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政治范文10篇

社区政治范文篇1

农村社区政治属于非权力政治即社会政治的范畴，它在我国政治建设的系统工程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在我国今后的农村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战略中也将占据着更为突出的位置。农村社区政治发展的状况不仅直接关系到农民利益的实现和扩展，更事关农村社会发展的大局，因而是至关重要的。就我国而言，农村政治发展的标志是村民政治参与的提高和国家任务（如计划生育、征收各种费税）的有效完成。可笔者通过近年来的调查和思考发现，中国部分农村地区的政治发展状况并不令人乐观，特别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局面比较突出，后者也正是目前我国农村社区政治发展的困境之所在。所以，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展开分析。即从农民组织化的角度分析农村社区政治发展困境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出路，以期为改善这一局面提供更具目标性的参照。

一，本文所论"组织化"的内涵

一般说来，"组织"一词意味着：为了特定目标和实现某些职能而按照一定的规则建立起来的群体。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可将"组织"一词进一步界定为"人们通过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合方式而形成的高于群体的社会共同体，是组成此种共同体的人们或单位所采取的社会生活方式。"（[2]，第171页）可见，组织不仅意味着是一种高于群体的社会共同体，更意味着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或生活状态）。既然是"共同体"，就有别于仅仅是一盘散沙的各个个体的集合概念，而是多个个体按照一定的规则和结构结合起来的有机体，表现在个体利益与组织利益、个人活动和组织功能之间的紧密联系上。既然是一种"生活方式"，就不是形式上迫于某种压力的应付和走过场，而是一种自愿自觉的参与过程，表现在个体为更好地实现自身利益而借助于组织的形式上。当然，组织是通过一定的机构体现出来的。这些机构是组织的载体和标志。有鉴于此，可以将"组织化"理解为人们结成组织、参与组织和开展组织活动的全过程，其具体表现也就在于，组织机构各项活动的开展状况上。衡量"组织化"的尺度可以各有不同，但组织成员对组织活动的参与度、参与质量，组织活动开展的频度和效果，成员对组织的认可度和期望值，组织在适当处理共同利益与成员利益上的表现，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指标。政治学意义上的"组织"，强调其公共性，表现为围绕公共权威和公共利益（或公共事务）而展开的活动过程。与此相应的，政治学意义上的"组织化"，虽然也包含了前文所论社会学意义上的"组织化"的含义，但更强调了组织活动的公共性及个体与公共权威之间关系。由于本文欲从政治学（更准确地说是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审视农民组织和组织化的问题，（亦即从组织化的角度分析农村社区政治发展的问题），故本文论及的"组织"和"组织化"，限定于村级组织和村级事务的范围内。如此界定的另一原因在于，解体后，农民成为几乎没有任何组织依托的个体：他们既没有传统社会中的社会组织（如家族）可以利用，也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自治社团。在广大农村地区，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有效社会组织形式，便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由于的解体意味着过去行之有效的从公社到生产队的纵向控制体系瓦解，国家便开始直接面对无数的个体小农。为了填补这种组织真空，近些年来我国实行了乡村自治，即建立农村自治组织--村委会。村委会便暂时作为农村社区中最大的正式组织而存在。因而本文所论"组织"的外延是以村民委员会为标志的社区组织。目前只有村委会既受国家法律的认可和保障，又是唯一在全村范围内得到认可的公共权威机构，同时也是当前中国农村社区独立的法人行动者。其发展状况成为衡量农村社区政治发展的一个尺度。因而，"组织化"的内涵也就限定如下：村民参与由村民委员会主导的村级事务的过程，以及村民委员会动员和领导村级活动的过程。结合前文所述衡量"组织化"的诸多指标，本文用于衡量农民组织化的指标也就包含以下几点：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的频度和质量，村民委员会主导村级事务的频度和实际效果，村民对村民委员会的认可度和期望值，村民委员会在处理集体利益与村民利益上的表现，等等。本文所论"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界说，也就是指由这几项指标衡量所得出的总体性认定。

二，选题原因

确定这一写作主题的动机是我的调查经验：（1），我对我所在的家乡河南省罗山县定远乡长期的认识和体会。（2），1997年7月我对湖北省红安县部分农村的调查。（当然这次调查很不细致，更多的是感性认识。）（3），我对湖北省钟祥市三镇九村的调查。（这次调查比较正规，进行了随机抽样，以问卷的方式进行。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297份，回收率为74.25%，其中有效问卷272份，有效回收率68%。详细数据参见[3]。）本文主要在此次调查的基础上写成。故而我提出的假设也是基于我的经验感受，并不试图作普遍性的推论。当然，对这一主题的回答不能仅限于此，我在写作这篇论文时也注意了从普遍的背景出发，从逻辑和学理的角度思考更多的可能性。因而论证更多是理论性的。也就是说，本文的思路和观点的来源不仅有我有限的经验，更有其他学者的调查结果或理论。（主要著作列举在文后的"参阅文献"中。）以我的切身感受和认识看，中国相当部分的农村地区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几乎是完全孤立和分散的，他们不仅对村级事务毫无热情；而且在个体发展中，不注重集体力量和组织形式。这不仅使他们的发展受到影响，也使他们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更使的他们在面临国家权力或公共权力（村委会）的侵害时难以形成共同的抵制力量。同时更为严重是，在缺乏利益疏通和利益表达的组织渠道的情况下，村民往往通过非常态的方式（个别人的暴力犯罪活动）进行意愿的表达（这类事情近来时有发生，体现在各种媒体上。）这一切都使得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也使改善这一状况的任务显得尤为迫切。在了解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各种表现及其消极影响以后，本文试图探究造成这一局面的各种因素，以期为改善这一状况提出对策的努力提供依据或参考。鉴于农民组织化程度低是部分农村社区政治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这一情况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后果。因而研究其成因，不仅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而且有着对改善这一状况提出对策的努力提供依据或参考的价值。三，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成因--农村社区政治发展的困境分析

