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权委托书英文十篇

授权委托书英文篇1

【授权委托书英文样本一】

general power of attorney

一般授权委托书

i,__(1)__,of__(2)__,hereby appoint__(3)__,of__(4)__,as my attorney in fact to act in my capacity to do every act that i may legally do through an attorney in fact. this power shall be in full force and effect on the date below written and shall remain in full force and effect until__(5)__or unless specifically extended or rescinded earlier by either party.

我，__(姓名)，__(地址等)，在此指定__(姓名)，__(地址或律师事务所名称等)，为我的律师，以我的身份履行一切实践中我通过律师所能从事的合法行为。本权利在以下载明日期全权生效并一直持续到__或持续到双方当事人规定的延展期或提前撤销期。

dated__(6)__,20_(7)_. __(8)__

state of__(9)__ (签名处)

county of__(10)__

日期：__

地址：__

州名和县名：__

proxy委托书

be it dnown, that i,__(1)__,the undersigned shareholder of__(2)__,a__(3)__corporation, hereby constitute and appoint__(4)__as my true and lawful attorney and agent for me and in my name, place and stead, to vote as my proxy at the meeting of the shareholders of the said corporation, to be held on__(5)__or any adjournment thereof, for the transaction of any business which may legally come before the meeting, and for me and in my name, to act as fully as i could do if personally present; and i herewith revoke any other proxy heretofore given.

兹有我，__(姓名)，为__(公司名称及性质)的以下署名股东，在此任命和指定__(姓名)为我的事实和合法授权人，为我和以我的名义、职位和身份，在上述公司于__(日期)召开的或就此延期召开的股东大会上作为我的人对与会前合法提交大会讨论的任何事项进行表决，且为我和以我的名义，在大会上全权履行我的职责;在此我撤销此前所作的任何其他授权委托。

witness my hand and seal this__(6)__day of__(7)__,20__(8)__.

于20__年__月__日签字盖章，特此为证。

【授权委托书英文样本二】

authorisation letter

委托书

i, _____________________(name), passport/identity card

本 人, ( 姓 名) 护 照/ 身 份 证 号 码

_____________ , hereby authorised , holder of

兹 委 托 ( 姓 名)

passport/identity card number , to submit/collect

护 照/身 份 证 号 码 代 表 我 递 交/ 领 取

my visa application

我 的 签 证 申 请。

on my behalf.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授权委托书英文篇2

配偶授权委托书范文

委托人： ，公民身份号码： 。

受托人： ，公民身份号码： 。

本委托人系 的配偶。现因本委托人事务繁忙，无法亲自在出具给上海亚英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的相关合同和文件上亲笔签名，现决定授权 作为本委托人的人。受托人的委托权限如下：

上海亚英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在办理担保业务过程中，应由本委托人亲笔签名的包括但不仅限于《反担保保证函》、《担保协议书》、《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等各种合同和文件，本委托人均特别授权由受托人代表本委托人签署。

对受托人签署的上述合同和文件，视为本委托人行使了配偶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方的一切权利，本委托人均予以承认并承担责任，与本委托人亲笔签名和承诺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委托书长期有效，并适用于上海亚英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担保业务开展中所有涉及到本委托人以及本委托人所在公司的一切事项。

夫妻授权委托书模板

委托人：姓名：_______，性别：_______，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

受托人：姓名：_______，性别：_______，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

委托人与受托人系夫妻关系，共同拥有位于______________(房产证号)的房产，其中，委托人占有_______%产权。

委托人特委托受托人为委托人的人，受托人可以单独以委托人的名义如下事项：

一、全权办理上述房产的有关转让手续，代为签署房产转让合同并收取售房款，并在有关文件上签字。

二、办理上述房产的房款资金监管协议及收取资金监管协议中的房款，签署相关文件。

三、到国土部门查询上述房产产权资料、办理过户登记等手续。

四、全权办理所转让上述房产的水、电、物业管理、煤气、有线电视、电话、网络费以及其它相关过户、销户手续。受托人在其权限范围及期限内签署的一切有关合法文件及办理的相关手续，委托人均予认可。

受托人无转委托权。

委托期限：自签字之日上述事项办完为止。

委托人(签字)：_______

_______年_____月____日

夫妻授权委托书格式

委托人：_______，男/女，_______年_____月____日出生，工作单位：_______，现住址：_______，身份证______________

受委托人：_______，男/女，_______年_____月____日出生，工作单位：_______，现住址：_______，身份证______________

受委托人与委托人是夫妻关系，我们夫妻以_______名义购买了位于_______的住房一套，按相关规定夫妻双方须到场办理贷款手续，因本人工作繁忙，不能到现场亲自办理相关事宜，现委托丈夫_______作为我的全权人，在_______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和相关住房置业担保机构代我签定《个人住房公积金借款申请书》、《借款合同》、《抵押(反担保)合同》、《收押协议》、《抵押登记申请书》、《房屋未出租证明明》、《授权委托书》、《还款帐房确认书》、《电话委托服务协议》、《交接单》及其它相关未尽事项。

受托人xxx代我签定的上述文件我均予以承认，并由我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

期限：自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_______年_____月____日止。受托人有转委托权。

授权委托书英文篇3

两起事关本色集团普通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因为牵涉到吴英否认存在买卖事实、否认向对方提起过诉讼，案情跌宕、几经周折。像吴英的刑事案件一样，两起案件经过多轮上诉、申诉，浙江高院、金华中院先后下达六次裁定。这看似一笔“糊涂账”，其背后的真相到底如何？

离奇“案中案”开庭重审

2012年11月27日上午9时，直接导致吴英高利贷链条断裂的两起“案中案”，由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浙江省女子监狱开庭重审。此案吸引了大批群众与媒体前往，但在一片绿阴掩映中，女子监狱监区大门紧闭，几道黄色警戒线将人群封锁在外。

当天的庭审共分两场。上午审理“吴英诉胡滋仁房屋买卖纠纷案”，下午审理“吴英诉刘贤富房屋买卖纠纷案”。这两起案件均被吴英及其家人称之为“假案”。

事件的缘由还得追溯至六年前。2006年12月28日，一名叫毕健的男子手拿吴英亲笔签名的特别授权委托书，来到金华中院递交两份民事诉状。诉状称：2006年11月15日，吴英与安徽省当涂县男子胡滋仁签订了共计3000余平方米、转让价1680万元的房屋转让协议，对方交纳1470万元，尚欠210万元。毕健受吴英委托，要求法院确认协议有效，同时判令对方归还欠款。

另一起案件为同一天、同样由毕健，只是被告变为了一个名为刘贤富的人。诉争房屋面积为3000余平方米，转让价为1380万元，已支付1100万元，尚欠280万元。就在毕健送达诉状的同一天，金华中院受理了这两起案件，并在当天审理过程中主持调解，还出具了民事调解书。法院的高效率让吴英的父亲吴永正生疑。

在一份已经泛黄的调解书上看到，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原告与被告于2006年11月15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确认有效；由被告刘贤富于2006年12月29日前支付尚欠的购房款280万元，由原告协助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原告在签订调解书时当即交付房产证及房产钥匙；其他责任双方互不追究。另外，吴英诉胡滋仁一案的民事调解书与前述基本一致，只是案件金额变为210万元。表面上看，这两起民事官司并无任何不妥。但离奇的是，作为本色集团的法定代表人——吴英表示对此事毫不知情。父亲吴永正愤慨地说，吴英是“被原告”了。因为，2006年12月28日那天，吴英刚从一起“绑架案”中恢复自由身。

一起发人深省的“绑架案”

根据吴英的自述，2006年12月18日，她的债权人杨志昂（亦是吴英集资的下线）找到她，表示有一个项目可以合作。

在杨志昂的带领下，第二天，她来到温州会见合作伙伴，只是合作伙伴没有见着，她却被变相软禁了。在温州，杨志昂说，客户到了杭州。但是，返回杭州时他却不允许吴英乘坐自己的车子。到杭州后，杨志昂安排吴英住宿，并让一名女子跟着吴英一起住在一间单人大床房里看管她。

12月19日，杨志昂带着吴英到了安徽省马鞍山。在当地一家宾馆里，吴英被要求归还杨志昂等人的借款。随后，杨志昂要求吴英写一份财产清单，并拿出一沓空白的A4纸，让她签字盖章。

吴英说：“我当时很害怕，违心地签了字，但是公章我不想盖，杨志昂就打开我的包自己盖上了章。”杨志昂走后，又来了三个陌生人，开始威胁吴英：“我们是要钱的，你最好配合点。”其中一人抢了吴英的包，把她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手机等全部拿走了。还有人逼迫她拿出银行卡，说出银行卡的密码。对方威胁道：“最好老实点，否则就把你沉到江底。”吴英吓得脸如土色。

就这样，吴英一直被挟持着，对方也不让她睡觉。最后，直到房间的电话线全部被拔掉，吴英才意识到“我被绑架了”。

其间，杨志昂要求吴英交代其在湖北荆门（吴英母亲的老家）的房产以及东阳的房产，让她配合把购房合同及发票等材料传真过来。

在马鞍山待了三四天后，吴英又被带到了江苏镇江。在被绑架的第七天前后，有人拿来一些文件让她签名。吴英看后大吃一惊，那都是一些应诉文件。其中一份是授权委托书，委托一个叫毕健的人打官司。逼迫之下，吴英只得在这些文件上签名。签署好后，对方告诉吴英：“你可以走了。”

吴英回忆，被绑架期间，她被抢走3万多元现金、价值50多万元的伯爵手表一只，以及翡翠、银行卡、贷款证、银行汇票等。脱身后，吴英就报案了。报案后的第二天，吴英收到了部分归还的物件，没有退回的是一些购房发票、珠宝等。蹊跷的是，退回的东西中，还有两份金华中院的调解书。

之后的某一天，吴英收到了一封匿名信，打开一看，竟是两颗子弹。她连忙将子弹交给了公安局。但是，东阳市公安局却没有立案，理由是调查没有找到确凿证据认定吴英被绑架。

坊间传闻，正是因为吴英被绑架事件的发生，暴露了吴英资金紧张的困局，大量债权人由此向吴英催债，直接导致本色集团的逐步坍塌。“绑架案”发生后，吴英的债权人杨志昂曾经对吴英提起了诉讼。而这讼，与吴英被绑架一事，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2007年1月6日，杨志昂向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称2006年10月29日，他与吴英签订了一份《房屋转让协议》，约定吴英将她在荆门的13处房产以1380万元转让给杨志昂。他表示，2006年11月6日，他已经将合同约定的价款支付给吴英，但是吴英却迟迟不履行合同约定。之后，他申请对房产采取财产保全予以查封。两个月后，杨志昂又向法院递交了撤诉申请，案子被撤销。

吴英曾回忆，被绑架期间，她被要求提供她在荆门的房产资料，并在30多张空白A4纸上签字。父亲吴永正愤然说，这起案子同样是杨志昂炮制出的“假诉讼”，手法与后来的两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一样，目的也是为了霸占吴英的房产。据悉，杨志昂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捕后，向公安机关承认荆门房产的买卖协议是伪造的。

蹊跷的协议和诉讼

针对金华中院的民事调解书，吴英申诉：案中所涉及的毕健冒充本色公司的诉讼人串通被告霸占公司财产，“本人根本不认识也未曾委托过此人”。

2007年12月到2011年9月，案件在金华中院和浙江高院之间几经来回，始终没有结果。

吴永正说：“吴英的房产价值上亿元，却以如此低的价格贱卖，怎么可能？”他指出，对方炮制这起假诉讼只有一个目的：利用吴英被绑架期间签署的空白文件，伪造购房合同等文件，但因无法办理房产过户手续，于是就通过法律诉讼途径由司法机关来确定这14处房产的产权归属，从而顺利地拿到这些房产的全部产权。这样一来，对方就可以以490万元的低价合法取得吴英的14处房产。真是岂有此理！

据查，毕健与胡滋仁、刘贤富三人同为安徽省当涂县人。2006年12月28日之后，毕健等三人从未露面，吴英一直也没有见过他们。2012年11月27日在浙江省女子监狱的庭审，毕健等三人同样没有露面。

吴英的律师朱健伟指出，这起案子疑点重重。他说，首先，所谓的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近常理。要求“确认房屋转让协议有效”，有自欺欺人的嫌疑。“被告从未否认该协议的成立和效力，何必确认？相反当本色公司否认该协议时，被告却竭尽全力主张协议真实有效并履行。这种积极响应对方主张的做法，还有必要进行诉讼吗？！”

另外，根据案件材料来看，吴英当天授权毕健进行诉讼，又在当天根据调解书亲自接受被告支付的余款。又一个疑问来了，“既然吴英自己能够参与事情的处理，为什么没有亲自参加诉讼，而要多此一举，委托他人进行诉讼？这正常吗？”还有，吴英是浙江人，毕健是安徽人，“为何吴英要远隔千里委托与被告同是安徽当涂县人的毕健作为人，这正常吗？”

27日的庭审过程中，被告律师面对“房屋转让协议在哪里签订的？原件在哪里？现金支付还是转账？”这些问题，无法给出确切的回答。

朱健伟直言：“2006年12月28日，一天之内，毕健等人同时完成了如下诉讼事项：毕健获得吴英的授权委托；拟定《民事状》；准备了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书、盖有本色公司印鉴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房产证复印件和证据目录等诉讼材料；从本色公司预支了诉讼费用并到金华中院立案庭立案、交费；立案庭向民事审判庭 移送案件；民事审判庭再确立具体的审判人员；审判人员向胡、刘二人送达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安徽当涂县的胡、刘二人被通知时还要刚好在金华中院附近，才有可能按时参加当天的开庭；开庭、调解、达成调解协议；法院制作并出具调解书……”

“这一切都要在一天之内完成，可能吗？”朱建伟律师称，该“确认”不是正常人的思维。他对法院提出质疑：可能有人操纵本色公司到金华中院立案庭立案、交费，立案庭向民事审判庭移送案件。

吴英狱中财产保卫战获胜

因吴英集资诈骗案已经走完了所有司法程序，本次“案中案”审理的结果不会影响吴英因集资诈骗罪被终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刑罚。

朱健伟表示，在开庭前一天即26日会见吴英时，她希望他帮自己打赢官司，追回公司财产，以便归还给债权人。11月27日中午休庭时，朱健伟与吴英等人就在法庭上吃的盒饭。其间，吴英很高兴，有说有笑，还不停地给父亲和律师夹菜。

庭审结束后，朱健伟还与吴英击了下掌，表达了对打赢这场官司的信心与决心。

据其转述，长达6年的时间里，吴英不断申诉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终止审理本案，对胡滋仁、刘贤富、毕健等人相互勾结、涉嫌诈骗的行为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保住财产，然后归还给债权人。这是吴英和她父亲目前的心愿。”吴永正告诉众人，接下来他还会通过法律程序，对多处被非法侵占的财产展开反击行动，追偿内容包括被以400余万元转让的价值数千万元的本色概念酒店以及被有关方面低价处置的车辆、厂房等。

吴永正表示，吴英在2006年前购置了大量商品房和门面，而这些资产在随后大幅增值。如果按现在的市场价格计算，仅不动产这一项，价值就有可能超过法院判决书确认吴英无法偿还的3.8亿元债务。据称：本色公司目前资产除被有关方面变现的货物、经营权、汽车等，还有100余套房产，分布于湖北荆门、浙江东阳和诸暨等处。除此，还有涉案未被拍卖的法拉利等豪车，以及失踪的大量珠宝、翡翠原石。

2012年11月29日，金华中院作出了裁定，撤销2006年12月28日吴英不认可的民事调解书，驳回毕健以本色集团名义的。金华中院认为，毕健作为本色公司提讼并与被告进行调解的委托人的证据尚不充分，本色公司亦明确否定曾委托毕健诉讼进行调解。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在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胡滋仁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毕健并不持有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其本案的授权委托书，故毕健既无权代表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进行诉讼，更无权代表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胡滋仁达成调解协议，应撤销毕健以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名义与胡滋仁达成的调解协议，不支持毕健以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名义提起的诉讼。

在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刘贤富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毕健虽然提交了其为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委托人的授权委托书，但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吴英对此予以否认，庭审中亦陈述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没有提起过本案诉讼，更不认识毕健此人。毕健在其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中写明其系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职工，在原审调解笔录中又称其是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业务经理，而本院调取的东阳市劳动监察大队的证明证实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员工工资发放清单中并无毕健此人，故毕健作为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与刘贤富进行调解的委托人的证据尚不充分。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亦明确否定曾委托毕健诉讼进行调解。在无充分证据证明毕健提讼及调解系基于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授权的情况下，应撤销毕健以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名义与刘贤富达成的调解协议，不支持毕健以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名义提起的诉讼。

金华市中院的裁定书一下达，众多人士认为是“胜利的曙光”、是“一次逆转”。有法律界人士称，吴英“案中案”会成为其背后更多内情的突破口，司法机关应该彻查案件可能涉及的司法腐败问题。

但本色公司不服，于12月7日再次上诉到浙江省高院。吴英提起应追究制造假案的相关人员责任的诉求。12月24日，浙江省高院作出裁定，驳回本色公司上诉，维持金华市中院裁定。对于追究制造假案的相关人员责任的诉求，省高院的裁定表示，本色公司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未向公安机关报案，不属于上述两案民事诉讼审理范围。

浙江省高院新闻发言人唐学兵说，金华中院本着有错必究的原则，已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和重审撤销了调解协议。对于办案法官在该案中存在的审查不严、工作粗糙等问题，高院已责成金华中院认真核查处理。对于吴英致信法院要求追究涉嫌参与制造假案的法院工作人员责任一事，唐学兵回应，经向金华中院了解，该案中未发现该法官有内外串通等违法行为。如当事人或律师不服，认为法官有徇私枉法渎职问题的，也可以向检察机关举报。

授权委托书英文篇4

1、标明委托人详细个人信息。包括联系方式等。

委托人：XXX，身份证：XXXXXXXXXX，现住XX市XX路XXX号，邮编XXXXXX，手机XXXXXXXXXX。

2、标明受委托人详细个人信息。

受委托人：XXX，身份证：XXXXXXXXXXX，现住XX市XX里XX弄XX号，邮编XXXXXX，手机：XXXXXXXXX。

3、写清楚办理事项单位。

XXX有限公司或XXX银行。该项如在文有交待也可以不写。

4、写清楚委托事项。

现委托__ __在我与__公司加工承揽纠纷一案中，作为我方的诉讼人。

5、写清楚委托权限。

受委托人__的权限为特别授权，即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调解等，提起反诉或者上诉等。

6、注明委托期限。

自XX月XX日起，至本案结束。

7、委托人、受委托人签字。注明年月日。

公司委托书（一）

一、公司名称

公司中文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英文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注册资本：注册法定股本港币 HKD__________圆，BVI公司注册 ， 分为_________股，香港公司注册 ， 每股 1 圆

       三、联系人资料

联系人：___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_____Email：__________

