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化范文10篇

社区化范文篇1

关键词：社会救助“社区化”；社区就业；新型分类救助；资源整合；“一站式”服务

社会救助制度作为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再生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社区作为现代社会的地域、生产与生活单位，是社会救助制度有效实施的载体。特别是随着现代社会救助的主体逐步由政府向多元化社会主体过渡，社区更是起到了“缓冲带”与“执行平台”的作用。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社会救助

所谓社会救助，是依据法律规定，政府和社会对因自然灾害或其他原因而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无收入和低收入的个人或家庭给予帮助，满足其生存需要的制度。结合对上夼西路社区的实地调研，笔者将本文的社会救助界定为：对弱势群体的政策性救济与帮助，它包括物质方面的救济、政策性帮扶和精神性抚慰。具体分为以下三种：经常性救助，也即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临时性救助，即针对于突发疾病、灾祸、灾难，生活陷入困境的家庭的救济；特殊群体救助，即针对于各种特殊对象的救助与帮扶，如失业人员、空巢老人、贫困学生等。现实中三种救济形式覆盖的群体有所交叉。

（二）社会救助“社区化”

即社会救助制度在社区层面的实现过程。这不仅包括对我国社会救助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也包括社区在执行过程中探索出的具有本社区特色的社会救助措施。

（三）上夼西路社区

上夼西路社区是烟台市奇山街道办事处所辖的十个社区之一，该社区共有3795户，居民10900人。

二、上夼西路社区的社会救助概况

（一）基本内容

1.经常性救助。救助对象为社区常住人口，低保以最低生活保障线340元为基准，采取差额补助法。此外，低保对象还享有城市医疗救助、廉租住房租赁补贴等专项优惠政策。

2.特殊群体救助。对于社区内失业人员推荐就业，针对“40、50困难群体”的政策优惠等；该社区的空巢老人，除享受经常性救助措施外可获得义工上门服务、免费查体、“爱心门铃”等社区服务；对社区内贫困生进行学期初学费补助等。

3.临时性救助。该救助形式涵盖了社区的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困难家庭均可申请。此外，街道办事处及居委会还负责联系社会慈善组织，为困难家庭提供社会慈善救助。

4.其他形式救助。社区还通过设立救助岗位、法律援助站等形式为弱势群体提供全方位的帮扶、救助服务。

（二）执行体制

遵循“区政府统筹、街道办领导、居委会执行”的三级管理体制。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社会救助方面接受街道办事处相应部门的工作指导，起到具体执行与服务的作用，在居民和街道办事处之间架构起信息沟通的桥梁。资金则主要来源于区政府的财政拨款。

（三）基本成效

通过细化的救助内容、分层的执行体制与严格的救助程序，以及义工服务、“爱心门铃”等创新性措施，国家社会救助的方针政策在上夼西路社区得到了有效贯彻实施，其社会救助“执行平台”的作用也得到了充分发挥。若以政策落实程度为标准，已做到应保尽保。

三、社会救助“社区化”存在问题

将社会救助制度放到社区层面来具体执行细化了救助机制，提高了可执行性与救助的有效性，是发展趋势。调研发现仍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低保仅针对社区常住人口，覆盖面窄，救助出现人口“盲区”

低保将流动人口排除在外，进而城市医疗救助、廉租住房租赁补贴等一系列低保户“专有”的救助政策都没有覆盖到流动人口。即便是本社区的流动人口通过申请能够得到临时性救助，但在笔者看来，流动人口对于廉租房补贴、医疗救助等优惠政策会有更大需求。特别是上夼西路社区这样流动人口占总人口近1/3的社区，如果流动人口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那么对于社区安定就是潜在的威胁。

（二）低保办理周期较长、手续繁琐，效率有待提高

居民户的低保资格按照“居民申请———家庭经济情况调查———社区公示与监督———报街道办事处复审———报区民政局批准”流程确定，一般需要两个月。尽管申请、办理与审批流程立足于“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落实”的社区管理体制，具有其存在的现实意义，但是工作效率有待提高。

（三）资金匮乏、人员有限导致形式“政策化”、“单一化”

所谓救助形式“政策化”，是指该社区执行上级方针政策，缺少具有本社区特色的创新性救助方式；所谓救助形式“单一化”，是指该社区在救助形式上过分强调单纯的物质性救助。主要缘于两大制约因素：匮乏的社区社会救助资金和有限的专业工作人员。

（四）社区内部“融合”存在问题，救助出现地域“盲区”

今日花园小区建成于2003年，是上夼西路社区中建成时间较短的小区。首先，由于小区与原社区距离远及社区服务覆盖半径有限，救助、帮扶与服务很难覆盖到这一小区的居民。其次，由于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社区居委会与物业管理公司职能划分不清。最后，由于建成时间较短，一方面小区内部形成了完全的“陌生人社会”，邻里之间的互助缺失；另一方面，小区居民对上夼西路社区的归属感较差，对于其提供的社区救助帮扶措施认同水平也较低。导致社区社会救助地域覆盖上的“盲区”。这让笔者对于该小区的弱势群体，尤其是占该小区人口近30%的老年人的生活状况甚为担忧。

四、政策建议

（一）社区需进行相关探索，建立多样化、特色化和有针对性的救助模式

社区需着眼于本社区社情，探索富有特色的救助形式；同时，要针对不同救助对象的需求，因人而异地实施救助，实现救助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机结合。

在实现救助形式多样化、特色化这一方面，笔者建议通过“社区就业”的方式来实现。具体来说可以有三种方式：一是由上级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出面，对养老院、托老所、医疗工作站、家政服务机构等社区公共服务机构进行资源整合，设立“社区基层服务中心”，并使社区内的下岗失业人员、低收入人群及流动人口成为该服务中心的主力工作人员，对其进行岗前培训，工资则由上级财政拨款和提供有偿医疗、养老、家政服务两部分构成；二是社区居委会作为中介，一方面做好失业人口及低收入人群的登记工作，一方面积极联系本社区企业，积极向企业推荐工作人员，努力提高弱势群体在本社区企业的就业率；三是由上级财政予以一定的资金支持，居委会负责联系社会上的小成本创业项目，推动低收入人群进行社区创业。

在提高救助的针对性这一方面，以是否具有劳动能力为标准对弱势群体进行分类，进而实施有针对性的新型分类救助。有劳动能力的弱势群体，可通过上述“社区就业”的形式实施救助；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弱势群体，除落实国家方针政策对其实施经常性的物质救助外，更需关注其精神需求。鉴于此，社区可通过工作人员的定期入户走访、义工服务等方式表达对这一类群体的关怀，并通过民主会议、文体活动等形式为其提供社交机会，鼓励这类人群参与到社区自治与社区活动中来。

（二）多方面入手，实现救助资金来源多渠道化，人员配备部门化、专业化

现阶段社区社会救助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上级财政，渠道单一，且多是“拨多少用多少”，并未建立起社区专有的社会救助基金。因此，建议社区成立社会救助专项基金，实现专人管理，并由该管理人员负责对内对外联系筹资渠道，起到一个“内拉外联”的作用。具体来说，“内拉”即为争取上级财政拨款、联系本社区企业及居民捐助；“外联”则为联系社区外企业、社会慈善机构、爱心人士等进行社区慈善活动，以整合社区内外资源，动用一切力量进行社区社会化“大救助”。

在人员配备方面，建议在社区基层管理机构设立专门负责社会救济的部门，将基金筹集、救济发放、流动人口户籍管理等职能都纳入到这一部门。一方面可以通过招考等形式引入专业人员；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聘请高校教师或邀请上级社会救助部门工作人员的形式来对现有人员进行培训，双管齐下提高社区社会救助工作队伍的素质。

（三）街道办事处主导，居委会和物业公司联动，推动社区公共资源整合和居民融合，减少救助的地域“盲区”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居委会与物业公司联合宣传与推动的方式，以上述“社区基层服务中心”为依托，将老社区的社会救助政策及医疗、家政、居家养老等社区服务引入到新社区，使老社区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帮扶措施覆盖到新型封闭社区的弱势群体。此外，居委会和物业管理公司还须通过合作举办“一帮一”结对子、联谊会、交流会、社区运动会等丰富多彩的形式来推动新老社区居民的互帮互助与情感融合，为救助社区化营造居民共同的心理认同感与融洽的人文氛围，进而消除救助的地域“盲区”。