造成农民组织化程度低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既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政治的、文化的原因。就我的理解，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是不容忽视的：（1），传统因素。即缺乏自主地建立契约化组织的传统。众所周知，中国农民自有国家以来就缺乏主动建立组织的传统，除非是为生存所迫。（当然，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勿宁说是政权不允许。）从奴隶制的土地国有时代到土地地主所有制时代，正常情况下，农民都被禁锢于有限的土地上，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至多从事微量的商品买卖，自主经营的范围很小；同时，农民间的联系也只是亲缘或习俗的结果。在国民党政权在村一级设立村公所以前，国家政权只达及县。这样，在村里的农民主要以长老为纽带在风俗习惯的基础上结成一个社会关系网。其骨架是宗族系统。而宗族传统与严格意义的组织精神（自愿、平等、自主）相去甚远。说中国的农村缺乏组织化的传统，主要是指农村缺少组织化的制度空间和行为习惯。农民少有结社活动（这是非常冒险的），除非在非常态的社会形势下秘密进行，其目的也并不是建立常态的利益聚合与表达的渠道和机制。从国民党时期的保甲制到共产党的""，都是对个体农民的控制机制，忽略了农民的自主性和农民的独立利益。联产承包责任制首先的意义是分散化而不是组织化。这都说明，中国农民未有出于利益的推动在平等契约精神的指导下建立组织的传统；一体化的国家官僚体系也使组织的建立和独立性成为不可能--"官僚社会的政治法律的一般目的，就在于树立并维护官绅对人民的统治秩序"。（[9]，第125页）即使是在国家权力未曾直接触及的乡村，农民也未曾建立起自己的组织。结果是他们对国家权力（特别是征税权和司法权）的依赖和对清官的依赖，或是通过科举或私人关系挤入权力体系。不管那种情况，都是个人直接面对国家。这一点一直影响到现在。目前的农村，处处可以感受到农民对权力的崇拜和对清官的期望，这正是由于权力可以直接带来利益，而组织和组织化则不能，"民主"更不能。这是根深蒂固的意识。它对组织化的影响也是致命的。（2）当前一体化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尤其是制度体系的不健全和村民对政府的单向依赖性。当前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并不利于真正的自治，也即并不利于组织化。这主要体现在政党体制、政府体制和村民的权力观念上。政党体制方面，共产党全面领导整个社会的各方各面，当然也包括农村。在村级组织中，村委会受党支部领导，而党支部受上级党委领导，并不对村民负责、受村民监督。这便产生了村级组织权力格局的矛盾：一村范围内，村委会作为农民的自治组织，由农民选出对农民负责，但其实际的权力却受到党支部的制约。这使村委会的角色颇为尴尬，其作用亦不能得到应有的发挥。结果往往有两种，要么是村委会从属于党支部，功能弱化直至无权力；要么是村委会自行其是，完全摆脱掉党支部的制约。怎样的格局才是合理的，仍未得到澄清。政府体制方面，尽管国家法律（主要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文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组织，其成员也不属于政府编制，但乡（镇）政府却一直将它视作它们在村里的"人"，村民委员会也行使了部分政府性质的职能。这样，政府对村委员会从组成到其工作都进行了相当的干预（甚至控制）；村民委员也对乡（镇）政府有着严重的依赖。但村委会成员的工资只能由村财政支付。村干部角色的矛盾不利于村民对村级干部的认同和支持。而农民的政治意识也不容乐观。在我的感受中，农民并不认为组织化建设很重要；相反，他们只关注村干部的腐败和提成的数额，只要这两方面能得到他们满意的解决，别的都是次要的。也就是说，组织化并不是村民们的一种迫切需要，更不是他们诉求的一种生活方式。（3）联产承包责任制因素。导致个体经营的独立性、村民间联络的淡化，更弱化了村级组织的服务功能。理论上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意味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但实际情况是"有分无统"，村级组织的服务、组织和协调的功能非常薄弱。农村经济发展呈现分散化的状态：土地分到农户手中，农民享有自由而独立的经营权和管理权，走上了一条个人创业、个体性发展的道路。尽管规模化程度非常之低，个体农户的发展收益也非常有限，但在我接触的各村，尚未出现为了联合而借助于村级组织的方式或体现到村务活动中来的情况。较之于以前的""，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应有的生产力；但近年来的公共设施，尤其是水利建设却极为荒废。农村的组织化只可能围绕村民的生产和致富展开，当村级组织在这些方面的作用形同虚设，只是作为乡（镇）政府的执行机构时，一村范围内的组织化必然会受到致命的影响。农户分散经营状况的形成和经济自主权的取得，使得农民偏向自身利益的获得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作为非村组干部的农户参与集体事务，并不能带来明显的、直接的经济利益；加之村委会的活动往往只是协调纠纷和动员村民贯彻"上级政策"（如交纳上交款、计划生育，等等），少有为了改善全村的整体面貌或有利于每一个村民的事务安排。在此情况下，农户中有相当比例不将参与村级事务视为义务，直至认为此事与自己无关。例如，当被问到"如果选举委员会无故不让你参加选举时，你将怎么办？"时，回答"无所谓"或"求之不得"的达30%。（参见[3]）村民在追求个体利益时很少想到他人或"集体"的利益，即使参与集体活动，也只是抱着利益的动机，而不是为了纯粹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目的。总之，在当前的承包制下，农户对组织化的热情被个体追求的动力消解了。虽然不能说这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身必然带来的结果，但在我考察的农村里，它的确是一个因素。这一点，可以从对这些农村在承包制前后所作的对比中得到验证。（4）集体经济因素。主要是，集体资产所有权的缺位导致其收益私人化，损害了村级组织的威信和集体资源应有的对村级事务的推动作用。农村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原有的集体经济实体并未有随之分给农户，而是以村的名义处在村委会的主管下。理论上，其所有权归全村村民所有，经营权和管理权由村委会行使。这是村级组织可直接支配和动用的资源，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村级组织的动员力量。在村集体经济实力弱小的情况下，村里的活动开展往往受到影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情况是，目前对集体经济的处理方式是承包给私人，村委会享有决定权和监督权。在此过程中，村民无法行使其所有权，集体资产所有权的缺位转化为村级组织的实际拥有权。如果在承包的对象和方式等等问题上，村委员会不吸收村民参与决定，使得村民的民主权利被强行剥夺，就必然诱发村委会与村民之间的矛盾。更使村级组织的公共性和权威性受到损害。在某村，村委员会在上渔业项目时未经村民同意，招致了村民的极大不满。（参见[3]）难以想象这种矛盾情绪能促成组织化。同时，在收益问题上，集体资产的获益者主要是干部和承包者，村民并未由此而获益，自然会对此有所不满。集体资源未能用于改善公共设施或作为村级事务的花费而减少村民的负担，相反成为腐败的根源之一。这就更加恶化了干群关系，挫伤了村民参与的热情。（5）市场经济和人口流动因素。生活自由度扩展和生活方式多样化，由此导致的认同危机和重视度降低。在目前的农村，更多的情况是，准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并行，村民的发展呈现多层次化、复杂化的态势。这也使他们的参与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的态势。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利益型参与的趋势越来越明显。60%的村民认为自己的投票对自身利益"重要"或"非常重要"（参见[3]），否则就不会主动去参与了。这大大有别于政治意义上的或组织意义上的民主，是民主经济化的体现，其根源在于经济民主化。相应的，对于非经济性的村级活动，他们的热情和兴趣便偏低。由于广大农村缺乏民主传统和民主习惯，又未曾经过民主训练，加之依然比较强固的小农意识，村民参与的短视性、功利性显现。这种现象本身很难说就不好，它更重要的是一个事实。但若从农村长远发展的需求来看，这一点无疑是需要改进的。人口流动的结果是村民对乡土生活的依赖性降低。对绝大部分村民来说，农业收入只占其总收入的一小部分，在外打工或经营获得的收入相较于土地收入才是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这样，他们与村级组织的关系就缩减为围绕交纳上交款的关系。在收入增加的条件下，上交款的数额不太影响他们对村级组织的反应；更何况他们常年在外，很少关注村级事务，与村里人的联系也仅仅限于婚丧嫁娶时或宗族或亲缘的关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集体组织活动好象与他们无关。现在的农村，生活方式趋于多样化，人群的分裂比较突出，不同年龄层次的人群的观念相差悬殊，特别是都市文化的影响和相当部分村民外出到城市的切身体会，都促成了村共同体观念的淡化。共识难以形成，公共精神更是淡薄。这便使得组织化缺乏应有的动力。（6）贫富差距因素。中国农村曾是绝对平均主义的实验场，这说明农民对平等的诉求是非常强烈的。在农民的潜层心理中，平等（甚至是平均）是他们衡量一个社会好坏和评价一个政权优劣的重要标准。尽管随着市场经济和个体经营的发展，贫富差距作为一个事实长久地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对贫富差距的认识也不再像原来那样简单和感情化；更多了些理性和坦然。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们对平等的诉求已经停止。特别是当贫富差距超过一定限度时，或者富者致富是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时，他们的不满就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在他们所处的社区范围内，这一点表现得更是突出。我国的现行政策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它曾经激活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极大解放。但自改革以来，由于劳动能力、经济意识和机遇等多方面的原因，农民的收入差距日益加大。而在相当多的农村，村干部在任职后一般都"迅速致富"，这更加剧了村民的不平衡心理和逆反心理。在笔者调查的钟祥市的三镇村民中，收入500元以下的占14.3%；500-1000元者占30.1%；1000-2000元者占20.2%；2000元以上的高收入者占33.5%，（参见[3]）其中主要是村级干部、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在村里他们又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甚至是互相转化的。在此背景下，调查发现，与一部分"经济能人"热衷于村级事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少村民（主要是收入处于中低档次的村民）牢骚满腹、对他们充满激愤。以至于将自己隔绝于村集体生活之外。不能否认的是，不平衡心理严重危害了村民民主参与的积极性，更影响了参与的质量；无所谓的心理掩盖了村民的真实意向；冷漠心理则导致村民对村务有关制度和过程的陌生，由此也影响到参与的质量；而偏激逆反心理导致权利的反意向行使和对村级组织建设的抵触情绪。所有这些消极情绪的产生与贫富差距都不无关系。（7）农民负担因素。在农村，最让农民头疼的问题莫过于负担过重。农民这一社会群体在对待利益方面非常现实，对各项额外提留、摊派、集资和其它收费极为反感。目前，农村生产条件大都比较落后，农业生产成本高，农业劳作异常艰辛，加之农产品价格的低廉，使得农业收入的每一微小增加都非常艰难。因而村民在劳动成果转移到国家或集体时，其敏感性是必然的。对上交国家的粮棉油任务，大部分村民认为必须交，并能积极主动地完成；而对集体提留和各种名目的摊派、集资和其它收费则颇为反感，原因是他们认为村组织并未有对他们提供多少服务。在此情况下，村民极易把对利益受"剥夺"的不满转嫁到对村级组织（主要是村委会）及其成员的不满上，对他们不信任、不合作，直至对所有的村级事务丧失热情。从我们在钟祥市的问卷结果来看，只有34.6%的村民对村务公开栏上的内容非常关注；比较关注者占26.8%。两项合计61.4%,离75%还有相当距离。12.5%的村民不太关注；25%的村民不关注此事。两项合计达37.5%。可见村民对村级事务的态度。更能说明这一点的，表现在他们对村里重大事务的决定的参与度上，回答"经常参加"的只有30.9%；回答"只是有时参加"的竟高达37.1%，而回答"从不参加"的竟有29.4%，两项合计66.5%。（参见[3]）可见村民对村级组织及其活动的反应完全未能具有一个组织内成员的最起码的标准。这不能不让人怀疑整个村还能否被称作"组织"而存在。究其根源，主要是绝大多数村民认为负担过重的起因在于村委会尤其是其主要成员，因此对村级组织的工作产生抵触情绪。今后我国农村实行税费改革，这一状况可以得到一定的改善；这对农村社区政治发展来说可能成为一个契机。（8），宗族主义因素。宗族势力入侵甚至控制村民委员会和村级事务，损害了村民委员会权威的合法性。在我调查的诸多村庄中，宗族因素并不太明显，但仍能感受到这一因素的潜在力量。村干部不属于政府机构的正式编制，生活在村民当中，其能否当选和工作的展开均离不开宗族势力的影响。村里大的宗姓，由于其内部交往上的频繁和亲密，他们往往形成一股共同的力量，影响甚至左右村级事务。而村级事务离开他们特别是他们的资深望重的代表则无法顺利开展。徐勇在有关秀村的调查报告中写道，由于"村民自治是村民的自我管理。村委会权力的运作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家族的影响，特别是在调解社会纠纷方面，在这一过程中会使权力公共权威性受到侵蚀。""出于对利益的追求和维护，家族传统文化有可能将本家族的人联结在一起形成社会性力量，并以其力量与村委会权力抗衡。当村民仅仅只是将自己视为某一家族中的族民，而不是法律认可的公民时，村民自治就有可能变为族民自治。"（参见[1]第365页）情况可能没有他说的这样严重，因为村民的法律意识在逐渐提高，甚至有些地方农民的法律意识非常高，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公共权威缺失、对公共事务失去参与热情的情况下，宗族的组织和力量填补了这一权力空间。而从严格的组织化的意义和要求上讲，宗族的渗透力是有害的。宗族控制的村级组织和村级事务与组织化的精神相悖，同时也极大地损害了非主要宗族的民主权利和参与热情。这也是部分地区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又一原因。

四，结语

以上我简要地分析了造成农民组织化程度低这一现象的诸多原因。这些原因在不同的地方其表现不同，其突出的方面也不同；但可以比较肯定地说，农民组织化程度低与以上的部分原因有关，而这些原因往往是相互纠结在一起的。从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农民的传统负担相当沉重，而目前国家在政治制度的供给上仍存在着诸多问题。农民的组织化进程又处在一个市场化、个人化的新时代，在个人承包制的背景下进行。诸多原因造成了目前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状况，因而改善这一状况也只能从这些方面入手。但是，鉴于经济发展将是今后农村发展的主题，所以重中之重便是如何建立经济推动的组织建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村级组织只有在加强为村民提供经济服务，并且有能力提供有效资源和政策时，它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村的组织纽带。而村民们也只有在发展经济尤其是规模经营的过程中，发现建立共同组织或通过村级组织保障和实现自身利益和权利的必要性以后，农村的组织建设才真正拥有了来自村民的动力。国家制度也应该促进而不是束缚这一趋势。唯其如此，目前中国部分农村地区组织化程度低的状况才能得到根本改观。这也是今后我国农村社区政治发展的出路之所在。参阅文献：

[1]，《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徐勇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乡村社会学》，袁亚愚编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刘伟等：“浅析经济因素对村级民主建设的影响”，载于《中国农村观察》1999年第4期。

[4]，《徐勇自选集》，徐勇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俞可平：“中国农村的民间组织与治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2000年夏季号、秋季号。

[6]，《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王沪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王亚南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十一章“农民在官僚政治下的社会经济生活”。

[8]，《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报告》，刘智峰主编，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版。第九章“基层政权的政治病与基层民主”。

社区政治范文篇2

农村社区政治属于非权力政治即社会政治的范畴，它在我国政治建设的系统工程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在我国今后的农村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战略中也将占据着更为突出的位置。农村社区政治发展的状况不仅直接关系到农民利益的实现和扩展，更事关农村社会发展的大局，因而是至关重要的。就我国而言，农村政治发展的标志是村民政治参与的提高和国家任务（如计划生育、征收各种费税）的有效完成。可笔者通过近年来的调查和思考发现，中国部分农村地区的政治发展状况并不令人乐观，特别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局面比较突出，后者也正是目前我国农村社区政治发展的困境之所在。所以，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展开分析。即从农民组织化的角度分析农村社区政治发展困境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出路，以期为改善这一局面提供更具目标性的参照。

一，本文所论"组织化"的内涵

一般说来，"组织"一词意味着：为了特定目标和实现某些职能而按照一定的规则建立起来的群体。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可将"组织"一词进一步界定为"人们通过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合方式而形成的高于群体的社会共同体，是组成此种共同体的人们或单位所采取的社会生活方式。"（[2]，第171页）可见，组织不仅意味着是一种高于群体的社会共同体，更意味着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或生活状态）。既然是"共同体"，就有别于仅仅是一盘散沙的各个个体的集合概念，而是多个个体按照一定的规则和结构结合起来的有机体，表现在个体利益与组织利益、个人活动和组织功能之间的紧密联系上。既然是一种"生活方式"，就不是形式上迫于某种压力的应付和走过场，而是一种自愿自觉的参与过程，表现在个体为更好地实现自身利益而借助于组织的形式上。当然，组织是通过一定的机构体现出来的。这些机构是组织的载体和标志。有鉴于此，可以将"组织化"理解为人们结成组织、参与组织和开展组织活动的全过程，其具体表现也就在于，组织机构各项活动的开展状况上。衡量"组织化"的尺度可以各有不同，但组织成员对组织活动的参与度、参与质量，组织活动开展的频度和效果，成员对组织的认可度和期望值，组织在适当处理共同利益与成员利益上的表现，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指标。政治学意义上的"组织"，强调其公共性，表现为围绕公共权威和公共利益（或公共事务）而展开的活动过程。与此相应的，政治学意义上的"组织化"，虽然也包含了前文所论社会学意义上的"组织化"的含义，但更强调了组织活动的公共性及个体与公共权威之间关系。由于本文欲从政治学（更准确地说是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审视农民组织和组织化的问题，（亦即从组织化的角度分析农村社区政治发展的问题），故本文论及的"组织"和"组织化"，限定于村级组织和村级事务的范围内。如此界定的另一原因在于，解体后，农民成为几乎没有任何组织依托的个体：他们既没有传统社会中的社会组织（如家族）可以利用，也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自治社团。在广大农村地区，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有效社会组织形式，便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由于的解体意味着过去行之有效的从公社到生产队的纵向控制体系瓦解，国家便开始直接面对无数的个体小农。为了填补这种组织真空，近些年来我国实行了乡村自治，即建立农村自治组织--村委会。村委会便暂时作为农村社区中最大的正式组织而存在。因而本文所论"组织"的外延是以村民委员会为标志的社区组织。目前只有村委会既受国家法律的认可和保障，又是唯一在全村范围内得到认可的公共权威机构，同时也是当前中国农村社区独立的法人行动者。其发展状况成为衡量农村社区政治发展的一个尺度。因而，"组织化"的内涵也就限定如下：村民参与由村民委员会主导的村级事务的过程，以及村民委员会动员和领导村级活动的过程。结合前文所述衡量"组织化"的诸多指标，本文用于衡量农民组织化的指标也就包含以下几点：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的频度和质量，村民委员会主导村级事务的频度和实际效果，村民对村民委员会的认可度和期望值，村民委员会在处理集体利益与村民利益上的表现，等等。本文所论"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界说，也就是指由这几项指标衡量所得出的总体性认定。