常用联系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

四、董事或股东数据

资料

姓名：_________所占股份：__________国籍：_____________

身份证或护照号码：______________Email：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已明白公司成立法则，并确认以上所提供的数据正确无误。如由资料不实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慨由本人负责。

另附：填表完成后请另附各股东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委托人签署：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委托书（二）

委托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册住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权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表职务：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委托人：

注册住址：

鉴于：

委托人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设立一外商独资贸易公司（下称“贸易公司”），为此，委托人特委托受委托人办理与设立该贸易公司有关的一切手续和事宜，包括但不仅限于：

（1 ）代为领取有关设立该贸易公司的表格及相关资料，填写该等表格，起草、签署和提交有关的申请报告、文件及政府部门要求提交的所有其他相关文件，向有关政府部门提交该等表格、文件、资料和证件；

（2 ）代为办理外商投资项目名称预先核准、报批、工商登记及其他相关登记、批准等手续，并代为领取有关的批复、批准证书和营业执照等；

（3）为设立该贸易公司之目的，代为办理和处理其他任何必要的手续和事宜。

为上述（1 ）至（4 ）之目的，受委托人有权在必要时对其认为胜任的第三方予以转委托。

本委托书自本人签字之时起生效，自委托事项全部完成之时终止。

授权委托书英文篇5

内容提要: 成年意定监护制度是两大法系成年监护制度中的一种新类型，是以尊重自我决定权为理念、为化解人类老化的社会问题而产生的私法制度。它是指成年人意思能力健全时可以预先选定监护人并与之缔结委托监护合同，由当事人自我决定合同的内容，并且由公力机关予以监督的制度。在适用上，意定监护的效力优于法定监护。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只有法定监护而没有意定监护制度。但我国人口老化的现实决定了老年人对意定监护制度有强烈的需求。我国相关制度都替代不了意定监护制度的功能，引入意定监护制度，不会造成法秩序的混乱，反而有助于弥补现有法律体系的缺失。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老年人对监护制度新需求的报道日益增多。[1]例如，年近七旬的甲，老伴已故，有一子一女。甲开始随子生活，儿子经常虐待甲，还欺辱甲的女儿。甲后来只得在外租房单过，甲计划几年之后不能自理了就去敬老院。即使进敬老院，甲也不想让女儿做监护人，而是想从社会上找一个愿意为甲做监护的人，负责管理甲的财产，办理甲在养老院的一切事务，负责用甲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治疗甲的疾病，为甲养老送终。对于监护人所做的这些事务，甲会按月向监护人支付费用，该监护人还可以继承甲的遗产。最后甲向律师咨询：甲在社会上找监护人的做法是否合法，应当通过什么手续找到这样的人？[2]

另一宗报道中，老人乙向某公证处咨询办理监护人公证，找个监护人帮助自己照料生活，管理财产的事宜。公证员告诉乙，现阶段我国还没有专门的老年人监护制度，公证处的业务范围里目前没有为神智正常的老年人设立监护人的公证事项。[3]以上两例中的甲、乙提出了一个同样的问题：老年人精神健全时可否依个人意思选任监护人？从我国目前法律体系看，现行的成年人监护制度只有法定监护，分别规定在《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通意见》）中。《民法通则》第13、14、17、18、19、70、133条，《民通意见》第4～8条以及《婚姻法》也有不少涉及成年监护的规范。适用的主体仅限于未成年人和行为能力不完全的成年精神病人，不适用于有完全行为能力的甲、乙。目前，两大法系成年监护制度中的一种新类型—“意定监护制度”（下文的意定监护均指成年意定监护），完全可以满足甲、乙的需求。意定监护目的在于成年人意思能力健全时，按照自我决定预先规划其意思能力不足时的人身照顾、财产管理、医疗看护等事宜。实际上，本制度的利用者主要是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也称“持续性权授予制度”、“任意监护制度”、“预先性权授予制度”等，指本人意思能力健全时可以预先选定监护人，就有关监护的设立、监护的内容等均由当事人自我决定，并且意定监护的效力优于法定监护。为了与法定监护相对应，在学理上，通常称为意定监护。

笔者在扼要介绍意定监护制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现实和现行法制展开论述，以期对中国成年监护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二、意定监护制度的形成

（一）意定监护制度的诞生背景

1．人类老化社会现实的需求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卷入高龄化的狂潮，[4]人的老化对老年人生活的影响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逐渐变老限制了老龄人处理日常生活事务的能力，并冲击着民法的行为能力、监护、、医疗行为、身体护理、住所、财产管理等制度。老年人在与老人院、精神病院等法人就人住、安养护理和治疗为内容的合同的需求骤增。以精神病人为对象的法定监护制度在老年人保护上显得力不从心。正如日本学者所言，“在民法典制定的当时，起草者不可能考虑到高龄化社会的到来，民法典规定的成年监护制度不可能包括对因年龄增大而判断能力衰退的无行为能力人的保护，因此，民法典已经不能调整这些问题了。”[5]因而，整备高龄者的法律支援体系便成为一项重要课题浮出水面，在此情况下，各国纷纷进行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改革。

2．国际人权保障新理念的促动

随着国际社会人权观念的深入人心，老年人和障碍者的基本人权和尊严获得空前关注。以尊重他们残存的能力，提升个人的福利为目的国际人权保护声势日趋高涨。对于老年人，1991年《联合国老年人原则》宣布“1999年是国际老年人年”。其后，《欧盟基本权利》第25条、《美洲人权公约补充议定书》第9条，相继确立了老年人的基本人权框架。针对障碍者，1975年联合国制定《障碍者权利宣言》，该宣言以障碍者对社会生活的完全参加和平等为主题。1982年，联合国又制定了《关于障碍者的世界行动计划》，在此基础上，将1983～1992年作为“联合国障碍者的10年”，积极推进加盟各国障碍者支援对策的立法。1999年10月，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通过了《成年人国际保护条约》，主要保护那些心智丧失或精神耗弱的成年人的利益。而脆弱的老年人，尤其是患有痴呆症的老年人是公约的主要保护对象。[6]

上述对障碍者和老年人国际人权保障的实践和理论，逐步衍生出“尊重自我决定”、“活用残存的能力”以及“正常化”的共同理念。[7]这些理念成为国际人权保障的共识并为各国的法政策所接受，充实与提升高龄者、障碍者的福利成为迫在眉睫的政策课题。具体到法制方面，完善或构筑柔性而有弹力的保护制度，成为制度设计的基准。

意定监护制度，以当事人之间任意缔结的合同为基础，其保护的内容及方式等均由本人决定，因而更具柔性及弹性，且融合了前述三个理念—尤其是重视自我决定权（特别是事前的自我决定），因此，意定监护制度一经诞生便受到了重视。此后的成年监护，分成法定监护和意定监护两个分支，并且呈现出意定监护制度优先适用，法定监护为辅的一种世界潮流。

在发达国家，老龄化是促使意定监护制度产生的最大现实，[8]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现实同样不容乐观。中国已于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人口老化的进度与发达国家持平，[9]已成为老化速度最快，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老年问题不仅给发达国家带来制度的挑战，也同样摆在中国面前。基于与发达国家同样的社会现实，中国对意定监护法就可能有同样的需求。事实上，本文开头两个案例中甲、乙已经提出了意定监护的制度需求。况且，中国法定监护的实践已表明，很多有监护需求的老年人，他们的第一顺位监护人—配偶，已经不是适格的监护人。故依靠家庭承担监护事务的传统模式已脱离社会实际需要。在对老年人和障碍者的人权保护上，我国《宪法》第45条提供了宪法依据。另外，我国作为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的成员国，《成年人国际保护公约》确立的国际准则无疑应成为完善和构筑我国成年监护法的标准，以确保我国成年人监护法制的现代化与国际化。我国为精神不健全的成年人设置的法定监护制度，剥夺或限制本人的行为能力，忽视了本人的自我决定权。没有充分尊重和利用障碍者余存的判断能力，透露出的是一种优先维护交易秩序、监护人的意思优先于被监护人的“交易优先”和“他治”式理念。显然这种模式和理念已经阻碍了我国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现代化。

总之，无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社会现实、法定监护的局限性还是从我国加入的人权保护条约看，意定监护导入我国，成为现行成年监护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

（二）意定监护制度诞生和发展的三个阶段

意定监护制度立法，从形成到完善历经了三段历史时期。

1．美国意定监护制度的诞生

美国的《持续性权授予法》(uniform durable power of attorney act简称dpa)，是意定监护产生的第一个阶段。由于dpa的内容综合监护制度和制度，加之监护人执行监护职务的主要方式是行使权，实质上，人所负权利义务即对应传统意义上的监护事务。所以，本文把持续性权授予制度归为意定监护制度的一种模式。

所谓“持续性权”，根据dpa第1条：“持续权是，本人以书面形式指定人，该人的权不受本人无行为能力、精神障碍或者时间的影响，或者当本人无行为能力时该权开始生效，除非指定了结束时间，权的效力自设立开始，不受时间限制。”至于持续性权的授予，具体做法是，本人在意思健全时选任信赖之人为人（配偶、伙伴、亲属或朋友、一些非盈利的机构），由本人与人签订财产持续授权书或者健康护理持续授权书，授权人本人做出财务决定、法律决定或者健康护理方面的决定，并处理本人的财务和健康护理事务。该权即使在本人的意思能力衰退或者丧失时，仍“持续”或“永久”地有效。dpa制度创立的目的在于回避法定监护制度的缺陷。[10]dpa始于1954年的弗吉尼亚州法，1969年又以制定法的形式被并入《统一遗产验证法典》中。随着人口的老化，dpa在各州迅速普及。1979年，联邦政府在对1969年《统一遗产验证法典》中关于持续性权的3个条文（5-301,5-304,5-305）进行确认的同时，制定了新的单行法，即《统一持续权法》(dpa) 。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美50个州都通过制定法承认了持续性权的效力，如今，dpa已经成为现代美国成年监护制度的支柱。[11]在加拿大，受美国dpa的影响，1978年的《统一权法》（简称paa）施行。该法主要内容与美国的dpa相同。[12]

dpa制度在美国实施了若干年后，其缺陷日渐表明，该制度缺少安全防卫机制来防止人的权限滥用。因为与通常的任意不同，在持续性权中，由于本人意思能力的渐行衰退，不可能或者难以亲力监督人，因而，应在dpa法制中弥补监督机能，但是dpa却缺少这一程序。基于此，学说上通常将dpa评价为意定监护制度的第一阶段。

2．英国的epa对意定监护制度的发展

1986年，英国施行《持续性权授与法》（简称epa），也是在修正了普通法上古老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导入了epa制度。epa的内容基本与美国的dpa类似，但与dpa相比有两个不同：一是持续性权的对象，仅限定于财产管理事项，二是创设了“持续性权登记制度”，认可了法院一定程度的参与，当持续权授与后，人认识到“权授与人意思能力正在丧失的事实”发生时，必须以法定的书面形式，向保护法院提出权登记的申请。与美国dpa完全排除公权力的干预相比，epa中增加了公权力的干预，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13]不过，保护法院的参与基本上被限定在登记的过程中，对于持续性权生效后的运用状况，保护法院虽然被赋予了一定的监督权限（epa第8条），但仍缺少具体的规则用以防止人权限的滥用。

针对制度设计上这一瑕疵,2007年10月，《意思能力法》开始施行，[14]该法将epa吸收为其中的一章并进一步进行了修正，与epa相比，《意思能力法》将权的范围扩及人身监护和医疗行为方面。另外，该法为了防止人的权限滥用，将持续权的登记时间提前，即将法院的监督提前到了权授与证书成立时。公权力渗透监护制度的力度进一步加强。

受英国epa及《意思能力法》的影响，澳大利亚于1989年在首都特别区开始施行《持续性权制度》,1990年该制度在昆士兰州以及西澳大利亚洲被采用，各州立法紧随着纷纷接受后，1992年5月澳洲统一施行该制度。在新西兰，1988年《持续性权制度》开始实施。[15]英国的意定监护制度经历了从单一的财产事务权授予到修改后的财产、人身可持续性权授予形式，增加了保护法院对意定的监督力度，弥补了旧法在实践中监督机制薄弱等弊端，公权力进一步对监护适当介入。

3.德国、日本对意定监护制度的完善

德国的成年照护（监护）制度，从形式上看，民法典似乎主要规定了法定监护制度。实际上，整个成年照护制度是由“预防性权”为基础的意定监护制度据于优先地位的。[16]1992年德国民法典的修订构筑了以法定监护为中心的新体系，但是1999年开始施行的《照护法修正案（第1次）》大幅度转向意定监护。为进一步保障受辅助人的自我决定权，促进意定监护制度的利用，2005年《照护法修正案（第2次）》又新增第1(a)条之规定，同时，又增设了“关于预防性权”的规定。新设了关于以医疗行为及住所指定等人身监护事务为目的的预防性权的条文，即德国《民法》1904条2项，1906条5项。从法律规范层面，德国《民法》1896条2项规定的是法定监护，但其适用原则为“补充性原则”，是指对本人而言，法定监护只是意定监护的补充。如果其他的“任意性措施”能够对本人提供充分保护的，则不适用法定监护制度。所谓“任意性措施”正是以相当于dpa和epa的“预防性权”为中心的。[17]

预防性权，是本人为了预防因高龄化而发生的痴呆、脑梗塞等疾病或者意外事故而在将来陷入不能作出意思决定和意思表示的状态时，预先授与信赖之人的任意权。这种任意权的目的及机能，与前述英美法系中的持续性权原理完全相同。[18]在德国法中，预防性权的效力是得到法律承认的，不需要再经过特别的立法程序。（参见德国《民法典》1896条3项、1896条2项、1897条3项）。据此，德国已经采用了与dpa、epa同样构造的“伴随公共监督的任意权”。[19]

在日本，1999年在继受美国、英国、加拿大等英美法系诸国的先行制度的基础上，颁布4部有关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法律，创立了“任意监护制度”[20]，形成了既有法定监护制度又有意定监护制度，并配备监护登记和监护监督的格局。其中，2000年实施的《关于任意监护制度的法律》（《任意监护法》），一经实施便受到了国际上的高度评价。[21]任意监护制度，即公共机关进行监督的任意制度。任意监护的基本内容：本人尚有完全的判断能力时，选任任意监护人订立委托合同，监护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不仅决定财产的管理，也包含了人身的医疗看护。本人丧失判断能力之后自己的监护事务的全部或部分的权赋予任意监护人，日本模式更尊重本人剩余能力，尽力提供适合主体状态的监护类型。公权力集中体现在家庭裁判所拥有之决定权，以之控制任意监护制度不被滥用。同时，又充分肯定任意监护制度的优先性。[22]

总之，英美法系从持续性制度出发，大陆法系以意定监护制度为主，法定监护为辅的新体系，各自构筑了新制度—意定监护制度。两大法系最终以不同的立法形式而殊途同归—以尊重自我决定权为理念。

三、意定监护制度的基本构造

（一）概说

所谓意定监护制度，是指年满18周岁的成年人，在本人具有完全的意思能力时，依自己的意愿选任监护人，并与之订立委托监护合同，由本人将自己的监护事务的全部或部分医疗、护理、雇用、消费、住房等委任与受任人（监护人），并授予其必要的权限，以此为内容订立的合同，为委任监护合同。是在本人因年老、精神障碍、智力障碍或其他意思能力衰退或丧失的事由发生后，受托监护人（人）依照合同约定监护事务，并由法院选任监督人对委任监护人予以监督，委任监护合同生效的制度。[23]意定监护制度，其框架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作为意定监护制度核心的委托监护合同；二是以该合同为基础，为防止意定监护人权限滥用而加设的公权力担保，即由法院选任监督人的公力监督制度。这一制度设计的目的在于，一是，以委托监护合同最大限度确保合同当事人自治（本人的自我决定）；二是，配以必要的公力干预，以达到援助和保护本人的目的。此项制度不论是理念上还是技术上，都是对民法前所未有的新突破。[24]

（二）委托监护合同

1．委托监护合同的性质与特征

委任监护合同也称委托监护合同、意定监护合同，是指“委托人与受托人约定，在本人将来陷入由于精神上的障碍而对事理的辨识能力不充分时，将自己的生活、疗养看护以及财产管理等事务全部或者部分委托给受托人，并对于其委托的事务授与权的委托合同”（日本《任意监护法》第2条第1项）。委托监护合同具有以下三个特征：基本性质是委托合同，是授予权的委托合同、是附生效要件的委托合同。

委托监护合同的类型可以分为三种：转移型、即时生效型和将来型。转移型是从普通的委托合同转变为委托监护合同的情形。在本人判断能力或意思能力降低时，通过家庭法院选任意定监护监督人，合同的性质因此发生转变。也就是意定监护人继续执行委托合同所约定的相关事务。即时生效型是指没有明显行为能力缺失的人签定的监护合同，一经订立即可生效。将来型指有充分判断能力的人，现阶段不需要监护，而为将来的监护事务签定的合同。[25]在英美法中，第一类为常用类型，而在大陆法系国家，则常用第二、三类，德国和日本分别以第二、三类为基本类型。在我国，从上述两案中可以看出，老人甲、乙的需要有所不同，老人甲需要的是第二、三类，而老人乙需要的则是第一类，由此可见，我国对意定监护的三种类型都有需求。

2．委任监护合同的当事人

（1）委托人（本人）

指委托监护合同的委托人或利用人。委任监护制度可在下述情形中予以使用：一是，意思能力健全的成年人为防止将来意思能力不充分而不能处理自己的事务的情形；二是，当前受父母监护下的成年智障人、精神障碍人；三是，对于受监护的未成年智障人和精神障碍人。

第一种情形乃典型的意定监护，即凡18岁以上的成年人，在尚有意思能力时，可以预先选定自己信赖的人并授予其持续性的权。对于第二种情形，在父母年老或死亡后，如果成年子女具备意思能力则由其亲自决定是否有必要设置委任监护，如果仍欠缺意思能力，则可以由其父母订立委任监护合同。第三种情况，在未成年被监护人成年时，如果尚不具备意思能力，则可以由其监护人订立委任监护合同，选任委任监护受任人，在监护人年老意思能力不充分或死亡时起，委任监护受任人向法院申请选任委任监护监督人，委任监护合同生效，委任监护人开始执行委任监护职务。

(2)监护人（委任监护受托人）

指委托监护合同的受托人。从合同成立到生效前，称为“委托或意定监护受托人”，合同生效后称为“意定监护人”（日本《任意监护合同法》2条3项、4项、美国《统一监护和保护程序法案》第7条）。合同生效后，监护人作为意定人，负有执行合同约定的委托事务之义务。

意定监护人可以选任多人担任。但是，由于委托监护合同以本人和意定监护受托人为合同的当事人，因此除共同的情形之外，意定监护受托人为数人时，原则上委托监护合同的个数应当与意定监护受托人的人数相对应，即应有数个监护合同存在。至于担任意定监护人的资格，原则上没有限制，本人的亲属、律师、社会福利协会、福利关系的ngo或团体法人、信托银行等营利法人都可以出任。