（四）实现社会救助“一站式”管理，在保证公平的基础上提高救助效率

首先，可以模仿“行政审批中心”的运行模式，设置“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统一受理辖区救助事务。经过一段时期的“磨合”之后，考虑将这些部门的社会救助管理职能加以整合，成立“社会救助局”，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救助“一个口子上下”。

其次，在基层执行层面，一方面应加强居委会与居民的沟通，全面掌握弱势群体情况，接到困难居民申请后立即启动办理程序；另一方面则要简化操作流程，尽快申报并督促落实，使得社区弱势群体能够尽快得到资金与政策扶持。在提高效率方面，可借鉴“直通车”的方式对极端困难者先给予一定垫付、对本社区低保进行按月例行审查，规定每个申请案例的办结时限等。

（五）国家统筹，社区探索，逐步攻克对社区流动弱势群体的救助难题

在现阶段，要想解决好这一难题，除国家层面统筹，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转续办法来将流动就业人口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外，社区层面也须进行相关探索。上下联动，相信会探索出针对流动人口中的弱势群体行之有效的救助措施，使社会救助真正成为一项普惠性的政策。

参考文献：

[1]孙光德，董克用.社会保障概论（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社区化范文篇2

关键词：社会救助“社区化”；社区就业；新型分类救助；资源整合；“一站式”服务

社会救助制度作为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再生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社区作为现代社会的地域、生产与生活单位，是社会救助制度有效实施的载体。特别是随着现代社会救助的主体逐步由政府向多元化社会主体过渡，社区更是起到了“缓冲带”与“执行平台”的作用。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社会救助

所谓社会救助，是依据法律规定，政府和社会对因自然灾害或其他原因而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无收入和低收入的个人或家庭给予帮助，满足其生存需要的制度。结合对上夼西路社区的实地调研，笔者将本文的社会救助界定为：对弱势群体的政策性救济与帮助，它包括物质方面的救济、政策性帮扶和精神性抚慰。具体分为以下三种：经常性救助，也即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临时性救助，即针对于突发疾病、灾祸、灾难，生活陷入困境的家庭的救济；特殊群体救助，即针对于各种特殊对象的救助与帮扶，如失业人员、空巢老人、贫困学生等。现实中三种救济形式覆盖的群体有所交叉。

（二）社会救助“社区化”

即社会救助制度在社区层面的实现过程。这不仅包括对我国社会救助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也包括社区在执行过程中探索出的具有本社区特色的社会救助措施。

（三）上夼西路社区

上夼西路社区是烟台市奇山街道办事处所辖的十个社区之一，该社区共有3795户，居民10900人。

二、上夼西路社区的社会救助概况

（一）基本内容

1.经常性救助。救助对象为社区常住人口，低保以最低生活保障线340元为基准，采取差额补助法。此外，低保对象还享有城市医疗救助、廉租住房租赁补贴等专项优惠政策。

2.特殊群体救助。对于社区内失业人员推荐就业，针对“40、50困难群体”的政策优惠等；该社区的空巢老人，除享受经常性救助措施外可获得义工上门服务、免费查体、“爱心门铃”等社区服务；对社区内贫困生进行学期初学费补助等。

3.临时性救助。该救助形式涵盖了社区的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困难家庭均可申请。此外，街道办事处及居委会还负责联系社会慈善组织，为困难家庭提供社会慈善救助。

4.其他形式救助。社区还通过设立救助岗位、法律援助站等形式为弱势群体提供全方位的帮扶、救助服务。

（二）执行体制

遵循“区政府统筹、街道办领导、居委会执行”的三级管理体制。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社会救助方面接受街道办事处相应部门的工作指导，起到具体执行与服务的作用，在居民和街道办事处之间架构起信息沟通的桥梁。资金则主要来源于区政府的财政拨款。

（三）基本成效

通过细化的救助内容、分层的执行体制与严格的救助程序，以及义工服务、“爱心门铃”等创新性措施，国家社会救助的方针政策在上夼西路社区得到了有效贯彻实施，其社会救助“执行平台”的作用也得到了充分发挥。若以政策落实程度为标准，已做到应保尽保。

三、社会救助“社区化”存在问题

将社会救助制度放到社区层面来具体执行细化了救助机制，提高了可执行性与救助的有效性，是发展趋势。调研发现仍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低保仅针对社区常住人口，覆盖面窄，救助出现人口“盲区”

低保将流动人口排除在外，进而城市医疗救助、廉租住房租赁补贴等一系列低保户“专有”的救助政策都没有覆盖到流动人口。即便是本社区的流动人口通过申请能够得到临时性救助，但在笔者看来，流动人口对于廉租房补贴、医疗救助等优惠政策会有更大需求。特别是上夼西路社区这样流动人口占总人口近1/3的社区，如果流动人口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那么对于社区安定就是潜在的威胁。

（二）低保办理周期较长、手续繁琐，效率有待提高

居民户的低保资格按照“居民申请———家庭经济情况调查———社区公示与监督———报街道办事处复审———报区民政局批准”流程确定，一般需要两个月。尽管申请、办理与审批流程立足于“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落实”的社区管理体制，具有其存在的现实意义，但是工作效率有待提高。

（三）资金匮乏、人员有限导致形式“政策化”、

“单一化”

所谓救助形式“政策化”，是指该社区执行上级方针政策，缺少具有本社区特色的创新性救助方式；所谓救助形式“单一化”，是指该社区在救助形式上过分强调单纯的物质性救助。主要缘于两大制约因素：匮乏的社区社会救助资金和有限的专业工作人员。

（四）社区内部“融合”存在问题，救助出现地域“盲区”

今日花园小区建成于2003年，是上夼西路社区中建成时间较短的小区。首先，由于小区与原社区距离远及社区服务覆盖半径有限，救助、帮扶与服务很难覆盖到这一小区的居民。其次，由于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社区居委会与物业管理公司职能划分不清。最后，由于建成时间较短，一方面小区内部形成了完全的“陌生人社会”，邻里之间的互助缺失；另一方面，小区居民对上夼西路社区的归属感较差，对于其提供的社区救助帮扶措施认同水平也较低。导致社区社会救助地域覆盖上的“盲区”。这让笔者对于该小区的弱势群体，尤其是占该小区人口近30%的老年人的生活状况甚为担忧。

四、政策建议

（一）社区需进行相关探索，建立多样化、特色化和有针对性的救助模式

社区需着眼于本社区社情，探索富有特色的救助形式；同时，要针对不同救助对象的需求，因人而异地实施救助，实现救助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机结合。

在实现救助形式多样化、特色化这一方面，笔者建议通过“社区就业”的方式来实现。具体来说可以有三种方式：一是由上级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出面，对养老院、托老所、医疗工作站、家政服务机构等社区公共服务机构进行资源整合，设立“社区基层服务中心”，并使社区内的下岗失业人员、低收入人群及流动人口成为该服务中心的主力工作人员，对其进行岗前培训，工资则由上级财政拨款和提供有偿医疗、养老、家政服务两部分构成；二是社区居委会作为中介，一方面做好失业人口及低收入人群的登记工作，一方面积极联系本社区企业，积极向企业推荐工作人员，努力提高弱势群体在本社区企业的就业率；三是由上级财政予以一定的资金支持，居委会负责联系社会上的小成本创业项目，推动低收入人群进行社区创业。

在提高救助的针对性这一方面，以是否具有劳动能力为标准对弱势群体进行分类，进而实施有针对性的新型分类救助。有劳动能力的弱势群体，可通过上述“社区就业”的形式实施救助；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弱势群体，除落实国家方针政策对其实施经常性的物质救助外，更需关注其精神需求。鉴于此，社区可通过工作人员的定期入户走访、义工服务等方式表达对这一类群体的关怀，并通过民主会议、文体活动等形式为其提供社交机会，鼓励这类人群参与到社区自治与社区活动中来。

（二）多方面入手，实现救助资金来源多渠道化，人员配备部门化、专业化

现阶段社区社会救助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上级财政，渠道单一，且多是“拨多少用多少”，并未建立起社区专有的社会救助基金。因此，建议社区成立社会救助专项基金，实现专人管理，并由该管理人员负责对内对外联系筹资渠道，起到一个“内拉外联”的作用。具体来说，“内拉”即为争取上级财政拨款、联系本社区企业及居民捐助；“外联”则为联系社区外企业、社会慈善机构、爱心人士等进行社区慈善活动，以整合社区内外资源，动用一切力量进行社区社会化“大救助”。

