖范围内企业、机构登记事项的监督管理。对外商投资企业违反登记管理法规行为的处罚,按法定程序执行。

第九条被授权局应当严格按照下列要求开展登记注册和监督管理工作:

(一)以自己的名义在被授权范围内依法做出具体行政行为;

(二)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产业政策,强化登记管理秩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对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产业政策的,不予登记。对违反登记管理法规及产业政策的行为,严肃查处;

(三)认真接受授权局的指导和监督,严格执行授权局的工作部署和要求;

(四)被授权局执行涉及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管理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政策,应当事先报告授权局,征求授权局的意见;

(五)按规定的期限、方式和事项向授权局报告工作,报送登记数据;

(六)不断完善工作条件,提高登记管理水平。

被授权局为地级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应当接受省级被授权局的指导和监督,认真执行其工作部署和工作要求。

第十条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被授权局可以委托具备一定条件的下级工商行政管理局承担其辖区内外商投资企业登记初审、出资检查、年检初检和登记违法违章行为调查等工作,并对下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委托范围内做出的行政行为负责。委托条件和办法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各被授权局制定。

受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被授权局委托开展登记初审工作的地方工商行政管理局,应当设置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管理专职机构,配备相应人员,其工作人员要经过培训。

第十一条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对被授权局在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管理工作中存在的超越被授权范围、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拒不执行授权局规定和要求、弄虚作假、消极懈怠、丧失授权条件以及违反本办法其他规定的,可以做出以下处理:

(一)责令被授权局撤销或者改正其违法或不适当的行政行为;

(二)直接撤销被授权局违法或不适当的行政行为;

(三)通报批评;

(四)建议有关机关对直接责任人员按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撤销部分或全部授权。

第十二条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地级被授权局在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管理工作中存在第十条所列行为的,可以做出以下处理:

(一)责令被授权局撤销、变更或者改正其不适当的行政行为;

(二)撤销被授权局的不适当行政行为;

(三)在辖区内通报批评;

(四)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或者建议有关机关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建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撤销部分或全部授权。

第十三条被授权局应当建立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管理数据库,录入所有登记事项及相关数据,并按规定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报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