至于不合格之人，不适合担任监护人的人，基于意定监护人须尊重本人的自我决定，故与本人利益对立的人不适合担任。

(3)意定监护监督人

监护监督制度是意定监护的配套制度，意定监护监督人，是指由法院选任、就监护人对监护事务的执行情况定期向法院报告之人。监督人的资格法律上并无限制，准用民法关于监护人资格的规定。如日本《任意监护合同法》7条4项：准用民法关于监护人资格的规定。关于意定监护监督人的数量，与意定监护人一样，法律上并无限制，可以选任数人担当。

3．委任监护合同的内容与形式

(1)合同的必要条款。委任监护合同本质上属于委托合同，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委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的合同；其内容和条款由委任人和受任人约定，可以是监护事务的全部或部分。此外，因该合同是附生效要件的合同，因而必须有委任监护监督人选任时合同生效的特别约定这一必备条款。

(2)授予权。由于委托监护合同从根本上是授予权的委托合同，按照委托合同和的原理，在委托合同中，本人可以授予受托人委托权；加之法定监护中，权为监护的主要内容，因此，在委任监护合同中可以将监护事务的权委任与受任（监护）人。又因为监护事务也包括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故在委任监护合同中，将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的权都可以委任受任人。[26]因此任意监护人的基本职责是，作为本人的人，通过法律行为（含事实行为）的，维护本人的权利，对其生活予以支援。与法定监护一样，作为委托监护合同的客体，不仅仅包括财产管理事项（储蓄管理、不动产及其他重要财产的处分、遗产分割、贷款及租赁合同的订立、解除等），还包括与人身监护事项相关事务的，例如医疗合同、住所合同、设施（精神病院等）人住合同、护理合同、教育、培训合同等。如美国dpa第1条（g）、英国的《意思能力法》第10条（f）、日本《任意监护法》第21条，对应当记载上述事项作了类似规定。

(3)委任监护合同的形式

委托监护合同的特点为定式合同，必须符合法定方式，而一般的委托合同为诺成合同，由于本人意思能力的退化或丧失，无力监督委任监护人，所以，公权力的介入，目的旨在保护、援助本人。如dpa规定：“权必须以书面的形式，适时的签名并以46:2b-8.8．规定的形式进行。”[26]加拿大paa第1条规定：“若以书面授予权，在授权状中约定如下：即使嗣后授权者变为精神薄弱时权仍继续存续，则承认其持续性权，且该书面约定必须要有授予者本人及证人一人签名，人及人的配偶不得为证人。”英国epa第6条第5款规定：“该权必须具备书面所定方式，且须在保护法院内登记为条件”，此外，日本《任意监护法》第3条也有类似规定。

4．委任监护合同的效力

委托监护合同的生效是附条件的，以法院选任意定监护监督人为生效要件。这也是委托监护合同法的独特的性质。

(1)本人的行为能力。合同生效后，本人的行为能力不受限制。只要有意思能力，就可以单独实施有效法律行为，监护人或人没有同意权、撤销权。这是委任监护与法定监护的不同之处。

(2)委任监护人的权限和义务。委任监护合同生效后，委任监护受任人成为委任监护人。受任人基于委任取得权，在权限内执行职务。首先，关于委任监护人的权限：按合同约定内容，委任监护人取得委任监护合同约定的权权限。权分为概括性的和特定性的两种。其次，关于委任监护人的三项附随义务：意定监护受托人作为意定监护人，在意定监护监督人的监督之下，对本人负有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身心注意义务（人身照顾义务）、本人意思尊重义务。由于委任监护事务涉及人身事务，故取得权的监护人除履行委任监护合同义务外，还应履行委任监护合同的上述法定附随义务。这是委任监护合同的强行性规定之一，当事人双方不能通过委任监护合同免除或减轻此义务。

(3)委任监护合同的登记及其效力

委任监护合同的登记及其效力，因成年监护制度的另一目的在于维护交易秩序，故各国立法均做了强行性规定，如《epa监护施行令》第8条1项规定：若经登录，本人非经法院的许可，不得撤回权。日本《任意监护法》第11条：任意后见人的权的消灭，如果未登记，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5．委任监护合同的终止

委托监护合同的终止包括相对终止和绝对终止。前者又称委任监护人的撤职。对于意定监护人，在其实施了不当行为不利于被监护人保护时，即使是由本人选任，法院也可以依职权撤销委任监护人的职务。（日本《任意监护法》第8条[28]、《加拿大统一权法》第2条。）[29]

关于委任监护合同的绝对终止，适用委托合同终止的有关规定，即“委托人或者受托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破产的”。

（三）公权力监督制度的必要性

意定监护的发生是因本人处于判断能力低下或丧失，意定监护监督人可防止意定监护人滥用权限。由于该制度设计的基本理念是重视本人的自我决定，故将公权力的干预降到最低限度，直接的监督权能是委托给作为私人的意定监护监督人的，而公力机关的法院，则通过对意定监护监督人的选任、解任以及意定监护人对法院的报告义务等规制手段，对意定监护事务的执行发挥间接控制的机能。而对通常的委托合同，不适用法院干预的原理。

监护制度需要公权力的介入，是因为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残疾人的福利问题等都属于突出的社会问题和人权问题，解决社会问题不是单单依靠家庭或个人能力可以为之的，而人权的保障则是国家义务。监护制度作为法律对弱势群体关注的部分，必然需要公权力担负起相关的控制职能。我国的法定监护制度也是有公权力介入的，规定了监护人的出任范围、顺序及职责，反而剥夺了当事人的自主决定权。在意定监护制度下，公权力的介入目的在于保护被监护人意思能力的实现和私权利的行使，防止监护人和维护交易秩序。可以说，公权力通过监护监督制度适当干预意定监护制度是必要的。

四、意定监护制度的利用程序

意定监护制度的利用，通常情况下，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1．意定监护合同的订立。首先由当事人订立委托监护合同。即希望将来利用意定监护之人，与愿意担任意定监护人的人之间，预先在公证机关或法院登记意定监护合同。此时，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特别是委托人为本人的情况）必须具备必要的缔约能力。意定监护合同书必须同时依照法定格式做成法律文书（日本《任意监护法》第3条）。在缔约时，原则上本人和意定监护受托人双方都必须在场。以公证人与本人当面意思表示一致为要件，据此，公证人或法院可以发挥对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能力的有无进行确认并担保的机能。

2．意定监护合同的登记。负责做成公证证书的公证处或法院等机构登记的意定监护合同，必须向监护登记机关（日本《监护登记法》2条）进行登记（日本《公证人法》57条2项）。通过登记，对意定监护合同予以公示以兼顾交易安全。

3意定监护监督人的选任。意定监护合同订立且登记之后，本人“由于年龄、智力或精神上的障碍而陷入意思能力不充分的状态”时，一定范围的申请权人向法院申请选任监督人。但是，除本人自己申请的或者本人已经不能为意思表示的除外，该申请以本人的同意为必要。

意定监护监督人被选任之时，意定监护合同生效，基于该合同而产生的权也同时生效。从此以后，意定监护受托人作为意定监护人，在意定监护监督人的监督之下，履行合同义务和法定附随义务。

五、意定监护制度对法定监护制度的优先性

在意定监护制度和法定监护的关系上，当代各国的成年监护立法例中，“意定监护制度优先的原则”已成为基本原理。[30]在制度的利用上，当有意定监护时，原则上不启动法定监护；例外情况下可以启动法定监护，终止委任监护。意定监护制度对于法定监护制度的优越性，在意定监护合同法中也得到了反映。具体来说，在意定监护和法定监护竞合时，法律明确规定原则上应当优先适用意定监护制度。如日本《任意监护合同法》10条1项，再如，英国《epa》第7条，“持续性人与财产管理人（监护人）竞合时，以持续性权优先”。

此外，即使法定监护已经开始，除“为维护本人利益的必要情况下”，原则上，应终止该法定监护，优先适用意定监护合同，如日本《任意监护合同法》4条2项。在德国民法中，其法定监护采用的“补充性的原则”是基于同样的构想。德国《民法典》第1896条2项规定，被保护人，通过任意人（除通常所说的任意人之外，还包括基于预防的权授予书而产生的任意人）的援助以及亲属、朋友、邻人等的私力援助、地方自治体等公共援助等途径，能够充分处理自身事务的，不适用法定监护制度。也就是说，意定监护制度能够充分发挥机能的情况下，不启用法定监护。各国立法的上述规定，从实体法上担保了意定监护制度的优先性。

当然，上述规定决非否定法定监护制度的作用，事实上，意定监护制度和法定监护制度是相辅相成的。但委任监护合同无论是处于成立阶段（登记）还是已经生效（法院选任了委任监护监督人），两者都有可能向法定监护转移，因为本人因精神、智力、身体、年龄等原因导致意思能力进一步低下时，为了本人的利益有必要时，需要设置法定监护，并终止委任监护合同。

意定监护制度优先于法定监护的理由，日本在其任意监护法的立法理由书中明确阐明：“成年监护制度的中心，从基于民法典的法定监护，向基于意定监护合同法的意定监护转移，是基于理念上和法制层面上的考虑。”[31]

第一，从理念上，意定监护遵守的是尊重自我决定权，更加重视对于利用者本人自我决定的尊重。法定监护奉行的理念是保护本人并兼顾交易安全，本人是被动的，以监护人的意思优先，在监护措施上，采强制的法律父爱主义的立法形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意定监护制度更好地贯彻了对自我决定的尊重这一现代人权保障理念，与法定监护制度相比，理应占据更加优越的地位。

第二，意定监护更符合法律的妥当性，是尊重自我决定权的必然。从民事主体出生到具有充分意思能力至其意思能力衰退，监护制度适用于生命历程中的两端，是完全符合民法妥当性价值的。运用意定监护制度的当事人，可以不必受行为能力宣告制度之限制，在监护人的援助下，依靠自己残留的能力，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生活。意定监护是在行为人有意思能力之时，对人身与财产事务事前作出的意思表示—于本人能力丧失之后由该制度对本人预先的意思予以支援和保障。这是一种事前的自力救济。而法定监护，是在本人能力欠缺的事实发生后才提供的监护或保证，是事后的公力救济手段。从监护措施上看，如果说法定监护制度提供的是单一型的话，那么意定监护提供的则是菜单式的可选择型，[32]因人而异，具有弹性。

六、意定监护制度与我国民法原理及相关制度

（一）意定监护制度符合民法基本原理

从主体上看，作为意定监护制度主要部分的委任监护合同，合同发生在双方相互信赖的特定人之间。委任人选定受任人为自己处理监护事务，而受任人接受委任，体现了平等、自愿和意思自治原则。符合合同法中的委托合同的原理。从委任监护合同内容上看，委任监护合同是将有关监护的事务委任与受任人。根据《合同法》第396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397条，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委托合同是提供劳务类合同，其标的是劳务，这种劳务体现为委托人为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33]至于委托事务的范围，不限于法律行为，无论是法律行为还是非法律行为，各种事务原则上应均可委托他人处理。[34]从我国《合同法》第397条的规定来看，法律并没有将委托事务限于法律行为，因而解释上应不限于法律行为。因此，委任监护合同完全符合我国合同法的原理。我国现有的合同法排除了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引人意定监护制度势必需要确定新的合同类别和修正合同法总则中相关规定。

（二）意定监护制度的功能不能为我国现有的相关制度所取代

在我国的现行法律体系中，与意定监护制度相近的制度有委托监护、遗赠抚养协议、意定等制度，但是，上述各项制度的功能都不能取代意定监护制度，试作分析如下。

1．意定监护制度与我国的委托监护制度

我国的委托监护制度，出现在《民通意见》第22条的规定：“监护人可以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从该条规定中可以看出，意定监护制度与我国的委托监护制度的主要区别在于主体上。意定监护是本人与监护人（受托人）之间订立的合同，而我国的委托监护则是监护人与受托人之间订立的合同，是监护人就自己的监护职务委托给受托人。在该合同中，受托人是监护人的人。受托人与本人之间无法律关系，并没有取得监护人的法律地位。而在意定监护中，受托人是本人的人。委任人与本人之间是委任关系，由此可见，尽管委托监护和意定监护都是为了本人的利益而设定的，但委托监护不同于意定监护，这主要表现在是否尊重本人的自我决定权上，前者是由监护人来设定（他治），后者则是由本人自己来设定（自治）。

2．意定监护与遗赠扶养协议

遗赠扶养协议，是受扶养人与扶养人之间关于扶养人承担受扶养人的生养死葬的义务，受扶养人将财产遗赠给扶养人的协议。一般在当事人双方签订协议后立即生效，扶养人即须承担对遗赠人提供扶养的义务，在遗赠人死亡后取得遗赠财产的权利。根据这种契约，受赠人应对赠与人生前提供扶养给付，而于后者死亡后接受协议约定的财产。

意定监护制度与遗赠扶养协议的主要区别在于制度目的和内容上，后者是一种以扶养为目的的赠与，[35]是一种遗赠和扶养相结合的契约，前者则是对本人民事事务的管理并授予权的契约。从内容上，前者的外延要宽于后者，由于前者是对本人部分或全部事务（包含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的管理，另外还及于本人授权的法律行为，而后者的内容主要是扶养和赠与法律行为。就扶养行为而言，根据传统民法理论，扶养的内容仅限于经济上的供养。[36]在扶养方式上，根据我国《婚姻法》第20、21、25、37条的相关规定，仅有给付扶养费一种扶养方式。[37]此外，在公权力的介入程度上，后者任由当事人意思自治，这就有可能在受扶养人意思能力衰退或者消失的情况下，无力监督扶养人协议的履行，受扶养人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而前者则有公权力的介入，从而保证了意定监护人在监督机制下，勤勉地执行职务，从制度上以公权力担保了对本人的保护。

3．意定监护制度与委托（意定）制度

意定监护制度中的即持续性，是一种特殊的意定，那么，可以考察我国现有的制度是否可以弥补意定监护的缺失。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分为法定和委托，委托又称为意定。因为“权之授予与委任称为意定”[38]，持续性与我国意定存在着以下区别，第一，意定的授予行为具有无因性，是一项独立的制度。本人授予权无需原因，仅将一定范围事务的权限授予他人。但持续性，在发生原因上则是有因行为，是本人为了预防将来可能处于意思能力欠缺的状态，才将权授予他人。从权限上看，意定不需要本人欠缺行为能力，即使已经授权，本人有权重新设定、更改或者转移授权。而意定监护中的一旦生效，本人通常处于意思能力欠缺的状态，已经无力更改或转移权限。第二，从内容上，两者的区别在于，意定一般是法律行为，而持续性除了法律行为，可以包括事实行为。第三，意定属于对外关系；而委托监护合同中的持续性，在合同生效前是一种本人（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对内关系，生效后才属于对外关系。第四，意定的成立，由本人授予权，属于单方民事行为；而持续性为双方的合同行为，若受托人不允诺，则委托监护合同不能成立。第五，从形式上，意定形式多样，可以明示，也可以默示，并没有登记手续的规定；而在意定监护中的，须以登记为必须。

最后，意定监护制度与上述三个制度意都不同在于，后者都由当事人意思自治，而意定监护制度，则有公权力的适当干预。

综上所述，在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中，既有的制度的功能都不能替代意定监护制度。因而引入意定监护制度，不会造成法秩序的混乱，反而有助于弥补现有法律体系的缺失。

结语

人类的老化意味着人到老年后还需要度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近30年的第二人生中，在面对衰老和疾病的同时，如何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作为应对和处理意思能力丧失的情况的方式之一，在自己能够作出意思表示之时作出预先的选择，对民事主体的后半生有着重要的意义。法律是为社会的需求而制定的，面对人口老化的社会现实，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许多国家做出了民法制度的创新作为社会情势的应对。已经步入老年社会的中国，也必须认真考虑老年人这一特殊民事主体的特别需求，从而做出制度变革。况且，如开篇的两宗案例所示，老年人已先于制度设计前提出了需求。在民法典的制定中，为不失社会妥当性，意定监护制度的引入势在必然。

注释:

[1]杨立新：《抓住地震孤老救助契机建立成年监护制度》，《法制日报》2009年5月14日第3版；毕诗成：《遗产纷争呼唤老年监护保佐制度》，《中国青年报》2007年5月11日第5版。

[2]马增悦：《我能否从社会上找我的监护人》，《长寿》2004年第10期。

[3]徐敏：《老年监护期待监护制度再进一步》，《中国公证》2007年第8期。

[4]国际通用的老龄化标准是：60岁以上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超过10%，或65岁以上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超过7%参见《世界人口老龄化问题引人注目》,,en,2010年7月27日访问。

[5]矶村保：《成年后见の多元化》，《民商法杂志（成年后见法改革特集）》2000年第4期。

[6]杨陶：《海牙＜成年人国际保护公约＞研究》,2007年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13页。

[7]参见李霞：《民法典成年保护制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5～264页。

[8]据民政部统计，目前，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到1.34亿，超过总人口的10%；其中65岁以上人口1.1亿，占总人口的8.5%。按照现行的生育政策，在本世纪30年代中期，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达人口总量的23%，占我国总人口的12%，其中，失能（失去生活自理能力）老人已经达到940万。参见翁淑贤：《中国人口老龄化增长速度快于预期》，《华南新闻》2005年3月1日第7版。

[9]刘丽敏：《未富老先：养老问题困扰数千万中国家庭》，《中国青年报》2009年12月7日第4版。

[10]see linda s. whitt: on durable powers as an alternative to guardianship: lessons we have learned, 37 tetson l. rev.，july, 2007, p.40.

[11]aimee r. fagan, an analysis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f adults, elder law journal, march, 2002, p.52.

[12]see claudia k. dickman: court enforcement of a durable power of attorney,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law review, vol.17, 1987, pp.131-132

[13]ireland law reform commission: report vulnerable adults and the law, dublin co，2006, pp.100-105.

[14] www.mental capacity act. wales. nhs.uk, last visit on may 3, 2011．

[15]参见刘德宽：《新成年监护制度之检讨》，《法学丛刊》1997年第2期。

[16]新井诚：《成年後见制度と自己决定》，《老年精神医学杂志》2003年第14期。

[17]戴如：《初探德国成年辅助法》，《月旦法学杂志》2009年第4期。

[18]cynthia sharp myers, jurisdictional issues in inter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guardianships, elder law journal, nov.，2000, p.3

[19]林秀雄：《论我国新修正之成年监护制度》，《月旦法学杂志》,2009年第1期。

[20]参见李霞：《成年后见制度的日本法观察-兼及我国的制度反思》，《法学论坛》,2003年第5期。

[21]参见小林昭彦、大门匡编著：《新成年後见制度の解锐》，金融财政事情研究会2000年版，第216～ 217页

[22]参见田山辉明：《成年后见法制の研究（下卷）》，成文堂2000年版，第422页。

[23]see mary joy quinn, guardianships of adults, new york, spring pub. co.，2005, pp.133-134.