在人员配备方面，建议在社区基层管理机构设立专门负责社会救济的部门，将基金筹集、救济发放、流动人口户籍管理等职能都纳入到这一部门。一方面可以通过招考等形式引入专业人员；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聘请高校教师或邀请上级社会救助部门工作人员的形式来对现有人员进行培训，双管齐下提高社区社会救助工作队伍的素质。

（三）街道办事处主导，居委会和物业公司联动，推动社区公共资源整合和居民融合，减少救助的地域“盲区”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居委会与物业公司联合宣传与推动的方式，以上述“社区基层服务中心”为依托，将老社区的社会救助政策及医疗、家政、居家养老等社区服务引入到新社区，使老社区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帮扶措施覆盖到新型封闭社区的弱势群体。此外，居委会和物业管理公司还须通过合作举办“一帮一”结对子、联谊会、交流会、社区运动会等丰富多彩的形式来推动新老社区居民的互帮互助与情感融合，为救助社区化营造居民共同的心理认同感与融洽的人文氛围，进而消除救助的地域“盲区”。

（四）实现社会救助“一站式”管理，在保证公平的基础上提高救助效率

首先，可以模仿“行政审批中心”的运行模式，设置“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统一受理辖区救助事务。经过一段时期的“磨合”之后，考虑将这些部门的社会救助管理职能加以整合，成立“社会救助局”，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救助“一个口子上下”。

其次，在基层执行层面，一方面应加强居委会与居民的沟通，全面掌握弱势群体情况，接到困难居民申请后立即启动办理程序；另一方面则要简化操作流程，尽快申报并督促落实，使得社区弱势群体能够尽快得到资金与政策扶持。在提高效率方面，可借鉴“直通车”的方式对极端困难者先给予一定垫付、对本社区低保进行按月例行审查，规定每个申请案例的办结时限等。

（五）国家统筹，社区探索，逐步攻克对社区流动弱势群体的救助难题

在现阶段，要想解决好这一难题，除国家层面统筹，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转续办法来将流动就业人口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外，社区层面也须进行相关探索。上下联动，相信会探索出针对流动人口中的弱势群体行之有效的救助措施，使社会救助真正成为一项普惠性的政策。

参考文献：

[1]孙光德，董克用.社会保障概论（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社区化范文篇3

一、喀纳斯社区旅游商业化历程及表征

1．喀纳斯村社区概况。喀纳斯村是禾木喀纳斯蒙古族自治乡下属的一个村，位于著名的喀纳斯旅游区的下湖口处，距离喀纳斯湖3．5公里，是大喀纳斯旅游区内的主要社区之一。喀纳斯村还是我国蒙古族图瓦人主要聚居的村落之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喀纳斯村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其独特的社会经济特征。图瓦人以游牧、狩猎为主要生计，牧业人口占主要比重;经济结构单一，居民主要从事初级的畜牧养殖业及少量的农业生产，以往收入来源不足;生活水平较低，传统的牧业经济难以满足当地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要。因此，在旅游业进入之前，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原始、保守、封闭的低水平状态。喀纳斯原本为一个村落，但出于旅游开发的需要而被分为老村和新村。1999年，位于现蓝湖餐厅所在地的部分老村村民在政府的指导下，搬迁到现观鱼亭下喀纳斯河以西的区域，形成喀纳斯新村。此次搬迁过程中，原有的126户人家中53户搬迁到新村，38户留在老村，19户迁往自己新选择的定居点，其余16户搬迁到禾木村或白哈巴村［15］。现在的喀纳斯新村和老村之间相距约4公里，有旅游区间车相连通。两村面积之和约3平方公里，至2009年底全村人口238户、787人。其中，蒙古族图瓦人666人，占全体村民的85%，哈萨克族97人，回族20人，汉族3人①。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喀纳斯村具有独特的图瓦民族风情、特色小木屋建筑和民族风味饮食，成为了旅游区内对游客有较大吸引力的旅游资源之一。

2．喀纳斯村旅游商业化表征。喀纳斯图瓦人社区目前主要的商业形式为民族家访、旅游纪念品店、超市、马匹租赁及纪念品摊位经营等。民族家访。民族家访是喀纳斯村村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方式之一，拉动了部分村民就业，是融合民居参观、服饰及歌舞欣赏、民族饮食品尝以及民俗体验为一体的社区旅游形式。这种舞台化、表演化的产品成为团队游客最常参与的文化娱乐项目之一。超市。在喀纳斯新村和老村，分布有约十家超市，面积大的三十多平方米，面积小的仅十几平方米。超市主要针对本地村民及景区内的务工人员，针对村民的超市营业时间一般为全年，另外一些则仅在喀纳斯景区开放的时间段内营业②。超市内售卖的多是油、盐、酱、醋、蔬菜、烟、酒等基本生活用品，较大的超市还卖衣服、鞋帽，并提供手机话费充值服务。旅游纪念品店。旅游纪念品店主要分布在游客经常逗留的老村。在喀纳斯老村游客来往较频繁的公路两旁，分布有芒达勒西、大红鱼、奇石缘等6家旅游纪念品店③，售卖的纪念品一部分是从阿勒泰或乌鲁木齐进货回来的标准化商品如手链、手机挂坠等。另一部分则是喀纳斯当地及周边区域的特产，如羊皮、奶酒、禾木蜂蜜、马鞍、哈萨克绣毯、戈壁玉石等。马匹租赁。牧民出租马匹给游客在喀纳斯村较为常见，每户村民可在有剩余劳动力时，带上1－2匹马参与马匹租赁。这种社区参与旅游的方式虽耗费一定的人力、畜力和时间，但对于缺乏参与资本和能力的大多数牧民来说却可以直接带来现金收入。纪念品摊位。在新村停车场、喀纳斯湖边平台上、神仙湾的斜坡上分布有村民及周边乡民们的摊位，出售松子、酸奶、奶疙瘩、羊皮及方便面、帽子、水、披肩等游客较常用的物品。酒吧。酒吧主要分布在新村，约3－4家，少数小餐馆在晚上也充当酒吧角色。游客、村民都会光顾，主要售卖啤酒及花生等小食。家庭旅馆和餐馆。虽然景区管委会已经在2005年禁止喀纳斯村的村民从事家庭旅馆和餐饮接待服务，但由于市场需求的刺激，仍有部分村民利用自家民房经营家庭旅馆，也有少部分村民出租民房给外来经营者经营餐馆或家庭旅馆。餐饮供给包括揪片子、大盘鸡、烤羊肉等新疆特色食品。住宿设施相对简单，大多为多人间，床铺密度大，仅部分房间提供电视。

3．社区参与旅游及旅游商业化历程。社区旅游商业化过程与社区旅游参与相伴而生。为便于厘清社区参与旅游及旅游商业化历程，本文将社区参与旅游及旅游商业化过程大致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进行分析。第一阶段(1980—1986年)，未参与时的非商业化期。此阶段村民并没有参与到旅游中来，此时喀纳斯村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旅游景区，到喀纳斯来的外地人其主要目的并不是以旅游观光为目的，喀纳斯村的主要经济产业以狩猎游牧为主，同时伴有少量的农业、养殖业，没有针对旅游的商业。第二阶段(1986—1996年)，个别参与的低度商业化期。此时为喀纳斯旅游发展早期，村内旅游接待为政府主导型，设施比较少且大多简陋，层次较低。在旅游旺季，餐馆旅馆等接待设施常常供不应求。此阶段，极个别村民开始自行开发家庭旅馆和餐馆，也有具有远见的外来经营户进入并开展旅游经营活动。总体而言，参与旅游经营的社区居民极少，旅游商业化处于萌芽阶段。第三阶段(1996—2006年)，无序参与的过度商业化期。此阶段为国内旅游市场快速发展的时期，喀纳斯景区的游客量也呈现出“井喷式”增长。为满足游客需要，政府鼓励全社会大办旅游业。社区居民开始参与到经营家庭旅馆、民族风味餐馆或者家访等旅游商业活动中。由于旅游较传统畜牧业能取得更多更稳定的经济收入，村民参与旅游积极性较高，形成了“家家都有旅店、餐厅”(受访者语)的情况。后来部分村民因自己经营效益不好，就在每年5月至9月的旅游季节将自家的房屋出租(售)给外来的经营户，获取租金，自己则继续从事传统的牧业。到2005年底，新老村共有130户人家将自家房屋出租给外来经营户①。