二，选题原因

确定这一写作主题的动机是我的调查经验：（1），我对我所在的家乡河南省罗山县定远乡长期的认识和体会。（2），1997年7月我对湖北省红安县部分农村的调查。（当然这次调查很不细致，更多的是感性认识。）（3），我对湖北省钟祥市三镇九村的调查。（这次调查比较正规，进行了随机抽样，以问卷的方式进行。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297份，回收率为74.25%，其中有效问卷272份，有效回收率68%。详细数据参见[3]。）本文主要在此次调查的基础上写成。故而我提出的假设也是基于我的经验感受，并不试图作普遍性的推论。当然，对这一主题的回答不能仅限于此，我在写作这篇论文时也注意了从普遍的背景出发，从逻辑和学理的角度思考更多的可能性。因而论证更多是理论性的。也就是说，本文的思路和观点的来源不仅有我有限的经验，更有其他学者的调查结果或理论。（主要著作列举在文后的"参阅文献"中。）以我的切身感受和认识看，中国相当部分的农村地区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几乎是完全孤立和分散的，他们不仅对村级事务毫无热情；而且在个体发展中，不注重集体力量和组织形式。这不仅使他们的发展受到影响，也使他们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更使的他们在面临国家权力或公共权力（村委会）的侵害时难以形成共同的抵制力量。同时更为严重是，在缺乏利益疏通和利益表达的组织渠道的情况下，村民往往通过非常态的方式（个别人的暴力犯罪活动）进行意愿的表达（这类事情近来时有发生，体现在各种媒体上。）这一切都使得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也使改善这一状况的任务显得尤为迫切。在了解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各种表现及其消极影响以后，本文试图探究造成这一局面的各种因素，以期为改善这一状况提出对策的努力提供依据或参考。鉴于农民组织化程度低是部分农村社区政治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这一情况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后果。因而研究其成因，不仅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而且有着对改善这一状况提出对策的努力提供依据或参考的价值。三，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成因--农村社区政治发展的困境分析

造成农民组织化程度低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既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政治的、文化的原因。就我的理解，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是不容忽视的：（1），传统因素。即缺乏自主地建立契约化组织的传统。众所周知，中国农民自有国家以来就缺乏主动建立组织的传统，除非是为生存所迫。（当然，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勿宁说是政权不允许。）从奴隶制的土地国有时代到土地地主所有制时代，正常情况下，农民都被禁锢于有限的土地上，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至多从事微量的商品买卖，自主经营的范围很小；同时，农民间的联系也只是亲缘或习俗的结果。在国民党政权在村一级设立村公所以前，国家政权只达及县。这样，在村里的农民主要以长老为纽带在风俗习惯的基础上结成一个社会关系网。其骨架是宗族系统。而宗族传统与严格意义的组织精神（自愿、平等、自主）相去甚远。说中国的农村缺乏组织化的传统，主要是指农村缺少组织化的制度空间和行为习惯。农民少有结社活动（这是非常冒险的），除非在非常态的社会形势下秘密进行，其目的也并不是建立常态的利益聚合与表达的渠道和机制。从国民党时期的保甲制到共产党的""，都是对个体农民的控制机制，忽略了农民的自主性和农民的独立利益。联产承包责任制首先的意义是分散化而不是组织化。这都说明，中国农民未有出于利益的推动在平等契约精神的指导下建立组织的传统；一体化的国家官僚体系也使组织的建立和独立性成为不可能--"官僚社会的政治法律的一般目的，就在于树立并维护官绅对人民的统治秩序"。（[9]，第125页）即使是在国家权力未曾直接触及的乡村，农民也未曾建立起自己的组织。结果是他们对国家权力（特别是征税权和司法权）的依赖和对清官的依赖，或是通过科举或私人关系挤入权力体系。不管那种情况，都是个人直接面对国家。这一点一直影响到现在。目前的农村，处处可以感受到农民对权力的崇拜和对清官的期望，这正是由于权力可以直接带来利益，而组织和组织化则不能，"民主"更不能。这是根深蒂固的意识。它对组织化的影响也是致命的。（2）当前一体化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尤其是制度体系的不健全和村民对政府的单向依赖性。当前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并不利于真正的自治，也即并不利于组织化。这主要体现在政党体制、政府体制和村民的权力观念上。政党体制方面，共产党全面领导整个社会的各方各面，当然也包括农村。在村级组织中，村委会受党支部领导，而党支部受上级党委领导，并不对村民负责、受村民监督。这便产生了村级组织权力格局的矛盾：一村范围内，村委会作为农民的自治组织，由农民选出对农民负责，但其实际的权力却受到党支部的制约。这使村委会的角色颇为尴尬，其作用亦不能得到应有的发挥。结果往往有两种，要么是村委会从属于党支部，功能弱化直至无权力；要么是村委会自行其是，完全摆脱掉党支部的制约。怎样的格局才是合理的，仍未得到澄清。政府体制方面，尽管国家法律（主要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文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组织，其成员也不属于政府编制，但乡（镇）政府却一直将它视作它们在村里的"人"，村民委员会也行使了部分政府性质的职能。这样，政府对村委员会从组成到其工作都进行了相当的干预（甚至控制）；村民委员也对乡（镇）政府有着严重的依赖。但村委会成员的工资只能由村财政支付。村干部角色的矛盾不利于村民对村级干部的认同和支持。而农民的政治意识也不容乐观。在我的感受中，农民并不认为组织化建设很重要；相反，他们只关注村干部的腐败和提成的数额，只要这两方面能得到他们满意的解决，别的都是次要的。也就是说，组织化并不是村民们的一种迫切需要，更不是他们诉求的一种生活方式。（3）联产承包责任制因素。导致个体经营的独立性、村民间联络的淡化，更弱化了村级组织的服务功能。理论上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意味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但实际情况是"有分无统"，村级组织的服务、组织和协调的功能非常薄弱。农村经济发展呈现分散化的状态：土地分到农户手中，农民享有自由而独立的经营权和管理权，走上了一条个人创业、个体性发展的道路。尽管规模化程度非常之低，个体农户的发展收益也非常有限，但在我接触的各村，尚未出现为了联合而借助于村级组织的方式或体现到村务活动中来的情况。较之于以前的""，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应有的生产力；但近年来的公共设施，尤其是水利建设却极为荒废。农村的组织化只可能围绕村民的生产和致富展开，当村级组织在这些方面的作用形同虚设，只是作为乡（镇）政府的执行机构时，一村范围内的组织化必然会受到致命的影响。农户分散经营状况的形成和经济自主权的取得，使得农民偏向自身利益的获得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作为非村组干部的农户参与集体事务，并不能带来明显的、直接的经济利益；加之村委会的活动往往只是协调纠纷和动员村民贯彻"上级政策"（如交纳上交款、计划生育，等等），少有为了改善全村的整体面貌或有利于每一个村民的事务安排。在此情况下，农户中有相当比例不将参与村级事务视为义务，直至认为此事与自己无关。例如，当被问到"如果选举委员会无故不让你参加选举时，你将怎么办？"时，回答"无所谓"或"求之不得"的达30%。（参见[3]）村民在追求个体利益时很少想到他人或"集体"的利益，即使参与集体活动，也只是抱着利益的动机，而不是为了纯粹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目的。总之，在当前的承包制下，农户对组织化的热情被个体追求的动力消解了。虽然不能说这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身必然带来的结果，但在我考察的农村里，它的确是一个因素。这一点，可以从对这些农村在承包制前后所作的对比中得到验证。（4）集体经济因素。主要是，集体资产所有权的缺位导致其收益私人化，损害了村级组织的威信和集体资源应有的对村级事务的推动作用。农村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原有的集体经济实体并未有随之分给农户，而是以村的名义处在村委会的主管下。理论上，其所有权归全村村民所有，经营权和管理权由村委会行使。这是村级组织可直接支配和动用的资源，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村级组织的动员力量。在村集体经济实力弱小的情况下，村里的活动开展往往受到影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情况是，目前对集体经济的处理方式是承包给私人，村委会享有决定权和监督权。在此过程中，村民无法行使其所有权，集体资产所有权的缺位转化为村级组织的实际拥有权。如果在承包的对象和方式等等问题上，村委员会不吸收村民参与决定，使得村民的民主权利被强行剥夺，就必然诱发村委会与村民之间的矛盾。更使村级组织的公共性和权威性受到损害。在某村，村委员会在上渔业项目时未经村民同意，招致了村民的极大不满。（参见[3]）难以想象这种矛盾情绪能促成组织化。同时，在收益问题上，集体资产的获益者主要是干部和承包者，村民并未由此而获益，自然会对此有所不满。集体资源未能用于改善公共设施或作为村级事务的花费而减少村民的负担，相反成为腐败的根源之一。这就更加恶化了干群关系，挫伤了村民参与的热情。（5）市场经济和人口流动因素。生活自由度扩展和生活方式多样化，由此导致的认同危机和重视度降低。在目前的农村，更多的情况是，准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并行，村民的发展呈现多层次化、复杂化的态势。这也使他们的参与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的态势。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利益型参与的趋势越来越明显。60%的村民认为自己的投票对自身利益"重要"或"非常重要"（参见[3]），否则就不会主动去参与了。这大大有别于政治意义上的或组织意义上的民主，是民主经济化的体现，其根源在于经济民主化。相应的，对于非经济性的村级活动，他们的热情和兴趣便偏低。由于广大农村缺乏民主传统和民主习惯，又未曾经过民主训练，加之依然比较强固的小农意识，村民参与的短视性、功利性显现。这种现象本身很难说就不好，它更重要的是一个事实。但若从农村长远发展的需求来看，这一点无疑是需要改进的。人口流动的结果是村民对乡土生活的依赖性降低。对绝大部分村民来说，农业收入只占其总收入的一小部分，在外打工或经营获得的收入相较于土地收入才是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这样，他们与村级组织的关系就缩减为围绕交纳上交款的关系。在收入增加的条件下，上交款的数额不太影响他们对村级组织的反应；更何况他们常年在外，很少关注村级事务，与村里人的联系也仅仅限于婚丧嫁娶时或宗族或亲缘的关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集体组织活动好象与他们无关。现在的农村，生活方式趋于多样化，人群的分裂比较突出，不同年龄层次的人群的观念相差悬殊，特别是都市文化的影响和相当部分村民外出到城市的切身体会，都促成了村共同体观念的淡化。共识难以形成，公共精神更是淡薄。这便使得组织化缺乏应有的动力。（6）贫富差距因素。中国农村曾是绝对平均主义的实验场，这说明农民对平等的诉求是非常强烈的。在农民的潜层心理中，平等（甚至是平均）是他们衡量一个社会好坏和评价一个政权优劣的重要标准。尽管随着市场经济和个体经营的发展，贫富差距作为一个事实长久地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对贫富差距的认识也不再像原来那样简单和感情化；更多了些理性和坦然。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们对平等的诉求已经停止。特别是当贫富差距超过一定限度时，或者富者致富是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时，他们的不满就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在他们所处的社区范围内，这一点表现得更是突出。我国的现行政策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它曾经激活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极大解放。但自改革以来，由于劳动能力、经济意识和机遇等多方面的原因，农民的收入差距日益加大。而在相当多的农村，村干部在任职后一般都"迅速致富"，这更加剧了村民的不平衡心理和逆反心理。在笔者调查的钟祥市的三镇村民中，收入500元以下的占14.3%；500-1000元者占30.1%；1000-2000元者占20.2%；2000元以上的高收入者占33.5%，（参见[3]）其中主要是村级干部、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在村里他们又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甚至是互相转化的。在此背景下，调查发现，与一部分"经济能人"热衷于村级事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少村民（主要是收入处于中低档次的村民）牢骚满腹、对他们充满激愤。以至于将自己隔绝于村集体生活之外。不能否认的是，不平衡心理严重危害了村民民主参与的积极性，更影响了参与的质量；无所谓的心理掩盖了村民的真实意向；冷漠心理则导致村民对村务有关制度和过程的陌生，由此也影响到参与的质量；而偏激逆反心理导致权利的反意向行使和对村级组织建设的抵触情绪。所有这些消极情绪的产生与贫富差距都不无关系。（7）农民负担因素。在农村，最让农民头疼的问题莫过于负担过重。农民这一社会群体在对待利益方面非常现实，对各项额外提留、摊派、集资和其它收费极为反感。目前，农村生产条件大都比较落后，农业生产成本高，农业劳作异常艰辛，加之农产品价格的低廉，使得农业收入的每一微小增加都非常艰难。因而村民在劳动成果转移到国家或集体时，其敏感性是必然的。对上交国家的粮棉油任务，大部分村民认为必须交，并能积极主动地完成；而对集体提留和各种名目的摊派、集资和其它收费则颇为反感，原因是他们认为村组织并未有对他们提供多少服务。在此情况下，村民极易把对利益受"剥夺"的不满转嫁到对村级组织（主要是村委会）及其成员的不满上，对他们不信任、不合作，直至对所有的村级事务丧失热情。从我们在钟祥市的问卷结果来看，只有34.6%的村民对村务公开栏上的内容非常关注；比较关注者占26.8%。两项合计61.4%,离75%还有相当距离。12.5%的村民不太关注；25%的村民不关注此事。两项合计达37.5%。可见村民对村级事务的态度。更能说明这一点的，表现在他们对村里重大事务的决定的参与度上，回答"经常参加"的只有30.9%；回答"只是有时参加"的竟高达37.1%，而回答"从不参加"的竟有29.4%，两项合计66.5%。（参见[3]）可见村民对村级组织及其活动的反应完全未能具有一个组织内成员的最起码的标准。这不能不让人怀疑整个村还能否被称作"组织"而存在。究其根源，主要是绝大多数村民认为负担过重的起因在于村委会尤其是其主要成员，因此对村级组织的工作产生抵触情绪。今后我国农村实行税费改革，这一状况可以得到一定的改善；这对农村社区政治发展来说可能成为一个契机。（8），宗族主义因素。宗族势力入侵甚至控制村民委员会和村级事务，损害了村民委员会权威的合法性。在我调查的诸多村庄中，宗族因素并不太明显，但仍能感受到这一因素的潜在力量。村干部不属于政府机构的正式编制，生活在村民当中，其能否当选和工作的展开均离不开宗族势力的影响。村里大的宗姓，由于其内部交往上的频繁和亲密，他们往往形成一股共同的力量，影响甚至左右村级事务。而村级事务离开他们特别是他们的资深望重的代表则无法顺利开展。徐勇在有关秀村的调查报告中写道，由于"村民自治是村民的自我管理。村委会权力的运作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家族的影响，特别是在调解社会纠纷方面，在这一过程中会使权力公共权威性受到侵蚀。""出于对利益的追求和维护，家族传统文化有可能将本家族的人联结在一起形成社会性力量，并以其力量与村委会权力抗衡。当村民仅仅只是将自己视为某一家族中的族民，而不是法律认可的公民时，村民自治就有可能变为族民自治。"（参见[1]第365页）情况可能没有他说的这样严重，因为村民的法律意识在逐渐提高，甚至有些地方农民的法律意识非常高，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公共权威缺失、对公共事务失去参与热情的情况下，宗族的组织和力量填补了这一权力空间。而从严格的组织化的意义和要求上讲，宗族的渗透力是有害的。宗族控制的村级组织和村级事务与组织化的精神相悖，同时也极大地损害了非主要宗族的民主权利和参与热情。这也是部分地区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又一原因。