[24]小林昭彦、大鹰一郎：《新成年後见制度の绍介としては》，有斐阁1999年版，第215页。

[25]黄希：《论成人监护中的意定监护制度》,2009年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71页。

[26]唯需注意，受任人没有同意权、撤销权。这是委任监护与法定监护的不同之处。

[27]46:2b-8.9．款是关于dpa的法定手续的规定。

[28]当任意监护人有不正当行为、显着可疑行为或其它不适任理由时，家庭法院可以依任意后见监督人、本人及其亲属或检察官的请求，解除任意后见人职务。

[29]该持续性权（任意），会因法院依法选任照护人（法定人）而消灭。

[30]see a. frank johns, ten years after: where is the constitutional crisis with procedural safeguards and due process in guardianship崎udica-tion? elder law journal, december, 1999, p.1141．

[31]新井诚：《任意後见制度の立法的必要性について》，ジユリス卜1141号，1998年，第42～45页。

[32]see john e. donaldson, reform ofguardianship law, university of richmond law review, november, 1998, pp.19-20.

[33]王利明：《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34]郭明瑞：《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页。

[35]郭明瑞、房绍坤：《继承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页。

[36]戴炎辉、戴东雄：《中国亲属法》，台湾顺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526页。

授权委托书英文篇6

尽管《建筑法》第三十四条有“工程监理单位应当根据建设单位的委托，客观、公正地执行监理任务”的规定，但监理工程师的究竟地位如何，是业主的人，是独立的第三人，还是争议裁决人，工程师的决定是否具有最终约束力仍是一个模糊的问题。这也给建筑工程纠纷争议的解决和案件审理带来了不确定性。本文作者在国内外合同文本及工程惯例比较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并阐明了在我国法律体系下对工程师地位应有的理解??工程师的基本地位是发包人的人，其作出的决定（或处分性签证）对承包人一般不具有最终约束力。

一、典型的工程纠纷，耐人寻味的工程师地位

座落在上海市××路口的某三十六层涉外办公大楼由上海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投资建造。1995年11月，经议标程序，房地产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确认香港某施工企业为该大楼上盖工程总承包人。随后双方签订了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采用经房地产公司修改后的香港建筑工程合同文本。该合同约定：固定总价为5111.6万美元，开工日期为1995年11月28日，竣工日期为1998年4月11日；设计单位为某国际公司，设计单位根据合同条款的授权发出指示，全面负责业主方的工程管理工作，如提供设计图纸、进行工程变更、签发付款证书、竣工证书、决定变更价款、工期顺延、费用索赔等；总承包人对设计单位或建设单位，建设单位对总承包人如有异议，可提讼；此外，合同还约定了估算单位和质监单位为上海e监理公司，二者配合设计单位的工作。

由于设计变更、延误支付进度款等原因，上盖工程于1998年11月1日竣工并交付使用。后因房地产公司拖欠约400万美元的工程款，施工企业在反复催讨无着的情况下，于1999年5月提讼，要求房地产公司支付拖欠工程款及利息、赔偿延期延长所致损失，诉请金额总计715.8万美元。同时，房地产公司也以工期拖延、质量缺陷及未完工程为由提讼，诉请金额总计582.3万美元。其中两项主要争议为防火门品牌变更的扣款、工期延误的原因及责任承担，涉及双方诉请金额达800万美元，二者均与设计单位的签证密切相关。

防火门品牌变更的扣款的事实及争议为：对防火门项目，施工企业的合同报价为78万美元；应房地产公司就日本××品牌的询价，施工企业曾就此报出了197万美元的价格，后又承诺“如贵司采用指定的日本××牌防火门而符合国内防火规格”，可以接受并不增加合同报价；其后签订的协议书及合同约定采用“日本××牌产品（……）或其它经上海市消防局设计单位认可的等质产品”。在施工过程中，因日本××牌不符合上海消防要求等原因，经设计单位同意，防火门最终使用了符合上海消防要求的国产××品牌。同时，设计单位决定按“原合同造价扣款”，并指示估算单位按该原则核价。随后，估算单位作出核价，认为扣款金额为11.4万美元。房地产公司置设计单位的上述决定于不顾，认为施工企业未使用日本××品牌是一种违约行为，要求扣除日本××品牌和实际使用的国产品牌市场价的价差123万美元。

工期延误的事实及争议为：上述工程竣工日期从合同约定的1997年4月11日推迟到1997年11月1日，共计拖延了205天。对该延误情况，施工企业以拖延支付进度款、设计变更、开工日期拖延等等事由多次申请工期顺延，设计单位仅批准了19天，此外的189天延误均未予批准。为此，施工企业重新整理证据，提讼要求根据法律及合同顺延189天工期，并要求房地产公司承担工期延长所致损失。房地产公司认为设计单位系双方在合同共同委托，所作工期评核对施工企业具有约束力，工期不应顺延，法院也不应予以修改，并提讼要求施工企业承担工期逾期竣工的违约责任。

上述案例是一起典型的施工单位催讨工程款，建设单位以工期、质量作为对抗的工程纠纷。该纠纷主要争议事实所涉及的设计单位工程索赔中的地位及作用耐人寻味：设计单位对其不利的防火门扣款决定，房地产公司全盘予以；设计单位对其有利的工期顺延的批核，房地产公司则引以为据，根据就不理踩施工企业的事实和理由。上述案例中所出现的问题并非特例，在国际工程中，工程师地位之争由来已久。在我国，工程师的地位更是模糊不清。合同文本及适用法律不同，工程师的地位就会有所不同。我国《建筑法》、《合同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颁布确立了工程法律的较为完备的体系，也为明确工程师在工程索赔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提供了依据。

二、工程师的权利源于业主的授权，其基本地位是业主的人

工程师不是工程施工合同的签约方，也不是政府授权的工程管理者，其为何能够介入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发包双方之间？工程的交易习惯是：发包人与工程师签订委托监理合同，委托工程师进行工程关系，并支付一定的报酬；发包人与承包人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程师可以进行的工作范围；承包人与工程师之间并无合同关系。基于此，可以判断工程师介入工程的依据不外乎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发包人基于委托监理合同的委托，第二种情况是发包人和承包人基于工程施工合同的共同委托，第三种情况是前两种情况兼而有之。现分析如下：

我国法律规定：委托监理合同确立的是发包人与工程师的委托关系，工程师处理的是发包人的事务，接受的是发包人的指令，维护的是发包人的利益，是发包人的人。监理合同既非技术合同，也非工程合同，而是委托合同。《合同法》第二百七十六条规定：“建设工程实行监理的，发包人应当与监理人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委托监理合同。发包人与监理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法律责任，应当依照本法委托合同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我国《合同法》、《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均认为是工程师是发包人的人。《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建筑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实行监理的建筑工程，由建设单位委托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工程监理单位监理。建设单位与其委托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订立书面委托监理合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实行监理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工程监理单位进行监理”。

委托监理合同示范文本规定工程师的主要责任仍是作为发包人的人、处理发包人的事务。我国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二οοο年二月十七日修订的《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示范文本）》（gf-2000-0202）。该文本规定工程师在工程施工中的主要职责是：工程师接受发包人的委托，征得发包人同意的前提下，包人行使组织协调工程建设有关协作单位，开工令、停工令、复工令，工程上使用的材料和施工质量的检验，工程施工进度的检查、监督权，工程款支

付的审核和签认等权利。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fidic）制订的《业主与咨询工程师标准服务协议书》也规定工程师的主要职责是行使发包人的权力、履行发包人的职责。同时，上述文本均规定，对工程师的失职行为，发包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反证工程师是发包人的人。

工程施工合同有关工程师条款的基本内容是工程师经发包人授权行使发包人的权利，而非发包人与承包人共同授权工程师行使权利，或者说这些条款实质是发包人授予工程师行使其在工程施工合同中部分或全部权利的一份授权委托书。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制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1999-0201）中的“工程师”指发包人授权代表或（监理）工程师，发包人授权代表可以行使全部“工程师”的全部或部分权利，（监理）工程师则行使剩余之权利。也就是说，（监理）工程师行使的其实就是发包人授权代表之权利。该文本通用条款第5.2条款 有关“发包人在专用条款内要求工程师在行使某些职权前需要征得发包人批准的，工程师应征得发包人批准”的规定也说明工程师的权利实质是发包人所授予。作为该文本制订依据之一的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fidic）1987年制订的《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第四版）也有类似之规定。该联合会（fidic）制订的《工程施工合同条件》（1999年第1版）通用条件第3.1条款更是明确指出“”发包人任命工程师“，”除非合同条件另有约定“， ”工程师履行职责或行使合同中明确规定的或必然隐含的权利，应视为工程师为发包人工作“。这些主要规定无一不表明：工程师系受发包人之托，行使发包人的权利，而非受承发包双方共同委托，行使双方共同授予的权利或进行调解。工程施工合同标准文本实质上也是一份发包人对工程师的授权委托书。其完全符合《建筑法》第三十三条”实施建筑工程监理前，建设单位应当将委托的工程监理单位、监理的内容及监理权限，书面通知被监理的建筑施工企业“之要求。

以上分析表明：工程师的权利来源于其与发包人签订的委托监理合同，工程施工合同有关工程师的规定不过是发包人其授予工程师其在工程施工合同中部分或全部权利的权利的一份授权委托书，工程师在工程施工合同中的基本地位是发包人的人。

三、工程师客观公正之职业要求并不意味着其是独立人，其是否有该地位应视施工合同的约定

许多工程施工合同标准文本均规定除了作为发包人的人之外，工程师还有独立人地位，但工程师何时行使的是人的权利，何时行使的是独立人的权力，却并不清晰。独立人是指在工程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接受签约各方的共同委托，独立处理工程事务的的第三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1999-0201）通用条款第5.4条款规定“合同履行中，发生影响发包人承包人双方权利或义务的事件时，负责监理的工程师应依据合同在其职权范围内客观公正地进行处理”。（fidic）制订的《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第四版）通用条件第2.6条款规定 “凡按照合同规定要求工程师自行采取可能影响业主或承包商的权利和义务的行动时，他应在合同条款规定内，并兼顾所有条件的情况下，作出公正的处理”；有25处规定工程师就工期和价款确定问题作出确定前应该与“业主和承包商适当地协商”；第67.1条款规定，对承发包双方的争议及对其的异议，承发包任何一方均可按一定程序提交工程师裁决，对裁决不服的，70天内应提讼或仲裁。基于类似的合同文本的规定，许多人认为工程师有四个角色：设计人、质量控制者、计价及证明人，裁决人，其中前二者的工作为人的工作、后两者的工作为独立人的工作。对工程师所做的工作，哪些属于人工作，哪些属于独立人工作，上述主张者也很难分清，于是得出“咨询工程师不可能是纯粹的第三方，但也不能简单地在不是第三方与不公正之间划等好”之类模糊的结论。

1998年3月1日起施行的我国《建筑法》第三十四条规定：“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根据建设单位的委托，客观、公正地执行监理任务” .该规定改变了1995年12月15日建设部、国家计委的《工程建设监理规定》第18条有关“监理单位应按照公正、独立、自主”的原则，开展工程建设监理工作，公平地维护项目法人和被监理单位的合法权益“之规定。笔者认为该变化可以理解为：《建筑法》取消了工程师独立人这一含糊的地位，肯定了工程师就是作为发包人的人这一清晰的地位，与《合同法》第276条及第21章委托合同有关规定相呼应。

至于工程师应该“客观、公正”的理解，笔者认为这是工程师作为社会中介机构，法律要求其具备的职业道德要求。1996年1月1日起施行《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监理条例》第七条规定：“监理工程师事务所和监理工程师必须遵守法律、法规，遵守监理工程师行业的执业纪律和道德准则，恪守科学、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 .国际计委2000年1月3日颁布的《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介机构提供服务并实施收费应遵循公开、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和公平竞争、自愿有偿、委托人付费的原则，严格按照业务规程提供质量合格的服务”。这些规定均将“公正、诚实信用”作为工程师等中介机构的执业纪律和道德准则。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客观、公正”是工程师的职业要求，除非合同有明确约定工程师有独立人的地位，应认为工程师在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中不具有独立人的地位；同时，在工程施工合同中，工程师就是发包人的人，不宜再约定工程师又是独立人。上述案例的设计单位，工程施工合同并未赋予其有居间对承发包双方的争议或有关事项进行评判的权利，很明显仅是a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人，与独立人角色无涉。

四、除非施工合同特别约定，即使兼有独立人地位，工程师也无最终决定工程争议的权力

通常情况下，工程师的决定并无最终约束力，承发包双方依法享有诉权。当工程师的地位仅为发包人的人时，工程师没有裁决权，对工程师所作决定，承包人当然有权提讼。当工程师的地位为发包人的人并兼为独立人时，如前《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1999-0201）及fidic《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第四版）等标准合同文本中，工程师往往拥有一定的裁决权，但该裁决权是相对的，承发包任一方对此有异议的可以提讼或仲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1999-0201）通用条款第5.4条款规定，“一方对工程师的处理（即对发生的影响承发包双方权利义务的时间时，工程师依据合同在其职权范围内作出的客观公正的处理）有异议时，按照本通用条款37条关于争议的约定处理”，第37条款则规定规定了约定仲裁或诉讼的两种方式。fidic《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第四版）通用条件第67.1条款规定，发包人和承包人在收到工程师最初的裁决决定之日起70天以内，可以向法院或仲裁庭对工程师的裁决提起异议。

在作为工程师制度发源地的英国，工程师的决定是否具有最终约束力，一直也存在争议。到1999年，英国上议院对beaufour developments （ni） limited 诉 gilbar ask （ni） l

imited 一案作出了判决，这种争议才得到了解决。该案明确了这样的观点：除非施工合同另有约定，工程师的决定没有最终约束力。在审理过程中，法院澄清：其有权审查并修改工程师签发各项证书及决定；除非合同明确约定工程师签发的证书及决定具有最终约束力。因为合同没有明确该证书及决定有最终约束力，在法律上应视为工程师签发的证书及决定是暂时性的，其目的是使合同能够顺利履行。据此，法院作出了判决。

可见，除非施工合同特别约定，即使工程师兼有独立人地位，承包人对工程师签发的证书和决定有权提讼或仲裁，法院或仲裁庭均可以审查、修改工程师的决定。鉴于施工合同没有赋予设计单位独立人地位且并未约定工程师的决定具有最终约束力，前述案例中设计单位的工期批核当然可以修改。

五、工程师签证的效力应视其地位及授权范围等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工程签证的概念有狭义或广义之分。狭义的工程签证，指工程承发包双方在施工过程中按合同约定对支付各种费用、顺延工期、赔偿损失所达成的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补充协议。广义的工程签证，一般指对承包人提交的书面文件，工程师或发包人代表出具的确认、不予确认或部分确认的书面意见。根据确认的内容。工程签证又可分为处分性签证和报导性签证，处分性签证指就工期延长，价款增减、损失补偿等涉及承发包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设定、变更或消灭的事由出具的签证。报道性签证指就工程计量、进度安排、材料报批、工程验收等涉及客观事实的记录、报导等事由出具的签证。本文讨论的工程师签证范围限定为由工程师签发的处分性签证。鉴于处分性签证的特点及工程师的特殊地位，工程师签证的特点有：

（1）、工程师签证涉及到承发包双方的权利义务；

（2）、工程师签证是对承包人的申请或要求的回复；

（3）、工程师签证是对承包人文件确认、部分确认或不确认的单方面意见，可视为工程师对此的裁决或承诺或反要约；

（4）、工程师签证由工程师签发，与其地位密切相关。如工程师对签证事由有最终的裁决权，则该签证对承发包双方均有最终约束力；如工程师对签证事由有相对的裁决权（即工程师对此有独立人地位时），该签证具有相对的约束力；如工程师对签证事由没有裁决权（即工程师对此仅为人地位时），该签证的效力则根据民事的有关原则确定。

如上所述，工程师的基本地位为发包人的人，工程施工合同有关工程师的条款为发包人授予工程师权限的授权委托书。根据的一般规定，工程师应该在授权范围内进行签证，授权范围的签证由发包人承担责任；工程师超出授权范围的对发包人不发生效力。至于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师的授权范围，工程施工合同一般约定工程师不应该修改合同。工程师的本质作用在于保证合同的顺利履行，而不在于修改合同。工程师是工程管理的核心，而工程管理的主要依据就是合同，工程管理者自然无权修改其据以管理的依据－合同。fidic《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第四版）规定了工程师无权解除承包商的义务。fidic《工程施工合同》（1999年第一版）第3.1条明确规定工程师无权修改合同。

同时，根据要约承诺的一般规定，如工程师以发包人的人身份进行签证，当该签证的内容为确认承包人的意见时，为一份承诺，与承包人的意见一起构成了一份有约束力的合同；当该签证的内容为部分确认或不确认承包人的意见时，该签证为一份反要约，如承包人在合理时间内提出异议，则对双方均不具备约束力。

基于以上分析，工程师签证的效力可归纳为：

1、如工程师对签证事由仅有人地位，工程师在业主授权范围内的签证，承包人无异议的，可视为一份补充合同；

2、如工程师对签证事由仅有人地位，工程师在业主授权范围内的签证，承包人有异议的，可提交仲裁或诉讼；

3、如工程师对签证事由仅有人地位，工程师超出业主授权范围内的签证，业主有异议的，可提交仲裁或诉讼；

4、如工程师对签证事由兼有独立人地位，业主和承包商可按约定程序提交仲裁或诉讼；

授权委托书英文篇7

一、有关诉讼费用的一般规则

在英国民事诉讼中，诉讼费用(cost)基本上相当于诉讼成本的概念，它与我国的法院费用不一样，指如诉讼当事人本人进行诉讼行为的，包括诉讼费(fees)、法院收费(charges)、支出(disbursements)、开支(expenses)、报酬(remuneration)、补偿费用(reimbursement)，以及如在依小额索赔审理制审理的案件中，诉讼当事人由非专业诉讼人进行诉讼行为的，包括任何诉讼费或报酬(reward)。规则还规定，法院可评定如下费用：在仲裁人或公断人前进行程序的费用、在审裁处或其他法定机构进行程序的费用、委托人应向律师支付的律师费用等。鉴于律师费用在诉讼成本中占据主要部分，因而，在英国所谓诉讼费用评定在某种程度上主要指的是核定当事人应向律师支付的费用。

(一)诉讼费用承担的规则

诉讼费用承担的一般规则是，败诉方承担胜诉方的诉讼费用。但这一规则不适用于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就高等法院家事法庭的诉讼提出上诉，而在上诉法院进行的诉讼程序；以及就遗嘱认证程序或家事诉讼中的裁决或命令提起上诉，而在上诉法院进行的诉讼程序。英国普通法中所谓的布洛克(Bullock)命令就体现了诉讼费用承担的一般原则。比如：P是D 驾驶货车的乘客，该车与D 驾驶的汽车相撞，D 和D 相互指责，法院裁定由D 承担事故责任。在此情形下，胜诉的被告D 有权从原告P获得诉讼费用补偿，因为他没有过失而原告却向他提起了诉讼，P应补偿D 的诉讼费用，而D 应补偿P支付给D 的诉讼费用。这就是布洛克命令。