此阶段喀纳斯村中小餐馆、小旅馆林立，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游客量快速增长带来的需求压力，但也带来了社区的无序参与和景区的过度商业化。第四阶段(2006年至今)，限制参与的商业化控制期。这一阶段，阿勒泰地委、行署根据《大喀纳斯旅游总体规划》，对景区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于2006年7月正式成立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与喀纳斯部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实行“一套机构，两块牌子”的管理模式，并赋予该管委会“景区政府”的所有权限。之后喀纳斯景区管委会着手对喀纳斯村过度商业化进行整治，禁止喀纳斯村开展家庭旅馆和餐饮接待服务。期间关停经营房屋153户，拆除床位3490张，绝大部分从事旅游住宿、旅游餐饮的外来经营户离开喀纳斯村，到贾登峪接待中心继续开展旅游住宿、餐饮等经营活动。这一阶段，喀纳斯村内旅游商业大幅减少。至2009年，新老村仅极少数村民自主经营或出租房屋给他人经营家庭旅馆和餐馆;老村沿线分布家访、超市、旅游纪念品店共20家左右;新村公路沿线及停车场附近分布十几个摊位和少数几家小餐馆、超市和酒吧;湖边平台上和神仙湾等地也建立起有序的固定摊位。至此，喀纳斯社区商业化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下文将对喀纳斯社区的商业化治理措施和效果予以进一步分析。

二、喀纳斯村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

1．政府对喀纳斯社区旅游商业化的治理措施。喀纳斯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是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主导展开的。为了控制下湖口区生态环境、旅游发展秩序及服务水平，保证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从2006年起，喀纳斯管委会实施了一系列治理措施。首先，提出了近期内禁止喀纳斯村村民从事家庭旅馆和餐饮接待服务，也禁止出租房屋给外来经营者做家庭旅馆和餐饮接待。管委会在积极使用强力行政治理这根“大棒”来对喀纳斯村进行治理外，还加上“胡萝卜”———房屋补贴，来弥补喀纳斯村牧民因不能出租房屋或者餐饮接待而失去的收入。该补贴方案是对喀纳斯新村和老村中此前从事房屋租赁的牧民进行的经济补偿。其补偿期限为2006年到2010年，总额为220万元，主要参照牧民原出租房屋的收入高低及房屋大小等标准分年进行补偿。同时，管委会还定期到喀纳斯村村民家中进行检查，一旦发现私自接待游客者，管委会人员会将游客劝走，并对村民进行批评教育，如果多次进行批评教育仍然不改的，则对该村民当年的房屋补贴进行一定的扣除。但由于仍有不少游客希望能跟喀纳斯湖有亲密接触而愿意选择住在紧邻下湖口的村中，近些年开始有村民违规经营或出租房屋经营家庭旅馆。这也成为当前政府管制的一个难点。其次，为了防止经营家访者之间内部削价等恶性竞争，管委会对家访的数量进行控制，经营家访者需要提前向管委会提交申请，经审核批准后才能经营。同时，在管委会的倡议下，由村民自行组织成立马队，并选出村民做马队长，负责马队的管理工作。马匹租赁服务和管理逐渐规范化、制度化。此外，村委向在景区内摆摊售卖纪念品的村民收取一定费用，并用这些费用在湖边平台和其他区域修建少量固定摊位给村民售卖奶疙瘩、酸奶、遮阳帽、披风等给游客。

2．喀纳斯旅游商业化社区治理的效果及困境。以管委会为主体对喀纳斯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有一定效果，却也面临一些问题。从家访经营治理来看，经营户数得以控制。老村家访维持在10家左右，但家访仍以外来经营者为主，竞争激烈，高额回扣使得经营者收益微薄;且家访中本地人参与较少，一些社区居民对当前村内的家访及其族群文化的真实性存在意见和看法。从马匹租赁治理来看，马队的成立规范了马匹租赁服务，居民参与经营的积极性普遍较高。马匹租赁成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中较为普遍的一种方式。从商店和纪念品摊位治理来看，商业及商品经营空间及产品范围得以控制。村民们都积极利用旅游纪念品摊位获得经济收益。但也有因不符合经营空间和范围规定的经营受到管制，这类经营者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对家庭旅馆和餐馆经营的管制是当前政府旅游商业化治理中最大的难点。一些村民对房屋补贴政策存在看法，如补贴金额多少的问题:2005年村民通过房屋租赁取得的收入就有305．38万元，高于220万元的补贴，不少村民认为补贴远远少于租赁房屋收入①;也有村民认为房屋补贴的发放和管理存在不合理的情况②。而针对“禁止喀纳斯村经营家庭旅馆和餐馆”这一规定，喀纳斯村民的反应并非只是停留口头，他们尝试通过上访、向人大代表反映等方式来迫使管委会取消规定，并于2007年将自己的意见通过政协委员别田•夏哈拜在自治区政协大会上提出，要求政府准许本地人参与旅游，最终该提案由阿勒泰地区行署办公室作出回应。总之，禁止村民从事旅游住宿接待的规定，使得喀纳斯本地牧民对当下的旅游开发政策具有一定的抵触情绪，这种抵触情绪又影响着当今旅游管理政策在基层的实施。目前，部分存在抵触情绪的村民甚至暗地经营或出租房屋让他人经营家庭旅馆或餐馆，与管委会进行“住宿”游击战，在政府开展的专项检查中冲突也偶有发生。总体来看，喀纳斯旅游商业化的治理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喀纳斯村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效果不尽如人意，原因何在?

3．旅游商业化治理成效不足的原因。社区治理通常意义上指的是一种有共同的目标支持的社区公共事务方面的活动或管理机制［16］。社区治理强调的是公共事务和多元主体的参与，社区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社区组织、社区公民等，社区治理的客体是社区公共事务［17］。喀纳斯社区治理出现的问题，原因主要集中于事后治理导致的收益落差与难以弥合的心理差距、治理协商沟通机制缺乏、公共利益基础不扎实、公共事务的公众参与性不足以及社区共同目标的缺失。

(1)缺乏事前治理，事后商业化治理难以弥合社区在治理前后的旅游收益落差。喀纳斯社区商业化治理是典型的事后治理。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喀纳斯村的游客量持续增长，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大量投资旅游接待服务设施建设，村民也自行参与到旅游开发中来，到90年代末开始进入旅游大发展时期，社区旅游也进入了商业化阶段。直到2006年前后，在统一规划的指导下管理部门开始对社区旅游商业化有所意识并进行整治。但旅游大发展期，外来资本的大量进入使得村民获益颇多，并导致了居民对旅游收入的过高期望，即使未参与餐饮、住宿的居民也觉得钱“来得容易”。因此，当管理部门出台商业化治理措施，并通过强力行政手段推行如“住宿、餐饮禁令”等时，导致一些居民家庭收入大幅减少，引发他们的不满。虽然管委会也试图通过房屋补贴的形式给村民进行补偿，以缓和村民对这一规定的对抗，但如前所述，目前村民对房屋补贴金额和发放渠道及方式均存在一定看法。原本旅游收益较高的村民在村中有更多的话语权，这使得不满情绪在社区内更容易扩散。地方政府对喀纳斯旅游区的管制措施对喀纳斯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长远的战略意义，有利于旅游景区的规范化运作。但是，由于政府前期干预缺失，直至不规范经营广泛存在的情况下才实施社区旅游管制政策，引发村民对治理的抵制。不少村民认为管制政策“剥夺了村民获取旅游收益”的权利，部分村民认为:“自从不允许家里接待游客后，收入就大幅度减少了”，并“希望管委会允许我们接待游客住宿”。社区主体看着眼前的经济利益，而地方政府为长远发展而进行管制，两者之间缺乏社区治理的“共同利益”。