四，结语

以上我简要地分析了造成农民组织化程度低这一现象的诸多原因。这些原因在不同的地方其表现不同，其突出的方面也不同；但可以比较肯定地说，农民组织化程度低与以上的部分原因有关，而这些原因往往是相互纠结在一起的。从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农民的传统负担相当沉重，而目前国家在政治制度的供给上仍存在着诸多问题。农民的组织化进程又处在一个市场化、个人化的新时代，在个人承包制的背景下进行。诸多原因造成了目前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状况，因而改善这一状况也只能从这些方面入手。但是，鉴于经济发展将是今后农村发展的主题，所以重中之重便是如何建立经济推动的组织建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村级组织只有在加强为村民提供经济服务，并且有能力提供有效资源和政策时，它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村的组织纽带。而村民们也只有在发展经济尤其是规模经营的过程中，发现建立共同组织或通过村级组织保障和实现自身利益和权利的必要性以后，农村的组织建设才真正拥有了来自村民的动力。国家制度也应该促进而不是束缚这一趋势。唯其如此，目前中国部分农村地区组织化程度低的状况才能得到根本改观。这也是今后我国农村社区政治发展的出路之所在。参阅文献：

[1]，《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徐勇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乡村社会学》，袁亚愚编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刘伟等：“浅析经济因素对村级民主建设的影响”，载于《中国农村观察》1999年第4期。

[4]，《徐勇自选集》，徐勇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俞可平：“中国农村的民间组织与治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2000年夏季号、秋季号。

[6]，《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王沪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王亚南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十一章“农民在官僚政治下的社会经济生活”。

[8]，《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报告》，刘智峰主编，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版。第九章“基层政权的政治病与基层民主”。

社区政治范文篇3

一、社区政治文明建设的起步

民主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与民主不可分割。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就说过：“不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也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与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部本质要求一样，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帆风顺，而是一个需要经历许多发展阶段的长期历史过程。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民主有基层民主和高层民主之分。所谓基层，是指构成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是社会结构中的基础。如，乡、镇、城市街道、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工厂、商店、学校、医院等企事业单位。基层民主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是民主的直接性。这主要表现在人民代表和政权机关的领导人由广大人民群众直接选举产生，并对他们实行直接监督，有权依法罢免那些不称职的代表和官员，人民群众有权依法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有权就基层单位的种种问题发表意见、提出批评和建议。其二是民主的广泛性。民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文化民主、教育民主等等。基层民主建设，是我们党和国家努力建设的民主政治的基石。

中国共产党从建国初始，已经开始探索中国式的民主政治发展的新道路。概括地说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在根本政治制度上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代表制民主，也就是间接民主。因为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又缺少民主传统的国家里民主将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不可能一步达到马克思设想的"完全的民主"。通过人民直接选举自己的代表，由人民代表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并且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最好的民主政治制度。二是在基层实行直接民主。具体地说，就是在企业、各种经济组织和事业等单位中实行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管理，农村的广大村民以自然村为基础实行村民自治，城市居民居住区实行居民自治。上述两个方面的民主有如鸟之两翼，互相配合，共同发展，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与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

我国城市基层民主选择居民自治的政治形式，经历了一个长期的、逐步深入的过程。1954年12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根据1954年宪法精神，制定并通过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宣布居民委员会是“群众自治性的居民组织”。1958年之后，尤其是“”期间，以居民委员会为代表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受到严重破坏。改革开放后，中国基层民主重新获得发展。1980年1月19日，国家重新颁布了1954年通过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从而使城市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开始得以恢复和发展。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获得通过，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至此，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法律基础基本奠定。

在民主选举方面，《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居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本居住地区全体有选举权的居民或者由每户派代表选举产生；根据居民意见，也可以由每个居民小组选举代表二至三人选举产生。居民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其成员可以连选连任。但是，1999年之前，全国的情况基本上都是居委会成员由基层政府指定。1999年6月，沈阳市沈河区进行了第一个社区选举改革的试点，使用了一户出一个代表进行选举的方式。从2000年开始，上海、南京、青岛、广西等地也进行了社区选举的试点。社区的直接选举打开了真正自治的大门。与此同时，城市社区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也正在逐步规范和完善之中。

由此可见，基层群众自治的组织形式，在建国初期就已形成，但是作为一项具有全面法律保障的民主制度，到了80年代末才完全成形，并开始有效运作。基层群众自治从组织形式到制度形式的发展在90年代得到了深化。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化，对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依据基层民主自治的成长逻辑，基层群众自治在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组织构建和第二阶段的制度成形之后，必然迈向第三阶段，即制度运作和功能实现阶段。进入90年代后，市场经济建设的发展，为这个阶段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体制条件。

二、社区政治文明建设现状

在社区内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真正实现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从而达到社区居民民主自治，是社区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任务，其中又以“民主选举”为社区民主政治建设的前提和基础。目前已做到以下四个方面：

（一）创新社区体制，落实基层群众民主权利实现的载体。社区体制创新，就是通过社区的组织整合、功能整合和资源整合，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社区管理体系和组织体系，更好地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按照体现党的领导、政府指导、社会参与、居民自治的总体要求，在社区依法成立了社区党组织、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议事会，形成了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自治组织为主体，各类社会组织充分发挥作用的新型社区组织结构。

（二）创新制度机制，畅通基层群众民主权利实现的渠道。有了健全的组织机构作为载体，还要有相应的决策、议事、管理和监督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和民主自治的运行机制作保障，才能确保居民各项民主权利的实现。需要广泛建立起民情恳谈会、民事协调会、民意听证会、民主评议会的“四会”制度，使社区成员对社区工作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健全社区居委会自治章程、社区选举制度、社区决策制度、居务公开制度、考核奖惩制度等，使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居民依法规范自治行为，保障自治功能长久不衰。

（三）创新宣传手段，强化基层民主意识。培育社区理念，增强民主意识，是社区居民关心社区发展，参与社区民主建设的重要前提。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创新宣传手段，培育和强化社区居民和社会单位的社区理念与民主意识。广泛召开社区建设工作动员会、座谈会，组织社区建设宣传周、宣传日等活动，举办社区建设和基层民主建设各种专题讲座，聘请专家学者授课培训等，大力营造加强社区建设，推进基层民主的思想舆论氛围，增强社区群众对社区的认同感，形成了浓厚的基层民主氛围。

（四）创新选举方式，在实践中提高基层群众民主素质。选举是居民行使民主权利的基本实践形式，也是民主权利的核心内容。社区直选是扩大基层民主的有效形式，有利于强化社区居民自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社区直选强化了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自治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社区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要使居民委员会法定的自治功能得到有效发挥，真正形成具有“三自”基础和功能的居委会管理体制，首要前提就是居委会必须由真正的民主选举产生，民主选举是实现社区居民自治的基本条件，社区直选无疑是民主化程度最高的居委会选举形式。通过社区直选，全体居民直接将自治权委托给居民委员会行使，实现居民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同时，社区直选还促进了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之间工作关系的转变，使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之间原先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向在自治原则下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转变。

第二，通过社区直选，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社区广大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增强了社区凝聚力和居民对本社区的认同感。社区自治的生命力在于社区成员对社区的认同感以及对社区事务的积极参与。动员人人投票参选的过程，也是广泛深入宣传社区建设的过程，是社区成员相互了解和深入了解社区的过程。这一过程增强了社区成员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社区居民群众和社区单位成员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

第三，社区直选增强了社区居委会成员的公仆意识和民主意识，培养和造就了一支高素质的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促进了居委会工作方式的深刻变化，为更有效地组织社区居民开展社区自治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民主基础。

三、社区政治文明建设的思考

以社区居民自治为核心的城市基层民主建设已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社会效益。这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社区居民自治是低成本的管理体制创新。通过社区居民自治，构建“社区制”社会，可以开发充足的人力资源，为社区建设提供可持续的源泉。因此用于管理的成本也较低。二是社区居民自治是社区建设的内在要求。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社会安全、精神文化、社会交往、生态环境、社会参与等方面的需要急剧扩张。而在这方面，市场的反应往往是"盲点"，且信号容易"失真"。而直接生活在社会之中并能对满足社会成员需求负有责任的社区居民自治组织能够最及时、准确地反映和表达社会需求。社区成员通过自治组织，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满足政府和市场难以满足的社会需要，参与解决社区发展问题，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三是社区居民自治有利于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和“社区制”社会的构建，人民群众与社区的关系日益紧密，愈来愈需要依靠社区力量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对社区公共事务也愈来愈关心。因此，通过社区居民自治，为社会成员提供参与与他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的管理，是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

应当指出，由于受经济条件、外部环境等方面的限制，社区居委会组织活动的功能和政治优势尚未充分地发挥出来，就居民自治本身而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首先，实行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后，基层政府与社区的关系如何重新定位，怎样才能做到既避免政府管理在社区层次的缺位，又避免社区自治组织的行政化倾向，等等，仍是需要继续在实践中探索和解决的问题。目前，社区居委会承担各种行政职能的责任日趋加大，工作负担沉重。社区居委会实际上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属物。

其次，居民政治参与率低，居民自治尚处于低层次的初级阶段。我国城市居民普遍富裕的程度还不高，仍存在一个绝对数量庞大的贫困者阶层，需要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解决生计的劳动中去。再加上社区居委会组织工作条件、活动场地的限制，实际上的居民政治参与率仍然不高。社区居委会主要的工作目标和发展模式是什么，还缺少科学的定位。由于社区管理体制不顺畅，社区服务网络、服务设施不健全，居民自治遇到的困难仍比较多，短时期内难以提升到更高的发展水平。