法院亦可不依一般的诉讼费用承担规则而另行作出诉讼费用命令。对于一方当事人是否承担他方当事人的诉讼费用、承担的诉讼费用金额、以及支付诉讼费用的时间，法院拥有自由裁量权。 诉讼参加人行为不当的，比如，当事人或诉讼人未依规则或法院指令对诉讼费用提起详细评定程序，或法院认为当事人或诉讼人为启动诉讼费用评定程序，在程序提起前或进行中的行为不合理或不适当的， 则法院有权不准许补偿经评定的全部或部分诉讼费用，或者责令有过错的当事人或诉讼人承担其他任何当事人因其过错行为而产生的诉讼费用。

法院在决定是否就诉讼费用作出命令时，须考虑各种因素，包括：当事人行为；当事人是否部分胜诉；法院业已注意的、一方当事人提出向法院付款或和解要约。所谓当事人行为，包括诉前及诉讼中的行为，特别是当事人遵循有关诉前议定书的情形；当事人提出、坚持或抗辩某一特定主张或系争点是否合理；一方当事人对案件、某一特定主张或系争点坚持主张或进行抗辩的方式；原告虽胜诉，但是否在全部或部分范围内夸大了诉讼请求。判决或命令已确定诉讼费用的，当事人须自判决或命令中载明的日期14日内，在其他情形下自诉讼费用证明书指定日期14日内，履行支付诉讼费用的命令。

(二)诉讼费用评定的基础

法院评定诉讼费用的金额，依标准基础或补偿基础。所谓标准基础，指依诉讼请求金额比例收取的费用；补偿基础，指对实际产生的合理费用予以补偿。两种基础各有其合理性和弊端，但对诉讼成本的衡量一般以费用占诉讼标的金额比例而定，而英国尚没有依诉讼标的金额比例收费的具体规定，故诉讼请求金额与诉讼费用之间没有比例关系，特别在小额诉讼中，诉讼费用的比例可能高于诉讼请求的金额，有可能等于、甚至超过案件的争议金额。在伍尔夫勋爵主持的《接近司法》项目中，哈扎尔·甘（Hazel Genn）教授对高等法院的上诉费用进行的实证调查表明，请求金额12500英镑以下的案件，仅胜诉方诉讼成本在10000至20000英镑的就占31%，超过20000英镑的占9%，且所调查的案件中近一半以和解结案，只有1/4的案件经开庭审理以判决结案；请求金额为12500至25000英镑的案件，诉讼成本占请求金额的比例，人身伤害案件为41%，建筑合同纠纷为96%。

如法院作出有关诉讼费用命令，未表明诉讼费用评定基础的，或既非依标准基础亦非依补偿基础评定的，则视为依标准基础评定。但无论根据何种基础，法院皆不准许承担不合理产生的诉讼费用或者金额不合理的诉讼费用。如基于以下规则产生诉讼费用权利的：第3.7条(对不支付特定费用驳回诉讼的，被告对诉讼费用的权利)；第36.13条第1款(原告承诺被告提出第36章要约或第36付款的，原告对诉讼费用的权利)；第36.14条(被告承诺原告提出第36章要约的，原告对诉讼费用的权利)；第38.6条(原告撤诉的，被告对诉讼费用的权利)，推定诉讼费用命令依标准基础作出，有关诉讼费用应支付利息的，自产生费用权利的事件发生之日起开始计息。

法院在裁决诉讼费用金额时应考虑如下因素：当事人行为，特别是诉前、诉讼中的行为，以及为尝试解决争议所作的努力；涉及任何款项或财产的金额或价值；有关事项对所有当事人的重要性；有关事项的特殊复杂性，或者所提出问题的难度或新颖性；涉及的技巧、努力、专业知识以及责任心；案件所花费的时间；办理业务或部分业务的地点以及环境。

(三)诉讼费用评定程序

法院责令一方当事人向他方当事人支付诉讼费用的，既可对诉讼费用进行简易评定，亦可责令由诉讼费用官员 对诉讼费用进行详细评定。故法院的诉讼费用评定包括二类程序：一是简易评定，指法院在作出有关诉讼费用的命令时，责令支付一定金额款项的诉讼费用之程序，简易评定不适用固定诉讼费用或详细评定规则；二是详细评定，指由法院官员根据规则第47章之规定，对诉讼费用金额进行裁决之程序。

二、固定诉讼费用

所谓固定诉讼费用，指在法定情形下明确规定许可律师收取的定额费用，包括固定起诉费、判决登记费、其他固定诉讼费用。此外，法院亦可收取适当的固定手续费。比如，小额索赔案件中的固定诉讼费用包括表一规定的固定起诉费，以及原告承担的法院手续费；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的固定诉讼费用，为80英镑另加签发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应承担的有关法院手续费。

(一)适用范围。固定诉讼费用适用于如下情形：一是原告只提出一项诉讼请求，仅为给付特定款项金钱之诉的，且根据规则第12.4条第1款取得缺席判决的、或根据规则第14.4条第3款取得基于自认的判决的、或根据规则第14.5条第6款取得基于诉讼请求部分自认的判决的、或根据规则第24章取得简易判决的；或法院已根据规则第3.4条第2款第a项作出驳回答辩命令的、或适用规则第45.3条 的；二是原告仅提出一项要求给付财物的诉讼请求，法院在签发诉状时即可确定审理日期的诉讼；三是上述情形中，诉讼请求金额超过25英镑的案件。

（二）固定起诉费的金额。见表一。

表一：固定起诉费金额

有关级别 由法院或通过原告送达以外的其他方式送达诉状格式的 由原告亲自送达诉状格式的；并且只有一个被告的 被告一个以上的，每增加一名被告由原告按单独的地址对其送达诉状格式的

诉讼请求金额25英镑以上500英镑以下的 50英镑 60英镑 15英镑

诉讼请求金额500英镑以上1,000英镑以下的 70英镑 80英镑 15英镑

诉讼请求金额1,000英镑以上5,000英镑以下的；或者提出的唯一诉讼请求为交付财物，但在诉状格式中未明确或陈述财物金额的 80英镑 90英镑 15英镑

诉讼请求金额5,000英镑以上的 100英镑 110英镑 15英镑

（三）判决的登记费用。见表二。

表二：判决登记的固定费用

判决金额超过25英镑但低于5,000英镑的 判决金额超过5,000英镑的

根据规则第12.4条第1款(通过请求，对诉讼请求仅为给付金钱之诉的判决登记)之规定，没有送达认收书时作出的判决 22英镑 30英镑

根据规则第12.4条第1款(通过请求，对诉讼请求仅为给付金钱之诉的判决登记)之规定，没有提出答辩时作出的判决 25英镑 35英镑

根据规则第14.4条(基于自认的判决)或第14.5条(基于对诉讼请求部分自认的判决)之规定作出判决，并且原告接受被告关于付款方式的建议，对此种情形作出判决的登记 40英镑 55英镑

根据规则第14.4条(基于自认的判决)或第14.5条(基于对诉讼请求部分自认的判决)之规定作出判决，由法院裁决付付款方式和期间，对此种情形作出判决的登记 55英镑 70英镑

根据规则第24章之规定进行判决，或者法院根据规则第3.4条第2款第a项之规定驳回答辩，在上述情形下，基于当事人申请作出的简易判决之登记 175英镑 210英镑

根据《1974年消费信用法》(59)所指协议提出交付财物的诉讼请求，对该诉讼请求作出的判决之登记，以及本表未列明的其他判决之登记 60英镑 85英镑

（四）其他固定诉讼费用。见表三。

表三：其他固定诉讼费用

由当事人送达任何需要本人送达文书的，包括向受送达的各自然人准备和复制送达回证 15英镑

根据规则第条作出的命令，向受送达的各自然人采取替代方式送达的 25英镑

域外送达文书的 苏格兰、北爱尔兰、萌岛或英吉利海峡岛屿 65英镑

其他任何地区 75英镑

三、诉讼费用的详细评定程序

(一)详细评定的一般规则

1.详细评定的时间。一般规则是，至诉讼程序终结之日，方可对有关诉讼程序或者部分程序的诉讼费用进行详细评定，除法院责令进行即时评定的之外。所谓诉讼程序终结之日，指法院对诉讼系争事项作出终局性裁决，不论是否发生上诉程序。根据规则第41章作出临时性赔偿裁决的，视为对系争事项作出终局性裁决。即使诉讼程序正在进行的，法院亦可作出指令，或者当事人可通过书面协议，将诉讼程序视为终结。如诉讼程序继续进行没有真实可能的，则诉讼费用法官或区法官可作出准许提起诉讼费用详细评定程序的命令。

规则第47.2条规定，上诉程序未决时，对诉讼费用的详细评定程序并不中止，但法院指令中止的除外。在上诉程序未决期间，申请中止诉讼费用详细评定程序的，可向作出上诉命令的法院或上诉审理法院提出。

2.详细评定程序的管辖地。详细评定程序中的所有申请书和请求函，皆须向法院适当的部门(the appropriate office) 提交。法院可基于当事人申请，或者法院依职权自行，根据规则第47.4条第2、3款作出指令，指定特定法院、区登记处或部门为诉讼费用详细评定的适当部门。法院在依职权自行作出上述指令前，应给予当事人陈述的机会。法院指令最高法院诉讼费用处为适当部门的，须考虑诉讼费用清单、涉及事项的难度、听审程序进行可能的时间、当事人的费用以及任何其他有关事项后，认为适合由最高法院诉讼费用处进行评定的，方可作出有关命令。

3.法院授权官员之权力。司法大臣授权评定诉讼费用的最高法院诉讼费用处和家事法庭主登记处的法院官员，如为高级主管官员(senior executive officers)的，有权审理主张诉讼费用不超过17,500英镑(不包括增值税)的案件，如为首席官员(principle officers)的，则有权审理主张诉讼费用不超过35,000英镑(不包括增值税)的案件。法院授权官员进行详细评定程序时，拥有法院之全部权力，但不包括：(a)作出规则第48.7条规定的浪费诉讼费用命令(wasted costs orders)之权力；(b)根据第44.14条(诉讼参加人行为不当时法院之权力)、第47.8条(启动详细评定程序延迟之制裁)、第47.3条第2款(对法院授权官员进行详细评定的异议)作出命令之权力；(c)对委托人应支付给律师的诉讼费用进行详细评定之权力，除非有关诉讼费用已根据规则第48.5条(应向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支付款项案件的诉讼费用)进行评定之外。

如当事人对法院授权官员进行详细评定程序有异议的，法院可责令由诉讼费用法官或区法官主持程序。如受送达诉讼费用争点书的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及详细评定程序中的其他当事人达成协议，不由法院授权官员对诉讼费用进行评定的，则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在请求法院确定听审程序日期时，须告知法院，法院应安排由诉讼费用法官或区法官主持听审程序。在其他情形下，反对由法院授权官员主持诉讼费用评定程序的，须根据规则第23 章(有关申请法院命令的一般规则)之规定，向诉讼费用法官或区法官提出申请，列明异议理由，如果理由充分的，法院应责令由诉讼费用法官或区法官进行评定。

(二)详细评定程序的启动

1.程序的启动与文书的送达。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向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送达有关文书格式载明的启动详细评定程序通知书、诉讼费用清单副本时，详细评定程序启动。启动详细评定程序通知书采取第N252号文书格式；诉讼费用清单能够复制成磁盘的，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请求提供磁盘的，应在7日内向其免费提供磁盘。

如详细评定程序涉及的诉讼费用不包括任何额外责任的，则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须向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及其他有关人士 ，送达启动详细评定程序通知书、诉讼费用清单副本、就诉讼费用清单中主张的手续费而言，辩护律师及任何专家收费收据副本、有关主张其他补偿及补偿金额超过250英镑的书面证据、列明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拟送达启动详细评定程序通知书的任何受送达人姓名和地址的陈述。如仅涉及额外责任 的，则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须向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及其他有关人士，送达启动详细评定程序通知书、诉讼费用清单副本、额外责任的有关细节、列明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拟送达启动详细评定程序通知书的任何受送达人姓名和地址的陈述。如详细评定程序既涉及基于诉讼费用，又涉及额外责任的，则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须向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及其他有关人士送达上述两类文书。

2.启动详细评定程序的期间。见表四。

表四：启动详细评定程序的期间

详细评定的权利来源 须启动详细评定程序的期间

判决、指令、命令、裁决或其他决定 自判决等作出之日起3个月。如在上诉期间详细评定中止的，自解除程序中止命令之日起3个月

根据规则第38章撤诉 自根据规则第38.3条送达撤诉通知书之日起3个月；或者自根据规则第38.4条请求驳回撤诉通知书之申请驳回之日起3个月

对规则第36章规定的和解或付款要约的承诺 自产生诉讼费用权利之日起3个月

如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未在表五或法院指令的期间启动详细评定程序的，则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可申请法院作出命令，要求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在法院指定期间，启动详细评定程序。如在法定期间不启动详细评定程序的，法院可取消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本可享有的全部或部分诉讼费用。

3.诉讼费用争点书。详细评定程序的任何当事人，皆可通过向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或详细评定程序的其他当事人送达诉讼费用争点书(points of dispute)，对诉讼费用清单中项目提出争议。诉讼费用争点书应简明扼要、切中要害，准确陈述争议的性质和理由；标明对诉讼费用清单提出争议的每一项目；如切实可行的，就寻求降低的每一项目提出建议的金额；由送达诉讼费用争点书的当事人或其律师签署。向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送达争点书的当事人，须同时向详细评定程序中其他所有当事人送达副本。诉讼费用争点书能复制成磁盘形式的，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在收到诉讼费用争点书14日内，请求提供复制有诉讼费用清单磁盘的，则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须在收到请求书7日内，向其免费提供磁盘。

送达诉讼费用争点书的一般期间为，送达启动详细评定程序通知书21日内，但当事人可协议延长或缩短，亦可向法院适当的部门申请延长或缩短这一期间。

送达诉讼费用争点书的期间界满，未向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送达诉讼费用争点书的，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可申请法院作出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包括责令支付有关诉讼费用的命令。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的执行程序，可不由最高法院诉讼费用处签发。但在法院签发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前，当事人送达诉讼费用争点书，法院可不签发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

如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无权取得诉讼费用的，则法院须撤销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在其他情形下，惟有申请人向法院提出充分理由，且提出申请的同时提交诉讼费用清单副本、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副本、以及申请时建议送达的诉讼费用争点书草案的，方可依规则第47.12条第2款撤销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法院在决定是否撤销或变更时，还须考虑寻求法院命令的当事人是否立即提出申请。

4.诉讼费用协商一致的程序。如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与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就诉讼费用达成协议的，则可申请法院作出金额协商一致的临时性或终局性诉讼费用证明书。如在详细评定程序中，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主张，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已同意支付但却并未支付诉讼费用，亦未就当事人协议提出申请的，则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可申请法院签发诉讼费用证明书。上述申请须有证据支持，由签发诉讼费用证明书的法院官员审理。申请的相对人至少须在举行听审程序前2日，提交并送达其依赖的任何证据。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可根据规则第38章撤销诉讼费用的详细评定程序。如当事人请求举行诉讼费用详细评定听审程序的，则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不得撤销详细评定程序，但可协议撤回诉讼费用清单。

(三)诉讼费用清单

诉讼费用清单应载明：标题页；背景信息；标题项下主张的诉讼费用项目；清单每一页的全部诉讼费用汇总；非常规出庭的时间列表；有关证明书等。

1.标题页须列明：诉讼程序的完整标题；开列清单的当事人姓名，以及表明其评定诉讼费用权利的文书介绍；如主张的诉讼费用包括增值税的，则诉讼人或其他涉及主张增值税的人之增值税号码；就诉讼费用清单中载明的费用主张而言，法律援助证明书、法律服务委员会证明书和有关修正证明书的细节。

2.背景信息须列明：对至启动详细评定程序通知书签发之日的诉讼程序作简要介绍；关于收取诉讼费用的律师或律师雇员地位之陈述，以及(若以小时费率收费的话)各人提出的小时费率；简要解释影响诉讼费用清单中主张诉讼费用的、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与其律师之间签订的委托协议。

3.诉讼费用项目，大致包括：律师出庭费用；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出庭费用、通讯(包括信函或电话)费用；证人包括专家证人出庭费用、通讯费用；为诉讼程序目的对财产或地点的勘察费用；其他人士包括公共记录官员的出庭费用、通讯费用；与法院和律师的通讯费用；文书准备费用；为诉讼和解而进行有关协商谈判的费用；其他费用，比如准备和核实诉讼费用清单的费用。每一项目皆连续以数码编号。

4.律师业务的收费标准，有关诉讼费用的诉讼指引第4.16条对此作了规定。(1)日常信函和日常电话以每6分钟为一个计算单位收费，费用按适当的小时费率计收。信函的收费包括精读及思考有关信函，收到的信函不单独收费。(2)律师接受的电子邮件通常不收费。法院可基于自由裁量权，就律师发送相当于出席的电子邮件，许可律师按其记录的实际时间收取费用。法院亦可基于自由裁量权，许可律师向委托人或其他人发送的电子邮件，按每6分钟为一个计算单位收费，费用按适当的小时费率计收。(3)律师在本地旅行所产生的费用，不予收费。关于“本地”的界定，由法院自由裁量，一般指审理案件的法院周围10英里以内。如律师主张就旅行时间或等待时间收取费用的，应按律师与委托人协商的费率计收，超过评定每小时费率的除外。(4)邮资、信使、外出电话、传真和图文传真等费用，一般不得收取，但法院可自由裁量，例外地许可收取有关特定情形的费用或者特别大额的费用。(5)复印文书的费用，一般不得收取，但法院可自由裁量，例外地许可收取有关特定情形的费用，或者有关案件性质要求复印的文书庞大繁多的，亦可收取费用。如法院援引自由裁量权的，则须在诉讼费用清单中列明，复印文书的数量、目的以及主张的费用。(6)首席律师与其人之间的费，原则上从首席律师收费中支出。

5.清单的分列。诉讼费用清单必要时可分成二个或二个以上部分，比如：(1)在诉讼进行的过程中，如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本人参加诉讼的，则分列清单，以区别基于诉讼人办理的业务而主张的诉讼费用和基于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本人进行的工作而主张的诉讼费用；(2)在诉讼进行的过程中，如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由不同律师的，则分列清单，以区别应支付给不同律师的诉讼费用；(3)如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就全部或部分诉讼程序获得法律援助或法律服务委员会资助的，则分列清单，以区别主张在获得法律援助或法律服务委员会资助前、后的诉讼费用、以及援助终止后的诉讼费用；(4)如在诉讼程序中，主张增值税以及增值税率发生变化的，则分列清单，以区别根据新、旧增值税率主张的诉讼费用；(5)如诉讼费用清单涉及根据命令应支付的费用，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各不相同的，则分列清单，以区别承担诉讼费用的各当事人分别承担的诉讼费用金额；(6) 如诉讼费用清单涉及根据命令应支付的费用，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希望区别不同时段计算利息的，则分列清单，以便区别分别计算的利息。如诉讼费用清单分成不同部分的，诉讼费用清单一览表亦须对每一部分的金额汇总。如清单每页都汇总的，则诉讼费用清单一览表亦须列明每页的汇总。