(2)社区治理主体协商机制缺失，各主体的意见不能及时沟通。由于不少村民经济利益在旅游管理部门一系列商业化治理措施之下缩减，他们开始渴望掌握社区发展的决策权，希望有机会参与制定“游戏规则”［18］，能对社区重大事务行使决策权和管理权。但社区与旅游管理部门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与渠道，如喀纳斯村就缺少民族语言与汉语对照的公共政策宣传栏，大量的消息通过个体口口相传，其中很难避免信息的漏损和变异。而旅游旺季管理部门工作压力大，其投入社区治理与沟通的人力不足，导致社区与管理部门之间产生隔阂。由于自身及外部的种种因素，致使基层村民对旅游开发的意见难以反馈到决策层，社区难以充分参与旅游决策和管理过程中。当社区居民认为其参与旅游及受益的机会受到限制，他们就会对社区治理相关措施产生抵制情绪。如果没有合适的协商机制对其意见进行传导及处理，则很容易引发村民对直属政府层的不信任，并有可能产生越级“维权”行动。喀纳斯村民对政府管制措施表示不满，在其意见不能得到地方旅游管理部门有效的反馈和解决的情况下，向新疆政协递交《关于要求布尔津县喀纳斯本地图瓦人和哈萨克族人参加到旅游事业中展示本民族民俗风情开毡》提议，明确提出:反对管委会“不准图瓦人和哈萨克族人开毡房接待游客”，要求恢复牧民经营餐饮旅馆接待设施。他们强调，“我们只是想接待游客赚点钱，已经反映过很多遍，但还是不允许”，“没有途径表达自己的意见，希望有人能帮我们老百姓说话”。原本为缓解下湖口区生态压力和保证景区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措施及执行治理措施的管理部门被贴上“忽略社区民意”的标签，而村民们对“参与旅游权利”的定义，对已有的“租赁马匹、特色纪念品店、摊位及补贴”等多元收益方式避开不谈，仅聚焦于经营或出租房屋人经营餐饮和住宿，使得旅游管理部门和社区的矛盾凸显，旅游商业化的治理基础不牢，也面临更大阻力，政府管制成本大幅提升，旅游商业化社区治理的效果也打了折扣。

(3)社区难以共担治理责任，无法为过度商业化负责。旅游地的现代生活与传统建筑保护近年来受到学界较多讨论。喀纳斯村传统图瓦民居在旅游商业化发展下从格局到内部装饰都发生很多改变，而旅游发展为当地带来的经济收益也使得现代化更有条件嵌入到传统的图瓦村落中，这使得村民更看重经济利益，因此在享受现代生活和开展餐饮住宿方面，更多村民首先考虑的是自己能否过得舒适、经济收益是否能提高，但很少有村民会考虑这是否影响了村落的吸引力及景区的长远发展。对村民而言，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了旅游商业化带来的经济收益，经济收益成为给村民带来“美好现代生活”的重要保障，也因此对政府出台的某些限制过度商业化的治理政策存在抵触情绪。对大多数村民而言，当前低层次的参与能力使得他们多关注自我的经济利益，而往往缺乏对社区共同利益的关照。而以管委会为代表的旅游管理者则更加注重于村落传统和环境的保护。政府一方面通过出台政策禁止村内大范围经营餐饮和住宿，以保护村落建筑景观和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对承载社区传统文化的家访项目及民族特色节庆活动(如敖包节、喀纳斯冰雪风情旅游节)进行扶持和挖掘。前者是对喀纳斯村商业化的整治，其实施后，村内住宿和餐饮等商业设施数量大幅减少，村内过度商业化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但却对村民的经济收入产生直接影响。而后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村民增加了商机，但其带给村民的直接经济收益却远小于前者。由上可见，村民对现代生活方式和经济利益的追求与旅游开发者对村落传统元素的保留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两种立场在喀纳斯村社区旅游开发中互相交织，不断抗衡。社区治理中仍未形成针对区域旅游发展的公共目标，各主体也没有对此达成一致，而相对统一的社区发展目标的权责也未制度化，旅游商业化治理的合法性没有完全建立，“谁为旅游商业化负责”也成为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旅游商业化治理过程中责任意识和共同目标缺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各措施的实施进程和效果。

三、结论与讨论

1．结论。社区治理是一个由社区范围内的不同公私行为主体，依据正式的强制性法规以及非正式的、人们愿意遵从的规范约定，通过协商谈判、资源交换［16］、协调互动，共同对涉及社区居民利益的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管理，从而增强社区凝聚力、提高社区自制能力、增进社区成员福利、推进社区经济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从喀纳斯旅游商业化治理的案例分析可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喀纳斯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是政府主导型的社区治理———以管委会为主导，社区居民主体缺位。管委会及在其领导下的基层组织实施的一系列旅游商业化治理措施直接引导并限制了社区参与旅游的方式与内容。(2)喀纳斯旅游商业化治理取得一定效果，但也存在诸多问题。管委会主导对喀纳斯旅游商业化进行治理，采取清理喀纳斯村内家庭旅馆/餐馆、成立马队、规范家访、设立旅游纪念品摊点、对旅游纪念品商店等进行监管等一系列旅游商业化治理措施，对喀纳斯村的商业化起到一定的控制和规范作用。但喀纳斯政府对已旅游商业化并广泛参与旅游的喀纳斯村的社区治理也引起社区对政府的敌意或者反抗，导致旅游商业化社区治理面临困境。(3)引起喀纳斯旅游商业化社区治理困境的原因主要为预先治理方案的缺失、沟通协商机制不健全、公共事务的公众参与性不足以及社区共同目标的缺失。喀纳斯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中没有实现预先治理，而后期难以完全兼顾社区的经济诉求，导致社区居民产生抵触情绪;喀纳斯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仍体现着中国式的“管制”特色，是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社区居民等主体参与性低，影响社区“治理”的合法性;喀纳斯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缺少主体间的协商机制与平台，社区偏重个体的经济利益诉求而使社区治理没有合作的基础，极大影响了社区治理的效果;此外，旅游发展和商业化治理中各利益主体立场不同，责任意识和共同目标缺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各社区治理措施的实施进程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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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落实科学发展观，动员和联合社区方面力量齐抓共管，构建烟草专卖管理网络化、市场化和社区管理体系，形成“社区引导、行业自律、诚信管理、文明兴商、综合监管”的运作模式，净化和规范社区烟草市场，促进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最终达到社会、行业、经营者、消费者“四满意”。

二、组织领导

为切实加强我县烟草专卖社区化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县里成立了以县人民政府县长助理贾秋林任组长的奉新县烟草专卖社区化管理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县烟草专卖局），具体负责日常工作。

三、工作重点和目标

（一）加强烟草专卖法律法规的宣传，向烟草零售户普及烟草专卖法律法规知识，为依法行政、诚信守法、文明经商营造良好的法制氛围。

（二）烟草、公安、工商等职能部门密切配合、联合执法、综合监管，规范卷烟市场经营秩序，实现无假冒卷烟、无走私卷烟、无非法渠道卷烟、无无证经营行为的“四无”烟草专卖社区化管理工作目标。烟草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强化执法为民、文明执法意识，切实为卷烟零售户提供优质服务，确保其合理利润。

（三）各乡镇场和县社区协调办组织牵头。对照各卷烟零售户与各“诚信自律小组”签订的自律协议，定期开展自查自纠。检查，落实明码标价、诚信经营、规范烟草专卖社区化管理，营造公平、公正、竞争有序的市场经营环境，烟草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和依靠社区力量优化零售户合理布局，方便群众消费，要动员群众积极举报烟草违法违规行为。

（四）成立工商、烟草、社区三级联动机制，组织群众广泛开展“千家万户共铸诚信”活动，公开评选出卷烟零售“诚信示范户”，并实行统一挂牌，动态管理。同时，发挥示范户带头作用，营造诚信、守法的社区卷烟专卖经营环境。

四、管理体系和工作职责

（一）管理体系

1、县烟草专卖社区化管理领导小组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定期或不定期对卷烟专卖社区化管理所涉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和协调，其下设办公室对相关具体工作进行组织、落实。

2、小组办公室要制定阶段性工作计划，组织联合执法、负责具体工作的实施。

3、县烟草专卖局巡查员与社区信息员负责社区卷烟市场的日常监管工作，建立零售户档案，做好工作记录和信息反馈记录，对社区卷烟零售户实行诚信等级管理，提供差异化服务。

（二）工作职责

1、县烟草专卖局

大力宣传烟草专卖法律法规，开展“双向诚信活动”，会同工商、公安等部门打击违法经营行为，整治和规范烟草市场。

2、乡镇场和县社区协调办

协同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做好烟草专卖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发动社区群众积极参与各项活动，协同工商、公安、烟草等部门开展工作。