再次，我国实行城市社区自治的基本目标就是通过居民自治实现有效的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使城市社区的人口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农村转移出来的流动人口、社区范围内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离退休老年人、下岗和失业人员等，这些人口大多脱离了原来的地域或“单位”管理进入了城市社区，急需社区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予以整合。另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结构和社会管理体制的变化，社会自主性力量增强，社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组织，如各种新经济组织、新的群众自发组织等，其中有的是利益性组织，如社区中的业主委员会。这些组织的出现既丰富了基层群众自治的主体力量，同时也对基层群众自治的功能和地位形成一定的冲击，如业主委员会对居民委员会形成的冲击。因此，自治组织如何协调好与群众组织、利益组织的关系，保证自治组织在社区中的主导地位，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基层自治组织的生存与发展。

切实推进城市社区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应当从我国城市化水平比较低，城区人口密集，城市综合配套设施与管理水平比较落后，居民对社区民主生活和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的实际出发，作出科学的定位和合理的设计。一是居民自治的类型，应当多样化，充分体现城市差别、城区差别、地域差别、民族差别和不同社区的差别，具有不同的特点和特色；二是居民自治的目标，应以社区建设为中心，充分调动社区居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增强民主意识，逐步改善社区治理环境，以满足广大居民对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建立生态文明和社区综合服务设施与功能完备的居民社区发展模式；三是对居民自治的领导、组织与管理，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与广大居民自治的统一，领导机关的积极性与居民群众的自觉参与和自律行为的统一，社区内各个组织活动协调和有序的统一；四是积极培育功能齐全、社会服务完善的社区服务体系。通过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切实的努力，把社区各种社会团体和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调动出来，在广大居民的支持下建立起最完备的、居民满意的社区服务体系。

其主要思路应是：以“政府到位、社区归位、市场入位”为核心，按照以人为本、服务居民、整合资源、共驻共建、责权统一的原则，合理界定政府、社区党委及居委会、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积极培植联系紧密、分工明确、功能耦合的社区党建体系、社区自治体系、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体系和中介服务体系。以党建为中心，以政府为主导，以服务为纽带，以社会参与为主体，建立起政府管理功能与社区自治功能分工合作、互为补充、有机结合，既保证政府行政管理工作重心下移到社区，又不断推进社区自治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的良性互动关系，实现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的有机结合，建立融政府管理和社区自治于一体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整体推进社区建设各方面工作。

在操作层面上要着力建立“四大体系”、处理好“五大关系”：

“四大体系”是：

1、强化社区党组织核心作用，构建新型的社区党建体系。由社区党委、社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和分会、社区管理委员会组成。以社区党委为切入点，加强与驻区单位的组织协调，整合社区党组织资源，构建区域性党建工作网络体系，紧紧围绕社区民主自治，不断拓宽工作领域，强化党建功能。

2、强化居委会自治功能，构建新型的社区自治体系。包括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居委会、议事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社区成员代表大会代表全体社区成员行使社区自治权，社区成员代表由居民代表和单位代表组成。社区居民委员会是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对社区工作负有综合管理、协调、服务、监督的职能，其成员由社区代表大会通过选举产生，接受街道办事处的指导。社区议事委员会是社区决策的参谋和监督机构，由居民协商推荐产生。议事委员会委员由驻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知名人士、驻区单位代表、专业工作者等组成。业主委员会是社区的议事和监督机构，由房屋所有权人代表组成。业主委员会既代表居民行使对社区工作的议事职能，又代表业主行使对物业公司的监督职能。

3、组建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构建新型的社区管理与公共服务体系。在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和社区党委的领导下，受理中心依法履行社区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完成政府交办的行政性事务，通过整合社区党建体系、社区自治体系和社区中介服务组织来为群众提供服务，协调管理社区公共事务；通过受理居民事务，变管理为服务，全面转变政府职能，树立服务型政府的新形象；通过受理居民事务，了解民情，实现党和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以及社区居民的沟通、协调、互动，在支持和保护社区民主自治的同时，加强党对社区的领导，有效推动政府管理重心下移。

4、发展中介服务组织，构建新型的社区社会服务体系。根据社区建设的需要和现有条件，要重点培育四类中介组织：一是街道或街道以上层面的中介组织延伸到社区的分支机构，如职业介绍所、职业技术服务中心、劳务市场、社会保障事务所、房屋交易市场、律师事务所、调查统计所、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民事调解中心、社区计划生育宣传中心、社区文体中心、环卫所、绿化站、物业管理公司等；二是社区活动类中介组织，如养花协会、钓鱼协会、摄影协会、读书会、秧歌队等；三是社区权益类中介组织，如业主委员会、老年人协会、妇女协会、残疾人协会、外来务工者协会等；四是社区服务类中介组织，如社区志愿者组织、社区互助组等。政府通过项目管理、政府采购、委托代管、招标投标等方式，使社区中介组织承担起行政管理工作中的服务性、技术性事务，为政府职能的转变提供承接载体。

“五大关系”是：

1、政府（街道办事处）与社区的关系。在社区治理结构中，政府行政管理服务体系与社会自治体系的关系是最核心的关系。我们强调重心下沉，就是要让政府真正负起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责任。在社区建设过程中，政府最重要的责任就是为社区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公共设施、公共环境。除了必要的政务类、程序类事务按照政府行政机制运作之外，政府责任的实现主要是通过统筹规划、制定标准、政策支持、指导协调、监督评估等方式，应该让企业干的交给企业去干，应该让社会组织干的交给社会组织去干。社区自治组织要切实围绕居务服务开展工作，实现政社分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真正实现政府到位、社区归位、市场入位。

2、社区党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关系。社区党组织是社区建设的领导核心。社区自治组织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开展工作。但这种领导作用的发挥不是靠组织或系统内部自上而下的行政领导，而是通过加强党组织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努力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不断创新党的工作机制和活动载体，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加强为居民服务；通过引导居民正确行使民主权利，支持社区自治组织的工作，来保证社区民主自治的正确方向，实现有效的政治领导。

3、社区自治组织与社区事务受理中心的关系。社区是为社区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工作机构，与社区自治组织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配合的关系。理顺社区事务受理中心与社区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关键是要按照政社分开的要求，进一步明确划分政府与社区的职责，剥离社区承担的行政管理工作。社区事务受理中心自身应当做好的行政工作，要直接把工作做到位；凡需要社区配合和协助的工作，要在社区党委的统一协调下明确责任主体，有的还应向社区支付一定费用；凡属于社区民主自治范围内的事务，受理中心一般不予插手。与此同时，社区居委会也要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围绕社区工作大局和群众需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并协助受理中心做好有关工作。

社区政治范文篇4

2007年：在服务*的工作大局中创新政协工作

2007年，区政协常委会在中共*区委的正确领导下，在深圳市政协的指导和关心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团结带领区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全体委员，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围绕全区的中心工作，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继续解放思想，锐意创新，不断探索做好新时期基层政协工作的新课题、新载体、新方法、新路径，努力在“功能*”、和谐*、效益*建设中突出特点、彰显优势、发挥作用、体现作为。

一、创新协商议政内容，服务*又好又快发展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发展模式真转真变，常委会努力创新协商议政的内容，寻找和发掘对*科学发展具有前瞻性和前导性的课题，广汇各方之智，组织委员通过召开研讨会、专题调研、专题视察等形式，积极为*突破“四个难以为继”制约，打造“功能*”，释放核心价值，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建言献策。

“向香港学习，为香港服务”是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关于新时期进一步加强深港合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借鉴香港经验，用好香港因素，是成就*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的重要推手，更是*在新时期深港合作中抢占先机，实现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社会进步的先天优势和便捷路径。为此，我们充分发挥“和智之力”，组织发动政协委员和有关专家学者围绕“如何利用香港因素促进*进一步发展”献计献策，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取得良好的成效。这次活动，共征集到论文48篇，既详尽介绍了香港有关经济发展、城市管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又结合*的实际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意见和建议。区委区政府对这次活动高度重视、充分肯定，决定以区委区政府主办、区政协承办的形式召开“香港因素与深圳*发展研讨会”，区五套班子领导和全区科级以上干部出席，并以此纪念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和区政协成立10周年。区委书记刘学强同志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研讨会的成果体现了政协的“和智之力”，“这种‘和智之力’，本身就是*的软实力之一，也是*参与发展竞争的本钱之一。”区长鲁毅同志为研讨会论文集作序指出：“这些论文凝聚着各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长期研究的心血和成果，充分体现了他们对*的热爱和关注，并且为*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智力资源和精神财富。”研讨会成了一次规格高、范围广的议政会，委员和专家们的论文集汇成了一本份量厚重的建言书。《人民政协报》在头版头条，以《接驳香港因素的“桥头堡”》为题，对此作了专题报道。

抢占高端，上游竞争，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环节。我们根据*服务业比重较大的现状以及国内外高端服务业发展的新态势、新动向，就我区高端服务业发展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向区委区政府提交了《关于我区高端服务业发展的建议》，得到了区委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区委书记刘学强同志批示指出：“这个建议再次体现了政协的‘和智之力’，请贸工局等有关职能部门认真吸取有关的建议。”区长鲁毅同志批示要求有关副区长组织相关部门逐项研究政协委员的建议，认为有些建议马上就可以做，感谢政协委员的辛勤劳动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区发改局在起草我区高端服务业发展规划过程中全部吸纳了调研报告的成果。

二、创新委员履职载体，服务和谐社区建设

开展政协委员进社区活动，是城区政协服务和谐社会建设的有效载体。为了进一步发挥政协委员在和谐社区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我们对这一载体作了进一步创新和完善，进一步丰富了政协委员深入社区、服务社区的内容和形式，提高了政协工作服务和谐社区建设的成效。

我们进一步创新和完善了收集和反映社情民意机制，促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成效有了进一步提高。政协委员进社区各小组每月安排委员深入社区接访群众，及时将社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向有关部门反映。一年来，委员们共接访社区群众400多人次，收集居民群众反映的意见和问题274条，并通过政协领导登门拜访、召开专题座谈会等形式逐一转送有关领导和部门解惑答疑、抓好落实，得到了有关领导和部门的切实重视，各职能部门对政协社情民意的办复率达89%。对于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通过组织委员视察、调研等形式提出意见和建议，与有关部门共同商讨和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和具体对策。对于仅靠有关部门的力量解决不了的“硬骨头”，我们通过主席会、常委会建议的形式向区委区政府呼吁解决。对于超出区里职权范围的问题，我们借助上级政协的力量，通过与市政协开展联合视察、向市领导报送社情民意信息、向市政协提交提案等形式，共同促进问题的解决。通过这些形式，提高了我们促进实际问题解决的能力，增强了政协工作实效。比如，黄贝街道新谊社区工作站办公用房问题、特区内中巴取消后莲塘片区居民公交出行难问题、港发新村插花地危险边坡60多根电线杆的安全隐患问题等等，都在政协委员的呼吁下得到了妥善解决，受到了社区群众的好评。

在政协委员进社区活动中，我们积极探索履行民主监督职能的方法和途径。经与区纪检（监察）、城管、公安等部门协商，以政协委员进社区各小组为单位，成立了党风廉政建设监督小组、城市管理监督小组和社会治安监督小组。各监督小组在所联系的社区积极收集群众对有关工作的意见，适时向有关部门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对加强和改进相关工作起到了良好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广大委员热心慈善和公益事业，一年来，委员们共向区慈善会捐款426万元，积极深入社区开展扶贫帮困、支持社区建设等各种活动。

为了实现街道、社区工作与政协工作的更好互动，我们组织各街道办事处联系政协工作的领导、政协工作联络员和政协委员进社区各小组组长进行了业务培训和有关工作交流，为进一步增强政协工作服务和谐社区建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载体的创新，渠道的拓宽，不仅使政协委员服务和谐社区建设的成效得到进一步提高，同时也对政协自身工作特别是收集和反映社情民意工作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一年来，区政协共在市、区有关信息刊物上发表社情民意信息36篇，市、区有关领导在其中14篇上作出批示，名列全市政协系统和全区各单位前茅。

三、创新参政议政方法，服务国际化城市创建

深圳特区从*开始，深圳速度在*诞生，深圳的城市品位也在*形成。在深圳改革发展的进程中，*一直担当着开路先锋的“工兵”角色。在深圳创建现代化、国际化大都会的新征途上，如何汇智聚力，为*找准定位、强化功能、再领风骚献计支招，政协委员铁肩担道、责无旁贷。

《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07～2020）》草案公示以后，在征询公众意见过程中，我们组织政协委员对规划草案进行认真研究，分析其对*今后发展将产生的影响，站在全市发展全局的角度对进一步完善规划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在有关新闻媒体上发出了“城市中心区命名不提*对深圳是莫大损失”的强烈呼吁，充分行使了政协委员的话语权，表达了*人民的心声，产生了较好的反响。