(四)详细评定听审程序

1.请求期间。请求举行详细评定听审程序的期间，为启动详细评定程序期间到期后3个月。如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在法院指定期间不请求举行详细评定听审程序的，法院可取消其本可享有的全部或部分诉讼费用。

2.文书资料。提交举行详细评定听审程序的请求书，须一并提出如下文书：启动详细评定程序通知书副本；诉讼费用清单副本；产生详细评定权利的文书 ；诉讼费用争点书副本，并进行必要的批注，以表明哪些项目达成协议、价值如何、以及哪些项目尚有争议、价值如何；送达的回复书副本；法院就将进行评定的诉讼费用作出的所有命令之副本；根据本部分诉讼指引第31.3条之规定，向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送达的收费收据和其他书面证据之副本；如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就律师费用主张争议的，律师向委托人提出的、解释律师如何计算的协议、信函或其他书面信息；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或其律师签署，列明详细评定程序所有当事人姓名、送达地址、参考、电话号码和传真号码的声明，声明还须对举行听审程序的时间长度进行预计；如由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以外的其他当事人申请举行诉讼费用详细评定听审程序的，本条列明的有关文书须由该当事人控制；如对法律援助当事人或法律服务委员会资助当事人的诉讼费用进行评定的，包括法律援助证明书、法律服务委员会证明书、有关修正的证明书，以及任何撤销或撤回的根据或证明书；诉讼费用惯例列表之F(3)所指的证明书；就诉讼费用清单中主张的诉讼费用而言，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副本；如果法律援助当事人与详细评定听审程序存在利害关系，且希望出席听审程序的，可向法院提交送达有关通讯地址；如由法律服务委员会支付的诉讼费用采取指示费率的，则提交在诉讼费用清单中列明所有项目的诉讼费用清单附表，附表对他方当事人主张的诉讼费用依法律援助指示费率计算，当然可主张提高或降低费率。如诉讼费用由法律援助基金或其他资金支出的，诉讼费用详细评定程序稍有不同，规则第47.17、47.17A条对此作了规定。

当事人可变更诉讼费用清单、诉讼费用争点书或回复书，无需经法院许可，但法院可不予支持，或者许可在一定条件下变更，包括要求支付因变更而引致或浪费的任何诉讼费用为条件。详细评定程序终结的，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或诉讼人，可取回支持诉讼费用清单所提交的文件。

3.听审程序安排。法院一收到要求举行详细评定听审程序请求书，就应确定举行听审程序的日期。法院至少应提前14日，将听审程序举行的时间和地点，通知出席详细评定审理程序的所有人。有关当事人可申请变更听审程序，或就变更达成协议，由法院确定。注意，惟有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以及根据规则第47.9条送达诉讼费用争点书的当事人，方得出席详细评定审理程序，但法院特别许可的除外。审理程序中只能提起诉讼费用争点书列明的项目，法院另有指令的除外。

(五)诉讼费用证明书

诉讼费用证明书包括临时性和终局性诉讼费用证明书。法院在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提交详细评定审理程序请求书后，可随时签发其认为适当的临时性诉讼费用证明书，包括责令支付有关诉讼费用的命令。当然法院亦可修正或取消临时性诉讼费用证明书。

在详细评定听审程序中，法院应通过在诉讼费用清单上进行适当的批注，驳回或减少诉讼费用清单中主张的金额。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在举行详细评定听审程序后，应完成诉讼费用清单，就每一项目阐明当事人协议或许可的正确金额，适当时重新计算诉讼费用清单金额汇总。详细评定审理程序终结14日内，当事人应提交最后的诉讼费用清单(a completed bill)，载明经详细评定程序对诉讼费用进行评定计算后应支付的诉讼费用金额。

提交最后的诉讼费用清单时，法院应签发终局性诉讼费用证明书，包括责令支付有关诉讼费用的命令，并送达给详细评定程序的所有当事人。但惟有付清诉讼费用评定有关的所有法院手续费的，法院方签发终局性诉讼费用证明书。终局性诉讼费用证明书应载明：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任何诉讼费用金额，或者在详细评定程序中已经许可的诉讼费用金额；如切实可行的，就已达成协议或许可的诉讼费用之增值税，达成协议或法院许可的费用金额。

(六)详细评定程序本身的费用

诉讼费用详细评定程序所产生的诉讼费用，一般由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承担，并载入诉讼费用清单。但法律、规则、诉讼指引另有规定或者法院另行作出命令的除外。法院在作出费用承担命令时，须考虑所有因素，包括当事人的行为、诉讼费用清单已减少的金额(如有减少的话)、就一方当事人而言，主张特定项目的诉讼费用或对此提出争议是否合理。

如当事人就引起评定程序的诉讼程序之诉讼费用，提出书面和解要约，并声明要约不受损害的，则法院在裁决费用承担时应考虑有关要约。提出的和解要约须指明，是否拟包括准备诉讼费用清单的费用、利息和增值税。和解要约可包括或排除上述全部或部分项目，但须在和解要约上明确其主张，否则视为包括上述所有项目。

(七)详细评定程序中裁决的上诉

1.上诉条件。详细评定程序的任何当事人(法律援助当事人除外)，皆可对法院在详细评定程序中作出的任何裁决提起上诉。提起上诉的初步条件为：请求提供该详细评定裁决的书面理由；取得法院许可；并提交上诉通知书。对法院授权官员作出的裁决提起上诉，无需取得许可，亦无需寻求书面理由。对诉讼费用法官或区法官的裁决提起上诉，除依规则第44.14条(诉讼参加人行为不当时法院的权力)、第48.7条(浪费诉讼费用命令)制裁诉讼人的裁决外，皆须经法官许可。

2.上诉审法官。对法院授权官员作出的裁决提起上诉的，如详细评定程序在高等法院进行的，向该法院的诉讼费用法官、区法官或法官，如程序在郡法院进行的，向区法官或巡回法官提起上诉。对诉讼费用法官或区法官作出的裁决提起上诉的，如详细评定程序在高等法院进行的，向该法院的法官，如程序在郡法院进行的，向巡回法官提起上诉。

3.上诉程序。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在提交最后的诉讼费用清单时，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在详细评定审理程序终结7日内，可通过提交请求书，请求作出裁决的法院提供详细评定程序的裁决理由。有权提起上诉的当事人可通过提交上诉通知书提起上诉。对法院授权官员作出的裁决提起上诉的，上诉人须在法院官员向其送达裁决理由14日内，或者如法院指令无需取得裁决理由的，自该指令作出之日起7日内提起。对诉讼费用法官或区法官作出的裁决提起上诉的，上诉人须在法院许可对有关裁决提起上诉之日起14日内，提交上诉通知书。法院一收到上诉通知书，则应向详细评定程序的其他各方当事人送达上诉通知书副本，并向上述当事人发送上诉审理程序通知书。

就对法院授权官员作出裁决提起的上诉而言，法院应对引起上诉裁决的程序进行复审，并作出命令或适当的指令。就对诉讼费用法官或区法官作出的裁决提起上诉而言，如法院认为许可提起上诉的，则法院可作出任何命令或指令。法院在审理上诉时，有权委任二名技术陪审员，其中一人为区法官或诉讼费用法官，另一人为出庭律师或律师。

(八)由特定主体或向特定主体支付的诉讼费用

规则第48.1-48.6A条规定了由特定主体或向特定主体支付的诉讼费用，主要包括：

1.申请法院作出诉前开示或对诉讼外第三人的开示命令，法院一般裁决被请求作出命令的人，承担申请费用以及履行根据申请作出的任何命令之费用。但法院亦可考虑各种因素，作出不同的命令，包括：被请求作出命令的人反对申请理由的充分程度；提出申请的当事人是否遵守有关诉前议定书。

2.法院在考虑是否作出有关诉讼外第三人的诉讼费用命令时，须追加该人为确定诉讼费用之程序当事人，并给予其出席审理程序之合理机会，法院在审理程序中将进一步考虑有关事项。但对法律援助委员会作出命令、作出浪费诉讼费用命令、依规则第48.1条作出诉前开示或对诉讼外第三人开示命令除外。

3.以受托人或遗产管理人身份参加任何诉讼程序的当事人，诉讼费用从其作为受托人或遗产管理人身份管理的基金中开支，诉讼费用基于补偿标准评定。但受托人或遗产管理人的行为追求基金目的以外的其他利益除外。

4.对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的当事人向律师支付的诉讼费用，以及应向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当事人支付的诉讼费用，法院一般应责令进行详细评定。但如下情形无需进行诉讼费用详细评定：(a)无需为保护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利益或财产而作出命令的；(b)他方当事人已同意就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的诉讼费用，支付特定金额款项，以及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的律师已自动放弃主张进一步诉讼费用权利的；(c)法院已通过简易评定方式，裁决应支付给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的诉讼费用的，以及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的律师已自动放弃主张进一步诉讼费用权利的；(d)保险人或其他人有责任清偿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应支付其律师的律师费用，以及法院认为，保险人或其他人在经济上有能力清偿有关费用的。

5.本人参加诉讼的当事人 之诉讼费用由其他各方当事人支付的，不得超过当事人由诉讼人时准许收取诉讼费用的三分之二，但存在补偿费用的情形除外。本人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可取得的诉讼费用补偿，包括：如有关事务由诉讼人当事人完成，所准许收取或补偿的费用；该人就诉讼取得法律服务所合理支出的费用；以及为对评定主张的诉讼费用而请求专家 帮助的费用。

6.集团诉讼费用命令。

如签发集团诉讼命令的，依规则第48.6A条确定有关诉讼费用。除法院另有指令外，就集团诉讼当事人作出的共同诉讼费用，每一集团诉讼当事人按共同诉讼费用的份额，分别承担责任。所谓共同诉讼费用(common costs)，指有关集团诉讼命令事项所产生的诉讼费用、进行试验性诉讼程序所产生的单一诉讼费用、以及首席律师在管理集团诉讼中所产生的诉讼费用。如集团诉讼当事人系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的，则除承担应向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支付的诉讼费用外，还须负担有关单一诉讼费用((individural costs，即集团登记中单一诉讼所产生的诉讼费用)、以及与所有其他集团诉讼当事人一并平均分摊共同诉讼费用。

法院就一项或多项集团诉讼命令事项、以及仅涉及单一诉讼的事项之申请或审理程序，作出诉讼费用命令的，应就共同和单一诉讼费用的承担比例作出命令。如某一诉讼在集团登记前便已产生共同诉讼费用的，法院可责令集团诉讼当事人承担有关诉讼费用的比例。如从集团登记中撤销某一诉讼的，法院可就该诉讼作出诉讼费用命令，包括至该诉讼从集团登记中撤销之日止所产生的共同诉讼费用比例。管理法院可责令集团登记的原告承担或分担解决共同事项的诉讼费用，或者有关试验性诉讼的诉讼费用。

四、律师费用

规则有关诉讼费用的规定很多涉及到律师费用，第48章第2节又专门就律师收取委托人的费用特殊情形作出了规定。

(一)律师与委托人费用详细评定之基础

律师收取委托人的费用，根据补偿基础评定，除律师与委托人已达成书面协议，准许律师费金额可高于委托人能从他方当事人处补偿的费用之外。但可作如下推定：(a)如诉讼费用的产生经委托人明示或默示同意的，推定已合理产生；(b)如诉讼费用的金额经委托人明示或默示同意的，推定金额合理；(c)费用性质特别、金额特殊、且律师未告知委托人，有关诉讼费用最终不一定能从他方当事人处全部取得补偿的，推定为诉讼费用产生不合理。

(二)浪费诉讼费用命令

规则第48.7条针对诉讼人，规定了法院可在诉讼程序任何阶段，作出诉讼人对诉讼费用承担个人责任的浪费诉讼费用命令。法院可依职权作出浪费诉讼费用命令，当事人亦可通过通过书面或言词方式申请这一命令。

法院作出浪费诉讼费用命令条件为：诉讼人行为不适当、不合理或者有过失的；其行为导致一方当事人产生不必要的诉讼费用；以及无论如何，责令诉讼人全部或部分补偿有关当事人的诉讼费用为公正的。当事人提出的申请通知书及证据须明确提出，有关诉讼人为或者不为何种行为，以及请求责令其承担的诉讼费用。

法院应就每一案件应遵循的程序作出指令，以确保对系争事项的审理，视不同情况采取公平、简洁、便利的方式。在第一阶段，法院须确信，当事人已向法院提交证据或其他材料，如果诉讼人不予答辩，将可能导致法院作出浪费诉讼费用命令，且作出有关命令的程序是公正的。在第二阶段，法院应给予诉讼人以合理机会向法院陈述理由，再考虑是否作出浪费诉讼费用命令。法院在作出浪费诉讼费用命令前，可责令诉讼费用法官或区法官对有关事项进行调查，并向法院报告。

(三)风险收费

英国的诉讼成本在世界范围来看是相当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律师的小时费率制度，且无上限，并不考虑诉讼结果，而败诉方则须承担胜诉方的诉讼费用。近年来，英国允许律师基于风险收费协议 收费，如委托人败诉，无需支付律师费，但如委托人胜诉的，则律师除收取正常律师费用外，另外收取胜诉费，金额可直至小时费率的100％。

委托人可申请法院对基本诉讼费用、递增比例、或对两者进行评定，亦可申请法院降低律师已根据风险收费协议，向委托人收取的比例递增 费用。申请通知书须列明如下事项：降低比例递增的理由；以及递增的比例应该是什么。法院在评定律师费用比例递增时，应考虑所有相关因素，比如：应支付手续费或费用的情形可能不发生的风险；未预付款项产生的不利；可根据风险协议支付的金额，是否限于委托人可获取的任何损害赔偿之特定比例；律师与辩护律师之间是否存在风险收费协议；律师对任何费用补偿的责任。

(四)律师费用评定程序

律师须自评定律师费用命令送达28日内，向委托人送达律师费用明细表(a breakdown of costs) 。委托人须自律师费用明细表送达之日起14日内，送达律师费用争点书。如律师希望送达回复书的，须自律师费用争点书送达14日内向委托人送达。各方当事人皆可提交确定审理程序日期的请求书，提交期间为：律师费用争点书送达后，但自评定律师费用命令作出3个月内。

请求书须载明举行详细评定听审程序预计的时间长度，提出请求书时须一并提交如下文书副本：发送律师费用清单或者对律师费用清单进行评定的命令；送达供评定的律师费用清单；律师费用明细表，以及随律师费用明细表一并送达的任何发票或帐目；律师费用争点书副本，并进行必要的批注，以表明哪些项目达成协议，价值如何，以及哪些项目尚有争议，价值如何；所有诉讼费用争点书副本，并加以批注，表明法院已向其他诉讼当事人通知请求举行的评定听审程序细节；送达的任何回复书；提交请求书的当事人或其律师签署，列明诉讼程序中所有当事人姓名和送达地址的声明。法院至少应提前14日，将律师费用详细评定听审程序举行的时间和地点，通知有关人士。

五、法律援助

(一)法律援助机构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法律援助、法律援助制度最为完善、援助开支最高的国家之一。英国1992年法律援助共支出6.82亿英镑，1996至1997年度为14.78亿英镑，1998至1999年度预计为16.02英镑。 英国的法律援助由法律援助委员会(The Legal Aid Board)负责，法律援助委员会由12-17人组成，成员由司法大臣任命并对司法大臣负责，至少应包括两名由律师公会推荐的事务律师和两名由律师联合委员会推荐的出庭律师。司法大臣有权制订法律援助方面的规章和命令、监督和管理法律援助事务、协同财政部决定法律援助基金的使用。

英国近年来的民事司法改革特别关注法律援助问题，就法律援助委员会和法律服务委员会(Legal Services Commission)作了许多规定，努力解决经济能力不同的当事人在接近司法的平等性。英国现行法律援助的主要依据包括：《1988年法律援助法》、《1989年民事法律援助(一般)规则》、《1999年接近司法法》、《2000年社区法律服务(诉讼费用保护)规则》。《1999年接近司法法》和《民事诉讼规则》设置了新的法律服务委员会，作为社区法律服务署(the Community Legal Service)组成部分， 保障依经济原则在社区范围内提供法律援助，在竞争基础上向律师事务所授予援助业务特许权，支付固定的法律服务费用。进而，给付金钱案件将不再提供援助，原告可基于风险合同聘请律师。

(二)法律援助的种类和形式

英国的法律援助大致可分为民事法律援助、刑事法律援助和特别诉讼法律援助三种。 民事法律援助是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为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提供的法律援助。刑事法律援助是对刑事被告人提供的法律援助。特别诉讼法律援助包括青少年诉讼程序(Care Proceedings)中的援助和藐视法庭诉讼(Contempt Proceedings)中的援助。

法律援助的形式大致包括：提供咨询，法律协助和法律。根据《1999年接近司法法》第9条规定，法律服务委员会提供不同的服务级别(level of service)，包括：(1)法律帮助，即有关法律问题的咨询和帮助，不包括诉讼和辩护；(2)在法院中的帮助，即在特定听审程序中辩护，但并非正式地诉讼；(3)家事调解；(4)诉讼，分为调查帮助(Investigative Help，即限于对潜在诉讼的是非曲直进行调查)和全面(Full Representation)；(5)批准的家事帮助，具体形式有调解帮助(Help with Mediation，即支持家事调解程序的法律咨询)和概括性家事帮助(General Family Help，即帮助促成家事争议的和解，而无需提起对抗制诉讼)；(6)资金资助，即在主要由私人出资的昂贵诉讼案件中，基于或涉及风险收费协议，提供部分资金资助，具体形式包括调查资助(Investigative Support，相当于调查帮助)和诉讼资助(Litigation Support，相当于全面)。

(三)法律援助的条件和程序

申请人提出申请，符合一定的条件才能成为接受法律援助当事人或法律服务委员会资助当事人。依《1988年法律援助法》第15条规定，民事法律援助的申请人须符合两项条件：一是基于合理的理由参与诉讼；二是财产状况必须符合法律援助法律、规章的规定。而诉讼理由是否合理、财产状况是否符合要求，由各级法院来判断和执行。其中财产标准经常调整，如1995年，年收入 7187英镑(人身伤害案件为7920英镑)以下的人，才有资格申请民事法律援助。其中年收入在2425至7187英镑之间的人，在接受法律援助期间每月应将其年收入中超过2425英镑部分的三十六分之一捐给法律援助委员会；年收入在2425英镑以下的人，没有捐助之义务。另外除主管机关特别授权之外，申请民事法律援助的人，其“可支配资产(Disposable Capital)” 金额不得超过6750英镑(人身伤害的为8560英镑)。

授权委托书英文篇8

2007年5月30日凌晨，财政部突然宣布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由1‰调整到3‰，当天沪深两市双双暴跌，许多股民惊慌之中忍痛割肉，夺路而逃，证券市场哀鸿遍野。