3、县公安局

会同烟草、工商等部门开展打击制售假冒和非法经营卷烟的专项行动，制止社区内涉烟违法犯罪活动。

4、县工商局

整顿和规范烟草市场流通秩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对经营卷烟销售业务的商店、个体户进行经常性的检查，依法取缔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擅自经营卷烟零售业务的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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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成立于2008年9月，辖区内行业场所众多，

治安状况复杂，为了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勤务工作模式，该所在充分酝酿调研的基础上，于今年2月中旬开始，正式启动以社区民警专职化为主要内容的社区警务建设，在全局率先实行了责任区民警“一区一警”工作制。

实行“一区一警”后，为了确保社区民警能真正沉下去做好责任区工作，以取得预期的工作成效，该所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规范、完善和保障：一是明确社区民警工作职责。规定社区民警的主要工作阵地就是社区警务室，并着重做好五项工作：社区安全防范网络的组织、联络，治安管理的服务与检查，社情民意的收集、上报，协助社区（村）调处矛盾纠纷及配合刑事民警开展案件线索的调查，为社区群众排忧解难。二是明确内部保安跟班制和社区民警日常工作联勤制。按每名社区民警配备一名内部保安进行配置，不足部分从社区保安队伍选调，在此基础上，规定相邻的两个社区民警实行日常工作联勤，相互配合。三是明确民警下社区的工作时间和相关要求。规定每个社区民警一周确保有三天能到社区工作，社区民警到社区工作时必须先到社区警务室和社区居委会报到并定期召开社区民警工作交流会。另外，所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要经常到社区实地查访了解民警的工作情况和见警率、群众满意度等情况。四是明确值班接处警等日常工作运转机制。派出所值班分五班轮转，采用接处警主、副班制和办案坐堂制，并以班为单位，每个民警轮流负责接警、巡逻、办案。

实行社区民警专职化后，*派出所在以下五个方面有了明显的提高：

一是民警的办案能力和积极性明显提高。通过加强业务培训、专题辅导和严肃工作纪律要求，该所民警的思想认识逐步统一，接处警业务能力不断提高，现该所110接处警工作已基本达到了专职接处警水平。同时，以前的专职接处警民警调到社区民警岗位后，学习办案的欲望得到了满足，有了更加多的锻炼机会，工作积极性得到了激发。

二是社区民警与社区干部的工作协调性增强了，干部群众的见警率明显提高。社区干部普遍反映现在有民警经常在社区，遇到工作有难处时，找人方便了，社区民警与社区干部商量工作的机会增多了，工作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密起来。今年6月，市政协委员到*派出所调研社会治安巡防工作时，对*派出所的社区警务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三是社区民警组织社会力量参与安全防范，群防群治工作成效明显提高。以前由于责任区比较大，民警只能应付一些面上的工作，很难有精力静下心来考虑基础防范工作。实行“一区一警”后，社区民警实际管辖的实有人口、场所、内部单位等有较大幅度的减少，使民警可以腾出一定的精力组织协调社会力量参与安全防范。数据表明，今年上半年该所辖区内刑事发案比去年下半年下降了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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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目标把握内涵

农村服务社区化，核心是服务，关键是管理，根本目的是保障广大农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长治市农村服务社区化的目标和内涵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保障农村可以享受到像城市社区一样快捷高效、周到全面的服务。具体包括：村民办事便利、网络广电通畅、文体设施健全、社会保障无忧、医疗站所联网、垃圾处置及时、集市交易方便、服务网点便利、中小超市惠民、公交联通集镇等等。实现这些目标，需要适应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趋势，通过加强宣传，把城市社区服务理念引入农村，教育引导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树立社区理念，营造“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的氛围。同时，结合政府职能转变，建立农村社区服务中心，使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延伸，构建社区化服务体系。

探索建立政府公共服务、村民自我服务与市场化商业服务相结合的社区服务体系。结合新农村建设，协调涉农部门、结对帮扶单位等，使各种社会资源向基层倾斜、向农村倾斜、向困难群众倾斜，将救助低保、计生医疗、文体教育、治安环保、便民服务等政府公共服务、市场化服务延伸到农村社区，探索建立政府公共服务、村民自我服务与市场化商业服务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社区服务体系，为群众提供全方位、多渠道的服务。

发挥农村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发挥村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改善基础设施，弘扬文明新风，带领农民积极参与农村社区建设，共同建设自己美好的家园。以建立党员服务中心、服务站、服务网点和民情接待室为载体，以党员为主体，以富民、便民、亲民、安民为目标，广泛开展党员示范工程、党员创业基地、党员联户、党员承诺、结对帮扶、无职党员设岗定职等主题实践活动，通过党员服务群众的具体行动来体现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农村各项工作的开展。

强化措施健全机制

农村服务社区化是一项创新的工作，事关广大农民切身利益。为了有效推进这项工作，长治市着力在强化措施、建章立制、加大投入上下功夫。

立足实际，科学谋划。把农村服务社区化与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紧密结合起来，按照因地制宜、注重实际、分类指导、科学谋划的原则加以推进，不搞一刀切。对于靠近城市和城镇的中心村，引进城市社区建设的做法，推进城镇化；对于相对偏远的农村，在农民居住相对集中的中心村或者自然村落逐步引进城市社区化管理服务方式，提高村级综合管理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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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联合国早在1948年就提出了“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发展”的理念，并在1951年通过了专门的议案，确定

了“社区发展计划”，1955年还通过了《通过社区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报告》。这些决议和报告认为，只有开展全面的地方建设运动，以基层社区为单位，由政府的有关机构同社区内部的民间团体、合作组织、互动组织等通过合作，发动居民自发地投身于社区建设，才能使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使经济有较大的发展。国际社会很早就将社区建设视为社会现代化的基础工程。

首先，社区组织是一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组织方式。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城镇，政企分开和企业内部的改革使过去企业办社会、办行政和办福利的状况得以改变，职工从原来的“单位人”逐渐变成了“社会人”。在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加速了农民的自由流动，许多农民离开了土地成为了“城里人”。这就迫切需要新的社会组织来承担过去由单位或村庄行使的社会职能。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社区作为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重要活动场所，可以通过一定的组织方式和规则体系实现对社区人员的行为控制、思想教育和社会保障等职责，以实现社会的有机整合。

其次，社区发展是政治民主化的基础。社区组织是与民主政治相一致的社会组织方式，对于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社区组织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化服务组织，服务社区内的人员是其主要职能。社区组织与社区内人员之间的关系不是控制，而是服务。社区组织通过对人们共同生活的公共空间和公共事务的管理，以实现社区发展的共同目标，追求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这就与传统的社会组织主要是控制组织参与者个人的自主行为有了本质性的区别。社区组织的发育和发展，实际上意味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变。现代国家体制的发展方向是从“政治国家”向“国家社会”转变。也就是说，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国家将逐步从社会的决定者转变为社会的维护者。这种转变要求有充分发达的社会组织的存在。而在所有的社会组织之中，社区组织是最基本和最普遍的。从这种意义上说，社区参与就是社区成员对社区责任的分担和成果的共享，社区参与程度是衡量社区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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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是城市广大群众工作、居住和生活的重要场所，是城市社会稳定的基础和关键部位，其建设和发展与法治的关系日益密切，社区法治化已成为摆在司法行政人员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2001年，和司法部等国家9部委颁布了“四进社区”的意见，“法律进社区”放在了社区法治化的重要日程。南京市白下区司法局作为区委、区政府主管“法律进社区”的职能部门，进行了初步的实践，并对实现社区法治化作了有益的探索。

一、法律进社区，是社区法治化的客观要求

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国家对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一般是通过隶属关系管理，国家对居民的管理，一般是通过单位实现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许多企事业单位成为“无主管”，单位和居民的社会需求和生活需求主要通过社区得以满足。社区与单位和居民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如何处理好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需要法律来明确，依法规范各方面的社会行为，“法律进社区”顺应了这一客观要求。

维护社区稳定，需要法律进社区。居民是社区的主体，也是社区法治的主体，居民稳定社区就稳定。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对法律需求的不断增强，居民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也不断增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居民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相互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人们遇到更多的社会、经济、法律等问题，社区成为纠纷矛盾相对集中的敏感地。例如在社区内占用公共绿地的纠纷、建筑物影响居民采光通风的纠纷、物业管理与业主的纠纷、遗产继承和赡养纠纷，等等，这些纠纷与过去相比，具有复杂性、难调性、易激化性等特点，仅仅依靠说服教育、行政手段远远不够，还必须依靠法律手段，化解矛盾，促进稳定。