建设空中连廊，进行“城市装修”，成功改造人民南，区委区政府探索出了一条城市二次开发、商业旺区能势提升的成功经验。我们争取市政协支持，开展了市、区两级政协委员联合视察活动，高度赞赏人民南改造的成效，建议推广这一经验加快*二次开发步伐，共同呼吁市有关部门支持*完善空中连廊系统建设，用空中连廊把火车站与人民南片区连成一个整体，充分释放人民南的商业势能。同时，我们还组织政协委员视察了“城市装修”工作，对进一步推进和完善“城市装修”工作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四、创新多党合作纽带，服务民主政治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人民政协是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区委对政治建设高度重视，就活跃和完善基层民主生活推出了一系列新举措，要求区政协在促进党派合作、推进协商民主方面积极探索、多做工作。

我们按照区委的要求，根据城区政协贴近社区、贴近群众、贴近实际问题的特点和实际，积极探索创新基层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工作，形成了以服务和谐社区建设为纽带的基层多党合作新机制。我们与*辖区各派、工商联及无党派人士共同建立了每半年一次的定期协商制度，将统一战线内部的协商民主推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我们邀请各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参与政协委员进社区活动，共同商定围绕促进和谐社区建设进行专题调研的课题，为他们深入社区开展专题调研及其他有关活动创造条件、提供服务，做好调研成果的转化工作。经过一年来的深入调研，各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就各自关注的课题形成了调研报告，对进一步推动和促进和谐社区建设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围绕促进解决实际问题编织多党合作纽带，丰富了基层多党合作的内容，活跃了基层多党合作的形式，提高了基层多党合作的实效，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在我们基层得到了较好体现。《人民政协报》就此在头版头条编发了题为《和谐社区建设中的“多党合作”》的专题报道。

五、创新自身建设途径，服务工作水平提高

抓好自身建设，是提高政协工作水平的基础。常委会始终把区政协的自身建设摆在重要日程，通过创新自身建设的途径，不断提高政协委员履行职能的水平和能力，提高常委会领导政协工作的水平和能力。

中共十七大胜利召开之后，我们在按照各级党委的要求，组织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认真传达学习十七大精神的基础上，发动政协委员结合贯彻十七大精神，积极为谋划区政协今后的工作思路献计献策，开展了“政协工作如何在*‘四位一体’建设中发挥作用体现作为”和“关于区政协今年度工作总结及明年工作思路”两个专题调研，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针开拓政协工作新思路，以对做好政协工作的新思考深化对十七大精神的理解，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共识，凝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智慧和力量。

为进一步提高常委会领导政协工作的水平和能力，我们注重对工作实践及时进行总结和思考，以实践创新促进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指导工作创新。我们在总结三届一次会议以来的工作，特别是在总结政协委员进社区活动的基础上，对城区政协工作的定位、载体和规律作了一些理论探讨，对我们部署工作、抓好落实起到了较好的指导作用。我们将研究成果形成了《定位、载体与规律——城区政协工作服务和谐社会建设规律初探》一文，向市政协“人民政协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研讨会提交，经深圳市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组织全国知名专家评审、常务理事会审议，被评为优秀论文一等奖。

各位委员、同志们，不久前全国政协召开了“地方政协工作经验座谈会”，*区政协作为全国评选出的四个城区政协代表之一，作为深圳市唯一的区级政协代表出席会议并在会上交流经验。这是全国政协对我们的关怀和肯定，是市政协悉心指导的结果，是区委正确领导、区政府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各单位和社会各界密切配合、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参加区政协的各派、团体以及全体政协委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区政协常委会，向所有关心、支持区政协工作的各级领导、同志们、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区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全体委员致以崇高的敬意！我们视大家的工作成果为至珍的荣誉。我们将视荣誉为压力，把压力变为动力，不断将区政协的各项工作推向前进。

回顾一年来的工作，我们深深体会到：只有不断解放思想，锐意创新，才能进一步激发政协工作的活力，做到奋发有为；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高度关注民生问题，才能使政协工作得到各方面的广泛支持和拥护；只有不断深化服务意识，才能更好地实现政协工作的价值；只有高度关注工作大局，才能不断拓宽工作思路，体现作为；只有实现优势互补，才能更好地汇聚智慧和力量，充分发挥各方面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

在总结一年来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工作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与区委区政府对政协工作的期望、与人民群众对政协作用的期待还有不小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为推动*的科学发展建言献策的热情较高，关注面也较为广泛，但提出意见和建议的前瞻性、专业性和针对性有待进一步提高，参政议政能力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政协委员进社区的工作已经铺开，服务和谐社区建设也取得一定成绩，但如何密切街道办事处与政协委员的联系和沟通有待进一步探索，街道政协工作联络员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收集和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比较畅通，数量也较多，但促进实际问题解决的成效有待进一步提高，与各有关职能部门的工作互动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政协委员的主体作用得到较好发挥，促进党派合作工作也取得了新的进展，但如何开展以界别为单位的相关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探索，政协工作的界别特色有待进一步体现；组织委员开展联谊活动比较活跃，委员们也比较满意，但对政协委员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的关心还不尽到位，与政协委员的密切联系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等等。我们将高度重视这些问题，认真加以解决。

2008年：在改革创新中更好地为*“四位一体”建设服务

改革发展的实践推动政协工作的创新，改革发展的深入推进要求政协工作进一步创新。为了更好地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中发挥作用、体现作为，2008年区政协工作的总体思路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落实中共十七大精神，在中共*区委的领导下，围绕区委五届五次全会确定的我区中心工作，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进一步解放思想，切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不断创新、规范政协工作的内容和形式，着力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作用，为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一、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七大精神，用科学的理论指导政协工作创新

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七大精神，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我们要结合实际，精心组织区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全体委员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中共十七大精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十七大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中共十七大提出的各项任务上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动摇。要按照省委、市委和区委的统一部署，认真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清醒认识我区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以解放思想为先导，以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为主题，以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为目标，以促进新一轮改革发展为重点，不断开创我区政协工作新局面。要全力支持、配合、参与区委区政府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积极为我区进一步解放思想、谋求新一轮跨越式科学发展建言献策。要把这次大会开成新一轮思想大解放的动员会、鼓劲会，切实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谋划发展，努力推进履行政治协商职能工作创新，进一步提高资政建言的水平；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推动发展，努力推进履行参政议政职能工作创新，进一步提高发挥服务大局作用的实效；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评价发展，努力推进履行民主监督职能工作创新，进一步提高关切民生问题、促进改善民生问题的能力，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实际成果来体现我们解放思想的良好成效。

二、统筹整合工作资源，积极为推动*的科学发展献计献策

政协工作要在推动科学发展上有新作为，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我们将在充分运用政协工作传统形式的基础上，通过对原有的工作资源进行统筹整合，更好地汇集各方面智慧、凝聚各方面力量，积极推动*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要以专题调研为基础，积极提出促进有关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区委区政府采纳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通过视察、“政协论坛”等活动积极加以推动和促进。对有关工作推进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将通过专题议政等形式，积极为解决相关问题献计献策。从而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工作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连锁反应”，产生“连锁效应”。

创建生态文明城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既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突破“四个难以为继”紧约束、发展循环经济工作的深化和升华。我们将就这一问题组织开展专题调研，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并且充分发挥政协委员联系各界的优势，影响和带动社会各界热情支持、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城区建设。

推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是市委市政府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实现执法重心下移的重大举措之一，对理顺城市管理机制、优化城市管理资源、提高城市管理成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为新生事物，这项改革推行近一年来，在取得良好成效的同时，也难免出现一些发展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在改革中用改革的办法不断加以完善。我们将组织政协委员对这一问题进行调研，在认真听取和收集各街道办事处及有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及时报送市、区有关领导及部门，促进有关问题的解决。

三、深化政协委员进社区工作，切实为促进*的社会和谐用心出力

政协委员进社区活动的成效，得到了全国政协的肯定，得到了市政协和区委的较高评价，得到了基层干部群众的赞许，说明我们找准了城区政协工作服务和谐社会建设的定位，找到了城区政协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作用、体现作为的切入点。我们要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深化、不断完善政协委员进社区工作，让政协委员支持和谐社区建设的热情不断迸发、促进和谐社区建设的智慧不断涌现、参与和谐社区建设的成效不断提高、推动和谐社区建设的影响不断扩大。

要进一步创新和完善政协委员与街道办事处密切联系的机制，加强对街道政协工作联络员的培训指导，充分发挥他们联系政协委员与街道、社区的桥梁纽带作用，使政协委员能够切实了解基层工作、积极支持基层工作，为做好基层工作献计出力，及时呼吁解决基层工作的困难和问题。

要进一步研究和改进社情民意的收集、反映和反馈机制，通过建立既能保障政协委员的民主权利、畅通政协委员反映问题的渠道，又能较好地促进有关部门认真处理、及时解决有关问题的工作机制，推动政协委员反映民生、促进和谐工作成效的提高。

要在政协委员进社区活动中进一步发挥好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作用。要按照区委的工作部署，积极支持、配合社区工作站与居委会分设和选举工作，在促进这项工作的稳步推行、和谐发展中发挥作用。要在对社情民意进行整理分析的基础上，对基层干部群众反映比较集中、比较强烈的问题，比如关于老旧住宅小区引进物业管理之后的后续工作、关于打击“医托医闹”建立良好医患关系、关于和谐警民关系支持依法执勤等问题，通过开展有关专题活动，努力推动和促进有关问题的妥善解决。要充分发挥政协委员联系各界的优势，团结所联系界别的群众积极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多做贡献，使人民政协成为建设和谐*的一股重要政治力量。

四、强化提案工作规范，不断提高促进实际问题解决的能力和成效

提案是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委员履行职能的重要方式，是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委员反映问题、督促解决问题的重要载体。做好提案工作对促进实际问题解决、对提高政协的整体工作水平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人民政协一项具有全局意义的工作。在区委区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我区的提案工作形成了一整套系统、成熟的运作规范，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我们要继续强化这些工作规范，以规范促提高，向规范要成效，不断提高促进实际问题解决的实效。

要继续强化提案的立案规范，按照保质量、促精品的要求，在对提案人加强引导、做好服务的基础上，严格提案立案标准，确保提案质量。要继续强化提案的交办工作规范，坚持区政协将提案向区政府整体交送、区政府向承办单位具体交办制度，确保提案交办工作的科学性和权威性。要继续强化提案办理工作规范，坚持主席督办重点提案制度和提案三级办理制度，确保重要问题能够得到切实解决、所有问题能够得到研究和处理。要继续强化提案办理结果的反馈工作规范，坚持提案人对提案办复情况和落实情况“双评价”制度，确保承办单位将提案办理工作落到实处。

五、提升自身建设水平，着力夯实履行职能工作的基础

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是政协工作的基础性工程，是不断提高履行职能水平和成效的客观需要。我们要按照中共十七大对人民政协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以促进党派合作、突出界别特色、发挥委员主体作用和加强机关建设为重点，全面加强自身建设，为发挥政协工作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中的积极作用打下坚实的基础。

要根据基层工作的特点和实际进一步创新促进多党合作工作。坚持区政协与辖区各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协商制度，搞好统一战线内部的协商民主。坚持邀请辖区各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开展有关调研活动，为他们开展履行职能的活动创造条件、提供便利。积极为辖区各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做好调研成果的转化工作，组织有关专题议政活动，邀请区委区政府领导听取他们对做好有关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活跃我区多党合作的氛围，提高我区多党合作工作的成效。

要积极探索基层政协工作体现界别特色的方法和途径。我们将根据区政协委员构成中各界别人数较少，客观上难以以界别为单位开展活动的实际情况，研究将所从事的工作性质类似或者所联系群众阶层相近的委员组成功能组别开展活动的形式，使各界别群众的呼声能够在政协中得到反映，逐步探索做好界别工作的新路。

要进一步调动委员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政协委员在履行职能中的主体作用。要在继续办好“港澳台侨人士国庆中秋茶话会”和“各界人士迎春座谈会”等传统品牌的联谊活动的基础上，建立政协领导与政协委员联系制度，每位政协领导和专委会领导联系若干委员，与委员们进行定期的交流和沟通，关心委员们的工作和生活，及时帮助解决委员们在履行职能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切实保障政协委员参加政协活动以及其他各项民主权利。

社区政治范文篇5

一、与时俱进，发挥优势，把政务公开的监督纳入政协工作系列

政务公开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打造廉洁政府、诚信政府、透明政府，实现还政于民的重要环节。为此，武陵区政协从民主政治建设的高度，将政务公开的监督作为民主监督工作的重要内容纳入政协工作系列。