一年之后，当我们重新回顾这一事件时，一个最起码的问题不得不提出来：财政部有调整印花税的权力吗？

按宪法和法律规定，政府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判断政府行为是否正当，首先要看它的法律依据。从本质上说，人民政府受人民委托从事公共行政服务，宪法和法律则是人民签发的“授权委托书”。财政部作为国务院的职能部门，其行使权力的范围和程序均由“授权委托书”确定，因此，财政部有没有权力调整印花税，只能在“授权委托书”中寻找答案。

1988年8月6日，国务院颁布《印花税暂行条例》，该条例虽然规定由财政部负责解释并制订施行细则，却并未规定财政部可以调整印花税的税率，反而明确“具体税率、税额的确定，依照本条例所附《印花税税目税率表》执行”。2000年3月15日通过的《立法法》规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只能制订法律。《立法法》所说的“法律”是狭义的法律，与广义的法律不同。广义的法律包括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所有规范性文件，既包括全国人大制订的“法律”，也包括国务院制订的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制订的地方法规，还包括法院、检察院颁布的司法解释，行政部门颁布的行政规章；而狭义的法律单指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订的规范性文件。很显然，印花税涉及广泛征收公民个人财产，属于“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按《立法法》的规定应当制订“法律”，但《印花税暂行条例》不是“法律”，而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立法法》生效后，印花税的征收和税率调整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合法依据，不仅财政部，就是国务院也没有调整印花税税率的权力。的确，考虑到我国法制逐步完善的历史与现实，完全否定《印花税暂行条例》的效力可能并不恰当，但就算《印花税暂行条例》继续有效，它何曾授权财政部去调整税率？何况这次调整是在《立法法》明确规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应当制订法律之后？更何况是从1‰调整到3‰，大幅度增加纳税人的税负？

财政部没有这个权力！不论它的目的多么正当或多么高尚，擅自调整印花税税率的行为都已超越了法律授权，是违法行为。即便按照行政机关的决策程序，这一行为可能经过了更上一级领导的同意，仍不能改变违法的事实，因为领导同意了，人民没有同意。《立法法》是我国宪法体系的一部分，财政部的行为实际上已构成违宪。为此，笔者曾于2008年“两会”期间呼吁新税的开征、税率的变更应由全国人大来决定，而不应授权行政部门来决定。

2008年4月26日，印花税税率又调降至1‰，又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决定的。虽然这种顺应民意的做法值得肯定，但政府显然没有接受意见，继续违法。

理解《立法法》的规定并不需要高深的学问。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人民都很忙，不一定有管理国家的兴趣和精力，只好选代表去干那些细碎的活儿，所以，人大制订的法律反映的是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人民之间的契约，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人民意志。政府受人民委托、在人民监督下行政，必须遵守人民契约，在人民授权的范围内行事，即使是为公共利益的目的和需要，政府要拿走人民的自由和财产，也应当经人民事先同意并授权，所以才有“罪刑法定”、“税收法定”等基本法律原则。行政机关根本没有决定征税的权力，有的只是执行法律规定的责任。财产本是一切自由权利的物质前提，我等小民在没有基本社会保障、没有公平竞争环境的条件下挣点血汗钱如此不易，如果政府不管你是否同意，想拿就拿，想拿多少就拿多少，那又如何当得起“人民政府”的神圣称号呢。

1215年，英国各地封建领主与英王签订《自由大》，其中规定除三项税金外，“不得征收代役税金或贡金，唯全国公意所许可者，不在此限”。该规定反映的“征税需经被征者同意”思想，被认为是“税收法定”原则的萌芽；1627年的《权利请愿书》规定，非经国会同意，不宜强迫任何人征收或缴付任何租税或类此负担，这一规定被法学界普遍认为正式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1765年，英王乔治三世提出了征收范围广泛的印

花税，导致北美殖民地此起彼伏的反英运动，直至莱克星顿民兵打响了第一枪，拉开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后来的《独立宣言》在历数英王罪恶时，其中一条就是“他未经我们同意就向我们征税”。1789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为解决财政危机，不得不召开停止多年的三级会议，会议意在通过新的课税计划，却引发了第三等级与国王之间的斗争，从此开始了法国大革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授权委托书英文篇9

货运授权委托书详细合同范本

委托方：_________(以下简称甲方)

受托方：_________(以下简称乙方)

甲、乙双方为更好地开展海运进出口业务，双方经友好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等法规的有关规定，现甲方委托乙方作为其人货物出口的配舱、装船、进栈、报关等一系列货运工作，达成如下协议，以便共同遵守。

一、甲、乙双方均持有有效营业执照，并且严格按照营业执照中的营业范围开展业务。由于甲方的违法经营行为给乙方所造成的一切损失与不利后果，甲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二、甲方同意将其揽取的或其生产的货物委托乙方安排运输。

三、订舱时，甲方应正确填写由乙方提供的规定格式的订舱委托书，并加盖公章或订舱专用章以书面的形式传真或派人送交乙方，保证委托书内容的完整性，其中应当包括但不限于所托运货物之件数，重量，体积，目的港，装船日期，货物品名(中英文品名)。甲方对于在装卸、储存、保管或运输中有特殊要求的货物应在委托书中明确提出并随附相关文件。如果委托书内容未注明，由此可能产生的一切风险、责任和费用均由甲方承担。同时，甲方需于委托书上注明本协议编号，以免丧失协议内容之权利。

四、订舱内容要求更改或取消时，甲方必须最迟于货物装入集装箱的当天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并与乙方的相关操作人员书面确认，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风险和额外费用;若货物已进港或已离港，则乙方有权视情况决定拒绝更改。

五、甲方应当保证每月向乙方委托出口运输业务量不少于_________TEU。乙方及时向甲方提供有关承运人的船期及运价变动信息。

六、甲方同意按以下第_________种方式确认费用，本协议运价(由我司代收代付承运人，费用由运费和佣金组成)可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动作相应调整，经双方确认后生效。乙方为甲方垫付的额外费用实报实销。

1.乙方在甲方保证上述委托运输业务量的前提下，乙方按下述优惠价向甲方结算普通干货箱包干定额费：

自拖箱：人民币_________元20 人民币_________元40

报关费：人民币_________元票

其它费用：_________

(注：每票限一张报关单。如因报关内容较多需增加报关单，每张报关单增收电脑预录费人民币_________元，报关后退关收人民币_________元。)

2.海运费_________

订舱费_________

其他费用_________

七、海洋运费按双方确认运价(甲方可以在委托书上标明)或甲方得到船公司的确认价(应随附优惠协议号或确认件)执行，但仍应履行本协议第十一条之规定。

八、费用结算

1.经甲方要求，乙方同意按以下第_________种方式结算运费：

A.费用按航次结算，只有在甲方付清所有费用后，

乙方才交付提单。

B.甲方于船开后_________天内，将所发生的费用支付给乙方。

C.采用月结的形式，甲方垫付_________美元作押金，每月_________日结清上月乙方已垫付的费用。

2.经双方协议按以下第_________种方式支付费用：

A.现金的付款方式;

B.电汇，并及时把银行汇款水单复印件送交给乙方;

C.采取同城托收无承付的办法结算外汇海洋运费，双方另签定外汇同城托收无承付结算协议。

3.在甲方按时付款情况下，乙方按海洋运费_________%的比例退定舱佣金给甲方，确认或协议净价的除外。

4.甲方应当及时确认乙方之结算清单，若于收到结算单后七日内未予书面回复确认的，视为对于费用之确认。

九、甲方付清上述费用和报酬，乙方应及时将海关退还的核销单，退税单等有关单证交付甲方。

十、甲方应当按照乙方提供的费率或者其他计费依据向乙方支付应由甲方承担的费用和报酬，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甲方必须按照约定准时、足额支付全部费用，不得以任何理由拖欠任何基于本协议下业务所产生的费用。若甲方拖欠费用，则乙方有权采取以下措施维护自身权益，而由此所产生的一切风险、费用、责任均由甲方承担。乙方有权选择以下任何一种或数种方式：

(1)暂停一切本协议下业务的操作，直至费用付清;

(2)可以延迟签发包括提单等运输单证，直至费用付清;

(3)解除合同并要求甲方承担乙方因此所遭受的一切直接与间接损失;

(4)有权滞留本协议下业务中所产生的单证，包括但不限于提单、外汇核销单等单证;

(5)有权于所签发的当次提单上加以相应批注;

(6)通知目的港延缓交付货物。

同时，甲方对于拖欠之费用应当向乙方支付日万分之五的利息。甲方授权乙方代领提单或者其它类似权利凭证，视为甲方同意将上述凭证出质于乙方作为其应当承担的费用和报酬的担保。甲方应当保证其具有合同的出质权利。由于甲方出质不当造成第三人损失的，由甲方负责赔偿。

十一、乙方在收到船公司或其《配舱回单》后，应及时将定舱配载的船名、航次、关单号、运价等信息告知甲方(双方同意以乙方附于《订舱确认书》的传真报告作为已告知的最终证据)，甲方如有异议，应在收到乙方《订舱确认书》后一日内书面提出，否则视为同意。

十二、甲方委托乙方报关、报验，应在乙方要求的时间之前，根据不同货物的性质和各有关部门的监管或检验规定，应提供所必需的有关文件，依贸易性质不同可包括：合同、发票、商检证书、许可证、核销文件、报关单、手册、装箱单及有关批文等，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和一致性负责。

十三、甲方委托乙方代办货物装箱的，甲方应当及时送货至指定地点交乙方委托的装箱人装箱，并事先告知有关货物的详细状况;甲方自行监装的，则因装箱不当所产生的风险和责任由甲方自行承担。

十四、由于不可抗力事故，致使直接影响合同的履行或者不能按约定的条件履行时，遇有不可抗力事故的一方，应立即将事故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应在 _________天内，提供事故详情及合同不能履行、或者部分不能履行、或者需要延期履行的理由的有效证明文件，此项证明文件应由事故发生地区的有权机构出具。按照事故对履行合同影响的程度，由双方协商是否解除合同，或者部分免除履行合同的责任，或者延期履行合同。

十五、因甲乙双方中一方的原因导致合同预期利益不能实现，无责任方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解除本合同，同时有权要求过错方承担违约责任。

十六、因本协议项下委托所产生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无法协商或协商不成的，双方同意提交乙方所在地的海事法院审理。

十七、本协议自双方授权的如下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一年，到期双方无异议则自动顺延一年， 本协议一式四份，双方各持二份，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名称(盖章)：_________ 乙方名称(盖章)：_________

甲方地址：_________ 乙方地址：_________

外币账号：_________ 外币账号：_________

人民币账号：_________ 人民币账号：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货运授权委托书范文

委 托 方：xx (以下简称甲方)

受委托方：xx (以下简称乙方)

甲方委托乙方将货物交给甲方指定或认可的货运单位 xx托运，乙方凭货运单位的托运单作为与甲方的货物交割。乙方将货物交到货运单位后，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的一切风险和责任由甲方及货运单位承担。甲方可以选择托运时是否购买运输保险(是/否)，保险费由甲方自己承担。

委托方签名：

xx年1月8日

货运业务授权委托书

致：_________________公司

我单位现委托 (姓名)作为我单位合法委托人，授权其代表我单位进行_____________设计工作，该委托人的授权范围为：代表我单位与你们进行磋商、签署文件和处理______________活动有关的事务。在整个__________过程中，该人的一切行为，均代表本单位，与本单位的行为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单位将承担该人行为的全部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

人无权转换权。特此委托。

人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身份证号码：

(人签字样本)

日期： 年 月 日

竞标申请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授权委托书英文篇10

内容提要: 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的制度已经初具雏形,人、被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基本纳入了法律调整的范畴,但是,从立法体系上看,不协调之处甚多。另外,在我国法中,还存在不少原则性较强和可操作性较差的条款。为完善我国立法,应确立和贯彻两大法系兼收并蓄的原则,民商合一的原则,立法者强制干预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相兼顾等原则。当前,应以制定《民法典》为契机,完善我国立法,尤其是间接制度。《民法典》中的法体系可以设计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一般规定,第二部分是直接,第三部分是间接。应当将直接与间接共同适用的法律规则安排在一般规定之中,而在规范直接与间接时,应以关系中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与民事责任为框架进行系统的立法。 

 

 

一、我国现行的立法格局及存在的问题

1.我国现行的立法格局

 

我国现行的立法主要散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民事法律。此外,还包括有关制度的行政规章,如《关于外贸制的暂行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的若干意见》。

 

《民法通则》第4章第63条规定了的法律效果和的范围,该条继受大陆法系的传统,未规定间接,仅对直接做了规定:“人在权限内,以被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人对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第64条规定了的三种形式:委托、法定和指定。第65条规定了委托的形式、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的内容以及委托书授权不明时被人与人对第三人的连带责任。第66条规定了无权。第67条规定了人知道被委托的事项违法仍然进行活动,或者被人知道人的行为违法不表示反对时,被人和人的连带责任。第68条规定了复。第69条规定了委托终止的事由。第70条规定了法定或者指定终止的事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的若干意见》对于《民法通则》中的比较原则、模糊的制度条款又做了进一步的司法解释。其中,第79条补充规定了委托人或者被人为数人时,人与被人之间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第80条对《民法通则》第68条中的“紧急情况”做了解释。第81条规定了委托人转托他人办理转托手续的要求,以及委托人转托不明给第三人造成损失时民事责任的承担。第82条补充规定了被人死亡后委托人实施的行为依然有效的四种情况。

 

《合同法》在第3章“合同的效力”中对人代表被人订立合同的法律问题做了规定,并在第21章“委托合同”中导入了英美法系中的隐名和被人身份不公开（第402条和第403条）。其中,第47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只有经法定人追认,该合同方为有效的要求,以及相对人的催告权。第48条规定了无权行为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以及相对人的催告权和善意相对人的合同撤销权。第49条规定了表见对合同效力的影响。第50条规定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该代表行为有效。

 

虽然我国的《民法通则》未规定间接,但我国的一些行政规章肯定了间接。例如,外经贸部1991年8月29日颁布实施的《关于对外贸易制度的暂行规定》规定:“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公司、企业（人）可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为另一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公司、企业（被人）进出口业务。如人以被人的名义对外缔约,双方权利义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有关规定。如人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缔约,双方权利义务适用本暂行规定”（第1条）；“受托人根据委托协议以自己的名义与外商签订进出口合同,并应及时将合同的副本送达委托人。受托人与外商修改进出口合同时不得违背协议。受托人对外商承担合同义务,享有合同权利”（第15条）。所以,我国的外贸既可以是直接,也可以是间接。有学者认为,我国现行外贸制的一大问题是没有严格区分行纪关系与制,从而造成了概念和理解上的不统一。[1]笔者认为,与其说是没有严格区分行纪关系与制,不如说是我国民法学没有严格区分直接与间接。行纪关系作为间接,是的一种形式,把行纪关系与制对立起来,似有不妥。

 

另外,在中国人民银行银条法（1992）13号《关于对〈关于委托贷款有关问题的请示〉的复函》中,“委托贷款行为与《民法通则》的制度不同,是指金融机构根据委托人的委托,在委托贷款协议所确定的权限内,按照委托人确定的金额、期限、用途、利率等,以金融机构自己的名义,同委托人指定的借款人订立借款合同的行为”。可见,金融机构发放委托贷款的行为也是一种间接。

 

此外,在我国商事生活中代客户买卖证券的证券商,代客户买卖期货的期货商,都是间接人。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期货经纪公司登记管理暂行规定》第2条,把期货经纪公司界定为依法“设立的接受客户委托,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期货买卖,以获取佣金为业的公司”。这与间接的特征是十分吻合的。

 

2.我国现行的立法存在的问题

 

总体说来,我国的制度已经初具雏形,人、被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基本纳入了法律调整的范畴,但是从立法体系上看,不协调之处甚多。例如,根据《关于对外贸易制度的暂行规定》,外贸既可以是直接,也可以是间接,但是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外贸只能采取直接的形式。由于《民法通则》的效力要高于《暂行规定》的效力,因此,外贸在法律适用上就产生了困难。

 

另外,我国法中还存在不少原则性较强和可操作性较差的条款。例如,我国《民法通则》第65条虽然对委托的形式、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的内容、委托书授权不明时被人与人对第三人的连带责任等问题做了规定,但关于人权限的证明、第三人对人权限的质疑、委托权的限制及撤回的效力、默示权、授权委托书的交还、权变更或者消灭时对第三人的保护等问题,我国的民事立法中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就复问题而言,我国仅在《民法通则》第68条做了一个简单的规定,关于委托人选任复人的责任、法定人选任复人的责任以及复人的权限则未做规定。就狭义无权而言,我国《民法通则》第66条对狭义无权的规定过于简略,有必要借鉴英美法,健全我国的狭义无权制度,特别是就狭义无权的主体要件、客体范围及例外情形、追认的方式、追认的时间限制、追认行为的、追认的法律效果做出规定。为适度保护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应当承认对追认的时间限制,并应明确规定被人追认的两种具体方式（包括明示追认和默示追认）,并对积极的默示追认与消极的默示追认做出列举。

 

当然,在起草《民法典》时,既要大胆地借鉴国际先进的立法经验、判例和学说,也要尽可能地把现行散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司法解释中有关制度的合理部分吸收到《民法典》之中。

 

二、完善我国立法应该贯彻的原则

 

1.两大法系兼收并蓄的原则

 

我国现行立法受大陆法系民法的影响较大。例如,就立法体系而言,《民法通则》把与民事法律行为共同置于总则中的第4章,这与《日本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立法风格一脉相承。《日本民法典》在总则中的第4章规定了“法律行为”,“”乃为该章的第三节。《德国民法典》也在总则中的第3章“法律行为”中设专节规定了“和权”。将“”置于“法律行为”的名下予以规定,更可见制度与法律行为制度的密切联系。虽然《合同法》导入了英美法中的隐名与被人身份不公开,但将这两种形式放入第21章“委托合同”予以规定,这种立法技术又与《法国民法典》第3编第13章“委托”把委托合同与混为一体予以规定的思路相吻合。虽然有许多学者批评《法国民法典》没有严格区分委托合同（委任合同）和权限,肯定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民法典在拉邦德理论的指导下,严格区别权限与委托合同的做法,但我国《合同法》还是选择了委托合同作为导入英美法中的隐名与被人身份不公开的载体。至于我国法的基本理论,也基本上源于大陆法系。

 

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民法典》。在继承大陆法系法传统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移植英美法的先进经验,并使之融入我国现有的民事立法与民法学说,是我国立法者面临的历史挑战之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英美法不仅在英美法系国家成长为私法体系的重要支柱之一,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获得了推广。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纷纷借鉴英美法的先进理论和制度,一些国际公约也导入了英美法的合理成份。《国际货物销售公约》明确规定了被人身份不公开的就是很好的例证。因此,我国民法学界有必要倾力研究英美法,我国立法者应当把进一步移植英美法作为法律移植的重要一环,真正把英美法与大陆法系法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作为我国的立法镜鉴。当然,鉴于我国民法理论与立法长期受到大陆法系的影响,而对英美法学说与制度的继受相对薄弱,因此,努力使英美法的消化吸收与我国固有的民法理论相契合、相协调,就成为民法学者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2.民商合一的原则