实现社区有序管理，需要法律进社区。随着城市管理中心的下移，社区作为辖区基层管理的载体，管理任务越来越重，首先是社区成员自治事务管理，如治安、环境、物业、人口、生活等等，还担负着一定的行政工作的管理，如计划生育、流动人口、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等等。各种社会问题使社区管理职能加大，要想管理好，必需步入法治化轨道。

促进社区健康发展，需要法律进社区。社区是城市居民和单位居住、生活及工作的重要场所。它要围绕满足人们高质量的生活需求和生活发展为出发点，进行全面发展，包括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文化、社区教育、社区卫生、社区治安等，致力于形成安全的社区治安秩序、团结和谐的人际关系、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舒适优雅的环境、规范有序的管理等。要使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有序运作，需要法律进社区，通过社区法治可以发挥其教育、规范、引导、惩诫功能，依法保障社区健康发展。

二、法律进社区，是社区法治化的初步实践

社区法治化建设必须从基础抓起，法律进社区是社区法治化的一项基础工作，它适应社区单位和居民的法律需求。近年来，白下区在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以司法行政部门为主导，在各街道办事处的密切配合下，通过组建工作网络、构筑工作平台、建立志愿者队伍，提供便捷法律服务，有效地缓解社会矛盾，保障社区秩序稳定，从而使城区社会稳定。

组建工作网络，保障法律进社区有序开展。法律进社区，其主要内容是：对社区成员进行普法教育和法制宣传，为社区成员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依法调处社区民事纠纷，开展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帮助社区成员开展诉讼等等，要使这些内容落到实处，必须有相应的工作网络。白下区司法局本着从社区实际出发，在社区组建了四个方面的工作网络：一是民调工作网络。利用社区居委会原有“人民调解委员会”和驻社区单位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从事依法调解民事纠纷工作。二是法制宣传网络。在社区成立了普法学校和设立法制宣传员，开展普法教育和法治宣传。三是法律咨询网络。在社区设立法律咨询窗口，组织法律工作者定期或不定期为社区成员提供义务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开展公益性的诉讼。四是安置帮教工作网络。这些工作网络的组建，保障了法律进社区工作落到实处。如社区安置帮教工作网络的建立，有效推进了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全区60个社区有一千多名安置帮教工作志愿者，他们组成500多个帮教小组，对全区近千名回归人员进行帮教，取得了显著效果。近两年来，白下区刑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率仅2.7%，低于全省3.3个百分点，今年白下区人民政府被省综治委评为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先进集体。

整合社区资源，保证法律进社区健康发展。法律进社区，最终目的是为了建设法治社区，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使法律进社区工作健康发展，必须解决法律服务人员的来源问题。白下区通过整合社区法律资源，组建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包括政法系统的干部、律师、公证人员、基层法律工作者以及其他社会志愿者，如“政法系统离退休干部志愿者”、“法律系大学生志愿者”、“红灯笼志愿者”等，引导他们自觉参与法律进社区工作，参与社区法治化建设。目前，该区有一千多名志愿者活跃在各个社区，分别担任法制宣传员、义务调解员等。通过法律讲师团、社区普法学校、市民广场等形式不定期应社区成员需求授课和开展法律咨询活动。广大居民切身感受到法律就在自己身边。该区建康路街道把驻街的几家律师事务所和法律服务所与街道五家社区居委会结成对子，由社区提供工作平台，由法律工作者定期或不定期到社区为社区成员开展法制宣传、法律咨询、调解民间纠纷、相关诉讼等，这种充分利用社区法律资源的方法，为法律进社区工作，注入了活力，增强了生命力。这个街道的建康新村社区还组织“红灯笼志愿者”，进行法律宣传和维护社区治安。社区居民普遍反映：法律进社区给他们带来了“依法自治”的观念。

形式灵活多样，促进法律进社区深入开展。法律进社区，是向社区成员灌输法律精神和法治观念。社区成员文化水平的差异、职业的不同等等，对普法宣传的接受程度和法律服务的要求各不相同，这就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白下区在法律进社区的形式上，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灵活多样，受益匪浅。如在普法宣传上，在社区建立宣传栏，采用漫画、问答式进行宣传，并在有条件的社区成立了“普法学校”，有针对性地为社区成员讲授《人生与计划生育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和《江苏省城市房屋拆迁条例》等，今年，区人代会换届选举前，区司法局专门印制一批选举图板送到社区，深受社区成员欢迎。针对一些社区老城改造拆迁任务重，就组织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到社区广场，直接为社区成员提供拆迁方面的法律咨询。去年以来，先后在西华门、瑞金路、月牙湖、光华路等市民广场举办法律咨询活动。有些社区成员因工作需要，寻求法律服务白天时间有困难，社区采取制作“法律服务联系卡”的形式，在“卡”上印刷法律工作者的姓名、电话、服务内容，全区印制卡片近万张发致居民和法人单位。以便社区成员根据自己的时间与法律工作者联系，获得需要服务的内容。有的社区还把普法内容编排成文艺节目向社区成员宣传。这些灵活多样的形式，深受社区成员的欢迎，有效地促进了法律进社区工作深入开展。

三、实现社区法治化必须提高法律进社区的层次和水平

法律进社区在白下区刚刚起步，就一年多的实践而言，还有许多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法律进社区工作要进一步拓宽领域，提高层次和水平，为社区提供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服务，促进依法行政和依法管理，使社区建设的方方面面都纳入法治化轨道，实现社区法治化。

一是各阶层形成共识。要明确法律进社区最终是为实现社区法治化。要从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把实现社区法治化作为社区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措施。要贯彻依法治市的方略，营造城市社区法治环境，以规范社区管理和保障社区稳定为宗旨，以法制宣传教育和法律服务为切入点，以提高社区成员法律素质为核心，促进社区发展的法制化。

社区化范文篇9

一、组织体系网格化。社区资源其实很丰富，可以利用的因素很多，关键是如何把这些资源优化组合起来，达到功能作用有效发挥的最大化。通过网格化管理就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通过改革管理办法，网格划分社区管理，实现了社区内各种资源的有效整合。

一是党的领导由内向外，内外齐抓。为了实行网格化需要，我们将街道党委转变为党工委，作为区委在街道的工作机构，虽然看似名上变化，但工作内涵上却扩大了，党工委不仅要管内，更重要的是发挥好辖区内所有党组织、所有党员的领导作用、协调作用，并层层片片建立起党组织网络，实现辖区内党的工作全覆盖。在各社区居委会建立党支部（总支部），社区党支部在各小区建立小区党支部，小区党支部再以楼幢为单位建立党小组，目前，15个社区党总支部（党委）、17个小区党支部、22个双新党支部、117个党小组组成的党组织网格化体系，覆盖了全辖区。与此同时建立党建工作联席会，街道和各社区普遍建立起党建工作联席会，吸收辖区内有关单位党组织参加，定期或不定期研究本街道(社区)党建工作情况，共同解决有关难题，通过党建工作联席会这一纽带把辖区各级各类党组织有效整合在一起。

二是居民自治由点到面，点面结合。以社区为单位调整管理区域，按社区要求组建社区居委会，社区居委会下设若干居民小组，居民小组再按楼幢(片区)分别设立楼长(片长)，这样形成了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居民小组、楼长四级组织网络。社区管理服务相应由居委会一个点扩展到小区、楼幢、居民户三个面，形成了以街道办事处为顶点，15个社区、113个居民小组、600多个楼长为分支组成的上下互动的有机结合体。