纳入常委会议、主席会议工作重点。区政协年度常委会议、主席会议均安排对政务公开协商监督的内容。其中2003年度就经济发展环境、招商引资、防非典等安排6次。2004年度就中央1号文件贯彻落实情况、安全生产等安排7次。主席会议成员和常委们积极关注政务公开的内容、形式和具体操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开展深入调研，多方求证，积极建言献策，和区政府领导、部门负责人面对面协商。为推动社区劳动保障工作，区政协常委会以建议案的形式，建议在社区建立健全组织领导、窗口服务、信息网络、基础管理、技能培训、责任考核“六大体系”，增强社区服务功能。区政府就此召开常务会议认真研究，完善了社区就业发展计划，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政府还投资在各街道劳保站设立再就业服务大厅，开设“一站式”就业服务窗口。全区17条重点街道，50个示范社区的服务大厅都配备了网络终端设备，触摸式查询电脑，大屏幕电子显示屏，使下岗失业人员在家门口就可以查询到就业信息，享受到就业服务。

纳入专题调研的内容。区政协就政务公开实施的情况积极组织调研，倾听各个方面的意见，做到下情上达，为政府下一步决策提供信息参考。2003年以来，区政协就农业结构调整、畜牧业发展、低保工作、经济发展环境等开展调研21次。其中，就经济发展环境问题组织近30人的调查队伍，由政协主席带队，深入到全区各乡镇、街道，和个私企业与个体业主、基层工作人员零距离接触，共举办座谈会26场，下发调查问卷700份，历时2个月。调研后，就调查中涉及的12个个案问题，通过对口协商、重点督办等形式使之得到解决。这些年来，区政协通过综合调研，将掌握的情况以《意见与建议》等形式呈送有关领导，为区政府领导知晓下情开辟了一条新渠道。

纳入提案督办的内容。提案是政协特色工作，是政协组织和委员履行职能的重要途径。区政协根据民主监督重点，将政务公开纳入提案督办主要内容。2003年以来，先后就“加强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加大社区就业工作力度”、“大力推进蔬菜产业化”、“建立政务公开专栏”等提案予以重点督办，进一步推进了政务公开工作的有序发展。

二、拓展渠道，强化措施，把政务公开的监督落到实处

强化对政务公开的民主监督，既是党委政府的要求，也是基层群众的呼声，更是政协的本职工作。区政协注意在实践中把握尺度，虚功实做，求得实效。

组织委员开展视察考察、知情问政，对政务公开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近年来，区政协先后组织委员对工商行政执法、社区文体工作、禁毒工作、财政工作等开展了30多次视察活动。通过视察，既肯定成绩，又提出批评建议；既了解实际情况，又帮助研究解决新问题的办法。视察中的协商建言会，为区政府部门负责人提供了一个倾听民声、汲取良策的好平台。对工商执法工作视察，重点对“四方定费”工作提出意见与建议。工商武陵分局极为重视，立即进行整改落实，完善了由工商人员、政协委员等组成的“四方定费”机制，并实行“阳光操作”，大受群众好评。

向政务公开责任单位派出监督员，延伸民主监督“触角”。区政协先后选派52名政协委员到公安、工商、劳动、教育、卫生、民政等部门担任特约监督员。他们活跃在各条战线，发挥民主监督作用。仅2003年，就向各部门提出建议、意见210余条，大部分得到了采纳。特约监督员明桂珍，了解到市运管处直属一所部分工作人员对营运车辆乱收费情况后，直言进谏，该所负责人对此高度重视，在查实情况后，主动退还多收一百多名车主的2万多元费用，严肃处理了2名相关责任人，所里还特地邀请明桂珍在全所员工大会上作依法行政报告，使该所员工受到深刻教育。以此为契机，该所大力开展“所务公开、明白收费”活动，全所工作明显改善。

三、广开言路，反映民意，把政务公开的监督进一步完善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区政协注意发挥政协组织包容性强、接触面广、渠道畅通的优势，积极收集、反映民情民意，为区政府政务公开工作提供信息资源和决策依据，同时起到反馈信息、拾遗补缺的作用，从而进一步完善监督工作。

社区政治范文篇6

一、以学习为先导，开展系列活动，推动委员学习

增强委员在新形势下做好政协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围绕加强政协委员履职能力建设，紧密联系我街道改革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和政协工作实际，继续深入学习十七届三中、四中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1、组织政协委员学习读书班，集中学习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及全国“两会”和市区政协会议精神。

2、适时举办专题报告会、街情通报会和学习交流等活动，把委员学习与参观考察、视察调研、协商监督等经常性活动结合起来，切实帮助委员了解形势、熟悉政情，更新思想观念，提高政策理论水平和参政议政能力。

二、不断深化专题调研的内容，开展调研上求“实”

按照“少而精，深而实”的要求组织调研。一是第一季度组织政协委员参观调研环西湖一代的街区，对环西湖特色街区的建设、布局等提出可行化建议意见。二是于第二季度前往非公企业党组织运行较好的泉州，参观调研并学习其各项工作的开展情况。三是调研宗教工作，组织委员到裴仙宫、元帅庙等宗教场所参观调研，了解道教起源、发展以及开展助学扶困等公益事业情况。四是于第三季度组织委员分赴辖区内各无物业小区，调研参观开展无物业小区政治情况。

三、了解社情民意，进一步开展“委员进社区”活动

街道将组织政协委员到街道7个社区调研，按照各个社区的特色组织活动。畅通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及时准确地反映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问题，并促进问题的妥善解决，推动和谐社会建设。鼓励政协委员们积极参加区政协摄影展，拍出反应时代精神风貌的摄影作品。

四、开展民主监督，促作风转变

围绕区委和区政府2010年确定的工作重点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等民生问题，开展以协商讨论和批评建议为主要形式的民主监督活动。组织委员对街道机关、社区工作进行明察暗访，以促进街道机关、社区工作作风和工作纪律的转变，提高工作效率，提升工作水平。

社区政治范文篇7

一、肯定成绩，正视困难，牢牢把握社区组织换届选举工作的主动权

今年我区社区党组织、居委会和妇联等9个配套组织任期届满进行换届或班子调整。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要认清形势，统一认识，高度重视社区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把它作为当前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中之重来组织、来推进。

1、目前开局比较顺利，要再接再厉。从6个街道党工委书记的汇报来看，目前全区社区组织换届选举工作开局良好、进展顺利。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前期准备比较充分。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社区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早在3月9日就安排区委组织部下发了《关于做好2006年社区组织换届选举前期准备工作的通知》，并于4月12日下发了《关于做好2006年社区组织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4月17日成立了全区社区组织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8月1日召开了全区社区组织换届选举工作会议，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健康顺利开展。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积极开展“逐社区议班子”活动，扎实抓好社区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指导各社区总结过去三年工作、规划未来三年三个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二是指导督导比较到位。区委组织部、区民政局等职能部门从各自实际出发，认真研究制定社区党支部、居委会等社区组织换届选举的实施意见或工作方案，其他9个配套组织的区级主管部门也全部下发通知部署换届的有关工作。区委组织部还专门印发社区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程序和范文材料，有效规范了社区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挂点区领导经常关心过问社区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深入街道社区加强协调指导，帮助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难题，指导挂点单位抓好选举工作，保证了换届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三是组织实施比较有力。为了抓好社区组织换届选举，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采取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措施。实行分类指导，逐个社区、逐个社区组织制定换届方案和计划，做到实行一社区一方案、一个组织一计划；讲究工作方法，坚持先审计后换届，坚持先整顿后换届，坚持先易后难，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顺利进行。截止8月18日上午，全区共有35社区完成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其中江南街道9个社区，浮桥街道14个社区，鲤中街道12个社区。

2、后续工作比较困难，要攻坚克难。在肯定社区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成绩的同时，对目前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后续工作可能遇到的困难，我们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估价。首先讲存在问题。根据这一阶段的选举情况来看，社区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总体情况是好的，但是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不断涌现。有的街道对社情复杂的社区或相对薄弱的社区，在选举中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考虑不够、准备不足，事先没有准备应对措施，导致现在工作处于比较被动的局面；江南新区部分社区的选举竞争比较激烈，一些社区宗族势力参与其中，个别社区甚至出现以不正当手段参加竞选、干扰选举的情况；一些社区后备力量储备不足，难觅合适人才，导致个别社区“两委”人选至今尚难确定；个别社区在选举期间存在着不稳定因素，出现较多越级来电来信来访等不正常现象，也对换届选举工作产生不利影响。其次讲工作困难。在换届选举中，我们坚持先易后难原则分批实施，工作基础好、条件成熟的社区先换届，情况不明、条件不成熟的社区，经充分准备后再换届。因此，除老城区外，目前新城区尚未换届的社区，基本上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或者存在“两违”问题较严重的社区。同时，相对于社区党支部换届选举来讲，社区居委会的换届选举工作程序更加复杂，涉及选举的人和事范围更加广泛，顺利完成选举的难度更大，社区老人协会等配套组织的选举和调整也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应该看到，社区是社会的基石，社区组织换届选举，不是简单地选几个人，而是关系社区全局和长远的大事。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来认识和看待社区组织换届选举工作，认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增强主动性和预见性，切实把社区组织换届选举这件大事做好。

二、着眼全局，把握关键，全力以赴推进社区组织换届选举工作

社区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涉及面广、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要集中力量，把握重点，精心组织，扎实推进。

1、要选好配强社区组织领导班子。关于这次社区组织换领导班子的调配要求，区委、区政府《通知》讲得很明确，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一定要正确理解和执行，把这项工作做好。首先，要选准班长。邓小平同志指出：“解决领导班子的问题，主要是配备好一、二把手。”“班长”配得强，班子就可以提高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就会产生凝聚力、战斗力和号召力；配得不好，就可能成为散班子、弱班子，甚至变成烂班子。在这次社区组织换届选举中，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要多想一些办法和措施，切实把党支部书记和居委会主任配备好，把那些政治上强，水平高，胸襟开阔，廉洁自律，熟悉社区工作，有开拓进取精神，与上级党委、政府保持一致、同心同德，能驾驭复杂局面，善于做群众工作，在群众中有威信、能团结共事的优秀干部选拔到正职岗位上来。其次，要优化结构。一个班子的整体功能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体结构是否合理。而班子结构又是动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况的变化，在换届前一些社区班子结构不够科学合理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区委、区政府要求，这次换届社区干部以中等教育学历以上文化程度、中青年为主体，形成合理的梯次结构。对于知识结构，要坚持知与行的统一，既要看文凭，更要看水平；对于年龄结构，不能简单地搞层层递减，但要注意形成梯次，确保社区领导班子正常交替的格局和工作的稳定性、连续性。区委、区政府还要求，这次换届社区党组织或居委会班子中有1名妇女干部，力争100%妇代会主任进入社区“两委”。这项工作对于老城区不成问题，但对于新城区困难较大，江南、浮桥街道的同志思想上要重视、措施上要得力、工作上要到位，区妇联也要注意加强协调和沟通，争取妥善解决新城区女干部进社区领导班子的问题。

2、要认真执行上级有关政策规定。区委、区政府根据工作需要和实际情况，在《通知》中对社区“两委”任职条件、职数配备、结构要求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必须严格执行。一要从严控制职数。从2002年老城区、2003年新城区社区整合以来的实践看，虽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江南新区“三化三转变”进程的推进，一些社区新增人口数量较多，社区两委工作负担加大，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区委、区政府关于社区党支部、居委会领导班子职数的规定还是基本上适应工作的需要。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要认真贯彻区委、区政府《通知》精神，从精干高效出发，严格控制社区干部的职数。按照区委、区政府《通知》精神，社区两委的职数，原则上以上届核定的职数为准，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不要未经批准擅自增加职数配备。二要把好任职条件。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要把好关口，不要把不符合任职资格的选进社区组织领导班子。社区两委候选人一定要符合计生、综治等情况符合有关政策规定，对那些选举日前5年内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多生育或者婚外生育的，尤其是涉及到“两违”问题的，绝对不能提名为候选人。同时，社区主干年龄超过57周岁或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因工作需要进入班子的，一定要事先报区委组织部审核同意。特别要强调的是，对于那些不能与上级党委、政府保持一致，对上级党委、政府的各项决定阳奉阴违的，要坚决予以调整或撤换，社区老人协会等群团组织也要物色那些能与党委、政府同心同德、荣辱与共的人担任。三要提倡交叉任职。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要以这次换届为契机，整合党的组织资源，根据“精干、协调、高效”原则，合理调配，优化配置，大力推行社区“两委”成员交叉任职，尤其是社区党支部书记和居委会主任“一肩挑”；民兵营长要由社区党组织班子成员担任；群团组织负责人符合条件的，要通过选举进入社区党组织或居委会班子；社区计生协管员等“六大员”表现优秀、符合任职条件的，可以推荐为社区“两委”人选；去年公开招聘的社区干部人选和社区专职工作人员条件成熟的，可优先推荐，依法依规选举进入社区党组织或居委会领导班子。