 

除民事外,民商法学界尚有“商事”的提法。所谓商事,是指商人之间在商事活动中发生的关系。我国坚持民商合一主义,即在完善民法的基础上,分别制定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等特别法。这些单行的商事立法为特别民事立法。除非商事立法有特别规定,商事关系应当补充适用民法中的一般规定,对于法律制度也是如此。

 

鉴于我国实行民商合一的立法体制,笔者建议《民法典》系统、全面地规定被人与人、人与第三人、被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便为各类民事和商事提供一般性的法律框架。这样,《民法典》的制度不仅是调整一般关系的基本法律规范,也是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鉴于现实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商事关系纷繁复杂,《民法典》不可能,也不宜对其一一做出规定,而是通过诸单行的商事立法予以调整,为适应变动不居的实践对立法调整的要求,包括《票据法》、《保险法》在内的商事立法可以对《民法典》无法覆盖的特定事项做出特别规定,但这些特别立法对事项未做规定时,仍应补充适用《民法典》中的规定。

 

3.立法者强制干预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相兼顾的原则

 

立法的实质在于协调关系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包括对交易风险的分配做出制度安排。为了维护交易安全,使各方当事人各得其所,尤其是为了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立法者有必要在立法中规定诸多的强制性法律规范,包括命令型规范和禁止性规范,以增强法规范的透明性、可预见性和稳定性。但是,关系毕竟属于民事关系的范畴,受私法自治原则的支配,因此,立法者应当允许关系各方当事人在不违背强制性法律规定、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就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做出约定。立法者的这一容忍态度主要是通过任意性法律规范的设计来实现。当然,强制性法律规范和任意性法律规范在《民法典》中所占的比例,应当由立法者在参酌国际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立法实践,慎重做出决定。

 

三、在《民法典》中进一步完善我国制度总体框架及若干问题的建议

 

我国业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企业将会更加广泛地借助制度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无论是直接制度,还是间接制度,都将有着巨大地生存空间。为使我国的民商法游戏规则和国际惯例接轨,有必要在总结我国立法经验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以制定《民法典》为契机,进一步完善《民法典》中的立法,尤其是间接制度。

 

笔者认为,《民法典》中的法体系可以设计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一般规定,第二部分是直接,第三部分是间接。

 

1.关于一般规定的完善

 

鉴于直接与间接既有个性,也有共性,笔者认为应当将不仅适用于直接,而且适用于间接的法律规则安排在一般规定之中。这种具有一般性的法律规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的范围、的效力、不同种类的法律适用原则、权的产生、委托权的授予、委托权授予不明时的民事责任、人权限证明、第三人对人权限的质疑、委托权的限制及撤回的效力、默示权、人意思表示的瑕疵、自己与双方的禁止、自己与双方情形中被人的撤销权、委托权的终止事由、法定权或者指定权的终止事由、授权委托书的交还、权变更或者消灭时对第三人的保护、委托情形下的复人、委托人选任复人的责任、法定人选任复人的责任、复人的权限、数名人权的行使、人不履行职责时对被人所负的民事责任、人和第三人串通对被人所负的民事责任、事项违法时人或者被人所负的民事责任等。

 

上述具有一般性的法律规则有些体现在我国《民法通则》之中,有些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的若干意见》之中,但都有必要在借鉴国际法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除了对现行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中的原则性规定予以细化,还有必要弥补目前的立法漏洞,在《民法典》“”一章中增加规定有关一般规则的新制度,如人权限证明、第三人对人权限的质疑、委托权的限制及撤回的效力、默示权、人意思表示的瑕疵、委托人选任复人的责任、法定人选任复人的责任、复人的权限等条文。其中,默示权限是英美法系的制度,而其他的一些制度则在《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我国《台湾民法典》、《澳门民法典》中都有规定,我国《民法通则》对此却未予规定,实为一种遗憾。因此,有必要在《民法典》中弥补法律漏洞。

 

2.关于直接制度的完善

 

“直接”中应当就直接的效力、狭义无权中被人的追认权、相对人的催告权、相对人的撤销权、狭义无权人的责任、恶意相对人与无权人的连带责任、表见,隐名等问题做出规定。此处仅就隐名制度做一探讨。所谓隐名（unnamedagency）,指人不明示以被人名义,但明示为被人利益而为意思表示或者接受意思表示的关系。在商业实践中,有些商为了不使被人和第三人直接建立联系,经常采取隐名做法。我国一些进出口公司在被人和外商做贸易时也经常为回避作为合同直接当事人的风险,而采取隐名形式。其中,为提醒相对人注意到隐名的情况,人往往需要在合同中注明“代表被人”、“买方人”或“卖方人”的字样。如此一来,对方即可知其处于人的地位,但尚不知道具体的被人究竟是谁。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信息就是财富。商业机会不断涌现,但若不及时把握,便稍纵即逝。隐名制度对于被人、第三人把握商业机遇都大有好处。对于被人而言,即使自己的知名度或者信用度不高或者不愿意很快将自己的确切姓名或者名称告知第三人,也不妨碍人代表自己同第三人订立合同；对于第三人而言,只要人明示为被人签约即可,而不必在缔约时立即究明被人姓甚名谁。因此,隐名具有商业上的合理性。英美法系以人的责任承担方式或者被人身份的公开状况为准,将划分为显名（公开被人姓名或者名称的或者被人身份公开的）、隐名（被人身份部分公开的）和不公开被人身份的。因此,隐名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类型。

 

对于隐名被人和人的责任问题,在英美法系也有不同的态度。《美国法重述》（第2版）第321节提出了这样一条普通规则:除非人与第三人另有约定,人对其所订合同承担个人责任,即使是在披露了被人身份之后也是如此。[2]美国纽约法院在“阿格斯格诉麦克纳特”一案[3]中指出,为公正起见,第三人有权要求人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责任,因为,“允许人把一个隐而不露、第三人根本不认识的被人推到第三人面前,将会剥夺第三人根据合同所享有的一切可行、负责任的补救措施”。

 

但是,英国法对于隐名被人和人的责任问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则,且没有采纳《美国法重述》（第2版）第321节提出的普通规则。英国有判例认为,在隐名情形下,人与第三人所订合同仍是被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应由被人对合同负责,而人对该合同不承担个人责任。[4]但一般说来,只要人在隐名被人授权范围内缔约,隐名被人就有权取得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并参加有关合同的诉讼活动。可见,隐名被人和显名被人的法律地位没有严格区别。

 

按照英国的判例法,人在同第三人缔约时,仅在信封抬头或在签名后加列“经纪人”（broker）或“经理人”（manager）字样是不足以排除其个人责任的,而必须清楚地表明他是人,如写明“买方人”（asagentforbuyer）或“卖方人”（asagentforseller）等字样。至于他所的买方或卖方的姓名或公司的名称则可以不在合同中载明。

 

英美法系中的隐名与不公开被人身份的所具有的功能与大陆法系中间接的功能基本相当。但严格说来,大陆法系缺乏英美法系中的隐名制度。

 

有人认为,《德国商法典》第383条至第406条规定的行纪是一种隐名。[5]对此,我们不敢苟同,因为,大陆法系中的行纪人是以自己的名义,而不是以委托人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不仅委托人的名义被隐去,而且委托人的抽象身份也可以被隐去。可见,除非法律要求行纪人与他人开展的每个商事活动都属于为委托人办理的行纪业务,作为间接的行纪既可相当于隐名,也可以相当于不公开被人身份的。另外,《意大利民法典》第1705条规定的无权的委任、间接或者行纪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隐名。

 

但在英美法系的影响下,某些大陆法系国家也承认人为隐名被人实施法律行为的可能性。如根据《荷兰民法典》第3:67条之规定,人可以为隐名被人实施法律行为,但人应当在法律规定、合同约定或者习惯确定的期限内,或者合理的期限内（缺乏法律规定、合同约定或者习惯时）,披露被人的身份,否则,除非人与第三人另有约定,人被视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缔约,并亲自对其缔结的合同负责。我国民法学者胡长清先生认为,《日本民法典》第266条、《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项但书、《德国商法典》第344条、《日本商法典》第266条、《瑞士债务法典》第32条第2项,均规定了隐名。他还认为,旧中国民法典“既采民商合一主义,犹对隐名未设明文,似有缺憾”[6]。

 

《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第12条明确规定了隐名,并规定人的行为直接对委托人与第三人产生约束力,但人实施该行为只对自己发生约束力时,例如,涉及的是行纪合同,则不在此限。该条的立法态度非常接近于英国法的立场。

 

我国《合同法》第402条首次规定了隐名。该条款直接来自《国际货物销售公约》,而最终源于英美法中的隐名制度。与英美法中的隐名制度相比,该条规定亦有不足之处。例如,该条规定了“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的”情形,但忽略了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的情形。有鉴于此,建议新民法典中增列这类情形,改为“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的”。为求得严谨起见,也为进一步扩张隐名制度的适用范围,笔者建议将隐名制度脱离《合同法》中的委托合同,从而将其与显名一同置于《民法典》总则编的制度中予以规定。

 

针对人不向第三人披露被人身份的问题,建议新民法典借鉴《欧洲合同法原则》第3:203条的立法经验,明确规定:第三人请求人公开被人身份的,人应当公开被人身份；人没有在合理的期间内公开被人的身份的,人自己应当接受合同的约束。

 

建议《合同法》第402条条文修改如下:“1）人以自己的名义,在被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实施法律行为时,第三人知道人与被人之间的关系的,该法律行为直接约束被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法律行为只约束人和第三人的除外。2）第三人请求人公开被人身份的,人应当公开被人身份。人没有在合理期间内公开被人身份的,人自己应当接受法律行为的拘束。”

 

之所以将隐名制度置于直接,而非间接一节,是因为隐名人虽不直接以被人的名义,但也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而是以“买方人”或“卖方人”的名义与第三人实施法律行为,并且该法律行为的后果直接由被人承担。

 

3.关于间接制度的完善

 

就间接制度而言,我国立法首先应当明确间接的定义及其效力。在此基础上,应当就人的通知义务、被人的介入权、第三人的选择权,以及第三人和被人的抗辩权等具体制度做出规定。此处需要说明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1）关于间接与行纪合同的关系

 

行纪,在我国古代称牙行。传统的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进行财产交易的经济活动,委托人给付行纪费的合同。我国《合同法》第414条规定:“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行纪合同的双方主体是委托人和行纪人。行纪人可以是办理营业登记的委托行、商店、经纪人等经营者,也可以是其他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办理事务并直接对第三人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现今的行纪合同与传统的行纪合同相比,扩大了适用范围。第一,传统的行纪人限于以行纪为业或者其他可以从事行纪活动的经营者,现今的行纪人可以是经过营业登记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也可以是未经登记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第二,传统的行纪活动限于动产买卖和其他财产交易,现今的行纪活动包括不动产买卖在内的财产交易,也可以是其他民事活动。第三,传统的行纪合同是有偿合同,现今的行纪合同既可以是有偿合同,也可以是无偿合同。[7]

 

尽管有学者提出间接与行纪是两种不同的制度,但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今的行纪合同与间接几无区别。二者都有三方法律关系,即委托人（被人）、行纪人（人）和第三人。在委托事项（事项）需要订立合同的场合,二者都有两个合同,即委托人和行纪人订立的委托合同（被人对人的内部授权行为）,行纪人（人）与第三人订立的交易合同。二者的法律效力相同,都是由行纪人（人）直接对第三人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再依内部委托（）关系由委托人（被人）承受合同的权利义务。

 

考虑到法体系的完整性,以及行纪合同作为一种合同的局限性,有必要在《民法典》章规定间接制度,并借鉴英美法系中被人身份不公开的制度,以及《欧洲合同法原则》与《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等有关内容,在间接中规定被人的介入权、第三人的选择权以及被人和第三人的抗辩权等制度。至于间接中未规定的事项,可准用行纪合同的有关规定。

 

（2）间接中人的披露义务

 

由于在间接中与第三人直接建立法律关系的是人,而非被人,因此从保护第三人或被人的利益出发,有必要规定人的披露义务。关于间接中人的披露义务,建议做如下规定:“1）如果人丧失了债务清偿能力,或者对被人实施了根本性的违约行为,或者在合同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就已明确人将会违约,被人有权要求人披露第三人的姓名（名称）和地址。2）如果人丧失了债务清偿能力,或者对第三人实施了根本性的违约行为,或者在合同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就已明确人将会违约,第三人有权要求人披露被人的姓名（名称）和地址。”[8]

 

该条文参考了英美法的有关判例及《欧洲合同法原则》第3:302条、第3:303条、第3:304条的规定。《欧洲合同法原则》第3:302条规定的被人的介入权和第3:303条规定的第三人的选择权,只有在行使这些权利的意向通知分别送达中介人和第三人或者被人时,才能行使。因此,《欧洲合同法原则》第3:304条规定了披露的要求。

 

（3）间接中被人的介入权

 

我国《合同法》第403条导入了英美法中的被人身份不公开的:“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第三人选定委托人作为其相对人的,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

 

可见,该条规定了委托人的介入权、第三人的选择权以及有关抗辩权的限制性作用。但是,该条对于委托人行使介入权、第三人行使选择权的条件存在着不足。该条规定委托人可以对第三人行使受托人权利的前提条件是,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这一条件显然过于苛刻,因为根据该条规定,受托人因其他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时,委托人就不能行使介入权了。而根据英美法,只要受托人不对委托人履行义务,委托人就可以对第三人行使介入权,前提条件是有证据证明合同中确实存在着不公开身份的被人以及合同不仅仅因人的人身因素而签订。[9]此外,根据《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第13条第2项之规定,人无论是因第三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因其他原因而未履行对被人的义务,被人都可行使介入权。《欧洲合同法原则》第3:302条也把被人行使介入权的条件界定为中介人丧失了债务清偿能力,或者对被人实施了根本性的违约行为,或者在合同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就已明确中介人将会违约。《欧洲合同法原则》同样没有把被人行使介入权的条件局限到中介人因为第三人原因对被人不履行义务。为充分保护被人的介入权,建议把《合同法》第403条中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修改为:“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或者其他理由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

 

该条对被人行使介入权内容的规定也存在着不当之处。根据该条规定,被人可以行使人对第三人的权利。根据英美法,身份不公开的被人所享有的介入权是以自己的名义,直接介入人与第三人所订立的合同,并直接对第三人行使请求权,在必要时还有权对第三人起诉。可见,被人介入的对象仅仅是人代表被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被人对第三人的请求权仅仅限于人代表被人取得的,以第三人为债务人的请求权。另外,根据《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第13条第2项之规定,被人仅可以对第三人行使人被人所取得的权利。《欧洲合同法原则》第3:302条也规定,被人仅有权对第三人行使中介人代表被人取得的权利,而不包括中介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第三人享有的权利。为了避免被人滥用介入权,损害人自身的合法权益,我国《合同法》应当严格限制被人对第三人行使介入权,被人只能行使人代表被人从第三人取得的权利。相应地,我国《合同法》第403条中的“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应当修改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代表委托人从第三人取得的权利。”

 

我国《合同法》第403条有关委托人不得行使介入权的例外情形的规定也有欠周延。根据该条规定,委托人不得行使介入权的例外情形是,“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根据英美法,除了上述例外情形,身份不公开的被人如果行使介入权将与合同中的明示或默示条款相抵触,则不享有合同介入权。根据《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第13条第7项之规定,人可以按照被人明示或者默示的指示与第三人约定,排除被人的介入权。为预防被人介入权的滥用,兼顾第三人的利益,保持人与第三人所缔结的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建议增加规定被人不得行使介入权的例外情形:身份不公开的被人如果行使介入权将与合同中的明示或默示条款相抵触,则不享有合同介入权。相应地,我国《合同法》第403条中的“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应当修改为:“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或者被人如果行使介入权将与人与第三人所订合同中的明示或默示条款相抵触。”

 

根据以上分析,建议将间接中的被人的介入权规定如下:“1）人向被人披露第三人后,被人可以行使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是,第三人与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被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或者被人如果行使介入权将与人与第三人所订合同中的明示或默示条款相抵触的,不在此限。2）被人应当将其行使介入权的意思表示分别通知人和第三人。在接到通知之后,第三人不得再向人履行给付义务。”

 

（4）间接中第三人的选择权

 

我国《合同法》第403条有关第三人行使选择权条件的规定过于苛刻。根据该条规定,只有当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时,第三人才能行使选择权。但是,根据英美法,只要人没有对第三人履行义务,第三人即可行使选择权,请求被人履行义务。[10][2]（p395）根据《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第13条第2项之规定,只要人未履行或者无法履行其对第三人所负的义务,第三人即可行使选择权。《欧洲合同法原则》第3:303条规定,如果中介人丧失了债务清偿能力,或者对第三人实施了根本性的违约行为,或者在合同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就已明确中介人将会违约,第三人即可行使选择权。为充分保护第三人的选择权,确保第三人的债权得到充分实现,建议放宽第三人行使介入权的条件。与之相应,《合同法》第403条“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应当修改为:“人因被人的原因或者其他理由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

 

为预防第三人在行使选择权时由于随意变更人或者被人而给人或者被人造成损害,并使被选择的人或者被人对其履行提前有所准备,建议对第三人的选择权行使规定如下约束条件:“1）人向第三人披露被人后,第三人可以选择人或者被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2）第三人应当将其行使选择权的意思表示分别通知人和被人。在接到通知之后,被人不得再向人履行给付义务。”

 

（5）间接中被人和第三人的抗辩权

 

我国《合同法》第403条还规定被人和第三人的抗辩权,即“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该规定也存在着不足。例如该规定中的“其”指代不明,极易使人理解为第三人,因为,根据语义学,指称代词一般应当指向语句中距离指称代词最近的中心词。但是,如果把“其”理解为“第三人”就会导致一种非常荒谬的解释:委托人居然可以向第三人主张第三人对受托人的抗辩。为避免产生歧义,并与英美法和《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的有关规定保持一致,建议把《合同法》第403条“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中的“其”明确为“委托人”,而在《民法典》“”一章中则明确规定为:“1）被人行使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被人主张其对人的抗辩。2）第三人选定被人作为其相对人的,被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人的抗辩以及人对第三人的抗辩。”

 

 

注释:

[1]郭明瑞,王轶.合同法新论•分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p324.

 

  [2]徐海燕.英美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p179.

 

  [3] agersingerv.mac naughton,（1889）114n.y.535,21n.e.1022,11am.st.rep.687.

 

  [4] the santa carina（1977）1lloyd’slr478.

 

  [5]董碧仙.直接与间接比较探析[j].中外法学,1997（4）.

 

  [6]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p297.

 

  [7]河山,肖水.合同法概要[m].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1999.p230.

 

  [8]有关该条文的立法说明及理由,请参见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总则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233页。

 

  [9] g.h.l.fridman.supranote24.p230-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