三是职能管理由上而下，上下联动。为适应城市管理需要，充实社区服务力量，今年3月份，亭湖区委在我们文峰街道开展了职能部门进社区试点工作，将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的城管、公安、工商、卫生、计生、劳动、民政、文化、环保、建设、房产、规划等11个职能部门进驻社区，按照“职能进社区、人员在社区、服务在社区”的要求，实现服务重心下移，管理职能下沉。为此，我们在街道成立了社区管理委员会，由街道办事处和各职能进社区的部门分管负责人共同组成，在此基础上管委会建立了正常例会制度，每10天集中会办一次，会办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建立了集中办公制度，每天有1-2名职能部门工作人员驻点值班；建立了问题销号制度，对居民反映的问题进行登帐，解决一个销号一个，对不能解决的加以督查通报，直至解决问题为止。在各社区，成立了社区管理服务小组，由街道领导班子成员中联系点科级干部任组长，社区居委会主任、有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为成员，每周五集中办理，集中会办、汇报一次，集中研究矛盾和问题。在各居民小区、楼幢、路段，聘请了158名信息员及社区志愿者，定期、不定期向社区管理小组、社区管理委员会上报城市管理、居民生活等方面信息，同时也作为城市管理工作监督员，专门在有关部门办理问题上“找茬”。自开展职能部门进社区以来，信息员已经上报各种问题信息175条，目前已经办结64条，正在办理的75条，上报市有关部门处理或协调市有关方面处理的36条。

二、公共服务载体网格化。在城市管理和居民服务中，涉及问题面广量大，要求我们服务更加方便群众，更好实惠群众，切实有效地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为我们在街道建立了五大服务中心，各社区建立起一站式服务大厅，居民小区建立便民服务网点，实现公共服务平台的网格化。

首先，街道建立了五大服务中心。一是公共服务中心。在大庆路北侧拿出400平方米的门面房，投资100多万元，建成街道社区公共服务中心，将街道机关、驻区职能部门所有涉及为民服务的服务项目、行政执法全部纳入到这个平台中，实行“一口管理，内部协办”。“一口管理”，就是按行政执法、居民服务、经济服务三大类，分别设立功能区域，一个窗口受理；“内部协办”，就是对涉及需要内部协调的，由中心内部协办，免去群众多次重复奔波。另外，街道社区的公共资源，特别是人口信息资源，公安、计生、劳保、民政、工商等各自都有自己的资料库，各自都有完备的信息系统，这些信息资源相互间没有对接切入，形成互为封闭的格局，也使得公共资源的采集、处理、利用存在很大的浪费。我们通过公共服务信息平台的建设，在街道建立起综合信息服务系统，实现社区各类公共资源的共建共享。二是党员服务中心。开辟专门服务场所，为党员提供接转党员组织关系、党内资料查询、党务工作咨询、党员教育资料服务、党员求助热线服务、承办服务以及其他综合服务。三是卫生保健中心，街道建立医院(卫生院)，各社区建立卫生所，条件符合的社区设立便民门诊，形成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四是文体服务中心。将盐马路市场进行改造，将600平方米的场地和200平方米的房屋建立街道文体服务中心，内设图书室、阅览室、室、乒乓球室、演出台等，各社区包括有条件的小区也设立了图书室、阅览室、室、健身房等，每天在固定时间免费对外开放，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五是敬老保障中心。由街道出资建立起敬老养老中心，接受社区内困难老人、孤寡老人入住，提供日常生活服务。

三、行政执法机制网格化。街道办事处本身虽然没有执法机构，没有执法权，但涉及居民和辖区的行政执法部门、执法项目却较多，容易形成多头执法，重复执法，同时由于条线分工有交叉，有区别，又极易形成执法不到位，执法主体缺位。因此，我们结合职能部门进社区活动，整合执法资源，成立文峰街道综合执法大队。执法大队以市城管局文峰执法大队为主体，公安、卫生、工商、劳动、规划等执法部门共同参与，平时分散执法，根据工作需要进行集中执法；执法大队又以路段、小区划分成若干个执法小组，处理职责范围内的日常事务。执法部门由于有了地方行政部门的支持配合，也解决了执法环境的问题；另外，几个部门集合行动，可以实现“零容忍”，即所有看到的、碰到的问题都能解决，解决了执法主体不足的问题。执法大队建立后，先后组织了五次集中执法，其中拆除体西路违章搭建的9个大棚，并对新西门路、双元新村小区的“牛皮癣”进行了集中整治，使居民群众反映多年解决不了的问题一次行动就解决了，获得了社区居民的赞誉和好评。

四、社会治安网格化。平安江苏、法治江苏是省委、省政府提出并统一部署的行动，也是居民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按照社会治安网格化管理的要求，建立起“大综治”工作框架。

一是健全治安工作机构网格。街道成立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党工委书记任主任，专门成立了综治办公室，与公安派出所、街道司法所一道成为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机构。在各社区全部建立社会治安综治办、社区警务室，社区综治办由社区居委会专职副主任任主任、公安派出所向社区派出社区民警，进驻社区警务室，社区民警同时担任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在各居民小区、重点单位设立治安室，公安机关主要抓业务，物管公司、重点单位明确人员具体负责治安，共同维护责任范围内的社会治安。

二是实行治安工作属地管理。对涉及到治安安全的人口管理、流动人口管理以及安全生产、安全防范等全部实行属地管理，以块为主，条块结合，每条每块均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三是推动治安巡防体制改革。公安机关在文峰辖区进行了巡防体制改革试点，按网格化设置巡防力量。整合辖区内治安巡逻的5支队伍，即治安民警、交巡民警、武警、联防队员、义务防范员，把辖区按人口、地段等因素，统一整合形成覆盖全辖区的15个巡防小组，每个小组有1-2名警察(包括巡警、武警)，3-4名联防队员，负责辖区内24小时巡逻工作，各巡防小组负责各自区域内的治安防范、打击、接处警、矛盾调处、社会面控制等，实现问题发现在社区、解决在社区(小区、路段)。

当然，街道社区管理网格化是城市管理的革命，是社区服务创新的有益探索，我们虽然做了一些尝试，但是按网格化管理的要求，与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努力加以改进提升。下一阶段需要做的具体工作有：

一是提升信息利用水平。择准时机，将公安、计生、劳动、工商、民政、城管等部门的人口信息进行并网，统一采集信息，分散使用信息。

社区化范文篇10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结合我区社区工作的现状和发展需要，以信息技术为手段，整合各方资源，逐步建成集社区管理、社区服务和居民自治为一体的社区共享平台，实现社区事务管理和社区服务信息化。

二、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

（一）发展目标

通过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建起连接区、街道、社区的社区信息系统，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提供保障和支撑。到年底，实现街道、社区100%联网、100%建有门户网站，构建一体化的社区管理、社区服务和居民自治信息共享平台，基本形成“资源共享、协同服务、便民利民”的社区信息化发展格局。

（二）主要任务

1、建立社区管理信息平台

围绕社区业务和居民需求，结合社区管理服务内涵，统一规划建设社区综合数据库，建成涵盖公安、民政、保障、卫生、计生、司法等8条线的社区管理信息平台，实现区、街道、社区三级连接，全面支撑社区管理工作。

2、建立社区服务信息平台

利用市“12343民生万事通”五大平台（呼叫平台、网络平台、短信平台、传媒资讯、服务大厅），积极整合社会各类服务资源，免费为市民和服务单位提供对接服务，形成便利快捷、精准高效的民生服务网络体系。服务范围包括社会福利、民生服务、家庭服务、培训服务、维修服务、养老服务、医疗服务、物业管理、法律服务、社区导购、房屋租售、人才招聘等诸多方面。

3、建立社区服务门户网站

建设统一的社区门户网站，实现区、街道、社区三级一网式服务。网站主要包括社区简介、社会新闻、社区新闻、社区党建、社区教育、社区文化、居务公开、政策法规、志愿者服务、电子商务、互动交流、办事指南、通知公告等内容。社区管理信息平台和社区服务信息平台以社区门户网站为依托，互联互通，形成三位一体的社区信息化体系。

三、实施步骤

我区社区信息化建设工作，分三个阶段实施：

（一）统筹规划、系统开发阶段（年2月1日－3月31日）。研究区社区信息化建设方案，聘请专业团队研发社区综合信息平台系统软件，完成系统功能单体测试和整体性测试，开始进行社区信息数据采集工作。

（二）系统安装、协同应用阶段（年4月1日－4月30日）。完成社区综合信息平台系统硬件、软件安装工作，加强对管理人员、操作人员进行培训，推进社区管理信息平台试运行，实现资源共享、互联互通。

（三）完善提升、总结验收阶段（年5月1日－10月31日）。根据社区综合信息平台试运行情况，对系统软件进行完善提升，组织有关部门与开发公司进行联合验收，总结社区信息化建设经验。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分管副区长为组长，相关单位为成员的社区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社区信息化工作的领导协调。各相关部门、街道在社区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加强沟通，密切配合，精心组织，共同推进社区信息化建设。