三、加强领导，统筹安排，确保社区组织换届选举工作顺利完成

社区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是基层民主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政治性、政策性、法规性很强。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和区直有关部门要加强领导，扎实推进，妥善实施，确保各项换届选举工作顺利推进，健康发展，圆满完成。

1、要落实责任，形成工作合力。社区组织换届选举涉及方方面面，需要上下协作，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共同推进。一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对社区组织换届工作负有直接领导责任，要认真抓好换届选举各项工作的落实。街道党工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要亲自挂帅，分管副书记、副主任是直接责任人要具体抓，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是间接责任人要配合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街道党政领导要蹲点指导，包干到人，责任到人，对情况复杂的社区要专门派出工作组驻点指导督导，集中力量攻关。二要进一步明确职责分工。区委组织部要负起牵头抓总责任，区民政局、总工会、妇联、团区委、人武部、关工委、侨联、科协、老龄委、计生协会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协调行动，通力协作，加强对社区组织换届选举工作的指导；区纪检监察机关、区检察院和区计生局、区综治办等部门要按照相关要求，继续对社区党支部、居委会领导班子成员进行严格审查把关；区委宣传部要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区直机关各单位要加强与“三方联建”社区的联系、沟通，把社区组织换届当作份内事，掌握社区组织换届选举动态，确保社区组织换届选举工作顺利推进。三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社区组织换届选举不仅仅是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的事情，它涉及问题较多，政策性较强，牵涉层面较广。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要注意加强与区委组织部、区民政局等有关部门的沟通与联系，对于一些明确要求上级部门审核批准的，一定要按照规定程序来实施；对于换届选举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把握不准的问题，一定要及时逐级请示报告，交流沟通情况，群策群力共同解决，确保上下步调一致，以免工作产生被动。

社区政治范文篇8

刚才，区民政局××××同志认真总结了去年全区民政工作基本情况，明确了今年民政工作的各项具体措施，希望大家认真加以落实。民政工作担负着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愁的重任。全区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全区民政条线工作者的努力工作。在此，我谨代表区政府向辛勤工作在民政战线上的全体干部职工表示亲切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

今年，是实现区委、区政府提出的“××××××”的关键之年。民政工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社区建设和社会保障为重点，以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为基本目标，落实责任，采取措施，狠抓落实，努力实现有效的社会救助、广泛的基层民主、优质的社会福利、牢固的军民团结和规范的社会管理。重点要抓好以下四个方面工作：

一、加大社会救助力度，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去年，全区城乡居民低保、救灾救济、五保供养等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共发放低保金××万元，各类救济慈善款××万元，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社会救助是关心困难群众生产生活，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表现。全区各级、各部门一定要强化责任意识，从讲政治、保稳定、促发展的高度，以“情为民系、权为民用、利为民谋”的精神，从维护广大困难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建立健全以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村“五保”供养制度为基础，临时社会救济为补充，各项优惠政策相配套的社会救济体系；建立健全以经常性社会捐助为基础、临时帮困和送温暖活动为补充、社会服务相配套的社会互助体系；建立健全以老年人福利服务为重点，社会福利服务机构为骨干，基层福利服务网络为补充，居家供养为基础的福利服务体系。切实采取措施，千方百计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一要进一步规范低保工作流程。完善低保补助金的申请、审批、发放和监督程序，健全低保对象有进有出、救助金额有升有降的动态管理机制。定期检查，及时调整，真正做到符合条件的一个不漏，不符合条件的一个不保。各镇对镇、村需承担的资金要及时落实到位，并建立配套措施，改善低保对象的生活待遇。要建立功能齐全、覆盖面广、规范透明的低保信息网络，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二要探索制订低保各项优惠政策。为切实解决低保对象医疗、教育、就业、住房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区民政部门要开展调查研究，组织人员考察学习，在这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抓紧制订切合武进实际的一些扶持办法。三要积极开展各类社会救助活动。积极组织开展经常性社会捐助和扶贫济困送温暖及“一日捐”活动，发动、引导、组织社会多方面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公益事业、社会慈善事业，进一步提高救助工作社会化水平。同时，对于残疾人这类弱势群体，我们要给予更多的关怀与照顾，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温暖。各镇、各有关部门要把安排残疾人就业作为体现政府关怀、社会关心的一项具体行动来抓，切实落到实处。四要进一步完善救灾应急预案。××区救灾应急预案已初步形成，该预案将要经区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并即将下发。各镇要对照区预案要求，认真制订本级救灾应急预案，防患于未然，确保人民群众的利益。区委、区政府对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问题非常重视，在全区农村工作会议上已经作了部署。区民政部门要认真履行部分职能，为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全面推进社区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面推进社区建设是新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关系到基层民主和政治文明进程，关系到普通居民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水平的提升。去年，我区荣获了“全国村民自治模范区”的称号，这标志着我区基层政权建设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今年，要以此为动力，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建设的实施意见》，全面推进社区建设，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区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服务体系；合理配置和利用资源，加强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建设，努力建设成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生活便利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新型社区。一要搞好社区居委会选举工作。社区居民委员会选举是今年基层民主建设的一件大事，是新形势下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项重要工作。全区各镇社区居委会已于去年底基本结束。区将从今年月下旬开始，进行第一届社区居委会选举。各地一定要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加强领导，广泛宣传发动，加大工作力度，严肃工作纪律，确保选举工作依法进行。二要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要多方筹集资金，加大投入力度，加强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社区条件，完善社区功能。重点要整合社区资源，实现资源共享。要将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与“星光计划”项目等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全面推进社区硬件建设。三要搞好社区服务。社区工作的重点是面向特殊群体的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服务，及面向社区单位的社会化服务和面向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服务。要从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出发，进一步拓宽社区服务内容，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建设服务型社区，逐步形成经营性、福利性、互助性等多层次的社区服务模式。在具体工作中，区民政部门要继续增强工作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牵头作用，总结经验，搞好协调，研究政策，加强指导，进一步履行好自身职责。同时，要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工作，进一步规范村级重大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管理程序，把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落到实处，保障人民群众在基层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其他社会事务性活动中当家作主的权利。

三、做好拥军优抚安置，巩固军政民团结大好局面。今年，要以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五连冠”为抓手，坚持以双拥促优抚、促安置的工作思路，把创建双拥模范城（区）与落实优抚安置政策紧密结合起来，坚持不懈地抓好优抚安置工作。一要妥善解决“生活难”的问题。相当一部分优抚对象的生活水平较低，生活困难。因此，要继续落实抚恤补助自然增长机制，采取抚恤优待、救助供养、社会帮扶相结合的办法，多元保障优抚对象的生活，切实解决优抚对象生活难问题。二要妥善解决“看病难”的问题。多数优抚对象年老体弱、疾病缠身、困病返贫现象时有发生，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正常生活。各镇和区有关部门要积极探索优抚对象的医疗补贴，有效解决优扶对象“看病难”的问题。三要妥善解决“就业难”的问题。退役士兵的安置工作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保障退役士兵的合法权益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区委、区政府对此历来高度重视，要牢固树立“以兵为本，为兵服务”的人性化工作理念，进一步深化城镇退役士兵安置改革，在提倡货币安置、自谋职业的同时，积极创造条件，主动沟通协调，建立融入社区的退伍士兵就业平台，切实保障城镇退役士兵的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军政军民关系，为军队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社区政治范文篇9

适应城市化加快发展需要，及时将新型社区党的建设提上重要日程，要针对目前街道党建存在的问题，着眼于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生活便利、人际关系和谐的新型社区的创建，尽快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县城社区党建工作之路，应当从以下方面入手。

成立社区基层组织，明确新型社区党建目标任务，建立社区党建工作新机制。

成立社区党支部和社区居委会。从有利于社区长远发展大局出发，将过去纳入街道党建范围的四个整村和两个村的部分村民组和14个居委会，重新划分为七个社区进行管理，以社区党员的基本力量，同步建立社区党支部，根据党员属地管理的原则，把辖区内的离退休党员，下岗职工党员以及其他不便于参加原在组织的活动的社会阶层党员，其原在单位所属的党组织及时沟通，并把他们的组织手续转移到社区，党员超过70名的可以建立党总支。同时，加强领导班子和党员队伍建设，一是选强配齐社区党支部书记，推行社区支部（总支）书记和居委会主任兼职，依法推荐社区党支部（总支）书记，通过选举担任社区居委会主任，对于社区居委会主任不是党员的地方可以通过机关党员下派，党员干部转岗挂职等配齐社区党支部（总支）书记。二是合理调整社区班子成员，努力提高社区干部队伍素质，可以从社区党支部领导成员向社会公开招聘，民主选举，党员竞争上岗等办法。

明确社区党建目标任务。一是标明社区支部的职责内容、根据具体的责权各司其职。二是界定关系，减少和取消上级不必要的针对社区党支部的各类检查、评比和考核，适当减轻社区党务人员的中心工作任务，保证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抓党的建设。三是确定社区职能，对于本应属于上级职能部门的事，坚决制止转嫁行为，需要社区支部配合、协助完成的，应提供必要的权利和经费。

拓宽群众工作渠道，增强整个社会、居民特别是党员的社区党建意识。

首先，要加强改进和社区的群众思想政治工作。依靠广大党员把定期收集、分析社情民意作为重要工作，从群众关心的热点、社区工作的难点、党建工作的重点入手，多样化、多层次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因地制宜地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群众文娱文化活动，充实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其次，要动员和组织党员积极参与社区建设，特别是鼓励在职党员积极参与社区政治生活和各种群众活动，把党的工作渗透到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中去，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加强对社区各类党员的教育和管理。

明确党员在社区工作中的政治责任，增强广大党员的党性观念、群众观念和组织纪律观念。通过加强与流动党员、下岗党员的联系，使其能够正常参加组织生活，在社区建设中不断增强政治觉悟。

社区政治范文篇10

领导重视制度健全。区委把老干部工作作为党的干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重组织及制度建设。区级领导班子换届后，及时调整和充实了老干部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明确一名副书记和区委组织部长分管老干部工作。区委书记办公会或区委常委会定期听取老干部工作的汇报，及时研究解决老干部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各处级班子换届后，也及时调整和充实了老干部工作领导小组，全区老干部工作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格局。

落实老干部工作责任制。修订完善了《丰台区离休干部服务管理工作制度》，进一步明确了领导责任和考核目标，并明确规定把老干部工作纳入领导干部述职报告的内容。

把党对老干部的关怀体现在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之中。区委在加强老干部思想政治工作上坚持了“四个结合”，即：思想政治工作与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相结合；与为老干部办实事、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与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相结合；与发挥老干部的作用相结合。主要做法是：

坚持形势报告会制度。邀请专家对老同志关心的问题作形势报告，中央、市委的一系列重要会议文件精神也在形势报告会上进行传达，保证了老干部在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坚持向老同志通报情况制度。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定期向老干部传达中央和市、区的重大决策和重要会议精神，通报全区两个文明建设的情况，使老同志了解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我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从而更加理解和支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在区老年大学增设思想政治教育课。组织老干部学习同志“七一”重要讲话和“三个代表”的思想，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收看《老干部政治理论讲座》等。

组织老干部开展丰富多彩的“老有所为、夕阳更红”活动。一批老干部力所能及地在市、区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有的老同志到市少管所开展帮教活动已坚持数年，有的老同志担任区党建巡视员、党风廉政监督员；有的老同志创立家长学校；有的老同志创办律师、审计、会计事务所，有的担任市场管理员。区老干部金秋艺术团的老同志深入街乡、部队演出，展现了老干部的风采。纪念建党80周年老干部荣誉室，展览老干部的事迹，老干部撰写的《光辉历程》回忆录，激励自己，教育后人。

把党对老干部的关怀体现在扎扎实实办实事之中。这几年，划转到我区的原市属25家企业中，微利企业占16％，亏损企业占84％，老干部医药费不能及时报销。区政府在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拿出30万，再加上企业自身的努力，解决了划转企业拖欠老同志近50万元的医药费，基本解决了困难企业老干部医药费拖欠问题。针对困难企业老干部住房租金补贴不落实的问题。区主要领导多次调查研究，多次批示，区委先后召开了三次专题协调会和一次企业党委书记会，主管书记亲自抓，基本解决了企业老干部的住房租金补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